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共10篇）
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 篇1
2005年7月以来, 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2010年2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专访时表示将“劝说”中国让人民币升值。2010年3月, 130名美国众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以解决中国“操纵汇率”的问题。与此同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撰文指出:鉴于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维持贸易顺差, 美国应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进而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附加关税, 最终迫使人民币升值。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首次以对华贸易巨额逆差为由, 强力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汇率再一次承受着巨大升值压力。
关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 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关系,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1,2,3];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于人民币长期低估导致的, 只有人民币升值才能消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4]。难道中美贸易失衡真的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吗?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人民币升值真的能够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 本文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入手, 从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
一、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所谓中美贸易失衡是指近年来持续存在的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 导致了两国之间在经常账户下的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考察将近30年的中美贸易额, 中美贸易失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以来, 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 这一趋势更是明显加快 (见图1) 。
(一) 中美贸易失衡
据中方统计, 200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的1 708.6亿美元, 2009年降为1 434亿美元。据美方统计, 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更是高达2 663.3亿美元, 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 达到2 268.3亿美元, 可见美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要远远高于中方数据。尽管双方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并没有美国公布的那么高[5], 但是中美贸易长期失衡并迅速扩大却是客观存在的,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贸易结构的失衡。从贸易结构上看,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主要是货物贸易逆差, 而服务贸易则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其中货物贸易逆差又主要表现为制成品的贸易逆差, 尤其是高技术产品逆差十分突出, 相反美国在初级产品上却存在对华贸易顺差。
数据来源:中方顺差数据来自商务部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美方逆差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统计资料。
(二)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人民币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随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而不断调整。从1994年起, 中国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使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由于1994年汇率并轨时实施超贬, 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个缓慢升值的过程, 逐渐从1994年的1:8.70上升到1998年的1:8.27, 此后一直停留在8.279-8.277之间。2005年7月21日, 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启动并进入新一轮上升轨道, 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升值趋势在政策面开始显现出来, 在2008年7月之后基本稳定在1:6.80至1:6.90之间。2005-2008年,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 实际有效汇率也升值了17%左右, 缓解了中国入世以来形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三) 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
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 但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姚枝仲 (2003) 认为汇率并非是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惟一因素[6], 沈国兵 (2004) 、李稻葵 (2006) 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1]。麦金农 (2007) 进一步指出对于作为国际债权国的东亚国家, 国际主要货币升值突变带来的收入和支出效应非常强烈, 使得汇率对贸易状况的影响难以确定, 因此认为促使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的设想是不科学的[2]。
近年来中美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的快速增长, 主要是世界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的结果, 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联系。例如2005年7月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值, 但中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还迅速扩大。总之, 中美贸易失衡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的, 人民币的升值也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一)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是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美国储蓄投资失衡、财政赤字和过度消费。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X-M= (S-I) + (T-G) , 即一国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其国内个人净储蓄加上财政余额。首先, 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上看, 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意味着经常账户差额将不断扩大。自2001年以来, 美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超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国的储蓄率不断下降。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 美国个人储蓄率大多维持在1%以下, 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历史上储蓄水平最低的时代。同时, 美国的超低利率政策也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 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 提高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 从财政赤字的影响来看, 实行减税和增加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也会加剧经常账户逆差。一方面, 减税带来的消费增长和政府开支增加, 助长了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 巨额财政赤字加上利率上升, 会导致外资流入、美元升值, 从而加剧了经常账户逆差。
从2001年开始, 美国累积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 同期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不断增加, 过低的储蓄水平和过高的财政赤字使美国政府和居民的消费支出过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在65%以上, 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了70%和72%。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 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 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开始调高储蓄率, 从2008年8月的0.8%提高到2009年5月的6.9%, 达到过去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贸易赤字规模也随之开始下降。这正说明美国贸易逆差只不过是内部储蓄投资失衡的外在表现, 是其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即使改变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也必须为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寻找新的来源, 将逆差转移至其他国家[7]。
(二) 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的产业转移
分析中美贸易顺差的构成, 可以发现其主要来自东亚各国的贸易顺差转移。随着美国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 逐步形成了全球性的产品内分工格局, 即美国、日本从事研发、设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 生产并出口关键零部件和技术设备;韩国、台湾等生产并出口零部件系统或模块;东盟提供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中国大陆从事劳动密集型组装并提供少量组件, 而美国等成为产品的目标市场并最终实现产品的价值。如果按原产地原则统计, 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就从日本、韩国、台湾、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在这种产品内分工格局下,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构成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日本和东盟的部分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以2009年为例,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逆差总额达1 471亿美元, 较中国对美顺差1 434亿美元还略高。此外, 中国对拉美国家、对世界上58个最不发达国家总体也是逆差。因此, 中美贸易失衡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的贸易转移, 这种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三) 外国投资企业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会增加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 一方面利用直接投资代替商品对华出口;另一方面, 通过加工贸易将产品返销国内或销往全世界, 这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位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这一载体, 利用直接投资在我国建立加工贸易基地, 充分利用我国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低的优势, 生产出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这些产品中大部分销往美国。因此, 外资企业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核心部分。美国经济学者也曾经指出,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到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8]。2009年,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约为1400多亿美元, 其中约有76%是外资企业造成的, 而这些外资企业主要又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因此, 中美贸易失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关系, 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
(四) 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的中美贸易顺差
中国与美国在一般贸易上是基本平衡的, 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造成的。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能力, 对华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工序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创造了大量贸易顺差。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2007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高达2 117.97亿美元, 占外资企业对外贸易顺差总额 (1 361.12亿美元) 的155.6%。根据Koopmen等人 (2008) 的测算,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有58.7%以上是加工贸易创造的出口[9]。从加工贸易的地理方向上看, 这些加工贸易顺差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对美加工贸易顺差上, 中美贸易顺差与中国加工贸易在发展趋势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同步性, 两者的皮尔森相关系数高达0.991[10]。在中美贸易顺差中大约67%来自中国出口的电子信息技术和机电设备类产品, 而这些产品又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从事的加工贸易。因此, 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将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向中国进行“工序”转移, 使外资在华企业对美加工贸易顺差逐渐扩大, 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从加工贸易方式可以看出,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FDI产生的对美贸易转移和返销, 是美中贸易失衡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美国对中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也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所说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是指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高科技产品和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 而中国又是规模巨大的高科技产品需求市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应该处于优势地位, 但现实却是中国是美国高技术产品的最大供给商。这除了加工贸易的原因之外,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1998年, 美国将卫星技术添加到管制清单中, 专门对中国进行控制。2007年6月, 美国商务部实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新规定, 该规定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口证明与中国最终用户说明要求的修改》三项, 其中出口产品管制分类列表 (ECCNs) 的31大类管制项目包括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贫铀等20种产品、软件和相关技术。美国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对华实施了比其他贸易伙伴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11]。严格的出口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 转向从欧洲、日本等国进口, 结果是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在中国迅速增长的高技术进口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因此,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严重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三、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是各种深层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其唯一影响因素。因此,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第一, 历史经验证明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失衡。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 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年均达到5.9%, 对华逆差年均增长21.6%, 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 而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降至3.5%, 对华逆差下降16.1%。20世纪70-80年代, 美国也曾因货币问题向德国、日本施压, 迫使两国的货币大幅升值, 但到2008年, 美国对德国仍然逆差429亿美元, 对日本逆差726亿美元[3]。因此, 国内和国外的经验都证明一国本币升值对调解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
