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纠纷)民事上诉状

(劳动纠纷)民事上诉状（精选8篇）

(劳动纠纷)民事上诉状 篇1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李XX，男，汉族，1969年3月2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上诉人：刘XX，女，汉族，1971年1月29日出生，家庭住址：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被上诉人：简称兴隆锰业）

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下溪乡兴隆村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李XX因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9作出的（2012）万民初字第22号一审民事判决，特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万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万民初字第22号一审民事判决；

2、请求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473900元；

3、请求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驳回上诉人（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中写道：“原告与中阳公司订立的《工伤赔偿协议》中的第四条就是原告对自己义务的约定，同时也是原告与中阳公司对被告权利的约定，该项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有效。”上诉人与中阳公司签订的《工伤赔偿协议书》是就上诉人与中阳公司之间的工伤赔偿纠纷所作出的处理结

果，而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是基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上述协议中关于上诉人放弃对兴隆锰业的赔偿请求的约定是无效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权并不因该协议而丧失。

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判决第五页最后写道：“李威死亡后未进行尸检，具体死亡原因不明”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之子李威正是在被上诉人的化学反应池中维修搅拌机的过程当中死亡的，这一事实清楚，而且如果人体因中毒而亡，其尸体表象明显不同于因其他原因而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李威之死系吸入反应池中的有毒气体中毒而亡，一审法院仅依据未做尸检而认定具体死亡原因不明，不能让人信服。

正是因为被上诉人的失职和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才导致上诉人之子李威不幸中毒而亡，于法于理都应当对受害人家属予以赔偿，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2012年4月日

附：本上诉状壹份

(劳动纠纷)民事上诉状 篇2

1911年沈家本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本民法典草案,虽然未来得及施行,清王朝的统治便崩溃了,但是也为后来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典提供了参考。在1912至1930年间,政府在民法上继续援用了《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这也是这一时期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所在,而因为民初遗产多为田宅,更有涉及到土地买卖的事件,所以《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中的服制与田宅门便成为了此时遗产纠纷案件判决的依据所在。而在具体的上诉制度方面,则试用了1910年编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江苏省民初这一段时期在民事上诉方面所采用的便是这一诉讼律草案。

2 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具体审理

这里以两则案例为例,一则是1912年9月14日到1912年10月8日的“张发甲与冷德松遗产纠纷上诉案”,本案主要涉及到住宅的继承问题,张发甲在9月14日供述中说了争执的理由,首先便是因为“兄名发科,是我父亲的养子,不是我母亲生的”,而“我兄没后,嫂冷氏遂回她母家居住,嫂前有遗腹”承认了此时遗腹子对于兄长财产拥有继承权,但后来遗腹子死亡,发甲便要求兄长的遗产归自己代管,等自己娶亲生子以后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兄长,从而使得兄长这一脉不断绝。本案在前清江宁县断过案“惟前清江宁县,将房断与我嫂,是叫伊守节抚孤,不得自由典卖”,随后律师也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将来发甲娶亲生子亦可继续发科”,要求发甲取得遗产继承权,随后承发吏调查了发甲有没有亲戚并做出了报告书,在9月16日的供述中,发甲不仅加入了自己学生身份一节,而且怀疑被告一家故意谋死遗腹子来争取房产,企图扩大本案的影响,双方证人随后做出了结状,在9月30日的判决中身旁管承认了发甲对于兄长财产的代管权,允许发甲娶亲生子后让儿子继承兄长的财产,随后双方并没有进行继续的上诉。

另一则是1912年11月23日到1913年6月4日的“姚蓝氏与姚志森等遗产纠纷案”,本案主要涉及到土地的继承与典卖问题,是民初上诉中比较频繁的问题,1912年12月14日姚蓝氏递交了民事上诉状,本案曾经在审判厅没有成立时在民政长处裁决“窃氏于本年春季在民政长案下,呈控”而被告等人“于句地审判,成立之后,施其运动能力,到厅控诉,改在审判收案翻断”,双方互控缘由是姚蓝氏父亲与弟弟曾经典卖给被告土地,数十年间未曾赎回,而“审判厅援照暂行民律”判决土地归被告所有,姚蓝氏疑惑“即卖田产岂有年久不准回赎之理耶”,本案过程中因为宁城战乱而停滞过半年,在1912年11月23日,地方审判厅判决书副本才送到,副本从暂行刑律中民事有效部分进行法理上的说明,而且也从情理上询问了全村耆老随后判决土地归被告所有,在姚蓝氏1912年12月17日决定继续上诉以后,高等审判厅要求地方审判厅移送案卷材料,在1913年5月13日,被告递交了辩诉状,1913年5月14日,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言辞辩论,最终判决决定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土地收归被告所有。被告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可以说明在民初关于土地典卖超过30年即归收典人所有的政策得到了严格执行。

