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书(劳动争议通用)

民事调解书(劳动争议通用)（共10篇）

民事调解书(劳动争议通用) 篇1

调 解 协 议

甲方：(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自年月日起就职于甲方单位，供职员工职位。现甲方于年月日向乙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双方同意其于年月离职。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友好协商之原则，就上述甲方单方终止劳动合同等事项达成如下调解意见，并签订下列条款，望双方共同遵守：

一、双方保证通过协商一致的调解协议之签订符合如下条款：

① 双方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② 双方意思表示真实；

③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④ 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情形；

⑤ 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

⑥ 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乙方同意对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由甲方提出并单方予以

终止，终止时间为年月日。

三、双方就乙方离职事宜，经协商一致同意，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各类补助或

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元。此费用已包括各项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及工作期间全部工资、加班费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规定应予支付的各项赔付款项等各项（各类）费用。双方在履行本调解书之后，不再对上述各事项追究任何一方责任。任何一方不得再针对上述事项再次向行政部门(包括劳动部门等)、仲裁部门(劳动仲裁等部门)、司法(法院等部门)等相关部门提出有关赔偿要求、投诉、仲裁、诉讼等。且其亲属亦可权再行要求任何赔偿等。

四、甲、乙双方保证对本调解协议之义务必须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当日内履行完

毕。（或其他约定支付方式：）

五、甲、乙双方在签订本调解协议之后，对双方因上述事项之一切债权、债务关系

归于消灭。且甲、乙双方均放弃除上述第三项给付之外的与此事件相关的一切权利及或有债权等。

六、本调解协议于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调解协议一式二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七、其他补充条款：

甲方：(签章)乙方：(签字)

调解协议签订日期：

调解协议签订地点：

村级民事调解书 篇2

经村委会以及调节小组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3月19日中午12时，王城村六社村民吴积玉驾驶自家摩托车，在六社桥转弯处不慎将王城村六社村民杲立功之女杲玉撞伤，杲玉造成左脚脚踝脱臼，左大腿严重擦伤，左胳膊严重擦伤，总共花费医疗费用5300元;吴积玉摩托车有损伤，吴积玉本人有轻微擦伤。

经村委会以及调节小组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如下：

一、吴积玉赔偿杲立功医疗费用5300元，误工费1000元;

二、吴积玉照顾杲立功之女杲玉直至出院;

三、吴积玉的摩托车由吴积玉本人负责修理;

四、吴积玉的擦伤由吴积玉本人负责治疗;

五、其他无纠葛。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按手印起生效。

双方当事人签字：

调节小组代表签字：

不履行生效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案 篇3

「案情」

申请执行人：安徽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

被执行人：(香港)华甲有限公司。

1992年12月10日，申请执行人安徽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医药公司)与被执行人(香港)华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甲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肝素纳”的售货合同。合同约定：安徽医药公司在1993年内向华甲公司出口3000个亿“肝素纳”(精品)，其中1993年1-6月出口1500个亿，每个亿“肝素纳”价格为950美元，共计142.5万美元;1993年7月至12月供货待定。有关质量问题，由华甲公司认可后指定安徽医药公司付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安徽医药公司按时向华甲公司提供了“肝素纳”，而华甲公司却拖欠货款人民币162.5万元、美金313576.16元迟迟不予返还。其间，双方曾分别于1993年3月13日、5月13日达成还款协议，其中约定：华甲公司如不能于1993年7月30日前清偿欠款，愿以其在国内投资的厂房或房地产抵押。但华甲公司仅还款7万美元，其余欠款未还。安徽医药公司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于1994年2月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甲公司返还所欠货款人民币本息1849737.50元，美元本息259190.16美元，赔偿损失及承担违约金计人民币48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根据安徽医药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和担保，依法查封了华甲公司在深圳投资注册的新世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的1号工业厂房。1994年9月15日，经合肥市中级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

一、截止1994年7月31日止，华甲公司尚欠安徽医药公司货款折合人民币410万元，由华甲公司分期偿还。1994年10月30日前还欠款5万元，并以其固定资产德国产奔驰500SEL、奔驰280SEL轿车抵偿欠款95万元(华甲公司必须办完全部手续，提供车辆有效证件)，对上述100万元欠款不再计息;1994年12月30日前还款200万元，华甲公司可以其在香港的部分货物(以货抵款的价格双方商定)抵欠款，若协商不成，华甲公司对所欠200万元款项，连同余款在1995年7月30日前还清，并按月息1%利率计算利息(计息期从1994年8月1日起计算)。

二、华甲公司在未还清上述欠款期间，其投资兴建的新世界生化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第壹号厂房的产权仍予以查封。

三、本案诉讼费3.2万元、诉讼保全费2.2万元，合计5.4万元，由双方各承担2.7万元。

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签收，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

「审查与执行」

在履行上述调解协议过程中，华甲公司未能按协议的规定履行偿还义务，安徽医药公司遂于1994年11月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1995年元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华甲公司发出限期履行的执行通知书。但华甲公司仍不履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发出传票传唤华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麦克布赖德(美国籍)到法院说明未能履行的原因。但麦克布赖德未予理睬。

为了保证生效的法律文书能顺利执行，于1995年元月13日裁定，继续查封华甲公司的壹号厂房和两辆“奔驰”轿车，并提取厂房的租金收益。随后又再次传唤麦克布赖德应在1995年2月16日到法院处理案件执行事宜。但麦克布赖德仍未按时到庭。直至同年3月13日，麦克布赖德和华甲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才来到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向法院提交的材料中称：

