中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比较研究分析

中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比较研究分析（精选8篇）

中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比较研究分析 篇1

中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比较研究分析

摘要：本文从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教育、师资培训等方面对比了中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状况，分析了中国基础信息化取得的成绩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总结了日本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有益经验，以期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从 20世纪末开始，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日本在教育信息化方面一直走在亚洲国家的前列，本文从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教育、师资培训等方面对日本和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寻找差距，吸取他人之有益经验，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一、基础设施建设比较

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在整个教育信息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曾先后于 1994、、、分别制定发展信息教育的具体目标和实施计划，使得本国中小学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和连接互联网的发展十分迅速。国家IT战略总部在201月提出的e-Japan战略中，对于教育信息化的具体目标是，到，在中小学要实现每5．4名学生一台计算机，所有的学校要实现宽带网络连接率和普通教室的LAN连接率达到100％。日本文部省的近期调查显示，截至209月，日本中小学平均每台教育用计算机对应的学生人数(生机比)为7．6台(为8．1台)：普通教室LAN的连接率为48．8％，宽带网络连续率为84％。虽然离预期的目标有较大差距，但是其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

我国也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部在 月14日发布的《关于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通知》中提出，全面启动中小学“校校通”工程，计划用5．的时间，使全国90％左右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截至底的统计，全国中小学拥有计算机584万台，比年底的367万台增加了近一倍，计算机的人均配比从底的121A．／台提高到20的35人／台。全国已初步建成中小学校园网26000多个，比2001年增长143％。在许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大城市，基础教育专网建设初见规模。，我国又实施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截止到年底，共建成7．8万余个教学光盘播放点，5．37万余个卫星教学接收点和7504个计算机教室。虽然成绩斐然，但是总体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城乡及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

二、信息技术教育比较

国际上对于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课程实施方式基本上分两种：一是开设信息技术科目 (以下简称“设科”)；二是将信息技术整合于其他学科教学之中(以下简称“整合”)。目前在日本小学阶段，没有独立“设科”；初中阶段，在“技术和家政”科目中设置“信息与计算机”模块，并强调“整合”；高中阶段，独立设置“信息”科目，并强调“整合”。对于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方面的讨论与改革一直在进行，197月，日本教育课程审议会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体系化信息教育的问题。2005年12月，日本信息教育开发协议会教育课程委员会(JADIE)、教育系统信息学会(JSISE)信息教育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教育的建议》的报告。该报告认为．日本的信息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在小学和初中，由于没有独立设置“信息”课程，所以没有进行系统性教学：在高中3年内修读的信息科目的学分仅占全部学分的2％，与其他科目相比非常少。为此，报告提出在小学(高年级)设置新教学科目“信息”，以培养信息运用能力，特别是培养信息道德；在初中设置新教学科目“信息”，系统性地培养以信息技术能力为基础的信息运用能力；整理并充实高中教学科目“信息”的教学内容．增加修读的学分数。

我国教育部在 年11月14日发布的《关于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通知》中提出，要在今后5．10年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必修课程，加快信息技术教育与其他课程的整合。据统计，全国有普通高中14907所，将信息技术列为必修课的高中学校比例已经达到92．15％，全国共有初中学校6．66万所，大中城市的初中将信息技术列为必修课的开课率达到65．32％；全国共有小学49．13万所，独立建制的小学将信息技术列为必修课的开课率达到10．33％(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20．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标志着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建设的开始。随着信息技术从小学到高中的逐步普遍地开设，义务教育阶段以学生信息技术教育“零起点”水平为前提的《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指导纲要》已经难以指导我国中小学的信息技术教育，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构建小学----初中----高中一贯设置的信息技术课程迫在眉睫。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分别为不同学段的学生设置分水平的培养目标和前后衔接的课程内容，适应不同发展需求学生的多样化信息技术课程开发。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大多数学校的信息技术设施主要用于开设信息技术课程，用于支持各学科教学还不普遍，尤其缺乏具有革新意义的信息化教学实践。传统的课程模式、评价制度、课堂教学结构给技术与课程有效整合造成许多实际困难。应该承认，“整合模式”也将会成为信息技术教育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学校应根据教师现有的信息技术水平，强调和鼓励其它学科任课教师尽可能认真负责地将信息技术整合到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去，使二者相辅相成，完成好信息技术教育的任务。

三、师资培训比较

日本为了保证中小学网络学习的高水平运作，十分重视教师素质水平的提高，重点放在在职教师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师范类教育的信息化教育水平两大基点上。日本中小学在职教师接受信息教育的研修方式基本上有五种，包括国家及教育委员会举办的培训活动，本校内的`研修、大学举办的研修、研究团体举办的研修、企业举办的研修等。依照国家战略方针和教育信息化的要求，中小学教师从 2000年开始有计划地接受信息教育研修。从2000年到20，小学老师平均每年每人接受了1次以上的研修，初中教师每年平均70％的人接受了研修，而高中教师每年不到50％的人接受了研修。各类学校的培训都是以校内的研修为主，以点带面的研修是日本教师研修的基本方式。目前在国家、都道府县、学校三个层次上，在职教师的培训体现出体系化的特点。基于以上的培训成果，截至2005年9月，日本中小学教师中能够操作计算机的已经达到95．9％，能够利用计算机进行教学指导的占74％。

我国对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也非常重视， -年教育部实施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将信息技术培训作为教师全员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截止2003年底，大约90％以上的中小学教师通过多种途径，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一轮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的培训。全国大部分教师己初步掌握了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年底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为开展师资培训提供了科学依据。2005年4月，教育部正式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目标在2005至间，将组织全国中小学教师完成不低于50学时的教育技术培训。2004年9月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把信息技术培训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有95％的学校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信息技术培训：有94％的学校要求全校的管理人员必须接受信息技术培训。但是对学科教师的培训却有待重视，有51％的学校为学科教师提供了信息技术培训的机会，几乎有一半的学校很少甚至从不提供培训机会。可见，学校为教师提供的培训机会要比为管理人员培训的机会少。在培训方式上，一般都是进行常规培训，内容多是固定的、大容量的．致使学习者在短时间内难于消化和吸收所学的知识．而且培训内容多脱离实际情况，不能因材施教，培训效果不佳。为此，要充分发挥地(市)、县教师进修学校的作用，使其成为教师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培训的主要阵地，校本培训也要进一步加强。在教师培养、培训的过程中，要注意以计算机辅助教学为中心，而不是以计算机为中心，将信息技术贯穿于所有课程，以提高各学科教育质量为目的。

