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争议

民事争议（通用4篇）

民事争议 篇1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主要作用是提高诉讼效率, 并不是解决那些裁判冲突。关于这个主题, 学界很多人在研究的过程中都有方向性的偏差。自从继承大陆法治传统, 在确立行政诉讼排他性管辖的情况下,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对民事法院的重要约束。本文主要结合几种典型的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类型, 分析了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空间及可能。

行政和民事案件常常会出现交叉现象, 这样很容易导致“诉讼迟延”或者“裁判冲突”, 近年来学界以及实务界相关人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在研究的过程中,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正当性以及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 为了更好地处理行政民事交叉争议问题, 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几点看法。

一、行政裁决案件不适合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当前, 很多学者认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仅仅适用于行政裁决。因为诉讼便利、经济, 而且也可以彻底解决争议, 可有效避免发生“官了民不了”的现象。范跃如以及江伟等明确提出, 对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行政机关以第三者身份影响了对方的民事义务或权利, 或者干预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 相对方不同意向法院起诉, 并且要求将行政机关裁决撤销, 向人民法院提出应该重新确认民事法律关系的要求, 这样的诉讼存在民事争议以及行政争议, 两者之间相互联系, 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条件完全相符, 因此可以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讼诉进行处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主要指的是法院按照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附带处理和行政行为相关的民事争议, 一起解决行政与民事争议。

现阶段, 我国法律法规制度下, 只能由法院、复议机关以行政判决或者行政决议决定等法定方式, 通过行政诉讼及行政复议程序判断, 当事人并不能自行判断。假如, 行政诉讼可以裁判行政裁决的违法性, 一定要在行政诉讼判决生效的基础上才可以确认。考虑行政裁决可不可以纳入到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首先应该考虑这样的问题, “行政裁决案件涉及纠纷是一个还是两个?只有同时涉及到民事纠纷、行政纠纷, 才可以纳入到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畴。很多学者提出, 行政裁决案件之所以可以纳入到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 主要是由于行政裁决案件中涉及到民事争议以及附随的行政争议。实际上, 民事纠纷作为基础争议, 一旦通过有权机关作出裁决后, 行政裁决已经调整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以及义务, 内容已经更新并且变成行政裁决的组成部分。行政裁决中一般只存在行政争议, 因此只有通过单独行政诉讼才可以处理、解决行政裁决案件。

二、许可类型的侵权案件可以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目前, 学界针对许可类民事侵权案件可不可以纳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仍然存在一定争议。有的法官认为可以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在审理这种类型纠纷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被告的侵权行为是不是成立的, 假如成立, 被告应该通过哪种方式承担侵权责任。而裁判被告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的时候, 往往就会争议应不应该审查民事纠纷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合法要件和构成侵权责任要件的构成内容以及基本价值都有很大区别, 行政许可行为在原则上不应该干涉私法上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主张。第一点, 私法侵权责任以及公法许可的制度功能有很大区别, 两者之间无法相互替代。公法许可都是一般性吓阻, 而司法侵权责任会通过“经济诱因”的方式导致行为人必须将个案因素考虑进来, 以防发生侵害行为。由此可见, 两者的控制功能以及控制效果都有差异, 很难相互取代。第二点, 仅仅凭借公法规范的程序性要求以及实体性要求并不能为维护私法当事人权益提供足够的程序性、规范性保障, 因此私法上很难有效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保障。

行政许可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规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 假如当事人仅仅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民事诉讼中法院也可以按照侵权法规的相关规定判断有没有满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并不需要审查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假如当事人明确提出关于排除妨害诉讼的请求, 法院就必须审查行政许可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下, 法院应该通知当事人应该先针对许可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等到行政诉讼认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效力后, 才可以进行民事诉讼裁判。假如, 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诉讼, 只要是基于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或者公定力, 而且行政行为有效的前提下, 法院也应该认可其效力, 将当事人排除妨害诉讼请求驳回。

综上所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行政活动会牵涉到民事纠纷中, 行政民事交叉现象越来越复杂, 虽然两种纠纷处理的原则以及法理依据有一定矛盾, 但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 笔者认为, 可以在严格遵循“诉讼时效、自愿、举证责任、管辖规则”的程序要求下, 把某些类型行政纠纷纳入到民事纠纷中共同受理。