1.调解书中确认的用以偿还债务的两辆“奔驰”轿车和被查封的壹号厂房已另有抵押;2.原投资的新世界生化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已经以抵偿债务的方式归属了香港的一家公司，且于1994年8月13日在香港登记变更;3.香港的其他债权人已申请香港高等法院对华甲公司进行清盘。

鉴于华甲公司在诉讼期间背着法院变更产权、转移被查封的厂房和华甲公司濒临倒闭的事实，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华甲公司提供在我国境内有效的财产担保，但遭到拒绝。考虑到麦克布赖德随时都有可能离境，合肥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关于外国人在“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和其它有关法规的规定，于1995年3月13日作出决定：暂时扣留其护照，限制其出境。

麦克布赖德被限制出境后，通过各种渠道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并积极与外国传媒驻京机构联系，声称“自由受到限制”，“安全受到威胁”。

3月23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外国记者就此案的提问时指出：“目前，此案的诉讼正在进行。麦先生在合肥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们希望美方教育本国公民遵守中国的法律规定，积极与法院配合，以使此案尽快了结。将此案与其他不相关的问题挂钩，使问题复杂化，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此后，麦克布赖德代表华甲公司表示愿意履行调解书所确认的义务。4月5日，本案双方当事人就一次性解决债务纠纷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原调解协议规定华甲公司欠安徽医药公司的货款及利息410万元，诉讼期间新生利息27.9万元，以华甲公司投资的新世界生化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名下的壹号厂房和两辆“奔驰”轿车抵偿;抵债后多余的315万元，由安徽医药公

司代新世界生化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利息、罚息、保险费等;华甲公司另付5万元现金给安徽医药公司，用以补偿厂房转让过程中交纳的税费。

在法院执行人员的监督下，上述各项协议逐一履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后解除了对麦克布赖德出境的限制。

「评析」

华甲公司作为购销合同的购货方，在依合同约定收到货物后，应及时履行其付款义务。但华甲公司始终不履行其付款义务，致使安徽医药公司提起诉讼。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了还款协议，由法院确认制发了民事调解书，再次确认了华甲公司还款的义务、方式和期间。但华甲公司在生效的调解书规定的履行期满后，仍不履行其该期还款义务。结合其诉前拒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只能说明其无履行义务的诚意，并有拖延履行的故意和赖帐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安徽医药公司在调解书确定的第一期履行期届满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款当事人一方拒绝履行调解书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规定，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

本案的申请执行和强制执行，有着不同一般执行案所需明确和解决的下列问题：

一、本案执行结果是全部执行，而调解书确认的最后履行期并未到来，是否有违法律规定?本案在1995年4月5日达成执行协议，随后即执行完毕。而调解书确认的最后履行期是1995年7月30日。但据申请执行后华甲公司一直拒不理睬法院的强制执行通知的事实，和华甲公司逾期提交的材料所称，华甲公司早已实施了转移被查封的财产的行为，并在香港被债权人申请清盘，其已不可能自觉并有能力再履行调解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控制的财产敦促华甲公司履行其全部义务，对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就是十分必要和唯一的办法。在法院的敦促下，华甲公司与债权人达成了执行协议，应视为对原调解协议履行方式、期限等的合法变更，这在执行过程中依法是允许的。所以，本案的最终执行完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二、华甲公司在提交的材料中称，调解书中确认的用以偿还债务的两辆轿车已另有抵押，此辩是否能够对抗执行?如果华甲公司在达成调解协议前就已作抵押，则其在调解时隐瞒了真实情况，该两辆轿车仍得作调解执行标的物，其应另以相应价值的财产为抵押权人设定抵押。如果华甲公司在达成调解协议后才作抵押，则因该物已是强制执行标的物，其抵押效力不能及于执行标的物。故在上述无论哪种情况下，该两辆轿车都仍得为执行标的物。

三、华甲公司还称其在深圳注册的新世界生化技术公司的全部资产，已以抵债的方式归属于香港一家公司，且于1994年8月13日在香港登记变更。如确有此行为，此变更及抵债的行为也是无效的。因为，不论是谁是深圳注册的全资、合资或合营公司，均为中国法人。中国法人的变更必须依中国法律进行，在香港登记变更对内地没有法律效力，依法是不承认的。同时，本案涉及的主要是厂房这种不动产，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因此，华甲公司就不动产在香港作抵债，没有在不动产所在地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在内地是不生效的。另外，一是厂房早由华甲公司概括地在还款协议中向安徽医药公司作了抵押，其再作抵押的行为就是无效的。所以，华甲公司即使在香港确有此行为，在内地也是不会被承认其法律效力的。

四、当法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法院能否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出境的措施?此问题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因此，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进行诉讼，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法院通知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活动时，法定代表人到庭即为义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关于外国人在“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规定，也是从该种诉讼参与人的诉讼义务上规定的。对于该规定的理解，外国人

不仅应包括直接作为当事人的外国人，也包括作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的外国人。不然，对不在境内的有执行义务的外国或有关地区的企业，将无法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所以，本案在华甲公司经法院多次通知拒不履行执行义务，并对其所说事实上又在转移财产的情况下，法院对其法定代表人麦克布赖德采取限制出境的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违法，并有效果。

