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农产品贸易分析

中日农产品贸易分析（精选8篇）

中日农产品贸易分析 篇1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了农产品贸易始终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中、日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从1993年开始,日本连续10多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但随着两国农产品贸易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发展,其贸易摩擦也与日俱增。这些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了中日双方贸易的正常化,给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深入分析双边农产品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日农产品贸易现状及特点分析

1、中、日农产品贸易现状。

由于我国农产品具有低成本特点,因此中国在中日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同时,日本作为连续多年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极为重要,并且其地位仍处于继续加强的态势。2010年我国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的前8年,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稳步增加,尤其是2002-2006年增长速度很快。2006年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一倍多。但是自2006年“肯定列表制度”实施来,对日出口增速显著放缓。两国农产品贸易额在这些年也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从2002年的近60亿美元,到2010年才增长到近100亿美元。这种增长速度也在一定程度说明了,农产品贸易的特殊性和谨慎性。在金融危机、物价剧烈波动、经济衰退和食品安全风波等复杂贸易环境下,2008,2009年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出现负增长,结束2003年来对日本出口持续增长态势。但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10年,对日出口恢复正增长,且增长迅猛,为近几年最高。这可能是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以及近几年中日农产品摩擦较少的缘故。

在贸易总额上,虽然从2002年开始,日本对中国由逆差转为顺差,并且顺差额不断增加,贸易顺差总额由2002年50.31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近345亿美元。然而日本对中国农产品贸易上却一直保持逆差,而且差额还比较大,每年我国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例都比较小,其中2010年农产品贸易逆差达到这几年的最高85.5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重点大宗出口商品前3大出口市场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表2显示,2010年在中国的重点大宗出口商品中(此处选择中国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中重点大宗商品前3大出口市场情况中的农产品来分析,空白数据表示某种农产品出口前三大出口市场没有日本,故难以统计),中国出口至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包括鸡肉制品、烤鳗、豆粕、虾、墨鱼及鱿鱼和水煮笋。由表中可以看出各具体农产品对日出口额近几年来没有一个固定的趋势,或增或减,但是总体看来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而且因为当某一产品出口额下降时,其他某一产品出口额会上升,所以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总额一直是不断增加的。从出口结构上来说,中国对日出口的主要农产品就是蔬菜类,水果类,水产品类,这些农产品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也低。而且农产品加工程度明显不高,就只有鸡肉制品和植物油算是初加工的农产品,这就导致我国出口到日本的农产品的价格偏低,造成倾销的嫌疑,容易引起他国对相关产品的不满。

2、中、日农产品贸易特点。

根据近几年中日农产品贸易状况能总结出一些特点。一是中日农产品贸易存在巨大逆差,这种巨大的贸易差额还在不断扩大(见表1)。二是对日农产品贸易总量虽然在增加,但是在对日出口商品的占比却不断下降。(见表3)三是对日农产品在我国出口商品中的毕生不断下降。(见图1)四是出口结构有待优化。2008年对日出口额前四位的农产品依次仍为水产品、蔬菜、畜产品和水果。从表2也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出口的大宗农产品,日本进口金额位于前三位的大部分都是蔬菜、水果、水产品等。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摩擦重要案例分析

1、由于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而且受到国内经济衰退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日本近年来频频利用各种非关税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进行设限。

这些行为导致贸易摩擦频频发生,从2001年的大葱、鲜香菇、蔺草席事件,2002年的冷冻菠菜事件,2003年的《种苗法》和《关税定率法》和“日野绿”蔺草及蔺草制品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和粉丝食品事件,到2006年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以及2008年日本毒饺子事件。这些从出不穷的摩擦事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是2006年实行的肯定列表制度,使日本对进口更加严格控制,限制了一大批农产品的进口,尤其是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的中国深受其害,中日农产品贸易的摩擦愈演愈烈。“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对中国粮谷类、豆类、蔬菜类、水果类等农作物、畜禽和水产类的对日出口造成直接影响,涉及大约6 000多家生产出口企业,30%以上的中国农产品的对日出口受拒。

2、“毒饺子”事件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08年3月6日公布的植物检疫统计快报,1月底后日本的中国蔬菜进口量出现骤减。而中国产饺子致人中毒事件发生后,2月的第2、第3周进口持续减少,分别为6461吨和4331吨。据共同社报道,毒饺子事件持续发酵,已经影响中日的贸易往来。2008年2月第1周至第3周,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39.7%,仅为20704吨。据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强了出口时的检查措施,加之经销公司开始疏远中国产蔬菜。如果进口持续减少,恐将导致日本国产蔬菜价格上涨。主要进口蔬菜中,卷心菜、芋艿分别骤减66.7%和65.7%。进口量居首位的洋葱减少了30.4%,位居二三的生姜与葱也分别减少了15.3%和34.4%,降幅均达到两位数。每周进口量的变化显示下降趋势十分突出。1月第4周的进口量为10,668吨。另外,毒饺子事件发生后,日本在驻华大使馆新设了“食品安全担当官”一职,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来自厚生劳动省的永山裕幸6日抵达北京正式上任,职衔为一等秘书。永山拥有负责进口食品检查的食品卫生监督员资格。这是日本首次在驻外公馆常驻食品卫生监督员。

三、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1、日本方面

(1)日本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从20世纪末以来,日本不断的修改或颁布和农产品有关的法规和政策。近几年,日本以保护国内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理由,相继提高进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标准,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2006年的肯定列表制度。日本制定这些异乎寻常严格的标准,甚至有些发达国家都不能达到,更何况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从违规案例的数目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些标准确实起作用了。作为日本农产品主要输出国的我们,面对这些苛刻的标准,不得不怀疑它似乎是专为中国农产品制定的壁垒。

(2)日本媒体制造的“舆论壁垒”。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较快的发展速度,对日农产品出口也不断增加,但是中国在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增加却使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等不利于中日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的言论。这些言论影响了日本民众对中国农产品的态度,也影响到日本对华贸易政策的态度。毒饺子事件就充分体现了舆论壁垒的这一特点。2008年1月30日,在日本发生的食用中国饺子中毒的事件在日本成为舆论热点。日本媒体大肆渲染夸大中国农产品的危害。虽然经调查被认定为一起人为的个案,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但传言误导了消费者,这一事件影响到所有中国食品在日本市场上的销售。日本共同社通过电话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75.9%的受访者回答“今后将不买中国食品”。虽然后来查清原因在日方,但该事件对中国食品出口的恶劣影响却无可挽回地造成了,而且影响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2、中国方面

(1)农产品问题。首先,我国农产品质量差,农药残留问题严重。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仍处于零散经营阶段,农产品质量控制手段相对薄弱,技术含量低,这难免引起进口国的忧虑。而且我国农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一些农民有时任意提高使用农药的药量,甚至使用的药剂量已经达到了说明书上的数倍,己经危及人体健康。因此这样的产品在面对“肯定列表制度”的苛刻检查时,自然毫无招架之力。其次,我国农产品对日出口结构比较单一,不太合理。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禽肉、水产、蔬菜、水果、花卉等产品之中,这些产品的价格低廉,但质量不稳定,标准化程度低,往往达不到进口国的检疫标准要求,而过低的价格又极易引起倾销之嫌。2008年对日出口额前四位的农产品依次仍为水产品、蔬菜、畜产品和水果。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核心竞争力,因此容易诱发贸易摩擦。最后,我国农产品加工程度低、附加值不高。我国农产品以初加工产品为主,深加工能力不强,而深加工的价值及其附加值较初加工产品的大的多。从出口到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就可以看出,主要是一些初级产品。此外,我国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和设备较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例如,发达国家已普遍采用了水果摘后预冷、贮藏、洗果、涂蜡、分级和冷藏运输等规范配套的处理方式,而我国的农产品主要是简易的手工分级。

