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农产品贸易（精选12篇）
中美农产品贸易 篇1
1 中美农产品贸易特点
1.1 我国在双方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要求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和重组, 这不仅为我们引进国外品种、资金、技术及先进的管理经验, 促进我国农业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且为发挥比较优势, 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了解到, 在中美贸易中, 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 但在农产品贸易中, 中国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且最近几年对美逆差越来越大。
1.2 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情况
美国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是我国农产品最大进口原产国, 1995年我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34.7亿美元, 约占我国农产品进口总值的30%;2006年从美国的进口额为73.8亿美元, 占我国农产品进口总值的23.01%。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尽管如此, 美国作为我国农产品第一大进口国的贸易地位仍然稳固。在73.8亿美元的进口额中, 包括大豆在内的食用油籽为26.7亿美元, 同比增长14.1%;棉花20.8亿美元, 同比增长50%;水海产品4.5亿美元, 园艺产品3.6亿美元, 增长15.3%;动物和动物产品14.4亿美元, 同比增长37.2%;谷物和饲料1亿美元, 同比下降23.9%;糖及热作产品7728万美元, 增长15.7%;植物种子0.32亿美元, 增长14.4%;烟草0.64亿美元。
2 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
美国在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2007年我国自美进口农产品增长较快, 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 (仅次于加拿大、日本和欧盟) 。进口金额达88.46亿美元, 增幅达到23.7%。同时我国农产品对美国出口额呈稳步上升趋势。2007年我国成为美国农产品进口第五大来源国 (仅次于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和日本) 。
2.1 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的现实状况
随着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加强, 在农产品贸易中引发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这些争端严重影响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摩擦不仅是由于极高的关税征收所导致, 更多的是来自那些隐形的非关税壁垒。首先是对农产品的高额贸易补贴, 2002年美国《农业法》修改, 使得政府补贴巨幅增加至1900亿美元, 范围包括棉花, 大豆, 小麦等大宗商品外的其他如花生, 羊毛, 蜂蜜等。
其次是强制性技术标准, 这里面主要又包括转基因作物问题、绿色壁垒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壁垒。2002年我国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利用了世贸组织允许的技术壁垒, 限制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出口, 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同时由于中国水果的品质差, 安全性低, 常常受到美国的绿色壁垒阻碍, 使得中国水果竞争力不断减弱。对于环境壁垒, 例如美国对许多食品的包装要求可降解包装, 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损害, 这也使得贸易的成本增加, 实现了美国的贸易保护。
最后就是关于倾销与反倾销问题。我国频频遭受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困扰, 涉及反倾销的商品有蜂蜜, 大蒜, 小龙虾, 浓缩果汁等, 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 使得中国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许多商品失去了竞争能力。
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 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成本上升, 国际竞争力下降, 我国农产品走向美国市场受到了阻碍, 不断引发的贸易争端也使得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的贸易交往受到损害, 最终不能最大化的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
2.2 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贸易自由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 贸易产生摩擦在所难免。其争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2.1 中美经济实力差异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贸易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经济实力强, 其政府就能通过补贴, 生产标准, 竞争条例上的政策提升其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WTO规则和许多贸易协定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之上的, 特别是关于技术性壁垒的设置, 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明显, 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由于达不到其技术标准而经常发生摩擦。
2.2.2 国家利益的左右
一方面, 农产品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国家加以保护, 维护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竞争在于一国扩大了某些农产品市场, 另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一些市场。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 开发国外市场, 就会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励出口的措施, 如补贴, 并且推行限制进口的措施, 如高关税, 技术壁垒等。贸易争端的出现实际就是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2.2.3 农产品贸易协定WTO协议约束有限
由于不同的国家对于WTO协议和其他贸易协议的条款理解有着差异, 任何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 这样以来必定造成各国的纠纷。另一方面贸易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 由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 制定的标准相应高, 这些都说明国际贸易的体系尚不完善。WTO以及各种谈判的协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3 发展建议
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尽管在价格上有一定潜在优势, 但与国际市场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出口食品从生产到加工的全过程监管, 优化出口食品结构, 提高出口竞争力, 除了要达到国际通用的食品法标准外, 还要满足美国等发达国家各自制定的更为苛刻的技术标准。
3.1 适量进口谷物等大宗农产品
中国在小麦、大豆、棉花、烟草等大宗农产品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其主要原因是:a.其出口受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 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生产的优势;b.这些大宗农产品属于资源性产品, 中国生产成本较高, 已不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美国由于土地资源丰富, 同时又实行高额农业补贴, 在这些大宗农产品出口方面具有较强比较优势。
3.2 进一步巩固蔬菜和水果及其加工品市场
蔬菜和水果与美国相比具有比较优势, 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但要注意的是, 由于中国蔬菜和水果的品质差、安全性低, 常受到国外市场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的阻碍, 致使中国蔬菜和水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减弱。2006年蔬菜和水果对美出口额12.3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21.0%。出口的园艺产品中最多的是水果和加工水果产品, 出口量28.8万t, 出口额4.8亿美元, 出口量增长10.1%, 连续六年保持增长势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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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商务部, 中美农产品贸易状况, 2006, 20, 7.
中美农产品贸易 篇2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原因;影响;对策
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也不断扩大，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从-，中美双边贸易额从805亿美元增加到3021亿美元，增长了3.7倍。
其中，中国对美出口由543亿美元增至2327亿美元;中国自美进口由262亿美元增至694亿美元，顺差由281亿美元增至1633亿美元，增长了5.8倍。
到了，全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3337.4亿美元，比20增长10.5%，受金融危机影响其增速为入世7年来最低点。
其中，我国对美出口2523亿美元，增长8.4%，7年来首次降至个位数;自美进口814.4亿美元，增长17.40/o，增速提高0.2个百分点，对美贸易实现顺差1708.6亿美元，增长4.6%。
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差额仍在继续攀升。
但造成这一失衡现象的原因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中国单方面，而且中国并非中美贸易顺差的最大受益者。
一、引发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原因
1 中美统计范围有差异，统计数字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对于香港转口贸易的处理方法不同。
中美两国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交易额(25%左右)是经过香港转口完成的，因此如何处理经过香港的转口贸易对统计数据有很大影响。
美国在进口时忽略转口贸易而将从香港转口的贸易统计为从中国的进口，高估了从中方的进口额;而在出口时，却将从香港转口到中国的贸易看做是对香港的出口，这样统计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凭空增加了美对中的逆差。
其次，我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相当一部分是加工贸易出口，这些产品只是进口以后在中国组装然后又出口，但按照原产地规则，这些产品却算中国制造，计入中国对美的出口额。
最后，美国对我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顺差，像技术服务、金融、咨询等都是美国具有优势的行业，但是出于服务贸易难以被精确统计的特性，美中服务贸易的顺差应该是被低估的，这也加剧了数字显示的美对中的逆差幅度。
2 中美两国的贸易政策影响了贸易平衡。
我国近几年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政策，国家制定了许多鼓励出口的政策和制度，引导中同产品对国际市场出口。
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导致了贸易的不平衡。
因为，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我国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而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高科技产业、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果双方都按这个理论来进行贸易应该不会存在如此大的贸易失衡。
问题在于美国并没有对我国大量出口高科技的产品，而是采用种种政策来限制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
其实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有自相矛盾之嫌，美在强调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同时又不想取消对中国出口限制，若美国不改变这种政策，那贸易逆差将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3 全球产业贸易结构调整使中国接揽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
经济全球化引起国家间比较优势转变，东亚其他国家以及东南亚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产业升级，不断将其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进而也将其对美的贸易顺差也转移到了中国。
因为虽然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但这并没有造成中国贸易顺差总量上的增加;虽然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扩大，其对亚洲的贸易逆差总额却也没有明显增加，同时，美国对于东亚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贸易逆差迅速减少。
因此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产品进口增多只是替代了其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进口而已，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的结果。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大，美国便片面的夸大了中国获得的利益而掩盖了美国在中美贸易中的隐性利益。
实际上，统计数据表明的贸易失衡并不能反映出真正的利益所得。
我们并不否认“出口”这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量的出口确实给中国赢得了巨额外汇、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但一直存在的贸易顺差也为中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例如，美国频频以此为理由给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对人民币升值;美国政府常把美中贸易逆差作为转移国内民众矛盾的砝码，不断引发两国贸易摩擦。
中国目前对美国有极高的贸易依存度，这对于中国经济甚至政治造成潜在的危机;外汇大量流入导致中国央行必须加大市场上人民币的投放量，流通的货币量过多容易引起通货膨胀。
虽然中国是顺差国但事实上真正获利更多的还是美国。
两者的贸易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中国向美出口价廉物美的日用消费品很好的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同时给美消费者带来了实惠，零售商和经销商也获得丰厚利润，而且通过消费税的形式，这些商品也为增加美国地方财政做出了不少贡献。
另外，美元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其实并不担心存在贸易逆差。
如果是贸易顺差，他只能赚到自己发行的纸币;而贸易逆差却可以使其通过自己印刷的纸币，换回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物资。
因此中美贸易即使顺差在中国，美国的确是最大的既得利益方。
三、应对贸易失衡的措施
不论是为了中国经济更健康的发展，还是为了避免美国利用贸易失衡对中国施以压力，我们都应该对这不平衡的贸易进行调整。
我国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1)把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出口转向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贸易结构，鼓励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中美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 篇3
关键词：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内贸易;G-L指数
引言：近年来，随着电子产业的高速发展，各国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电子产业的广阔前景和重要战略意义。中国在当今世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深入改革推动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领域就是电子产业。上世纪90年代起，全球电子产业的增速保持在8%～10%这一区间，为同期世界GDP增速的1.5倍左右[1]。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电子产品进出口迅速发展，2010年电子产品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电子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国。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中国电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美两国的贸易行为更是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近20年，中美双边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类（SITC7）尤为突出[2]。现有研究中SITC第7类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且年份较早，故本文采取最新的数据，对2000-2013年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SITC7）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及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动中美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更好地发展。
一、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版中的第七类机械和运输设备类。其下两位数分类又分为九章：71发电机械设备，72特殊工业专用机械，73金属加工机械，74一般工业机械，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设备，77电器机械，78道路车辆，79其他运输设备。SITC7该产品类别包括了绝大多数的电子信息类产品。本文图表皆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计算、绘制而成。
二、贸易现状
