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政策论文（精选4篇）
权利政策论文 篇1
摘要：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是挑选出弱势群体作为代表, 从弱势群体的立场去评价社会平等问题。该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对美国社会的语言多元, 文化多元, 美国的双语教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对美国语言政策进行了全面而纵向的分析后, 可以看出美国语言政策的实质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他语言。美国语言政策从根本上与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相冲突。
关键词：语言,文化,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语言政策
一、语言与文化
作为人类主要的交流方式, 语言在人类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法, 词汇和语音体系。读懂一种语言意味着读懂了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语言是文化系统的子系统。
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 使语言学研究不只限于语言形式, 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蕴含着文化, 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
二、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的兴起
(一)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的基本理念
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指“允许同一社会内部不同文化的共存, 并积极肯定这一文化共存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的观点或运动”, 以及基于“尊重差异, 探索不同人种、民族、宗教、文化、价值观等的共存模式之理念、政策和运动的总称。”
美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国内民族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自己的独特性。首先, 根据各少数群体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而赋予少数群体更多的权利与保护。其次, 战后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和移民潮的涌入, 这必然会强化美国文化多元的事实与多元文化权利的自觉意识。
(二)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表现举例:双语教育
美国的双语教育早在建国时就存在, 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美国为了同化移民的语言和文化而取消了双语教育。双语教育在美国再度兴起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1968年, 《双语教育法》被正式确立。在1974年, 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双语教育法的修正案。然而,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社会美利坚民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 1981年里根总统发表讲话后, 赫德尔斯顿和早川一会发动了“唯英语运动”。到2005年底为止美国50个州中的27个州已通过立法或其他形式确认英语为官方语言。
三、美国语言政策
(一) 美国的民族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
1、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
早在殖民时期, 由于北美没有统一的政府, 所以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语言政策是不可能的。语言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欧洲人对印第安语比较一致的态度上。“印第安人没有语言, 印第安语是有缺陷的语言, 是野蛮的语言”是早期欧洲殖民者的基本观点。这个时期的语言政策主要以排挤和打击印第安语为主要内容。
2、建国后的语言政策
建国初期, 致使合众国首脑们继续推行多语言政策有如下3个原因:此语言政策可以吸引更多的移民涌入;多语言政策与多语言的移民群体想适应;反映了《独立宣言》以及后来的宪法里突出强调的个人自由的原则。
而在1860年至1925年期间, 美国的语言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鼓励外国语言的使用到轻视甚至于排斥其使用。
3、二十世纪以来的语言政策
20世纪美国曾一度出现过双语教育的兴旺景象。1968年通过了《双语教育法案》, 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和语言教育还是起到了一点积极的作用。
开始于1981年的唯英语运动则打破了这一切, 掀起了英语官方化热潮。这场运动影响深远, 迄今为止, 美国有23个州拥有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法律。
(二) 美国语言政策的实质
美国的语言政策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他语言的政策。美国的语言政的力量并不在于政府明文规定的法律、法令以及规定, 而是在于基层的、迂回的、隐性的政策;违背了美国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它有利于单语主义、单元文化, 不利于多语主义、多元文化的发展;美国的语言政策最大的负面影响是把美国土著居民的语言—印第安语推进了灭绝的深渊。
四、美国语言政策对美国多元文化权利理论的冲击
美国的语言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英语为中心的语言一致, 打击和排挤其他语言服务的, 因此, 本质上是美国主流文化同化非主流文化的工具。美国语言的一致性是建立在排挤、打击其他语言基础之上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除印第安人外, 所有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或其后裔。一个民族的移民带去一种文化和语言, 但不管先来后到, 移民们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 迅速抛去原来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 尽快地融入到新的环境使自己变成美国人。移民子女很快就不讲母语, 只讲英语。美国语言政策的压制, 语言文化的同化以及“唯英语运动”的推行使印第安语迅速衰亡。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文化的消失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不复存在了。然而, 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是以挑选出弱势群体作为代表, 从弱势群体的立场评价社会平等问题, 要求社会必须符合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的原则。而美国语言政策并没有符合多元文化权利理论所提倡的弱势群体利益最大原则, 可以说美国语言政策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与多元文化权利理论是相冲击的。美国的语言政策有利于单语主义、单元文化, 不利于多语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永良.论美国的语言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 2002 (5) .
