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焦点解决教育的思考

对焦点解决教育的思考（共8篇）

对焦点解决教育的思考 篇1

焦点解决辅导对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意义论文

【摘 要】在社会工作发达的国家，焦点解决辅导被广泛应用于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实务中。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也正在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一些机构应用焦点解决辅导为青少年进行服务。文章通过分析焦点解决辅导在青少年工作中的应用背景、辅导流程及辅导技巧，以期将焦点解决辅导从理念到实操呈现，为社会工作者带来帮助和启发。

【关键词】青少年社会工作;焦点解决辅导;例外;问题解决

一、焦点解决辅导概述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Solution- focused Brief Therapy，SFB T)是指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核心的短程心理治疗技术，它聚焦于解决办法，而非问题。

二、焦点解决辅导迎合青少年工作的运作原理

(一)迎合青少年丰富的想象力

青少年在生活中有很多“正向的成功经验”，他们较成人具有隐喻及创造力，更适合运用“假设性架构”。焦点解决辅导相信青少年本身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想象力)，只是青少年暂时未能察觉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成功经验，因此，焦点解决辅导的过程就是帮助青少年发掘这些潜能并且能善加利用，从而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二)因不围绕问题本身所以不会被青少年反感

焦点解决辅导的方法非常适合青少年的想法，以及他们对世界的观点。因为青少年不喜欢讨论自己问题。他们总是不断摸索、不断尝试错误。他们一直向前看，几乎不会坐下来分析困难情景，他们只希望相处解决方法。而焦点解决辅导能够则能够帮助社工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一同合作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焦点解决辅导的辅导流程与核心技巧简析

(一)辅导流程

1.建立正向的目标。积极正面的目标：学会新的人际沟通的技巧、提升人际交往信心等。消极负面的目标：在人际交往中不再被欺负，不再发脾气等。若是一些成员本身的目标是消极负面的，则需要在社工的协助下，将负面消极的目标转变为积极正面的目标。

2.探索例外。当订立目标后，辅导将集中寻找与深入探究青少年生活中的各种例外经验，并且追溯青少年是怎样做倒让这些例外经验发生的，所谓例外经验就是问题不发生的时候的经验。

3.辅导结束前的回馈。每一次的辅导结束前，社工需回顾和整理青少年在前面阶段所提到的有效解决的途径，然后以正向的回馈、有意义的信息及家庭作业的方式将这些信息提供给青少年，以促使青少年的行动或改变。

(二)核心技巧

1.一般化。一般化是指社工将青少年问题给其提供辅导和辅导，使青少年明白其遭遇具有普遍性，以减缓青少年的负面情绪。有助于社工与青少年一起澄清目标，建构解决之道。

2.辅导前改变的询问。指的是青少年在辅导前已经存在的改变的事实，可将辅导前的改变视为一种“例外经验”，是找出青少年既有资源和力量的依据。辅导前的询问可确认青少年之前所作的改变，让青少年获得解决问题的所有权，进而更愿意去维持这些改变，社工需要鼓励青少年已做的改变和努力。

3.预设性的询问。邀请青少年进行和以往不同的思考，以此了解青少年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一技术传达出焦点解决辅导关于青少年是有能力的，且能在做出改变、解决问题的理念，能提示青少年“改变已经发生且能继续保持”的.信念。

4.例外询问。例外询问指的是社工询问青少年当例外经验出现时的表现和感受，找出引发例外经验的行为，予以复制，使得问题出现的频率降低，鼓励例外的情境增加。

5.奇迹询问。奇迹询问是假设性问句，它引导青少年去到将来问题已获得解决的时刻，并想象不受当前问题困扰的情境。奇迹问句让青少年清楚描述没有问题的未来情况，一方面可以让社工收集信息，明确青少年的期望;另一方面，也给青少年带来正面导向和信息，使其了解到为来的情况可以和现在截然不同，增强青少年改变的动机和达成目标的决心。

6.刻度询问。刻度询问以简单的数字为基础，落实青少年对其问题的看法，使社工能够更确切地评估青少年的问题。刻度以一至十位基准，让青少年界定自己问题的程度。“一”代表问题最困难、严重的情况，“十”是问题已得到缓解，不再困扰青少年的情况。最佳状态“十”与目前状态的距离，能使青少年明白其有进步和改变的空间，能增强青少年的正面能力来努力改变目前的问题和状况。

7.应付询问。应付询问的目标是找出青少年面对困难时的应对方式。应付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部分，至少是令问题不在恶化的有效方法。对这些方法的了解及重视，既可以为将来的解决方案提供线索，也可以缓解目前的问题情境带来的压力，使青少年觉察到自己并非如自己想象中的无助和无能，而是具有与困难搏斗的能力，并能应付得宜。

8.关系询问。青少年是存在于人际关系网络内的。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固然取决于他的信念和看法，更决定于人际关系网络中他人的观感和看法。

9.改变最先出现的迹象。焦点解决辅导将改变的过程分割成一些可以处理的小步骤，相信小的改变能带来大的变化，最先出现的改变迹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0.EARS询问。EARS是指引发、扩大、增强、再次开始。当青少年确定例外经验，但是例外经验是模糊不清的，此时，社工可运用EARS技术，引出例外经验，详细询问并加以扩大、增强，最后再次询问、探索例外。

四、焦点解决辅导在青少年社会工作方面的发展前景

焦点解决辅导是从治疗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已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发现焦点解决辅导有效地帮助了其中五个家庭达成来谈目标，其中两个家庭效果显著，另外两个家庭表示辅导帮助他们改善了问题，还有一个家庭表示一次治疗后，他们的困扰已减缓。这些研究支持了焦点解决辅导可以在较少的辅导次数中达成个案的辅导目标。

对焦点解决教育的思考 篇2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必要性分析

1 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焦点解决心理咨询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是一种新兴的心理咨询方法。不同于传统心理咨询法,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不再强调继往经历的回顾,也不探求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而是聚焦来访者选择的咨询目标,通过咨询师与来访者间的交流,引导和启发来访者自身拥有的资源,通过来访者自身的力量建构起解决问题的方法。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以问题中心,使用“咨询前改变”、“问题的例外时刻”、“刻度化提问”以及“奇迹提问”等技术元素将咨询的核心聚焦在问题的有效解决上,咨询师及时给予来访者反馈,并鼓励来访者进一步做出改变。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对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增强来访者的心理素质,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促进来访者人格的健全、成熟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指教育者依据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素质的要求,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变化发展的规律,用特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大学生施加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国家方针和人才培养的要求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方法作用于大学生的思想品德体系,提高其思想政治品德认知,规范其思想道德行为,对保障社会稳定、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完成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起着极大的作用。

2 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2.1 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叉关系

(1)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与高校思想政治的目标相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焦点解决心理咨询的最终目标具有一致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大学生,教育活动是紧紧围绕大学生的发展展开的,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焦点解决心理咨询的目标是解决来访者提出的问题与困惑,围绕来访者自身资源的挖掘寻找解决之道,于大学生而言,焦点解决心理咨询能够引导大学生做出积极正面的思考,充分挖掘自身潜能,塑造积极健康的人格品质。可以看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焦点解决心理咨询都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殊途同归地促进着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

(2)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相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焦点解决心理咨询的工作内容相互重叠。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心理咨询理论尚未被引介到国内之前,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我国高校处理大学生思想矛盾和心理问题比较普遍、常见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具备一部分心理咨询的功能,涵盖了高校心理咨询的部分内容,是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焦点解决心理咨询是运用相关技术,发掘来访者自身的积极因素,引导来访者发现自身的资源和力量,通过问题的解决来促进来访者心理健康发展的方法。于大学生而言,焦点解决心理咨询能够解决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学习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及就业问题,是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推动大学生茁壮成长。

2.2 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关系

(1)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相互补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究其本质是社会对个人的要求,旨在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认知。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社会维度,因而更多地表现为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规范和约束,要求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关注社会效益的实现;而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则是从来访者提出的目标入手,聚焦来访者的自身资源以解决问题,促进来访者的心理健康。于大学生而言,焦点解决心理咨询的“合法性基础”偏重个人维度,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完成大学生的目标,关注其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帮助其克服问题、解开困惑,能够缓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和解决能力。

