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判

民事审判（共12篇）

民事审判 篇1

摘要：加强民事案件审判管理, 合理的配置审判权, 是解决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重要途径;加强民事案件审判管理, 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的客观需要;加强民事案件审判管理, 是完善审判工作机制, 推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民事诉讼制度,审判机制,多元化,司法需求

如何建立符合民事案件自身特性、符合民事案件审判工作规律、符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的民事案件审判体制, 是我国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合理的配置审判职权, 在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当前的民事审判体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 四级法院的审判职能都差不多, 都审理事实问题, 也都审理法律问题。就最高法院来说, 在其他国家, 最高法院都是制定司法政策、解决疑难重大法律问题的法院, 而我们的最高法院审理的大量案件还是审理事实问题, 法律含量非常之低。

第二, 由于我们的体制设计不合理, 法律问题没有一个正当的程序上诉到最高法院。于是, 在实践中明明遇到了新的法律问题, 明明知道是不准确的, 仍然硬着头皮来判[1]。其结果就是大量的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而且这个法律问题直到某个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形成明确的裁判意见以后, 才最终解决。这个时候同案不同判的案子已经大量出现, 要纠正则要花费大量的成本, 包括物质成本、人力成本,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司法权威受损害所付出的成本。

第三, 由于审判权的配置不合理, 案件不断增多, 大量案件通过申诉和申请再审汇集到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 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形成了案多人少的局面。案件一多, 人又少, 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判任务, 结果导致有些审判的质量下滑[2]。

第四, 设置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当事人, 但是如果要上诉就必须到中级法院去, 中级法院一般设置在城市。本来给了就进诉讼的便利, 在上诉到中级法院的过程中就被抵消了。

第五, 审判流程管理初见成效, 审判质量管理效果尚不明显。经过十多年的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 以案件流程管理为重要内容的审判管理体系已为全国大部分法院所采用。案件流程管理的显著优点是直观、简便, 在案件审限管理、结案率的管理上成效显著。但是, 作为审判管理的重要内容, 审判质量管理显然不如案件流程管理那样直观。实际上, 对案件质量好坏的评价, 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除了错别字、文书格式错误等一些低级错误以外, 尚难提出完整、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管理中对案件质量管理的力度还不够, 科学、完善的案件质量管理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第六, 审判管理中设定的评价指标还不够科学。从全国来看, 权威、统一、科学的审判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在探索和经验积累阶段, 各地做法各异。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 很难以完全统一客观的指标来对审判工作进行评价。数字管理的目标有可能被异化。量化考评无疑是评价工作业绩最客观也是最直观的方式。但过分强调量化考评的排名, 则可能催生对真正的管理制度的扭曲, 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注意和避免的。

二、对民事审判权的优化配置

第一, 要建构多元化的审级制度我们国家现在除了个别非诉讼程序, 统一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其他国家的审级制度是很复杂的, 有的是一审终审, 有的是二审终审, 有的是三审终审, 有的是复核程序, 有的是抗告程序。抗告是指有些案件没有上诉途径, 它没有上诉那么正规, 没有复议那么简单, 是介于上诉和复议之间的一样类型。可以说, 这样的救济程序是丰富多彩的、是多样化的、是类型化的。而类型化的好处就是不同案件不同处理, 能够节省审判资源的尽可能节省审判资源, 必须给一个充分的程序保障的给一个充分的程序保障[3]。只有这样分类处理、类型化处理, 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救济制度。

第二, 基层法院可以作为上诉和复核法院审理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现在是规定要到中级法院才可以上诉。现在人民法庭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已经占到全国民商事案件的50%左右, 基本上占了一半。如果说, 由基层法院来受理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上诉的话, 就可以大大减轻上级法院的压力[4]。解决这个问题还牵涉到组织法的问题。按组织法规定, 上诉审判权必须由上级法院来行使。由基层基层法院来受理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上诉会遇到一点障碍。本来根据后法由于前法, 是可以解决的, 但有人认为组织法的层级应该比民事诉讼法高一点, 所以, 利用后法由于前法的规则就很难解决问题了。我们还可以考虑复核程序, 因为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简单案件, 适用的大多数也是简易程序, 在基层法院采取一个复核程序, 可以解决相应问题。我认为审级和法院的级别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我们看海外的法院, 比如我们澳门的法院, 他们曾经一个法院装了三个审级, 第一审判庭第一审, 第二审判庭第二审, 第一第二审判庭抽出几个人来组成第三审, 三审终审在一个法院完成。我们古代也有这样的制度, 一方面搞审理, 一方面搞复核。所以在理论上我们认为是没有障碍的。这是第二个思路。第三个思路, 我们现在把大量的案件压在基层, 上级法院就可以腾出手来, 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如何上达上级法院呢这就要建立越级上诉制度。我们在海外听到说, 当事人上诉要经过原审法院的批准和同意, 当时不理解, 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其实这是个越级上诉制度。凡是要越级上诉的必须经过原审法院同意, 其他的上诉则要逐级上诉。是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是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问题, 是不是一个还没有统一意见的法律问题, 基层法院是可以判断清楚的。一个新的法律问题出现后,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制度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院也可以设置一个审查程序, 如果认为不是一个新的法律问题, 就可以退回给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进行审理[5]。所以, 建立这样的一个四级法院的格局、职能就回归到它们本来应当具有的状态。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主要解决法律问题, 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重点解决事实问题, 这样可以把问题解决清楚。

第三, 能否适当限制事实问题在我国的审级。这个问题比较困难, 国外的一审法院解决事实问题, 二审和三审解决法律问题, 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的。比如英美法系实行陪审团制, 陪审团作出结论后, 第二审法院不是想不想审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权力改变陪审团决定的问题, 所以二审法院无权审理事实问题。后来有些变化, 把我们认为的一些事实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 也允许一定的救济, 但是这个口子开得不大。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下, 能不能考虑进行适当的限制比如最高法院能不能不解决事实问题其实到最高院解决事实问题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最高法院距发案地越远越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最高法院的优势就是判断法律问题, 并没有审理事实问题的优势。对于审理事实问题, 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甚至是一个法庭的法官比一个最高院的法官对某件事实所拥有的直觉更为可靠。因为他更熟悉当地的习俗和人文风情, 他的直觉可能会更为准确[6]。因此, 我觉得不要让最高法院做一些力所不怠和没有优势的事情。

第四, 在审判之前, 要适当扩大独任审判的范围。我们国家有一部分案件是独任审判的, 但是, 现在看来, 组成合议庭来判案的仍然占比例过大。从当前的实际经验来看, 合议制在基层法院事实上是流于形式。一方面案件的压力太大, 每个法官每年结案的任务很重, 因此陪审时心不在焉。虽然坐在审判台上, 他在考虑自己的任务怎么完成。所以往往是叫他阅卷, 他没有时间阅卷, 叫他在审判台上去听, 很难集中精力听。结果, 我们的和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主义了[7]。因此反而带来了责任不清责任不明的问题。

三、完善民事审判制度的意义

综上所述, 从对民事审判权重新规划的四个方面进行调整, 形成分工明确同时运行顺畅的审判体制, 我国的民事诉讼审判格局将会大为改观。因此, 加强民事案件审判管理, 是解决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的客观需要、是完善审判工作机制, 推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样我们整个诉讼机能才能真正活起来,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中国诉讼法学精粹[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3]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田平安.民事诉讼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5]江伟, 邵明, 陈刚.民事诉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6]绍明.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C].北京:法学杂志, 2000年第二期.

[7]章武生.民事司法现代化的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民事审判 篇2

审判规则

[庭前准备]

书：请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入庭。

书：核对到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身份（核对当事人、非律师代理人身份证；律师担任代理人的,核对其律师证，查验其律师事务所函）。

书：请肃静，现在宣布法庭纪律（见附件）。

书：全体起立，请审判员入庭。

书：报告审判员，原告XX，原告代理人XX，被告XX，被告代理人XX到庭。原告（被告）提供的证人XX，鉴定人XX庭外候传。庭前准备工作就绪，请开庭。

[开庭审理]

审：现在核对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基本情况（当事人为公民个人的，核实其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现住址、工作单位、籍贯；当事人是公司的，核实其工商登记情况,现营业地址，法定代表人、审查诉讼代理人身份，对违法代理行为作出处理；明确各代理人代理权限）。审：原告对被告出庭人员有无异议？

原：——————————

审：被告对原告出庭人员有无异议？

被：--------------------

审：经审查，原、被告出庭人员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与本案庭审活动。

XX市XX区人民法院现在公开（不公开）开庭审理原告XXX诉被告XXX XX纠纷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案由审判员XXX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书记员XXX担任本案记录。

有关当事人诉讼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庭前已以书面形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原、被告对诉讼权利、义务是否清楚？（书面告知见本院诉讼须知）

原：——————

被：——————

（当事人不清楚的，应予以宣告；代理人为律师的，可不予宣告）

审：原告是否申请回避？

原：————————

审：被告是否申请回避？

被：————————

[法庭调查]

可分为四个阶段：

1．诉辩阶段：因诉状已向各当事人送达，诉状内容不再当庭陈述；答辩状庭前已送达各当事人的，答辩意见不再当庭陈述；没有书面答辩状或因未在答辩期内提交而没有送达的，由答辩人简要陈述答辩意见；被告提出反诉的，征得原告同意后由原告当庭答辩。

法官听取双方意见后进行第一次焦点总结：总结围绕案件事实进行，首先总结出双方认可的事实，以提纲挈领，避免重复调查无须质证的内容。其次，总结双方争议的事实，按1、2、3、顺序逐一列出。焦点总结不宜过多，可用大的焦点涵盖几个小的争议点。暂时不总结双方法律关系方面的争议点。

诉辩阶段结束，双方对全部事实均无争议的，法律关系明确的，可直接进入法庭调解阶段；对事实无争议，但法律关系不明确，可能产生争议的，无须质证，直接进入辩论阶段；双方对事实有争议，进入质证程序。

审：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鉴于诉状（答辩状）已依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XX被告的答辩意见）不再当庭陈述。

原告对诉讼请求、事实、理由有无变更或补充？

原：————————

审：被告对答辩意见有无变更或补充？

被：————————

（审：被告简要陈述你的答辩意见？

审：第三人简要陈述你的意见？

审：被告的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庭决定与本案合并审理。原告简要陈述你的答辩意见？）

审：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庭认为以下事实是双方认可的事实：1、2、3、本庭予以确认，本庭确认的事实，无须质证和辩论。双方争议焦点有1、2、3、4、————。原告，对本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有无异议？

原：————————

审：被告对本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有无异议？

被：——————————

（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庭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事实无争议，本庭予以确认。本庭确认的事实，无须质证。双方法律关系方面的争议焦点有1、2、3、。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双方围绕本庭归纳的焦点发表对本案性质、法律关系、法律适用、责任承担等方面的意见。）

（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庭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责任分明，无须质证和辩论。原、被告是否同意由本庭主持调解？）

2．质证阶段：法官指导当事人围绕法庭总结的焦点，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出发进行举证、质证、辩论。法庭已确认的事实，当事人不再举证，法庭也不认证。

