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启蒙文学（共8篇）
新时期启蒙文学 篇1
“文革”结束后, 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调整, 文学界也提出了“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上, 《伤痕》、《班主任》、《哥德巴赫的猜想》《爱是不能忘记的》、《人啊, 人!》等作品, 都在呼唤着人情、人性、人的尊严与价值, 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意识。因此,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思潮被视为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文学高潮。
什么是“启蒙”?“启蒙”, 英文为“enlightenment”, 是照亮、点燃的意思。康德为“启蒙”下的定义是:“启蒙, 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他所说的“不成熟”, 指的则是我们意志的特定状态, 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 却接受了他人权威的引导。 即我们必须要用理性去反对权威, 保持独立意志, 而任何对权威的依附都必然走向启蒙的反面。以此为视角, 我们发现以“启蒙”主题的“新时期”文学无论在思想资源、文学叙事还是作家主体意识方面, 都附和着政治权威, 处处体现着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这种与政治权威共同度过的罕见“蜜月期”暴露出了新时期启蒙文学理性的匮乏, 从启蒙出发, 却走向了启蒙的对立面。
一、用马克思主义宣扬人道主义
新时期之初, 人道主义话语在经过数十年沉寂之后艰难浮出, 并成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的思想资源。这既是对人道主义思想资源历史遗产继承的结果, 也是新时期人们对备受摧残和践踏的人性的尊严与价值的呼唤。据统计, 到1983年, 有200多家杂志参加人道主义的问题讨论, 相关文章达到600多篇。[1] 尽管对人道主义的讨论众说纷纭, 但人道主义的弘扬或者辨析又莫不与“回归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讨论者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成分进行挖掘和还原。他们认为:长期以来, 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本身蕴含的关于人的自由发展、自我意识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加以批判, 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如汝信认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和他成熟期的著作做一个比较, 就可以看出, 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2] ;俞建章在文章中提到:“今天, 我们要为人道主义正名。人道主义分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就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3] ;朱光潜也认为“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 而且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看做是真正共产主义的表现”[4]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人道主义, 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 尊重人, 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主张人格平等, 互相尊重。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人道主义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 但是尊重人、关怀人, 把人当人看的人道主义内涵本身是没有姓“社”还是姓“资”的区别的。新时期所高歌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寻求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统一的论述暴露出了启蒙知识分子一体化思维模式的惯性和寻求政治合法性庇护的企图。而在启蒙思想的探讨和启蒙主义精神的发扬过程中, 如果始终不能绕开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思想前提, 关于人道主义的矛盾也就永远纠缠不清, 而启蒙精神的深化也就必然受到无形的拘禁和限制。
二、文学叙事中的政治认同
启蒙资源及其思维方式的上述特点必然内在地规定着启蒙文学思潮的启蒙内涵和启蒙价值等, 甚至使文学叙事不自觉之间就滑行到启蒙的反面。
新时期文学叙事从“伤痕文学”的政治批判, 到“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文化反思的转向, 虽然努力摆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但实际上仍然未能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命题。可以说, 新时期文学对社会历史的理性观察与批判实质上屈服于权威政治话语的规定性命题, 显然是控诉有余, 理性不足。那些被人称赞的、弘扬人伦亲情、自我发现与爱情理想、打动人心的小说叙事, 也往往止于政治的抒发或革命情感身份的认同, 是另一种蒙昧的表征。
作为拉开“伤痕文学”序幕的小说《伤痕》可以说是以蒙昧始, 以蒙昧终。八年前当妈妈被打成“叛徒”的时候, 尤其听说是张春桥亲自定的案时, 她对妈妈有罪是坚信不疑的;八年后, “文革”结束, 晓华在接到妈妈告知她自己的冤案已经昭雪的信时仍在怀疑和犹豫, 直到接到妈妈单位盖着印章的公函后她才相信真相。而且, 平反后, 母女两人都对党感激涕零, 甘愿为党奉献余生的光与热。妈妈说:“在党的领导下, 我的冤案已经昭雪了。”“感谢党,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但是我还是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为党多做工作。”女儿说:“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 紧跟中国共产党, 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八年的骨肉分离仅仅被一句“万恶的‘四人帮’”所转移, 被一句“感谢党”所化解。在这次历史劫难中, 母女俩从对一种政治权威的迷信走向了对另一种权威的迷信, 她们既没有在历史的磨难中培养出对社会政治丝毫的批判理性, 也没有形成自我反省的理性。此外, 这样的政治情感的抒发也必然限定了对“文革”控诉的禁区——只能是对“四人帮”的控诉, 而非政治体制的反思。
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 在屡经磨难之后, 并没有唾弃早年的理想主义, 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坚定了他对这种理想的认同。他自言:“尖酸刻薄后面有我的温情, 冷嘲热讽后面有我的谅解, 痛心疾首后面我仍满怀热忱地期待着。”[6] 小说《布礼》中的主人公钟亦诚在平反之后这样说道:“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白过, 二十多年的学费并没有白交……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 正确的党也深沉得多, 老练得多, 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在作者看来, 我们的党在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已经改进了肌体, 从此就会健康地生长起来。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坚信我们的党不会再犯错误, 不会再染上病毒?这一点, 王蒙并没有在文章中解答。从王蒙的文学叙述中, 对理想、对信仰, 只有情感性的把握, 而缺乏理性的批判与论证, 个人的独立意志完全依附与政治权威, 理性之光无比暗淡, 这样的启蒙叙事显然是走向了启蒙的反面。
三、启蒙主体对政治身份的追认
文学叙事体现出的对政治的高度认同, 难以摆脱政治宏大叙事模式, 折射出知识分子 (启蒙) 主体本身审美能力和思想意识的缺陷。进入新时期, 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急切地追寻着革命者或国家主人的身份认同。
文革“十年”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迫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不但失去了启蒙大众的资格, 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在这段历史中, 知识分子是背负着沉重的自卑感忍辱负重地一路走来的。知识分子的这种集体“失常” 及“失常”后所遭受的耻辱与痛苦, 直接导致了“文革”后知识分子反弹般的集体“觉醒”——革命者 (革命知识分子、 人民知识分子) 身份的急切追认。
基于上述目的, 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启蒙文学很大程度上充当着知识分子追认“革命者”身份的手段。他们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苦难结合在一起, 使得个人的苦难具有了超越的价值。如在丛维熙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 主人公范汉儒将“文革”期间的遭遇比喻为“为人民拉纤”, “我”作为忠诚的儿子是在代祖国母亲受难。“你是在给养育你的人民拉纤, 无论多苦, 都该咬紧牙关, 像真正的纤夫一样, 一步一个脚窝。”“即使灾难再大, 也不能做一个黄河的不肖子孙”。这样一种意义的转变, 在赋予“我”生存的意义、承受困难的信念与勇气的同时, 也赋予了“我”自我主体化、英雄化的历史地位, 并获得了革命后理直气壮地话语权。而在张贤亮的笔下, 苦难成其为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由之路, 是个体从自发的偶然的主体上升为具有理性和历史意识的主体必然选择。这样的意识在《绿化树》、《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中均有体现。
数十年的政治风波没有磨炼出知识分子观察和批判社会的理性眼光, 在需要理性的地方却接受了政治权威的领导。知识分子来不及对社会历史及个人命运进行仔细的反省, 就迫不及待地对政治权威投去了谄媚的微笑。但倘若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都主动放弃自我独立意识, 放弃理性意志, 转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动依附, 启蒙到底该先启谁的“蒙”呢?
