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交关系

2024-10-24

中美外交关系(共7篇)

中美外交关系 篇1

一、1840、1844中美意识形态外交的必然性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从此中国社会出现了中国百年社会命题:中国的独立和中国的现代化的实现。1844年, 美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外交从此开始在中国百年命题的中国世界大背景下, 西方列强要求东方的中国屈从于西方 (包括美国) , 亦使中国外交屈从于西方的殖民需要。因此中国人民要解决中国的百年命题, 就必然要摆脱东方屈从于西方的局面, 摆脱中国外交屈从于西方外交。因此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必定具有百年必然性, 这种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百年必然性, 是西方列强 (包括美国) 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二、1840—1927中国宇宙观的中国切换

1840年中国社会百年命题使中国人民为了位置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包括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国清政府的自强运动, 中国的戊戍变法运动, 特别是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 中国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均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更不能改变中美之间的中国屈辱的外交。中国的先进知识份子从器物革命、政治革命中感觉到拯救中国必须开展文化革命, 于是他们高举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大旗, 开展了中国思想史上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然而仍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外交平等问题。恰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不仅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新时代, 在对中国80年代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反思中;在伟大的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在打破对西方巴黎和会幻想中;在五四年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推动下;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中;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中华大地诞生中;中国先进的知识份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自己宇宙观的中国根本切换, 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的问题, 解决中国的问题, 从而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性由此在中共和中美之间开始真正形成。

1924~1927年, 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中国大革命运动, 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占线。然而在大革命后期, 特别是1927年美国等西方列强于蒋介石结成了同盟, 扼杀了中国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也遭到了屠杀。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担当了中国革命, 中国百年命题的神圣使命, 是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的对抗性的必然性确立, (相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相对于1840年的中国革命而言) 。

三、1937—1945中美意识形态外交的缩小性

1937年~1945年中共和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在抗日战争中, 由于中共正确的政治领导、军事领导, 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新阶段新形势下中国农村革命道路, 中共在抗战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鉴于此美国于1944年派遣以谢伟思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了当时中国抗战圣地延安, 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了解。美国先进的记者如斯诺等亦到延安进行采访, 并对中共及时作出了正确的报道, 这一切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共是中国一支有生命力的政治力量, 中美 (中共) 在外交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性处于缩小性中, 为中共 (中美) 之间的外交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四、1945—1949中美意识形态在缩小中的增强性

1945~1946年出于当时美国在世界两级格局中的全球战略利益, 特别是亚洲的利益, 美国意图使中国成为其附庸国并加强其在亚洲的实力, 而对国共两党进行了赫尔利和马歇尔式的调处。然而由于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根本分歧, 由于美国的愿望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 而以失败告终。从而近一步增强了中共 (中美) 之间外交意识的色彩。1946年6月22日至1949年10月1日中共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 完成了中国百年独立命题, 彻底粉碎了在美国全方位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 在世界两级格局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 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悻悻然地离开了中国, 中共 (中美) 之间外交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是中国1945~1946~1949年的中国必然性。

五、1950—1956中美意识形态外交的根本确立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织了国际联合部队入侵朝鲜, 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953年在中美较量中, 中国胜利了, 如彭德怀所言西方列强只要在中国架起一尊大炮, 就可以使中国屈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色彩加剧。1953年~至1956年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三大改造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色彩从此根本确立。

六、1956—1976中美意识形态外交色彩在增强中的缓和

1964~1968年美国发动了侵越战争, 中国由于地源政治再次卷入了中美冲突, 在中国军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援助下, 越南抗美战争取得了胜利。美国深陷越战不能自拔, 其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受到了相当的削弱, 美国政府、美国政治家、美国军队再次领教了中国。1971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抬升,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帮助下, 中国政府打破了美国政府自1949年~1971年对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种种阻挠,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强大, 而在中美外交中主动开始减弱意识形态色彩, 考虑改变中美外交谋求相互理解。在70年代, 恰逢在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守势, 而中苏关系在此时已破裂, 鉴于此为打破中国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 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秘密访华, 谋求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解冻。1972年尼克松总统应邀访问了中国, 毛泽东主席与他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出现了根本的转机。而面向现实、面向国家利益, 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 标志着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色彩增强中的缓和, 为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建立正常的国家外交奠定了基础。

