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外交（精选7篇）
新时期外交 篇1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是一个贫弱之国。弱国无外交, 但弱国更需要外交。在以实力为后盾、弱肉强食的国际外交舞台上, 弱势的一方更需要切实可行的外交国策, 以灵活的外交运行机制, 出色的外交队伍, 为国家民族折冲筹划。在遭遇重大外交突发事件时, 尤其如此。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内政外交事件频发的多事之期, 1927~1949年间, 由于国力的衰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曾发生大小外交危机和涉外突发事件数十起, 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当时的条件、环境和自身的需要出发, 对这些涉外突发事件主动或被迫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最后导致了事件处理的不同结局, 其中成败利弊皆可作为历史的借鉴。以下我们择取其中六个具有代表性的外交突发事件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济南事件
1928年4月,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进行二期北伐。5月1日, 北伐军占领济南。就在蒋介石率军准备继续北进时,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驻济日本军队忽然向北伐军发起全面攻击, 占领全城, 并大肆屠杀中国军民,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面对日本的出兵, 中国政府进行了抗议与交涉, 但中国政府的所有努力, 都没有取得成效。5月3日, 日军在济南各处制造流血事件。疯狂的日军“遇中国人, 不论兵民, 即开枪射击, 一时尸体满街”。由于部分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日军就更肆无忌惮, 而且不顾国际公法, 闯进外交部驻济南交涉署, 残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 更用大炮轰击北伐军驻地和济南市民。据调查, 在这次惨案中, 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 受伤1450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惨案, 当时中方在济案发生后所采取的应对之策, 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 一是蒋介石在济南采取避战措施, 与日军就地交涉;二是由国民政府进行外交交涉和全面应对。
惨案发生后, 蒋介石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进行交涉, 不料黄郛因拒绝日方无理要求, 竟被拘禁18个小时。4日晚日军用飞机和大炮向济南城内轰击, 向北伐军发起总攻, 限令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面对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的蛮横态度和日军在济南城对中国军民的疯狂屠杀, 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在阵前与福田彦助交涉的打算, 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并以此事实宣告全世界”。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 决定北伐继续进行, 济案由外交部继续提出抗议, 严重交涉。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应变指导方针, 比如, 国民党采取了指导各地民众团体游行抗议、组织抵制日货活动等行动, 甚至组织军队也参加游行示威。在上海、南京等地就成立了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
6月8日, 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 北洋政府统治结束。此后济案的交涉由国民政府外交部与日方进行, 历经多次变化, 直到1929年3月中日双方才达成协议。该协议内容没有追究日方的军事责任, 而只决定了两个月内, 日军从山东撤军和共同组织中日调查委员会另行调查双方损害问题等事项。济南事件由此结束。
纵观济南事件中日交涉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事变的应付之策只想妥协退让, 完成第二次北伐。先采取的是就地解决方法, 不行则诉诸外交解决, 辅以内部动员抵制日货等民众运动。但这种一味地妥协退让的交涉方式, 使得日军愈发肆无忌惮, 济南一度为日军所占, 中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国民政府这种做法, 既不能获得公正解决的结果, 又让国内民众觉得失去了尊严, 自然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特别是从此开启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外交的大门, 使得日本今后在中国大地上一再重复上演类似的突发事件。
二、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
1928年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全国后, 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 他们不断派出间谍在东北各地活动, 为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
1931年2月, 日本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四人潜入我国禁区黑龙江兴安屯垦区猎取情报, 被我驻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捕获, 当场搜出地图等证据。中村在受审时武力抗拒, 与我军人搏斗, 被打死。驻军考虑到如与日方交涉, 软弱的当局最后将会屈服, 情报将会被日方取走, 随即决定将日谍全部处死。
关玉衡将情况和证据向当时在北平的东北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做了报告, 但他却没有向沈阳东北长官公署主持政务的参谋长荣臻报告。
8月初, 日本驻沈阳领事向东北长官公署提出抗议, 要求中国方面调查, 9月上旬, 中国政府被迫承认了处死中村等人的事实。
在东北方面, 由于张学良与荣臻也没有对此事及时通气, 更没有研究应变的对策, 荣臻没有思想准备, 以致日领询问时, 荣以不明真相含混其辞。日本军部乘机大肆制造舆论, 在军事上咄咄逼人。于是, 张学良向荣臻指示了对中村事件的方针:“俟该事件充分调查后, 根据事实, 决与圆满公平解决, 并充分地努力, 使两国国交不发生阻碍。”这一目的在日本蓄意挑衅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村间谍罪行确凿, 中方代表据此与日方据理力争。在确证面前, 日本领事的态度顿时大变, 转而提出要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赔偿损失和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四项解决条件。中方以请示为由拖延之。
事实上, 日本外交谈判不过是掩盖战争准备的手段, 在此期间, 日本军方决心用军事手段占领东北, 已经悄悄完成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
1931年9月18日夜, 日本关东军借口南满铁路遭到破坏, 突袭东北军沈阳北大营, 进而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
对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 “九·一八”事件是一起典型的遭受外敌入侵国土沦陷的重大突发事件。
“九·一八”事件后, 蒋介石确立的应付原则仍坚持一贯的妥协方针, 可概括为“忍”、“韧”、“拖”三个字, 即军事上不抵抗—“忍”;外交上不屈服—“韧”;不绝交, 不宣战, 不与日本直接交涉, 不签丧权辱国的条约, 尽力拖延与日本直接摊牌的时间—“拖”;同时诉诸国际联盟, 将事件国际化, 争取国际同情, 希望通过国际干涉, 迫使日本撤兵。
具体运作, 则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加强对外宣传, 控制国内舆论;二是调整运作机制, 成立专门决策机构来应变;三是对日本方面只提抗议、提要求, 不与之进行谈判;四是在军事上忍耐的前提下, 将日本侵华真相诉诸国际联盟, 希望西方列强主持公道, 强迫日本撤兵。
日本对此采取反诬手段,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亦向国联申诉中国挑起事端。从1931年9月到次年秋, 国联多次召集会议听取双方陈述, 并曾派以英国李顿伯爵为首的调查团到东北实地调查。在得知事件真相后, 国联多次做出决议, 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但日本拒不执行, 反而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后来干脆宣布退出国联, 使南京国民党政府依靠国联迫使日本撤兵的计划完全破产。
国民党对应日本制造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件方法成败因素, 有几点值得注意:
1. 战前的日本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近百年来, 他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就是尽一切可能来破坏中国安定统一, 阻止中国富强, 其做法就是不断在中国制造内乱和矛盾, 破坏中国的政治与民族团结, 欲陷中国于永久的一盘散沙状态, 以利其侵略蚕食。所以, 对于中国的在野派反对势力, 不论是孙中山的革命党还是北洋军阀, 他们都给予庇护、支持、援助, 而绝非出于同情中国革命。日本为了国家的利益, 无视国际组织、国际法与已订立的条约, 一旦回避不了, 就做片面解释, 蒙骗不了则耍起流氓手段, 宣布退出国联, 欲让中国“有冤无处申”。他还特别注意舆论宣传, 凡是有利本国的就大力宣传, 凡是不利本国的就回避或歪曲, 以蒙蔽本国民众, 在国际上混淆视听。如中村间谍案中因事实确凿, 日本心虚, 便在其控制的《盛京时报》等报刊上或不提原因, 或歪曲事实真相, 纯系淆惑世人听闻, 企图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 并在国内掀起战争狂热。
2. 就中国而言, 当时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导下, 国民党当局上下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忍气吞声, 一味忍让, 出了事怕事, 越怕越出事。如中村事件中, 本来中国方面事前已向驻东北各国领事发了照会, 不许外人进入禁区, 有言在先。事件发生后, 中村间谍罪行确凿无疑, 中方本可以通过舆论将日本的间谍行为昭告天下, 争取主动, 占据话语权, 但东北当局始终将事捂着, 开始时不承认, 当事实无法掩盖了, 才承认处死中村的事实, 还一厢情愿地要“以镇静与稳慎的态度, 希望和平解决”。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十分被动。蒋介石也不敢向日本提出抗议, 反要将行使正当职权的关玉衡“进行军事审判, 予以严惩”, 想以“自虐”来换取日本的让步, “与虎谋皮”的结果客观上适得其反。
3. 在处理外交突发事件中, 东北地方当局内部及其与南京国民党中央上下之间缺乏通气与协调。如中村事件中, 关玉衡及时向张学良做了报告, 但是张既未向国民政府报告, 也未与在沈阳代理副总司令职务的荣臻等通气, 更没有准备应付的办法。待到日方提出抗议后, 沈阳方面的荣臻与在北平的张学良及南京的蒋介石对此事件的看法与说法各异, 使日本有空可钻。“九·一八”事变后, 南京与东北联系也不顺畅, 中央忙于核查事件情况, 对日应付总是慢一拍, 因而陷于被动。
新时期外交 篇2
1、你能用几个字总结近几年来中国的外交成就吗？
2、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展开讨论，从而导入新课。观看
教师点拨：从清政府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孙中山的“凡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说明在近代中国，弱国无外交，一切外交都应以实力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已形成了面向21世纪全方位外交格局，朋友遍天下！（回应新课导入）但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畅谈
【学法指导】
