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权利体系

民事权利体系（共10篇）

民事权利体系 篇1

一个完整的制度不仅包括制度的实现方式, 还应当包括保障和制约机制。在扩展民事检察监督方式, 特别是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健全民事检察制度的保障和制约机制, 是民事检察制度发挥应有功能的迫切需要。

一、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实现途径

1、民事公诉

民事公诉是指对于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起诉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直接以原告的身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一种诉讼行为。199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没有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作出明确规定。但是, 多年的司法实践活动表明,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机制的缺失, 不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 不少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以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 因此,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机制, 势在必行。

(1)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案件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案件范围应当以“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界限, 如, 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污染案件、垄断案件等。因此,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能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 因此, 只有在没有当事人主动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才可以提起民事公诉。这既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 也是对检察机关司法资源的节约。

(2)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诉讼地位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在诉讼中,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与对方当事人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所以, 为了维护民事诉讼结构的稳定性, 检察机关只能处于原告的法律地位。

(3)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权利义务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人, 以国家的名义, 就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 应当享有与一般原告相同的权利, 比如提起诉讼、变更诉讼请求, 申请回避等, 承担与一般原告相同的义务, 比如提供证据, 遵守法庭秩序等。但是, 由于检察机关性质的特殊性以及民事公诉案件的复杂性, 检察机关应当承担一些特殊的权利和义务:一是应当免交诉讼费用;二是由于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中没有实质的利害关系, 因此, 对方当事人不可以对检察机关提出反诉;三是由于这类案件一般涉及利益重大, 且检察机关本身没有实质的利害关系, 不应当适用调解和和解。

2、民事抗诉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抗诉程序, 总体框架是基本可行的, 但是具体操作程序还很不完善。

(1) 民事抗诉的启动

民事抗诉权的启动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检察机关根据自身的职权予以启动, 另一种是由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而启动。前者适用于特定情形, 立法应当明确规定:一是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的。而后者适用于不属于前者范围的所有民事案件。

(2) 民事抗诉的期限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申请没有期限限制, 这显然不利于法院裁判的稳定性。笔者认为, 对检察机关根据自身的职权提出抗诉, 不应当有时间限制, 因为由检察机关根据自身的职权予以启动的情形, 由于没有当事人申诉或者需要一定的调查, 常常不能够及时被发现。而对于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申请的期限应当有所限制。《民事诉讼法》规定,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2年, 所以, 为了当事人在申请再审不果的情况下可以再向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申请, 可以规定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期限比申请再审期限略长一些, 以3年为宜。

(3) 民事抗诉的范围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 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当包括所有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批复却对人民检察院抗诉权作了较多限制, 如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诉讼保全裁定、先予执行的裁定和破产还债程序裁定, 人民检察院抗诉的, 人民法院不受理。这些批复都与法律相违背, 应当归于无效。

(4)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身份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 与之相应的最佳称谓应该是“国家监诉人”[1]。作为监诉人出席法庭, 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应当包括:一是支持抗诉, 派员出席法庭, 指出原审判决、裁定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的问题或者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阐明抗诉意见, 协助法庭查清案件事实, 作出正确判决、裁定;二是对法庭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二、民事检察建议

1、民事检察建议的有关规定和功能

“民事检察建议是指, 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 对法院提出的有关纠正错案、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和措施。”[2]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对检察建议这种监督方式作出规定。不过, 2001年9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明确了检察建议这一监督方式[3]。

2、民事检察建议制度的完善

为了加强民事检察建议制度监督效果, 必须对现有的民事检察建议制度加以完善。

第一, 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民事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立法上明确民事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 是加强民事检察建议监督效果的前提。

第二, 明确民事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民事检察建议在运用上必须坚持“适当”原则, 既要发挥民事检察建议的监督作用, 又不能过多的干预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笔者认为, 民事检察建议可以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但案件标的较小或者错误影响不大, 不足以提起抗诉的;二是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符合法定抗诉的条件;三是人民法院在民事活动中有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存在, 但尚未作出判决、裁定的;四是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执行不当或检察机关已立案审查的案件, 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可能影响执行回转的。

第三, 完善民事检察建议的适用程序。关于民事检察建议的适用, 必须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必须是检察机关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二是各级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检察建议必须经过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批准;三是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应当及时审查, 并将处理结果以书面形式回复检察机关。

三、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保障机制

民事检察制度的保障机制是民事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保障机制, 民事检察权难以正常运作下去, 民事检察制度也形同虚设。民事检察制度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立法的保障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检察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 对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也只有民事抗诉一种, 而仅对这一种方式的规定还过于笼统。检察机关因为在实践过程中要面对来自法院的压力和当事人的质疑而举步维艰。因此, 在立法层面, 应当对民事检察权的范围、实现方式、保障措施、制约机制进行全面明确的规定。

2、权利的保障

现行《民事诉讼法》仅笼统规定检察机关有法律监督的权力, 而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享有哪些权利却没有涉及。为了保障有效的行使民事检察权, 检察机关必须享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利, 具体包括:

第一, 查阅卷宗权。检察机关审查审判卷宗应该是其法律监督权的合理延伸。审判卷宗是一切证据的总汇编和审判活动的真实记载, 因此, 查阅卷宗是检察机关了解案件事实最方便最快捷的途径。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审查卷宗, 那么检察机关只能以依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这显然不利于检察机关全面及时了解案件情况, 更别说发现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行为了。

第二, 调查取证权。在有些情况下, 光审查审判卷宗, 是不够的, 比如, 生效的判决、裁定有损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这些判决、裁定本身也许不存在错误。还有对于因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拟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 如果检察机关不能调查取证就无法搜集足够的证据材料支持起诉。因此, 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案件中的调查取证权。但是, 必须注意的是, 民事诉讼中的调查权与刑事诉讼中的调查权不同。调查取证的对象应该限定在:一是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情况;二是存在审判人员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三是对当事人申诉案件需要的证据,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第三, 其它程序性权利的保障。应当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抗诉的权利、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询问的权利、参与法庭调查的权利等。

3、经费的保障

对于检察机关进行检察监督的经费的保证, 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前提条件。为了确保检察机关独立有效的行使民事检察权, 对于检察机关进行检察监督的经费保障应当包括:对于检察机关提起诉讼或者抗诉的案件, 应当免交诉讼费用;对于鉴定费用、翻译费用等, 检察机关有独立的经费来源。

四、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制约机制

民事检察制度的制约机制是民事检察权的行使被保持和控制在适当幅度内的关键, 因为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 构建民事检察制度的制约机制, 是完善民事检察制度不可或缺的方面。

1、建立健全民事公诉抗诉听证制度

民事公诉抗诉听证制度, 是指检察机关在决定提起民事公诉或者民事抗诉之前应当给予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充分发表意见和观点的机会的制度。民事公诉抗诉听证制度, 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 对检察机关是否提出公诉或者抗诉起到制约作用。民事公诉抗诉听证制度, 具体分为对检察机关民事公诉的听证制度和对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听证制度。由于民事公诉和民事抗诉的适用范围不同, 二者的程序设置也不尽相同。检察机关拟提起民事公诉的案件, 由于通常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应以公众听证会的形式, 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这可以有利于检察机关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明确公众的需求, 正确作出民事公诉的决定。而检察机关拟提起民事抗诉的案件, 检察机关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参加, 必要时也可通知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派员参加, 这有利于检察机关全面准确地了解案件事实。

2、建立健全民事检察监督责任制度

“民事检察监督责任制度”是指检察人员由于失察不该提出抗诉或公诉而提出抗诉或公诉或者以错误事由提出抗诉或者因为失职而导致民事公诉败诉的, 应当追究检察人员的责任。因为检察人员错误的发起了民事检察监督程序, 不仅影响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威性, 而且还浪费了司法资源, 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建立民事检察责任制度, 既是对案件承办人权责相统一的要求, 也是提高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工作质量的需要。因此, 检察机关应当对失职的检察人员追究责任。具体可以是, 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未被受理或者败诉的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而人民法院未改判的案件, 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确有错误, 追究承办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王桂五:《试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载《政法论坛》1989年第3期。

[2]王德玲著:《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第309页。

[3]《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4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一) 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 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一致, 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 (二) 原裁定确有错误, 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 (三) 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再审的庭审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 (四) 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

民事权利体系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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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核心内容：公民从出生起到死亡时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那么什么是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呢？下面由赢了网小编为您介绍相关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律赋予公民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它包括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财产继承权五个主要部分。

一、人身权

指与民事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而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包括：

1、人格权：指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一种民事权利，主要包括：

(1)生命权：自然人维持生命和维护生命安全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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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权：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

(3)姓名权：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和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

(4)名称权：指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等依法享有的使用、转让自己名称的权利；

(5)肖像权：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制作和使用自己肖像的权利；

(6)名誉权：指自然人、法人依法享有的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2、身份权：指民事主体因某一特定的身份而产生的权利，主要包括荣誉权、署名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以及公民在家庭中的身份权。

二、物权

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财产所有权的内容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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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权

是指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四、知识产权

是指民事主体对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五、财产继承权

是指依法将死者的个人财产转归有权接受此项财产的人所有的一种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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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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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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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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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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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权公证书范本2018 http://s.yingle.com/w/mf/526317.html