审：现在由原、被告双方举证、质证。举证应围绕本庭归纳的焦点进行，按1、2、3、的顺序一一列举，并简要说明每一证据来源及其证明的事实。对对方出示的证据有权质证，发表承认或否认的意见，否认对方证据应简要说明理由，并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所有证据应在质证阶段出示，否则本庭不予认证。

审：由原告出示证据？

原：证据一，————————，证明————————

证据二，——————，证明————————

审：将原告出示的证据交由被告质证？

被：————————

审：被告出示证据？

被：——————

审：将被告出示的证据交由原告质证？

原：——————————

审：本庭依职权调查的证据有：1、2、3、——————，现出示给原、被告双方，原告对本庭调查的证据有何意见？

原：——————————

审：被告对本庭调查的证据有何意见？

被：——————————

3．问答阶段：法官针对当事人未提供证据证实，但又必须查清的事实，询问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也可针对此类事实互相发问。法官提问应简单明了，避免包揽调查。当事人发问应具有针对性，避免对已经质证的事实重复调查。

审：——————————？

原：——————————

被：————————

4．认证、总结阶段：法官对能够当庭认证的证据作出认定，不能当庭认证须庭后调查的，可宣布休庭；基于证据的认定，对全案的事实作出基本认定，双方对事实和法律关系无争议的，可直接进入调解阶段；有争议的，总结双方对案件的性质、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责任的承担等方面的争议点，指导当事人围绕焦点进行辩论。

审：经过法庭质证，本庭对以下证据予以认定：原告出示的证据

一、证据四、、、、、被告出示的证据

一、证据三、、、、、、。经过法庭调查，本庭对以下事实给予认定：———————

基于事实的认定，本庭认为双方在法律关系方面的争议的焦点有1、2、3、————————（审：经过法庭调查，本庭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鉴于双方对本案事实、法律关系、责任承担已无争议，无须进行法庭辩论，原、被告是否同意由本庭主持调解？）（审：由于本案还需进一步补充证据，本庭决定另择期日继续审理。现在休庭。）

[法庭辩论]

审：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双方围绕本庭归纳的焦点发表对本案性质、法律关系、法律适用、责任承担等方面的意见。

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原：——————————

审：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被：————————

审：原、被告是否有新的辩论意见？

原：——————————

被：——————————

[法庭调解]

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8条之规定，由本庭主持调解。

原告是否同意调解？

原：——————————

审：被告是否同意调解？

被：——————————

审：原告提出你的调解方案？

原：——————————

（略）

审：在法庭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1、2、3、————————本庭认为，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自觉履行。

现在闭庭。

书：全体起立，请法官退庭。

[裁判]

〈当庭宣判〉

审：因原告（被告）代理人无调解权限，本庭不主持调解。（由于原、被告不同意调解或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调解未成）。

现在对原告XXX诉被告XXXXX纠纷一案进行宣判。

原告认为————，请求——————，被告认为——————，请求——————。

本庭认为，本案事实是——————————————。基于以上事实，本庭认为（法律关系、责任承担）。依据《——————》、《——————》之规定，判决如下：（书：请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起立）

1、————————

2、————————

原告发表对本庭判决的意见？

原：————————————

审：被告发表对本庭判决的意见？

被：——————————————

当庭宣判案件，宣判后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在庭审笔录上签名，拒绝签名的，不影响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宣判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庭后于 X月X 日到 领取民事判决书。现在闭庭。书：全体起立，请法官退庭。

定期宣判〉

审：由于本庭对本案事实和法律关系还需进一步确认，本案待后宣判。

现在休庭

民事公开审判问题与对策 篇3

摘 要 我国民事公开审判制度存在种种弊端,如定位错误、功效欠缺、公开不力等,未来立法中应赋予当事人公开审判的选择权;公开审理时允许公众旁听;限制新闻媒体对公开审判案件的报道;加强对诉讼当事人公开的力度。

关键词 公开审判 弊端 反思

一、对我国民事公开审判制度的考察反思

(一)我国民事公开审判制度的性质和定位错误

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第120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可以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由此可见,公开审判在我国是作为一种国家机关活动的基本准则,是法院行使权力的表现,在我国公开审判是被定位为“权力”,也就是说立法赋予法院权力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公开的审判。

公开审判之所以被认可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可以防止法官对案件进行暗箱操作,保障裁判公正;第二、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重要措施;第三、可以有效树立司法权威;第四、可以满足公民知情权。可以看出,对于民事诉讼而言公开审判的目的不管是形式还是实质最终都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的权力和政治国际公约》都表明公开审判的性质应该定性为“权利”而非“权力”,我国的立法将之定位为“权力”是有失偏颇的。

(二)民事公开审判过程中向社会公开弊端重重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公开审判是指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向公众、社会公开。具体包括:人民法院应在开庭审理前3天公告当事人的姓名、案由、开庭的时间的地点;开庭审理时,除法律规定的外,允许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体报道,对所有的案件公开审判。

向大众和社会公开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新闻媒体的报道,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舆论监督的效果,但不可否认,新闻媒体对庭审活动有负面影响,因此世界各国对此都作了一些限制。我国民诉法101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污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可见我国在诉讼法中并没直接限制新闻媒体的介入,新闻媒体只是潜在的可能扰乱法庭秩序的一种情形。

在实践中,一些律师和当事人借助媒体的力量影响法庭庭审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借助媒体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成为许多当事人和律师诉讼的主要方式,这种不信任法律的情况是法律的悲哀,法院在遇到一些典型案件时也会公开审理欢迎新闻媒体旁听报道。尽管舆论的监督作用明显,但负面影响也不小,如有专家认为我国綦江虹桥垮塌案便是广泛的报道及直播形成的社会压力对庭审影响的典型。以公开审判为手段进行法制教育和宣传,是我国司法界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法官为保证庭审质量,往往在开庭前充分调查核实证据,把案件“搞清楚”,甚至与当事人事先协商好陈述的内容,这样在直播室法官才能显得对案件胸有成竹,对证据的审核、质证匆匆而过,这样的公开审判已成为一种做秀。

(三)民事公开审判程序中对当事人的公开并不到位

对诉讼当事人的公开是民事诉讼公开审判的实质意义上的公开,我国民诉法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对于审前准备程序公开的制度不够重视

审前准备程序应该包括从案件受理到正式开庭这段时间的诉讼活动,具体说来,审前准备程序的公开应包括公开案件的受理过程、依据,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理由,法定期内及时送达诉讼文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公开,全面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程序、内容公开,法官和当事人的接触等等。

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108条到119条中,仅规定了诉讼的送达,权利义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等,而对于案件受理过程、依据的公开,不受理或驳回起诉理由的公开并未作明确的规定,关于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程序内容的公开根本就没有规定。此外,还得注意民诉法也没有规定法官与当事人在审前的单方接触公开,事实上以上这些情形对于当事人来说意义重大。

正是由于对审前准备程序的公开不够重视,实践中审前准备程序中的“黑暗”也就在所难免。受理的过程、依据可能对于被诉方而言并不得而知,对于驳回起诉不予受理的一些理由依据的不公开也难使起诉方信服,法官调查取证的不公开也将导致当事人对此缺乏了解;法官与当事人接触的不公开是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审理阶段中存在的问题

审理阶段的公开指从案件开始审理到庭审结束整个过程的公开,主要包括举证、质证、认证、辩论以及审判权的公开,对于证据的确认以及辩论公开方面在法律上基本都无异议,但在审判权的公开上存在一些问题,这里的审判权公开指庭审的审判权最终由审判庭行使还是最后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3.诉讼资料的公开中存在的问题

诉讼资料包括民事诉讼规范、案件卷宗及裁判文书等,民事诉讼规范的公开之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还包括最高法院的各种批复、意见、指示、通知、经验总结、惯例,这些有学者称之为“隐形法”,这些资料的公开表现在只有法院内部人或专业法律职业者才能知晓,当事人只有通过寻找法律帮助的方式得知。“隐形法”对法官的庭审有一定影响作用,这部分资料的公开力度不够势必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案件卷宗的公开是指当事人及律师可以在法院查阅卷宗资料。法院的案件卷宗有“正卷”“副卷”两套卷宗的做法,当事人及律师只能查阅的是正卷,副卷却由法院内部控制,外人无权查阅,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些影响案件判决结果的因素——合议庭成員以及审判委员会中的不同意见,上级法院以及某些有权者的就案件处理结果所做的‘指示’等等——恰恰只有副卷之中方有记录。于是副卷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暗箱’”。由此可见,案件卷宗的两套做法实际上是违背公开审判的宗旨的。

二、健全和完善我国民事公开审判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重新认识公开审判的性质,赋予当事人公开审判的选择权

公开审判是权利而非权力已在世界各国达成共识,我国也是《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的签约国,既然如此,我国在立法上也应表现出来,在法律上明确公开审判是一种权利,改变立法上将其定位为权力的现状,并且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也就是说使当事人可以选择是否开庭审理。

确定公开审判以权利的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有以下好处:一、符合国际潮流,使国内立法与国际公约相一致;二、对于改变我国司法界传统的“权力”观,明确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有促进作用;三、民事诉争是私权的诉争,它与公权不同,国家对其监控较少才反映其私权的特点;四、符合人们传统的不愿诉讼的心理。

(二)完善现有的审判向社会和公众公开的途径

1.在当事人选择公开审理时允许公众旁听,了解案件审理过程。至于诉讼外主体因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如何监督庭审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因不享有诉讼权利而难以启动纠错程序的监督难以达到监督的目的,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笔者认为公开审判向公众和社会公开的意义在于公众和社会有机会了解旁听审理过程,这种机会本身便是形式意义上的,是对法官审理的监督。事实上,诉讼外主体大部分对庭审并不关心,他们也许只是去看看如何庭审,实体意义与他们无关。然而就是这样,对公众公开的意义也就达到了。如果对案件的审理有意见,通过诉讼外渠道进行也就足够了。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相关司法解释或法院审判规则中写入旁听人员的监督权利,尤其是向法院专设机构的反映,并使反映能得到法院的回应,这样才能较好的落实诉讼外主体的监督权。

2.限制新闻媒体对公开审判案件的报道

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积极作用是毫无疑问的。新闻媒体代表着广泛的公众。媒体对审判公开的报道,可能因其对案情的掌握,对问题的合理分析以及对民意的反映而促进司法公正,但也可能因妄评错议而破坏司法威信,损害司法审判过程的公正。笔者认为,针对人们的一些错误认识,我们应效仿其他國家在法律中直接限制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克服其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第一、新闻媒体未经法院许可不能在公开审判时进行摄像、拍摄、录音,只能以一般旁听者身份旁听;第二、未经法院许可不许直播庭审;第三、新闻媒体在报道案情过程中,应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在案件为审理终结,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不得对案件发表任何倾向性意见,不得随意褒贬和评价,否则将对其进行处罚。

(三)加强对诉讼当事人公开的力度

如果说公开审判对公众和社会公开是形式意义上的,那么对当事人的公开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公开,是当事人能看到自己诉争的完整过程,确信不存在“暗箱”的关键。

