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论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通用4篇）

论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篇1

论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作者： 张涛涛 发布时间： 2011-04-02 09:25:50

论文提要：

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广泛运用，但是无论司法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对其重视不够。本文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广泛运用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根据对象不同将心理学战术的运用分为针对当事人的运用形态和针对诉讼代理人的运用形态，通过案例分析入手，描述心理学战术两种运用形态，并提出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进行规制的一些建议。

以下正文：

心理学战术[1]在民事审判实践当中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制度规范的缺位，该战术的应用在现实中导致法官权利不合理膨胀、当事人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当然，心理学战术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纠纷的和解，从根本上解决了矛盾，对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心理学战术的优势，最大可能的减少其负面影响，确保公正、廉洁、高效的行使司法权，我们必须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广泛应用的原因 当前，我国法院系统司法指导思想从“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转向“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衡量法官办案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调解率。调解率直接与法官职级晋升、奖金津贴挂钩，导致法官们在审判实践中更倾向于调解。

我国不合理的信访制度也是导致法官们选择调解结案的重要原因。由于司法的不独立，党委、人大、政府等国家机构的个别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向法院及案件承办法官施压，影响案件的裁判结果。裁判结果的不公正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不信任，从而要求国家对法院、法官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而这所谓的监督就给了其他国家机构一些领导进一步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的权力。其中对法院审判干涉最为常见的方式就是信访。当事人不满法院判决不是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上诉、申诉，而是选择通过信访、上访向党委政府人大反映情况，这些接受信访上访的机构便通过函件等方式反馈给法院。一旦当事人信访上访，某些上级领导一般不去考虑案件审理本身是否正确，而且很多领导本就不是法律专业出身，仅仅看到当事人煽情的信访上访便直接认为法院审理有问题、没有最终解决矛盾、给党委政府添乱。法院的领导虽然知道案件的审理绝大部分情况下没有错误，但是迫于上级压力不得不给案件承办法官惩戒。而调解结案便消除了当事人信访上访的可能性。

为了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法官们在调解过程中通过各种心理学战术向双方当事人引导甚至施压，虽然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是由于调解过程并不记录在案，法官们运用心理学战术的方式一般比较隐晦，在经过技术处理的调解笔录中不会反映出来，当事人也由于案件最终解决，自己也没有吃太大的亏，最终服从调解。即使法官通过运用各种心理学战术后，当事人并未接受调解，双方当事人也更倾向于服从判决。

二、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的形态

（一）针对当事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

1.直接提出调解意见。法官在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的过程中，强势的提出自己对纠纷发生原因及双方责任划分的认识，并暗示当事人如果一方不接受调解意见，将会承担更大的责任[2]。例如，王某某诉李某某父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王某某与李某某是同村村民，在一次帮同村一村民修房子的过程中发生口角，王某某激动之下冲上前去打了李某某一巴掌，李某某不甘受辱动手反击。刚好路过的李某某的儿子看到父亲被王某某打，顺手拿起一块砖头冲上前拍在王某某头上，王某某应声倒下。王某某被送去医院住院一个月，花费2000余元，经鉴定王某某头部创伤构成轻伤。后王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李某某父子赔偿共24000元。

本案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直接向双方当事人提出，两被告共赔偿原告王某某16000元，双方纠纷就此了结。由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难以接受法官意见，承办法官分别和双方当事人单独协商调解意见。承办法官对原告王某某说，“这次纠纷是你先动手打人，你对纠纷的后果富有更大的责任。况且从现在的证据来看，到底是李某某的儿子用板砖打伤你头部，还是你自己不慎摔倒碰伤头部并不明确，虽然两被告在调解中承认是李某某的儿子将你打伤，但是调解中双方的自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一旦调解不成，被告在审理过程中指认是你自己不慎跌倒碰上头部，那我也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来判决了。[3]”同时，承办法官对被告李某某父子说，“你们既然承认是李某某的儿子将王某某打伤，事情已经很明确了，责任完全在你们一方，如果你们不接受调解，我依法判决可就不是现在这个赔偿数额了。另外，王某某的伤势已经构成轻伤，如果你们不接受调解，我也只有向领导汇报，考虑是否移送公安机关按犯罪来处理此案。”最终原被告双方接受承办法官调解意见。

在本案的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通过直接提出自己的调解意见，让双方当事人感受到法官对此纠纷的态度。给双方当事人如果不接受调解意见便会得罪法官的感觉。承办法官在进一步和双方当事人的单独接触中，通过言辞暗示原告如果不接受调解意见，他将会损失更大的利益；对被告则有意夸大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或其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当然这种方式必须以当事人对制定法的具体规定不了解为前提），而法官却表现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为以后裁决留下一定的空间。最终双方迫于法官的压力接受调解意见。2.设身处地为当事人分析案情。法官真心的去关怀当事人，了解他的世界及感受，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得到当事人充分的信任，从而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例如，郭某某诉中国电信绵阳分公司侵权纠纷一案。

