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交（精选9篇）
中美外交 篇1
一、1840、1844中美意识形态外交的必然性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从此中国社会出现了中国百年社会命题:中国的独立和中国的现代化的实现。1844年, 美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外交从此开始在中国百年命题的中国世界大背景下, 西方列强要求东方的中国屈从于西方 (包括美国) , 亦使中国外交屈从于西方的殖民需要。因此中国人民要解决中国的百年命题, 就必然要摆脱东方屈从于西方的局面, 摆脱中国外交屈从于西方外交。因此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必定具有百年必然性, 这种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百年必然性, 是西方列强 (包括美国) 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二、1840—1927中国宇宙观的中国切换
1840年中国社会百年命题使中国人民为了位置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包括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国清政府的自强运动, 中国的戊戍变法运动, 特别是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 中国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均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更不能改变中美之间的中国屈辱的外交。中国的先进知识份子从器物革命、政治革命中感觉到拯救中国必须开展文化革命, 于是他们高举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大旗, 开展了中国思想史上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然而仍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外交平等问题。恰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不仅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新时代, 在对中国80年代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反思中;在伟大的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在打破对西方巴黎和会幻想中;在五四年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推动下;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中;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中华大地诞生中;中国先进的知识份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自己宇宙观的中国根本切换, 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的问题, 解决中国的问题, 从而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性由此在中共和中美之间开始真正形成。
1924~1927年, 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中国大革命运动, 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占线。然而在大革命后期, 特别是1927年美国等西方列强于蒋介石结成了同盟, 扼杀了中国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也遭到了屠杀。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担当了中国革命, 中国百年命题的神圣使命, 是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的对抗性的必然性确立, (相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相对于1840年的中国革命而言) 。
三、1937—1945中美意识形态外交的缩小性
1937年~1945年中共和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在抗日战争中, 由于中共正确的政治领导、军事领导, 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新阶段新形势下中国农村革命道路, 中共在抗战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鉴于此美国于1944年派遣以谢伟思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了当时中国抗战圣地延安, 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了解。美国先进的记者如斯诺等亦到延安进行采访, 并对中共及时作出了正确的报道, 这一切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共是中国一支有生命力的政治力量, 中美 (中共) 在外交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性处于缩小性中, 为中共 (中美) 之间的外交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四、1945—1949中美意识形态在缩小中的增强性
1945~1946年出于当时美国在世界两级格局中的全球战略利益, 特别是亚洲的利益, 美国意图使中国成为其附庸国并加强其在亚洲的实力, 而对国共两党进行了赫尔利和马歇尔式的调处。然而由于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根本分歧, 由于美国的愿望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 而以失败告终。从而近一步增强了中共 (中美) 之间外交意识的色彩。1946年6月22日至1949年10月1日中共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 完成了中国百年独立命题, 彻底粉碎了在美国全方位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 在世界两级格局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 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悻悻然地离开了中国, 中共 (中美) 之间外交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是中国1945~1946~1949年的中国必然性。
五、1950—1956中美意识形态外交的根本确立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织了国际联合部队入侵朝鲜, 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953年在中美较量中, 中国胜利了, 如彭德怀所言西方列强只要在中国架起一尊大炮, 就可以使中国屈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色彩加剧。1953年~至1956年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三大改造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色彩从此根本确立。
六、1956—1976中美意识形态外交色彩在增强中的缓和
1964~1968年美国发动了侵越战争, 中国由于地源政治再次卷入了中美冲突, 在中国军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援助下, 越南抗美战争取得了胜利。美国深陷越战不能自拔, 其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受到了相当的削弱, 美国政府、美国政治家、美国军队再次领教了中国。1971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抬升,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帮助下, 中国政府打破了美国政府自1949年~1971年对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种种阻挠,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强大, 而在中美外交中主动开始减弱意识形态色彩, 考虑改变中美外交谋求相互理解。在70年代, 恰逢在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守势, 而中苏关系在此时已破裂, 鉴于此为打破中国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 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秘密访华, 谋求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解冻。1972年尼克松总统应邀访问了中国, 毛泽东主席与他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出现了根本的转机。而面向现实、面向国家利益, 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 标志着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色彩增强中的缓和, 为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建立正常的国家外交奠定了基础。
七、1978—1992中美外交在缩小中的增强性
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伟大的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中国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美国, 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意识形态色彩减弱的基础上实现了中美两国外交上的完全正常化。中美之间在1978年~1988年间比较健康的发展, 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减弱。然而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东欧、苏联相继解体, 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曲折, 在此种气候下中国出现了1989年的“六四”风波。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中国政府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 使中国社会主义旗帜继续在世界、在中国大地上飘扬。美国对中国施行了制裁, 使中美之间外交意识形态在蜜月中再度增强, 中国政府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 并与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斗争。1992年邓小平巡视了中国大江南北, 中国开始了当代伟大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此情况下美国主动在中美外交中减弱了意识形态性, 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再次主动修复了中美正常的外交, 中美关系再度步入正常轨道中。
八、当代中国中美外交意识形态的弱化性
1840年~1992年中美外交中意识形态具有以下特性:
中美外交意识形态的必然性。中美外交意识形态中的必然性有二种趋向性:其一, 是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中的必然增强性一面。由于中国百年命题的客观性和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美国在中国的一系列上述事件中客观地不断地加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必然性, 从而使中美外交带上了意识形态增强的历史必然性。其二, 是中美外交间意识形态色彩不断的减弱的历史必然性, 如在1937年~1945年, 1945~1946年, 1972年, 1978年~1988年因而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增强性、减弱性两种必然趋向性。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时代性。上述历史中的增强性、减弱性实际上受到了世界时代的作用。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由于中共要解决中国百年独立问题, 而美国则力图阻止中国的真正独立;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由于中共要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而美国则惧怕中国的伟大复兴, 因而增强了中国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必然性。而在战争与革命时代, 由于国家利益如1937~1945又减弱了中美外交意识形态中的必然性。在和平与发展时代, 由于国家利益, 中美之间在许多领域利益的一致性, 又进一步减弱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色彩。由此观之, 时代对中美意识形态外交有重大作用。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世界格局性。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 中国要实现百年中国命题必然要起来冲击这种从属格局性, 因而中美外交意识形态色彩增强。在世界多极格局中由于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 因此中美外交减弱了意识形态性, 而大大增强了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如1972年中美外交。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国家利益性, 在近现代、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中, 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利益地相互需求性日益增强。因而中美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的协调下存在弱化性。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根本对立性, 由于中美两国立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不同, 因而中美所确立的根本制度具有巨大的差异性, 因而使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根本的对立性, 根源于两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根本的国家利益。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前景具有广阔性, 随着市场经济实践, 世界科技革命、世界时代的发展,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必然能在相互理解中相互克制中得到相互理解得到相互弱化。因此中美外交在当代总体上趋于向良性方向发展。