1.增强审前准备程序的公开透明度

审前准备程序是当事人开始民事诉讼的第一步,尽管这一阶段由法院主持进行当事人直接参与的活动并不多,但作为民事诉讼整个过程中的开始,当事人应该能够对其比较了解。这个阶段的公开对当事人的意义就在于:一、了解案件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原因和过程;二、知晓在此阶段自己所拥有的诉讼权利;三、了解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的程序和内容;四、了解法官与对方当事人接触情况。

2.加强法官独立性,逐渐削弱审委会的职能直至取消

长期以来,我国所强调的审判独立仅指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权力的压力和干预,而对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独立却较少论及,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使审判权不明,而且影响当事人对决议过程的知晓,现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学界关于此的文章也有不少论述。但审委会在目前情况下还有一定积极作用不可能迅速消失,因此,可以采取逐渐削弱其作用的方式直至完全取消,可以改变审委会审议方式。如果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审议,需通知民事诉讼当事人和律师参加,改变单纯由主审法官汇报的做法,这样,不仅使审判权得到明确化,也可增加此过程的透明度,至于评议时,则可参照合议庭评议的方式秘密进行。

3.加强对诉讼资料的公开度

首先,加强对“隐形法”的公开,所谓“隐形法”因为多是最高院的批复、意见、指示、通知、总结经验等,一般以各种文件形式在法院系统内出现,这种形式的确除了法律职业者可能或多或少知晓外,一般当事人很难知晓。尽管对审判有一定影响,但鉴于他们的内部文件性质,笔者认为将他们做到像普通法律一样的公开程度并不可取,可取的方式是效仿德国赋予法官释明权,由法官在庭审前将可能会涉及案件审理的有关内部文件告知当事人。如此一来,既增加了透明度也能使当事人无论胜诉还是败诉都有理可依。

第二,加强对案件卷宗的管理。针对法院内案件卷宗正副卷内容不一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取消这种做法,使副卷与正卷内容相同,使律师和当事人既可查阅正卷也可查阅副卷,这样可以起到避免副卷暗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陈刚.比较民事诉讼法.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

[3]黄双全.民事诉讼法比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理论重构 篇4

一、问题的界定

(一)既有规范及研究成果的梳理

民诉主管制度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国家色彩,是从制度设计者的角度传达行政管理的制度趣旨,[1]而舍弃从制度利用者的诉权保障角度来设置规范,我国主管制度等同于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因此讨论起诉条件之一的主管范围即可以民事审判权为视角分析。

从诉权角度规范法院案件受理的范围必定很宽,而且作为宪法层面基本权利问题往往规定在宪法或者法院组织法中。我国现行民诉法中的主管概念并非以单独的概念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民事诉讼法律条文中。按照我国传统“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民事诉讼法》没有详尽列明法院主管的范围,而是在第三条规定1中对法院可受理案件的类别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对该条规定的具体内容在理论上存在较大的纷争,有学者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主管制度的科学性深表赞同,认为该规定大大扩展了法院民事诉讼主管范围,从而有助于当事人诉权的更好保护和实现,并且在现行法规定等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细化了我国法院主管的民事案件类型,主要涉及民法调整的财产人身关系、婚姻家庭关系、商事关系、经济关系、劳动关系以及其他非诉案件和选民资格案件。[2]对于后者,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部分学者认为法院不应当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在这种案件中所调节的关系并非民事法律关系,而是选民选举资格和正常的选举秩序。[3]

(二)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于诉权的性质颇有争议, 存在私法诉权理论、抽象诉权理论以及具体诉权理论的分歧。但从理论发展的脉络以及国际上认可的趋势考察, 诉权是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司法利用,是当事人获得救济的第一层次,应当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 诉权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公约中以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者裁判请求权的方式予以提出,因此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第一制度性人权,[4]诉权并非法律所赋予, 应当是产生于特定纠纷并为当事人所提出。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诉权的保障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使有学者通过宪法解释学对申诉权和控告权加以扩大解释,从中引申出裁判请求权的内涵[5]也未免过于牵强,因此法院在立案与否的判断时往往忽略诉权的考量。 从立法层面考察,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受案范围不足以涵盖对各类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诸多具有诉的利益案件被拒之法院门外。 依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以及财产关系的纠纷予以受理。 由此可见,民诉法对主管范围的规定实际上限制了民事权利受到保护的种类。从权利保护种类分析,随着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福利国家的出现, 为了调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国家一方面限制了在经济上利益既得者的扩张,另一方面则发展了许多原本私法体系无法提供的社会权利,包括生存权、受教育权、劳动权以及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受特殊保护的权利。②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拥有的基本权利长期处于不受保护的状态。 例如早在1954 年 《宪法 》 中即有规定的受教育权, 而直到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才出台了 《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因此使涉及受教育权受到侵犯的当事人的诉权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 宪法效力的至高位上、权威的无可替代却陷入实体权利不可救济的尴尬,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法院受案范围,重新反思诉权在我国立法的具体规定。[6]

从司法层面考察, 笔者检索将近15 个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法院受案范围的司法解释,③涉及行政管理纠纷、证券民商事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纠纷等,该类司法解释中对于诸类案件提出“暂缓受理”、“暂不立案”等做法并为下级法院所遵从,但笔者不得其解,可否作如此矛盾的解读:暂不受理但保留诉权。 从这些司法解释可以窥视司法机关对诉权保护的态度,不仅传达出法院在从事审判工作时“法院本位”倾向,而且反映出依照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对诉权的规定将导致司法不统一且当事人的诉权会受到严重侵害。 从以上司法解释不难看出,法院主管范围的立法规定依旧模糊不清,当事人诉权保障严重缺失。 (1)审判权作用范围标准模糊, 法院对受案主管事项享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例如,对于受理证券类民事赔偿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 年1 月则下达通知认为予以受理而在此前, 即2001 年9 月最高法认为证券类民事赔偿纠纷尚不具备受案资格。 (2)对单位内部民事纠纷案件,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1987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企业内部合同案件纠纷作出了回复,认为该类案件不应当由人民法院进行受理和审查。 (3)对于新形势下的新类型案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座谈会纪要以及有关领导讲话,法院可推断一般不予受理,而拒绝受理的理由多无明文规定。 (4)其他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 主要影响因素是行政调解优先观念、执行难、审期限制等诸多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境的干预。

通过以上从立法、司法层面的检讨,笔者发现现行立法框架下存在诉权保护的权利种类不周延法院对诉权的认识不统一等问题。 因此,针对审判权的界限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审判权在三权分立中的关系如何? 涉及多项审判权交叉行使的关系如何处理和保障? 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界限与保障当事人诉权如何协调?

二、宏观层次的理论构建

笔者认为,对我国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研究不能仅仅通过立法规定、司法解释、地方规范性文件的文本分析和历史沿革分析泛泛而谈。 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构建应当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应从诉权本体出发,而且应当进一步考察协调民事审判权与其他权力、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宏观理论的构建方面应该主要围绕理念、 制度建构方面展开,试图从本质上改变审判权作用范围尴尬的司法现状,进一步规范裁判请求权。 在具体的论述上,笔者从审判权作用的客体、裁判请求权以及审判权作用范围标准三个角度分析宏观框架。

(一)宽容对待审判权作用客体

纠纷观是民事诉讼原理性话题,对于制度构建、民诉体系的建立产生根本性作用,这也是法律文化对一个国家制度构建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诉讼和纠纷一直以来有一种排斥的态度,特别对被告或者被申请人时而伴着“恶”的社会评价。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以及制度构建现代化的情形下,应当以中立态度看待纠纷。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机制之一,对于社会现实的利益冲突具有协调的功能。[7]受制于我国传统的罪恶纠纷观,国人强调追求和谐稳定的秩序,因而对于纠纷发生、利益冲突总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然而,随着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社会利益冲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诉诸传统的礼制秩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需要将社会纳入一套全新的规则。在纳入这套规则之前,如何接受这套新规则?即如何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在此应当重新考察纠纷的本质。纠纷虽然具有引起社会冲突的功能,但是纠纷对非合理和不正当秩序具有积极的否定功能,也有将不明的事物加以确认、将法律上的权利关系加以明确的功能,同时也意味着对旧规则的挑战。[8]因此,我们应当摒弃或至少改变之前的罪恶纠纷观,确立中立、辩证的纠纷观。

(二)司法理念的合理化

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制度作为决定当事人诉权保障的基础性条件,其构建和完善需要科学的司法理念指导。学界对此颇有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参考大陆法系国家提出的“裁判请求权”作为该制度理念层面的最高指导原理,即保障纠纷当事人获得公正裁判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以“立法权本位主义”作为审判权的作用范围的指导思想,即以公权力的实现为目标来作为法院受案范围、受案条件以及诉讼要件的指导思想。对比两者在制度层面的指导作用,笔者更赞同前者,《世界人权宣言》、英国《自由大宪章》、日本《宪法》等都强调裁判请求权应当作为一项基本的权利。目前,我国历经多次修改的《宪法》尚未将裁判请求权明确列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第33条明确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但是尚未阐述裁判请求权的含义,将其理解为裁判请求权依据未免有些勉强,因此建议将裁判请求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纳入我国宪法。

(三)民事审判权作用的边界

在司法理念层面上学者对民事审判权作用的边界存在不同观念,而在司法实务中对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则存在重大分歧。法院受理案件的具体差距主要体现在各地方颁布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或者内部会议纪录的规定不同。我国法院长期处于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司法现状,民事审判权不仅不能涵盖当事人各类合法权益,而且许多应当被受理的案件也被拒之门外。因此,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既让当事人具有接近正义的机会,又让司法资源不因滥诉而被浪费。大陆法系国家的诉之利益理论恰能确定法院主管范围的边界。在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主审法官往往会进行诉的利益的衡量,以判断是否应当对该案进行民事审判,即是否允许案件进入审理程序。诉的利益不仅是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进行实体审理的基础,也是保障当事人诉权的重要因素。基于诉的利益考虑,在日本、德国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将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进行分离。[9]起诉条件通常包含一些程序性规定,如诉讼费用缴纳、起诉状的提交、送达等事项,当事人的起诉条件满足该类程序性事项即可进入诉讼程序,即诉讼成立。诉讼要件则包含管辖权、当事人适格、诉的利益等实体性审查内容,是在已进行的诉讼程序中作出本案实体判决的基础条件。我国当前民事诉讼法尚未严格区分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并且在最新民诉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立案庭立案的工作并非采用案件登记制或者值班柜台式受理案件,而是进行部分的实体审理工作,这种实体审理前置导致法院受理或者立案的门槛过高,致使当事人的诉权遭到侵害。因此,法院系统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前所进行的“大立案”改革举措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而言反而是一种倒退,立审分立的做法无疑使实体审理向前推移,有违诉讼运行基本规律和诉讼改革国际趋势。很多学者指出应该采用值班柜台式受案,目前最新民诉司法解释对立案登记制的规定基本符合了这点努力,美中不足的是司法解释尚未对审判权作用范围的界限进行划定。

三、微观层次的理论建构

前文论述了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宏观层次的理论建构,可称之为诉权本体层次的论述,但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与行政、刑事审判权以及其他社会管理机制上存在界限交叉部分,厘清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对构建具体制度和界限划定意义重大。

