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

新时期以来（共10篇）

新时期以来 篇1

一

1978年冯雪峰《郁达夫生平事略》、《郁达夫著作编目》,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1]等一批材料的发表, 预示着新时期郁达夫小说研究新局面即将到来。1980年前后, 陆续出现一批试图重新定位郁达夫及其创作的论文, 如温儒敏《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2], 董易《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3], 董修智《郁达夫和他的小说创作》, 还有一些新编现代文学史中对郁达夫及其创作的新论述, 试图从整体上梳理、把握郁达夫及其小说创作, 力求客观地评价郁达夫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和创作成就, 显示了新时期伊始学界在郁达夫小说研究中对原来评判尺度的反思, 给接下来的郁达夫小说研究做了奠基工作。

这几篇文章具有郁达夫小说综议的性质, 温儒敏对郁达夫小说中性苦闷的描写、“零余者”的形象、“自叙传”的形式都作了比较积极的评价。董易则试图以发展的观点建立一套郁达夫小说创作是不断从浪漫主义转到现实主义、郁达夫本人也是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到“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转变的论述体系。他们积极挖掘郁达夫小说中蕴藏的积极元素, 体现了新时期主流话语的动向。但是对这样一位历来颇受争议的作家, 研究者还是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姿态, 对其作品中比较复杂的思想内容, 除了从比较积极的角度进行解读外, 还有必要进行思想上的“消毒”。但总归把郁达夫从“色情”、“颓废”的咒语中释放出来, 为以后的郁达夫小说研究定了一个大致的基调。

几乎与此同时, 专题研究相继展开, 随之出现了一大批专题研究的成果, 显示了郁达夫小说研究逐渐摆脱了先前“郁达夫—小说”的传记学研究模式, 日益回归到小说文本上来, 向着更专业、学术化的纵深发展。1985年纪念郁达夫逝世四十周年座谈会召开, 胡愈之对郁达夫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并且在此前后有关郁达夫的文章大量发表, 郁达夫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对正在开展的郁达夫小说研究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

二

1980年代后出现了一批对郁达夫小说浪漫主义特征的研究, 前期主要有赵园《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4], 许子东《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5]和任苏民《试论郁达夫小说人物塑造的浪漫主义特点》。赵园认为郁达夫小说的浪漫主义表现为“感伤的喟叹, 愤激的控诉”, “直接的内心抒发”, “对自然美的陶醉”以及“诗、散文笔法”, 主要是从风格层面立论的。相比起来许子东的论述更加理性深入, 他提出“浪漫主义是他的主要的创作精神, 而现实主义只是他的部分的创作手法”的见解, 并得出“带现实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才是郁达夫创作风格的基本特征这一结论。

之后, 研究者采取更加宽泛与纵长的认知视角, 比如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 冯奇《郭沫若与郁达夫的浪漫世界之比较》, 赵凌河《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两种建构———读郁达夫和徐訏的小说》等。或把郁达夫小说放在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视野中, 考察它的类型和流变;或者拉伸到现代浪漫主义的历史纵深中, 考察它的建构。李欧梵2006年发表的《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6]则提出“引来的浪漫主义”, 分析郁达夫把英德浪漫主义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的价值和意义, 并惋惜其没有完成进一步创造性的转化, 问题意识较强。

郁达夫的小说开创了一种“自叙传”的现代抒情小说体式, 1927年郑伯奇在《〈寒灰集〉批评》中, 曾提出“现代的抒情主义”这一概括。新时期以来, 抒情特色得到系统的研究。张国桢1981年发表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7], 较早论述到郁达夫小说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中的地位, 他将郁达夫的小说称为“崭新的现代抒情小说”。杨义的《郁达夫与抒情小说的发展》延续了这一文学史的思路, 陈国恩的《从苏曼殊到郁达夫———现代浪漫抒情小说发展的一个侧面》[8]则发现了郁达夫小说与近代诗人、小说家苏曼殊文体上的粘连, 试图向上探寻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产生的源头。

由于郁达夫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新的体式, 对其文体的认识一度没有找到合适的参考体系,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结构松散”、“不注重章法” (苏雪林) 的批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1980年代借助欧洲文学形式观, 发现郁达夫小说艺术上非常完整, 我国学界也开始认识到它结构的独特性。如辛宪锡《小说的一种特殊结构方式———论郁达夫小说的情绪结构》[9], 王晓初《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和意义》, 俞超《郁达夫小说中诗词文本的互文性及其文化意义》等。辛宪锡重点论述了郁达夫小说的情绪结构, 王晓初则运用了“心境小说”这一概念, 俞超则考察了郁达夫小说中诗词的互文性及其文化意义。

三

对于郁达夫小说中历来被人诟病的思想倾向问题, 研究者不断进行再评价、再认识。如谢狱《谈郁达夫作品的“灰暗”问题》, 凌振元《简论郁达夫小说中的忧郁基调》, 曹怀明《叛逆者的彷徨和探索者的困惑———对郁达夫小说欲情描写的一种分析》, 其中争论较多。许子东的《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10]认为, 郁达夫的“颓废”情绪, “本质上是热爱人生, 而非厌弃人生”;“消沉是表象, 反抗是实质”;“色情”描写是“企图在艺术中正视、并讨论人的自然天性的一种尝试”, 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其美学效果相当复杂”, 主要是从积极方面进行肯定的。与之对立的则有宋聚轩《试论郁达夫创作中的消极思想》[11], 他认为郁达夫“在处于顺境时, 他是积极进取的;在遇到挫折时, 则是消极颓废的。”反映到创作中则表现为“露骨的色情描写”、“浓重的感伤色彩”、“逃避现实、遁世归隐的思想”, 着重分析了其“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的消极意义。

而对郁达夫及其小说人物内在心态、情结的解析, 则具有症候式分析的色彩, 如赵泽民《“自卑情结”与郁达夫小说创作》, 汪开寿《论郁达夫创作的忏悔意识》, 程小林《童年情结:郁达夫创作的情绪底蕴》等。相关研究并探讨了这些情结在创作中的表现与转化, 如王晓华《郁达夫创作中苦闷的转化》[12], 赵园《“苦闷感”和冲决苦闷的努力》, 刘卓《论郁达夫的“内心反省原则”》。郑绩2007年发表的《想象的自我:郁达夫的文学人格与现实人格》[13]提出“郁达夫对于文学是自叙的看法, 从另一个角度也证实了他在文学与现实中的双重自我构想, 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在于互相构建”的关系, 对郁达夫研究和郁达夫小说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和外国文学文化, 共同滋养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在传统文学、文化的方面, 如罗成琰的《郁达夫和中国文人传统》[14]探讨了郁达夫身上的“才子气”和“名士味”;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15]则分析了郁达夫小说所受到的传统文化影响。此外研究者还具体探讨了古典文学、吴越文化、佛教文化、宗教思想等对郁达夫创作的深层影响。另一方面就是探讨郁达夫所受到的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 主要涉及日本文化、“私小说”、德国文学、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人文精神、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思潮等方面。

四

研究者还运用新视角、提出新命题来进行郁达夫的小说研究, 值得我们进行关注。耿传明《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16]最早提出“生命文学”的研究视角, 试图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去发掘郁达夫小说中存在的人类意义与形而上命运特征, 而“悲剧”意识、“性”与“死亡”成了这一视角解读的核心符码, 反映了郁达夫小说研究中渐渐树立起来的一种哲学维度。阎建滨《郁达夫创作中的生命苦质现象及其悲剧价值》认为, 郁达夫将生命的种种苦质现象宣泄给人们, 从而创造了一个充满主观病态的、富于生命终极意义的苦质艺术景观。王晓初《郁达夫小说主人公的悲剧性》认为郁达夫小说的悲剧性主要表现为意识超越能力的矛盾, 它既体现在这些人物与外在现实环境的冲突中, 也体现在他们自身无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的矛盾之中。李曙豪《寻找灵魂的栖息之乡———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哲学底蕴》则从“灵魂的栖息”来发掘郁达夫小说的哲学意蕴。

研究者注意到郁达夫小说中蕴含的20世纪初知识分子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 这种带有文化研究色彩的解读无疑具有思想文化史的意义, 在此知识分子成了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赵园《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17], 沈庆利《文化震惊与“文化恋母”:从异国文化角度重读郁达夫的〈沉沦〉》, 陶思遥《从〈沉沦〉看“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其中张雪莲2004年发表的《自我身份 (认同) 危机———两种文化中的孤独者和漫游者郁达夫》[18]从“两种文化的碰撞”、失去的“身份和认同”、“文化上的无家可归感”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落魄等方面, 从文化冲撞的角度切入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 比较充分地发掘了郁达夫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

地域形象与审美生成, 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亮点。申洁玲1997年发表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形象》[19]通过分析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形象来梳理郁达夫和日本的关系, 探讨性别在其中的意义以及郁达夫对日本的感情差异。吴晓东《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郁达夫小说再解读》[20], 则从分析郁达夫小说的“疾病叙事”入手, 寻找其中蕴含的“新的态度”和“隐喻和表征”, 发现郁达夫小说的“疾病叙事”暗喻了现代“自我”之觉醒, “一方面关涉着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另一方面则讲述了一个现代的感性自我如何诞生的故事”。这篇综合了社会学、叙事学、修辞学、美学等多种视野的文章显得扎实而深入。

五

综观新时期以来的郁达夫小说研究, 可以发现最突出的成果还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 1995年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 郁达夫小说研究趋于冷淡, 呈现出疲软的态势, 1980年代建立起来的郁达夫小说研究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停滞现象, 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笔者以为这某种程度上也与新时期以来郁达夫小说研究日益走上自身的独立化、程式化有关。在1980年代以前, 由于郁达夫小说创作生成的特殊性, 研究者往往按照由人及文的认知思路, 使对郁达夫小说的认识、评价和对郁达夫的认识、评价处于一种相互干扰的状态下, 由于对此缺少明确的学术界定, 存在严重的作品研究与作家研究滞连不清的现象。自1980年代开始, 郁达夫小说研究开始形成自身的研究系统, 这极大地促进了郁达夫小说研究的发展, 但这种良性的释放效应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正在慢慢缓和, 甚至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说明郁达夫小说研究在当时 (1980年代初) 有建立自己研究系统的必要 (突出成就就是文本自身质素与形式得到发掘与强调) , 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郁达夫小说研究还是某种程度上潜在地受到郁达夫研究水平的制约。现在出现的郁达夫小说研究的滞缓现象不能说与近年来郁达夫研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拓展没有任何关联。笔者以为我们还是要回归1980年代的原点去思考问题的症结, 为郁达夫小说研究寻找值得重点探讨的发展路向。针对郁达夫这样一位创作及其特殊的作家, 我们在小说本体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就更应该回归到作品与作家的深层互涉关系中去, 即研究“互文性”的出现。比如考察郁达夫叙事世界 (叙事空间) 与郁达夫现实世界的互涉关系, 各种文体之间的互涉关系, 文本世界中的意识与现实中的意识的互涉关系 (如文本中高蹈的个人飘零姿态与现实中的结群意识, 以及后来与“创造社”的分裂) , 郁达夫的现实人格与创作人格的生成与互涉 (这方面已有人论及, 参见郑绩《想象的自我:郁达夫的文学人格与现实人格》, 《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 等等。更进一步说, 与之相应的就是综合研究系统的生成, 即在综合研究中把各种方法、视角灵活地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体系中, 进行一种郁达夫 (小说) 研究全方位的透视, 为此期待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的问世。总之, 如何处理好郁达夫小说研究的本体性及其与郁达夫研究 (两个系统) 的互文关系, 也即是促使互动性的综合研究体系的生成, 才能真正推进郁达夫小说研究的发展进程。