被告中国电信绵阳分公司因架设通信光缆在原告郭某某所有的房屋上安置支架，事前，被告通知原告将在其房屋上安置光缆支架，但原告并未明确表示同意。被告安装光缆支架后的15年中，原告没有提出过异议。“5.12”地震后，原告的房屋在被告安装光缆支架的侧墙产生裂痕，必须进行加固维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拆除光缆支架，赔偿经济损失并支付15年来占用房屋侧墙的费用。

本案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和郭某某聊天一般拉起家常，先讲到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再聊起郭某某经营小商铺的成功之处，不知不觉回到本案。承办法官指出，“电信光缆属于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范畴，我们根本不可能要求被告立刻拆除光缆支架，而且根据90年代的《电信条例》电信公司使用你的房屋侧墙安装光缆支架只需通知你，并不需要经过你同意，而且你要求的十五年侧墙使用费用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啊。即使，我们判决被告赔偿你损失，可是你要知道被告可是中国电信，如果被告拒绝履行判决，法院强制执行的难度可想而知，以后你还不知道跑多少次冤枉路呢，还不如少要点钱把事情了结，回去好好经营你的商铺，有这些跑法院的功夫早把钱挣回来了。”承办法官和被告交换意见则侧重从中国电信央企的身份入手，强调案子久拖下决，损害的必然是中国电信的形象，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即使损失些金钱也是值得的。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本案的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直接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考虑问题，针对当事人最关心、最重视的方面提出建议，令当事人感觉法官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才提出调解的建议，从而自觉地接受调解。3.适当的恭维当事人。很多矛盾纠纷发生之后，双方当事人其实已经感受到到底谁对谁错，只是碍于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罢了。在这种情况下，承办法官适当的恭维当事人，让他（或他们）感觉到法官都认为自己的的行为有一定合理性，面子上已经有了，从而接受调解。例如，在李某某诉杨某某离婚纠纷一案中，明明是原告优柔寡断，甚至婚姻问题都听从母亲个人安排，这才诉至法院请求与被告离婚，承办法官却恭维原告做事有主见，自己的婚姻问题一定会由自己来做主，结果李某某男儿血性在承办法官的恭维声中被激起，当庭撤回起诉，向被告道歉并表示以后会好好待被告，尽一个丈夫应尽的所有义务；在贾某某诉杨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明明是杨某某恶意拖欠，到期不归还贾某某的借款，承办法官却恭维被告讲义气，即使在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积极承认欠原告的债务，并尽力先归还利息，同时，承办法官通过和原告商谈，原告表示理解被告的拖欠行为，只要被告尽快归还欠款，双方仍是朋友，结果案件调解后仅仅3日被告就将欠款归还原告。4.邀请对当事人拥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参加调解。处于纠纷中的当事人也许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对法官等人的意见特别排斥，但是对一些在他们眼中地位尊崇的人的意见，他们还是能够听进去的[4]。因此，在调解的过程中法官们可以通过邀请这些对当事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参与调解（有些时候甚至不需要这些人真正参加庭审，只需要抬出他们的名号就能起到震慑的作用），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些对当事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包括双方当事人共同的长辈、亲人朋友、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所在单位的领导等等。如在调解一起打架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承办法官邀请原、被告所在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参加调解。老人在村里辈分、威望均极高，做过几十年村小学老师，村里绝大多数人祖孙三代都是他的学生。老人来到法庭，当着法官的面，用拐杖分别敲原、被告几下，严厉地说，“你们两个小娃怎么这么不懂事，多大点事还到法院来麻烦法官同志，你们彻底把我们村的脸丢光了，回去我一定把你们爸爸爷爷都叫一起，好好让他们管教好自己的子孙。还嫌脸丢的不够啊！都跟我回去！”结果，原告当庭撤诉，被告自愿赔偿了原告的相关损失并赔礼道歉。

5.权力符号的广泛应用。无论是法院恢弘的罗马建筑风格、门口怒目而视的独角兽、多达十几甚至几十级的台阶，还是法官们庄重的制服、警车、不为一般人熟知的法律语言，抑或是肃穆的庭审现场，等等，均是一种权力符号。这种权力符号彰显的是国家强制力，是一种让普通老百姓顺从的权力，并且使法律、司法活动及法官获得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权威。当案件的双方当事人置身于这样的权力符号包围圈之中，他们总会油然而生一种战栗感，面对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个人的力量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让人失去与之抗争的勇气，从而自觉接受国家法律的统治，服从法院的裁判。这种权力符号运用最典型的实例体现在基层法院的巡回审理中[5]，例如，朱某某诉虞某某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朱某某起诉虞某某要求法院准予双方离婚，由于被告虞某某下肢残疾，承办法官为了方便被告参加诉讼，决定到原、被告所在的村村委会办公室巡回审理。开庭当天，承办法官身着法官制服带领一名书记员、一名法院办公室干事驾驶一辆警车赴庭审地点。到达目的地后，承办法官让司机将警车停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前最显眼的地方，通知该村村支书一起到办公室旁听庭审。双方当事人及村支书均到庭后，承办法官安排他们按顺序坐下（村支书坐在法官的右手边），然后掏出专门带来的法槌敲三声，才宣布正式开庭。随车来的办公室干事则在一旁负责照相，记录庭审现场秩序情况。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由于被告亲属情绪过于激动，与原告亲属发生肢体碰撞，在村支书制止未果后，承办法官电话通知当地派出所派来两名民警维持法庭秩序。在承办法官、民警及村支书的共同努力下，当事人双方终于停止无谓的纠缠，庭审得以顺利进行。虽然最终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调解协议，但是均表示服从法院判决，双方矛盾得以化解。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运用了多种权力符号向当事人施加影响。庭审场所所在地村委会办公室及村支书的在场均向双方当事人暗示，这次法庭庭审得到村社内的“官员”的全力支持；法官身着的制服、专门携带的法槌均明确显示，此次庭审中法官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意志；村委会办公室门口停放的警车、维持法庭秩序的民警更是直接向当事人及旁听的群众表明，法官背后依靠的是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力；随车而来负责信息宣传的办公室干事拿着专业的照相机拍摄庭审现场，并将庭审秩序状况记录下来的情形，在当事人及村里的群众看来，更像是记者在采访，一旦想到自己的“丑事”会传播到尽人皆知，当事人心里便会忐忑不安，希望尽可能无声无息的解决纠纷。