表1为2000—2013年中国对美国SITC第7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SITC7的进出口额总体呈持续增长趋势，到2013年，中国SITC第7类产品出口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49.59%，中国SITC第7类产品进口占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额的41.68%，由此可见，SITC第7类产品在中美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已经成为推动中美贸易发展的主导产品。
表1 中国对美国SITC第7 类产品进出口贸易表
三、实证分析
（一）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指标。综合利用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及笔者可搜集到的数据，本文选用Grubel、Lloyd等学者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简称G-L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简称B指数）这两个指数，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系统地对SITC第7类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类产品在中美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和结构进行分析。
G-L指数由Grubel和Lloyd两位学者于1975年提出，是迄今适用最为广泛的产业内贸易计量方法。该指标能测定某一类产品某一年的产业内贸易情况，从静态的角度衡量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利用G-L指数测度产业内贸易时，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因G-L指数作为静态的测量指标，只能于某个单一时期适用。其次，该指标可能会发生一些偏差，依据
Rajan（1996）在区分产业内贸易程度（the Degree of IIT）和产业内贸易水平（the Level of IIT）的基础上指出，标准的G-L指数在存在贸易不平衡（Trade Imbalance）时不能准确的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为弥补G-L指数缺陷，即在现有水平上使用B指数。
1.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能够从静态的角度衡量某一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标准的G-L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i为从71到79的整数，分别代表
SITC第7类产品下的2位数分类产品。表示第i类产品一定时期的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代表第i类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GLi在[0，1]内取值，取值越大，表明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当GLi=0时，即有Xi=0或Mi=0，该类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间贸易，不存在产业内贸易;当GLi=1时，即有Xi=Mi，该类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内贸易。
2.B指数，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从动态的角度测量一定时间跨度的贸易增量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标准的B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Bi表示第i类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表示一定时期第i类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量。Bi在[0，1]内取值，Bi=1，说明边际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Bi=0，表示边际贸易全部是产业间贸易。
Bi>0.5，则在这一时期内机械和运输设备类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反之则说明由产业间贸易引起。
（二）测度结果及分析。（1）G-L指数。根据G-L公式，计算得出SITC第7类产品2000-2013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表2（请见附录）。由图1可知，SITC71-79类产品的G-L指数及变化趋势有较大差异，现就变化趋势归类说明。
图1 中美在SITC 第7 类的两位数分类下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图
71（发电机械设备）、77（电器机械）变化比较平稳，一直在高位徘徊，71基本在0.8以上，77基本处于0.6和0.8之间。这两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主要是由这些产品的品种多样性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引起的，反映了在我国这两类产品的生产已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78（道路车辆）G-L指数从2004年起基本呈稳步上升，从0.2一直攀升至0.9，发展势头良好，贸易方式从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可见这类产品近年来受到政策引导，逐渐成为中美贸易的重点。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设备）均为附加值高且科技日新月异的产品，两者的G-L指数变化趋势较为相似，2000-2001年，两者的G-L指数处于较高位，从2002年起，G-L指数不断下降，且降幅较大，近年来G-L值更是逼近0，说明这两类产品质量或多样性方面的竞争力不断削弱，贸易方式退回到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79（其他运输设备）G-L指数一直在低位运行，说明此类产品竞争力并不强，产业间贸易占据主导地位，历年来都不是中美贸易的重要类别。
（2）B指数。表3是应用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公式对中美两国SITC7产品贸易增量进行计算所得到的结果，据此可以对中美两国2000-2013年SITC第7类产品贸易增量进行动态分析。各个时期的B 指数有一定的波动，呈现出以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交替的贸易增长形势。
表2 中美在SITC 第7 类两位数分类下的B指数
71 和77 的指数平均值大于0. 5，表明其贸易变化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所引起。75、76的指数平均值趋向0，表明它的贸易变化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所引起的。
四、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进出口额和测算指数可知，中美SITC 第7 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发展势头良好。71类（发电机械设备）、74类（一般工业机械）和77类（电器机械）的G-L指数及B指数平均值近年来均高于0.5，产业内贸易是强项，贸易变化也主要由产业内贸易所引起。但也应看到，中美SITC 第7 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在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资金投入高的产品上发展水平较低，如
75类（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类（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的G-L指数及B指数则逐年下降，贸易方式逐渐退回到产业间贸易。说明中美SITC第7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存在出口水平低，结构层次低的问题。
以上情况的出现主要跟中国的特殊贸易方式有关，即“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虽然近些年情况有所改善，但这类低附加值的贸易仍占较大比重。中国只能向美国出口较低科技水平的电子产品，而对于那些高新技术产品中国只能单向地从美国引进。中国也曾在某些高新电子产品上具有优势，但一旦松懈了技术创新，技术开始落后，其对美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便随之下降。也正是如此，中美两国在高新技术水平上的产业内贸易无法蓬勃展开，一直处于低水平、低层次的状态。
五、对策建议
（1）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能带动我国SITC第7类产品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的最大瓶颈便是出口低水平、结构低层次，因此改善产业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美间的产业内贸易。必须提升我国在高新技术产品上的研发力度，提升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此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能力。同时，对于那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也可以运用新技术进行改造，提高技术含量，扩大优势，从而更好地发展产业内贸易。（2）调整国家产业政策，重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产业政策对于传统分工理论仍有较明显的倾向。在传统分工理论下，我们从事低层次、低水平产业的产业间贸易。必须摆脱传统分工理论的束缚，去尝试一些高新产业的产业内贸易并对这些产业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以促进其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杨欢进.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 经济与管理， 2008， （1）： 73-76
中美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其特点分析 篇4
自2012 年起,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速放缓①,近3 年年均增长率仅为3.6%。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在今后的10 年时间内,全球农产品贸易增速将放缓。受此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速从2011 年的23.1%锐减至2012 年的4.22%,并在之后的几年内增速一直维持在10%以内,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速则更低②。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遇到瓶颈,美国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日趋饱和,仅依靠加大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无法达到显著扩大两国农产品贸易规模的目的。为了进一步深化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国内学者纷纷提出应充分研究两国贸易结构和特点,明确中美双方的比较优势和贸易中表现出来的互补、竞争或产业内贸易等特点,制定符合农产品贸易现状和特点的贸易策略,实现双方贸易的精细化发展。
近年来许多学者将中美贸易的研究视角放在贸易结构及特点的研究上,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田园(2011)指出由于两国产业结构差距显著加之居民消费结构不同,导致中美贸易结构不对称;宫智新(2011)依据产品的加工程度和技术含量等角度重新划分中美农产品贸易品类,形成高、中、低技术产品等产品类型,对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方式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郑素静(2011)运用贸易指数测算中美贸易互补性,结果显示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远高于竞争性,从而指出两国贸易方式应以互补性贸易为指导;韩灵梅(2014)指出目前中美产业内贸易方式规模小,且产生原因主要是两国居民对农产品质量差异性需求,而非对农产品消费偏好,这将导致中国在双方贸易时处于被动地位。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两国农产品贸易各个细分品类的贸易特点研究较少。研究中美农产品贸易中各个品类的贸易规模和特点,可以针对品类不同的状况制定与其相适应的贸易策略,使两国农产品贸易更加精细化,本文依据2007 年至2014 年世界贸易组织数据,遵循海关分类标准(HS2007),运用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等对中美农产品贸易进行各品类的贸易特点分析,以求针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各个品类发现适合其发展的贸易方式。
一、中美农产品贸易现状
1.中美农产品贸易增速放缓。世界贸易组织(un comtrade)数据显示,中美农产品贸易总额一直持上升趋势,从2007 年的110亿美元增长至2014 年的331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7%,远高于世界农产品贸易年均增长率。但自2012 年开始,中美农产品贸易总额增幅放缓,年均增长率下滑至4%,在2013 年甚至出现逆增长现象,中美农产品贸易规模遇到瓶颈。
（单位：亿美元）
2.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20%以上,而美国进口中国农产品总额仅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11%左右,中国对于美国的农产品依赖程度偏高。不仅如此,两国贸易差额除2013 年外均以年均20%以上的增速持续扩大,截至2014 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差额已经达到184 亿美元,中国常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
3.中美农产品贸易结构单一。中国出口美国的农产品中水产品(HS03)是最主要的品类,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26%。排名前五的农产品品类(其他品类分别为水产品制品(HS16)、蔬菜及水果等制成品(HS20)、食用蔬菜(HS07) 和动物饲料(HS23))在中美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占比高达73%;在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时,进口品类结构单一的特点更加明显,仅油籽类(HS12)进口总额即占进口总额的65%,排名前五的农产品品类(其他品类分别为谷物(HS10)、动物饲料(HS23)、水产品(HS03) 和肉类(HS02)) 在中美农产品进口总额的占比高达90%。
综上,目前中美农产品贸易存在发展速度放缓、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以及贸易品类单一的现状。只有对中美贸易方式进行深入研究,针对不同品类农产品运用合理的贸易方式,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二、中美农产品贸易特点
本文分别从贸易结合度、贸易互补性以及产业内贸易程度三个指标进行多角度分析中美农产品贸易点。
根据经济学家布朗(A.J. Brown,1947)提出的理论,贸易结合度是一国某类产品出口份额与另一国该类产品的进口份额之比,直观地体现出两国贸易的依存程度,计算公式如下:TCDij=(Xij/Xi)/(Mj/Mw)③。其中TCDij表示i国对j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Xij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额;Xi表示i国出口总额;Mj表示j国的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根据其定义,当TCDij>1时,表明i、j两国双边贸易联系紧密;当TCDij<1 时,表明i、j两国双边贸易联系松散;当TCDij>TCDji时,则表明i国对j国的贸易依赖程度比j国对i国的高,反之亦然。
贸易互补性指数则是一国某类产品的显示性贸易优势指数与另一国的贸易劣势指数的乘积,本文综合考量贸易出口国与进口国间的水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差异,量化两国间的水产品贸易互补性。其计算公式如下:TCIij=RCAkxi×RCAkmj,其中RCAkxi表示出口国x在k类农产品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kmj表示进口国j在k类农产品上的比较劣势。当TCIij较大时,说明出口国的出口品类与进口国的进口品类相吻合,即两国在该类农产品贸易中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若TCIij小,表明出口国的出口品类与进口国的进口品类不一致,即两国间农产品贸易互补程度较低。一般而言,如果TCIij>1,表明两国之间在贸易中互补性较强;如果TCIij<1,则互补性较弱。
Bruelhatr⑤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是从动态的角度衡量一定时间跨度内产业内贸易的水平, 其计算公式为:,式中Bi表示第i类农产品一定时间跨度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Xi表示两个时期间第i类农产品的出口额的变化量,△Mi表示两个时期间第i类农产品的进口额的变化量。其中0≤Bi≤1,Bi越接近1 表示该类农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由产业内贸易引起,越接近0 表示该类农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由产业间贸易引起。在此基础之上Thom & Mc Dowell⑥将产业内贸易细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w=Σni=1BiWi,式中,Bw为水平方向产业内贸易指数,Bi为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Wi为第i类农产品贸易权重,即(Xi+Mi)/(X+M);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为(Bj-Bw), 其中式中,Xj=Σni=1Bi,Mj=Σni=1Mi。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消费者偏好及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消费者对商品档次需求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个人收入差异,收入高的消费者偏好高档产品,而收入低的消费者只能偏好中低档产品。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就可能出现高收入国家进口高档产品和低收入国家进口中低档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1.中美农产品贸易总体特点。根据图2 可以发现,两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常年大于1,说明中美农产品贸易结合度很高。近年来出口贸易结合度一直稳定在1.25 左右,无显著波动;进口贸易结合度的变化波动大于出口;以2009 年为分水岭:之前表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之后则缓慢下滑,截至2014 年进口贸易结合度为2.20。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出口贸易结合度一直低于进口,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农产品的产品。中国过度依赖美国农产品是中美在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的主要原因。
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常年高于1,可见中美农产品贸易一直以贸易互补性为贸易基础。根据图3 可见,中国在进口美国农产品时表现出更高的互补性特点,7 年内贸易互补性指数均值高于1.6,说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正是中国目前紧缺的农产品,相比而言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农产品虽然也是美国农产品贸易的弱势,但紧缺程度较低。