(2)焦点解决心理咨询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相互补充。无论是思想观念的形成,还是健全人格的塑造,都受大学生自身相关因素的作用和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培养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其中,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而高尚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是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可利用的解决问题的内在资源。一方面,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关注大学生学习、生活、工作等领域,挖掘大学生自身的能量去找寻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路径,解决大学生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和心理困惑;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高尚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之中,良好的心理素质更容易形成,为焦点解决心理咨询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内在资源。不难看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同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2.3 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1)吻合大学生主体性增强的现实。新时期的大学生有着极强的主体性,他们不再满足于“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传统模式,迫切希望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之中。而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将咨询对象视为解决问题的专家,引导来访者聚焦于自身的目标、资源,挖掘例外的正向经验,展望未来远景。因此,焦点解决心理咨询法吻合了大学生主体性增强的内在要求,运用它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动机、整合大学生的内在资源,使大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2)增强师生间的合作与互动。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将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关系定位为合作互动,咨询师作为“过程专家”倾听来访者的述说,观察来访者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语音语调,逐渐了解来访者并做出积极地引导;而来访者是最了解自身问题的“解决专家”,通过对正向经验的叙事和再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能够打破传统模式中教师“一言堂”的桎梏,使教育者与大学生积极合作,在双方的有效互动之中,既解决了大学生面临的具体问题,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焦点解决心理咨询认为问题的解决存在“骨诺牌效应”,小目标的达成能够带动来访者解决问题的信心与动机。将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应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通过教育者重视大学生细微变化的价值,并引导大学生关注小改变的存在,强化其既有的成功经验,能够使大学生意识到自身主体性对困境的控制力,督促大学生再次制定正向的目标,并积极采取行动促使改变再次出现,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无疑能够大大增强。

3 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其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是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应用的有效途径。传统模式中,教育者侧重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忽视调动大学生心理影响因素、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运用焦点解决法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表现为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两个方面;一是,将焦点解决心理咨询的理论知识作为教育内容,使大学生掌握焦点解决法,并运用焦点解决法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困惑,缓解其生活学习压力并找出更合适的生活之道、学习之法;二是,将焦点解决法的操作流程迁移到课堂教学方法中,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引入“学生讲,教师听”的模式,让大学生找出课堂教学的疑难点,视大学生为探索知识的专家,通过师生间、生生间的交流、互动和提问,共同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障碍。

其二,实践活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传统模式中,实践活动缺乏精细化设计与过程跟踪反馈,虽然活动的形式丰富多样,但往往难以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深陷低效的泥沼。运用焦点解决法的理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将改变传统模式的随意与低效,实现教育者对实践活动的全程参与和控制。在活动之前,教育者引导和澄清大学生希望达到的目标;在活动之中,教育者督促大学生观察和思考,制定合理的活动规则、活动步骤,在行动中发现可行的解决之道,并逐步完成目标;在活动之后,教育者引导大学生分享交流,挖掘活动中产生的正向经验,强化大学生已掌握的方法和技能。

其三,焦点解决心理咨询在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运用。传统模式中,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偏重于对大学生的统一管理,难以兼顾大学生的个体独特性,往往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运用焦点解决法的理念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则能提升教育的层次,从重管理转向重咨询、重教育和重服务,实现定制化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应对大学生的需要,由过去“一刀切”的工作方式转向尊重大学生的主体选择和个性发展,讲求个性化、针对性;此外,焦点解决法还拓展了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路,鼓励大学生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并分析问题,了解大学生既有的思想道德体系有“黑”有“白”,而教育者的工作就是引导大学生将白的部分扩大,从而使相对固定平衡的体系中黑的部分减少。

4 结语

综上所述,焦点解决心理咨询法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焦点解决心理咨询法将会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助力,回应大学生主体性增强的现实、增进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De Shazer S.Keys To Solution in Brief Therapy[M].New York:Nortan,1985.

[2](英)麦克唐纳(Macdonald,A.J.).焦点解决治疗:理论、研究与实践[M].宁波出版社,2011.

[3]楼艳.基于焦点解决模式的高校辅导员工作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4(5):88-90.

对焦点解决教育的思考 篇3

关键词 新闻记者 焦点 思考

一、焦点现象

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获得者—凯文·卡特，在他的获奖作品《饥饿的女孩》中，一个濒死的小女孩匍匐在地，身后不远处一只秃鹰似乎在等待她的死亡。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首发后举世震惊，成为南非儿童苦难的一个标本，凯文·卡特名声大噪，同时又受到指责，有评论家称他见死不救，是另一只秃鹰，这位摄影记者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自杀身亡。

社会角色体现着人们对特定社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记者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公众期望记者按照社会、受众的需要履行必须的权利和义务。从职业化的角度讲，其基本职责是发现新闻，捕捉信息，客观公正地报导事实真相，使公众了解所置身的环境，采取正确的思维和行为。

记者这一特殊的角色就注定了他们要站在风口浪尖之上，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凯文·卡特的自杀身亡实际上也就是焦点的现象的结局。

二、出现的原因

1、角色与利益的矛盾极化

在实际生活之中有的记者扮演了“包青天”的角色，许多新闻单位都出现了敢于仗义执言的记者，不但奋笔疾书，甚至通过个人力量为民请愿。比如记者孙春龙是第一个在纸媒上揭露三聚氰胺的人，也发起老兵回家活动，慰藉滋润了很多为国出汗流血的无名英雄的心。

同时也有一部分记者角色的错位和越位贪污腐败、利益熏心。有的记者借着自己的身份和可以进行的活动，他们的前线工作不是去挖掘价值新闻却是去专门找一些阴暗来要挟，扩充自己的腰包，在记者这个神圣的职业之中遇见这样的害群之马无形之中就增大了不良影响，再加上现在社会的一些“仇官”、“仇富”心理的影响使得这样的负面新闻更受到大肆渲染，这也就成为了一个热点性问题。

2、角色与责任的矛盾极化

记者这样的比较特殊的角色也就决定了承担着不一样的社会责任，可是现在的实际中社会责任和道德伦理一直存在冲突，当记者的高度职业化的做法，更容易引起更大的舆论的关注度，如果记者的所作所为违反了道德伦理，或者缺失了道德底线，哪怕他换的的是十分有价值的新闻，依然难逃社会大多数人的反对和谩骂，可能和凯文·卡特的结局就是一样的。

恰好相反，另一方面，记者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坚守人性与伦理，同样容易引起舆论的关注，然而大多数获得的是赞赏。例如在2006年被许多网友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女记者”的曹爱文。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在遇到少女遇难的现场，不会急救却能想到打电话询问120活学活用，或许曹爱文的技术不够稳当熟练，但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现场的大多数人呆呆的伫立无能为力，而曹爱文忘却了自己的主要目的——采访，人性的光辉在她身上闪烁，做为一个女人，一个怀有悲悯心怀的女人，岂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朵刚刚绽开的花朵凋零。

三、影响

新闻记者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现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记者可能由于自身的兢兢业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面发光发热，真正扮演青天的角色，确实能够帮助人民解决政府或者社会忽略的生活；同时极化事情出现可能使记者迷失自己的方向，忘记自己的职责，变成一个社会的吸血鬼，他们的鼻子整天嗅的就是社会的阴暗，他们将这样的黑暗找到不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还给大家一个朗朗乾坤，而是为了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富裕，也增加百姓的仇恨和舆论的批评。

四、今后措施

1、榜样的力量

记者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职业，往往自身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记者必须接触新闻现场、新闻事件、公众人物等，记者的作为必然受到公众的关注。这是由记者的职业特征所决定。此外，新闻界、媒体行业同样需要注重宣传，同样需要树立榜样。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发展和受众需求发生着新的变化，使得媒体市场竞争加剧，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媒体必须采取相应的竞争措施和手段。而自身的宣传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榜样的带头模范作用。新闻行业也不例外。树立先进，表彰典型不同于作秀或者炒作。它有利于激励媒体和记者自身的发展与竞争。

2、增强记者团队公信力

一个记者首先应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明白自身对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性，明白自己的职业决定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影响社会公信力，记者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可能提升社会的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一旦一个记者的自身定位不准确，做了有损形象的事情，公信力的损失只会变得更快，记者担当的是信息的传播者，因此他不能把成为舆论焦点变成自己的工作的目标，并且上述两种最易成为舆论焦点的情形中，分别有积极和负面的两类，新闻记者如果在处理那些矛盾时没有作出正确的选择，将会损害记者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和谐安定。

以社会公信力为判断标准，只要有利于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发挥社会共信力作用或者增大社会公信力的，都是积极的。当一个记者面临着抉择之时，就需要一个判定前进方向的标准，来使自己走上一个很好的道路，新闻记者应该始终坚守作为社会信息传递者的角色职责，以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服务社会公众为最高职业追求。但同时，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又必须遵从相应的社会道德规范。当角色发生冲突时，新闻记者应该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把记者角色应尽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放在首位，自觉地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团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媒体利益服从社会利益。

参考文献：

[1]郑瑜.记者角色与社会责任[J].当代传播，2007（1）：1.

[2]展江，白贵.中国舆论发展年度报告2003-2004[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78.