九、走向务实的中美外交
当代中美外交应在相互尊重意识形态的差异下向务实方向迈进。具体地讲中美务实外交应消除以下几大障碍:
其一是中国的台湾问题, 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感情问题。而美国方面则始终把台湾视作美国在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始终不愿在中国这个统一的问题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因而增强了中美外交中意识形态色彩。
其二是美国在世界上搞单边主义, 推行其价值观, 干涉中国内政, 以致谋求和平演变中国, 这必然伤级中国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的中国感情, 因而亦增强了中美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色彩性。
其三是美国统治者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 真正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因而亦必然加大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外交性。
因此为了减弱中美外交的意识形态性, 需要中美双方相互理解、相互忍让, 真正把中美外交关系建筑在两国国家利益和当代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 唯如此中美外交、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才能真正得到健康良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中国近现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4]中美外交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5]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中美外交 篇2
姓名：杨俊文
林锐伟
学号：20090401908 20090401920 年级：2009届
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专业：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主张“变革”的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美国外交中带有奥巴马个人和民主党特色的理念将逐渐体现。奥巴马认可布什政府比较稳健和务实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但不可否认，民主党掌控政府和国会后，在经济贸易、人权、气候变化等节点上，对中国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多。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将保持平稳发展。
关键词：奥巴马 中美关系
对华政策
经济贸易
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
人民币汇率
友好合作
2008年11月5 日12时，民主党参议员奥巴马击败共和党总统麦凯恩，当选第56 届美国总统，同时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洲裔总统。本次美国总统大选，是在美国经济深陷次贷危机情况下的一次总统大选，奥巴马的上台，被期望实行一系列不同于布什政府的经济新政。
那么，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究竟会是怎样，是否会像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那样，可能还需要时间来解答。但是，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将会与布什政府拉开一定的距离。正如众多人士所预测的那样，奥巴马会更多地回归多边主义，在众多国际问题上寻求与其它国家的合作。这既是出于保障美国自身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美国试图重新构建世界秩序，规范和强化国际多边机制，恢复其受损的道德权威的客观需要使然。
奥巴马曾经说过：“我和中国特别有缘，是华人的姻亲。我有一个华裔血统的侄女……我的妹夫吴加儒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华裔，现在有美国国籍。”奥巴马的同父异母妹妹玛亚出生于雅加达，有一半印尼血统。吴加儒的父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
在对华政策上，这位新任美国总统倾向于同中国建立长期、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主张深化美中经济安全和全球政策问题方面的高层对话，加强两国环保和军事交流。由此可以预见的是，奥巴马的当选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良好契机。然而在贸易往来、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又让人担忧。那么这位同中国“特别有缘”的美国总统上台之后，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呢？
第一，从国际环境这个因素来考虑，美国将会进一步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中美关系获得了可喜的发展。这种发展至少来自于三个方面因素的推动：其
一、美国在诸如反恐、朝核、伊核等传统安全领域以及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如气候、能源、疾病控制、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其
二、中国实力的增强增加了中国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分量，美国需要审慎处理对华关系；其
三、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出了较大地灵活性，比较成功地处理了美国所关切的诸多问题，同时积极搭建双边交流沟通机制，进一步增进了两国的战略互信。这有利于缓解美国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不明确而带来的担心和猜忌。也就是说，在当前阶段，中美关系发展平台已经基本搭建起来，美国新任政府不可能舍此而另辟蹊径。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当前由于金融危机倍受国际国内舆论的指责，而美国新政府所必须面对的经济问题使其在未来对华战略上会更多地依赖与中国的合作。
第二，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考虑，美国新任政府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更多地是要解决国内民众所关心的经济问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占去新政府施政时间与精力。美国新政府能否胜任，更多的是要获得美国民众的认可。况且，美国的内政问题更容易产生政策效果，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不仅有利于新政府树立威信，从而给奥巴马政府加分，也有利于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稳固。所以，新政府上台之后，关注最多的应该是内政，而非外交。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不太会在与中国的关系做文章。一个健康、有序的中美关系对于两国来说都是重要的，美国方面对此已经基本形成共识。
第三，美国的外交决策层直接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他们的政策倾向将会直接反映到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之中。据目前来看，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比较满意的。奥巴马在其竞选演说中表达了新政府上台之后继续发展对华关系的愿望。而奥巴马内阁中的成员，大多数是克林顿政府的旧朝老臣。因此，对于如何发展对华关系，如何看待中国国力的增长以及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将会更加的实际。由于有着对华政策的经验，相信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的对华战略磨合期会相对较短，政策的前后波动性不会太大。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将迅速在世界传播开来，并产生连锁反映。在此情况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发展最大、最具潜力的国家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美国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对于美国解决现实问题有益，也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
第四，在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时，仍会继续重视宗教自由。这与共和党基于对在世俗社会与非基督教地区实现和扩大上帝旨意的宗教热情与虔诚不同，是民主党人极力推崇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人权理念的传统体现。在中美关系中，宗教作为人权方面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双方关系四大领域(经贸、安全、台湾、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双方在信仰体系、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上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双方在宗教问题上观念的差异是长期的、排他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对立。支持和推进宗教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一原则都不可能改变，国会中的亲宗教议员也不会放松对奥巴马当局在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上的压力。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奥巴马未来的对华政策不可能将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完全排除，但也不会主动将其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当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发生变化或中美关系中的其他领域发生重大变化时，奥巴马当局有可能会对中国国内各种涉及宗教的问题予以高度关注。这种“关注”，体现了民主党的社会基础与政治色彩，在广义上符合美国各宗教团体的利益。因此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作为一种不确定的负面因素，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会更为凸显。
最后，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表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每届新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都有一段摸索调整的过程。在美国政府换届、国会易主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势力重新洗牌后，都可能出现短时期的两国关系的动荡，但过一段时间后会趋于平稳，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会逐渐走向务实。因此，无论奥巴马个人的偏好如何，都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稳步发展的主流路线。从技术层面而言，在小布什时期，中美间建立了包括经济、军事、贸易、外交等数十个磋商机制，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得到有效缓解。这些战略性机制已经常态化，且得到美国两党政治的确认，奥巴马不可能将这些战略机制全部推倒，美国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政治和外交成本。一言以蔽之，美国的对华政策取决于其国家利益的需要，而非总统个人的偏好，中美两国日益紧密的依存关系决定了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会发生重大的波动，我们有理由对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
参考文献：
[1] 吴心伯.布什之后的美国外交[J].《世界知识》
[2] 王冲.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接受本刊专访—我和中国很有缘.《环球人物》 [3] 倪锋.奥巴马的中国观田.环球人物 [4]《当代世界》2009年第2期 [5] 中国经济网综合 师子奇
“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对峙僵局 篇3