根据表2 可见,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近年来出现较大波动,2009 年、2010 年和2013 年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点,而在其他年份该指数均低于0.5,到2014 年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仅为0.34,可见两国农产品存在产业内贸易的可能,但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细分两国产业内贸易形式可以发现,中美农产品贸易主要以垂直型产业贸易形式存在,其指数远高于水平产业贸易指数。说明中美两国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是由于两国对不同产品质量及加工程度导致的。
综上,中美农产品贸易是以互补性为主导、产业内贸易形式为辅助的多元性贸易形式。
2.中美农产品贸易结构特点。根据表3 可以发现,中美贸易份额大的品类大多数具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如中国出口美国水产品(HS03)份额为26%,对应的出口互补性高达4.57;中国进口美国油籽类农产品(HS12)份额高达65%,对应的进口互补性高达16.23。同时两国水产品(HS03)还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点,其进口和出口中所占份额均排在前5 位,同时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0.76。其他品类如奶、蛋类产品(HS04)既没有互补特点也没有产业内贸易特点,导致在两国农产品贸易份额较小⑦。根据各品类在贸易过程中表现出的特点,本文将24 类农产品分为五大类型:出口互补型、进口互补型、互补+ 产业内型、产业内型、无特点型。
根据表4可以发现,目前中美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互补型贸易为主,不论是出口互补型还是进口互补型均在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占有很大份额。而以水产品(HS03)为代表的农产品,即表现出了明显的互补特点有又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点,在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份额排名第二。活动物(HS01)等农产品虽然表现出了很强大产业内贸易特点,但两国间的贸易份额过小。肉及可食用杂碎(HS02)等农产品没有明确的贸易特点做指导,导致该类产品在两国农产品贸易中份额比重小。
针对不同类型农产品的贸易特点应制定相应的贸易策略⑧,这样才能使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合理化⑨。以上五类农产品中,进口互补型贸易主要依赖于美国农产品引进中国,中国处于被动地位,通过自身调整改变贸易现状难度太大;无特点型品类没有明确的贸易模式,贸易份额小,短时间内无法对两国贸易作出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仅对其他三个品类提出对策。
(1)对于出口互补型品类,应将重点放在食品安全领域,应对美国绿色壁垒;
(2)对于互补+ 产业内型品类,应强化中国出口农产品水平差异化(如包装、外形等),并发展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加强专业化分工;
(3)对于产业内型品类,在当前阶段应努力实施品牌战略,利用品牌效应带动中国农产品对美出口的质量和规模。
三、结论
1.中美贸易面临窘境。在当前国际农产品贸易规模扩张放缓的背景下,中美的主要农产品贸易行为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具有竞争力的水产品同时从美国进口大量优质油籽类农产品。由于中国过度依赖美国油籽类产品,在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处于贸易逆差,且贸易赤字以20%的增速持续扩大,同时两国农产品贸易前五品类交易额均占总农产品贸易额的70%以上,贸易结构的单一性严重抑制了两国农产品贸易的潜力。
2.中美农产品贸易形式可分为五类。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互补性为基础,存在互补性的品类如水产品、油籽产品都是两国农产品贸易中最重要的贸易品类;同时如活动物等品类表现出了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点,此类产品贸易份额虽小,但有强大的贸易潜力。根据中美农产品贸易中表现出的互补性和产业内贸易量大特点,本文将其划分为5 种不同的类型:出口互补型,进口互补型,互补+ 产业内型,产业内型以及无特点型。
3.农产品发展策略应与贸易形式对应。对于互补+ 产业内型品类,由于两国间有先天的农产品比较优势,贸易规模较大,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强化中国出口农产品水平差异化(如包装、外形等),并发展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在加强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之上提升国内农业的规模水平,不断优化中国农产品结构和提高中国对美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对于产业内型品类,目前中美两国此类农产品贸易规模小,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动力小、难度大,在当前阶段应努力实施品牌战略,利用品牌效应带动中国农产品对美出口的质量和规模。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加大科技兴农的力度,加快引进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农产品优质化。
摘要：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显示,自2012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发展速度下滑,且中国常年处于贸易劣势地位。为了改变当前贸易现状,必须深入剖析两国农产品各品类的贸易现状及特点,有针对性制定贸易策略。文章在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的基础上,引用贸易结合度、贸易互补性以及产业内贸易指标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特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根据贸易特点不同,可以将海关分类标准(HS2007)的24类农产品划分为5种不同的类型:出口互补型,进口互补型,互补+产业内型,产业内型以及无特点型,针对不同贸易特点需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贸易策略。
关键词：中美,农产品,贸易特点
注释
11 谢建国,杨海燕.互补还是替代——中美贸易竞争关系的测度与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11):62-72.
22 孙宏艳.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理论导刊,2014(11):80-84.
33 孙华.中越农业互补性与贸易提升策略研究[J].世界农业,2015(11):139-141.
44 谭秀阁.对农产品出口现状的分析与研究[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5(10):10-11.
55 Bruelhart M,Hine R C.lntra-industry Trade and Adjustment(St.Martins Press,New York)[J].1999.
66 Thom R,Mc Dowell M.Measuring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99,135(1):48-61.
77 习郑晶,苏国宝.产业内贸易与贸易调整成本:一个文献综述[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8-54.
88 姜国庆,于芳.基于SITC分类的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J].现代商业,2015(26):26-27.
中美贸易战分析报告 篇5
一、中美贸易摩擦对本行业的影响
1、在供应链方面
对于拥有一定进口棉花配额的企业来讲，在市场上目前进口棉花的产地主要是埃及（埃及棉），美国（皮马棉，美国棉），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一般我们大规模使用配额的时间在每年的10-12月份，这样可以根据国内产细绒棉的质量和价格合理调配配额使用方向，比如在国产细绒棉品质普遍较差的情况下，将配额主要用来采购进口细绒棉保证占比达到60%以上产品的品质不受影响，可以获得较好的市场竞争力；若国产细绒棉品质较好，则优先采购差异化的埃及棉，皮马棉等高品质长绒棉。由于我司的产品偏中高档，使用的原棉对三丝要求比较高，而作为漂白纱主料的澳大利亚产细绒棉价格在我国未调整关税之前比美国产的细绒棉价格要高上3000-4000元/吨，在调整关税后澳大利亚产细绒棉价格基本与美国产细绒棉价格相当。在这种前提下，由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同类进口棉的成本下降，导致我国纺织原料和面料的竞争力下降。
2、在核心技术研发方面
由于纺织行业的制造设备以欧洲和日本进口设备为主，基本在设备上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在相关原材料上，如杜邦，英伟达的特种纤维整体来讲使用范围较小，其生产技术要求高，议价空间较大，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3、产品、服务和资本走出去
随着中美贸易战规模的逐步增大，势必会有大量的纺织企业选择在东南亚等国设立相关的生产基地，但对于一些对技术人员和管理水平要求较高的技术密集型纺织企业来讲，其核心部门还必须依托国内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维持其核心竞争力。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以及生产成本的逐步上升，早在10年前就有部分纺织企业或将生产基地整体转移到东南亚等国，或投入资金和技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合资建立企业。
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产品、服务和资本走出去，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即使没有此次中美贸易战一些纺织企业也会逐步实现产品、服务和资本的转移，同时也要考虑一点跨国经营对于企业来讲属于高风险项目，其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属于一个缓慢的健康的产业转移，符合国家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战略。
二、中美贸易战对本公司的影响
1、对本公司原材料采购方面的影响
由于我司拥有数百吨的滑准税配额未使用完，由于美国悍然对我国发起贸易战，导致我司的相关进口棉采购成本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在可承受范围之类。由于我司目前的埃及棉订单逐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部分的滑准税配额加大采购埃及棉的数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进口大量的印度棉用于我司新进气流纺设备的主料生产32s以及40s的高支气流纺纱线。总体来讲，中美贸易战对我司的原材料采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产生致命的打击，最多就是需要在原材料采购上面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分配。
2、对本公司生产方面的影响
我司的订单主要来源于出口型企业，而美国属家用纺织品的最大进口国。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市场悲观情绪较为严重，我司客户的订单呈急剧下降趋势，在九月初订单情况基本属五年来的最差水平，基本只能保证公司本部的机台正常生产，而外协工厂的订单逐步减少；同时订单逐步呈现小批量多批次的趋势，对生产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3、对本公司市场方面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以来，按照产品来看的话，床品面料的外销型订单（最终消费市场为国外，包括直接出口订单）同比往年下降了约30%，内销型订单（主要供应国内品牌家纺）同比往年提升了70-100%；休闲服饰面料的订单整体削减了大约50%，同时军品面料以及职业装面料的订单提升了30%以上。总体来看，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我司的市场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整体市场占比基本达到外销型订单的比例下降到只有60%，内销型订单的比例有一定的上升。
4、对本公司研发等方面的影响
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导致公司的订单和毛利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公司进一步加大了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单兵一体化相关项目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大；同时公司在管理上引入精益管理的理念，在公司大力推行全员精益管理的思想，在降低浪费，提高产出，提升效率上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5、对本公司其他方面的影响
目前中美贸易战对本公司未造成实质性的损伤，除却上述4点影响以外，在有利的一面是提升了企业的忧患意识，进一步的提升的企业的凝聚力和团队向心力，属于喜忧参半。
三、国家政策对本公司的影响
作为大型央企的全资子公司，我们全力支持党中央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有力回击，总的来看，由于贸易战我司所处地方政府响应国家号召进一步提升对地方优秀企业的各个方面的扶持力度和政策性补助倾斜力度，所以整体来看影响不大。
四、应对措施
1.公司大力推行精益管理，降低消耗，提升效率，提高产出，按照“提质增效降耗，增盈限平停亏”的十二字方针苦练内功，在逆境中成长。
2.大力投入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提升产品品质和进一步进行差异化经营，尤其是快速掌握新引进的赐来福A9设备纺制高支气流纺纱线的能力，尽快打开相关市场。
3.按照非棉率60%以上的产品结构调整方向和“外贸、军品、民品三个三分之一”的市场结构调整原则进行相关市场的开拓和深入开发，早日实现相关目标。
中美贸易“超限战” 篇6
2012年3月19日，美商务部做出对华太阳能电池反补贴调查初裁。当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决定对中国输美荧光增白剂征收63.980～109.95％的反倾销关税。3月21日，中国输美不锈钢拉制水槽产品遭反倾销反补贴立案调查。仅3月13日到20日的一周时间内。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了多达6起的贸易调查行动。
最近，无论是公开场合的中国官方表态、还是公布的各种权威数据，都显示中国的外贸形势进入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期。很多人以为是由于国内经济转型和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却忽略了美国主导下对华贸易的全面阻击。
如果将近一两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战”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中美间的贸易争端并非孤立事件，一场全方位的“超限战”似乎早已排兵布阵。相较传统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打击，表现形式更加隐蔽的经济战已成为现阶段美国对中国的主要遏制手段。
稀土战：强盗们的逻辑
2012年2月，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赢得对9种中国工业原料施加出口限制。时隔不到一个月，3月13日，中国正式收到美国、欧盟和日本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的有关稀土、钨、钼出口管理措施的磋商请求。这标志着中国此前长达一年多时间、希望通过协商解决稀土纠纷的愿望彻底落空。
稀土，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对环境污染严重。同时，稀土又是高新产业中不可替代的原料，中重稀土还被用于军工产品。
目前，中国的稀土出口量占国际市场份额的90％以上。
随着对环境和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及提高稀土利用率的考虑，中国政府提出限制稀土出口。而美欧日为争夺与中国的高新产业发展主导权，希望继续从中国获得廉价初级原料。
更现实的原因是：在美国大选年。稀土案被奥巴马用来修复与蓝领、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产业大佬的关系：欧盟强征航空碳税成为众矢之的，希望借此弥合与美国关系，转移注意力；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占了中国稀土总出口的一半。
稀土案背后的各方利益终于浮出水面。
在中国政府看来：即便限制稀土出口有违WTO倡导的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但自由贸易也有例外。WTO最基本的文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0条规定，成员方可基于“生命健康保护”和“可耗竭资源保护”原因。终止自由贸易形式。阻止出口。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稀土开采污染遍布的江西省赣州，涉及废弃稀土矿山302个，遗留的尾矿(废渣)达1.91亿吨，被破坏的山林面积达97.34平方公里，仅残留的1.9亿吨废渣的治理就需70年。受稀土污染的水会造成流域范围内的动植物死亡，更不能作为人的饮用水，已涉及到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另外，国际公法基本法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违反国际强行法的条约或协定一律无效。作为国际经济领域一般协定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自然受到国际强行法的约束。
然而，来自欧美国家、自诩维护正义的WTO专家却不认可中国援引这条规则。理由是当初中国在入世时承诺放弃这条规则对中国的适用。
裁判已不再是裁判，已经沦为强盗和帮凶。
轮胎战：“双反”战术的大规模杀伤
2009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中国输美轮胎产品的大量进口造成或威胁造成美国内产业的市场扰乱。2009年9月12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35％、30％和25％的特别关税。
消息一出，9月14日A股几家轮胎上市企业股票价格纷纷下跌。其中双钱股份、S佳通开盘即被封在跌停板上；作为对美轮胎出口大户的山东省。对美出口业务下降24％～25％。一份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轮胎比2009年下降了23.6％，2011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降6％。
最近，美国认为单靠“反倾销”还不足以抵制中国商品，进而提出了“双反”。所谓“双反”，就是在“反倾销”之外加上“反补贴”。
在WTO内部，市场经济国家在调查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时，通常会使用替代国价格来确定正常价格，比如机电产品就选用日本产品作为参考，一旦中国商品的价格低于他们“计算”出来的“市场定价”，便构成了倾销。如果政府对这些商品的生产者提供了资金或财政上优惠措施，这些优惠也应该计算入商品的真实价格。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的出口贸易遭受沉痛打击。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愈演愈烈：化学增白剂、镀锌钢丝、光伏产品……
汇率战：货币战争的终极武器
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五金展，不少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外贸出口型中小五金企业叫苦不迭：产品附加值低，利润仅占销售收入的3％～5％，雪上加霜的是，不断升值的人民币汇率正在日益“蚕食”企业的微薄利润。
2011年10月，美参议院以大比例通过了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按照这一法案，所有中国生产并在美国销售的商品将普遍面临40％的反补贴税。“好”在奥巴马和众议院议长明确反对这一法案，中国的有关政府部门随即表示“赞赏”。
这真是好消息么?总统和众议院真的在主持公道么?