综上所述, 新时期初期启蒙文学在喧哗的启蒙浪潮中存在着理性缺失, 依附政治的反启蒙因素。新时期启蒙主体始终未能建立, 启蒙的内涵始终语焉不详。这些因素都将使得启蒙难以为继, 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要：“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以高扬人性、人情、人的尊严与价值而被称为启蒙文学。然而, 它在思想资源、文学叙事及作家主体意识方面, 却处处体现着理性的缺失和对政治权威的依附。从“启蒙”出发, 走向了“启蒙”的反面。
关键词：新时期启蒙文学,政治依附,思想资源,文学叙事,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1]余世谦、李玉珍:《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2]汝信:《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 《人民日报》, 1980年8月15日
[3]俞建章:《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对三年来创作潮流的回顾与思考》, 《文学评论》, 1981年第一期
[4]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美和共同美的问题》, 《文艺研究》, 1979年第三期
[5]刘锡诚:《谈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 《文学评论》, 1982年第四期
[6]王蒙:《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自序》, 北京出版社, 1981, 第8页
新时期启蒙文学 篇2
《新时期文学》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王蒙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探索》
学 院： 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 级： 09级
学 号： ***
姓 名： 贾文龙
成 绩：
二零一一年 十二 月 二 日
浅谈王蒙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探索
姓名：贾文龙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在新中国文坛上，王蒙无疑是个影响巨大的重要作家，他既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思潮的引领人物。在其50年的创作历程中，王蒙始终敏锐地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把握着时代的脉搏，王蒙的作品相当生动、深刻地描绘和反映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变迁。王蒙的生活道路与新中国的成长道路息息相关。因而，王蒙既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同时又是叙述者、表现者。王蒙文学现象也以点见面地反映了当代文学的某些阶段性发展规律。本文从王蒙创作思想的矛盾与冲突、艺术上的突破与创新、新时期初的创作影响等三个方面来剖析王蒙的新时期小说创作，同时结合社会与时代的特点，以及王蒙的个性心理特征，分析王蒙艺术上突破创新和其创作心理的内在联系。【关键词】 新时期 王蒙 新探索 小说
王蒙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高产作家。新时期以来，在风格竞呈流派众多确当代文坛，王蒙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丰硕复杂的思惟内蕴吸引了很多文学研究者．从而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与规模的王蒙研究高潮。
一、在语言上的特征(一)音乐感
王蒙他的文学语言常常伴随着他炽热的感情之潮而渲泄，呈现出一种有节奏地跳跃，错落有致、强弱分明、快慢有序、张驰井然、转变自若，使作品迥荡着动人的音响和旋律，给人一种音乐般的美感,是一个具有抒情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在主观上，王蒙十分注意小说的音乐写法和语言的音乐感。他说：“怎样才能有味道呢?怎样才能避免那种千篇一律、一般化、毫无特色的构思、手法和语言呢?问题在于你是‘说’还是‘唱’。‘说’是指用最一般的方式，用最一般的语言，只求表达介绍清楚，却不追求一定的色彩和曲调。而唱却需要感情的燃烧，需要特殊的表达方式，需要经过精选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语言”。②在创作上，王蒙在注意到语言节奏与作品意境和感情旋律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十分重视语言声调的抑扬顿挫和音节的舒约徐疾，运用和声和伴奏以配合作品主旋律的展示，字里行间仿佛跳动着充满激情的音符。(二)色彩感
《贞一斋诗说》中指出：“物有声即有色，象者，摹色以称音也。„„斯不独征声，又当选色也。”在王蒙的小说中，语言的色彩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受中的色彩的反映，即经过作者感情润泽过的色彩。这是一种不同于自然视觉感受的描摹，而是寄寓了某种情感或思想的“第二自然”，从而使读者的感情得以调动，收到以色动人的艺术效果。如《风筝飘带》中对主人公素素的思想历程的不同阶段的描绘。那白色的“水兵服和浪花”，蓝色的天空、海底、星光，都是写实，描绘的是视觉感受，而又写“红的梦”，“白色的梦”，“蓝色的梦”和“橙色的梦”则是虚指，抒发的是种种不同的情感。这是所谓的“虚实相生法力，实际上是一种移情活动，以色调的客观和主观的反映促使读者调动起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活动，加强了语言的感染作用。
二、在风格上的特征
纵观新时期的王蒙小说研究，以1990年为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本文试从海内报刊上公然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挑选有代表性的文章分述之，新时期王蒙小说研究的新的一页，是在王蒙的一组意识流小说泛起后掀开的。王蒙复出文坛后，于1979年至1980年间．先后创作了《布礼》、《蝴蝶》等与传统小说艺术手法显著不同的中短篇小说，引起了文坛的极大争议，《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先后就此展开强烈热闹的讨论。尽管当时意见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肯定赞成王蒙意识流等艺术手法的探索；一是严肃批评王蒙小说没有塑造典型形象。方顺景在《创造新的艺术世界》?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王蒙在小说中如何汲取和运用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以为王蒙小说“注重探索人物的心理，抒写人物的内心糊口，但同时又正视抒写外界的物质环境和人物行为”、“既写人物的感觉、印象、联想，又写人物清醒的思索、判定和理性，它们运用内心独白、象征、暗示等意识流手法，又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叙事、描写、先容和评论” 王蒙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蓝田玉在《王蒙近作一些值得{丰意的题目》 中，严肃批评王蒙小说“晦涩难僬”、忽视深化和凸起主题”、“忽视典型性格的塑造”；李从宗也指出：“王蒙寻找到了思惟，丢掉，形象”，“凄者得到的也只是这些零碎的不联贯的感觉和情绪、想象和联想，却看不到光鲜的完整的人物形象，更难发现可以称之为典 的人物“ 这期间，王蒙也以自己的一系列文幸介入剑讨论中来 对 已的创作追乞降作品做一定阐述，他的一 观点芷某种程度上影响 评论者对其作品的评析 而这 评论意见对王蒙调整以后的创作手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文字堆砌的“概念”是不能使人直觉艺术之美的。文学的最大难处在于它不能直接诉诸于人的知觉。它只能通过语言文字作媒介使读者在理解概念的基础上，以想象活动唤起形象而获得美感。但是，各类艺术并不是截然独立的。视觉表象、听觉表象、人类的语言和动作这些基本的物质材料范畴的不同形式在人们进行艺术欣赏的活动中是相互交织和相互渗透的。就其文学语言来说，它决不只具有传达意义的功能。好的文学语言还可以使人得到如同欣赏音乐、绘画一般的美感。这既是文学语言发展趋势的必然反映，也是现代小说家的刻意追求。王蒙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创新和探索的精神