[2]、蔡永良.二十世纪末的美国惟英语运动[J].读书, 2002 (1)
[3]、周玉忠.美国的语言政策及双语教学简述[J].语言与翻译, 2002 (4)
[4]、Crawford, J.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S.A.:TheParadoxof Bilingual Education[OL].1998.
[5]、Kloss, Heinz.The American Bilingual Tradition[M].Rowley:Newbury House, 1977.
权利政策论文 篇2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业主们在要求实现业主自治时就会面临新的尴尬——业主筹备业主大会的行动所内在具有的维权、抗争性质,以及行动中的各种表征,很显然是不符合“维稳逻辑”的。更何况,出于各种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原因,业主们在筹备组的组建、候选人的确定、业主委员会备案、更换物业服务企业等各个方面,还往往受到来自房管局、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的阻力。
长期处于上述种种尴尬境地之中,让努力推进业主自治的业主维权群体中产生一种坚韧而敏感的思维方式(或曰“心理特质”),对于制度公正方面反应尤其敏感。7月23日,媒体报道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其中在协商主体中涉及到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居)民小组、驻村(社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和当地户籍居民、非户籍居民代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以作为协商主体”。这个表述及《意见》的其他一些规定,在业主群体中引发担忧和争议。
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规定会导致那些不支持业主维权和业主自治的人,以协商为名削弱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地位,从而令业主在与自身权益相关的事务中失去话语权,甚至决策权。业主们在争取建立业主大会和业委会的过程中,所体会到的艰苦、困难,远非他人所能想像。得知不易,尤其珍惜。而在有些省市,在地方立法中随意设定带有限制业主自治权利的规定,如以物业管理委员会替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等等;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部分基层官员和居委会成员或是设定隐性的行政许可,或是直接越权干预,让一部分业主对社区居委会和基层行政失去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分业主担忧《意见》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干预业主自治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敏感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政策与法律谁更有效。或者说,当出现业主委员会在参与社区协商过程中,与协商的组织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如何处理呢?笔者以为,如果涉及到业主权利,仍然要以《物权法》为依据。
权利政策论文 篇3
一、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诉求与权利追索
古今中外, 收入分配的过程一直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因为利益和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而涉及经济剩余的收入分配, 始终会强烈地触动人们的利益神经。应该说, 利益驱动是一种社会进化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益驱动更是成为一种原动力, 在亚当·斯密看来, 每个人对私利的追逐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其结果也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然而, 在普遍的意义上, 逐利而又有怜悯心的人类, 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具有内生的矛盾, 既逐利, 同时又希望分配结果能够平均一些。正如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感论》中指出:人人都有一种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牵挂, 这种本性就是同情, 它是人性中的一种原始情感, 而且还是道德起源的原始感情基础。[1]于是, 现代人类理性实际上必须面临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人们必须选择“效率”和“公平”, 何者在价值上占优, 何者居于次优选择的序位。“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 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经济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2];“社会面临着选择: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平等, 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效率”[3]。
然而, 在效率与公平之间, 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理性的逻辑关系:先设法将财富创造出来, 然后再讨论如何更公平的分配。恰如艾哈德所言:“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辩国民财富的分配, 倒不如集中所有的人来增加国民财富要明智得多……有了一个较大的‘蛋糕’, 不难让每个人分到较大的一份, 如果一个较小的蛋糕, 尽管讨论了怎样分法, 总不可能使每个人多得一点”。[4]“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此关系的诠注,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具有相对真理的含义。“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 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5]
因此, 必须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理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出发, 在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劳动积极性的基础上, 建立能够促进效率持续提高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公平分配原则, 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在于, 是否存在“前提公平”, 即平等权利与机会均等。舍弃前提公平而一味地追求结果公平, 既不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 更谈不上根本意义上的公平。因此, 在研究和讨论收入分配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各种观点背后所隐藏的理念。特别是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导向上, 是立足于追求平等权利, 还是劫富济贫?
