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外交（共5篇）
能源外交 篇1
1 美国能源新政, 动因难以掩盖社会危机
美国宣布对叙利亚和伊朗都将采取制裁措施, 事实上, 美国主要的石油进口是中东、加拿大、墨西哥湾等地区, 对伊朗的石油依赖不像中国这么强烈, 即使行使制裁, 打压别人也不伤及自己;另外,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其延用历史的累积效能, 能够为世界能源外交继续提供外交议题。而对中国来说, 失去伊朗、沙特或中东的主要能源进口国, 却是不能承受之重。今年以来, 美国联手欧盟及其他盟友国家不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目的是削减伊朗石油出口来阻止其发展核武器;伊朗则针锋相对, 威胁切断对西方的石油供应, 把美国推到了与欧盟对抗的位置。美国不敢贸然行事;与此同时, 以色列计划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 美国显然在背后做文章, 一时间也引起国际社会和原油市场的高度关注与担忧。加上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增长, 国际油价走高成为必然的现实。奥巴马看到了美国能源危机的潜在影响。共和党此前借油价问题攻击奥巴马的能源政策, 关于是否扩大本土采油是两党争论不休的焦点话题。但是, 美国本土产油量已经基本到顶了, 北冰洋和墨西哥湾部分地区油气勘探是最后的“家底”。奥巴马提出美国的“一揽子”能源政策, 包括了增加本土产量、发展替代能源以及提高能效标准等, 实在是无奈的选择, 不仅实际内容缺乏, 而且这个“药方”也无法为公众和美国经济“解渴”。他提出从藻类提炼石油产品, 并声称可以取代17%的进口原油, 更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政治“构想”而已。
除去其能源新政, 审视美国的能源外交新举措, 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宣布对叙利亚进行制裁, 表面看是在给力欧盟, 实际上是在给伊朗传递信号, 美国在能源利益的维护上和欧盟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对于美国来说, 这样做的姿态获得了多重效果:
1.1 对欧盟来说, 无疑是一剂温胃舒——欧盟最担心美国采用直接控制或干预的形式打击原油产地, 破坏其供给能力, 对自身利益造成潜在威胁
美国和欧盟的战略合作支点是迫使中国和其他国家接受低碳排放的能源消费与控制议题, 但是, 如果一旦有力量对伊朗或伊拉克形成制约, 把能源生产基地转变成战场, 欧盟原来依赖的石油供给链条就会破坏, 欧盟的政治、经济就要受到影响, 损失远远超过低碳外交的控制效力;叙利亚和伊朗都是能源外交格局下的主导方, 欧盟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主导力量, 欧盟本身对待这一块的态度是谨慎而用心的, 期待借力打力, 给这些主导方一些压力, 就能产生较好的化学反应。
美国宣布制裁叙利亚, 管理中东, 给力欧洲, 对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制约影响。相反, 欧洲与美国的合作则是中国能源外交建设需要突破的支点——欧洲是国际舆论尤其是涉华舆论的主要策源地, 是对华偏见最集中的地区和增强我软实力的主战场, 从经济、政治和外交建设方向看, 中国需要把握的重点在于强化经贸和公共外交的沟通。况且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战略冲突, 双方摩擦主要在经贸和人权领域。因此, 美国给力欧洲, 对中国形成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十分突出。
1.2 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 给了一个警告——在叙利亚问题上, 中国已经和俄罗斯出现了貌合神离, 存在一定的危险
从外交形象的分离看, 联合国投票, 欧盟和美国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在能源合作关系上的情感纽带并不牢固, 对于叙利亚进行干预, 可以有效地阻止中国进入中东的脚步, 也给中东相关国家间接的“警告”。
2 美国能源战略风向转变, 俄罗斯将作何行动
美国能源新政的内涵基本没有本质内容, 这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 是一个合作的方向, 也提供了潜在的机会。
现实地看, 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的认同指数有较大的差别。有专家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 发展动力主要还在自身, 对外的依存度已经没有开放之初那么高了;而俄罗斯的发展, 对外依存度较高, 尤其是欧洲, 俄罗斯的经济尤其依赖中国和欧洲。但是, 中国只是俄罗斯的战略支点, 不是战略重点;美国、日本和欧洲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战略重点, 而俄罗斯的能源战略的重点也一直如此。
从危机中走出来的俄罗斯, 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能源战略开始大刀阔斧推进。从2009年国际能源外交形势发生较大变化以来, 俄罗斯也看到了一个事实:世界金融危机对部分能源资源国造成严重冲击, 资源国的强势地位相对下降;气候变化问题凸显, 引发“低碳经济革命”, 都对非石油主产国产生较大压力。
欧洲市场是俄石油和天然气及煤炭等能源的传统市场, 能源对话在俄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于能源问题是独联体、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开展统一经济空间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所以, 从2012年年初联合国决定是否制裁叙利亚进行投票行动中看, 俄罗斯投了赞成票, 可以看出直接动因是俄罗斯在制约中东的石油出口, 力图维护俄罗斯石油的外销能力, 进而稳固俄罗斯联盟体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3 美俄能源外交变调, 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一是中国一方面需要和俄罗斯建立真正稳定的能源外交推进计划, 把过去的意向落实到实处, 另一方面要有效组织边缘力量, 在下半年开始抬高国际油价, 给欧洲和美国造成直接的压力, 迫使奥巴马下台或修改政策, 利用能源外交置换中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内容。我国能源外交应针对能源主体力量的不同政治诉求, 按照能源外交战略的近期、远期规划, 分步实施能源外交举措, 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力量。在近期目标里, 有效地争取俄罗斯、有力度地暗中制约美国;在中期目标实现的过程中, 运用外交手段, 联手中东的主体力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主要国家提供稳定的石油供给, 强化中东对中国的亲近程度;在长期的发展规划和推进过程中, 稳定拉美的石油伙伴, 带动非洲的资源开发和能源置换。加紧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源战略的谋划, 用好我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的机遇, 在继续重视维护传统能源安全的同时, 力争在“绿色产业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 着力推动新的国际能源秩序的形成, 这样, 才能把握机会, 为今后的能源外交格局的建设奠定基础。
