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焦点

争议焦点（精选4篇）

争议焦点 篇1

隐性采访是新闻记者隐去记者身份, 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地获得新闻事实的采访方式。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收索有关隐性采访的论文, 从1999年到2009年十年内公开发表290多篇。从这些论文里, 我们大致总结出十年来新闻界对隐性采访讨论的情况。

首先, 撰写隐性采访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 新闻学界和业界对其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从2001年以后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都在20篇左右, 2008年约40篇论文在讨论隐性采访。如果把网络上、论坛中的论文加进来, 肯定会更多的。从数量上可以简单地折射出两个问题, 一是隐性采访在当今社会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二是这种采访形式遇到众多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第二, 直接反对使用隐性采访方式的论文少, 多数是提出建议或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对论文进行统计, 赞成使用隐性采访这种方式的文章多于质疑的文章, 提出建议的文章又比直接赞成的文章多。这至少说明隐性采访虽然在实施操作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但是对这一采访形式大家还是认可的, 我们不能埋没它在新闻报道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尽管现在对隐性采访中遇到的问题还没有个统一的说法, 但是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可能更有意义。

第三, 新闻业界人士比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更赞成使用隐性采访。从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实际新闻工作岗位的人士, 对隐性采访是大加叫好, 他们的论文多数从自己实践中遇到的成功案例去分析, 特别在谈到舆论监督、抓拍真实生动的场面时, 更把隐性采访视为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而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士, 则较为谨慎, 更多地谈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问题。这是由于所处地位和知识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媒体工作人员在涉及舆论监督等方面的采访中遇到阻碍、刁难甚至恐吓, 一旦通过某次隐性采访获得成功, 自然就会对这种采访方式情有独钟, 说出许多充分肯定的理由来;但在理论上则始终处于一种法律或道德的悖论中, 所以学界人士予以肯定的程度是很有限的。

文本并不是关注其存在的合理性, 而是关注存在的问题和争议焦点到底是什么。我们从法律角度、新闻角度和道德角度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法律角度看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

随着新闻活动对现代生活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 因隐性采访而引发的法律纠纷和法律诉讼有日渐增多之势,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有新闻记者自身的原因, 也有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不健全的原因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旦隐性采访在实践中遇到法律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条文可以解释。

(一) 隐性采访合法非法之争

学术界一直在讨论隐性采访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 最直接的矛头先指向隐性采访是否有合法的采访权。认为隐性采访合法的人认为:采访权是新闻权的组成部分, 而新闻权来源于新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新闻媒体是人民行使权力的重要途径, 因此, 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有采访权和报道权, 实际上就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而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方式, 是显性采访的重要补充, 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正在于实现公民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权利。

反对隐性采访的人认为:言论自由权是一种双向权利享有言论自由即享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和不发表言论的自由。记者隐藏自己身份的行为给受访者造成了一种错觉, 可能使他在是否发表言论、发表何种言论、如何发表言论等问题上失去了判断的基础。被采访对象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自己思想的, 他们愿不愿意表达或者多大范围内通过什么方式表达等权利都被忽视和侵犯了, 因此, 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其次, 隐性采访使用的偷拍器材就不合法, 运用不合法器材进行采访能是合法的吗?《国家安全法》第21条规定:“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隐性采访使用暗访设备是为了新闻报道的需要, 但是如果未经特别许可而使用属于“专用间谍器材”范围的偷拍、偷录设备, 其行为仍构成违法。虽然偷拍偷录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本身就存在违法问题、侵害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公众利益的人, 因此这种带有“违法”之嫌的采访手段就获得了一种道德层面上的“正义感”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但是这种民间道义上的支持是不能取代法律上的支持的, 在法制社会中, 媒体报道新闻不能只重结果而不问手段, 在目的正确的前提下, 就不惜用非法的采访手段以违法对违法。