七、1978—1992中美外交在缩小中的增强性

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伟大的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中国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美国, 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意识形态色彩减弱的基础上实现了中美两国外交上的完全正常化。中美之间在1978年~1988年间比较健康的发展, 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减弱。然而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东欧、苏联相继解体, 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曲折, 在此种气候下中国出现了1989年的“六四”风波。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中国政府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 使中国社会主义旗帜继续在世界、在中国大地上飘扬。美国对中国施行了制裁, 使中美之间外交意识形态在蜜月中再度增强, 中国政府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 并与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斗争。1992年邓小平巡视了中国大江南北, 中国开始了当代伟大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此情况下美国主动在中美外交中减弱了意识形态性, 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再次主动修复了中美正常的外交, 中美关系再度步入正常轨道中。

八、当代中国中美外交意识形态的弱化性

1840年~1992年中美外交中意识形态具有以下特性:

中美外交意识形态的必然性。中美外交意识形态中的必然性有二种趋向性:其一, 是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中的必然增强性一面。由于中国百年命题的客观性和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美国在中国的一系列上述事件中客观地不断地加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必然性, 从而使中美外交带上了意识形态增强的历史必然性。其二, 是中美外交间意识形态色彩不断的减弱的历史必然性, 如在1937年~1945年, 1945~1946年, 1972年, 1978年~1988年因而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增强性、减弱性两种必然趋向性。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时代性。上述历史中的增强性、减弱性实际上受到了世界时代的作用。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由于中共要解决中国百年独立问题, 而美国则力图阻止中国的真正独立;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由于中共要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而美国则惧怕中国的伟大复兴, 因而增强了中国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必然性。而在战争与革命时代, 由于国家利益如1937~1945又减弱了中美外交意识形态中的必然性。在和平与发展时代, 由于国家利益, 中美之间在许多领域利益的一致性, 又进一步减弱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色彩。由此观之, 时代对中美意识形态外交有重大作用。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世界格局性。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 中国要实现百年中国命题必然要起来冲击这种从属格局性, 因而中美外交意识形态色彩增强。在世界多极格局中由于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 因此中美外交减弱了意识形态性, 而大大增强了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如1972年中美外交。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国家利益性, 在近现代、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中, 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利益地相互需求性日益增强。因而中美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的协调下存在弱化性。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根本对立性, 由于中美两国立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不同, 因而中美所确立的根本制度具有巨大的差异性, 因而使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根本的对立性, 根源于两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根本的国家利益。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前景具有广阔性, 随着市场经济实践, 世界科技革命、世界时代的发展,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必然能在相互理解中相互克制中得到相互理解得到相互弱化。因此中美外交在当代总体上趋于向良性方向发展。

九、走向务实的中美外交

当代中美外交应在相互尊重意识形态的差异下向务实方向迈进。具体地讲中美务实外交应消除以下几大障碍:

其一是中国的台湾问题, 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感情问题。而美国方面则始终把台湾视作美国在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始终不愿在中国这个统一的问题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因而增强了中美外交中意识形态色彩。

其二是美国在世界上搞单边主义, 推行其价值观, 干涉中国内政, 以致谋求和平演变中国, 这必然伤级中国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的中国感情, 因而亦增强了中美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色彩性。

其三是美国统治者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 真正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因而亦必然加大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外交性。

因此为了减弱中美外交的意识形态性, 需要中美双方相互理解、相互忍让, 真正把中美外交关系建筑在两国国家利益和当代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 唯如此中美外交、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才能真正得到健康良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中国近现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4]中美外交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5]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中美外交关系 篇2

2014-06-27 08:0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26日电 美国《国际日报》近日发表社论称,中美两国外交、军事交锋因美国重返亚洲而逐渐频繁,两国在外交,策略上的风格差异也更加明显。概括而言,中国的外交策略是政治谋略,而美国的外交策略则更像是军事战术。

文章称,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可操作性,见效快,但却易出漏洞,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谓深谋远虑。

美国外交思维好像是由军事将领的思维,外交策略如同军事作战似的,例如,建立起北美后院,如同巩固后方阵地,推动同盟国策略,将同建立一条防线。比如第一岛链,如同战场上设立的防御阵地。

文章指出,美国重返亚洲,希拉里设计了所谓的巧实力实际上并不是新鲜东西,就是敌人的敌人可以作盟友,或者让敌人的朋友成为敌人的敌人,从而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链。因此,巧实力只不过是在美国传统盟友上,再拉拢上一些与中国有纠纷的小国。

以军事思想主导外交战略,从美国的角度看,优点是目标明确,容易执行,缺点是敌意太明显,同时也极容被对方找出漏洞,因为军事比政治简单。而且,世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马奇诺防线的下场可以证明。因为再坚长的防线也有尽头,可以绕过去,比如美国重返亚洲,意图在海上封锁住中国走出去的路子,可是中国还有“高铁丝绸之路”,可以绕过美国岛链。另外,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薄弱的结合部,可以击破。