参考文献

[1]成协中.行政民事交叉争议的处理[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4 (6)

[2]曹海晶, 李祎.试论行政事实行为及其行政赔偿制度[J].法治研究, 2013 (05)

[3]江必新.国家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关系之再认识——兼论国家赔偿中侵权责任法的适用[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3 (01)

[4]王竹.论连带责任分摊请求权———兼论不具有分摊能力连带责任人份额的再分配方案[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2010 (03)

民事争议 篇2

被告：***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住所：重庆市**工业园区机械园，电话13883****88。

一、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未签定劳动合同双倍工资7500元。

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失业保险待遇损失1203元。

二、事实与理由：

(三)、对原告的失业保险金待遇没有主张是错误的。《重庆市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条 生活补助金标准，农民合同工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标准按单位为其实际缴费年限应享受失业保险金标准的50%一次性发放。第十三条、失业保险待遇赔偿标准，单位未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或者单位因欠缴失业保险费在限期一年内仍未缴清欠费，造成失业人员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单位应比照失业人员工作年限应享受失业保险金的120%予以赔偿。本案，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是非因原告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应当享受一次性生活补助金。

综上所述，原仲裁裁决是错误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

此致

民事争议 篇3

关键词：连接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不动产登记

一、行民交织案件连接点浅析

所谓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的连接点, 是连接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共同争议焦点, 该连接点既是行政诉讼的直接纷争, 同时又是民事争议的产生基础, 一般来说, 其就是行政与民事争议交织案件中行政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到实际案例中, 以常见的行民争议交织案件为考察对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存在异议而提起行政诉讼, 以期改变其与行政主体及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基础, 从而达到支持自身民事诉求之目的——可以说, 具体行政行为正是此类争议交织案件的连接之钮、诞生之源。

对于行民交织案件的处理, 我国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 而在实践中不同的法院也有不同的作法, 没有固定的模式。但自最高法于2009年颁布司法解释确立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来, 有关行民交织案件的处理皆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为原则。①这一模式固然是为我国法制的又一进步, 但在某些方面其仍存在一些弊端。以行政登记类行民交织案为例, 其连接点是对某标的物的行政登记行为, 当事人希望通过对该登记行为的撤销从而支持自身对该标的物的权利主张。从实际处理过程中看, 一方面,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模式并不比单纯的民事诉讼更加高效;另一方面, 该行政登记行为往往会因登记机关对民事权利的归属认定不明而产生错误, 自此引发当事人以民事判定为据而提起的所谓“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大大影响了行政诉讼的独立性。

面对这一尴尬境地, 准确地分析行民交织案件中的连接点, 并基于此连接点来判断该案件的性质, 进而选择合理的审判模式, 可以成为合理有效处理该类案件的新思路。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困局

虽然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比较理想地解决了大部分行民交织案件的争议, 但是当涉及到行政登记与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时, 实践证明一味的将二者合并审理并不能达到该制度的设计初衷。以下提供一个案例作为参考: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徐某诉某区政府案。②

案情简介:原告徐某, 1966年获得知青安置房一间, 此后于1980年获得产权。2000年6月, 行政诉讼第三人盛某在向行政机关申请颁发自己的一楼一平方所有权证时, 在并未征得徐某同意的情况下, 连同徐某的安置房一并提起了申请。而原县人民政府当时也向盛某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 该知青安置房于是便被登记在了盛某名下。

徐某知情后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法院将某区政府 (行政诉讼被告) 颁发给盛某的房屋所有权证撤销。而在行政诉讼被法院受理后, 行政诉讼第三人盛某又以徐某为被告提起了民事诉讼, 以徐某已于1983年将该房屋卖于自己为理由, 要求判决该房屋的产权为其所有。本案于是出现了行政与民事争议交织的情形, 而其相对于一般的行民争议的不同点, 是在于该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民事部分, 即当事人更多的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归属存在异议, 双方更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来认定合理的房屋权利人, 而并非是通过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来获得民事赔偿。

针对该案的特殊情形, 浙江省某区人民法院决定对该两个诉讼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式予以合并审理。该案于2010年9月20日开庭审理, 经过一个月的审理, 法院作出了判决如下:“一、撤销第三人盛某通过原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二、驳回第三人盛某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的诉讼请求。”