(二) 公众利益可否作为抗辩事由的争议

所谓抗辩即“被告针对原告诉讼请求提出具体事实使自己减轻或免除责任。”鉴于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多有伪装、撒谎、欺骗等行为, 一旦遇到法律纠纷寻找正当的抗辩事由尤为重要!公共利益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公共利益从本质上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凡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事情, 或者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公开的事情, 受隐私保护的范围相对缩小。人们生活在社会中, 其个人活动与利益不能不受公共利益的适当限制, 否则人们的行为将是“为所欲为”, 最终任何人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人们有权了解, 新闻媒介有权予以报道, 此时个人私事要让位于新闻自由, 隐私权应做适当牺牲, 因为隐性采访大多批评和揭露的是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人及行为。

然而反对的声音不少。对记者来说, 维护公共利益是采访的目的, 而偷拍偷录才是采访的行为。那么, 在判断隐性采访是否侵犯隐私权等权利的时候, 法庭是依据侵犯嫌疑人的行为, 还是其行为的目的呢?显然是依据侵犯嫌疑人的行为来判断。第二、公共利益如何来界定, 要用一种什么标准去判断“侵害”公众利益的程度, 这又是一大难题, 如果这些问题还没弄清楚, 就难保不会有打着维护“公众利益”的“合法”旗号, 肆无忌惮地滥用隐性采访、侵犯他人隐私的情况出现。而实际上, 上述情况在目前的暗访中并不鲜见。争议比较大的就是当年中青报的“陈杰人事件”。

(三) 有关素材证据是否合法的争议

如果新闻媒体被采访对象推上法庭, 暗访中得到的新闻素材能否作为证据被法庭使用?这也是近几年来争论比较多的焦点问题。

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出台, 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论文认为是给“隐性采访行为松绑”, 该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通过规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从法律上将允许未经他人同意但反映事实真相, 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一些证据进入审判程序,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媒体和记者的正当权益。

而在此之前,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5年作出《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 “必须对方同意”的规定基本上给隐性采访取得的素材作为涉及侵权案件的证据判了死刑, 没经采访对象同意的录音录像, 法庭一律是不予采信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0年《海峡都市报》被诉侵权案, 记者暗访中的录音法院不予采信, 案件结局是:《海峡都市报》败诉, 并向泉州湖美大酒店道歉。

新的《规定》出台, 为隐性采访提供了一定的条文支持, 让媒体的尴尬境地有了一定的缓和, 实践中也有法院依据新的规定而让媒体胜诉的案例。但也并不是讲所有拍摄的素材就是合法化的, 有不少学者还认为证据合法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是关联性、客观性和合法性。有人提出:器材的使用现在都不一定是合法的, 采访的素材能作为合法证据吗?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拍的素材能是合法的吗?未经他人同意, 私自录音、录像, 使有些人在不公开场合、不经意说的话公诸社会, 在法庭上是否能起多大的法律效果呢?他们的这些话, 有些因为是随意说的, 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往往主观因素很强, 甚至有夸张的成分, 这样的内容能叫真实吗?这样的素材能作为证据使用吗?

二、从新闻角度看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

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采访手段, 毕竟是不公开真实身份的采访, 所以在运用的过程中自然会遇到一些技术操作层面的困惑, 如果处理不好, 不仅会带来社会的争议, 也会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麻烦。

(一) 记者角色的争议

首先是记者角色和伪装角色的争议。记者的本来角色是:新闻的记录者、报道者, 是新闻事件的见证人, 而不是新闻的当事人、参与者和制造者。但是在新闻实践中, 能涉及到用隐性采访的事件, 一般都是曝光揭露社会黑暗面, 进行舆论监督的事件。对于这些事件, 以正常的记者身份去采访, 谁能愿意接受采访?谁敢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为了得到真实的新闻素材, 记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身份, 往往伪装成买主、商人等身份与采访对象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这时, 记者这一本来角色与伪装角色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一般这种角色的冲突引来的争议不会太激烈。争议最激烈的是:记者和采访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 通过故意设“套”、“陷阱”, 从而诱使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 记者在此就有“诱导犯罪”的嫌疑。比如问盗卖野生动物贩子有没有野生动物卖, 问票贩子有没有票, 问卖光盘的有没有黄色光盘, 问卖毒品者有没有白粉。其实作为记者, 他们也很清楚引诱他人犯罪的后果, 这个时候他们的角色不单纯是一个新闻记录者, 而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但是除了这种方法, 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拍到这些真实的画面呢?能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黑暗面被揭发不再伤害人民和国家呢?答案似乎没有, 所以记者还在伪装角色, 争论一直不休。