文章认为,美国外交策略如同军事作战似的,最大的弱点是,美军进攻时太过强调侧翼安全,侧翼中如果有对方的据点,美军就要停止进攻,甚至后退。而岛链中总有薄弱环节,因此当第一岛链中出现缺失,美国外交,军事重心就有可能退至第二岛链。

文章指出,中国的外交战略向来以政治谋略为特征,基本上都是要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取得互信才能进行的,这些策略具有长治的因素。

中美外交关系 篇3

美国大选终见分晓,奥巴马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外交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上台伊始,奥巴马便确立了变革的基调。与布什政府的“牛仔风”不同,相对平和务实的外交政策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行动主线。因此,在面对中东战争、反恐问题、修复传统盟友关系及多边外交等方面,奥巴马必会做出与布什政府迥异的决定。通过对两任总统外交政策的对比,可以窥见出中美关系的走势,以使我们能够顺利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

一、奥巴马对布什政策做出务实调整

(一)结束伊战残局,转赴阿富汗战场

在竞选中承诺,奥巴马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会在上任后16个月内从伊撤出美军作战部队。体面地结束伊拉克战争,是奥巴马对美国内忧外患的国家情况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做出的明智之举。毕竟伊拉克战争让美国付出了远远大于其利益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从伊拉克战争开始至今,至少已有3400多名驻伊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丧生。国内民众的抗议此起彼伏。在布什任期内之所以将伊拉克战争持续到最后,这与布什的外交策略相同。布什是强硬派,对外政策上一贯坚持先发制人的政策 。虽然自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布什备受非议,而且在国内的支持率持续下滑,但其立场仍十分坚定,布什曾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上发表讲话,表示“美国的敌人希望美国从伊拉克撤退,这正在考验美国的意志。在战争进行到第5个年头之际,美国不能退却,必须坚持到底,这样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但布什发动对伊战争并持续5年之久,在驻伊美军伤亡惨重、公众对战争日益不满的形势下,他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奥巴马并不赞赏布什在对伊战争上过于执着,认为过于强调伊拉克战争并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其在发表竞选演说中批评现任政府孤注一掷的对伊政策,面对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依旧逍遥法外,本·拉登还在继续的恐怖预谋和5倍于驻阿美军的的尴尬境地,奥巴马果断提出了结束伊拉克战争的战略,并转战阿富汗,提出向阿富汗增兵7000人的新设想,将反恐重心放在打击“基地”组织及塔利班武装之上。在奥巴马看来,转战阿富汗,无论是捉住基地组织头目的愿望还是体恤驻伊美军的心情,都可以使他的总统形象大大加分,可见奥巴马是个有思想的聪明人。

(二)多边外交

性格使然,布什政府一直以来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以全球霸主自居,一旦出现与其意见相左的声音,就给这些国家冠以“恐怖国家”、“邪恶轴心”的骂名,并努力追究到底。长久以来单边主义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境地,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关系都日渐紧张。从2007年普京发表震惊世界的慕尼黑讲话,以对美国建立单极霸权强烈警告,到美国与欧盟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从对伊朗核问题到朝鲜核问题的强硬态度,都可以看出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架势。而奥巴马在审慎的观察了国际形势后,结合美国国内次贷危机的不利局势,变通地提出了多边合作的外交立场,表示在坚持美国固有价值观与理想的基础上,对于重要的国际事务应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通过国际社会共度时艰。同时表示美国的政策措施的制定要顾及其他国家的期望,希望通过理念和价值观服人,放弃单边主义。在这一核心思想的指导下,奥巴马表示美国的经济危机要依靠全世界的力量来解决,共和党传统的G8同盟已难以阻挡强劲的经济压力;而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务实的救市方案,使得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扭转经济势头的能力不容小视。美国的危机需要中国和俄罗斯的参与。另外,对于传统的“邪恶轴心”国家,奥巴马的处理方式同样有别于布什,例如,奥巴马希望通过谈判磋商等温和措施来达到消灭核威胁的目的,而在奥巴马胜选的消息发出后,伊朗总统内贾德同样第一时间向奥巴马发出贺信。这一细节可以充分证明两国对崭新的国际前景的重视,奥巴马顺利地迈出了多边外交的第一步。

二、中美关系展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得知奥巴马当选后不久随即与奥巴马通了电话,并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美方保持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继续开展战略对话,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敏感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把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推上更高水平。奥巴马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美中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发展美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美中关系面临很多发展机遇,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美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在安全、气候变化、地区热点等问题上的磋商和协调,推动问题的解决。综上分析,两国日后关系合作的趋势明显,相信通过加强对话和协调,分歧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可以从两国日益趋近的政策中找到肯定的答案。