四、启示

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己取得巨大进展，但从整体而言，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如何保证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摆在各级教育领导和全体教育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基础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复杂的教育文化发展过程，需要政府、教育机构、教育者和社会各方长期协同努力才能见诸成效。在这方面，与我国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邻国 ----日本的做法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l、政府大力促进基础教育信息化持续、均衡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日本政府始终十分重视行政指导作用，政策上积极扶持和调整，资金上大力投入。 2000、、日本教育用计算机的配备资金分别为1760亿、1960亿、亿日元，增幅很大。针对战略中各项指标完成得不够理想的状况，2005年12月，文部省又发表了“面向战略目标的实现一一教育信息化推进行动计划”，以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确保目标实现。投入方面，尽管文部省整体预算比减少10％，但是基础教育信息化部分的预算与上一年度持平，而且对学校教育领域的信息化投入高于上一年度的预算。这种连续的、保持一定强度的政府投资，是日本基础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政策与投入的民主性表现得较为突出，积极关注弱势群体。以“生机比”为例，截至2005年9月，日本中小学平均生机比为7．6人／台，其中小学为9．6人／台，初中为6．9人／台，高中为5．5人／台，特殊教育(含盲人学校、聋哑人学

校、养护学校等 )为3．4人／台。与(截止2005年3月)的生机比(平均为8．1人／台，其中小学为10．1人／台，初中为7．1人／台，高中为6．2人／台，特殊教育学校为3．4人／台)相比，小学、初中和高中有了一定的发展，特殊教育学校的状况没有变化。特殊教育的信息化发展在日本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政策和投入上有一定的倾斜，因此，日本特殊教育信息化建设领先于其他类型学校的发展。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很不平衡。 2004年9月的调查显示，城市、县镇、农村地区生机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城市地区生机比达到20：l的学校的比例为80％，县镇地区为54％，而农村地区仅为37％，低于被调查学校的平均水平，而且有40％的农村中小学没有计算机。同样，东、中、西部地区生机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东部生机比达到20：l的学校的比例为74％，中部地区为61％，而西部地区为41％，而且西部地区还有34％的中小学没有计算机。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统筹举措，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入向中、西部倾斜，

对贫困地区的扶贫方式应转变为智力支持为主，重点是对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手段现代化师资水平的支持，使我国的教育信息化遍及城乡，让所有贫困和残疾学生都有机会使用先进的教育技术，真正实现教育的民主化。

2、研究机构和人员切实发挥对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基础指导作用

日本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不单纯依靠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划实施，而是基于研究开展工作。国家教育信息中心、日本教育技术振兴会、计算机教育开发中心、教育信息化推进协议会、日本信息教育开发学习会等众多的研究团体，保障了基础教育信息化科学有序地发展；研究人员，特别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实践指导、推广成果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优势。以信息技术教育为例，无论是 年7月教育课程审议会的报告，还是同年12月公布的“新小学、初中学习指导要领”、193月公布的“新高中学习指导要领”及其后“新信息教育指南”的公布，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积极参与课程设置与建设，研究和推广成果，体现了慎重、务实的科学态度和风格。

而在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研究 “有名无实”的问题较为突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十五”规划中首次设立了教育信息技术学科组，并在第一轮评审中就批准了上百项与教育技术和教育信息化相关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两项国家重点课题，全国和各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也分别参加了课题研究，除少数学校在专业人员引领下取得了教研实效外，大多数学校研究情况不佳。很多项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是为了“装门面”、“摆架子”，只重视拥有课题的名誉性，这种现象亟待改变。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各项措施，严把项目“立项关”和“审定关”，让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3、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基础教育信息化进程，发挥坚实的保障作用

普及和推广基础教育信息化，仅仅依靠学校和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关心和参与。在日本，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积极导向，必然会带动相关市场的急速扩大。企业对教育信息化的推动和教育对企业发展的促进是日本教育信息化的一个模式，几乎每一次的战略实施活动中都有企业的协助，这使得教育信息化的推进有了更加雄厚的经济与技术资源和坚实的保障。例如， 2005年8月，日本文部省委托NTT(日本电话电信公司)举办了“IT学校2005”活动，旨在为将来培养IT界高精尖人才打基础，以高中生为对象，培养和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独创能力。4月，日本计算机教育开发中心开展了“产业协助信息教学实践事业”活动，招募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相关联的企业或团体向中小学派遣讲师进行教学，旨在为学校教育提供最新、最先进的教育内容活动。

在我国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有很多世界知名企业纷纷参与到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中来，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项目，例如， 2003年启动的教育部一一微软(中国)“携手助学”项目，2004年启动的教育部----IBM“基础教育创新教学”项目、苹果明日教室项目、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等等，虽然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推动了我国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步伐，但是可以看到，国内知名企业参与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热情、规模影响还远远不够。今后，我国政府还应积极鼓励社会各界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例如：建立面向学校的优惠服务制度，向中小学，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捐赠所需设备和教育教学资源。各类企业团体应在战略参与、产品定制、服务支持中起作用。博物馆、美术馆、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要加快资料电子出版建设，开设为学生服务的版面。制定奖励政策鼓励民间企业和团体开发计算机教学软件，对符合教学要求、质量好的开发项目给予经费支持，对面向学生的优秀软件作品给予奖励，对为计算机教学软件开发做出贡献的给予表彰。

中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比较研究分析 篇2

诚信教育观念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 影响深远。日本高校的诚信教育就是与我国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观念中逐渐地与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的过程。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的诚信教育观念影响深远, 其具有代表性的如孔子、孟子、朱熹等他们的诚信教育观。孔子的诚信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的治理。孔子说:“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 孔子在这里强调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要做到诚实无欺;二是在人际交往方面。子曰:“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友直, 友谅, 友多闻, 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 友便佞, 损矣。”孔子提倡人性要回归之自然, 他认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 主张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纯真的真诚之爱;三是他认为人的重要品德是诚信做人。孔子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信”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四是在学习上提倡。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论语·公冶长》) 。孟子对“诚信”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孟子说:“是故诚者, 天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 未之有也。不诚, 未能有动者也。” (《离娄上》) 孟子把“诚”与“信”合并使用。孟子认为, 一个人的自然美德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是诚信。朱熹说:“诚意, 只是表里如一。若外面白, 里面黑, 便非诚意。” (《朱子语类》) 他还说:“诚者, 真实无妄之谓, 天理之本然也。”在儒家诚信教育观念的影响下, 日本的诚信教育在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不断地借鉴儒家的精华和融合本民族的文化, 使得其本民族的诚信教育体系逐步建成并不断得到完善。

二、中日高校诚信的教育比较

中日诚信教育在教育途径、教育内容以及诚信教育的环境氛围上都有相似之处, 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 中日高校诚信教育环境比较