3 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特点

3.1 上诉时间跨度大、翻案多

因为遗产的持续时间很长,而清前代中期遗产纠纷诉讼案件跨度很久,所以导致人们几十年后才进行上诉的现象在民初表现地很明显。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战乱不断,原本的土地归属容易产生混乱,特别是家族中逃亡人员的土地归属问题,比如1913年11月12日到1913年12月25日的“闵灼恺告闵欣氏遗产纠纷案”中,因为家庭中三弟外逃,所以家族对三弟的土地处理便产生了矛盾,大哥家里一直保管土地却暗地私吞,二弟妻子知道后不服提起了上诉。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政策的转变与严格执行,在清前中期法律上规定超过30年的土地不准回赎,但民间并未严格执行,民间活买活卖土地现象十分严重,而在提起诉讼之后地方官经常考虑双方贫困状况然后进行有利于贫者的判决,在上述案例中,姚蓝氏在民政长处提起诉讼得到了支持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在地方审判厅成立以后,对于法律的严格执行,则使得原有的判决无法得到支持,对原先判决不满的人纷纷提起上诉,请求法律严格执行,使自己的权利得到维护。这一方面使得土地流转加剧,另一方面也制止了活买活卖现象的猖獗。

3.2 民众身份平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临时约法第五条便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在清前中期妇女不准参与公堂,如果要参与的话必须要有被告代替出堂,但在民初却不一样,妇女可以自由参与判决,如上述案例中姚蓝氏自己进行了上诉与答辩,并没有让自己男性亲属担任抱告,甚至可以说女性的身份对于她们来说也是一种优势,在上诉状中用自己女性身份进行“自我道德化”的表述,突出自己的无力与对方对自己的欺压,也成为了民初女性上诉的一种理由。

3.3 法律意识觉醒

不仅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社会中的普通民众也开始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清前中期,民事案件对地方官员来说是琐事,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到民初,清末修订的民事条例正式得到了施行,虽然在最开始因为不了解上诉的程序,民众上诉直接被驳回的很多,但是到了1913年以后,上诉的程序便逐渐被民众所了解与运用,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也得到了民众的重视,律师制度与权利也得到了规范,比如“庭上一切之陈诉、民法九八之特权”,在得到了律师的帮助以后,在上诉状与辩诉状中,对于自己所受到的侵害与所要求权利的法律依据便可以直截了当地看出,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

4 对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评价

遗产纠纷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以往历史中,遗产纠纷中看重情理的方面很多,偏向于弱者的判决占大多数,甚至很多作为案例被流传很广,突出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在民初的江苏地区,清末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其中的上诉程序也得到了严格地履行,这是中国同西方的程序正义制度的第一次融合,改变了传统中国“刑事靠法律,民事依习惯”的印象,并且逐步将中国实际跟西方法律结合起来,教化了中国人民的法律意思,对于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段晓彦.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J].法学研究,2013,(05).

[3]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辛亥前后南京司法判案实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论我国民事上诉审程序的重构 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审级制度；上诉审程序；重构；

一、民事诉讼的审级制度的概念和功能

民事诉讼的审级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事审级制度主要是确定法院的纵向结构和权限划分，包括法院组织系统、各级法院权限配置与上下级关系、终审判决的审级及错误救济等。而狭义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不同级别的法院受理和审理民事案件的职能划分，以及一个民事案件需要经过几个不同级别的法院审理，裁判即产生既判力的制度。

审级制度作为基本的审判制度和撑起诉讼程序的框架。对审判的独立和公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审级制度有利于保证司法的正确性。其次，审级制度有利于保障司法的终局性。最后，审级制度有利于维护司法的统一性。任何制度的设立都有其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因素，审级制度也不例外，审级制度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每一个程序的运行都会消耗一定的资源，有一定的成本，过高的成本将可能使该程序成为一种社会的负担。其次，容易导致案件的久拖不决，激化社会矛盾。设立过多的审级，容易使当事人产生不受尊重的感觉，从而不愿接受裁判，也对裁判产生怀疑。最后，审级制度的设立易造成司法资源的紧张。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是有限的，过多层级结构的审级制度，要求有较高的投入，会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入不敷出。