（二）针对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

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经常代理案件的代理人一般都是本辖区内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的律师（以及法律工作者），法官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过单单一个案子，而是通过长期的工作、生活接触形成的，这也导致法官针对代理人运用心理学战术的形态与针对当事人运用心理学战术的形态迥然不同[6]。某些法官针对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主要包括如下两大方面：

1.针对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本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这种心理学战术运用的目的主要是让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明白，如果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不配合法官更好的处理纠纷，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将会遭受很大的打压：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主动配合法官处理纠纷，法官们也会在工作中给予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适度的方便。这种心理学战术的运用并没有解决具体案件，但是为法官们在以后长期的工作中持续得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配合奠定了基础。

a.立案过程中的抵制。对一些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拒绝积极配合法官促成案件调解的律师，法官们会通过内部网络传递到法院的各位工作人员耳中。因此，负责立案的法官一般会采取各种方式打压该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例如，在立案审查中刁难该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诉状即使出现很小的错误也要求其全面修改，提高立案证据的标准，要求提供被告准确的身份证明，甚至利用七天审查期拖延完全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

b.审理过程中的抵制。法院负责送达的法官们对一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代理的全部案件消极送达，以至于立案一两个月后，案件还没有送达被告，原告往往会多次催促代理人，但是代理人对此却没有任何办法，这也导致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法官们可以合理的利用“案情复杂”的标准将本应该很简单的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甚至在符合公告送达的条件时采取中止审理的手段。c.日常生活中的抵制。如果生活中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能够与法官单独接触，甚至建立起一种较为紧密的关系，那么他们的地位在委托人的眼中也会大幅上升，这对他们扩大案源，提高收入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很乐意生活中接触法官，能够约到法官一起吃饭、喝茶甚至娱乐会让他们在以后的律师生涯中感到更踏实。这也是法官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抵制一些律师的基础。法官们通过拒绝与这些律师的任何接触令其产生这样一种念头，“既然你在代理的案子中拒绝配合我将纠纷尽快解决，那在以后我和你之间只能公事公办，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我也会很乐意修整一下你。”[7] d.对配合法官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给予一定好处。对于那些一直以来配合法官们积极解决纠纷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法官们会在职权范围内尽可能的给予其便利。例如，在立案的时候如果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材料不全允许其稍后补充而现在直接立案；立案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副本还未送达被告，法官们会允许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直接用新的诉状更换立案时提交的诉状，而不用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在当事人面前，法官们会选择对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和颜悦色，一般不会打断他们发言，适当听取他们的意见，给当事人一种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在法官面前能说的上话的感觉；允许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使用法院的复印机等设备；等等。

2.针对具体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a.贬低诉讼代理人在委托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当众不给代理人面子，令其在委托人心目中形成一种在法官面前说不上话的形象，从而达到打压一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目的。例如，在庭审过程中法官频繁打断诉讼代理人的发言，或者因为某些莫须有的原因当庭训诫诉讼代理人，或者对另一方诉讼代理人和颜悦色，而对这一方诉讼代理人疾言厉色。

b.动摇诉讼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在案件诉至人民法院后，法官们单独和当事人一方接触，通过言行向当事人表明其委托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能力不高或者不能为其争取最大的利益，从而动摇诉讼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甚至导致当事人单方接触与其诉讼代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例如，王某某、陈某某诉杨某某、刘某某及B县某运输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

原告王某某及陈某某的儿子在A区某地路边玩耍时被被告杨某某驾驶陈某某所有的汽车撞倒，当场死亡。据查，王某某、陈某某系A区居民，杨某某、刘某某系B县居民。王某某、陈某某委托C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C选择A区法院立案。A区法院立案人员向C解释，其可以选择被告所在地B县法院立案，这样能够方便通知被告到庭应诉及处理此案。但C态度强硬，声称，“选择在你们A区法院立案是当事人的权利，你们法院没有任何权力剥夺我们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立案法官迫于无奈接受本案立案。