二是除了和俄罗斯发展稳固的合作关系之外, 中国还需要顺应大国的态势, 把中国崛起的战略支点放在俄罗斯和中东等国家, 推进大陆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从外交动向看, 普京第一个周期执政期间, 曾经表现出比较圆滑的战略移动策略。在此次执政期间, 他会更倾向于用一方制衡另一方的外交策略, 其战略重点无疑是欧洲, 中国和中东是俄罗斯的两张牌——协调中国对付美国, 也是俄罗斯的必然诉求;其次, 俄罗斯在东南亚和印度, 以军事合作为主线, 将是重点, 既推销军火又制衡中国。正如国内有的外交专家和能源专家分析的那样, 在谋求经济而非外交的途径解决和日本的关系上, 俄罗斯会淡化与日本的岛屿争议, 以向日本、韩国销售更多石油为基本的经济外交手段, 保证自己及其联盟体在东亚占领足够的能源份额, 既防止中国独占石油供应, 又稳固了国内经济的生命线和同盟体国家的向心力。
三是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运动和政治抗争崛起的背景下, 在配合能源外交战略实施的过程中, 可以借鉴美国、欧盟的公共外交策略, 实施软战略, 间接实现能源外交的步骤, 减少冲突, 实现共赢。软战略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比“硬战略”更具杀伤力。软战略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公共外交, 特别是隐身政府而幕后指挥全局, 通过协调和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跨国财团进行能源问题的框架性战略合作, 或者利用有关组织演进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社会事件, 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很容易形成不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国际形象危机, 有可能干扰一国发展的节奏和进程。
四是利用欧盟和美国的能源外交议题, 组建代表国家形象的国际能源公司, 行使政府的软控制策略, 更好地搭建国际性的能源交流平台, 强化中国在国际局部地区的影响力, 实现能源外交的延伸能力。中国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 (简称能源委) 吸引了世界媒体的关注。法新社的报道称, 中国成立能源委是为了“协调这个能源饥渴国家的政策”。应该说, 这个机构的建立是中国大能源外交战略得以实施的基本保障。近几年来, 中国已经采取了系列举动确保海外能源供应的安全, 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把中国政府的力量置于海外能源交易后面, 形成操控能力, 摆脱过去单一的国家能源公司处理问题多头为难的局面。但是, 从行使国家使命来说, 这样的机构还是好看不好用, 需要采用公司化的方式, 转移它的职能, 和市场更好地对接。
从政府力量看, 需要组建代表国家形象的国际能源公司、新能源公司, 行使政府的软控制策略, 更好地搭建国际性的能源交流平台, 强化中国在国际局部地区的影响力, 实现能源外交的延伸能力。可以考虑在三桶油之上, 建立具有执行国家能源委员会意志的中国国际能源公司, 集纳石油、太阳能、风能、绿色能源开发等业务, 并执行对外合作与开发的宏观调控。
同时, 在金砖四国、东盟的现有的外交框架中, 倡议建立类似“世界未来能源峰会”这样功能的跨国、跨地区的政府和企业沟通交流的平台, 致力于为世界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平台。无疑, 这将有利于密切中国与相关地区的能源市场的联系, 提高中国在国际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提升国家的形象和真正的影响力。
能源外交 篇2
传统的能源安全观，以能源的充足供应、持续和价格合理为重点内容，反映的是石油、煤炭等高碳经济时代特征。2006年7月，胡锦涛主席出席八国峰会时首次提出新能源安全观，即“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我们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多边及双边场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新能源安全观。
本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内来看,中国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外依存度快速攀升。2012年，中国原油进口2.7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6.4%；天然气进口447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为28.9%。从国际来看，国际能源争夺日趋激烈，全球能源市场格局波动加剧，中国能源安全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新能源安全观为中国能源外交指明了方向。
一、新能源安全观下中国能源外交实践
在新能源安全观指导下，中国能源外交取得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能源外交多元化、促进能源外交机制化和新能源国际合作逐步深化三个方面。
(一)能源外交多元化卓有成效
中国50%的石油从中东地区进口，且全部依靠海路运输，地区形势动荡威胁中国能源安全，能源多元化战略成为中国能源外交主题。中国在巩固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同时，深化与拉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能源合作，能源多元化格局成效显著。
海湾六国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开展互利共贏的能源合作道路上不断推进。中国和沙特相继签署《关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领域开展合作的议定书》、《关于石油、天然气、矿产领域开展合作的议定书的补充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等多项文件。
2012年，中沙双方签署在沙特合资修建炼油厂的协议，该协议投资近100亿美元、年处理原油2000万吨，是目前中国海外能源合作中最大的项目。中国与俄罗斯高度重视能源合作，以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为平台，双方能源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08年以来，中俄相继签署了《石油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关于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路线图》、《关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框架协议》等多项能源合作协议。2013年，中俄签署长期供应原油协议，价值高达2700亿美元。在未来25年，俄罗斯每年将向中国供应4600万吨石油。
中亚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地，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进入新阶段。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关于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建设的基本原则协议》、《中哈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双方将加快实施中哈天然气管道一期扩建(C线)和二期(别伊涅乌-巴佐伊-奇姆肯特)建设，并加强原油管道扩建使其达到每年2000万吨的输油能力。