长期以来, 在形式上我国的教育总是强调要把家庭、学校和社会相结合, 是不可分割的, 但实质上没有落到实处, 更多的还是将教育归之于学校和社会。尤其是在家庭教育这块是相当欠缺的, 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 我国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 家长十分溺爱孩子, 这就有可能会导致孩子形成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 以自我为中心, 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 素质水平较低, 让人更担心的是, 在中国的一些传统家庭中, 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低下, 素质水平也相应较低, 在家里, 父母不能很好的做孩子的榜样,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思想和行为, 而且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家庭教育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没有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学生诚信教育的作用。而学校教育对诚信教育也不太重视, 导致很多学生进入社会之前就有不诚信的习惯, 以至于现在社会上出现很多出现缺失问题, 比如政府不诚信、企业不诚信、贷款不诚信等等。这就造成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脱节。而在日本, 他们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 相互协调配合, 尽早让学生接触到社会生活的真实的一面, 让学生学会面对实际生活, 尽早熟悉社会的生存方式。在日本的教育中, 尤其强调家庭教育工作, 在日本的德育工作中, “诚信”是主要的方面。每个家庭都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就是要讲诚信。首先, 家长要做好孩子的榜样, 以身作则, 做到言必行, 行必果。在学校教育环节, 学校都会定期召开家长会, 借此机会, 老师和家长会把孩子在学校里和在家中的表现相互交流, 老师和家长相互沟通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动态, 这也是增进学校与家庭之间信息沟通, 教师与家长之间信息交流并充分了解孩子最基本、最有效的方式。日本的诚信教育在方法和体制上在各行各业中都呈现出较好的效果。

(二) 中日高校诚信教育途径比较

日本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主要通过体验教育进行, 体验教育就是让学生亲自参加实践活动、总结实践经验来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 并将其内化为生活习惯的过程。在日本的高校里, 他们总是要强调学生参加学校社团活动的经历, 在每个高校都设有相当多的学生社团让大多数的学生都有机会选择并参与进社团活动。通过这种途径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得到身体和心理的锻炼, 培养一种诚信思想、集体主义和团队协作精神。在中国高校也设有很多社团, 在社团活动中, 学生自然可以得到锻炼, 但由于中国高校的社团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没有老师的正确指导, 一些社团中会出现为争一个干部而头破血流的情况;同时日本高校也鼓励学生走出校门, 去工厂、公司、商社等地去参加社会实践, 让学生通过亲自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来明白自己在生活中做人做事的道理,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社会道德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同时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诚信对于自身发展的义, 很多教师会通过教育电视节目和其他商业教材等方式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同时让学生就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在师资队伍方面, 他们还不断提高队伍的道德教育质量。而在中国高校的德育教育方面, 更多地是采用正规的组织形式来向学生灌输诚信教育的内容, 方式简单, 方法陈旧, 通常是以班级的形式, 对学生进行德育灌输;在师资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 在学校的教师队伍中, 缺乏具有丰富的伦理学理论知识并将其知识有效的传递给学生的教师, 这就使得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诚信教育就很难有效的进行。

(三) 中日高校诚信教育内容比较

在日本的学校中, 在诚信教育方面的内容是非常清晰的, 他们主要是以我国的儒家诚信教育思想为基准。在小学阶段, 就教育孩子要诚实, 为人处事要正直, 并教育孩子如果认为是正确的言行要敢于坚持, 诚实进取。如今在日本的初高中的国语课本中仍然在讲授着儒家的经典语录, 其中诚信占其内容的大部分。其教育形式也丰富多样, 并不是单纯地依靠思想品德纯理论课的形式灌输, 而是以诚信教育为主要内容, 把诚信教育思想渗透到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和教学内容中去。而我国在初高中阶段根本没有开设道德课程, 中小学阶段, 主要以思想品德、政治理论等课程充当诚信教育的内容, 小学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在我国也刚刚起步, 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在我国高校的政治理论课上, 主要是以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和思想品德修养课为主, 主要科目集中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等科目上。关键是在这些理论课程的教育方式上, 主要是在课堂上, 以教师讲授的方式, 单方面地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各种行为规范的教育, 没有把学生带人社会实践中。而且在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下, 学校更多的是强调智育学习, 虽然有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但在现实中还是忽视了德育的培养。

三、日本高校诚信教育对我国诚信教育的借鉴意义

日本在诚信教育方面, 最明显的就是保持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思想和传递其精髓。日本高校主要是利用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观念对其本民族进行诚信教育, 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日本在诚信道德教育中的运营模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们不仅需要转换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教育思想, 还需要用它来不断完善并适应新的社会结构中的道德教育体系。

(一) 营造良好的诚信教育环境

日本在进行诚信教育的过程中, 主要是以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育, 把诚信教育落到了实处, 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密切联系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把家庭教育与诚信教育的联系在一起,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而且经常在社区举办各种讲座和活动来宣扬儒家诚信教育思想, 时刻把儒家的诚信思想作为宣传的重点。所以, 在诚信教育中, 运用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观念进行诚信教育, 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的共同努力, 只有家庭、社会、学校三方面配合协调, 创造有利于诚信教育宣传的社会风气, 才能真正建构出一个良好的诚信教育环境。

(二) 教育途径多样化

我们要学习日本制定基本的道德课、特别实践课等进行教育, 不仅要鼓励学生积极社会实践并体验社会生活, 在生活实际中体验做人做事的道理;还要通过教师讲授并就某个关于道德方面的话题通过班级座谈讨论等亲自参加实践活动的教育方式来进行诚信教育。把传统的儒家诚信教育观念贯穿到整个学校的教学工作中, 在各门课程和教学计划中把诚信教育作为教学的基本准则和重要内容, 并通过家庭、学校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联系与协助, 大力推广社区等地的诚信教育宣传范围;在社区中定期组织开会, 时刻把儒家诚信观念作为宣传的重点, 创造有利于诚信宣传的社会风气来进行诚信教育。

(三) 丰富教育内容

在日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 从家庭到社会, 始终把儒家诚信观念作为宣传和教育的重点, 所有的教科书均是以儒家诚信思想作为基本内容。在诚信教育上日本对儒家诚信观念的借鉴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日本高校虽然没有单独设立诚信教育方面的课程, 但却在各方面都有诚信教育的体现, 并且有着很严格的道德规范。在他们的教育中, 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行为, 而不像在我们的应试教育中, 更加关注的是学生表面的成绩, 而忽视德育教育。鉴于此,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 要求学生不仅要熟练掌握课本上的诚信教育方面的知识, 而且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诚信行为, 我们不能单纯地以分数的高低来评判他们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和诚信标准。

四、结语

在当前的社会中, 中国出现了很多诚信缺失问题, 究其原因是不够重视儒家传统的诚信教育观念, 忽视家庭教育对孩子诚信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也忽视了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方面的培养, 我们做得更多的是, 简单地把诚信教育方面的知识单方面地灌输给了学生, 没有注重学生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基础与生活实际的结合。通过日本对我国儒家传统诚信思想借鉴的研究, 面对我国当前社会出现的种种诚信缺失问题, 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发源地, 我们应该重新重视起传统的儒家教育观念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和作用, 充分发挥并挖掘出儒家诚信观念的现代价值并将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 对重建和完善我国当前的社会诚信教育及社会诚信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中日高校的诚信教育都受到中国儒家诚信教育观念的影响。诚信教育作为德育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诚信是道德的核心和基础, 是人道德素质的内在要求。中日诚信教育在教育途径、教育内容以及诚信教育的环境氛围上都有相似之处, 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对中日两国的诚信教育进行比较分析, 并从日本的诚信教育中获得获得有益的启示, 为有效推进我国的诚信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儒家,诚信观念,诚信教育

参考文献

[1]王曦.高校青年德育新论[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2]陈立思.比较思想政治教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朱泽浪.儒家诚信思想在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建构中的意义研究[D].北京化工大学, 2013.