新时期以来 篇2

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成就

组员： A B C D E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自成立后逐渐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东方巨人开始慢慢觉醒，但社会主义建设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焕发出新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32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2年的沧桑巨变，32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成就，本组员主要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调查：

1：中国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这一道路？

2：在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交通贸易、医疗保障、航天等方面取得了什么

成就？这些成就给了我们什么经验？

3：在成就背后存在什么不足，我们该如何去克服？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为调查型。通过利用网络，书刊调查我国（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台湾除外）在改革开放至今在文化教育、经济发展、交通贸易、医疗保障、航天事业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三、研究的结果与意义：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世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成就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于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我们有了个客观冷静的反思

调查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成就，寻找现代化建设的得与失，让我们在巨大成就面前对现代化建设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有一个更好的定位，让我们为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

四、人员的分工;

A：负责调查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

B：负责调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 篇3

关键词：方言 食欲 身体欲望

孔子曰：“食色，性也。”饮食欲望和身体欲望在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主题，方言在这方面的表现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因为方言是最原生态的语言，是最贴近人生命的语言，而饮食欲望和身体欲望也是人最基本的欲望，人原发的那种对“吃”的欲望和身体欲望，用方言表现的淋漓尽致，好多方言词与人的这种欲望有关。

《马桥词典》中写道：“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i在“老表”这一词条中，本人逃跑到江西，就是因为吃了一罐包谷浆。马桥人对有关“吃”的方言很多，“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ii味觉的模糊化是因为食物的缺乏，在饮食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一个“甜”字恐怕很难概括所有的味道，但在食物紧缺的马桥人那里，“甜”字足够可以概括所有美好的味道。“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iii因为食物的缺乏，所以导致对食物的极度重视，“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同锅兄弟。男人再娶，把前妻叫做‘前锅婆娘。可以看出，他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iv

《白鹿原》中写道：“白嘉轩站在庭院里宣布：‘今个喝汤，喝早些。喝了汤都贺家坊看戏，我在家看门。”v关中人把吃晚饭叫做喝汤，这也是历史遗留下的一个词，是食物贫乏年代的见证，在食物短缺的年代，为了充饥，为了节省粮食，经常吃“流食”，这里的“汤”和马桥人说的“浆”，有异曲同工之妙。“吃了吗？”是河南人见面打招呼的用语，就像普通话里的“你好”，李佩甫《羊的门》里写道：“‘吃了吗是一种泛泛的亲切，饥饿信号。”vi在食物缺乏的年代，问候语是有关食物的，亲情的表达也是用食物来证明的。《羊的门》里写道：“老姐姐说：‘要嘴干啥？那嘴是吃草料的？你小时候，娘死的早，我是咋承待你的？一口馍让你，一口汤也尽你，到今天，你就这样对俺？”vii“一口馍”、“一口汤”是代指，因为河南人饮食以馍和汤为主，这里泛指倾尽所有也要满足弟弟的饮食欲望，而弟弟长大了反而忘恩负义，在这里的逻辑就是给你食物就是给你爱。对食物的重视本来是一种行为，在河南方言里，有对食物的重视的行为发展成了一种性格，如“强粮”。《羊的门》里写道：“这女人（指于凤琴）没有别的毛病，就一样，人太精明，干啥事都算计，不吃亏。在平原，这叫做‘强粮。”viii因为食物是有限的，为了生存，就事事占小便宜，行为处事就表现出蛮横的风格，就被称为“强粮”，演变为一种性格，于凤琴之所以选择上吊自杀，就是因为大家对她的这种“强粮”的愤怒，因为她“强粮”了，别人就“少粮”了，这就是有关粮食和饮食引发的冲突。

《一句顶一万句》里写道：“但倪三家一断顿，就去集市的摊铺上乱拿东西：拿张家的葱，王家的米，李家一条子肉。”ix通常，“肉”的计量单位是“斤”或者“千克”一类的，但在河南农村，说起肉时，经常用“一条子”修饰，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词，因为“肉”是很奢侈的食物，一般人家都是逢年过节才吃，买肉也是买像“条子”那样大小的肉，很形象，也突出了食物的紧缺，生活的艰辛。《一句顶一万句》还有描写：“老孙说：‘这一回不同往常，五天了，水米没打牙。”x“打牙”也是一个河南方言词，意思是“吃饭”的意思，因为食物短缺，因为饥不择食，所以没有像“品尝”这类的非常细腻的词，“打牙”就是经过牙齿直接进入肚子充饥了，很快速的吞咽食物的过程。这种对吃的重视，直接影响到人的思维，如《厚土》里写道：“全一样。活着，是自己种了玉茭吃玉茭；死了，是看着别人种了玉茭吃玉茭。”xi吕梁山的农民，以饮食欲望为出发点，用最朴素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表达最基本的生活道理，对他们来说，最活下去的最基本的动力就是填饱肚子，土里刨食，表现了他们生活的心酸与坚韧。

对人身体欲望的书写在小说文本中也有许多，而且多用方言来表现。人的思维的起点一般是从最切近自身的身体感觉出发的，所以，方言中的许多次与人的身体有关。在李锐的《厚土》中，把男人和女人发生关系叫“过水”，“当做保人的队长笑嘻嘻地把这个女人，和那个三四岁的小女孩领到院子里来的时候，他猜定女人准保是叫队长‘过了一水。”xii“狗日的，叫我吃他的过水面哩！我日他的祖宗。”xiii李锐小说中，脏话很多，几乎所有的脏话都是针对女性身体的侮辱，紧接着脏话之类的语言暴力之后就是身体暴力，小说中接着就写道男人的身体暴力“男人胸腔里的那股狂潮又劈头盖顶的压下来，他朝女人扑了上去，肆虐着，疯狂着，发泄着，仿佛大半生的苦难皆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更苦了，仿佛此生此世挣不脱的那张网全因为这个女人而勒得更紧了。”xiv《厚土》里面经常出现“狗日的”、“驴下的”、“娘的脚”、“放毬心吧”之类的带有身体性的和欲望发泄性的词语，写出了在极度贫困下的人的赤裸裸的原始的欲望，小说中也经常写道为了娶媳妇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如把父亲的棺材卖了娶媳妇、找外地过来的逃荒女人做媳妇，找媳妇的目的只是为了基本的欲望的满足和生殖繁衍的目的。《厚土》里写道：“连玉茭也知道年年结籽籽哩；人活一世活成个绝户，老五真是恓惶死啦，窝憋死啦。银女咋就结不下个种种？”对女人生育的描写，用了几个方言词，如“结种种”、“结籽籽”、“恓惶”、“窝憋”，就像玉茭结籽籽一样，由他们日常接触到的玉茭联想到人，人的生育就变成了最自然的欲望。这种身体欲望在《厚土》中还有许多表现，如“哈哈，狗日的那一身肉就是爱见人哩！”xv“爱见人”是方言土语，是让人喜欢的意思，和一身肉联系起来，赋予方言词以视觉形象和欲望对象。

《白鹿原》中也用方言写人的身体，“这女子又正好比他小两岁，模样俊秀眼睛忽灵儿。”xvi用“忽灵儿”这个方言词来表现女孩子的灵动，和后来女子的死去做对比。《白鹿原》的身体描写一般都与性有关。如：“白赵氏不急不躁地说：‘马驹十六还嫩着哩！你要是夜夜没遍没数儿地引逗他跟你稀——把他身子亏空了，嫩撅了，你就得守一辈子活寡。”xvii“稀”是方言词，是形容男女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很隐秘的很难于启齿的事情，由白赵氏这位年龄比较大的人用方言词说出来，更符合当地习惯和人物身份。接下来还有白赵氏说话更不留情面，“白赵氏眼一瞪，呵斥着：‘嗬呀，说一千道一万全成我孙子的不是咧？你个碎屄就没一点错咧？你看你那俩奶！胀的像个猪尿脬！你看你那尻蛋子，肥的像酵面发喽！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是爱挨毬的身胚子！”xviii“白赵氏冷着脸狠着声说：‘马驹的事我回头说。你先把你管住。你要是再管不住，我就拿针把你的碎屄给缝了。”xix陕西方言的脏话粗话，经过白赵氏的口，多次出现，用来劝说她的孙子媳妇。这些对身体侮辱性的方言词，一般都与男女生殖器有关，多是象形字，陕西方言受古代汉语的影响很大，体现出上古人对生殖的崇拜与恐惧，现在成了语言禁忌，变成了脏话粗话。

《羊的门》中写道：“那女的叫谢丽娟，大眼，大嘴，长得很‘那个。因为她长得很‘那个，那两个男的都乐意听她的。”xx“那个”是河南人常用的方言口语，具有代词的功能，当所说的对象不便于说出或者不便于描写，而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心知肚明时，常说“那个”，这里的“那个”，指的就是很性感的意思。

方言作为一种民间语言，被作家采撷利用，是形成作家创作个性和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食物匮乏时代人们对于“吃”的欲望和底层人对于身体的赤裸裸的欲望，被方言记载了下来，此时的方言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带上特定时代的烙印，进入小说文本，为作品思想内容的表达增色不少。

注 释

i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ii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iii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iv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v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vi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vii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05页.

viii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ix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x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xi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xii 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xiii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xiv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xv李锐《厚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xvi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xvii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5页.

xviii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7页.

xix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7页.

xx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新时期以来 篇4

新时期以来, 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广大党史工作者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 尝试了创新, 有力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进展。这些新方法主要是:

(一) 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 如目录学、考据学、谱牒学等。

党史工作者已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 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文集、选集、党的文献和专题资料, 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历史报刊, 为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十分良好的素材。

(二) 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如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等。

其他如心理学研究方法近几年也逐步引起学者的兴趣, 有人用心理学原理研究了毛泽东的个性或人格,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三)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主要有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计量学研究方法、模糊方法等。

(四) 其他研究方法, 包括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历史逆向考察法等。

例如, 应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同类或不同类的历史问题进行比较, 然后进行鉴别和推理, 可以加深人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得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目前, 在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党史存在的问题有:

(一) 受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功能制约。

近年来, 虽然大多数党史工作者都已经认为党史学是一门历史学科,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有许多困难。因为党史研究的是当前执政党的历史, 与现实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 这就决定了这一学科有现实性、革命性和科学性三大特征。