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天然气领域合作渐入佳境，双方先后签署了《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土能源合作分委会第二次会议纪要》。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土库曼斯坦，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并启动D线建设，确保2016年建成实现每年向中国输送65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目标。
此外，中国在拉美地区也展开了不少能源投资项目，对拉美国家能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能源合作不断深化。2008—2009年，中委签订多项能源合作协议，包括到2013年委内瑞拉将向中国的石油日供应量增加至100万桶，在广东省建立日加工40万桶原油的炼油厂项目等。
中国和巴西在能源领域 合作也持续加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和巴西签署了《关于能源和矿业合作议定书》、《十年合作规划》等能源领域合作文件，2010年至2019年，巴西每年向中国出口1000万吨原油的协议，两国在油气生产、加工及天然气运输协调等方面也加强了合作。
(二)促进能源外交机制化
中国在全球能源合作领域的实践不断拓展，内容逐渐丰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逐步完善。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如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中涉及能源议程的所有活动同时加入世界能源理事会、世界石油大会等专门性非政府能源组织。中国积极与国际能源机构展开实质性能源合作，2009年10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并为在各种能源市场问题上开展密切合作制定具体规划。
中国积极拓展区域性能源合作与对话，成果显著。2010年，中国与海合会6个成员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关于战略对话的谅解备忘录》，有利于双方在能源领域进一步深化互信、加强互利合作。2011年9月，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4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发表《西安倡议》，提出将积极构建能源合作俱乐部，深化能源领域合作。
中国十分重视在东盟和东亚峰会框架下的能源合作，以《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目标和措施为指引，积极参与和推进在能源安全、石油市场、石油储备、节能与能效、能源市场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为亚洲地区和世界能源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三)新能源国际合作逐步深化
新能源产业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中国政府将新能源产业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中国不断加强双边和多边新能源国际合作，重视并积极参与区域组织下的新能源合作。
中国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合作、东亚峰会能源合作、东盟“10+3”能源部长对话机制和上合组织能源合作为平台，加强区域一体化框架下的新能源合作，包括区域新能源研究、替代能源和低碳能源的使用、能源安全等方面；强调通过强化有关能效和节能计划，利用水力、扩大可再生能源系统和生物燃料的生产或利用，以及在感兴趣的国家开发民用核能，减少对传统燃料的依赖。
以美国、欧盟为主要对象开展的双边合作是中国新能源国际合作的另一主要途径。中美新能源国际合作机制和对话主要包括中美首脑会晤机制、中美能源对话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两国签署了《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合作议定书》、《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等一系列新能源合作协议。
中欧新能源国际合作机制和对话主要包括中国一欧盟能源合作大会和中欧峰会。2005年第八次中欧峰会签署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明确提出，把新能源列为合作与对话的重要领域。此后，中欧继续通过这一平台签署了《中欧清洁能源中心联合声明》、《能源交通战略对话谅解备忘录》、《启动近零排放碳项目第二阶段合作谅解备忘录》等一系列合作协议。
加强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技术合作，有利于中国积极吸收和引进欧美新能源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成果，推动中国新能源产业可持续稳步发展。
二、新时期中国能源外交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能源格局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在能源供给安全、国际能源秩序、新能源国际合作等领域，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能源供给安全的风险加剧
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俄罗斯、中亚、中东地区，非洲和拉美地区是重点开发市场。在多元化能源外交推动下，中国已在海外初步建成了四个重要战略区域，分别是以苏丹为主的北非战略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主的中亚战略区，以委内瑞拉为主的南美战略区，以沙特和伊朗为主的中东战略区。2010年以来，西亚、北非持续动荡，对产油国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国际油价以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等多个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2012年以来，国际油价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背景下持续上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暴力冲突等因素一度将油价推至高点。因担忧伊朗危机升级或将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2012年3月，国际石油价格在一个月内迅速飙升至2011年4月以来的最髙水平，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突破每桶110美元。2013年，动荡因素持续发酵，埃及内乱、叙利亚内战使中东地区格局深度调整，传统热点高温不退。中东地区政治博弈继续，宗教与民族矛盾纠葛，伊斯兰教义与世俗力量碰撞，催生各种不可控因素，中东地区局势将持续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
(二)国际能源秩序酝酿深刻变革
随着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髙，所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更为复杂，各国争夺国际能源态势进一步加剧。