熟悉美国政治制度的人都明白，美国的一项法案应该分别经过两院和总统的通过，这既是相互制衡，同样也为外交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当初美国参议院审议时，中国外交部就以引发贸易战进行了警告。贸易战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但逼迫人民币升值又是美国政商界的共识。怎么办?总统和众议院及时的“仗义执言”并非毫无代价，无论是作为礼尚往来，还是出于对美国政客的交代，人民币汇率在随后一个月从6.38滑到了6.29。
其实，无论法案是否最终被总统签署，人民币汇率在这一次次否决中已经上涨了不少。美国的目的已经达成。这种“欲擒故纵”的戏码几乎每天都在美国国会山和白宫上演，其理由和规则更是不断翻新。
而受此影响，大批中国的出口型企业不是库存消化不良，就是因利润微薄加速行业洗牌或倒闭。
TPP战：围剿中国的联合部队，
2011年11月，“热心的”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强力推销《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称TPP)，身为APEC重要成员的中国却未得到邀请。
TPP，这个原本于2005年、由4个小国签订的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一下被推至风口浪尖。
在美国的强势主导下，TPP将涵盖比WTO还广阔的领域，并以10年内完全取消成员国之间所有关税，实现完全贸易自由化为目标。新瓶装旧酒，TPP协定显然是美国针对中国有备而来。
此前，很多国家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在WTO之外进行贸易合作，中国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其中，中国大陆已经同智利、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近3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15个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如今已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建立的最大
的自贸区。
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内，中国可以避开美国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贸易，还能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促进人民币有步骤的国际化。
美国显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于是搬出TPP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制造障碍。
首先，TPP对东北亚自贸区和东盟的10+1、10+3、10+6框架，以及APEC机制均具有很强的替代性，一旦开始运转，其他的经贸机制要么被架空，要么被淘空，特别是在这些机制中日益成为主角的中国将首当其冲。其次，预计建成后的TPP将是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其中不乏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若被排除在外，贸易损失不可估量。再则，TPP涵盖纺织品服装关税削减方案。已经加入TPP的越南又是中国纺织品服装在美国市场的首要竞争对手，这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纺织产业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
当然，美国也预料不可能真把中国阻挡在TPP大门之外，于是一边邀请中国加入。一边谋划对新加入成员设置更高的门槛。比如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予以更为苛刻的经济甚至刑事处罚，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等。
TPP预计将于今年底形成，届时不仅影响中国未来的经贸活动，在TPP框架内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可能性也会降低，甚至还会波及到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政治关系。o丛林法则VS以和为贵
面对向来奉行弱肉强食和“丛林规则”的美国，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则信奉“和为贵”的君子哲学：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也许我还不记仇。用忍让换得多赢。然而，当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处碰壁，当贸易摩擦背后的国家战略日渐清晰时，我们还应该继续“一厢情愿”吗?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势，我们真的无计可拖?
对出口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而言，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成为必然，只有适应并通过国外的产品合格认证，才能在对外贸易中以质取胜。对于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还可以考虑在海外设厂。
如果遭遇贸易摩擦，中小企业要学会互相抱团，这不仅有利于信息收集与传递，还能解决困扰大多数企业的应诉资金短缺问题。
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相对于美国的工会和行业协会对产业的周密保护，我国的行业协会也亟待改革，成立专业化的行业协会成为改革重点。另外，纵观大部分企业所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例。大多因中小企业缺乏对当地法律政策的了解，所以，相关部门与中小企业就外国法律政策变更动向以及相关国内预警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
中美农产品贸易 篇7
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贸易研究的新领域，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产业内贸易，对于一国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从而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乃至减弱开放经济对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入WTO以来，中国在世界贸易的地位逐渐上升，其中中国与美国贸易往来也进一步加强，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专门研究中美两国产业内贸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贸易结构有待于改善。近年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额逐渐增大。高新技术产品普遍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为此，中国科技部会同其他部门联合制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以下简称目录)(2006)，其中，按照科技部的技术领域范围，将产品划分为九大类，并用代码标识，分别是：技术领域代码设立如下：01—电子信息;02—软件;03—航空航天;04—光机电一体化;05—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06—新材料;07—新能源和节能产品;08—环境保护;09—现代农业。
这九大类产品中分别对应有HS编码，为贸易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文章将选择第七类即新能源和节能产品进出口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和美国在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情况，结合显性比较优势分析，试分析中国出口新能源产品的竞争优势，指出中国应该加强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说明
2.1 数据说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把新能源分为以下三大类：大中型水电;新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穿透生物质能。文章中的新能源是依据《目录》(2006)中的分类(即第七大类产品)，包括新能源和节能产品。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商品名称与编码协调制度》 (HS) 的6位数分类水平 (即HS6) 作为新能源产品划分标准。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文献中，一般习惯于将HS4作为研究标准。HS4编码将前四位数相同的产品划为同一个产业，《目录》中划分更加细致与具体，因而文章中将因此研究更细的6位数产品，即HS编码的前6位数相同的产品，这样就可以避免将一般产品错误归类为新能源产品，从而造成过大指数误差。
新能源产品属于高科技产品，根据HS编码，该类产品主要集中在84(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等)、85(电机、电器设备机器零件)和89(船舶及浮动结构体)三大类，选择了15种贸易量最大的产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从1996年到2007年该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情况论述，利用显性比较优势分析法，找出中美两国主要新能源产品的相对优势。
数据全部来自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考查了从1996年到2007年间中美两国主要新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情况，这些产品涉及到的新能源有：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等各个领域。
2.2 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GL指数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 其公式表示为:, 式中Xi表示产业i的出口额, Mi为产业i的进口额, GL指数∈[0, 1], 当GL=0时, 表示产业i是完全的产业间贸易;GL值越大, 表示产业i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当GL指数=1时, 表示产业i为完全产业内贸易。
对于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测度，除了上述的GL指数以外，还有其他的测度方法。Aquino (1978)与Bergstrand (1983)都注意到了贸易不平衡对GL指数的测度会产生影响，并分别提出了别的调整方法。但是Greenaway和Milner (1981)与Vona (1991)都指出，调整后的测度方法会造成更大的扭曲。因此，本文将采用未调整的GL指数进行计算。
3 中美新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分析
通过GL指数分析，可以得新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由于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WTO，为了更好地说明2001年前后贸易方式的变化，故将1996～2006的数据分成两阶段分别分析，即1996～2001年和2002～2006年，所有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如下表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国Comtrade数据库HS6位数整理计算得到。
表1显示了新能源产品在1996年至2001年间的GL指数值，其中：GL指数均值最高的是85414000(太阳能电池)，其次GL大于0.5的有：84242000(高效节能燃油喷枪)、85021100(数控柴油发电机组)，可见，这三种新能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形式占了主体地位，可以认为这些产品组的多样性增加和质量提高，从而形成较好的规模经济，贸易伙伴国美国对其需求增加，同时国内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其他组的产品GL指数都小于0.5，可以认为主要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特别是85023900(生物质气化发电装置)最低，平均GL指数仅有0.01，几乎没有产业内贸易，从UN Comtrade数据库来看，这一组产品中国的出口非常少，绝大部分是来自于美国的进口，可以说明中国在生物能源的利用上还有很大空间，产品质量相对于美国还较低。
从上面数据中可以看出，表2显示了中国加入WTO以后的GL指数。其中，85414000(太阳能电池)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GL指数大于0.5的有：84148090(氢气压缩机)、85065000(高能锂原电池)、89079001(太阳能航标灯)，接近0.5的有84191900(太阳能集热管热水器)、84242000(高效节能燃油喷枪)，这些产品主要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相比于加入WTO前，可以发现更多的产品倾向于产业内贸易，很多产品组GL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85023900(生物质气化发电装置)仍然保持较低的水平，可能与中国这一项产业发展程度较低有关，而85393190(紧凑型荧光节能灯)的GL指数逐年降低。
总体来看，中美两国在主要新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低，而主要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4 结论与建议
4.1 从表1-2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新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以加入WTO为界，可以发现总体程度有所提高。但是，通过GL指数分析，发现很多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还是比较低的，依然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4.2 不同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差异性。通过表1-2的数据，看到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生物质气化发电装置产品就几乎不存在产业内贸易，而有的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相对较高，比如太阳能航标灯和氢气压缩机，产业内贸易水平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总体来看，很多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具有上升趋势。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应该注重加强新能源产品的技术投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具体来说，应该是选择本国在质量档次和技术含量方面具有竞争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的新能源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通过规模经济和技术不断进步提高该类产品的科技含量，以实现产品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对新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科技基础有待于加强与提升。
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只有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才能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质量。通过技术创新可与发达国家在更加平等的层次进行分工，从而双方可以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自主创新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和时间，我国应该加强法律对知识产权、技术创新成果的保护，避免开发新技术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这样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还可以采用技术引进的方法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技术引进是采用技术贸易的方式，或是购买专利等知识产权，或是购买附着于机械设备零部件的知识技术。技术引进可以节约研发时间，迅速拉近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要注意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独立的改良和创新，则这种技术引进相当于为本国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创新平台，对本国的技术进步促进作用很大。在中美新能源产品贸易过程中，应该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让中国受益于新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
摘要：以新能源产品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中美两国主要新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现状。结合1996年至2007年的贸易数据说明, 借助GL贸易指数分析, 认为由于高新技术发展程度不同, 新能源产品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而且中国出口的新能源产品相对竞争优势较弱。
关键词：新能源产品,产业内贸易,GL指数
参考文献
[1]Grubel, H.G.and P.J.Lloyd (1975) .Intra-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 Products[M].London: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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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琳.中国制成品进出口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7 (6) .