收入分配作为一种经济活动, 从表面上看, 反映的是 “人与物”的分割关系, 而从本质内容上, 则反映了分配主体之间的“人与人”的权利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决定“人与物”的关系。事实上, 目前收入分配在中国成为热点问题, 其隐藏在诸多激烈观点的背后, 并不是简单的“仇富情绪”及要求“复古” (均贫富) , 而是弱势群体基于每个人天赋权利平等的呐喊和追求。这种现代平等要求引导我们去探求:在收入分配合理化中, 权利究竟具有什么样意义和作用?
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表现为人自身的发展, 保障人的权利、增进社会公平, 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从历史唯物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识效率与公平, 可以认为,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内容, 集中表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需求取向。应该说, 效率最本质、最终极的要求是人的创造性、人的能力的使用和发挥;而公平则是人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培养、激励、发挥的条件和保障。因此,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则折射出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从我国改革的实践来看, 改革的成功之处, 不仅在于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从而摆脱了在贫穷中追求收入分配平均化的困境, 更在于赋予个人权利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地位以及更大的选择空间, 从而大大强化了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调整与公民权利的发展呈现出一致性, 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需要良好的权利关系。但是, 由于渐进改革历史轨迹所沿续下来的非均衡性, 客观上造成了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个人平等权利的供给不足, 所以, 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 调整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行为, 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权利公正的基本表现。收入分配的不公实质上是权利不公的一种基本表现, 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调节, 实质上是以此为基础的权利公平全面建设要求的表现。
二、权利平等: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价值基础
“权利”是人类文明史上出现得比较早的一个概念。收入分配从效率公平的权衡上升到公平正义的诉求, 不仅是在更广阔的空间探求公平效率的合理关系的需要, 也是权利本身蕴含的“正义”需求。
英文中“权利”, 即“rights”一词本身包含了“正义”、“资格”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把权利定义为正义的标准:“正义的观念是同国家的观点相关的, 因为作为正义标准的权利, 是调节政治交往的准绳”。[6]功利主义代表人物穆勒也认为“一个人具有某种与道德义务相关的权利, 这一特点构成了正义与慷慨、仁慈之间的显著区别。…凡是涉及权利, 这种情况就不会再是仁慈美德, 而与正义有关。”[7]时至今日, 权利的内在正义品质已得到了广泛认可, 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 既是公民权利的社会基础, 又是各种权利公平的表现和要求。
一定意义上说,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 就是一部人民群众不断争取公平正义的斗争史。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人类几千年的美好梦想。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人类对公平的追求就定格在比例上, 而不是绝对的公平, 对公平的理解会也随着不同的社会制度而有所变化, 对事物的分配不是平等分配, 而是按照人们的品质、品格或成就的比例进行分配。在一定社会制度结构中, 人们并不能完全享有他们的应得权利, 对公平权利的要求“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有制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别与不平等也是一种自然倾向。但问题是怎样的差别和不平等才是合理的, 才是公平的、正义的, 才是社会所允许的?这正是社会正义所必须解决的。
从权利的本源上说, 无论是行使权利还是追求利益, 人们最终要达到的是一种满足的状态, 即需要的满足。因此, 一种合理的制度应顾及不同群体的要求, 这种要求权应该与其紧迫程度成比例, 公平正义就是要实现要求权与满足之间的比例平等。这样, 公平就包含了以下含义: (1) 如果人们能够通过自由选择形成一定的关系, 那么, 所有人都有加入这种关系的权利; (2) 同等重要关系中的人享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 (3) 同等的需要要求同等的满足; (4) 要求的满足通过努力程度衡量。[9]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上述该项关于公平的界定从一个共同的原则出发, 这些权利从属于人格, 而人格之外的事则与之无关, 这一点正是滋生不公平的重要原因。当然, 与人格相关的平等权利的实现只是社会运行的粗糙规则, 而真正的公平需要伦理标准加以调节。如果这些引导社会运行的规则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 我们可以将这些规则视为是公平的。