五、抵债后多余的财产如何处理。由于一号厂房是华甲公司同意作抵押并经法院采取了查封的措施，在执行协议中又同意以一号厂房折价抵债，故折价后超过债务的部分，仍应归债务人所有。但华甲公司还有其他债务，这多余的部分就不直接归还给华甲公司，而由安徽医药公司代其偿还其他债务。这种方法并不损害华甲公司的利益，故对这种变通执行方法，法律上并不反对。

浅析民事调解 篇4

民事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是最具特色的解决民事纠纷的传统方式，一直在我国民事纠纷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加以学习借鉴。

在假期实习中，我了解到，在基层法院“注重调解”的原则的确得到了较好的遵循，民事调解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的确是一种比较好的。这期间我对法院调解有了一些了解，对民事调解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下面，对民事调解的有利之处作简要分析：

一、有利于当事人相互谅解，便于促进社会和谐

大多数农村，仍然是熟人社会。农民自古代社会就形成了一种“以和为贵”的传统意识，在当今还有如此遗风，大多数农民骨子里都有讨厌诉的情绪，以诉为耻，尤其是被告一方有强烈的屈辱感和愤怒感，不到不得已他们都是不愿对簿公堂的。

【案例一】在审理某一生命权纠纷案中，法院做了很多劝说工作，希望当事人能达成和解，可是被告不管怎么劝说就是不同意和解。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同意和解，他气愤地对我说：我们原本达成了和解，可原告又把我起诉到法院，让我丢尽了脸面。

我就很纳闷，不就是让法院主持解决纠纷吗，有什么羞耻? 原来在他们意识中，认为被他人起诉是件很丢脸的事，邻居乡里认为他们不是好人，就被邻里亲友疏远，这对他们无疑是莫大的精神

压力。起诉他人，肯定是往别人脸上抹黑，双方以后也没脸见面。在大多数农村是狭小的熟人社会，低头不见，抬头见，伤了脸面以后碰面肯定很尴尬。诉讼的人情损伤，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成本。

虽已起诉，人情伤害仍是他们最大的顾虑，能化干戈为玉帛，达成和解，还是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民事和解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既能解决纠纷，又不至于撕破脸皮，互相仇恨。这便于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相互谅解，和睦相处，搞好邻里关系，这也无形中对农村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一大的贡献。

二、便于快速解决纠纷，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采取多种做法，如庭前调解有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的“送达调”，询问被告答辩时的“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的“庭前调”，开庭审理时的“庭中调”等，都取得了良好效果，为纠纷的及时解决提供了便利的时机。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方式灵活多样，这样大大降低了纠纷解决的时间成本，适用审判方式解决纠纷最快也得一个月，而适用民事调解的方式可能就一周内就解决问题了，无疑这是一种省时省力解决纠纷的方式。同时还很大的降低经济成本，适用诉讼程序，当事人为请诉讼代理人，收集证据，花费甚多；而法院开庭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资源。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及时性、尽快地解决纠纷，是人民法院

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调解解决纠纷，不必像诉讼要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法官可以便利行事，及时地解决困扰当事人多时的纠纷，送来及时的正义。当事人达成和解撤诉的，就不用法官操劳了。即使开庭后，宣判前当事人达成和解，也不用法官斟酌法律适用，反复修改判决书，都加快了结案进程，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的效率。

三、民事调解书易于履行，很少存在执行难。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法院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被告方在接受原告的诉求时，会对自己的承受能力做出充分的估计，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他们不会达成和解。既然他们自愿接受了调解意见，大多数情况下也会自愿地履行调解书的约定义务，即使是被动的自愿，很少会发生对判决不服上诉、申诉的问题。由于在达成和解前，被告方对自己能力有理智的估量，不会存在无力履行，申法院强制执行，甚至执行难的问题。

四、弥合法律与情理的裂痕，追逐社会正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审判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虽然立法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很多法律无法调和的矛盾，这时适用法律太过刚硬，会出现法律与情理的背道而驰。

【案例二】陶氏兄妹诉姚某财产权纠纷一案

陶某兄妹六人，死者是次子。他为人有些憨厚，三兄弟当年分家时，尚未结婚，未分得任何财产，连一个遮风挡雨的地儿也没有，其实就是被逐出家门。被逼无奈，他只好住进好心的邻居腾出的牛棚，苦苦度日。

后经人介绍入赘李家，与姚某结婚。姚某前夫去世多年，留下四子，姚某含辛茹苦的拉扯着孩子，欠债不少。陶某俯首甘为孺子牛，任劳任怨地为一家奔波，供孩子上学，偿还债务，还为一家盖了新房。当幸福似乎触手可及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一次矿下意外事故夺去了他的生命，留给一家人的除了用生命换来的26.5元钱，就只有无限的悲痛和沉重的打击。

谁知陶某尸骨未寒，陶氏四兄妹（大姐声明不参与分配）来争夺财产，将姚某诉到法院。诉称：姚某与陶某没有登记结婚，不属夫妻关系，仅为同居关系，无权分的陶某的死亡赔偿金，父母已去世，他无子女，应有其兄妹继承。

法律该何去何从呢？陶某与姚某八年来相濡以沫，互相扶养，虽未享过清福，但家庭的温馨给他带来了无比的幸福。也是人人羡慕的一对恩爱“夫妻”。但法律不讲情理，只讲法律事实证据，法律永远不会为真情所动的。陶某与姚某没有登记结婚，就不是法律所讲的夫妻关系，不管他们事实上他们拳拳真情，肝胆相照，法律也无能为力，只能有合法的继承人来继承。