全球能源生产西移和消费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进人21世纪，随着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相继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能源消费开始呈现缓慢下降态势，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能源消费迅速增长。2012年，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贸易中心，占全球石油贸易量比重升至25%以上；煤炭贸易占全球煤炭贸易总量的60%；液化天然气贸易增量占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增量9成以上。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美洲大陆油气生产的崛起。
受页岩开发等技术因素推动，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持续增加2012年原油产量提升至3.95亿吨，同比增长3.9%，仅次于沙特和俄罗斯，居于世界第三位；其天然气产量为6814亿立方米，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据国际能源署预测，美国到2020年将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
国际能源市场石油和天然气格局变革加剧。在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以美元为主导的石油定价机制受到严重冲击，进一步推进了非美元化石油交易发展。自2006年3月伊朗成立以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所以来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支持用石油欧元部分取代石油美元，俄罗斯建立圣彼得堡石油交易所，亦用卢布结算石油、天然气交易。俄罗斯、卡塔尔和伊朗等13个国家组成“天然气出口国论坛”，拥有全球60%的天然气储量、70%的天然气开采量和60% 天然气国际贸易量。
2008年12月，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组织宪章，标志着这一论坛将向长期化、正式化的方向发展。2011年以来，该论坛首脑会议又发表《多哈宣言》和《联合宣言》，提出各成员国将对天然气价格进行调整，并坚持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联动机制。
(三)新能源的“ 双反”危机
中国和美欧在新能源产业领域互有需求。但美欧相继对中国新能源展开“双反”调查，不仅破坏了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的良好合作，也损害了其新能源产业自身利益。
近年来，中国的光伏和风电产品连续遭美国“双反”调查。2012年5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太阳能电池产品反倾销调查初裁结果，认定无锡尚德税率为31.22%、常州天合光能税率为31.14%，其他59家单独税率应诉企业税率为31.18%，其余未应诉企业税率为249.96%。同年7月，中国风电设备再遭美国贸易壁垒，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对华应用级风塔双反案初裁结果中，包括华锐在内的多家中国风电企业被征收高达20.85%-72.69%倾销税。
2012年7月，德国Solarworid等公司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申诉，要求对中国光伏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2013年6月，欧盟委员会决定从该月6日起向中国输欧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如双方在两月内未能达成一致，欧方将从8月6日起的四个月内，向中国输欧光伏产品征收平均税率为47.6%的临时反倾销税。
此案涉及中国200多亿美元的对欧产品出口，占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的80%左右。经过双方多次谈判磋商，2013年7月，中国光伏产业与欧委会就中国输欧光伏产品贸易争端达成价格承诺安排，欧盟批准相关的“价格承诺”协议，但是该“价格承诺”协议有效期截至2015年底。
三、优化中国能源外交的思路
在后危机时代国际能源关系复杂多变情况下，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能源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强化能源多元化战略体系。周边能源资源已成为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2012年，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分别占全部进口量的13%、65.5%和79.2%。周边能源资源不仅能够确保中国能源来源的充足稳定，输送通道也更为安全可靠。因此，中国能源外交应重点转向中亚国家、俄罗斯及东盟友好国家，构建富有建设性的制度性合作框架，创立机构性协调机制，形成周边能源安全战略协作机制，着力打造新时代的“能源丝绸之路”。
同时，继续深化与中东、拉美和非洲的能源合作，积极营造“多元化”能源外交格局，形成能源战略关系—油气供应国（生产国）和油气消费国之间积极互动。
第二，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提高能源经济外交战略意识，把能源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的重要战略要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协调等多边交流与机制。建立全方位、多领域、多层级的协作关系和利益纽带，强化与主要能源消费大国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实现共赢的国际能源合作格局。
继续深化与能源出口国协调和合作，与主要国际能源机构和组织加强沟通和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国际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促进能源开发以保障供给，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和全球化。
第三，加强区域能源合作。坚持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积极参与区域能源资源开发，扩大区域能源对外贸易和技术合作，提升运输、金融等配套保障能力，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新格局，共同维护区域能源安全。充分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会议上合组织峰会、东亚峰会和“东盟+3”能源部长对话机制等平台，发挥巳有对话机制的作用，推动构建高层协调机制，积极开展能源技术合作和交流，提升能源合作领域和空间，从而实现区域内能源技术、资源要素的优势互补和有效配置，达到互利合作、合理分工和双向共赢的局面。
第四，积极推进新能源国际合作。新能源技术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重要环节。把新能源国际合作和节能减排相结合，不失时机地引进国外新能源技术、设备和成果，可有效提升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
中国“大能源”外交的困境与突围 篇3
能源一词，只是资源的物质体现，只有把能源问题上升到资源的高度，即从政治的角度、管理的角度确立“大能源”的概念，才真正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了精华。这对于曾经是农业文明的习惯从自给自足角度思考问题的中国而言，是一项历史性任务。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甚至社会的稳定，必须主动开拓世界能源。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根据巴黎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石油需求量的下限为4.5亿吨，上限为6.1亿吨。而预计届时国内的产量只有1.8亿到2亿吨，这就意味着中国石油对海外资源的依存度至少将达到55％以上，与目前美国58％的对外依存度大体相当。