历史的新时期，社会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潮流，带来了文学的解放和有利于文学创新的社会环境。伤痕文学与反思小说最先从题材上打破了一个个文学禁区，同时在创作思想上也冲破了陈旧的模式。文学走向开放，从表现方法、观察方法、思维方法等方面，都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新变化。而王蒙就是最先感知并实践这一变化的作家之一。
文学艺术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饱含感情的创造审美反映。艺术作品理应带有艺术家的个人印记。文学贵在创新。守旧永远是创新的敌人。如果在思想上受到束缚而丧失创造性，丧失艺术的独特感受和发现，艺术便濒临死亡；而勇于探索的精神，才是艺术充满勃勃生机的必不可少的催化剂。思想解放所推动的艺术创新和探索精神的昂扬，在王蒙的“自成一派”②以及其他作家“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追求中，都得到富于代表性的反映。差不多人人都认识到，只有勇于创新和探索，才能使文学摆脱僵化，走向欣欣向荣，从而适应新的时代的历史要求。近年致力小说创新的王蒙，则揽“风云三十年，故国八千里”于笔端，打破时空顺序，以人物心理情绪逻辑来结构故事、塑造人物，语言机智、丰富而诙谐。王蒙之所以有这一成功的创新探索是因为他的洞察力非凡！他的这一惊人的超然，就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是他引起人们去找寻意识的根源。殊不知，意识的真正根源正是现实生活。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是这样评说王蒙的：“用一个词来形容王蒙的创作道路‘风雨兼程’，他是新时期最活跃的、始终处在生长攀登状态的一个代表，这是作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的创作在内容上，既有一种触动感情的自由抒发，也有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思考。从对王蒙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派生出不同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郭友亮、孙波 主编的《王蒙文集》第六卷《变化中的生活和文学》。[2] [3] [4] 郭友亮、孙波 主编的《王蒙文集》第六卷《倾听着生活的声息》。
[５] 郭友亮、孙波 主编的《王蒙文集》第一卷
新时期湖北文学研究 篇3
关键词：荆；新时期；文学；繁荣；作协
一.新时期
在中国文学史上，新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高度活跃、硕果累累的时期，而新时期文学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被大家广泛认可的特定术语。它的不断发展与延伸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文化心理变革的记录。纵观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能与“五四”时期相媲美的，也惟有这一时期。
二.湖北深厚的文化底蕴
湖北省荆州市是荆楚故都，其悠久的历史和绵延的文化传承，令荆楚文化在历文学的舞台上经久不衰。荆州素有文化之邦、渔米之乡和旅游胜地的美誉。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荆州市的文学创作便呈现出历史上最旺盛的繁荣期。
1.小说。说起湖北小说，人们不难想到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等作家的名字。是的，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邓一光的长篇《我是太阳》、池莉的《来来往往》不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全国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备受文学界的关注。而今年熊召政的《张居正》和刘醒龙的《威风凛凛》也呈咄咄逼人之势进军文坛。他们所写的小说贴近最当前的生活，关注变革时代中普通人的人生，以现实主义著称。所以湖北小说在第七届百花文学奖八篇获奖中篇小说中占了四部。
2.诗歌。北新时期诗歌创作是以刘益善、饶庆年等诗人的乡土诗叫板中国诗坛的，他们的乡土诗在中国诗坛上曾独树一帜，曾独领过一段风骚。特别是曾获得1981年诗坛最高奖——诗刊奖的刘益善，这位放过牛，当过民办教师，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诗人，用诗歌作为语言，唱出了对改革开放时期农村新问题的无限忧思，被人们称之为“农村忧愤诗”。
3.理论批评。近20年来，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出版异常繁荣的20年。年轻的作家不断涌现，批评理论的建设渐成规模，文学出版以“文集”“文丛”这种“集团军”的形式推出了许多散文学丛书、小说丛书、批评丛书。在这20年里，湖北文坛扮演了重要角色，涌现了一大批有实力的青年作家、批评家，与此同时出版了《跨世纪文丛》《中国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大系》等大型文学丛书，近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是又一套由湖北地区出版的大型文学丛书。这无疑为繁荣湖北文学作出了新的贡献，是湖北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首开全国学术界区域性作家群体研究的先例。
三.发展中的湖北文学
改革开放30年来，有3000多人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湖北省作家协会、荆州市作家协会和县级作家协会等各级作家协会的组织。出版了各种体裁的文学著作800余部，在省级以上的报刊杂志发表的文学作品高达十万余件，先后有5人获得了国家级文学大奖，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实力派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的工作日渐受到市委的重视，作家协会的组织也日趋完善，创办的文学刊物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展现在大众眼前。文学创作也由此成为了精神文明建设上的一朵奇葩，为荆州的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翻开一些新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像方方的《风景》、，刘醒龙的《凤凰琴》、，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以及池莉的不少作品，都赫然在目。有这么多人集体性地进入文学史，并撑起当代文学史的有关章节，足以说明湖北作家的力量和地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还有更多湖北的作品进入当代文学史，譬如方方的《乌泥湖年谱》、熊召政的《张居正》以及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等，当然还包括林白的《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
四.名家众多，大家却少
湖北作家大多来自江汉平原和周边地区的农村和山地，湖北文学创作故而也以农村题材成绩最大。湖北作家对都市的现代化似乎缺少京、津、沪、穗等地的作家的敏感和热情，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又似乎没有陕西、江苏等地作家的那份执着和虔诚。这种文化的游离态见诸文学创作，是思想文化内涵的贫弱和审美创新能力的不足。这些出身于农民或市民家庭的作家，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但却依然拘囿于农民或市民的狭隘，较为缺乏超越的视野，缺乏审美的提升。不少湖北作家批判思想和理性精神匮乏，独立品格和创新意识较弱，艺术追求和审美意蕴的低标，恐怕与此相关。
参考文献：
[1] 曾军 李骞.《文学生态中的湖北作家创作》.《长江文艺》，1998年第七期.
[2]《坚守与创新----首都评论家纵论湖北文学》，荆楚网----湖北日报2006-12-08.
[3]《湖北文学简介》，2006年11月16日.