民事权利体系 篇3

内容摘要：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是对多年司法改革成绩的全面总结，本文围绕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入手，着重分析检察机关在执行《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并对如何加强和改进民事检察监督工作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发挥民事检察监督的法律作用，维护司法公平与公正。

关键词：三位一体 公益诉讼 一次性原则 监督结构

一、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一）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的发展及与法院的博弈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民事检察的立法最早见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198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各省发出《关于开展民事诉讼监督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199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分别在四川、河南等6省（市）开展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试点工作。《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检察机关开始全面履行检察监督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有关民事检察的一系列司法性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检察监督上经历了从认识分歧到实践对抗、从立法部分确认到再实践的对立到统一的过程。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间的博弈，全国人大并未及时作出回应，民事诉讼制度一直处于立法授权、司法性文件延伸和扩展法律、立法限制性吸收司法性文件的一种循环发展状态之中。

（二）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在民事诉讼体系中的作用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落实了《宪法》中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拓展了检察监督范围，由过去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变为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并赋予了对民事执行活动和生效调解书监督的权力。增加了监督方式，最为明显的是规定了同级监督的检察建议方式，基层检察机关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生效判决、裁定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案件可以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强化了监督手段，规定检察机关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优化了监督结构，表现为对裁判结果、审判程序和执行“三位一体”的监督结构。应该欣喜地看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实从制度上强化了民事检察监督，尤其是对调解案件和执行案件的监督有了法律依据，并赋予了调查核实权，在司法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构架是以法院民事审判活动为中心，兼带民事法律监督，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利于民事审判和诉讼，民事检察监督只是作为完备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并未成为核心内容，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仍未能破冰。

（三）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体系中的定位

《宪法》将检察机关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定位也决定了检察监督工作的难度和作用发挥。检察机关被冠以监督的帽子，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被监督者的支持，甚至是抵制、对抗。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增加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手段和方式，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实质上，检察机关除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外，其通过支持起诉、促成和解、息诉罢访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逊色于纯粹的法律监督作用，仅是基于绩效考核的制约，不得不凸显监督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体系中既担当法律监督的责任，又依托法律监督积极发挥着保护各类主体合法权益、定分止争等监督职责以外的重要作用。

二、检察机关执行《民事诉讼法》所面临的三大问题

（一）公益诉讼问题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公益诉讼，但未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同样未解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仅是明确了起诉条件、管辖、案件处理方式等问题。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亦未解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公益诉讼应指有法律明确授权的国家机关、负有相关职责的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对违反法律、法规而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通过向法院起诉，以纠正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为防止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而导致“诉讼膨胀”的现象，必须对此加以限制，而由授权机关作为公益代表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责无旁贷的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实施检察监督，并通过诉讼的方式借助人民法院的司法强制执行力去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能够起到很好的补充、协助国家管理社会的作用。当下基于缺乏法律授权，检察机关尚不能提起公益诉讼，而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对《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执行并不理想。因此，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当前检察机关执行《民事诉讼法》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对诉讼结果的案件监督问题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涉及对诉讼结果案件的监督增加了五项新内容：一是增加了同级监督的检察建议方式。检察建议赋予了同级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的监督权力和方式，但其司法实践效果却并不理想，法院以各种理由对同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不予接受，案件无法进入再审程序，检察建议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二是增加了调查核实的监督手段。调查核实是一项新的监督权力，但其范围只能局限在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的需要，而不适用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执行活动等的单向型监督，除非与诉讼结果监督捆绑在一起的复合型监督。三是增加了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生效调解书的监督。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调解书，可以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国家利益包含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等，国家利益的范围并非由行政机关认定，而是经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确定。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全体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其与国家利益存有重合，但并不等同。目前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尚不明确，产生的认识分歧较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细化的参照标准。《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所主张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不成立的，裁定终结再审程序。”该条款直接预示着法院与检察机关在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认识上必将产生分歧，检察机关对调解书的监督必然不畅。四是增加了申请民事检察监督的前置条件，即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为前提。从司法实践来看，大量的申请再审案件均被驳回，进入实体再审的案件寥寥无几，但并非所有的驳回再审裁定都正确，检察机关却不能对再审裁定进行监督，只能针对原生效裁判，因此申请人仅对驳回再审裁定请求监督的申请，检察机关无从启动监督程序。五是规定了申请民事检察监督的“一次性原则”，即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作出决定后，当事人不得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请。但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的规定，上级检察机关可以撤销或变更下级检察机关作出的决定，即当事人若不服检察机关作出的监督决定，可以采取某种形式使得上级检察机关启动内部监督程序，这实质上是对申请监督“一次性原则”的突破。同时，《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因此，对已经由检察机关作出不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等决定的案件，法院院长认为确有错误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应当予以纠正，对此应当如何处理缺乏规定，由此可能会引起法院与检察机关的适法冲突。

（三）对执行活动的监督问题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虽增加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的条文，但仅是原则性规定，检察监督的范围、对象、效力等均不明确，致使出现检察机关和法院“打架”的现象。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的范围是否仅限于对法院执行活动的监督，还是包括对执行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的执行活动等的监督。其监督对象是否仅限于对执行生效裁判文书、调解书的监督，还是包括对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执行的监督。其监督的效力问题尚未明确，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中作了一般性规定，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应在1个月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及有关跟进监督的规定。同时，对法院执行作为、不作为、怠于履行职责等行为的监督也缺乏必要的监督手段。可以说，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仅是停留在形式上，很难切入实质，对执行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越权行为等情形的监督就更加困难。除监督难之外，在今后可能有大量的执行难、执行信访等类案件流入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也是检察机关将要面临的严峻问题。

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事检察监督

（一）民事检察监督结构的调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开展好民事检察监督首先是思想结构的调整，必须逐渐改变以刑事检察工作为主的工作思路，着力增强对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科学、合理地分配人力、物力，提高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能效。结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应重点抓好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执行活动的监督和审判、以及执行人员涉嫌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监督。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调解书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是彰显司法公平、公正的鲜活载体。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除拥有公正的裁判外，尚需依赖法院的执行，“执行乱”仍为荆棘，触之痛入骨髓，因而必须有理有据地加大对执行活动的监督。法官的行为直接关系到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和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必须加强对法官行为合法性的监督，保障民事诉讼活动的廉洁性和高效性，提高司法公信力。

（二）强化对诉讼结果的监督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实施后，检察机关受理的不服生效裁判、调解书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其中有些案件的处理合法但不合理，不符合民法公平原则，这就涉及到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问题，如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违约责任的裁量幅度，法官因各种原因未根据案件法律事实及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等作出裁量，致使案件的处理缺乏公平性。当事人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为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将其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检察机关，但不符合抗诉或检察建议条件，若检察机关简单的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将会引发当事人的极大不满，甚至极端行为，久之累积，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加强与法院执行等部门的联系，在执行中促成当事人以达成和解协议等形式公平的解决纠纷。

（三）明确案件的终结处理

民事权利体系 篇4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为和谐社会其他特征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和保障。具体而言,和谐社会中的法治应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体育的精神与法律的精神高度契合,有着天然的联系,都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都追求公正、公平、公开的精神,具有积极、崇高的价值取向。

我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已有10年,在这期间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进步是显著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该看到,体育法制工作仍是我国体育工作中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体育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仍未彻底改变。相对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发展体育事业的要求,体育法制建设中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体育队伍法律素质有待于提高,体育权利观,依法行政观还没有树立起来;公民的体育权益意识还不强,对体育法的宣传教育不够广泛;对困扰体育改革发展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立法不够,配套权利体系立法有待于加强;体育权利体系尚未建成,全国范围统一、规范的体育执法制度仍未形成。

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立法上对公民的体育权利规定不明确,法律上没有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体育权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不无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民的全面发展,要求法律制度切实为公民提供充分表达意愿的渠道、提供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机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健全和完善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律制度,明确提升体育权利的地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2、体育法治与公民体育权

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国家立法已经由义务为本位转向了权利为本位,而现行《体育法》在这一方面体现得不够,如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的宗旨和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宗旨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是以国家为本位的,而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一体现公民个人利益的目的则没有提到。具体到分则里,表现在具体条款中,较多的是笼统提出了有关义务主体的职责或义务,而公民的体育权利大部分是通过对义务主体的规范来推定,由于体育法本身对义务主体的义务规范不明确、不具体或缺乏操作性,其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对公民体育权利的压抑或剥夺。如在社会体育一章中,对于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组织等主体的义务规定,其背后隐含了这些主体的相对方的权利,但由于这些义务的规定更趋向于倡导性,而缺乏规范性,法律又没有从正面直接明确义务主体相对人的权利,使这些相对人的体育权利通过体育法是很难得到保障的。体育法隐含或忽视了公民本身的权利与需要,还有可能导致公民不知道、不关心自己的体育权利,或认为体育权利可有可无,从而即使发生侵犯自己体育权益的事情也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了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因而体育法的普及程度不高及发挥的作用有限也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总之,法律的主要内容是权利和义务,但体育法中权利的内容大部分却是缺失的或不明确的,所以,顺应时代发展和体育发展的需要,适应法治的内在要求,体育法应该明确提出公民体育权的概念,提出国家保护公民的体育权利、为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的内容,使体育权利法律化,从而有利于体育的参与者获得更广大的行为空间,有利于体育事业的丰富和发展。而当前体育法治的关键就在于建构与和谐社会建设相配套的体育权利体系。