[4]徐娟.诚信教育视域中日本对儒家诚信观念的借鉴[D].辽宁师范大学, 2010.

中日体育教育的比较研究 篇3

【关键词】中国 日本 体育教育 比较

日本位属于东亚，是中国的邻海国。其经济、科技、教育都强于我国。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体育教学改革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社会发展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文化及种族的相近性，研究日本对我国学校体育来说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日本有着先进的理念和经验，非常注重师范教育方面的改革，课程内容也趋向于综合化。通过对日本和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的比较分析，提出建议，使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能适应现代体育教学的需要。

1.日本学校体育教学（体操）相关课程的内容分析

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二战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发展教育，日本的师资培养逐步实现了现代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后，由原来借鉴美国的“开放性”慢慢的过渡为“开放型”与“封闭型”相结合的混合培养模式。日本没有设专门的体育教育专业，所开设的8个专业均可向体育师资方向发展。日本体育系的课程设置首先考虑的是准确掌握现在和以后若干年内社会对人才素质的需要，因此，其采用开设各门类的课程来适应社会对多样化的体育人才的需求，供学生选修的课程数量很大。

日本学校的体操概念与我国完全不同。日本把体操定义为全面发展身体的活动，不仅包括徒手体操和实用性的联系，还包括了其他广泛的内容。例如：100 米跑是属于田径，曲线跑、自然形地跑、越过障碍物跑就归体操；铅球也是田径，但手球就归体操，此外用球类做游戏也称体操。日本中小学体育课的体操内容也和我国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日本不再把平衡木、单杠、双杠等器械运动归于体操之列。筑波大学课程门数：体操·舞蹈运动方法论（选修）、属于个人项目类；竞技体操（选修）、体操、舞蹈（选）。日本大学课程门数：体操1，2 ；舞蹈 1、2 ；舞蹈 3（男子）全为选修。日本琵琶湖成蹊运动大学课程门数：全校共修专业科目：选修理论课中：舞蹈论技术科目：体操与器械运动、舞蹈、健美操、健康体操（选修）。

因此，可以看出，筑波大学在个人项目中开设了竞技体操、体操和舞蹈等内容，全部为选修课内容，日本大学在学校体育专业中开设了体操 1 和体操 2，舞蹈 1 和舞蹈 2，以及专门为男子设置的舞蹈课。日本琵琶湖运动学校开设的实践内容全部为选修内容，包括了体操与器械运动、舞蹈、健美操、健康体操等内容。综合来看，日本在相似课程的设置上，课程的门数明显的少于我国，并且主要采取了选修课的形式，此外，可以看出日本大学对舞蹈课重视，而且对男子舞蹈课程的开发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2.日本快乐体育与人文体育的观念与我国“终身体育”观念

日本所遵循的学校体育教学非常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注重对学生自我欲求的满足和在学习中充分体验多种运动乐趣与锻炼能力的培养，同时又重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提出了“快乐体育”的观点，在学校体育的目标上，明确地提出了应与终身体育相结合，提倡学生从事体育运动的过程 ，体验各种运动带来的乐趣，认识和热爱体育运动，力求在体育教学中达到“乐教乐学”。对学生的自觉性、自学能力和体育基础以及教师的教学指导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内容上坚持快乐体育与健康教育相结合，在实施体育与健康教育结合的方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互学互动；二是重视课外时间的教育和活动。

我国的体育教学改革，首先是体育教育观念上的变革，学校体育教育是学生在校期间进行接受体育系统教育最长、最有时间保证的阶段，也是学生进行终身体育锻炼的基础阶段，是终身体育的一环。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锻炼和自我评价的能力，自我制订体育锻炼计划和自我组织与管理的能力，运用体育环境和条件的能力，在自我参与中，获得自我发展、自我提高。

3.对未来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展望

（1）学校体育教育教学改革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就必须改变观念，端正体育教学思想，确定以“终身体育”为指导思想，对学校体育课程进行整体改革，增强学生体育意识，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稳定体育教师队伍，提高师资素质，不断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为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强健，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的人才作出应有贡献。

（2）加强学校体育理论知识教学，提高学生的健身意识。理论研究将更趋成熟和理性，对百年来学校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历史经验总结得更深刻、更全面。并籍此更好的指导学校体育的实践。使学校体育向“三维体育观”也称人文体育观（生理，心理，社会体育观）的不断发展。学校体育应该把以前以追求体质的发展和技术的传习，转变为“健康第一”的体育教学。

4.结论

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专业体育课程内容优化必须要保持与时俱进的思想，时刻以满足当前学生的实际需要为主要目标，并且要与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接轨的过程，虽然在上述内容中提到，日本体操相似课程的设置上与我国有着很大区别，但是依然能看出日本在课程设置方面有着很多值得我国学校体育学习的地方。

第一，日本在课程设置方面比较重视理论课程的开设，技术课方面着重强调健身、野外生存以及直接与生活直接相联系的课程开设，而我国在课程设置上虽然比之过去已经有了很多的新内容，但是总体上还是没有摆脱过去以竞技体操为主体的局面。

第二，中国的学校体育在进行体操技术课内容教学时，可以适当调整教学课时数，采取选修或者学习兴趣小组的形式来让学生学习更多的技术动作，来发展自己的体操能力，满足自己在体操普修课上意犹未尽的求知欲。

中日酒文化的比较与研究 篇4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酒文化无论在哪个国家的风俗中都占有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中国和日本也不例外，两国只有一水之隔，所以从古代开始就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在各方面有相似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其中酒文化也出自同一渊源，中国的传统文化、农业文明和曲酒酿造技术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及酒业的发展。中日两国的酒文化历史、酒俗、饮酒态度和酒德酒礼都大同小异，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日两国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在差别中寻求融合，在融合中保存差别，共同创建适合于本国国情和世界酒文化发展方向的新型酒文化。

一、酒文化的起源

1、中国酒文化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国，是世界三大酒系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是酒的故乡，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生活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

关于酒历史，人们很难从古书中寻找确切的时间，但从出土的大量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古老酒杯来看，可以说明早在7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人工酿酒了。

2、日本酒文化的起源

日本的造酒文化源于中国，日本的风土将其精炼，并发展成现在的清酒。现存关于日本历史的最早记载，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的“倭人”部分——日本人叫《魏志倭人传》的那本书。那里面已经有了“人性嗜酒”的记载，并且指出在办丧事时，日本人有聚众“歌舞饮酒”的习俗。在《古事记》中有关于咀嚼酒的记述。在古代的王宫，通常用女人咀嚼过的饭来发酵造酒。在那个时代，酒只用于祭祀神灵和祖先，人们通过酒来和神灵交流，表达敬意。