大国的崛起在于国家实力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言：“如果不在国防、消费和投资这些互相矛盾的需求中找到一种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太可能长期保持其大国地位。”
能源的争夺目前集中在石油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运用石油资源的国家。 《汉书·地理志下》中说，上郡高奴县(今延安)“有洧水，可燃”，《水经注》道：“高奴县有洧水，肥可燃”。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首次将这种“洧水”名之为“石油”。他还预言： “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
资源对大国的重要性，正如《管子》中说：“地大国富，人重兵强，此霸王之本。”对于资源，必须进行保护性利用。管子将之作为人君是否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一个条件，“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
然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在治国逻辑，与中国重新参与全球性竞争的历史使命已然不符。作为后来者的中国，面临三大能源困境：
一是规则问题。自西方扩张以来，殖民和后殖民的西方规则统治世界五百年，并最终以西方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WTO的规则来定型。纯粹掠夺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中国对世界资源的依赖在本质上和西方扩张时期的依赖没有区别，这导致中国存在着能源依赖和能源获取手段上的困境。
二是资源匮乏的问题。五百年的西方掠夺已经占据并大大消耗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中国二次国际开发的空间已经很狭窄。
三是国际认同问题。后来者面临的困境往往是“莫须有”的，即：中国参与全球性资源或者能源开发，必然会被视为和西方扩张类似的行为，而西方也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不信任散布中国威胁的言论。从“中国导致了世界石油市场价格飙升”，到日本阻挠中俄石油管线的计划，到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都体现了中国二次开发的认同危机。
从外交上而言，中国开启的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大能源外交”，它必须既要“合纵连横”，也要“远交近攻”。
首先是和美国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总习惯地认为中东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将越来越依赖石油等战略资源。这就导致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放弃原来在没有依赖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时候的传统外交战略，这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新因素。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世界产油区，因此必然重新定位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所起的潜在作用。
2004年可以称作中国能源外交的“元年”。自此以来，中国的大能源外交战略在于：对日本在能源和资源上对中国的挤压，予以坚定的但是却合作的反制；在周边广泛开辟能源新路；改变重点依靠中东的做法(中国进口石油50％依赖中东)，积极拓展和非洲、拉美国家的传统关系，在美国控制能力相对较弱的地区，建立新的能源渠道；在外交战略思维上保持灵活性，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寻求能源合作。
能源外交 篇4
1.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形成美苏两极, 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姿态出现。但20世纪60年代, 尼克松政府提出了缓和战略, 其目的是减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紧张状态, 鼓励外交谈判。但与此同时, 苏联利用美国扩张的收缩, 推行其全球战略, 向美国发动全面的挑战, 于是里根政府提出了以实力求缓和的战略, 抑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 从此美苏关系由对抗转为对话, 世界也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
由西欧六国最初组成的欧洲共同体迅速走上了经济繁荣的道路, 逐步形成一个商品、劳动力与资金自由流通的经济共同体。到1986年欧共体就有了12个成员国, 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集团势力, 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 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5以上;出口贸易为美国的两倍, 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37%;黄金储备约为世界的37%。
在欧洲实行一体化的同时, 亚洲的日本也在迅速发展。日本是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 到1973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一半, 成为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大国。
2.石油的战略意义逐渐凸显
西方国家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前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 主要得益于廉价的石油供应。正如奥康诺所说:“谁占有石油, 谁就占有了世界, 因为他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 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 用汽油和煤油来统治陆地。除此之外, 他还能在经济上统治他的同胞, 因为从石油中他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财富。”正由于石油对经济和军事有如此重大的作用, 所以它一直是诸强之间争夺的目标, 石油丰富的产油国便成了石油霸权的逐鹿之地。
