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辞令（精选12篇）
外交辞令 篇1
摘要：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 模糊现象广泛的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外交辞令中使用模糊语言可以促进外交的顺畅。本文着重探讨了美国国务院外交辞令中词汇的模糊现象, 并通过例子探讨各种词汇的模糊表达及功能。
关键词：美国外交辞令,词汇,模糊现象
一、引言
模糊词的使用与传统语言学所强调的精确相悖, 但是由于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需要, 模糊词汇被大量应用。实际上,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 适当的运用模糊语不止不会阻碍人际交往, 反而可以促进交际的和谐, 顺畅。模糊语在外交辞令中受到青睐, 它可以提高外交辞令的灵活性和含蓄性, 使表达更加委婉, 礼貌。本文拟以美国国务院外交辞令中的模糊词语为例, 试探析其语言的模糊性应用。
二、美国国务院外交辞令中模糊词汇的使用情况
美国国务院作为美国最庞大的政府机构之一, 主管外交事务,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外交辞令万众瞩目, 其独特的性质使得其中模糊词汇的使用更注重策略性, 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美国国务院作为美国外交第一窗口, 首先它要求外交辞令中表达内容是有所侧重的。其次是要求是避免矛盾和冲突, 含蓄的陈述意图。模糊词汇的特性, 使得二者有机结合, 符合外交辞令语言表达交流的需要。
三、美国国务院外交辞令中模糊词汇使用现象分析
外交辞令中, 经常通过使用模糊的、模棱两可的词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下面笔者将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五个方面探讨美国国务院外交辞令中词汇的模糊现象及其语用功能。分析材料均源于美国国务院网站。
1、名词
众所周知, 许多名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表达很广泛的外延意义, 能使语言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 美国在同阿富汗的问题上, 美国迫于多方舆论而宣布: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a long-term commitment to help Afghanistan rebuild itself after years of war.其中commitment这个词的使用给人一种美国意图保证阿富汗国家安全及控制恐怖主义的义务承诺。
2、动词
模糊词汇中动词的使用可以低调处理国家即将采取的行动, 美化言行, 或委婉的表示态度意见等。I want to compliment Japan on the restraint that it has shown.当提及现在形势非常紧张的钓鱼岛问题时, 哈里对于日本近期行为的评价是compliment, 这个词有赞许赞扬甚至可以暗示美国在鼓励日本对钓鱼岛的一些做法。
3、形容词
外交辞令中大量使用模糊的形容词来描述人物或事件达到政治目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partners remain committed to helping Afghans realize their vision for a country that i stable, democratic, and economically successful.这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于美同其它国际组织对阿富汗行为的描写三个形容词为阿富汗未来的国家发展作了模糊的勾画, 为美以后在阿的行为作了铺垫, 使得可以自圆其说。
4、副词
副词可以使表达的内容在一个模糊的范围内, 可以使外交语言含蓄。例如克林顿为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发表讲话中提到Henry Kissinger, who extended that first handshake to Zhou Enlai in 1971and continues to speak and write eloquently about China today.她形容基辛格所写的针对中国的文字是雄辩的, 这个模糊的词汇既可以被不同的人理解为不同的词性, 也可以看出此位国务卿对中国的某种复杂的态度。
5、数词
在外交辞令中, 很多数量是无法被精确计算的, 又或者不愿明确指出的数字时, 模糊数词是在外交辞令中很好的选择。I wan to thank all of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who I know have been patien and carried this enormous challenge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restraint。美国国务卿哈里用第一个数量词感谢英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某种程度的克制, 用这个模糊词可以避免刺激, 维护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外交辞令中, 词汇的模糊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国务院外交辞令中灵活运用词汇的模糊现象, 达到其不同的交际目的。对美国国务院外交辞令中词汇的模糊现象的探析, 有助于更大程度的理解其隐藏在模糊语言中的真实信息, 提高语言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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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辞令 篇2
顾维钧
顾维钧说，他非常高兴有机会代表中国把中国山东问题提交大会。他刚才很有兴趣地听取代表几百万人民的英联邦自治领的发言人谈话。而代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及四亿中国人说话，这一事实是他感到责任格外重大。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会归还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大战前所占有的其他一切权利。为了不占用十人会太多时间，他愿意只讨论某些大的原则性问题。至于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他在提交大会的备忘录里将有全面的阐述。
该租借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是山东的一部分，该省有3600万常住居民，其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都属于中华民族。毫无疑问，大家对德国山东租借地的历史不会陌生。该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强行夺取的。之前德国舰队占据了山东沿海，其登陆士兵深入到中国内地。德国以勒索胶州租借地作为其撤兵的条件。那次出兵的借口是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乡村意外杀害，这起事件完全超出中国政府控制能力之外。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中国代表团将认为此举符合正义的和平要求。反之，如果大会另眼相看，并把山东主权交给任何其他一个强国，在中国代表团看来，那将是错上加错。
胶州和胶济铁路所在地的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块圣地。全中国的目光都聚焦于
山东省，该省在中国的发展总起着重要的作用。
就经济而言，该地区人口稠密，在只有3.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三千六百万人口。其人口的密集导致了竞争的激烈，也使得该地极不适合殖民。某个强国的介入只会造成对该地居民的盘剥，而非真正的殖民。
具战略而言，胶州可谓是华北的门户之一，他控制着从海边到北京的最短通道之一，也就是胶济铁路，并在济南通往天津的铁路而直达首都。为了中国的国防利益——中国最终要形成自己的国防 ——中国代表团不能允许任何列强强求如此重要的地方。
中国完全清楚英勇的日本陆海军为把德国势力清除出山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也深深感激英国在她自己在欧洲面临危险之时对此给予的帮助，中国也没有忘记其他协约国军队在欧洲为她作出的贡献，及牵制了敌军，否则它们会轻易地向远东增派援军，从而延长哪里的战争。中国尤其感激这些贡献，因为她在山东的人民在夺取胶州的军事行动中，也曾遭受苦难和牺牲，尤其在各种劳动力和物资供给的军事征用方面。
尽管深表感激，但中国代表团认为假如他们通过出卖其同胞的天生权利，借以对协约国表示感恩这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失职行为，并因此播下未来混乱的种子。因此中国代表团相信大会在考虑处理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及其占有的其他权利时，能充分重视中国基本和天然的权利、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以及中国为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的强
烈愿望。
牧野男爵说他非常用心地听取他的中国代表团同事所关心的胶州直接归还中国的问题。他在前一天提出的声明里解释了日本政府为何要削弱该德国要塞的原因。
当胶州要塞的归还问题被提出来后，他（指顾维钧）认为读下日本给德国的最后通牒是有用的，因为该通牒表明了它的意图：
“按目前的局势，采取措施清除那些影响远东和平的所有**之源，捍卫英日盟约所构想的总体利益，以确保东亚持久而稳定的和平——确保东亚和平正是英日同盟的目的所在——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此日本帝国政府真诚地认为给德帝国政府如下两条建议是他们的责任：
（1）立即从日本和中国的海域撤退德国陆军和各种战舰，并当即
解除那些不能撤退的德军武装。
（2）至迟在1914年9月15日，须无条件无补偿地把胶州全部租
借地交给日本帝国政府，以便将其归还给中国。”
自占领胶州后，日本事实上一直占据着》。牧野男爵认为根据中日两国政府既已达成协议，中国完全明白日本占据意味着什么。双方关于该问题已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并且日本已经同意一旦日本能自由处置胶州，就尽快将其归还中国。关于胶济铁路的问题，也已达成若干协议。
鉴于中日间已交换照会，他（顾维钧）认为对中日的这些交涉做个说明，这是值得十人会成员考虑的。
威尔逊总统问牧野男爵是否打算把这些照会提交十人会。牧野男爵说，他认为日本政府不会提出任何反对，但由于该请求是出乎意料的，他必须征得日本政府的许可。
威尔逊总统问顾维钧是否愿意提交。
顾先生说中国政府对此不表示反对。
克里孟梭先生要求中日代表表明他们是否愿意向十人会公布中日间达成的归还条件。
牧野男爵说他愿意这样做，假如他的政府不予反对。他认为日本政府不会反对。如果他有决定权，他愿意尽快出示这些文件。然而，有有一点他希望说明，即日本实际占据着所讨论的租界地。日本通过武力从德国手中取得胶州，再把它交给第三方之前，有必要从德国那里获得自由处理胶州的权利。
威尔逊总统指出十人会正在处理德国以前的租借地及转让问题，而且根本没有征询德国的意见。
牧野男爵说现在着手的这项工作就是准备向德国陈述的，因而胶州的转让在执行 前必须征得德国的同意。再此之后当如何处理则一直是中日间讨论的问题。
顾先生说在归还胶州问题上，中国和牧野男爵持不同的观点。他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中，并不愿表明日本在从德国获得胶州租借地及他权利后，不会把他们归还给中国。他又说，因为事实上中国完全相信日本对中国和世界的保证，及日本不会占据山东；而且他特别高兴地听到牧野男爵在大会上确认了这些保证。但是在直接和间接归还问
题上存在着选择。中国宁愿采取第一个选择，即直接归还。如果两者的目标相同，一步到位总是较容易的。
至于日本全权代表所指的那些协议，顾先生认为这应当是1915年因二十一条谈判所产生的如干条约和照会。没有必要对当时的环境加以详细描述，说到底，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最后通牒后于惊恐失措中被迫同意它们的。除了这些条约照会当时产生的情境，在中国看来，它们充其量只是临时的、暂时性协议，并将这次大会的最后讨论来决定，因为它们都是大战所产生的问题。
而且即使这些条约和照会一直是完全有效，中国对德宣战的事实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也已经改变了原先的形势，今天它们已无须遵守。中国过去曾被迫同意她蒋完全认可日本与德国在山东权利、和租借地等问题处理上所达成的任何安排。但该规定没有排除中国加入大战，也没有阻止中国作为参战国参加此次和会；它也因而不能阻碍中国要求德国直接归还山东权利。
更何况，中国在对德战争宣言中，已明确声明根据中德战争状态，两国间以往达成的所有条约和协议都视为无效。既然租借协定已被废除，那么作为领土主权完整，胶州租借地以及其他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类似权利和特权都全部归还给了中国。
外交辞令 篇3
关键词： 《左传》 委婉语 外交辞令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的应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些辞令，由于行人的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刚柔相济；有的从容不迫，知难而进；有的不卑不亢。这些辞令因人因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是都用辞典雅。在《左传》的语言中，最精彩的就是这些委婉语。
委婉语的大量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乱四起的时代背景和文史哲发达的文化背景使得委婉语大量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的语言现象。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内在﹑委婉﹑含蓄的心理特征有很大的关联。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流时往往会产生语言的禁忌和避讳，即当语言中的某些词语不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便有意识地避开这类词语或者用别的词语代替，这种代替词便称为委婉语。
委婉语以一种不明言的，能使人感到愉悦﹑容易接受的，或者含蓄曲折的说法，代替具有令人不悦的，或者不够尊敬等含义的词语，在貌似恭顺或委婉的言辞中带上含蓄﹑双关﹑讽刺﹑暗示﹑旁敲侧击等附加意义。
《左传》中的委婉语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外交辞令的委婉语；二是避讳的委婉语；三是自谦或尊重对方的委婉语；四是向对方表示歉意或者诅咒的委婉语。本文将对第一种进行详细的阐述。
《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那段历史是相当复杂的，周王朝全面颓废，周天子虚有其名，各诸侯国势力彼此消长，矛盾重重，战争频繁，外交往来特别活跃。而此时的外交语言常常会用委婉语表现，这样的外交辞令能够让直率的话变得含蓄，让尖锐的话变得委婉，让仇恨的话变得动听，言在此而意在彼，或巧妙暗示，或绵里藏针，或意在言外，以宽缓轻松的话语淡化仇恨和敌视，掩盖冲突和不悦。如：