课程标准的要求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为例，认识我国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按课程标准要求，本课主要要求学生理解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与内涵，明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了解中国在联合国与地区性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及我国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并能深入认识和体会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展、深化和丰富。认识到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将服从于国家总体战略和各项事业的需要。中国只有增强综合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外交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坚强的后盾。
2、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为例，认识我国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3．通过分析国内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与我国国际地位提高之间的辩证关系,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4．通过本课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和外交实际，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学生认识到弱国无外交，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以综合国力为后盾的，只有增强综合国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通过学习中国的多边外交，使学生懂得国家开展的外交活动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转移的，一切外交活动都要服务于国家利益。
通过学习中国在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活动，体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民族自豪感。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示。
教学重点：外交政策的调整。
教学难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说明我国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知识网络构建】 一．外交政策的调整
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
三、推进新型区域合作
【重难点导析】
1．外交政策的调整
（1）调整的原因
国内：①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这就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安宁。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保持和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利于在国际事务中团结战斗，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③随着世界经
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形成，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搞闭关自守，只有走对外开放的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④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国际：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格局由美苏两极向多极化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大有希望。
（2）调整的内容
①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看法的改变：认为比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改变了过去一直强调战争危险的观点，强调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种估计是新时期我国对外方针的一个出发点。②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具体地表现为不结盟政策。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继续增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④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已载入1982宪法。
（3）影响 ①符合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②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
合实力
2．中国为什么奉行不结盟的政策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体表现为不结盟政策。从这一时期的形势看，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有所下降。美国自从越南“脱身”后，国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发展中国家壮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分析，毅然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他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
改革和开放，在国内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那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外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3．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
（1）原因：
①联合国是二战后期建立的战后国家合作组织，主要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平等友好关系。中国作为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解决地区冲突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中国在维和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因此，中国积极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2）主要表现
①谋求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合理、公正地解决。②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③积极倡导和实行裁军。
④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奋斗。
四．推进新型区域合作
（1）原因：
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十一界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中国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活动，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展。
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安定的周边环境。中国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有利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
③是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扩大中国国际影响的需要。（2）主要表现
①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②加强与东盟和欧盟的合作。
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领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一、教材地位和作用
（一）教材地位
1、从中国外交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政策的总结，又是新时期外交政策的起点。
2、从中国政治活动史来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是其综合国力的体现，使学生认识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国家利益展开。
3、从改革开放的伟业来看，对外开放外交政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使学生全方位了解改革开放的内涵。
4、从国际大背景去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是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可以加深学生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理解。
（二）教材的作用
国际关系史是由各国外交史组成的，中国外交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既是历史，又是时事政治，更是每年高考的必考知识点。所以本课的学习，是学习好中国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关键。
2、德育目标
（1）、通过学习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学生认识到弱国无外交，一切外交都以实力为基础，只有增强综合国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通过学习中国的多边外交，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一切外交政策都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任何外交活动都不能损害国家利益。
（3）、通过学习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主题，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方针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多媒体及软件，录像资料（1949年开国大典、1992年邓小平南巡、2004年胡锦涛访澳、温家宝访欧、胡锦涛访拉美、2004年中国在中东舞台中的外交活动）、录音资料（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图片资料（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画面、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发表的对外讲话画面、1997年金融风暴、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与会者合影、2004年中法军事演习、2004年法
新时期外交 篇3
赴美学习新闻专业
董显光188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家境清寒，笃信基督教。幼年在家乡接受传统启蒙教育。1899年随父迁居上海，先后入上海中西书院、清心中学和民立中学读书。18岁时因父亲去世不得不辍学，入浙江奉化龙津中学担任英语老师，成为蒋介石的英语启蒙老师。
1907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09年在美国教会的帮助下赴美留学。他先入巴克学院（Park College）半工半读。两年半后，转入密苏里大学新创设的全美第一所新闻学院，专攻新闻，辅修国际史与法律，成为这所后来闻名遐迩的新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1912年，董显光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兹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为了增加采访经验，他开始在报纸兼任记者，曾有机会直接采访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告诉他：“美国和中国不问世局有任何变动，应该永远做朋友”。