在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时, 每个人或每个群体的利益都应加以考虑, 他们共同享有平等的要求权, 如果他们的所得有所差别, 这些差别本身必须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尽管在民主社会中, 少数服从多数是一种普遍性的决策规则,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意见一致当然是一种理想, 实际上, 我们花不起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每一个问题上达到完全一致。我们不得不降低标准。这样, 我们因之而以某种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作权宜之计。”[10]但仅此, 并不足以表明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正当性。“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 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 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 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 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 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11]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极度推崇现有财产分配制度格局下的机会平等, 而个人财产的差别远不是工资与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 正是这种巨大差别阻碍了机会平等的实现。先天的差异和后天环境的不同, 使机会和权利存在不可辩驳的不公平。在我国改革进程中, 不可否认, 3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良好愿望下出现了利益的分化, 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社会分层难以流动, 劳动者的劳动成为“廉价”的资源, 并被置于资本和管理之下。劳动者中同等的需要不能同等地满足, 更加谈不上享有相同的权利, 机会公平只能成为纸上谈兵。
三、权利保障:分配制度体系公平正义的内涵
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按照规则来治理的社会, 而不是一个按照目标来治理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得以确定和巩固下来。只有建立在法律与制度基础上的公平才是有保障的公平。只有通过法律与制度的确立, 才能排除恣意妄为的执政者随意剥夺公民平等权利的可能, 公民的平等权 (不管是政治平等还是经济平等, 也不管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 也才有了最根本的保障。
(一) 建立健全市场机制。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制度体系, 引发了社会结构的一场重大裂变,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 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 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它将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立足点, 从依靠少数人的英明决策, 转移到了依靠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和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上。这不仅有效地分散和化解了社会变迁发展的决策风险, 而且真正赋予了每个人在现代化变迁中的主体性地位。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 不仅具有实现经济繁荣的功能, 也具有实现分配公平正义的功能。市场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自由空间, 在促进人的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市场在运行过程中有着竞争的不完全性、交易的非零成本以及市场本身的外部性等问题, 使得市场在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过程中不能完全实现正义, 从而导致分配正义的制度要求与市场的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尽管如此, 市场机制仍不失为实现社会分配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不仅会为实现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提供越来越坚实的物质条件, 更重要的是它将促进权利观念的转变及其平等赋权体制的建立健全。
(二) 建立利益均衡机制, 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资源的有限性与利益需求的无限性必然导致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就是要在全社会实行利益协调、利益均衡和利益共享。这种利益均衡和共享, 并不是完全消除人们之间的差异、冲突与矛盾, 也并不是要通过回避矛盾和压制冲突来谋求多元利益的一致, 而是在承认不同利益群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 让多元利益群体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 在看似冲突和矛盾的互动过程中争取利益博弈的协调与均衡, 形成多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因此, 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利益协调机制, 以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平衡配套的是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 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制度是利益均衡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分配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与利益表达的充分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利益表达越充分, 政策受社会的影响就越大。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提高其充分程度的保障, 也是其能够影响实际决策过程的基本条件。利益表达的有序进行是要有畅通的表达渠道为前提, 缺乏有效畅通的表达渠道, 可能导致利益表达采取无序或过激的形式。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 它包括各种对政府和社会的压力方式。如果表达渠道不畅通, 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就会日积月累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 因此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利益表达畅通、有序的制度。