3、公民体育权利与宪法权

公民体育权利与宪法权利又是什么关系呢?——它们的核心和纽带都是“人”而且是“个体”的人,“人”就是它们的介质。所谓公民体育权,是指公民参加或参与体育活动、体育组织以提高体质和体育素养、陶冶性情的权利。传统观念上,没有法律的规定则公民无权利的意识已被更新,因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的确定,其法学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刑法学方面,更是一个宪法乃至法哲学命题。

公民体育权利有五大要素,是一项综合性的权利,它包括与体育相关联的公民权利,既是一种直接权利,又是间接权利。所谓直接权利,是指公民进行体育锻炼、享有国家或社会保障的权利,它以增强体质为首要目的,主要体现为参加体育活动。所谓间接权利,是指公民参与体育相关活动或组织的权利,它以体育艺术享受、心情陶冶、经营赢利等为主要目的和表现形式。正如现行宪法几条最新修正案,关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仍然规定在有关经济制度的总纲之中而未明确条陈于“公民基本权利”章内一样,对公民体育权的规定也体现于有关体育制度的规范之中即宪法第12条第2款:“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现行宪法三个修正案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序言和总纲部分切聚焦于经济制度,充分表露出宪法序言和总纲的法律意义及其对于保障公民权利的重大作用。所以,借口体育权末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加以列举和阐释而否认公民体育权利是一项宪法权利,显然站不住脚。

足球俱乐部制促成体育运动职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试点,由此产生出基于宪法权利的广泛公民体育权利。如体育产业经营权、平等参与权、运动员休息权、体育运动纠纷的依法裁判权等不一而足。这些社会法律关系都需要更广泛的具体的规范性文件以落实《体育法》的原则与精神,达到对公民体育权利的全面保护和规范,从而使公民体育权的宪法性价值日益突显。

4、公民体育权与社会和谐的体育权利体系

体育系统本身,从其内容分可分为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等,按以上内容为标准区分主体,又可分为全民(公民)、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学生、体育教师、体育经营者、体育消费者等等;根据参加体育活动的地域或主体划分,又可以分为城市社区体育、农村体育、职工体育、残疾人体育、妇女体育等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主体其权利是有差异的。在确立公民具体体育权利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同主体的共性,也要突出他们的个性,要考虑到本质的一致性,也要兼顾不同主体的特殊性。如对于社会体育中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权利方面,应该强调共性,比如公民有获得就近和方便进行体育活动的场地的权利,有从政府获得资助的权利等,而对于其他方面就应多强调个性,如有些学者提出在校学生的体育权应该包括接受正常体育教学的权利、通过学习获得身体健康的权利、自由选择体育活动项目的权利和获得公正评价体育成绩的权利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职业运动员的权利,应当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兼顾,其内容包括:公平竞赛权、安全健康权、个人发展权、组建和加人职业运动员工会的权利、自由转会权、按时取得训练及比赛报酬权以及获得合理休息和闲暇时间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内容体现了学生主体和职业运动员主体的特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于公民体育权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这为完善公民体育权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在立法工作中应当加以关注和借鉴。

人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哲学与法学的规律、宪法规范与公民需求无不充分展示了公民体育权利的宪法性。在宪法权威至上,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发展体育法治才是科学合理公正推进体育事业进步以保障人的身心自由的基本国策。

既然体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那么它的实施应该有相应的权利体系,只笼统地提出保障体育权也是不行的。这方面有些地方立法中作过尝试,明确提出了公民参加健身活动的权利,但是由于只在总则部分提出了公民参加健身活动的权利,分则部分缺少必要的与之相呼应的权利体系,使条例的宣传和贯彻执行打了折扣。我们熟悉的消费者权益,它是由保障安全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维护尊严权等等一系列权利组成,这些权利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所以体育法在明确提出公民体育权的同时,应当在立法时就尽可能构建出较为完整的公民的体育权利体系,尽可能达到详细和全面的程度,使公民的体育权明确化、具体化、系统化和可操作化。

其次,体育法在确定公民体育权利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公民体育权利受到侵犯和损害时救济制度的建立和规范。随着诉讼、复议、赔偿、仲裁等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当前正在探索和建立中的公益诉讼制度,都为公民体育权受到侵犯时提供了必要的救济渠道,立法时应当注意与现有的法律救济制度相衔接。在建立救济制度的同时要加强法律责任制度的建立,对于侵犯公民体育权利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有利于执行法律,才能有效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

5、社会和谐的体育权利体系与宪法权利

宪法权利,又可称为宪法上的权利,是宪法所确认并保护的权利。宪法的属性和宪法学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利是个人持有的抵制政府侵犯、限制与约束政府各机构的一种权利。广义上的宪法权利包括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大体上可分为公民的自由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种类型,也可称为公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狭义的宪法权利有时也可称为自由权利,是近代宪法理论确立的国家不应干预的主体权利,也是抵制政府侵犯的个体权利无论是狭义的宪法权利还是广义的宪法权利,它们都可称之为宪法所保护的权利。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媒介,以谋求身心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和谐社会公民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体育活动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公民体育权利是时代进步与发展的必然产物,为了建设节约、和谐和创新型的社会,实现公民的全面发展,当代中国应该明确提升体育权利的地位。我国公民的体育权利无论是在社会权意义,抑或在自由权意义上都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

综上所述,体育法应当确立保护公民体育权的立法宗旨,明确公民的体育权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权利体系,使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群众体育工作有法可依。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初步建立群众体育法规体系也将逐步完善,群众体育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不断加强,群众体育行政管理方式将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关系到群众体育发展的诸如公共体育场地的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等突出问题,将通过立法得到解决,从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体育权益。同地,公民和组织的体育法制意识将不断增强,将会普遍掌握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体育权益。

摘要：体育法制工作是我国体育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体育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相对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发展体育事业的要求,体育法制建设中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体育队伍法律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体育法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深入,配套权利体系立法亟待加强。体育法应当确立保护公民体育权的立法宗旨,明确公民的体育权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权利体系,使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群众体育工作有法可依。

关键词：体育权利,体系,和谐,构建

参考文献

[1]张杰.公民体育权利的内涵与法律地位[J].体育学刊.2006,(5)14-17.

民事权利体系 篇5

课型：新授 设计者： 日期： 授课人:__________________ 政治教研组： 教学目标：

1、知道民法的含义及涉及范围。

2、懂得自然人和法人，非法人享有的各种权利:；遵守民事法律话动的基本原则，3、增强民法意识，尊重民法，自觉遵守民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培养依法进行民事活动的意识。教学重点：遵守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

教学难点：我国法律赋予民事主体广泛的民事权利 导学过程：

一、复习提问，巩固就知：（每组轮流回答一个问题）1.国家司法机关遵守法律程序的重要性有哪些？ 2.司法机关怎样遵守法律程序，保障司法公正？ 3.我们应该怎样理性维权？

二、导入新课：

仔细阅读漫画，思考问题： 上面两幅漫画告诉了我们什么？

三、幻灯片出示教学目标，学生读出。

四、幻灯片出示自学导航，学生自学，教师巡视指导：

自学指导：要求同学们认真阅读课本110-114内容，结合导学案思考下列问题，并在课本上做标记，时间5分钟。教师巡视，随时回答学生的问题。

1、民法的含义是什么？

2、民法包括哪些法律？

3、我国民法赋予民事主体广泛的民事权利包括哪些？

4、进行民事法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5、遵守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五、师生合作探究：

1、仔细探讨下列生活中的相互关系：租赁关系、买卖关系、抚养教育、赡养扶助关系、合同关系、婚姻关系，思考探究：处理好这些关系，涉及哪些法律？

2、民法典的编撰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引发坊间与学界的广泛关注。2018年4 月28日，梁慧星与王泽鉴两位法学泰斗相约鹏城,作客“歌乐山大讲堂”，纵谈民法典编撰的一些核心问题。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翔实的民事权利指南，更以其蕴含的自愿、公平、公正的法则，促进人们之间正常有序交往，指引每个人更好地安身立命。结合上述材料,运用相关知识，思考问题：（1）什么是民法?

（2）我国民法赋子自然人哪些民事权利?