1.《左传·僖公四年》：“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在这一段话中，楚国的使者巧妙地运用“涉吾地”这个委婉语，当时的情况很明显是齐侯率领着诸侯的军队侵略楚国，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此处楚使很聪明地用“涉吾地”代替“侵略”，将很有可能将要发生的战争和冲突掩盖起来，缓和当时的谈话气氛，为他接下来的说辩开一个很好的头，直接促使他说辩的成功。
2.《左传·成公三年》：“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釁鼓，使归即掳，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
这是楚共王和晋国知罃之间的一段对话，此时的知罃是楚王的俘虏，即将要被楚王作为交换的人质送还晋国，此时的楚王以一种居高临下、气势逼人的态度与知罃对话，但是知罃说话很有技巧，在与楚王的对话中不卑不亢。当楚王问知罃是否怨恨他时巧妙地进行了回答，既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又没有得罪楚王，主要原因是知罃在回答时巧妙地运用了两个委婉语：“治戎”、“釁鼓”。用“治戎”代指两国之间的前一次战争，用“釁鼓”代指杀戮，巧妙地将尖锐的话变得委婉，缓和与楚王之间的冲突，体现出知罃面对楚王时的从容不迫、不卑不亢。一个有胆有识的晋臣形象通过其言辞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3.《左传·成公二年》：“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鄙邑，不腆鄙赋，诘朝请见。’”翻译：齐顷公派人请战，说：“足下率领你们国君的军队光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虽然不强大，但是也请在明天早晨一决高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曰：‘戎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请见。’”
在这两段话中都出现同一个外交辞令：“诘朝请见”。第一段中的“诘朝请见”实际上指的是明日的交锋，这里是齐国向晋国下战书的委婉语，意思是说：你们的军队到临我们的国家，要攻打我国，我国的军队虽然不是很强，但是请在明天早晨的时候一决高下。但是到了使者那里就说成了“诘朝请见”，委婉曲折地表明了来意，但是又缓和了那种即将交锋的尖锐冲突。第二段中的“诘朝请见”是晋国接受楚国的挑战时表示应战的委婉语，同样起到了缓和气氛的作用，“诘朝请见”一般是用来表示接受挑战或者下战书的外交辞令，让直率的话变得曲折，用来缓和气氛。
春秋外交辞令语体的历史性选择 篇4
一、春秋———蜕变的诗礼风流
270 多年的西周礼制社会, 礼乐教化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渗透到社会种种行为尤其政治活动之中, 潜移默化地浸润着所有社会成员的灵魂, 尤其成为社会管理阶层的集体教养, 体现于他们的日常言行和一切社会活动之中。
然而, 春秋时代的到来, 社会的利益固定享有模式遭遇了挑战, 所谓礼崩乐坏的大戏拉开了帷幕, 诸侯争霸在温情脉脉的面纱遮掩之下一台台地走马灯般地上演着。利益之争, 在诸侯国之间, 实力的较量是最为本质的途径, 征伐便成为第一手段。于是, 一出出借口正当的征讨大戏接二连三地开锣, 而作为第二战场的谈判桌上的外交斡旋也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因此, 一幕幕会盟聘问的谈判大戏也紧锣密鼓地开场, 朝天王转向朝大国、霸主, 礼制转化为政治交易。《礼记·聘义》云“:故天子制诸侯, 比年小聘, 三年大聘。”[1]2522而作为礼乐的发源地, 天下礼制的首善之区、示范之所, 鲁国在大环境的影响下, 也只能是图存第一, 不得不冷落了同姓的周天子和自家的天朝, 将所谓礼义甚至廉耻深深地藏匿于灵魂的背后, 而放下身段频繁地奔走于强国的朝堂, 时过境迁, 今非昔比, 无可奈何如此!正是“春秋书公朝王者二, 如京师者一, 而书公如齐者十, 如晋者二十一, 如楚者二, 比而观之, 由鲁以知天下王室之微, 诸侯之不臣, 不待贬而字见矣。僖公十年公始朝齐, 自后朝齐不朝晋, 知盟主而不之有天王”[2]1775。
频繁的邦交往来交接“, 各国使臣在外交场合下, 斗才斗智, 赋诗言志, 断章取义, 引诗陈辞, 表现出了一代士君子风流儒雅的风采”[3]102。这“风流儒雅”恰恰体现在历史活剧舞台上的所有台词即会盟聘问的话语形态之中, 昭示着那个时代独特的境界与风格, 也彰显着那段历史特有的魅力与风韵。
于是, 我们理解了孔夫子“庭训”所谓“不学诗, 无以言”的确切含义, 一如孔颖达疏云“:古者会同皆赋诗见意, 若不学之, 何以为言也?”[4]2522夫子又云“: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 亦奚以为?”[5]2611更明确了《诗》的社会功能与学《诗》的功利意义, 所谓“诗教主于温柔敦厚。深于诗者, 则可使于四方, 折冲樽俎。相与言谈之顷, 不直截言之, 而比喻言之;隐约其辞, 情文相感。”[6]231
二、《诗》———时代的语体选择
诸侯争霸局面的日益明朗, 政治格局变化的日见复杂, 军事斗争形势的日趋严峻, 使外交斡旋成为诸侯国之间最为频繁的活动, 《春秋》、《左传》载会盟达246 次。新的外交形势, 需要一种话语, 一种适合谈判的语体, 《诗》当仁不让成为不二的历史选择, 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
1.礼制社会的诗乐传统。西周200 多年的礼制社会中, 歌《诗》是社会政治礼仪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承载着礼乐教化的社会功能, 上到天子、诸侯, 下到卿、大夫, 乃至士对《诗》的熟知程度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因为当时一切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活动中都要用《诗》, 诸如祭祀、朝觐宴享、射礼等。形成于西周的“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在《诗》中都有若干的对应篇章, 说明不仅有用诗, 而且也普遍存在根据礼制和礼仪的需要而作诗的现象。因而, 从三百篇的集成状态来说, 所谓采也罢、献也罢都需要讨论, 而作为礼制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作诗却是客观的事实。《诗》于西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独特意义, 必然首先使读诗成为士以上阶层所有成员的必修课, 懂诗成为他们必须具备的政治修养, 用诗成为他们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班固有云“:古者, 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 以微言相感, 当揖让之时, 比称《诗》以喻其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7]1755于是, 《诗》作为政治圈子里通识的、熟知的共同语言, 顺理成章地约定俗成地成为新语境下话语形态的首选。
2.双重语义的表达需求。春秋时代虽然有礼崩乐坏之说, 但礼毕竟还占据着台面, 至少周天下的总体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彻底的改变, 礼制社会的基本形态还依然保全着。虽然周天子的存在如同傀儡, 但依然是可以利用的幌子。已然狼子野心的诸侯即使如所谓“五霸”也还要披上一张羊皮而自我遮掩些许。因而, 在强烈的利益追求的表述时, 就不能毫无掩饰地有失体统地赤裸裸地摆上台面。显性风格的保持, 隐性意图的表达, 话语的双重意义特性, 特定的时代对话语形态的特殊需求, 使《诗》被历史地推上了谈判桌充当政治交易的媒介。
如《左传·文公十三年》“:冬, 公如晋, 朝, 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 请平于晋。公还, 郑伯会公于棐, 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 公答拜。”[8]539这里郑伯对于鲁公的恳请直至哀求和鲁公的推脱与接受完全是用赋诗的形式表达的, 双方在没有任何其他的辅助性的阐述与诠释下, 仅仅赋了四篇《诗》便完成了一次艰难而又曲折的外交对话, 这是基于对话双方对《诗》的谙熟于心, 而且于断章取义之间有着约定俗成的寓意赋予, 于是才有赋诗言志之中心照不宣地毫无障碍地意向领会和态度表示。刘知几说“:春秋之世, 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 隐晦其说, 斯盖当时之恒事, 习俗所常行。”[9]386这是当时以《诗》达意的主要原因。另外, 恰如现代的法律讲求对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一样, 外交谈判双方的身份所应享有的尊严理应得到充分的保护, 虽如劳孝舆所云“:当时大国凭凌, 小国奔命之苦, 凄然如见。”[10]1但毕竟用赋诗的形式, 避免了双方的尴尬, 尤其是保全了郑伯的颜面, 若非如此, 作为一国之君, 哀求之意, 直面坦言, 情何以堪!在赋诗见意的显隐之间, 于轻歌曼舞、低吟朗诵的融合氛围之中, 一切似乎笼罩着和谐, 也展现着轻松。春秋时代邦交活动中, 《诗》居然使诸侯的尔虞我诈、恃强凌弱的弱肉强食残酷与无情依然“情趣盎然起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齐侯郑伯为卫侯如晋”一节劳孝舆所批云“:国君见执, 怨钜矣, 仇深矣, 岂可以口舌争哉!二三子善于解纷, 但于杯酒赋咏间宛转开讽, 而晋怒可平, 卫难已解。甚矣!诗之善移人情也”[11]5, 以《诗》达意可见一斑。
3.形式保全的内容选择。春秋时期的外交虽然于目的性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国争霸, 小国图存, 所谓春秋无义战, 本质上干着弱肉强食的勾当, 但依然披着礼制的外衣, 其外在形式却还依然延续着西周会盟聘问的宴享之礼。这不是换汤不换药, 而是换药不换汤, 依然是从容不迫, 依然礼仪周全, 依然是觥筹交错, 依然是轻歌曼舞, 依然是融融和和, 而这仅仅是形式的保留, 骨子里却是另外的一番情形, 那宛然一如既往的融和气氛之下掩藏的是大国图强争霸的勃勃蠢蠢的雄心, 小国图存依附的兢兢翼翼的无奈。那周全的礼仪, 交错的觥筹恰恰是伴着轻歌曼舞优雅从容地进行着, 那融和的气氛恰恰是随着轻歌曼舞温柔婉转地形成着。而这轻歌曼舞绝不仅仅是舞台戏剧的背景与陪衬, 在气氛的营造之外, 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它是话语, 是主宾之间的交流, 这是西周时代的传统, 如《礼记·燕礼》云“燕礼, 明君臣之义也”[12]690, 只是春秋的大气候使这种意义由单纯的礼乐教化转化为功利的政治谈判, 这轻歌曼舞的便是《诗》, 是其诗、乐、舞的综合形态的展现, 歌舞的还是《诗》, 歌舞依然妙曼, 话语依然是《诗》, 含义已然变化, 意图竟然霄壤, 劳孝舆有言“:古人所作, 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赓为自作, 斯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 诗无定指, 以故可名不名, 不作而作也。”[13]1这是形式的保全对内容的保留, 也是目的变化对内容的改造。
《诗》作为一种媒介语体在春秋的外交舞台上频繁地唱响, 成就了那个时代独特的风格, 这独特的媒介语体虽说至战国时代的外交场合已不再有《诗》的唱响, 即席创作并吟唱成为流行, 这仅仅是另一种赋诗的形式, 是内容上的重新选择, 以诗言志的外交辞令的语体风格作为传统却依然传承着。上世纪50 年代, 陈毅访问缅甸时挥毫赋诗《赠缅甸友人》“:我住江之头, 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 共饮一江水。……”恰是诗礼风流的外交风格的千古流响。
摘要：春秋时代大国争霸、小国图存, 频繁的邦交谈判, 需要一种适应时代特质的交际媒介, 长期作为礼乐教化教科书和典礼乐歌的《诗》被历史地选定为通用的语体, 其形成了后世的外交辞令语体风格的传统基因。
外交辞令 篇5
【外交学院排名】外交学院特色专业-外交学院录取分数线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直属的唯一一所培养外交外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涉外经济、法律复合型人才的高等学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有权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外交学院创建于1955年, 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 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是我院的校训。1961-1969 年陈毅副总理兼任我院院长。现任院长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吴建民大使，党委书记为秦亚青教授。我院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为我院所作“立足祖国, 放眼世界, 面向未来, 培育英才”的题词精神和钱其琛同志对我院提出的“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面向社会, 面向实际”的办学方针, 认真执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加大教学改革力度, 改革办学模式和办学体制, 拓宽专业方向, 实行学分制和辅修制,积极推进双学位制，调整课程设置, 更新教学内容, 加强德育课程, 努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质量及办学效益。我院一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刻苦严谨的学风, 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 特别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国情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以及国内国际形势教育。由国内外政要及各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主讲的外交学院论坛和系列讲座，对于活跃学术气氛，开阔学生视野，起到了重要作用。学院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语言、调研、办案、交流、协作等五种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上, 既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 又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既重视外语水平的提高, 又重视汉语、外交业务和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的掌握, 培养政治与业务、外语与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多年来，我院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外交外事干部，他们活跃于中国外交外事的各个领域，为中国的外交外事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中有200多人担任驻外大使职务。我院被誉为“外交官的摇篮”。我院现设有外交学系、英语系、外语系、国际法系、国际经济系、研究生部、国际交流中心、成人教育学院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部门。近几年来, 我院的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师资力量进一步优化, 图书资料日益丰富, 教学设备不断更新。按照教育部最新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的要求，在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中，我院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生师比、生均图书