作者简介：王嘉蓉（1992-），女，汉族，内蒙古丰镇市人。本科，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语言文学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新时期女性文学之影视改编探析 篇4
自“光与影”的视频影像诞生以来, 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便一直是大众热衷的话题, 尤其是在原创能力普遍衰竭、原创作品越来越少的当下。于影像文化呈现极度蔓延的今天, 文学著作的影视改编亦呈热势, 诸多的文学或戏剧改编作品出现了, 而长久以来文学与电影、文学与性别、性别与电影的关系又是一个极有意涵的议题。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展开, 当下女性的生存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女性文学改编电影的崛起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毋庸赘言, 现今的女性文学影视改编已然成为影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范畴。正如克罗齐曾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 女性文学的影视改编, 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体现出当代人的审美标准, 甚或折射出某种政治倾向与时代需要。
一、女性文学影视改编的理论基础
西方接受学理论认为:“任何作家创作的文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而是未完成本, 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未定的、潜在的, 只出现在每个读者心中的荧屏。”[2]文学本身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想象的空间, 蕴藏的内涵为读者提供了阐释和无限的可能性。而对于影视改编来说, 里面提供了很多空白需要影视符号去填充的。这种填充是自由的没有标准的答案, 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既包含了改编者的主观性又具有当代视角。同样, 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 是改编者对文学的接受和阐释, 而改编后的作品, 不可避免地具有当代性。同时这种当代性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一直属于高雅艺术, 甚至是被束之高阁的存在, 而影视剧则更加偏重于通俗艺术, 具有大众性、普遍性、娱乐性和商品性。
改编之前, 必须先找到文学、影视与当代这三者之间的平衡点, 并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创作活动, 化深为浅, 化难为易, 变高雅为朴实, 让曲高和寡变雅俗共赏。无论从文学本身来看, 还是从影视剧的大众性来看, 影视改编的当代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女性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 不仅是女性文学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且是高雅艺术走向大众艺术, 文学艺术走向商业艺术的必然要求。
女性文学的定义可粗略地概括为四种:第一种是用女性主义的立场写作的文学;第二种是以赞美、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写女人的文学。这种定义同样经不起质疑, 因为它所表达的女性形象很可能是某种男性意识形态下空洞的能指;第三种是指写女人的文学, 这种界定方式以题材为界定标准显得过于空泛而没有实质意义;第四种是指女人写的文学, 突出了女性文学创作的性别主体地位。“女人写的文学”这个看似平常的界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却有其独特的意义。因而本文所将探讨的女性文学主要是指“女人写的文学”。
根据文学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一直存在的现象, 认为当下对影视改编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种:第一, 忠实甚于改编持这种说法的认为改编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非主题、内容、思想的擅自改动, 文学本身有其经久不衰的魅力。第二, 改编重于忠实, 持这种观点的人更注重改编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原著虽为改编提供了主题、思想、情节等, 但影视作品必须有其自身的风格和形式, 而不是将文学仅仅成功地复制粘贴到影视当中。第三, 也就是中庸之道, 这也是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影视的改编既要忠实于原著精髓, 又要有所创新于起始的框架情节的限制。
二、女性文学影视改编现状探析
电影诞生于1895年, 电视诞生于1926年, 而女性文学亦崛起于20世纪, 三者几乎同时发轫于同一时期。电影电视作为一门新的艺术, 在发展的进程中, 必然要借鉴传统艺术尽管文学与影视存在着一些实质性的差异, 但不可否认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是它们取得发展的快速跳板, 女性文学与影视改编的关系可谓是青梅竹马、互利共赢。但将性别意识文学与影视改编相联系的探索经验和研究理论极少。
影视与女性文学的联姻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解放后出现过一个高潮, 影视改编较为集中该问题的探讨则始于八十年代”[3]。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 出现了大多关于“忠实说”的忠于原著的改编影视探究, 九十年代末至今, 关于改编的理论探讨和争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出现了繁荣多元化的局面。下面以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改编为例进行探究。
这是女性文学的第二次高潮时期, 影视改编理论的成熟之际, 出现了电影必须首先是文学的观点, 这个时期, 文学的霸气地位极为突出。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 正是文坛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中, 最有代表的女性作家是张洁, 还有张辛欣、铁凝和王安忆, 以及戴厚英、谌容、叶文玲、刘索拉、张抗抗、残雪、舒婷、陆星儿、乔雪竹、池莉、方方、蒋子丹、迟子建等。
池莉的作品应该说触镜率也是很高的, 并在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池莉热”。八十年代后半期以《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小说被称为“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代表。其后有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生活秀》等被改编成影视, 是当代受众面最大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小姐, 你早》、《来来往往》、《生活秀》等作品纷纷被搬上银屏。池莉较之张爱玲有着更鲜明的女性意识, 进行更自觉的女性书写, 她的一些作品就是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
现为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 应该说是与影视结缘也比较早的, 她的小说《哦, 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大浴女》、《玫瑰门》等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现在我们就结合她的小说《永远有多远》的改编分析铁凝小说的影视改编。在改编后的作品里, 每一个铁凝笔下的人物都被一一掏空, 变成一具“躯壳”。最可怕的“变脸”当属西单小六。原著小说中的西单小六, 是一个“文革”后期的“胡同小太妹”, 风骚得骨子里都渗出媚来的“坏女人”, 是老实人白大省“一生最崇拜的女人”。但是电视剧里的小六, 原著里那股风韵不复存在不说, 还“符号加脸谱”地变成了一个专从白大省手里抢男人、从男人兜里往外掏钱的俗气女子。作品中人物的内蕴和丰富性已荡然无存。如此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使原著中那些探讨人性的内涵, 只剩下一个还叫做“永远有多远”的“空壳”。
王安忆, 著有长篇小说《长恨歌》、《纪实和虚构》、《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等, 另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其《本次列车终点站》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获第一届、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根据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丁黑导演) , 由蒋丽萍编导和丁黑导演的电视剧《长恨歌》还是比较成功的。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如在影片的内容简介中, 有这样一段话:“《长恨歌》以千疮百孔的感情, 恍然如梦的岁月为主线贯穿全剧, 讲述了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 在不同的年龄和时间, 曲折而不同的情爱历险。”电视剧的内容不说, 单看这个电视剧的介绍就足以让观众产生误解, 以为《长恨歌》肯定又是一个简单而又俗套的“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就这样的一个内容简介就把一个女性主义的文本所特有的色彩给抹去了。所以改编后的电视剧中出现一些和小说原著相背离的情节就不足为怪了。