(一)案件的可裁判性

“案件性”的标准或称之为 “法律上的争诉性”在大陆法系国家作为诉讼要件成为法官进行实体审理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作为英美法系代表的美国将“案件或者争议”作为民事主管范围的主要依据。 法院不可能对所有纠纷都进行审理,纠纷必须属于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 而案件性正是将纠纷的整体一分为二,只有具备案件性的纠纷才能作为法院审理的对象。 进入法院审判程序的纠纷必须具备真实性、实质性、争议性,必须通过法院的终极裁判获得救济。 因此,作为“案件性”的纠纷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法院受理的案件必须是具体的、明确的纠纷, 区别于抽象或假定的分歧或争端,更不应当是假象的纠纷;(2)案件必须具备真实性、实质性、争议性,并非纯学术性的或者不具备实际意义的争议;(3)争议问题的性质与法律上规定的要件相契合,并能据此作出实体判决以终局性解决纠纷。 审判权的作用应当具有实效性,因此审判权作用对象必须是实在的、具备可裁性的纠纷。

(二)民事审判权与宪法依据

如前所述,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应当以诉的利益作为界限,由此可知对于宪法所保障的各类民事权益也应当提供保障。 宪法的司法适用与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关系的核心问题即是从审判权的依据为出发点来论述界限问题。 可以尝试推动宪政司法化,并借鉴“对第三者效力理论”。 在司法实践中宪法的适用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据宪法来裁决其他的具体纠纷案件;二是对具体民事案件进行违宪审查。 但要使宪法真正实现司法化,必须建立合理的违宪审查制度,使宪法司法化的真实功能得到发挥,否则只能是停留在相对低层次上的适用。

(三)民事审判权与其他权利的界限

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也应当在与其他权力的对比中获得厘清,否则虽然符合自身的案件受理条件,但无法逾越其他权力的限制。 笔者首先从国家行为的角度去廓清民事审判权的界限,现行《行政诉讼法》、《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对国家行为的态度,主要局限于国防和外交,但从历史沿革或者域外经验考察,国家行为不应仅仅局限于国防外交事务, 更应该在政治层面和司法理念领域进行周延。 从世界各国的作法来看,国家行为的范围应该在司法实践中由法院通过特定判例逐渐形成,既不可能由宪法或者法律进行周延性规定,也不可能由立法者或者司法者通过立法、司法解释进行解释性规定等,对国家行为的审查较为简易。

案件类型的交叉情形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具有一定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案情复杂、涉及法律层次多,而且所涉及的主管问题复杂。 细化不同类型案件对交叉型纠纷中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研究尤为重要, 应当构建合理的权限争议解决机制,其中涉及刑事犯罪诉讼的案件理应由刑事案件审判庭进行受理审查裁决,而涉及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交叉的情形则相对复杂:(1)对于涉及民事和行政双重性质的当事人之间的积极纠纷,由最先受到起诉状的审判庭行使裁判权;(2)对于涉及民事和行政双重性质的当事人之间的消极纠纷,适用我国民事诉讼中移送管辖制度;(3)对于权限争议较大的涉及民事和行政双重性质的案件,应该在立案厅设立争议讨论法庭;(4)对于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的交叉与协调问题,可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如税收问题就涉及行政和民事双重色彩。 民事诉讼中法院可以优先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具体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将会处于证据地位;再者,对于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交叉,在现代“公权私权并重、效率公平兼顾”的司法立法理念之下,应当摒弃当前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国家本位主义,不仅要解决社会纠纷、分配社会利益,更应当注重被害人的独特需求。 因此,立法应当赋予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上的程序选择权,即是否优先提起民事诉讼,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兼顾诉讼的效率,并应当在赔偿范围、诉讼权利救济方面强化对被害人的救济。

(四)民事审判权与社会自律性

从现行法律法规可推知,对于单位团体内部纠纷一般不宜接受司法的管辖,典型案例为公务员对于内部处分行为无法提起诉讼,只能以内部行政复议等手段予以解决。 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不仅有其内在的权限或者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区分,并且应当对民事审判权作用于社会纠纷的程度加以探讨。 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下,目前我国立法对单位或者团体内部纠纷往往不受司法权管辖, 但随着民主、法治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司法审查的范围逐渐扩大,特别权力关系在范围上呈紧缩趋势,涉及限制相对人基本权利时应当有法律依据,并且应当接受司法审查。 在此基础上,日本又发展出一种“部分社会论”, 认为关于拥有自律性法律规范的社会或团体的内部问题的纠纷不属于法院的审查范围从各国立法经验考察,对于社会自律性规范往往会附加几项应当遵守的原则:(1)技术性事项例外原则;(2)穷尽社会团体内部救济原则;(3)仲裁条款排除司法管辖原则。

四、反思中的前行

民事审判作用范围的讨论可以为我国民事案件立案工作提供更多智识上的帮助,是当事人诉权得到保障的重要前提。 但我们必须维持讨论中的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来源于对矛盾的批判,更应进一步反思该何去何从。

(一)诉讼法理论框架下对立案登记制的拷问

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各级审判机关应当实行“立案登记制”,并且新的案件受理制度也被纳入到最新的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中。 该规定对当前立案门槛高、当事人权利诉求无门的现象有直接改观作用,但是否能够从实质上改变诉权保障现状值得深究。 虽然立案登记制使案件更加容易进入法院,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是:当事人是否也更加接近司法? 现行的立案登记制度对起诉条件是否有新的要求或限制? 对于前一疑问,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对诉讼要件的判断实际上已进行实体审理,当事人具有接近司法正义的机会,但我国目前出台的立案登记制尚未对此有所保障,特别是如何、何时审查起诉条件这一环节较之以往只是形式上的改变。 对于后一疑问,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既然采用立案登记制,则对于起诉条件就不可能在立案时予以判断,那么可能是在实体审理前或者实体审理时进行判断,这种不予受理究竟是采用原来的裁定方式还是国外的诉讼判决方式。 对此有学者指出,登记立案制下审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登记前登记要件的审查, 审查诉状是否符合登记要求;二是登记后对案件的管辖、当事人适格、诉之利益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即是否能进入诉讼程序之实体问题审查。[10]

(二)立案登记制下的主管制度

理想的立案登记制应当兼顾当事人和法院的双重利益,即应当体现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同时受案范围受到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限制,本次司法解释所建立的立案登记制是否真做到这种平衡?这应当从两个层次论述:其一,本次出台的民诉法司法解释是否真的做到诉权保障?其二,当事人诉权所指向的救济权得到如何保障?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起诉”和“受理”条件并没有作出严格区分,主要内容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119条[11]和第120条两个条款中。虽然1991年制定民事诉讼法时该条规定的立法定位是形式判断,但是实践中不断显现“逆现象”,将该条起诉条件规定视为实质条件判断,而只将120条规定视为形式要件的判断。笔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的诉权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混淆,导致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的错位以及在程序上的非对称性。在大陆法系国家,对立案受理的程序化规定主要分为三个步骤:先对起诉要件进行形式审查,如符合一般程序性就进入诉讼程序;继而对诉讼要件进行实体审查,即对当事人、管辖、诉之利益等关乎案件是否能进入审判程序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最后对案件的本案判决要件做实体审查并作出终局判决。如今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更是将后两种审查类型合二为一,更加明显地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的不同。法院不能以缺乏管辖权、当事人不适格等实体问题对案件不予受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新的司法解释第208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于符合现行立法中起诉条件的,即符合第119条规定的案件应当登记立案,而当场不能立案的案件也应该先接受起诉材料并予以登记。随后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做了类似规定。虽然这两条规定相比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与江伟先生所倡导的真正意义上的立案登记制相去甚远。[12]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前提还是《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不可避免地对案件起诉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接受案件”并不代表必然“立案”,仍需要一周的实体审查期限,并且“立案”并不受到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的限制,由此可见最高法所做司法解释相对还比较粗糙。

参加民事模拟审判有感 篇5

作为西南科技大学大学法学院09级一名刚学习完《民事诉讼法》的本科生，在西南科技大学大学法学院学习期间，我今天有幸参加了刘秀明老师所授《民事诉讼法》课程的一次模拟审判。即使作为观众没有亲身参与到模拟审判中来，在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模拟审判全过程后，依旧感到回味无穷，意义非凡。

模拟审判在比较庄重严肃的氛围中开始，审理过程之中法庭次序一直都保持的比较好，绝大多数的参加同学都保持了一个法学学子的形象与素质。模拟审判开始，由两位同学扮演的双方当事人以及审判人员等角色都依法律规定的有关规定依次入场就坐在各自的审判坐席位置上。然后书记员宣布法庭纪律，审判人员入庭后，审判长宣布庭审正式开始。在审判长的组织下，整场审判有条不紊的进行。最为精彩的部分当然要数法庭辩论阶段啦。在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紧紧围绕该案的争论焦点展开辩论。他们围绕各自的观点据理力争，现场气氛紧张激烈。其实就案件的事实而言，是非常简单、清楚而明确的：上诉人李云要求被上诉人易东升支付电费、运杂费，向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其起诉依据均为复印件，所以安县人民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云不服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因其起诉的证据不足，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李云的诉讼请求。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审理，审判长宣布对原、被告的观点依法作出了判决。判决书的内容虽然与我在阅卷对案件的认识近乎相同，但也给了我一些疑问和学习的机会。此次模拟审判是符合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要求，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且审判过程端庄严肃，十分逼真，而且参加角色扮演的每位同学的准备也非常充分。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模拟审判活动。

综合来看，我这次参加模拟审判后，共有以下几方面的收获：

一、熟悉我国现行的司法审判程序。在模拟审判前，尽管也认真学习了《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的程序，但总感觉内容很多，知识点有很散，所以记忆起来很不方便。而经过此次模拟审判后，原本连记忆法庭审判程序都很困难的我，不仅将庭审程序牢记于心，而且将各项程序中具体的步骤也熟练掌握，同时还在同学们的精彩演绎下对于某些细节方面，如法言法语的运用要针对具体对象、代理人的措辞运用等微妙细节都从开始时的一无所知进步到现在基本掌握。从这些方面来看，模拟审判的实用性可见一斑——模拟审判充分践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很好的解决了法学教育中理论和实际脱节的现象。

二、审判角色的分配和饰演，让我感受了真实的审判环境。在整场模拟审判中，法官威严公正，代理人以理雄辩，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针锋相对。每个参加者都在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充分把握和对法律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角色较为完美的演绎了出来。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模拟审判不仅使我们通过审判了解具体程序，同时，它还是对我们顺利完成角色转换的一个考验。因为，通过法律的学习不仅仅是要掌握基本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从学生时代就去充分适应法律审判中的若干主体角色，提前进入这种环境，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认识和了解法律。