(2)农产品贸易信息系统滞后。2008年的“毒饺子”事件,虽然中方也积极调查,但是当案件真相大白时,很多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并不知道这一结果。可以想象连相关企业都不知道的事情,普通的民众怎么会知道事实真相呢?在信息发布方面,中国政府和相关媒体,远远落后于日本,这对尽快解决贸易摩擦,维护我国利益,相当不利

综上所述,中日农产品之间的摩擦,我国应该先从自身做起,努力找“内因”,并加以改正。首先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品本身质量提高,门槛再高也不影响出口。然后应加大信息化建设,消除“舆论壁垒”,21世纪是信息化社会,当然在农产品贸易中也不例外,掌握信息的主动权,才能取得成功。最后我国应加强与日本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民以和为贵”,两国之间政治上关系融洽,自然会给经济带来好的影响。相信只要我们两国政府与国民共同努力,中日农产品贸易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摘要：中、日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但随着两国农产品贸易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发展,其贸易摩擦也与日俱增,这影响了中日贸易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分析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贸易规模、产品结构等入手,得出对日农产品贸易的特点。然后,通过介绍两个重点贸易摩擦事件,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技术性贸易壁垒,舆论壁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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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毒的悬疑一场饺子引发的风波一次“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情绪的集体爆发”一场危机应对下的“两国关系试金石”[EB/OL].南方都市报,2008-02-22.

中日农产品贸易分析 篇2

【摘 要】中日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基于《商务官报》对1906年—1910年间中日贸易的相关报道，从中日贸易额、贸易商品种类、贸易运输状况等方面进行归纳分析，探讨造成当时中日贸易情况的原因及中日贸易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归纳了形成这一阶段中日贸易逆差的原因，对于思考当今中日贸易走向以及国家实力在其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中日关系；贸易分析；贸易成因

一、引言

中日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作为一度闭关锁国隔绝于资本世界潮流的两个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在近代走出了两条不同的发展之路，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使中日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往来与冲突。中日贸易自古有之，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发展对外贸易，以及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且整体呈扩大趋势。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了通商约定，中日间的自由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发生，日本在华势力进一步扩张，在贸易方面也享有了更多的特权。

1906年—1910年这5年可以视为中日贸易的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经历了甲午海战，在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几年里，中日贸易得以基于甲午战争所形成的中日形势发展变化，研究这一时期对于观察甲午战争的历史影响和中日经济情况的变化都是很有价值的。对于思考1910年后民国期间中日贸易关系也有参考意义。

《商务官报》作为清末由商部创办的官方商业报刊，其宗旨是发表商部之方针，启发商民之智识，提倡商业之前途，调查中外之商务。该报纸由光绪32年 （1906，4）发刊，至宣统3年 （1911，8）停刊，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清末新政直至清朝覆灭这几年间官方政府对于中国商业贸易的见解，所刊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权威性。本文主要是基于对《商务官报》中有关中日贸易相关信息，对中日贸易额、主要贸易商品、进出口港口的变化、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造成当时中日贸易情况的原因及中日贸易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对于思考当今中日贸易走向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贸易额的变化

1.总额变化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最为直观地反映了国家间贸易往来的频繁程度及经济依存度。据中国方面统计，1908年至1911年与1894年至1898年相比，日本对华输出总额增加了3.15倍。这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待日本商品进口的政策变化是分不开的。在日本经济发展方面，鼓励工商业发展与支持出口的政策使日本对外贸易整体呈增长趋势，数据显示1906年至1910年日本对外贸易大体上有所增长（见表1），在这一大趋势下，中日之间的贸易额总体也呈现出增长态势。

在中国对待日本商品进出口的政策变化方面，大多是基于战争战败条约的无奈之举。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在中国享有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多个通商口岸的开辟更是使日本的商品能更好地倾销到中国，同时也方便了日本从中国掠夺生产原料。日本在提出《马关条约》的相关约定时，其国内的有关学者是充分从经济效益角度考量过的。日本最初提出希望开辟为通商口岸的五个城市——北京、沙市、湘潭、叙州、梧州，或是甲午战争开战前就已对日本产品有显著的需求，或是内河水运的枢纽港口，对开展中日贸易都非常有利。虽然由于后来列强利益上制衡，日本的构想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在这种考量下签订的《马关条约》显而易见是会对日本对华贸易额的增长有促进作用的。

2.顺逆差变化

总体来看近代中日贸易平衡一直呈现出逆差，而在1906年-1910年这5年间两国顺逆差关系并未发生变化，反而是逆差态势进一步扩大。1906年—1910年，日本对华输出年平均值为12302.5万日元，而自中国输入年平均值为6729.1万日元。尽管中国对日出口额大幅度持续增加，但自日本进口额增加更快。这种不平衡趋势的日益加剧给近代中国的经济稳定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中国出口商品及数量变化

中国近代的出口贸易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后进国式的出口，根据《商务官报》，在1906年—1910年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以生产原料为主，主要有棉花、豆饼、菜籽饼、海产与茶叶等。

1.棉花

自9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在1906年—1910年，中国对日本的棉花输出进一步增长，据1906年《商务官报》的数据，棉花的输出三年间由16863千元增长到23456千元，居于第三位。

棉花的大量出口与中日的经济结构都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民族工业起步不久，农业依旧是主要产业，农副产品仍是出口的主要产品；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大力鼓励创办轻工业，对棉纺工业给予了很大支持，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对棉花的需求，由于日本国土面积及气候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内的棉花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原料需要，故需要从外国大量进口棉花。这一时期输日原棉占中国输出原棉的80%。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棉花对日本的大量出口为日本国内棉纺织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2.豆饼、菜籽饼

豆饼和菜籽饼是中国输出到日本的又一重要商品。《商务官报》中记载了输入日本的豆饼1900年—1909年的重量、总值及每担平均价格，在一些地区，豆饼成为日本进口的中国货物的大宗，由此可见这一商品输出是持续且具有一定规模的。豆饼和菜籽饼成为了日本农业质高价廉的肥源。

正是因为中国的豆饼有较低的价格，它在日本市场才具有相当的竞争力，能实现巨额的输入。可以说，豆饼成为1906-1910年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商品之一是由日本农业的需要和中国豆饼的低廉价格共同造就的。

3.米

《商务官报》记载：“我国米之输入日本者，三十九年六万三千七百担，价格二十七万元。四十年九万七千四百但，四十二万元。四十一年六万四千二百担，二十九万元，以内地各省占多。”虽然当时日本对于中国米的进口不是完全放开的，有米禁的限制，但是中国米还是大量出口到了日本，可想而知，一旦解禁，中国出口的米的数量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增长。

四、中国进口商品及数量变化

日本相较于中国，工业化初具规模，其进口到中国的商品不仅数量上增长得比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快，种类上也更为多样。除基本农副产品外，日本更多地出口轻工业产品到中国市场。《商务官报》中提及的种类有棉布、海产、火柴、精糖、清酒、麦酒、洋伞等。

1.棉丝、棉布

自1891年日本在近代首次向中国输出108捆棉纱开始，棉丝、棉布等棉纺织工业产品在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中比重总体呈增长态势。自甲午战争后，各种输出商品中增长最快就是棉纺织品[5]。1906年日本对中国的棉丝输出额为28639千元，1907年为31047千元，1908年为25423千元，中国一直是日本棉丝的最大出口国。《商务官报》也另有记录日本棉布输华数量（见表2），从绝对数量来看出口额也相当可观。