(三) 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机制。
“平等只会是弱者发出的呼唤。与被要求平等 (均分物质财富) 的主体之间本无平等可言——平等主体之间原本只存在实力的较量。平等只能依靠超越平等主体的权威力量才能求得——这种力量一定比强者更强, 且为弱者所拥戴推崇。”[12]在利益分配上, 政府作为比强者更强、为弱者推崇的力量而受到广泛关注。公共利益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在现代社会, 政府对公民权利干预的依据集中体现为公共利益。政府以安全和平等为名, 越来越经常地把从某些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给与另一些人。在政府活动的领域, 正如在市场中一样, 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 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 去达到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13]如果所有人都要“公平份额”的话, 那就必须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来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 而且他们必须能够把他们的决定强加给别人, 从财产多于“公平”份额的人那里拿走一部分, 给予财产少于“公平”份额的人。那些作出决定并强加于他人的人与听从他们决定的人能是平等的吗?因此, 对政府的分配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是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四、权利补偿:差别化的政策设计
经济学的分析不依赖于道德观念的改变, 经济学本身也不以改变人们的道德观为目的, 而只是在现在人们一般具有或者接受的道德规范下研究人们的选择方式和行为方式, 设计出经济体制、经济政策, 以使经济运行取得较好的效果。[14]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公平正义理念, 最终必然要经由相应的公共政策的出台才能得以实现。不经由具体政策来落实的平等理念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层次的“空想”, 因而也就难以成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公平。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固然美好, 但由于他们并不掌握公共政策的最终决策权力, 所以只能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空想。我国要解决社会平等问题, 离不开以平等为指向的具体政策的实施, 只不过在制定与实行这种公共政策时, 必须具备充分的正当性。正如罗尔斯指出的, 要“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 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 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 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 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15]
人生而不平等, 由于财产的多少等因素造成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与人的后天努力无关, 因此, 要由重视所谓的机会平等转向增加弱势群体的发展机会实现的可能性, 更多的应当从消除机会实现的障碍来着手, 要为持不同意愿的少数预留下申诉、辩解和反抗的渠道。在《阿米绪的故事》中林达提出一个论断:“一个制度能否保证这微乎其微的少数得到公平的善待, 恰恰是检验这个社会是否文明和人道的试金石, 也是决定这个制度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16]当少数人与多数人产生矛盾时, 甚至是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普遍的公民义务发生冲突时, 不依恃强权推行多数人意志的做法应当值得我们深思。
目前分配过程不公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最严重的不公平。政府要保证人的发展和进入市场的机会以及流动机会的平等,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保护底层的生存生态系统, 尤其是谋生机会的平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该向弱势群体和底层社会倾斜, 立足于他们的需要, 为其营造有利于他们发展的生存生态和社会环境。
(一) 拓展社会流动的通道。
社会流动是化解阶层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可以说, 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 一种相对流畅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 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最近几年, 我国政府用于扶助弱势群体、扶助贫困群体的开支在增加, 低保医保等政策也在不断完善。但是贫困群体在我国社会中的规模仍然不小, 所以仅仅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社会的底层, 能有一种发展的机会、发展的能力, 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发展的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与社会低层进入社会高层的通道是否畅通密切相关。因此, 为从根本上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政府应该在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通道方面做出努力。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 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 建立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 使各社会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之中, 使得能者上、不能者下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规则, 缓和社会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 释放由社会不公平的能量形成的社会张力, 确保每位公民的权利和地位平等。