三、有助于我们扎实掌握若干的典型案例，形成公正解决法律问题的思维。进入模拟法庭的若干案例是经过《民事诉讼法》老师推荐而产生的，这些案件在同类案件中，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和实际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例如，此次审判的“李云诉易东升”就非常典型——它就是发生在绵阳本地的一起普通的民事借款纠纷案件，和现实生活联系的十分紧密，在难度上也和我们目前的水平非常契合。此次模拟审判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它使我们在走进社会后，从事法律职业所经常遇到的案件，可以在校提前的接触并进行，让我们感受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有利于从业后角色的尽快转变。通过自己亲身的审判，然后再对比真实法院对这些案件的审判，从中找出不足和创新，树立自己的信心。法律思维的形成是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积累而形成的，所以这些案件的审判也会帮助我树立公正的思维。

四、提高了我理性、独立思考的能力。个人认为，独立思考能力，是所有法律活动的核心，是参与任何法律工作需要具备的能力，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才能够准确、迅速地认识和把握及其复杂的法律现象。在模拟审判中，为事先对案件有一个大致把握，在阅读卷宗的过程中，就需要集中精力的思索和案件相关的各个问题，站在法官的立场上思索法律的适用问题。此时，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升，并具有了坚持自我法律见解的意识，这对将来我面对的法律工作非常重要。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探析 篇6

关键词：检察院；检察权；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2）02-0073-04

一、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概述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与检察权同步确立并历经变迁的，是检察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检察院对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保障。

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之始，在最初的人民检察机关的组织条例中，对新中国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责做了最早的规定，这就是代表国家和公益，参与民事和行政诉讼。

在经历了破坏与重建后，现行的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在内容上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权力来源、理论基础依然一脉相承。检察机关在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中一直处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是独立的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平行的政权序列，占有十分重要的宪法地位。检察院是1982年宪法授权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979年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2007年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并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在20余年的检察院法律监督实践与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法检两家各自对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问题都出台过多个意见、批复，至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可以说是法检两家作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正视多年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的有益的协商与探索。

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以及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属于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法制统一与正确实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于对检察院制度本身的质疑以及对于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担忧，曾出现对于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存废在理论层面的广泛争论。至今，经过长期的制度运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的实际效果部分打消了主张废除者的疑虑，对该制度的价值的正面评价逐渐增加，学界以及实务界也越来越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理念采取统一步调，重视对这一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的研究与探索。

二、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的特点

现行的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是以宪法、宪法性法律、法律为依据，以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为监督对象，以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法制统一为目的，以抗诉及检察建议为途径的监督制度。其特点如下：

（1）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项以宪法授权为依据的公权力，是针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性权力，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理念。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总体监督下，更注重于对法院审判权的专业性的个案监督，该监督权注重于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确保当事人在审判活动中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和平等对待。

（2）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种个案监督与总体监督相结合的权力。有观点将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等同于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抗诉的权力，认为检察院只能以对个案的审判工作提出抗诉的途径实现监督权。而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解，检察院除了抗诉外还可以就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不适用再审程序的，提出检察建议，其范围可以包括小到不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小的工作瑕疵，大到某辖区内某一类型案件出现的大规模同案不同判情况或某一工作制度的改进等。这也是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

（3）檢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不具有终局性和实体性，是用一种程序性的制约权来实现实体的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且其最终要服从于有权机关的终局裁判，由此才可以避免法律监督权的特殊化，避免其因为失去制约而成为一种没有界线、凌驾于其他各项权力之上的绝对权力。因此，从理论上看检察院通过检察监督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没有制度空间的。

三、检察院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从建立以来就偏于原则性，在实践操作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尽管在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对许多困扰司法工作人员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这虽是一个有益的进步，但依然是以解决个别问题为出发点，并非系统的制度建设，且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在期盼可能的立法的同时，笔者提出一些目前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讨论。

（一）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法律地位问题

检察院是民事抗诉案件的启动者，这在法律上毫无疑问。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法院裁定提起再审后，检察院在再审中的法律地位，有怎样的权利、义务。从目前的法律实践来看，检察院在向法院送达抗诉书及抗诉卷宗后，唯一承担的工作就是在再审案件开庭时应法院的通知，派员出席庭审，宣读抗诉书，而后申请退庭，等待法院送达再审结案的文书，并不实质上参与庭审与诉讼的其他过程。这长期以来几乎可以被看成是法检两家的默契，检察院避免了干预法院审判权的嫌疑，而法院也减少了安排检察院参与诉讼的麻烦，因为检察院与法院都对检察院在民事诉讼结构中究竟处于怎样的法律地位，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怎样安排庭审感到茫然。

《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抗诉案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检察人员出席法庭的任务是：（一）宣读抗诉书；（二）对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包括有利于和不利于申诉人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说明。检察人员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应当待庭审结束或者休庭之后，向检察长报告，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提出检察建议。”

这是目前对检察院参加庭审最具體的规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抗诉案件应开庭审理，不能书面审理，法院应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检察院应派员出庭，检察院是抗诉案件不可或缺的参与者。（2）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应宣读抗诉书，也就是作为抗诉案件的启动者要对抗诉的理由予以说明。（3）检察人员要对自己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的提问予以说明，作为诉讼的参与者有举证的责任，并参加到质证环节，有回答当事人提问的义务。（4）检察院依然负有监督法院庭审活动的责任。对于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有各种学说，如：国家监诉人说、国家公益人说、诉讼当事人说、国家诉讼人说、民事公诉人说、检察员说等，都是对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特性有所侧重而定义。从检察院的根本立场来看，检察院并非申诉人的代理人，其关注的是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监督，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一国家公益为核心价值，甚至不是以某一个当事人得到公正判决为核心目的的。因此，在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院的地位更接近于国家监诉人，有限地介入诉讼，更多情况下只履行程序性义务如宣读抗诉书，大部分的责任还在于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

但我们也应注意，检察院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默契的退庭到检察院在今后庭审中可能更多地留在法庭参与庭审。那么对于被申诉人对抗诉理由的质疑，检察员是否要予以回答，这可能将导致不限于法庭调查的质证阶段，而深入到辩论阶段，会不会形成检察院、申诉人一起与被申诉人辩论的局面，都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同时不得不提出的是，在检察院试图在诉讼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出庭人员的实际情况。目前的情况是，与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对等级别的检察院对申诉立案审查，审查后认为确有错误的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有第179条第1款第（1）至（5）项规定的情形的，接受抗诉的法院可以交下一级法院再审，也就是实务中的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在这种情况下，正好可以达成作出原审判决的法院再审案件，而进行实体审查的检察院派员出庭，而派出的人员也必然是担任本案审查工作的人员。然而在第179条第1款第（6）至（13）项以及第2款规定的情形下，接受抗诉的法院只能自行审理，对等出庭的检察人员则来自真正进行了实体审查的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其出庭效果在宣读抗诉书时尚可，而深入诉讼就很难保证。

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院在民事抗诉再审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还需要法检两家在摩擦与协调中不断探索、发展、完善。

（二）再审检察建议应慎用

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建议的一种运用，是检察院在发现应当再审的情形后，向同级法院也就是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该法院对该案提起再审。而法院提审的方式为本院院长发现。

依据《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本意见第5条、第65条规定的情形的判决、裁定、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这种制度设计的合法性首先就存在疑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按民事诉讼法的表述，如果检察院发现有应当提起再审的情形的，应当提出抗诉，井没有留出检察院选择检察建议的空间。民事诉讼法规定为“应当提出抗诉”其实也是对检察院履行抗诉责任的一种约束，并不能由检察院自行变通。所以这种制度安排本身的合法性就值得商榷。

再从《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的规定看，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可见检察建议的关注点在于制度完善、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服务等层面，而不是针对个案监督。特别是有抗诉途径的情况下，还以检察建议针对个案建议法院再审，是欠妥的。

那么再审检察建议在实践中是否有必要性呢？从检察建议书的内容看，检察院意见明确，认为有确定的应提起再审的情形，所以建议法院提起再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不直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呢？有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案件事实清楚明确，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浪费时间，程序复杂，不如直接检察建议，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提出检察建议按程序也要上检委会，同样是复杂的，而且即便是检察院的工作简单了，法院的工作量却加大了。很多法官在拿到检察建议书后感觉是在替检察院做审查工作，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时检察院放弃对轻松可以提高抗诉成功率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提起抗诉而改为检察建议，是不合常理的，即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会是主流。另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检察建议再审的案件普遍是涉及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有困难或者法律适用有重大争议的案件，检察院以民行处办案人员为个位数的检察官应对多达400余种案由的民事案件的审查工作，又缺乏民事审判实务工作经验，再加上调查权上的限制，遇到事实查明困难的案件，证据认定有疑问的案件，或者法律适用有重大疑难的案件，很难特别肯定地认定是否应当提起再审，而贸然提起抗诉不但不够严肃，同时也可能影响抗诉成功率，所以才选择了再审检察建议的折中方式。本人认为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在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院以程序瑕疵或以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抗诉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涉及事实认定问题的抗诉成功率则较低。这涉及到检察院审查民事案件本身就有一定难度，而且在审查过程中作为监督者一方似乎也不便与法院过深入地交换意见，所以再审检察建议就成了一种沟通手段，但这种沟通手段的成本实在是过高了。

再审检察建议的操作性如何呢？就实务中的再审检察建议情况看，法院收到建议书后，要从调卷工作开始做起，书面审查。约见当事人，开展调查工作，以及必需的逐级汇报等繁复程序，如果要提起再审还要上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但依《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的规定，法院只有三个月的审查时间，就必须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检察院，这基本是不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不得不令人对其操作性提出质疑，而面对规定非执行不可的同时，也最终会直接影响法院接受再审检察建议的可能性。

综合分析以上因素，建议检察院在实务中一定要慎用再审检察建议，不要作为针对个案监督的常规手段使用。

（三）检察院抗诉存在的问题

1.检察院审查申诉案件应有侧重

检察院在审查申诉案件时，要审查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情形，该条文规定的情形虽多，但不外以下几个大类：（1）证据等原因导致的事实认定问题；（2）法律适用问题；（3）诉讼程序问题；（4）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其中法律适用问题、程序问题和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是检察院抗诉成功率较高的几类问题，也是检察院应当着重审查的问题。

首先，法律适用错误，很可能不是个案问题，因为在纷繁复杂的民事案件中，法院不同的辖区甚至同一辖区不同的审判庭对同一类问题的判断都有差异，从而导致同案不同判。对此法院内部也经常开内部协调会议，就这类问题协调统一，以至下发内部文件，以期达到司法统一的效果。但尽管如此也只能是事后的弥补，也可能统一的认识有不尽合理之处，也可能并没有达到统一的效果，检察院的监督就很必要。

其次，程序违法问题。例如送达问题，这可以说是基层法院的一项制度困境，怎样才算是穷尽了送达手段，才可以公告送达，实践中很难明确，送达的具体方式、手段也不统一。而且送达的成本不是用金钱衡量的，这是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审判工作的法官们的肩头几乎不能再承受之重。但无论如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必须保护，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必须纠正，程序正义必须维护。也正是在包括检察院在内的多方监督部门的纠正下，某些法院已经开始建立专门的送达机构，将这项工作从每一位法官的审判工作中剥离开来，专门化、系统化、程序化。我们希望可以在将来看到其成果显现。但这种探索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检察院监督的效果。