(二) 应用新方法的力度不够。

十多年来, 介绍新方法的文章不断涌现, 但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仍缺少自觉地应用新方法进行研究的意识。诸如领导科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等, 也是几乎仅有宣传而没什么人去实际应用。

(三) 应用新方法存在着盲目性。

有的学者在使用新方法时只图标新立异, 盲目地照搬新方法;还有的学者孤立地用某些国外史学方法作分析, 以至得出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或相差甚远的结论。因此, 在应用新方法的时候, 必须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 并掌握丰富、系统的历史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四) 受党史工作者队伍老化的影响。

现在的党史研究队伍虽也足够壮大, 但是, 年龄结构却不均衡, 年轻人少, 老年人多, 而且很少有人系统地接受过史学理论教育, 知识老化比较严重, 固步自封, 不愿意接受新方法。此外, 专门从事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人也很少,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方法的引入。

三、对党史研究的展望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 党史研究的方法将会更加丰富化、多样化。

首先, 从研究主体看, 党史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多样化将为应用新方法提供更为现实的可能性。许多学习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思想解放的年轻人正在不断加入到党史研究的队伍中来, 他们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 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此外, 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也转入党史研究领域, 为党史研究方法的创新起到了桥梁作用。对这些情况, 我们应积极鼓励和帮助他们, 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应用的新方法视为歪门邪道加以排斥。对其他学科学生报考党史专业研究生也应热情欢迎, 不能片面地强调“科班”出身而将其拒之门外。党史工作者的队伍只有包容了各方面的人才, 才能更好地推广应用新方法。

其次, 从研究客体看, 党史研究领域范围的扩大为应用新方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前的党史研究完全是一部政治史或政治斗争史以及军事史的汇编, 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而近几年, 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 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都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甚至还有人研究了更为细小的领域, 如人口史、家庭史、城镇史等, 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和新课题的研究, 如果没有新方法的突破, 是不可能取得重大成果的。此外, 从目前的趋势看, 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方兴未艾, 学科之间的壁垒不断被打破, 跨学科的研究层出不穷, 其他学科将会日益向党史学渗透, 这些都为应用新方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再次, 从研究手段看, 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应用新方法提供了更方便的可操作性。以前, 应用新方法很难突破的一个原因在于研究手段的限制。例如, 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经济史, 通常需要收集大量数据, 制成表格或示意图进行数据分析, 过去只能靠日积月累, 自己动手或依靠专业人员制图。由于“人手”的局限性, 常会出现数据疏漏或比例不当的情况, 以至得出不精确甚至错误的结论。此外, 巨大的工作量往往让许多研究者对新方法望而却步, 宁愿去从事其他研究领域也不愿采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而现在依靠计算机网络, 几个小时就可以得出以前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得出的结论。

总体看来, 新世纪党史研究, 尚未完全突破“从上至下”的传统视角, 对民众的历史功绩仍反映得不够充分, “上”与“下”的“互动”较少, 精英和民众尚没有完全融合。新领域的开辟需要新的研究方法, 新的研究方法又扩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党史研究应更加注重系统性, 扩大研究面, 不应只是停留在以往学者的研究方向, 而应更加注重全面的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1]黄见秋.对新时期党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党史研究与教育。1992

[2]李捷.2005-201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年1期

新课程改革以来 篇5

新课程改革以来，广大教师以新课程理念为引领，积极投身到教学研究与改革之中，以高度的创新精神实践了新“课程”，涌现出一大批新经验和新课例，真是令人欣喜振奋。但是在我们听课观察中，也发现少数教师的教学行为与新课程理念“形似神异”，确有可讨论之处。下面略谈几种“新问题”：

1、“自主”没有落到实处

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活跃学生生命的灵性，实现自主学习是新课程理念的重要内涵。而真正“自主”往往没有落到实处。通过多次的课堂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他主现象。即学生在整堂课中，都是在教师组织的活动中“忙碌”，交流，汇报，表演，操作，检查，很难看到学生在静静地进行个体思考，自主学习，所以“他主”现象明显。

二是淡化出场。有些课堂教学教师却出场很少，一切让学生说了算，学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教师缺乏正确的引导，其结果使不少学生无所适从，无从下手，表面上获得了自由，实际上都是“放羊式”的任之自流。我们提倡学生“自主”，绝不是否定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引”的职责，一定要处理好“自主”与“引导”的关系。

2、“合作”存在无效现象

新课程提倡，自主、合作、体验、探究的学习方式，其中以小组合作为代表的合作学习被教师们广泛采用。那种人人参与、组织互动、组际竞争，时有思维碰撞的课堂切实能给人以享受与启迪。但有不少教师僵化地理解合作学习，片面地追求所谓小组学习的形式，做无用功甚多。通过我们观察确实存在无效现象。一是合作匆忙。即教师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合作过程简短，讨论、研究匆匆，缺乏深思熟虑。

二是合作无机制。即没有形成合作的机制，盲目让学生分组围坐，但成员分工不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结果乱哄哄，合作学习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三是合作成“调味”。由于合作的目标不明确，一些没有讨论价值的问题也

1放在小组里合作思考，把合作学习看成是课堂教学的“调味品”，无实际意义。

四是合作“包场”。即在合作学习中，全员参与性不够，发言汇报时往往优生包揽全场，学习能力较弱、反应较慢的同学则过于依赖，一部分则盲从。

因此，合作学习的目的、时机、机制、引导等诸多因素都是教师应全盘考虑的。

3、“探究”没有抓住重点

探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尝试、体验、实践，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升华认识、学会学习。在探究操作上要讲究科学，要杜绝随意性。

关于探究性学习，根据我们的听课观察，教师让学生探究的机会比较少，即使有探究环节，尚有以下几种现象应特别引起注意：

一是探究学习形式化。少数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左一个探究，右一个探究，充满了整个课堂，有些问题可以用接受性学习来解决的，也要探究，其实，我们反对“注入式”，不是反对有意义的接受性学习。

二是探究问题无意义。在教学中，有的探究题目零碎，未抓住重点，不能通领全局；有的过于肤浅，不需探究也要让学生探究，有的偏离教学目标，费时过多，常常事倍功半。

三是探究问题来自教师。进行探究性学习，首先要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组织学生探究解决问题。有时教师直接提出问题，没有经过学生的思考，在实践中学生不感兴趣，在探究中比较被动；不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当然，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探究不是不可以，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和教学艺术。

四是忽视探究结果。过去在教学中“轻过程，重结果”，现在我们提倡要“重过程”，但是“重过程”不代表不要“结果”，这是个误解，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过程观”。有时教师将探究活动由课内延伸到课外，初衷很好，有时却常常是不了了之。

4、“对话”理解不够全面

“对话教学”是民主的、平等的教学；是沟通的、合作的教学；是互动的、交往的教学；是创造的、合作的教学；是以人为本的教学。有少数教师在理解“对

话教学”中有不够全面的现象：

一是对话机会不等。在课堂教学中使一部分学生成为对话的贵族，一部分学生沦为对话的奴隶，有时师生的对话呈现“课堂上的孤独行为”，“问题”均有教师提出；或者呈现出简单的“一问一答”，话语霸权严重。

二是对话淡化倾听。在教学中，注重交往和交流，淡化倾听现象严重，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使学生间不能够有效地在对话中互补与汲取，教师也没有及时抓住对话中闪现的教学契机。

三是对话忽视前提。对话前应该让学生对问题多思考，多准备，才能保证对话交流质量。而有少数教师，问题一提出，学生未好好地思考，书本也未好好地看，却让学生展开讨论，组织交流。左一个讨论，右一个交流，导致对话的质量不高。

5、“赏识”需要教师真诚

新课程注重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这是新课程所以为新的一种标志。可是，在新课程的课堂上，教师是否真正做到赏识每一个学生，赏识是否真诚？值得探讨。

在课堂上，教师对于学生的回答，不论答的是什么，都一律评为“好”，“不错”，没有发展性评价，或者根本不予评价，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真诚地赏识学生，就既要关注学生的知识的掌握，能力的提高，也要关注学生习惯的养成，方法的运用，更要关注学生的情感的丰富，价值观的形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新课程目标。

6、“预设”中的行为呆板执行

课前“预设”是必要的，关注“生成”是可佳的。预设与生成应该是矛盾的统一体，但呆板地执行“预设”就要扼杀可贵的“生成”。其表现如下：

（1）执行教案，不折不扣

在课堂中，教师不善于根据教学情况，学生的反馈，调整自己的教学设计，害怕“节外生枝”，如果学生没有按照教师的设计的顺序对话，教师就要打断学生的发言，此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他不懂如何开发生成性资源。

（2）学生资源，视而不见

教师不善于挖掘学生本身所蕴含的教学资源。在课堂中，教师忽视了学生是

带着知识、经验、思考、智慧、情感，参与到课堂中的活生生的人。对于学生在课堂上的问题与表现，视而不见；而课堂的动态生成被教师的迟钝所扼杀。

（3）偶发事件，缺乏机智

教师在备课预设时，对教学中偶发事件没有做到充分的准备，或者说，没有把偶发事件作为预设的一部分，当课堂事件发生了，没有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办法，不能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把它转化为可贵的教学资源。当事件发生了，只能追求与预设的一致，对其避而不谈或生硬回绝，导致课堂教学在某种意义上的失败。

（4）资源开发，“五个不知”

浅议新课改以来地理高考趋势 篇6

1.变中求稳

自从高考实施“3 +文科综合”模式以来，地理高考试题结构总体保持较大稳定性。从2004—2013年真题看，题型主要由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类组成：选择题占44分，非选择题占56分，选择题具体有比较研究、材料解析、等值线判读、地理坐标、地理计算、逻辑推理六种题型；非选择题主要有地理成因、地理特征描述、地理分析与评价、地理名词与地理概念、探究性试题等题型。文综地理在保持题型总体格局不变情况下，却又有一些细微变动，如表1、表2所示。

2.稳中求变

表1题型数据可反映出新课改以来地理高考试题命制模式逐渐趋于稳定，但也有一些变化。例如，选择题部分的等值线判读题从2004—2008年涉及较少，2009年以后逐渐加强并趋于稳定；从10年各类选择题总分看，选择题各类题型赋分趋于平衡。非选择题部分，2010年以前探究性试题较少，随着新课改不断深化，注重学生探究学习趋势明显，尤其是新课程标准卷都涉及一道探究性试题；新课程标准卷中地理名词、地理概念的直接考查逐渐弱化并趋于消失，地理分析和地理评价题型总分数呈稳定上升趋势。从试卷结构变化看，新课程标准卷和以往的全国卷Ⅰ相比，突出特点是新课程标准卷设计了三道选做题供学生选择，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体现了新课程理念对高考的引领作用。

二、价值功能：突出能力、注重素养

地理学科是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科目之一，地理高考是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上升到国家意志，地理高考关系到祖国未来人才的培养，具体到每一个人，地理高考关乎乃至决定一位考生的命运与前途。地理高考的性质决定地理试题测试应着力于考生建构在主干基础知识上的地理思维品质和基本技能考查，在遵循测量规律的同时追求“能力立意”。