对焦点解决教育的思考 篇4

前言

与儿童以及青少年工作已经第十年的我，使用的治疗方法通常是以游戏治疗为主，再加上完形治疗或是现实治疗来与案主们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案主有在社区谘商中心，由父母自费带来的小案主；也有由社福单位转介而来的家暴或是受虐的案主；其中近年更参与了学校驻校的心理谘商工作，学校的案主不但是非志愿性案主，因为计画执行的限制，希望进行谘商的次数不超过5次，最多，其实也只能10次左右，我更认为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疗方式与游戏治疗结合变成当务之急，而焦点解决短期谘商（Solution Focus Brief Therapy）的治疗方式，是我目前找到不但能与游戏治疗结合，同时还能更有效的处理案主问题的一种治疗方式。

焦点解决短期谘商是由Steve De Shazer 和 Insoo Kim Berg 在美国短期家庭治疗中心(BFTC)所发展出来的，受到催眠大师 Milton Erikson，MRI短期策略治疗的概念以及Bateson的系统观和后现代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等（Murphy,1994）。治疗的焦点放在解决导向而非问题导向，尤其看重问题较不发生的「例外」状态，认为每个问题均有其多面向性，相信当事人有能力可以发展出解决的方式，以克服所面临之困境，是一种十分看重「正向」的治疗方式（Murphy,1994;LaFountain,Garner＆Elison,1996）。焦点解决短期谘商的三大架构是：目标架构（包括正向开场与设定目标）、例外架构以及假设解决架构。其基本假设与精神包括了：没有一件事情是只有负面意义的；相信案主是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不要一直追寻难以达到的目标，要找到目前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小小改变会带来大大的改变；成功的例外经验会引导问题解决的方向；意义的解释与经验是不断建构的以及合作是必然的现象等等（许维素，民87a；陳意文 2 Murphy,1994）。

我在这段时间以来，运用焦点解决短期谘商的情形：

一、在与儿童的关系人工作时，透过焦点解决谘商可达成之功能分别是，建立关系与降低焦虑；发现资源与给予希望感，分述如下：

（一）建立关系与降低焦虑

因为焦点解决短期谘商强调系统观，也是一种奠基于「看见」人们资源与能力，并十分强调合作关系的一种谘商方式（Murphy,1994）。因此我比以前更强调与儿童周边的重要他人建立合作关系，我会把儿童案主的老师与父母共同纳入谘商体系，争取他们成为合作伙伴。

许多孩子周边的重要他人来与我谘商之前，其实充满焦虑与无力感，他们也是一群非志愿性案主，因为他们的孩子或是学生出了状况，而他们忙着厘清责任的归属，所以当我们初相见时，他们其实充满了防卫，而当我运用「赞美」（对于案主表现的任何正向的力量与资源的地方，谘商师都要随时的「看见」而给予鼓励与赞美。）与「因应问句」（询问案主是如何对应这个问题或困境的问句）来让这些成人了解我是真心地想要与他们合作，而不是在找「孩子出问题了，谁该负责」这件事时，他们就会比较清楚，原来我不是找他们来怪罪或是准备说教，而是真心想要与他们一起协助孩子，自然防卫就会降低，例如：我在与案主的家长谘商的过程中，用「赞美」来开场，常常会赢得他们的合作，因为许多家长来谘商之前，心里总是会带着”谘商师又要叫我配合什么”或是”我又有哪里做不好要更正的，所以孩子才会有问题”等等的防卫心情，因此一坐下来身体总是不自觉地「弓」了起来，直到我说：「谢谢您特地抽空过来，我想您一定也是希望孩子更好」，他们的身体才会逐渐放松，使用这样的开场方式，不但可以降低家长的焦虑，更可以使家长进一步地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又例如我会对家长说：「谢谢某某妈妈，您真的是非常关心你的孩子，到这边来一起讨论想方法」，然后问他说「您的孩子的优点是什么？」，以前当我与家长初次晤谈时，常常都只会讲到困扰与难处，但是现在与父母讨陳意文 3 论孩子的优点，会让家长开始有动力，能够把人与行为分开时，他也能够看到孩子好的一面，不只是看到不好的地方。

（二）发现家长资源与给予希望感

在与孩子的重要他人谘商时，一方面搜集资料，另一个任务是不断地使用「赞美」与「再架构」（谘商师就案主所描述的事件或问题重新的诠释，赋予正向意义或是另一种意义的过程）的技巧，使家长或老师能够对案主有正向的眼光，重新看待孩子，也更给予家长希望感。例如：家长：「我的孩子脑袋很呆板，很笨，不灵光。」；我则会说：「所以听起来，你的孩子思考比较直接，需要多学习一些多元思考的方式。」因此，与过去有很大不同的是，当家长走出谘商室时，他们比过去多了些许的笑容与希望。

二、在儿童部分：

由于儿童还是以游戏为主，所以，我会以游戏治疗的方式跟他们建立关系，等到第二次谘商时，我就会偏向以焦点问话为主，游戏治疗为辅的方式进行谘商。由于焦点解决谘商的三大架构之首，便是目标架构（许维素，民87；黄耀汉译，民91），而所有的技巧常常都导向如何更清楚地协助目标的设定，因此我经常使用与儿童案主谘商的技巧有下列几种，分述如下：

（一）协助谘商师更快了解案主目标进行目标设定部分

1.关系问句：所谓关系问句，指的是询问案主关于他的重要他人是如何看他或是看这个问题的看法。例如，我在与一个受到家暴的案主工作时，我们的对话如下：

CO：「○○，你的烦恼是什么？」 CL：「我没有烦恼….」

CO：「那你爸爸的烦恼是什么？」

CL：「我爸爸的烦恼是….我会偷东西呀，我一偷东西被我爸发现的时候，陳意文 4 我爸就家暴（打）我…..」

案主一旦回答了上述的问话之后，我就会再进一步地问案主「那你想不想解决偷东西的问题呢？」，案主的回答是：「当然想，有人喜欢被家暴吗？」，那此时我与案主就可以往「不偷窃」的目标进行设定，而自然谘商的过程也就更有效率。

(二)当案主有好几个目标的时候：

1.排序问句：当我的案主有好几个问题时，我就会请他将他的问题排一排顺序，例如：「所以，刚刚听你说了一会儿，似乎你现在与同学在相处上有一些烦恼；同时你也很在乎你和妈妈的关系；而有时父母吵架也会让你觉得烦心，如果陈老师请你将这三件事情，依照你烦恼的多寡排一个顺序，你会怎么排呢？」而因为儿童的注意力比较不像成人那样集中，同时抽象思考的能力也不若成人，因此，我在询问上述问题时会拿三样物品分别代表那三种烦恼，协助案主排顺序时是很具象化的呈现。

2.量尺问句：指的是利用数值（例如1-10）的概念，协助案主将一种抽象的概念转为具体化的过程。当我的案主排序出来之后，我会接着请他使用量尺问句来针对每一种烦恼给分，在给分的过程当中，案主与我都会再一次的核对与澄清他目前最需要协助的部分为何。例如：「跟同学的相处上出现了问题，如果现在有1分到10分，1分是非常不严重，10分是非常严重，你会给它几分？」「而如果1分到10分，1分是没有很想解决这个烦恼，10分是非常想要解决这个烦恼，你有多想解决这个烦恼？」透过核对案主的问题严重性与动机的强度，我与案主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

(三)当案主正朝着目标迈进

1振奋性鼓舞：指的是当案主做到或是想出例外而需要赞美时，谘商陳意文 5 师用一种夸张的口气来鼓舞案主的一种方式。当我的案主做到了一些事情或是完成了「家庭作业」的时候，我会毫不吝啬的配合夸张与戏剧性的口语与非口语语言问他们：「哇！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案主感受到我是真的非常开心，而他做到的事情在我的眼里也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孩子一旦感受到这样的鼓舞之后，就会对自己愈来愈有自信，甚至愈来愈配合谘商历程。因此在我与儿童工作的经验中，我认为振奋性鼓舞对儿童案主特别受用。

2.家庭作业（Homework）的运用：焦点解决短期谘商在每次谘商的过程中，在结束谘商之前都会视案主的类型与状况给予家庭作业(许维素，民87)，而提出的家庭作业是紧扣着案主的目标。未接触焦点解决短期谘商之前，我也使用现实治疗中的「Homework」来延续谘商的效果，但是以往当儿童们没有进行到我与他们约定的「Homework」时，我总是不放弃地一再与案主修正「Homework」，直到他们去达到为止。当我使用了SFBT的「Homework」时，其实是整个哲学观的不同，因为SFBT的「Homework」强调的并不是案主有没有做到「Homework」而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更引发案主的改变，是着重在案主因为想到「Homework」而做出的改变，至于案主最后到底有没有达到「Homework」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当我有这样的改变时，我发现，就算案主真的没能做到我们所约定的「Homework」，我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高兴，而当她告诉我她还记得，只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没有去执行「Homework」时，我也可以发自内心地赞美案主：「其实你真的把我们的约定放在心上耶，只不过好像因为…..所以你没能去做，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一直都记得这件事情的吗？」而我也总是发现，当我这样对案主说完之后，案主不但不会因为找到了藉口不去做，而反而会是因为我了解了他们而更愿意主动想要执行「Homework」。