三、对女性文学影视改编发展的思考
为什么影视人会如此青睐经典的女性文学作品的改编?原因大体可分为三种, 第一, 创作者出发, 是导演或是创作者喜爱甚至迷恋某位女性作家的作品, 想通过自己改编的影视作品对她表示敬意和爱意。比如著名导演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归来》皆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 并预计再改编其新作《床畔》。第二, 从女性文学某作品本身出发, 经过无数的千辛万苦仔细琢磨才完成一部作品, 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故事与想象, 而国内一线编剧欠缺, 缺乏好的故事, 因此, 影视创作者只要将现成的文字意念和故事影像化就能制作出一部电视和剧本, 既经济又省时。第三, 制片方观察到女性文学的潜在商机和市场, 这也是目前火热的趋势, 比如《甄嬛传》、《步步惊心》、《美人心计》、《蜗居》等剧皆根据畅销网络女性文学改编。第四, 从受众的角度出发, 大多数影视受众为女性, 女性作品更能引发共鸣而使收视率或票房升高, 从而使制片方获得经济效益。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影视改编, 挖掘影视改编作品中“独特的女性力量”。试图寻找那些埋藏在女性文本与影视作品中真正女性的声音。这或许是更深一层的原因和力量。
虽说每部改编的影视作品是不会超越原著, 缘于小说是依赖文字叙述, 而电影偏重的视听语言, 它将整个故事的背景进行了挤压。综上所述, 梳理与反思之后, 其实不难发现, 女性文学作品的改编没有固定模式, 也没有最佳答案, 在改编形式上可以说是各式各样的, 这不仅表现在原著本身, 还囊括了改编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与艺术观等, 包含了其独特的个性、人生体验、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在创作时还应考虑到观众的审美期待与思想观念, 使改编具有当代性和影视化。虽说改编样式多样, 但其中也有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为一些改编者借鉴。
结语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是忠实再现原著精神, 是大多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改编。在影像文化高度泛化的当下, 对文学文本的影视改编已经成为经典传承的主要方式。因而, 在未来女性文学改编将极度蔓延, 改编者不仅仅忠实于文学原著, 还拥有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 使影视与文学呈现“双赢”的局面。而女性文学的影视改编的当代性, 实质上是当代眼光对已成“历史”的作品进行新的诠释, 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展示当代人的审美情趣。
近年来, 影视江湖上更加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女性文学改编热潮。女性文学与影视这两个不同的媒介, 女性文学与影视这两种不同的艺术, 不论从女性文学本身的价值属性和影视艺术作品的大众文化属性来看, 还是从作品的改编者还是广大的影视观众来看, 改编都是势在必行的, 其当代性自不必说。文学作品的改编, 尤其是女性文学作品的改编, 都必须以忠实原著为前提, 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 注入当代人的视角考虑重新审视原著, 取其精华, 弥补原著的不足, 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视听语言和表达方式进行审美再创造活动, 重新阐释原著。这样的改编才是当代女性文学的改编。
摘要：女性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相同却又紧密相依的艺术。本文着力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 简要地分析了女性文学影视改编的原因、现状和不同历史时代的改编特点, 并通过个案加以分析总结, 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以更好地体现当代人的审美与期待视野。
关键词：女性文学,影视改编,审美,探究
参考文献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7:1.
[2]秦俊香.从改编的四要素看文学名著改编的当代性[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03, (6) .
新时期启蒙文学 篇5
一、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缺陷的分析
在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不能被很好地开发、锻炼，其在课堂上只是一味地听老师讲解，没有独立思考时间，灵感的产生仅仅是一瞬间。可是，学生在课堂上还要听老师讲解，在这一过程中，灵感磨灭了。此外，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只是讲解书本上的文学常识，让学生对这些文学常识进行记录，学生只是了解作家的生平和主要作品，却没有对这些作品进行细细品读，在考试阶段，老师也是让学生将书本上的文学常识背诵下来，并没有涉及到阅读鉴赏之类的考试内容。这样，学生在这种学习模式下就只是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而对文学作品却没有自己的见解。在课堂上，学生与老师不能良好的沟通，老师只是滔滔不绝地讲授，学生只是忙碌地做笔记，老师和学生之间不能够在沟通中学习。
二、新时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新
(一)在新时期，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中应该实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学生视为课堂的主体。
在原有的教学中，老师在课堂上总是滔滔不绝，总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但是没有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学生在面对庞大的知识体系时，不能接受那么多的`知识，很多知识在课堂上不能得到消化和吸收，而且，师生之间也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老师与学生在课下也没有针对一些问题进行沟通，老师下课就不会与学生沟通了。这样，学生在学习中只是记忆，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课堂上也不能畅所欲言，时间长了，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就会比较倦怠，不会在主动地去思考问题，而是盲目地接受。在新时期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老师应该将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在探究中发现问题，通过在课堂上发现，充分开发自己的思维，使自己的思维能够得到发散性的发展。
(二)在新时期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在课堂上应该形成良性的自主探究模式，增强学生与学生间、学生与老师间的沟通。
在传统的课堂上，老师会将大量的文学常识灌输给学生，让学生记忆，在考试中也重点考查这些文学常识，这些基础知识在课堂上占用了很多时间，学生在记忆这些文学常识的时候，没有以具体的课文为依托，导致了他们在记忆这些文学常识的时候都是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不能达到好的学习效果，这种学习方式在考试中能够获得好的效果，可是考试一过，学生就把所学的知识都遗忘了。有的学生甚至在这种教学模式中产生了逆反心理，将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当作负担，因此，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文学常识可以不做为课堂的重点来讲授，老师可以让学生在课下通过去图书馆查找资料的方法，让学生了解这些文学常识，而在课堂上，主要是以课本的探究为主，老师可以让学生畅所欲言，发表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从而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学生在听取他人的发言后，也可以获取很多知识。这种教学方式将被动地传输知识，变为主动地探究，使课堂更加有活力。
三、结语
略谈新时期文学的残疾叙事 篇6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残疾叙事 作用简析