第二, 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殷德生 (2004) 研究标明, 中国贸易收支价格弹性很低、而收入弹性很高, 说明受外需影响较大, 其中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最大[12]。中国自2005年以来的贸易盈余主要是由于美国过度消费, 而不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 2008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冲击致使中国出口下滑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那应该改善出口才对。但是,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出口两个月之内从超过20%的增长跌落至近30%的负增长。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经济企稳复苏, 而中国对美出口也开始回暖。这说明中国出口主要是由外需市场决定的, 而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因此, 单独依靠人民币升值是无力改变美国进口增长过快的局面。
第三, 人民币升值会产生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根据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法, 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主要取决于实际汇率变动, 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情况下, 如果考虑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是不确定的, 因此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即使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情况下, 如果考虑升值后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 人民币升值也不一定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首先, 出口下降会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而收入减少带来的消费下降会减少进口需求, 尤其对于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 出口下降会使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其次, 人民币升值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 降低投资利润率, 尤其对于创造大量贸易顺差的外资企业, 这样势必会抑制中国的投资和就业, 从而降低中国的消费和进口需求;最后, 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主要以外汇储备形式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 这种负财富效应会进一步导致本国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所以, 就中短期而言, 人民币升值后来自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偏置效应可能会超过价格效应的影响, 因而使中美贸易平衡的变化难以确定[2]。
第四, 人民币升值可能使美国的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币升值固然会提高中国产品在美国销售的市场价格, 一定程度会降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进口规模会下降。在美国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美国会转向生产同类产品的替代国家, 例如印度、东盟等, 进口与中国产品类似的产品。
第五, 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管制。一方面,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 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进行生产, 使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 美国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2007年还将中国单列, 专门增加了包括纤维材料、数字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在内的47个出口管制项目。严格的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 转从他国进口。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 但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因此,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加剧了双边贸易不平衡[3]。在这种情况下,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结论及对策
上述分析说明,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 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在这些深层原因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而且还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但是, 长期存在的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将影响我国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和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可以考虑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 扩大内需, 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一方面, 在稳定投资需求的同时要扩大消费需求, 尤其居民的消费需求, 这样既有利于降低储蓄率又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利用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契机, 拓展新兴出口市场, 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第二, 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 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 在稳定利用外资规模的基础上, 要引导外资投向粗放型加工贸易以外的投资领域。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培育新的外资增长点, 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
第三, 加快产业优化升级, 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 加强自主创新, 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推动产业向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改变对外贸易中的低价竞争模式, 要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和做强自主品牌, 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转向追求贸易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
第四,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对人民币适度升值。中国目前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因此有必要借机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适度增加汇率弹性和灵活性, 逐步实现汇率形成市场化, 使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适度升值。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增加中国整体贸易利益和消除中美贸易失衡, 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产业升级, 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五, 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 劝说美国削减对华出口管制。2010年4月, 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出口管制改革制定了初步路线图, 计划对美国出口管制体系进行改革。我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加强与美国的贸易磋商, 劝说美国减少对华出口管制的歧视性规定, 这有利于增加我国从美国的进口和减少中美贸易逆差。
此外, 还要优化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美国为了避免FDI带来的贸易转移和贸易返销的影响, 反映美国真实的贸易利得,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每年专门以“所有权”为依据对本国进出口贸易进行重新统计[13]。因此, 在对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联合研究的基础上, 建议中国进一步建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综合反映中美贸易利益分布的实际情况。
摘要：2010年美国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通过考察中美贸易差额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指出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通过对内部经济失衡、产品内分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分析, 指出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 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和对华出口管制。因此,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升值,产品内分工,加工贸易
中美贸易失衡有望改善 篇2
>>毕吉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5月25日,全球瞩目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京闭幕,观其成果清单,5点重要共识、8项合作协议、26项具体成果,可谓是硕果累累。其中,“美国将迅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条,成为各大媒体宣传报道的焦点问题。
然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不会轻易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根源在于双边贸易存在极大不平衡,即便是美国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无法消除这种贸易不平衡。不过从此次对话中美双方的表现看,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助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的迹象。”
在经济对话的成果发布中,美方承诺,“将在贸易救济调查中,认真考虑并给予提出‘市场导向行业’申请的中国企业公正、合理的待遇,并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每次都是这样表态,这个问题很难寄希望于尽快解决。即便美国承认,也应该是距离2016年我们自动获取资格的时间不会太远。”在毕吉耀看来,这是因为,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一张握在美国手中牵制中国的重要的牌。当面临政治压力、经济困难、就业压力,需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时候,美国就可以以此换取更多的利益,它不会轻易放弃这张牌。
因在美方表态措辞中提及“中美商贸联委会”、“迅速承认”,于是有人将关注焦点放在了即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对此,毕吉耀并不看好。“要不要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有一套标准,需要进行一系列评估报告。到现在这些工作都没有完成,下半年开会讨论,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不大。”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当然应该尽快解决,改变中国企业在反倾销中的被动局面。但是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层面讲,意义又不是很大。即便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也会在其他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比如碳关税的问题。只要存在贸易不平衡,就会产生贸易摩擦,这与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太大联系。”毕吉耀称,“而且,到了2016年,我们将自动获取市场经济地位。”
另外,美国在技术出口方面严格管制,也一直被认为是造成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这次对话中,美国也承诺要放松管制。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政府近期要做的事情。”毕吉耀表示,一方面,中国可以绕过美国,从日欧引进技术;另一方面,美国的这些技术也可能已经不是最先进的,美国的这个技术出口管制很多方面可能已经落伍,最后受损失的是美国企业。
毕吉耀分析道,在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面临平衡再调整的问题,奥巴马也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这些都离不开巨大的中国市场。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尤其是也在大力提倡节能环保、科学发展,中美双方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点,都从根本上希望可以扩大双边贸易。
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 篇3
1. 近几年来人民币升值的现状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自此以来,人民币对外升值逐渐加快,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56%,2006年升值3.35%,2007年升值6.9%,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7”,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度创出汇改以来新高。从2009年至今,人民币仍在增值,但是远远没有2005至2007年间升值的幅度大,而是以比较小的幅度在升值。相对来说,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截止到2010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在6.7左右。
2. 人民币升值以来中美贸易失衡的现状
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存在不平衡,表现在中国一直保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那么人民币升值了,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升高了,可否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但是事实表明,人民币升值不仅没有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问题,反而中美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自2005年人民币升值以来,中美贸易顺差连续两年保持高速增长,2005年达到42.7%,2006年达到26.3%。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美国国内消费下降,但是中美贸易顺差仍然保持13.2%的水平。2008年,次贷危机继续影响美国经济,贸易顺差增速幅度放缓,累计同比增长4.6%。2009年,在中国贸易总额下降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仍然达到1433.7亿美元,同比下降16.08%。截止到2010年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仍然保持增长,2010年1-6月,中美实现贸易总额1719.9亿美元,中方贸易顺差达到770.5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24.11%。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1.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向美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影响,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采用Eviews软件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篇文章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上搜集到了2007年1月到2010年6月每个月的人民币汇率,取一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平均数,用huilv表示,从中国海关资讯网搜集到了2007年1月到2010年6月各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用chukou表示。两个时间序列取对数,即Lhuilv和Lchukou,然后对Lhuilv和Lchukou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计算结果如表2。
由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可以看出,检验不能拒绝两者不是对方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因此,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向美国出口没有太大影响。
2.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从美国进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同样,采用Eviews软件对人民币汇款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上搜集到了2007年1月到2010年6月每个月的人民币汇率,取一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平均数,用huilv表示,从中国海关资讯网搜集到了2007年1月到2010年6月各月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用jinkou表示。两个时间序列取对数,即Lhuilv和Ljinkou,然后对Lhuilv和Ljinkou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计算结果如表3。
由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可以看出,检验不能拒绝两者不是对方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因此,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从美国进口也没有太大影响。
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人民币升值是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这可以说明,中美失衡问题主要不是由于汇率引起的,更有其他的非汇率因素。
三、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原因分析
1. 中国对美国贸易的特点决定了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
第一,在中美贸易中,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需求弹性比较低,我国对美国出口取得顺差的商品主要集中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上,这些商品价格比较低,尽管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出口量下降,但是出口量减少的幅度小于价格增加的幅度,人民币升值反而使出口贸易额上升。