二、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的缺陷

我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这四级法院都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由于基层法院承担的仅是一审工作，除民诉法规定一审终审的案件外，其裁决效力是相对的，在上诉中存在被上一级法院推翻的可能性。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在作为一审法院时，其裁决效力也是相对的。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加强，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形迅速增加，案件的类型也呈多样化趋势，而现行的四级两审终审的民事审级制度缺乏必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影响了个案处理的公正性和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两审终审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具体表现为：

1上诉条件过于宽泛。滥诉现象比较普遍

上诉审程序作为一种救济程序，相对于第一审普通程序而言，理应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然而，我国法律对上诉的条件规定得过于宽泛，案件当事人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只要是“声明不服”，即有权提起上诉，这些原因可能是符合法律的规定，但也不可避免很多当事人是利用上诉故意拖延诉讼时间，从而延迟执行程序的启动。

2上诉审法院级别过低。审判质量不高

在我国的四级法院组织中，每一级的人民法院都可以作为一定范围内的民事案件审理的第一审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大多集中在基层人民法院，因此中级人民法院就成为了绝大多数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由于终审法院的级别较低，不利于抵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由此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终审法院靠近案发地，使其与当事人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增大，容易影响裁判的公正性。

3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下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虽然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初审权，但在实践中这种权力很少运用，而且上诉案件的审理多在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作为高级人民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很少处理二审案件。所以，它们缺乏实际处理案件的经验，对下级法院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

4法院系统内部的案件请示制度，严重影响案件的审理质量

案件请示制度是指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或程序出现的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后予以答复的制度。在审判工作实践中，下级法院就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或特殊情形的案件向上级法院请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内部案件请示制度导致了上级法院在案件上诉前就产生固定的思维模式，实际上已是先入为主了。这种做法使上诉审失去了存在的真正意义，变相的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针对请示的案件，上级法院一般只是听下级法院的汇报，并不直接审理案件，其在程序上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缺乏当事人和社会的有效监督，很难保证案件的审理质量。

三、我国民事上诉审程序的重构

一项制度的设计必然有其社会与现实背景基础，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度是基于当时的国情而确立的，其设计中更多的考虑了诉讼的经济价值中的“效率”定点。我国实行绝对的两审终审制，难以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难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最终将导致上诉审功能紊乱和失调。因此，重构我国民事上诉审程序势在必行。民事诉讼所设立的审级制度需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多元化设置是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制度的要求。所谓多元化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必须经过三审终审，而是有条件的进行一审终审与三审终审并存。将一审终审制和三审终审制相结合共同构成我国的审级制度，审级制度应当以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维护司法公正为目标，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国的上诉审程序进行重构。

1建立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对一些特殊案件规定了一审终审制度。这里所谈的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某些案件只经过一审法院的审理，裁判即产生既判力的制度。一审终审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终审。对于一审判决，上诉的途径被堵住。所以，一审终审的条件显得尤为重要，应该明确并公示。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笔者认为：首先，对诉讼标的金额进行限制。在法国，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预审法院审理的案件，如果诉讼标的金额不超过3500法郎的，实行一审终审；初审法院审理的案件，诉讼标的金额在2000法郎以下的也实行一审终审。在德国，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当事人的上诉权进行了限制。例如关于请求财产权的诉讼，申明不服的标的的价额不超过700德国马克的不许控诉；如果申明不服的标的不是一定金额，而准许控诉与否是由这种标的的价额决定时，则必须要说明这种价额。在我国，由人民法院派出法庭审理的小型经济纠纷案件与日俱增，且小额的民事诉讼案件占所有的民事案件的比例相当大，所以规定对这类案件进行一审终审，是对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机构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约。通过运用简捷、快速的程序审理大量的一审民事案件，可以缓解对诉讼程序的压力，保障三审终审