立案后，承办法官单独将原告王某某和陈某某约至办公室，向其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立案的时候，本院立案法官建议其诉讼代理人去B县法院立案，“一方面，三个被告均是B县居民，在B县法院立案有利于迅速通知被告到庭应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三被告所有的财产均在B县，一旦本案进入执行程序，我院作为外地法院进入B县强制执行三被告财产，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你们在B县法院立案诉讼，执行程序中B县法院将更容易查找被告财产线索及开展强制执行。你们的诉讼代理人之所以强烈要求在我院立案，其实只是为了方便他参加诉讼罢了，根本就不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考虑。这样的代理人，哎，还不如没有。”接着承办法官就开始向原告建议，这种情况二原告应该申请法律援助，这样不但不用花费律师费，而且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师更负责任。最后，二原告听从了承办法官建议，解除与C的委托关系，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一位律师代其出庭。其实，针对具体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消磨一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锐气，令其在以后代理的案件中主动配合法官们解决纠纷。由于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是当事人请来帮其处理法律事务的人员，出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传统心理，当事人更加信任其诉讼代理人。一旦在诉讼中这些诉讼代理人自愿配合法官们解决纠纷，当事人很容易会接受法官们的裁判或调解。

三、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的规则构建

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极大的提高了案件的调解率，降低了当事人信访缠访的可能性，提高了当事人的服判率；但由于我国并没有针对心理学战术的运用出台任何规则，法官们在实际运用中很容易丧失中立性、公开性，破坏当事人调解自愿的原则，导致当事人丧失程序利益及对诉讼的处分权，存在偏袒一方当事人之嫌。针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存在的诸多不足，笔者认为应该构建以下规则，予以引导、规制。

（一）提高法官素质。心理学战术的运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方面的影响，很难通过外部观察到它运用的时候是否有违法律，因此，只有切实提高法官的道德水平及业务素质，才能保证心理学战术的运用成为提升法院公信力、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成为个别法官滥用审判权的避风港。

（二）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应当保证其公开性，避免与当事人一方单独接触，并注意心理学战术运用的场合和时机。法官若与一方当事人单独接触，无论接触的内容如何，都会引起另一方当事人对法官公正性的合理怀疑，损害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三）法院应当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不同的程序由不同的法官承办。调解程序在审判程序之前。调解程序中有一名调解法官主持双方调解，如果双方未达成调解，则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审判程序中审判法官不再主持双方调解而是径直开庭做出裁判，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法院仍然可以出具调解书。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当事人因害怕如果不接受调解会得罪法官在裁判中吃亏而不得已接受调解的现象。

（四）法官会见当事人，调解案件及审判案件均应在特定场所，并对其进行录像。如果法官在会见当事人、调解案件或审判案件中不合理运用心理学战术影响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决策，并且情况相当严重，上级法院就应该把这种因素作为撤销调解文书、裁判文书的理由。

（五）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应当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及其规范精神。一旦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及其规范精神，很可能导致最终的裁判因违反法律而被上级法院推翻或被本院提起再审而改判。即使有些情况下，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时的方式比较隐晦，并没有直接违反法律规定，只是有违有关法律的规范精神，所以该法官的裁判得以维持，但是这种裁判最终损害的将是法院的公信力，不利于群众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例如，法官针对律师（及法律工作的）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均是以违反法律规定或有关法律的规范精神为前提的，极大的损害了法院中立、公正、廉洁的形象，损害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合法开展诉讼代理业务的权利。因此，对这类明显有违法律规定及其规范精神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应予以取缔或通过出台具体条例予以规范。

结语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家园，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法院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和社会矛盾的“调解器”，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如果法官们能够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自觉地合法运用心理学战术，那么司法的过程抑或是结果都将充满亲和力。这样的司法过程及结果也将提高群众对司法的信心，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进一步推动群众法律信仰的形成。但是，司法实务界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仍然不够重视，只是少数法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心理学战术而已。笔者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形态的总结也只是其各种形态中很少的一部分罢了，而且其中仍有一些有违法律规定或其规范精神。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如何合法运用，笔者提出了一些规则构建的建议，但是仍显不够深入和具体，不过笔者仍期望抛砖引玉，引起司法实务界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的重视。

-----[1] 本文将“心理学战术”界定为，法官通过行动、言语、表情、周围环境等因素影响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决策的行为。

[2] 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当事人自己在不断地给自己灌输“如果不接受调解会得罪法官”的思想，有些法官则通过外界因素加强当事人的这种自我威吓。

[3] 法官一般不会直接向一方当事人明确如果双方当事人不接受调解自己将作出何种具体裁判，只是暗示作出的裁判将对其更加不利。[4] 越是在传统风俗保持完整的地方，这种方式也越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地方乡绅对于当地群众的影响其实比作为外来的国家法律更加大，但是地方乡绅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正逐步在消失，这也将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的一个事实。[5] 朱苏力在《送法下乡》中强调，作为一种外来力量的国家法律在进入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时，必须通过战术的合理运用，在局部构建一种国家法律占优势的情势，其中最大的倚仗其实也就是权力符号。[6] 虽然司法实务中，采用下面列举的方式影响诉讼代理人的法官只是极个别，但是，为了本文的完整性以及为最高院或其他部门以后针对心理学战术出台更完善的规则，笔者特将其列出。