法律无情地与情理决裂了，让曾经无情地抛弃过他的人来分配继承他的财产，患难与共的“夫妻”一边儿去看着。这与情理多么不协调，有情有义的人被深深地伤害着；而那些践踏道德，踩着法律的红线的人，正欢欣鼓舞地庆祝他们征服了道德。法律与情理不容，是

任何一个有朴素正义观念的人不愿看到的，民事调解就是拉近法律与情理距离的最好手段，弥合法律与情理的裂痕。

民事调解方式灵活多样，用情理去打动心里只有法律没有道义的人，用亲情的温暖来融化冰冷的人心，给每一个心中揣着正义的人一个完美的答复。用民事调解的方式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合理合法利益，将情理于法律完美的融合。其价值无疑超越了法律的正义，直逐人间的社会正义，这是法律所不能比及的。

当然，民事调解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也存在着其弊端：

一、民事调解的自愿原则可能得不到很好的保证。民事调解协议形式上合法，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完全出于当事人的自愿，存在被迫的自愿。法官可能施加压力，给不愿调解的一方进行对之不利的暗示，“以压促调”；法官还可能久拖而不开庭，让当事人去和解，当事人失去耐心，对胜诉的信心也会随时间有所降低，只好希望早点了结此案，这就会出现“以拖促调”的不合理的现象。

二、弱化了司法的权威性。民事调解协议时双当事人意愿的体现，实体法的权威性远没有在判决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民事调解书不存在对实体法的适用，起不到通过司法达到对人们的教育作用，相反人们更崇拜个人意志的自由斗争。民法权威性弱化，造成很多民众对民事调解、判决、仲裁不履行，而申请法院执行，被告有很容易隐瞒财产，造成执行难的尴尬局面，而原告则会出现打赢官司输了钱的两难境地。当然，这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民法的本质和特征有关。

三、难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按现行民事调解制度民事案

件的调解是由法院审判人员主持的。当事人大多不懂法律、法规的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往往就成为当事人参与调解时参考的重要标准，在当事人无法达成协议时，审判人员通常会暗示性的将其对案件的处理意见透漏给当事人，反复劝说和暗示，而由当事人互相妥协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审判人员不公正的意见很容易影响到调解协议，造成对一方当事人的偏袒。只有在违背自愿和合法原则时，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法院才受理。这样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难以约束。

民事调解协议书 篇5

受害人：彭跃进，男，1959年5月7日生，2012年5月11日因

交通事故死亡。

戴秋风，女，1963年4月25日生，2012年5月11日

因交通事故死亡。

法定代理人：彭娟，女，1985年8月25日生，系以上两位受害人之

女。

彭敏，男，1984年3月21日生，系以上两位受害人之

子。

肇事人：郭先刚，男，1976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汉寿县

坡头镇陈家湾村。

法定代理人：李淑先，女，1953年7月16日生，系肇事人之母。肇事人郭先刚在2012年5月11日晚九点左右对彭跃进，戴秋风及孙子三人所驾的两轮摩托进行相撞，造成彭跃进、戴秋风俩人死亡。现肇事人郭先刚被关在押，双方的法定代理人在镇政府多次主持调解下就人身死亡赔偿事宜进行了充分的协商，现双方达成如下赔偿协议：

一、肇事人郭先刚对受害人彭跃进、戴秋风的死亡赔偿所有各项损失费贰拾陆万元（其中含车辆交强险赔偿11万，郭先刚交付现金壹拾伍万元）。郭先刚在彭家办丧事时已赔偿了人民币叁万元，余下壹拾贰万元在签本协议时已经付清。

二、双方达成协议签字后，受害人的子女表示对肇事人郭先刚予以谅解，并希望司法机关在对郭先刚作出刑事判决时予以最大限度从轻处罚。并由彭娟、彭敏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谅解书。

三、镇党委、政府考虑受害方家庭条件及其特殊，由镇政府出面，衔接相关部门解决陆万元（即不再从交强险中扣除县已垫付的陆万元现金）。

四、协议签字后，受害人的子女彭娟、彭敏不再向人民法院提出附带民事讼诉赔偿。

五、该协议签字生效，双方放弃，一切再议权力。

受害方：肇事方：

法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

民事调解协议书 篇6

乙方：周____，男，汉族，身份证：____________ 家庭住址：____县____乡____村____村民组

协议事由：

农历二〇____年五月初四下午，甲方与乙方说话不投机发生争执，甲方动手撕打乙方，导致乙方受伤。为了彻底圆满解决此事，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愿意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住院所花的一切医药费用和其它各项费用共计：________元。

二、今后，甲、乙双方当事人及亲属都不得再以此事为由找对方纠缠闹事，不得指桑骂槐和指鸡骂狗，更不能无中生有、故意制造事端和胡搅蛮缠，做到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遇事冷静，积极解决，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从重从严对其处理。

三、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所有费用后，双方签字，乙方不再以此事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如乙方再追究甲方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

四、此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派出所及村各存档一份，由甲、乙双方当事人签字画押后于即日起生效。

甲方：________ 乙方：________ 调解人：________

民事调解的体会与技巧 篇7

作者：山城区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卢国平发布时间：2009-07-15 08:15:29