该案作为我国第一件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例, 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 当然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从法院给出的判决理由来看, 1、“本案首先存在明显的颁证主体错误, 房屋所有权证应当由县级以上房地产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而并非原某县人民政府。”;二是“原某县人民政府在审核认定第三人盛某申请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时, 对徐某的知青安置房的审查事实缺乏证据, 盛某将原告的一间平房亦以无证件用地具结形式一并申请了房屋产权登记。据此, 从行政诉讼角度, 该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三是“从民事诉讼角度, 徐某与盛某在该知青安置方上的争议并无事实根据, 盛某并不能提出其从徐某处买得该房的证据, 因此原某县人民政府房屋登记发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样应予以撤销”。由此可见, 该案虽然在形式上被称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但在审理过程中却是按照“主民次行”的思路, 优先审查民事争议, 在查清民事争议的基础上再处理行政争议。根据以上法院的审理, 可以发现所谓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更准确的称呼可能是“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在该案中行政诉讼的地位被相当的弱化了。当然客观的说, 这是法院在为了保持判决结果的一致而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 而且即便是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中, 也并未有明确规定必须以某一诉讼作为主导。但当我们回过头来仔细探究一下该案的连接点, 也就是该房屋产权登记行为, 其是否存在合法性瑕疵呢

翻查我国的《物权法》和《房屋登记办法》, 其中对不动产登记行为已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1,1]《物权法》中第1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 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第12条规定:“ (一) 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 (二) 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 (三) 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 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 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该两条即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房屋登记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在房屋登记审查过程中, 其标准实际上是以形式审查为原则, 以实质审查为例外。如“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旧是一种形式审查, “实地查看”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质审查意味, 但也只是“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如果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不需要进一步证明的, 也就不需要再进行实质审查。[2]

《房屋登记办法》第18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 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否同意更正, 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询问结果应当经申请人签字确认, 并归档保留。房屋登记机构认为申请登记房屋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 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该条规定的精神实质上和《物权法》第12条是遥相呼应的, 即对于不动产登记, 登记机关主要进行形式审查, 而辅之以有限度的实质审查。

综上, 在我国现行的审查模式下, 根据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原则, 如果登记机关已尽了自己的形式审查义务, 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其登记行为就是合法的, 就不应该被撤销。但是从本案中来看, 该区政府当年做出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最终也被撤销。可以说, 这一判决不仅出乎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意外, 也违背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的构建初衷。对于这一情形的出现, 从现有的制度构建角度看, 并不能全面否定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新事物的出现必定尤其存在理由, 而起欲替代旧事物也必定需要经过一番考验, 因此我们应该尽力寻求从现行框架下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的道路。

三、连接点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架构意义

那么, 面对以上案例中存在着的弊端, 又该如何适用合理的审理程序, 真正发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功效呢笔者认为, 明确行民交织案件中的连接点, 分析作为该连接点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是否基于错误的民事权利认定, 若是, 则选择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而如果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则法院便可通过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来定纷止争。

实践证明, 在涉及到不动产登记这种行民争议交织的案件时, 往往单独的民事诉讼即可比较妥善地解决纠纷, 这在我国法律中完全有据可循——《物权法》第19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 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 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房屋登记办法》第74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 可以申请更正登记。房屋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 应当予以更正;需要更正房屋权属证书内容的, 应当书面通知权利人换领房屋权属证书;房屋登记簿记载无误的, 应当不予更正, 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房屋登记办法》第75条则规定:“对于涉及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房屋登记簿的记载错误,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书面通知有关权利人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更正登记;办理更正登记期间, 权利人因处分其房屋权利申请登记的,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因此实际操作过程中, 完全可由被侵权方提起民事诉讼, 在胜诉后, 持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要求登记机关更正原错误登记。通过申请登记机关变更错误登记, 不仅使纠纷的解决更加简单直接, 也避免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繁冗与可能的困境。这样既可以实现争议解决结果的一致性, 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更给了当事人更多的自由意志空间。这种方式与现有的法律规定没有冲突, 同时又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模式的功效。[3]可以说这是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处有益改进。