（四）当案主目标尚未浮现 陳意文 6 1.假设解决问句：当案主很难用正向眼光看待目标或是不易想到正向目标时，谘商师运用假设解决架构，邀请案主进行假想问题已经解决或是目标达成时，他会是什么样子，并鼓励案主去做目前可以做得到的一小部份。假设解决架构包括奇迹式问句、水晶球问句、拟人化问句、结局式问句以及转化问句等等（许维素，民87a）。例如：如果有一天，奇迹发生，你的问题解决了，那时候的你会是什么样子？跟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在我与儿童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水晶球问句」对儿童案主特别有用，因为儿童是善于幻想与投射的，同时抽象思考的能力也叫成人弱些。因此，当我拿着一颗玻璃珠，对着案主说：「这是一颗奇妙的水晶球，请你现在仔细地看着它，它会告诉你等一下我要问你的问题。」我的案主通常真的会在「水晶球」中看到解决的方法或是愿景。例如：我有一个国小低年级的案主，对他的哥哥非常没有礼貌，经常出言辱骂哥哥，妈妈非常烦恼，在建立关系与澄清问题之后，我就拿出我准备的「水晶球」，问案主：「○○，如果你现在和你哥哥的问题解决了，水晶球里面的你是已经解决问题的你，请你告诉我○○看起来像是什么样的人？」案主仔细的看着水晶球，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看到水晶球里面的○○，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因为这个案主平常还算有礼貌，只是对哥哥特别不逊，因此我又进一步的问他：「那○○看到哥哥时是什么样子呢？」他就告诉我：「当○○看到哥哥做错事情时，不会嘲笑他。」而透过水晶球问句，儿童更可以进一步地对所要设定的目标有更清晰的图像去执行。

结语

一直以来，我在与进行儿童案主进行工作时，都是使用游戏治疗，一方面因为儿童的口语表达能力不若成人，另一方面也因为儿童天生就会进行游戏。但如果与儿童工作时，只用游戏治疗是需要花费许多时间的，包括建立关系，然后必须由儿童口中知道孩子真正的问题，才能使儿童意识到他真正的问题，进一步才能达到问题真正的解决。然而，这样的过程是陳意文 7 漫长的。因为，我使用的游戏治疗是属于个人中心学派式的游戏治疗方式，它是一种非结构式的，儿童进来游戏室，就是要看儿童想做什么，而能做的是陪伴、同理，有时候觉得速度太慢，也只能慢慢磨，自从开始接触焦点治疗之后，就发现速度可以加快进入核心，虽然在一刚开始的建立关系是无法特别加快，因为建立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但等到进入问题时，发现如果可以用焦点短期谘商加上游戏治疗并用，会比只用游戏治疗快很多。透过焦点解决短期谘商来协助儿童，不但能与游戏治疗作充分的结合，更能缩减治疗次数，达到更有效率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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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维素（民87a）焦点解决短期心理谘商。台北市：张老师出版社。

对焦点解决教育的思考 篇5

二、运输需求分析

发展高速铁路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旅客运输需 求，而不同类型的旅客运输需求对高速铁路的依赖 程度不同，因此对旅客运输需求进行细分是分析高 速铁路经济性问题的前提与基础。

(一)旅客运输需求的细分

根据选择高速铁路出行旅客的出行目的与时间 分布规律不同，旅客运输需求主要包含公务与商务 旅客运输需求、旅游与探亲旅客运输需求、务工与学 生旅客运输需求。

(1>平稳的公务与商务流

根据铁道部组织的随机调查，乘坐高速铁路出 行的旅客60 %一 70%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这 说明乘坐高速铁路出行的主体是公务与商务人士。公务与商务旅客出行的典型特征是不受季节性影

响，在一年内基本处于平稳状态，没有明显的波峰与 波谷之分(见图1)，这能满足高速铁路的高度组织 化运营模式，并且出行费用对该类型旅客出行制约 性较弱。但是随着网络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政治协商、商务合作、商务谈判可以实现电子 化、视频化，公务与商务出行必要性越来越弱，这导 致公务与商务客流从长期来看增长势头并不强劲。

(2)季节性强的旅游、探亲、务工和学生流

选择高速铁路出行的另一群体主要包含旅游客 流、探亲客流、务工客流、学生客流，这一出行群体的 典型出行特征是具有非常强的季节性，具有明显的 波峰与波谷之分(见图2)，并且出行费用对该类型 旅客出行的制约性较强。比如旅游和探亲客流的出 行主要集中在清明、五

一、中秋、国庆、春节等假期之 内，务工客流的出行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学生客流 的出行主要集中在暑假与春节假期之内，因此在这 些假期之内出行需求非常旺盛，而在其他时间的出 行需求则十分萧条。这导致高铁在上述假期之内无 法提供足够的运力满足上述需求，而在其他时间段 内运力闲置现象严重。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供，这一群体的出行需求会不断增加。

四、高速铁路的效益分析

由于效益分析是高速铁路经济性分析的必要条 件之一，基于对资金时间价值的考虑，本文所提出的 高铁效益均为以高铁运营起始点为衡量基点的效益 现值。高速铁路的建设与运营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 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铁建设期内，其对 原材料、设施设备、人工等方面的需求，极大地促进 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就业;二是高铁运营期内，其因提供运输服务、通行服务等方面的服务，可获得 经济效益;三是高铁运营期内，因其能提供高效的运 输服务，很大程度上节约旅客的旅行时间，从而减少 旅客的时间价值损失。由于本文侧重于高速铁路市 场生命力的探讨，因此重点分析高速铁路运营期间，提供运输服务与通行服务获得的经济效益，以及由 于提供高效的运输服务而产生的时间价值节约，根 据这两方面效益的特性不同，将其分为直接效益与 间接效益。

(一)直接效益(DR)

高铁的直接效益即经济效益，是指高铁提供运 输、通行以及其他方面服务所获得的效益，表现为高 铁公司的实际财务收入。高铁的直接效益中，提供 运输服务方面的效益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提供通行 服务以及其他服务所得效益比例较小，所以本文主 要对提供运输服务所得效益(即售票收入)进行分 析。为衡量高速铁路的直接效益，本文假设高速铁 路按其最大通行能力进行运力配置，在此条件下，可 以根据不同的票价与运量(包含已经完成的运量与 预测将要完成的运量)测算高铁提供运输服务所得 收入水平，并转化到本文所规定的时间基点测算现 值总和，即得高铁的直接效益。

(二)间接效益(IDR)

高铁的间接效益是指由于高铁开通而节约的旅 客时间价值。可大幅节约旅客的时间价值是铁道部 一直强调的发展高速铁路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预 测，高铁80%的间接效益体现在旅客时间价值的节 约。旅客时间价值可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由于高 铁的开通节约旅客的旅行时间，二是旅客的单位时 间价值。高速铁路的开通可以很大程度上节约旅客 的时间，这可以从现有部分开通高铁的通道内高铁 与特快列车的运行时间对比中得出。(见表1)

旅客的单位时间价值是指旅客单位时间的价 值衡量，具体化为单位时间的资金衡量。对旅客单 位时间价值的分析需要结合运输需求类别，因为不 同类别的旅客，其时间价值的差异性较大Clod，一般 而言，公务与商务旅客的时间价值较高，旅游、探亲、务工、学生等类型旅客的时间价值较低。公务与商 务旅客单位时间价值可以借助商务旅客的单位时间 收入进行衡量，且公务与商务客流是高速铁路运输 需求的主体，根据铁道部的随机调查，选择高铁出行 的运输需求中60%-70%是公务与商务旅客。旅

游、探亲、务工、学生等类型旅客出行一般不涉及到 经济活动(如谈判、采购、销售等)，所以这些类型的 旅客出行时间价值，主要体现为旅客的感受或效用，价值较小，同时这些类型旅客在高速铁路的运输需 求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是体验型客流，由此可 得，高铁对旅客时间价值节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节 约公务与商务旅客的时间价值上。因此，本文在衡 量高速铁路的间接效益时，主要考虑由于高铁的开 通所实现的公务与商务旅客时间价值的节约。

三、高速铁路的成本分析

运输需求分析是高速铁路经济性分析的前提，高速铁路的成本与效益分析是经济性分析的必要条 件。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涉及到诸多成本，按成本 的结构与性质不同，以及成本是否随运输量变化而 变化，可将其分为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并分别对其 进行分析。由于高铁的建设与运营横跨一定的时间 区间，对成本与效益进行分析时需要考虑资金的时 间价值[8-9]，为简化分析，本文将高铁运营的起始点 作为衡量基点，所有的成本与效益都转化到该点进 行对比。

(一)固定成本(FC)

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的固定成本是指在一定时 期和一定运输量范围内，不受运输量增减变动影响 而保持不变的成本，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典型的 资产专用性特征，一旦投入就很难用作他用，因此固 定成本的投入具有沉淀性，具体到高速铁路，建设运 营期内所涉及的固定成本包含建设前期准备成本、施工建设成本、运输工具占用资源成本等。