(一)经济稳步发展,让美国信任中国

2008年,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经受了多方面的严峻考验。面对国内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瓦解,在中央政府积极应对政策作用下,我国克服了层层阻力,仍然保持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态势,国内物价水平平稳,产业结构稳步升级。 在国际局势普遍萧条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仍能保持增长势头,可谓一枝独秀。拥有世界第一外汇储备的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负责态度,两国紧密交叉的共同利益,中美经贸存在互补互利的潜力,让美国在逆境中不得不信任中国,依靠中国走出低谷。而为了应对这一轮全球性金融低迷,需要两国在政策和推动双方面的努力。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应该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健康有序的贸易环境、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和充足、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环境。而奥巴马的经济政策理念更多强调的则是“大多数穷人的利益”,体现着“救助弱者的经济正义”理念。美国长期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激励强势群体成功的同时,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也使得国内经济矛盾激化,加大了经济的不稳定。而平民经济政策加大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为民众谋福利,促使两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经济政策趋同。中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市场,基础廉价商品市场潜能巨大,而美国恰恰在这一方面有固定的需求;美国在微电子高技术领域存在优势,又是传统的经济霸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两国领导人加强宏观政策方面的沟通协调,各自通过扩大内需、拉动投资等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来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在国际市场上发展所长,让两国优势互补,逐步协调贸易平衡,而不是片面强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在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进一步压迫,阻碍经济恢复。

(二)和谐世界理念,让美国接受中国

自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重要讲话以来,和谐世界已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理念。这一理论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升华而来,强调在政治上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经济上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文化上加强对话,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在和谐世界理论的倡导下,中国已成为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也是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中国外交更加成熟、务实。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关系,无论是扩大合作,还是解决冲突,都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上台伊始奥巴马的外交理念是求变,其大力倡导平民路线,由下而上,以柔克刚。放开与布什的风格差异不谈,更重要的这与中国外交政策恰恰不谋而合。在竞选新书《下一个美国世纪》中,奥巴马谈到自己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时强调两国在诸多安全利益上的一致性,认为美中应是伙伴关系。“如果能当选总统,我将把外交重心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这里存在许多美国外交政策需要面对的热点和潜在热点问题。”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共同的执政理念会让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加和谐。

(三)文化事业繁荣,让美国靠近中国

1971年4月,一场举世瞩目的乒乓球比赛拉开了中美外交的序幕,同时也使中国走向了世界。应中国乒乓球代表队之邀,刚参加完日本世乒赛的美国代表队到中国进行了访问比赛,后来我们称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比赛为“乒乓外交”。时隔三十七年,在北京奥运会上,当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美国总统布什及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一同观看中国队同美国队的男篮比赛时,国人无不感叹这三十年来中国外交的成就。奥运盛世让世界又一次认识了中国,中国功夫、京剧艺术让中国文化名扬海外,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不断繁荣,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近年来,《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好莱坞的影视作品更是说明了中美文化日益靠近,两国人民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越走越近。

当然中美关系中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台海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激化;民主党政府上台会更加强调美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会让民主和人权问题变得更为敏感。中国国内的西藏、新疆问题,以及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如达尔富尔等问题,都可能使刚有起色的中美关系又起涟漪。

参考文献:

[1]李嘉美,赵辰昕.改变美国的奥巴马[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奥巴马能改变什么? [J]. 国外理论动态,2008(07).

[3]刘恩东. 论当前中美关系的特性[J]. 新远见 , 2006(10).

[4]阎正洋.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J].科学决策 , 2007,(11)

[5]马小军.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大局[J].党的建设 , 2006,(02).

[6]王艳华.中美关系的奥巴马变量[J].IT经理世界2008(22).

[7]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9月15日,美国纽约)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971778.htm.

中美气候外交:合作、分歧与展望 篇4

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和影响具有明显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气候异常、空气质量、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农业产量、能源利用等, 这对于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从国家层面来说, 气候问题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气候灾难: 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含义与对外政策》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八种挑战: “加剧了南北国家之间的紧张; 造成气候难民的产生和迁徙; 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加剧了水资源的匮乏; 恶化了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 加重了国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负担; 对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提出了挑战; 加重了世界政治的失衡” ( Kurt Mcamphelled, 2008) 。