四、结语

面对日益增多的行政与民事争议交织案件,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确属一种高效而合理的解决模式, 同时学界也已从理论上论证了其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 这一制度仍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并且不断地给予完善。本文以一个具体的案例为对象, 提出以连接点考察这一模式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改进渠道。当然, 本文在此并未能全面地提出弥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弊端的方案, 其作为一种比较有争议的审理模式, 我们应当在现行模式下寻找最为简单可行的处理方法对其进行改善, 才能达到司法资源的高效配置, 才能更为稳妥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纷争, 同时又保证了法院的权威。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9年6月26日发布。

[1]江必新, 王旭军.论不动产登记的司法审查[J].行政法学研究, 2011 (1) .

[2]何文杰, 白津生.浅析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的义务主体——兼谈格式合同之法律适用及完善[J].甘肃社会科学, 2011 (2) .

劳动争议民事答辩状 篇4

被答辩人：周XX，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住址：广西贵港市XX区XX镇XX村XX屯7号，身份证号：45XXXXXXXXXXXX55。

被答辩人周XX诉答辩人广州XX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展览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案号：(2014)穗荔法民一初字第13XX号】，答辩人不同意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现特提出以下答辩意见：

一、被答辩人周XX的诉讼请求已超过申请仲裁时效期间，应当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

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

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

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2月26日被答辩人周XX入职答辩人XX展览公司与答辩人建立劳动关系，2013年2月7日春节放假后，被答辩人周XX便再未返到答辩人处上班，后经答辩人电话、短信等形式多方催告，被答辩人周XX仍拒绝返工上班。

根据春节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被答辩人本应于2013年2月18日返到答辩人处上班，却无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安排无故拖延、拒绝返工。

2013年2月22日，答辩人XX展览公司基于对被答辩人周XX会返工的信赖，全额为其缴纳了当月社保，事后基于对被答辩人的关照，亦并未要求其返还本应由被答辩人自行承担的个人部分社保费用。

被答辩人诉称的“2月18日当原告回来上班，被被告人告知因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口头通知原告不要回来上班了”上述事实完全不符合现实情理：首先，答辩人XX展览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非常不错，员工有增无减，不存在经营状况不佳情形;其次，如答辩人真系因经营状况不佳单方责令被答辩人不要再返回上班，完全没有必要几日后还为被答辩人全额垫付当月社保费用。

2013年3月29日，被答辩人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答辩人XX展览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及2013年2月7天的工资，经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查明，于2013年6月18日作出裁定书【穗海劳人仲案终字[2013] XX1号】确认：“本委视为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出解除关系并与申请人协商一致于2013年2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

答辩人XX展览公司不服此裁定，诉讼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30日作出(2013)穗中法劳仲审字第XX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答辩人申请，即确认：答辩人XX展览公司与被答辩人周XX协商一致于2013年2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

2013年12月20日，被答辩人周XX又向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答辩人XX展览公司向其支付社会保险费及确认双方在月26日至2013年2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014年1月14日，经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作出穗荔劳人仲案字[2014] XX号《仲裁调解书》，约定：“申请人、被申请人确认自年12月26日至2013年2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014年7月18日，被答辩人周XX再次向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答辩人XX展览公司向其支付自2008年至2013年星期六工作加班费34560元;自2008年至2013年高温津贴费3600元。

经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认为：“申请人诉被申请人广州XX展览有限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仲裁申请，因申请人所提出的请求事项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期限”，并于2014年7月18日作出穗荔劳人仲案不[2014]17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

被答辩人周XX不服，又于2014年8月19日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自2008年至2013年星期六工作加班费34560元;2.判令被告支付2008年至2013年高温津贴费3600元;3.诉讼费由被告人承担。”

综上：答辩人XX展览公司与被答辩人周XX于2008年12月26日建立劳动关系，并于2013年2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被答辩人周XX最迟应于2013年4月6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书面提出要求答辩人支付加班费及高温津贴的仲裁申请;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仲裁时效】的规定，被答辩人周XX最迟也应于2014年2月6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书面提出要求答辩人支付加班费及高温津贴的仲裁申请，所以，被答辩人周XX请求支付加班费、高温津贴的诉讼请求早在2014年2月7日起就因超过申请仲裁时效期间而丧失了对本案的胜诉权，依法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另，被答辩人周XX在2014年2月7日之前，先后两次向有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均未请求答辩人支付加班费与高温津贴费用，应视为其对该两项权利的放弃。