1913年春，董显光突接家中急电，母亲病重，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
中国报业重镇人物
董显光在国内新闻事业的开端，始于在归国船上与孙中山的见面，两人结成“最密切友谊”。
董显光经孙中山介绍，出任上海英文《中国共和日报》副主笔。适逢“宋教仁遇刺案”发生，董显光在该报显要位置发表文章，揭露袁世凯是宋案主凶，该报“盈篇累牍的记载轰动了全市的人心”。后来他接受孙中山派遣，代表上海几家国民党系报纸北上采访，并接受孙中山交付他的手枪，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在北京，他每天给《中国共和日报》撰写几千字的英文电讯，揭露袁世凯的各种阴谋。同时，他还兼任参议院国民党籍副议长王正廷的秘书，参与中国国民党在参议院内与袁世凯派的斗争。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董显光留任英文《北京日报》主笔，注重采集政治新闻，积极报道重大政治事件，声名鹊起。当他获悉袁世凯将加害于国民党人王正廷之时，刻意制造王正廷将出任中国驻美公使的假新闻，促成在美国出现欢迎王正廷就任的舆论，迫使袁世凯不得不取消杀王计划。1915年初，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企图迫使北京政府保密。此事为董显光侦知，遂以《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身份，率先将此消息发送美国。《纽约时报》以《日本向中国提出灭国要求》的醒目大标题，作为头条新闻刊出，使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计划被公之于世，引起世界轰动，为北京政府的外交交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进入高潮之时，董显光采访袁世凯，追问其本人态度，袁氏断然否认，称“我可以做中国的华盛顿，为什么我要做中国的拿破仑”。擅长政治表演的袁世凯利用新闻界暂时掩盖其复辟阴谋的伎俩，给董显光留下深刻印象。
1925年3月，董显光在天津出资创办《庸报》，报名取自“中庸之道”。董显光自兼社长、发行人、主笔、编辑、广告经理和外勤记者等，勉力将美国的办报理念引入国内。《庸报》办得新颖别致，独具匠心，敢于刊登独家新闻。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庸报》率先披露事实真相，轰动一时。《庸报》逐步发展成为仅次于《大公报》、《益世报》的天津第三大报，销量接近两万。
1929年夏，董显光应报界巨头史量才坚邀，应聘为上海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前后五年多。董显光的办公室成了上海外国记者的集散地，《大陆报》成为揭露日本侵华阴谋的重要阵地。他事后回忆：“那时候真过着一分一秒都不能疏忽的紧张生活，因为控制日本政治的军阀们正以比我们可能纪录还要快的速度制造新闻。”
受命检查外国新闻电讯
1935年冬，董显光因病辞去《大陆报》职务，也将《庸报》转售他人。同年，他接受蒋介石委任，检查外国新闻电讯，由此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生死消息极为混乱，董显光对外电检查严守新闻求真原则，24小时坚守电话机旁，与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四位重心人物保持联系，过滤不实传闻，并说服外国记者不要轻信谣言。他本人事后回忆：“站在外电检查岗位上的困扰真要搅断我整套神经，平添我满头白发。”经过他的坚守和努力，截至事变结束，“没有一个外国一流驻华记者听信谣言从上海发送不确报道”， 董显光自然是功不可没，蒋介石对他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提升。
主管战时国际宣传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董显光受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后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国际宣传处处长，其责任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董显光秘密收集了第三国人及日本人自己所拍摄的战区暴行照片多套，并将第三国人所记录的日本人的暴行数十篇，约十余万字，刊印成书，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不仅向英、美等国广为散发，而且秘密派遣四个外国人携带上述英日文宣传品赴日本“分别传送，流传颇广”，成功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已经占领武汉机场，董显光命令所有部属撤离，自己则从容举办记者招待会，用英文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继续抗战，决不屈服。记者会后他最后一个离开会场，徒步前往长沙。
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开展公共外交。抗战八年间，该处共计出版对外宣传书籍20种，小册子286种，摄制宣传照片三万余张，每年频繁招待外国记者、访谒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该处定期举办记者招待会，创办《英文日刊》、《英文新闻》、《重庆新闻》等，向外国记者、驻华使节、国际团体介绍中国抗战的最新动态。该处还在纽约、伦敦、香港等地设立办事处，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宣传网络。
董显光为开展公共外交，在国际上广结友人，任用了许多国际友人任职国际宣传处，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王世杰评价他“交友有道”，“尽量结识众多国际友人”，“同时亦用心结交不少能永久为我国说话出力的忠友密友”，称赞这种工作“有其不可计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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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转向争取中国的“大国身份”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董显光直接参与了蒋介石核心集团的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
1941年底，他积极奔走，促成了由中、美、英、印、澳等国参加的“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并代行主席之职。蒋介石在会见美、英高级代表时，一般都由董显光担任翻译。
1942年2月，董显光陪同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从印度返国途中，董显光又陪同蒋介石访问缅甸。7月，董显光陪同宋美龄赴美“医病”，时间长达七个月。他隐身幕后，协助安排宋美龄举行了环游全美的巡回演讲，并在参、众两院演讲，与罗斯福总统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有效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3年，董显光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重庆新闻学院院长，经常为学生上课，为培养国际宣传人才做出了努力。同年11月，他成为中国出席开罗会议代表团的成员，并在会议期间担任中、美、英三国宣传委员会委员。
出任台北驻日、驻美“大使”
抗战胜利后，董显光一度产生归隐的想法，曾悄然赴洛杉矶，专心研修汽车修理技术，打算开一家修车铺。1947年，董显光应召回国，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1948年卸任。1949年赴台湾，创办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后又担任《中央日报》董事长兼“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同年7月，董显光奉蒋介石之命，秘密赴香港拜访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白吉尔海军上将。后常常奉蒋介石之命往来于欧美与日本之间，完成各种特殊使命，试图影响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
董显光为开展公共外交，在国际上广结友人，任用了许多国际友人任职国际宣传处，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1952年8月，董显光被任命为台湾首任“驻日大使”，其任务主要是说服日本支援台湾当局反攻大陆。1957年3月，董显光又被任命为台湾驻美国“大使”，目标依然是要加强对美“宣传”。期间，他曾获母校密苏里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和“新闻事业服务奖章”。同时，董显光受张学良夫妇拜托，找到了他们失散了十多年的儿子张闾琳，此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1958年，董显光卸任驻美“大使”，返回台湾。1961年因中风移居美国加州。1971年在美国逝世。著有《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也称《董显光自传》）、《蒋介石传》、《中国和世界报刊》、《台湾教会发展史》等。
新时期外交 篇4
1946年12月24日平安夜晚上, 在北平发生了一件涉外突发事件。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在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 突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绑架到东单广场, 在这里, 沈崇遭到皮尔逊的强奸, 随后被市民发现一起送到警察局。
事件发生后, 当局并未对其严重性有足够的认识, 当时他们对事件的处理本能地确定为以下目标:1.就沈崇案件本身与美方交涉, 争取对肇事美军士兵绳之以法;2.对汹涌而来的学潮设法加以监控和平息;3.对学潮背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政治攻势实行反击, 试图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
基于以上目标, 在具体做法上, 一是控制舆论宣传;二是加紧对美交涉, 争取惩办肇事者以平民怨;三是试图对学潮与反美运动加以控制;四是对中共发动政治反攻势。
国民党当局的应对方针, 表面看已比较周全, 但在当时社会不稳、对国民党当局不利的大背景下, 因人心向背的原因, 加上当局的工作基本上是浮于表面, 因此并没有收到实效。
而此时, 中共的群众基础工作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全国学潮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不断扩大。加上美方决策当局试图包庇罪犯, 迟迟不做最后裁定, 最后竟然推翻有罪判决, 更加激怒了中国民众, 工人、市民加入抗议行列, 知识界也支持学运, 造成了全国性反美反政府运动, 甚至后来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也出面表态支持学生。
北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 他自己年事已高, 若在青年, 也将参加学运;上海市长吴国祯称, 应付此事, 应以民主作风;重庆的党政军联合会议竟决议准许学生游行, 报刊报道说, 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这一切, 说明了当时人心向背, 南京政府对此似乎已束手无策。
沈崇事件的处理效果从国民党方面来看总体是失败的, 其结果是客观上助长了全国性的反对国民党政府高潮的到来, 当局应对方法失措的重要原因是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分析错误, 应对方法在于治标不治本, 加上手法拙劣, 效果适得其反。
外交突发事件是民国历史上最为突出、最为敏感的政治难题之一, 其处理方针、应付手段与事件后果, 对民国历史发展影响甚大。以上六个个案, 只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涉外突发事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事例, 但基本上能够涵盖这一历史时期涉外突发事件的种类, 并说明国民政府处理外交突发事件的方式与过程。