[7] 这种情况类似于当事人的自我威吓，代理人更多的情况是自己在向自己施压。当然也不排除，代理人遇到的个别法官真会采取代理人联想到的手段。来源： 中国法院网

论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篇2

(一) 概念

所谓电子数据证据是以电子数据形式呈现的证据, 是指由数字化形式转化而来, 存在于电子设备载体当中, 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常见的电子数据证据形式有QQ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记录、淘宝购物记录、旺旺聊天记录、短信往来记录、电子签名、网络域名、网站页面等。

(二) 特征

电子数据证据有如下特征:

1. 技术性。

电子数据证据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传输技术、网络存储技术及移动硬盘存储技术的发展成熟而出现的。其技术性特征一方面使其具有保存迅速、所需物理空间小、客观性强不轻易以主观意志而改变、能较精确反映或还原案件事实的特征;但另一方面, 必须借助于高科学技术也使其失去了独立性, 而是必须存在于一定的电子载体, 如电脑、手机、优盘等才能存储和播放。

2. 复合性。

由于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使得电子数据证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不仅有文本形式, 还有图片形式、音频形式、视频形式、图形形式等, 并且往往同一份电子数据证据就能涵盖数种表现形式, 使电子数据证据与传统的证据类型相比较, 能更加形象生动还原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 但也因此使其与传统证据的认定原则、形式等存在差异。

3. 脆弱性。

由于电子数据内容无形性的特性、网络技术的联通性、电子数据载体的不确定性等因素, 使电子数据很容易被破坏。第三人的破坏如电脑病毒的入侵、黑客的攻击、其他人的擅自修改等, 自己的破坏如自己保存不当或者是自己保存设备质量不过关等, 都会导致电子数据证据破坏或损毁;同时, 电子数据的无形性也给了当事人擅自进行修改的机会, 如伪造或者片面截取等。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司法机关认定电子数据证据的难度, 也使电子数据证据的认定规定有不同于传统证据之处。

二、我国法律对电子数据证据的法律定位

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次在法律中规定了电子数据证据种类之一的数据电文, 将数据电文作为合同签订书面形式的一种, 并对以数据电文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要约生效时间、承诺生效时间、签订地点以专条的形式进行了规定。但对数据电文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列举的数据电文形式如电报、电传、传真等, 其他则不适用, 且适用范围仅限于民事领域。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电子数据的专门立法, 但是该法律仅对电子签名认定规则等进行了规定,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明确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与视听资料并列为第八项证据种类, 这是我国首次在程序法中明确规定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种类。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与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都将电子数据单独列为证据种类, 均排在视听资料后面。至此, 电子数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已经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得到了认可。

2015年2月4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 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 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该条对电子数据证据的类型进行了详细规定, 并明确区分了电子数据证据与视听资料, 这也是该条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由此可知, 我国法律对电子数据证据的定位经历了最初不明确阶段的书证说、视听资料说等不同观点, 到现在三大诉讼法中均将电子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 这使得我国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电子数据证据的定位问题的争论尘埃落定。对证据电子数据证据的不同定位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对其认定和判断规则, 最初定位不明确阶段司法实践中对其运用受到很大限制, 相同或类似的电子数据在不同案件中运用情况不同的现象非常突出。

三、司法实践中电子数据证据的认定规则

我国现行法律将电子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 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也有利于庭审工作的展开;但法律法规中对电子数据作为民事证据的认定规则却没有明确规定, 使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司法实务部门。任何证据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必须经过法庭审查认定属实。对于传统种类证据的认定, 司法部门重点审查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 法庭上的质证也主要围绕证据的三性进行。虽然电子数据证据与传统证据种类有很大区别, 但其与其他种类证据同属证据, 均具有证据的根本属性, 因此对电子数据证据的认证和质证也应当从证据的三性入手, 但同时应着重关注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殊性。

(一) 电子数据证据的真实性认定

真实性是指电子数据必须是真实发生与存在的, 是案件发生的客观痕迹, 而非擅自虚构或伪造的。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主要从证据的起源等方面进行。对于电子数据证据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认定:一是电子数据证据的历史, 如电子数据证据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时候产生的、基于什么原因而产生的、以什么格式存在、储存在什么载体中、是否为初始设备、是别人提供还是自己取得等;二是电子系统运行是否正常。由于电子数据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复杂性且必须要借助于一定载体, 其受网络数据环境、载体运行状态的影响较大, 正常状态下取得的电子数据证据证明力高, 不稳定或非正常状态下取得的证明力低。