(二) 重视解决就业问题。
目前对就业问题表面上是关注, 实际上却是忽视或者称为漠视。现代经济学普遍认为, 政府的经济职责主要是: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而地方政府由于区域的局限, 对于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要求并不高。按照现行考核体系对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进行分解细化后, 地方政府比较重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相对不重视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因为, 经济增长目标主要分解为财政收入、GDP、可支配财力等, 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直接联系在一起。充分就业目标现阶段主要体现为城镇登记失业率, 而失业指标则自定义为 “城镇登记失业率”。实际上, 这一统计指标定义无法准确的、真实的反映中国目前日益突出的失业问题。现行的失业人数统计口径, 总是有意无意的忽略农村劳动力失业状况。数量庞大的外来民工即使长久找不到工作, 为数不少的流浪乞讨人口在街头徘徊, 他们仿佛也属于另外一个世界, 并不为失业统计数据所容纳。正是这种统计口径上的问题使真实就业情况与名义就业情况相脱离, 使得地方政府对能够促进就业、而对财政税收和GDP增加影响不大的中小企业不够重视。关键性统计信息真实或失实直接关系到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目标。因此, 建议应按国际通用的统计指标来定义我国失业人口, 这符合我们的改革长期目标。
(三) 重视解决低收入人群融资难问题。
权利政策论文 篇4
1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城镇化过程中, 宅基地遇到纠纷时, 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 这与有关宅基地保护的法律不健全有直接的联系。有关农民宅基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 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宅基地侵权纠纷及其解决途径研究、农村宅基地使用管理制度研究、农村宅基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及针对土地征收问题提出的建议等方面。
第一, 关于农民宅基地产权的法律规定与不足的研究。《侵权责任法》关于村民宅基地使用权的保护不具有实际操作性。讷建宏与侯莉霞 (2011) 认为第二条的规定对于作为用益物权的宅基地使用权的保护太过于原则化, 在诉讼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张木生 (2006) 认为,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即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不清, 所有权主体缺位;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使农民利益受损严重;土地流转不畅, 经营规模零碎。
第二, 关于农民宅基地的使用管理制度及改革思路的研究。赵树枫 (2009) 认为我国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的一宅两制模式存在弊端, 并提出改革的两种思路:一是恢复宅基地的私有性质, 给农民一个包括房屋和宅基地的统一完整的产权;二是主张继续实行宅基地集体所有, 但把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物权赋予农民。欧阳安蛟 (2010) 认为, 按照“用途管制、分类管理”原则, 建立农村宅基地无偿使用制度与有偿有限期使用流转制度相结合, 兼顾保障与效率双重目标的新型农村宅基地使用管理制度。
第三, 关于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法律问题研究。夏祥林 (2012) 认为, 从法律层面上讲, 造成我国农村房屋流转问题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不同部门法之间存在法律规范冲突, 限制流转的行政管理措施违反了法律规定, 农村闲置房屋收回的立法空白造成了相关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朱新华 (2011) 认为, 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的路径是:通过还权赋能, 赋予宅基地以资产属性和完善宅基地产权权能, 并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宅基地资源, 从而提高和保障农民利益集团的可行能力, 限制和规范强势利益集团的行为能力, 改变政府的利益博弈参与者为仲裁者角色。
第四, 农村宅基地侵权纠纷及其解决途径研究。付坚强, 陈利根 (2008) 认为, 在实践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这项权利的绝大部分, 而且由这项权利所产生的利益的绝大部分也被村委会所占有。李抗抗 (2009) 认为, 宅基地侵权纠纷的现有解决途径:调解是解决村民之间宅基地侵权纠纷的主要方式;行政调解是解决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宅基地侵权纠纷的主要方式;行政复议是解决政府与村民宅基地权利纠纷的主要方式。