前期准备成本是指从高速铁路项目开始规划一 直到该项目动工建设之间所发生的成本，如工程可 行性研究成本、勘察设计成本、科学试验成本等。前 期准备成本相对于整个工程项目期而言时间较短，数量较小，且常发生在准备期结束与开工建设交替 点，所以其属于固定成本的附加内容。施工建设成 本是指从高铁项目施工开始一直到交工验收为止所 发生的成本，如建设安装成本、材料成本、设施设备 成本等，一般建设成本与路段通行能力密切相关。由于施工建设横跨一定的时间区间，并且是分期发 生，所以为简化分析，假设所有的费用均在期末发 生，并且均在考虑时间价值的基础上转化到规定的 时间基点。施工建设成本是高速铁路固定成本的主 体部分。运输工具占用资源成本是指购买高速铁路 运输工具占用资源的机会成本，运输工具成本是高 速铁路固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变动成本(VC)

变动成本是指随着基础设施使用程度以及运输 量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成本支出。高铁运营中涉 及的变动成本主要有:基础设施的运营维护成本、运 输工具的运行成本、保障体系成本等。这三部分成 本构成高速铁路变动成本的主体。

基础设施的运营维护成本是指项目建设完成后 投入正式运营所发生的成本。一般包含管理成本、基本维持成本、因使用而产生的成本等。运输工具 的运行成本是指运输工具为完成运输对象位移而消 耗的各种资源所产生的成本。该项成本与路段通行 能力以及投入的运输工具数量有关，本文假设按照 最大通行能力配置运输工具。保障体系成本是指为 保障运输工具正常运行而设置相应的设施、设备、管 理机构、管理人员等发生的成本。保障体系涉及的 内容很多，为简化研究，本文采用综合分析方法，只 考虑直接相关的保障体系。

(二)盈亏平衡分析

高铁的盈亏平衡也就是高铁的经济平衡，是指 发展高铁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均能在运营中，通过 提供运输服务而获得补偿，并获取相应的利润。高 铁的经济平衡是高铁具有市场生命力以及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目前我国高铁在运营过程中 不断传出噩耗，充分说明在发展高铁时忽视了经济 均衡的重要性。有前述分析可知，要实现高铁的经 济均衡需要充分把握高铁的需求。因此基于高铁的 需求特征，结合高铁成本与效益分析，对高铁的经济平衡点处的需求量进行探讨。由于高铁的经济平衡 点的需求量主要取决于成本与效益，且本文提出的 成本与效益均为转化到时间基点的成本与效益的现 值。高速铁路盈亏平衡分析的计量模型如下:

TR=TC(1)其中: TR=DR+IDR=PxQ*+TVxQ* x(3 TC=FC+VC

P=8 x Pf,.+(1一。)x P.,.因此可推出:

Q*=(FC+VC)/(P+TV x(3)

(2)

其中:TR为高铁在运营期总收益的现值;TC为 高铁建设与运营期间总成本的现值;DR为高铁直 接收益的现值;IDR为高铁间接收益的现值;FC为 高铁固定成本的现值;VC为高铁变动成本的现值;TV为商务旅客的平均单位时间价值;P、为高铁一等 座的价格;P为高铁二等座的价格;;P为高铁的平均 价格;Q‘为高铁运营期内盈亏平衡时的旅客运输需 求量总和;;e为一等座价格对平均价格的影响系数;p为公务与商务型旅客占总旅客数量的比例系数。

由式((2)可得，高铁盈亏平衡运量总和(Q*)主 要受固定成本(FC)、变动成本(VC)、高铁平均价格 } P)、商务旅客的平均单位时间价值(TV)、以及公 务与商务型旅客占旅客总量的比重((3)等因素共同 决定。其中FC与VC的值越大，Q‘的值越大;P,TV 和p的值越大，Q‘的值越小。

我国高铁运营出现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是高 铁的盈亏平衡运量过大，而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现有的需求水平还远达不到盈亏平衡运量水平。解 决这种经济失衡的方法是结合现实需求的特征，通 过分析盈亏平衡运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现实需求的 影响，进而实现双方的动态调整，最终达到供需的经 济均衡。依据高铁的盈亏平衡运量计算式，其分子 为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其中固定成本是主要构成 部分，因为我国高铁的建设成本非常高，每公里平均 为1.5-2亿元，同时车辆购置成本也非常高，其是 影响盈亏平衡的重要因素，并且运输方式固定成本 的投入具有沉淀性，一旦投入就很难再用作他

用uu，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通过改变固定成 本来改变盈亏平衡运量不具有可行性，而与固定成 本相比，高铁的变动成本规模很小(见图6)，其对盈 亏平衡运量的影响较小，通过改变变动成本降低盈 亏平衡运量不具有实践意义。

高铁盈亏平衡计算式的分母主要包含平均价

格、平均单位时间价值、公务与商务型旅客占总旅客 数量的比重三个因素。通过平均价格的调整可以影 响盈亏平衡运量以及选择高铁出行的需求水平，但 两个作用力的方向相反。价格提高可降低盈亏平衡 运量，但是同时也使得选择高铁出行的需求水平下 降，反之也成立。根据铁道部对高铁的定位，其是提 供高品质运输服务的方式，其价格与服务水平相对 应，铁道部也着力想通过高价格降低盈亏平衡运量。而高铁高昂的运价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现 有部分开通高铁的运输通道内，高铁运价与特快列 车运价对比可知，高铁票价是特快列车票价的3一5 倍(见表2)。同时伴随着高铁的开通，为提高货运 能力，同一通道内会减开或停开部分普通列车，这使 人们“被高铁”现象严重，因为人们出行可选择方式 范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甚至必须选择高铁，因 此通过提高运价来降低盈亏平衡运量的空间不大。为提高高铁的使用效率和盈利能力，有人提出在不 同的时间段采用差异化票价，其实这种思考忽略了 一个重要条件:人们的出行严格受到时间约束和空 间约束，因此试图通过差异化票价来提高高铁盈利 能力的做法是徒劳的。

对焦点解决教育的思考 篇6

摘要：从1949年至1976年的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直到最后岁月，台湾问题仍然是这两位伟人的共同牵挂。毛泽东、周恩来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有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两种方式；作为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文拟从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方面、分3个部分,就毛泽东、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作一历史考察，以此作为今天我们思考、研究和解决台湾问题的参考。

一、以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法律和事实两方面都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对台湾的主权，这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并不存在台湾归属问题。后来，由于1949年失败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造成海峡两岸的阻隔，才产生了台湾问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力介入中国内战，最终形成了需要新中国解决的本来只涉及中国内政、现又加入国际因素并相互作用的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是沿着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思路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并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实践；接着，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开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一）以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确把握政治、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为尽早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即用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并且开始全面准备工作。

一是开展解放台湾的政治动员。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起草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时评。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二是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建立一支较强的海军、空军力量。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朱德商讨后，致信周恩来，要他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 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7月25日、26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并转斯大林，请求苏联为中国培训更多的飞行员、地勤人员，卖给更多的战斗机、轰炸机，“做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三是配备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周密进行各项战前准备。1949年6月，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等电，责成其注意认真研究解放台湾问题。据此，粟裕立即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几次到北京，向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汇报。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了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8月2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的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决定。这样，原定在1950年发动的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军事行动被迫推迟。

（二）以战争方式，有步骤地解放台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庇护下生存下来，逐步强化了同大陆的对峙局面。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反共的现实需要出发，开始明目张胆地实行“放蒋出笼” 政策，并积极拼凑以新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毛泽东、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解放台湾难度的进一步增大，方针政策也要随之改变。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年后，毛泽东经过极其慎重的思考，重新提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根据美国政府既定政策和各种新动向，作出准确判断：中国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岛屿，美国政府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则是要阻挠的。“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要从沿海岛屿开始打击敌人”。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修改定稿的《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最后达到解放台湾。在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在近期解放大陈岛国民党军的前哨据点一江山岛。在一举攻克该岛后，1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只对大陈岛发起空中打击，迫使国民党军从大陈、渔山、披山诸岛撤退。在其撤退中，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这个批示清楚显示，当前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不使战争的范围扩大，不使战事升级。2月23日，人民解放军全部解放了浙江东南沿海岛屿。

（三）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提出

根据中央军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沿海作战计划，在大陈岛解放后，马祖、金门将是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这时，毛泽东敏锐观察到：一方面，1955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过《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部队阻止对澎湖列岛和台湾进攻。这样，如果攻打澎湖列岛、台湾，美国势必军事干预，中国则在必然爆发的不对称的中美海上军事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夺取马祖、金门，则正是美国所企望的，势必造成台湾和大陆的完全隔离，形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将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毅然决定停止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并于1955年初明确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到促成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谈判上来。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在内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折。