命运有时是不公平的。先天的不幸和后天的厄运常常使许多人成为残疾者，中国残疾人有9千万左右，占总人口7﹪左右。他们最真切地经受了命运的安排、人生的无常、人体及生命的脆弱和渺小。他们是孤独者。孤独者承受了莫大的痛苦和折磨。这一道凄凉的风景作为客观存在并没有被人忽略，《中国残疾人》、《三月风》、《盲人月刊》就是关注这群弱势群体的平台;更多的进入文学的视野受到作家们的关注，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的创作，有残疾作者的痛苦经历，也有文学文本传主的不幸遭遇，如徐怀中的《西线轶事》、航鹰的《明姑娘》、叶文玲的《心香》《毋忘草》、毕飞宇的《推拿》、葛水平的《喊山》、李春雷的《摇着轮椅上北大》、张庆洲的《红轮椅》、阎连科的《受活》、鲁敏的《纸醉》《思无邪》、赵林祥的《理事长》、张海迪的《轮椅上的梦》、史铁生的创作，等等，无不体现出人文关怀。因为对残疾人的关心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残疾叙事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一.残疾叙事呈现的形式
1.作者的痛苦经历
大凡有成就的人，大都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伤痛，甚至这种伤痛一直相伴终生，成为解不开的情缘，言说不尽的“情结”，精神苦痛尚且如此，如果加上肉体的苦痛，其情况将更是可想而知。在当代文学上，就有这样一个洋溢着生命激情的创作群体，他们就是残疾人作家群体。他们身残志坚，用一腔热血和情思俯瞰人生，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以旺盛的生命力鼓舞着迷茫委顿的在世人群。他们曾经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冷眼、孤苦寂寥，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但恰恰由于生命中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病痛磨砺，生活中品尝了比常人更多的人世悲欢，因而人生中具有了更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灵历程。
史铁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中。1969年上山下乡来到延安插队放牛，没料到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疾了双腿。1972年因双腿瘫痪返回北京治疗。30余年瘫痪，10余年肾衰竭，仅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走完了他的艰难的五十九个春秋。残疾人的困境首先在于肉体受到的威胁。在现实的生活中，残疾人的生活困难重重。书店、餐厅等到处都有高高的台阶和长长的楼梯，可谓举步维艰。不仅如此，史铁生对残疾人的生活状态还有深入的了解。他知道，肉体上的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来自人们心底的对残疾人的轻蔑、歧视、怜悯与偏见。这些态度使残疾人的灵魂发生扭曲，精神受到伤害。这种现象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多有描写。比如《山顶上的传说》写一个瘸腿小伙子，他梦见自己“赤身裸体的走着，两条变了形的残腿非常显眼、丑陋，走路的样子也显得滑稽”。他被四周的人群围在中间，无所躲避。在人们“枪林弹雨”的目光与议论中，“他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只狗”。顶天立地的人变成一种四肢爬行尊严扫地的动物。残疾所受的精神伤害不言而喻。
残疾女作家张海迪5岁时患上了脊髓病，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她没有沮丧和沉沦，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她的自传体小说《轮椅上的梦》用第一人称写方丹，用第三人称写她身边的一群朋友谭静，罗维娜，马燕宁，许和平，黎江，杜翰明，想以此拓宽方丹的生活空间。在那些鲜活的青春岁月里，他们有过美丽的梦想，有过朦胧的爱情渴望，也有过痛苦的迷惘，甚至是理智的毁灭，但他们依然对生活倾注着热情。
2.传主的不幸遭遇
残疾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疾病，它虽然不能致人死亡，但却给人们造成无力改变的扭曲变形的身体事实。《摇着轮椅上北大》的主人公叫郭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河北女孩，11岁那年因为一次轻微的挫伤，由于几家医院的误诊和耽搁成了高位截瘫的人。她先后做了两次开胸大手术，死里逃生，受尽了痛苦，但最终也只是保住了生命。所以，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她就辍学了，只能仰躺在床上，连翻身的能力也没有。《原罪》中十叔说“一个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所谓神话就是虚设的目的，信这个神话就是在享受过程。十叔是一个只能躺在床上又喜欢讲故事的残疾人，他一直活在自己虚构的神话中，给文中的“我”、阿冬、阿夏讲的故事都是关于他家对面那个楼上一个身体健康，四肢健壮，无所不能的人的故事。十叔还经常把故事里的人说成是自己。直到有一天，他亲眼看见所讲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人的时候，事实却给他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幻想破灭了：不能继续享受幻想的过程。十叔的生活也就如同故事结束一般，结束了希望。
再如鲁敏的《纸醉》叙述一个没有母亲的哑女开音只能用剪纸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记录自己的生活;《思无邪》描述一个瘫痪在床又痴又胖的女子兰小，一个是外来的聋而哑的孤儿来宝，两个互相连对话都没有的人，却被安排到了一起朝夕相处。偏偏兰小又因大出血而死，另一个将受到更无尽的孤独和痛苦。
二.残疾叙事的表现作用
1.励志奋进，彰显思想境界
残疾和疾病是人类生活的灾难，它们暗示着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人与邪恶势力的搏斗，磨难越深越多，所体现出的人的韧性就越强越大，残疾叙事通过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的描写，隐喻了人类挣扎的悲剧性和不屈不饶的顽强精神。“一个作家反映人的存在、人类的存在或某一人群的存在，肯定不能写存在的表面，我觉得最接近人存在本质的就是‘毁灭，只有毁灭中最不可战胜的，才是人类最为本质的。”[1]作者将厄运描绘到极致实际上是将人在厄运面前不屈不服的韧性渲染到了极致，以此来表达作者对生命、对人存在终极意义的哲理性思考。如罗伟章《独腿人生》写一个失去右腿的人力三轮车夫，他用一条左腿艰难地蹬着三轮车的踏板，讨生活。一次拉到不相信他能够跑很远的两个韩国人。他“在跟自己较劲，与命运抗争。”甚至一口气跑过八十多里，拉着两个韩国人环城看风景，为中国人争了气，用他的独腿支撑起了他的人生与尊严。
高位截瘫姑娘郭晖她在病床上，先后自学了小学、初中、高中课程，参加国家自学考试，学习了专科、本科课程。2002年，她以优异成绩获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计划内统招博士。成为北大建校百年以来第一位残疾女博士。痛苦的经历让郭晖更加爱惜自己的生命，她不停地和命运斗争，在逆境中拼搏，最终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2.对比鲜明，凸显艺术效果
我国古典小说理论中有所谓“勇夫形虎将”的说法。这是指小说创作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它可以是矛盾的双方或多者之间加以对比，也可以是同一人物自身的比较，具有纵横双向的特点。这样，既使不同人物之间通过对比达到精确的个性刻画，感情的褒贬色彩更加浓烈;又使同一人物的性格揭示具有足够的思想深度，形象的渲染描绘更有风采。如叶大春《岳跛子》写了鞋匠岳跛子受尽了人们的嘲笑和羞辱，但当日本兵占领野牛镇，“鬼子小队长闯进鞋铺，搂住岳跛子的婆娘就往房里拽”，“他颤抖地操起那把锥了多年鞋的钢锥，橐橐地走进房里，飞起一锥----”孱弱的岳跛子以死相博，超越了自己猥琐的品格而变得崇高。
刘学林《盲者》写了四年前的“她”初到某个大城市谋生，“住不起旅社，就夜宿火车站，被派出所当‘鸡抓了起来。”从派出所出来，她已经身无分文了，便在巷口拉坠胡的瞎子的钱盒子里偷拿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四年后已经有钱的“她”终于遇到曾经让“她”多拿几块钱的瞎子。她想报答他，但瞎子拒绝了。
徐怀中《西线轶事》里的941部队步化机员刘毛妹，是一个平常对生活冷漠的小伙子，“很不讲军风纪律，常常是解开两个纽扣，用军帽扇着风，抽的是五角以上一包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儿。无论说起什么事情，他都是那样冷漠，言语间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谈起了争取入团、入党的事情，刘毛妹感叹说：“其实又有多大的意思，没劲。”战斗打响以后，副连长牺牲，他找到了代理人一排长，跟上他继续往上冲。排长牺牲后，“这个迷惘中经思考而有行动的人”，跳到堑壕上面，大吼一声说：“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战斗中他的“胸部和腹部受伤，右腿膝盖骨也打断了，小腿活活甩甩的。用了七个救急包，才包住了他那些伤口。同志们要背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干。我强把他背起来，他老实不客气，在我肩膀上狠咬了几口，我只好把他放下来。讲好了让他在原地休息，等我们一离开，他就拖着一条断腿向山顶上爬。”刘毛妹不就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的代表吗？
“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2]残疾叙事就是作者把残疾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而文学作为一种人学，本身就难以回避痛苦、爱、死亡、孤独、残疾等人生命题。人性中只能有某种能量抚慰现实境遇的不理想性，这也是作家力图要向人们揭示的深意，命运在摧残他们的身体，使他们遭受“永恒的痛苦”时，并没有销毁他们的心灵、并没有泯灭他们努力做“人”的良知，他们在奋斗进取中艰难跋涉的宁辱不屈、不折不挠的历程和精神，却对正常人具有不可多得的人生鞭策与启迪借鉴的作用。