一、“乒乓外交”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比较严峻，中苏对峙，苏联大兵压境；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一些政界人士仍频频表示不放弃对台湾的支持；且中日尚无外交关系，日本右翼势力反华活动猖獗。但日本乒乓球协会却非常希望中国参加，因为当时我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乒乓球运动强国，如果没有中国参加，他们觉得会很没面子。所以日本桌球（即乒乓球）协会主席后藤甲二曾亲自来中国洽谈此事。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有些领导同志不主张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但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认为不但应该去，而且不得用苛刻条件回复日方代表，并专门就此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陈述参加这届世乒赛的重大意义，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同意。1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工作人员谈话，对会谈纪要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后藤甲二是日本桌球协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这次他专程来华邀请中国派团参加世乒赛，并在作为两国乒乓球协会会谈基础的文本中，明确提出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反对“两个中国”、争取恢复邦交、促进中日友好）。但会谈时，中方代表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并主张将“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纪要的第一条。当时中日邦交还未正常化，且日本国内情况也比较复杂，这使得后藤感到比较为难，希望中方能理解他的处境。由于双方相持不下，纪要一时难以定稿。周恩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纠正了中方会谈人员的有些做法，在他的亲自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2月l曰在北京正式签字。
3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各项参赛工作准备就绪。14日晚，周恩来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取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参赛问题的汇报。当时，体委内部又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而且不赞成去的还占多数，理由是：国外多股敌对势力都试图破坏中国队参赛，如果去了，则有很大的危险性。周恩来耐心地阐明了派队参赛的重大意义，并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我方参赛的有利条件，并当场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比赛，已成为一场严峻的国际政治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可以在政治上赢得主动。15日，毛泽东的批示传到体委：“照办”。
3月28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并在比赛过程中连获4项冠军，此举强烈地震撼了世界乒坛。在比赛期间，与世界体育界隔绝多年的中国运动员遵照毛泽东、周恩来倡导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泛开展“乒乓外交”。中国运动员的高超球艺和友好态度深深影响了各国运动员、日本各界人士和各国记者。在此期间，庄则栋、林慧卿等优秀队员与西方国家运动员进行了广泛的友好切磋，但唯独不曾与美国运动员正面接触。
一次，美国运动员科恩误上了中国队班车，庄则栋等主动上前跟科恩打招呼，并且赠送了礼物。在中美关系尚未恢复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很快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第二天，日本三大媒体———《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全部是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图文并茂地炒作。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竟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悄然打破了中美两国20多年相互对峙的政治僵局。
二、庄则栋与科恩
有关庄则栋和科恩的意外结交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过去流传很多说法。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９日曾播放过对庄则栋的专访，在此节录部分如下：
……
主持人：当时科恩训练结束之后，怎么会错上了中国队的班车？
庄则栋：那天，送中国队队员从训练馆去体育馆大巴即将开动时，一名美国运动员突然上了中国代表团的车，当时所有的中国队员都非常惊讶。
主持人：怎么意识到他是美国人的？
庄则栋：他刚上来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上车的时候是面对着大家，一看满车都是中国人，就回头转身，这时车门已经关上了。就这一转身，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看见了他背后的“USA”英文字样。
主持人：当时中国和美国应该说没有任何的交往，突然上来一个美国人，车上的气氛有什么变化吗？
庄则栋：当时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全车人一片沉默，显得很尴尬。
主持人：当时不跟美国人说话，大家都是一种习惯了，像您说的，为什么这时候您的脑子会转了一下呢？
庄则栋：我当时坐在车的最后边，我一看他上来了，也没什么人理他，所以当时我就想，要不要去理理他，你说，来到中国的车上谁都不去理他，我想，好像不大好。
主持人：当时同车的队友，有没有看出来您有这个意思？
庄则栋：当时我刚一迈步，同车的队友就喊我：小庄，你干嘛去？我说：跟美国人聊聊去。当时同志们就劝我：别去，别惹事儿，别理他。当时我跟同车的队友说：他只是个运动员，又不是决定政策的人。我过去以后，就让翻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哥伦·科恩。我当时就通过翻译对他讲，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为了表达我们对美国人民和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个礼物做纪念。
主持人：他惊讶吗？
庄则栋：他不但特别惊讶，而且特别的高兴，马上就把我送给他的纪念品收了。翻译问他：你知道送你礼物的人是谁吗？他说：知道。他就是世界冠军庄则栋。说完以后，还祝我们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我们接触交谈也就那么五分钟，车就到了比赛的场地。
主持人：车到了地方后，你们下车就再见？
庄则栋：不是，当时车门一打开：咦？怎么从中国队班车上下来个美国人？还拿着中国运动员送给他的礼物？现场的记者“哗”一下就围过来啦。
……
赛场外的这则新闻比场内的输赢更加引人注目，在中美关系异常敏感的七十年代，两个国家的运动员站在一起，这本身就足以引发国际舆论的揣测。第二天，日本的各大报纸都在头版登出了庄则栋与科恩的合影，并配以大幅标题：中美接近。这在当时成了压过赛事的重大新闻。
……
主持人：听说这事儿过去没几天，美国队就跑到中国队驻地，要求中国邀请他们访华。这和您跟科恩的交往有关系吗？
庄则栋：应该说有关系。这件事儿之后，运动员通过几天的友好接触，在日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居然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当时，中美之间正处于冷战状态，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要求已远远超出普通的体育交往，当时谁也不敢答应，也没人敢作这个主。于是，我们立即把美国乒乓球队请求访华的这个新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
……
三、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曲折经历
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不成熟，不应该邀请。4日，周恩来将加注了同意外交部意见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接到这份报告后斟酌了两日，才将大致同意周恩来意见的批复退给外交部。
这天下午4时30分，中国代表团接到了外交部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而此时，中美两国运动员密切接触的消息已经在当地传播开来，引起了西方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在翻阅西方媒体对庄则栋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的报道后，立即指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同国内的电话联系由每天2次增加到4次，以便及时掌握动态。
4月4日深夜，毛泽东考虑再三后，还是觉得应该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为尼克松或者他的特使来北京先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这是打破中美政治僵局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于是他立即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决定，让秘书王海容当即通知周恩来总理。
第二天一早，周总理告知外交部，由外交部电话通知中国世乒赛代表团长赵正洪，要他正式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发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惊喜中欣然接受了中方的邀请。当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对新闻界宣布这一消息时，立即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一重大消息。媒体盛传：这一震惊世界的新闻，已远远超过三十一届世乒赛本身。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如约来到北京。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接待正式来访的美国体育代表团。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周恩来好客、谦逊和睿智的风度，亲切和蔼的笑容，诚挚友好的谈话，给第一次来到这块被认作“神秘国土”的美国人以深刻印象，并且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1971年春天的“乒乓外交”，使中美两国长期对峙的政治关系开始解冻，并相继获得突破性进展。当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了进一步的铺垫，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华，两国首脑直接会晤，中美关系日趋改善。在此基础上，1979年中美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气候外交:合作、分歧与展望 篇4
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和影响具有明显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气候异常、空气质量、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农业产量、能源利用等, 这对于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从国家层面来说, 气候问题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气候灾难: 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含义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八种挑战: “加剧了南北国家之间的紧张; 造成气候难民的产生和迁徙; 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加剧了水资源的匮乏; 恶化了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 加重了国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负担; 对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提出了挑战; 加重了世界政治的失衡” ( Kurt Mcamphelled, 2008) 。
气候变化不仅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影响, 也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 排放温室气体的空间范围可以超越人为界线,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任何一个国家, 即使是没有排放量, 都将受到影响。解决气候问题存在着很强的外部性, 任何一个国家节能减排的行为效果将使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受益。由此引发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 ( free -ride effect) 。“在全球气候议题中, 其实质上也是一个大集团的集体行动, 作为成员国, 其作为和不作为对于事件整体的作用相对较小, 影响力也较小, 而在整个集团中,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督难度较大, 计算相对困难, 加之‘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 使各国相互监督的可能性降低, 因此, 在无法保证本国做出减排行动的同时, 别国也做出同样的行动的情况下, 很多国家就会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 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出现发展滞后和缓慢” ( 关孔文, 2012) 。气候问题自然而然地与其他领域的问题牵扯到一起, 整个国际秩序将无法达成有效的一致性, 反过来也加剧了气候问题的解决难度。