3月5日，毛泽东在复电赫鲁晓夫时向其交底，他指出：“即使夺取马祖和金门的准备工作作好，是否就发起军事行动，也还要看当时美国军队在沿海岛屿地区的具体情况再定。”“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以上报告或电报表明：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只是选择一个适当时机的问题了。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授权，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 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国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范例。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二、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突出表现在：明确表示愿意同蒋介石集团进行第三次合作，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提出的政策措施更加具体全面；从1958年开始，工作重点也由最初的“促进统一”发展为“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

（一）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

寻求接触，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是毛泽东、周恩来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工作中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

1956年1月，毛泽东审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时，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修改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住。” 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正式宣布了较为系统的对台政策。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已从一般号召转入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的阶段。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讲话。他代表政府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指出：“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这天早晨，毛泽东在审定发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

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对争取对象规定得更为明确，指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为了促成与台湾当局的和谈，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管道是必须的。这一时期里，主要是通过密使故旧传递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 “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

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除了和谈信息的传递外，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外事活动，广泛宣传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与主张，以期对台湾当局形成和谈的外部压力。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二）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1955年初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来，海峡两岸虽然有一些消息的传递，但总的来说，和平攻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台湾海峡平静局势有利于美国推行“划峡而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1958年8月23日12时，炮击开始。

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不是渡海作战，而是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并传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 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的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炮击的目的：“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存在。”台湾当局“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

炮击金门还有激化美蒋矛盾的意图，即“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充分暴露美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本质。当美蒋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试图为运输船进行护航、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时，毛泽东命令：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蒋舰遭遇密集火力攻击时，美舰只顾掉头逃窜，弃蒋舰和运输船于不顾，由此引发了美蒋在金门弃守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金门炮击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表现。这一炮击行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8年中美建交后才停止。毛泽东、周恩来等正是通过这一炮击行动，保持同国民党的接触，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借以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三）实行“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继续坚持和平解放台湾炮击金门期间，美国多次向蒋介石施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两个中国”。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湾将是需要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方针，急不得；在无法短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下，防止台湾独立成为当务之急。1958年10月3日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继续“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他说：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最后，他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

毛泽东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架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明确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国友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还向蒋介石进一步发出了中国大陆不首先动武的信息。他说：“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当然，这时还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概念。

为了建立大陆同台湾的政治互信，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时，对于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更为大度和克制的态度。1962年蒋介石企图乘大陆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策划武力反攻大陆。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采取了利用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压制的策略，而没有再采取1958年炮击金门那样的惩罚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印度的边境挑衅行为却采取了军事行动，击退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骚扰。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中国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但中国从未借此向台湾当局挥舞“大棒”，而释放的都是善意信息。“文革”时期，虽然中国大陆在宣传上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但总体来说，海峡两岸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局面。应当说，这些行动对于两岸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是有益的。

在防止台湾独立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适时地加紧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政治攻势。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而实为美国，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而实为中共。信中谈到了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概括的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其中，“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

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虽欲插手台湾事务，但承诺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不愿意同新中国军事对抗。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在远东遏制苏联、新中国的政策，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以武力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并大力实施使台湾脱离中国的政策，加紧在国际上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等方式，为其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制造法理基础。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始终牢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据理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实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为实现祖国的早日统一，中国政府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始终反对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注意维护祖国统一，同时也适时提出并开展了双边会谈。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行为，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义正词严，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给予了坚决驳斥。

1955年2月3日，针对安理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孟罗向安理会提交“关于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致电安理会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认为“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邀请派遣代表出席。2月6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这年8月1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升格为大使级谈判。在两国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开辟了提供沟通与联系的现实渠道，增强了相互间了解。同时，中国通过大使级谈判向全世界宣传了自己的正义主张，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参加国际组织，坚持“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原则，不授人以“两个中国”的口实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申明：只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没能得到实现。

这以后二三十年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国政府为了不给别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口实，始终坚持了“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坚定立场，坚持了民族大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外国领导人就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交换意见时，一再明确表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 “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有人建议中国分两步走，先进入联合国再进行驱逐台湾当局的斗争，毛泽东断然表示：“只能一步走。” “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里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有些人又在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们妄想把台湾说成是另外一个中国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国家。”“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预先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中国人民早就看穿了这种阴谋。希望中国陷入这种圈套是徒然的。” 1960年4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阐述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时，又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任何国际会议和任何国际组织，只要有可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绝不参加；任何国际协议，如果没有中国代表的参加和签字，将对中国毫无约束力。”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双重代表权”提案，1971年8月20日，发表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外交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三）采取灵活策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迫使其承认“一个中国” 在国际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台湾问题，其根源在于美国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在国际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力。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格局的高度，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策略，为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1972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尼克松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 这就从战略上建立了中美两国进行缓和的基础。22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四轮艰辛谈判。谈判中，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方要使美方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周恩来告诉美国客人，将“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这样，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辛谈判，中美两国终于在2月28日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声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由国家利益的”。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恢复作出了贡献，迫使美国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承担不得再行制造“两个中国”，否则就要在国际舆论面前输理、失去道义，从而为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国际条件。

台湾问题牵涉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方面，解决起来艰巨而复杂，最终解决需要时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思考和解决台湾问题时，始终抓住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全方位开展工作，付出了巨大艰辛，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成绩，功不可没。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经验与重要启示，值得每一位后来者认真学习、记取和发扬光大。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在国内的运用 篇7

关键词：焦点解决短期治疗,适用性,有效性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是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核心的短程心理治疗技术, 最初是由Shazer和妻子Kim等人于1980年代初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短期家庭治疗中心发展起来 (De Shazer, Berg, 1992) , 于1980年代末被引进港台, 随后逐渐引入大陆。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已逐步发展成熟, 并以其周期短、时效好、易操作等特点, 成为当今国内外新兴的、越来越被广泛使用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1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简介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是在后现代建构主义的思潮中发展起来的, 是一种后现代的心理治疗方法。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 现实并不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 而是存在于语言、意义和文化之中, 是由人建构出来的 (Laird, 1995) , 因此焦点解决短期治疗认为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客观事实, 而是通过治疗师和来访者的交谈逐渐建构出来的。此外,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还受系统观的影响, 它相信来访者自身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调治疗师要善于发掘来访者已有的潜能, 并加以发挥;同时, 根据系统观提出的系统中有黑既有白的观点,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更多关注系统中白的部分, 即重点探讨问题的不发生时的例外状况, 着力扩展白的部分, 从而减少同个系统中黑的部分, 由此促使改变的发生 (Berg, Ga Hagher, 1991) 。

受后现代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与传统治疗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摒弃治疗师的专家角色, 摒弃探讨问题原因的做法, 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视来访者为自身问题的专家, 治疗构成中重点关注来访者的目标、资源和正向经验。该治疗方法的基本主张可用一句话概括, 即强调解决问题, 并以正向的、朝向未来的、朝向目标的积极态度促使改变发生 (戴艳, 高翔, 郑日昌, 2004) 。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认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 要准确确定其因果关系存在一定难度, 与其在治疗中花费大量时间探索原因, 不如重点把握来访者的目标, 着力寻找解决办法;其次,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并不认可给某种行为贴上病态标签的病理学做法, 并指出问题的存在也具有某种正向功能;再次,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认为来访者是最了解自身问题的人, 他们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潜力, 强调应更多关注来访者的积极面;最后,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格外重视例外的经验, 即来访者的问题没有发生或严重程度较低、发生次数较少的情况, 认为探讨例外经验是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重要途径。

在上述基本主张的指导下,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实施的策略是以解决发展为导向, 从正向积极的角度拟定治疗目标, 同时考虑问题的多面性和特殊性, 发展弹性的问题解决方法。对治疗师的具体要求包括, 第一, 强调治疗师对来访者应具有积极的看法, 相信他们有能力发展适合的解决办法;第二, 治疗师要以一种正向的、未来导向的合作方式与来访者进行互动;第三, 治疗师的责任是帮助来访者找出问题的例外, 引导来访者发掘自身具备的能力和资源, 并对来访者在治疗进程中发生的小改变进行鼓励和强化, 引导来访者意识到小改变的存在和价值, 以此推动更大改变的发生和持续。