注 释
[1]梁鸿.巫婆的红筷子[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89
[2]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7
论徐迟新时期的报告文学 篇7
一、鲜明的时代性
由于报告文学是一种兼有文学性和新闻性的文体,而它的新闻性就是要求其内容能及时地反映当时社会所发生的事件。因而,报告文学相比于其他文学体裁就更容易打下时代的烙印,具有时代性。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文学作品很少涉及到科学领域,不仅是因为作家本身对繁杂、深奥的科学知识的晦涩难懂,就当时人民的文化水平而而言无法去阅读。在加上建国之初,人民的关注点全在恢复生产、经济建设上。直到1978年4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集的问世把中国的报告文学发展引向了新的方向,开启了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个新纪元。
1977年6月,徐迟在《人们文学》上发表了《地质之光》。这篇报告文学,主要是写地质学家李四光对中国地质力学发展,以及他用地质力学对我国石油勘探的伟大贡献。写出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位在外的爱国游子是如何的历尽千难万苦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如何为了祖国的繁荣而倾尽自己全部的心血。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我们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过的是一种怎样提心吊胆的日子,新中国带给人们的新变化,讴歌了社会主义新气象。反映出了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社会景象。
1978年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给中国的报告文学甚至是中国的文学界带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那个震惊世界的“陈氏定理”是在一个只有六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一个床板当做书桌和一只小煤油灯的环境中写出来的。一个“陈氏定理”震惊了世界,而一个六平方米的房间、一个床板当做书桌和一只小煤油灯则震惊了我们的心灵。
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些报告文学发表无不是跟随了当时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脚步,响应“现代化”发展的号召。他这种响应“现代化”发展号召,率先把报告文学题材的范围扩展到复杂的科学领域,不仅拓宽了报告文学的题材空间,还把复杂、神秘、深奥的科学知识,以一种更为简单,更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方式介绍给人们群众,让人们群众更能清楚、直接的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发展,从而具有了一种鲜明的时代性。
二、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及其人物性格的共同点
对于读者而言,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多样性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之一。丰富多变可以激起他们探索的欲望。在徐迟的报告文学中,人物的性格是各有千秋,形象是千变万化。《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是一位身体孱弱,性格孤僻、敏感、隐忍,不善与人交流,但却对党有着高度信仰的数学家。他可以在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等帽子后,被“绞了电灯,剪断了开关拉线”后,依然沉迷在自己的数学世界。他可以漠视“专政队”、“四人帮”的刁难,但是他无法不感激和激动党领导对他的关怀。他也能像蒲公英那样坚韧,从不放弃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土地,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轻易的放弃,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地,他就会生根发芽,然后“开放更多更多的花序,结出更加多得多的的美丽组合的果球。”1
徐迟在其作品中很少写女性,少数的几位女性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对她们进行详细的描写,而《地质之光》中的许淑彬作为徐迟作品少有的女性形象,虽不是浓墨重彩,但在徐迟寥寥数笔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她是一位刚中带柔的侠义女子。面对丈夫,她能无条件的支持,给他整理行装,即使再不舍,也催促他离开。面对敌人,她能疾言厉色,大声呵斥……
狄德罗曾提出 :“人物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2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所接受的教育,所经历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在徐迟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中,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经历,因而他们的性格也是各不相同的,正是这种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人物形象的不同。但是在这不同的性格中,我们却能发现一种相似的东西,那就是执着。
莫言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 篇8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籍作家莫言，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次盛事。获得这个世界上的顶级大奖，意味着莫言的个人创作成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诺贝尔文学奖的特殊影响力，这也让普通读者有机会、并有兴趣去了解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创作状况。撇开跟政治、文化相关的争吵不论，如莫言自己说的，他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简单地看一下莫言的文学历程，可以看到莫言的文学创作和生活经历，跟中国大陆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紧密相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1981年在河北保定市《莲池》杂志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开始，到1985年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登上中国文坛，到现在的三十年时间里，莫言创作了艺术成就突出、艺术表现丰富多变的几百万字作品，是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以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成名，为人所知，继而以中篇小说《红高粱》而广受关注、享有盛誉，并以《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厚重的长篇小说作品的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在中国一流作家位置上持续了近三十年。
过去因为中国作家在海外的传播程度低，除了极少数专业人士之外，我们大多数读者可能有意无意地低估了中国作家的努力和成就。莫言的文学作品，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魅力。《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位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成就很推崇，认为他的创作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
莫言的创作成就获得过国内外诸多文学奖项的肯定，其中重要的有：1987年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1996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1年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2011年因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以其杰出创作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有促进作用，也会提升海外读者对中国其他优秀作家的兴趣，并对中国其他作家作品的输出，形成良性循环效果。即便如此，因为世事变化、人心浮躁、各种兴趣和吸引力太多，中国严肃文学创作不可能再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不正常”的辉煌时代。需要强调的是，养成阅读习惯、让阅读严肃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仍是每一个公民了解社会进程、反思自我存在的重要方式。