等办学指标均名列前茅。目前教授和副教授约占全院教师总数的51.1%，讲师约占41.8%。此外, 我院还聘请了多位我国资深高级外交官和国际问题专家任兼职教授, 并聘有30多名相关专业的外国专家和教师。学院拥有较完备的教学设备，设有专门的电教中心、语言实验室、视听教室、同声翻译训练系统、电子阅览室、视听阅览室、卫星接收传送、计算机校园网等现代化电教设备。学院环境幽雅，设施齐全，是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和北京市教工委、教委命名的“文明校园”。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外交、外事及涉外工作对各种人才的需要, 我院采取“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体制, 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本科生。我院除了根据国家任务招收学生外, 还举办非洲、拉美、亚非、欧亚、东盟等外国外交官培训班、在职干部外交业务进修班、两年制的外语进修班和外交干部英语提高班等。外交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招收本、专科外语、法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院受中组部、外交部委托，分期分批举办了公开选拔的高级外交官培训班，经过培训学员们已陆续赴我驻外使领馆担任领导职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院同国外院校的校际交流也日益扩大。目前我院同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埃及、阿曼、蒙古等近50个国家的80余所大学或基金会建立了友好关系, 通过交流、考察、讲学、进修等方式先后向许多国家派遣了访问学者、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以及进修的教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迅速扩大, 外交学院作为培养外交、外事和涉外人才的重要基地必将进一步发展。我们热忱欢迎有志从事外交、外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涉外经
济、法律工作的广大青年报考我院。
“乒乓外交”与“话疗外交” 篇6
挑战乌克兰外交部乒乓球冠军
乌克兰方面安排塔拉修克外长接受新任中国大使的国书副本。这位外长是一位政治家，曾长期在西方国家工作，以亲北约著称。
初次见面，主要谈了对双边关系的看法。谈话正式部分结束后，双方进行了自由交谈。我介绍了自己的简历，并谈到过去两次访问乌克兰的美好回忆。对方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他从小就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遗憾的是从未去过中国。听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也希望能有机会去亲眼看看。我对外长的访华愿望表示欢迎，并准备积极予以促成。他听了后很高兴，表示随时愿与大使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
过了不久，国内答复同意邀请乌克兰外长访问中国，时间为5天。我当即约见外长，通报了这一好消息。开始时他感到有点意外，一再表示感谢，并详细询问了有关访问的安排。最后他表示，希望能带夫人一起去，本人也很愿意在中国多看看，但5天时间太长了，按规定只能2天。我说，可先确定抵达北京的日期，具体访问几天，以后再商定。他表示同意。
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在使团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我对他说，听说外长一家都喜欢打乒乓球，想请他们来使馆比试一下。他说：“好啊，我是乌克兰外交部的乒乓冠军，愿意接受大使的挑战。”我说：“我仅当过中国外交部欧亚司的冠军，肯定不是对手，但愿领教。”
在乌外交部主管局长和礼宾局长的协助安排下，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外长一家来到了使馆。喝茶时，先商量比赛规则。我说：“今天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如果谁输球了，得接受对方提出的一个小条件。”外长问：“什么条件？”我说：“如果外长赢了，到中国访问几天由你决定；如果大使赢了，那得接受中方的安排。”他说：“这里没有什么歧视性条件，完全同意。”
外长是全副武装，除运动鞋、运动衣外，还带来了专用乒乓球拍。显然，他是有备而来。练习时，他打球的动作很规范，也非常熟练。第一局，外长以21：19赢了。他的夫人和儿子都很兴奋，不断地为其喝彩。第二局，我以21：19扳回，使馆馆员也为我加油。决胜局打得异常激烈，从20：20打到29：29。每次打平后，大家都热烈鼓掌。最后，外长急于求胜，连续攻击两板出界，以29：31告负。第二盘，外长夫人与我夫人对垒。一看外长夫人的打球姿势，就知道年轻时专门训练过。她以较大优势2：0战胜我夫人。紧接着，外长的儿子挥拍上场，与使馆的一位小伙子对阵。算是表演赛，以1：1握手言和。
比赛结束后，我和夫人请外长一家品尝了饺子和茅台酒。告别时，外长说：“这次比赛轻敌了，下次再找时间报仇。”我追问了一句：“我们事先的约定是否还有效？”他笑着说：“看来这次访问不得不破例了（指同意访问5天）。”
1998年12月，应唐家璇外长邀请，乌克兰外长访问了北京、上海和西安。这是乌克兰独立以来的首次外长访问，我国内十分重视。双方会谈、会见都很顺利，富有成果。访问结束后，我邀请外长夫妇和主管副部长夫妇一起来使馆做客。席间，外长兴致勃勃地谈了访华观感。他说，此次访问成果颇丰，中方接待水平很高，日程安排紧凑，感到无可挑剔。两国外长正式会谈出乎意料的顺利，双方的轻松交谈异乎寻常的愉快，这是他作为外长出访以来第一次有的感觉。尽管双方谈及的问题从双边交往到国际合作等诸多方面，谈得也较深，但没有出现任何分歧和矛盾。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亲切友好，谈话融洽，这充分体现了乌中两国友好关系的水平。
外长还盛赞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百闻不如一见，不仅亲身体验到中国悠久文明的魅力，更为中国的飞速发展而震惊。原以为访问两天就足够了，可实际上5天也还嫌少。无论北京、上海，还是西安，所到之处，无不留下美好印象。特别是上海浦东开发区，摩天大楼如雨后蘑菇般鳞次栉比，令人仿佛置身纽约。他的夫人插话说，应该是曼哈顿。外长接着说，浦东地方不大，人口不算多，但创下的产值之高、吸引外资规模之大，乌克兰连想都不敢想。看来，中国办经济特区的经验确实值得学习和借鉴。
我在乌克兰工作了两年半，经常与外长接触、交往，每次谈话都很愉快。外长夫人也有请必到，出席我夫人在使馆举行的友好活动。离任拜会外长时，他还深情地回忆了那次难忘的访问，并提到在使馆举行的那次紧张的乒乓球比赛。分手时，他送给我一块刻有其名字的手表留念，并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惜没有机会再向大使“报仇”了。
老朋友俱乐部定期进行“话疗”
2006年，我刚从外交第一线退了下来，时任俄罗斯总统特使兼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协调员莫伊谢耶夫大使来北京出差。他专门给我打电话，约请当年在莫斯科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到俄罗斯餐厅聚会。
已经十年没见面了，老朋友们热烈拥抱，都非常激动，有说不完的话。结束时，莫伊谢耶夫大使倡议成立“老朋友俱乐部”，以后定期见面叙旧，在座的所有中方老大使都举双手赞同。从此，我们轮流坐庄，实行AA制，每年都要聚会几次，有时还到我们家里做客。这也是难得的人间真情！
老朋友瓦洛佳到上合组织任职后，俱乐部的活动更加规范。他参加过“电影渠道”和“桑拿俱乐部”，很有经验，且非常热心。瓦洛佳把原驻沈阳总领事，退休后在大连定居的穆拉夫斯基也叫到北京一起参加活动。他还提议制作俱乐部徽章，并反复征求意见，进行精心设计，最后确定背景图案为中俄两国外交部大楼，并标“老朋友俱乐部”的中、俄文字样。俱乐部虽无章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发展中苏关系做过贡献的老外交官才有资格参加，而且要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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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莫伊谢耶夫改任驻新加坡大使后，特地从莫斯科写来了一封告别信，指出：“当初成立老朋友俱乐部的想法，看来是正确、及时的。在北京的会见，使我们得以重新回忆那段很有意思、责任重大的时光。那时，为了恢复和发展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们双方携手协力。”我在俱乐部全体会议上宣读了此信，并表示将坚持这一好传统。
2013年6月，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杰尼索夫（钱益寿）刚到北京，就表示希望会见老朋友。我们俩已有30年交情，他的中文名字就是我在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一次外事活动中帮他起的，我还解释了“钱、益、寿”三个汉字的含义。他听后很喜欢，并一直使用至今。他精通中、英文，性格温和实诚，在外交同行中的口碑很好。2009年，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代表团访俄时，他作为第一副外长曾会见过我们。我如约前往俄罗斯驻华使馆，进行礼节性拜会。我们一起愉快地回忆了上世纪双方外交官感同身受、共克时艰的难忘往事。我还特意授予他老朋友倶乐部纪念章，大使高兴地应邀以倶乐部“荣誉会员”身份出席我们的“全体会议”（指老朋友聚会）。
8月26日，老朋友俱乐部为俄罗斯新大使举行了欢迎宴会。会上，我们向他正式颁发由所有会员签名的老朋友俱乐部红皮《荣誉证书》：“特邀钱益寿大使为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以表彰其为发展中苏中俄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大使用流利的汉语表示，今天见到这么多老朋友感到非常激动，对成为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感到非常自豪。他将把这本证书放在使馆的办公室里，每天都能看到，提醒自己努力做好工作。接着，国家级工艺美术师许敏芳向大使赠送特制刻名紫砂茶杯，她是应邀专程从江苏宜兴赶来北京的。大使也向她回赠了俄罗斯传统水晶茶杯，并风趣地说：“以后我每天用你送的杯子喝水，你用我送的杯子喝水，这样可以‘友情长青’（紫砂杯上的题词）。”
按照惯例，聚会时每人都要发表祝酒词，畅谈自己的感想。除赞扬俄大使人品外，大家都动情地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双方交往合作中亲历的细节故事，包括艰难岁月中的某些误会。酒兴高潮时，赵希迪大使情不自禁地用俄语唱起塔尔诺斯基的《我们举杯》：“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位老朋友与我们欢聚一起，共同回忆那珍贵的过去，唱起歌来快乐无比……”大家也同声附和。唱完后，有一位老大使提议，“今天就是我们共同的节日，为外交官的友谊干杯，再干一杯！”出席这次活动的共有11名老大使，包括正在北京出差的老朋友沃罗比约夫。钱益寿大使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我们和谐雅园小区、老干部活动中心、社区服务站以及外交官住宅。
北京曾流行一个说法，叫“话疗”。意思是等你老了的时候，除“老本、老屋、老伴”外，还要有“老友”，老朋友之间的聊天儿很开心，可以增加生活乐趣。这种海阔天空的神侃，经济有效，且没什么副作用，故美其名曰“话疗”。我们难得有机会在北京与俄罗斯老外交官一起聚会“话疗”，共同追忆昔日那些有意义的往事，也可称得上“老有所乐”。
当然，中俄外交官之间几十年的真挚友情历久弥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人民的深厚传统友谊。
外交辞令 篇7
中国要崛起,必须直面政治地理对我们的现实制约。即,中国是无法靠军事实力建立南海霸权的。更确切地说,中国的政治地理决定了这个现实:无论我们如何强大,都不可能像美国一度称霸美洲那样,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霸权统治。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视角,这套外交辞令,远比“中华民族天生爱好和平”更符合现实,更符合世界主流价值观,也更易被世界各国接受。
问题的焦点和悖论都在于这点:越是一味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多么无争”“中国战略多么仁慈”),越难以在现代国际社会取信各国,他人对中国的怀疑也越大。“特殊文化”是难以实测的,会随时变化,只有现实实力的增减和地缘政治的利弊,才是世界各国可以判断的唯一依据。
所以,只有从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才能对喧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做出最合理的反驳,增加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主流国家)之间,基于现代国际社会通行准则上的信任基础。
为什么美国式霸权对中国不现实
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地理环境截然不同。在处理邻国关系的问题上,美国的环境相当优越:南北两弱国,东西都是鱼。而中国是一个被十四个大小强弱不同、民族文化迥异的陆地邻国包围的大陆国家。如果我们把海洋想象成辽阔的草原(这在现代交通、经贸条件下是有现实意义的),那么海权意识的觉醒和南海开发,等于进一步扩大了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数量和多样性。
正是这种先天禀赋的差异,而不是所谓的儒家天下观,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霸道地”统治世界或区域。因此,“中国威胁论”确实是荒谬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猜想。
中国不可能威胁世界和平,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战略传统多么特殊(“崇和”“无争”),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地理环境,决定了她无法承受“威胁”他国的代价。在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中,对西方人和我们的周边国家而言,这个解释也比我们经常在国际上宣讲的“中国人天生爱和平”更有说服力。
政治地理环境制约的历史案例
即使在前现代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也是对这种特殊政治地理环境的系统性回应。
例如,在宋、明这样标准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儒教王朝,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总是随着两国硬实力的变动来调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内政问题的制约,不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原则。