2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在国内的运用

在西方国家, 众多心理学者已积极探索过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在家庭领域、学校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具体运用。在学校领域中,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作为一种积极心理学倾向的咨询方式, 有利于教师在进行学校心理咨询时产生积极的学生观, 使教师注重学生问题的解决;在社会领域中,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资源取向以及向善的姿态, 使心理咨询更易被接受, 通过发现、激发来访者自身的内在优势和资源, 帮助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在对焦点解决短期治疗进行适用性探讨的基础上, 更多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检验该疗法在我国运用的有效性。在学校心理咨询领域, 研究证实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对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效果。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焦点解决短期心理治疗有助于改善初中生人际关系状况 (陈建波, 2005) ;研究结果也证实, 焦点解决短期班级心理辅导对提高高中生人际交往能力的作用优于传统班级辅导 (邓莉芳, 2007) ;此外, 焦点解决短期团体心理辅导还助于改善高中生的应对方式, 进而缓解高中生的焦虑、抑郁情绪并改善社会支持状况 (张洁, 2012) 。在心理卫生治疗领域, 多项多找研究证实合并使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对心理障碍能起到更显著的疗效。杨放如等人的各项研究结果表明, 焦点解决短期疗法合用药物的治疗方法对强迫症的疗效好于单用药物的治疗方法 (杨放如, 朱双罗, 罗文凤, 2005) , 以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为主的心理社会综合干预能显著减少网络成瘾少年的上网时间, 并有利于改善其情绪和心理功能 (杨放如, 郝伟, 2005) , 而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结合家庭治疗能显著改善品行障碍儿童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同时有助于改善其强迫、敌对及恐惧等症状 (杨放如, 朱双罗, 罗文凤, 2005) ;余柳霞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药物合并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不论是对社交恐惧症, 还是对抑郁症都有更好的疗效 (余柳霞, 刘坤, 赵俊雄, 2006;余柳霞, 蒋庆飞, 2007) 。

对焦点解决教育的思考 篇8

关键词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学习；应用

分类号 B849

1.以认同与熟练化解知易行难

与积极心理学、优势导向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焦点解决短期治疗（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SFBT），非常重视当事人的成功经验、有用之处、力量、资源、希望、小的改变与合理可行的目标。SFBT采取和当事人合作的方式，秉持正向性及整体性的观点，接受当事人的本来样貌，相信当事人是自己问题的专家，重视可能存有的小改变。这样的姿态，将迅速带动当事人投入于自身的改变，而使SFBT成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咨询取向（Corey，2013）。

SFBT是一个注重“改变”的对话，而不是“开题式谈话”的对话，企图引导当事人从“问题式谈话”（problemtalk），经由“未来式谈话”（future talk），而能展开“策略式的谈话”（strategy talk）。虽然在治疗的一开始，当事人常是问题导向且对未来无望，但是透过SFBT的乐观导向的对话以及技术，于治疗过程中，各种“解决导向”及“策略性导向”的问话，引发当事人的动机、了解所欲的未来生活及具体目标，并掌握明确可行的行为改变。亦即，SFBT晤谈中透过解决导向的对话，使得当事人在面对问题时，愿意去思考：对他来说，什么是有效的解决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是如何产生的。如此一来，当事人不会一直陷在问题里，而能减少挫折感，增加自我效能感，进而帮助当事人了解自己如何可以维持已经拥有的一切、如何再学习欠缺的不足，以及如何评量自己的行为策略等，并懂得追踪并强化自身的改变（O’Connell，2001）。亦即，SFBT是一个能引发当事人“知觉转移”及“重新建构”（reframing）问题的取向，让当事人从固着于问题的状态，转移至朝向各种可能性的方向前进（Corev，2013；O’Connell，2001）。

由于SFBT的逐渐茁壮发展，有关SFBT训练也蓬勃发展。然而，从SFBT的训练过程中，训练者或受训者常会表示，虽然SFBT的哲学与技巧在一开始时，常让人觉得很容易理解，但是后来则会发现要能精熟SFBT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许维素，2002；de Shazer，Dolan，Korman，Trepper，2007）。例如，Lammarre（2005）在为期两年的SFBT咨询师培育训练中也发现，虽然第一年时，受训者能开始初步应用SFBT的技巧，但实际要到第二年时，受训者才更能发挥SFBT的精神。许维素（2002）的研究则发现，于初学SFBT时，常会卡在新旧咨询派别之哲学冲突中，包括是否要进行过去历史的深究、负向情绪的深度同理与解释等。因此，对SFBT的学习，乃是需要时间产生认同以能熟练之。而后期学习SFBT的瓶颈，则为如何将SFBT运用于不同类型的咨询情境中，此时往往需要更多的督导与实作练习。因而Pichot及Dolan（2003）这两位SFBT领域的重要人物，藉由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提出学习SFBT需要经过三个层次的阶段整合：第一层次的整合，是将SFBT的技巧整合入既存的治疗取向；第二层次的整合，为开始采用SFBT的技巧与核心信念，作为治疗的基础；第三层次的整合，则是将SFBT的核心信念变成生活哲学。换言之，熟练SFBT的历程，乃与认同、实作、成效有其密切关系。即咨询师在逐渐理解与熟练SFBT理论与技巧的同时，也更认同与内化之；由于咨询师对SFBT的掌握能力增加，带来与当事人工作时的具体咨询成效及咨询效能感的增加，进而也再次强化其对SFBT的认同与内化；而咨询师对SFBT哲学与技巧的内化，又促使其自然地运用于咨询辅导工作上，甚至对个人的生活、生命及情绪有正向转化的影响（许维素、蔡秀玲，2008）。

所以，开始使用部分SFBT的技术不等于是应用，熟练与内化SFBT的历程，如同欲擅长其他咨询取向一般，是需要时间与努力的持续投入。尤其，许多实务工作者都宣称SFBT是一个“知易行难”的派别（de Shazer，etal，2007），需要不断地加以实作与反思。Trepper，McCollum，De Jong，Korman，Gingerich及F～nklin（2010）还认为，成为SFBT咨询师的标准，至少要有心理咨询与治疗相关领域专业训练下的硕士学历，以及接受过大学的SFBT课程或工作坊等训练与督导。特别是拥有以下条件者，可能也较容易学习成为SFBT咨询师，其包括：拥有温暖、友善、正向、支持的特质；相信也容易看到人们的优点；对于新的意见是开放与弹性的；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特别能从问题中听出优势之处；以及有耐心与择善固执之人。当然，咨询师也可能是在接受SFBT训练的养成过程中，慢慢培养出这些特质与优势的（TreDper，et al，2010）。

2.如何发挥哲学精髓为核心关键

笔者在近二十年来进行SFBT训练与实务的工作中发现，初学者虽然知道“目标、例外、一小步、进展”等是SFBT之核心概念，但仍然存在容易产生误解之处，故希望特别提出这些体会，以期有助于初学者的精进。

2.1基本咨询技巧为重要基础

目标导向、正向导向、改变导向、行动导向的SFBT，对于当事人的欲求与愿望不加评判，反而搭配基本的咨询历程，而提出一系列的问句，带着尊重、欣赏与佩服的态度，扩大当事人的知觉与选择，而提升了当事人的希望感与自我赋能。而为了顺利使SFBT晤谈能达成上述种种的原则与意义，一些基本咨询技巧的运用，仍是必要的润滑剂，并须呼应着SFBT原则的使用，这是重要的基础所在。举例而言，当咨询师仍然会使用复述、摘要，除了回应关键字以表示听到外，也会重复摘述晤谈中出现当事人的优势与例外经验，也会于提问前多次复述当事人描述所欲正向目标的用词。然而，SFBT咨询师虽然会温和地挑战当事人的不一致，但此不一致是着重于当事人认为自己状况不佳但仍能自发做到一些未曾特别注意之处，以凸显优势力量，与问题导向派别挑战当事人的意图有所不同。同理，尊重当事人推论架构的SFBT会意图扩大当事人的知觉，关注到已存在而未被注意的资源，但不会想要“颠覆”当事人的世界观。所以，SFBT不使用所谓强烈面质与解释技术，是为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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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欲学习与熟练SFBT的实务工作者，亦不可轻忽SFBT代表性技巧如何组合使用、如何发挥其基本精神的独特性。是以，实务工作者必须能深入理解SFBT的精神与哲学，才能实际发挥SFBT精髓于一般基本咨询技术及SFBT代表技巧的运作，而真正带来当事人自我赋能、自我协助及自我决定的力量（许维素，2009）。

2.2是solution focused不是solution force

首先，多数初学SFBT的人容易掌握SFBT之例外、优势、资源的观点。虽然“例外架构”是多数人学习SF—BT的入门，但养成看到例外及深入探讨的习惯，就需要咨询师的不断练习。

然而，使用SFBT时，初学者常误以为SFBT不可以谈论任何负向的话题。其实不然，SFBT的咨询师虽不故意引发更多负向的情绪或问题成因的探讨，但是仍会尝试理解问题发生的现况，并接纳理解当事人想说的内容、主题或情绪；在理解接纳的同时，又精确地同步或身后一步引导当事人同时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而扩大其视野。

尤其，不少初学者因为看到当事人的正向力量，会想要强势说服当事人接受这个观点，比当事人更为乐观。例如鼓励伤心气愤的当事人，外遇的先生一定会回头，或应勇敢接受外遇正代表着修缮婚姻的好机会等。殊不知，SFBT咨询师所反映当事人的正向资源，是需要在当事人认同的价值体系中突显之，甚至只是一种世界观的示范，是否接受，则乃由当事人自行决定（Berq&Steiner，2003）。例如肯定伤心气愤先生外遇的当事人，还能记得照顾孩子的需求，而其伤心气愤代表着对先生的在意。若当事人不想接受，咨询师可以多去理解的是他的价值观以及看待人和事物的参照架构为何，包括当事人的标准何在，而更强化了共同理解基础。例如，伤心气愤不是代表对先生的在意，那么最难受之处何在？