因此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气候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围绕着气候变化问题, 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的谈判与合作。任何的谈判实践或者是合作项目, 以处理气候变化的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事务为主要目的, 都成为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订立以来, 各国围绕着一期目标经过了长久的争持, 2009年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由于美国的阻挠也未能有“好结果”。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极力敦促各方遵守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 表面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是在会议期间各方“推三阻四”, 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一致”立场让我们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任重而道远。多哈谈判过去4个多月之后, 在各国政治意愿不高、国际碳价和清洁能源投资一片低迷之声中, 波恩气候变化会谈于2013年4月29日至5月3日正式举行, 重聚波恩参加会谈的代表有1 000余人, 来自175个国家和地区的; 波恩谈判是就“德班增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 ( 德班平台) 所展开的首次谈判, 也是三轨并一轨, 然而5天的会议, 各国仍旧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老问题未能达成共识。
在中美关系中, 气候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它是一个综合体, 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中美关系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 美国国务卿克里于2013年4月13日访华。当日, 中美两国签署并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两个关键之处被着重指出: 一是将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议题纳入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为此成立了高级别气候变化工作小组; 二是指出了气候变化和新能源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新的利益汇合点, 强调了提升两国间气候变化合作的规模和影响力度的必要性。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举步维艰之时, 中美这一《声明》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有着强大发展潜力和动力, 而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一直保持着不可撼动的强国地位, 这样的两大世界经济体, 温室气体排放量累计已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40% 以上, 以它们为代表的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是气候谈判桌上的两大主角, 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立场对于全球气候外交和气候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大国关系建构中的重要议题。
一、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成效及动因分析
气候问题俨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问题, 所谓的气候外交, 即指主权国家或经过授权的国际组织, 通过官方代表, 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 调整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关系的各类活动; 或者是主权国家或经过授权的国际组织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来达到某种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各类对外行动1。气候外交的行为体, 概括来说, 是穷国和富国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和多个主体 ( 金砖四国、77国集团、小岛国家以及一些重大国际组织) 。从1972年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之后, 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三维棋局”。也就是, 欧盟是气候问题的先驱者; “伞形国家”集团, 即以美国为首,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发达国家集团; 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
欧盟首先提出了“气候外交”, 2002年建立的排放交易系统迄今仍是气候议题的重要内容, 但由于近年来其内部金融危机的上演, 导致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头羊作用逐渐向中美为主导的其他两个集团倾斜。研究显示, 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高的, 两国在气候问题上责无旁贷, 他们的行动直接影响着整个气候谈判的进程。
中美气候外交上的合作由来已久, 早在中美两国建交伊始的1980年, 双方就签署了《中美环保科技合作议定书》, “规定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 通过研究空气、水、土壤、海洋、环境的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的影响, 以及城市环境的改善、大自然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 ( 吴晓春, 2013) 。克林顿政府时期, 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 合作不断。1997年3月, 两国以成立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为契机, 逐渐将环境合作纳入能源合作的范畴, 加速了两国合作的步伐。1997年, 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 1998年又继续签订了《中美城市空气质量监测项目合作意向书》和《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及其它各项声明, 这无疑加深了两国的合作内容。小布什政府尽管单边主义盛行, 中美的环境议题的关注仍然没有减少。2008年6月, 中美战略经济第四次对话期间签署了《能源和环境合作十年框架协议》, 确定了十年合作起步的优先合作的5大领域: 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以及森林与湿地保护, 并成立了五个行动小组。同年12月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设立能源效率目标 ( 即第六大优先合作领域) , 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 ( 吴晓春, 2013) 。到了奥巴马政府, 合作的姿态显得很诚挚, 两国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奥巴马于2009年11月首次访华, 双方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这一合作推进了十年合作框架下的能效行动计划达成一致的进程。
2013年4月13日, 中美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美两国将在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前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 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2。
合作的基础是存在共同利益。在一定条件下, 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甚至在敌对者之间也是可能的, 这称之为“我活也让别人活” ( live andlet live) 模式。在全球化时代里, 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相互依存, 这是“一种复杂的跨国现象, 它包含国家之间多层次、多方面的互动模式, 并产生明显的相互敏感性和脆弱性” ( Robert Axelrod, 1984) 。中美两国在经济、生态、安全等领域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就气候问题上, 两国显然是“同呼吸, 共命运”的, 因此, 两国的合作也是必然的。“合则两利”是一个常识。首先, 在节能减排方面, 中美两国为提高经济效能都迫切需要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是高消费、奢侈型消费模式的国家, 能源消耗极大;而中国由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能耗强度是美国的四 倍, 而能源效 率仅是日 本的1 /9 ( Gerherd Mally, 1976) 。但一个事实是气候问题赫然纸上, 节能减排是一个降低耗能的重要手段。其次, 在能源安全方面, 中美两国开发可替代能源均显格外迫切, 因为两国都是依赖石油和煤炭的能源消费模式的国家,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 两国都在广泛地使用煤炭发电, 中国能源需求的2 /3和发电量 的80% 要靠煤, 而美国22% 的一次能源和49% 的电力来自煤炭”3。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进口国, 美国的用油量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 约占全球用油总量的25% 。中国位居第二, 用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9%4。中美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开发新能源,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再次,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 为了抢占未来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 中美两国都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产业。2008年的金融海啸至今还留有余震, 新能源企业将会成为两国走出经济阴霾的突破点。此外, 在气候谈判上的发言权被视为两国暗中较劲的一个方面。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稳固基础就是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能够取得理想成果。
二、中美气候外交领域的分歧及原因
在国际社会上, 美国和中国是被公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形象代言人”的。尽管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成就斐然, 然而, 由于身份认同和利益认同等差异, 中美两国在气候外交中存在着立场和利益的对峙。与双边层面环境合作的蓬勃开展不同, 双方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的, 个别问题甚至是严重对立的, 比如说, 环境保护的责任问题、资金和技术的共享问题、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首先, 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持的观点就大相径庭。美国政府认为: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都应当承担责任, 因此“共同”的责任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 “区别”的责任是指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规模、温室气体排放程度以及能源使用情况加以区分, 在此基础上由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有区别的责任 ( 董勤, 2009) 。而在中国看来, 如前面所述, 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立场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但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更应该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毫无疑问, 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如果发达国家在这些基本的承诺方面能够切实有效的执行, 那么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义务的程度也会令人满意。
其次, 在具体的节能减排指标和技术、资金援助方面的分歧。美国在哥本哈根会前作出的承诺是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 ,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认为, 该目标仅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 , 离IPCC要求的25% -40% 的目标相去甚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希拉里大打资金牌, “富国于2020年前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 000亿美元援助, 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 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透明度”5。由此可见, 美国政府的言论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就在2012年多哈会议上, 重申在2020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1 000亿美元的目标, 而美国至今还没有行动。
关于气候技术转让的方面, 美国是谈判中最大的障碍, 以本国技术主要由私人部门掌控, 涉及知识产权等为由, 提出走商业化途径淡化政府的途径来获得技术援助, 这样使得中国引进低能排放的设施成本大大提高。