其中, 中村事件、藏本事件属于典型的日本外交讹诈;济南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对日本来说是蓄意挑衅, 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突发事件;成都事件则是中方引发的带有内政性的涉外事件;沈崇事件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则是由涉外刑事案件引起的政治灾难。通过对这些个案加以分析, 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国民党政府对外交突发事件的处理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济南事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外交突发事件。当时蒋介石集团刚刚取得政权, 尚缺少应付类似事件的经验, 虽然其确定的战略目标是绕过济南继续北伐, 但对于该事件本身之应对, 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表现出临事处置无方, 一味退让, 后期想利用民众运动对日方施加压力的方针, 也未见成效。
对于中村事件, 中方处置时又表现出上下通气不及时, 决策者情况不明, 应对方针缺失以及过度忍让、避事, 试图以惩罚中村事件中方人员来换取日本的“谅解”让步, 这当然不可能。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由于事出突然, 当局必须对这一事件究竟是局部事件, 还是会牵涉全局做出及时判断。当时, 南京当局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多官员均认为只是一个局部事件, 应大事化小, 迅速了结, 故而决定采取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诉诸国联、让西方列强干涉的策略。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一直认为, 东北发生的中日军队冲突, 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即使日本军队占领了一些中国领土, 也只是暂时占领, 最后总要在多方压力下退出, 至多会讹诈一些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罢了。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 蒋介石和南京当局才决定以对日本“忍让”地牺牲“局部”, 来顾全“集中军事力量围剿中共苏区”的“大局”。很明显, 这种出于“攘外必先安内”政治方针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国民党当局把解决“九·一八”问题的赌注全押在列强出面干涉上, 幻想国际联盟能出面“主持正义”, 压迫日本退兵, 并以自欺欺人的“不抵抗、不交涉”来回避现实矛盾。为了让西方各国看出中国是无辜的受害者, 居然不做必要的军事应对。这种愚蠢的思维方式和举动, 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在外交上的幼稚, 并最终导致中国丢失了大片国土, 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 国家受到了严重损失, 其结果不免是一败涂地。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国民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特设“特种外交委员会”, 作为处理事变的决策机构。这种成立专门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国民党当局只是在应付“九·一八”事件时采取了这种做法, 并没有将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特种外交委员会”在1932年撤销后, 国民政府再也没有成立过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机构, 所以后来一有涉外突发事件发生, 不仅外交部门焦头烂额, 正常工作受到影响, 甚至连蒋介石本人也疲于应付, 倍感棘手。
对藏本事件, 南京政府的应付方针则是屈从于日方压力, 仍本一味的息事宁人方针, 倾全力去寻找日方失踪人员。因该事件结果出乎意料地发生了有利于中方之变化, 这才消弭了一场危机。而汪精卫作为最高决策人, 临事失措慌乱, 情绪失控, 只知责骂下级。其后又急于讨好日方, 结束事件, 不敢据理力争, 不能把握有利证据的条件及因素, 反制对手, 表现欠妥, 应引为教训。但此事件中, 当局被迫动员民众和运用警宪特工力量, 全面搜寻失踪人员, 收到了效果。
其后, 国民政府在诸多教训中, 逐渐领悟过来。随着抗战战略方针之逐步确定, 中方应付日方制造外交突发事件的方针方法和手段都有了变化。
在成都事件处理过程中, 尽管中方内部也存在南京中央与四川地方当局的矛盾, 但这并未影响国民政府总的方针态度, 他们在中方先行动手的不利情况下, 开始敢于据理力争, 坚决拒绝了日方政治和战略要价条件, 坚持了“就事论事”的基本立场, 竟使事件拖至“不了而了”。
及至“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 南京政府的应对处理就显得比较从容成熟了, 当局已充分看清了日方挑起事件的本质在于发动侵华战争, 所以“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确立“应战而不求战”方针, 外交上确立交涉原则立场, 表现强硬, 军事上开始调兵北上, 紧密部署, 并且比较恰当地处理了与华北地方当局的关系, 及时与华北地方负责人宋哲元通报情况, 谅其交涉举动, 勉其坚守立场, 捍卫主权, 准备抗战。这一切, 化解了内部矛盾, 打破了日本挑拨离间的阴谋, 对后来抗战正面影响作用至关重要。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件”的处理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一面交涉, 一面抵抗, 以外交、军事作为政治手段, 可以说当局应对“卢沟桥事件”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后来, 当沈崇事件发生时, 国民党政权因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 发动反共内战, 社会矛盾激化, 已处于动荡时局之中, 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社会崩盘的导火索。国民党政府无视民心所向, 倒行逆施, 贪污腐化, 其威望已从抗战胜利的高峰跌落谷底, 加上反对党从中策动, 便使事件朝当局希望的方向解决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当局在处理过程中一味强调事件的孤立性, 强调依靠“法律解决”, 而美国政府包庇罪犯, 国民政府竟无从应对, 计划的各项应急措施鲜有成效, 加上官员无能、宣传手段拙劣、特务活动为民众反感, 一切陷入空前被动。政府无视学生的感受与心理, 民众则把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对美国人的愤怒合并宣泄, 结果酿成全国性民众反美反政府运动, 使一起涉外刑事案件引发了全国性政治风潮, 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新时期外交 篇5
2014-11-11 14:21:23 《学术论坛》 朱蓉蓉
学术界在研究宋庆龄的成果中，大多数着眼于探讨她是如何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地实现由民主主义战士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的思想历程，对她的外交活动，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着墨不多，尚无专题论文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些粗浅探讨，以求斧正。
国民外交又称民间外交，是通过非官方、非正式途径开展的对外交涉与交流，与政府外交相互补充，具有多层次、多渠道、形式灵活、针对性强等特点，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寇深祸亟、民族存亡之秋，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宋庆龄的国民外交活动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大力宣传中国抗战，倡导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侵华还处于局部阶段，加上国际上弥漫着绥靖主义情绪，南京政府虽通过官方渠道把中日冲突诉诸于国际社会，但西方各国反应冷淡，中国抗战几乎处于孤立无援境地。有鉴于此，宋庆龄在参加国内救亡运动的同时，又利用其在国际上享有的良好声誉，努力争取国际声援，积极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强调日本侵华也损害了英美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抗战也是为世界人民而战，呼吁各国积极援华制日。为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持，她运用自己广泛的国际联系，把反对日本侵略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1932年8月，世界进步人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会上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为主席。在宋庆龄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下，这个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并议定派副主席巴比塞率团来华调查日本侵华罪行，以正义公道的立场揭露事实真相。大会还决定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任命宋庆龄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接到通知后，立即着手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揭露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扩军备战，进攻弱小国家的阴谋，全面阐述了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种种理由，她呼吁“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这次大会。”[1]翌年9月，在宋庆龄的推动下，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英国的马莱勋爵、法国《人道报》主编伐扬·古久烈等中外人士65名。宋庆龄任执行主席，并在大会上作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号召中国人民起来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会上，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等文件，这些对于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会最后宣告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远东反战大会的召开，给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抗日的中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莱等国际代表回国后，对远东反战大会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使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正义斗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次大会也是宋庆龄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把国内反日斗争和国际反帝斗争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1932年12月，宋庆龄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宗旨是“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2]。在宋庆龄主持下，同盟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把中国的抗日斗争和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曾竭尽全力营救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牛兰夫妇，并对希特勒政府迫害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这就使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互相支持，有利于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宋庆龄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联系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为中国争取最广大的同盟者。