由上面的各学者对于宅基地各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 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如何盘活和重新配置宅基地资源成为统筹城乡土地利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民的主要物权, 相关的法律对其产权的确认和保障不完善, 加之现今相关政策的不到位, 改革迫在眉睫。另外从宅基地涉及的相关当事人可以看出, 宅基地使用、流转的每个步骤都需要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限制。因此, 我们要加强对农村宅基地的制度建设, 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2 农民宅基地权利保护的调查及其问题
2.1 调查情况简介
本次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 在笔者所在及周边的农村随机发放了62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62份, 有效回收率100%, 数据采用SPSS软件分析处理。农户的性别比例方面, 被调查者69.35%为男性, 女性的比例为30.65%。来自常州的农户占到了样本总量的80.65%, 剩余的19.35%来自苏州。因此在地域方面, 农户均来自苏南地区的农村。
2.1.1 宅基地的分配方式。
大多数宅基地分配是按户口人口综合考虑的, 有27.42%的是按户口考虑, 另外还有14.52%的儿女成家并分家后可以申请宅基地, 只有1.61%的情况中分配宅基地, 就要减少本户的承包地。可见, 在苏南地区, 宅基地分配是以按户口人口综合考虑为主, 按户口或者按儿女成家并分家后可以申请宅基地或者分配宅基地, 就要减少本户的承包地为辅 (见图1) 。
2.1.2 农民对宅基地权益的诉求情况。
在关于对宅基地权利希望时, 最多的农户希望不管是否进城宅基地永远是自己的, 有这种诉求的达47户;有29位希望可以继承;希望可以抵押、可以有偿转让祖传的宅基地所有权是我的, 新分配的宅基地只有使用权都各有12位, 还有一些希望连同土地上的房屋一起抵押 (见图2) 。这些诉求表明农民需要处理宅基地的更多自由。
当前村民的土地所有权其实没有得到法律上的保护。目前, 大多数农村宅基地分配是按户口有所调整, 有的宅基地没有证, 没有证的宅基地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万一出现纠纷极易出现扯皮, 官司难打。这也是导致宅基地交易纠纷不断的原因, 随着农村房屋买卖的出现, 宅基地转让不可避免, 但这些宅基地的转让行为并不受现行法律法规的保护, 属于私下流转。双方一旦发生矛盾和纠纷, 法院只能要求双方自己协商解决, 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国家应该颁布给予宅基地“身份证”的条例, 使村民的宅基地得到法律的保护, 避免交易纠纷。还应该加强对宅基地交易的相关法规建设, 使村民在进行宅基地转让时受到法律的保护, 减少交易纠纷, 让村民在合法有序的环境中完成宅基地的交易。
2.1.3 宅基地贷款或是失去宅基地带来的影响。
在询问是否想过用宅基地到银行抵押贷款时, 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想过, 只有12位想过, 占比21%;还有16位说不清, 占比26%。可见农民对于宅基地抵押贷款不敢尝试, 或者不知道宅基地有抵押贷款的权利。农民对于自己的权利不甚清楚, 一定意义上表明了政府对农民享有权益不作为, 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法律宣传不到位, 中国应该在农村中普及有关宅基地的法律知识, 使村民清楚自己享有的权力。
抵押后, 农民失去承包地或宅基地带来的影响中, 41.9%的人就没有了生活来源, 而且失去了生活保障与觉得对自己没有影响都占到29% (见表1) 。据此, 近七成的失地农民会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来源。出现这种情况, 与在征收土地时, 政府强制征收土地, 村民补偿不到位有一定的关系。近几年来, 苏南地区村民的宅基地大量的被政府强制性征收, 政府给予他们的只是房屋的补助, 没有给予相应的宅基地的补助款, 大量的宅基地补助款被政府扣留、贪污, 村民不了解宅基地的补助款的相关内容。除此之外, 安置方式单一、易诱发不稳定因素。当前, 对被征地的村民安置方式主要以货币为主要手段, 这使得大多数文化偏低、年龄较大的、缺乏技术的被征地村民, 一次性领取有限的安置补助费用以后, 失地直接导致失业, 一旦土地补偿款被花光, 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生活失去保障, 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
所以, 政府应该颁布安置条例, 除了一次性给予土地补偿外, 还要给予一些村民就业机会, 村委会可以划分一部分土地给村民继续耕种, 也可以成立新农村, 村委会集中管理土地, 种植大规模的果园, 保障农民生活。另外每月还要给一些失去劳动能力的村民发放生活费, 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政府还应该颁布有关宅基地补助的相关法律内容, 使村民的宅基地得到保障, 以保障村民的权益, 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建议政府在征收完土地时, 不要只是给予农民一些货币上的补偿, 应该给予农民一些就业的就会, 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
2.2 农民宅基地保护存在的问题
2.2.1 闲置的宅基地无法复耕, 导致市郊农村出现大量“空心村”。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 一些富裕起来的市郊农民纷纷进城购房。他们留在农村的宅基地, 受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 不能进行公开合法的转让, 但这些宅基地是通过合法途径得到的, 村集体组织也无权收回进行处置, 闲置的宅基地无法复耕, 导致市郊农村出现大量“空心村”。村委会无法对这些土地合理利用, 不能利用这些土地给村民创造财富, 反而使这些土地成为了一片荒地, 一方面不能使村民得到收入, 另一方面也使农村无法进一步发展, 所以国家应该发布有关对宅基地公开转让的相关制度, 这样可以让村集体组织有权收回进行处置。
2.2.2 村、镇建设规划难以落实, 被征收的宅基地成为荒地。
我国虽然多次制定过中心村、镇建设规划, 但由于涉及农村宅基地置换、转让这一难题, 中心村、镇建设规划落实的效果并不理想。在苏南地区, 大家随处可见一片一片的荒地, 这些荒地以前大多数是一个个村庄, 政府把村民的宅基地征收后没有合理的利用, 反而使他们闲置在一旁, 成为一片一片的荒地。所以, 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 警告政府征收人员, 在征地前想好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然后再征地, 另外, 村民在被征地时有权知道被征土地以后的发展方向, 村民也有权对不合法的征收土地说“不”。另外, 政府应该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使村民的宅基地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分配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学校区, 完善生活基础设施, 提高居住质量, 实现村镇一体化。