再次, 对碳交易机制的立场不同。碳交易最早由欧盟提出, 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 一些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国家可以出售自己的碳排放量给那些碳排放超标的国家, 得到这些权益的国家可以适当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量。美国主张实行碳关税, 外交部官员、气候谈判代表高风则表示, “如果要征税就会转嫁到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消费者身上, 把中国的钱给小岛国联盟, 发达国家就相当于是‘美国请客, 中国买单’”6。清洁能源发展机制 ( CDM) 是谈交易的一个灵活机制, 它的初衷在于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而采用的市场机制。截至2012年11月末, 在5 100多个的CDM注册项目中, 中国的注册项目超过2 600个, 占50% 以上。可以看出, 中美对碳交易市场持两种相反态度。美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上的言论和做法显然是居心叵测, 以此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 矛头直指中国。
国际关系著名学者基欧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观点认为: 国际关系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物质结构, 即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文化因素对于行为体的实力分配、行为体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的模式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社会结构也是合作的一个基础,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 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 ( 陈岳, 2011) 。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首先是两国对于身份的认同上存在歧义。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通过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美国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代表着伞形集团利益, 而中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 双方在身份认知上的不同导致了发展背景和发展前景的不同, 敌对的看法很容易使两国相向而对。
两国的信任感的缺失很容易忽视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 而着眼于相对不重要的事务上。如前所述, 气候外交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产品, 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及其明显。“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 曼瑟尔·奥尔森, 2011) 。利益的错位是导致分歧的直接原因, 中国认为美国应该履行《议定书》内容, 美国国会则认为如果兑现了技术转让、资金援助的承诺, 其经济复苏计划定会受到影响。
三、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前景展望
中美在气候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 如何实现双方跨越式的战略合作成为一个巨大的考验。国际社会需要在双边的交流、增强战略互信和多边的联合国框架下共同努力。
一是要实现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合作的基础源于认同的一致, 中美应该从经济、政治等高度进一步实现战略互信。在“破除旧观念、建立新认同”的理念下, 奠定双方最基本的信任基础, 使两国气候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战略互信首先要转变身份认同, 尽管两国的基本国情存在本质区别, 但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切实推进与实施, 美国越来越需要重新审慎对待中国的排放现状, 进而重新理性定位中国的环保形象。中美两国只是大集团中的参与国, 没有能力躲避自然给他们的惩罚, 也无法回避“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和参与治理的责任。
二是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一个科学的共识。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突破国际气候合作的前提, 两国需要认识到加强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所带来的互惠利益与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是在合作的行动中检验认同的一致性。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对于鼓舞其他各国展开行动有着强有力的榜样作用。在双边高层方面, 开展两国高层峰会, 定期举行双方高层领导委员会和技术专家委员会交流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至2002年开始的高层对话模式, 在一些领域已经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应该继续重点扶持, 将更多领域的话题引入到对话中去。加大科研投资, 必要的合作机制创新, 给予双方更好的发展空间。
四是在双边的民间交流中, 政府应该放宽条件, 鼓励推动民间企业和个人在推动节能减排的合作。不仅要在政策上给予方便, 还要在财政上给予补贴。同时, 对于媒体宣传需要一定的引导, 利用新兴网络技术, 推动优秀影片、书籍走向对方国, 加强“正能量”在民众间传播。举办青少年之间的气候变化体验夏令营等活动, 让新一代的力量来影响政府决策。
五是在多边谈判上, 双方应该引导不同集团的成员国谋求共识, 为更强有力的全面协作铺平道路。慷慨的辅助弱势国家和组织, 给予它们技术培训, 资金援助。两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是国际话语权最重的大国, 将自身的国际权威化作国际合作的姿态。
六是要推进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合作。气候谈判难以落实很大程度在于缺少有力的监督机制。不同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完整结构, 国际社会当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即没有一个集权的政治实体, 完全凌驾于主权国家的权威性机构来统领世界, 因此, 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很难存在一致性的举动。但就目前取得的成就来看, 联合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起着协调、联络、校正等作用。“联合国它长期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秩序、确立解决气候问题的原则、主导着国际多边气候合作进程、制定科学权威的评估报告, 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安排,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具有主导性的作用” ( Robert Gilpin, 198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下, 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经过多年研究形成的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 一直引领着气候谈判的进展。因此, 推动中美在气候外交上的合作仍然需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努力。
中美先后都签署了《框架公 约》和《议定书》, 两个文件对两国都存在着约束力。尽管美国一再想要另辟蹊径, 独当一面, 但是这两个重要的文件依旧是国际社会努力的方向。在两国自身做出努力的同时, 应建立起完备的监督机制。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这一气候谈判的东道主, 必要的联合一些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等措施, 强行推行。联合国秘书长发挥个人影响力, 积极斡旋, 推动气候大会往实质性方向进展, 而不是成为各国作秀的舞台。
从国际格局角度, 多极格局还是存在极大优势的。欧盟作为一支国际力量, 尽管内部问题重重, 但就气候问题上仍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 进而通过三角关系的掣肘来扭转中美两国因政体形式带来落实行动上的不对称。
参考文献
[1]Kurt Mcamphelled, Climate Cataclysm:The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M].Washington: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2008:2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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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 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1.
中美外交 篇5
日内瓦会议期间首开与美国谈判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真正与美国开始接触并会谈，开始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
当时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尚关押在中国。而中国也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受到了公众强烈舆论的压力。它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却又不愿同我们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为打破中美外交僵局，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了美国政府无理扣押我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而且表示中国愿意就被美国扣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时任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被指定为中方代表，宦乡、柯柏年等参加：美方代表是约翰逊(当时是美国驻捷克大使，他曾参加过朝鲜停战的板门店谈判)。这样，以王炳南为中方代表的中美双方，就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从6月5日到21日先后举行了4次会谈。可谓开了中美会谈的先河。
第一次会谈，地点由美方选择在国联大厦一间只有几套沙发而没有桌子的会客室，给人感觉是会客而不是会谈。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气氛比较轻松，但没有涉及实质问题。
第二次会谈由中方选择在国联大厦摆有一张大长桌的房间，双方各坐一边，气氛显得严肃些。约翰逊提交了他认为是被中方拘留的美国侨民和军人的名单，并要求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王炳南答复说：“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还说：“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将在下次会谈中答复你们。关于美国政府扣留的中国留学生问题，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提出。”
我国在美国的一大批爱国的、有成就的留学生，包括早年去美留学的钱学森、赵忠尧等，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欢欣鼓舞，积极筹划回到祖国的怀抱。但他们不但受到美国的扣留，还受到非法的监禁、逮捕和虐待。所以在第三次会谈中，王炳南在首先答复了上次会谈美方提出的问题后，接着严正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留居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样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约翰逊却把扣留中国学者的行为说成是按美国法律行事。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确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等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王炳南对此多次提出指责和批驳，并坚决强调，这条无理的规定应予废除。
第四次会谈，王炳南建议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但约翰逊拒绝了上述建议。
美国通过英国斡旋，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出任中方首席代表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7月底的一天，王炳南和大使馆的同志们去郊外野餐时，机要秘书送来了中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这是一份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内容是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我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电报加抄驻华沙大使馆。王炳南读了电报心里有些纳闷：为什么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要加发到华沙使馆?旁边的使馆工作人员猜测可能是要他去参加会谈。果然，几天后，他接到了中国外交部关于要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的正式通知。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重要报刊几乎都作为头版头条新闻予以报道，并作了许多评论和预测，王炳南个人历史、他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私人生活，一时都成了报刊上的新闻。