3.两次能源危机对世界的冲击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阿以战争爆发, 战争发生之前,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产油国曾几次警告美国政府, 如果继续支持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将会对美国实施制裁。美国却不顾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反对, 坚决支持以色列, 向其提供大量的军械设备。于是在美国通过了给予以色列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法案后, 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 在1973年11月的科威特部长会议上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随着战争的进行,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把石油消费国分为三类实行选择性禁运, 并将原油标价提高70%, 由不到3美元一桶提到5.11美元一桶, 减产也加速了石油价格的飞涨, 到1974年1月1日达到每桶11.65美元, 上涨了128%。
1978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政局发生剧烈变化, 伊朗亲美的温和派国王巴列维下台, 该国的石油出口受到破坏, 从而引起第二轮石油价格暴涨, 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产量从每天的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由于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取消有关石油供给的合同以及石油危机使世界基础能源和运输成本六年里上升了13倍, 油价从1979年的13美元猛增到1980年的34美元, 第二次能源危机的冲击由此开始。此次危机持续了半年多, 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主要诱因。
二、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背景
1.美国霸权政策影响美国石油政策
石油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石油霸权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对产油国来说, 只有接受美国主导的石油机制和不平等的权利格局才能保障各自的利益。对于石油消费国, 美国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也影响着他们的对外政策。同时他们也可以在美国主导的霸权机制下享受实惠, 而他们的追随又有利于提高美国制定规则、维持机制运转的威望和能力。
作为典型的石油消费国, 美国为确保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 其能源外交的重点是建立外围型的中心机构, 这个中心即为美国本土的需求中心地带, 确保从加拿大、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的石油进口;同时注重运用政治和经济等非军事手段加强与能源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以及国际能源组织的关系, 维持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多元化供应格局;以综合的手段确保其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强势地位及制定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充分利用金融大国地位, 放任美元贬值和金融投机, 谋取超额利益;努力发展节能技术, 大力开发新能源, 改变能源消费结构, 既减少对国外能源的依赖, 又谋取更加长远的优势地位。其能源外交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直接服务于其全球战略, 谋求地缘政治与地缘安全优势, 并且同时具有强烈的“控制性”, 以实力为后盾, 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把自己的理念和游戏规则强加给别国, 实行强权外交。
2.美国经济对能源的日渐依赖
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使能源消费国, 同时又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的美国认识到保证美国的能源问题在美国的内外政策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人口约占全球4.5%的美国, 一次能源的消费量占到全球的1/4还要多, 其一次能源的生产水平则约占全球的20%, 即使这样美国大部分的石油天然气仍然依赖进口, 在总需求中进口石油份额从1973年的35%增长到2004年的58%。
石油消耗的增长碰到了1973年的油价上涨 , 天然气的使用则由于客观上资源有限, 再加上价格管制问题的纠缠 , 从1973年以后再也没有增加。在1973年以前的多年内美国的电力工业处于黄金时代, 需求稳定地以每年7%的速度上升, 同时成本却在渐渐降低。原因是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和中东的低价石油。也正是由于中东大量廉价石油的出现, 西方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并建立起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高耗能的工业体系。石油已成为美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航空业、电力等各重要经济部门得以正常运转的“血液”。如果缺少了石油, 必将引起美国国家工业生产的衰退和经济的滞涨, 同时也会更加深入地引起整个西方的经济危机。同时石油价格的上涨, 则势必造成通货膨胀, 补救通货膨胀的传统办法不外是减少政府开支和紧缩通货, 可是这些措施会引起经济衰退, 从而减少就业机会和放慢经济增长速度。
3.能源危机中历任总统制定的能源政策
在1973年的能源危机之前, 美国政府在调控能源系统的工作中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石油价格的迅速上涨和世界“黑金”市场的动荡震撼了美国的能源供给, 被认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报刊上刊登石油能源供应问题的文章从未间断, 华盛顿当局也对此问题极其关注, 这迫使美国政府详细制定国家的能源政策, 并着手建立落实政策的相关机制。
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金本位脱钩, 以矫正货币的高估, 同时推行涉及面很广的价格控制体系, 当然石油价格也包括在内, 因此对石油工业源头和终端的价格封顶使得石油的价格即使在国内需求不断上升且已开足马力生产的时候也保持着低价。 强制性的石油储备和替代煤的计划的尝试开始于福特政府, 福特政府受益于尼克松的《能源独立计划》, 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到了改善国家能源状况的具体措施。总统告诫国会, 要在90天内执行全面的能源税收计划, 接触对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控制, 鼓励发展核能和合成燃料, 并在12月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法令《能源政策和节能法案》。 1977年卡特总统决定成立能源部, 在能源政策的主要方向上, 鼓励能源储备, 刺激国内需求, 特别是对进口石油的需求, 保证各公司在国内地质勘探活动有良好的法律和经济环境, 通过外交手段保证美国能源经济和能源政治利益。能源外交从此在美国的能源政策中逐步上升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比]贝雷比.世界战略中的石油[M].时波, 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
[2][英]奥德尔.石油与世界霸权[M].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78.