比较典型的是宋辽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宋真宗景德二年)。在正式交换的誓书中,两国以平等地位相待,称宋主赵桓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为“大契丹皇帝”。而在物质利益上,经济发达的宋每年对军事发达的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名曰“助军旅之费”。由此开始了宋辽百年无战事的政治平衡局面。
这种平衡的达成,并非源自“投降主义”,而是两种文明体系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在军事、经济、内政、文化上全面较量后,得到的均衡结果。以畜牧与农业为基础的辽政权,实行全民皆兵、粗放补给的军事制度。而以农业和商业文明为基础的宋政权,虽然总体经济实力雄厚,但在军事技术条件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其军事制度(募兵制)在兵源、补给上是无法维持与辽这类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原因很简单,宋这类政权,不仅在动员成本上远大于对手,而且长期军事动员会全面扰乱其社会生产体系,比辽这类政权更容易造成内乱。
故北宋在澶渊大捷后迅速与辽议和,表面看是战略误判(彼时辽军孤军深入,指挥萧挞凛又已阵亡),实则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千年来制约着中国的战略选择,使中国不断受到周边新兴军事政权的挑战,不但难以军事实力称霸区域,而且对武力征服区域实施的管辖成本极高,使得大范围的军事海外拓张难以为继。
事实上,即使用武,以中国的地域政治条件和传统文明形式(以农业为基础和建立其上的一套政治制度与文化体系),面对同样以农业为主体、在军事上更弱小的政权,要完全军事征服和直接管辖也很难。尤其当这些政权系统地“山寨”了中国的封建官僚体系和教育系统,从而形成前现代朴素的国家民族意识之后,他们对中国直接统治的反抗便会尤为激烈。
最典型的表现,是历史上的安南(越南)和高丽(朝鲜)。这两个民族政权在前现代对中国文明的借鉴最彻底,对中国的朝贡也最频繁。例如,明朝时,安南三年一贡,朝鲜三年一贡或一年一贡,但中国始终难以对他们实施长期的直接统治。以明朝为例,在武力鼎盛的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乘安南内乱,成功将其武力吞并,但仅仅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20年,明朝对安南的直接统治就难以为继,在当地人不断的抗争与叛乱中,终因军事失败和统治成本过高而放弃。
此类历史背景与背后的政治逻辑,对当今中国面临的区域格局仍具有重要意义。朝鲜(统一后)和越南,将是中国接壤国家中,反中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
军事手段不是治本之道
综上所述,由于先天地缘政治与传统文明形态的制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自古以来,中国难以军事力量长期称霸一方,而中国之经济、人口与文明发达程度,又与周边弱小政权难以平等。所以朝贡体系之形成,自古以来对中国政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利益(用现代话语说,即“国家利益”)。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要面对北方不断崛起的新兴军事政权,更要应付周边小而不弱的地方性强权,拉拢更弱小一级的政权。即使取得暂时的军事胜利,也难以长久维持霸权地位;并且,往往由于内政需要,放弃军事胜利后应该在外交上争取的实质利益。此即中国传统外交,与现代外交格格不入、匪夷所思之根源。
这种格格不入,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难以为继。即使在前现代,外交上的妥协(如宋辽澶渊之盟),往往是激烈内政改革的导火索。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北宋的有识之士们在变法求变的道路上越来越激进,党争也越发激烈。
21世纪的中国,已经历了工业化,不再是前现代那个以农业为经济支撑的政权了。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与利益矛盾也更加激烈。此处引用一位澎湃网友富有洞见的评论,“基于庞大人口的工业化早已超出了96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资源能够满足的上限,因此我们不得不全世界去寻求资源、市场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在他人眼中,我们无异于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了。其实,纠结于这种因立场不同而得出的不同见解毫无意义。”
中国外交与大战略考虑的首要问题,不应去“纠结”这些“因立场不同而得出的不同见解”,耗费大量资源去西方宣扬那些西方人根本不信、嗤之以鼻的“中国不称霸”“中国爱和平”等中国特殊论,而应坦率承认,直接面对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赢得他国的信任与认可,进行务实、有效的沟通。
外交辞令 篇8
一 彬彬有礼:“礼崩乐坏”时代中的礼乐外交
春秋时代脱胎于西周。虽然在春秋时代, 传统的礼乐文化已日趋没落, 但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 礼乐文化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而这一时期各国间的外交活动, 依旧严格恪守着传统宗法社会的等级体系和礼乐信条, 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为“礼乐外交”。礼本是人们祭神祈福的一种仪式, 周公制礼作乐后, 礼成为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信条。当时外交活动成功的前提条件正是符合礼制。而这种情况, 也使得当时的外交辞令显得彬彬有礼。这在《左传》外交辞令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外交辞令中大量使用礼节性套语和称谓。在外交场合中大量引用《诗经》, 并形成模式, 显得礼节完备、从容不迫。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 在《左传》中, 寡君、寡人这样的礼节性称谓频繁出现。其中, “寡君”出现186次, “寡人”出现58次, “敝邑”出现87次, “下臣”出现15次, “执事”出现39次。而一些固定的礼节性套语和句式, 也经常出现。如, “再拜稽首”出现了6次, “徼福于××”或“徼××之福矣”出现了7次, “寡君闻命矣”或“寡人闻命”出现了8次, “唯君图之”或“君其图之”出现了43次, “君之惠也”出现了15次, “××之愿也”出现了13次, “敢不××”出现了41次。这些数据表明, 在《左传》中, 外交辞令的使用有其特定的仪式和规范, 在特定的场合, 人们还必须遵守周礼的要求。即便是存在激烈的利益争夺, 当事者的外交辞令也都是相当平和的。甚至在战事已万分紧急的情况下, 请战时也会采用“请与君之士戏”这样恭敬谦卑的说辞。同时, 在外交场合中, 引用《诗经》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形式。《诗经》是六经之一, 被孔子誉为“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是维护礼乐文化的经典型著作。诸侯各国利用《诗经》开展外交活动, 恰恰是“礼崩乐坏”时代中礼乐外交的生动写照。
其次, 各国的外交辞令均以周礼为出发点, 利用礼的约束性, 指出对方的错误之处。礼成为大国争霸的工具, 也成为小国维护自身利益、开展外交斗争的武器。如《左传·僖公四年》, 齐桓公以霸主身份讨伐楚国, 所提出的借口, 第一条便是“尔贡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 无以缩酒”。其实, 齐国伐楚, 归根到底是其争霸的政治利益的需要, 但是, 出于齐楚之间力量对比的考虑, 齐国不能将自身政治意愿和盘托出。因为一旦激怒楚国, 引发持久战争, 齐国未必能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 齐国将楚国的违礼之处突出强调, 以显示自己师出有名。而在整个事件中态度强硬的楚国, 也不得不承认:“贡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 敢不供给?”可见, 即便是楚国这样长期与中央王朝对立的国家, 礼制依然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 礼也成为小国、弱国处理外交危机、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的“子产不予韩起环”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子产利用先君与商人的盟约, 从礼制时代的道德体系中寻找依据, 指出如果韩起强行索要环的话, 就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毋乃不可乎?”子产从礼制出发, 不愠不火地指出了韩起的违礼之处, 使韩起也不得不说:“起不敏, 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面对大国的不合理要求, 小国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还是礼。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 不论形式还是内容, 都是以礼为中心, 以礼为准绳的。这说明, 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 礼乐文化在当时社会中依然发挥着维系国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作用。当然, 春秋时代毕竟不同于西周的宗法制时代, 社会已经走向了“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时代下的礼乐外交终究不是真正以礼乐为信仰的外交, 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异常激烈和复杂, 这也构成了《左传》外交辞令咄咄逼人的一面。
二 咄咄逼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背景下的利益博弈
作为宗法制的最高代表, 周天子的权威就是礼乐制度的权威。而天子权威的下降, 诸侯势力的崛起, 本身已将礼乐制度釜底抽薪。礼乐制度基础的丧失, 使得礼乐外交虽然有礼乐之表, 却早已无礼乐之实。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种种矛盾都凸显了出来。面对赤裸裸的利益争夺, 各国的外交辞令在彬彬有礼的外衣下充满着咄咄逼人的意味。
首先, 在大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中, 各国使节在使用外交辞令时都不卑不亢, 甚至带有一定的挑衅意味, 以维护本国的地位和形象。春秋时代, 晋楚两国的争霸活动持续时间很长, 外交活动也相当丰富和频繁。两国使节往来穿梭, “语微婉而多切, 言流靡而不淫”, 体现着大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比如城濮之战中, 子玉向晋文公请战的一段话, 就很有挑衅意味。“请与君之士戏, 君冯轼而观之, 得臣与寓目焉。”这句话在表面上恪守着所谓的“君臣之礼”, 但子玉骄傲自大、志在必得的心理也跃然纸上。可见, 礼制包装下的种种外交辞令背后依然是咄咄逼人的实力原则。
其次, 在小国与大国的外交斗争中, 小国使节也“使于四方, 不辱君命”, 运用巧妙的外交辞令, 维护本国的尊严和利益。郑国处于中原四战之地, 国力弱小, “摄乎大国之间”, 必须运用外交手段在各国之间进行周旋, 方能求得保全。但是, 这也并不代表着郑国的外交使节在从事外交活动时一定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小国对抗大国时的外交辞令同样绵里藏针。如前面所述子产拒绝韩起时说的一段话, 看似是在陈述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其实句句柔中带刚, 实质是在指责晋国的无理要求, 最终迫使晋国退让。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不论是大国之间的角力, 还是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 都是出于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和利益博弈。因而在这种“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背景下, 外交辞令也显示着咄咄逼人的特征。虽然这一时期的外交辞令还保有着彬彬有礼的表象, 但背后基于实力与利益的恫吓、威胁、挑衅、利诱也体现得十分鲜明。一方面, 当时的社会虽已“礼崩乐坏”, 但国家在行事中还试图恪守着基本的礼乐文明和制度规范;另一方面, 诸侯势力做大, 争夺地盘和霸权, 都使得礼乐外交不过是利益博弈的一种工具。这也使得《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彬彬有礼和咄咄逼人的双重特征。
三 从春秋到战国:智力为体, 礼乐为用
综合前述的两个方面, 可以看出, 《左传》记载了从春秋到战国社会大转型、大变动、大重组的状况, 其中的外交活动体现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春秋到战国, 宗法制度崩溃, 礼乐文明消解, 天子权威下降, 大国之间的争霸和兼并活动日趋激烈。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争于气力”的时代, 但是, 由于历史的惯性, 传统的礼乐文化还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大国在行事过程中还不能完全撕下“礼”的面纱。但是, 此时所谓的“礼乐”必须服从于现实的利益, 它时而成为大国侵夺小国的借口, 时而成为小国对抗大国的工具, “礼乐”的背后是咄咄逼人的实力与利益对抗。从春秋到战国这种智力为体、礼乐为用的时代特征, 决定了当时外交辞令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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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辞令 篇9
新中国成立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禁运、武力封锁、经济制裁等方式威胁着新中国的生存。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援, 新中国外交就是如此起步。
对于新中国最基本的外交策略,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就提出来, 即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国在建国之初就完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这个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是十分正确的, “一边倒”可以依靠苏联的力量抗击美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 很好地巩固了国家新生政权。但是在“一边倒”外交战略并没有将中国仅仅拘束在苏阵营中。“1953年底, 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 周恩来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随后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发展了友好关系, 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关系逐渐破裂, 在国际上面临着苏联和美国两方面的威胁。此时中国外交实际上既反美又反苏, 并在1962年、1964年分别爆发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冲突等热战。在1963年, 时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访了亚非13国, 提出了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广交了一批“穷朋友”, 并为我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打下基础。