这样大的出口额与日本国内重视棉纺织业是分不开的。轻工业的纺织部门一度是日本的主要部门，棉纺部门占首位，但纺织业面临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销路不畅的不良情况，亟需通过出口开拓市场。中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20世纪初的中国棉业市场，英国、美国、日本、印度都占到了不小的份额，其中“英美以棉布为主，日印以棉纱为主”。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棉纱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19世纪末占到日本输出棉纱总额的30%左右，至1913年已经上升到45.8%。对于大阪来说，出口到中国的棉纱甚至占到了总数的92%。这足见棉纱、棉布类出口商品对当时日本经济贸易的重要性。

2.火柴

在《商务官报》中关于日本出口到中国火柴的记录尤其常见。我国早期的火柴多来自欧洲，1882年以后，日本火柴逐渐独占我国市场。1905年日本出口中国的火柴已达1000余万元。日本火柴在中国大受欢迎，在一些地方火柴市场几乎被日本独占，当时甚至出现了英美火柴公司和日本公司联合来消弭激烈的竞争的情况。

3.海产

海产作为农副产品的一种，也成为日本部分城市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这种海产的出口主要是针对香港和中国大陆的部分港口城市，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运输条件及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

相较于地大物博的中国，海产可能是作为岛国的日本不多的农业优势，故而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日本出口中国农副产品的典型代表。此外，中日之间一些贸易协定的签订促进了海产出口的发展。

4.米

一方面中国的米出口到日本；另一方面同时期中国也从日本进口米。《商务官报》记载：“日本米质膏而粘，每年输出各国者五十余万担。价格三百余万元。其输于我国者三十九年七万五千二百担，价格五十万元。四十年三万九千四百担二十九万元，四十一年一万三千七百担，价格一十一万元。而关东州实占十之八。” 由此可知，日本米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很好地销路，且主要集中在日本势力比较强的东北地区。这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是有一定关联的，也进一步佐证了日本的农副产品在中国的竞争力远不如轻工业产品。

五、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中国作为日本商品的一个主要出口国，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给日本提供了生产原料和商品市场两个方面。

如前所述，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这些商品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豆饼成为了日本农业最重要的肥源，它甚至代替了日本传统的鱼肥。中国出口的棉花也为日本的棉纺织工业提供了原料。整体而言，中国的农副产品由于具有数量大、质量高、价格低廉的特点，成为日本发展工业的极优原料，对日本工农业发展贡献巨大。

对于日本而言，国内市场的狭小是其工业发展的一个限制性因素，而出口到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为日本的商品提供了大量的商品需求。日本政府采取给企业发放巨额补贴，进口优先，发放大笔企业贷款，以及减免企业税和出口关税等办法，推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对中国贸易的优势。促进了日本商品对中国的出口，有力地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另外，中日贸易也使日本经济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环境的影响，中国遭受天灾或抵制日货等意外情况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日本经济的不振。如1906年广东遭疫病，接连大雨，就导致横滨进出口货帮多家歇业。后来广东商人抵制日货，也使横滨的商务一度减缩，为扭转这样的不利情况，日本商人特意为广东自然灾害捐款，以求获得广东人的好感，便于开拓商路。可见，在贸易往来中两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加深。

六、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日贸易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占到平均约10%的比重，中日贸易支出占中国国际支出最高时达25.13%，且中日贸易在1906年—1910年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再加上日本临近中国，两国历史文化也有一定共同之处这些特点，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这种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更新观念，提供技术，促进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日本轻工业品的倾销令部分中国商人看到了工业产品，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商机，并开始着手生产。如火柴一项，中国商人为生产火柴开始大量种植杨木，为火柴生产提供原料。同时向日本学习火柴的制造技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技术落后的不足。

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方面，日本商品的倾销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不利影响。中国一些商品的销路被日本商品所阻断，新兴的工业种类也在倾销下枯萎不振。如福建所产销售到华北等地的粗碗利润就被日本的其他商品所夺走，中国的火柴工业发展虽然受到了日本技术上的指导，但在日本火柴的竞争之下还是倍受打击，发展艰难。

应该看到，1906年—1910年，虽然中日之间进出口额都有增长，但是中国出口额增速是远远不及日本进口到中国的商品的数额的，中日之间的贸易逆差是呈扩大态势的。相应的，在中日贸易中中国经济更多地是遭受打击而非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

七、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1906-1910年间中日贸易中主要还是日本占据主动地位。从贸易额看，中日贸易中国处于入超地位；从商品种类来看，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主要为农副产品与工业原料，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则主要是轻工业制品；从运输角度看，日本对运输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是典型的后进国对于相对先进国的贸易，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中国的经济在得到一定的帮助之外，更多地是受到了破坏。

造成1906年—1910年中日贸易逆差的原因可归纳如下：

1.由于综合国力的差异。日本对中国的强权相加，迫使中国在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

2.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日本作为工业强国向中国输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而中国只能输出低附加值的原材料；

3.战略性掠夺的目的性。日本作为西方新兴国家以及其在东南亚的侵略性战略目标，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中进行了战略布局，体现为对棉花等战略物品的大量进口；

4.贸易视角的差异性。日本作为新兴经济强国，对贸易全面理解要高于中国，因此，在商品交易的同时，日本更注重对运输等的投入和垄断，以保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和附加值；

这种不稳定的状况自然是不能持久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清王朝的覆灭和再之后抗日战争的打响，中日贸易关系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本文在此不作更多赘述。值得强调的是，关注于1906年—1910年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观察处于传统君主制政治体制末尾的中国和经过近代化改革发展的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对于我们分析其他历史阶段下中日贸易的状况是有辅助价值的，对于思考当今中日贸易走向以及国家实力在其中的作用也是具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方宪堂. 试论1840-1894年中日贸易及其特征.学术月刊.1982，1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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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桦. 关于中日近代棉纺织品贸易的考察. 清史研究. 2000，2：64-71.

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分析 篇3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显示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

一、农产品的界定

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The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 HS) , 农产品的范围包括属于HS分类的第1～24章的全部商品, 以及第35、38、40、41、43、44、47、50、51、52、53章中的部分类别。

本文根据数据来源的可得性, 对农产品的界定采用属于HS分类中的第1～24章的全部商品。

二、贸易互补性的理论基础及测算方法

(一) 贸易互补性的理论基础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 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 这是一项重要的、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挑战的经济学普遍原理, 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经济解释力。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优势, 而是比较优势, 应本着“两优相权取其重, 两劣相权取其轻”的分工和贸易原则进行, 即在国际商品生产分工中, 各种商品生产都占优势的国家, 应集中生产优势相对大的商品, 放弃优势相对小的商品生产;而在各种商品生产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 应集中生产劣势相对小的商品生产, 放弃劣势相对较大的商品生产。然后通过国际贸易, 使得贸易双方获利。

(二) 贸易互补性的测算方法

1965年, 匈牙利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 (BelaBalassa) 在其发表的论文中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计算了OECD国家之间通过贸易反映出来的产业比较优势。后来常用该指数计算一个国家在某种产品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是由一种商品出口额占本国所有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相对于该商品出口额占该商品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衡量的, 即用实际的贸易状况来间接表现各国生产领域的比较优势情况。其数值越大, 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RCAABK= (XABK/∑XAB) / (XAWK/∑XAW)

RCABAK= (MBAK/∑MBA) / (MBWK/∑MBW)

RCAABK表示A国K产品出口到B国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XABK表示A国K产品出口到B国的出口值, ∑XAB表示A国出口到B国所有产品的出口值, XAWK表示A国K产品出口到世界的出口值, ∑XAW表示A国出口到世界所有产品的出口值。RCAABK>1表示A国K产品出口到B国具有较强的显示比较优势, 0