我叫卢国平，来自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自己在民事调解工作方面的粗浅体会，我汇报的题目是《民事调解的体会与技巧》。我是一位来自基层的法官，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什么辉煌的业绩，在基层法院从书记员到副院长工作了15个年头，办理过近千件民商事案件，一直没有离开过民商审判。谈到调解，高深的理论问题我谈不出来，我主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汇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自己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的两点体会，二是做好民事调解工作的一些技巧。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首先我想谈一谈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的体会

司法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对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的调整。法官的责任体现在运用恰当的方法、优化的手段化解纠纷，解决矛盾。具体而言，法官解决矛盾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调解，二是判决。判决侧重于运用规则，而调解侧重于解决矛盾。因此，解决当事人矛盾的首要选择，当然就是调解。俗话说，干什么吆喝什么，作为一名民事审判法官，一定要明白做好调解工作对于解决纠纷的重要性，要把调解与法官承担的法律责任乃至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结合起来，通过调解工作，“既解法结，又解心结”，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调解是把法、理、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解决矛盾纠纷的一门艺术。十几年的审判工作经历，使我深深认识到，做好调解工作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消除敌对情绪，有利于安定团结、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我的体会只有简单的两句话：

编辑：张占林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 篇8

优先原则的机制与方式

【关键词】调解优先 民行检察 和解

【摘要】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数量不断激增，如何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实现公平正义，是当前政法工作的重要任务。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总则都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法律上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法律监督权限。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是一种新的工作思路，笔者从基本的民行基本原理入手谈谈就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如何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机制与方式一些体会。

一、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基本原理

民事行政检察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活动。他是是检察权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方面的具体体现。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1 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维护司法公证，维护司法权威”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因此检察机关监督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是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运用法律手段，是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提高审判工作质量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检察机关调解优先原则的涵义

调解制度是指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在检察机关作出抗诉决定之前，双方当事人存有和解意愿而在检察机关办案人的主持下，本着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达成和解协议的一种办案形式。

“调解优先”原则的优点在于动员社会各个方面力量，进行多元化办案。政法工作者能细致入微、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实际，知道当事人所知所想，以调解的途径处理人们之间的矛盾，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

三、民行检察工作中应当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申诉调解制度是建立在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之上的，虽没有法律的授权，但其是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依法行使了处分权，使民事申诉案件处于事实上的终结状态。在此种情况下检察机关终结案件，既未违反法律规定，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法理之中。

1、调解优先原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符合

民事案件当事人在不违反公共利益、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处分本人民事上的实体权能和程序权能，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即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抗诉程序上应当同样适用。作为民事检察抗诉程序，它既是民事诉讼的司法救济程序，也是民事诉讼的补充程序，它虽然不在法院环节上，但它仍然属于民事诉讼程序范畴。申诉和解，正是当事人这种民事自治权力在抗诉阶段具体运用的体现，所以它应是一种合法的办案形式。

2、法律监督的职能赋予检察机关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根据法治理念，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所以权力要用权力来制衡，这是权力配臵的基本原则。为防止民事审判权力 3 的错用和滥用，配臵民事检察，是针对民事审判的制衡，是一种专门监督，具体形式是提起抗诉，纠正错误的裁判和追究审判人员的民事枉法裁判行为。而民事检察抗诉形式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权威的监督形式，已上升为法定形式。但申诉和解，在不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下，仅通过当事人的民事自治权利，对原审裁判做出一定的修正，达到了监督的目的，是一种自治的、间接的、有弹性的法律监督形式。从目的上说，二者目的一致、异曲同工，因此均应视为检察工作的业务形式。

3、实现民事检察司法公正要求适用调解优先原则 抗诉的程序十分严格，一般是“上抗下审”，甚至有的要经过几级审查，手续繁琐、周期性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民事诉讼都不会有全胜的赢家，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后，民事申诉人对争取更大利益的希望已经不大时，自然会考虑这种和解的因素。同时赢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也面临着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若被执行人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其诉讼亦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局面。故对这些当事人存有和解意愿的申诉案件。而申诉和解的形式操作简便，无需启动再审程序，通过同级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沟通，在短时间内便可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同样能达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维护司法公正的效果。它的特点与民事检察抗 4 诉相得益彰，因此理应成为民事检察抗诉的一种补充形式。

四、民行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申诉调解制度不仅可以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作为民行检察抗诉职能的补充，与强硬的诉讼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1、建立调解优先机制应该注意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种监督方式的探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较多的问题。申诉调解制度并无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可以采取申诉调解这种办案方式，往往造成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办案的不信任以及法院的不理解。

申诉调解制度作为检察监督方式的创新方式，并没有完善而详细的操作流程，在实施过程中，办案人员只能靠自己的工作方式实施，错误难免出现。法院对调解的协议效力又具体的规定，但是检察机关的调解协议效力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一大问题。

申诉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无明确规定。调解协议现在只靠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执行。若当事人反悔，司法机 5 关不得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一旦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让许多基层院不愿意把调解工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的一大原因。在和解成功后，在调解协议上只有当事人的签名，检察机关不盖章，检察人员的签名也只能以见证人身份出现。检察机关人员作为“调解员”的身份不明。