制度不会产生诉累。由于我国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争议标的金额的最低标准可以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其次，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规定不许上诉。所谓的案情简单是指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争议不大，而且案件性质简单，案情比较明了，证据较充分。当然，案件的难易程度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尺度，需要法官正确的使用自由裁量权予以判定。对于当事人认为属于复杂疑难的案件，或是案件事实清楚、但争议大的案件，可以请求上诉，但必须经过上级人民法院许可，这是在一审终审情况中保留例外。最后，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在订立协议中约定是否进行一审终审，或是纠纷发生前书面约定对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一审终审制，即约定不上诉原则，不论争议的是否符合一审终审的诉讼范围，当事人对一审所做出的裁决，不能就该裁判提起上诉。上诉权是当事人处分权力的一种，法院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应当对其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保护。但当案件涉及到公共利益时，则规定不适用约定不上诉。

2建立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诉讼公正的价值目标被推到首要位置，即使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作为代价，也必须充分保障诉讼的公正性。第三审程序的设置其必要性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三审终审只是表明一个案件最多经过三级法院审理，而并非每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有权提起两次上诉，使案件经历三级法院审理。三审终审与两审终审程序的目的显然是不能完全相同的。从事实认定的间接性、事实信息的耗散性、高级审判机关的负担以及诉讼效率考虑，各国对三审终审制度的设计都规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从争议金额或案件类型方面对上诉予以适当限制。这是目前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的一种通常的限定上诉方法，如在法国。根据1998年12月28日修改新民事诉讼法典的法令规定，在大审法院和小审法院提起上诉的最低限额提高到25000法郎。诉讼标的额在此之下的判决就不得提起上诉。

婚姻纠纷民事上诉状 篇4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男，汉族，1x××年××月x日出生，户籍地址：河北省××市××县××镇××村13x号，身份证号码13××××1x××××033013。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抚养纠纷一案，不服xx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xxxx)深宝法少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xx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做出的(xxxx)深宝法少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

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已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将孩子抚养权归了被上诉人，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是错误的，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定性错误问题

(一)该协议形成的背景：xxxx年1月5日之前，被上诉人一直没有给付分文抚养费，也没有来看望上诉人及孩子。由于双方未办理结婚手续，上诉人因怀孕、自己到医院生产及单独抚养孩子花去了大笔费用，为了确保孩子以后能够健康地成长，故此欲向被上诉人主张抚养费。因以前到过被上诉人老家，上诉人遂于孩子满月后，抱着孩子到被上诉人老家，但被上诉人一直避而不见，被上诉人的亲属接待了上诉人，安排上诉人住在宾馆。在被上诉人家属多方刁难且上诉人当时身上所剩钱款不多的情况下，出于孩子的健康等考量，暂时将孩子交给了被上诉人的家属，签下了所谓的《协议》并拿着所谓的补偿费5万元离去。

(二)该协议是上诉人在受到肋迫、不能自由表达自已意志的情形下签订的，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拘束力。协议不仅不能真实反映上诉人的意思表示，而且也违反了公序良俗的原则。首先，协议没有经双方协商，系在特定的情形下由被上诉人家属出具的并要求上诉人签名，被上诉人事后再补充签名形成的。当时，上诉人因此事搞得心烦意乱，加上孩子又小，身上盘缠又所剩无几，因此无奈答应将孩子暂时放在被上诉人家，先拿点费用，因为孩子小，被上诉人家人肯定无法带好，到时一定会将孩子还给上诉人，这样抚养费拿到了，孩子也回来了，谁知道事与愿违。试想，有哪一个做母亲的忍心将刚满月的孩子交给别人?其次，协议内容中孩子的名字为张××，而本案中孩子出生证上的名字为刘××，仅从协议来看并不足以认定两者是同一孩子，依生活的常理来说，经协商后形成的协议理应会对此情况作出说明，但该协议并未予以说明，可以侧面反映此协议是由被上诉人家属乘人之危，单方出具，未与上诉人协商一致。最后，协议中没有对孩子抚养的事宜做出具体适宜的安排。协议中“乙方不得再主张张慧的抚养权”的约定损害了孩子的合法权益，违反了社会公德，没有法律效力。抚养孩子是生父母双方的法定义务，生父母也应当关爱子女，当抚养一方侵害孩子的合法权益或者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情形下，有义务采取手段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包括不限于变更抚养权。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辩称5万元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而补偿给上诉人的。而上诉人收下5万元补偿款是上诉人在当时无奈下的权宜之计。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司法公正，违反了相关的法律精神