再次，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这是检察院必须重点监督的问题，虽极为少见，但确是检察院责无旁贷的工作范围，无需论述。

最后，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证据等原因导致的事实认定问题的审查。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项就规定“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3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等此类问题，申诉人提交“新证据”或提交诉讼后才形成的鉴定书等证明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但这并不是法院在审判工作中的错误导致的，而且目前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对于所谓“新证据”都是采取扩大化解释的思路，关注点已经不在于是否属于新证据，而在于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是有新证据的同时还有法律适用或程序问题而导致的复合型抗诉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检察院单纯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就缺少了对法院监督的意义，作为检察院的立场就偏移了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初衷。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首先建议申诉人向有权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通过法院自行提审的方式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如果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裁定予以驳回，而检察院认为应当再审的，这可以看做检察院认为法院在申诉复查中存在错误而介入，以对原审提起抗诉的方式监督了法院的审判工作，是合适的。同时，虽然对于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不能抗诉，但通过检察建议等手段依然可以履行监督职责。

2.检察院抗诉的期限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而对于检察院申请抗诉的期限却没有规定。

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如果没有时效的限制，在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多年，经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已经持续多年的情形下，仍允许当事人通过再审程序动摇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改变已持续存在并可能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既不利于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和权威，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检察院的抗诉权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一致的，也应该有时效性，这是司法效率与秩序稳定的要求。而检察院抗诉权的时效无限性导致了《民事诉讼法》第184条形同虚设，当事人在超过了法院接受再审申请的期限后，自然会向检察院申请抗诉，从而规避法律。所以为了维护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应当将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间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相统一。

必须说明的是，检察院接受当事人的申诉是不应受到限制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所以，检察院接到申诉后必须认真查清事实，但是接受申诉后处理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抗诉。

认为规定了提起抗诉的期间就是对检察院监督权的限制甚至侵犯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上文已经否定了将抗诉等同于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认识，抗诉只是监督的方式之一，不能提起抗诉并不等于不能进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而且站在民事诉讼的整体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制衡也是很正常的。检察院的检察权本身也并不是无限制的，与法院审判权的协调是必须考虑的。从结果看，即便是因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存在错误，造成了错判，也还有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制度，以及对法院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的追究。目前对渎职侵权的追究已是检察院工作的重点之一。在这些制度不断完善、衔接上的空白不断被弥补的前提下，将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间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相统一，不但在理論上应当，在实践中也必成为可行。

四、制度发展方向及逐渐凸现的问题

民事审判 篇7

《刘巧儿》的背后有个真实的故事和一个真实的“刘巧儿”封芝琴。她反封建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也曾在50多年前轰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陇东华池县的农民封彦贵，有个女儿叫封捧儿，4岁的时候，就被父亲许配给华池上堡子张湾村农民张金财的次子张柏儿。封、张两家是远亲，捧儿经常跟着奶奶去张湾串门，和张柏儿逐渐也有了感情。可是，待女儿长成大姑娘时，封彦贵后悔当初订婚时没有收财礼。于是，封彦贵教唆女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提出与张柏儿解除婚约。同时，他暗自把女儿许配给城壕南塬的张宪芝之子，得了法币2400元，银洋48块。张金财家得知此事，遂向华池县政府告发。娃娃亲、买卖婚姻，都是当时边区政府禁止的封建婚姻。于是，县司法处判处两次婚约都撤销。张金财家不服判决，封捧儿也舍不得张柏儿。乘着去别人家吃喜酒的机会，两个青年人偷偷会面，封捧儿当面表示愿意与张柏儿结婚。当时，对女儿的选择，其母也同意，可是，贪财的父亲说啥也不同意。经过媒婆介绍，封彦贵又把女儿许配给庆阳玄马湾贾山根底的地主朱寿昌，得了法币8000元，银元20块，还有4匹哔叽布。封捧儿很着急，因为朱寿昌比她大十几岁!恰巧张柏儿来串门，她和母亲叫他回去赶紧想办法。于是，张金财纠集20多人，趁封彦贵赶庙会的机会，登门抢亲，连夜成婚。第二天，封彦贵就把张家告到县里。抢亲、娃娃亲，县司法处认为张家搞封建婚姻，派警卫队把张金财和抢亲的人抓到县里，未经详细调查，就判处张金财6个月徒刑，还宣布废除张柏儿同封捧儿的婚姻。结果，张柏儿被押进监狱，封捧儿也被强令住在一个叫悦乐的地方听候处理。

一桩美满婚姻就这样被拆散了，群众议论纷纷。而封捧儿更是痛心欲绝，想起陇东有个马专员断案公平，便独自步行80里，到庆阳告状。在庆阳城东的一个破旧院落里，马锡五和妻子李春霖正在吃饭。封捧儿第一次拜见“大官”，心里十分害怕。见到有人来，马锡五夫妇立即放下饭碗，又让座又让吃，十分热情。望着专员身上的灰粗布衣裳，望着桌上的家常便饭，封捧儿觉得这个“大官”和老百姓差不多，满腹的冤屈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涌了出来。马锡五顾不上吃饭，不停地在小本上记着，还安慰她回去等候处理。

返回悦乐后，封捧儿一边帮助人家干活儿，一边焦急地盼着马锡五。没过三四天，就见到了马锡五。原来，在她走后的第二天马锡五就来到了悦乐，走村串户调查实情。今天是特地来征求封捧儿的意见的。封捧儿坚定地说：“朱家有钱我不爱，我爱的是张柏儿老实忠厚劳动好，死也要和张柏儿结婚！”

农历四月十七，悦乐区召开三乡群众大会。主席台上，身穿粗布衣裳的马锡五协助华池县司法处公开审理此案。当着上千群众，马锡五逐个询问封捧儿、张柏儿、封彦贵、张金财，以及其他参与抢亲的人，而后，又征询在场群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封彦贵屡次卖女儿，张金财黑夜聚众抢亲，都应处罚。但群众最为关心的还是封捧儿和张柏儿的婚姻，都认为二人两情相悦，合理合法，不应断散。审明案情，听取意见之后，马锡五代表法庭当场宣判：一、封彦贵违反边区婚姻法，屡卖女儿，所得财礼全部予以没收，并判以劳役半年，以示警告；二、黑夜聚众抢亲，惊扰四邻，有碍社会秩序，判处为首者张金财徒刑半年，其他附和者给以严厉批评教育，以明法制；三、封捧儿和张柏儿基于自由恋爱而自愿结婚，按照边区婚姻法规定，其婚姻有效。判决得到了群众拥护，全场欢腾。马锡五还表扬他们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婚姻自主，值得提倡，又当场给封捧儿和张柏儿发放结婚证书。对于华池县司法处以前的错误判决，他还主动承担了责任。马锡五还预祝封捧儿和张柏儿婚姻美满，并劝说两个亲家改善关系。一起错综复杂的民事案件，被马锡五断得合情合理合法。到场群众纷纷赞叹：“真是马青天啊!”封捧儿后来起了个大名封芝琴，加入了共产党，后当选为华池县人民代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回陇东视察，封芝琴在人丛中小声喊：“马专员！”马锡五一下认出了她：“你是封捧儿？不，应该叫你刘巧儿呀！”源于马锡五与封捧儿的故事，使得“马专员”与“刘巧儿”更加出名。

人们熟知《刘巧儿》对于反对封建婚姻的宣传作用，非法律专业的人士却不一定知道“刘巧儿”一案对于中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对于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影响。在“刘巧儿”一案中，马锡五充分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注重调解，就地办案，不拘泥于烦琐的程式，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简易便利，兼顾法理与人情的审判方式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当年解放日报评论马锡五：他是真正“民间”的，而不是“衙门”的；毛主席亲笔为马锡五题词：“一刻也离不开群众”。马锡五根据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创立的这一审判模式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被当时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司法界作为典型断案方式加以推广。

“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批判旧司法、确立新司法的象征, 成为共产党的司法制度取代国民党的司法制度的标志。正是在“马锡五审判方式”这束强光的照射下, 国民党的司法成了脱离群众的“坐堂办案”;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不利于人民”或“与人民隔离”的“主观臆断、故弄玄虚、繁琐不堪”。“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区别共产党的司法与国民党的司法、区别人民大众的司法与资产阶级的司法、区别新法与旧法的标志, 这一审判方式被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称为“东方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解决民事案件的重要手段, 曾经被中国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采用。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陕甘宁边区当时的司法理念、制度和经验的基础上, 总结、提炼和发展出来的较系统的民事诉讼模式。我们可以用以下四个特点归结这一审判方式: (1) 法官全面调查证据, 发现案件事实真相; (2) 发动和依靠群众, 调解为主, 司法干部与群众共同断案; (3) 坚持原则, 依法办事, 廉洁公正; (4) 实行巡回审理、田头开庭等简便利民的诉讼程序。马锡五审判方式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步骤:查明案件事实、听取群众意见形成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接受。马锡五审判方式为当时广大老百姓所接受和推崇, 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 其中许多具体原则和作法以后被直接运用于新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马锡五审判方式”不仅是根据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用的一种战时的、临时性的审判方式或制度, 它也是建国后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原型, 对建国后的民事诉讼模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 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 制定公布之前, 如果认真查阅一下建国以来的有关文献,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到当代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轨迹。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 (草案) 》, 到50至7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方式的经验总结, 民事诉讼程序和审判方式都是在当时政治背景下, 总结社会中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及审判经验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如果剔除那些政治性的时代用语, 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如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法院审理等原则是贯彻始终的, 这些基本原则正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实质所在。

参考文献

[1]郝在今.评剧《刘巧儿》与三位女性的传奇经历[J].党史博览, 2005 (2) .

[2]王定国, 等.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M].法律出版社, 1996:157.

[3]张勇健: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到人民法庭审判方法[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www.civillaw.com.cn.