二、答辩人XX展览公司已全额给付被答辩人周XX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加班费用，不存在任何拖欠。

被答辩人周XX与答辩人XX展览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答辩人不曾拖欠被答辩人任何工资报酬，更不曾拖欠被答辩人加班费用。

答辩人XX展览公司系于2008年12月26日设立，成立之初因相关制度尚在构建中，对于加班费用的发放，采取按月统计，直接抵扣计入当月工资范筹发放。

后随着相关制度的日渐完善，答辩人对于员工的加班费用采取按季度统计，每季度结算统一发放。

截止至2013年2月7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答辩人不存在任何拖欠被答辩人加班费用的情形。

1.被答辩人周XX提交的证据中的工资表也恰恰反映了答辩人XX展览公司对于加班费的发放是直接连同当月工资一起发放，根本不存在拖欠加班费的情况。

由于答辩人XX展览公司的规模较小，员工上班时间也相对灵活，日均工作时间不超七个小时，且没有严格打卡考勤要求，答辩人XX展览公司要求员工一般要做到早上九点半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午休一个半小时，下午一点半上班至六点下班。

所以周六有时也需要上班，尽管如此，每周上班时间仍以法律规定的40个小时为准，超出这个时间则为加班，另计加班费或安排补休，无论何种形式，均以三个小时为半天给予加班费或补休。

直至2013年2月1日答辩人XX展览公司仍与被答辩人周XX结清仍未清零的加班费，可见，答辩人XX展览公司根本不存在要求员工超时加班而未付加班费的情况。

2.关于被答辩人提供的8月份考勤表作为证据，答辩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此证据既无答辩人XX展览公司的盖章或签名确认，且明显为同一人笔迹所写，不排除为被答辩人自行制作所为。

答辩人XX展览公司于年底搬公司，大量资料已遗失，即使如此，经公司确认，此考勤表也不是公司的考勤表。

公司的考勤表怎么可能只有早上上班时间而无下班时间?退一步来说，这只能算是一张签到表，根本不能作为考勤记录使用。

所以，答辩人XX展览公司对此考勤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答辩人XX展览公司为被答辩人周XX提供了绝对舒适清凉的室内办公环境，且随时供有清凉饮料，被答辩人周XX不符合请求支付高温津贴的岗位要求，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答辩人XX展览公司系从事“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室内装饰设计;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务，且被答辩人系以生产工身份在答辩人处任职，其所有工作时间都属于室内作业。

根据答辩人室内办公环境展示，不仅配备有多台大型吊台风扇，而在房屋各角落均摆放有空调，同时还提供有冰箱、饮水机等设施，且时常在冰箱内摆放有清凉饮料可供员工解暑降温。

答辩人XX展览公司不仅为员工提供了舒适清凉的办公环境，还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照顾员工感受，提供清凉饮料、冰箱、饮水机等福利设施方便员工解暑降温。

答辩人从不曾安排被答辩人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且其提供的工作场所温度从不曾高至33℃以上，不适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的情形。

因此，被答辩人周XX不符合请求支付高温津贴的岗位要求，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四、被答辩人周XX有恶意诉讼、滥用司法资源之嫌。

被答辩人自其离职至现在已向相关部门接连提起三次仲裁申请，不仅存在针对同一请求事项反复申请仲裁情形，而且明知答辩人XX展览公司不存在克扣其加班费用的情形下仍几次三翻提起相关诉讼仲裁程序，迫使答辩人应诉，分散答辩人时间、精力来满足他的报复心理。

被答辩人的行为不仅损害了答辩人的利益，更浪费了国家有限的诉讼资源，对其滥诉的行为应当予以告诫。

综合上述几点：被答辩人周XX的诉讼请求因超过申请仲裁时效期间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且答辩人XX展览公司不曾拖欠被答辩人任何时期的加班费用，被答辩人亦不符合申请高温津贴的岗位要求。

本着实事求是，解决问题态度，特请求贵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并对被答辩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予以告诫。

以上答辩意见，尊请参考!

此致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

法定代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