对于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双方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我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实质性问题。美国则只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实际上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棘手、最不可调和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最后为便于会谈先开起来，我方同意了先谈遣返侨民问题。
会谈地点仍然选在日内瓦，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举行。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步人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招手致意。巧合的是，美国的首席代表仍然是约翰逊，这两个在日内瓦会议上会谈的对手，现在又再次交手了。
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气氛是轻松愉快的。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王炳南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
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他郑重地重申我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被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这时约翰逊已不再提扣留有技术的中国人是美国的法律了。
约翰逊代表英国政府，固执地坚守着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所谓原则，即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怕造成承认中国的印象和结果。如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他就始终不同意，生怕这就等于承认中国对居住在美国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等于承认了中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经过好几个叫合的斗争，约翰逊理屈词穷，经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中方的意见。但说不能用“授卡义”两字，只能用“邀请”，以减少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王炳南断然予以拒绝。所以会谈的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却无积极成果。
中美外交 篇6
一、美国在朝鲜的失败, 陈毅评价说“美国败在中朝人民手里, 是一个世界性的失败”
1950 年9 月, 刚刚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新中国正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修养期, 作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却听到了美军在朝鲜的仁川强行登陆的消息, 很快地, 美军越过了“三八线”, 朝鲜告急。10 月1日, 朝鲜首相金日成电报求援, 恳请中国派兵支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立即作出重大决定, 紧急援救唇齿相依的朝鲜人民共和国, 共同抵御美帝国主义的入侵。
美国出兵朝鲜, 仅仅是号称“冷战战士”的国务卿杜勒斯实行“战争边缘”政策的一个序曲。尽管杜勒斯反共反华、敌视新中国的气焰非常嚣张, 中国共产党人却丝毫不怕并针锋相对。当时还是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坚决主张抗美援朝, 国内有人提出不要跟美国人打仗, 害怕美国的原子弹。陈毅针对这种论调严肃批评说“:美国侵占我们的台湾, 现在又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 炮口对准了我们的胸膛。现在不打, 难道要让他骑到我们头上来吗?”[1]抗美援朝最终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总结经验时认为, 我们同美军打了33 个月, 把美国的底摸熟了, 朝鲜战争把美国的一切都亮出来了。
1953 年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一次次受挫, 使得杜勒斯不得不承认“:红色的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对此, 陈毅则评价说“:美国在朝鲜的失败, 不是小事, 美国败在中朝人民手里, 是一个世界性的失败。”[2]
二、面对杜勒斯的四次“战争边缘”政策, 陈毅宣告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 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
朝鲜战争虽然结束了, 美军依然还留在“三八线”以南的朝鲜土地上, 美军的导弹还对准着中国, 第七舰队还在台湾海峡进进出出, 美国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还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政策。面对这种局势, 刚上任的新外长陈毅如何处理中美之间关系呢?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他的主要对手。杜勒斯素来推行反华反共政策, 在美国国内, 因其极力鼓吹“冷战”而获得“冷战战士”的称号;在国际上杜勒斯因其主张的“大规模报复”政策、“战争边缘”政策而获得“反共先锋”的称号。1954 年在日内瓦会议上, 杜勒斯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1957 年1 月, 他又在一次讲话中诅咒新中国“是一种要消失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面对杜勒斯疯狂反共反华和极端仇视新中国的行为, 陈毅外长并没有被吓倒, 反而风趣地说“:杜勒斯是个专家, 我们要打拳, 就要找这样的对手较量才够味。”[1]
在朝鲜战场上的失利并没有阻止美国对“红色中国”的包围步伐, 1955 年,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对中国实施“新月形包围”计划。为配合这一计划,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提出要“坚决的行动”。杜勒斯所谓“坚决的行动”就是要直接或间接地针对“红色中国”采取“战争边缘”政策。第一次是1953 年2 月, 面对朝鲜战场上的屡屡失利, 杜勒斯提出通过加剧朝鲜紧张局势而“放蒋介石出笼”;第二次是1954 年, 企图通过武力干涉越南人民的抗击法国的斗争;第三次是1955 年, 支持台湾的蒋介石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挑衅。针对杜勒斯实施的三次“战争边缘”政策, 陈毅在《目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政策》一文中指出“:美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美国武装干涉失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建国不久, 美国就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 这所谓‘三条战线’上, 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威胁。“”中国对美国的武装干涉, 进行了坚决地反抗。因为只有反抗侵略, 才能保卫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任何人不能阻止的, 如果美国不放弃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那将只能使它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3]
对中国极为敌视的杜勒斯并没因为陈毅的针锋相对而退却, 1958 年夏天, 杜勒斯企图通过“碰碰机会”第四次推行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 目标依然是台湾海峡。台湾的国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大肆叫嚷“反攻大陆”, 并从金门和马祖两地对大陆实施骚扰和破坏。不仅如此, 美国还在中东挑起战争。面对美国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的侵略行径, 中国政府命令我福建前线的人民解放军对驻守在金门的国民党给予了猛烈的、毁灭性的炮火攻击。对此, 陈毅说“:帝国主义搞紧张, 我们就搞缓和;他再搞紧张, 我们再搞缓和;如果他还搞紧张, 那我们就比他更紧张!最经不起紧张的还是帝国主义。”[1]面对中国的坚决抵抗, 杜勒斯一边暗地里想通过国际舆论给中国施压, 一边却假意地传递信息“, 美国希望恢复两国在华沙的谈判”。尽管美国对于谈判并无诚意, 陈毅外长还是从总体上考虑了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 认为世界上两个大国长期处于僵持的状态非常不好, 指示中国大使王炳南在华沙谈判上向美国大使问好, 不要老是搞得那么紧张。1958 年9月15 日, 中美华沙谈判恢复后, 美国不仅要求中国在台湾海峡立即“停火”, 接着在18 日, 杜勒斯又在联合国大会上给中国施压。
面对杜勒斯步步紧逼, 1958 年9 月20 日,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发表了驳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声明, 严重警告美国武装势力必须撤出台湾地区。陈毅在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收复金门和马祖, 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造成的。“”美国如果有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诚意, 就应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 但是绝不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面前屈服。”[3]
面对陈毅外长的坚决表态, 杜勒斯不甘心“战争边缘”政策的彻底失败, 又一次耍起了花招, 企图以金门、马祖为“诱饵”放长线钓大鱼, 以两个小岛换取台湾的永远独立, 即蒋介石不“反攻大陆”, 中共也应放弃解放台湾, 使台湾成为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针对杜勒斯的阴谋诡计, 毛泽东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同胞书》一文, 文章明确指出, 中国内部战争, 同胞之间可以谈判, 和平解决, 但绝不要美国插手, 这是民族大义。此文一出, 美、蒋之间矛盾激化, 杜勒斯的“战争边缘”计划再一次受挫。对此, 陈毅外长高兴地说, 台湾局势非常微妙, 矛盾错综复杂,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矛盾, 使美国人不能插手。
围绕炮击金门、马祖而进行的军事、外交之争, 陈毅外长始终保持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灵活的外交策略:首先是前线军事对峙的同时, 陈毅外长使得中断了9 个月之久的中美大使会谈得以重启;其次是在中方炮击金门的同时, 又辅以政治攻心战, 使杜勒斯更加被动;最后是美国不得不在1958 年12 月10 日宣布从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 并接受中方不允许美为蒋舰护航的规定。通过这场较量, 陈毅不无自豪地宣告“: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 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1]
三、中美谈判, 陈毅指示要“不卑不亢, 有礼有节, 此乃泱泱大国之风范”
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陈毅就与美国的高级指挥官打过交道。担任新中国外长以后, 陈毅多次评价说“:美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美国民族是个新的民族。假如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 两国的关系是有前途的。”[1]面对美国对中国一贯敌视的态度, 陈毅也看到了两国关系的另一面。1964 年4 月, 陈毅外长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回答:“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很好地改善, 全世界的朋友都很关注。世界上两个大国, 长期处于这样僵持的关系非常不好。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 特别是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长期发展起来的。”陈毅时刻也没有忘记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建交之前, 中美之间保持对话和接触的唯一渠道是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陈毅认为, 在外交斗争中一味地紧张是不行的, 应该有张有弛, 曾指示王炳南大使在会谈时可以同美国大使雅各布比姆握手问好。华沙会谈使双方的立场虽相持不变, 但会谈时的氛围却有所松动, 这一切无不是得益于陈毅外长长期努力的结果。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之外, 陈毅外长所做的一切努力也不可忽视。尤其是1969 年苏联侵犯珍宝岛之际, 陈毅外长以他的远见卓识不顾一切地提出“: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打开中美关系。”
1972 年2 月21 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遗憾的是, 陈毅外长已经逝世一个多月了。尽管他没有亲自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 但他为中美关系所作出的贡献, 将永远载入中国的外交史册!
参考文献
[1]朔望.难忘的陈毅同志——杰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和卓越的革命外交家.世界知识[J].1979 (4) .
[2]何晓鲁.元帅外交家[J].昆仑, 1984 (6) .
中美外交 篇7
有记者问:据报道,中方根据美方提供的信息逮捕了一些涉嫌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机密的黑客,你能否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 如果确有其事,这是否是中美之间就网络安全开展合作的体现, 或者只是中方为了阻止美国对中国开展制裁的权宜之计?