气候变化不仅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影响, 也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 排放温室气体的空间范围可以超越人为界线,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任何一个国家, 即使是没有排放量, 都将受到影响。解决气候问题存在着很强的外部性, 任何一个国家节能减排的行为效果将使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受益。由此引发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 ( free -ride effect) 。“在全球气候议题中, 其实质上也是一个大集团的集体行动, 作为成员国, 其作为和不作为对于事件整体的作用相对较小, 影响力也较小, 而在整个集团中,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督难度较大, 计算相对困难, 加之‘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 使各国相互监督的可能性降低, 因此, 在无法保证本国做出减排行动的同时, 别国也做出同样的行动的情况下, 很多国家就会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 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出现发展滞后和缓慢” ( 关孔文, 2012) 。气候问题自然而然地与其他领域的问题牵扯到一起, 整个国际秩序将无法达成有效的一致性, 反过来也加剧了气候问题的解决难度。

因此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气候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围绕着气候变化问题, 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的谈判与合作。任何的谈判实践或者是合作项目, 以处理气候变化的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事务为主要目的, 都成为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订立以来, 各国围绕着一期目标经过了长久的争持, 2009年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由于美国的阻挠也未能有“好结果”。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极力敦促各方遵守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 表面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是在会议期间各方“推三阻四”, 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一致”立场让我们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任重而道远。多哈谈判过去4个多月之后, 在各国政治意愿不高、国际碳价和清洁能源投资一片低迷之声中, 波恩气候变化会谈于2013年4月29日至5月3日正式举行, 重聚波恩参加会谈的代表有1 000余人, 来自175个国家和地区的; 波恩谈判是就“德班增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 ( 德班平台) 所展开的首次谈判, 也是三轨并一轨, 然而5天的会议, 各国仍旧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老问题未能达成共识。

在中美关系中, 气候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它是一个综合体, 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中美关系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 美国国务卿克里于2013年4月13日访华。当日, 中美两国签署并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两个关键之处被着重指出: 一是将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议题纳入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为此成立了高级别气候变化工作小组; 二是指出了气候变化和新能源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新的利益汇合点, 强调了提升两国间气候变化合作的规模和影响力度的必要性。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举步维艰之时, 中美这一《声明》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有着强大发展潜力和动力, 而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一直保持着不可撼动的强国地位, 这样的两大世界经济体, 温室气体排放量累计已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40% 以上, 以它们为代表的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是气候谈判桌上的两大主角, 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立场对于全球气候外交和气候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大国关系建构中的重要议题。

一、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成效及动因分析

气候问题俨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问题, 所谓的气候外交, 即指主权国家或经过授权的国际组织, 通过官方代表, 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 调整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关系的各类活动; 或者是主权国家或经过授权的国际组织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来达到某种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各类对外行动1。气候外交的行为体, 概括来说, 是穷国和富国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和多个主体 ( 金砖四国、77国集团、小岛国家以及一些重大国际组织) 。从1972年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之后, 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三维棋局”。也就是, 欧盟是气候问题的先驱者; “伞形国家”集团, 即以美国为首,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发达国家集团; 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

欧盟首先提出了“气候外交”, 2002年建立的排放交易系统迄今仍是气候议题的重要内容, 但由于近年来其内部金融危机的上演, 导致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头羊作用逐渐向中美为主导的其他两个集团倾斜。研究显示, 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高的, 两国在气候问题上责无旁贷, 他们的行动直接影响着整个气候谈判的进程。

中美气候外交上的合作由来已久, 早在中美两国建交伊始的1980年, 双方就签署了《中美环保科技合作议定书》, “规定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 通过研究空气、水、土壤、海洋、环境的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的影响, 以及城市环境的改善、大自然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 ( 吴晓春, 2013) 。克林顿政府时期, 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 合作不断。1997年3月, 两国以成立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为契机, 逐渐将环境合作纳入能源合作的范畴, 加速了两国合作的步伐。1997年, 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 1998年又继续签订了《中美城市空气质量监测项目合作意向书》和《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及其它各项声明, 这无疑加深了两国的合作内容。小布什政府尽管单边主义盛行, 中美的环境议题的关注仍然没有减少。2008年6月, 中美战略经济第四次对话期间签署了《能源和环境合作十年框架协议》, 确定了十年合作起步的优先合作的5大领域: 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以及森林与湿地保护, 并成立了五个行动小组。同年12月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设立能源效率目标 ( 即第六大优先合作领域) , 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 ( 吴晓春, 2013) 。到了奥巴马政府, 合作的姿态显得很诚挚, 两国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奥巴马于2009年11月首次访华, 双方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这一合作推进了十年合作框架下的能效行动计划达成一致的进程。

2013年4月13日, 中美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美两国将在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前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 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2。