1932年2月，宋庆龄致电高尔基，希望他向中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高尔基随即在《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坚定地表明他的立场，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不准干涉中国”[3]。1933年2月，英国著名作家、世界反帝大同盟主席肖伯纳到达上海。由于他十分敬仰宋庆龄的高尚品格，行前就打电报给她要求会见。宋庆龄亲自到码头迎接并在寓所宴请他，就抵抗日本、制止侵略与他交换了看法，主张以革命战争制止侵略战争。作为一个为世界和平事业奔走呼号的国际著名人士，肖伯纳的来华，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中外记者纷纷报道他来华的情况，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许多国际友人还以她为桥梁，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国的抗日斗争。如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史沫特莱等人就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宋庆龄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抗日救亡和世界和平事业中去，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团结在她的周围，形成一条特殊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二、建立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争取国际援助方面，国民党主要是以政府名义、通过官方的途径向国联和各国政府寻求援助。共产党则主要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方面得到一些援助。但国共两党当时都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卓有成效的争取外援的机构。于是，成立一个民间的援华组织，与各国友好团体和个人接触，寻求各国上层社会和民间组织援助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宋庆龄肩上。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接受中共的建议离沪去港。她一到香港，就以政治家的气魄，决定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成立一个沟通海内外、支持长期抗战的组织。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其宗旨是争取“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4]，成员皆为国内外著名人士，如尼赫鲁、赛珍珠、爱泼斯坦、英国驻港教会大主教何明华及孙科、冯玉祥、廖承志等人，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组织。“保盟”一经诞生，就“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斗争。”[5]由于宋庆龄的大力推动和积极参予，被推选为“保盟”主席。
宋庆龄以“保盟”为阵地，积极争取国际社会从道义和物质上全面支持中国抗战。在她的关怀和主持下，“保盟”用中英文出版了《新闻通讯》，发行到欧美及东南亚各国，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忠实报道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由于报道准确，笔锋犀利，深受海内外人士的欢迎，对帮助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支援中国抗战起了巨大的作用。宋庆龄本人更是勤奋笔耕，在《新闻通讯》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论述援助中国抗战与保卫世界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她向全世界严正宣告：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所以中国有权要求世界各国的帮助。
宋庆龄还坚决主张“中国的所有地区都应有得到同等救济待遇的权利”，“帮助需要最迫切的地方”[6]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保盟”的援助重点就自然而然地放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它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他们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7]由于宋庆龄和“保盟”向外做了大量的宣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到许多急需的物资，使“保盟”的援助为中国抗战发挥了最大的效益。
在宋庆龄和“保盟”的不懈努力下，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纷纷成立，并与“保盟”建立了联系，通过“保盟”向中国提供重要援助。到1940年2月，这些援华团体达100多个，如美国援华会、巴黎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其中有些团体是宋庆龄直接促成或在其影响下促成建立的。她还多次亲自给英、美援华会等团体写信，要求它们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宋庆龄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崇高的威望、正义的声音博得各国各阶层人士对援华事业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她还亲自做国际上层人士的工作，请他们支持本国的援华工作，收到极佳的效果，如美国援华会就得到罗斯福总统母亲的支持，英国援华会得到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爵士的支持，其夫人还担任该组织的主席。加拿大、印度等国还向中国派出了医疗队。宋庆龄还多次会见香港总督和国外的一些富商巨贾，在她的感召下，香港总督罗富国、杨慕琦都曾以总督身份给“保盟”工作以很大的帮助。很多外国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船主都曾给“保盟”捐助巨款，正如爱泼斯坦所说：“宋庆龄领导保盟这个事实，就可能吸引许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原与我们有距离的外国著名人士，参加到更多的政治活动中来。”[8]
香港沦陷后，“保盟”曾一度停止活动，但经过宋庆龄的努力，1942年8月“保盟”得以在重庆恢复。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很快和国内外爱好和平人士重新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并且利用战时首都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她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副总统华莱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还获得了许多驻华使节、军事长官如高斯、史迪威等人的同情和帮助，“保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各国上层社会外，“保盟”还特别注意争取国际民间援助，通过工会等民众组织深入基层，宣传发动普通群众，成效卓著。许多国家的工人、学生、普通海员等都把自己省吃俭用及募捐来的钱捐献给饱受战火的中国人民，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货币美元、英镑、比索等都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
1938年6月至1939年6月，“保盟”共收到国外捐款25万港币[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面临严重困难，但由于宋庆龄及“保盟”的努力，各国对华援助数额依然可观。1942年至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儿童、河南灾民救济项目款额就高达163.5万美元、2.15亿元法币[10]。
三、广泛动员华侨，支持祖国抗战
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是宋庆龄国民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是炎黄子孙的华侨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他们虽身居海外，但心系祖国，因为祖国的兴衰枯荣直接影响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被孙中山尊称为“革命之母”。宋庆龄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实践中，十分钦佩这些海外赤子的爱国热情，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称赞侨胞“远在总理倡导革命之始，数十年来，未曾间断，尽其国民天职，将其财力物力人力，效忠革命，贡献祖国，给国内同胞极大的鼓舞奋慰。”[11]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着手发动华侨参加抗战事业。因为她深深知道，华侨在海外繁衍生息，与当地各阶层人士接触广泛，交往密切，是天然的“国民外交专使”。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团结、联合侨居国的国家政要、社会活动家、商人、学者及各种进步团体等，积极开展援华制日的活动。而宋庆龄又是海外赤子心目中令人敬仰的“**”，由她出面动员华侨可起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于是她在华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华侨结成一股支持抗战的重要力量。
宋庆龄首先与著名的爱国侨界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人取得联系。他们在华侨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可影响和带动整个华侨社会。于是宋庆龄积极联络各地侨领，推动他们成立“华侨抗敌总会”，并担任名誉主席。1938年9月，“华侨抗敌总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宋庆龄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华侨总动员》的著名演说，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她说：侨胞们“积极筹募捐款„„达数千万元。更进行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团体，扩大国际宣传工作，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回国参加抗战，支持抗战，给予抗战极大的帮助，这是值得大大赞扬和效法的。”宋庆龄还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华侨救国运动，提出了宝贵意见，指出为了配合国内抗战建国的急需，必须进行华侨总动员。而要“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迫切的是加紧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为此，必须克服华侨中一部分人的地域帮派观念，以使侨胞“不分地域，不分畛域，精诚合作”。宋庆龄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训练华侨技术人才，筹办华侨垦殖救济难民，投资国内，从事生产，组织各地华侨回国服务，参加抗战工作”[12]等，使华侨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为了更好地组织华侨抗日，宋庆龄还拨款帮助创办了爱国的中文晚报《华商报》，联络许多知名人士为其撰稿，她本人也在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阐述对抗日救亡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向广大华侨宣传抗日。该报在侨胞中享有很高威望，为团结侨胞，坚持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宋庆龄的号召和推动下，侨胞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他们消除了门户之见，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团结起来，组织了许多救国团体，进行大规模的爱国宣传和募捐活动，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初，各地华侨捐款达26亿元。出于对宋庆龄的信赖，有的华侨把捐款直接汇给她，由她再转给各地。延安的“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用宋庆龄向洛杉矶华侨募捐的款项创办的。此外，还有物资援助，如飞机、坦克、车辆、寒衣、药品等。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华侨捐献的坦克有27辆，救护车1000多辆，飞机200余架。仅南洋华侨为祖国捐献的棉衣就有700多万件，夏衣30万套，军用蚊帐8万床[13]。更有许多华侨青年直接回国参战，甚至英勇捐躯。华侨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宋庆龄的国民外交活动是多方面的，并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绩，为此她被聘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之所以重视国民外交活动，并能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原因是：