中美农产品贸易 篇8
农产品贸易作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深化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 一直是学者的关注点。近年来关于中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也较多, 诸如学者吴宏、胡春叶 (2009) 针对性研究了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发现, 中美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和总体产业内贸易均处于较低的水平。而连春霞 (2008) 通过对1995~2007年中美贸易的四大类18章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综合测算和分类测算, 显示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提高。此外, 张娜、蒋智华等 (2012) 对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分析。
1 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
1.1 选取数据的说明
由于研究目的、方法的不同, 对于农产品的界定范围, 世界贸易组织 (WTO)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CATED) 及世界各国的统计机构都有不同的分类。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采用《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的分类统计, 中国也于1992年1月1日起按该制度进行关税税则分类。为此, 考虑到文章的研究目的及数据获取和处理的便利, 本文将农产品统计范围界定在联合国统计署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提供的数据库 (UN Comtrade)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 (HS) 2002版, 海关编码为HS01~HS24。
1.2 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
关于产业内贸易测度及分解的方法有很多, 应用广泛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格鲁贝尔—洛伊德 (Grubel-Lloyd) 产品指数和GHM分解方法;二是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法 (Thom&Mc Dowell, 1999) , 该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但由于涉及到若干不同时期, 因而变量选择面临很大困难。因此, 综合参考诸多文献, 本文将采用GrubelLloyd计量法和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来测度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
1.2.1 Grubel-Lloyd计量法。
Grubel-Lloyd计量法的计算公式为:
GLi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 取值越接近1, 说明该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水平越高;越接近0说明该类农产品贸易中产业间贸易越重要。而衡量全部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GL指数可以用下式计算:
式中GLj表示一定时期第j类农产品总体产业内贸易指数, Wij为第i章农产品在第j类农产品中的比重, 即 (Xi+Mi) / (X+M) , X和M分别是j类农产品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 GLj>0.5表明在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占优势, 反之则表明产业间贸易占优势。 (1) 中美各章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运用前文公式 (A) 对中美按HS2002分类的24章农产品2002~2012年的G-L指数计算可得:在这11年间, 没有某一章的农产品的GL指数每年都在0.5以上, 即没有农产品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始终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但HS01、HS03、HS05等章农产品至少有六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都大于0.5, 说明中美农产品贸易中, 产业内贸易存在且种类比较丰富;产业内贸易指数历年都在0.5以下的有HS02、HS07、HS09、H12、HS16和HS20, 说明这六章农产品在这11年的中美农产品贸易中始终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而从各章农产品在这11年的均值来看, 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5以上的有13章, 说明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 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农产品种类还是比较多的。 (2) 中美各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根据HS分类法, 第一大类农产品是指活动物和植物产品, 其范围是1-5章的农产品;第二大类农产品是植物产品, 其范围是6-14章;第三大类是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 其范围是第15章;第四大类是食品、饮料、酒和醋、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包括16-24章。表1是由中美各章农产品G-L指数加权平均得出的四大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可知, 第二类和第四类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历年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小于0.5, 尤其是第二类, 历年都处于较低值, 说明该类农产品一直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从变化的趋势看, 第一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虽增幅不大, 但是近几年已逐渐发展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第三类农产品在2004~2006年处于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但是2007-2011年出现明显的下滑, 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2012年已呈上升趋势, 恢复到产业内贸易为主的状态。第四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在0.3附近波动。由此得出, 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还比较低。 (3) 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表2是由表1四类农产品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的中美农产品GL指数。由表2可得:这11年内, 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在0.2附近波动, 说明我国一直以传统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劳动分工, 在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也说明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还比较低, 发展空间较大。
1.2.2 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
由于产业内贸易指数恒为正, 无法反映出一国同类商品处于逆差状态还是顺差状态, 对于这一不足可以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来弥补。贸易竞争力指数主要用来反映一国在该商品上的国际竞争力情况, 它的计算公式是:
其取值范围为-1≤TCij≤1。一般认为贸易竞争力指数为正时, 具有竞争力, 为负时, 不具有竞争力;如果大于0.5, 可认为极具竞争力, 如果小于-0.5, 一般则认为竞争力极低。根据前文计算出的平均GL指数在0.5以上的农产品共有13章, 通过测算其贸易竞争力指数, 来分析这些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农产品在对美农产品贸易中的竞争力 (见表3) 。
研究表明:HS03、HS05、HS19、HS22这四章农产品在所有年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大于0。表明我国在这几章农产品上具有贸易竞争力, 优势突出, 原因在于这些产品大体属于生产技术比较简单, 劳动投入比较密集, 其生产过程的成本构成凸显了我国现阶段要素结构特征, 因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至少有7年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小于0的农产品有HS08、HS14、HS21和HS23, 这些农产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相对劣势。因此, 今后我国应重点改善这些产品的质量, 提高技术含量, 增加其附加值, 提高贸易竞争力。
1.3 总结
通过对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算, 可以看出, 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还比较低, 表明我国农业仍旧是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产业间贸易依然比重较高。但是以章为研究对象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品种比较丰富, 说明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潜力较大, 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上趋于上升趋势, 说明中国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正在失去昔日的外贸竞争优势。其次, 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不强, 我国农产品竞争优势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在产业内贸易中竞争力比较低, 处于劣势地位。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 经笔者计算整理而得。
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 经笔者计算整理而得。
2 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农业是否发展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农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 关系国计民生,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基于前文研究, 应采取多种措施, 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以促进我国农业的长足发展, 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
2.1 依据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随着中美农产品贸易往来的不断增多, 农产品贸易常常成为中美贸易纠纷的焦点。而与产业间贸易相比, 产业内贸易的贸易自由化成本比较低, 因此, 应依据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愈演愈烈的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
比较优势战略立足于全球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 着力于提高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 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依据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未来应从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着手,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充分发挥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 对现阶段我国农业结构与要素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 进而提升我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美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而农产品在中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农产品贸易增长非常迅速, 提高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对两国具有重要意义。
2.2 走生态农业发展道路
根据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公布的数据可以发现, 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存在着传统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 还存在着大量的产业内贸易。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上趋于上升趋势, 说明中国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正在失去昔日的外贸竞争优势。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中国在中美农产品外贸优势有所下降的条件下, 未来我国应走生态农业发展道路。生态农业简称ECO, 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 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 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它不仅满足了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需要, 保护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也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减少了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 提升了农业外贸竞争力, 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2.3 学习借鉴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成功经验
回顾美国的农业发展史, 会看到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制度在经历了近200年的变迁后, 依然生机勃勃。总结其经验, 表现在合作社类型多样化, 合作社数量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但其销售额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在合作社进入调整发展阶段以后, 合作社的数量呈总体下降的趋势, 但其资产总额却在稳步上升。对照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发展之路,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之后, 农民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2012年底, 农民合作社数量由2008年底约10万家发展到68.9万家。但在合作社数量迅猛增加的同时, 其质量却差强人意。因此, 未来高效发展我国农业的途径之一, 是学习美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成功经验, 尤其应借鉴融资制度创新和政府的制度支持, 对于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2.4 培育我国农业企业竞争优势
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一国优势产业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推动阶段。此阶段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在生产要素上拥有的优势, 即是否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阶段。
截至2012年末我国农村人口为64222万人, 占我国总人口比重47.4%, 耕地面积约为182万km2。因此, 我国的农业发展具备了波特理论第一阶段拥有的要素, 即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为丰富的资源。依据现有我国政府对农业发展的鼓励和支持政策, 我国农业企业需要做的就是第三和第四阶段, 即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而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产业中整个价值链的创新, 一般而言, 企业提供一种或多种具有独特性、差异性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偏好, 从而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通常情况下, 某类产品的差异程度越高, 则这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就越高。相反, 如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越高, 则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上, 借助培育我国农业企业的竞争优势, 实行差别策略将是十分有效的竞争手段, 合理的多元化的市场可以打破世界经济强权和少数国家的歧视, 减少由市场集中带来的风险以及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规模, 提高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进而提高农业企业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吴宏, 胡春叶.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 2009 (6) :26-32.
[2]连春霞.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8 (7) :253-254.
[3]张娜, 蒋智华, 等.对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J].学理论, 2012 (5)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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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学君, 易法海.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基于1997~2008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J].现代日本经济, 2010 (3)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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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鞠荣华, 何广文.美国农业合作社融资渠道分析[J].世界农业, 2013 (12) :40-46.
中美农产品贸易 篇9