第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主要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从境外进口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在我国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出口,并且出口成本中进口成本的比例一般都在50%~100%之间,由于人民币升值可以使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降低,从而导致加工贸易的生产成本降低,进而可抵消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竞争力的不利影响,不会对我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产生很大影响。
2. 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来看,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第一,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美国处于政治战略的考虑,对华出口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外汇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需求量,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贸易限制不被取消,美国对华出口就无法增加,就容易出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使得中美贸易失衡继续。
第二,美国每年向中国输出大量的服务贸易,据2009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达159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只有61亿美元,美国有98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美国从对华服务贸易中获取了巨额顺差和利润,但由于服务贸易在海关统计上不显示,而只在国际收支上体现,因此,所谓的中美贸易顺差,统计的只是货物贸易这部分。
3. 中美贸易失衡是顺差转移的结果
中国在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国际顺差转移”。我国吸收外资的70%来自东亚地区。这些外资企业从本国或地区进口大量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进行加工装配后以中国名义向欧美出口,所形成的贸易顺差也由东亚其他经济体转移到中国。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单纯的贸易平衡问题,而是世界制造加工中心转移到中国,是全球生产格局演变的结果。如果整个生产格局不发生变化,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中国仍然是贸易顺差。所以,不能将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完全寄希望于让人民币大幅升值。
4. 中美两国在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对等
中国与美国是典型的互补型贸易,但是中美两国在中美贸易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我们可以通过计算贸易结合度指数(TCDab),来说明这个问题。贸易结合度指数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进)口占该国出(进)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之比,TCDab的值越大表示a,b两国的贸易关系越紧密,TCDab的值越小大表示a,b两国的贸易关系越松散。本文计算了2005-2008年中美贸易结合度矩阵。计算的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大于1,而进口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小于1,而美国恰恰相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小于1,而进口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大于1,这说明了中美之间进出口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联系紧密,美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目的地,正是中美贸易进出口不对等的关系也在另一方面解释了中国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原因。
注:通过从中国统计局官网国际数据中获得数据并计算得之
四、结论与对策
中美贸易失衡不是由汇率决定的,而是中美两国贸易的特点以及美国的贸易政策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生产中心转移的结果,所以,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是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
1. 确保人民币适度升值
从国际形势来看,人民币升值压力难以避免,应该允许有一定的升值。适度的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进出口额的影响不大,从而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并且适度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价格贸易条件和中美双要素贸易条件。这会使我国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 国家相关外贸政策支持
我国应该缓慢渐进地进行汇率改革,关注急需扶持的出口企业。现阶段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虽然效益较低,但在解决就业上有较大的社会效益。我国可以调整税收政策,为企业解困。
3. 扩大内需,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拉动消费、刺激投资、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尤其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将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落于实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应实行出口多元化,积极开拓除美国、日本等主要出口国以外的国际市场,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各种风险。
4. 引导调整对美贸易结构
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主要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只能通过低价大量销售保证利润,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却是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经过多年经济高速的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在保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的同时,中国应该逐步引导产业升级,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从而改变中美贸易不平等的地位。
5. 采取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涉及两国贸易政策法规以及政治战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只有采取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来解决。不能动辄采取经济制裁或报复的方式解决,否则,只会发生恶性循环,影响两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摘要：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收支巨额顺差等因素影响,人民币不断升值,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之一就是中国的外贸出口结构以及中美贸易失衡。为了探讨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影响,本文通过运用实证分析,分析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人民币升值难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原因,最后,文章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和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中美贸易失衡,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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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岩: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顺的影响份析[J].中国市场,2007,(10):80一81
关于中美贸易失衡的思考与对策 篇4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对策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170-01
一、客观理性看待中美贸易失衡
（一）客观看待中美贸易失衡：中美贸易失衡不仅仅反映了中美短期的贸易冲突，更反映了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及因此产生的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矛盾。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我们必须从和平崛起的战略出发，客观理性看待，慎重处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为我国经济崛起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应该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增长有其必然性，理性看待大大小小的摩擦，不要一遇到贸易摩擦就情绪化，更不必将贸易壁垒或技术性问题政治化。以平常心应对贸易失衡产生的摩擦。
（二）注重双方在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贸易差额只是经济学家在统计数据中用的一个参数，他反应不了一个国家在实际贸易中获得的具体利益，也无法说明利益是如何分配的。我们不能主观的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顺差就是盈利的，反之来看处于贸易逆差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一定不利。打个比方，中国对美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实际中并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收益，反之还产生了一定的非必要成本；而美国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些列的好处，不仅使本国的消费者受益，也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所以，不能以顺逆差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处地位的优劣。
二、美国如何应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一）摒弃旧的观念，实现出口自由化。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出口贸易过程中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在进口贸易过程中则倾向于自我保护意识，以保护美国本土一些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其次，美国官方已经在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在国际方面，美国主动调整与全球化和世贸组织规则相违背的贸易政策和体制，积极着手修改已经不适合美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进出口贸易法案，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背景下，美国将优势产业自由的向国际市场靠拢。如果美国全面开放一些高端产业和特有市场，并放松对中国出口的无端管制，真正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中美贸易不平衡将得到彻底的改善。
（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提高国民储蓄率。一直以来,美国的储蓄率持续偏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降低本国的储蓄率，最低点只有0.3%。正是因为美联储的不断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与此同时，美国又在国内推行了高消费政策，这种储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造成了如今面对金融危机，美国经济毫无抵抗力。所以政府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提高国民储蓄，努力协调消费与储蓄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国内收支的正常，为国际收支的平衡奠定重要基础。
三、中国应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建议
（一）借鉴“广场协议”，日本汇率政策给我们的启迪。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日本财长、前联邦德国财长、法国财长、英国财长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的财政首脑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
1949-1971年，360日元=1美元。1971年12月，1美元=308日元。1972年，1美元=301.66日元。1978年，1美元=194.30日元。1985年，1美元=200.25日元。1995年，1美元=80日元。1997—1998年1美元=140日元左右。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由于美国经济逐渐进入衰退的边缘，此时美国政府又开始调整汇率政策，实际上采取了促使美元贬值的政策。日本方面非常不安，想方设法不让日元汇率升值。，此时，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本土企业产品的出口，以外需来弥补因长期萧条带来的内需不足。
如今，我国无时无刻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解决途径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我们要长时期的保持人民币对外兑换水平，这对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其次，随着我国本土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益提高的企业竞争力，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是必然的趋势。但人民币升值一定要与经济发展的步伐相适应。最后，在外界对人民币的升值的重压之下，更不可轻易作出决定，以避免被投机势力所利用，给我国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二）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转换。过于强调出口导向，往往会忽视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造成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和频繁的中美贸易争端。因此，应当在巩固现有外贸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保持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扩大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影响，制定内外兼顾的经济政策，从而避免在任何一个市场出现波动情况下，对我国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优化外贸服务体系。国家应该健全外贸服务体系，扫除非市场障碍。非市场因素对企业出口贸易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应在行业政策调控、提高办事效率、规范经济秩序、避免低水平竞争、提高海关通关速度、切实落实出口优惠政策、加快退税等方面，努力为企业营造“软环境”，避免企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为企业树起坚实的“保护伞”。
（四）鼓励企业跨国经营。扩大对外投资会是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我国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将对外投资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在投资过程中，应注意所要投资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项因素。政府要多加引导，鼓励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企业对美国市场的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提供便利的政策和信息公开化的平台。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炸弹，大大减少贸易中产产生的摩擦，从而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 篇5
然而,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增长,中美贸易收支出现了严重失衡的状况。根据中方的统计,1993年以来在中美贸易上,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美方的统计则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是从1983年开始的)。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渐突出,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利用“中国经济威胁论”,动辄以逆差为由,不断炒作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向中方不断施压:或限制中国商品进口、或要求人民币升值、或指责中国不积极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在各种争端之中,人民币汇率问题被认为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低估的现象。
本文通过对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来,中美贸易变动情况的数据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中美贸易不平衡另有其主要原因。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平衡的关系
(一)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平衡的关系
1.汇率对一国贸易平衡的影响
影响贸易平衡有许多因素,例如需求的波动、供给的冲击以及汇率的变动都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情况。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实现的。从汇率变动到进出口的增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价格变动,又有因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数量(需求量)变动,而价格对数量的影响既有由于价格的变动而引起的商品间的替代效应,又有由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收入效应。
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动与该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关系可以用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美国经济学家A.P.勒纳所研究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来进一步说明。考虑当一国货币贬值时对该国贸易收支的改善,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如果用Dx表示他国对贬值国的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Dm表示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则当Dx+Dm>1时,即出口需求弹性与进口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一个国家通过本币贬值的方法可以改善国际贸易收支,否则就不可以。这说明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动对该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