全国卷Ⅰ适用地区主要是中部省份，从2010年开始新课程标准卷覆盖宁、陕、湘、鄂、黑、赣、晋、豫、疆、冀、内蒙古、滇等全国大部分中部地区。出于公平性考虑，地理高考题一般是依据所熟悉的新材料和新情境而命制，这些材料和情境都源自现实生活，而考生能否利用材料和调动地理知识解题，又很好地体现了试题的区分度，凸显课程改革对素质教育的重视。例如，2004年高考第四个题组，在材料中已说明对流层发生逆温的成因，要求学生通过给出的4幅坐标图，理解逆温形成过程，并推算出气温垂直递减率的变化情况；又如，2005年高考题第三个题组告知考生在工厂选址时运费与所运货物的重量和运距成正比，并解释了原料指数的概念，考查学生根据所给线索能否进行最佳区位选择；再如，2011年新课程标准卷第36题描述了某岛国自然环境的基本状况，考查学生对地理特征和地理成因的分析。凡此种种，都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信息源，考查考生地理思维过程的缜密性和智力发展状况。

三、考查内容：彰显特色、紧扣时代

1.学科特色鲜明

地理科学是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学科，地球表层系统的地理要素、地理现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地理学科在课程性质上具有综合性。同时，各地区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各地理事物和现象间的要素相互关系也不一样，这使得地理学科具有地域性。从地理学科知识属性看，地理学科知识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以及地理信息技术。正是因为地理学科的课程性质和知识属性，高考地理试题显现明显的学科特点，从近十年地理高考真题考试内容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的有机结合已成为主流趋势，尤其是在非选择题方面特征更加明显，如表3所示。

■

表3反映了2004—2013年地理高考非选择题的切入点大都是选择一定区域作为载体，考查学生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地理成因的掌握状况。从三者内容所占总分比例看，自然地理略占优势，但三部分知识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如果不能对区域地理位置进行准确定位，对区域地理环境又缺乏基础性认识，那么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分析就无从谈起。新课改以来地理高考题设计都是从一个区域地理环境系统的不同维度切入，考查考生综合分析的能力，打破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区域地理和部门地理割裂的传统思维观念，体现地理科学的学科素养和最新发展趋势。

2.时代特征显著

打开每一套试卷，地理科学的人地关系意识、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脉络清晰可见。以热点作为背景，贴近实际，接近生活，考查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地理原理、地理规律、地理成因，使教材知识与热点有机结合，已成为高考地理的时代潮流。例如，2004年地理信息技术、老东北工业基地振兴；2005年印度洋海啸；2006年青藏铁路修建；2007年燕京选址与北京奥运；2008年新疆地区民族团结问题；2009年经济全球化；2010年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2011年中国500强与综合国力提升；2012年北部湾经济崛起和产业转移；2013年西南地区资源开发。以上都是以年度热点区域和热点事件作为切入点，考查生活中的地理，体现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理念。

四、考核目标：应用创新、培养人才

笔者认为地理核心能力关系到地理科学兴衰与存废，地理教育根本目的是否达成在于年青一代能否运用地理方法去解决重要社会问题，即应用和创新能力是否真正得到培养。抽象的概念终究需要回归到实际应用中，符合社会的需要。地理高考核心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论证和讨论地理问题的能力。无论地理试题如何变化，解题思维主线始终不变，即获取—运用—阐述—论证的思维模式，如表4所示。

■

以地理图表、统计资料、文字材料为背景，考查学生获取、运用、阐述、论证等地理能力的命题风格既经典又极具生命力，以能力取向驱动地理核心素养培养，有助于引导学生关注、研究、分析、评价社会问题，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人才，提升地理学科在处理人地关系和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430079）

一、题型结构：变中求稳、稳中求变

1.变中求稳

自从高考实施“3 +文科综合”模式以来，地理高考试题结构总体保持较大稳定性。从2004—2013年真题看，题型主要由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类组成：选择题占44分，非选择题占56分，选择题具体有比较研究、材料解析、等值线判读、地理坐标、地理计算、逻辑推理六种题型；非选择题主要有地理成因、地理特征描述、地理分析与评价、地理名词与地理概念、探究性试题等题型。文综地理在保持题型总体格局不变情况下，却又有一些细微变动，如表1、表2所示。

2.稳中求变

表1题型数据可反映出新课改以来地理高考试题命制模式逐渐趋于稳定，但也有一些变化。例如，选择题部分的等值线判读题从2004—2008年涉及较少，2009年以后逐渐加强并趋于稳定；从10年各类选择题总分看，选择题各类题型赋分趋于平衡。非选择题部分，2010年以前探究性试题较少，随着新课改不断深化，注重学生探究学习趋势明显，尤其是新课程标准卷都涉及一道探究性试题；新课程标准卷中地理名词、地理概念的直接考查逐渐弱化并趋于消失，地理分析和地理评价题型总分数呈稳定上升趋势。从试卷结构变化看，新课程标准卷和以往的全国卷Ⅰ相比，突出特点是新课程标准卷设计了三道选做题供学生选择，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体现了新课程理念对高考的引领作用。

二、价值功能：突出能力、注重素养

地理学科是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科目之一，地理高考是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上升到国家意志，地理高考关系到祖国未来人才的培养，具体到每一个人，地理高考关乎乃至决定一位考生的命运与前途。地理高考的性质决定地理试题测试应着力于考生建构在主干基础知识上的地理思维品质和基本技能考查，在遵循测量规律的同时追求“能力立意”。

全国卷Ⅰ适用地区主要是中部省份，从2010年开始新课程标准卷覆盖宁、陕、湘、鄂、黑、赣、晋、豫、疆、冀、内蒙古、滇等全国大部分中部地区。出于公平性考虑，地理高考题一般是依据所熟悉的新材料和新情境而命制，这些材料和情境都源自现实生活，而考生能否利用材料和调动地理知识解题，又很好地体现了试题的区分度，凸显课程改革对素质教育的重视。例如，2004年高考第四个题组，在材料中已说明对流层发生逆温的成因，要求学生通过给出的4幅坐标图，理解逆温形成过程，并推算出气温垂直递减率的变化情况；又如，2005年高考题第三个题组告知考生在工厂选址时运费与所运货物的重量和运距成正比，并解释了原料指数的概念，考查学生根据所给线索能否进行最佳区位选择；再如，2011年新课程标准卷第36题描述了某岛国自然环境的基本状况，考查学生对地理特征和地理成因的分析。凡此种种，都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信息源，考查考生地理思维过程的缜密性和智力发展状况。

三、考查内容：彰显特色、紧扣时代

1.学科特色鲜明

地理科学是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学科，地球表层系统的地理要素、地理现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地理学科在课程性质上具有综合性。同时，各地区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各地理事物和现象间的要素相互关系也不一样，这使得地理学科具有地域性。从地理学科知识属性看，地理学科知识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以及地理信息技术。正是因为地理学科的课程性质和知识属性，高考地理试题显现明显的学科特点，从近十年地理高考真题考试内容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的有机结合已成为主流趋势，尤其是在非选择题方面特征更加明显，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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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反映了2004—2013年地理高考非选择题的切入点大都是选择一定区域作为载体，考查学生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地理成因的掌握状况。从三者内容所占总分比例看，自然地理略占优势，但三部分知识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如果不能对区域地理位置进行准确定位，对区域地理环境又缺乏基础性认识，那么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分析就无从谈起。新课改以来地理高考题设计都是从一个区域地理环境系统的不同维度切入，考查考生综合分析的能力，打破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区域地理和部门地理割裂的传统思维观念，体现地理科学的学科素养和最新发展趋势。

2.时代特征显著

打开每一套试卷，地理科学的人地关系意识、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脉络清晰可见。以热点作为背景，贴近实际，接近生活，考查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地理原理、地理规律、地理成因，使教材知识与热点有机结合，已成为高考地理的时代潮流。例如，2004年地理信息技术、老东北工业基地振兴；2005年印度洋海啸；2006年青藏铁路修建；2007年燕京选址与北京奥运；2008年新疆地区民族团结问题；2009年经济全球化；2010年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2011年中国500强与综合国力提升；2012年北部湾经济崛起和产业转移；2013年西南地区资源开发。以上都是以年度热点区域和热点事件作为切入点，考查生活中的地理，体现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理念。

四、考核目标：应用创新、培养人才

笔者认为地理核心能力关系到地理科学兴衰与存废，地理教育根本目的是否达成在于年青一代能否运用地理方法去解决重要社会问题，即应用和创新能力是否真正得到培养。抽象的概念终究需要回归到实际应用中，符合社会的需要。地理高考核心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论证和讨论地理问题的能力。无论地理试题如何变化，解题思维主线始终不变，即获取—运用—阐述—论证的思维模式，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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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图表、统计资料、文字材料为背景，考查学生获取、运用、阐述、论证等地理能力的命题风格既经典又极具生命力，以能力取向驱动地理核心素养培养，有助于引导学生关注、研究、分析、评价社会问题，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人才，提升地理学科在处理人地关系和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430079）

一、题型结构：变中求稳、稳中求变

1.变中求稳

自从高考实施“3 +文科综合”模式以来，地理高考试题结构总体保持较大稳定性。从2004—2013年真题看，题型主要由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类组成：选择题占44分，非选择题占56分，选择题具体有比较研究、材料解析、等值线判读、地理坐标、地理计算、逻辑推理六种题型；非选择题主要有地理成因、地理特征描述、地理分析与评价、地理名词与地理概念、探究性试题等题型。文综地理在保持题型总体格局不变情况下，却又有一些细微变动，如表1、表2所示。

2.稳中求变

表1题型数据可反映出新课改以来地理高考试题命制模式逐渐趋于稳定，但也有一些变化。例如，选择题部分的等值线判读题从2004—2008年涉及较少，2009年以后逐渐加强并趋于稳定；从10年各类选择题总分看，选择题各类题型赋分趋于平衡。非选择题部分，2010年以前探究性试题较少，随着新课改不断深化，注重学生探究学习趋势明显，尤其是新课程标准卷都涉及一道探究性试题；新课程标准卷中地理名词、地理概念的直接考查逐渐弱化并趋于消失，地理分析和地理评价题型总分数呈稳定上升趋势。从试卷结构变化看，新课程标准卷和以往的全国卷Ⅰ相比，突出特点是新课程标准卷设计了三道选做题供学生选择，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体现了新课程理念对高考的引领作用。

二、价值功能：突出能力、注重素养

地理学科是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科目之一，地理高考是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上升到国家意志，地理高考关系到祖国未来人才的培养，具体到每一个人，地理高考关乎乃至决定一位考生的命运与前途。地理高考的性质决定地理试题测试应着力于考生建构在主干基础知识上的地理思维品质和基本技能考查，在遵循测量规律的同时追求“能力立意”。