本文采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作为测定贸易互补性的基础指标。

贸易互补性指数基于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研究基础上, 从出口国的出口比较优势, 进口国的进口比较优势的角度求证贸易国间的互补性。

贸易互补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CAB=RCAABK*RCABAK

CAB>1表示在K产品贸易上, A国和B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0

本文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作为测定贸易互补性的权衡指标。

三、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测算

(一) 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测算指标

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测算的基础指标:

RCACJK= (XCJK/∑XCJ) / (XCWK/∑XCW)

RCAJCK= (MJCK/∑MJC) / (MJWK/∑MJW)

RCACJK表示中国K种农产品出口到日本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RCAJCK表示日本进口中国K种农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测算的权衡指标:

CCJK=RCACJK*RCAJCK

CCJK表示在中日农产品贸易过程中, K种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二) 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RCACJK指数测算

数据来源:根据UNComtradeDatabase贸易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2可以看出, 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RCACJK指数具有如下特征:

1.中国对日农产品贸易显示比较优势总体呈现出明显的趋强状态。2002-2007年RCACJK总数分别为:38.61;39.14;44.78;46.96;49.08;48.94, 2002-2007年RCACJK总数增加10.33。

2.中日农产品贸易RCACJK指数呈现出显著显示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范围在扩大。2002-2007年RCACJK>1的HS农产品大类的种数分别为:16;16;17;18;18。

3.中日农产品贸易RCACJK指数呈现出最为显著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HS2002-16大类, 平均RCACJK指数为5.10, 2007年RCACJK指数为5.73。

4.中日农产品贸易RCACJK指数呈现出最不显著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HS2002-01大类, 平均RCACJK指数为0.17。

(三) 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RCAJCK指数测算

数据来源:根据UNComtradeDatabase贸易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3可以看出, 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RCAJCK指数具有如下特征:

1.中日农产品贸易RCAJCK指数总体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RCAJCK指数基本围绕在19.3左右变化。

2.中日农产品贸易RCAJCK指数呈现显著显示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范围基本稳定, 主要集中于HS2002-05, HS2002-07, HS2002-14, HS2002-16, HS2002-20等五大类农产品。

3.中日农产品贸易RCAJCK指数呈现出最为显著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HS2002-07, 平均RCAJCK指数为2.82, 2007年RCAJCK指数为2.85。

4.中日农产品贸易RCAJCK指数呈现出最不显著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HS2002-02, 平均RCAJCK指数为0.04。

(四) 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CCJK指数测算

数据来源:根据UNComtradeDatabase贸易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4可以看出, 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CCJK指数具有如下特征:

1.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总体呈现出趋强态势。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总CCJK指数分别为:48.85, 47.39, 54.96, 56.27, 61.19, 60.11。2002-2007年, CCJK指数增长了11.26。

2.中日农产品贸易CCJK指数呈现出显著互补性的农产品范围在扩大。2002年CCJK指数呈现出显著互补性的农产品具有9大类, 2007年具有12大类。

3.中日农产品贸易CCJK指数呈现出最为显著互补性的农产品为HS2002-16大类, 平均CCJK指数为13.78, 且其在各年中均呈现出最为显著的互补性, 2007年其贸易互补性指数更是高达15.97。

4.中日农产品贸易CCJK指数呈现出最不显著互补性的农产品为HS2002-24大类, 平均CCJK指数为0.01。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进行显示比较优势及贸易互补性分析, 测算得出中日农产品贸易RCACJK指数, RCAJCK指数, CCJK指数, 并对以上测算结果进行分析。从测算贸易互补性的基础指标来看, 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贸易显示比较优势总体呈现出明显的趋强状态, 且呈现出显著显示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范围在扩大, 而日本进口中国农产品的进口贸易显示比较优势总体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 且呈现显著显示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范围基本稳定。从测算贸易互补性的权衡指标来看, 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总体呈现出趋强态势, 且呈现出显著互补性的农产品范围在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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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孔雅娜.中日贸易比较优势分析.日本研究, 2002, (2) .

中日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 篇4

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SITC3位数层次的分类方法并选取中日机电产品贸易中的占比重较大的10类电子产品进行数据研究。主要包括:SITC752 (自动数据处理器) 、SITC778 (产品及其配件) 、SITC776 (显像管、热离子管和冷阴极管) 、SITC772 (电子产品配件) 、SITC763 (留声机、电视机图像和声音播放器) 、SITC771 (电能设备) 、SITC773 (配电设备) 、SITC761 (电视接收器) 、SITC764 (通讯设备及其配件) 和SITC775 (家用电器及非电气设备) 。

笔者经过从联合国数据库查找整理数据发现: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到2009年10类产品的中日双边贸易额大部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 在2009年之后中日两国双边贸易额大部分成增长趋势。10类产品中只有3类产品日本对中国为贸易顺差, 其他都为贸易逆差;这3类产品分别是:SITC778 (产品及配件) 、SITC776 (显像管、热离子管和冷阴极管) 、SITC772 (电子产品配件) , 其中SITC776是贸易顺差额最大的, 2008年为75.5亿美元, 到2012年达到90亿美元。而在日本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产品中差额最大的是SITC752 (自动数据处理器) , 逆差额从2008年的95.83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53.46亿美元, 增幅为60.14%。这是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电子产业得到了持续快速且较全面的发展, 产业规模结构和技术水平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现在的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电子产品出口国, 已然成为是一个电子产业大国。我国在计算机、手机、彩电等产品的产量上居于世界第一位, 新一代视听产品、通信网络设备、新形显示器件也不在是我国产业的短板, 已经成为了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但现在我国对外出口产品仍然还是以制成品为主, 而关键的零部件及配件设备 (例如显像管、电子配件、集成电路等) 主要依靠进口。需要说明的是电子产品是高新技术的商品, 它主要的价值集中于关键的零部件。以我国生产的液晶显示器为例, 液晶显示器所用到的液晶面板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而液晶面板的价值往往占到了整个液晶显示器产品价值的70%以上。我国只是自主生产外壳等低附加值的配件, 然后和进口的配件一起组装为成品出口, 这样只能获得一些低廉的组装费, 经济效益比较低下。相比之下日本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经济和技术水平大幅度领先于我国, 日本在创新和研发上面有优势, 所以它主要集中于新产品的研发环节上, 当然, 在总体的生产价值链中日本所从事的生产环节一直都处于价值链的高端, 而我国从事的组装加工等生产环节所处的位置就是价值链的低端了。

进一步分析电子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情况, 根据格鲁贝尔和劳埃德的计算公式 (q表示某一特定产品组合或者产业;和分别表示该产品组合或者产业的出口和进口;为该产业内贸易指数) , 结合整理的数据得到各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如下:

数据来源:由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出

由表1中数据可以得知, 不同的电子产品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G-L) 发展水平各不相同。首先, 贸易额排在各产品第一位的是SITC776产品 (显像管、热离子管和冷阴极管) , 该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略有增长, 2008年到2012年, 从39.85%增长到了42.13%, 但在这一期间该类电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为39.65%, 在所有的10类产品中排名第七位, 说明该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高。