其次是记者“隔岸观火”引发的争议。记者在暗访中, 遇到可能发生的丑恶或者危险现象, 是事先报告有关部门采取预防措施呢还是以局外人的角色跟踪观察直到这种现象发生完毕。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就是典型。中央台记者偷拍卡拉麦里偷猎者, 记者一路跟随着偷猎者, 以假猎手的身份拍摄到无辜的生命被大量打杀的过程。有人就问了, 作为一名记者, 目睹悲剧的发生却不制止, 连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素质都没有了吗?记者的职责是记录, 是监督, 但是记者首先也是一个人, 人是基本的前提, 遇到这些丑恶和危险的时候,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 不应该举报预防吗?

(二) 新闻真实的争议

其实很多人赞成隐性采访,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隐性采访可以还原事实的真相或者说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因为隐性采访, 大部分采用纪实手法的拍摄, 残缺的画面和音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场的特殊和新闻的真实。同时被采访者不知道记者的到来, 也没有任何的准备, 说话没有更多的顾忌, 记者看到的和听到的基本上是事实的本来面目, 很容易采访到事实的真相。所以真实的新闻素材是大部分学者认为隐性采访的魅力所在, 也是大家支持隐性采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有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指出:虽然隐性采访能获得真实的素材, 但是一旦操作不当, 隐性采访比显性采访更容易失实。在隐性采访中, 观察是一个主要方面, 但感性的真实往往不能代替理性的真实。偶尔的现场观察获得的认识极有可能带有片面性。由于身份的隐藏, 现场条件的限制, 有些问题又给记者的深入追问和调查带来了困难, 如果记者缺少进一步的分析调查, 了解不到事实背后的真相, 这给他所报道的新闻的真实也大打折扣。

三、从道德角度看隐性采访的争议焦点

隐性采访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 就与无休止的道德争论相生而伴。

(一) 有关公众知情权和保护隐私权的争议

不少学者支持隐性采访的一个理由就是它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与知情权直接相对的就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 随着近年来新闻媒体侵权案件的增多, 公众知情权和保护隐私权的讨论一直争论不休。

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来支持隐性采访的人认为:公众的知情权是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 他从法的角度体现了文明社会对人和信息的深刻认同。它表明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 是人按其本质应享有并不容侵犯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知情权给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大众传媒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满足大众知情权。因此, 记者应该想尽办法采访到受众想要知道的、应该知道的内容。 (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事实除外) 新闻媒体要满足人们的知情权, 就必须运用一些采访手段去接近新闻源。

但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我们在满足一部分人知情权的时候, 很有可能在伤害着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近年来, 由于隐性采访带来的损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的案例越来越多, 在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发生矛盾的时候, 隐性采访似乎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一方面希望获得心灵的安宁和独处的权利, 为此要求法律保护隐私, 另一方面又想了解自己的、与自己有关的甚至他人的东西。因此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 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 成了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英国戴安娜王妃出车祸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在疑问, 什么样的内容是受众应该知道的, 什么样的内容不属于公众的知情权的范围。公众对许多事物不仅仅是知情, 有时上升到好奇甚至偷窥的地步, 媒体为了节目的收视率要不要满足受众的要求呢?事实上, 不少记者为了满足公众的这种好奇心, 打着公众知情权的旗号, 热衷刺探他人隐私, 追逐奇艳新闻去满足这部分人的心理需要, 这种做法就与公民的知情权完全背离。虽然知情权和公众的好奇心从概念上来分完全不同, 但是运用到实践操作中, 没有明显的划分界限, 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区分标准, 记者操作起来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所以公民知情权不能作为支持隐性采访的依据。

(二) 有关诚信的争议

隐性采访报道了大量的舆论监督新闻, 得到了受众的欢迎, 大家拍手称赞, 觉得解气解恨, 甚至增加了对媒体的信任。但是当激情过后, 冷静地思考时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摄像机会不会哪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就对准了我自己呢?长此以往, 受众首先会对媒介失去信任, 从而对整个社会,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安全感。有业内人士曾尖锐地指出:一次欠考虑的、影响深远的偷拍甚至会使新闻界整体丧失对某个行业的采访便利。记者难以受到广泛的信任和尊重, 正常的采访变得不正常起来。如此下去, 新闻界面对的将是报道资源逐步枯竭。