到了奈良时代，用曲子酿酒的方法开始普及起来，在宫廷已经设立了专门造酒的部门，酿酒者被称为“刀自” 意为已婚的妇女。之后，因为和中国进行交流，得知中国酿酒的鼻祖叫做杜康。所以日本人把酿酒水平最高的人的称号由“刀自”改为杜氏。现在，日本把酿酒工厂的最高技术指导者称为杜氏。由此可见，中国和日本两国酒文化渊源之深。随着商业的繁荣，酒开始作为普通的商品在市场上广为流通，以京都为中心的都市，开始出现了卖酒的居酒屋。至此以后，酒从高级的祭祀品转变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品。

二、中国的酒文化

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写诗、作画、养生、宴会、饯行等酒神佳话。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文学艺术、医疗卫生、工农业生产、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和作用。然而，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

另外，中国人在喝酒的时候也非常重视儒家的礼仪和道德。喝酒的礼仪可以说是证明中国是礼仪之邦的象征。在中国，就有着其他事物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人们通过喝酒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构建和维持人际关系。

三、日本的酒文化

日本的造酒文化起源于中国，经过日本自己的改造，并发展成现今的清酒。清酒是用大米发酵后酿成的。所以说，酒是米、水以及酒曲子的艺术结晶。因此，名酒的产地必然要有充足的水源并且生产大米。丰富的水源，优质的大米是生产美酒的必要条件。日本清酒是典型的日本文化，在日本，每年成人节，日本年满20周岁的男男女女都会穿上华丽庄重的服饰，所谓男着吴服，女穿和服，与一些朋友到神社祭拜，然后饮上一杯清酒，在神社前合照一张饮酒的照片。成人节的程序一直延续到今日不变，由此可见清酒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烧酒在日本也深受欢迎，和清酒一样都适合正规礼节的宴会，而烧酒却比较适合轻松愉快的场合，在鹿儿岛，如果提到酒，不言而喻指得就是烧酒，当地人对烧酒深爱不已，举杯多为烧酒。烧酒通常用的原料是山芋，小麦，荞麦等。

日本酒文化的发展对维持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及维护日本社会的等级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中日酒文化的异同

1、中日酒文化的共同点

第一，中日两国酒文化都是农耕文化和稻作文化的产物。日本酒文化来源于中国，随着酒文化的传播，它和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又显示出不同于中国酒文化的特征。第二，酒是人类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在中国，就往往成为一种交际工具，就是所谓的“无酒不成席”。在日本，酒被称赞“酒有十德”。现代中国人和日本人用喝酒来缓解压力，消除疲劳，喝酒常以醉为乐。第三，中日两国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两国酒文化中都十分注重酒德和酒礼。

2、中日酒文化的不同点

(1)饮酒方式与礼仪的差异

因为中日两国文化和思想不同，两国的饮酒方式和饮酒礼仪也不同。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饮酒也有饮酒的规矩。在饮酒的时候，双方一定要干杯，这是中国式宴会饮酒的基本规矩。日本人在宴会刚开始时会干杯，之后，自己随意饮酒。相反，中国人一定要大家一起喝。在日本所谓的干杯是举起杯子适量饮酒，但是在中国却不同，必须将杯中的酒全部喝完才行。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会因为有许多特殊的情况，喝了很多酒。但是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表现出喝醉酒的样子，直到宴会结束必须保持清醒，这样的人在中国的社会是被尊重的。如果在酒席上喝的大醉的话，下次宴会就不会被邀请了。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无论喝多少酒都不醉的人会被认为不实在，关系处的不到位，而且带有醉态的人会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2）祭祀的差异

最初，中日两国人民酿酒是专门用来祭神、祭祖的。当时，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是非常庄严的事情，非祭祀神灵、供奉佳宾而不用。

在日本，有很多的祭祀活动，有天皇参与的祭祀活动要使用特定的酒，其余祭祀活动的酒，都是市民和政府部门提供的。在中国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在日本祭祀活动一结束，大家就一起喝供奉神灵的酒，吃供奉的食物。这就是所谓的“神人共食”。在中国没有这样的风俗习惯。从这点来看，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加实际，捧起酒杯喝酒向神灵和祖先祈祷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这样可以营造出人们团结的气氛。

（3）婚俗的差异

酒不仅与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日两国的婚俗中也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在订婚、婚礼的过程中都少不了它。

中国人在订婚彩礼中一般要有酒，而日本人在订婚、纳彩时候都要喝酒，但是彩礼中并不包括酒。在中国，人们常常说喝“喜酒”，就是指参加婚礼。夫妻喝“交杯酒”，是婚礼程序中的一个传统仪式，一般彩色丝带将两只酒杯相连，并且系成同心结，二人对饮以示夫妻心心相连、百年好合。同中国一样，日本人的婚礼上，夫妻也喝交杯酒，即“三三九度”交杯换盏。用三只浅的酒杯，每杯各饮三次，共九次。据说，三杯表示天、地、人，九是阳数中最高的数字，表示喜庆至极。

中日体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篇5

目前，日本的大众体育己形成规模，尤其日本的社区体育在全球已形成为一种公认的典范。中 国与日本在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等方面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借鉴日本的经验，更进一步地了解 日本社区体育的现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旨在通过对中日两国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运行 机制等方面的比较，在继承与创新、借鉴与扬弃中，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管理体制，描绘未来 中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发展方向，以期能为中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的大变革提供一些 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日本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日本社区在地域上与市区町村的行政区划分基本吻合，有非常完善的设施和完备的管理体制，这 不仅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便利，还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日本的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是非常成功的，值得我们借签。

（一）日本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 根据 “2001日本大众体育白皮书” 中介绍，日本社区的体制机构和体育组织从性质上可以分为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三类。第一类：政府机构，即市区町村教委（下设体育科），它对社 区体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宏观管理，并对具体的体育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第二类：社会团 体，如市区町村级的体育协会和其他各类与体育发展工作有关的协会（如体育指导员协会、休闲协 会等）。这类体协受上一级体协的管理，但与政府机构的性质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因为是社会团体，所以必须广泛地筹措社会资金，吸纳社会人才，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 系。（2）在具体工作中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3）具有较高的社会可信性和社会地位。第三类： 民间组织，如由大财团、大企业、私人业主等自发筹建的体育中心、体育组织等。这类组织在建设之 初，都要在本地区的教委和体协登记，并且必须办理各种合法手续、取得相应的资格。日本社区体 育管理体制是三级管理模式，在管理和运行中是相互协作，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日本社区体育的管理理念 第一类：政府机构（即市区町村教委）负责执行上级部门的体育政策；制定并实施适合本地区 的体育政策；向上一级部门申报预算，以及具体使用上一级部门发放的体育振兴基金。体育振 兴基金是日本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大众体育和发展工作的—项固定资金，是社区体育主要的资金援 —————————————— 收稿日期： 200807 基金项目： 宁波市 2007 年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甬教科规办