其次, 中日两国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产业内贸易指数保持相对较高值的是SITC778、SITC772、SITC771、SITC763这四类电子产品, 在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SITC763电子产品 (留声机、电视机图像和声音播放器) 的G-L指数从2008年的81.13%上升到2012年的93.87%, 并且在此期间, 产品的平均G-L指数也是10类产品中最高的为81.07%, 说明该产品在两国之间具有非常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同时我们也发现最为特殊的是产品SITC764, 它是10类产品中G-L指数下降幅度最大的, 从2008年的68.23%下降到2012年的19.14%, 降幅为72%, 而SITC764 (电子产品及其配件) 在中日双边贸易的主要10类电子产品总额排名中却位居第一, 从2008年的132.28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49.84亿美元, 增幅为88.87%, 该产品也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价值最大的, 从2008年的87.15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25.93亿美元, 在中日双边电子产品的贸易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为什么G-L指数却不断下降呢?这是因为该类产品中日双方在贸易中, 日方对中方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逆差, 2008年逆差为42.02亿美元, 伴随着双方贸易总额的增长到2008年逆差扩大为202.02亿美元。这种巨额的贸易逆差使得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降低, 我们也可以从G-L指数的定义公式中得到原因, 逆差越大使得一国净出口的绝对值数值越大, 这样与该国的进出口额之比就越大, 从而使得G-L指数越小。与SITC764相类似的是产品SITC761 (电视接收器) 。

另外电子产品SITC772 (电子开关配件) 自2008年以来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没有提高甚至稍有下降。但是在2008年到2012年间它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水平为71.25%, 在这10类电子产品中排在第二位, 仅次于SITC763 (留声机、电视机图像和声音播放器) , 所以它们的产业内贸易其实是处于一种较高水平且较稳定的发展状态。

最后从表1中的年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 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 这10类电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相对稳定, 从2008年的46.659%到2012年的43.37%, 并未出现较大的波动, 年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稍微的降低是因为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各国贸易受到冲击, 近些年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逐步回升的趋势。从以上对电子类产品和两国的年平均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分析来看, 从2008年到2012年中日两国在电子类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比较稳定, 其中SITC778 (产品及其配件) 、SITC772 (电子开关配件) 、SITC771 (电能设备) 、SITC763 (留声机、电视机图像和声音播放器) 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较高, 分别达到了:69%、71.256%、64.102%、81.076%。

二、促进中日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对策

(一) 加快电子类产业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的电子类产品产业的外贸增长带有明显的粗放性, 急需通过改革创新来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尤其是中日之间的电子类产品的贸易, 中国的生产体系为加工贸易的生产体系, 而日本处于研发设计的价值链顶端, 因此中国电子类产品的贸易不能只依赖低成本的优势, 要转变代工者的身份。加大企业的创新力度, 政府在促进企业产业的升级、产品创新时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性支持。

(二) 加大电子类产品的贸易力度

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科学技术差距, 使得日本在电子类产品市场上更具优势, 但我国不能因此而不与其竞争, 可以考虑控制产业链上游的重点环节, 最为重要的是有创新潜力的环节。可以从模仿创新开始, 这样就需要中日双方加大贸易力度, 促进产业合作, 积极吸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以利用和学习其新的技术来进一步促进我国电子类产品产业的发展。

(三) 加大电子类产品产业企业自主创新力

创新是产业不断升级, 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源泉, 而技术和知识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技术和知识本身所具有外溢性并以人员的流动为载体。因此我国企业应该大力的培育、吸引和激励高素质人才, 尤其是外国的具有技术经验的人才, 企业应重点引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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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灿, 赵艳花.中日电子产品竞争力和产业内贸易分析.经济研究2007.

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篇5

产业内贸易是指同一产业或行业内具有较为严密的生产替代和 (或) 消费替代关系的产品或服务通过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对于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而是运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这一新贸易理论来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在国际贸易型态的发展中, 产业内贸易理论一直被各国学者广泛用来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特征。一般而言, 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越发达, 人均收入水平越高, 某一产业产品的竞争力越强, 其产业内贸易水平就越高, 而产业内贸易本身也可以增加社会福利, 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二、研究方法

(一) Grubel-Lloyd指数。

该指数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Gi表示第i类农产品一定时期的G-L产业内贸易指数;Xi、Mi分别表示第i类农产品一定时期的出口额和进口额。Gi的取值范围在0和1之间, 越接近1表示该类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越重要, 越接近0表示该类农产品贸易中产业间贸易越重要。一般情况下, Gi>0.5时, 产业内贸易占优势;Gi<0.5时, 产业间贸易占优势。而衡量全部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G-L指数可以用下式计算:

式中Gu表示一定时期的农产品总体产业内指数, Wi为第i类农产品贸易权重即 (Xi+Mi) / (X+M) , X和M分别是农产品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 Gu>0.5表明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占优势, 反之则表明产业间贸易占优势。

G-L产业内贸易指数反映了某单一时期的某类产品和某一产业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是一个静态指标, 它不能反映一个产业或一类产品一段时间贸易增量变化的贸易结构。但从贸易模式的变化来看, 结构的调整对研究一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需要用边际产业内贸易来衡量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动态变化。目前广泛采用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标主要有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和Thom & Mc Dowell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二) 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该指数是从动态的角度衡量一定时间跨度内产业内贸易的水平, 其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其中Bi表示第i类农产品一定时间跨度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Xi表示两个时期间第i类农产品的出口额的变化量, △Mi表示两个时期间第i类农产品的进口额的变化量。Bi的取值范围是0≤Bi≤1, Bi越接近1表示该类农产品贸易中的增量主要由产业内贸易引起的, 越接近0表示该类农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

(三) Thom & Mc Dowell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是由同类产品具有不同的质量引起的, 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水平型的产业内贸易是由同类产品存在不同的特性而引起的, 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之间。该指数由Thom & Mc Dowell在1999年提出, 用以计算水平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Bw为水平方向产业内贸易指数, Bi为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Wi为第i类农产品贸易权重即 (Xi+Mi) / (X+M)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为 (Bj-Bw) , 其中

undefined, 其中undefined

三、数据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UNCOMTRADE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本文采用HS分类方法, 将产品的统计范围界定为HS商品分类中第1～4类 (1～24章) 产品。其中第1类 (第1～5章) 为活动物、动物产品;第2类 (第6～14章) 为植物产品;第3类 (第15章) 为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 精制的食用油脂, 动植物蜡;第4类 (第16～24章) 为食品, 饮料、酒和醋, 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文中所有数据来自UN COMTRADE。从该数据库中, 获取了1996～2006年中日HS01-HS24类农产品的进出口数据。

(一) G-L指数分析

1.农产品整体G-L指数分析。

从表1的Gu值可以看出, 中日两国农产品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并不是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的简单相加。1996～2006年中日两国农产品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大于0.5而在0.7左右徘徊, 表明1996～2006年间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以较强的产业内贸易为主。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在1996～2006年上升态势平稳, 从1996年的0.722稳步上升到2006年的0.746。从农产品贸易整体上看, 1996～2006年间两国新型的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