3、《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制定了普遍适用于民法各个部分的基本规则，是民法典中最基础、最原则、最通用的部分，《民法总则》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司法机关进行民事司法裁判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与《民法通则》相较，有所创新和完善。我国《民法总则》规定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4、身患重病的杨某在购买终身保险时，隐瞒自己的病情，签订保险合同。合同签订后不久，杨某因重病死亡，保险公司与杨某的儿子因保险赔偿问题发生齐争执，保险公司拒绝支付保险金,他的儿子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

你认为法院是否会支持杨某儿子的诉讼请求？为什么？

六、课堂小结：

学生说出自己学会了什么？教师归纳总结本节内容。

七、课堂达标：

（一）轻松选择，我能行

1、衣食住行、工作娱乐、婚姻家庭等一切日常活动，都离不开民法，一个企业从事的一切经营活动，也都离不开民法。这表明()A.民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B.民法规定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 C.民法是民事主体权利的宣言书 D.民法赋予民事主体所有的民事权利

2、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下列属于民法赋予公民权利的是()①生命权 ②名誉权 ③消费者权 ④受教育权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3、VIP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相比普通客户，他们消费更多，给相关领域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在服务上面享受更多利好。然而某游乐园因为“VIP插队”受到了行政处罚，是其违背了民法基本原则中的()A.自愿原则B.公平原则C.诚信原则D.公序良俗原则

4、身患重病的杨某在购买终身保险时，隐瞒自己的病情，签订保险合同。合同签订后不久，杨某因重病死亡，保险公司与杨某的儿子因保险赔偿问题发生齐争执，保险公司拒绝支付,因为杨某违反了民法基本原则中的()A.自愿原则B.公平原则C.诚信原则D.公序良俗原则

5、小明把别人的花瓶打碎了，别人同意赔偿同等价款。这体现了民法中的什么原则()A.平等原则B.公平原则C.自愿原则D.公序良俗原则 6.在我国.民法包括()①民法总则 ②合同法物权法 ③侵权责任法、担保法 ④婚钢法、继承法 A.①②③ B.①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7.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活动的组织是()A.自然人 B.法人 C.非法人组织 D.法人组织

8、下列属于自然人有的权利是()①生命权、身体权 ②健康权、姓名权 ③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 ④婚姻自主权 A.①②①① B.①④ C.③① D.②③

9、我国民法规定。依法进行民事法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①平等原则、自愿原则 ②公平原则、诚信原则 ③公序良信原则 ④保护环境原则 A.①②① B.①④ C.③① D.①②③④

10、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法律活动，要遵守的要求。()①法律 ②道德 ③政府 ④国家 A.①② B.①④ C.③④ D.②③④

（二）走进生活，我提高

6.民法总则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并已施行。民法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总则的出台开启了我国法治新时代，为人民生产生活筑牢了良法之基，为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了良法之盾，为维护经济社会秩序营造了良法之治。为了更好地宣传民法总则，某中学九年级(3)班决定召开主题班会,现请你参与:(1)请你谈谈民法与生活的关系。

（2）除民法总则外，民法还包括哪些法律？（3）作为公民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必须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八、作业布置

把本节知识点整理到作业本上

九、自我反思 附答案：

选择题：

1、D

2、C

3、A

4、D

5、A

6、C

7、A

8、B

9、C

10、C 问答：(1)生活中，公民与他人打交道，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等。处理好这些关系，都离不开民法。

(2)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婚姻祛、继承法等。

民事权利体系 篇6

一、刑事被害人实体权利保障的不足之处

社会公平正义, 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 是政法工作的首要价值追求, 是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对于刑事被害人而言, 实体权利直接涉及其切身利益, 是当事人和最为关心和社会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 当前我国对刑事被害人实体权利保障存在严重不足。

(一) 犯罪人无力赔偿, 被害人因被害身陷困境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注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实现国家的刑罚权, 而忽略了对被害人正当权利的保护, 被害人实体权利的保障存在较大问题, 被害人的民事求偿权利难以得到有效地保障。目前, 我国涉法涉诉上访的形势很严峻, 其中被害人上访所占比较较大, 因合法的人身财产权益遭受严重损失却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占相当大的比重。在司法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愿意赔偿、有赔偿能力且积极进行赔偿是被害人得到经济赔偿的途径, 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获得赔偿的途径是接受办案机关的调解、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的民事诉讼。但在司法实践中,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判得少, 执行得更少”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结率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部分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这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制度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在实际生活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经济状况较差, 民事赔偿能力低, 依法被执行刑罚, 没有了收入来源, 更大大减弱了罪犯的赔偿能力;加上很多刑事案件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情况一般了解很少, 无法提供有价值的财产线索, 办案单位很难调查、控制犯罪人的财产, 也影响了被害人取得经济赔偿。张君抢劫杀人案、艾绪强抢劫、危害公共安全案、邱兴华故意杀人案、马加爵故意杀人案等一系列刑事案件中, 犯罪人基本上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 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处获得经济赔偿。

(二) 被害人请求赔偿范围受限制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一定的问题, 被害人请求赔偿范围的局限性是其中最大的难题, 主要是排除了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据此, 精神损害被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外。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也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以上规定使得被害人根本无法从犯罪人处获得精神赔偿。在民事案件中, 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犯罪行为作为一种最严重的侵权行为, 绝大多数情况下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失往往超出了民事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 被害人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不但逻辑上矛盾, 而且破坏了法制的统一, 不利于有效地预防、制止和惩罚犯罪, 也不利于公平合理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三) 刑事被害人无法得到有效的社会援助

我国对被害人的物质、医疗、心理、法律等方面的援助还是非常薄弱的环节, 尽管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事实上已经造成人数众多的被害人时, 发生矿难、火灾、工程塌方等安全生产事故, 被害人人数较多且社会影响因小而失大时, 可能会得到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但对被害人进行心理辅导、身体治疗、经济援助、教育培训、就业指导以及日常生活照顾等方面的援助没有制度化、规范化。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实体权利保障体系之设想

当前, 我国各类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最急需的是实际物质或精神权益的保障。要弥补刑事被害人遭受的损失, 首先需要采取措施促进犯罪人进行积极有效的赔偿, 挖掘出更多资源弥补被害人具体遭受的损失。

(一) 应当赋予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有学者从补血角度提出, 即使判决了精神损害赔偿, 能不能执行仍然是个问题。高额的赔偿对犯罪人的复归社会会产生负面作用——在走出监狱大门之际, 可能连自己的生计都难以保障, 如果还要面对高额的债务, 心中的无奈和绝望可能会促使他重新走向犯罪的道路。[1]这些担忧固然不无道理, 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刑法制定颁布时, 民事审判实践还没有普遍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 因此当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在民事法律认可了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利就理应予以保障, 不能说承担了刑事责任, 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抚慰, 被害人无需专门的精神损害赔偿。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符合被害人的强烈愿望, 是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需要, 也是我国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协调发展的需要。同时, 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范围可限于犯罪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发生严重的精神障碍的情形。关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 法官可以参照该规定精神, 并通过平衡犯罪人、被害人、国家的利益, 综合考虑刑事案件的性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犯罪情节、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犯罪人的获利情况、犯罪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经济能力、被害人的过错等因素, 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

(二) 建立轻微案件刑事和解机制, 充分调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的积极性

刑事和解属于恢复性司法的范畴。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现在司法模式的新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首先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侵害, 犯罪发生后, 受害的不是国家, 而是被伤害的人。犯罪不是对国家负有“债务”并必须通过接受国家强加的刑罚才能够清偿债务, 而是对被害人负有债务并只能通过恢复犯罪造成的后果才能清偿。恢复性司法的最终目标是愈合, 通过适当的赔偿, 使被害人得到救济, 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并使犯罪人融入到他所在的社区和家庭网络中去, 通过这种融入使社区的和谐秩序得到恢复。因此, 经济赔偿就成为刑事和解最为重要的内容, 刑事和解有利于真正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有助于被害人及时获得民事赔偿。犯罪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的权益, 其次才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相对于消极被动地接受国家刑事诉讼结果而言, 被害人更渴望积极有效地参与各项实体结论的形成过程, 在决定之中施加自己的影响和愿望。[2]对于以侵害被害人权益为主的轻微刑事案件, 应当允许犯罪人与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行使对经济赔偿的数额、犯罪人刑事责任问题的实体结局的处分权。这样, 犯罪人不得不向被害人认真悔过和赔礼道歉, 以求得被害人的谅解, 不得不主动提出一个足以打动被害人的经济赔偿数额, 并保证给予迅速的履行, 而被害人与其消极地承受人民法院所给予的“空头支票”, 倒不如接受犯罪人主动提供的和解意愿, 既可以得到犯罪人的真诚赔罪, 也可以争取到一个通过司法程序所不可能得到的理想赔偿。通过刑事和解, 快速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理, 使被害人省去了漫长的诉讼等待, 尽早地获得理想的损害赔偿, 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率较低, 难以保障被害人获得充分的经济赔偿的问题, 也有利于消除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对立, 恢复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