本文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为对象, 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 的四位数层次上, 对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进行分析。
一、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分析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专家都建立了各自的衡量指标。其中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衡量指标是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提出的G—L指标。[1]30公式为Bi = 1-| Xi-Mi |/ (Xi + Mi ) , i表示某一特定产品组合或产业, Xi和Mi分别表示该产品组合或产业之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Bi即产业内贸易指数, 0≤Bi≤1, 若Xi = Mi, 则Bi = 1, 即所有贸易均为产业内贸易;若Xi = 0 或Mi = 0, 则Bi = 0, 即所有贸易均为产业间贸易。Bi值在0 到1 的区间变动, Bi愈接近于1, 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愈高, 产业内贸易越发达;Bi愈接近于0 , 则意味着产业内贸易程度愈低。0.5<Bi≤1, 说明该产业进出口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0≤Bi<0.5, 说明该产业进出口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Bi=0.5, 说明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水平相当。对于生产多品种产品的产业来说, 公式为Bi = 1 -∑| Xi - Mi |/∑ ( Xi + Mi ) 。
由于G-L指标在测算贸易收支严重失衡的国家时产业内贸易指数值会发生向下的偏倚, 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提出了调整的G- L指标。公式为GLadj=[∑ ( Xi + Mi ) -∑| Xi- Mi |]/[∑ (Xi +Mi ) - |∑Xi -∑Mi |
G- L指标本身是一个比值, 无法反映一个国家产业内贸易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引入产业内贸易绝对量指标, 即Ai = ( Xi + Mi) - | Xi - Mi |, Ai表示i产业产业内贸易的绝对量。[2]
从表1 中, 可以看出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贸易产业内贸易指数2003 年至2011 年基本稳定在0.2 左右, 调整后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值都保持在0.4 以上, 产业内贸易绝对量从2003 年到2011 年基本处于增加趋势。这表明虽然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 发展速度也在加快, 但是产业内贸易还不是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贸易的主要方式, 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二、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各产业部门产业内贸易分析
从表2, 可以看出:75 (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76 (电信、录音及重放装置和设备) 、77 (电器设备) 、78 (陆用车辆) 、79 (其他运输设备) 从2003 年到2011 年的中美贸易都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并且产业内贸易指数很低。73 (金属加工机械) 从2007 年到2011 年产业内贸易指数都在0.6左右, 中美之间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71 (动力机械及设备) 从2005 年到2011 年产业内贸易指数保持在0.5 左右, 中美之间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当。74 (一般工业机械) 从2003 年到2011 都在0.4 以上, 其中2009年和2011 年在0.5 以上, 说明中美之间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水平基本相当。72 (个别工业用设备) 从2003 年到2011 年产业内贸易指数保持在0.4 左右, 其中2005 年在0.5 以上, 说明中美贸易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总体上说, 除了73 (金属加工机械) 以外, 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各产业部门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这与整个产业的总体情况相一致。
三、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分析
产业内贸易的产品是同类的差异产品。差异产品分为两类:水平差异产品和垂直差异产品。水平差异产品指质量、价格相同或类似的差异性产品;垂直差异产品指质量、价格不同的差异性产品。由商品的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分别称为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
Greenaway和Milner (1995) 借助进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 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细化:[3]
水平产业内贸易 (HIIT) :1-α≤UVPX/UVPM≤1+α
垂直产业内贸易 (VIIT) : UVPX/UVPM>1+α 或者UVPX/UVPM<1-α
其中: UVPX是指某国出口产品 (P) 的单位价值, UVPM是指某国进口产品 (p) 的单位价值, α 为系数, 一般设为0.15 至0.25, 多数研究者取值为0.25, 本文中取值0.25。
为了分析某国在垂业内贸易所处的地位, 把垂直产业内贸易进一步细化:当UVPX/UVPM>1+α, 说明出口产品的质量高于进口产品质量, 意味着该国处于垂直产业内分工的高端 (UP-VIIT) ;当UVPX/UVPM<1-α, 说明出口质量低于进口质量, 意味着该国处在垂直产业内分工的低端 (Down-VIIT) 。
对1992 年到2011 年的数据进行计算, 可以得出结论: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并且中国处于垂直产业分工的低端, 也就是说中国处于贸易的劣势地位。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 发展速度也在加快, 但是整体上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只有在个别产品部门 (73 金属加工机械) 上, 中美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并且中国处于垂直产业分工的低端。这种贸易格局不利于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如果中国一直依靠低价格出口低技术、低品质、低附加值产品来扩大出口贸易, 最终只能阻碍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
发展水平型和高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能使一国在贸易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应该从多方面努力, 改变中国在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垂直产业分工中的低端地位, 促进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良性发展。
(一) 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产品技术水平
企业要加强技术创新。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这一价值链环节上, 两端的附加值高于中间环节。通过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创造成本、价格优势, 另一方面可以在产品价值链上占据较高端的环节, 改变目前中国处于垂直产业分工低端地位的现状, 以提高产业内贸易效益。
除了企业自身要加大研发投入之外, 政府在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的研发投入方面也可要发挥作用。一方面, 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来支持企业的科研, 可以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关税政策、信贷政策等。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设立专项基金, 用于支持重点产品、高新技术等的研发工作, 相对减少企业的研发成本, 提高企业研发的积极性。[4]
(二) 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方面, 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产业促进政策, 促进机械及运输设备产业, 尤其是其中的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政府应引导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联合起来, 建立产业集群, 形成集加工制造、产品开发、技术研发、运营服务、物流等配套服务体系为一体、产业链相对完善的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5]发挥区域经济的聚集、辐射和带动效应, 不断完善产业链、转变价值链和提高产品附加值, 全面整合优势资源, 发展规模经济, 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 施行更为合理的外资政策
调整外资引进政策, 引导外资进入高新技术行业, 不断提高外资的质量, 优化外资结构, 更高层次的利用外资, 才能使外资流入真正为我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充分发挥其在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摘要：中美两国已成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国, 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贸易在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对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测量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本文通过G—L指标、产业内贸易绝对量、Greenaway和Milner方法对1992年至2011年间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和内部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建议我国应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产品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施行更为合理的外资政策。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机械及运输设备,产业间贸易
参考文献
[1]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2]李俊.产业内贸易指标及其优化[J].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0 (3)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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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农产品贸易 篇10
一、中美高新技术产业内贸易分析
加入WTO后中美之间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 目前,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伙伴。2005年,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额达715.7亿美元, 同比增长29.86%, 占美国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总额的15.1%, 其中中国对美出口额是进口额的4.8倍。2002～2007年, 美国在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不仅一直有逆差, 而且逆差还在逐年增加。中美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下面将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 对以上问题做出客观的测度和回答。
(一) 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低
产业内贸易的水平是判断其国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提高的一项重要指标。现在国际上对产业内贸易的分析存在大量不同的度量方法, 本文采用了使用最广泛的Grubel-Lloyd指数和Aquino矫正指数这两个指数作为分析中美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主要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美2002年-2006年的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Bi进行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Bi=1-|Xi-Mi|/ (Xi+Mi)
其中Xi表示某产业或产品的出口额, Mi表示某产业或产品的进口额, 若Xi=Mi, 则Bi=1, 即所有贸易均为产业内贸易。若Xi=0或Mi=0, 则Bi=0, 即所有贸易均为产业间贸易。0≤Bi≤1, Bi越接近于1, 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Bi越接近于0, 则意味着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
根据表1中数据计算可以得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 近几年中美两国的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没有上升的迹象, 反而呈轻微下降之势。我国入世后中美双边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明显快于产业内贸易, 双边贸易中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尽管如此, 但由于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中国主要生产低技术、高质量的高端产品, 并且由于要素禀赋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二) 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
Aquino提出一国贸易顺差或逆差, 对个别产业进出口也会有等比例的影响, 在这个原则下, 计算G-L指数之前, 必须先计算修正后各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修整后的Aquino指数值分别以Xundefined和Mundefined表示各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表示如下:
Q=[1- (∑Xundefined-Mundefined) / (∑Xundefined+Mundefined) ]×100%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 将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区分为四个阶段, 指数值在[0, 25], 产业内贸易水平低, 指数值在 (25, 50], 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 指数值在 (50, 75], 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 指数值在 (75, 100], 产业内贸易水平高。
数据来源:杜丽.中国与美国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2006)
从上表中看, 中美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体现为两个特点:其一, 结构很不稳定。除了尖端材料一直都是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的产品外, 其余产品均在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之间徘徊不定;其二, 不同产品存在明显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差异。2006年, 真正达到产业内贸易的只有核技术、尖端材料和光电子。航空航天是产业内贸易水平最低的, Aquino指数仅为2.03, 几乎不存在产业内贸易, 只是纯粹的垂直分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虽然中国与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但是, 两国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实际上, 出现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顺差的一个原因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成效, 在高新技术产业内形成了与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型分工。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 中美高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是属于典型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虽然总体上中国与美国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 但是就各个不同的行业 (或产品) 而言, 仍然存在差别。并且, 单就产业内贸易而言, 中美两国在尖端材料上的产业内互补关系是最持久的, 其余领域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均处于变化之中, 不够稳定。
二、产品内分工地位决定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
尽管近几年我国与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进出口增长速度很快, 但通过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发现, 我国多数高新技术产业内贸易还不发达, 并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其原因正是由于我国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链分工中处于生产制造环节, 这使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产品少。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国内的加工链较短, 相应地加工增值环节少, 增加值率较低, 加工装配模式决定了在对外贸易中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组装费。要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就要在目前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产业内分工的基础上, 主动参与到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中。
三、如何改善我国在中美高新技术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