其次, 欺骗手段的普遍使用带来的是道德的困惑。记者的欺骗手法主要有:采访主体的欺骗, 采访工具的欺骗, 采访方法的欺骗。如果媒体经常带有“不坦诚”甚至“撒谎”和“欺骗”的行为, 时间长了, 就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抵制。■

摘要：隐性采访是近年来新闻报道中争议点最多的一种采访方式,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有些持中立态度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什么褒贬不一, 这是因为隐性采访中存在着几对矛盾, 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 矛盾解决不了, 争议自然会存在。本文的重点, 并不是探讨隐性采访这种形式本身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是直接关注隐性采访存在的争议焦点到底是什么。文章将对近年来隐性采访存在的争议焦点进行总结归纳, 从法律角度、新闻角度和道德角度三个方面来分析, 在争议和压力中, 在利弊的权衡中, 隐性采访应该何去何从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隐性采访,争议焦点,知情权,隐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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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焦点 篇2

一、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原则。在实务中，可以依据公司股东应当具有的特征，来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在适用这一规则时应遵守以下原则，以确保这一规则适用的准则。

（一）保持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原则。债权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交易制度，股东与公司是公司制度，认定股东资格既要充分维护交易制度，又要充分维护公司制度，使两种制度的功能都能实现。

（二）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认定股东资格应当尽可能地使公司成立有效，不轻易否定公司已经成立的行为。

（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认定股东资格涉及第三人、公司及股东之间利益冲突时，优先考虑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四）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

1、在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上，股东可以凭借股东名册上的记载，行使股东权利。如果股东名册没有记载，股东可以依据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章程等证据，请求确定其股东资格，并要求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

2、登记优先原则，已登记的股东资格优先得到确认。

二、股东资格认定中的出资证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登记以及实际出资的法律效力。

（一）出资证明的法律效力。出资证明是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东签发的股东资格证明，其作用是表明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但不能只依靠出资证明认定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

（二）公司章程记载的法律效力。公司章程不仅表明了出资者向公司出资，作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也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身份对股东资格和股权确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股东名册的法律效力。股东名册的效力主要及于公司和股东之间，股东名册上记载的人，可以被认定为公司股东。

（四）股权工商登记的法律效力。工商登记机关对股权的登记只是一种宣誓性登记，只要投资人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后，投资人就可以向公司主张权利。只有进行登记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

三、特殊情形下的股东资格纠纷案件股东资格的认定。

（一）、隐名投资合同中股东资格及相关责任的承担。

1、隐名投资合同的效力。隐名投资合同是指当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订立的，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名义出资人出面行使股权，作为公司名义股东，由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权益的合同。如果隐名投资是为了规避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如果不是为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则合同应当有效。

2、隐名投资关系中股东资格的认定。在公司对外关系纠纷中涉及股东资格认定时，隐名投资合同只是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公司和第三人。《公司法解释

（三）》第26条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公司内部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应当遵循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在公司知道隐名投资合同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应认定实际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公司法解释

（三）》第24条第3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内部权益纠纷。《公司法解释

（三）》第24条第2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实际出资人转让股权的效力。第三人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存在，并从实际出资人处受让股权时，如果名义股东以工商登记为由提出反对，应当进入确权程序。认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的判决确定后，股权转让行为即发生法律效力，名义股东不能再主张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5、名义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公司法解释

（三）》第25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冒名股东及相关纠纷的处理。实践中冒名股东包括以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死亡人或虚构者）出资并登记和盗用真实的人的名义出资并登记两种情形。

1、以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死亡人或虚构者）出资并登记的，应认定实际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以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出资，应当由实际出资者取得股东资格，行使股东权利。

2、盗用他人名义出资并登记的，被盗名者没有作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股东的任何本质特质，不是股东，应由冒名登记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干股股东及相关纠纷的处理。干股股东是指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但自己未实际出资的股东，一般是其他股东或者公司赠与股权而获得股东资格的人。干股股东不能以受赠与为由免除其应尽的法律责任。