全国卷Ⅰ适用地区主要是中部省份，从2010年开始新课程标准卷覆盖宁、陕、湘、鄂、黑、赣、晋、豫、疆、冀、内蒙古、滇等全国大部分中部地区。出于公平性考虑，地理高考题一般是依据所熟悉的新材料和新情境而命制，这些材料和情境都源自现实生活，而考生能否利用材料和调动地理知识解题，又很好地体现了试题的区分度，凸显课程改革对素质教育的重视。例如，2004年高考第四个题组，在材料中已说明对流层发生逆温的成因，要求学生通过给出的4幅坐标图，理解逆温形成过程，并推算出气温垂直递减率的变化情况；又如，2005年高考题第三个题组告知考生在工厂选址时运费与所运货物的重量和运距成正比，并解释了原料指数的概念，考查学生根据所给线索能否进行最佳区位选择；再如，2011年新课程标准卷第36题描述了某岛国自然环境的基本状况，考查学生对地理特征和地理成因的分析。凡此种种，都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信息源，考查考生地理思维过程的缜密性和智力发展状况。

三、考查内容：彰显特色、紧扣时代

1.学科特色鲜明

地理科学是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学科，地球表层系统的地理要素、地理现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地理学科在课程性质上具有综合性。同时，各地区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各地理事物和现象间的要素相互关系也不一样，这使得地理学科具有地域性。从地理学科知识属性看，地理学科知识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以及地理信息技术。正是因为地理学科的课程性质和知识属性，高考地理试题显现明显的学科特点，从近十年地理高考真题考试内容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的有机结合已成为主流趋势，尤其是在非选择题方面特征更加明显，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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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反映了2004—2013年地理高考非选择题的切入点大都是选择一定区域作为载体，考查学生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地理成因的掌握状况。从三者内容所占总分比例看，自然地理略占优势，但三部分知识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如果不能对区域地理位置进行准确定位，对区域地理环境又缺乏基础性认识，那么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分析就无从谈起。新课改以来地理高考题设计都是从一个区域地理环境系统的不同维度切入，考查考生综合分析的能力，打破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区域地理和部门地理割裂的传统思维观念，体现地理科学的学科素养和最新发展趋势。

2.时代特征显著

打开每一套试卷，地理科学的人地关系意识、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脉络清晰可见。以热点作为背景，贴近实际，接近生活，考查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地理原理、地理规律、地理成因，使教材知识与热点有机结合，已成为高考地理的时代潮流。例如，2004年地理信息技术、老东北工业基地振兴；2005年印度洋海啸；2006年青藏铁路修建；2007年燕京选址与北京奥运；2008年新疆地区民族团结问题；2009年经济全球化；2010年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2011年中国500强与综合国力提升；2012年北部湾经济崛起和产业转移；2013年西南地区资源开发。以上都是以年度热点区域和热点事件作为切入点，考查生活中的地理，体现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理念。

四、考核目标：应用创新、培养人才

笔者认为地理核心能力关系到地理科学兴衰与存废，地理教育根本目的是否达成在于年青一代能否运用地理方法去解决重要社会问题，即应用和创新能力是否真正得到培养。抽象的概念终究需要回归到实际应用中，符合社会的需要。地理高考核心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论证和讨论地理问题的能力。无论地理试题如何变化，解题思维主线始终不变，即获取—运用—阐述—论证的思维模式，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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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图表、统计资料、文字材料为背景，考查学生获取、运用、阐述、论证等地理能力的命题风格既经典又极具生命力，以能力取向驱动地理核心素养培养，有助于引导学生关注、研究、分析、评价社会问题，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人才，提升地理学科在处理人地关系和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新时期以来 篇7

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而客观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所以,民俗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回顾东北民俗文化在影视创作的呈现情况,通过对中国影视创作各个时期的比对,不难发现:新时期以来影视创作对东北民俗文化的书写是基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价值的被认可。

从影视创作看。新中国成立,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成为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电影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被高度重视,创作主题是政治的、创作内容是劳动和革命的。于是建国后到新时期(1949-1979)这30年间,中国电影的价值不在于艺术性,更在于对意识形态的传播,根据表现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定如何展现艺术性。虽然此时的电影研究者更倾向于电影的娱乐性,但是从电影发展的历史看,更多时候承担的是宣教使命的媒介。1949—1966年这17年的电影,在毛泽东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文艺路线指导下,完全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宣教工具。“文革”十年时期,电影的发展严重受挫。在“文革”前期的大部分作品因“反革命帽子”被禁止播放,艺术创作的“三突出”原则成为指导原则,京剧样板戏成为电影的主要形式。[2]

从东北民俗文化看。“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创作指导思想,同样也是理论界的评判原则。以评论性文章为例,这期间的报纸杂志,95%以上的影评结论只有两个:要么是政治上的肯定要么是政治上的否定。真正从艺术创作本身为基点审视艺术的创作或批评成果,屈指可数。以专门评论电影的理论著作为例,夏衍1958年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张骏祥1959年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徐昌霖1962年的《电影民族形式探胜》、冀志枫1962年的《蒙太奇技巧浅探》,数量是少之又少,所以罗艺军《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指出:“新时期短短十来年所占的篇幅,与前半个世纪的总和几乎相等。”[3]影视创作环境的绝对政治化,对东北民俗文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基本扼杀了其在影视创作存在的可能,即便是有也只能是政治表现的需要。民俗在这一阶段的境况同样是不容乐观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俗的处境堪忧。作为民俗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显学,民俗学则属于被压抑的学科。这样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从民俗研究领域来说,民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扼杀,研究内容被融合到民族普查、为工农兵创作、民间歌谣与民间故事的搜集与整理等其他学科。另一方面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1949年以后,对萨满等巫文化全面否定,民间的巫文化被视为封建迷信加以取缔。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巫师被当做牛鬼蛇神,成了专政对象。这就使即便是在创作中涉及到东北民俗,对其的立场由于受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断然的批判是一定的,而这种批判是有别于30年代萧红、端木蕻良对民俗的批判的,因为东北民俗在30年代作家笔下是具有两面性的,即是以辩证性审视民俗。一味地盲目否定,就意味着生命力的消亡,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利于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

于是,东北民俗文化即便出现在影视创作中,要么作为陪衬,要么成为反面教材,要么干脆从影视创作中消失,从而迷失在阶级斗争中。新时期,随着创作理念的被摆正,民俗研究工作的加强,民俗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价值的被认可,使东北民俗文化以独立的审美个体参与到影视创作中,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纠正之前错误理念的同时,使民俗文化传承回归理性。东北民俗文化在被否定与被认可中不断得到完善。

二、新时期东北民俗文化影视表现的特征

1. 对东北民俗文化物质层面的常态复现

文革结束之后,弘扬主旋律、反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成为荧屏“宠儿”。影视创作紧跟时代步伐,结合东北地域特征,以东北农村为创作背景、以影像为创作媒介,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呈现东北民风民俗。

《柳树屯》《女人的村庄》《女人当官》等一大批影视作品的播出,在荧屏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促进了具有东北民俗特点影视创作的发展,为东北区域形象的塑造增添亮色。这时期有关东北民俗的影视创作,表现最多的就是复现常态生活。通过常态生活的复现展现东北人超然面对常态生活的心境。日常生活即是风俗化了的生活,生活世界就是风俗化了的世界。所以,展现风俗,最直接的媒介就是再现日常生活。这时期的影视创作,尤其是展现东北农村题材的,如《闯关东》《乡村爱情》《圣水湖畔》《插树岭》等有大量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从饮食文化看,简单实惠是标志性特征。几乎所有的东北题材影视创作中,炕上方木桌是每家必备的,一日三餐全家人围着它吃饭是必须的,桌子上的大葱蘸大酱是永远也缺席不了的。煮苞米、粘豆包、饺子、大葱、大酱,成为东北地域的饮食符号。从服饰文化看,厚重保暖是显著特征。《插树岭》中,皑皑白雪时,男性村民标志性的服饰是厚棉帽子,颜色多为黑色、深蓝色或军绿色的厚棉大衣,厚耳包;女性村民标志性的服饰是永远的碎花布对襟棉袄、毛衣。从建筑文化看,“火炕”具有不可替代性特征。东北民居一般是三间房子,“外屋地”连接两侧的起居室。各种活动的场所集中在火炕上,火炕成为具有东北民俗特点的物质,是呈现东北民俗文化精神内质的媒介。《过年》《乡村爱情》《插树岭》《圣水湖畔》只要有东北民俗,就会有东北的“火炕”。火炕靠近门口的温度较高的一侧,称为“炕头”或“炕里”;远离门口的一侧温度相对要低些,称为“炕稍”。《插树岭》中马春父亲招呼二改:“上炕里啊!”在待客上,到“炕头”或“炕里”坐,成为对来访者最高的礼遇,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招呼语反映出东北人的淳朴好客。

透过普通东北人点滴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折射出东北地域特有的民风民俗。

2. 对东北民俗文化精神层面的人文呈现

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早在18世纪学者就开始注意环境要素与人的关系,如英国洛克的“白板”论,泰纳和左拉的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4],“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5]。自然地理在决定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同时,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与其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就会形成某个特定区域的区域性文化,而在这种区域性文化的作用下,影响该区域居民的人格构成和心理机制。黑格尔曾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性使人离。”[6]这里既指出地域间的差异性造成个体间的差异性,又指出环境对个性成长的影响。东北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决定生活的人也具有该区域自然条件所具有的特性。

东北的经济模式长期以来以农耕为主导,加之我国最大的松辽平原、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的松嫩平原为东北农业发展所提供的上好土地资源,使东北人不得不关心土地,不得不对东北优越的土地资源自豪。白山黑水、大漠莽林养育了黑土情结。端木蕻良的《我的创作经验》:“在人类的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仿佛我生下来的第一眼,我便看见了她,而且永远记起了她”[7]。东北冰天雪地的寒地生活占较大比重,造就出东北人独特身体特征和地域意识。在长期寒地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东北人形成了自己的体态特征和性格特点:身体强壮,韧力坚强,能够抵抗外在的侵扰。这样的地理环境所积淀出的心态,无疑会具有粗犷豪放的精神特征。黑土情结和冰雪情怀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东北人豪爽、热情、好客的性格特征。所以在东北影视创作中,盛菜的器具是如盆的,吃饭的口是大张的,待客的热情是高涨的。影视创作既铸造了黑土地优越感所带来的豁达个性的同时,也塑造了东北人性因此而具有的弱点。对文化的守旧、对土地的固守、对现状的安于,惰性、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愚昧、保守是这类个性的必然特征。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个别的消极个性,愈发凸显小蒙(《乡村爱情》)、马莲(《圣水湖畔》)、徐大地(《希望的田野》)、朱开山(《闯关东》)等排除万难、锐意进取的“闯关东”精神的难能可贵。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个别消极个性所带来的固守,在一定意义上还意味着忠诚。因为这些对土地不同形式的忠诚,所以,东北人爱国爱家,家园意识、家族意识是牢固的。