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属于婚姻关系，不属于离婚纠纷，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自愿]离婚之规定作出判决明显是错误的。原审法院仅根据表面上看来合法的协议作为判案的依据，是极度草率的，加重了当事人的讼累。本案中涉及到非婚生子女，而且本案有其特殊性，法院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充分考虑双方的抚养能力、抚养条件等因素，才能彰显司法公正，才能切实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本案由上诉人抚养孩子，被上诉人支付抚养费的方式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一)上诉人现有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完全有能力抚养孩子，加上上诉人母亲已退休，愿意帮助上诉人照顾孩子。

(二)被上诉人道德责任感缺失。被上诉人在开庭承认其在认识上诉人之前已婚并已有孩子却隐瞒上诉人并与上诉人发生关系。此案中被上诉人明知自己已婚情形下发生婚外性行为，在上诉人怀孕、生产及单独抚养孩子期间，也没有去看望照顾上诉人母女，据此可以说明被上诉人品行不良、极度缺乏责任感。

(三)上诉人没有孩子，而被上诉人婚内已有两个孩子，再将双方的孩子判归被上诉人抚养，那么被上诉人一共三个孩子，这严重违反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此，其家庭负担沉重，无法保证双方孩子的生活质量，也难免孩子不会受到不公平对待。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且孩子属于女孩，从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更适合跟随母亲一起生活。

(四)孩子还未满2周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相关规定，应由上诉人抚养。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定性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违反相关法律精神，请求二审体谅一个母亲的心情，依法查明事实并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 诉 人：

继承纠纷民事上诉状格式 篇5

被上诉人一(原审原告)：钟XX，女，汉族，xxx年7月10日生，住址：xx市xxx一村XX号XX室

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钟XX，女，汉族，xxx年11月25日生，住址：xx市长风二村XX号XX室

被上诉人三(原审被告)：钟XX，女，汉族，xxx年11月25日生，住址：xx市张杨路XX号XX室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xxx)黄浦民一(民)初字第283X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判决;

2、请求改判系争房产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二、三配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3、本案诉讼费用由法院依法裁判。

事实和理由：

1、一审判决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撤销。

一审原告未提出，且被告亦未提出系争房产(本市xxx路xx弄x号XXX室)分割诉求，法院不宜直接按法定继承处理作出判决，否则有违不告不理。

2、本案系争房产应由上诉人钟XX继承。

上诉人在整理被继承人钟云X遗物时，发现被继承人生前曾留下自书遗嘱，该遗嘱涉及处分系争房产。一审法院既然判决不按被上诉人一钟XX所持公证遗嘱执行，那么，依法应当按照被继承人自书遗嘱处置遗产，该自书遗嘱明确提及系争房产由上诉人继承。

综上，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贵院判如所请。

此 致

xx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钟XX

xx年六月六日

附：1.证据《遗嘱》一份;

劳动争议民事上诉状 篇6

联系电话：130XXXXXXXX

被告：北京八达龙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邮政编码：401336

法定代表人：陈X

联系电话：023—6261XXXX;6261XXXX

诉讼请求：

1、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2005年8月至2010年12月待岗期间的工资共计：38580元。

2、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2005年8月至2010年12月待岗期间工资的赔偿金：38580元。

3、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0010元。

4、请求被告返还原告补交2007年10月至2008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金：11183.84元。

事实与理由：

原告2011年11进入被告单位(北京八达龙腾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人力资源工作作，2012年8月被告通知原告待岗，在待岗期间被告未依法给原告发放工资并且在待岗期间的2011年—2012年间被告未依法给原告交纳社会养老保险，这期间本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金一直由原告缴纳。2012年11月8日被告在重庆晨报上公告称：原告已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认为被告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是违法的，并且被告也未依法给予原告经济补偿，被告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四十七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和《重庆市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低于劳动者所在区县(自治县、市)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补发最低工资差额，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责令支付赔偿金：

(一)欠付时间1个月以上不满3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最低工资差额20%的赔偿金;

(二)欠付时间3个月以上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最低工资差额50%的赔偿金;

(三)欠付时间6个月以上的，向劳动者支付所欠最低工资差额100%的`赔偿金”。的规定，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北京人民法院