2.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平衡的影响
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动是否会影响我国的贸易平衡,目前在学术界尚无定论,有无关论,也有有关论。
(1)无关论。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多次明确表示: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对中国经济有好处,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美国经济和解决贸易逆差并不会有大的帮助。他在2005年6月6日与央行行长周小川的通话中说:“可以肯定这(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整体支付结构净平衡不会有大的影响”。而清华大学研究员、前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副所长周世俭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或逆差与这个国家的货币汇率关系不大,贸易顺差或逆差只是贸易行为和市场行为,是比较优势的结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品是否有竞争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简单地靠压制对方货币升值来减少本国的贸易逆差是传统的、狭隘的国际贸易思维。
(2)有关论。
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金融教授师玉兴在《国际收支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谈到,通过对历史上人民币贬值情况分析后发现,1980年以来,人民币的六次大幅贬值中,有四次明显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收支状况。
而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对于中国的贸易平衡有一定的联系,但人民币汇率并非决定贸易平衡的主要原因。
(二)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首先考察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中美贸易的情况。2005年7月,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改变了人民币单一与美元挂钩,而建立了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如图1所示,从2005年7月开始实施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至今升值接近20%,并且有进一步升值的趋势。
这5年期间,由于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人民币虽持续升值,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和中美贸易差额并没有大幅降低,出口增长率和贸易差额增长率除了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下降的趋势外,其余时间都呈上升的趋势。2010年6月份的中美贸易差额与2009年12月份的中美贸易差额相比,更是增长了39.6%(见表1、表2)。
注:汇率为人民币/美元;表中数据为月均汇率。
从所列数据可以看出,尽管人民币已经实现一定幅度的升值,但中美贸易收支失衡并没有出现改善的趋势。这一状况充分地说明,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无法有效地减少中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很难发挥调整中美贸易失衡的作用。
下面仍用马歇尔-勒纳的需求弹性理论来作解释。美国消费者主要从中国进口日常生活必需品,因此,其消费需求对价格缺乏弹性。然而,由于中国出口主要为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因此,在人民币升值后,其他国家的商品有可能替代中国的出口,其替代程度取决于价格差价。在人民币升值后,如果中国出口价格仍然低于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那么即使中国商品提价,美国消费者仍旧会选择中国商品。这意味着价格差价和造成该差价的工资成本差价削弱了美国对中国商品价格的需求弹性,从而削弱了人民币升值的调节作用。
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真实原因分析
既然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文认为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中美两国储蓄倾向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贸易失衡
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一个国家储蓄和投资的差等于外贸的差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率高于这个国家的投资,这个国家会出现贸易顺差;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低于这个国家的投资,这个国家会出现贸易逆差。中国人的高储蓄率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居民消费太少,国内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造成大量出口,从而形成贸易顺差的现象。而在美国,经济机构失衡,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美国人消费多,投资也多,但是储蓄率太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会出现对外贸易逆差。根据IFM的数据显示,如果美国国民储蓄率能提高1个百分点,其经常项目逆差将会减少相当于GDP总额的0.5%。如果美国能够提高国民储蓄率,中美贸易顺差将会相应减少。
(二)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限制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可以生产并出口其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比较劣势产品,这样贸易双方都可以从分工和交换中获益。
中美两国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各自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而中国对美出口则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美国对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多年来,美国一直坚持对华出口管制的商品多是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例如,美国军用品禁止对华出口,军民两用中的民用品对华出口也从严审批。中国一直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放宽限制,大量增加对华商品出口,以促进美国就业和对华贸易公平。但是在2010年12月9日,美国修订其贸易便利政策,享受到美国贸易政策的国家共有三类共164个,然而中国却不在这164个国家的名单当中。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对美国在华进行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成为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障碍。
(三)中美贸易统计口径不一致夸大了两国贸易不平衡
中美贸易统计数据差异的问题由来已久。按照中方的统计,中国从1993年开始在中美贸易中开始出现贸易顺差;然而根据美方的统计,中国在1983年开始已经处于顺差的地位。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事实,但中美两国统计数据的不一致夸大了两国贸易的不平衡。
1.统计中运用不同的贸易术语
在美国,进出口统计运用的贸易术语是FAS(Free Along Side),即“船边价格”。在中国,出口统计使用的是FOB(Free On Board),即“离岸价格”,进口统计使用的是CIF(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即“到岸价格”。
“船边价格”只包含卖方将货物送至买方所指定的码头为止的一切费用,“离岸价格”是负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为止的一切费用和风险。二者相对比,“船边价格”并不包含装船费。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离岸价格比船边价格高大约1%,则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就应该相应地提高1%,对中国的进口额则降低10%。
2.香港转口贸易的统计差异
香港的转口贸易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会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统计的分歧。美国是通过原产地标准来确定进口伙伴的,只要是中国原产的货物,无论是在中国内地直接进口还是由香港转口再运往美国,一律都列入中国的进口。中国是以消费国为出口贸易伙伴,若一批货物在出口时只知道运往香港,便按照对香港出口来计算,即使这批货物后来从香港转运到美国,如果中国海关不知道的话,就不能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当中。
因此,美国统计的进口额要明显超过中国统计的出口额。同理,中国统计的进口额要明显超过美国统计的进口额。有资料表明,中国商品转口香港再出口的加价在不断上升,美国出口商品的转口加价很低且不断在下降。所以,要更准确地计算中美贸易的实际数值,就要对香港转口和转口加价进行修正。
(四)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美的贸易流向
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一方面将会增加美对华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因为美国在华投资的公司都会对美国国内的机器设备、中间投入品、原材料、技术以及服务产生一定的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美对华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因为美国在华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将会直接替代美国本土生产的产品。
三、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出口企业转型升级
对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改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所以,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的企业。对于片面依靠低价竞销出口的现象,要予以改变;对于依靠牺牲自然资源和职工合法权益来获取出口竞争优势的状况,要予以遏制。努力把低附加值环节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把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国。
(二)采用贸易双重统计标准,减少统计口径误差
针对由于中美贸易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夸大了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现象,可采用起运国/指运国为贸易归属国标准。但是由于考虑到原产地对于贸易管制的重要性,可以采用进口统计的双重标准:即以原产地为标准的进口统计用于管理贸易,以起运国/指运国为标准的进口统计用于国际间统计数字的比较。
(三)积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急剧减少,导致国内部分出口企业的倒闭。因此,有必要调整我国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目前,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基本保持平衡。因此,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层面加强政策协调,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对保持中国国内贸易的持续发展和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扩大国内消费,改善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常年处于对美顺差地位,除了与中国积极的鼓励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政策之外,也和国内经济存在产能过剩、国内供给大于国际需求有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201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554亿元,比2009年增长1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与发达国家相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但是,由于我国产能过剩,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表现为对外贸易顺差。
为了减少对外贸易顺差的情况,我国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来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以消化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有效的具体措施包括: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让有消费能力的人愿意消费;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国富民强,藏富于民。
四、结语
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 篇6
关键词：汇率操纵,汇率波动,贸易收支,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 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收支顺差不断扩大, 指责中国依靠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谋取贸易竞争优势的声音越来越大。尤其前段时间美国大选期间, 人民币汇率操纵问题, 再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经济和政治的热门话题。客观理性的认识贸易收支和汇率之间的关系, 可以有效地防止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等行为的发生, 对于中美两国经济和贸易的顺利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和重要的研究意义。
关于中国是否在操纵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方面集中在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测算, 衡量汇率是否失调及失调程度的研究上, 来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被操纵。人民币均衡汇率及失调程度的测算方法是多样的, 施建淮和余海丰 (2005) [1]采用行为均衡汇率方法, 以季度数据进行估计, 显示2002年第二季度到2004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程度在10%左右。贺刚 (2012) [2]分别运用截面、面板和协整三类模型对1996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调程度进行测算, 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在部分年度出现低估的现象, 但偏离幅度温和, 人民币币值围绕着均衡汇率在一个可控幅度内上下波动, 不存在严重错位的现象。除此之外, 王维国和黄万阳 (2005) [3]、吴丽华和王锋 (2006) [4]和杨长江和钟宁桦 (2012) [5]等均从汇率失调的角度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操纵问题。同一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测算结论也有很大差异, 而不同的学者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测算时, 由于选择的变量的不同, 测算结果仍然差异巨大 (唐亚晖和陈守东, 2010) [6]。
另一方面是从汇率与贸易收支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美国判断一国是否在操纵汇率的依据1988年制订的《贸易和竞争力综合法案》规定, 必须考虑各国是否为阻止有效调整国际收支平衡, 或为在国际贸易中谋取不公平竞争优势而操纵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鉴于此, 一些学者集中从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这一角度探讨了人民币汇率操纵问题。孙华妤和潘红宇 (2010) [7]采用2005年7月至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月度数据, 运用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 探讨了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差额的关系, 协整方程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与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成反向关系, 而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显示, 名义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差额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果说明在短期和长期中, 中国政府无法依靠人民币低估以扩大净出口, 即不可能操纵人民币汇率。此外, 叶永刚等 (2006) [8]、刘伟和凌江怀 (2006) [9]也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差额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均未能发现汇率与贸易收支差额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此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难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
本文在孙华妤和潘红宇 (2010) [7]研究的基础上, 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简称ARDL) 模型从长短期汇率传递的角度拟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关系, 并重点讨论是否存在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而获取贸易竞争优势的可能性。本研究与已往的研究相比,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上述文献主要从汇率水平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关系。而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 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途径除了汇率水平途径还有汇率波动途径[10,11]。鉴于此,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另外, 大多数现存文献只使用贸易总数据, 鲜有文献分析不同贸易部门的情况。而本文进一步讨论人民币汇率与不同贸易部门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选取
(一) 模型设定
本文沿用Rose和Yellen (1989) [12]构建的两国贸易模型, 假设国内 (外) 进口商品数量取决于国内 (外) 实际收入水平和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 即:
其中, Dm (Dm*) 表示国内 (外) 进口商品的数量, Ym (Ym*) 表示国内 (外) 实际收入水平, pm (pm*) 表示相对于国内 (外) 价格水平, 以本 (外) 币衡量的本 (外) 国进口商品相对价格。
假设出口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
其中, Sx (Sx*) 是国内 (外) 出口商品的数量, px表示相对于国内价格水平P以本币衡量的本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 px*表示相对于国外价格水平p*以外币表示衡量的外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