[3]李庆余.美国外交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浅析中俄建立能源外交关系的基础 篇5
能源外交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部分，加强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对巩固两国政治关系，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有重要意义。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开展能源外交有着深厚的基础。一、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需要寻求新的能源合作伙伴其主要表现为国内能源供需矛盾的突出。首先是能源需求猛增。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1986-1990年，我国石油消费需求年增3.7%；1990-2000年，我国石油消费需求年增7.6%；2003年，我国的石油消费需求同比增长11.1%。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与此同时，我国石油消费在世界消费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根据BP统计，1992年我国石油消费占世界石油消费的4%，2003年则上升到7.6%。我国石油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世界市场需求旺盛。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世界石油消费需求增加的25%来自中国，2003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3%。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估算是未来20年我国石油需求将年均增长7.7 %，与上世纪90年代的增速基本持平。 但另一方面，我国的总体石油储量不足，增产也有限。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6吨，全球人均为23.5吨，是世界平均值的11.1%。我国剩余石油探明储量也只有33亿吨，占世界剩余探明储量的2.3%，排名第11位。而且，由于现有的油气田大都进入开采的中晚期，可采价值不高，东部的许多高产油田继续开采的难度大，多年来其产量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的石油难以实现大幅度的增长。其次是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风险加大。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3年我国石油产量为341万桶 /日，供需缺口达208万桶 / 日，全年供需缺口为1亿吨。2004年我国的石油消费需求持续旺盛，供需缺口超出1.4亿吨。 如果按2020年经济翻两番来计算，届时我国所需石油消费将达到9.2亿吨。期间，即使是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一倍，到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仍然需要4.6亿吨。但是，届时我国的石油生产能力估计却只有在1.8-2亿吨之间。也就是说，要保障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我国每年的石油缺口在2-3亿吨左右。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报告就预测，未来20年我国石油需求总缺口将超过60亿吨。1993年，我国由石油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当年进口石油为970万吨。2003年，我国进口原油9112万吨，增长了31.3%，成品油进口达2824万吨，增长38.8%。2004年我国原油进口超过了1亿吨，对外依存度达40%左右。而根据国际能源机构《2002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预测，到2010年我国将每天净进口石油400万桶(年进口约为2亿吨)，2020年将进口800万桶(年进口约为4亿吨)，2030年将进口980万桶(年进口约为5亿吨)。届时，我国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上升到61%、76.9%和82%。 再次是石油进口地域过于集中，运输线路存在安全风险。我国石油进口严重依赖中东地区，且国家过于集中。2003年在我国石油进口中，中东占50.9%，非洲占24.3%，亚太占15.2%，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分别占5.8%和1.3%，其他地区只占2.5%。然而在10年前，我国石油的进口结构中，中东和亚太地区各占42%。此外，我国石油的进口国目前主要集中于沙特、伊朗、安哥拉、阿曼、也门和苏丹等高风险国家。还需关注的是，我国的石油进口以海运为主，运输航线几乎集中在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和台湾海峡一线，而这些地理要点大都受制于美国的影响，加之台海、南海问题等，海上运输风险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威胁在增大。这些风险与挑战的存在，急需我国寻求多元化的进口战略，而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则为我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二、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具有互补、互需的需求基础中国是全球石油天然气消费量较大、需求稳定的能源消费大市场，俄罗斯是全球油气储量最大、开采能力最强的能源输出国家，两国都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在能源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首先，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其人口占世界的22%，国土面积占世界的7%，石油储量仅占世界储量的2%”。 近几年来，中国国内能源自给率不断下降，石油消费需求却急剧增长，石油供求缺口不断扩大。此种情况导致中国必须拓展能源外交，发展与各个能源生产大国的外交关系来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如果能够更好地利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则将使中国的能源供应来源进一步多元化，从而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据统计，俄罗斯目前石油探明储量为486亿桶，占世界的4.7%，居世界第8位，最终可开采的常规石油资源也达361亿吨，占世界总量的约16.1%。并且，俄原始石油资源只有1/3投入开发生产，远东地区、西西伯利亚地区和北极诸海域广大地带的石油资源的勘探程度也只有8-10%，即使是开发程度最高的西伯利亚原始资源也才开发了40%左右。因此，从长远发展观点看，俄罗斯具有巨大的石油生产和出口潜力。天然气方面，俄的探明储量为1700亿立方米，居世界之首，占全球总储量的33%，为中国的40倍，美国的10倍，比中东各主要产油国的总和还多。因此，油气资源蕴藏丰富的俄罗斯能成为中国能源的重要来源之一。 另外，中俄两国领土接壤，石油运输便捷，经陆路运输可避免海上运输带来的风险。而且，该地区远没有像中东那样复杂的石油地缘政治形势。所以，俄罗斯应成为中国能源外交的重点开展对象。其次，俄罗斯作为能源出口大国，能源的出口直接关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未来的俄石油生产和出口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发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石油产区的能力，开发这些地区是俄能源战略的重点之一。为确保其能源出口安全，俄正致力于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开拓亚太市场是俄罗斯能源战略的重要方面，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为能源消费大国，对俄来说，中国能为其东部地区的油气资源提供稳定的销售市场。