随着冷战的发展与我国“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我国不断推进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72年尼克松秘密访华, 中美两国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公报》, 随后即与日本建立了邦交关系, 1978年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另一方面的是, 中苏矛盾不断加深并愈发不可修复, 我国在1979年与苏联支持下的越南爆发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维护了国家安全。
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扩张势头开始减弱, 我国也不再像70年代那样面临着苏联极强的威胁。邓小平复出后, 我国外交战略开始调整。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我国调整后的外交战略已经露出轮廓———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并定下了我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90年代苏联解体, 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迫切的需要调整外交战略。在邓小平时代所提出的外交战略的基础上, 进一步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我国外交战略目标之一, 并保持指导方针不变。
虽然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以前的外交战略总体上是成功而富有成果的, 但我国外交总是被动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外交战略发生明显转变是在2000年左右, 从被动更多地转向主动。
二、新时期我国外交战略
我国虽然在2001年加入了WTO, 但十五年的谈判却十分艰辛曲折, 被迫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在2000年前后, 我国主动提出要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上海合作组织, 可以看出我国外交的巨大进步与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新世纪伊始, 我国外交战略逐渐由韬光养晦转为有所作为, 但韬光养晦仍是主导。
我国外交战略真正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的是在2010年前后。我国海洋领土争端已经困扰我国数十年, 在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下, 我国在外交上更多的是“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做法处理海洋领土争端。但在最新一轮海洋领土角力之中, 我国的外交战略明显发生了转变。
(一) 南海黄岩岛争端
2012年南海领土争端到了一个高发期。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 去除岛上有关中国的标志, 申请国际仲裁, 给黄岩岛改名……黄岩岛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来, 菲律宾不断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 制造事端激化事态。但是菲律宾等来的不是我国以往惯常的冷处理, 而是等来了我国外交部就黄岩岛事件向菲方提出的前所未有的严正交涉, 2012年5月7日, 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约见菲律宾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蔡福炯时称“中方做好应对菲方扩大事态各种准备”, 并呼吁菲方“希望菲方不要误判形势, 不要不计后果地推动黄岩岛事态升级”。这是自黄岩岛事件发生以来第三次对菲利宾做出的表态, 措辞之严厉、表态之明确超过前两次。同时, 国防部长梁光烈“军方的行动要根据国家外交的需要”。此番对外举动, 与曾经之乎者也的乏味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对于黄岩岛事件我国外交发言言辞柔中带刚, 领土争端立场明确, 并且有所言既有所为, 为维护我国周边环境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外交手段, 中国也在经济上通过限制菲律宾农产品入境、呼吁国人暂停到菲律宾旅游等方式狠狠地敲打了菲律宾, 使得菲律宾不得不基于我国强大的外交经济压力而缓和下来, 黄岩岛事件的媒体舆论也偃旗息鼓。但是, 舆论停息了并不代表我国的国家力量退出黄岩岛。通过我国国家海监、渔政等部门的努力, 黄岩岛已在我国的实际控制之下, 这已被菲律宾官方所承认。从此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海洋领土争端更多地转向积极作为, 利用外交手段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南海宵小对我国领土的掠夺, 并在合适的时机夺回控制权, 这样的处理是非常明智而恰当的。
(二) 钓鱼岛事件
中日钓鱼岛争端由来已久,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 使得钓鱼岛在2012年显得更不平静。针对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购岛”动作, 我国政府作出了严正声明:“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不折不扣地回到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上来, 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如果日方一意孤行, 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遗憾的是, 日本并没有正确看待中国人民保卫领土的决心, 仍然一意孤行地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保卫领土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2012年9月10日, 日本政府正式“购岛”, 中国政府则针锋相对地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 并在随后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洋环境预报, 组织中国海监开展钓鱼岛领海基线巡航, 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对峙。为了配合海监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 我国政府于9月16日决定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 主张在东海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 从中国领海基线量起超过200海里。这份大陆架划界案是对日本一系列“购岛”动作的强有力回击。
2012年12月13日, 我国组织海监编队及飞机队钓鱼岛领海内进行海空联合维权巡航行动, 日本政府迅速起飞F-15J战斗机进行拦截, 并且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在2013年1月15日首次明确表示, 如果中方飞机进入钓鱼岛“日本领空”, 且警告无果, 日方将可向中方飞机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面对日本政府如此狂妄的挑衅, 我国政府回以更猛烈的回击, 2013年2月18日, “中国海监50”等3艘船组成编队进入钓鱼岛领海巡航, 最近距离钓鱼岛0.8海里。
面对日本政府窃取我国神圣领土的无耻行为, 我国政府利用外交手段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 控制事态发展, 防止事态过度升级, 避免中日擦枪走火。同时我国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公然否定二战后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行径, 通过占领国际道德的制高点, 以获得国际上的支持。除了外交手段, 我国海上执法维权机构在钓鱼岛海域不断组织维权巡航, 以已成事实的对峙状态迫使日本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 达到我国政府所希望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总之, 我国在这次钓鱼岛“购岛”风波中, 外交言辞强硬、折冲樽俎, 通过巡航、公布领海基线、发布天气预报等积极作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 一改我国以往只停留在外交辞令层面上的尴尬局面, 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国民的爱国热情。这是日本政府始料不及的。
(三) 朝核问题
朝鲜半岛是东亚的火药桶, 随时有引爆的可能, 而朝鲜核问题更是整个火药桶的导火索。朝鲜分别在06年、09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在2013年2月12日,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的反对强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不明朗。中国作为朝鲜的陆上邻国和传统盟友, 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态度却与之前十分不同。依照惯例, 中国对此发表了第三次的声明。而这第三次声明对照前两次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即在最后一段“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中删除了前两次声明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将继续不懈地为此做出努力”。可见我国已经彻底放弃将朝鲜拉回六方会谈的圆桌上来。面对不断升级的朝核危机和变动的地缘政治, 中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就在核试验当天, 外交部长杨洁篪紧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 就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提出严正交涉。如此迅速的召见, 实属罕见。
2013年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 一致表决通过新的决议, 对朝鲜近期第三次进行核试验之举予以严词谴责, 并出台新的制裁举措, 以进一步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 及其核扩散能力。面对国际社会如此严厉的制裁, 朝鲜更是悍然废除《朝鲜停战协议》, 切断韩朝直线电话等板门店联络渠道。如何解决朝核问题, 将考验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国的外交智慧和能力。
三、总结及对未来我国外交战略的展望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在二十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欠账太多, 必须奋起直追。韬光养晦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到了二十一世纪, 我国经济上的崛起已经无可阻挡, 并且我国海外的利益已经深深融入到经济命脉之中, 以韬光养晦为主导的外交战略可能已经不能很好地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由韬光养晦转为积极作为迫在眉睫。
军事实力是外交的后盾, 积极作为的外交战略需要我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2008年我国海军开赴亚丁湾进行护航, 2012年我国首艘航母公开亮相等正式我国军事实力快速上升的表现, 我国以积极作为主导的外交战略是具有经济与军事双重基础的。
美国在2012年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 我国在未来十年面对的国际环境将会更加恶劣。面对各种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 我国绝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再退让。在南海领土问题上, 我国更多会采取“黄岩岛模式”, 通过外交上的施压、高压政策以及经济上的打压, 迫使南海宵小放弃对我国海洋领土的侵占。对于那些顽固的流氓国家, 我国应坚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 通过经济、军事渗透等手段, 获得对岛屿的实际控制。在东海与日本的纠纷中, 外交上要控制好事态升级, 保持大局上的对峙状态, 避免擦枪走火, 当我国综合实力到了完全超越日本的时候, 东海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在保护海外利益上, 我国应坚持海军的护航行动, 并尽量争取在印度洋获得一个港口作为海军的补给基地。在陆地上我国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如上海合作组织, 稳定我国边境地区, 打通我国到中东的陆上能源生命线。同时对朝鲜施以适度的压力, 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 努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六十四年,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年轻的共和国的外交之路也是风雨兼程。回顾我国外交六十年, 无论是其中的辉煌还是失策, 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思的。没有过往一步一步踏实的脚印, 就没有今天我国外交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简略回顾我国二十一世纪以前的外交历程, 并着重以黄岩岛、钓鱼岛以及朝核问题三个例子分析了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 最后简单分析我国未来的外交战略。
关键词：外交发言,黄岩岛,钓鱼岛,朝核问题,战略
参考文献
[1]张蕴玲:《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003页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 》, 第242页
外交辞令 篇10