中国文学界很容易给作家贴上大而空的标签。有人认为莫言是“乡土”文学作家，这样容易把他放入“泥腿子”“土老帽”之类套话中，而使他遭到忽视、乃至鄙视。很多人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因为各种观点、立场的原因，把莫言的作品归为“血腥”、“暴力”，并在中学语文教材中长期排斥选入莫言的作品，这些做法都简单而粗暴，抹煞了他在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阐发出来的杰出价值。
以乡村世界、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片土地上的政治、道德伦理为描写对象、从而展开其中的生动场景，是大多数乡土写作的特点。因中国特殊历史原因，新时期严肃文学创作的绝大多数作家都是“乡土叙事者”，或“乡土叙事反思者”。“乡土叙事者”建立在自我生存体验中，表达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奇特人物、残暴事件、苦难历程、自我奋斗，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乡土叙事反思者”则通过外在的道德伦理来重新梳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插队/逃离)乡村景象，这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为代表。在这一“名目”下出现的作品中，乡村成为“落后野蛮愚昧的疆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恶意”构成，而成为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强烈的隐喻。但身处其中的莫言，却在一段时间的实际创作实践之后，很快地就进行了新的思考，赋予“乡村世界”新的活力———普适价值观、人道主义。还有几个关键词：同情、悲悯、忏悔、救赎、宽恕。
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最重要收获，就是“人道主义”价值的持续思考和展开。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第124篇为写于1984年12月20日的《人道主义》，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为反思文学的推进做了高屋建瓴的鼓吹。巴金的敏锐和远见，让他的思想在当时那个破冰期具有里程碑意义。
“人道主义”是我们谈到的普适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基石，没有了“人道主义”这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其他普适价值就会变成海市蜃楼，水中花、镜中月。如果不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莫言的文学作品，就可能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以下是一些简单的归纳和导读：
一.短篇小说《枯河》、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篇小说《欢乐》和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的深切同情心和悲悯情怀。《枯河》里的主人公“小虎”和《透明的红萝卜》里的主人公“黑孩”蕴涵着莫言少年成长期的苦痛记忆。小说深切地反思一个极端社会对人的压榨、对孩子的伤害，并寄托了深切的同情心。中篇小说《欢乐》主人公齐文栋是一名高考补习了五年的老复读生，他的人生极其暗淡，对自己生长其间的土地充满仇恨，想尽一切办法要逃离这个土地。比他人生更加暗淡的是大地精灵般的乡村少女鱼翠翠，在那种令人窒息的乡村世界，鱼翠翠几乎毫无价值、也毫无尊严地死去，这个土地在齐文栋的眼中，是吞噬一切生命的恶土。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以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为背景，写方四叔、高马、方金菊等几个普通农民的悲惨遭遇。天堂县农民喜获蒜薹丰收，本来盼望着有一次很好的收成，却因地方干部不作为、黑社会势力肆意阻挠而大面积腐烂在地里。农民高马参加过游行，并进入过县政府大楼，他回到村里后，遭到警察的追捕。他采用了各种方法来躲避抓捕他的警察———我们可以在“革命浪漫主义”电影里看到的躲避日本鬼子以及反动派的方法，如藏在水缸里等———却无法逃脱。最终，方四叔、方金菊、高马都悲惨地死去。这部小说我好多年没有重读了，至今想起，都觉得沉痛。莫言在这部小说里寄托了对生存于苦难乡村世界的亲人们的深切悲悯和同情。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文学界并无声响，但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1988年来到中国，首先想介绍的莫言作品就是这部长篇小说，而不是因张艺谋拍摄了同名电影而名声大噪的《红高粱》———或许其中的深切人道主义同情心，直接打动了一名西方专业读者的心。
二.长篇小说《酒国》(1992)和《丰乳肥臀》(1995)是莫言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两篇小说中，莫言把目光探进二十世纪漫长而苦难的民族历史中，不仅有对现实世界各种高低贵贱人物的同情，还有对历史中呈现出来的先辈和民族苦难的深切关怀。
三.因为《丰乳肥臀》而引起的巨大反响和压力，莫言从部队转业到高级人民检察院下属的《检察日报》工作，身份由一名作家变成为一名“记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乡亲们原来对他的作家身份并不以为然，但后来他“当上了”记者之后，乡村们都奔走相告，说莫言升官了。在农民的眼中，记者比作家重要多了。那段时间，莫言走访了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接触到了很多真正的底层生活状况，还曾经写过一部电视连续剧《红树林》，后来改编成同名小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莫言在《收获》杂志连续发表了四部影响巨大的中篇小说，重新回归文坛。其中《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以崭新的角度，对“右派”和“知青”做了新的审视，其中的人物如前者的老右派朱老师、后者里的女知青唐丽娟，我十几年前作为责任编辑，编稿阅读时被深深打动。
四.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蛙》里的深切自我反思和自我救赎意识，使得这两部同样以莫言的“文学共和国”“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作品，超越了所谓“乡土小说”的相对狭隘的概念，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范畴。小说中的人物活灵活现，但小说里所体现出来的深刻宗教情怀和悲悯，在这个“虚无时代”，具有更加深刻的警醒意义。《生死疲劳》的浓重传统文化背景、高超文学技巧和深刻的宗教情怀，可能是打动诺奖评委的较为重要原因之一。
背景资料：
莫言人生经历可简单分为五部分：
A.童年时代和他的饥饿记忆。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1961年上大栏小学，1966年小学毕业后辍学，务农直至1973年得到偶然机会去县棉花加工厂当季节农民工。相关阅读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枯河》、《铁孩》、《草鞋窨子》、《会唱歌的墙》。
B.青年时代和他逃离土地的热望。莫言在1973年有机会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后，因为他的突出表现得到爱才的厂长的表扬，在棉花加工厂干了三年半。1976年，连续好几年报名参军的莫言已经21岁了，他幸运地“混进了革命队伍”。相关阅读作品：《乡村音乐》、《售棉大道》、《白狗秋千架》、《爆炸》、《球状闪电》。
C.酝酿与创作阶段。1981年提干后莫言一直在部队里当政治教员，在无聊和孤独中他开始写作，断断续续地在河北保定文联《莲池》杂志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其中《乡村音乐》得到老作家孙犁撰文表扬，《售棉大道》开始具有了莫言叙事的潜在风格。1984年7月，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刚刚成立的文学系读书，得到了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的赏识。这两年时间里，莫言爆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最有名的作品《红高粱》都是这个阶段的成果，其他如《爆炸》、《球状闪电》等都创作于这个阶段。
D.影响与提高阶段。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获1987年全国中篇小说奖，被张艺谋改拍成电影后，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品。电影《红高粱》获得1988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1987年至1995年，莫言创作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达到了自己创作的一个高峰。但《丰乳肥臀》遭到了军旅老作家彭荆风等写状告信攻击，当时中宣部长邓力群专门组织相关军旅作家开会研究。一大批攻击性文章连续出现。1997年，受到巨大压力的莫言从部队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下《检察日报》的影视制作中心工作，创作了《红树林》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