(二) 电子数据证据的关联性认定

关联性是指电子数据证据与案件客观事实之间必须具有一定联系。仅有真实性而与案件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 电子数据证据认定的关联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电子数据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证据与证据的关联性。应当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认定:从实质性角度主要看电子数据证据要证明的事实是否是案件中存在争议的实质性事实, 若非案件实质性事实则没有关联性;从证明力角度主要看电子数据证据是否使案件客观事实面貌更为清晰明了, 且没有其他证据能够替代电子数据证据的上述作用;从评定性角度看电子数据是否具有关联性要由法官根据严密的逻辑来进行认定, 不能对案件事实进行模糊不清的判断或者预先先入为主断定案件事实或结果。

(三) 电子数据证据的合法性分析

合法性是指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主要包括电子数据证据的形式和电子数据证据的获取方式。电子数据证据形式要求比如电子邮件截图或者保存必须能够显示发送人、收件人 (收件人是谁必须明确) 、发件时间、收件时间、与案件相关的邮件内容等, 反之若缺少其中任何一项, 电子数据证据在形式上将不具有合法性;电子数据证据获取的合法性主要是指电子数据证据必须是依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取得, 不得以非法侵入其他人电脑、邮箱、擅自伪造等方式取得。

四、当事人应对电子数据证据认定的思路研究

司法实践中, 很多案件当事人虽然可能站在法律的正义面, 但在平时处理电子数据相关文件时不注意采取正确的思路而使自己陷入诉讼时处于不利境地。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建议当事人平时可考虑:一是提前约定特定电子数据通道。在缔约协商阶段或者从事其他法律行为时, 应约定特定的QQ号、邮箱名、Skype等作为双方磋商与沟通联系的渠道, 以免纠纷发生后一方否认特定通道为自己所有或使用;二是注意保留并保存初始证据。对电子数据进行编辑、修改等会减弱其作为证据的证明力, 当事人最好能够完整保存事件或案件的初始证据, 也可以考虑对初始证据进行公证;三是倡导网络实名制。对于网络运营商而言, 应积极推进网络实名制, 防止当事人在发生纠纷时抵赖, 做到有据可查, 有则可追。

参考文献

[1]何家弘, 姚水古.两大法系证据制度比较论[J].比较法研究, 2003 (4) .

[2]张卫平主编.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3]刘品新.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5.

[4]郑晓薇.论电子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D].华南理工大学, 2012.

[5]龙宗智.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J].法学研究, 2005 (5) .

论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篇3

关键词：公序良俗原则；民事审判；合理性；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23；D925.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5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127-03

虽然被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的泸州纳溪遗产纠纷案，以法院判决黄某的遗赠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被确认无效已落下帷幕，但案件的影响却远未停止，尤其是部分学者所质疑的“公序良俗原则在审判中的适用是否恰当”这一问题，一直被我国法律学家竞相讨论。本文也是受到该案的启发，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看法。首先，公序良俗这一概念，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对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国内外学者始终难以形成较为一致的界定，我国通说认为“公共秩序”指国家社会存在发展的一般秩序；“善良风俗”则是指社会占主导的、一般大众的道德观念。可以看出这样的概念界定过于模糊，但本文旨在探讨的是公序良俗原则在实践中的适用。

一、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合理性分析

（一）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符合传统法律精神，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互动

纵观我国的法律发展史，可以看出伦理道德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我国古代社会没有明确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伦理道德一直是法官断案的依据，这种长期形成的法律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尽管如今我们已经有立法机关明确制定的成文法，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法律条文也都体现了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也正是因为这样，法律的实施才能为大众所接受。所以在民事审判中恰当的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符合我们的传统法律精神。另外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尽管手段不同，但是其功能确是相互补充的。道德主要表现为通过行为评价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诱导，所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对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谴责不能制裁；而法律则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1]所以只有道德与法律密切配合，才能真正达到社会的安定。而且众所周知，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虽然我们肯定在司法实践中要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避免以情代法，但是法律却不能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法律未做规定或规定不清楚的情况下引入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事审判的依据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体现契约自由，符合法律公正的价值追求

民法调整的是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因此契约自由、权利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对私权利的处分往往不受限制，从而导致在“力量”不均等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这也就是权利自治无限制的后果。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使得权利自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隔，这是否说明其违背了民法的根本精神呢？答案是否定的，相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运用体现了法律正义，从根本上维护了契约自由。具体来讲，一般传统的理论认为，“契约法所追求的只是形式的公平和程序的正义”，公序良俗原则将民法之外的规范以及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引入民法，[2]把契约自由、权利自治限制在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一般的道德概念框架下，更能够切实的保障个案的实体正义，从而形成了契约自由的最外边界，应该说这种限制是理性的、正当的。另外，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契约自由不是手段，而是我们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没有限制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英国哲学家柏林指出“自由如果没有限制，就会出现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制的干预别人，这种自然的自由或者导致社会混乱，使人们最低限度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或者导致弱者的自由被强者压制或剥夺”。所以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恰当适用维护了国家和社会认可的最宽外延下的契约自由，也只有在这种平衡状态下，各种权利冲突才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