本国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为:
其中, En表示采用直接标价法衡量的名义汇率, E表示实际汇率, 定义为E≡En·P*/P。
同样, 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为:
均衡条件时, 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相对价格水平取决于:
所以, 以本币表示的本国贸易收支差额可以表示为:
由式 (1) ~ (5) 可知, px和px*是E, Y, Y*的函数。因此, TB可以表示为:
上式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形式后, 可以表示为:
此处小写字母代表取自然对数形式。
由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 贸易收支差额可以表示为实际汇率et、国内收入水平yt和国外收入水平yt*的函数。在此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考虑到汇率波动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因素的影响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 tbt表示贸易收支水平, et表示实际汇率水平, ytc表示国内收入水平, ytu表示国外收入水平, σt表示汇率波动率, ε为误差项。αc, αe, αyc, αyu, ασ, αD均为估计参数。需要说明的是, Dt表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虚拟变量, 即在实行汇改时期Dt取值为1, 否则为0。但在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1美元兑6.83元人民币左右。鉴于此, 汇改时期设定为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与2010年6月至2011年12月。
我们最关注的是模型 (9) 中的汇率传递参数αe和ασ波动传递参数。如果我们检验结果证实这些系数显著非零, 说明中国有可能操纵汇率来获取贸易优势。反之亦然。
(二) 变量定义与数据概述
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标志着中国国际贸易走向新阶段的第一步, 此后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量发生了显著性的增长。因此, 本文研究入世后的情况, 选取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 共120个样本数据。各变量定义为如下:
tbt表示贸易收支, 这里选用样本期内每月中国对美实际出口额 (rex) 与实际进口额 (rim) 的比值 (1) , 即:
其中, next表示名义对美出口额, xpit表示中国总体出口价格指数 (2) , imt表示名义对美进口额, mpit表示中国总体进口价格指数。
et表示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 即:
其中, etn为以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的每月平均值, cpitUsa表示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tChn表示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数值上升代表人民币贬值。
国内外实际收入通常使用实际GDP。但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变量为月度数据, 而GDP只有季度数据。为此本文以中国与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作为国内外实际收入的代理变量。由于不存在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 本文使用上年全年=100与上年同月=100的当月数据推算而得到2005年=100的名义工业生产指数, 然后除以生产者物价指数计算实际工业生产指数。
汇率波动率的估计方法有多种, 其中最常见的是移动平均标准差 (3) (moving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 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 et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 m为移动平均窗口长度。由于本文使用月度数据, 本文采用使用最近12个月的数据来计算, 即m=12。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另外本文特将所有指数数据的基期统一为2005年=100。除了汇率与汇率波动率之外, 其他数据均采用X12-ARIMA方法进行季节调整, 并相应的全部取自然对数值。
三、研究方法
本文应用Pesaran和Shin (1995) [13]、Pesaran和Pesaran (1997) [14]、Pesaran等 (2001) [15]提出的ARDL模型来研究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ARDL模型相比于其它模型, 具有最突出的优点表现在:一方面, 可以同时得到长期和短期汇率传递系数;另一方面无论模型中各变量序列是I (0) 还是I (1) , 都可以使用该模型进行估计, 并且得到回归系数的结果是一致、有效的。
ARDL检验法分两步完成, 即ARDL协整检验与ARDL长短期模型的估计。
(一) ARDL模型的协整检验
根据方程 (9) , 建立如下ARDL协整检验模型:
其中, △表示差分算子, 即△xt=xt-xt-1。F检验可用于检验水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原假设为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即方程 (13) :H0∶λtb=λe=λyc=λyu=λσ=0。在原假设成立时, F统计量服从非标准分布。在95%与99%的临界范围分别为2.62~3.79与3.41~4.68 (4) 。当F统计量大于临界上限时, 拒绝原假设, 即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当F统计量落在临界范围内时, 还要进一步检验各变量的单整阶数。
(二) ARDL模型的估计
通过ARDL协整检验发现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后, 我们可以分析变量间的长短期关系。关于长期模型, 应用如下长期ARDL (m1, m2, m3, m4, m5) 模型:
估计式 (14) 后可以转换成如下长期均衡关系式:
从现实情况来看, 式 (15) 长期均衡关系并非永远成立。在短期内, 受到各种原因而脱离其均衡关系。基于ARDL (m1, m2, m3, m4, m5) 模型的误差修正模型 (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 如下:
其中, ECt-1为误差修正项。当长期均衡关系出现失衡时, 误差修正项起到回调作用。ECt-1<意味着t-1期的出口低于长期均衡值, 在t期△et>0才能回到均衡值。因此参数ξ为负。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除了总体贸易收支水平之外, 本文使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 数据考察不同贸易部门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食品及活动物 (第0类) 、饮料及烟类 (第1类) 、非食用原料 (第2类) ,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第3类) , 动植物油、脂及动植物蜡 (第4类) 占总进出口额的比率极小, 我们将这些分类加总称为初级产品。于是下面所要分析的对象为初级产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 (第5类)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第6类) 、机械及运输设备 (第7类) 、杂项制品 (第8类) , 共有5大贸易部门。
(一) ARDL协整检验
首先进行ARDL协整检验。首先要确定式 (13) 的ARDL (m1, m2, m3, m4, m5) 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阶数。本文进行m1=1~3、m2=0~3、m3=0~3、m4=0~3、m5=0~3的768种模型组合的检验, 根据施瓦茨信息准则 (SIC) 选择最优滞后模型。
总体贸易收支、初级产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的ARDL协整检验结果, 如表1所示。除了机械及运输设备与杂项制品之外均大于95%的临界上限3.79, 表明在5%显著水平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水平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机械及运输设备与杂项制品未能发现协整关系, 表明本文选取的变量均不能说明这些部门的贸易收支。换言之, 汇率与汇率波动均不影响这些部门的贸易收支, 中国不能通过汇率操纵来获取贸易优势。因此在下面的ARDL长短期模型分析当中, 该行业分类将不予考虑。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5%水平显著;F检验的1%和5%临界上线分别为4.68和3.79 (Pesaran等 (2001) [14]Table CI, pp.300-301) 。
(二) ARDL长短期模型估计结果
在上述研究证明水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分析长短期模型的具体参数。这里也根据SIC准则选择了式 (14) 的ARDL (m1, m2, m3, m4, m5) 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差。
1. 总体分析。
从长期来看, 汇率水平传递参数αe与汇率波动传递参数ασ均不显著异于零, 说明长期内无论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还是其波动率均不影响中美贸易收支。另外, 代表美国实际收入水平的参数αyu为2.639 9,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长期中美两国贸易收支主要受到美国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 即美国实际收入水平越高, 中美贸易收支顺差越大。换言之, 美国收入的减少将会带来负面影响, 在当前全球经济萎靡而外需持续低迷背景下, 中国贸易收支不断恶化, 贸易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不得不面临严峻挑战, 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从短期来看, 同样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和实际汇率波动率的参数都是不显著的, 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性调整不能在短期内起到立即改善贸易收支的作用。而且中美两国实际收入参数β0yc与β0yu也同样是不显著的, 表明这些变量在短期内均不是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另外, 参数ξ为-0.5211并在1%水平显著, 这表明在短期内一旦偏离长期均衡水平, 实际出口在一个月内向均衡水平回调52.11%, 即大约2个月回到均衡水平。
综上实证结果表明, 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中美贸易收支没有受到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的显著影响, 意味着中国不能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来影响对美进出口贸易进而改善贸易收支。
2. 行业分析。
表3显示, 初级产品、化学成品与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贸易部门的ARDL长短期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在初级产品贸易部门方面, 无论是长期模型还是短期模型, 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和汇率波动率前的参数都是不显著的, 这说明无论汇率水平还是汇率波动率的变动, 对于中美初级产品贸易收支都不存在显著影响。
化学用品与有关产品的参数估计结果显示, 在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前的参数不显著, 说明长期内汇率水平变动, 对于中美化学用品与有关产品贸易收支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汇率波动率前的参数为0.4241,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长期内, 汇率波动率对中美化学用品与有关产品的贸易收支产生正向影响。尽管如此, 化学用品与有关产品贸易部门在整个中美进出口贸易所占的比例极小, 根据2011年全年数据计算只有3.84%, 因此该部门对整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短期内汇率水平传递参数βe与汇率波动传递参数βσ均不显著异于零, 表明短期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率的变动对于中美化学用品与有关产品的贸易收支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参数估计结果与初级产品相似, 即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 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与其波动率均不是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变量。
另外, 这三种模型的误差修正项参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负, 表明当长期均衡关系出现失衡时误差修正项能够起到回调作用, 即我们设定的ARDL误差修正模型是准确的。
总体而言, 虽然各贸易部门的模型估计结果在参数大小与其显著程度方面有所差异, 然而基本上支持无论汇率水平还是汇率波动均不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结论。也就是说, 中国不能通过汇率水平途径或汇率波动途径来改善中美贸易收支。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差。
3. 模型设定检验。
最后, 我们进行模型设定检验, 以确认我们设定的模型合理与否。表4中, Q12表示检验估计模型残差的12阶Ljung-Box统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所有模型在10%显著水平也不能拒绝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LM1Hetero表示检验估计模型残差项1阶异方差的LM统计量。结果发现, 所有模型在10%显著水平也不能拒绝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由此可以推断, 我们设定的ARDL模型是合理的。
注:表示修正拟合优度;德宾-沃森统计量;R軍表示检验估计模型残差的12阶Ljung-Box统计量;Q12表示检验估计模型残差项1阶异方差的LM统计量。
五、结论
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 篇7
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中美双边贸易发展迅速, 进出口贸易总额迅速增长。2011年11月, 中方出口额达到309亿美元, 进口额为114.9亿美元。但是, 中美双边贸易发展之路并非平坦宽阔, 美国一直指责中方贸易顺差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被低估, 因而一直要求甚至强迫人民币升值。2005年7月21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 在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的指导下,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从2005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8.229上升到2012年2月份的6.300, 升值幅度达24%。可见, 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研究
1.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中美贸易状况
Baak Sang Joon (2008) 利用1996—2006年的季度数据, 通过协整向量回归模型来验证中美贸易中的实际汇率影响效果。研究表明, 当人民币贬值时, 中美贸易的收支状况就可以改善。Won W.Koo和Renan Zhuang (2007) 则认为汇率因素在中美贸易中影响深远, 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中美贸易状况。Jaime Marquez和John Schindler (2007) 预测人民币升值10%, 则中国出口额下降1%, 而进口影响不明显。Keping Yao和Pingfan Hong, Rob Vos 通过对吸收理论和弹性理论的研究和实证分析, 认为人民币升值和刺激中国国内消费能够改善当前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状况。
2.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并不显著
Stephen Jeffrey (2006) 从理论和数据两方面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解决美国贸易失衡作用不大。Guangzhong Li, Jan P.Voon和Jimmy Ran (2006) 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的负效应将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矫正的正效应所抵消。
(二) 国内研究
1.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关系有显著影响
许少强和马丹 (2005) 通过Johansen检验, 利用1994—2003年的季度数据, 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美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人民币升值能够缓解中美贸易顺差, 实际汇率是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 因而提高人民币汇率可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宋兆晗、卜建明、杨晓森 (2008) 选取不同时期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并指出实际汇率的变动可改善中美贸易关系。
2.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关系影响不显著
王细芳、叶全良 (2008) 对2005年8月—2008年2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叶永刚 (2006) 也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二者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王中华 (2007) 运用协整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实际汇率和需求等因素对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收支的影响, 认为实际汇率并不是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 指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真正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因素是美国的需求。
三、对中美贸易余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 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了2005年7月—2012年2月共80个月度数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HL的月度平均值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库;中美贸易差额TB来自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因为影响中美贸易差额的因素有很多, 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 (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A等, 但是, GDP没有月度数据, 只有季度和年度数据, 所以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ISM来分别代替GDPC和GDPA, 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以及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为了降低异方差对结论带来的影响,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下面将讨论LNTB、LNHL、LNFDI、LNPMI、LNISM等变量在观察期内的关系。
(二) 单位根 (ADF) 检验