具状人：

农村疑难民事纠纷调解障碍及对策 篇7

一、旧的传统习俗对调解工作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社会文明和法制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各地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程不尽相同, 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发达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中, 旧有的风俗习惯已经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们的民事行为以及纠纷的解决也都是遵循当下相关法律的规定, 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但在那些欠发达地区的基础农村, 尤其是贫困区域的农村。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还在延续着旧时的传统和习惯。日常民事行为和发生纠纷后的解决方式都还依赖于传统习惯的调整。例如在北方很多地区, 经媒婆或媒汉介绍的亲事, 如果在典礼之前男方反悔的, 则不能请求返还彩礼;如女方反悔则应返还所有彩礼。再如农村各个姓氏家族对祖坟及其周边风水的保护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 对破坏祖坟及其风水的行为往往不能通过简单的赔偿或恢复来解决问题, 有事后还需要巫婆或神汉的介入。此类民事纠纷往往很难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 一些风俗习惯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甚至是相对立的。在调解此类纠纷时, 我们既不能否认法律规定的效力, 同时又要照顾当地的风俗习惯。

除了上述比较典型的情况之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农村人民群众在传统思想、土地权益、男女财产权利、家庭关系、交易习惯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由此而产生的民事纠纷也越来越多, 由于法律的规定和各地方传统习惯有所不同, 相关纠纷解决起来都有很大难度。有时即便是通过司法程序调解了表面上的纠纷, 也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甚至还会激化矛盾。因此, 短时期内还必须结合当地习惯,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根据不同案件的特点探索不同的调解方式, 以而达到从根本上定纷止争的目的。

二、交易缺乏书面凭证导致调解困难

基层农村人民群众的日常民事交易通常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 如邻居之间、亲戚之间、朋友之间等等, 即便不是亲朋好友, 也大都是同村、邻村或经熟人介绍等等。相互之间基于基本的信任而发生各种民事交易, 因此, 很少形成书面的合同或协议, 一旦双方发生纠纷, 常常缺乏必要的书面证据, 由于各方对当时的约定理解不同, 或相关细节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就会发生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局面, 这其中也不排除有故意毁约、丧失诚信的行为, 但均因没有书面协议而无法确定责任。此类纠纷在基层农村疑难纠纷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例如, 在早些时候, 农村承包经营耕地需要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向政府缴纳“公粮”, 再加上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费用, 总体算下来种地很不“划算”。这一时期, 很多农户就将自己承包的耕地转包给他人耕种, 而自己则外出打工。后来, 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 农村承包经营土地不但不再缴纳“公粮”, 而且还会获得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一些转包耕地的农户想要把耕地收回来, 而转承包人则不愿归还。此类纠纷在广大农村比比皆是, 转包当时基本上都没有书面协议或合同, 具体的约定也不明确。发生纠纷后各持己见, 再加上时间一般较长, 即使当时有第三人在场, 也大都记不得双方口头约定的内容。

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情形仅仅是比较普遍和典型的纠纷之一, 类似的纠纷如互易纠纷、小额借款纠纷、个人劳务纠纷、承揽合同纠纷等等, 都存在书面协议缺失的问题, 发生纠纷之后, 如果双方对约定和事实不能达成一致认识, 再缺乏其他有力的证明材料或证人, 此类纠纷往往会陷入困境。

三、法律认识错误阻碍调解工作顺利进行

法律认识错误是导致纠纷难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 导致纠纷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认识不清, 对相关权利的性质理解有误, 还有的对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的职责、功能不很了解, 不知道相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裁判的法律效力。因此, 会做出一系列错误的行为, 结果事与愿违, 影响了自己合法权利的行使, 错失了维权的机会。但又不甘心利益受损, 于是便会走上信访之路。在众多信访的群众中, 此类访民占有较大的比例。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对“诉讼时效”的概念不清楚、不了解, 甚至根本不知道, 更不懂得在保护自己权益是利用时效中断的技巧。往往是在时效过期的时候白白丧失了胜诉权, 本该受法律保护的权益由于自己的懈怠或失误而丧失了请求法律保护的机会。但是由于实体权利的存在, 使得当事人不愿就此放弃, 于是在双方之间就会展开拉锯战, 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得到保护的一方, 就会漫无目标地到各个政府部门信访。另一个较为常见的问题是出嫁女儿的继承权问题。虽然继承法规定的很明确, 但还是有不少人不知道或不理解, 通常认为已经出嫁女儿不该分得父母的遗产。就算知道法律规定的也认为出嫁女儿对父母的抚养义务较少而不同意平等继承。诸如此类原因对法律认识错误或不知法律规定而引起的纠纷在调解实务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果能通过人民调解途径, 解决此类纠纷, 有利于将矛盾解决在基层, 将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 大幅度减少信访人数, 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人民群众信访不信法的局面。