近年来, 我国许多地方积极而谨慎地开展了刑事和解的探索, 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 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员会于2003年7月11日颁布了《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 该纪要规定:“对确因民间纠纷造成的轻伤害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轻微, 有悔罪表现, 已全部或部分承担被害人医疗、误工等合理赔偿费用, 被害人不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双方自愿协商解决的, 可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并达成书面赔偿协议。此类案件, 在被害人向政法机关出具书面请求后, 可以按照规定做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非监禁刑等从宽处理。对自诉案件中双方和解, 自诉人撤回自诉的, 依法律规定处理。”毫无疑问, 这个规定, 与刑事和解观念不谋而合。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办理过多起依该纪要的规定而不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效果都是很好的, 犯罪人向被害人真诚道歉并赔偿损失, 被害人得到赔偿并接受道歉;这样, 犯罪人免于被刑罚处罚, 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 犯罪人与被害人从对立、仇恨转向握手言和, 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恢复, 体现了勇于负责和宽容的精神,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 建立完善的刑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14条规定:受害者 (被害人) 应从政府、自愿机构、社区方面及地方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对被害人进行社会援助是必要的, 因为许多被害人不懂得自己被害后享有哪些权利, 不懂得如何参与诉讼, 也不知道如何获得赔偿和补偿, 常常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同时, 更多的被害人在被害时其精神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这往往使被害人被害后长期处于精神和心理上的不正常状态, 他们不知道如何从痛苦中摆脱出来, 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以及法律援助是非常重要的。被害人援助服务机构为被害人提供的有效法律帮助和心理咨询服务, 可以帮助他们迅速从“被害状态和被害角色”中解脱出来, 正确的行使权利, 充分地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作为刑事诉讼的弱者, 被害人要更好地获得物质、精神损害赔偿、补偿、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 经常需要来自社会的援助才能实现。因此, 需要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援助, 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制度。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 如“被害人医疗中心”、“被害人心理咨询中心”等, 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或医疗服务, 针对一些特殊的被害人, 如性犯罪的被害人、老年被害人、少年被害人, 更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为其提供细致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诊疗。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后, 申请国家补偿的被害人往往需要法律援助。在刑事和解中, 被害人参与和解比参与诉讼需要更主动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处分自己的权利, 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也显得更加必要。为了充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有必要将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在立法上加以明确, 就像刑事诉讼中规定对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一样, 规定对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条件、程序等, 建立完善的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当前, 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公民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 为我国完善刑事被害人实体权利保障体系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补偿、法律援助等理论研究的探索和刑事和解等司法实践探索的经验为完善刑事被害人实体权利保障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以上这些因素都为加快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1]郑雁冰, 张鸿飞.刑事被害人精神赔偿刍议[J].检察实践, 2005, (3) .

民事权利体系 篇7

2007年3月16日公布的《物权法》规定的物权, 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其中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物权法》没有提及农用地使用权, 没有界定设施农用地权利。2007年12月30日公布的《土地登记办法》规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 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国有农用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 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农用地使用权 (不含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登记办法》不管辖土地承包经营权, 也没有界定设施农用地权利。设施农用地权利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利?设施农用地权利在物权和地权体系中地位如何?

二、概念比较

第一, 设施农业与设施农用地。2008年, 《农业部关于促进设施农业发展的意见》指出, 设施农业是综合应用工程装备技术、生物技术和环境技术, 按照动植物生长发育所要求的最佳环境, 进行动植物生产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设施农业从种类上可分为设施园艺和设施养殖两大部分, 设施养殖可分为水产养殖和畜牧养殖两大类。可见, 设施农业是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 使传统农业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 走向现代工厂化农业、环境安全型农业生产、无毒农业的必由之路, 同时也是农产品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 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 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有效方法。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2007) , 设施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工厂化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农村宅基地以外的晾晒场等农业设施用地。《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0]155号) 指出, 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项目以及各类农业园区, 不属于设施农业。其用地中相关农业生产的部分, 属于农用地, 依据规定按农用地进行管理;涉及建设永久性餐饮、住宿、会议、大型停车场、工厂化农产品加工、中高档展销等的用地, 不属于设施农用地范围, 按非农建设用地管理。

第二, 农村土地与农用地。《农村土地承包法》所称农村土地, 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 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 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 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实际上这里的“农村土地”完全是为土地承包经营而界定的, 包括了集体农用地和农民集体依法使用的国有农用地及部分“四荒地”, 但“真正的农村土地”还包括农村范围的建设用地和其他未利用地, 同时, 对“四荒地”的承包经营还带有一定的土地开发性质, 即由承包者先开发后经营。《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 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 这里的农用地包括所有的集体农用地和所有的国有农用地。

第三, 土地所有权和农用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所有权是指土地所有者依法对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全面支配权利。所有权是一种最充分、绝对的权利。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 (国家) 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农用地使用权, 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权利人依法对集体农用地或国有农用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无论农用地是否承包经营, 农用地使用权是存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其依法承包经营的农村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须以农用地使用权 (包括农村集体农用地使用权和农村国有农用地使用权) 的存在为前提, 农用地使用权包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和前提, 只有在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争议的前提下, 才能确定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承包经营权方能产生。

三、分析讨论

第一, 《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 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显然, 设施农用地为“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 其经营者取得的权利属于用益物权, 且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都属于物权, 都属于物权中的他物权, 都属于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

第二, 从物权和地权体系看, 无论是国有农用地, 还是集体农用地, 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用地使用权的内容和客体是一样的, 只是权利主体和登记机关不一样。

第三, 从权利主体看, 国有农用地使用权主体可以是国有农林牧渔场圃和农业科研、教学单位, 也可以是农民集体, 集体农用地使用权主体只能是农民集体, 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对家庭承包方式而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其他方式承包的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四, 从登记机关看, 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主管部门登记, 不由国土资源部门登记, 所以《土地登记办法》规定“不含土地承包经营权”, 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和集体农用地使用权均由国土资源部门登记。

第五, 从农用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具有占用、使用、收益的权能看, 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用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用地使用权派生出来的, 是农用地使用权的主要成分或主要形式。

第六, 从设施农用地取得看, 如果是未经承包经营的土地, 那么取得设施农用地权利就是一个土地承包经营的过程, 如果是已承包经营的土地, 就存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

四、结束语

民事权利体系 篇8

鉴于此,我们将问题转向“话语体系”角度重新思考。 “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学术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它不仅是‘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思想状况、价值观念、形象认同的综合反映。 ”[1]同样,在大学章程这一高校制度化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学生权利的话语体系”不单单指向章程文本中用以描述学生权利内容的系列语言表达, 还意指章程所建构的学生权利观念、 态度、信念、实践等思想体系。从该界定中可以看出:在体系庞大的章程文本中,学生权利话语是内在地要求体系性的,不仅联结着话语布局、话语内容等文本性要求,还联结着话语语境、话语取向、话语思维、话语姿态等方面更广泛的价值、功能与意义。 从话语体系角度思考学生权利内容的清晰与否、精确与否、科学与否,将更好地诠释与解答大学章程制度规范、价值选择与技术呈现过程中透射的各种问题。 为此,本文尝试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法, 对选取的大学章程文本进行统计、观察与比较,进而透析、展望大学章程中关于学生权利的话语体系问题。

一、大学章程中关于学生权利的话语基本情况

为确保文本的广泛性、权威性和公信力,本研究选取2013年8月至2015年6月期间在教育部网站公布的84部大学章程作为样本(如表1所示)。 这些章程都是教育部直属或其他中央部门所属的“985工程”“211工程”全国重点大学,其中综合性高校的大学章程32部,理工类、农林类、师范类、财经类等单科性高校的大学章程52部。 从所属高校的办学层次和学科类型来看,在中国现行的大学章程中具有较高的公共认知度和社会认可度。

根据研究假设,笔者立足大学章程中关于学生权利话语的聚焦性主题, 确定编码统计的变量与指标, 并编制了“大学章程关于学生权利的编码表”。经过甄选、试测及修正,编码表信度系数Kappa值为6.896。 然后将选取的这84部大学章程文本对照编码表变量与指标(如表2所示)开展相关话语的统计、观察与比较 , 可以看到章程中关于学生权利话语内容的异同情况,主要呈现于权利资格、权责内容、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等四个方面。

1. 学生权利资格的话语表述同质性程度高 。 对于高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我国法律规范一直没有明确规定。 法律规定的“缺位”,使得章程中对学生权利资格予以何种界定具有较高的规范意义。从样本中的话语表述来看,84所大学的章程文本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同一种方式予以描述,即将“学生权利资格” 内涵于对“学生”这一名词的定性条文中。 因此,章程对“学生权利资格”的界定,可从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学生的身份定位、学生权利的来源等方面综合考察。 章程文本中,从“学生”的概念表述中可以得到一些关键词, 这些关键词在84个文本中的词频至少在74以上。 若将这些关键词合并在一起分析,以词频排序(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受教育者”“学校学籍” “依法录取”“入学资格”等,呈现了章程在学生身份定位、学生权利来源等方面的趋同性选择。此外,个别高校的章程对学生权利资格进行了一些补充性描述,其中《中国矿业大学章程》《西南大学章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章程》《中国政法大学章程》《南京理工大学章程》规定“学生是学校办学的受益权人”;《武汉理工大学章程》《四川大学章程》《山东大学章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章程》《华中农业大学章程》规定“学生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 或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主体”。 这些补充描述肯定了学生在高等教育关系中的利益相关者身份,然而在当前章程中属于非常见性表述,与其他话语内容的关联性表现也很少。