切记，SFBT以解决之道为思考、行动为焦点（solution focused），绝对不是强迫当事人以解决导向的正向思考为唯一方向（not solution force）！

2.3当事人的在乎为重要方向

事实上，SFBT“目标架构”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例外架构，甚至更为重要。要了解SFBT不是忽略当事人提出的问题，而是更看重他想要的目标，往往在了解当事人目标的同时，也会得知一定程度的困扰状态：但相对的，知道问题并不代表咨询师一定知道当事人此时此刻在意的目标。而最大的挑战是，初学者难以从当事人一大堆的诉苦语言中找到其所在乎的，也往往会不自觉地替当事人选择了目标，或者用传统分析式的观点来替当事人设定咨询的目标，而忽略当事人口语表达出来的个人所欲目标。同样具有挑战的是，在目标的建构上，对初学者最常见的困难之一是代表性奇迹问句的掌握，包括何时提出奇迹问句，如何不断邀请当事人回到奇迹发生后的景象描绘，以及连结后续相关问句，值得特别钻研与练习。

就当事人口语表达的目标来工作，对当事人就是一种深度信任、尊重与赋能的行为。但是，如何让当事人从问题困扰中厘清其真正的目标却并不容易，这其实是一个精细的“同步与倾听”的历程。甚至可以说，目标的形塑也往往是一个“不断确认”的“变化”历程。例如，于单次晤谈中，当事人于咨询师的引导之下，在看到自己优势的同时，以及逐步厘清自己的愿景、在意之后，其提出的目标常与一开始来谈时所持的方向不同或更为具体。而于两次晤谈中间，当事人的目标也会因为进展的产生而有进一步的修正或产生新的需求。咨询师都需要时时确认当事人是否想要往某一特定方向迈进，例如鼓励当事人多尝试一些有效方法之前，都需要先确认当事人是否愿意以此为目标。

当事人看重的人、事、物以及目标的重要性无所不在。例如，SFBT代表技巧之一的评量问句，虽然简单，但要能依据当事人的推论架构、谈论的经验与主题，与其目标相关又不过度使用，在并入当事人于两个极端尺度的语言用字，而设计合适的、易懂的向度，特别是十分的向度是当事人在意的发展方向。此外，任何的例外的发现，以与目标有关者优先，任何优势的运作，常是紧扣目标厘清与达成的轴线的，才会对当事人有意义，而此也常是被遗忘的重点。

2.4进展的探讨是长远改变的重要关键

虽然“例外”的部分是很容易被初学者优先接受的观点，但是多数人很容易忽略于每次后续晤谈中花相当的时间探讨“进展”这个正向的、类似例外的重点。

其实，若SFBT少了强调进展探讨的部分，就可能真的会符合有人认为SFBT是治标不治本的误解。强调了进展，才会有“滚雪球效应”的发生，当事人也才能掌握如何改变以及如何维持改变，而更增加自我掌控的力量。

试想，当一人能够维持自己的改变并成为一个习惯，此改变就会是长远的、深入的。而如何催化当事人的发展，如何以改变滚动改变，即是咨询师的责任。当然，于后续晤谈中愿意多花时间探讨进展，也常会严重考验到咨询师对于SFBT哲学的信任与认同。

2.5为全然接纳与尝试转化情绪

初学者常常认为SFBT不重视情绪。其实不然！SFBT只是与一些派别对于情绪的定义与协助方式不同，而非不看重。

莫忘了，SFBT对情绪的看法乃含纳在“知觉”这个概念中，是以“整体的一个人”而非单独的层面来看当事人。于SFBT咨询中，当事人的负向情绪是被理解和接纳的，是被赋予意义与价值的，是有其道理的，且可反应出当事人所在乎与拥有力量之处。此乃另一种“深层共情”的可贵同理能力。

由于秉持正向目标的概念，SFBT是在支持、同步于当事人此时的状态及想法的方向下，更看重运用行动解决困扰而化解负面情绪，进而创造出当事人的正向情绪，而正向情绪的建构是SFBT更为看重之处。当然，SFBT对于情绪有“同时性”的概念，例如，人有时会为特定事件伤心，有时则不会，而承受伤心正反应着一种韧力。有兴趣者可多涉猎“社会建构论”各理论对情绪的观点及SF—BT对知觉的种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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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合作咨询关系为重要而非唯一的条件

在咨询关系的部分，对SFBT来说，乃以“合作平等”的关系来看待之，以赋能当事人；而不同于一些学派认为要与当事人建立长期紧密的关系或维持上下的位阶。近来，SFBT代表人物研究了SFBT大师的咨询历程，而强调咨询师与当事人之间能否建立“理解基础”，是相当重要的。而此核心概念与咨询关系是很类似，所以SFBT的运作仍需要在当事人与咨询师的互动与理解下发挥效能。

“理解基础”是SFBT晤谈十分重要的根基，也常常是许多学习与应用SFBT的咨询师非常容易忽略与产生误解之处。尤其，“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理解基础”，说起来简单，但要能进入当事人的整个主观世界与参照架构，并以整体理解、深度接纳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过度解释或用自己的架构来整理当事人所言内容，对很多初学SFBT的咨询师，特别是习惯于问题焦点导向者，是相当不容易做到的。

2.7信任生命可能性的代表性介入

SFBT问句能催化当事人赋能自己。咨询师如何贴近当事人所言，设计以引发当事人回答就能自我赋能的问句，是很不容易的心念。当然，这过程即包括了如何捕捉当事人关键用字立刻并入问句，如何贴近接纳地反应对当事人的理解，如何保持不预设立场的未知之姿及身后一步引导等姿态，让当事人能够窥得生命可能性的方向，都需要多年对SFBT理念的理解与认同以及不断练习后，才能初步掌握的。

暂停与回馈，也成为SFBT的代表架构之一。在晤谈的过程中除了要倾听与回应当事人外，还要以目标、例外、一小步、进展的观点，透过赞美、桥梁、建议等方式，后设地汇整当事人目前的状况及所言的内容，并启动当事人愿意尝试的动力与方向。亦即，如何选择与设计合适的回馈，乃反应了咨询师能否掌握一次晤谈的整体流程与重点内容，是否能以当事人的知觉与语言来汇整对当事人的理解，并发挥SFBT哲学，而此，常是初学SFBT者不容易完成之处。

其实，SFBT深受策略学派以及催眠学派的影响，其代表性技巧的暗示性（如奇迹问句）以及回馈的多元变化式（丢铜板的预测活动或佯装行动），处处可见此两学派的影响。这些都是学习SFBT者可以不断精进之处。其实，要能使用这些SFBT的技巧是需要深入信任并尊敬当事人为其生命的专家的。对笔者来说，学习SFBT最难之处，除了技巧使用的精确性外，就是那份尊重理解当事人之高度谦虚、广度信任与深度理解，以及对生命可能性的坚持相信：此，往往令笔者深深感动，而使笔者持续留在SFBT学习之路上。

3.极简境界的追求

简单，不等于容易。简单，并不等于简化。入门SFBT常有容易之感，精熟SFBT却是相当困难的。尤其，咨询师更不易于掌握SFBT的“极简”哲学：如何在“困难的情境中，保持简单的想法”，并能于晤谈中避免于病理诊断与解释内在机转的思维，而保持一颗简单的心。

SFBT创始人Insoo分享SFBT之所以知易行难，是因为咨询师难以保持一颗“极简”心向（mind-set），所以在咨询工作中发现“保持简单”是最重要但却不容易的原则。例如，对于不断冒出问题的青少年，可能就是“看到他们的好以及不放弃他们”这一个原则极具关键性，但是要长时间持续做到，则是很不容易的事。

SFBT是一个透过晤谈，帮助当事人能够使生活保持单纯，而化解因语言所造成混淆与问题。而此乃是相当实际的一种专业追求，也有别于其他领域对分类或解释的追求（McKergow&Hoffman，2009）。亦即，SFBT的原则都很简单易懂，但如很多的生命哲学，是不容易做到，但是，当咨询师面临困难而复杂的情境时，回到简单的思维，是一个需要自我锻炼的习惯。

SFBT代表人物Korman曾于督导中对笔者说：“最棒的SFBT咨询师，是在当事人走出晤谈室时，忘了他的咨询师是谁，只记得自己的目标、例外与行动。”这种不居功的姿态，真令人动容。学习SFBT对笔者来说，仿若是一辈子的功课，除了“知易行难”的体会之外，SFBT更像是一种令笔者不断体验与蜕变的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