今天, 我们若从语体风格上看《左传》中的外交辞令, 就会发现这些属于外交语体的辞令, 作为一种言语的功能变体, 不仅知礼善文, 而且体现出一种鲜明的语体风格特征:委婉、含蓄、恭敬, 但委婉有致, 柔中带刚, 刚而不激。这种风格的形成手段有以下两种。
一、词语的选择
外交语体是书面和口语互相渗透而形成的一种功能变体。既有书面语的庄重、严谨的风格, 也有口语的生动、变化多样的特性。之所以会这样, 主要缘于春秋时, 各诸侯国使臣为不辱使命, 既要考虑委婉其辞, 又要注意辞令的准确性, 提倡“情信辞巧” (《左传·昭公元年》) 。一篇外交辞令的出现, 往往经过有关人士的再三斟酌。如《论语·宪问》:“子曰:‘为命, 裨谌草创之, 世叔讨论之, 行人子羽修辞之, 东里子产润色之。’”弱小的郑国之所以能够游刃于大国、强国间, 周密设计的外交文辞功不可没。
以下从《左传》外交辞令的称谓、动词和修饰语等方面选词特色作一分析:
1.称谓
《左传》外交辞令的称谓使用的是谦辞敬语。外交语体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他国君臣, 这就要求称谓上要选择礼貌用语, 以适应功能变体的需要。如:
(1) 秦鲁通好, 秦使西乞术固请鲁纳玉器的一番对答。“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 不腆先君之敝器, 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端节, 要结好命, 所以籍寡君之命, 结两国之好, 是以敢致之。” (《左传·文公十二年》)
(2) 齐侯与楚使臣屈完的对答。“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 何如?’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 辱收寡君, 寡君之愿也。’” (《左传·僖公四年》)
从以上几例中可看出, 在使用称谓时, 称对方的“君”等称谓, 为尊称, 使用的是敬语;而称己方的“寡君、下臣、敝邑、不谷”等称谓, 均为谦辞。这种状况, 即便到了两军阵前, 也是对对方恭敬有加, 对自己自谦自轻。
这种称谓上的变异体现了中国古代外交文化的特点。春秋时期, 特别是到了末期, 尽管“礼崩乐坏”, 但周王朝所设定的道德规范仍旧制约着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 反映在语言上, 就是讲究避讳, 追求“称名之曲” (杨树林《中国修辞学》曲指篇) , 甚至不惜自轻自贱以示敬上, 用此种礼仪来切合君臣之名分, 于是就产生了上述既体现原有礼的道德准则, 又能适应各诸侯国外交礼仪需要的称谓。
2.动词
由于《左传》外交辞令中极为得体的动词使用, 常常收到一种含蓄的艺术效果。这种得体主要表现在委婉、含蓄的动词选用。如:
(1) “吾子淹久于敝邑, 唯是脯资饩牵竭矣。”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此处的“淹”当“滞留”讲, 为动词。在这种逐客令式的语句中显得既得体又传神。由于语义的和缓, 不仅避免了刺激对方, 且又绵里藏针, 暗喻谴责。
(2)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左传·僖公四年》)
“君亲举玉趾。”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这里的“涉”、“举”二字, 委婉之极, 明明是对方在入侵, 却说成对方涉水过河, 劳动大驾, 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外交辞令运用。同时也蕴藉着言外之意:没人请你们受辱, 是你们自作自受。这种寓贬于褒、寓憎于爱、名实不符的动词选用, 造成了一种不和谐的音调, 推衍出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极大地满足了外交语体题旨情境的需求。
3.修饰语
这里主要谈的是对话双方所用状语的一些词语。对方的动作往往使用“惠”“辱”等词语来修饰, 如
“惠保敝邑”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惠顾齐国” (《左传·昭公三年》)
“惠徼福于敝邑” (《左传·僖公四年》)
“辱见寡君” (《左传·昭公七年》)
“辱吊群臣” (《左传·襄公十四年》)
“辱于敝邑”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以上“惠”“辱”二字置于动词前, 充当状语, 表示受惠于、有辱于对方做某事的意思。如此表述, 委婉含蓄, 易于对方接受。而辞令中对己方动作的修饰, 往往是在动词前冠以“敢”“敢不”“岂敢”等词语, 以达到恭敬的表达效果。如: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 敢以烦执事?” (《左传·僖公三十年》)
“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 敢犒从者。”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小国言之, 大国制之, 敢不听从?” (《左传·昭公十三年》)
“以大国政令之无常, 国家罢病, 不虞荐至, 无日不惕, 岂敢忘职?……其敢忘君命。”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以上以“敢”等词语作状语的表述, 非常适合于先秦外交语体的题旨情境, 在《左传》中使用频率极高。《左传》外交辞令正是由于在选词上的特点, 强化了它委婉有致, 强而不激的语体特征, 并区别于《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战国策》等史传文书。如:
“使荀息假道于虞, 曰:‘……今虢为不道, 保于逆旅, 以侵敝邑之南鄙, 敢请假道, 以请罪于虢。’” (《左传·僖公二年》)
“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 其辞卑而币重, 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 (《谷梁传·僖公二年》)
“魏谓赵王曰:‘晋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晋人伐虢, 返而收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然则圣经罪虞之意。其说已著于当时矣。’” (《战国策》)
以上三例, 事同辞不同。《左传》长于使臣出辞, 用语婉转含蓄;《谷梁传》则重在阐发鲁《春秋》“虞师晋师灭夏阳”之经义, 诠释文笔轻快易懂;《战国策》则是精于据古论今, 将史实作为佐证, 纵横恣肆, 雄于论辩是其特点, 相比之下, 可见其语体风格之不同。
二、句式的选用
1.假设条件复句的大量使用
《左传》外交辞令中的假设条件句大都是由连词“若”“苟”“则”组成, 从而构成迂回委婉的语气。前一分句表示条件, 后一分句则在前一分句假设的基础上, 推断出可能产生的后果。如
(1) “公子若返晋, 则何以报不谷?”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这是晋公子重耳流亡至楚, 楚庄王希望重耳返晋后能有报于他, 其所表述的方式就是出语委婉的假设句式。
(2) “君若苟无四方之虞, 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 (《左传·昭公四年》)
这是楚使椒举至晋, 商请晋平公准许各诸侯赴楚合盟。弱己而倍彼, 本是晋不愿为之事, 椒举使用假设的句式, 出辞婉约, 既给足对方面子, 又表示出希望促成合盟的愿望, 软中见硬, 柔中带刚, 使晋平公无法拒绝其要求。
也有仅用“若”“苟”或“则”来构成假设。如
(1) “君若不有寡君, 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苟有寡君, 在楚犹在晋也。” (《左传·昭公三年》)
这是晋国对郑国的劝告。晋国对郑国的“朝晋暮楚”行为耿耿于怀, 但为了不至因紧逼而导致其完全投靠楚国, 劝告之辞必须婉转, 所以假设状况, 循循善诱, 希望郑国面从楚国, 而心在晋国, 所谓“在楚犹在晋也”。
(2) “敝邑之往, 则畏执事。” (《左传·僖公二年》)
这是郑国以虚拟的口气试探晋对其从楚行为的反应。
《左传》外交辞令中, 由于这种假设句式的大量使用, 使得其间外交辞令的表述婉曲迂回, 含蓄悠远, 语气和缓, 既避免了强加于对方思想的粗暴, 又使对方在愉悦中爽快答应, 每每使各诸侯国使臣圆满完成出使任务。
2.疑问句式的普遍使用
《左传》外交辞令在应用时, 口语语体特征极为突出, 特别是疑问句式得到了普遍运用, 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气势, 增强说服力, 使语气更加婉约, 从而避免直抒其义, 起到不好的效果, 其中运用最多的就是反问句式。这种句式使得要表达之义与字面之义完全相反, 从而在表述上构成曲折变幻。如:
(1) “以此众战, 谁能御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 (《左传·僖公四年》)
这是以排比反问的句式, 辞强而不激地表示出一种军事上的威胁。表面上看似咄咄逼人, 但由于是反问句式, 使得全句虽气势强盛, 但是通过婉转的方式表达, 并未使人面上无光, 尴尬无比。是以肯定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内容。
(2) “反先王则不义, 何以为盟主?” (《左传·成公二年》)
这是以反问的句式对对方进行严厉的斥责。是以肯定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内容。
(3) “君若辱有寡君, 在楚何害?” (《左传·昭公三年》)
这是以反问句式委婉地劝说对方。是以肯定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内容。
(4) “不畏大国, 何故不来?” (《左传·昭公四年》)
这是以反问句式埋怨对方, 指责对方。是以否定的反问表达肯定的内容, “何故不来?”即该来。
有的外交辞令甚至通篇连用反问句式, 如
“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 虽以无道行之, 必可畏也, 况其率道, 其何敌之有?牛虽瘠, 偾于豚上, 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忧, 其庸可弃乎?若奉晋之众, 用诸侯之师, 因邾、莒、杞、鄫之怒, 以讨鲁罪, 间其二忧, 何求而不克?” (《左传·昭公十三年》) 这是晋国外交家叔向恐吓鲁国的一段外交辞令, 连用四个反问句式:一曰王道之师, 所向披靡;二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暗喻晋国再不济, 也比鲁国强大;三曰鲁有内患;四曰晋若乘鲁内乱, 率诸侯伐之, 必胜无疑。四个反问句式环环相扣, 逐次递进, 步步紧逼, 问中有喻, 寓理于问, 不由得鲁国不听从。
除反问句式外, 还有一些设问句式, 如:
(1) “岂其嗣世九年, 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这是说你哪能即位仅九年就胡作非为, 这怎么对得起先君?你一定不会这样做。两个自问, 一刺孝公背弃祖命之速, 二羞孝公愧对先君。“君必不然”是自答, 讥讽之后, 随做否定。这样做, 既可让对方感到疼痛, 又可表明自己并没有要打人之意。这种自问自答式的设问句式, 正话反说, 软硬兼施, 虽说极富嘲讽味道, 但也声声入耳。实在是妙不可言。
(2) “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 君之薄也。” (《左传·僖公三十年》)
这是烛之武分化秦晋联盟的手段, 先以设问句式吸引秦国, 再自答出秦将非但得利, 反而损利的结论, 深入浅出, 释理透彻, 振聋发聩。应该说设问句式的使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有时外交辞令中, 形式上是有疑而问的询问句式, 但其真实的目的出于避免直白尴尬, 使表达更趋婉转。如
(1)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 (《左传·僖公四年》)
这是楚国使臣询问对方入侵之由。语气看似委婉, 但态度上实则透出一股冷峻之气, 指责外, 还带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2) “鲁人恐乎?”对曰:
“小人恐矣, 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 野无青草, 何恃而不恐?”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这是齐国恃强伐鲁, 尽管语气逼人, 气势汹汹, 但由于使用了问句方式, 使之话锋含蓄委婉了许多, 气氛得到和缓, 敌意减少, 充分表明了《左传》外交辞令中的辞强却不激越的独特外交辞令特色。
3.固定句式的运用
《左传》外交辞令中常常使用表意婉转的固定句式, 这也是其语体特征的突出表现。如
(1) “君若伐郑以除君害, 君为主, 敝邑以赋与陈、蔡从, 则卫国之愿也。” (《左传·隐公四年》)
(2) “君若不弃敝邑, 而辱使董振择之, 以备嫔嫱, 寡人之望也。” (《左传·昭公三年》)
这两例均运用了“君若……, ……之愿 (望) 也。”的固定句式。由于这种句式既能清楚地表达出己方的主观愿望, 又能表现出一种征询、请求的态度, 所以极易得到对方的首肯, 而这种委婉的句式也恰是外交辞令所需要的。又如
(1) “阙秦以利晋, 唯君图之!” (《左传·僖公三十年》)
(2) “君信蛮夷之诉, 以绝兄弟之国, 弃周公之后, 亦唯君, 寡君闻命矣。” (《左传·昭公十三年》)
这两个句子分别运用了连词“唯”与动宾结构“图之”构成一组固定句式;由充当动词的“唯”带宾语“君”构成固定句式。都表示听命于对方的态度, 但实际上却表示出劝阻的意愿, 这种句式婉约, 含义强硬的固定句式也是强化语体风格特征的手段之一。
综观方方面面, 我们看到了《左传》外交辞令婉约有致、辞强不激的语体风格, 当然这种风格的形成, 离不开时代特征、民族特征以及表述外交辞令个人特征。《左传》外交辞令正是在春秋社会文化环境大背景的制约下, 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外交语体特征特有的语言运用的格调、气势、语言组合方式特色。由此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婉约有致、辞强不激的语体风格。这一特征对今天我们从事国际交往活动, 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 1981
刘向集录, 鲍彪、吴师道注本, 《战国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1979
宗廷虎《中国修辞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高尔谦:从外交重臣到外交次长 篇11
成功交涉“马白关事件”
高尔谦（又称高而谦），字子益，1863年出生，福建长乐（今福州长乐市）龙门人。福州是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据点。长乐位于闽江口南岸，是福州的门户，临近近代赫赫有名的马尾港和福建船政学堂。高尔谦的父亲高绍曾，一直居住省城福州，较早感受西方影响，并为儿子提供了不一样的视野和成长环境。其长子高凤岐，举人出身，曾创建福建名噪一时的“求是书院”，后曾官至梧州知府。三子高梦旦（即高凤谦），曾初创四角号码检字法，使上海商务印书馆名扬中外。次子高尔谦1883年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制造班，专攻法语和造船专业，1885年4月踏上了留学法国的道路。
高尔谦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部律例大书院学习，主要攻读万国公法、法语。1890年，经过六年的刻苦努力，完成学业回国。随后，进入广东官场，办理洋务。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留学生有了用武之地。高尔谦经学部考试合格，被授予举人身份。1907年8月，被授予外务部右参议，踏入外交舞台。
1908年3月6日，高尔谦等不顾苏、浙两省人民强烈反对，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款额为150万英镑的《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在清政府看来这是高明的“两全之策”——“借款”与“筑路”分开，由清廷向英方借款，再转借两省商民自办铁路公司自筑铁路，自以为缓解了两方压力，岂不知由此埋下了清朝覆亡的祸根。高尔谦却因办理此事，深受清廷赏识，于7月升任外务部右丞。9月，复被派任云南交涉使，着手谈判处理1907年云南发生的误杀法国军官的“马白关事件”。法国借此次事件大肆勒索，提出了严办统兵主官、滇越铁路经过地段矿产由法国自由开采、滇越铁路由法国出兵保护等无理要求。熟悉国际法的高尔谦，在知府陈先沅的配合下，据理力争，最后只将当事人宋干臣免职、由中方出资修建边界标志结案。这是晚清少有未丧权辱国的交涉成果。