2.2.3 各级国土管理部门监督不到位, 集体土地资产流失严重。
在一些农村里, 村民宅基地测量时, 完全由村民或村委会代量, 这就导致了村民少批多占, 一户多宅甚至占用耕地建房等问题, 同时, 也有村民私自搭建、扩建、变换宅基地用途。另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无法制止, 但现行法律法规又不允许农村宅基地流转, 导致当前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因此, 我们需要完善集体土地的转让制度, 抵制“暗箱操作”、随意定价的转让行为, 防止本来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收益在隐形交易中大量流入买卖双方手中, 造成了集体土地资产收益的大量流失。要想改变这种乱占土地的现象, 国家土地管理部门要派专业的人员去测量土地, 除此之外, 国家要完善土地分配制度, 要告知村民划分宅基地标准、条件, 如果家里新增人口, 可以划分到新的宅基地, 保障新人住房。
3 针对当前苏南地区农村宅基地现状的制度建设
随着农村土地的高度开发利用, 土地资源越来越显得珍贵。而农村宅基地是农民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取得的一项重要财产, 它关系着农民一辈子的切身利益。近年来, 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无论是商品房还是房改房, 其所有者都可以将住宅连同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一起上市转让, 进行自由交易。但是, 受现有法律法规的约束,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尚未形成, 农民宅基地尚无法进行合法流转。因此加强农村宅基地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宅基地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是土地产权与土地治权, 实现产权的对等和统一, “按份共有”。
3.1 加紧制定规章制度
第一, 允许村民对宅基地公开合法转让, 防止出现交易纠纷, 使宅基地转让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进行;第二, 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避免市场失灵;第三, 完善集体土地转让制度, 抵制“暗箱操作”、随意定价的转让行为;第四, 颁布安置条例, 保障农民生活;第五, 加强国土管理部门监管力度, 完善土地分配制度;第六, 确定宅基地身份, 给宅基地一个身份证明;最后加强法律监督, 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3.2 做好土地利用规划
首先, 缩小征地范围, 规范征地程序, 避免出现大量的荒地;其次, 对土地利用做出科学的规划, 不要为了经济利益, 加大房地产建设或者厂房建设, 应该注重保护环境, 合理分配利用土地;最后, 要落实村、镇建设规划, 加快从农村转变为城镇建设步伐, 为实现和谐美丽的城镇而不断努力奋斗。
3.3 保障农民经营收益权能
我们可以将原农村经济合作社改造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社, 然后村民可以根据自己家的宅基地占地面积平均分配获得股利, 从而可以保障村民失去土地后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 我国目前实施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法定标准被认为普遍偏低。即使是这个较低标准的补偿在实际实施中还常被打了折扣。第一, 应当参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不断提高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失地农民最后拿到手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往往比法定标准计算结果还要少, 这是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第二, 应当进一步完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式。目前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大概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三部分组成, 其中后两项费用由于属于农民的直接成本理所当然归农民所有, 作为土地补偿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则需支付给村集体。这是因为按照我国 (宪法) 规定, 我国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 所以村集体被推论为享有土地补偿费所有权的当然主体, 现在的问题是, 由于村集体获得了土地补偿费的所有权, 村集体就拥有这部分经济利益的支配权, 虽然从理论上村集体视为具体的全体村民的总和, 但在这部分经济利益的分配过程中, 某些个体利益往往成为村集体民主决策的牺牲品。
4结论
目前, 国内对农民宅基地权益的法律保护的理论研究比较深入, 在法律论证和阐述上, 也都有实际的调查研究数据作为支撑, 可谓是百花齐放。但对于宅基地未来的发展方向却不尽相同。我认为应当适当放宽对宅基地流转的自由, 切实明确农民宅基地的利益, 赋予农民完全的宅基地物权, 限制和减弱村集体和政府对农村宅基地的实际控制权和控制能力。对于农民的征地补偿应当从制度上提高补偿的标准, 并且按照补偿的实款发放到农民手中。在今后探索的道路上, 可以新形势下我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为宏观背景, 从公共治理视角出发, 完善法律及其相关配套制度,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定性分析等方法, 真正做到“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摘要：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 镇政府和村委会都倾向于最大化追求土地开发利益, 农民的宅基地权益遭受严峻考验, 国家在征收土地时, 隐藏的问题日益显现, 社会矛盾不断扩大。保护农民合法的宅基地权益, 必须加紧制定规章制度、完善土地科学规划、保障农民经营收益权能, 加速城镇化推进, 推动依法治国,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