（四）、空股股东及相关纠纷的处理。空股股东是指虽然经认购股权但在应当缴纳出资时却仍然没有缴纳出资的股东，属于瑕疵出资范畴。空股股东不会因为出资的延迟履行而失去股东资格，但可能因为出资延迟达到一定期限被除名，而失去股东资格，在公司未行使除名权前，空股股东仍然是法律上的股东，原则上享有空股股份下的权利，履行空股股东对应的法律义务。

四、股东资格争议与其他争议并存时的处理。在实践中股东资格争议往往与其他争议交织在一起，如当事人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公司则抗辩其不具备合法的股东资格等。在程序方面必须先解决股东资格问题，股东资格既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诉讼，也可以成为抗辩理由，从提高审判效率出发，一般按抗辩理由处理。但特殊情况下，如参加股东会的人不具备股东资格为由提起股东会议撤销或者无效之诉，就必须另行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公司决议瑕疵之诉应中止审理。

对翻译理论争议焦点的随想 篇3

另外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可译性”。这应该是比翻译的科学性更根本的一个问题。一般认为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差一些, 诗歌就更加不可译。但是出于交流的需要又必须得译, 即所谓“不可译也要译”。既然不可译, 那么我们翻译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有些人认为翻译文学应该从外国文学中独立出来,

形成一种专门的类别“翻译文学”。有没有这种必要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看看我们读翻译作品时到底在读什么。笔者认为我们读到的是原文作者的思想 (如果译文作者能够尽职地把原文作者的思想忠实地在译文中重现出来) 和译者的语言。也就是说思想 (说通俗一些, 就是原文的意思) 是可以翻译的, 而语言 (这里主要指文学语言) 则基本上是不可以翻译的。好的译者也许可以把原文的语体或者语气, 比如正式的、庄重的、诙谐轻松的等等较好地表现出来, 但也仅此而已。语言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的魔力是没有办法翻译出来的。比如我们仅读一两句话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出自鲁迅、毛泽东、或者张爱玲之笔, 就是因为这些优秀作者的语言富有个性, 而正是这种个性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好比读《红楼梦》, 只有用中文读, 我们才能读到曹雪芹的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语言的神妙。用其他翻译语言来读, 不管译者再高明, 译文的语言再优美, 我们读到的也不再是曹雪芹的语言, 而只能是译者的语言了。因此笔者认为通过翻译作品只能研究外国文学的思想性, 而不能研究其艺术性, 尤其是原文的语言特色。这样看来翻译作品是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的, 但能不能因此就形成一个独立的“翻译文学”的类别也很难说。这里又涉及到译者的地位的问题。以前一般把译者看作是原文作者的附属, 没有独立的身份。现在有一些观点主张“提高”译者的身份, 认为译者是完全独立于原文作者的创作者。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也有些过。因为译者使用的虽然是自己的语言, 从这个角度来说具有创造性, 但是一个好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思想, 不能随意在译文中透露自己的思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对于原文作者又有附属性。通过译文我们可以研究译者的翻译风格和语言, 但是不能研究他的思想。所以“翻译文学”完全从外国文学中独立出来也还是困难的。

在翻译理论方面的争论其实可以称为“中西”之争。其中一派认为我们应该在翻译理论上和西方接轨, 也就是我们应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翻译理论, 并且把他们应用到中国的翻译活动中来, 这一派我们姑且称之为“西化派”;另一派则反对这种“媚外”的作风, 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化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 (如“信达雅”等提法) 可能更加适合中国的特色, 这一派我们暂且称之为“传统派”。

“西化派”中的确有一些学者本着认真严肃的态度做了很多向中国介绍西方翻译理论的工作, 这些工作帮助中国的翻译学者了解西方的翻译理论, 加深了对翻译工作的认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在这一派中也有一些学者其实并不真正懂得西方的理论, 他们 (包括笔者在) 在评职称的压力下身不由己地投身到为了发表论文而写论文的潮流中。为了使自己的论文看起来有理论深度, 他们就想法设法套用某些西方的理论、术语, 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真正理解这些理论, 甚至可能都没有把介绍这些理论的著作通读一遍。这些论文的模式大概是这样的:文章第一部分先介绍某一西方理论的背景和大概意思, 第二部分则把这一理论套用在翻译实践的某一方面, 可以说是新时代的“论文八股文”。其实也不止在翻译界, 在文学评论界、语言学界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科学领域, 这样的论文都不在少数, 所谓之“开谈不讲‘后现代’, 虽读诗书也枉然”。这些文章看起来比较有理论高度, 如果再用一些高深艰难的词汇和长的拗口的句子就显得更有深度, 被发表的机会也大一些。笔者这里并不是要批评谁, 作为其中的一员是非常理解这种苦衷的。