【2007】 号）8。作者简介： 黄燕飞（1965-）女，浙江金华人，宁波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第5期 黄燕飞： 中日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109 助。市区町村教委的体育科在发放体育振兴基金的工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必须保证这 类资金的去向，即主要用于体育设施的维护、社会体育指导的培训以及体育组织的建设等。第二类： 社会团体（即市区町村的各类体协）同样受上一级体协的管理，但与政府机构的性质有所不同。虽 然也要执行上级体协的政策和任务，要向上一级体协申报预算，但由于他们是主要工作的执行者和 承担者，所以在实施具体工作时受到的限制较少，许多决定只需在协会内部通过即可实行，这就大 大缩短了审批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如可以自主决定体育设施基金的发放、为俱乐部培训并配备 体育指导员、组织社区体育比赛和研讨会等。第三类： 民间组织一般有自己的体育设施，而且是自负 盈亏，所以在实施具体工作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更大，只要符合各项法律法规，不需经教委和体协 日本社区体育的管理理念不是为了管理而设置机构，而是有利于人们更方便地参加 的批准。总之，体育活动、轻松进行人际交流，并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 的各种体育需求。

（三）日本社区体育运行特点及运行模式 日本社区体育的运行特点：体育俱乐部是日本社区体育的主要载体。日本的体育俱乐部具有业 余性、自愿性、公开性、民族性、公益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各类社会力量，最大限度 地组织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又有利于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是 一种方便群

众、行之有效的开展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日本的社区体育俱乐部一般都加盟市区町村级的体协、休闲协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各单项协会 和各种社会教育团体，这些市区町村级的体育团体对俱乐部工作给予支持和援助，两者是相互协作 的关系。俱乐部为会员提供体育活动及交流的场所，有多种活动项目，而且有固定的活动地点和具 有资格证书的指导员。而指导员通常又是经营者，为满足不同年龄、性别、兴趣爱好、运动水平的人 们的各种不同需要，指导员按教学计划进行指导，使其感受到运动的乐趣。据日本体育俱乐部协会 1994 年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 日本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总数为 37.04 万个，比 1989 年 35.18 万个增加 了 5.29％。社区体育俱乐部的会员总数为 1 169 万人，平均每个社区体育俱乐部有 31 名会员。按日 本总人口1.2 亿计算则社区俱乐部会员总数占日本总人口的近10％。由此可见，日本社区体育俱乐部 的运行模式是成功的，运作机制十分完善，运作过程便捷，既是管理者又是指导员。〔2〕 〔1〕

三、中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体育的迅速崛起，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正在逐步分化。“管、办分离” 和 “政、企分开” 使得政府的职能日益集中于宏观管理和政策调控。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渐过 渡，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整体的变革，“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这 就带动了由 “单位制” “社区制” 向，“国家制” “社会制” 向 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从而推动了我国社区 体育的发展过程。

（一）中国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有两种：社区全民健身领导小组和社区体协。社区体育组织管 理体制表现为两个层次、三条系统的特征。两个层次一是街道办事处；另一个是居委会。三条系统 中，第一条系统是街道社区全民健身领导小组负责以各居委会为单位的居民体育，对所属居委会是 以行政手段，安排各居委会参加社区各项体育活动；第二条系统是社区体协负责以辖区为单位的职 工体育，开展体育活动时，需要辖区单位参加协作；第三条系统是全民健身领导小组和社区体协共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社区体育活动的 同管理的体育活动站，开展以体育爱好者为对象的社会体育。开展，仍以行政手段为主要特征，三条系统之间缺乏互动。社区体育组织网络结构的组织管理体制 还没有真正建立，目前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纵向结构为特征。

（二）中国社区体育的管理理念。我国社区体育建设和社区发展，一开始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并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区、居 街、〔4〕 〔3〕 110 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8 三级框架的社区服务网络管理体系。目前，我国城市现有的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主要以街道社区 体协为主，其他区域体协为辅，组织结构基层化特点十分明显；街道社区体协以街道办事处为依托，以辖区单位和居委会为参加单位，共同组成了街道社区体协。社区体育的管理主要由街道社区体协 〔5〕 等体育组织承担，大量经常性的社区体育活动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晨、晚练点的管理是以锻炼者自愿结合，自主管理为主，以街道办事处、体育行政机构、体育协会、锻 炼者所属单位和小区物业管理为辅。可以说，管理理念是不明确的，社区体育工作的开展取决于居 民的自发行为。

（三）中国社区体育管理运行机制的现状 目前街道办事处仍是社区体育的主要依托，对本辖区社区体育具有组织、管理、协调、服务等职 能。但是，街道办事处不可能直接面对本辖区内的所有体育活动组织，对其进行日常管理和具体指 导。尤其是随着社区体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这种可能就更不存在。目 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体育管理组织仍以街道一级为主，使得社区体育组织管理有些鞭长莫及，不 能充分发挥其职能，缺乏社区体育管理的自主性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这种权利过分集中、行动过 分统一的政府集中型领导的社区体育管理运行机制限制了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使得政府的体 育经费负担过重，远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

四、中日两国社区体育管理比较 1.管理体制上：日本在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中，政府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制定体育政策以及场地 设施等体育资源的开发上，并设立了一项固定资金来保证社区体育的开

展。社区体育活动的具体组 织与指导等事务性工作则由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来承担。社区体育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社会团体 和民间组织，政府起监督、指导和协调的作用。管理体制层次鲜明，体现了相互协作，层次管理的 特点。而我国多年来一直是政府直接管理、具体操作、包办替代的局面。这种政府对社区事务直接干 预和包揽不利于社区体育意识的培养，不利于社区资源的优化组合。因此，政府与社团结合型体制 是我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2.管理理念上：日本的社区体育是由市区町村教委负责执行上级部门的体育政策；制定并实施 适合本地区的体育政策；向上一级部门申报预算，以及具体使用上一级部门发放的体育振兴基 金，在工作中主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而社会团体（即市区町村级的各类体育协会）是主要工作的执 行者和承担者，所以在实施具体工作时受到的限制较少，许多决定只需在协会内部通过即可实行，这 就大大缩短了审批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而我国政府是以计划经济为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 手段管理体育；政府既是 “办” 体育的主体，也是 “管” 体育的主体。这种政府包办一切体育事务的管 理方式使原有的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的矛盾，从而抑制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 管理和发展社区体育的积极性，造成体育社会组织极度萎缩的弊端，限制了社区体育的发展。因此，政府集中型管理体制应向政府与社会结合型管理体制过渡。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3.管理模式上：日本社区体育活动的具体组织则完全由市区町村级的各类协会和俱乐部等社会 团体承担，政府起疏通、引导和联络的作用。日本政府还十分重视体育社会团体的培养，充分发挥 它们的作用，因此在具体工作中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日本的各类协会内部，都设有一个由体 协内部成员和社会权威人士组成的监督机构，主要负责对体协工作进行建议、指导和评价。而中国 的社区体育活动主要由街道社区体协等体育组织承担，社区体育工作尚未得到各政府应有的重视，没 有把社区体育工作纳入工作计划中，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发展社区体育的规划，管理网络责任不明。在现有的街道办事处工作职责中也没有明确提出有关体育方面的职责，街道办事处抓体育工作没有 充足的法规依据，社区体育处于可抓可不抓的地步，因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职能没有得到充分 利用。正式的体育组织与自发性的社区体育组织之间缺乏联系。4.运行机制上：社区体育的组织运行机制，国际上有三种成熟的模式：一是美国的社区自治模；二是新加坡的政府导向模式；三是日本与北欧的中间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各自的国家都发挥了 很好的效果。关键在于以 “政府和社区关系” 为核心的组织运行机制要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适应。日 本社区体育的运行机制主要是社区体育俱乐部，而社区体育俱乐部一般都加盟市区町村级的体协、休 闲协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各单项协会和各种社会教育团体，这些市区町村级的体育团体对俱乐部工 作给予支持和援助，两者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而我国的社区体育活动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 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通过比较，可见目前我国社区体育管理组织力量薄弱、管理网络责任不明、机构设置不合理、运 行机制不够灵活、管理体制层次不够鲜明、人员配备与承担的职责任务不相适应。