合作的基础是存在共同利益。在一定条件下, 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甚至在敌对者之间也是可能的, 这称之为“我活也让别人活” ( live andlet live) 模式。在全球化时代里, 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相互依存, 这是“一种复杂的跨国现象, 它包含国家之间多层次、多方面的互动模式, 并产生明显的相互敏感性和脆弱性” ( Robert Axelrod, 1984) 。中美两国在经济、生态、安全等领域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就气候问题上, 两国显然是“同呼吸, 共命运”的, 因此, 两国的合作也是必然的。“合则两利”是一个常识。首先, 在节能减排方面, 中美两国为提高经济效能都迫切需要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是高消费、奢侈型消费模式的国家, 能源消耗极大;而中国由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能耗强度是美国的四 倍, 而能源效 率仅是日 本的1 /9 ( Gerherd Mally, 1976) 。但一个事实是气候问题赫然纸上, 节能减排是一个降低耗能的重要手段。其次, 在能源安全方面, 中美两国开发可替代能源均显格外迫切, 因为两国都是依赖石油和煤炭的能源消费模式的国家,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 两国都在广泛地使用煤炭发电, 中国能源需求的2 /3和发电量 的80% 要靠煤, 而美国22% 的一次能源和49% 的电力来自煤炭”3。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进口国, 美国的用油量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 约占全球用油总量的25% 。中国位居第二, 用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9%4。中美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开发新能源,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再次,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 为了抢占未来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 中美两国都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产业。2008年的金融海啸至今还留有余震, 新能源企业将会成为两国走出经济阴霾的突破点。此外, 在气候谈判上的发言权被视为两国暗中较劲的一个方面。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稳固基础就是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能够取得理想成果。

二、中美气候外交领域的分歧及原因

在国际社会上, 美国和中国是被公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形象代言人”的。尽管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成就斐然, 然而, 由于身份认同和利益认同等差异, 中美两国在气候外交中存在着立场和利益的对峙。与双边层面环境合作的蓬勃开展不同, 双方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的, 个别问题甚至是严重对立的, 比如说, 环境保护的责任问题、资金和技术的共享问题、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首先, 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持的观点就大相径庭。美国政府认为: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都应当承担责任, 因此“共同”的责任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 “区别”的责任是指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规模、温室气体排放程度以及能源使用情况加以区分, 在此基础上由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有区别的责任 ( 董勤, 2009) 。而在中国看来, 如前面所述, 强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立场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但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更应该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毫无疑问, 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如果发达国家在这些基本的承诺方面能够切实有效的执行, 那么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义务的程度也会令人满意。

其次, 在具体的节能减排指标和技术、资金援助方面的分歧。美国在哥本哈根会前作出的承诺是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 ,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认为, 该目标仅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 , 离IPCC要求的25% -40% 的目标相去甚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希拉里大打资金牌, “富国于2020年前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 000亿美元援助, 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 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透明度”5。由此可见, 美国政府的言论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就在2012年多哈会议上, 重申在2020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1 000亿美元的目标, 而美国至今还没有行动。

关于气候技术转让的方面, 美国是谈判中最大的障碍, 以本国技术主要由私人部门掌控, 涉及知识产权等为由, 提出走商业化途径淡化政府的途径来获得技术援助, 这样使得中国引进低能排放的设施成本大大提高。

再次, 对碳交易机制的立场不同。碳交易最早由欧盟提出, 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 一些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国家可以出售自己的碳排放量给那些碳排放超标的国家, 得到这些权益的国家可以适当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量。美国主张实行碳关税, 外交部官员、气候谈判代表高风则表示, “如果要征税就会转嫁到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消费者身上, 把中国的钱给小岛国联盟, 发达国家就相当于是‘美国请客, 中国买单’”6。清洁能源发展机制 ( CDM) 是谈交易的一个灵活机制, 它的初衷在于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而采用的市场机制。截至2012年11月末, 在5 100多个的CDM注册项目中, 中国的注册项目超过2 600个, 占50% 以上。可以看出, 中美对碳交易市场持两种相反态度。美国政府在气候谈判上的言论和做法显然是居心叵测, 以此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 矛头直指中国。

国际关系著名学者基欧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观点认为: 国际关系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物质结构, 即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文化因素对于行为体的实力分配、行为体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的模式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社会结构也是合作的一个基础,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 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 ( 陈岳, 2011) 。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首先是两国对于身份的认同上存在歧义。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通过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美国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代表着伞形集团利益, 而中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 双方在身份认知上的不同导致了发展背景和发展前景的不同, 敌对的看法很容易使两国相向而对。