出任澳门划界大臣
“马白关事件”刚刚了结，澳门“勘界”问题骤然紧张，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又将高尔谦推到了前台。
1887年12月，腐败的清政府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哄骗下，以增加税收为名目，与葡萄牙在北京签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由此以条约形式取得对澳门的“永租权”。在条约签订过程时，中葡双方未就划界问题达成协议。葡萄牙认为有机可乘，竭力扩张其势力范围。促使澳门划界问题凸显的导火索是1908年2月5日发生的“二辰丸”号事件。当日，日本商船“二辰丸”满载走私军火，悬挂日本国旗公然窜入九洲洋海面，被正在海面巡逻的清军水师截获，遂将其扣留。但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却向清外务部发出抗议照会，硬说“二辰丸”拥有运载军火进入澳门的准单，不是走私船；该船是在澳葡领海，清政府是越境截捕商船。日方据此提出了苛刻的交涉要求，最后，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其交涉条件。因划界不清，清政府在中日交涉中吃了大亏，民众强烈要求清廷与澳门划清界址。
1909年2月11日，清政府委任云南交涉使高尔谦为澳门勘界大臣，特加头品顶戴，以重其事。有意思的是，高尔谦被选中是因为葡萄牙不同意任用广东人，而“高办理广东洋务多年，且曾查勘此案”，遂为外务部看中。
妥协退让使勘界谈判无果而终
1909年6月28日，划界大臣高尔谦带领四名随员到达香港。而葡萄牙派曾任葡属东非殖民总督的马沙铎将军为谈判代表，他到达香港时，一艘向中国炫耀武力的葡舰也开抵澳门。高尔谦深知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7月1日，中葡双方代表举行首次会议。马沙铎一开始便狮子大张口，提出澳门界址应包括澳门半岛、海岛、领水等领域，所要求的领土面积超过了澳葡原居留地面积的30倍。他还声称“久占之地，即有主权”，企图以这种强盗逻辑为其殖民扩张主义辩护。马沙铎自恃有英国的配合，态度蛮横无理。而反观高尔谦，则交涉权力有限，谈判中要与两广总督张鸣岐商酌核示，“随时电由外务部请旨遵行”。澳门划界问题，清政府打算以妥协退让的方式解决，对此高尔谦自然心知肚明。面对咄咄逼人的马沙铎，经过几轮舌战，高尔谦虽据理反驳，但因准备不足（有关历史资料未能带来）而底气不足。相反，马沙铎则公然向高尔谦进行讹诈，要求新开香洲新埠不得有妨害澳门商业之举动；在澳华人须入葡国籍，并声言如果这两项要求不能满足，划界之事就不谈了。忍无可忍的高尔谦起而反驳：“所要求与本大臣无涉。本大臣只知关于一切划界之事，不受他人之要求。”交涉中，马沙铎还围绕“占”、“租”及“附属”等字样大做文章，提出将划界问题提交海牙法庭“公断”。高尔谦坚决反对“公断”的意图，认为欧美对东亚是种族歧视，一定偏袒“葡方”。
在葡、英两国的恫吓威胁下，高尔谦步步退让。他一度向葡使提出，中国愿意“割弃澳门半岛（由妈阁至关闸）、凼仔、路环等岛，附近内河和海面由中葡共管”。9月间，高尔谦还向强烈反对妥协的香山勘界维持会代表宣称，划界交涉有三条出路，即“和平”（接受葡萄牙的全部要求）、“公断”（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或“战争”（谈判破裂诉诸武力），要求爱国民众接受他的以妥协求和平的方针。清政府的妥协态度和高尔谦的“息事宁人”策略激起了澳门民众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举行集会抗议。
鉴于民众的反对声浪汹涌，清政府为了避免“酿成事端”，不得不表示“下系舆情”，由高尔谦出面拒绝了殖民者的无理要求，并提出将谈判地点移至广州，以摆脱香港英国当局的操纵，“藉示粤民团结，不肯弃地之意”。11月14日，马沙铎见讹诈手段难以得逞，便在香港举行的第九次会议上“拂袖而去”。历时四个多月的划界谈判，宣告终止。高尔谦虽然没有成功解决划界问题，但也没有让葡萄牙殖民者遂愿。
1909年8月13日，清政府将正忙于与葡萄牙代表交涉划界问题的高尔谦从云南交涉使一职调升为外务部左丞。划界交涉停顿后，他回到北京任职。
几度沉浮的民国外交生涯
1911年8月，高尔谦升任云南布政使。10月10日，武汉楚望台的枪声引发了全国的反清风暴。10月30日，云南新军在蔡锷等率领下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在起义风潮中，到任不久的高尔谦被礼送出境，寓居于上海。
1913年12月，高尔谦重返外交舞台，被任命为中国驻意大利全权公使。在他近两年的任职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大利无暇东顾，中意关系波澜不惊，高尔谦及时将欧洲和意大利情况汇报国内。1915年9月，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勾起高尔谦对清朝的怀旧情绪，他提出“因病辞职”。11月1日，北洋政府正式免去他的公使职位。1917年3月，中国对德宣战问题凸显，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的外交次长刘式训辞职。闲赋在家的高尔谦被请出山，接任外交次长。然而，府院之争因对德宣战问题而激化，7月，张勋乘机拥戴清帝复辟，高尔谦被任命为外交部右侍郎，但他持观望态度，未赴任。
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高尔谦再任外交次长。他协助处理对德宣战事宜，配合做了对日借款的一些辅助工作。1918年4月15日，高尔谦因病请假，5月4日被免去次长职位。同年10月，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
外交辞令 篇12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60年的风雨坎坷迎来了她的繁荣富强。新中国体育事业也同样经历了风雨沧桑的60年陪伴着共和国一起成长,见证了共和国的复兴和腾飞。中国体育事业的60年,从1952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一无所获到2008年举办奥运会并且位居金牌榜第一;从群众体育的一片空白到2009年9月6日全民健身条例的发布;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的跨越不仅仅表明了中国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从政治层面上看也证明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离不开政治上的支撑,反过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对中国的政治外交领域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巨大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公众外交和体育外交的概念分析、国内外体育外交实例解读说明体育外交是公众外交的一种有效路径,并就如何更好发挥体育外交的效能提出建议。
1 公众外交与体育外交
体育界有一种观念,认为体育应该独立于政治,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史实来看,如果没有政治层面的支撑,中国体育事业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反言之,中国政治的发展也是和体育外交这样一个有效的公共外交途径有着密切联系的。霍英东曾说过:“邓主任(邓小平)的很多外交工作,都是在足球场做的”,周恩来曾这样评价体育工作:“我们的体育队伍是民间外交队,是中国的第二个外交部”[1]。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和中国的内政外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年即2009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众所周知“小球转动大球”的含义,是乒乓球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的大门,这种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形式已经传为政治界及体育界的一段历史佳话。而像这种“乒乓外交”、“围棋外交”、“摔跤外交”、“棒球外交”等等以体育为表现形式的国际外交实例举不胜举,由此说明体育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可能独立于政治环境而存在的,不仅从多层面受到其深刻影响,而且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政治产生独特作用。
在现代国家关系中,体育交流因其灵活性而发挥独特的作用,运动员被称为“微笑的大使”、“穿运动衣的外交家”,起到了“外交先行官”的作用,为国家政治和外交活动牵线搭桥,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政府为了实现国家政治或外交目,或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被称为体育外交,它是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在范畴上属于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2]。这种外交形式是跨越了国界,跨越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距的有效的交流形式。它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精英的交流,它的交流方式是愉悦的快乐的,没有让人不悦的政治辞令和外交技巧,它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在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目的的活动和交流之中达到了外交目的。
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一名词最早来源与美国,是美国学者埃德蒙·格里恩于1965 年最早使用。美国公众外交咨询委员会在其1985 年年度报告中指出,“公众外交通过向外国民众解释美国的政策、向他们提供有关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情况, 使他们许多人亲身体验我们国家的多样性以及为美国驻外大使和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预测外国公众舆论, 来补充和加强传统外交。”[3]美国的公众外交相对成熟,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已经将体育外交纳入了公众外交的方式之中。
2 美国公众外交实例分析
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于2006年11月9日任命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为美国首任公共外交特使。现年26岁的关颖珊是美国有史以来花样滑冰比赛项目成就最杰出的运动员。她曾获得5次世界锦标赛冠军,9次全美锦标赛冠军,2次获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关颖珊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父母为来自香港的移民。她能说粤语,还努力学国语。担任公共外交特使的新职后,她将访问世界各地,与年轻人进行对话,讨论教育、积极的保健措施与尊重多样性的重要性。赖斯说,关颖珊作为美国公共外交特使的使命之一是促使海外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的理解。赖斯说,关颖珊将以特使的身份去海外访问青年团体和学校,讲述她个人的经验并与当地的青年接触。关颖珊还将参加一些强调扩大年轻妇女在教育与体育方面机会的会议与讨论会。关颖珊说,她希望通过与世界上年轻人的接触,使他们“能亲眼看到美国倡导的,最终有助于人民和国家紧密联系的各种积极主张。”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卡伦·休斯(Karen Hughes)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体育外交十分重要,因为体育对年轻人有吸引力,可以促使人们不分地区、种族与宗教相互交往。休斯说,对任何地区来说,体育明星是“国家荣誉和团结的巨大源泉。”其他一些美国运动员也曾根据国务院“文化交流”(Culture Connect )计划以国务院体育特使的身份前往世界各地从事特定的体育讲习工作,其中有纽约洋基棒球队(New York Yankees baseball team)的伯尼·威廉斯(Bernie Williams)和凤凰城太阳篮球队(Phoenix Suns basketball team)的吉姆·杰克逊(Jim Jackson)。赖斯说,国务院目前正在与运动员和文化方面杰出人士接触,邀请他们今后也担任美国公共外交特使。[4]正如这篇新闻报道中休斯所说,体育外交十分重要,体育对年轻人有吸引力,它可以促使人们不分地区、种族与宗教相互交往。这也正是公共外交和体育外交的优势所在,它是介于国家政府交流和民间自主交流的政治外交的有效的第三种形式。
我国学者唐小松等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民众施加影响的外交形式, 即通过情报、国际信息、文化交流项目、媒体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并制造舆论, 为一国在海外创设良好的形象, 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活动, 是信息时代各国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5]关颖珊被任命为公共外交大使的使命之一就是促使海外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的理解。关颖珊说,她希望通过与世界上年轻人的接触,使他们“能亲眼看到美国倡导的,最终有助于人民和国家紧密联系的各种积极主张。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很好地把握了体育这种交流形式试图在海外公众心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宣传美国社会文化,从而增进国家利益。在世界发展的三大趋势下,即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通过体育外交这种公众外交途径是相当有效且便捷的外交方式。这种外交形式带来的并不是直接的显性利益,但是它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发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任命一个体育人士作为公共外交大使的舆论收益要远远高于发动一次伊战。
公众外交与民间交流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存在政府的介入,公众外交虽然是以公众为对象,但是它的实施主体仍然是政府。如关颖珊是被美国政府任命为公共外交大使的,她仍然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而非个人或民间组织。那么她所代表的也就是美国的政策及文化而非体育的或者个人的观念想法。