2. 学生权责内容的话语内容呈现主流性关注 。 学生权责内容的话语设计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文本分析中需要将学生权利与学生义务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考量。样本章程在“学生”专章或专节中的“学生权责范围”话语体系布局完整,除《清华大学章程》采用分条列举方式,其余章程文本都在学生权利内容与学生义务内容专门条款中予以并排列举, 其中权利内容条款一般列举6至9项权利,义务内容条款一般列举5至7项义务。这些关于学生权利义务内容的话语表述虽然略有不同,但涉及的范围基本相似,其中权利内容主要包括“平等接受教育”“自由学习”“获得公正评价”“获得奖励和资助”“参与学校管理”“参加学生组织”“陈述和申辩” “申诉和诉讼”等,义务内容主要涉及 “遵纪守法”“缴纳学费”“遵守学术道德”“合理使用公共设备”“维护学校利益”“完成规定学业”等。 从整体上看,章程在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法》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规定的学生权利义务内容基础上,依据各校情况都进行了具体权利与义务内容的话语设计,行文基本相似,呈现了当前高校对学生权利义务内容的主流性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目前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高校治理体制改革趋势,87%的章程在权利条款中,专门建构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内容,然而参与范围与层次的厘定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参与层次表述上,《复旦大学章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章程》专门采用“决策”这一高层次参与的语词表述,《中国人民大学章程》等26%的章程除了列举“知悉”“建议”之类语词外,还采用“监督”“批评”等较高层次参与的语词表述; 参与事务范围表述上,《东北大学章程》等15%的章程设计的参与范围较为明确详尽 ,涉及 “学校发展”“教育教学”“治安管理”“学术研究”“校园文化”“后勤服务”等具体语词,其他章程虽然也有表述为 “学校重大事项”, 但话语设计总体上较为笼统抽象;以外,对学生参与限度与责任则没有话语设计。

3. 学生权利保障的话语框架基本形成 。 目前章程对于学生权利保障已形成了基本框架的设计,除了在 “学生” 专章或专节中集中建构权利保障条款外, “组织机构”“管理体制”“社会支持与监督” 等章节中也有少量涉及。笔者将这些内容分为学生权利的组织保障和机制保障两个方面。其一,样本章程一般将“学生权利组织保障”的话语设计聚焦于“学生代表大会” 条款。统计来看,目前各校章程都明确规定了学代会、 学生会的地位作用,对于职责权限和程序规定则差别较大:《东南大学章程》 等31 %的章程明确列举了学代会、 学生会的职责权限;《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程》和 《西南大学章程》 专门就学代会召开的程序性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而其他高校的章程在这些方面的表述则基本处于空白。 除此之外,《北京大学章程》等40% 的章程在“组织机构”“管理体制”或“社会支持与监督”等章节中,规定了学校特定机构中的学生代表席位,明确学生代表在“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理事会”“招生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学校组织机构具有参与权。 其二,“学生权利机制保障” 内容主要以学校的给付性履行条款予以呈现。统计发现,这些条款中的话语内容主要涉及学校“建立学生奖惩制度”“设立奖助贷补等资助项目”“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就业服务”“提供文化体育设施”等实体性权利保障机制,而对于学生陈述、申辩、听证等程序性权利保障机制,则很少有章程明确规定。

4.学生权利救济的话语设计颇为简单。章程作为高校内部“最高纲领”,应着重设计学生权利救济渠道中的陈述、申辩和申诉等校内救济制度,尤其是校内申诉制度应成为章程重点描述的内容。 虽然74% 的样本章程对“学生权利救济”进行了专门性话语设计,建有“学生权利校内救济”专门性条款,或在“学生权利保障”条款中合并建有“学生权利校内救济”专门性内容,但总体来看,这些内容大多只有短短一两行, 对于“救济机制”或“救济机构”的具体话语设计颇为简单。 统计发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程》等38%的章程采用了 “学生申诉委员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之类语词对权利救济机构予以明确表述 ,其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章程》等7%的样本章程对权利救济机构的成员组成、职权范围、运行程序等方面建有程度不一的话语解释与延伸。 除此以外,其他章程没有对 “学生权利救济 ”进行专门性话语设计 ,仅仅在 “学生救济权”条款中对引发陈述、申辩、申诉的理由进行了话语描述。

二、大学章程视域下对学生权利话语体系的反思

大学章程中的学生权利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立足于我国高校法治实践的系统工程,章程中的每一个话语要素、每一种话语描述、每一项话语环节,所需要传递的是学生权利话语信息背后的法治价值与力量。 基于这种理解,笔者将章程中的话语信息置于权利理论、权利观念和权利实践这一法治逻辑体系中进行反思,以此探寻话语体系在制度规范、价值选择与技术呈现等方面的多元表现力。

1. 权利理论的话语对接逻辑尚显不足 。 学生权利话语的正确理解和妥善运用,首先需要仰赖于章程制定者对学生权利理论的普遍理解和深刻反思。目前章程在学生权利理论的话语运用问题上,均已围绕权利主体、权利的一般规定、权利客体、权利保护等方面的 “元理论”“元知识”, 对学生权利进行了普遍性规定。 然而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章程中的学生权利话语与“权利理论”“权利知识谱系”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逻辑性对接尚显不足,尤其在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规则处理上,其话语的严谨性、逻辑性问题更为凸显, 这在根源上为高校公共生活中的学生权利关系模糊、 不足甚至失序埋下了伏笔。

第一,权利与权力关系的衡平性考虑不够。 权利与权力的衡平发展是章程中极其重要且难以把握的问题。 章程要处理好学校权力尊重学生权利、学生权利制约学校权力的连锁关系,需要将学生权利融入大学治理权力之中, 对学生权利行使与学校给付性履行、消极性义务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衡平性考虑。 目前,章程对学校给付性履行和消极义务都有不同程度的话语体现,41%的样本中甚至建有5条以上学校给付性履行条款,可以说数量较为可观。 然而章程对于这一衡平规则的话语把握, 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绝大多数章程中的学校给付性规范只是泛泛而谈或是予以回避,在体现本校特色的职权给付机制方面比较逊色,对于学校消极义务更是没有任何涉及。 尤其表现在“学生权利救济”问题上,章程一般在学生权利条款中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时,向学生申诉委员会或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而相对应的学校给付性履行条款的话语表现则不尽人意,《中国人民大学章程》 等26%的章程对权利救济没有具体的条款设计,《东北师范大学》 等10%的章程虽然建有专门条款,却只表述为“ 学校建立健全学生权利保护和救济机制,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之类简单抽象话语,可见章程在学校职权与学生私权之间关系的衡平发展上显然考虑不足。二是个别章程在学生权利内容缺位的情况下设计学校给付履行内容,如 《东华大学章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章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章程》的学生权利内容条款中,在没有明确 “学生参与权利”的情况下,建构了“学校鼓励、支持和保障学生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之类的学校给付履行条款。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章程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校职权对学生私权的过度张力,学校职权主体在很多情况下随意进入学生权利领域的可能性较大,对学生权利进行制控和限制的空间也较大。

第二,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统一性考虑不周。 章程是彰显权利法定的权利规范,在对学生主体“赋予权利”的同时,还须对权利主体“科予义务”、对权利不当行为做出限制。需要关注的是,“义务仅仅为权利而存在,其实质是为了满足权利人的利益,使得权利的行使和实现更为真实和完整。 ”[2]因此义务的设计与安排要顺应权利要求、以权利为核心,这是法理上的自洽性要求。目前章程在学生权利与义务对立统一规则的话语把握上, 相对于学生权利的肯认性规范而言, 学生义务的规制性话语显得考虑不周,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和学校成员的义务规范解释力与广延度受到较大限制。进而言之,从权利之合理代价角度看,章程中的“缴纳学费”“遵守学术道德”“完成规定学业”“合理使用教育设施”等语词,较真实地体现了学生在接受文化教育关系中的各项权利义务规则;而“遵纪守法” “维护学校利益”等语词,尽管一定程度上已体现学生作为学校治理成员的“权利本位”精神,然而恰当性描述治理关系下学生参与之社会责任、法律限度和实现代价方面却实为逊色。可见,当前各校章程对于“以权利为中心”设计学生义务内容仍然存在滞后性,不仅会造成学生权利自我主张与自我抑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失衡,更大的问题是,章程规定之外的学生权利行为,也容易被主观草率地纳入“不当行为”之中,学生权利真正和完整享有会受到很大限制。

2. 权利观念的话语呈现轨迹常有偏移 。 章程中的学生权利话语体系反映了高校在学生权利问题上的公共价值与信仰体系,需要充分利用法律、政策与社会现实条件给予的空间,将概念清晰、表意明确、逻辑一致的权利观念,合情、合理、合法地呈现于学生权利话语轨迹。 以当前高校章程的现实情况看,依法治校虽然已经深入人心,要将理想的、既有的权利观念转化或展示为章程中的学生权利话语,还存在着一些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反映在权利图景设计和权利规范传递过程中,表现为话语体系常常不能系统、客观、准确地表达权利愿望,形成权利观念与话语呈现之间不同轨的现象。