2、贯彻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对策措施

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要切实贯彻民行调解优先的原则，结合基层检察的工作实际，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完善立法，健全申诉调解制度。对于法律而言，一项制度的建立，关键的第一步就是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申诉调解职能是一项探索扩大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延伸民行的触角的新形势。因此，在立法机关在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时，应该扩大民行检察的监督方式，赋予我们检察机关申诉调解职能，并对检察机关在申诉调解中的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实际的操作性。

调解协议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为生效，当事人不得反悔。在健全制度的进程总，就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主持的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对双方当事人理应具有约束力，当一 6 方当事人反悔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该调解协议。

其次，构建调解网络，完善联动机制。调解工作的实现，作为基层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我们不能等、靠、要。要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拓展调解渠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主动与司法局联系，将人民调解员纳入了法院诉前纠纷调解网络。建立调解员个人工作档案，实行调解员调解案件登记、回访、考评等规范管理。民行检察作为一项公权力，也是民事活动的重要部分。所以与此同时，我们加强坚持开展巡回调解送法下乡活动，把田间地头、作坊车间等纠纷点、争议地作为诉讼调解的有利场所。

再次，注重调解方式方法，真正贯彻落实调解优先。办理调解案件，我们要树立一个群众利益无小事、老百姓的事情比天大的思想，用心去做每一件事。一定要坚持“背靠背”原则。一般来说，进入申诉阶段的当事人双方已经完全对抗，面对面坐下来协商已是不可能，通过背靠背方式，既能避免双方的正面冲突，又能尽量回避双方不利团结的话题。在调节过程中讲话前一定要准备充分，讲的时候要全面。背靠背时，重点讲不利因素，但并不是说有利的不需要讲。讲的时候还要有利、不利都“全”，最好让当事人在你的引导下，作出自己的权衡和选择。调解时一定 7 要情法交融，情理兼顾，给予当事人以情感支撑，体现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宗旨，但这并不等于会满足当事人的漫天要价和无理要求，对于法律和政策问题，该严肃的一定要严肃，确保检察机关掌控局面，保持权威。

最后，激励机制，将调解工作纳入考核项目。办理申诉调解案件，需要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办案人员，赋予办案人员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决定权；同时将调解成功的案件纳入上级检察机关考核项目，作为一项工作业绩进行考核。

五、结语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是政法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职责，而实践证明，强化调解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可以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增强民行检察监督的效能，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使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地统一，就应当更新“以抗诉为重心，唯抗诉论英雄”的传统执法观念，在民行检察申诉环节大胆尝试运用“民行检察调解优先原则”。【参考文献】

[1] 杨大培：《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构建与申诉和解》，载中国检察网；

[2] 高洪宾、朱旭伟：《民事检察监督不宜强化》，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27日第3版。

[3] 张春生、李旺城：《民事检察调解可行性的法理分析和实践探讨》，载于正义网2005年7月24日。

[4] 韩善宏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行检察申诉和解制度，载于北大法律网2009年5月31日

调解 民事案件的首选结案方式 篇9

发布日期：2009-9-9 15:07:00来源：辽宁法制报本报记者 晟畅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全省各级法院要紧密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把调解工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是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号令。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法院的诉讼调解工作，认真贯彻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积极推动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努力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8月28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推动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的指导意见》，对全省各级法院的调解工作作出具体要求。

放宽时间 整合资源 创新方法

把握时机促调解

全省各级法院要牢固树立起调解是高质量审判、调解是高效益审判、调解能力是高水平司法能力的调解工作新观念，打牢“调解优先”的思想基础，高度关注审判的社会效果。坚持“调解优先”，要求各级法院把调解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首选结案方式，自觉主动地适用调解方式处理各类矛盾纠纷，尽可能地把握一切调解机会，不放过任何调解可能，能调则调，努力提高调解结案率。

在时限要求上，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充分运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合理放宽时间、期间和审限的限制，为调解结案创造适度宽松的条件；

在审判资源配置上，要优先考虑调解工作的实际需要，有效整合一切有利于调解的资源，形成最大合力；

在工作机制上，要建立科学的工作绩效考评机制，健全调解激励机制，引导、支持审判人员创新调解方法，提高调解水平。

无调解条件 无调解可能 不强迫调解

调判结合要灵活

各级法院要坚持“调判结合”，要以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为核心，以“案结事了”为目标，综合运用调解和判决两种审判方式，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要防止片面追求调解率的倾向，对于不具备基本调解条件，甚至没有调解可能的案件，不能强迫当事人调解，也不能“以拖促调，以判压调”；对于一方当事人以调解为借口，有意拖延诉讼进程，或者故意坚持显示公平的调解方案，损害对方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应当明辨是非，及时作出判决；对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拟案件事实和债务关系，企图借用司法调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严格审查，坚决防止。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

“三位一体”大调解

要坚持以“三位一体”为重点推动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是当前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重点。各级法院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支持其他调解组织开展工作，也要注意利用其他社会组织的调解资源。可以在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可以派人协助其他调解组织调解案件，也可以在司法所、派出所、交警队、工会、妇联等单位设立巡回调解点。

要及时将法院的调解经验、调解做法通报给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组织，同时也要注意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充分发挥不同调解组织的职能优势，形成职能互补、分工合理、配合默契、各扬所长的调解体系。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需要确认效力的，各级法院应当及时审查、依法确认；需要执行的，应当及时依法执行；其他组织调解不成，当事人起诉的，要依法审查立案并进行司法调解。