第一，有感于政府外交的局限性。“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使宋庆龄认识到，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仅靠软弱的政府外交是不行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蒋介石虽然逐渐改变了内外政策，但在争取外援时，和内政上只依靠政府抗战而忽视甚至压制民众抗战一样，仅注重官方层面，尤其是仰英美政府的鼻息。有鉴于此，宋庆龄发挥国民外交不拘官民、国别的优势，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民间外交，从而弥补了政府外交的不足。
第二，早年特殊的政治经历。宋庆龄具有强烈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年积极支持并参加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深得三民主义思想的精髓，这使她以后能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发展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积极争取国际进步力量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宋庆龄在其特殊的革命生涯中，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外联络和宣传，争取国际援助，同时也支持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因此，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她和一些外国政府、友好团体、国际友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极大地有利于她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并能取得显著效果。
第三，独特的身份和人格魅力。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是人所敬仰的“**”，其拳拳爱国之心早为世人所知，正如爱泼斯坦所指出的那样：“她的地位也是唯一的，别人再巧妙也无法代替”，“孙夫人可以做公开工作，还可以做地下工作，她还可以同时做两个工作”[14]。而且“宋庆龄在外国威望很高，全世界进步人民都熟知她，崇敬她，热爱她”[15]，许多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16]，正因为宋庆龄有这样特殊身份和地位，才使她能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国民外交活动，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发挥独特的作用。
新时期外交 篇6
【关键词】印度 外交 策略 印中 新局面
在世界国际复杂格局面前，几乎处处都能见到印度外交战略活动的身影。印度已经成为众多外交场合的重要参与者。本文将就此分析印度的外交战略和印中关系的走向。
一、印度的外交策略
印度是一个拥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位置和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它在当今世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角色。
1、大国化的外交理念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日益强劲、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外交工作的不断进取，印度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强化。在这种因素的大力推动下，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印度国民，都对印度争取大国地位的信心明显加强，对印度成为大国、强国发表了许多论断。由此可见，“成长为世界大国”已经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
2、转型中的外交政策
第一，经济外交。当今世界，经济外交已成为各国谋求合作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日益受到重视。为此，印度政府侧重以外交為手段，争取和维护印度的核心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印度外交工作的重点。在多边层次上，印度与许多国家进行不懈的外交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实践证明，印度通过经济外交迅速增进了实力，成为印度获取商品市场、提高政治地位的重要工具。
3、全方位的外交态势
近年来，随着印度国家整体实力的大大提升，印度外交领域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强，印度紧紧围绕自身的大国目标，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均在加强之中，与周围邻国的关系均有改善，加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同时，印度在多极世界、多边场合大显身姿，积极成为世界国际格局当中的重要一员。
二、印中外交开拓新局面
印中是重要邻国，也同是国际舞台上的发展中国家。在印中两国政府及有关方面的努力下，印中两国关系在健康的轨道上持续稳健地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深化，在共同努力下，两国间“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在不断得到充实，“龙象共舞、共创双赢”的局面正在形成。
1、政治关系明显密切。首先，印中两国高层互访相当频繁，开拓和深化政治、经贸、科技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气氛，把双边关系大大推进了一步。其次，双方对话机制不断完善，为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在重大安全与战略问题、加强政治互信发挥了一定作用。
2、经济贸易合作具有互补性。中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印度也是中国较大贸易伙伴之一，双方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在不断增加，大力促进经贸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目前，为了进一步促进经贸关系迈向新的水准，双方还开展了联合研究，现已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基本达成了共识。印中双方可以取长补短，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
3、国际合作明显增多。印中两国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双方都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多极化世界。特别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上，印中双方都认为各国对环境问题都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政策，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互支持，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三、结语
从目前情况看，印中关系发展，给印度本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战略利益，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初见成效的情况下，印度更加坚定了印中外交的战略方向，这一策略会延续更长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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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印外交新棋局 篇7
中印领导人面临的新考验
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用来帮助它们改进基础设施和从事其他建设工程。中国的这些援助已经引起一些关于中国援助这些国家的真实意图的议论。印度就表达了它对中国援助南亚国家的疑虑，视其为对它在自己后院传统影响的巨大挑战。因此，印度对于目前中国公司启动的某些项目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甚至连在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建设港口，中国工人（印度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战士）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印度称它是被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施工的改建工程，印度也有疑虑。这就不难理解印度的那些制定战略的人会普遍认为中国是要凭借其新获得的经济实力称霸亚洲。与此同时，印度学术界则有人在谈论由印度和中国一起来建造世界新秩序。这是印度的自由派，他们认为中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充满善意，并不想影响它们的国内政治。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印度人的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
印度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也是目前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历史表明，两国都曾经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直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兴起。这两个国家甚至在战后取得独立解放以后也在亚洲的政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在国际政治中配合良好。由于两国在历史上都遭受过殖民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在它们的外交政策声明中自然会发现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差异，但是在亚洲的区域治理问题上这两个大国却互不信任，这也是观察亚洲政治的学者们要分析的主要课题。印度和中国今后会齐心协力还是会互相抗衡，如今已经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两方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印度和中国产生了全球将近38%的污染物，拥有24亿人口，代表了世界上有史以来两个规模最大的和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这两个大国都位于迫切需要对丝绸之路进行实质性投资的亚洲，然而它们之间却完全谈不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的融洽关系还在建立之中。他们的前任辛格博士和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过很好的工作关系，现在的莫迪总理和李克强总理同样也在发展良性互动。未来的印中关系还会继续发展，其结果将影响全世界。仔细分析印度和中国各自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安全以及各自的外交政策战略和愿景，我们发现这两个国家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两国都在“赶超”，即两者都是重新崛起的经济巨人，都属于所谓金砖四国中的国家。因此，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着一场考验，他们必须使两国重新团结起来在亚洲实行睦邻政策，一起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示它们的集体力量。下面，笔者试图指出印度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在彼此打交道时有可能会遇到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路一带”和印度