第一,权利图景的模糊性处理较为明显。 大学章程是高校内部纲领性文件,虽然不能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地述及学生权利,但重要的、根本性的权利问题不能省略或简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章程需要建立全面、系统、真实地表达权利观念的话语体系,而不能仅仅满足于零散的、浅表性的、宣示性的学生权利图景, 造成话语轨迹疏离权利理想、权利目标的困境。 尤其是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学生参与权问题上,目前的问题是,尽管各校章程对于学生参与学校管理都设计了规范内容,但其话语框架还是参差不齐的,在具体涉及学生 “参与权层次”“参与事项范围”“参与权限” 等利益博弈、分配和协调问题时,往往表意不明朗甚至予以回避。从“学生权利内容”条款所涉及的参与权表述来看,《东华大学章程》 等12%的章程直接忽略了 “学生参与学校管理” 这一权利;《兰州大学章程》 《清华大学章程》《中央音乐学院章程》只提到“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话语描述中没有涉及参与范围与参与层次的界定;《东南大学章程》 等56%的章程仅仅涉及“知悉”“建议”之类低层次参与的表述;《同济大学章程》 等71%的章程没有涉及任何参与事务范围的表述,等等,导致章程中虽然建立了基本的学生参与内容但实施性不强的尴尬局面。 当然,我们也看到个别章程针对学生参与权做出了一些更深远的探索性话语设计。如《北京大学章程》对于学生代表在学校“学术委员会”中的参与审议、决策和监督进行权利肯认;《复旦大学章程》对于学生代表在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参与指导、审议和监督进行权利肯认;《吉林大学章程》 等39%的章程对于学生代表在 “校务委员会”“理事会”“监事委员会”“招生委员会 ” 等组织机构中参与咨询、建议、监督等进行权利肯认等等。 然而整体上看,这些进步性规范在体现权利理想方面仍然存有较多不足,话语安排大多只停留在咨询建议等浅层次的公共参与,对学校重大方针决策性参与的具体描述十分匮乏,对于学生代表的产生方式和人数比例等问题更是没有阐述和叙说,这对于保障学生主体参与权还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权利规范的技术性把握较为欠缺。“大学章程的上位法体系中应该排除部委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及其他教育行政规范,对上述规章,大学章程应采取 “不抵触”原则,而非“依据”原则。 ”[3]《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均已建有程度不一的学生权利规范,章程作为“下位法”,显然权源依据需来自于法律法规,而具体话语设计和概念界定方面则可以接受、尊重和遵循规章政策的规定。 目前的情况来看,章程对于不同层次权利规范的话语呈现技术并没有予以充分重视,表述学生权利义务内容时对于依据哪些规范解说不一,简单罗列甚至堆砌不同效力层次权利内容的情况均有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将补充权利与追加权利混为一谈,使得权利观念在章程话语中难以客观、有效地予以呈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学生权利话语的预期价值,降低了章程的权威性与执行力。 样本中,我们甚至发现《东华大学章程》《华中师范大学章程》《西南交通大学章程》《北京体育大学章程》《北京化工大学章程》《南京农业大学章程》的“学生权利内容”条款,采用“学生除享有宪法、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外,还享有以下权利:……” 之类表述,而在具体列举权利时,却又将法律法规明示的学生权利规范予以重述,而非列举法律、法规、规章明示之外的学生权利内容,不仅使得话语在前后逻辑表述上凌乱,还造成了权利归属不清晰。

3. 权利实践的话语观照层面存在隐忧 。 权利理论与权利观念离不开主体实践原则而独立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学生权利实践是体现或表达学生权利问题的最有力范畴。 大学章程视域下,学生权利的话语体系要成为指导权利实践的理念, 须把握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要植根于学生主体权利生活的充分要求,二是要致力于学生主体权利生活的建设发展。目前高校章程在学生权利问题上,基于学校具体情况对话语内容有一些现实性探索,但总体上仍以趋同化、泛示性的表述居多,人本性元素匮乏、程序性要求不彰等,使得学生权利话语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挑战。

第一,权利主体的人本性元素表述较少。 章程要植根于学生主体权利生活的充分要求,首先需要强调话语内容以人为本、尊重权利主体。 这不仅仅表现于学生权利内容的精致安排,更重要的是应当体现于对学生个体权利资格、学生组织权利定位问题上。 目前章程在借鉴吸收法律规章和范式结构的基础上,强调遵循既有章程范式的体系性要求,对于学生个体权利资格十分默契地使用了“受教育者”“学校学籍”“依法录取”“入学资格”等高频词语,在体现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公共教育行政关系的同时,对于学生在高校公共治理生活中的权利成员资格却很少关注。样本中只有 《中国矿业大学章程 》等12%的章程建有 “学生是学校的受益权人”“学生是学校教育的主体”之类补充性阐述。 显然,章程在学生权利资格方面缺乏采用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的勇气与决心,其话语表述在体现开放融通的人本性方面还是有些欠缺的,对学生权利生活的实用价值的关注令人堪忧。 无独有偶,章程在学生参与公共治理问题上虽然明确了学生组织参与机制,赋予“学生组织”“学校机构中的学生代表”不同维度的参与保障,然而话语设计却忽略了对学生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意志等人本性因素的界分处理,或是模仿沿用既有章程文本的“标准化”话语模式,或是直接采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抽象性、指令性话语,其权利实践过程中的举步维艰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来看,当下虽然强调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参照章程范本规则来制定有特色、 有系统的章程文本,但若是过于强调章程文本的范式性与自洽性,忽视甚至切割学生权利的人本性元素,便会陷入实际话语脱离权利生活现实的困境。

第二,程序正义的现实性问题回应不多。“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和基础,程序性的规定有利于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化,防止滥用权力。 ”[4]章程作为主体权利的肯认规则,致力于学生主体权利生活的建设发展,在建构实体性权利规则的同时,还需要建构起权利生活的程序性保障。学生权利的程序性保障是联结着权利运行、归责原则、保障方式、救济渠道等诸多方面程序规则的实践建构性问题。 目前章程在“学生权利组织运行”“学生申诉救济”方面予以了一定程度的程序性考虑,其中31%的章程列举了“学代会的职责权限”,38%的章程明确了具体的“学生申诉救济机构”,这些权利话语在体现实体性规则的同时,其中也蕴含着一些程序性规则和理念。 然而遗憾的是,样本章程对程序性内容的安排并不多,章程在学生权利保障方面大多只是将 “告知”“申诉”“听证”“时效”“公开”“回避” 等程序性内容一笔带过甚至直接予以忽略,对于实践运作中的现实意义十分有限。如在“学生听证”这一具有代表性程序保障机制方面,仅有《东南大学章程》等11%的章程在条款中建有“学校建立学生听证、申诉等权利保护机制,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这类简单性表述内容,可见即使在这些条款中,即听证机构成员结构比例的科学化、听证渠道的公开性公平性,听证程序的民主性公正性等现实性问题,也都没有予以原则性体现。这显然与现代大学制度所要求的程序正义相去甚远,存在法治层面的诸多缺憾。

三、学生权利话语体系建构的维度思考

在我国依法治国、依法治校背景下,进一步理顺大学章程中关于学生权利的话语体系,高校亟需步入学生权利的“中国法治时代”,建立学生权利话语的理性标准。 具体可以从话语语境、话语取向、话语内容、 话语思维和话语姿态等五个维度去理解和把握。

1. 话语语境维度 : 立足学生权利的本土场景 。 “话语体系的建构一方面要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现实生活语言,另一方面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充分要求。 ”[5]基于这种理解,大学章程视域下,语境不单单指向章程文本为学生权利表达提供的言语场域,更意指学生权利话语所需面临的社会现实环境。当前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背景下,我国的高校法治环境远比西方高校复杂得多,学生权利与高校行政管理、教育服务、公共参与等治理结构性因素盘根错节地搅缠在一起。章程在考量与学生权利相关的文本风格、知识体系和结构脉络等方面话语技术自洽性的基础上,更需立足于我国社会大环境下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高校内部小环境下的既有体制和改革模式两方面的实际,重新认识和解读现实生活中学生主体的各种权责利关系。只有放宽视野,契合高校现阶段的法治样态,章程才能在理顺学生权利关系、完善话语既有模式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

2. 话语取向维度:调适学生权利的理想要义。 我国大学章程中存在的学生权利话语隐忧,可以说是当前社会转型期学生主体权利理想在高校章程建设领域的一种困境投射。这意味着章程在对既有权利理论和知识体系予以理解和言说的基础上,须调适学生权利理想于文本框架中的各种话语关系,既要避免过度强调学生权利话语的合目的性、方向性而回避主体理想的做法, 又要避免过度强调话语逻辑合精确性、可靠性而割裂主体权利理想的情况。 尤其是在“学生权利的资格”“学生参与权的范围、层次与渠道”“学生组织的职责权限”“学生权利救济机构”等体现学生主体身份定位、主体权益保障等系列问题上,章程须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各种法治盲点、阻碍与困境,筛选和肯认学生权利生活中的合理愿望和需求。只有在传达、体现、解决学生权利主体理想基本问题的前提下, 法治实体与程序的正义才能得以平衡、 法治理论与现实的张力才能得以保持。

3. 话语内容维度 : 遵循学生权利的缘法而制 。 “大学章程作为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大学行为的总规范,实际上是法的法治模式、法的精神和法律条规在一所大学的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个性化。 ”[6]正因为如此,章程中学生权利问题的种种理性表达,以及内含于理性表达之中的实践正当性, 都必须通过概念、原则、逻辑等法律技术要素的支持才能实现。而构建具有法律理性精神的学生权利话语内容,不仅需要彰显话语内容的法律权威性,还需要体现话语内容的法理规范性:对于上位法规范体现较全面的“文化教育权利”,章程在依照法律法规、参照规章范式的基础上,仍需进一步明确权利表达机制、实现机制和救济机制并予以具体设计, 不得随意进行权利肢解或限缩;对于“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等宪法性公民原权利,章程在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前提下,须结合当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予以特殊性、可行性设计。