第一, 在继续利用外商产业内直接投资带动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同时, 要鼓励和培育国内企业的规模经济, 以使其能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参与到全球的产业内贸易中去, 参与部分深化分工, 尤其是在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这几个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的产业, 以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第二, 培育我国自有企业自主发展的能力, 增强国内企业的研发设计能力, 支持企业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进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政府一定要扶持“中国创造”并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资金配套, 吸引企业进行研发活动以及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低利率融资贷款, 对于企业的研发投资收益给予税收减免, 加强知识产权专利的保护力度, 刺激厂商进行技术研发和新产品的开发。培育我国企业具有抑制外国企业垄断市场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市场能力, 为我国参与新的国际分工消除市场障碍。
第三,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加强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推动加工贸易向上下游延伸, 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 鼓励发展配套产业, 提高承接产业的转移能力, 控制低层次贸易加工规模, 完善加工贸易管理模式, 促进加工贸易水平整体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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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科技贸易悬疑 篇11
“不要对美国对华高科技贸易出口的解禁抱太大期望，首先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另外具体进展可能还会在美国国会遇到阻力。”尽管最近美国方面高调宣布要放宽高科技出口限制，但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钱立伟在接受《世界博览》采访时依然不乐观。
事实上，虽然美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政策一直在变化，但其“维护美国的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政策始终未变，即便面向它的盟友也同样有高科技出口限制。
技术封锁的历史
技术出口管制，尤其是涉及军事技术的出口管制如同是一只敏感的“温度计”，测试着出口国和美国关系的冷热变化。这一“温度”也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战略物资利益和外交方针的改变而变化。
早在二战爆发前，在严重孤立主义的政治环境下，美国厂商可以自由地向他国出口产品和技术，没有任何法律限制。
二战爆发后，美国国会迅速在1940年对可用于军事目的的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进行控制。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了对峙，美国随后在1949年通过了《出口控制法》，来防止美国技术流入前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
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主导地位，使得该国的安全政策也影响到了其盟国。《出口控制法》签署后不久，在美国的提议下，西方世界迅速在当年11月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在冷战最紧张时期，“巴统”列出的出口禁令名单上多达上万种技术和物资。
手中掌控着世界大部分核心技术专利的美国，技术出口如同是外交策略中的一张充满变数的“不确定牌”——表面是“技术牌”，内在是“政治牌”。“出牌”的分寸和火候都能彰显出美国老辣的外交手腕。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从越南战场走出的美国略显疲态。而此时，苏联在国际舞台中逐渐占据了战略主动。为了拉拢中国这个“第三极”，美国抛出了“军售”这张政治意味浓烈的“技术牌”。
至今仍服役于中国军队的美制“黑鹰”直升机无声地记录着那段往事。
1984年，中国与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签订购买24架“黑鹰”民用型直升机的合同。由于这一款直升机性能优异，因此出勤率非常高。
“黑鹰”成为中国军方在西藏高海拔地区的主要执勤直升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继续谋求向中国出口“黑鹰”时，中美关系的急剧冷却终结了这一可能。
“采购‘黑鹰’直升机可以说是蜜月期中美军售的典范之作，后期由于‘黑鹰’常常被用来执行高原人道救援行动，所以美国并没有彻底关闭继续向中国出口‘黑鹰’直升机配件的大门。一家澳大利亚公司一直向美国采购零部件间接出售给中国，美国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26年的折损，现在剩下的‘黑鹰’已经不多了。”某航空期刊资深编辑陈彬向《世界博览》记者说道。
随着中美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波折以及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眼中的潜在敌人。中美军售戛然而止，正常的民用高科技贸易也随之被殃及。
对华出口的种种限制也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起伏波折。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于向中国的技术出口政策总体趋于宽松，但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干扰，美国当局依然举棋不定。
出口限制曾经“松动”
1996年，美政府发布了《简化出口管理法规》的暂行条例，可以算是首次全方位对出口管理法规进行修订；但在2003年，美国又进一步加大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尤以软件和高技术设备为主。
随后的2007年，美国似乎再次回到了“冷战思维”的模式之中，正式规定包括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等20类产品不得向中国出口。这也是其目前正在执行的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政策。
骤然收紧的贸易闸门，让中美双方均感到不活。
2007年年末，中美两国举行了商贸联席会。当时负责工业及安全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曼柯索和中国签署了《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发展指导原则》协议，协议承认了中国作为发展最快的美国出口市场的地位，以及消除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的“不必要障碍”。曼柯索会后曾意味深长地强调：协议的签署显示了两国领导人决定以积极的、对话的方式解决贸易问题的巨大决心。
让美国人不安的贸易问题就是中美间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相反的却是美国对华的高科技出口份额在不断下降，其步伐远远落后于日本和欧洲。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达3400亿美元，美国仅占7％，低于欧盟的9％和日本的14％。在2001年到2008年的8年中，中国进口欧盟高技术产品增幅近200％，日本的增幅是300％，从美国进口的增幅则是100％。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卸任前夕似乎已经察觉到出口限制对美国利益的损害。2009年初，美国商务部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开始为对华高科技出口“松绑”，将以往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逐个项目审查，调整为向中国民用企业发放许可执照，允许它们从美国采购高科技产品和技术。
就在人们还在担忧奥巴马能否持续小布什的出口新政时，美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奥巴马陷入被动的政治局面，使得白宫需要重新评估美国的安全利益。
2010年1月，奥巴马在首次国情咨文中提出了5年内美国贸易出口翻番的目标。随后，4月20日，一向被誉为“现实主义者”的国防部长盖茨也高调宣布，将对高科技出口管制制度采取放宽政策。作为“延续动作”，5月23日骆家辉公开表示，美方正在对出口管制制度进行全面评估，将积极推动相关改革，减少不必要的限制，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适用于全世界的方案。
尽管一些美国媒体分析称，奥巴马高调推动出口意在刺激经济增长，应对国内高失业率，但在钱立伟副研究员看来，改革冗繁低效的官僚体系和不合时宜的审查手段也确实迫在眉睫。
“美国负责高科技出口审核的机构都是各自为政，有些甚至不能做到信息共享。”他向《世界博览》说道。事实上，不论美国作出怎样的调整，高科技出口限制的政策一直在伤害着中美两国的利益。
“双刃剑”与俄罗斯登场
美国将技术出口管制形成两份不同的清单：军用项目部分依据《武器出口控制法》，由五角大楼进行管制；而军民两用项目，主要依据《出口管理法》及《出口管制条例》，由商务部及其下属的出口管理局负责具体事务。除此以外，美国国务院也对高科技出口限制拥有话语权。
两份清单和两个部门的监管被国防部长盖茨评价为：
“这项已经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十分复杂的官僚制度，已经不能为21世纪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服
务。”
“比如，一杯水我喝就是民用，军人喝就算是军用。所有美国向中国输入的技术和设备都有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对于美国而言需要考虑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既不损害美国的贸易利益，又-必须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但是无论军方还是民众都要喝水，对大量此类军民两用科技进行出口限制，所产生的黏带伤害太大。”常年研究中俄军贸、《日落共青城》一书(记录了中俄苏27战斗机军贸历史)的著述者肖云向《世界博览》记者说道。
正如肖云所言，正是由于这个黏带伤害的影响，美国曾多次调整高科技出口政策。特别是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一场经济危机后，美国意识到严苛的出口政策已成为一种障碍。迫于工商界的压力，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当局对《出口控制法》作了三次修订，并将其更名为《出口管理法》，森严的“控制”换成了相对轻松的“管理”。
好景不长。进入新世纪后，美国高科技出口限制政策反而成了束缚本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枷锁”。在2007年收紧出口限制政策后，美国不仅严格规定了受限高科技产品清单，同时加大监管审查力度并完善了监管手段。审查对象从产品和技术的产生、研发厂商扩大到了分销商和进出口商，甚至包括任何涉及出口的组织和个人。手段也由单纯实物贸易的海陆空运输监管延伸到互联网、通讯、私人邮件及私人交往。
近乎严酷的管制措施不但对中国的高科技进口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和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高科技企业也有些招架不住，稍有不慎就会落人“危害国家安全”罪名的深渊中。对很多中国企业而言，从美国购买技术和装备的审批过程变得漫长而坎坷。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企业所需的审核周期更长，不同的中国企业接受审核的程序也不一样，国企和那些军工色彩浓烈的中国企业格外受到美国审查机构的“关照”。
而对于出口限制，在华利益巨大同时在美国国内影响力巨大的企业，并没有放弃“破局”的努力。在肖云看来，美国波音公司就是一家不断试图摆脱行政束缚的企业。波音公司曾向具有军方背景的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中联航)出口过若干架波音737-800型客机。随后的2005年初，
《华盛顿时报》宣称中国将波音737改装成军事侦察机。
“在空客公司的游说下，美国国会召开了对波音总裁的听证会。会上，面对一张张中国改装后的波音侦察机照片的质证，波音总裁只是淡淡地解释道：‘即使波音不向中国出售客机，空客公司也会向中国出售客机’。此言一出，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参议员也很有水平，迅速对众人说道：下一个议题!”肖云略带调侃地说。
全球多元化的商业格局，注定加大了美国出口监管的难度和可操作性。现在很多华人控股的企业，往往都在离岸国家注册或者在欧洲、美国注册。美国很难判断这样为数众多的跨国企业与中国存在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企业往往有能力采购到出口受限的技术和装备，这些技术和设备往往也都是中国军事工业亟需的。前苏联就曾通过民间企业来获得西方世界管制的工业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多元化尚未深入的全球商业格局中，美国情报机构难以发现，如今更是难觅其踪。
“中国是大国。即便美国限制出口，也很难真正杜绝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获得所需要的技术。美国的做法只能为别人提供机会，增加中国获取技术的成本而已。很多技术中国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
“美国禁止中国采购‘黑鹰’直升机，中国同样可以采购具有相当性价比的俄制直升机。中国向俄罗斯的大手笔军购，美国损失的不仅仅是十几亿美金的大订单，同样损失的还有声誉。北川地震出现在媒体屏幕上的‘人道救援’形象被大量俄制直升机所占据，常常将自己的普世价值挂在嘴边的美国却在为虚无缥缈的‘安全利益’所捆绑。美国对中国出口限制还无意成就了中俄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对于美国技术出口限制，长期关注俄军贸的肖云有自己的见解。
在他看来，虽然众多华裔科学家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工作，但是俄裔科学家在美国的分布更加广泛，而且根基也更为牢固。虽然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目前的情报体系实力大不如前苏联时期，但是对于美国高科技技术情报的获取要比中国更加便利。在中俄间密切的军贸合作背景下，美国同样无法阻止中国获得高科技技术和装备。
技术出口的枷锁除了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同样损害着中国的利益。由于美国限制高科技技术和装备流入中国，很多中国机构只能通过“第三方”渠道以间接或秘密的方式获得，所以为体制弊端严重的中国军工和科研系统制造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由于成本无法公开评估和审计，中国往往要为获得某项技术付出巨大的“隐性”成本。
中国究竟“觊觎”什么?
中国最需要哪些美国高科技?提升军力能够威胁美国吗?不同行业背景的人士对此会有各不相同的解答。但很少有中国人会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全面解禁会危害美国的安全利益。
“在航空领域，中国目前最亟需的是飞机发动机技术和基础材料技术。一个国家航空发动机水平的高下，就已经决定了其他领域各种发动机的水平层次。另外，由于国产数控机床技术的突破，中国在制造和加工技术上和国外的差距已经缩小，现在中外产品主要的差距是由于我们的材料不过关。材料技术涉及到诸多基础学科的水平，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差距。事实上我们的基础学术研究相当糟糕。”
“我国引进黑鹰直升机时，就曾计划对其进行仿制，后来发现‘黑鹰’直升机机身采用的是钛合金。当时中国根本不具备钛合金加工和冶炼技术，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某专业航空期刊的资深编辑陈彬说道。
“中国航空领域实力相较过去虽然大幅提高，但是总体实力还是相当薄弱。中国即使搞到西方的某项航空技术，由于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往往会遇到配套技术以及系统整合方面的难题。中国需要在俄罗斯的技术帮助下先‘斯基化’，然后再由中国进行‘山寨化’。”
俄罗斯军事观察家康斯坦丁‘秋布林的评论似乎印证了陈彬的看法。
航空科技领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尖端科技，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又如何呢?
“舰船领域是一个技术集成度最高的领域，涉及航空、航天、通信、电子、冶金、化工等行业。没有强大的科技和工业实力，就无法支撑起海军强国的梦想。代表美国海军装备最高技术水平的航母并不仅仅是一艘船那么简单，从外太空的卫星系统到航母上每一个螺丝钉，都标志着美国的科技和工业水平。我们觉得中国军工的实力还非常弱小，体制和基础工业能力都是中国军工的软肋。从中美两国海军的巨大差距，能够感知中美两国科技和工业实力的巨大落差。”某专业舰船期刊的编辑谢峰华说道。
整体的巨大差距是中美两国间科技领域残酷的现实。面对整体性的技术差距，某一两项技术的突破很难对中国科技实力产生整体性的提升。薄弱的科技实力又怎样支撑起和美国抗衡的军队?
美国取消技术出口限制，对于中国更大的意义在于获得一个宽松的发展空间和环境。中国真正应该“觊觎”的不是美国的高科技，而是产生高科技成果的社会土壤。因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建立在自我科技创新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引进和模仿的基础上，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美国就不断创新发展的模式，这是美国强大的根本原因。
中美农产品贸易 篇12
关键词：贸易权承诺,服务,规则冲突
在WTO“中美影响某些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的措施案” (DS363案) 中, 围绕供影院放映的电影中美双方“制造”了多个争点, 其中, 最主要的争点是就中国的贸易权承诺提出的“服务与货物之争”。在本案中, 美国认为, 中国现行的措施只允许中国政府批准的企业 (实际上是国有独资企业) 进口供影院放映的电影, 因此违反了上述中国的贸易权承诺。这一指控直接指向了《电影管理条例》、《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这两个行政法规。依据《电影管理条例》第30条的规定, 中国电影的进口经营单位应当由国务院规定的行政主管单位进行指定。《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16条的规定与上述规定稍有不同, 它规定电影的进口经营须由广电总局批准。从这两个法规本身而言, 前一个规定对贸易权的给予采取指定制, 而后一个则采取审批制, 均与中国的贸易权承诺存在冲突。因此, 中国没有直接对相关措施是否符合贸易权承诺做出回应, 而是辩称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并非货物, 而是服务;而上述与贸易权有关的承诺仅适用于服务贸易, 因此, 中国主张其上述措施不应受到与贸易权有关的承诺的规制。我们不难看出,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放弃了针对措施本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努力, 而将争议焦点放在了贸易权承诺适用的前提上。因而形成了有关电影性质的“服务与货物之争”。
在“服务与货物之争”中, 中国主张, 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商业价值在于能够从为利用它进行的服务中获得利益, 而不在于货物本身销售带来的收益。因而, 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应当被看作是服务而不是货物, 并且是一种许可服务。与此同时, 中国认为其在GATS中做出了有关“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承诺, 这一承诺表明中国影响电影进口的措施不适用WTO有关货物进口的法规。而美国则坚持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是一种包含内容及其物质载体的货物, 应当适用中国的贸易权承诺;并且, 中国在GATS中有关电影的承诺并不能排除其在货物贸易规则下的义务。不难看出, 中美两国的争论涉及以下3个重要的问题, 即:中国的贸易权承诺问题;在国际贸易中, 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性质问题;中国在GATS中做出的有关电影的承诺与GATT中有关电影片的规定两者的关系问题。
1 货物与服务之争涉及的法律问题分析
1.1 中国的贸易权承诺