再说“传统派”。这一派中的许多人可以说是翻译界的泰斗。“传统派”并不是不能接受西方理论, 只是在目前铺天盖地的介绍、应用西方翻译理论的论文的情形下希望大家理智一些, 认真对待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 后者和西方翻译理论相比其实也并不是毫无益处的。另外“传统派”反对的是“西化派”中的那些为了显得高深而“西化”的人。“传统派”所希望的是大家把精力花费在实在一些的事情上。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西方的翻译理论相比显得有些虚, 比较空灵, 不像西方理论搞得那么系统。这也许和中国文化有关系。无论中国的诗词、文章、还是书画, 乃至中医, 都是讲究神韵和意境, 许多东西都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些东西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可能很难被成为“科学”, 但是他们却富有生命力, 在中国流传数千年至今仍然能被人们欣赏、利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也是这样, 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 傅雷的“神似”还是钱钟书的“化境”都没有给出一个“科学的概念”类的解释, 他们只是在一篇类似随笔的文章中被提出来, 不像西方的翻译理论那样动辄长篇巨论。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 中国的这些翻译理论可能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理论, 最多也只能算是对翻译作品如何评价的一种提法而已。但是他们的含义其实已经很明确了, 即便没有一篇数万字的学术论文的支持, 每个中国人也能理解什么叫做“翻译的神似”。因此我们要做的也许不是按照西方的科学标准去评判他们的科学性, 而是去挖掘其内涵, 发扬光大它们, 并且把他们介绍给全世界, 使得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被更多的人了解、欣赏和受益。

在翻译实践方面争论得最为热烈的一个题目应该是“归化”和“异化”, 其实也就是翻译界讨论了很久的“直译”和“意译”的问题。现在的论文多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向西方介绍和输出中国文化, 翻译应该多采用“异化”的手法。我认为这种看法基本是正确的。但是近来看到一些文章讨论为了使西方了解中国人“流散式”的思维方式, 在中译英的过程中最好把中文的句式 (比如短句, 主动句式) 等等也尽量保留下来。其中多篇论文里都用“Long time no see”这句完全中文结构的句子在美国等英语国家被完全接受作为异化成功的例子。笔者并不认为美国人把“Long time no see”挂在嘴边是好事情, 也看不出他们能从中了解到多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于文化的交流, 世界上的多数语言都会接受一些外来词汇, 比如英语国家的人现在基本都能接受“doufu”, “gongfu”这样的中文词汇, 中国人也接受了许多如“幽默”, “沙拉”, “酷”这样的外来词语。我想这种现象可以作为异化翻译成功促进了文化沟通的例子。但是如果把不同语言的句子结构也照搬到另一种语言里, 恐怕就是对语言的损害而不是丰富了。试想如果中文中充斥着“已不见你很久”这样的病句, 英文中充斥着“Long time no see”这种“洋泾浜”, 中国和英语国家大概都有必要开展“语言净化活动”了。在翻译中, 特别是文学翻译中, 我认为文字的优美还是更重要的。如果打着传播中国文化的旗号, 为了“异化”而“异化”, 由此损害了语言的和谐优美, 那损失可能更大了。你想如果翻译出来的东西语言生涩, 甚至结构不通, 让读者难以读下去, 文章失去了读者, 文化向谁输出呢?所以主要的还是把中国的好文章认真地翻译出来, 读者多了, 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译者心中怀有输出文化的重大使命感, 使用有限度的“异化”翻译策略, 再多加一些注释就足够了, 前提是不要为此损失了文字本身的优美。“度”在这里尤为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哪个更为重要是不可能争论清楚的。但是目前翻译界太多玄而空的文章的学术背景下, 多提倡一下重视实践也还是有必要的。