华春莹表示,我注意到有关报道。我想强调,中国政府反对网络攻击和网络商业窃密、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行为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不管是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是在中国境内从事网络攻击和窃密行为,都是违反国家法律的,一旦发现,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中美外交 篇8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外交,外交决策,政策行为者,复合决策体制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和产生的原因
自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以来, 中美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10年, 中美两国贸易额达到3853.42亿美元, 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在双方贸易量持续增加的同时, 中美贸易摩擦也快速增加, 美国对进口国提出的倾销指控中, 有20%以上涉及中国。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领域;二是中国没有优势的进口领域。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世界制造业中心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 劳动力相对充裕国家, 一般拥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 而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 则具有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中国是劳动力充裕的国家, 则发展制造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美国拥有充裕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 则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就导致了中美之间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 工资低廉, 生产成本低, 所以大量出口。中国人均收入相对较低, 对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较小。而美国人均收入高, 但是制造业大多都是生活必需品, 但是美国的工资成本高, 所以对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较大。因此, 产生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据统计, 2010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1812.66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5.9%。巨大的对外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国内大量的制造业工厂倒闭, 工人失业, 外汇储备减少。为了改善国际收支, 美国对中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 通过提高关税、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各种渠道限制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出口。
面对美国对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 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的主张采取报复性贸易保护政策, 有的主张从长远角度处理中美关系, 加强谈判与合作。总之, 中国政府在对外经贸的政策上不再是过去的一元主导政策, 而是形成了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进出口商、公众等多个政策行为者首先进行利益表达, 然后通过从政府到社会、从社会到政府和从集中到民主、从民主到集中的循环往复完成了利益的协调, 最终产生一套实现全社会利益最优化的具体的政策。
二、中国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变迁
外交政策是一国处理国际、对外关系问题, 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所谓经济外交, 是外交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家为发展国内经济或实现某种政治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对外经济活动, 包括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消除贸易壁垒、加入国际组织以及对落后国际给予经济援助等。
建国初期, 我国的外交决策体制高度集中。当时很多外交决策都是由党中央高层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政治精英制定的, 外交部等部门实际上只负责提供建议和执行具体的政策, 并不直接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内百业待兴, 国际上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排挤, 在这样的国情下, 高度集中的外交决策体制是最适合中国的。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 提出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方针。当时中国的对外经贸领域几乎空白, 主要依靠苏联的经济援助和进口物资。
上世纪70年代末, 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内刚结束长达十年的文革, 国民经济严重受创。美苏两极对抗升级, 我国则处于两极对抗的孤立地位, 国际形势非常不利。对此, 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 提出了“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并决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对外经济迅速发展, 国际关系日益复杂, 贸易摩擦也日益剧增, 原有的一元主导下高度集中的外交决策体制已经适应不了新时代的形势。外交部在对外关系中逐渐居于核心位置。同时, 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经济领域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核心之一。在此背景下, 1982年由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而成的对外经济贸易部作用凸显, 全面负责拟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和规划, 研究和贯彻对外经济贸易方针政策, 并对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实行宏观控制和经济调节。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外交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越来越高。非政府组织、进出口企业、公众、大众传媒对决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1999年炸馆事件后, 在对美关系的处理上, 民意及媒体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央高层对事件的处理。当下微博、人人等网络社交工具的兴起, 更是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 由各研究所、高校等组成的外交政策思想库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为外交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做出了贡献。
总的来说, 中国外交决策体制经历了从一元主导向复合决策、高度集权向有限分权的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大量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决策。同时, 受到信息革命的影响, 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政府的外交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以政府为主导、受多方政策行动者影响的复合决策体制开始成为中国外交决策体制转变的主流方向。
三、政策行为者对经济外交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
首先, 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处于主体地位, 是政策的法定生产者。政府在制定经济外交政策的时候, 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上, 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 追求的是社会利益最大化。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 主要的导火索就是美国在中美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 美国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 社会矛盾加剧, 更加促使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口国常用的手段包括征收“双反”关税、限制进口配额、技术贸易壁垒等, 如美国对华光伏产品的“双反”政策。新中国建国以来, 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 更是积极主动地发展多边外交, 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因此, 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 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选择谈判的方式来缓解两国的贸易摩擦。因为如果一味地采取报复措施、打贸易战, 这对于两国来说都会造成损失, 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1991年, 美国认为中国损害了美国厂商的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 发起调查后决定针对中国出口的106种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中国随即提出了价值12亿美元的反报复清单。两国的出口商对此十分紧张, 于是通过各种形式对政府进行游说, 促使了谈判的继续, 最终签订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 最终一场贸易战得以避免。
可见, 政府在做出某项决策的过程中, 会接受来自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 包括公民、社会团体、政党、大众传媒等非政府政策行为主体。谋求和增进公共利益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经济外交政策也不例外, 所以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利益群体的参与。民意是指民众意愿和民众利益诉求。民意表达可以通过官方路径、民间路径、媒体路径和专业路径四种形式。官方路径主要是指政策制定者在政治系统内部, 主动设置若干参与渠道供民众进行利益表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民间路径主要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路径。媒体路径和专业路径则主要指大众传媒和专家“智囊团”。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是中国开放经济的重要战略内容。“走出去”是鼓励本土企业到海外去投资, 有利于利用国内外资源, 同时也被认为是规避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但是, 美国千方百计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政治化。2005年海尔公司并购美泰公司、中海油公司美国加州石油公司都遭到美国国会的反对而未能成功。除了这一系列的“投资壁垒”, “走出去”战略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本土企业大规模扩张海外投资, 则会减少国内的投资, 一大批工人会失业, 会产生公众的不满。所以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要谨慎小心、缓慢推动。
除了“走出去”战略, 还可以采取多元化市场和技术创新等手段对付贸易保护主义。但是, 这系列措施同样也会损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如果积极扩张新的海外市场, 减少同美国的贸易额, 中美贸易商则会不满。如果加强技术创新, 则可以优化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 但是会使一大批传统企业倒闭, 产生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除了普通公众、进出口商和工会等社会团体之外, 大众传播也对当今政府制定经济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众传播可以检测环境变化、及时发现和提出公共问题, 促进信息交流、释放社会多元诉求, 制造“焦点效应”、催生热点公共问题。大众传播作为公民参与的重要平台, 具有贴近群众的特点, 能够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架设有效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可以反映民意, 一方面可以传递政府的意图。美国对华光伏产品的“双反”在微博上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对于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政府的外交“智囊团”在经济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有些专家认为, 美国目前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的总体实力强于我国,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将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中国应该采取适当的妥协政策来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 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有所作为”, 美国的一些反华政策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利益甚至是民族根本利益, 他们主张对美采取强硬的态度。
在国际社会上, 一些国际组织也对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WTO (世界贸易组织) 的职能主要包括寻求解决贸易争端, 监督各成员贸易政策等。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 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一直遵守WTO的成员守则, 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贸易争端。