4. 话语思维维度:关注学生权利的开放发展。 学生权利话语是历史的范畴, 更是现在与未来的范畴。 当前我国高校正在经历治理体系改革,学生权利话语建构可以说是章程立足改革实际对学生权利关系的再诠释。 除了对法定性、既定性权利进行必要的拓展延伸,对自定性内容的开放性、发展性建构成为章程在话语思维上的新要求。为了保持话语创新发展与理性守持之间的平衡与张力,章程一方面须关注高校转型现实中逐渐放大的学生权利诉求,着力于“学生利益相关者”权利资格、权利范围与权利限度的开放性设计,从学生权利的角度思考如何建构学校给付性和消极性义务,从学校权力角度考虑怎样规制学生权利僭越的边界;另一方面则要顺应当前社会同质化程度逐渐降低的趋势,着力于学生权利发展性和衍生性设计,将学生权利的构成、表达、运行、救济等各种主题放在可发展、可讨论的话语状态中,为学生权利发展预留校内具体规范扩展的话语空间,促成学生权利话语在校内章程和校内规范之间的良好回应。

民事权利体系 篇9

1 隐私权:从民事权利到宪法权利

1.1 隐私权从民法权利发展成为宪法权利

隐私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获得保护最早则源于美国普通侵权法。最早在法院判决中提到隐私的是1881年密歇根法院受理的梅诉罗伯特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65年的Griswold v Connecticut案首次明确正式肯定隐私权是宪法所保障的权利。

1.2 两种隐私权的区别和联系

两种隐私权的区别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法律功能上看, 两者调整的目的、调整的范围不同。第二, 从效力和影响看, 隐私权作为宪法权利的法律效力范围明显宽于作为民法权利的隐私权, 具有统领法律的地位。第三, 从权利属性和救济途径看, 隐私权作为宪法权利和作为民法权利的救济方式和途径不同。

两者的联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价值层面看, 民法隐私权和宪法隐私权具有共性的价值基础, 体现对私生活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第二, 从法律功能看, 作为宪法权利与作为民法权利的隐私权分工与协作分工, 协同完成对隐私的法律保护。只有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的隐私权保护相互衔接和配套才能真正达成对个人的隐私权的全面保护。

2 各国隐私权保护制度

这里主要介绍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以及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的隐私权保护制度。

2.1 美国实践

美国对隐私的保护建立在对自由价值的肯定上, 隐私权最开始只是普通法上的权利, 即把隐私权当成一种侵权法上的权利。这实际上也造成了后来隐私权的困境。在美国宪法中, 言论自由被明显提出。隐私权只是普通法上的一项权利, 所以在保护隐私与言论自由的争论中常以言论自由胜出。所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 加之宪法修正案对隐私权的有关规定, 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确定下来。

可见, 通过宪法调整国家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行为加上通过侵权法调整平等主体的个人之间对隐私权的侵犯行为为美国的隐私权保护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框架, 使美国人的隐私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

2.2 德国实践

德国民法上仅就个别人格权益设有明文。1949年基本法明文规定承认对人格自由发展权的保护, 打破了民法体系对人格权保护的阻碍, 因而透过联邦最高法院及联邦宪法法院随后在一系列判例中承认“一般人格权”及“一般行为自由权”, 成为民法第823条第一项中所称之“其他权利”, 因而受民法侵权行为规定之保障。隐私权被纳入“一般人格权”的范围内, 将人格尊严和自由发展作为概括性的基本权利, 而将隐私权和其他基本权利放置于一般人格权的项下, 当具体的法律条文无法对侵权行为提供救济时, 则求助于“一般人格权”条款进行保护。

3 以宪法隐私权为基础加强对民法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民法和宪法都没有将隐私权作为独立具体人格。而且单纯靠民法对隐私权进行保护, 已经不能满足实现人的尊严为价值追求的隐私权的保护需要。在《民法通则》等法律明显不足以维护自然人的隐私权时, 应果断转向宪法的基本权利, 通过直接援用, 填补所谓“民事法律”应加规定而未加规定的那些私权空白, 将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作为隐私权的创制基础, 将其作为解决私法人格关系冲突的直接基础。

基于德国实践以及以上的理由, 宪法上关于隐私权的规定可以作为隐私权的直接规范基础。从字面上看, 我国宪法上的确没有直接关于保护私人生活或隐私的规定, 也没有其他国家的可据以做广义解释可以包容隐私范畴的自由权概念, 但是《宪法》第38条“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表述, 突破仅理解为名誉权的限制, 广义理解成创制了一般人格权, 从而将隐私权包容进来。承认现行宪法的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 还要承认宪法基本权利有私法效力, 即在法院保护民事权利中有效力。宪法隐私权在民事审判中的直接引用也突破了隐私权民法保护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胎儿民事权利保护之探讨 篇10

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胎儿是否具备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它是确定胎儿法律地位的基础。1目前, 对于胎儿民事权利是否应予以保护的问题, 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 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理论学说:

第一、权利能力说。权利能力说认为, 民事权利能力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胎儿是否具有民事权利, 理论界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以瑞士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认为胎儿在母体中时就具有民事权利;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认为胎儿在母体中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 但是要以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和仅享有继承权为条件;我国认为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从上述内容可知, 胎儿取得民事权利的时间对于是否保护胎儿权利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二、生命法益保护说。法益指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生命法益保护说起源于德国, 德国学者Planck认为, 生命法益与所有权等绝对权不同, 它本身并非权利, 而是对生命法益享有权利。生命法益不是随人的出生而产生的, 是每一个生命体在胎儿阶段均具有的, 不受妨碍和非法剥夺。胎儿在母体中, 已经是具有人的本质特征的生命体, 胎儿利益理所当然属于生命法益, 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三、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人身权延伸保护说是我国学者杨立新教授提出的, 一直备受理论界的关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法律保护这一期间的民事权利。对于胎儿人身权益的保护属于人身权利向前的追溯, 对于死人人身权益的保护属于人身权的延伸保护。尽管对于胎儿人身权益的保护不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期间, 但是, 胎儿的人身权益与人身权利密不可分, 理应受到保护。

二、胎儿民事权利的范围

胎儿是否应当具有民事权利, 理论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下面将逐一探讨胎儿是否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

第一、生命权。

胎儿是否享有生命权, 理论界形成了胎儿具有和民事主体一样的绝对生命权说、享有部分生命权利的相对生命权说和无生命权说。笔者认为胎儿享有相对生命权, 胎儿毕竟不同于法律上的自然人, 其享有的权利是以其出生时为活体为条件的。如果一味坚持胎儿具有绝对的生命权, 那么如今我国允许的堕胎行为, 岂不是违法行为?

第二、健康权。

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以其机体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等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现实生活中, 胎儿健康权受到侵害的例子比比皆是, 胎儿的健康权是否应当得到保护, 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普遍持肯定态度。如果胎儿的健康权受到侵害, 若胎儿出生时是活体, 其有权主张自己的健康权;若是死体, 则将胎儿视为母体的一部分, 由母体主张权利。

第三、财产继承权。

胎儿的财产继承权是我国《继承法》明确保护的权利, 世界各国也普遍坚持当胎儿出生时是活体时理所当然享有该项权利。

第四、受遗赠权。

尽管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了胎儿享有继承权, 但是还规定受遗赠人必须在两个月内明示接受遗赠, 否则视为放弃。试想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或者还没有出生的胎儿如何明示接受遗赠, 此条款对于胎儿权益的保护极其不利, 故我国应当逐渐完善, 切实保护胎儿利益。

第五、受抚养权。

受抚养权是由亲属权派生出来的身份权, 是胎儿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权利。胎儿出生后, 其父母的一方或双方因受到加害人侵害而死亡, 使其丧失受抚养权, 胎儿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受抚养权, 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同。德国法律规定胎儿享有受抚养权, 当胎儿出生后为活体时, 其享有向加害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而我国立法却无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从维护婴儿权利和减轻国家负担的角度考虑, 我国法律应当维护胎儿的受抚养权。

第六、依契约受益权。

依契约受益权是指依照合同 (契约) 获得利益的权利, 有些契约例如赠与合同、保险合同以胎儿为受益人。3胎儿的依契约受益权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分别保护:如果胎儿出生时为活体, 胎儿理所当然获得被赠予权或者保险受益权, 其财产由其监护人代为管理;如果胎儿出生时为死体, 胎儿不享有上述权利, 赠予权消灭, 受益权转移。

三、结语

我国民事法律对于胎儿权利的保护十分欠缺, 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很多无法解决的难题, 法官依法判案, 却不能切实的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法官以维护胎儿权益为出发点判案, 却无法律依据, 造成司法混乱的局面。为了切实维护胎儿的合法权益, 我国应当逐渐完善胎儿权利保护的立法, 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胡涛.论胎儿的民事权利[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2]王利明, 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210.

[3]胡涛.论胎儿的民事权利[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