所以,任何意识的产生都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外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东北的自然环境缔造出东北人豪放的精神意蕴、率直纯朴的民风民俗。

三、新时期东北民俗文化影视表现的意义

东北民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作为影像的构成因素,以其独有的审美元素参与影视的叙事过程,彰显艺术生命力、传承传统文化,这其中既有发展地域文化的需要,也有发展地域经济的需要。

1. 发展地域文化的需要

长期以来相较于中原文化的落后,东北民俗文化一直以来不为人所重视。随着各类非遗项目的申请成功,非遗的保护开发成为学界观注的重点,尤其是对濒于消失的民风民俗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使民俗文化在东北地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认识。

2. 发展地域经济的需要

近几年,东北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弱势。以2014年为例,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分别是5.8%、6.5%、5.6%,位列全国后五位。寻求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媒介一直以来是国家东北工作的重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圈建设”、《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推动了东北地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区域经济建设的加快,区域文化建设也逐渐被重视。民俗文化成为东北地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于是依托“东北民俗文化”,以影视创作为媒介,势必会推进东北文化建设。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东北文化发展战略”成为文化工作者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

吉林省十三五规划中强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彰显农村特色,注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加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力度。”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中,在推动实施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中,东北民俗文化的影视创作自然成为历史使命。

摘要：新时期以来,随着民俗文化价值的被重新认可,艺术创作思想的被重新纠正,使东北民俗文化成为影视创作的构成元素。影视创作在对物质层面的常规复现和精神层面的人文呈现过程中,诠释东北民俗文化的内涵,对发展地域文化和地域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新时期,影视创作,东北民俗文化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张妍榕.中国建国后30年电影歌曲宣传内容的流变[D].辽宁大学,2013.

[3]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巩杰.1979年:中国电影的革故鼎新之变[J].当代电影,2014,04.

[5]袁彦文.对新世纪以来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民俗文化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6]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新时期以来 篇8

一、狂欢化的人物形象:狂欢权利宰制的“革命英雄”与正反

《坚硬如水》从高爱军痛说革命家史写起,刚一出生父亲就被日本人杀死,因而在高爱军心里埋下了仇恨和革命种子。自幼革命力无穷,继承先烈遗志,参军到了部队。随着所在部队的缩编,决定复员回家闹革命。可以说此时此刻那颗从小埋下的革命种子正逐渐在高爱军的心里萌发。

家庭生活的不幸导致革命的欲望从小就埋藏在高爱军的心里,为了能够参军入伍他娶了村里第一任村支书的妻子程桂枝,但他并不爱她。可以说正是这种早已存在的革命欲望,致使高爱军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他革命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是这种以权欲为基础的婚姻生活也加剧他对整个程岗镇的仇恨。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他遇到夏红梅一这个陪伴她闹革命的伴侣之后,他就抛弃了让他实现今日理想的妻子,从而演绎出一段畸形的“革命+恋爱”的生涯以及最终在二程书籍上所进行的狂欢式的交欢。

随着情节的发展,高爱军这个人物越发的引人注目,他是权利欲望的化身,这种欲望在他身上换发出一种无穷尽的革命力量,从最初的牌坊之战到程寺之战。这种革命的欲望在高爱军身上逐渐的异化,逐渐变成这种异化的权利欲望支配着高爱军去进行革命,此时高爱军已成为权利的傀儡,失去了自己思考的能力。当桂枝死了之后,他将其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自杀案”,这正表明他已经被“革命”冲昏了头脑,麻木了灵魂。

余华的《兄弟》从李光头的偷窥写起,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流氓”、“无赖”形象的李光头。但李光头的形象不止如此,由于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影响,李光头是一个性格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投机倒把,四处钻营和无数女人发生关系,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十足流氓、无赖;但另一方面他对宋刚情深意重,在经历了初期生意的失败,他毫不气馁,承受着人们的不解,不断的挑战人生。可以说李光头这个人物具有两面性。

虽然从李光头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神奇的力量,生机勃勃,不断奋斗。为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生活不断的拼搏,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光辉的形象被他性格的另一方面欲望和罪恶所掩盖。举办荒诞不经的选美比赛、当宋刚卧轨自杀时正在和林红肆无忌惮的做爱等。在一半人看来李光头只不过是一个狂欢式的“小丑”。

二、狂欢化的场景:革命话语的狂欢与“节庆场面”的狂欢

相比较之前的《日光流年》,可以说《坚硬如水》则是一次突变。在语言方面有了新的变化。从神秘、凝重的语言突然变得张扬、滔滔不绝、激情四溢,呈现出一种汪洋、泛滥的态势。这种变化更加突显了作品的喜剧和荒诞色彩,呈现出狂欢化的一面。语言的变化是作品狂欢化叙述的外观,更能揭示《坚硬如水》的深刻内涵。

在《坚硬如水》中对联、顺口溜、语录歌、政治演讲等许多“文革”语言杂糅出现在小说中。例如牌坊之战失败之后,我来到河滩,想到“这时候红梅能如约而至该多好。他是我唯一的革命同道和安慰,是我唯一的支持者和拥戴者,是我朝思暮想的思恋和寄托,是我的血,我的肉,我的灵魂和精髓。”所有的日常对话甚至是性爱语言,都转化成为语录式的革命思维。人物的情绪始终处于亢奋的状态。这种语言形式的引用其实是表明了那个年代人们日常话语的缺失。同时也说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甚至是正常的性爱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压抑。从而衍生出这种狂欢式的语言方式。

相比较于《坚硬如水》中“红色语言”的狂欢,余华在《兄弟》中塑造更多的则是“节庆场面”的狂欢,一个狂欢式的舞台,通过这个舞台将狂欢的氛围渗透到整个作品之中。例如在《兄弟》的开头就描述了一个由于李光头的“偷窥”而引起的游行的场面。分别以“赵诗人”和“刘诗人”自居的赵胜利和刘成功押解着李光头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游行,“附近就有一个派出所,他们偏偏不送他去,他们绕着路去更远的派出所,不走小巷专走大街,他们要让自己出尽风头。”不厌其烦的对李光头的“偷窥”行径进行着一遍又一遍的控诉。以“赵诗人”、“刘诗人”为代表的刘镇人表面上义正言辞,实质上他们也只不过是一群未开化的“看客”罢了,当相对于那些麻木的看客,他们的内心实则兴高采烈,那种畸形的欲望在这个游行中得到了暂时的满足。

三、狂欢化的意义:主流话语的沦落与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寻

相对于阎连科之前的许多小说,《坚硬如水》在创作形式上不存在太特殊的地方(例如《日光流年》的索源体);在创作题材方面与以往的苦难叙事也存在差别(例如《年月日》)。但不能否认的是,阎连科在这部小说中营造的政治权力话语和私人话语杂糅的氛围之下,作品中人物欲望的展现,被权力钳制之下的狂欢式的生活态度正是这部作品的真正意义所在。

阎连科《坚硬如水》中营造了“地上”和“地上”两个狂欢式的场面,分别象征着“政治话语”和“个人话语”两个方面。两个场景、两种话语对立存在但又相互依存。但无论那个场景都被繁多的“政治语录”所包围,甚至包括高爱军和夏红梅的性爱话语。表明了在这个怪胎时代,主流的日常话语早已被畸形的政治话语索取,流落成为这个特殊时代主人公“原欲”即爆发革命的陪衬。

余华在《兄弟》中营造的狂欢化叙事的背后,是他更高层次的价值和人生追求。相对于余华一贯的苦难叙事,在《兄弟》中又塑造了人生存的苦难场景。在那个压抑的时代,人们只能靠偷窥、暴力等手段来释放自己压力的内心。只能在狂欢式的场景中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欲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性苦闷、性压抑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展现那个特殊的时代人类的生存意义,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人的“存在”。余华用这种狂欢式的叙事方式来探究人的生存意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展现了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

摘要：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和余华的《兄弟》都是以文革为背景,两者均描述了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人物肆无忌惮的狂欢。阎连科笔下的狂欢化书写是表明了主流话语沦落下人物理性的缺失;而余华的狂欢化书写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显示了作者对人物生存境遇的关照和对人物生存意义的探寻。

关键词：狂欢书写,阎连科,余华,主流话语,生存意义

参考文献

[1]阎连科.坚硬如水[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2]余华.兄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阎连科、梁鸿对话录[M].广西:漓江出版社,2014.

[4]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5]孙斐娟.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娱乐化[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6]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J].文学评论,1994(5).

新时期以来 篇9

儿童剧的“儿童”范畴, 通常指幼儿园、小学、初中这三个阶段的适学儿童。儿童在这个时期的成长过程中, 在其人格发展、自我意识 (生理自我、生理自我、社会自我) 的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半成熟、半幼稚的特点, 充满着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和幼稚性的矛盾 (2) 。而作为儿童监护人的家长在其整个成长阶段都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的文章, 说江西金溪有个名叫方仲永的少年, 小时候比较聪明, 5岁就能作诗, 但由于缺乏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及时的教育培养, 12、13岁时写的诗已经不如以前好, 到20岁左右, 则“泯然如众人矣”, 这说明后天家长的引导和教育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儿童剧中除了主体对象儿童外, 家长形象的塑造也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新世纪, 随着中国儿童剧的发展, 其中儿童形象历经变迁, 家长的角色、形象设计也逐渐成长、进化、蜕变。

一、从政治榜样向多元化形象转变, 正反面形象评价标准弱化

1960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刘文学》是我国第一部儿童电视剧。据统计, 1958年~1965年这8年时间里, 也就是十年“文革”之前。北京电视台播出电视剧80多部, 儿童电视剧就有36部之多, 几乎占整个播出总量的一半 (3) 。这时期的作品有《小八路》、《小英雄雨来》、《红缨枪》、《不当小金鱼》、《韩梅梅》等, 这些作品虽然主要描绘的是儿童形象, 但更多的是一种过早成熟的“小大人”模式。在这些儿童剧中, 主角看似少年儿童, 其实他们的形象设定只是缩小版的成人, 各方面思想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已经被当时浓厚强烈的政治氛围渗透。其中家长形象常常被弱化, 其存在也只是表示小英雄们的存在和成长是有据可循的, 是革命传统的自然延续。或者说淳朴、善良、可怜的家长们的不幸是小英雄主义产生的导火索。所以这时期的家长形象和儿童形象有时是对调的———不是家长教导儿童, 而是儿童觉悟高于家长;不是家长引导儿童, 而是儿童拯救家长。这时期家长形象非好即坏, 而且存在作用极弱。在电影版的《闪闪的红星》中, 虽说潘冬子的妈妈是一名共产党员, 为了保护村民, 自己被火烧死, 但在这个情节上, 影片只表现了她作为英雄的义无反顾, 却没表现她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家人、生命的不舍, 而且在看到母亲要被火烧的时候, 爷爷想要上前去救, 潘冬子居然拦住爷爷, 说:“妈妈是党的人, 决不让群众吃亏。”这样的人物设定确实符合榜样的形象, 但是不符合儿童心理, 也不符合家长心理。遗憾的是, 在2008年的电视剧版《闪闪的红星》中, 这样的情节依然原封不动地存在。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 1979年8月, 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第一次召开了我国自有电视以来就电视节目召开的全国性工作会议———全国电视节目会议。针对电视剧的创作情况, 会议提出要“抓创作、抓队伍、抓制作, 把电视剧大办起来”。会议之后,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辽宁等电视台及中国广播艺术电视剧团都投入力量加强电视剧创作, 之后我国电视剧数量有了明显增长, 儿童电视剧也得以复苏。经过相隔十余年的政治、经济、思想变迁, 家长形象不再是黑白分明———逐渐向人性本色迁移, 如家长也会犯错, 也会在政治立场上站错队, 但这并不否认家长对孩子的爱, 以及其内心的挣扎和对良心的拷问。