四、“后危机时代”经济外交应注意的问题
当下, 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回暖, 但是经济危机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还在影响着全世界, 很多国家国际贸易采取了紧缩型政策。此外, 西方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阴谋论”对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在贸易领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就应对贸易摩擦而言, 技术进步、产业优化、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对外投资等战略安排的效果并不如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显著。当前, 需要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公众、媒体等各方共同努力提升应对贸易摩擦的专业技能。在面临重大经济外交问题的时候, 不能由政府单一地进行决策, 而是应该形成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进出口商、公众等多个政策行为者进行利益表达, 然后通过循环往复的利益协调, 最终制定出民主、科学的、能够实现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外交政策。
参考文献
[1]海文P.林德特王新荃:《国际贸易》,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77—78页
[2]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2011年春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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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陶文钊, 何兴强:《中美关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318页
[6]宁骚:《公共政策学》 (第二版) ,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09页
[7]宁骚:《公共政策学》 (第二版) ,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218页
中美外交 篇9
美国大选终见分晓,奥巴马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外交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上台伊始,奥巴马便确立了变革的基调。与布什政府的“牛仔风”不同,相对平和务实的外交政策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行动主线。因此,在面对中东战争、反恐问题、修复传统盟友关系及多边外交等方面,奥巴马必会做出与布什政府迥异的决定。通过对两任总统外交政策的对比,可以窥见出中美关系的走势,以使我们能够顺利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
一、奥巴马对布什政策做出务实调整
(一)结束伊战残局,转赴阿富汗战场
在竞选中承诺,奥巴马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会在上任后16个月内从伊撤出美军作战部队。体面地结束伊拉克战争,是奥巴马对美国内忧外患的国家情况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做出的明智之举。毕竟伊拉克战争让美国付出了远远大于其利益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从伊拉克战争开始至今,至少已有3400多名驻伊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丧生。国内民众的抗议此起彼伏。在布什任期内之所以将伊拉克战争持续到最后,这与布什的外交策略相同。布什是强硬派,对外政策上一贯坚持先发制人的政策 。虽然自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布什备受非议,而且在国内的支持率持续下滑,但其立场仍十分坚定,布什曾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上发表讲话,表示“美国的敌人希望美国从伊拉克撤退,这正在考验美国的意志。在战争进行到第5个年头之际,美国不能退却,必须坚持到底,这样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但布什发动对伊战争并持续5年之久,在驻伊美军伤亡惨重、公众对战争日益不满的形势下,他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奥巴马并不赞赏布什在对伊战争上过于执着,认为过于强调伊拉克战争并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其在发表竞选演说中批评现任政府孤注一掷的对伊政策,面对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依旧逍遥法外,本·拉登还在继续的恐怖预谋和5倍于驻阿美军的的尴尬境地,奥巴马果断提出了结束伊拉克战争的战略,并转战阿富汗,提出向阿富汗增兵7000人的新设想,将反恐重心放在打击“基地”组织及塔利班武装之上。在奥巴马看来,转战阿富汗,无论是捉住基地组织头目的愿望还是体恤驻伊美军的心情,都可以使他的总统形象大大加分,可见奥巴马是个有思想的聪明人。
(二)多边外交
性格使然,布什政府一直以来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以全球霸主自居,一旦出现与其意见相左的声音,就给这些国家冠以“恐怖国家”、“邪恶轴心”的骂名,并努力追究到底。长久以来单边主义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境地,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关系都日渐紧张。从2007年普京发表震惊世界的慕尼黑讲话,以对美国建立单极霸权强烈警告,到美国与欧盟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从对伊朗核问题到朝鲜核问题的强硬态度,都可以看出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架势。而奥巴马在审慎的观察了国际形势后,结合美国国内次贷危机的不利局势,变通地提出了多边合作的外交立场,表示在坚持美国固有价值观与理想的基础上,对于重要的国际事务应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通过国际社会共度时艰。同时表示美国的政策措施的制定要顾及其他国家的期望,希望通过理念和价值观服人,放弃单边主义。在这一核心思想的指导下,奥巴马表示美国的经济危机要依靠全世界的力量来解决,共和党传统的G8同盟已难以阻挡强劲的经济压力;而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务实的救市方案,使得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扭转经济势头的能力不容小视。美国的危机需要中国和俄罗斯的参与。另外,对于传统的“邪恶轴心”国家,奥巴马的处理方式同样有别于布什,例如,奥巴马希望通过谈判磋商等温和措施来达到消灭核威胁的目的,而在奥巴马胜选的消息发出后,伊朗总统内贾德同样第一时间向奥巴马发出贺信。这一细节可以充分证明两国对崭新的国际前景的重视,奥巴马顺利地迈出了多边外交的第一步。
二、中美关系展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得知奥巴马当选后不久随即与奥巴马通了电话,并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美方保持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继续开展战略对话,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敏感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把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推上更高水平。奥巴马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美中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发展美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美中关系面临很多发展机遇,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美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在安全、气候变化、地区热点等问题上的磋商和协调,推动问题的解决。综上分析,两国日后关系合作的趋势明显,相信通过加强对话和协调,分歧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可以从两国日益趋近的政策中找到肯定的答案。
(一)经济稳步发展,让美国信任中国
2008年,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经受了多方面的严峻考验。面对国内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瓦解,在中央政府积极应对政策作用下,我国克服了层层阻力,仍然保持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态势,国内物价水平平稳,产业结构稳步升级。 在国际局势普遍萧条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仍能保持增长势头,可谓一枝独秀。拥有世界第一外汇储备的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负责态度,两国紧密交叉的共同利益,中美经贸存在互补互利的潜力,让美国在逆境中不得不信任中国,依靠中国走出低谷。而为了应对这一轮全球性金融低迷,需要两国在政策和推动双方面的努力。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应该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健康有序的贸易环境、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和充足、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环境。而奥巴马的经济政策理念更多强调的则是“大多数穷人的利益”,体现着“救助弱者的经济正义”理念。美国长期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激励强势群体成功的同时,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也使得国内经济矛盾激化,加大了经济的不稳定。而平民经济政策加大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为民众谋福利,促使两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经济政策趋同。中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市场,基础廉价商品市场潜能巨大,而美国恰恰在这一方面有固定的需求;美国在微电子高技术领域存在优势,又是传统的经济霸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两国领导人加强宏观政策方面的沟通协调,各自通过扩大内需、拉动投资等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来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在国际市场上发展所长,让两国优势互补,逐步协调贸易平衡,而不是片面强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在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进一步压迫,阻碍经济恢复。
(二)和谐世界理念,让美国接受中国
自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重要讲话以来,和谐世界已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理念。这一理论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升华而来,强调在政治上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经济上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文化上加强对话,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在和谐世界理论的倡导下,中国已成为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也是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中国外交更加成熟、务实。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关系,无论是扩大合作,还是解决冲突,都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上台伊始奥巴马的外交理念是求变,其大力倡导平民路线,由下而上,以柔克刚。放开与布什的风格差异不谈,更重要的这与中国外交政策恰恰不谋而合。在竞选新书《下一个美国世纪》中,奥巴马谈到自己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时强调两国在诸多安全利益上的一致性,认为美中应是伙伴关系。“如果能当选总统,我将把外交重心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这里存在许多美国外交政策需要面对的热点和潜在热点问题。”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共同的执政理念会让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加和谐。
(三)文化事业繁荣,让美国靠近中国
1971年4月,一场举世瞩目的乒乓球比赛拉开了中美外交的序幕,同时也使中国走向了世界。应中国乒乓球代表队之邀,刚参加完日本世乒赛的美国代表队到中国进行了访问比赛,后来我们称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比赛为“乒乓外交”。时隔三十七年,在北京奥运会上,当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美国总统布什及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一同观看中国队同美国队的男篮比赛时,国人无不感叹这三十年来中国外交的成就。奥运盛世让世界又一次认识了中国,中国功夫、京剧艺术让中国文化名扬海外,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不断繁荣,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近年来,《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好莱坞的影视作品更是说明了中美文化日益靠近,两国人民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越走越近。
当然中美关系中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台海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激化;民主党政府上台会更加强调美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会让民主和人权问题变得更为敏感。中国国内的西藏、新疆问题,以及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如达尔富尔等问题,都可能使刚有起色的中美关系又起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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