四、民事行为缺少合法手续

由于民事行为或民事交易缺乏合法手续, 一旦发生纠纷, 解决起来就增加了难度, 也使得民事调解工作更为困难。例如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转让的过程中, 没有依法办理备案手续或未经村集体组织同意;青年男女“成亲”未办理结婚登记;老人设立口头遗嘱缺乏无利害关系见证人;互换承包经营的土地未进行变更登记;出让或互换宅基地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等。在民事行为或民事交易发生的当时, 双方大都是出于平等互利、自愿协商而达成的一致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势的变更、交易标的物的价值变动、交易各方自身的变化等, 都有可能引起某一方或双方的反悔。由于缺乏合法的手续保障, 一旦发生纠纷, 很难简单的界定当初各方行为的性质和法律效力, 双方一旦各执一词, 无论是走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 亦或是进行人民调解, 都会有不少的困难。

五、疑难民事纠纷的调解对策

调解疑难纠纷应针对纠纷的不同类型, 研究不同的调解对策。对于因传统习俗与法律规定不符而导致的疑难纠纷。我们不能一味地强求依法调解, 人民调解不同于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 也不同于人民法院的裁定或判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和法院的裁判必须依法进行, 如出现与法相悖的情况, 则会影响其法律效力。但人民调解不同, 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在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不以法律规定来调解纠纷。传统习俗有好有坏, 好的习俗则可以直接引用;坏的习俗应根据其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逐渐排除。当习俗与法律不相符合时, 应根据习俗在纠纷中的影响程度并结合法律规定适度应用, 使二者达到平衡, 一切以解决纠纷为重。

对于缺乏书面凭证的交易纠纷, 调解过程中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取证方面, 有针对性的调查案件事实和深入讲解相关法律规定有助于此类案件的调解。由于缺乏相应的书面协议等材料, 其他旁证就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人民调解组织不同于法院, 法院为了保持居中裁判的地位, 基于程序正义的考虑, 一般情况下不得主动调查取证, 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人们调解组织调解民事纠纷更注重实体效果, 法律并不禁止人民调解组织主动调查取证。因此, 为了更好地解决此类民事纠纷, 人民调解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调查取证, 也可以请求相关人员或组织帮助或协助取证。但是一定要注意, 即便是证据确凿充分, 还是要尊重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不能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对于存在法律认识错误或缺少合法手续的纠纷, 应根据案件情况进行法律讲解和教育, 同时根据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打好情理牌, 这是调解此类纠纷的关键。一方面要教育双方学习法律, 根据法律规定认清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该补办合法手续的应及时补办, 同时还要考虑双方的关系维系, 从人情关系和法外利益方面劝解双方互谅互让, 以和为贵, 以将来的长远利益为重, 妥善解决纠纷。为了避免此类纠纷的频繁发生, 平时多开展普法教育是长效手段之一。普法教育工作具有长期性、灵活性、艰巨性、综合性等特征。人民调解组织要与地方司法行政系统以及司法机关相配合, 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教育活动。提前的法律教育和宣传要比个案中就事说法更能让当事人信服, 且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纠纷的反复和纠缠。

参考文献

[1]春杨.论我国传统纠纷调解机制对构建和谐农村的意义[EB/OL].法史网, 2008.

[2]邓红蕾, 胡海洋.乡土社会调解的法律文化学思考[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4 (6) .

[3]陈运生, 田赞.农村民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3) .

行政解决民事纠纷的法理依据研究 篇8

关键词：行政民事纠纷法理依据

0. 引言

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非常灵活，解决方法也很多，我国的司法制度在民事纠纷方面的制度也愈加完善，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提高重要的解决方法与解决渠道。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非常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行政机关也注重有效解决民事纠纷。

1. 行政解决民事纠纷

1.1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是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多种纠纷的一种类型，这种纠纷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纠纷主要来源于当事人在权力义务上发生了某些冲突而导致纠纷发生。民事纠纷不同于其他的纠纷，如行政纠纷是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民事纠纷的类型非常多，纠纷发生的原因或者是冲突产生的原因是比较繁杂多样的，因此民事纠纷也呈现多种多样的纠纷类型。民事纠纷解决方式非常多，纠纷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可以和谐，可以调节，可以申请仲裁，可以行政解决，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民事纠纷在解决过程中非常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方法当事人可以依照自身的意愿进行有效解决[1]。