二、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必要性分析

（一）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弥补了法律规范在立法上的漏洞

由于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发生的一切问题，所以法律规范存在着固有的不完备性和滞后性，其调整的范围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社会制度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常使得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发生质的转变，这种情况下，法律因为要保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不再适用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要想制定一部无所不包的法典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法律与现实的错位是必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法律规范的作用实现正义的目标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法律规范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公民一般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由于法律规范大都起源于伦理道德，没有伦理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无法获得人们的遵守和尊重的，正所谓“恶法非法”，[3]所以在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或规定模糊不清的情况下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可以保障基本的判决公正，使得民事审判不至于由于立法上的缺陷而致实体正义于不顾。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限制了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张

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法律规则本身的局限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里我们首先承认自由裁量权是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的司法要求，但这一论断并不全面，应该说公序良俗原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关系具有两面性，即它的适用不仅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需要，同时还对自由裁量权进行了有效的规制。现阶段由于我国缺乏对自由裁量权的必要限制，使得这项权利的实施并没有取得其设置时预期达到的目标，相反一些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为借口，造成了枉法裁判的司法腐败。鉴于公序良俗原则的基本价值为社会大众所认可，所以若是在审判中明确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则会为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一个较为具体的方向，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做法能够根本的解决上述困境，但是至少在具体的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时，按照公序良俗原则进行审判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张，使之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边界。正如孟德斯鸠说“任何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利都要到边界时才停止，没有边界的权力便是一种无休止的任意性的权力，必然弊害无穷。”[4]

以上两点分别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分析了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另外除了法律的层面，我们还不能忽视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因为公序良俗承载着社会的基本价值，所以在民事审判中恰当合理的适用既能够有利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也说明了，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法治所体现的价值应该与社会的主流伦理道德规范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同一性。[5]

三、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不能忽视的问题

经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的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司法实践中的审判效果也表明了该原则的适用有其可行性。既然这样，为什么对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仍然质疑声不断？经过思考分析，笔者认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法官对于适用该原则过于轻率，没能把握住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条件，从而导致公序良俗原则的滥用风险。因此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本文中肯定的是在民事审判中合理恰当的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从而使审判真正的发挥保障权益，维护公平的作用。那么，如何合理恰当的适用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谨慎使用，防止借公序良俗原则规避具体法律规则

在民事审判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其适用的前提就是穷尽法律规则，在有明确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应该适用法律规则而不得适用公序良俗原则。首先，公序良俗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有着高度的抽象性，而法律规则则是一定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法官若是在存在法律规则的情况下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则会损害法律的安定性和权威性；其次，每一项具体的法律规则背后都暗含有一定具体的价值基础和利益诉求，而公序良俗原则虽然体现着主流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评判标准是概括性的，在很多时候并没有优先于具体法律规则的优势。[6]所以法官在审判中要谨慎适用公序良俗原则，避免以其为手段规避具体法律规则的现象发生。当然这里的适用并不是说直接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而是要经过适当的说理分析，使抽象原则变得相对具体后，才能正确的适用案件的审判，否则，公序良俗原则就会偏离法律的约束，从而使法庭审判变成一场纯粹的道德讲堂。

（二）充分论证，避免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遭受质疑

在上述法律规则缺位时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做法能够被大家所认同，但当法律体系中存在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但其与公序良俗原则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中发生冲突，如何解决？笔者认为林来梵和张卓明学者在《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一文中对该问题的看法很有启发性。他们认为，首先应该承认基于法的安定性要求，在一般情况下应适用规则。而在例外情形下，也可以适用法律原则，只是这种适用需要具备较为严格的条件，即须承担例外情形下的论证义务。也就是说对具体案件所体现的价值判断做出充分的说明论证，以证明法律原则的运用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突破明确的法律规则。[7]将这种理论应用到本文的主题，简单的说，当某一明确的法律规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发生冲突时，法官如果认为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更能保证实现公正，那么则需要进行充分的说明论证。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说明论证的过程使得判决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对于案件当事人以及普通群众来说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法官对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说明论证的过程也是确认其内心确信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充分的说明论证义务对于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相反它犹如工厂流水线上的一环不可缺少，而且尤为重要。

（三）合理判断，力求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恰当准确

我们说公序良俗原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价值概念，对其适用常伴随着法官的非理性因素，所以法官在民事审判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这样才能防止滥用的可能性。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公序良俗应以谁的标准来定，应该说作为审判依据的公序良俗原则应具有大众普遍性，能够符合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心理预期并被广泛的认可，这样才能避免案件的判决不被法官个人价值所左右。其次，要注意时间和空间对公序良俗原则的限定性，具体来说，虽然存在着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观，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民族仍存在着一些特有的道德价值观，所以在以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判断行为的法律效力时，应考虑所在地的具体情况，避免使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流于形式化。而从时间的角度上看，我们都知道公序良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往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变迁，所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应当具有现实性，[8]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案件的判决被大众所接受，从而实现个案的正义。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本文提到的“公序良俗第一案”，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公序良俗原则在该案中的适用受到部分法律学者的质疑。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法院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本身这一行为受到批评，问题的实质在于：一审和二审法院只是笼统的称黄某的遗赠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而并没有对其中的价值判断做出详细的分析论证，而且二审法院把原则在效力上高于规则当成无需证明的推理前提，使得公序良俗原则在该案中的适用理由明显不足，一言以蔽之，法官并没有论证公序良俗原则在该案中是如何突破《婚姻法》有关遗赠的法律规则而得以适用的。正是这些没有经过审慎的衡量和充分的论证就得出判决结果的做法损害了法律权威，成为法律学者的诟病。所以，虽然公序良俗原则因其能够弥补现行法上的不足和能为立法和司法提供原则性指导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由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固有的模糊性，也使得对这一原则的适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只有合理恰当的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才能使得这把“双刃剑”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万一.公序良俗问题的民法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2．