调解案件类型化 调解主体专业化 调解方法特定化

构建调解长效机制

各级法院要把审判队伍的调解能力建设作为构建调解工作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来抓，多方采取专题培训、经验交流、案例研讨等有效方式，不断提高审判人员了解社情民意、透视纠纷背景、把握诉讼心理、赢得当事人信任、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解决疑难复杂纠纷的调

解工作能力。努力打造一支重视调解、善于调解的高素质审判队伍。

要建立健全以调解案件类型化、调解主体专业化、调解方法特定化为内容的类型化调解机制，提高正确适用调解和判决两种方式的能力，增强调解工作的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和调解成功率。要建立健全调解考评和激励机制，科学设置考评指标，正确引导调解工作方向，激发审判人员调解案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把全省法院调解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解读：

“全省各级法院要充分运用调解手段，切实抓好调解工作的重点环节，力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 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法院要抓好立案调解、全程调解、全员调解、全面调解、协助调解和委托调解。

关键词：立案调解

就是充分发挥立案调解的分流、引导和解纷作用。对于未经诉讼外调解程序处理的案件，要在立案前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诉讼外机制先行调解解决，尽量避免案件直接进入审判程序，缓解案件压力；要充分利用立案窗口“第一时间接触当事人、第一时间了解案情”的工作优势，通过提示、释明和建议，积极引导当事人产生调解意愿，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立案后，庭审前，可以由立案庭、调解庭或速裁庭对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先期进行调解，争取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程序展开之前。

关键词：全程调解

就是要把调解工作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的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再审、信访接待的全过程，充分利用一切调解机会，提高调解成功率。

关键词：全员调解

就是要形成案件承办人、合议庭、庭领导、院领导的调解主体层级，充分调动一切有利于调解的力量形成调解合力。

关键词：全面调解

就是要把调解案件范围从民事案件扩展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

事附带民事案件、国家赔偿案件、执行案件，积极推动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行政案件协调和执行和解工作。

关键词：协助调解

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各级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特定联系的，具有一定职能优势、行业优势、专业优势、地缘或人缘优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间组织和个人，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

关键词：委托调解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调研材料 篇10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概念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更是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在政治上，从高度集权型走向民主化，在经济上，从计划型走向市场经济化，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不仅有限的司法资源已不堪日益膨胀的纠纷所带来的重负，更由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使现行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这必然要求调整和重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针对以前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整清思路，沿着方向进行改革，有些学者提出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理论，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调解制度。但是，从国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况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扩张调解机制，谋求纠纷解决的多元化，积极促进和解，这已成为不少国家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苏力先生指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因此，我国在寻找现代法律制度时不应放弃自己的遗产，不应当抛弃调解制度，而应当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地位。而在重构调解制度的同时，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研究调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并分析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现代法律文明之精华，不断完善这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

三、目前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

民事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延伸，与审判相比，贯彻的是一种当事人主义。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开始日益显现其诸多弊端，严重制约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其中，作为指导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根本，调解立法原则与调解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冲突是其弊端的根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必须遵循合法、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这三项基本指导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产生冲突。

1、在实践中合法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冲突

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实体性合法。所谓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求；实体性合法是指在调解协议的内容上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调解并没有独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这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法官过分依赖调解结案，导致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效率低下；法官的双重身份，使其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权利；调解的生效以当事人最后签收调解书为要件，因此只要在签收调解书前一方当事人反悔，调解协议就归于失效。而调解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契约，既然达成调解协议，契约生效，就没有理由反悔，否则就构成违约。所以，这种做法也与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所冲突。

另一方面，实体上的合法，更是与民事诉讼调解具有的合意解决纠纷的性质不相适应。因为“民事诉讼调解所解决的合理性，并非来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决方案，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调解方案的认同”。如果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同判决一样坚持同样的实体合法标准。那么有可能会在相当多的场合上，恐怕当事人之间是无法达成协议的。合意的形成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对自己实体权利处分的基础上而通过协商达成的，属

于私法行为。只要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即为合法。

2、在司法实践中自愿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之间的异化

我国民事诉讼将自愿原则处于调解原则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调解制度能否健康发展，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在程序上，首先，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或者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且目前，一些法院仍存在着追求结案率的现象，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因素，这样，法官为了追求结案率和避免追究错案的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又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而当事人即使不愿进行调解，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其次，在自愿原则的支配下，当事人可在任意诉讼阶段提出要求调解，一旦进入调解程序，势必将中断原来的诉讼活动，这样便容易产生调解的任意启动，导致案件的诉讼程序缺乏连贯性，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当事人施压，促使调解成功。这样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因素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也并非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来体现自愿原则。

3、在实践中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与民事诉讼调解的冲突

民事诉讼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并非一定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既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该调解协议内容有效。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却明显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并且过于绝对，这与法院判决没多大的差别，若强调事实清楚而进行严格调查，则既耗时又耗资、牺牲了程序利益，这样，就忽视了民事诉讼调解本身具有的省时、省力、节省司法资源、灵活、高效的特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相对于判决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实现。

4、诉讼调解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一方面，审判实务中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通过调解结案。另一方面，诉讼调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受到立法者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

（1）诉讼调解软化了程序的严格性，会造成审判人员行为失范和审判活动无序。

（2）诉讼调解软化了实体法的约束，导致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统一。

（3）诉讼调解本身隐含着强制，与现代权利观念存在一定冲突。“权利至上”、“合法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极受现代人们推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但从审判实践中看，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被迫放弃部分权利甚至大部分权利为代价的。