因为宏观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往往是不平稳的, 如果对相关序列直接进行回归估计, 可能会产生伪回归现象, 所以要在变量回归估计之前对各类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检验结果下:
由表1得出, 各变量一阶非平稳序列检验的ADF统计量都小于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也就是说这五个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的, 没有单位根的存在, 也就是一阶单整序列, 即I (1) 。
(三)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理论主要是用来描述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长期均衡关系。对于非平稳的序列, 只有他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才表明变量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通过检验,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HL、中美贸易差额TB、外商直接投资FDI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ISM都是一阶单整, 也就是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从而得出回归结果。
1.协整检验
设中美贸易收支的方程式为:LNTB=α+β1LNHL+β2LNFDI+β3LNPMI+β4LNISM+ε0
本文采用E-G两步法:首先, 通过OLS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回归, 之后将回归参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那么回归方程的设定就是合理的, 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反之,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平稳。
首先, 对相关变量进行OLS回归, 得到下面的回归方程:
LNTB=11.073103-0.815177*LNHL+0.087811*LNFDI–0.855571*LNPMI+0.555427*LNISM
(3.695500) (-1.756040) (0.798537)
(-1.683136) (2.269355)
R2=0.224946 DW=0.894621 F=5.441849
结果显示,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FDI的t值不显著, 而其他几个统计量的t值都是显著的。其中,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LNHL增加1%, 也就是人民币升值1%, 中美贸易顺差就要减少0.8152%;中国制造业经理人指数上升1%, 中美贸易顺差减少0.85557%, 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1%, 中美贸易顺差增加0.5554%。
其次, 检验残差的单整性:同上面的ADF检验类似, 对残差e进行ADF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
从检验结果来看,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 拒绝原假设, 也就是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也就是说,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同中美贸易差额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
2.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上面协整检验的结果可知, 序列LNTB、LNHL、LNFDI、LNPMI、LNISM都是I (1) , 而且对它们协整回归之后的残差序列也是平稳的。因而, 序列LNTB、LNHL、LNFDI、LNPMI、LNISM之间存在着 (1, 1) 阶协整关系, 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以稳定时间序列作为误差修正项, 用直接估计法可以建立下面的模型:
DLNTBt=β1DLNHLt+β2DLNHLt-1+β3DLNFDIt+β4DLNFDLt-1+β5DLNPMIt+β6DLNPMIt-1+β7DLNISMt+β8LNISMt-1+λLNTBt+α1LNHLt-1+α2LNFDLt-1+α3LNPMIt-1+α4LNISMt-1
对此模型进行估计, 可得到:
DLNTBt=3.72995*DLNHLt-4.30958*DLNHLt-1-0.05655*DLNFDIt+0.15177*DLNFDIt-1+0.65853*DLNPMIt+0.10384*DLNPMIt-1+0.46651*DLNISMt-0.17524*LNISMt-1+0.44203*LNTBt-0.57093*LNHLt-1-0.31046*LNFDIt-1+0.88848*LNPMIt-1-0.15731*LNISMt-1
将上式写成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为:
DLNTBt=3.72995*DLNHLt-4.30958*DLNHLt-1-0.05655*DLNFDIt+0.15177*DLNFDIt-1+0.65853*DLNPMIt+0.10383*DLNPMIt-1+0.46651*DLNISMt-0.17521*LNISMt-1+0.44203[LNTBt-1.29161LNHLt-1-0.70236LNFDIt-1+2.0100095LNPMIt-1-0.35587LNISMt-1]
从上式可以看出, LNTB关于LNHL的短期弹性为3.72995, 长期弹性为-1.2916191;LNTB关于LNFDI的短期弹性为-0.0565545, 长期弹性为-0.7023612;LNTB关于LNPMI的短期弹性为0.1517651, 长期弹性为2.0100095;LNTB关于LNISM的短期弹性为0.466512, 长期弹性为-0.3558732。
(四) 格兰杰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是并不能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所以要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来检验证明。检验结果如下:
三、结论
本文采用2005年7月—2012年2月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及其他因素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中美贸易差额同汇率HL、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ISM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协整关系。LNTB关于LNHL的短期弹性为3.72995, 也就是说从短期来看, 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美贸易顺差。LNTB关于LNHL的长期弹性为-0.7023612, 这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 人民币升值并不会给美国带来贸易顺差, 相反可能还会带来贸易逆差。但是, 美国政府之所以还要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施压, 主要是出于政治利益。
第二,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同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中美两国货币间汇率的变动并非中美贸易收支变动的主要原因。
第三, 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ISM同中美贸易收支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同时, LNTB关于LNPMI的短期弹性为0.1517651, 长期弹性为2.0100095;LNTB关于LNISM的短期弹性为0.466512, 长期弹性为-0.3558732。从短期来看, PMI的短期弹性为0.152, ISM的短期弹性为0.4665, 这意味着, 如果中国制造业需求增加1%, 中美贸易顺差额增加1.5%左右, 美国制造业需求增加1%, 中美贸易顺差额增加4.7%左右。这也说明, 如果仅从制造业的角度分析, 当前中美贸易顺差更多的原因在于美国。而从长期来看, PMI的弹性为2.01, 要远大于ISM的-0.356, 也就是说, 从长期来看中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产品将在未来的中美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的制造业需求越大, 中美贸易顺差也就越大。美国制造业ISM的长期弹性为-0.356, 表明美国制造业的长期发展能够缩小中美的贸易顺差, 但是, 其幅度相对于中国PMI的弹性要小得多。所以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只要中国制造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优化结构, 中国必定会在中美贸易的长远发展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同时美国也应重视发展本国制造业以改善贸易状况。
参考文献
[1]彭甚龙.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失衡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2]宋兆晗, 卜建明, 杨晓森.“J”曲线效应与中美贸易收支[J].上海金融, 2008 (1) :22-26.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 篇8
自1979年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给予互相的最惠国待遇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得到了极大发展。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从1979年到2010年的32年里,中美贸易额从24.5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3853.4亿美元,增长了157倍之多,截止到2011年2月,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早在2000年,中国就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到去年美对华贸易逆差飙升到了1812.7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见下表)。伴随贸易额的增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双边贸易摩擦也明显增加,范围越来越广,手段也更加多样化。
数据整理来源:中国海关(http://www.customs.gov.cn)单位(亿美元)。
2 中美贸易摩擦产生原因分析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规模如此之大,这不得不引起中美两国双方的注意,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2.1 中美双方存在统计差异
首先,由于中美两国在贸易统计上使用了不同的口径,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出实际情况。出口方面,中国采用离岸价统计,美国采用船边交货价统计,两者差异主要在于商品装船或者飞机运输的费用,通常认为是以船边交货价计算的出口货物值的1%计算,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相应向上调整。进口方面,美国以到岸价来计算和记录,通常会把保险费运输费用一起算上,到岸价的费用比离岸价高出平均约10%,因此对中国的进口额应作向下凋整。
其次,转口贸易是导致中美统计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美相互出口货物中有部分是先被运到香港、韩国釜山、中国台湾、墨西哥等地再转运到目的地的,在转运地货物经过分装或者粗加工,性质并没发生变化,因而原产地也不会发生变化,在统计时美国海关根据产地来源将转口贸易额看成是从中国的进口,而中国根据目的地原则,往往不统计转口商品的数额,这样必然会造成双方统计数据上的差异。
最后,在美国占有绝对优势的服务贸易行业中,美国顺差额是相当的可观,像技术服务、金融、咨询等都是美国具有优势的行业,但是出于服务贸易难以精确统计的特征,也不能真实的反映出中美贸易逆差的水平。
2.2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美国则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与高新技术行业,而美国早已经历过了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众多发达国家包括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动中国,促使中国来料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客观上也将原来的贸易摩擦风险转嫁给中国,在贸易保护抬头的今日,西方国家必然会频繁发起对中国的“双反”调查。
2.3 美国政治运作的需要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不同的党派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必然会维护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奥巴马属于民主党,较共和党更多地是代表工会利益,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解决高负债,就业,医保等问题,增加外汇储备与减少贸易的逆差,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美国国内失业人数巨增,工会必然会向奥巴马施加压力,为更多的获取民主党支持,以奥巴马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必然倾向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渲染中美贸易失衡,就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与反补贴的措施制造中美贸易摩擦。
2.4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两国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所决定
经济环境与贸易向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当经济向好的时候,各国为促进贸易发展,往往倾向于推行自由贸易,而当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经济发展疲软之时,为保护国内产业,降低失业率,也为了转移国内注意力,往往会推行各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的措施。我们知道,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坚持保护主义,这本就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三次经济刺激计划,更在振兴经济方案中提出“购买美国货条款”,向世人宣布了美国公开进行贸易保护。
此外美国与中国自身经济状况不同,特别体现在两国储蓄率的差距上。我们知道美国储蓄率一直偏低,甚至在2001年10月一度达到0.3%的低点,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着美国经济负债式消费增长,美国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反观中国,存在融资渠道不畅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中国人固有的节约消费理念,使得中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国内需求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顺差。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两国国内经济失衡所决定的。
3 应对之策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中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既定的事实,这种不平衡既有客观性的原因,也有经济体制甚至政治制度的原因。中美贸易失衡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持续,而中美贸易摩擦也将会不断,据此我们要从多方面对中美贸易失衡进行调整。
3.1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出口转向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长期施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对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却往往过度的依赖外需,内需常常处于不足的情况。实际上,我国国内有13亿人口,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的内需市场,当打开这一市场时,我们便会发现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经济发展会更加稳定与健康,而我国对美的出口也会减少进口增加,贸易的顺差也会自然减少。
3.2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同时实施出口市场的更加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实行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措施,但从商务部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知道,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一些初级加工品,虽是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因此我国应该努力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向产业链的更高端发展,学会关键技术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加工制造能力,更加务实于打造自有品牌。
除此之外,由于当前我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地方主要集中于欧美,对欧美市场过分依赖也会导致贸易风险加大,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向更广区域拓展对外贸易的地理范围,开拓更广的国际市场,向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正逐渐趋好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扩展,同时加大FDI的投入,直接绕开欧美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
3.3 完善我国的原产地制度
原产地规则作用在于能够确认出口货物的生产地,也是国际贸易中进行贸易统计与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依据。现在,在国外随处可以看见“中国造”产品,而且往往这些产品都是技术含量比较低,价格低廉但是供应量相当大的最终消费品,产品数量的冲击使得国外消费者随处都可以感觉到“中国造”对本国类似产品的威胁,这种原产地标准显然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其实如果我们有严格的原产地制度,加强原产地证书发放的管理工作,只对那些在中国增值百分比达到一定标准的产品才打上原产地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敏感度。
3.4 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加入WTO以来,欧美很多国家一直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往往导致这些国家对我国可以很容易的施行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调查。对中美双方来说,“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加快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同时要与美国努力交涉,通过外交谈判使其早日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只有我们早日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做到我国经济真正的独善其身。
摘要：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国的贸易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扩大,伴之而存在的两国间贸易摩擦也不断扩大,甚至已经成为阻碍中美关系的一大重要障碍,因此分析引起两国贸易失衡的原因已经显得非常必要与及时。从中美两国贸易现状出发,探析造成两国贸易失衡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贸易摩擦,对策分析,统计差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EB/OL].http://www.stats.gov. cn.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报告[EB/OL].http://countryreport. mofcom.gov.cn.