新时期, 描写少年英雄、榜样的儿童剧仍有许多, 如《少年英雄王二小》、《小兵张嘎》、《赖宁》、《童年周恩来》、《少年毛泽东》等。在《小兵张嘎》中典型的反面家长形象是佟乐的父母。他们为了自己的酒楼生意, 有意处处讨好日本鬼子, 甚至把儿子当做筹码, 让他认日本人为干爹以投靠日本后台。在政治立场上他们左右摇摆, 但他们对儿子的爱是真实的, 而且当受到环境感染并且亲身体会到侵略威胁到自身时, 他们也做出了顽强的反抗, 并且纠正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在《星际精灵蓝多多》中, 这里的反派则是一个“黑心博士”, 这个反面角色相比《小兵张嘎》更有科幻意味———他的动机是为了破坏距离地球三百万光年的比特星, 因此时常暗中破坏蓝多多和蔡小豆等同学保护地球和比特星的“好事”。但是在他的内心里, 他深爱自己的孩子, 有善良的一面。在《家有儿女》中, 即使父亲夏东海常常是家中的“引航者”, 但有时也会犯小错误, 如总是做“老好人”, 面对不想做的事情不会说“不”。

由此可见, 充满人情味的家长形象逐渐代替了完全正面或完全反面的角色, 家长们逐渐走下神坛, 成为真正有血有肉的“亲人”。展现他们的失误或者缺点也成为新时期儿童剧的必要戏剧元素。

二、传统家长形象向中性形象转变, 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家长形象增多

20世纪80年代之后, 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模式开始渗透进来, 民众普遍经历着一场“文化震惊”, 思想和心理上都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表现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人类形态发生微妙转变———男性形态与女性形态共同向中性过渡。

尤其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一批女性精英后, 女性开始工作、走向社会。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 女性就业情况有以下显著变化:1.部分女性就业层次提高。2.女性就业的职业结构趋于合理。3.城镇女性就业自主性增强 (4) 。新时期的中国女性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女性都充满自信、勇气, 更具挑战性, 她们敢于选择自己的生活, 有新型的价值观念。新时期的中国女性逐渐摆脱旧社会中压抑人性的条条框框, 在发展中渐渐明白要为自己走一条自尊、自信、自立之路。生活上, 她们经济独立, 大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甚至有些在事业方面独占鳌头, 比起男性也毫不逊色, 这也是所谓的“女强人”出现的原因。与此同时, 男人形象不仅是高大、理性、有责任感的代名词, 还逐渐添加了女性成分, 拥有精致外表、温柔、细腻及注重生活品质的特性。除了社会上的地位变化, 这种性态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家庭之中。女性家长在新时期之前的儿童剧中的形象往往是女革命者和贤妻良母, 但新时期之后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提升了, 形象不再局限于相夫教子的“母性形象”, “中性形象”逐步取而代之, 教育子女不仅是慈母严父的固定模式, 父亲可以谆谆教导, 母亲也可以“横眉冷对”;料理家务也不再是母亲的固定责任, 一定程度上, 父亲也承担起处理家庭琐碎的责任。

在《淘气包马小跳》中, 马小跳的妈妈丁蕊是一个记者, 是一个女强人。为了工作甚至八年没有亲自管教孩子, 而把马小跳全权交给外公, 外公对马小跳则听之任之, 这也导致马小跳比同龄孩子更调皮的直接原因。但在管教孩子方面, 她又是比较传统的家长类型, 不听话就打骂。马小跳的爸爸是一个玩具设计师, 相较于妈妈, 他更理解孩子, 能从孩子角度提出教育孩子和与孩子相处的方法。这种“父亲功能”与“母亲功能”对调的家庭形象在新时期的儿童剧中屡见不鲜。2005年热播的《家有儿女》中的母亲———刘梅是一个教育观念较为传统的女性, 她同很多中国母亲一样, 照料孩子们和丈夫的起居饮食, 但她的缺点也十分明显, 她爱唠叨, 遇到不顺心的事只会唉声叹气甚至迁怒孩子。对孩子的管教非常严格但有时缺少方法, 导致事与愿违。虽然作为继母, 尽量处理好这个身份, 但她的方法过于简单, 就是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缺少沟通, 导致前期与孩子们沟通不畅。同时她还认为孩子就是要好好学习, 有别的兴趣爱好就是“不务正业”。而父亲———夏东海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海归, 他的许多教育理念不同于刘梅, 和孩子们的相处模式更加像朋友, 能和孩子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 并正确处理问题。当孩子面临问题时, 剧里常出现一个剧情模式:孩子们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问题, 母亲刘梅前去处理, 结果由于自己的武断决事、不了解情况或采取不对的方法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然后父亲夏东海了解情况后主动和孩子交流沟通, 帮他们出了个好主意, 最后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这种剧情模式贯穿三季《家有儿女》。此剧热播后, 夏东海这种具有开明现代教育理念的父亲形象在很多孩子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模范父亲。但同时由于这种相处模式, 他也会遇到困难———碰到孩子调皮顽劣, 沟通无效, 而又不愿意付诸“武力”的时候, 只能无能为力。这种状况是对现实的复现, 每个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教育问题, 所以《家有儿女》的成功不仅给孩子们提供了引导和欢乐, 还展现了父母们的“成长的烦恼”, 揭露了现实存在的教育问题, 并在嬉笑打骂中为之提供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三、家长与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改变

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 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可以说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家长常认为孩子的人生道路应由家长主导。当然拥有这种思想观念的现代家长并不是少数。但是电视作为大众传媒艺术, 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在复现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会从制高点提出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如今, 儿童剧中有这样思想的家长形象可以明确感觉到已被塑造成一类反面形象。常常以此种形象突出另外一种家庭观念的优胜之处。如《加油儿女》、《淘气包马小跳》、《家有外星人》等常设置此类对比。而这种对比代表的教育观念的差别也体现了孩子与家长地位的潜移默化。

(一) 与孩子共同成长、斗智斗勇。

新新 (80年代) 父母作为计划生育的第一代, 有的自身也是独生子女, 他们的成长中感受到独生子女享受的“过分的爱”, 所以他们在教育子女时并不能以身作则, 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充满疑惑的。而有时由于忙于工作, 常常把孩子托管给自己的父母, 让老年人抚养教育, 因此可能与孩子的沟通产生间隙。而老年人对于家中的“独苗”则大多无条件顺从, 无限溺爱, 常常因为祖父母辈的庇护, 孩子遇到错误要被惩罚时, 不仅鬼灵精怪想出很多方法逃避, 还总会躲到祖父母那里, 有趣的是, 这种祖父母辈对小辈的爱和当初祖父母辈对父母辈的溺爱是一样的, 所以父母辈面对这种庇护缺少经验, 往往无从下手,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家长的教育。如《家有儿女》和《淘气包马小跳》中, 刘星的奶奶总是无限宽容刘星的错误, 而马小跳的外公也是如此, 所以可以发现刘星和马小跳这样极其调皮的性格是相同的, 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类似。在《淘气包马小跳》中, 马小跳半夜爱蹬被子, 导致感冒引起家中骚乱。这都是由于八年之中马小跳都是与其姥爷一起生活的, 父母对他的一些日常习惯不甚了解, 而且马小跳父母的工作压力都很大, 他们没有时间、精力, 并且由于缺少照顾孩子的知识和经验, 甚至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不能完全料理妥当, 所以他们不能像老年人一样想得面面俱到, 不能常常观察、看管小孩。所以在与孩子相处时, 常常出现的状况是父母在与孩子的互相了解、摩擦中共同成长, 呈现一个互相促进、进步的长期过程。

(二) 孩子与家长身份对调, 人小鬼大的孩子和不让人省心的父母, 出现反哺的家庭关系。

在科幻儿童电视剧《家有外星人》中, 小主人公唐不苦还是个小学生, 父亲唐朝是个丧妻的中年男人。每天早上都是唐不苦为父亲唐朝准备早餐、喊他起床, 甚至教育他的父亲———唐朝不要挑食, 有时唐朝还会问儿子借钱。而他的继母则是一个外星人, 性格单纯, 对地球的事情知之甚少, 所以唐不苦和其继母的女儿———可儿 (高智商外星人) 承担起了引导甚至教育其继母的责任。这样的设定充满了戏剧性, 也更有喜剧性, 为儿童剧增加了另一种“笑果”。这样的亲子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并不多见, 但随着80、90年代的独生子女逐渐为人父母, 本身并不成熟的父母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 随着21世纪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 青少年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了解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 早熟现象日益突出。并且伴随着“朋友式亲子关系”越来越受推崇, 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小, 代沟越来越小, 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等级观念已经逐渐瓦解。这样的亲子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可能, 并可能继续反映在儿童剧作品之中。

四、新时期以来家长形象构建中出现的问题与反思

(一) 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前的儿童剧, 新时期的儿童剧有了质的飞越———儿童电视剧样式风格更加多样, 以年龄细分的电视剧定位更加具有针对性。

儿童电视剧的播出时间和平台都得到了有效保障。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电视剧发展的整体水平相对我国儿童的现实需求来说, 儿童电视剧的发展依然显得缓慢, 其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儿童的收视需求, 质量也良莠不齐, 精品剧更是缺乏。根据2008年的数据, 我国大约有2.78亿儿童, 约占总人口的21%。2013年电视剧年产量15000集, 但是每年的儿童电视剧产量仅为20~30部, 这种产量和需求是完全不成正比的。按广电总局要求, 儿童电视剧的产量应占全国电视剧产量的7%, 这个要求是不算高的, 但相对于我国目前万集以上的电视剧年产量, 儿童电视剧所占份额远不能达到此要求。对此, 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先生曾用“3亿儿童, 嗷嗷待哺”形容我国儿童电视剧的严重短缺现象。2004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对少儿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出了新要求。为此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台都加大了少儿题材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力度, 为了强调导向、督促生产、沟通信息和便于播出机构的关注, 总局在每期电视剧题材规划的批复上都专门开列了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剧目表 (5) 。2004年4月, 广电总局还出台了一系列“抢救儿童片的措施”, 这种政策性的支持给不景气的儿童剧灌注了生气。所以2004年诞生了一系列优秀的儿童剧, 如《快乐星球》和《家有儿女》、《小兵张嘎》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儿童剧市场的不成熟, 很多儿童剧在卖给电视台之后便没有其他营利渠道, 导致儿童剧成为“亏本买卖”。值得欣喜的是最近国产儿童剧在市场营销环节上开始走上正轨———2010年拍摄的《巴啦啦小魔仙》就是成功案例, 虽然当时拍摄条件、服装道具都很简陋, 后期特效也很一般, 但却因为新颖的故事题材和内容成为青少年们热烈追捧的对象。在电视剧热播后, 影视公司立刻进行后期跟进———开发周边玩具、服装, 甚至拍摄了大电影, 利用明星效应进行宣传。还制作了同名动画片, 两种模式相结合, 使《巴啦啦小魔仙》的品牌力量深入人心。