民事审判中检察监督权的配置 篇8

一、检察监督权配置的立法现状

第一, 检察机关是法律规定的实施检察监督权的主体。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多方主体共同作用形成的多元法律关系, 因此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要受到多方主体的制约。首先, 检察监督权要受到审判权的制衡, 一方面检察机关的不公正决定不会得到法院的认可, 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可以对违反法律或者检察纪律的检察监督行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建议,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一个月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法院。[1]其次, 检察监督权要受到申诉权的制衡, 检察监督权的介入一般取决于当事人是否申诉。当事人申诉是检察监督主要的信息来源, 检察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决定是否监督各类诉讼行为。

第二, 检察监督权权能逐步扩大。

首先, 检察监督权的范围逐渐扩大。检察机关不仅可以监督生效的判决、裁定, 还可以监督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若调解书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则可以提请抗诉或提出检察建议。其次, 检察监督权的方式逐渐增加。修改后民诉法增加了检察建议这种监督方式, 从立法上赋予了检察建议以合法性。检察建议作为法检平级监督的手段, 弥补了抗诉的不足, 与抗诉互为补充、互相依赖, 是民事检察监督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再次, 检察监督程序逐渐完善。修改后民诉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有利于检察机关了解案情, 进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可以看出,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扩大了监督范围、丰富了监督方式、完善了监督程序, 但是现行法律的规定还存在着如下缺陷:一是整体的民事审判监督体系还未完全建立, 各种监督手段和监督内容均规定的过于零散, 例如对检察机关监督权力的规定就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当中, 没有系统地规定审判过程中的检察监督权;二是检察监督方式还不完全, 《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两项监督方式, 即抗诉权与检察建议权, 监督方式过于单一, 显然不能调整现今复杂的社会关系;三是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权力界限混沌不清, 法律仅简单地列举了检察机关介入诉讼的几项基本的情形, 而没有对两机关的权力进行分割, 这导致了实践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互相扩大自己的权力的情形;四是现行法律对诉讼参加人的权利保护还不到位, 检察机关介入到诉讼当中之后, 相关诉讼参加人的权利就被削弱了, 不能依自己的意愿进行诉讼, 因此厘清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与诉讼参加人的处分权之间的界限也非常必要。

二、检察监督权配置的优化

(一) 检察监督权配置的原则

要弥补检察监督权的缺陷, 处理好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处分权的关系, 首先就应该明确检察监督权的配置应当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只有大方向把握正确, 具体制度的设计才能趋于合理。

第一, 直接监督与间接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检察监督权的配置首先要处理好检察权与审判权以及检察权与处分权这两对矛盾权利 (力) 的关系, 并以此为基点完善检察监督权介入的程序。在审判程序中, 审判人员引导着整个审判的进程, 对审判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检察监督权产生的目的来看, 检察监督权就是为了防止审判权的肆意扩大而设置的。因此, 检察机关履行检察监督职责主要是对审判权的监督, 检察机关应当直接监督审判人员做出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 调解书是否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审判人员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情况。而处分权则是当事人的私权, 国家一般不应干预。在审判监督中, 检察人员不能直接监督当事人的行为, 仅仅能够通过监督审判人员的行为和裁判来间接监督当事人。

第二, 事后监督与事中监督相适应的原则。

当前, 从民诉法对检察监督的设置来看, 检察监督主要是事后监督, 只有审判程序结束, 检察机关的监督才能介入, 以防止检察监督权对审判权的不当干预。然而, 笔者认为检察监督权的介入应根据审判过程的情形来决定, 对程序性违法以及审判人员渎职的监督应确立事中监督原则。应当说这两项是否合法直接决定着裁判的正确与否, 前置事项出现严重瑕疵会使裁判出现严重错误, 此时若仍贯彻事后监督原则则为时晚矣, 既不经济又有违公正。因此, 对于程序性违法事项以及审判人员存在渎职贪污受贿的情形, 若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纠正这两类违法事项, 检察机关则可以对其进行监督。

第三, 申请监督与主动监督相平衡的原则。

检察监督权与处分权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检察机关行使该权力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 如果当事人并未认为裁判错误, 检察机关就不能强行违背当事人意愿对该案进行监督, 毕竟民事诉讼是审判人员对私权的平衡, 因此检察监督权的介入应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但是对于几类特殊的案件, 检察机关也可以依职权介入到审判当中, 但应严格限制在案件的审理会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争议当事人完全没有能力保护自身的利益 (例如身体官能丧失者而没有法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的人, 未成年人监护权安排等) 以及企业破产清算等案件。然而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的监督不应采用抗诉的方式进行, 可以采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其他监督方式。

(二) 检察监督权配置的内容

从检察监督权介入的条件来看, 在一般情况下, 检察机关介入审判不仅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 法律还规定当事人的申请要符合穷尽审判救济渠道, 只有当事人已经向法院提请再审而无果之后, 检察机关才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介入到审判程序中。在特殊情况下, 检察机关也可以依职权主动参与到诉讼当中, 但是不宜采取抗诉进行监督, 应当采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或改进建议等温和的监督方式来监督。

从检察机关监督的方式来看, 检察机关的监督以不侵害审判权的行使为前提。检察机关应根据审判人员的违法程度来确定监督的方式, 进而保证有的放矢地纠正违法行为。如果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存在程序性瑕疵, 但是该瑕疵并不影响诉讼程序的进行或者事后判决、裁定在实体上适用法律没有错误, 那么检察机关应当适用改进建议的方式督促人民法院在以后的审判中改正。如果法院存在严重的已经影响到裁决正确性的程序错误, 那么检察机关应当采用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方式行使检察监督权。如果法院做出的裁判存在严重错误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抗诉条件的, 那么检察机关应当采用抗诉或检察建议方式直接启动再审程序或建议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从检察机关监督的过程来看, 检察机关监督民事审判应坚持中立性, 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正确行使。在申诉和解中, 在确保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 检察机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不应强行对裁判提起抗诉或检察建议等。

参考文献

民事审判 篇9

一、被害人应得的赔偿实际上难以保障

(一) 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难以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刑事诉讼法将附带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局限在了物质损失的范围内, 并且对于精神方面的损失明确不予保障, 产生了这种制度与民事赔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冲突。可能会出现民事侵权行为中遭受相对较轻的侵害可以获取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而刑事案件, 如强奸, 猥亵妇女儿童等案件中, 遭受重大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却无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尴尬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对于尊严, 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法律在惩治犯罪, 维护国家, 公共利益的同时却不能恰当的维护公民个人的利益势必会成为法律的一种悲哀。

(二) 与损害相适应的的赔偿难以实现

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是一种先刑后民的审判制度, 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刑事审判达到惩罚犯罪, 预防犯罪的目的, 在其过程中附带性的提起民事诉讼。从字面就可以看出这里民事诉讼的附属地位。这种情况下在附带的民事诉讼中得到与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相适应的的物质损害赔偿是很困难的, 司法实践经常出现只是象征性的赔偿的现象, “以犯罪为中心……被害人被排除出局成为旁观者”的诉讼结构无法得到根本上的改观。[1]另一方面, 司法实践中刑事审判结束, 被告人被依法判处刑罚的情况下, 即使附带的民事审判做出了适当的损害赔偿的判决, 判决实际上也是难以执行的。

(三) 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规定不完善导致赔偿难以保障

1. 并非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而为被害人支付了丧葬费、医疗费、护理费或着尽到了主要赡养或抚养义务的人, 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个问题上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其做相关的规定, 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漏洞, 例如甲领养了一位未成年孤儿但是并没有办理合法的领养手续, 某日孤儿在一起交通肇事中丧生, 那么在检察院在提起交通肇事罪的公诉时, 甲是否有权利向肇事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归属于孤儿名义上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对于孤儿实际上的抚养者甲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2. 善意取得人在被追赃之后, 能否作为第三人参与到附带民事诉讼中向被告人提出赔偿?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第三善意取得人对于善意取得物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89条也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 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然而, 我国司法实践中赃物, 遗失物往往不是用善意取得的, 赃物, 遗失物的善意取得人往往不具有对该物的所用权。《物权法》第243条规定所有权人在请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善意第三人必要的维护费用。但是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在刑事诉讼中难以实现,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诉讼当事人界定并不包括第三人, 因此,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 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被忽视, 难以得到保障。

3. 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死亡时, 被害人应向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付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规定指出死刑犯的遗产继承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 但是并未指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死亡时, 被害人应向谁要求损害赔偿。

二、不符合民事审判中要求的公平精神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在理论界存在不同争议, 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刑事诉讼模式, 有的人认为是一种民事诉讼模式, 而有的人则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 混合的诉讼模式。无论它被怎样定性, 民法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是不能被忽视的。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 刑事诉讼是一种存在明显力量对比的审判模式, 审判中, 公诉方代表的是国家, 社会利益, 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被告方与之相比显然处于弱势, 而这就非常容易导致在附带的民事诉讼过程中, 诉讼双方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司法实践中甚至可能发生诉讼过程当中, 法官站在原告的一方, 借用刑罚的威慑力, 甚至用加重刑罚威胁民事被告, 要求其对原告承担损失赔偿的畸形局面。

三、结语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 法基于自身的客观实际而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2]国家制定法律目的就是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维护国家社会利益, 同时解决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一种审判制度的设置, 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应当是通过恰当的手段和程序, 公平, 合理的解决问题, 维护国家, 社会, 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刑事附带民事审判制度不管对于维护原告还是被告人合法利益都存在相当的缺陷, 其所陷入的困境已显而易见, 在我国法律发展的道路上, 对于这种制度重组已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谌鸿伟.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J].法学评论, 2006 (2) .

民事审判 篇10

1 最高院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

民事再审事由, 被视为打开审监程序之门的钥匙。民事裁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 即具有强制执行力, 不容轻易加以变更。但是, 在一些特定情形下, 如果对于判决存在的重大错误, 不加以纠正, 则有违正义之举。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法定的这类“重大错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再审事由成立即应裁定进入再审程序。1991年颁布实施的民诉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已被司法实践证明存在诸多缺陷。如“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期限和审查方式规定不明确”, 致使许多应及时再审的案件长期得不到审查;“由原审法院进行审查、纠错”, 客观上导致了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公正性的质疑。综合了实务与理论界的各方建议, 我国于2003年12月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纳入立法案。

对于哪些情形应当再审, 一直是解决“再审难”的重要环节。基于此, 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细化了法定再审事由, 被各界普遍认为这是立法修正的亮点。民诉法列举了十三项外加一款的再审事由, 在很大程度上让当事人明白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行使申请再审权利。但是这些事由的表述中仍然存在不尽明确的地方。法定事由中一些关键词如“新的证据”、“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管辖错误”等, 这些概念在司法实践把握上, 仍然存在争议和歧义。

因此, “此次修正民事诉讼法并不是对审判监督程序作详细、系统的修改, 为确保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审判监督程序部分的顺利实施, 使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进一步落到实处, 有必要尽快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细化, 增强可操作性, 减少适用中的分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8年12月1日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可操作性将明显增强。

2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审判监督程序, 是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依法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时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法。审判监督程序是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以及人民法院径行新审判的程序。所以, 审判监督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 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

2.1 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第一, 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每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 只是案件诉讼中的一种特别程序。

第二, 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提起案件再审的, 有人民法院提起, 有当事人申请, 也有人民检察院抗诉。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

第三, 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也只有当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并且发现确有错误的, 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

2.2 审判监督程序与上诉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 提起的主体、时间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 而审判监督程序, 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审判监督程序。从时间上说, 上诉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超过上诉期限, 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 而在审判监督程序中, 当事人也要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 但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人民检察院发动再审, 则不受时间的限制。

其次, 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上诉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上诉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不具有审级的性质, 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第三, 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 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 必须有法律规定的事由才能提起再审。

2.3 再审案件的审判

第一, 裁定原判决中止执行。对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 而人民法院尚未立案决定再审的案件, 一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停止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 但是, 对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案件, 如情况紧急, 可以先将中止执行的裁定口头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但在口头通知后五日内, 必须发出裁定书。

第二, 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 应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 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3 原民诉法关于审监程序的规定存在的问

题

3.1 当事人申请再审难, 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申请再审”是1991年民诉法全新启用的概念, 其本意在于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法定权利。然而, 当事人对审判监督程序的选择与利用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倒是法院及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程序决定权, 形成了审判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