2.各类农产品G-L指数分析。

从表1数据看出, 在1996～2006年间, 中日两国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没有较大的变动, 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只有第三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有较大的变动。从第一类农产品 (活动物、动物产品) 和第二类农产品 (植物产品) 的G-L指数看, G-L指数均在0.6左右徘徊, 表明中日两国在该类农产品贸易上存在产业内贸易, 而且主要是以产业内贸易的方式为主。从第三类农产品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 的G-L指数看, 与前两类农产品贸易状况明显不同, 中日两国在该类农产品贸易中, 产业内贸易存在着较大的变动和不稳定, 在1996～1999年间主要是以农产品产业间贸易为主, 2000～2004年该类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2005～2006年间两国该类农产品又转变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从第四类农产品 (食品、饮料、酒和醋、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的G-L指数看, 中日两国在该类农产品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 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二) 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表2是根据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公式对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增量进行计算所得的数值, 它反映了1996～2006年来不同时期中日两国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动态变化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 在1996～2006年间, 每一类农产品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幅度的产业内贸易动态变化。其中第一类、第二类和第四类农产品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变动幅度较小, 说明每两年间的动态变化比较平稳。因此可以认为, 1996～2006年间中日两国在该类农产品贸易主要是产业内贸易, 两国间农产品贸易增长主要是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完成的。这与前面G-L指数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但第三类农产品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很小, 在1997～2001年的每两年间和2004～2005、2005～2006年间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值为0, 只有2001～2002、2003～2004年间的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大于0.5, 分别为0.797和0.868。表明中日两国在该类农产品贸易的变化, 从较长的周期来看主要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引起的。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三) Thom & Mc Dowell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为了进一步整体评价中日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 本文运用Thom & Mc Dowell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以上所选的数据进行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3, 表3反映了1996～2006年来中日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1996～2006年间中日农产品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平均值为0.837,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值为0.726,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值为0.111, 边际产业间贸易指数均值为0.163, 说明1996～2006年间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增加量主要是由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带来的, 而以技术差异为特征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贡献较小。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以上的实证分析表明, 第一, 中日农产品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 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且主导优势越来越明显。第二, 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增长是以产业内贸易增长为主, 产业内贸易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 从增长的结构上看, 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占据主导地位, 产业内贸易的增量主要是由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带来的, 表明中日农产品在质量、档次以及多样性方面都有所提高, 产品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二) 政策建议

1.加强农产品产业间、产业内贸易优势互补

在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同时, 不能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对发展产业内贸易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应当大力出口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 同时进口一些国外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对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在保证安全供给的基本条件下, 适度减少国内生产, 发展产业内贸易, 有效利用国际市场调节供需缺口。只有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重, 才能提高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整体水平。在巩固现有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各种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HS分类的第一、二、四类农产品中, 农产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方式为主, 这部分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形式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而第三类农产品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说明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这部分产品, 一方面要在克服垄断的前提下使农产品生产企业最大限度地形成规模经济, 将一些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以获得产业内贸易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 推动人们需求的多样化, 以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使企业规模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三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日本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双方贸易发展潜力比较大, 而中日双方农产品贸易在此情况下可以通过发展产业内贸易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拓展, 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贸易互补性。

2.深化农产品加工,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从各类产品来看, 第15章 (动、植物油、脂、蜡;精制食用油脂) 产业内贸易水平非常低, 中国与日本在该产品上的贸易几乎完全依赖产业间贸易, 而这两类均是高附加值的农产品, 这反映了我国在农产品加工环节的薄弱。食用水果及坚果、食用蔬菜和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 几乎达到完全的产业内贸易。这几类都是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 均不是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世界加工食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大宗食品的增长速度, 且加工食品出口在食品总出口中的份额迅速增加, 加工产品的附加值较高, 价格自然也高。出口产品加工程度的高低反映了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工业化程度的高低, 因此, 对于农产品贸易的商品结构, 加工产品的份额显得尤为重要。

摘要：近年来, 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较快, 对带动两国双边贸易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基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理论, 运用G-L指数、Br櫣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Thom&McDowell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中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和日本整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 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增加量主要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提供的, 提出应加强农产品间、产业内贸易优势互补, 深化农产品加工,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产业内贸易,G-L指数,Br櫣lhart指数,Thom &, Mc Dowell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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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褚鹏鹏.山东省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J].山东经济, 2007 (1) .

中日电子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 篇6

产业内贸易理论在学术界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主要提出于20世纪60年代，一经提出，即刻成为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前沿理论之一。但是，由于形成时间比较短，该理论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种种观点有的相互补充，有的却互相矛盾，因此，产业内贸易理论不像传统理论那样系统，却以其创新的思维方式成为国内外学者专家研究的热门课题。

小岛清(1964)在研究了主要发达国家之间贸易之后，提出发达国家之间迅速增长的贸易为产业内贸易，并用数据验证了其假设。KyoJiFukao等三人进一步研究了东亚地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通过与欧盟贸易模式的对比，提出FDI是东亚地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推动力。

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上做出了很多尝试。傅均文，李梁从中日产业内贸易比较明显的HS85商品入手，分析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提出中日间的国际分工，正从过去的垂直分工走向某种程度的水平分工。王恬通过比较中国与日美韩三国间电子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分析中国在该类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和竞争力水平，指出中国在该类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加工贸易带动的产业内贸易。

2 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现况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经济贸易不断发展，从下表中可以看出，1999年起，日本对我国HS90商品的出口除了2007年较大回落外，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而与此相对，进口数额虽然在2009年有所回落外，也基本处于增长状态。总体来看，日本对我国的出口还远大于进口，因为HS90商品属资本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说明了日本对我国在HS90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出口优势。同时，进口的逐年增加，也说明我国在HS90商品上的国际竞争力正在逐步加强。

其具体的增长率如表1所示：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日本MOF数据计算得来)。

3 中日HS90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发展

通常情况下，我们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变化：

得出的GL指数在0到1之间，GL指数越倾向于1，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反之，GL指数越倾向于0，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一般的，如果GL指数大于0.5，则认为该产业存在产业内贸易。

通过对2009年中日HS90商品的进出口额进行分析，归纳了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的前10类的GL指数，结果如图2:

可以看出，中日在HS90商品上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相当高，前十类商品都存在产业内贸易，9014(仪表仪器)，9033(自动驾驶)，9005(天文仪器)类商品中GL指数更是达到了0.9以上。各产品与2002年相比，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尤其是9005，9019(医疗器具)，9027(检测仪)类商品从产业间贸易，发展到了产业内贸易。这充分说明了中日在HS90产品上的分工进一部发展的结果。

选取中日HS90章商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前十位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日韩在这十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对比可以看出：在HS90章商品中，日韩产业内贸易程度远低于中日，甚至不少产品(如9014，9005等)只存在产业间贸易而不存在产业内贸易。这充分说明了中日在HS90章商品中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不仅进出口额得到增长，而且产业内贸易水平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通过计算，中日90章商品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65。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90章33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看出，尽管在9014类商品上已经达到了0.96的高水平，但是在9008等商品上，产业内贸易指数非常低，只存在产业间贸易。尤其是9021类商品进出口都占有一定比重，产业内贸易指数却只有0.25。这就说明了90章商品中也存在着两极分化现象，即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的商品与产业内贸易水平极低的商品贸易同时存在。究其原因，主要看接下来对产业内贸易发展促进因素的分析。

4 中日产业内贸易发展促进因素分析

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很多，不同学者专家在不同时期对其做了很多探讨，概括来看，积极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等因素;相应地，消极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差异、两国贸易不平衡、地理距离等因素。本节主要讨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HS90商品产业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

日本对华投资的70%以上投向制造业，对制造业的投资中，电机行业企业对华投资最多，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相比，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结合得更紧，对推动贸易发展的作用更大。因此，日本的直接投资被称为是一种“顺贸易的直接投资”，与贸易形成了一种“扩大的循环机制”。

5 结语

中国HS90章商品经过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不少类商品中产业内贸易程度进一步加深，说明了中日之间的分工更为水平化，不仅在90章商品中如此，在其它类商品中水平化分工趋势也会更加明显。虽然，受到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近2年有所下降，但是，只要日本还会扩大对华投资，中日双边经济关系稳定发展，中日产业内贸易的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发挥在那，改善收入分配。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并没有讨论中日产业内贸易的类型，笔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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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喻志军.产业内贸易研究:兼论中国的贸易优势重构[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9.