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 篇9
【关键词】中国；改革开放；美国直接投资；中美贸易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贸易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大，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国外有关学者研究表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具有紧密的联系。中国大型跨国企业，利用美国直接投资公司，进行企业内部结构调整，将国外先进的高科技术产业与技术知识作为国内企业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国内企业成熟的传统产业与技术转移到国外企业，一方面有效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有效解决企业对进出口产品的依赖性，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对中美贸易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一、中美贸易失衡现状分析
根据中国与美国对中国顺差转变时间不同可以看出，中美双方贸易统计标准明显的不同。虽然中美双方贸易统计标准大不相同，但中美双方都认为中美贸易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充足的资金流量、完善的市场体系与金融结构，且美国农业与服务行业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一直处于世界科技与经济的高端产业链中。中国拥有辽阔的土地、世界众多的人口等基础资源，但却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充足的资金流量，且市场体系与金融结构不完善，农业与服务行业发展水平较低，一直处于世界科技与经济的低端产业链中。这也是中美贸易结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中美贸易过程中，中国主要出口纺织品等货物贸易，中国获得利益较小，而美国获利较高，这也是中国对美国贸易由逆差转变为顺差的主要原因。根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逐渐增大的主要原因来源于美国直接投资企业。
2.中美贸易规模的不平衡
中美贸易规模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大方面。根据中国相关贸易统计数据表明，在1993年以前，中国对美国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下，差额大约为19.87亿人民币，自1993年以后，中国对美国贸易由原来的逆差转变为顺差，且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的不断发展，顺差额逐渐增加，到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高达1.37万亿人民币。然而，根据美国相关贸易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转变时间是在1983年，差额为6.32亿人民币，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差额高达2万亿人民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的争议与分歧很大。
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取代方面，从产品的角度来说，一个产品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市场，例如贸易方式、投资方式等，而直接投资方式的应用就会取代贸易方式；②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创造方面，即美国直接投资企业可以在美国或者中国之间进行新贸易产品的创造，扩大了贸易的效易规模；③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补充方面，美国直接投资企业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充足的资金流量，增加了贸易竞争机会；④中国对美国贸易范围的扩大方面，美国直接投资企业具有技术与资金方面的双重优势，不仅可以有效扩大中国市场，还可以扩大其他国家贸易市场，增加了美国直接投资企业的贸易总量。
三、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有效措施
通过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分析可知，在中美贸易失衡的状态下，美国获得较高的利益，而中国不仅获得利益较低，还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有效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应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①中国应充分利用国内市场资源，吸引德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中国市场，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效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现象；②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发展，降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靠性，分散中国出口贸易市场，有效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现象；③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减小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依靠性，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格局的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四、结语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其影响也不相同。从美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大大提高美国经济效益；而从中经济发国展的角度来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效缓解了中美贸易失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平平，李海波，刘茹林.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03）：121-122
[2]刘飞霞，刘丽玲，李佳丽等.东亚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2（14）：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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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邹正方，谭进林，范如海.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研究（上旬刊），2011，23（01）：147-149
中美贸易失衡人民币 篇10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失衡问题也日趋严重。为应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我国政府层面不断呼吁美国放松对华严格的出口管制以缓解其巨额贸易逆差,而学术界也持续关注和探讨出口管制与贸易失衡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美国歧视性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究竟如何影响中美贸易平衡? 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是否真的会大幅改善当前美国的对华巨额贸易逆差? 出口管制致使的高技术出口损失在其总贸易逆差中占据很大份额吗? 本文将选取典型国家与美国的高技术贸易结构系数,模拟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情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的改善程度,进而尝试回答 “出口管制是否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问题。
1 文献综述
中美贸易失衡是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也是政府关心的重要议题,更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由于美国历来对华实施严格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所以国内主流观点认为美国苛刻的出口管制政策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李志军,1999; 强永昌等,2004; 沈国兵2006;徐复,2006; 郎丽华,2006; 张波,2009; 黄晓凤,2011; 候坤,2012)[1]。但国外学者则对以上观点予以否认,其依据是美国仅仅对其总出口中不足5% 的商品实施管制,故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美国的出口管制,而应归因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汇率操纵和低价倾销(Bown,2005)[2]。相对工资收入的调整将有利于改善贸易平衡(Dekle,2007)[3]。如果以上结论成立的话,那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必然与中美贸易失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众多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强永昌等,2004; 刘伟,2006)[4],汇率调整对贸易失衡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Groenewold,2007; 谢博婕等,2013)[5,6]。
除了政府管制和汇率波动等影响因素外,其他因素也被纳入中美贸易失衡的分析框架。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最终产品生产商对加工企业所有权安排与贸易组织结构的选择(王耀中等,2009)[7]、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史本叶,2010)[8]、东亚国家和地区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杨丹,2012)[9]、美国经济增长引致的超额进口需求增加(冯宗宪,2013)[10]以及对华大量的投资(Burke,2000)[11]、两国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的异质性(朱维巍,2014) 等[12]。
围绕贸易失衡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虽然具有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但是仅仅获得少量的贸易利益。尽管美国长期对华存在贸易逆差,但并未对其国内的就业产生直接影响( 夏先良,2010)[13],反而依靠其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产品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获得了丰厚的贸易利益(刘建江,2011)[14]。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贸易赤字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Kim,2014)[15]。所以,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来看,中美两国间存在贸易差额和贸易利益严重错配的格局( 王岚,2014)[16]。美国对华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对其国内的不利影响包括出口管理成本增加、效率低下、损害了相关产业的生产规模和工人福利(Bown,2005)[17]。
鉴于目前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和政策的论证,而较少通过数据模拟检验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所以,本文拟在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假设下,参照美国与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的贸易结构,估量美国对华严格出口管制而导致的贸易损失,进而测度出口管制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
2 事实与假说
2. 1 中美贸易失衡现状
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美国在1960 ~ 1970年间为贸易顺差国,自1971 年至今(1973 年和1975 年除外) 始终保持贸易逆差态势,且逆差规模逐年快速增长。1971 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22. 6 亿美元,2014 年该值达到7414. 62 亿美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其总贸易逆差的比重越来越大,截至2014 年,美国几乎一半的贸易逆差来自中国,详见表1。
%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网站整理。
2. 2 出口管制与贸易失衡假说
由于美国历来对华实施严格管制,所以缺乏放松管制的相关贸易数据。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文章假定美国所给予加拿大等国的优惠管制政策在沿用最惠国待遇原则后适用于中国。文章基于如下几个假定条件预估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潜在出口增长额。
假定1: 出口管制程度相似则贸易结构趋同
在出口管制背景下,美国对严格管制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显然远远小于对于友好国家的出口额。由于管制的严厉程度直接影响着高技术产品的贸易占比,所以,本文假定在被美国实施相同水平管制程度的国家中,它们自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占从美国总进口的比重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假定2: 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具有相似的进口需求
除了贸易壁垒外,影响进口贸易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偏好和收入水平等。所以,本文假定在被美国实施同水平的管制程度的国家中,收入水平越相近的国家,自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占比越相近。换言之,高收入水平国家自美国的进口需求结构显著区别于低收入国家自美国的进口结构。
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依据贸易平衡公式,BT = X - M,贸易额的变化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BT(1 + b% ) = X(1 + x% ) - M(1 + m% )
为保证贸易逆差或顺差规模不变,即令b%= 0,则要求满足X ·x% - M ·m% = 0。贸易额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ΔB = ΔX - ΔM。如果 ΔX =ΔM,则 ΔB保持不变; 如果 ΔX > ΔM,则 ΔB递增,顺差扩大; 如果 ΔX < ΔM,则 ΔB递减,逆差扩大。
此外,影响进口的变量主要包括收入和价格水平,故可以构建如下进口函数:
M = F( I,P)
由于中国的进口等于美国的出口,所以可以将上式改写为:
考虑美国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所以加入制度变量GA,上式进一步改写为:
另外,假定影响产品价格的变量主要包括生产成本C、生产效率E和汇率F,所以上式改写为:
综上,影响中美贸易平衡(BAC) 的因素及相互关系如表2 所示:
为简化分析,文章假定除管制强度发生改变外,其他各影响因素均为定值。所以,贸易平衡模型可以改写为: BAC= F( XA(GA)),并将研究对象简化为美国的出口管制通过影响其出口额而最终冲击贸易平衡。
由于现有出口管制的对象主要为高新技术产品,所以文章将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品区分为一般产品(TN) 和高新技术产品(TH) 两种。此外,美国当前实施差别化的出口管制政策,即对部分国家实行严格出口管制,而对其他国家则放松管制,所以将政府出口管制区分为严格管制(GR)和放松管制(GD) 两种情形。贸易总额可以表示为T = TN + TH 。
在前文两类产品的假设条件下,贸易结构系数可以表示为,理论上,TSGR< TSGD,即美国与被其严格管制国家的高技术产品与一般产品的贸易额之比小于与放松管制国家间的比值。此外,按照需求相似理论,如果收入水平趋同,则其进口需求也趋同。所以,在被管制国家行列中,收入水平越相近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结构指数越接近。对被严格管制的国家而言,高技术产品的期望值可以表示为如下公式:
出口管制对贸易平衡的解释能力指数可以写为:
其中TDGR为美国对严格管制国家的贸易逆差。
4 实证模拟与分析
美国产业安全局(BIS) 依据出口管制条例(EAR) 对不同的国家实施不同程度的管制措施。从其商业国家列表(Commerce Country Chart) 可以看出,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管制最为宽松,其次对英国、法国、德国等28 个国家实施同层次的相对宽松的管制政策,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3 个国家和地区实施非常严格的管制措施[21]。
4. 1 高技术产品大类标准下的出口管制与贸易失衡
如果美国给予中国同加拿大同等的出口管制优惠,按照前文假定则可推论出中国和加拿大在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需求上具有趋同性。此种情形下,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必然大幅上升,进而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大幅度缓解。文章接下来首先计量加拿大和美国近年来的贸易结构系数,然后将该系数套用到中美贸易中,进而模拟并估算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预期值,最后比较预期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额。