3.2 案件的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

影响司法权威性的主要因素是裁判的公正和稳定。从再审的内在制度价值来看, 若一味追求所谓的裁判公正, 而不顾程序过程的公正性及裁判的确定性, 随时推翻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判, 这非但不能强化和维系司法的权威性, 反而会削弱甚至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3.3 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

由于生效裁判种类、内容和审级制度不同, 其是否可以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所不同。但是, 原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并不够明确、具体, 造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认为申请再审符合条件而法院不予理睬, 法院则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理由却一再申请的难堪局面。

3.4 审级安排不合理, 原法院不应再审本级

法院自身存在再审条件的局限性, 由原审法院自行再审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而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纠正下一级法院错误的裁决, 在审判监督程序的实际运行中要远比原审法院要顺畅得多。由上一级法院再审能最大化地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要求, 无论再审结果如何, 当事人都比较容易接受。

3.5 未审先定, 本末倒置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将导致专横。

我国再审制度赋予法院过大的提起再审权, 以原裁判有错误为惟一条件, 别无其他实体要件限制。这一方面等于先定后审, 不符合程序中立性的诉讼原则;另一方面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无客观具体的标准, 全凭法官的主观判断, 是诱发实践中“人情案”、“关系案”的重要制度因素。

浅谈民事审判中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篇11

【关键词】陪审制度；公平正义；人民审判员

0.前言

陪审制度是诉讼制度中一个十分悠久的历史概念，关于这一概念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雅典和罗马的奴隶制时期。由于陪审制度可以防止法律与法官的专横跋扈、独裁不公等，因此陪审制度被人民被冠以“自由堡垒”等美誉。我国陪审员制度是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组成合议庭进行案件审判的制度。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司法制度，而且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民主制度。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了在司法领域让人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最高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性的重要体现。虽然，实行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已经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但是它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待优化。

1.人民陪审制度的优越性

1.1有利于促进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充分保障人民参政、议政等权利，政府为人民提供了很多途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体制等等，而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领域民主性的重要体现，为人民参与司法审判、弘扬司法民主提供了一种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

1.2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

人民审判员的直接参与可以有效的实现民事司法审判的公平正义。民事案件的公平正义难以保证，因为法官的个人推理能力有差别会导致裁判结果具有高度概然性，因此公平性很难保证。实际调研可以发现，长期工作的有经验的法官由于日复一日的处理各种各样的案件，失去了原有的对案件的敏感性，导致对世事与人情世故的深浅适宜掌握不够准确，相反的新法官会有较高的敏感性与细致性。对于区域性知识，陪审员们可谓如鱼得水、善于此处，比职业法官有直接、深切的体会。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陪审员可以帮助法官了解公众的思想动态，克服积习已久职业偏见，拓宽思路。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司法的透明度工作的进展，而且可以增强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里的公信力，并且可以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现象扩张与蔓延。

2.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2.1制度的建立与推行偏离了预定方向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在西去外国司法裁判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人民中选取陪审人员．让其对审判工作实行民主监督，确保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同时人民陪审制度也是一种有力的普法手段和民主措施。然而从我国人民陪审员的资格审查、产生方式上看，很明显是不够民主的，于是产生了不能很好实现公平正义的所谓的人民陪审员。实际上这些人民陪审员与人民大众相距甚远，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很难良好的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与交流，组织调解方式不当，效率不高，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不可能体会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好处，这一民主制度得天独厚的调解优势就这样消失殆尽成为摆设。

2.2人民陪审员待遇保障不到位

(1)无法保障陪审员的陪审时间。人民陪审员的自身工作与开庭时间之间的冲突现象时有发生，很多时候人民陪审员由于业务忙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场陪审，为此，庭审工作难免陷入被动，有时要改期甚至临时换其他人充当人民陪审员出席合议庭，很明显这样既浪费时间，又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严重降低工作效率和法院公信度。

(2)无法保障人民陪审员的出庭经费。由于法院经费都由财政拨付，近年来，财政经费并不宽裕，事实上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非常紧缺。即便是业务费用也无法正常支付，又何况超出预算的人民陪审员经费更是不可能落实。人民陪审员为参加开庭所支付的各种费用很难报销，这就难免降低人民陪审员的陪审积极性，个别地区已经产生了抵触情绪。

(3)无法保障人民陪审员在自身单位的晋升不受影响。目前，各行各业的人事管理制度都很严格，政绩要求也比较高。不允许笨蛋问人员有任何兼职现象的发生，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工作与生产，一些单位不支持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为了不旷工，只能选择放弃出庭陪审。

3.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

3.1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

良好的选任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与前提。在选任制度上，要力排形式主义，走现实主义路线，也就是说让真正热爱陪审并且能够胜任陪审工作的人参加陪审。在人民陪审员的选取上要保证范围的广泛性，这是发挥人民民主制度的前提。而现行法律规定，凡人民陪审员要求专科以上学历，该要求明显难以满足广泛性，应根据地域不同，放松学历限制。放宽推荐方式，只要身心健康并且能够保障陪审时间的就可以，满足条件限制的人完全可以自我推荐，没必要非让单位推荐。放宽选任限制，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民能够成为人民陪审员，这样可以有效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与公平性。

3.2制定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的共同准则

制定一个制定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都能适应的规则，应当固定的开庭时间、地点等，双方都应遵守，无特定事由不可变更。为形成一个良好的陪审环境打下制度基础。另外，审判员不用担心开庭之前人民陪审员无法到庭，而且双方都可以提前安排好自身的工作，不致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

3.3对人民陪审员进行系统培训

由于人民陪审员法律水平有限而且良莠不齐，系统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课程十分罕见。大多数人民陪审员是在法院内部培训时顺便学习相关知识的。由于法院内部的培训专业水平较高，实际意义不明显。因此建立专门的人民陪审员课程是十分有必要的。

3.4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待遇保障

一方面提倡精神鼓励，让人民陪审员拥有更多的神会荣誉，让陪审成为一种荣耀。在物质保障方面．建议政府为人民陪审员提供专门的经费补助，专款专用，及时地发放陪审补贴，充分调动人民参与陪审的积极性。在工作条件上，法院应为人民陪审员创造优良的工作环境，安排固定办公室、制作统一制服及工作证件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得使人民陪审员方便快捷的出席庭审。

4.结语

建立完善的人民陪审制度还需要不断的在实践中探索与改进，离不开法院与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要健全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借鉴西方成功的陪审经验，从而使之一制度在对推进司法主、强化民主监督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任何一项制度诞生，都要有一个过程，都要经历实践、总结、丰富的过程，并最终走向成熟与完善。

【参考文献】

［１］于蕾.试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J].魅力中国,2011(11).

［２］钟小凯.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取向的法理分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1).

［３］冯晓艳.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J].科海故事博览·科教创新,2011(3).

民事审判 篇12

一、民事审判中未能“一次审结”的原因

(一) 当事人诉求或部分诉求不当, 立案环节失察

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诉求不当、法院立案程序失察是民事纠纷不能一次审结的主要原因, 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 当事人诉求或部分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 当事人诉求或部分诉求与本案无关或需要另案处理。如起诉工伤赔偿, 却连带拖欠工资一并诉求的。第三当事人诉求或部分诉求内容不明确。如当事一方就赔偿金额或鉴定事宜未进行依法确定即起诉的。第四, 诉讼主体或客体不明确或发生错误。第五, 证据不足、当事人法律素质不强或进行恶意诉讼。如当事人一方对依法审结的案件无休止的重复起诉、伪造证据、以各种理由拖延审判等。

(二) 依法必须驳回或需要另案处理

包括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案件, 抗辩与案由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 尚不具备全案处理条件的案件。

(三) 立法层面的缺失

目前民事法律的某些法条已形成了对一次审结的掣肘, 如诉的主体变更被取消;合并诉的简单化、反诉、中间判决等制度的缺失, 均会导致诉讼再起。

(四) 其他人为因素

如法官裁判尺度不一、在审判环节上释明不清;对案结事了程序忽视等。此外, 一些社会服务机构, 在利益驱动下诱使当事人重复进行诉讼的问题也是导致一次审结之目标无法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二、完善民事审判一次审结机制的对策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构建一次性审结机制的前提是法官能否在现行法律框架中构建能动司法, 最大化排除不良因素, 逐步完善一次性审结机制的建设。

(一) 强化立案审查制度的建设

在这一过程中, 立案审查制度应该成为一次性审结机制的启动程序。立案法官应就原告起诉书进行详细核查。对包括诉讼内容、主体、客体、证据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给予修正, 并向当事人提出适当的司法建议, 即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也从源头对不必要的再次诉讼给予避免, 也可以避免当事人对诉讼的错误理解造成对审判的误解, 最终为达成一次性审结奠定良好的基础。2012年, 前著名播音员黄某某撰文披露某电视台女记者与中国国家足球队前主教练的性丑闻。导致央视记者陆某状告黄某某侵犯自身名誉权, 一审法院审理后驳回陆某全部诉求,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同样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实际上, 陆某在两审判决中败诉与其证据不足关系很大, 如若在其立案起始, 由立案法官对陆某证据不足等问题提出一定的司法建议, 那么该案完全有可能在一审法院通过法庭调解得到妥善解决。因此, 加强对立案环节的审查是一次性审结机制建设的重要前期保障。

(二) 完善立法层面的不足

目前, 我国正处于民主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 立法层面尚存在较多的问题和不足, 但是立法层面的问题随着司法改革的进程, 以及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的趋势, 更加暴露出诸多的不完善, 特别这对一次性审结机制的建设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应进一步强化制度管理: (1) 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构建中间裁判制度、反诉制度。中间裁判制度不具有终结诉讼程序的法律效力, 但其可为终结判决进行充分的铺垫, 有利于提高诉讼的审理效率。而反诉制度可合并当事人双方诉求进行同案审理, 对一次性审结机制的建设具有明显效果。例如房屋买卖纠纷案件, 一方要求给付房款, 另一方抗辩合同无效, 即可执行中间裁判制度, 先行确认合同效力, 且由法官进行释明, 提醒当事人提起反诉并案处理。 (2) 法官要善于灵活运用法律法条、各项具有补充作用的司法解释等审理案件。例如法官可灵活理解《民事诉讼法》之法条, 准许当事人以重新申请的方式变更诉的主体, 以防止空审空判和当事人的诉累。 (3) 民事法官应善于使用法庭调解方式, 对简单依法审判可能导致再诉的, 有条件的案件进行合理调解, 为当事人双方提供尽可能的帮助。甚至可以提高主观能动性, 在案外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 一并进行调解, 即避免了二次诉讼, 也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 (4) 针对目前存在于审判中的实际问题, 人民法院应建立相关的制约制度, 如建立法官裁判行为规范对另诉条件加以限定;建立法官法庭审判准确释明制度、另诉案件审核制度等。

(三) 排除社会和人为干扰因素

作为民事法官应高度重视一次性审结机制的构建, 理解其在我国社会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修养和素质, 提高业务能力。而人民法院则应通过构建科学的岗位评估制度和激励制度进行法官管理, 加强职业培训, 以其推动一次性审结机制的良性建设。此外, 人民法院以法官还应担负起监督社会法律服务机构的职责, 对诱使当事人恶意利用诉讼制度达成个人目的的行为给予纠正和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