基督形象与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

南京师范大学应天学院蒋乡慧

摘要:本文试图探讨马丁·路德鲜明的十字架神学与安徒生童话的内在关联。我们发现, 路德神学所突出的救赎者形象即基督形象、以及对基督形象自我降卑、虚己的一面的侧重、十字架上苦难强调, 以及内在其中的关于真理的“反合性” (paradox) 的思想都深深浸润在安徒生童话中的主题、人物与情节叙述之中。从十字架神学思想而非简单文化元素角度的解读有助于更深理解安徒生童话创作的深层逻辑。

关键词:童话形象基督形象十字架上苦难反合性

争议焦点 篇4

（By未名明德，2012年4月26日）

近期，有关财税部门将出台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取得的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低买高卖获得的投资差价收益）征收企业所得税（又称“资本利得税”）的报道引起市场人士的广泛关注。根据相关报道，征税的草案在2011年下半年就已拟定，目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征求其他监管部门的意见。因此，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是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这一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有望近期尘埃落定。

中国当前对QFII征税有哪些法律上的规定？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征收企业所得税存在哪些法律或技术上的难点和争议焦点而导致该问题长期未决？对QFII征税将对证券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明德税务将在下文中对上述问题予以简要分析。

中国当前有关QFII征税的相关规定

QFII在中国境内主要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获取收益：从持有股票的上市公司取得股息或红利形式的分红收益、从托管银行获取利息收益、以及在证券市场买卖A股取得的资本利得收益。根据相关规定，QFII的上述行为主要涉及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的问题。

1、营业税

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享受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根据200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55号，该文件当前仍然有效）的规定，对QFII委托境内公司在中国从事证券买卖业务取得的差价收入，免征营业税。

2、所得税

QFII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需要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但相关税收协定/安排另有规定的除外。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进一步明确了QFII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由企业在支付时代扣代缴；需要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从《企业所得税法》的层面分析，中国有权对QFII从中国境内取得的各种所得，包括买卖A股获得的资本利得征税。对QFII征税问题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对QFII买卖股票所获取的资本利得征税。鉴于相关税收法规对此缺乏明确的指导和规范，实践中很少有QFII就此资本利得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所得税。同时，出于谨慎考虑，QFII和托管银行普遍的做法是，在QFII账户中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预提了10%的税款。

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征税的争议焦点

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如何征税的争议焦点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QFII的纳税主体资格问题，即QFII作为非居民纳税人，是否属于在中国境内构成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企业；（2）如何计算应纳所得税额。这个问题涉及在哪个期限内计算确定QFII买卖A股的盈亏、该期限产生的亏损是否可以向后结转，以及亏损结转是否有期限限制；（3）QFII是否可以根据税收协定的规定，就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申请税收协定待遇；（4）对QFII征税的规定，是否会追溯适用至2008年之前。

1、QFII的纳税主体资格问题 《企业所得税法》将纳税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两类。居民企业对来其自于世界范围内的所得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而非居民企业则仅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负有在中国境内纳税的义务。

QFII作为经证监会批准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额度内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境外机构，属于非居民企业纳税人。QFII通常并不派人对QFII账户进行管理和操作，而是主要通过在境内托管银行开立托管账户并委托证券公司进行市场操作的方式来运作。因此，QFII一般被认为是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一般原则，作为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的QFII，需要就每笔买卖A股获取的资本利得“单笔”征收10%的预提所得税（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除外），且亏损不允许结转抵扣。很明显，这种单笔征税的方式不但不合理，且由于QFII账户可能交易频繁，会对税务机关的实际征收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如果QFII派人在中国境内对证券市场和股票从事研究或对证券交易发布交易指令，而在境内停留超过一定的期限（如根据可适用的税收协定，这些人员在任意12个月内在中国境内停留的时间超过183天），则QFII可能被认定为在中国境内有“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企业。如果QFII被认定在中国境内有常设机构，则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包括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和QFII取得的利息收入）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