中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比较研究分析 篇6

通过中日两国大学生性意识、恋爱观的调查分析,比较两国大学生在性意识、恋爱观方面的差异.

作 者：张丽霞 郑红 宁式颖 果孝文 白佐俊宪 今野洋子 星信子 佐佐木邦子 作者单位：张丽霞,郑红,宁式颖,果孝文(哈尔滨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白佐俊宪,今野洋子,星信子,佐佐木邦子(北海道浅井学园大学,日本)

中日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比较与借鉴 篇7

一、中日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比较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企业数

日本环境省于2008年7月对东京、大阪、名古屋的6484家企业(其中上市公司2516家、职员人数在500人以上的非上市公司3968家),就2007年各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了一项较为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于2008年12月公布了该项调查的结果。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2819家(回收率43.5%)。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企业中,上市公司中有37.2%已引入环境会计,非上市公司中20%引入了环境会计,与2001年的23.1%和12%相比有了较大的增加。而公开环境报告书(含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已从1997年的169家增加到了2007年的1011家,其中上市公司有562家,占上市公司的48.9%,非上市公司449家,占非上市公司的26.9%。目前我国企业一般只是以招股说明书,排污申报登记,新闻媒体等不同方式对环境支出、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获得情况、有无绿色产品标志、对环境负责的态度等有关环境信息进行披露,而提供单独环境报告书的企业与日本相比还微乎其微,甚至找不到相关的统计数据。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动因

日本政府在20世纪末提出走向“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口号,即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经济社会,向以“最优生产、最优消费和最少废弃”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经济社会”转变,并把1999年定名为“环境会计元年”。日本环境省在网站上提供了“环境会计帮助系统”软件,以供各企业进行下载利用,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在政府的一系列指导性措施的引导下,很多企业积极主动地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以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在我国,因为我国政府的有关法规规定,企业应定期向地方各级环保部门提供“三废”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污染物监测与治理等方面的环境统计报告。据调查显示,我国企业进行环境信息的披露的首要原因是基于政府管理机构的强制要求,其次是为了树立良好的环保公众形象,再次是迫于市场的压力或是公众以及环境保护组织的压力,还有少部分是迫于投资者的压力。由此可见,日本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企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普及速度迅猛,并且大都是自愿性而非强制性。这也归功于日本环境省和有关部门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和实施在宣传、调查、组织会议、制定制度、提供软件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而我国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企业不仅数量甚微,且主要是迫于政府的压力。

(三)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指导性文件

日本环境省一直将在各企业确立、普及环境会计体系作为一项环境政策积极进行推广,并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日趋规范。1999年3月,颁布《环境成本及报告指南》,该指南的出台表明在日本已初步确立了环境会计系统框架。2000年3月,颁布《引进环境会计体系指南》,对环境成本的分类、计量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并对如何以货币和实物等单位来反映环境绩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使环境会计开始得到快速普及。2001年2月,颁布《环境报告书指南(2000年版)》,对环境报告书的制作目的和方法、报告内容和对象,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对象、内容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尤其还提供了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作为计算环境成本、评价企业经济活动的基本依据,从而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参照标准,使格式渐趋规范化、统一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指导性。2002年3月,颁布《环境会计指南》,对《引进环境会计体系指南》进行了修改。2004年3月,颁布了《环境报告书指南(2003年版)》,进一步明确了环境报告书的定义和基本机能。同时还颁布了《环境成本分类细则(2003年版)》,对环境成本的分类作了更为详尽的列示。2005年2月,颁布了《环境会计指南(2005年版)》,对环境成本按成本特性进行了再分类,对环境绩效重新进行了整理。2007年6月,颁布了《环境报告指南(2007年版)》,不仅为原先的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参考标准,还把参考对象扩大到了中小企业。我国现行用于指导企业会计及其报告的法规制度,对于环境会计问题基本上没有作出具体的要求和规定。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和实施给予支持、帮助的力度尚且不够,目前尚未制定出和环境会计相关的指导性文件,所以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可操作性,企业往往各行其事,披露的信息量也不够充分、不全面,且规范性不够,相互之间缺乏可比性,远远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与形式

环境会计信息就其披露的内容不同的国家各有侧重。日本主要着眼于环境成本和环境绩效两方面的披露,且日本环境省还专门设计有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报表以供企业参考使用。从披露的形式上看,据日本1999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上市公司的半数以上是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专辟一栏———环境专栏,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全世界公布本企业的载有环境会计信息的独立环境报告书;其次,有的企业则将环境会计信息通过公司环境手册、公司介绍手册、营业报告书等形式来进行反映。在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仅就排污费、环保设备支出、按现行法规要求的环境治理费用支出总额情况等少数与环境成本有关的项目进行披露,信息量较少,内容尚不充分。从披露的形式来看,由于环境会计的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各个企业对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都还只是一种尝试,形式各不相同,目前没有一种占绝对优势的披露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包含在年度报告中;包含在内部工作会议记录中;包含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包含在董事长的报告中;上市公司还可以招股说明书的形式予以披露。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大部分是以独立的环境报告书的形式对外公开,环境报告书中,单独立项的环境会计信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更能集中、直观地反映环境会计信息。此外,日本企业大都通过互联网、或是公司宣传册等方式对外披露,因此公开范围相当广泛。而我国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一般都没有单独立项,通常是在发生明确的财务影响时,作为常规的财务会计问题来进行处理。目前尚无反映单独立项的环境会计信息的环境报告书,难以全面、直观地了解和评价企业的环境状况。同时,通过互联网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公开程度不够,一般社会公众只有当发生了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以后,才可能通过新闻媒体了解有关信息。