(二) 除了制作上的缺憾, 新时期儿童片在制作过程中, 在追逐平等价值观念时, 有时会盲目、失去方向。

导致父母被孩子牵着走, 一切以孩子为中心, 视角不平等的状况。在追求孩子也有话语权的同时, 下放家长的话语权。而对待不同孩子时, 并不能一视同仁, 公平有时只是对“好孩子”而言。如《家有儿女》中的继母———刘梅, 对于自己的亲生孩子刘星, 她管教起来“不留情面”, 对于刘星的调皮始终觉得是负面的性格, 所以常会“埋汰”他。而对于家中另外两个孩子则尽可能地“和颜悦色”, 认为他们不是自己亲生的而且学习好所以不能批评教育他们。这种区别对待并不仅存在于这种重组家庭之中。表现在每个家庭之中就是优待成绩好的孩子, 对成绩差的孩子则是批评打骂。这种价值偏差并不是儿童剧作者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问题, 而是广泛存在于现今社会中的症结, 新世纪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仍处于茫然和探索阶段, 一方面沿袭了祖辈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 另一方面被新的来自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和媒体的渲染熏陶。传统与现代两者的矛盾不断冲击着这些家长们, 他们不知如何选择, 鱼和熊掌想兼得,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纠结价值观念。

(三) 进入新世纪后, 不管是儿童电视剧还是儿童栏目中, 都存在一个普遍问题———我们常看到的是城市儿童的成长与城市家长的家庭形象, 并且这些城市家庭多半是汉族家庭, 其他民族家庭在当下儿童剧中存在感较低。

当然随着城市化的进展, 城市儿童、家长形象在儿童剧、儿童栏目中的比例大大增加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这种变化不应成为使农村孩子、农村家庭、少数民族孩子和家庭失去话语权的理由。

在后现代的今天, 电视媒介的内容丰富性与超强传播性, 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无疑是巨大、深远的。我国大约有14.1亿人口, 农民占其中的87.4%。在大约2.78亿的中国儿童中, 占大多数的仍然是农村儿童。然而在作为农村家庭了解外界的主要媒体———电视中, 如果他们体会不到自我身份的存在感, 毫无疑问会使他们质疑自我。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绝大部分和祖国未来希望的生存价值将受到影响。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少数民族人口有10643万, 占全国人口的8.41%。这几组数据都表明现今儿童剧中的儿童、成人形象在社会成分构成中是与现实相脱离的。即使展示农村儿童、家长形象, 题材也大多局限于帮助贫困落后的农村家庭的弱势群体层面。事实上这种观念与一些剧作者脱离生活实际、缺少社会实践相关。现在“农村人”早已不是旧观念中贫穷落后的样貌, 他们同样拥有多彩的生活和丰富的精神文化。对于农村生活、农村家庭的观念落后, 是造成现如今中国儿童剧题材类型片面与狭窄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胡智锋, 董小玉.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魏南江.中国类型电视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3]王青亦.真实电视——电视仪式与审美幻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新时期以来 篇10

综观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史前至西周时期手工业的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 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虽已诞生但考古发掘资料有限, 所以在这一阶段没有学者专门对史前至西周时期的手工业进行研究, 只在一些相关著作中有简单的涉及, 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如《中国工业史》和《中国工业史要》均对该时期的手工业有简单的述及。《中国陶瓷史》将先秦时期分为原始时代、唐虞时代和夏商周时代, 根据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 阐述了每个时期制陶业的发展概况。《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对原始社会与夏商时期手工业生产的形态进行了论述。另外, 一些经济史著作和论文对该时期的手工业也有简单的涉及。

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取得发展, 手工业方面的考古资料逐渐增多, 一些学者开始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来研究该时期的手工业, 但毕竟资料有限, 许多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 尚处于初级探讨阶段。这一阶段, 研究先秦时期手工业的专著很少, 古代手工业的通史性著作也罕见, 只有一些相关著作对先秦时期或其某个阶段的手工业进行了论述, 如《中国青铜器时代》对殷周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史》对原始社会与夏商周时期的建筑遗迹进行了介绍。

综述性的论文《西周春秋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 对西周与春秋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和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史前至殷商时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也进行了简要的叙述。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和甲骨文记载, 《商代的手工业》将商代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分为铸铜、制陶、制骨、玉石工艺、纺织、制革、酿造、版筑、舟车、木作等不同的工种, 并对这些手工业的工艺制造过程及其产品进行了复原研究。

和手工业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 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等均有学者做了研究, 这些文章虽然不完全是以手工业为题, 但根据其行文、使用的资料和研究的结论, 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手工业。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一方面, 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 考古资料日益丰富。另一方面, 学术研究气氛空前活跃, 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在重视文献资料与古史传说的同时, 充分利用考古资料进行先秦史研究成为古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与前一阶段相比, 和手工业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增多, 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增加。

迄今为止对先秦时期手工业进行研究的专著有《先秦手工业史》, 该著对先秦时期的石器、木器、玉器、骨器、建筑、纺织、青铜、铁器、漆器、皮革、玻璃、酿酒、制盐等手工业部门及其技艺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评价, 对各部门手工业的发展演变及三代手工业的经营形式、特点及性质也进行了探讨。另外, 《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是对夏商至秦汉时期手工业经济进行研究的专著, 该著对夏商周时期手工业的政策、制度、管理体制、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问题做了研究, 对各个手工业部门的手工业技术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探寻, 同时探讨了手工业经济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这一阶段出现的关于古代手工业的通史性著作, 大多都将先秦时期的手工业作为古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关注。《中国古代工业史》阐述了中国手工业起源、发展和演变的道路, 并介绍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由粗趋精的过程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中国工业史·古代卷》论述了原始社会与夏商周三代各个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和技术水平, 对三代手工业者的分类和成分、手工业产品的交流和政府对手工业产品流通市场的管理等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手工业简史》论述了原始社会至三代时期手工业起源、发展与繁荣的历程。《中国企业史·古代卷》, 则对商代至东周时期手工业作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论述。

一些经济史著作中, 也有专门的章节对先秦或其某个时期的手工业予以探讨, 如《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 按原始手工业部门产生的先后顺序对各部门的生产内容和生产技术进行了研究, 并且对反映在手工业生产上的社会分工形态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探讨。《商代经济史》, 则对商代的青铜冶铸业、建筑业、陶瓷、纺织、木作业、漆器、玉器、骨器、酿造等手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 对手工业劳动者的身份及王室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中国远古暨三代经济史》对远古时代特别是夏商与西周时期的手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

手工业行业的通史性著作, 如《中国陶瓷史》、《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 (古代部分) 》等, 对史前与西周时期相关行业发展的历史均有所涉及。

综述性论文较多, 如《殷周时代的手工业》, 论述了殷周时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我国的原始手工业》根据考古发掘资料, 将原始社会的手工业分为制石、制骨、制陶、制皮、纺织、木作、编织、金属冶铸等八个生产部门, 对这些部门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探讨, 并且对原始社会手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以及手工业者的地位进行了研究, 认为在氏族社会前期, 氏族首领亲自参加手工业生产, 原始手工业者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均比一般氏族成员优越。《关于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的五千年间, 中国手工业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论西周手工业的发展》阐述了西周时期周人对手工业的态度、手工业的经营管理和发展状况等。

手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 《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中商代官府对手工业的经营管理有简单的涉及, 认为商代的官府手工业处于初创时期, 手工业经营属于奴隶制性质, 手工业劳动者是被集中于官府作坊的奴隶。《浅论商周私营制陶业———兼及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的起始时间》对商周时期制陶业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论述, 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私营制陶业, 在国家形成后不但没有消亡, 相反在广大的郊区和统治力量薄弱地带仍长期存在, 而且得到相当的发展。”《周代私营手工业类型略论》将周代的私营手工业分为独立小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和大私营手工业三种类型, 并对每种手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

手工业者的研究, 集中于对商周时期手工业者身份与地位的探讨, 主要是根据甲骨文和金文中关于“工”、“百工”等的记载, 以及随葬手工业工具的墓葬中随葬品的多少来分析判断的。[1]

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分工问题, 主要是探讨我国古代是否发生过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分工;恩格斯的社会分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如果存在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分工, 那么发生的时间在何时, 有何表现;如何正确评价其产生的社会影响等[2]。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手工业的特征问题, 也有学者作了探讨, 如《新石器时代手工业生产的特征》, 总结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对比, 手工业生产具有的明显特征。《中国史前晚期手工业的主要特点》将史前晚期手工业的主体部分分成特殊与普通两种类型, 并对每一种类型的生产方式及其特点进行了探讨, 认为中国史前晚期个体手工业发展受到双重制约, 手工业与农业分工并未成为中国史前晚期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

除以上问题的研究外, 由于先秦时期手工业部门的种类已经多种多样, 包括制石业、陶瓷业、纺织业、青铜冶铸业、玉器制造业、骨器制造业、木作业、漆器、金器等。各个手工业门类的专门探讨, 也是手工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个手工业部门的探讨, 根据各部门的具体情况, 研究侧重点有所差异, 但大多主要集中于对手工业部门的起源与发展状况以及手工业制品的制作工艺等方面。

综上所述,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学术研究气氛的日益活跃, 史前至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与薄弱之处。表现在:首先, 相关研究较多, 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罕见。如前所述, 迄今为止, 对先秦时期的手工业进行专门探讨的著作只有《先秦手工业史》和《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 (不包括史前部分) , 这与手工业在古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现代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是不相称的。其次, 相关研究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对手工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产品的分配与流通、不同区域间手工业的特色和技术交流以及手工业在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和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 仍然关注不够或研究不够深入, 而这些问题又是手工业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 已有的研究中, 不少问题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如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夏商手工业者的地位、原始瓷器的产地以及商代青铜器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等。

摘要：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史前至西周时期手工业的研究,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逐步深入, 根据成果数量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可将该课题的研究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其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与薄弱之处。

关键词：史前至西周时期,手工业,研究状况

参考文献

[1]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J].考古, 1981 (3) ;陈建敏.甲骨文金文所见商周工官工奴考[J].学术月刊, 1984 (2) ;陈旭.商代手工业者[G].全国商史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 1985;蔡锋.夏商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