中国是复兴古丝绸之路、将其作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贸易通道的主要倡议者，同时，它还建议建设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全球贸易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过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反应虽然不能说是负面，却也说不上积极。印度是既处在陆上丝绸之路通道同时也处在海上丝绸之路通道上的唯一国家。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正好处在两条丝绸之路的交叉点上。因此印度对于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先生至今仍未出面澄清他的政府是否支持中国的倡议。在印度的领导人中间对于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些宏伟项目的真实意图一直抱有怀疑。一些印度人认为，中国人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MSR），其目的是要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在亚洲和欧亚大陆的影响。中国实行的是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的外交，想要施加它的影响，加强它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欧洲旅行者早先留下的笔记表明，几百年来，古丝绸之路就起到了向欧洲国家塑造中国形象的作用。后来，欧洲人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兴起的海上贸易敲响了跨越欧亚大陆中部的丝绸之路贸易的丧钟，标志着该地区自那以后就开始长期衰落。中国人现在倡议复兴古丝绸之路又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个地区的地缘战略位置上。
毫无疑问，中国提议的新的丝绸之路不仅会促进亚洲内陆国家，也会促进印度的一些边远地区的繁荣。不过这个项目的细节还在酝酿之中，中国不可能向印度和其他参与国通报更多的信息。如果只靠中国单方面的经济实力来搞这个项目，那么其规模一定会大为缩小，仅能造福少数几个地区和国家。为了将来能够在这条线路上实现货物和人员的低成本安全运输，印度和中国应该主动联合起来就如何选择具体线路开展科学研究，而且在研究中必须把各个参与国所关注的因素都考虑进来。还要记住的是，我们谈论的这个地区正是全球恐怖主义的诞生地，同时也是好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几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中心。在这条线路上，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应该主要由印度和中国提供安全保障，这两个国家只有共同采取安全措施才能够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在丝绸之路上对货物和人员的袭击。
由于进行“反恐战争”和国际间对能源资源的争夺，欧亚地区对于这个地区之内也包括这个地区之外的所有主要大国的国际重要性都在增加。美国早在2001年9月以后就在中亚建立有军事基地，现在，尽管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仍然在施加它们强大的影响，美国却已经在这个原来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变成了一股真正的力量。印度也正在加入到欧亚地缘政治中来，不过它还未能成为其中有重大影响的一员。我们注意到有一些中国机构如云南财经大学的“印度洋国家研究所”，它们在进行过一些研究之后已经绘制出了中国某些内陆省份的出海通道。不过截至目前，我们对于中国货物将来是否有可能通过位于斯里兰卡的港口外运，仍然知之甚少。但是，中国进入印度洋一定会被视为对印度当前在这一地区霸主地位的威胁。尽管中国说它到这里来是为了勘探海床资源，不过它主要关注的还是海上运输线（SLOC）的安全。这条运输线对于中国可以说是性命攸关，其运输量占到它全球贸易的一大块。中国一直都在担心它的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现在时机已到，它要将这里的安全控制在自己手中。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美国将要撤除它在印度洋的主要军事基地，这会为中国留下进驻的巨大真空。
中国政府倡议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用意十分明显，中国要扩大它的海洋存在，无论文化上、战略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必须如此。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很可能是回应那种“珍珠链战略”的说法，后者是某些人担心中国正在从斯里兰卡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一连串沿岸国家建造军事基地而猜测的中国意图。
海上丝绸之路的细节尚待揭晓，而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则似乎是想与它的那些古代的贸易伙伴重建联系，沿着印度洋沿岸国家建立起一个“印度洋世界”。印度在地理上的独特位置注定它要在维护印度洋的安全和贸易上担任主角。作为印度洋的中央之国，印度已经在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安宁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印度领导人还试图将印度洋沿岸国家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环印度洋区域联盟。印度的文化和软实力在这个区域（从非洲东部开始，沿着阿拉伯半岛沿岸，经过伊朗南部到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再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随处可见，它在印度-太平洋海域的任何权力争斗中都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莫迪在他的初次联合国发言中讲得十分明确，中国应该以和平方式来处理南中国海的争端。和平与安宁是在海上搞任何大型开发项目的前提条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别的国家都是如此。印度以前和现在的政府与有相同想法的国家一起，一直在竭力确保印度洋继续是一个“和平区域”。同样，印度认为，“如果关于南中国海的那些争吵得不到和平解决，它们就会是实现习近平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主要障碍。
正如媒体所报道的，拟议中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主要位于欧亚地区，它会通过高速铁路、公路和信息网络迅速向外扩展，还建有许多能源输送管道，其间有好些交叉点和汇聚点。中国倡议的这条丝绸之路，它的主干道将是从以前的帝国首都西安开始延伸至新疆的乌鲁木齐，此后穿过中亚、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最后终止于威尼斯。这条丝绸之路主干道还有许多支线，可以穿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几个成员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由此可见，即使这条新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理环境大概也不会比位于这条线路上的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状况更加复杂。没有哪一个国家也不会有哪一个组织单靠一己之力就能够保证在这条道路上通行的货物和人员的安全。
尽管如此，建设两条丝绸之路（一路一带）的建议仍是习近平主席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外交政策创意，其目的是要在本世纪扩大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和势力。然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马上就遇到了挑战。如果他的倡议不过是他独自的喜爱，没有亚洲其他大国参与，那么即使获得成功，规模也极其有限。因此，他需要努力说服这个地区有相同想法的国家积极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发挥重要作用。这其中印度的作用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历史上，印度在印度洋的贸易中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要简要梳理一下印度在同时存在着中国的亚洲新实行的经济外交政策。
印度外交政策中的“莫迪主义”
在过去的15年里，印度的外交政策已经逐渐从一种社会主义的思考方式变成一种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而莫迪的外交政策又会进一步把印度的经济优先放在首位。有好几次，莫迪总理都在他的讲话中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他的外交政策。他“希望印度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那将可以让他集中精力搞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他的这种经济外交政策将会是只谈友谊，绝不结怨。他愿意同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展一种双赢的伙伴关系。他已经把他的这种外交政策从“东望（Look East）”升级为“东进（Act East）”。他希望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富裕起来，这来自他的哲学“Sabka Saath Sabka Vikas”（翻译出来意思是：为所有人发展，为所有人所支持）。因而十分清楚的是，莫迪的外交政策绝没有要同任何一个国家对抗的意图，甚至不想同巴基斯坦对抗，尽管这个国家在莫迪向南亚示好的过程中已经制造过麻烦。
印度只有在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氛围中才能够成为一个制造中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莫迪政府在涉及印度的国家安全时将会采取软弱立场。印度在处理巴基斯坦军队跨越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的事件中就已经划出了这条红线。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加强了它与中国周围国家的战略和军事合作，如日本、越南和澳大利亚。莫迪的前任曼莫汉·辛格博士与日本有过不寻常的合作关系，最近，他又接受了日本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奖。莫迪则进一步巩固了辛格发展起来的这种印日关系，两国领导人个人之间关系亲密，一起把两国之间的合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印日的这种关系解读为印度已经加入了某个军事同盟，目的是要牵制或抵消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印度是一个实行多党民主制度的国家，有左右两派政党，其宪法具有社会主义属性，新德里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府——包括纳伦德拉·莫迪的多数派政府，有可能擅自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结成军事同盟。印度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地向北京表明：印度不会成为这个地区或全球范围任何一个反中国联盟的成员。印度将按照相互尊重和互惠的原则发展与所有大国的友好关系。印度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是“非暴力”和“和平共处”，它从未做过任何不利于这个地区和平的事情。印度是一个负责任的核大国，在遵守核不扩散条约方面一贯无可挑剔。