1.2行政解决民事纠纷

在民事纠纷多种解决方式中，行政解决是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机关发挥其职能的重要体现。在行政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国家机关成为民事纠纷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中间人，行政机关的相关工作人员为民事纠纷当事人组织一些调解、仲裁以及裁决等纠纷解决活动。行政解决民事纠纷国政中行政机关是以自己的名义来实施国家赋予的行政权权利，行政机关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效应的责任，行政解决其实是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一种体现。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行政解决民事纠纷发挥很大的作用，行政解决实效性比较明显，一般民事纠纷都可以获得快速有效的解决。因此，在生活实践中，还有很多的公民比较习惯通过行政机关来解决民事纠纷，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很多的民事纠纷都是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的。因此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必要性。而司法机关在民事纠纷过程中注重程序正当性以及审判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司法程序解决纠纷会相对较缓慢一些，但是具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当事人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这也为行政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可能性。

2. 行政解决民事纠纷的法理依据

2.1行政解决民事纠纷是我国客观历史发展的产物

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发展过程中，人们会通过协商、和解等一些私力救济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之间存在的纠纷或者是冲突。和解协商是在充分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自主协商和谐，双方互相退让一些，达成和解协议，促使某一民事纠纷获得有效的解决。公立救济是国家机关参与到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机关作为中间人对民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节、仲裁与裁决等行为，在這些行政解决方式中裁决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也是民事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国家发展过程中，国家将权利进行具体划分，纠纷的解决主要是到国家司法机关去寻找公立救济。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行政权力占据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在国家发展初期以及中期，人们还是习惯到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随着历史的演变，我国将行政解决民事纠纷发展成为一种“行政裁决”，这是行政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方法，在我国至今获得沿用。例如，在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中就明确规定了，当时人发生了土地使用权以及所有权的纠纷，当事人可以进行自主协商来解决纠纷；如果不能协商解决的话，可以由当地人民政府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例如，民事主体对于注册商标发生有关争议时，纠纷主体可以在商标核准注册5年内向商标委员会提出裁定申请；如果纠纷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话，可以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我国是以司法纠纷解决为主，行政解决为辅，在立法的过程中也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部分纠纷解决权限授予给我国的行政机关，因此，我国在民事纠纷实践中应用行政解决民事纠纷是我国客观历史发展的产物[2]。

2.2行政解决民事纠纷的可能性

随着国家的发展以及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发展，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呈现很多纠纷与矛盾，社会矛盾中存在最多的、最为繁杂的就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小的可以是一根针的纠纷，大到生命、财产、权益等方面的纠纷。国家机关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环境社会矛盾，减少社会纠纷，会专门设立一些国家机构对社会矛盾与纠纷进行有效的解决。著名的思想家首次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治理方式，将国家过于集中的权利进行划分，主要分为行政权、立法权以及对外权，其中行政权是有效执行国家法律的权利，因此也叫做国家的司法权。后来，著名思想家将洛克的三权分立思想进一步完善，将国家权利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以及司法权，三权分立与制衡，提高国家治理效果，但三权分立并不意味着权利之间的绝对分离。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组建我国的国家机构，国家机构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也受到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与科学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为行政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可能，是国家机关行使行政职能的体现，也促使民事纠纷获得有效的解决。

2.3行政纠纷解决民事纠纷的必要性

民事纠纷主要是依据当事人的意愿进行有效的民事关系的创设、变更与消灭，当事人可以自愿对自身的权利进行处分，这就为和谐、调节依据仲裁等纠纷解决提供了可能。即使民事纠纷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依旧可以自主自愿处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来达到纠纷有效解决结果。在民事纠纷解决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演变一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比较简便、快速、费用也比较低，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中立者对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有效的解决，减少社会纠纷，提高国家社会的凝聚力。另外，国家的法律在发展过程中相对于社会问题以及纠纷的出现是相对滞后的，因此通过司法裁判来解决纠纷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行政解决可以灵活适应国家社会政策环境变化做出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促使社会民事纠纷获得有效解决。例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定有关环境污染的赔偿纠纷，环保主管部门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处理，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处理的，可以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应用行政方式来解决相关的民事纠纷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行政主体对有关的民事纠纷解决具有法理依据，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实践中行政解决民事纠纷相较于司法解决在范围上更加广泛，性质上更加重大与复杂，对于纠纷的解决也更加彻底。

参考文献：

[1] 徐黎明. 论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6）：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