二、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日本的借鉴

(一)加强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我国政府、企业和会计理论界对于环境会计及其信息披露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缺乏系统的研究尤其是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环境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不够完善,缺乏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切实可行的指标衡量体系,使得需要用货币计量和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缺乏可操作性。由于环境会计方法体系的多元化,核算对象的复杂化,尤其是在计量环节上尚未突破,使得当前环境会计缺乏与实务相结合的理论支点,其结果是环境会计实务没有相应的理论指导,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务出现盲点。对此,我国会计理论界应对环境会计这门新兴学科进行深入地探讨与研究,逐步构建科学、合理的环境会计信息系统,并积极借鉴国外已有研究成果,加强环境会计上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力求解决如计量、成本确认等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使难以计量的环境会计信息得以量化和指标化,促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研究与实务能紧密结合,做到理论与实务同步,边研究边实践,两者相互促进,以加快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践的步伐。

(二)制定环境会计准则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环境会计准则和环境会计制度,因此缺乏环境会计行为的规范和标准,使得会计人员无从下手,环境会计核算与信息披露的可操作性差。即使有的企业披露了部分内容,也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没有相关标准去衡量其信息质量,缺乏可靠性,不能取信于社会公众。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和政府职能部门应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使企业将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要求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统一起来。应制定健全的环境会计准则和制度以及更为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使环境会计有法可依,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的标准,便于会计人员掌握并实施。

(三)逐步向编制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书过渡

鉴于我国目前社会公众的整体环境意识还比较薄弱,并且对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书尚未制定出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实施和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可以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将其披露的内容在保留原有信息量的情况下,逐步增加更多的与环境有关的各项信息,以及企业的环境方针、环境业绩评价与指标、环境审计报告等方面的内容;就其披露形式而言,在环境会计实施初期,以及环境问题并不突出的行业,可以暂时利用现有的会计报告予以披露,在现有的会计核算中增加与环境信息有关的会计科目,如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类增设“环境资产”项目、负债类增设“环境负债”项目,利润表中增设“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等项目,在现金流量表中增设“环境活动引起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项目等;随着环境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成熟,先以上市公司以及一些环境问题突出的行业为主体,逐步向所有企业推广实行编制独立、通用的环境会计报告书。

参考文献

[1]孟凡利:《环境会计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中日高等教育的重点化建设比较 篇8

为此，我们要通过管理体制创新和运行机制创新，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机制，并通过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形成学术团队，重点建设一批哲学科学的创新基地，促进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最初入选“985工程”的高校有九所，被称为“九校联盟”，截至2011年，“985工程”共有39所高校。1999-2003年，中央政府共投入资金140亿元；2004-2008年，该计划支持了近30所学校，共投入资金189亿元；2010-2013年，共投入270亿元。另外，根据不完全统计，各省政府还投入了约300亿元的配套经费。

“985工程”高校建设期间，各校产学研结合的拓展，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技术创新作出了贡献。第一，汇聚了高水平的学术人才和团队。比如长江学者计划共资助了1190名特聘教授，其中80%以上来自“985”高校。第二，提升了“985"高校的科研能力和水平。1999-2008年，我国共颁发了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其中有4项由“985”高校获得。我国约5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都设在“985工程”高校，约70%的人文科学的基地也设在“985工程”高校。第三，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同时，“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了高校的国际交流和合作。

“985工程”实施的前一年，平均每所“985工程”高校在国际发表的论文数为240篇，所有“985工程”高校加在一起只比哈佛大学略高一点。2007年，“985工程”高校发表的论文数平均超过了1000篇，其中4所高校发表的论文数排名进人世界高校百强。国际引用率从1998年每篇大概1.5次，提高到了2008年的3次以上。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所学校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增长了10倍以上。

美国大学联盟（AAU）是国际公认的世界高水平大学群体。通过选择我国28所具有可比性的大学与AAU大学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通过10年建设，我国一批高水平大学与AAU大学的差距正在缩小，特别是在科研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差距缩小显著。

面临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困境及高等教育的质量下滑，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2年出台了“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计划”（Centerof Excellent，COE）。该计划作为国家战略，旨在建设世界一流科研基地，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工程”和“全球化卓越研究基地工程”是日本相继实施的两个重要的工程。

“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工程”是2002年开始实施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强调，这个工程的设计和启动受到了我国“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启发。文部科学省支持各学科的能力建设及研究教育基地建设，旨在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培养引导世界研究前沿的创造型人才。截至2004年，93所大学的274个基地入选“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工程”。2002-2008年，日本政府向"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工程”提供的资助达1055亿日元。

“全球化卓越研究基地工程”是“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工程”的延续和发展。与“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工程”相比，“全球化卓越研究基地工程”具有三方面特点：一是开放性，二是导向性，三是国际性。“全球卓越研究基地工程”继承了“21世纪卓越研究基地工程”的基本思路，强调四方面内容：一是加大支持力度，二是加强对博士生等青年研究者的经济支持，三是强化对研究项目国际竞争力的审查与评价，四是提供对国内外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项目的支持。

“全球化卓越研究基地工程”注重博士生的培养。该计划实施后，博士生助理研究员的人数由之前的2000多人增加到3500多人，博士生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数增加幅度超过20%。研究人员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数增加了6%，国际研究项目增加了32%，外籍教师人数增长了22%。从这些指标来看，该计划重视博士生的研究论文发表，特别是研究论文在国际上的发表。

中日两国国家重点建设的计划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两国都重视学生的培养，在这方面日本更为突出；第二，两国都重视师资的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更为突出；第三，两国都特别重视国际合作，在这方面日本更为突出。第四，两国都重视重点学科的建设，日本对此更具开放性和导向性，提出了9个优先发展领域，其中特别支持新兴学科的发展。

中日两国国家重点建设计划相互影响。其中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较为明显。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过度竞争、重科研轻教学等问题。另外，这些项目计划均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评审和立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

2013年，安倍内阁将大学的改革纳入安倍经济增长战略中，提出了530亿日元的大学改革预算，在这个预算里，178亿日元用于支持博士生课程指导项目，72亿日元用于高水平研究生培养基地项目。另外，用于全球化人才培养的经费为45亿日元，用于国际网络化建设的经费为23亿日元，用于大学国际交流的经费为28亿日元，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大学国际化的重视。

通过上述分析，我认为，中日两国在卓越大学建设上应开展更紧密、有效的合作，比如确定共同优先领域，设立合作基金，建立长期的合作平台，实施共同研究和博士生联合培养等。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双边合作协议，双方每年共同资助合作与交流项目，包括合作交流项目和双边学术研讨会。经双方协商，2014年度将共同资助合作项目14项，其中合作交流项目10项，双边研讨会4个（其中2个在中国举办，2个在日本举办）。

现在是中日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进入新阶段的最佳时机，相信两国的交流合作会更加深入、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