中日农产品贸易分析 篇7

1 日本的食品安全检疫措施

日本由于诸多地理、社会等方面的原因, 是一个农产品自给率很低的农产品进口大国。日本食品大部分来源于进口, 所以日本食品安全检疫措施主要针对的是进口食品。

1.1 日本食品安全检疫机构及其相关法律

1.1.1管理机构和主要职能。日本食品安全管理主要部门是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后来成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以及各地政府部门。厚生劳动省主要的职能是进行风险管理, 其下设有负责食品安全事务的专门机构, 其中的企划信息课主要履行食品安全监管智能, 负责风险管理相关事宜, 这个课下有一个专门负责所有检疫事务和进口食物监督检查的办公室, 名称是口岸健康监管办公室。从机构的设置以及明确的职能要求上可以看出, 日本的食品安全检疫工作做的相当到位。

1.1.2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日本的食品安全管理除了有相当具体的管理机构外还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关于食品安全检疫的相关法律主要是《食品安全基本法》, 这部法律主要是为了保护公众健康以及确保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主要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对食品供应链的各个部分进行严格监管。《食品卫生法》, 这部法律主要是针对进口食品的一系列安全卫生监管工作进行法律约束。

1.2 日本针对进口食品的监管措施

例行监测是指根据相关法律、相关部门制定的监测计划进行监测。日本有关食品安全卫生方面的一项监测计划是针对进口食品的检疫, 这项计划是财政年度计划, 厚生劳动省是这项计划的主要负责机构, 具体执行人员是全日本31个检疫站的专业食品安全卫生检疫员, 这些检疫站都设在港口、机场, 方便对进口食品在流向市场前就进行检疫。

指令性检疫是指执行有关部门下达的检疫指令所进行的检疫工作。《食品安全法》的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 厚生劳动省大臣或者各都道府县知事有发布检疫令的权利。对于指令性检疫的进口食品, 在进行检疫时必须按批次抽样检验, 所有的检疫费用都由接受检疫的食品进口商来付。

2 日本食品安全检疫措施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日本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最大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国, 其食品安全相关管理措施会对中日农产品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 日本的食品安全检疫相当严格, 一系列检疫措施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巨大, 这种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2.1 不利的影响

日本对食品安全检疫方面的重视程度以及完善的食品安全检疫措施都构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 这种新型的贸易壁垒对中日农产品贸易有极强的制约作用。传统的贸易壁垒受到限制, 日本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检验, 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断对进口的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行限制, 这样导致中国这样的农产品输出大国出口不利。分析中日农产品贸易额, 从2004年开始日本施行贸易壁垒, 2005年中日农产品贸易额相比2004年的贸易额减少了453亿美元。日本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食品安全检疫, 日本实施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有极大的关系, 日本严格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 详备的食品安全管理法律都促使技术性贸易壁垒越筑越高。如今, 日本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到了对200多种农药和100多种农产品制定了近十万种最高限量标准的程度。

面对日本在食品安全检疫方面形成的越来越严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中国很多农产品出口受到很大限制, 有的甚至无法进入日本国内, 更不可能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极其不利, 中国农产品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面临着困难与挑战。

2.2 积极的影响

日本食品安全检疫形成的技术性壁垒对中日农产品贸易来说不只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还有积极的一面。对于日本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这种做法, 我们国家应该积极面对, 具体措施包括熟悉国际贸易相关规则, 充分利用这些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部分, 这样可以对我国一些农产品在中日农产品贸易中进行保护或者补贴, 以减少农产品在中日贸易中的利益损失;加快进行信息化建设, 这样农民能及时、有效地掌握相关信息, 根据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情况进行农业生产以及随时进行生产调整;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 如此激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会促使我国农产品在质量上争优, 解决我们国家食品安全问题。自从中国采取措施应对日本的贸易壁垒以来, 中日农产品贸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2014年中日农产品贸易额达到了1.92万亿元, 相比2008年的贸易额, 同比增长了12.3%。

3 规避日本食品安全检疫制度对中日农产品贸易负面影响的措施

日本食品安全检疫制度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 中日农产品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国家采取一些措施来积极应对。具体措施包括:日本食品安全方面有完善系统的法律体系, 我们国家应该借鉴其食品法建立完善与我们国家国情相符的食品安全方面法律法规;在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上要进行整顿, 精简机构、明确职能, 提高其行政效率;还要加强企业以及农民的食品安全意识, 作为食品安全参与的主体, 只有时刻牢记食品安全, 才能生产出安全放心的产品, 同时应该加大食品安全教育力度, 使食品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做到以上几点, 解决好我国食品安全问题, 就会大大提高我国在中日农产品贸易中的竞争力。

结束语

日本严格、完善的食品安全检疫措施对中日农产品贸易有利有弊。中日农产品贸易是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的贸易, 中国不是单纯的出口国, 日本也并非单纯的进口国。所以日本食品安全检疫形成的技术壁垒应该消除, 贸易政策应该尽量开放公平, 这样才能实现两国农产品贸易的良好发展, 两国农产品贸易实现共赢。我们国家应该正确对待日本的食品安全检疫措施, 可以适当借鉴食品安全检疫措施以提高自己农产品质量, 在中日农产品贸易中提升竞争力。笔者希望更多的专业人士能投入到该课题研究中, 针对文中存在的不足, 提出指正建议, 为提高我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竞争力做出重要的共享。

摘要：日本的食品安全检疫措施相当严格, 也相对完善, 形成一套完整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这也使得日本食品整体都具有较高品质, 所以探究日本的食品安全检疫措施对我国食品安全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日本食品安全检疫措施的基础上探究其对中日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影响, 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日本食品安全方面的检疫措施, 适当借鉴以提升我国在中日农产品贸易中的竞争力。

关键词：食品安全,日本食品安全检疫措施,中日农产品贸易,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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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产业内贸易问题的实证分析 篇8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业内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的重要贸易形式之一。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大约有2/3的贸易在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其中大约有60%的贸易量为产业内贸易所形成。对中国而言,产业间贸易对中国经济的“互补”作用已经日渐衰弱,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合作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此,应重视产业内贸易在中国外经贸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产业内贸易是相对于产业间贸易而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既进口又出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贸易活动,此处所指的同一产业内产品,是指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录至少前三位相同,即至少同类、同章、同组的产品。

根据贸易产品的差异特性的不同,产业内贸易又可以分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两类。所谓产品差异特性,是指垂直差异和水平差异。垂直差异是指产品在技术、品质和价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水平差异是指产品在品牌、色彩、造型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由于不同国家同一产业生产的产品存在着差异性的同时,各国消费者需求也存在着多样性,因此,当一国国内生产地产品不能满足全部消费需求时,便产生了从外国进口产品的动机,进而国与国之间便会展开产业内贸易。基于贸易产品差异特性的不同,产业内贸易也就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两大类。根据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成因可以确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一)国民收入水平

一般而言,相似的国民收入水平容易产生相近的消费模式。进而就会产生相近的消费偏好,这为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市场条件。根据林德(Linder,1961)的需求偏好理论可以得知,如果两国人均收入水平接近,则需求结构也接近,另外由于国内厂商提供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有限性的客观限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因此,国家之间开展产业内贸易成了一种必然趋势。事实上,需求偏好的相似性和多样性是国家之间开展产业内贸易的动因。

(二)规模经济因素的存在

规模生产对微观经济体产生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规模收益递减,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递增三种情况。所谓的规模经济效应就是指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追求规模经济的动机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首先,一国内部市场空间的有限性可能会限制企业达到规模经济状态,此时,向外国市场扩张就成为企业的选择。当两国相同产业内的企业均遇到此种情况时,两国之间就可能开展产业内贸易。其次,在当今国际经济中,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很多企业选择集中资源进行高度专业化生产以求在细分领域中达到规模经济状态,获得最大利益,这从总体上增加了国际贸易的互补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当这种国际分工在同一产业内展开时,同一产业内不同国家之间便有可能开展产业内贸易,并且产业内贸易规模也会逐渐扩大。