印度外交政策中的莫迪主义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不过，他的政府在最近六个月来所传达出来的外交政策信息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新一代领导人，坚定地支持国际机构，非常愿意与具有相同想法的国家进行国际合作。莫迪将会用相当大的精力来制定他的新的对中国的政策，这个任务对于他本人、对于他的外交政策和对于印度的国家安全部队都具有如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印中双边关系中的某些重大问题。
印中双边关系的新动向
印度和中国之间没有解决的（边境）问题仍然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麻烦，不过与此同时，双方似乎都已经转向更加务实，逐渐将那些关于地缘政治关系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放在一旁，更多地基于地缘经济来处理双边和多边的外交关系，甚至以经济来发展外交关系。在过去两年，中南海的风向变了，习近平已经把印度当作他睦邻外交的一大重点。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趁参加多国论坛的机会已经多次会过面，后者又在2014年9月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时同莫迪进行过两国首脑会谈。莫迪和习近平代表了我们在过去30中所能看到的亚洲最强领导人中的新生一代。因此，两国人民希望他们不仅能够带领各自的国家实现他们的梦想，而且还能够领导亚洲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这两位领导人象征着亚洲的重新崛起，将能重新成为一块具有祥和、辉煌文明的繁荣昌盛的大陆。不过，如果两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得不到解决，那么两国的关系就会继续紧张，不可能在战略层面上做到和谐一致。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却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十年来，中国出口货物有相当大一部分，从发电设备到手机，都是出口到印度。两国的双向贸易额今年已经达到650亿美元，这还远低于有可能实际达到的数额。从双边贸易进而到相互投资，两个国家在这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来自官方的障碍，尽管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的报告，“在中国大约有150家印度公司在经营，而在印度则有40家中国公司在开展业务”。在两国的经济关系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国驻对方领事馆的牵线搭桥对于发展两国城市之间和私人企业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易货贸易曾起到过关键作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印度企业有规模不小的合作，那就是印度驻上海和广州的领事馆竭力促成的结果。按照莫迪总理提出的“印度制造”的设想，印度要求中国公司把他们的装配工厂搬迁到印度专门为他们设立的经济特区。习近平主席也宣布将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虽然印度媒体此前猜测的数额曾经是1000亿美元左右。
在进行贸易时，印度希望中国重新审视一下它的那套重商主义的做法，能够遵循公平、透明的原则与邻国打交道。印度还希望中国对印度的IT、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开放市场，改变中国从印度进口货物类别的比重。目前，中国从印度进口的货物，按价值计算，大约有70%都是原材料，主要是铁矿石。双方贸易的这种不平衡引起了印度人的严重不安。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仅仅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小部分原因，主要问题在于印度的制造业没有竞争力。印度与中国贸易的逆差，在2001-2002年是10亿美元，到2013年则增加到了大约250亿美元。这个逆差问题难以解决，还因为两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上通道进行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陆地边界由于当地局势不稳和地势复杂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印度一直希望使它的贸易实现多样化，然而原材料和低端商品仍然占到了它对中国出口的60%。
在南亚地区问题上印度对中国的期待
印度的几个邻国一直处在动荡之中，这是它的核心利益所在，因此印度希望中国能够尊重它在南亚和印度洋的核心利益，不要向印度的几个邻国提供武器弹药，以免有可能被用来支持恐怖主义分子搞讹诈和军事政变。中国应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坚持它一贯的中立立场，使之保持为印巴两国的双边问题。中国海军的潜艇接连访问斯里兰卡，北京又参与到尼泊尔和马尔代夫的国内事务中，这都会使习近平访问印度以后印中双边关系变好的趋势变得进一步复杂起来。
中国为了扩大它在南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在开办孔子学院和培训雇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除了将在建设丝绸之路的名义下设立了400亿美元资金用于发展基础设施之外，在今后5年，还会分批向南亚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提供1万个奖学金名额、5000个培训名额，以及执行一项人数达5000名的青年交流计划，还要向南亚国家派出5000名教汉语的中国教师。中国正在利用它的“软实力”赢得好感，培育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关系，以巩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中国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丝绸之路项目又会进一步巩固这些国家的经济对它的依靠。中国所做的这一切都受到印度的极大关注，而中国对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施加影响，乃是其极端。中国公司在印度的后院积极活动，是在直接间接地向新德里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施加高压。因此，莫迪在2014年5月成为总理后首先和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恢复邻国对印度的信心。他使用的也是“救助和支援”这种经济外交手段，目的在于抗衡中国在印度邻国的日益增大的影响力。
中国在印度以及南亚进行投资是会受到欢迎的，只要这些投资项目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和造成环境灾难。因此，应该用一种透明的机制来判断投资项目的效果，并评估该项目的成本和对所在地区生态平衡的影响。印度早就欢迎中国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希望它能够在南亚国家的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件事情现在就等待中国领导人做出决定，要看他们是否愿意在这个地区在一个集体架构内与印度合作共事，是否愿意同印度互相商量着办事。在这里只要错走一步就会使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脱轨，因此所有的国家和利益相关者都应该行动起来。对于印中两国的领导人来说现在又是一次历史机遇，他们可以引领亚洲的和其他地区的有相同想法的发展中国家一起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建一种新型的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
亚洲区域合作的未来
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目前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我们还远没有达到“单一货币”和“单一市场”的目标。不过，西方经济体当前遇到的危机倒是给亚洲各国提供了一个需要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在亚洲建立一个新型的地区秩序的机会。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应该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不过，它的某些政治举措和外交活动却也成了通向一个统一的亚洲联盟的主要障碍。
印度和中国想要建立的亚洲区域机构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想法。建立孟加拉国 - 中国 - 印度 - 缅甸（BCIM）陆地经济走廊的初衷是加速资金、物资和人员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在次大陆的流动，但是推动这个项目的工作基本上毫无成效。人们应该记得，“丝绸之路”其实是早先一位德国人（当时是奥地利人）对于古代的那条从中华帝国穿越欧亚大陆抵达罗马王国的贸易通道的称谓。它在当时基本上是一条自由贸易带，其安全通过与沿途各个王国交换奢侈品和日用品由它们提供保障。蚕丝其实并不是这条贸易通道运输的最主要的商品，只不过它是倍受欧洲以及印度王室喜爱的一种奢侈品而已。除了拟议中的丝绸之路，关于如何建设亚洲的问题，印度和中国都有共同的目标，也要面临相同的挑战。作为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这两个国家必须按照自由贸易和互惠的原则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承担更大的责任。像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这样的区域经济机构，由于其成员国之间缺乏实质性的合作，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保证这些组织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航行，印度和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只有这样，这艘大船才不至被不大的小浪掀翻。各个国家都想要扩大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不应该把这种竞争看成是一种只能是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诚如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在他与中国领导人多次会晤中常常强调的：“这里为印度和中国实现它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
结语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当前这种动荡不安的地缘政治秩序有可能像一个世纪前那样导致一场带来灾难的战争。莫迪和习近平面临的挑战都是要设法把自己的国家从这种地缘政治的动荡不安中隔离出来，并为自己国家的顺利和平崛起制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如果他们彼此信任，决定进行合作，齐心协力，那么他们就会把亚洲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他们就会成为西方强权政治中的一部分，这种强权政治不过是用北约一类的军事联盟来维持彼此的平衡。毫无疑问，今天印中的双边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在不太远的将来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仍然会继续变化。不过，这种变化的速度还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快。这两个国家都在重新崛起，想要恢复它们各自都是世界和地区大国本应有的雄风，它们之间的关系必将决定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未来。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德里和北京是否准备放弃或者至少淡化各自的领土民族主义，以此来加强本国乃至和整个地区的安全。领土民族主义和区域一体化两者不可能并存不悖，其中一方必须要向另一方做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