（4）当事人有权反悔调解协议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冲突。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制度也存在以下问题：

（1）片面理解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审模式的改革，注重坐堂审判，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把矛盾化解在法庭上，忽略了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法官除了应做好与案件直接相关的调查取证、核实证据外，乡土社情、民风习俗也应了解，更要掌握当事人的思想情绪，采取果断措施甚至动员一切力量去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稳定，是基层法院审理民间纠纷案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令基层法院法官们担心和头痛的事。一旦在诉讼阶段中出现命案或引发冲突，就难向社会民众交代。坐堂审判如何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当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但善于调处民间矛盾纠纷也是基层法官的必备基本功，而后者恰恰是法官综合素质的表现。基层法院、人民法庭面对的当事人，大多缺乏法律常识，许多人没有聘请代理律师，如不做细心的疏导调解工作，尽管判得很公正，受不利判决影响的当事人也总怪法官乱判，心理上难以承受而与法官对立和缠讼。

（2）片面强调直接开庭，该做当事人工作的不去做。有的法院把直接开庭率作为考核法官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指标，并规定调解只能在开庭审理中进行；有的法院规定法官开庭前不准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见面；也有的法院规定由立案庭将所有案件一律排期开庭，并规定在开庭前三天才能将案卷移送审判法官。这些新举措的目的是防止审判法官偏听一方、先入为主及不廉洁、办人情案等，本无可厚非，但这些禁令的负面影响是阻止了法官的调查研究，削弱了调解功能的发挥。

（3）片面追求当庭宣判率和当庭结案率，庭审调解流于形式。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是公正与效率，就办案效率而言，只要不超过法定审限就应当认为是高效的。有些地方把当庭宣判率、当庭结案率作为考核审判方式改革的指标，层层下达到对办案法官的奖惩上，引起了攀比和作假；有的法院内部规定了比法律规定更严的审限，这些做法无形中又把诉讼调解锁定在开庭审理中。

四、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措施

改革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势在必行。在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定下，结合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法院内部机构的重新调整和职能的重新划分，特别是大立案制度科学建立和有效运转之后，将法院调解独立出审判庭之外，在立案庭设专门调解机构，由其专行调解。其运转程序是：法院立案以后，可以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同意调解，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交由调解机构在规定的期间内调解。在规定期间内调解不成的，案件转审判庭审理判决，审判庭不再主持调解。如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除原告撤诉的外，当事人可以申请“合意判决”。此方案一方面隔离了审判人员与调解人员身份上与对案件处理意见上的沟通与联系；另一方面，减轻了审判庭的案件压力，避免案件久调不决，也使审判庭名符其实。当事人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即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容反悔。调解书送达适用判决书送达的有关规定。如有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

（一）把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纳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整体框架中

首先，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两种方式，调解与判决均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民事审判制度应是一个有着合理的内在结构、和谐统一的制度体系。经过改革与完善，调解制度同经过庭审做出判决的制度不应有任何相互抵触的地方。其次，在我国运行了几十年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受制于诉讼结构，调解中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经济主体的关系，国家干预色彩浓厚；而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由于我国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诉权与审判权两者关系是不协调的，表现为审判权过于扩张，而诉权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具体到调解领域，如果审判权凌驾于诉权之上，势必损害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合意。因此，有必要从调整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入手，摆正当事人与法院在合意解决争议过程中的位置。必须要改变当前法院在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法院只是为当事人间达成协议提供条件和保障，决定权在于当事人，法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调解。

（二）根据合意解决纠纷机制的特点及规律确定调解原则

我国现行的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确立的三项原则中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唯有自愿原则是适当的，而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与合法原则的规定是不恰当的，其根本原因是其未反映合意解决纠纷的本质特征及客观要求，相反却与这种诉讼机制不相协调甚至矛盾。

确立调解原则，关键在于抓住调解的合意本质，体现出公正与效率，使自愿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当事人间达成的合意，法官不得以所谓协议内容不合法为由，拒绝认可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改变过去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至于诸如欺骗、胁迫等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得生效，法律也应明确做出规定，以增强法院判断标准的客观性，避免主观臆断。

（三）建立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备体系

期限。在一个案件中只规定一个调解阶段。在此期间内调解达成合意的，调解结案；调解不成的，转入下一程序，移交审判庭及时判决。

调解的启动。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选择合意解决纠纷还是审判，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并以向人民法院递交书面的申请为条件。法院及法官只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第三方，可以提出建议，可以为双方调解创造条件。但是否达成协议，应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一旦当事人不愿以此种方式解决纠纷，即转入审判程序。

调解模式。应采取当事人主义的模式，完全保障当事人双方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在调解过程中，调解法官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地位，法官仅可拥有以下职权：提供机会，提出建议，提供必要援助。在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予以笔录承认其效力，该协议一经法院法定程序认可即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效力。

生效的认定。双方签字，形成笔录即生效，与判决有同等效力。改变过去必须要最后一方签收调解书才为生效的做法。

调解的受案范围。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等，即使当事人双方不要求调解，法院也应主动进行调解；而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民事冲突，如人事诉讼、公害等诉讼则不适用调解。

调解的救济。调解一经成立，当事人不得对已调解部分事项再生争执，既不得上诉，也不得对已调解部分的诉讼标的再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在调解出现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法律也应当予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