3 中国体育外交实例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体育在中国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替代并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中国体育与中国的内政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1949年10月,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年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贺龙任第一届体委主任,周总理亲自指导体育工作。我国的体育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阻挠,在新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问题上,始终被“两个中国”问题所缠绕。一直到1979年,新中国才恢复了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毛泽东曾提出关于新中国外交的三大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与这三大方针紧紧联系在一起。“另起炉灶”,由于50年代初国际奥委会的“两个中国”,新中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并且和印尼等国家共同发起了新兴力量运动会,同时也退出了承认“两个中国”的单项运动协会如“国际足联”、原“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等等。“一边倒”就是凡事都向苏联老大哥靠拢,在体育上也是,包括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发表反对“两个中国”的意见时也受到苏联代表的影响。从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的中国体育是一直与中国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的,中国参加、举办各种国际体育赛事,加入和退出各种体育组织,都与“两个中国”等政治问题有着渊源关系。在此期间,中国与大批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压制。这一过程中体育在中国与他国的合作与交流中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是以乒乓球和羽毛球等体育活动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
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体育事业也得到良好的发展,但是仍然会面临出于各种政治目的的阻挠,例如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时受到的西方国家的恶意舆论围攻、2008年奥运会圣火传递在法国受到阻挠等等都说明,中国体育一直都是和中国的内政外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体育事业是不可能离开政治环境独立发展的,它必然要成为外交的一种有效方式,表达本国的利益和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体育作为一种外交方式更能促使其本身的发展。
4 体育外交是公众外交的有效路径(价值功能)
共和国60年,从封闭自守到改革开放,中国体育事业伴随着新中国外交事业走过了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她的伟大复兴,但是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势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不仅仅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还要凭借科技实力、文化实力以及国际舆论等软实力。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世界,那么中国在全球化中给世界带去什么?信息化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交流渠道和全球性的知识,那么中国的博大精深又如何通过信息化展现给世界?民主化使得各国民众的信息获得和参与更为现实,那么中国要用何种方式来体现她的民主化呢?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对她各个方面的发展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公众外交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它以民主化外交的形式准确充分的表达本国利益、以他国公众为受体有效地传播思想和信息,从而达到塑造大国形象,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目的。而公众外交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公众外交相对发达的美国通常采用电视广播、媒体、出版物以及各种交流项目来对外宣传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它所倡导的政策,在各种形式当中美国政府也发现了体育这一具有特殊优势的外交形式,例如和中国的“乒乓外交”、和伊朗的“摔跤外交”、和古巴的“棒球外交”都是体育外交中成功的典范,这种半官方的国际体育交流是国家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并且起着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缓冲和过度作用,有效地化解国家之间的政治尴尬局面,国家可以通过这种政治色彩较弱的外交形式来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在海外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为以后的合作交流奠定基础、增强国家软实力间接增强国家硬实力从而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
从建国至今,中国外交日益成熟,迄今中国已与165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加入国际组织400多个,中国在全球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影响日益广泛,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世界舆论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完善到民主化进程,从中国的对内政策到对外交往理念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这种关注必然不可能全部都是善意的,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垄断世界舆论阵地,制造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例如“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界的蔓延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严重的损害,直接影响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又如“中国崩溃论”、还有2008年奥运会前夕的“藏独”事件等等都是由一些带有特殊政治目的的西方国家试图制造出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此时,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现实要求中国必须把公众外交战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议程,通过政府的组织推动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让世界公众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把真实的、客观的中国的大国形象展示给世界。公众外交在引导和塑造世界舆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体育作为展现国家综合国力、传播世界和平与友谊、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则应成为公众外交的一种有效路径。
1. 体育外交可以有效地为国际互动创造信任机制
体育外交的政治色彩相对较弱,它没有令人厌恶的政治外交辞令与说教。体育本身可以激发根植于世界人民心中的共同情感,它可以跨越国界、种族、宗教信仰,可以很容易的被持有不同政治观点、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共同接受和喜爱。今年,2009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乒乓球运动的联系直接体现了体育外交的力量。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参加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在赛中中国队有单独的车辆接送,一次一个叫科恩的美国运动员上了中国队的车,第二天日本各大媒体报道“中美接近”,后来美国队副领队哈里逊到中国队住地对我队负责人说:“我被中美两国友好的气氛所感染。中国代表团在世乒赛以后邀请了美国北边的加拿大队访问中国,也邀请了美国南边的墨西哥队访问中国。所以,你们是不是也能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后来众所周知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在1979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的重大外交活动,运动员之间的交流以及代表团负责人之间的交流是简单的让人易于接受的,他们是由乒乓球这一体育运动而联系在一起的,证明了体育外交是可以跨越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鸿沟的。体育外交可以在持有不同政治观念的人群中寻找到共同的情感纽带,从而升华为友谊与和平。乒乓球队之间的交流使中美两国人民互相建立了信任,从而为以后的政府或者民间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就是体育外交的优势之所在,体育外交可以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培植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促使民众之间的信息文化交流,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亲密的文化关联。
2. 体育外交符合公众外交的特性,为公众外交提供简单便捷的交流平台
公众外交是介于官方外交和民间交流的第三种形式,它通常是以文化信息交流与传播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美国的富布莱特项目,通过开展英语语言教学、文化教育合作项目来达到对外宣传的作用,再如任命关颖珊为公共外交大使则是通过体育人士的体育魅力作用来实现外交目的。与单纯的文化交流形式相比,体育外交相对更为简单便捷,一个体育明星的魅力或是一场体育赛事对民众的影响是直观的清晰的,中国的姚明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是无论开展多少次中美文化交流都无法取代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完美呈现是公众外交的绝佳机遇,我们不仅用金牌榜第一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体育强国的地位,也借助奥运会这个窗口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变化,向世界公众呈现了一场完美的中国文化的视觉盛宴,让世人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得到了世界舆论界的普遍认可。这种外交成果是政治精英们永远无法用政治辞令和外交技巧所获得的。
5 如何更好地发挥体育外交的价值功能
1. 充分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力量
体育项目通常具有较强的民间自发性和普遍性,我国政府在积极发展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同时也应当充分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外交力量,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促使民间体育组织的建立和民间体育活动的开展,增强民间体育组织的国际交流,通过体育运动这一形式在各国建立联系的纽带。国际奥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虽然它仅仅是一个国际体育组织,但是它每天处理的事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政治问题,并且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因此非政府体育组织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该成为体育外交所致力的一个重点。
2. 弘扬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她的体育传统与精神具有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魅力与神秘,现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充满了好奇的,例如中国武术文化,太极、易筋经等等不仅是外国人所不解的,甚至是现代中国人也没有透彻理解的古代文明。但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美国的NBA文化对世界公众的影响程度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媒体行业对中国体育文化信息传播力度的不够,另一方面来自于国人对我们中华文化的理解与感悟不够。从政府层面考虑,将本国的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到世界,其所起到的作用是隐性切不可估量的。因此政府应该着力于发现本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利用媒介信息流通作用,促使国家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让世人了解中国优秀的体育文化,在各国之间建立文化纽带,从而为公众外交奠定基础,提供更多的外交平台。
摘要：建国60年以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内政外交紧密相连,在世界发展的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三大趋势下,公众外交日渐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手段,而独具特色的体育外交在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方面有着其他外交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体育外交应被纳入公众外交战略体系,成为展示本国文化和信息的重要公众交流方式。
关键词：公众外交,体育外交,舆论,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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