按照美国统计局的划分标准,高技术产品被划分为10 大类和389 细类(1)。文章参照该标准将HS10 分位的389 类产品贸易额加总得到高技术产品贸易额,将剩余的产品全部纳入一般贸易额。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均来自于其统计局网站汇总得到。
研究发现,按照美国的十大类高技术贸易统计口径,出口管制并没有对管制国与被管制国的贸易结构系数产生预期的影响,而是出现了相反的结论。具体而言,被美国严格管制的中国的TS系数远远大于被美国放松管制的加拿大的TS系数。该结论表明中国自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占总进口的比率远远超过加拿大,略低于日本。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其对世界的高技术总出口的比率大幅度提升,并逐渐与加拿大逼近。详见表3。
%
备注: THCN、THCA、THJP、THT分别表示美国对中国、加拿大、日本和世界的ATP出口额,XH和XN分别表示美国的高技术和一般产品出口额。
表2 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比重(XH/XN) 出现显著下降,但是对华高技术出口占其总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THCN/THT) 显著上升。此外,管制背景下的贸易结构系数并没有与预期吻合,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形。例如,美国对加拿大管制最为宽松,所以XH / XN ( CA) 系数理应显著大于XH / XN ( CN),或者THCA/THT值显著大于THCN/THT值,事实上,前者系数值呈现完全相反的趋势,而后者也没有出现巨大的差距,反倒是逐步逼近。可见,美国严格的对华出口管制并未对两国高技术贸易结构产生预期的影响。现有贸易格局已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占比显著高于对加拿大的出口,而略低于对日本的出口。
既然美国对加拿大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最为宽松,为何美加高技术贸易占比反倒远低于中美的比值? 这说明出口管制对高技术品贸易的影响较为有限。真正推动高技术品贸易进口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应该在于各国间巨大的技术禀赋差距。由于美加两国都是技术发达国家,所以,即使美国对加拿大实施宽松管制政策,加拿大对美国高技术的进口需求也不会出现大幅增长,因为其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禀赋优势。而中国的情形则相反,在管制较严的情形下,加上中美技术禀赋差距较大,中国在从美国的进口中,必然尽可能地选择进口高新技术产品,以尽快弥补国内外技术差距。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美国放松对华管制,必然推动高技术产品进口的更快地增长。可见,无论是放松还是加强管制,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产品结构都必然以高新技术为主,这是两国的技术禀赋格局所决定的。
4. 2 高技术产品细分标准下的出口管制与贸易失衡
由于高技术产品的大类标准不能区分美国出口管制的差别性和歧视性。所以,文章接下来采用细分的十大类高技术产品标准剖析管制与贸易的关系。按照美国商业国家列表,文章将管制程度分为非常宽松、宽松和严格等3 种类型。并在前两种类型中选取典型的国家作为参照,进而假定美国给予中国与参照国同等管制待遇的情形下计量美国潜在的出口增长额,最后剖析潜在的出口增长对于当前贸易逆差的缓解程度,由此判断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水平程度。
4. 2. 1 非常宽松管制情形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中,按照占比排序前4 位的依次是航空航天、电子、信息通讯和生命科学。美国对加拿大ATP产品出口占比排序前4 位则是信息通讯、航空航天、电子和生命科学。文章用ATP产品出口额之比得到的倍数衡量美国出口管制的歧视程度。以2014 年为例,美国对加拿大武器的出口额是对中国武器出口的65倍,其次是信息通讯3. 3 倍,再次是生物技术2倍,最后为先进材料1. 6 倍。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与对加拿大同样程度的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基于前文假设条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应该与对加拿大的出口结构相似。如此则美国对中国的潜在出口额必然大于现有出口规模。
在模拟潜在出口规模时,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在2、3、5、6 和10 等5 类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接近于或略大于对加拿大的出口,所以这几类产品取绝对值进入模拟方程。而第4 类和第8 类占据高技术产品的绝大部分,所以这两类产品参照加拿大的进口结构系数值,取值为74. 20% (原值为60. 33% ,下同),第1、7 和第9 类的取值依次为3. 30% ( 1. 61% )、0. 96% ( 0. 57% ) 和0. 21% (0. 00% ),进而潜在的对华ATP出口规模方程表示如下:
X表示潜在出口额。
以上方程提高了典型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在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且保持与对加拿大同等待遇的情形下,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势必增加,进而缩小逆差规模。文章参照以上方法计算出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原值和参照值,详见表4。
%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整理。备注:*表示参照值。
表4 可以看出,美国在上表所列的几类产品上对加拿大比对中国实施更宽松的出口管制措施,参考值显著大于原值。接下来文章将参考值纳入前文的出口规模方程,进而估计在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情形下出口的潜在增加值。详见表5。
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实际值来源于美国统计局数据库。
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和加拿大同等的出口管制待遇的假定条件下,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非常大的增长空间。表4 中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额可以用来度量美国因实施严格对华管制政策而导致的贸易损失。由于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出口管制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文章接下来将进行模拟论证。
出口管制政策直接限制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抑制了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如果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长期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那么出口管制导致的出口损失应该占据总贸易逆差相当大的份额,抑或放松管制所导致的潜在出口增长额理应极大地减少贸易逆差。文章用高技术产品的潜在出口增长额与当年的实际贸易逆差之比构建出口管制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因子,该值越大说明出口管制是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反之则说明影响较小。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的影响因子水平及走势表明美国出口管制对中美贸易平衡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但是有逐渐加大的趋势。例如,2002 年出口管制所致使的贸易损失占总贸易逆差的0. 45% ,2014 年该值达到3. 15% ,最大值为2010 年的4. 07% 。由此看来,即使中国获得与加拿大同等的管制待遇,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对其贸易逆差的减缓作用仅低于5% 的水平。
4. 2. 2 宽松管制情形
在美国实施宽松出口管制的国家行列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是影响进口需求结构的重要因素,所以文章分别选取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组,然后选取印度和墨西哥作为发展中国家组。
(1) 发达国家参照组
美国对英国的高技术出口主要以第8 类和4 类为主,前者占比不断上升,2014 年达到61. 63% ,而后者逐步下降,由2002 年的32. 53% 降为2014年的17. 26% ,但两类产品贸易额始终约占对英ATP总出口的70% 以上。美国对日本和德国高技术出口结构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占比最大的为第8 类产品,比值始终维持在40% 以上,其次是第2 类和4 类,占比分别约为16% 和18% 左右。美国对法国的ATP出口中第8 类占据绝对的优势,2014 年达到75. 40% ,其他年份也保持在65% 以上。
由此可见,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美国在第8、4 和2 类产品上具有较大的出口规模和竞争潜力。而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领域正是美国对华严格管制的领域。如果中国从美国获得与这些国家同等的待遇,则中美在该类产品的贸易额必然大幅上升,从而有利于缓解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借助以上几个国家与美国的ATP贸易结构系数估计中美ATP贸易潜在增加值,然后测度出口管制对贸易平衡的影响程度。详见图2 所示:
在发达国家参照组中,参照法国(FRA) 和英国(UKB) 的对美ATP贸易结构系数模拟出的影响因子更大,其中2009 年参照法国得到的影响因子最高达到8. 45% 。这表明中国若获得同法国同等的待遇,则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可以缩小约8. 45% 。2002 年参照德国( GEM ) 和日本(JPN) 模拟出的管制影响因子出现负值,这是因为模拟值小于实际值。即使完全参照美法贸易结构体系,得出的出口管制对贸易平衡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仅为4. 89% 。可见,出口管制政策对贸易失衡的影响非常有限。
(2) 发展中国家参照组
如果收入水平的差距对进口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的话,那么以上所选的发达国家参照组与美国的ATP贸易结构系数套用到中美ATP贸易的模拟方程中,其科学性值得商榷。所以,文章接下来选取美国管制较宽松,同时又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作为参照组。遵循前文的假定2,中国与印度和墨西哥等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从美国的进口需求具有趋同性。因为美国对印度和墨西哥管制较宽松,所以美印和美墨之间的ATP贸易对中美的ATP贸易具有较大的参考性。
图3 可以看出,以美国和印度( IND) 的ATP贸易作为参照组模拟出来的出口管制影响因子最大值为2007 年的10. 45% ,这表明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可以减少对华逆差约10. 45% 。而以墨西哥(MEX) 为参照模拟的影响因子值均值仅为1. 01% ,但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5 结论及建议
文章基于放松出口管制能够导致出口增加进而缓解贸易逆差的假定,从管制严格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选取高技术产品贸易国家参照组,前者包括非常宽松和宽松两种类型,后者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组别。以美国对华出口较多的2、3、5、6 和10 类ATP产品为基数,借助他国与美国在1、4、7、8 和9 类的贸易系数作为参照,分别假定美国对华实施非常宽松(参照加拿大) 和宽松(参照法国、印度等) 管制政策,并模拟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改善程度,研究结论如下。
5. 1 出口管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所选取的参照系中,放松出口管制导致的潜在出口增加额占美国对华贸易总逆差的比值最大为10. 45% ,但该值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影响因子的平均值往往更具有参考价值。例如,参照印度和墨西哥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组而得出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仅为1. 79% ,参照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组得出的平均影响因子为2. 5% ,而以被美国实施非常宽松管制政策的加拿大为参照计算出来的各年平均影响因子也仅为2. 2% 。可见,出口管制不能构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美国出口管制主要针对少数敏感的高新技术和产品,这类产品在其总贸易规模中所占比重较小。前文研究指出,美国对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占对华总出口额的比重逐步下降,但是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其对世界高技术产品的总出口额的比重在持续上升。此外,XH/XN (CA) 值远远低于XH/XN (CN)值,这从另外一个层面表明: 加拿大虽然享受最宽松的管制待遇,但是对美国的少数高技术产品需求规模仍然有限; 中国虽被严格管制,但是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需求非常巨大。
5. 2 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尽管出口管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是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且越来越大。以不同国家作为参照模拟出的影响因子走势可以看出,近年来,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所导致的潜在出口损失越来越大,换言之,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冲击作用逐步加大。例如,参照加拿大模拟的影响因子值2002 年为0. 45% ,截至2014 年增加至3. 15% 。参照其他国家模拟的影响因子值也具有类似的演进趋势。
综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虽然限制了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但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放松管制所导致的潜在出口增加额占总贸易逆差的比值平均低于5% 的水平。所以,剖析中美贸易失衡还应该从收入水平、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生产效率、汇率兑换和经济结构等入手。
尽管出口管制不是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直接限制了该类商品的贸易增长,并抑制了与这些敏感技术或产品相关的商品的衍生贸易,从而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具有放大效应。限于统计技术原因,这种放大的贸易损失无法找到参照系并进行模拟度量。基于这个原因,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会比前文模拟值更大些。虽然出口管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是要求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出口管制政策已经对贸易逆差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放松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利于释放其他相关品出口增长的潜力,尤其是获得衍生品出口增长的巨大利益,进而有利于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
(2) 中美贸易失衡不是由于出口管制或汇率控制等在内的 “制度性因素”所致,而是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引起的 “结构性失衡”。所以,敦促美国放松出口管制,可以更好地吸收高技术产品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更快地推动我国产业技术升级,改变当前 “低价格、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出口格局,优化对美进出口贸易结构,从而缓解中美贸易失衡。
摘要：文章选取被美国放松管制的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参照样本,按照美国产业安全局关于高新技术的10个分类标准,在放松对华管制的假定条件下,模拟美国高技术产品对华潜在出口增加值,由此判断出口管制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在非常宽松和宽松两种情景下,无论是参照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对美贸易结构系数,影响因子的平均模拟值均低于5%,这表明出口管制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影响因子的模拟值具有普遍递增趋势,这反映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越来越大。中美贸易呈现的并非“制度性失衡”而是“结构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