两国的信任感的缺失很容易忽视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 而着眼于相对不重要的事务上。如前所述, 气候外交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产品, 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效应及其明显。“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 曼瑟尔·奥尔森, 2011) 。利益的错位是导致分歧的直接原因, 中国认为美国应该履行《议定书》内容, 美国国会则认为如果兑现了技术转让、资金援助的承诺, 其经济复苏计划定会受到影响。

三、中美两国气候外交的前景展望

中美在气候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 如何实现双方跨越式的战略合作成为一个巨大的考验。国际社会需要在双边的交流、增强战略互信和多边的联合国框架下共同努力。

一是要实现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合作的基础源于认同的一致, 中美应该从经济、政治等高度进一步实现战略互信。在“破除旧观念、建立新认同”的理念下, 奠定双方最基本的信任基础, 使两国气候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战略互信首先要转变身份认同, 尽管两国的基本国情存在本质区别, 但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切实推进与实施, 美国越来越需要重新审慎对待中国的排放现状, 进而重新理性定位中国的环保形象。中美两国只是大集团中的参与国, 没有能力躲避自然给他们的惩罚, 也无法回避“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和参与治理的责任。

二是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一个科学的共识。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突破国际气候合作的前提, 两国需要认识到加强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所带来的互惠利益与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是在合作的行动中检验认同的一致性。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对于鼓舞其他各国展开行动有着强有力的榜样作用。在双边高层方面, 开展两国高层峰会, 定期举行双方高层领导委员会和技术专家委员会交流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至2002年开始的高层对话模式, 在一些领域已经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应该继续重点扶持, 将更多领域的话题引入到对话中去。加大科研投资, 必要的合作机制创新, 给予双方更好的发展空间。

四是在双边的民间交流中, 政府应该放宽条件, 鼓励推动民间企业和个人在推动节能减排的合作。不仅要在政策上给予方便, 还要在财政上给予补贴。同时, 对于媒体宣传需要一定的引导, 利用新兴网络技术, 推动优秀影片、书籍走向对方国, 加强“正能量”在民众间传播。举办青少年之间的气候变化体验夏令营等活动, 让新一代的力量来影响政府决策。

五是在多边谈判上, 双方应该引导不同集团的成员国谋求共识, 为更强有力的全面协作铺平道路。慷慨的辅助弱势国家和组织, 给予它们技术培训, 资金援助。两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是国际话语权最重的大国, 将自身的国际权威化作国际合作的姿态。

六是要推进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合作。气候谈判难以落实很大程度在于缺少有力的监督机制。不同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完整结构, 国际社会当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即没有一个集权的政治实体, 完全凌驾于主权国家的权威性机构来统领世界, 因此, 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很难存在一致性的举动。但就目前取得的成就来看, 联合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起着协调、联络、校正等作用。“联合国它长期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秩序、确立解决气候问题的原则、主导着国际多边气候合作进程、制定科学权威的评估报告, 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安排,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具有主导性的作用” ( Robert Gilpin, 198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在联合国框架下, 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经过多年研究形成的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 一直引领着气候谈判的进展。因此, 推动中美在气候外交上的合作仍然需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努力。

中美先后都签署了《框架公 约》和《议定书》, 两个文件对两国都存在着约束力。尽管美国一再想要另辟蹊径, 独当一面, 但是这两个重要的文件依旧是国际社会努力的方向。在两国自身做出努力的同时, 应建立起完备的监督机制。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这一气候谈判的东道主, 必要的联合一些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等措施, 强行推行。联合国秘书长发挥个人影响力, 积极斡旋, 推动气候大会往实质性方向进展, 而不是成为各国作秀的舞台。

从国际格局角度, 多极格局还是存在极大优势的。欧盟作为一支国际力量, 尽管内部问题重重, 但就气候问题上仍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 进而通过三角关系的掣肘来扭转中美两国因政体形式带来落实行动上的不对称。

参考文献

[1]Kurt Mcamphelled, Climate Cataclysm:The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M].Washington: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2008:217-220.

[2]关孔文.试析全球气候问题中的集体行动困境[J].社科纵横, 2012, 27 (9) .

[3]吴晓春.中美环境合作的成效与问题[J].湖南科学报, 2013 (1) .

[4]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M].Basic Books, Preface, 1984.

[5]Gerherd Mally.Interdependence-the European Connec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M].the Atlantic Con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6:5.

[6]董勤.巴厘岛会议后的美国气候外交策略[J].法制与社会, 2009 (1) .

[7]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 :48.

[8][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 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1.