在《中国加入议定书》以及《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两个入世法律文件中, 中国就放开贸易权这一问题做出了承诺。这一承诺的实质是在从事货物进出口方面给予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为了履行这一承诺, 我国在2004年修改了《对外贸易法》, 取消了1994年《对外贸易法》第9条关于对外贸经营者经营条件的限制。新法的第8条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 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 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标志着外贸经营资格的授予由许可制转为登记制。但是, 我国在修改《对外贸易法》的同时, 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限制外国投资者的外贸经营权, 如涉及电影的《电影管理条例》、《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以及涉及所有货物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而正是由于这些法规对外国投资者贸易权的限制导致了本案的“服务与货物之争”。
1.2 国际贸易中供影院放映电影的性质
GATS并没有对“服务”一词做出明确的定义。其第1条所称的:“为本协定之目的, 服务贸易定义为……”, 实际上规定的是服务贸易的四种模式, 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 而没有给出“服务”的明确定义。有学者认为, “服务”本身是一个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经济学概念, 对其进行十分精确的定义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并且, 人们对于“服务”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 “服务”定义的缺位尚未影响到GATS协定和各成员的具体承诺的实施。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本案中, 中美双方之所以会就电影性质问题产生争议, 正是由于缺乏有关“服务”的权威定义——更准确的说——缺乏一个有关“服务贸易”的权威定义。在这种情形下, 人们对于“服务”的基本共识显然并不能促成这一法律争端的解决。因此, 形成一个对于“服务”的权威解释是十分必要的,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本可以通过其判决形成的“事实上的判例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它们在先前的案例以及本案中并未这样做。
我国法学界关于“服务”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 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 服务是“由服务提供者凭借体力、智力和技能, 借助一定的工具、设施和手段, 在服务接受者的参与下完成某种活动, 以直接满足其需要的过程。”这种观点进一步指出,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 既存在诸如法律咨询、网站维护这类的不涉及实体货物的服务, 也存在诸如建筑服务、交付光盘磁带这类以实物为依托或媒介的服务。前一类服务的实现过程没有实体货物的参与, 因而仅仅受到服务规则的调整;后一类服务的实现依赖于货物的参与, 尽管在提供和交付过程中实物本身的价值不大, 但是其依然要受到货物贸易规则的调整。因而, 这类服务受到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的“双重调整”。笔者认为,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其实可以走得更远。上述所称的“以货物为依托的服务”, 其实质上已经不单单是服务, 而是一个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整体。其中, 作为载体的货物交付是货物贸易;而借助此种货物的交付, “完成某种活动, 从而满足他人需要”这一过程是服务贸易。由于两者的相互依存性, 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应当同时调整两者构成的这一整体。在本案中, 电影的外国生产商借助电影片的交付为国内发行商与分销商提供电影内容, 以满足其利用电影内容的需要的过程是服务贸易;而电影片的交付本身则是货物贸易。因此, 中国的贸易权承诺以及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有关的服务贸易规则将同时调整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贸易。
在本案中, 尽管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在对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定性上采取了回避态度, 它们还是就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规则适用作出了一个正面的回答: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贸易同时受到货物规则与服务规则的调整。
1.3 中国在GATS中做出的有关电影的承诺与GATT中有关电影片规则的关系问题
中国在其入世议定书服务贸易附件中做出了如下承诺:“在不损害与中国关于电影管理的法规的一致性的情况下, 自加入时起, 中国将允许以分账形式进口电影用于影院放映, 此类进口的数量应为每年20部。”根据GATS第20条的规定, 附件中的具体承诺表是其组成部分, 因而可以视为GATS的规则。在本案中, 中国主张, 其在GATS中做出了上述承诺表明, 首先, “电影进口”一词在中国有关电影的法规文本的含义指的是服务;其次, 中国影响电影进口的措施不适用WTO有关货物进口的法规。但事实上, 中国有关电影的承诺不仅存在于GATS这一服务贸易规则中, GATT1947在订立时就包含了对“电影片”的特殊规定。GATT1947的第4条“有关电影片的特殊规定”规定, 各国可以在符合一定要求的情况下规定已曝光电影片的国内数量。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之一理所当然地受到GATT1994的约束。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主张完全没有意义。由前文的论述可知, 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性质为受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同时调整的服务与货物的结合体。因此, 在调整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方面, GATT与GATS出现了规则上的重叠。
当然, GATT与GATS规则重叠是有其原因的。一方面, 在GATT1947制定的时候, 尽管交通、金融、通讯等部分服务行业有所发展,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无论是其发展的规模与速度还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无法与货物贸易相提并论。因此, 在当时并也没有达成服务贸易作为一个独立部门的普遍认识, 更谈不上订立一个类似GATS的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尽管现在国际社会公认GATT的调整范围为货物贸易, 但是GATT在其条文中并没有明确将其范围限定于货物贸易。出于国际贸易实际的需要, GATT规则中的许多条款似乎都规定了比货物贸易更广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 随着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际贸易的形式日趋多样化, 新兴的服务贸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本案中的以货物为依托的服务贸易。因此, 后制定的GATS中关于这类服务的规则势必会与GATT中的货物贸易规则在调整范围上发生重叠。在本案中, GATT规则与GATS规则在对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调整上的重叠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当GATT规则与GATS规则的调整范围发生重叠时, 应当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GATT与GATS是WTO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 但就两者的性质而言, 它们首先都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的多边国际公约。在处理两个条约之间的关系时, 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考虑:
(1) 两个条约之间调整的是否是相同的事项。如果两个条约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事项, 则不存在冲突的可能。两个条约“井水不犯河水”, 就各自调整的法律事项进行适用。
(2) 两个条约的缔约方是否相同。若两个条约的缔约方完全不同的话, 自然不存在适用上的冲突。
(3) 两个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冲突。如果两个条约的缔约方完全相同, 并且调整的事项也相同时, 需要考察它们的权利义务是否冲突。若两个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不存在冲突的话, 它们就可以就所调整的事项同时适用;若存在冲突, 则须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确定优先适用的规则。在处理GATT与GATS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也必须从以上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本案中, 中美双方均是GATT与GATS的缔约国, 并且受争议的“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同时受到GATT与GATS规则的调整。因此, 我们只需要对GATT与GATS关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规则规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冲突进行讨论。
GATT中有关“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规定主要体现在GATT1947第4条“有关电影片的特殊规定”中, 该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a款规定对影院中国内电影的放映成员国可以按照放映时间规定最低的配额, 即通常所称的“荧幕配额”。这实际上是GATT1947中国民待遇原则的一个例外;b款规定, 对a款配额之外的份额在外国电影间分配不得实施差别对待;c款则规定了b款实施的例外, 对特定来源的电影片的放映时间可以保留不高于1947年4月10日已实施水平的最低比例;d项要求成员方就放映限额的限制、放宽或取消进行谈判。中国在其入世议定书服务贸易附件 (GATS的组成部分) 中做出了有关电影的承诺:“在不损害与中国关于电影管理的法规的一致性的情况下, 自加入时起, 中国将允许以分账形式进口电影用于影院放映, 此类进口的数量应为每年20部。”我们不难看出, GATT1947第4条实质上是一个授权性规则, 在此种授权下, 一国可以对自己的国内电影在国内的放映保留最低的时间比例。而中国在GATS承诺则是一个命令性规则, 即中国必须保证每年为数为20部的进口大片。一个命令性规则和一个授权性规则发生冲突, 只有在以下情况才可能出现:授权性规则做出了与命令性规则相反的规定。例如:一项规则要求员工A必须每周工作5天, 而另一项规则允许员工A每周享受3天以上的休息时间。在这种情况下, 后一规则的员工休息的权利与前一规则规定的与员工工作的义务相冲突, 因而两项规则存在冲突。即使员工不行使自己的这项权利, 从而不违反义务的要求, 也不能改变两项规则本身冲突的事实。
从GATT1947的规定来看, 其规定并不影响缔约国设定一个使进口大片不低于20部的时间比例, 不属于GATS中的义务性规定相冲突的授权, 因此, 两个规则并不冲突。笔者在之前已经讨论过, 在不存在规则冲突的情况下, 无需适用冲突的解决方案。因而, 中国在GATS中做出的有关电影的承诺与GATT中有关电影片的规则在本案中是同时适用的。
2 对服务与货物之争的再思考
有关一项贸易是服务贸易还是货物贸易的争论, 在国际社会已非首次。早在GATT1947第4条对电影片做出特殊规定时, 就直接引发了与电影具有很大同质性的其它视听产品是否享有同样地位的广泛争论, 并且引发了关于视听业应当划分为货物还是服务的讨论。在上个世纪60年代, 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大众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随着电视节目在数量上急剧增长, 各国对电视节目设置的贸易限制也逐渐增多。由此引发了一场电视节目是否适用于GATT1947第4条争论。美国认为, 电视节目是属于GATT调整的货物, 但是其不属于GATT1947第4条的调整范围;而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认为, 电视节目更像货物还是更像服务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好判断的。随着1989年欧共体委员会旨在确保欧洲本土电视节目最低播送时间的《电视无国界指令》的通过, 欧洲国家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面对美国的指控, 它们开始承认电视节目属于货物, 同时辩称电视节目属于GATT1947第4条的调整范围, 因而《电视无国界指令》是合法的。有趣的是, 在其后的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当中, 欧洲又试图在GATS下寻求视听部门的特殊待遇。
上述服务与货物之争, 包括上世纪有关电视节目的论战是与当时国际贸易大环境紧密联系的。在上个世纪, 美国的视听产业一直占支配地位。据统计, 1995年、主要由电影、电视和出版物等构成的全球文化产业总值为3480亿美元, 其中美国为1840亿美元, 所占份额超过一半以上;欧洲为970亿美元, 远不及美国。因而, 作为文化产品的输出国, 其必然会主张电视节目应当受规定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GATT规则的调整, 并排除GATT1947第4条的适用。而欧洲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视听产业以及维护本国的价值体系, 则主张电视节目应适用GATT1947第4条乃至更为宽松的GATS。
在现有的WTO体系下, 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程度远比不上货物贸易, 尽管GATS要求其缔约国通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具体承诺来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但是作为一个框架性的协议, 其对于缔约国的贸易壁垒并不能起到强有力的限制作用。与此同时, 随着国际贸易形式的日新月异,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既不同于传统货物贸易也不同于传统服务贸易的贸易形式。因此, 出于文化利益、经济利益的考虑, 各国必然会努力使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得以适用, 从而在贸易的性质上产生分歧。
尽管各国都试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服务与货物之争的解决所依赖的仍然是现有的国际法规则。但是,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GATS作为参与国家最多的服务贸易多边协定, 其本身并没有为服务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 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形成的判例在服务与货物之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并不构成对后来案件具有约束力, 但是由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决类似的争端问题时, 总是习惯引用先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作为依据, 它们实际上起着“准先例”的作用。在本案中, 专家组认为, 对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性质的认定是无关紧要的, 而是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这一过程本身进行分析, 得出了其受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同时调整的结论, 这一认定必然会对以后专家组对类似问题的处理产生影响。
此外, 在一项国际贸易同时受到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调整时, 可能会发生调整范围的重叠。如前文所述, 这种重叠并不必然导致法律适用的冲突。而只有出现法律适用冲突时, 才需要适用冲突规则确定优先适用的规则。在处理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的重叠时需要严格遵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
3 DS363案“服务与货物之争”对中国的启示
在本案中, 美国针对中国有关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措施提出了向专家组提出了诉请, 指责中国违反了其在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做出的贸易权承诺。中国并没有就措施本身进行辩护, 而是辩称这些措施不适用贸易权承诺。从而引出了本案中的“服务与货物之争”。从案件的最终结果上来看, 中国的这一辩护最终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 中国可以从中得到以下的启示:
首先, 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维护文化安全的措施。本案中, 中国的关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这一目的的实现并不一定要通过禁止外国实体参与文化产品的进口来实现, 而可以通过对文化产品的审查制度来实现。事实上, 我国已经有了关于文化产品审查的立法。如《电影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进口供公映的电影片, 进口前应当报送电影审查机构审查”。因此, 没有经过我国审查的文化产品, 是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而文化产品审查制度是WTO规则允许的制度。在可以通过与WTO规则不冲突的方式维护文化安全时, 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对WTO规则的违反,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
其次, 应当处理好国内措施与WTO义务的关系。中国自2001年成为WTO的成员国之后, 承担了WTO规则体系下的一系列的义务。“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一项基本的国际法原则, 作为WTO的成员国, 中国应当在其规则的框架下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本案中, 涉及“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两项中国措施均是在中国入世之后颁布的, 且均被专家组认定为与中国的贸易权承诺不一致。因此, 我们在制定措施的时候, 应当考虑到我国在WTO规则体系下的义务, 使这些措施不违反上述义务。
再次, 在开放服务贸易时应当避免义务上的冲突。根据GATS的规定, 各国应当逐步开放服务贸易, 以最终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这一进程主要通过双边、多边条约以及最惠国待遇来实现。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 越来越多的国际服务贸易涉及货物的交付, 根据WTO专家组在本案中所确认的规则, 这类贸易将同时受到货物贸易规则和服务贸易规则的同时调整。因此, 中国在与其它国家订立开放服务贸易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时, 应当考虑到现有的我国受其调整的货物贸易规则, 尽量避免发生适用上的冲突。
最后, 应当充分利用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形成的既有规则, 在争端中维护国家利益。从目前来看, WTO争端解决的在先案例对于之后案件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推理和认定影响很大, 某些对于同类问题的相同判决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规则。随着中国国际贸易的增加, 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摩擦与争端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我们应当研究和总结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形成的既有规则。只有这样, 才能在成为争端当事方时, 更好进行申诉和辩护, 维护我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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