[2] 罗满景、王晶晶.对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则的几点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7，（01）．

[3] 赵万一.公序良俗问题的民法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4．

[4] 汪菊.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J].经济与法，2010，（09）．

[5] 赵万一.公序良俗问题的民法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０9）．

[6] 肖和保、刘锦海.论公序良俗原则滥用的限制[J].法学杂志，2009 ，(09)．

[7] 林来梵、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J].中国法学，2006， (02)．

实践中的民事审判下 篇4

审判方式的改革自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始，年底最高法院有关证据的诉讼规则出台，意味着证据制度仍然是程序方面改革的重点和进展最大的领域之一。自然，中级法院在最高法院上述规则于四月正式实施之前在证据领域的实务状况究竟如何，也就成为我们此次调查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以下，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所看到的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

从与法官和律师的座谈中，我们体会到了这些年来中级法院民事诉讼实务的最大变化，正在于当事人举证已经成为法院获得纠纷信息的主流，而依职权调查取证仅仅居于一种辅助性的地位。不少法官和律师都表示，据他们在诉讼实务中的感觉，恐怕每办二十个案件才会有一件出现法院依职权的调查取证。关于法院大致在什么时候实现的从依职权取证为主到当事人举证为主这一转换，几个中院似乎有所不同。B中院可能最早，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实现了这个转换。A中院和D中院次之，是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实现的转换，不过A中院的转换大概最为彻底。而C中院则较晚，据说到九十年代的后半期才真正转换过来。从检索的案件卷宗来看，A中院的样本中表明有依职权调查的案件为16个，占总样本大约不到12%的比例，同一案件有两次以上职权调查的样本也只是2个25；B中院有依职权调查的样本为23个，占总样本的13%，其中有两次以上职权调查的案件则为7个；相对这两个中院来讲，D中院和C中院有依职权调查情形的样本显得稍多一点。D中院有依职权调查的样本24个，占总样本的17%，两次以上职权调查的案件为8个。C中院的这种样本则有16个，达总样本的20%，两次以上职权调查的案件为6个。并且，因C中院的样本总体上还包含有若干属于“找案办”而记录明显不全的案件，所以上列比例实际上可能还会更高一些。

看来，虽说四个中院在当事人举证已成为诉讼实务主流这一点上大致是共通的，但在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的力度上还存在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还作为法官之间个性及倾向的不同，也反映在问卷调查的结果上。对于“如何处理依职权收集证据”这一提问，在A中院回收的18份问卷中，回答“基本上没有主动”或只是因“当事人申请”而进行职权调查的为8人，选择“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有9人，选择“只要认为有必要就会主动收集证据”的仅有1人；而在B中院的35份问卷中，选择不主动实施职权调查的有11人，选择视具体情况而定的6人，选择最后一个回答的`则有15人。D中院的9份问卷中选择上述第一项回答的5人，选择第二和第三项的分别有2人。估计C中院法官的意识分布很有可能与B、D两中院的上述情况相似。对于这种认识或倾向上的微妙差异，除了可能以实务操作习惯的区别，案件类型乃至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等来加以说明之外，一个我们相信是极为重要的技术性因素就在于，A中院长期处于人少案多的压力之下，法官在访谈中屡次描述了即便想主动去调查取证也缺乏时间精力的状况。与此相对，B、D、C三个中院在这方面却还存在着较大的回旋余地。

关于证据，我们在调研中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各种不同的证据方法在中院的民事一审诉讼实务中都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呢？作为结论，我们发现书证具有压倒的重要性，而证人证言所起的作用既非常有限，而且在其提出和审查的方式上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从卷宗样本来看，在四个中院的所有案件中都提交有书证，这种证据得到了最为普遍的运用。甚至不妨说，在大多数样本中书证看上去几乎就是唯一的证据方法，而且许多案件确实主要是依靠书证才得以解决的。其他证据方法连在样本中表现出来的概率都不高。具体而言，除无所不在的书证以外，A中院的样本中出现证人证言的有16个，而我们只发现有1个样本存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明确记录26；B中院的样本中有证人证言的比例降低，绝对数量却同样是16个，其中两个案件有证人出庭作证；C中院和D中院的样本中证人证言出现的频度较高，前者达18个，有证人出庭的两例；后者达29个，有证人出庭的三例。四个法院全部样本中其他种类证据方法出现的频度如下：有鉴定的42件，有物证（主要是照片）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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