(三)区域因素

首先,在当前国际经济活动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体化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很低,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客观上使成员国之间的需求模式和消费行为的相似性接近,这些因素又带动了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往来的增多。另外,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往往意味着其文化特点和消费习惯越接近(排除宗教,政治形势过于复杂的特殊地区,如中东地区),加之相比其他地区贸易往来更低的运输成本,使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往来更多。

(四)科学技术水平

从一国整体来看,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既有可能是对水平差异产品的需求,也有可能是对垂直差异产品的需求。当两国相同产业内的科技水平相近时,生产出的产品技术特性相似,两国之间主要会以水平型差异为特性的产品需求为主开展水平型为主的产业内贸易;当两国相同产业的科技水平差距较大时,国家之间的产品需求主要不以技术特性上面的差异为主,此时两国则主要展开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技术水平高的国家主要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获得较高额的贸易收益,占据贸易中的有利贸易地位;而技术水平低的国家主要出口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较少的贸易利益,占据的是不利的贸易地位。

二、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

(一)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实证分析

对于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分析,本文主要运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即G-L指数,根据联合国《国际标准贸易分类》数据,对中日2003年至2007年10大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展开分析。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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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Li为某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为一国某产业产品的出口量,yi为一国某产业产品的进口量。GLi的数值为0代表完全产业间贸易,1代表完全产业内贸易,数值在0和1之间时,0.5以上代表着产业内贸易为主的特征,GLi数值越高,则代表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经过测算,2003—2007年间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结果如下表所示:

注:本数据根据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2009年以SITC(rev.3)为分类标准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从以上数据结论我们可以得知,中日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趋势正在加强。这其中,除第2大类CRUDE MATERIALS,INEDIBLE,EXCEPT FUELS和第9大类GOODS NOT CLASSED BY KIND产品之外,中日产业内贸易活动基本上围绕着代表制造业的第6至第8类产品贸易展开,而制造业中的第5类产品的GL指数也逐渐接近0.5,而第6类MANUFACTURED GOODS和第7类MACHAINES,TRANSPORT EQUIP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相对最高。这说明中日产业内贸易基本上集中于制造业展开。另外,从整体数据显示的水平来看,中日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有小幅度的缓慢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中日贸易活动中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多,中日贸易结构在逐年升级。进一步的细化来看,代表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第6类MANUFACTURED GOODS和第8类MISC,MANUFACTURED ARTCUS产品完全表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征,而代表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的第5类CHEMEICALS,RELTD,PROD,NES和第7类MACHAINES,TRANSPORT EQUIP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由于第5类产品的影响而相对较低,这说明中国出口的制成品主要还以低技术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二)中日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实证分析

对于中日产业内贸易特点的分析,本文主要采用GHM测算法加以分析。由于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制成品贸易活动中,因此,下面的分析将围绕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类型展开。

GHM测算法计算方式如下:以UVx表示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UVm表示单位产品的进口价值,以α为离散因子(本文α=0.25),当数值1-α≤UVx/UVm≤1+α时,属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当UVx/UVm<1-α或UVx/UVm>1+α时,属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为使数据计算的结论更加可靠,本文此处结论在依据联合国un comtrade 数据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参考了国内其他学者的经验结论进行修正,得出中日制造业总体产业内贸易类型的结论如表2。

注:以上数据根据联合国un com trade数据库2009年以SITC(rev.3)为分类标准公布的数据,并比对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廖翼 兰勇《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研究》,金仁淑 刘春芳《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得出。

从以上测算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在中日产业内贸易中主要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与日本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差距较大,中国以出口低价位,技术含量低的产成品,进口技术含量高的产成品贸易型式为主而引起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国际分工造成的影响,日本的跨国企业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等特点,运用在中国设立上游产品生产线,然后返销日本国内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组装再销往中国的生产战略,在产业内贸易的表现形式上也倾向于出现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特点。

三、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中日产业内贸易的经济交往中基本处于较低水平,出口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中日产业内贸易的特点主要还处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国在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中不处于优势地位,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相关产业的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不强。因此,改变当前产业内贸易中被动局面的核心应围绕提高科技研发实力而展开。具体对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税收优惠引导企业主动增加科研投资

由于科技研发具有费用高,风险大的特点,许多企业缺乏风险负担能力以及研发所需的资本实力,无法有效地将优秀的研发创意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出实实在在的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所以政府应从税收方面予以大力度优惠政策,则有利于引导企业积极投资于科技研发,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升级。具体可以从所得税和增值税两大税种出发,考虑税收优惠政策。首先,所得税是企业最主要的税负之一,也是现金流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应尝试将当前企业所得税中科技研发费用的扣除比例提高,即科技研发投入越大,企业税负越低,以此从客观上引导企业主动重视科技研发工作,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促进各项科学技术成果在各产业中广泛应用。其次,很多企业的科技研发需要高价值的硬件设备做支撑,虽然中国已经开始增值税改革,但并未十分突出科技研发用高价值固定资产的抵扣优惠,可将该类型研发用固定资产的进项税抵扣额度加大,实行高额抵扣政策,引导企业主动引进高技术装备,为增强自主研发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最终增强各产业内企业的整体研发实力,最终促进中国对日产业内贸易的升级,获得更多贸易利益。

(二)引导企业开展科技战略联盟,整合产业整体研发资源

在中国,很多企业在各自领域内都具备一定的规模及实力,然而,参与国际竞争时还无法和日本的巨头相抗衡。从宏观上看,大多企业之间没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对同一研发项目各自为战,重复投资,在宏观上造成了财富的浪费和科技研发效率的低下。因此,在企业层面上应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以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合作研发机制,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从而避免资源浪费,提高研发效率,最终推动产业科研实力的迅速升级。例如,可由企业协商,共同出资建立高新技术实验室或科技研发公司,对于行业内存在的技术瓶颈共同研发,根据研发成果的特点制定收益分配政策,按出资比例共享收益。在政府层面上,由中央政府相关部委牵头,各级政府落实,在资本市场准入以及税收等方面建立长效优惠机制,帮助新建技术研发机构积极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减轻研发负担,同时跨地区整合资源,在各产业中建立中国自己的具有科技创新优势的企业集团参与对日贸易,在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最终实现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升级。

(三)整合高校研发力量

在中国,许多高校拥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和优秀的科研团队。然而由于体制和意识等多方面原因,这些高校并没有完全将科研成果的潜力释放于生产力的发展中,与此同时,很多新兴高企业却苦于没有优秀成熟的研发团队作技术支撑。因此,可以尝试通过企业与高校的资源整合的方法,充分发挥企业的资本优势和高校的科研优势,进而带动企业研发能力的提高。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的分析结论,向高校研发团队提出技术要求,由高校研发团队进行专业论证后向企业提出具体研究方案,方案通过后由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外包方式或合作开发方式进行科技研发,研发成果共享。整合高校研发力量的优势在于免去企业建立成熟的自主研发团队的周期,使新兴企业能够及时抓住市场机遇,参与国际竞争,迅速成长壮大,在客观上加速了整个行业科技进步的速度。在对日产业内贸易的竞争中,有助于培养大量的新型高科技企业迅速具备参与对日高技术产品的贸易竞争,扩大中国参与竞争企业的力量,进而从整体上促进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升级。

除了提高科技研发实力之外,还应该在规模化发展和改进外国投资质量方面加强应对工作。从规模化角度来看,政府应该适时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联合,提高产业部门的集中度,培育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积极开拓对日市场,获取更大收益。另外,把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放到引资政策的核心地位,积极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更多先进经验和技术,提高对外资的利用效率,努力实现中国对日产业内贸易类型由垂直型为主向水平型为主的贸易升级,以占据中日产业内贸易的有利地位,获得更多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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