综上可见，中俄之间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互需、互利、互补的双赢合作。三、两国政府的密切协调为双方的能源外交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中俄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取得了显著成绩。1992年两国建立了“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关系”，1994年形成“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996年更是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建起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2001年7月双方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2004年10月中俄两国元首批准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两国外交部长则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这两个文件的签署在两国关系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双方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中俄双方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在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与支持也日益增多。所有这些，为两国的能源外交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双方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基础和原则上，在两国政府高层、中俄企业及民间友好人士的积极推动下，开展了积极的合作。四、良好的经济合作为双方能源外交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自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将发展国内经济作为其执政的中心任务，并以此作为其恢复大国地位的依托。而同时，中国也正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理应有助于各自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两国的经贸关系却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这显然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也使得两国关系缺乏牢固的物质基础。为此，两国领导人和政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04年10月14日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特别强调：“全面深化包括能源和投资合作在内的中俄经贸合作，是巩固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双方将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制订全面合作的中长期规划，扩大机电产品贸易，完善经贸及投资合作的形式和方法，重点落实好各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 而开展能源合作是改变目前两国经贸关系状况的最佳途径之一，它已成为两国经济合作的重点。实际上，近年来两国的贸易额一直在稳步增长。2004年中俄进出口总额达到212亿美元，突破了1996年两国元首确定的200亿美元贸易额的目标。2004年6月温家宝总理访俄期间，双方确定到2010年中俄的贸易额达到600亿美元的目标。中俄能源外交的深入发展将扩大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也必然给双方带来重要的经济利益，有利于拓展两国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中俄能源外交合作将在双方经贸合作中起着龙头作用。五、两国的能源外交具有良好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基础从冷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中俄两国的国际安全环境都不容乐观。在欧洲，北约利用东扩并拉拢部分前东欧国家入欧盟，已将其控制线推到了俄罗斯的门口；在中亚，美国利用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颠覆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而在东亚，日美及日韩的军事同盟在不断巩固加强。这些都使得中俄在战略上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为降低腹背受敌的风险，中俄有必要携起手来合作进行有效防御。这种在地缘政治与安全方面相互借重的因素使得两国高层必将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双方关系。同时，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两国比邻而居，拥有近4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交通十分便利。俄罗斯油气资源丰富的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及远东三个地区都邻近中国，这使得双方的能源合作在经济上有很大的现实性。而且，近年来，两国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这种地理上相邻、经济上互补的地缘经济状况为两国的能源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上述基础之上，建立长期的能源外交关系并促进双方能源外交朝有利于合作的方向发展，对中俄两国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可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是拉动两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2）俄可搭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火车头，借助中俄能源合作恢复增强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同时，中国也可借助俄能源改善自己能源进口不平衡的结构，减少能源运输风险，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以维系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3）中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门户，俄罗斯要实现其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战略必须借助中国，以中国作为俄向亚洲地区供应石油天然气的出口，联合中国加强对日本、韩国等能源需求国的能源供应，加快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4）可改善中国能源买进不买出的状况。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经常买高价油，浪费了不少资金，中俄建立长期的能源外交并促使其朝合作方向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这种不对等状况。（5）中俄在能源市场上相互借重，有助于制约或削弱美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霸权地位。（作者单位：中共泰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