同时，如果QFII被认定为在中国境内有常设机构，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第3项的规定，QFII从上市公司分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属于免税所得。这个结论似乎与国税函[2009]47号文的规定有些不一致。国税函[2009]47号文仅规定，QFII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并没有提及上述免税的情形。我们认为，这种不一致是由于国税函[2009]47号文并没有考虑QFII在中国境内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形。国税函[2009]47号文的规定是基于QFII在中国境内不构成常设机构的假定。根据我们从非正式渠道了解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倾向于根据QFII在中国境内是否构成常设机构（有可适用的税收协定时）或是否有机构场所（无可适用的税收协定时）将QFII分为在中国境内没有常设机构的非居民QFII和在中国境内有常设机构的非居民QFFI，从而适用不同的征税规则。

2、QFII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

我们认为，考虑到QFII的证券交易可能较为频繁，且“单笔”交易有赢有亏的实际情况，对在中国没有常设机构的QFII而言，可以参考对居民企业按年计算的方式来计算其买卖证券所获得的资本利得应缴纳的所得税。亏损应允许无限期向后结转直至QFII清算，或规定允许在规定期限内（如之后的5个连续纳税内）向后结转。

其实，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并非没有先例。根据2011年1月份《中国税务报》刊登的《雷曼公司在中国缴清最后一笔税款》的报道，北京市国税局在2010年确认雷曼公司在2004年至2009年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QFII实现的资本利得金额约为人民币39.95亿元，并因此对资本利得征收了约3.99亿元人民币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该报道，北京市国税局在对雷曼设立的QFII的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时，是选择在清盘环节一次性计算QFII买卖股票的盈亏。这似乎表明，税务机关可能会允许亏损无限期向后结转直至QFII清算注销。

3、税收协定优惠条款的适用

中国当前已与90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有税收协定/安排。一些税收协定/安排对符合条件的非居民企业转让境内公司的股权规定了免税的优惠。例如，中美之间《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持有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公司的股权低于该公司股票总额的25%，则转让方的股权转让所得不需要在被转让企业所在国缴纳所得税；但如果被转让公司的财产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该国的不动产组成，则即使转让方的持股比例低于25%，也可能需要在被转让企业所在国缴纳企业所得税（如被转让企业位于中国，转让方需要就资本利得缴纳10%的所得税）。

根据从非正式途径了解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官员倾向于认为QFII可以就股票转让资本利得申请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如果QFII可以就股票转让资本利得申请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即持股25%以下的股份转让免税优惠），因为相关法律规定单个QFII持有单一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能超过10%，这相当于对设立在与中国签订有股权转让优惠的税收协定/安排的国家或地区的非民企企业从QFII账户获得的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给予免税待遇。对于设立在与中国没有签订税收协定/安排的国家或地区的非居民企业，或虽有税收协定/安排但没有规定免税优惠的非居民企业来说，需要就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缴纳10%的所得税。

同时，对于申请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QFII，税务机关可能要求其说明是否被转让公司的财产主要直接或间接由位于中国的不动产组成，这将增加QFII申请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难度。

4、QFII资本利得征税规则的追溯效力 如果对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征税，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该征税规定是否适用于2008年之前QFII买卖股票获得的资本利得？

2008年1月1日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生效之前，原来适用于QFII投资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原则性地规定了外国投资者转让境内公司股权所获得的资本利得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需要在中国境内缴纳所得税。但对于如何具体计算征收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应纳的所得税同样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如果税务机关对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征税追溯适用于QFII在2008年之前的交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从报道的雷曼案例来看，北京市国税局税务机关正是在雷曼QFII的清盘环节一次性计算QFII自2004至2009年的资本利得从而计算缴纳所得税。

智库观点

在当前证券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对QFII的资本利得征税的政策无疑是个利空。根据我们的了解，证监会对当前征收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税持谨慎态度。但我们认为，由于大部分QFII对征税已有准备且预留了10%的税款，因此征税并不会对广大的QFII投资者及证券市场产生大的不利影响。

相反，无论最终的政策是征税与否，税收政策的确定性对QFII投资者的意义可能远超10%的税收成本。根据QFII业内人士的观点，税收政策的不确定不但可能影响QFII的募资，也给QFII 计算和汇出利润带来很大困难。从这个角度讲，QFII税收政策的确定性无论对QFII投资者还是证券市场来说都是个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