外交关系的突破历史教案 篇5

【设计思路】(1)整合教材,将教材中三目的并列关系进行转换,以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主线,采用三合一的教学思路,构建教学整体。(2)利用丰富的老照片、视频及回忆录等材料反映历史事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3)选取经典史料,通过小组合作探究,有效设问,帮助学生了解70年代中国外交。

【教材分析】

《外交关系的突破》是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一专题五第2课,这节课恰恰在时间顺序上和逻辑关系上都是承前启后的一节: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但是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我们处于外交困境;70年代初世界局势的发展,在我们的努力下迎来了外交上的重大突破突破,从而为新时期的外交提供了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

【学情分析】

1、络上对于中国和联合国、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有一定的了解,但对具体的历史渊源和利益较量缺乏深层理性认知。

2、根据学生层次来说,学生在探究历史事件原因意义的思维能力需要提升,对于70年代初的世界局势要加强引导,宏观把握。

3、高一学生的思维较为活跃,通过教师的引导,同学之间观点的交流,能进一步激发其思维的火花,深入探究问题,所以需要积极利用这一优势。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了解70年代初的世界局势;掌握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背景、经过及意义。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影响。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历史图片认识基本史实,把握历史脉络;

2、通过合作探究,结合史料,把握事件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分析综合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认知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外交政策;

2、体会“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的道理

【重难点】

重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及影响。

难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教学过程】

导入:

PPT图片:科恩与庄则栋握手照

引导:1971.4.5 两个小人物的握手照片几乎横扫了世界各国主流媒体的头版。大家知道这幅照片的来历吗?

中美纪念乒乓外交35周年等 篇6

日本文部科学省3月29日公布了对日本高中从明年起使用的教科书的审议结果,要求教科书出版社在历史、公民和地理教科书上明确记述独岛和钓鱼岛是日本领土。韩国外交通商部30日表示,这是“不当和无法容忍的主张”,强调韩国政府将“从保卫领土的角度出发在独岛问题上采取坚决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0日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希望日方能够正视中方的严正立场。

中美纪念乒乓外交35周年

3月26日至4月4日为庆祝中美乒乓外交35周年,应中国乒乓球协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25人访问中国,团长为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雪莉·比特曼。访问团中包括1971年首次访华时受邀前来的七名运动员中仍健在的六位、当年的一位美国媒体代表和已故运动员科恩的母亲。

巴林发生游船翻沉事件

当地时间3月30日晚9时45分左右,巴林“巴奴萨号”游船在巴林姆哈里高岛近海海域突然翻沉。据调查,超载是游船翻沉的主要原因。巴林内务部官员31日对媒体说,目前已有63人获救,但遇难者人数上升至53人。

安理会五常通过伊朗核问题声明

联合国安理会3月29日一致通过了有关伊朗核计划的主席声明,明确要求伊朗在30天内停止全部同铀浓缩有关的活动。声明还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在30天内就伊朗是否配合安理会这一要求进行报告,这是安理会首次采用这种直接的方式敦促伊朗停止同发展核武器有关的活动。

乌克兰公布选举初步结果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3月30日在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对议会选举全部选票所作初步统计的结果表明,共有五个党派进入新一届议会。其中,前总理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得票率最高,为32.12%,季莫申科竞选联盟的得票率为22.27%,我们的乌克兰竞选联盟、乌克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得票率分别为13.94%、5.67%和3.66%。

前进党赢得以色列大选

中美外交关系 篇7

201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纪念活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美国前总统卡特共同出席并致词。中美友协会长徐匡迪、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中国对外友协会长李小林、中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及各界人士近300人出席了活动。

习近平在致词中表示,“乒乓外交”不仅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间的距离,而且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40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取得历史性发展。今天,两国领导人和各级别交往对话密切,经贸合作互利共赢格局进一步深化,在能源、环境、人文、科技、执法等广泛领域合作稳步推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以及朝核、伊朗核等热点问题上保持有效沟通协调。事实证明,同舟共济、携手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习近平说,根据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识,中美正共同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必须充分汲取历史经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强对话、互信、合作,使巨大合作潜力进一步得到发挥;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谨慎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有效管控分歧,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人民友好是中美关系前进的不竭动力和重要基础,希望两国通过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友好纽带,为中美关系注入持久、旺盛的生机活力。

卡特表示,中国是我仰慕已久的伟大国家,我1971年听到周恩来总理邀请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访华时很兴奋,因为我始终相信美中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好朋友。之后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我和邓小平先生实现了美中建交。目前美中正在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这不仅对美中两国有利,也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友谊是永存的。美中之间有分歧,但与两国共同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愿为进一步推进美中关系而不懈努力。

纪念活动中,中美两国新老乒乓球国手举行了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双、男子单打四场友谊赛。习近平与卡特观看了友谊赛。

习近平与卡特共同在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纪念球拍上题辞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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