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精选10篇）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篇1

一、一个性善的人———儒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关于“人性”的比较

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上不崇教、下不拜物, 而这也正是影响西方哲学思潮的关键之所在。在欧洲漫长的宗教统治时期, 理想的人格是全智全能、尽善尽美的基督耶稣, 这个完美的典型人格是对现实的人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意义的一种否定, 它把人的完善置于世界的彼岸, 带着原罪出身的人只能通过积善才能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和对生命的救赎。人们耗尽一生的精力也不过是跪在上帝面前的罪人。因此, 在文艺复兴时期, 一些哲学家面对现实的困惑, 想寻求另外一种力量探索人性和世界, 他们从东方文明, 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找到了“人本思想”, 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中国儒家思想对西方哲学思潮的又一次影响出现在现代工业革命之后, 以美国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出现了一系列的精神危机, 如道德堕落、精神空虚、极度拜物等, 严重威胁社会的发展, 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再次从中国儒家文化中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美国的人本主义可能也深受此影响。不可否认的是,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中国儒家文化关于人性的探讨很多都不谋而合。

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 孔子是其创立者, 创建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 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 理论取向是现实的人文关怀[1]。人本心理学家也非常重视人性的研究, 把人性置于心理学研究的核心, 关心人自身的价值和自我实现。马斯洛鲜明地指出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诞生的两种思想存在许多的差异, 但是他们同时又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我们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说明二者的相似之处。

(一) 和谐的人

儒家文化非常强调和谐, 比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德者寿”的身心和谐。强调人际和谐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如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为人际关系的范;以“仁、义、理、智、信”五常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以“仁者爱人, 推己及人”、“己所不欲, 务施于人”为处理人际冲突的方法。儒家将“和”伦理道德化, 使之具有价值评判的意义。

马斯洛提出“协和社会”的观点, 并强调自我实现的人很少会发生自我冲突。他对人与人的爱充满信心, 强调人类之爱是马斯洛心理学的一个特征。

(二) 性善的人

孔子倾向性善, 主张“仁者, 人也”、“我欲仁, 斯仁至矣”。时孟子也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 “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 我固有”, “人皆可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不是肯定每一个人都有现实的善, 而是强调每个人都具有可能善的本性。同样, 马斯洛认为人的无意识的动机是善的、美的, 不是邪恶的, 人类所以有不良的行为, 不是由本性所驱使, 而是因为本性受挫或恶劣的环境条件扭曲了本性。

(三) 理想的人

儒家学者富有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牺牲精神, 他们以道德为人的根本, 为人最大的善, 追求人的道德完满, 因此, 他们设计理想的人格入世, 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抱负, 体现儒家人格, 追求终极价值目标。马斯洛认为,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可以通过科学地探索价值观来解决几个世纪来一直折磨人类的问题。他说:“似乎有一个人类终极价值, 一个全人类努力争取的目标。”[2]在他看来, 一个人若为了某种理想和价值而全身心地投入时, 就能体验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和极大的欢欣, 即所谓的高峰体验。这两种对理想人的认识意味着人需要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探索。

儒家理想人格设计由一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层次的系统:君子人格—豪杰人格—圣人人格。马斯洛根据需要的不同的层次, 即由低到高, 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也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层次的人格结构。在他看来, 由本性需要驱动人格的实现, 处在需要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满足是实现理想、健康人格的途径。

儒家推崇的人生范型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孟子曰:“圣人, 百世之师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马斯洛选择“不断发展的一小部人”, 即在各领域有杰出成就的、自我实现的人, 如爱因斯坦、林肯、罗斯福等作为研究对象。

儒家认为具备理想人格是现实可行的。孟子曰:“服尧之服, 诵尧之言, 行尧之行, 是尧而矣。”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入世进取、建功立业的, 具体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斯洛认为人的活动是主观能动的, 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通行自我实现的。与马斯洛一样, 罗杰斯假定人有一种朝向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人们把这个实现倾向作为生活的参考框架, 他们将很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发挥出全部潜能。[3]从这我们可以看出, 是儒家文化和人本主义都认为人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完善可以达到理想和现实统一。

综上所述, 儒家文化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是从人的整体对人进行认识, 具有相同的价值评判标准, 以及相近的理想人格。

二、关系中的自我———儒学和社会建构心理学中关于“自我”的比较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 对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心理学理论。主体和客体、分离和对立是现代心理学哲学的基础, 在这样一种对世界的假设前提下, 现代心理学被看成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 其研究目的主要是对人的行为和规律的描述、揭示、预测、控制。现代心理学极其推崇理性, 主张个人主义。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则超越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 恢复被现代心理学对象化的“客体”或“他者”的主体身份, 变主客体为“互主体”, 以互主体共同参与的对意义的社会构建过程取代主题对客体的反应过程, 因而研究目的也转为:解放、解释、理解、和谐。[4]因此, 在社会构建论心理学中具有独特结构、自我存在的客观主义的自我观点转变成关系中的自我的建构观, 强调在社会互动构建自我, 以及在不同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列维那斯提出了“超在”的概念, 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自我”观念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超在不是简单指存在者对自我的存在的超越, 而是指存在者通过放弃或摆脱自我存在而达到面对他人的境地, 这种放弃和摆脱或分离, 本身指向他人, 就是对异于自我存在的承认和蕴含。[5]

这种和强调主客二分西方传统的“自我”观念相背离的社会构建论心理学的“自我”观在很多方面和中国儒学中的“自我”观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更多的是强调是一种整体性思维, 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 同时人的意义和价值也置身于人际关系中来评判和建构。可以说, 中国儒家文化中没有单独的自我, “我”的存在只能从关系中找到各种意义。汪凤炎、郑红在其研究指出, 中国人多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入手来指称“我”, 且任何一个人都只有和另一个人所组成的关系中才能定位。[6]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文化中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原则无不体现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中的解释、理解、和谐与关系主义思维模式。当然, 它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具体地表现在“解放”这一目的性上。建构主义心理学把解放思想放在最基础的地位上,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要求人具有开放性, 能够把所有的知识、理论或者经验当作一种观点对待, 给予平等对话与参与协商的权利。[7]这就需要人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而儒家文化中“关系中的自我”是有条件性和范围设置的。从维系封建伦理建构的五伦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不难看出, 在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建构中价值和道德主要是强调和“我”有关的“熟悉的人”, 而陌生人则不在此列。这也衍生了中国人对待陌生人比较冷漠的传统。而且在这五伦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封建思想正是后现代主义需要批判和解构的话语霸权主义、文化的父权主义。

燕良轼老师指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是有其独特价值的。正是这些独特价值构成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8]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儒家文化对人和自我认识是放置在人际互动中的, 非常重视他者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这种自我观和社会建构心理学中那些在不同语境下支离破碎的自我或者是拼盘式的自我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 它是具有自我一致性的、连续的存在, 表现为:和谐的人、性善的人和理想的人。它既克服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中人的个人主义倾向, 又克服了社会建构心理学中人被分裂成碎片的倾向。

中国现代心理学是以西方心理学, 特别是实证主义心理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心理学。许多心理学者对实证心理学达到迷信和崇拜的地步, 使得偏人文方向心理学被边缘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们要使心理学中国化, 无疑是困难重重。面对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现代心理学危机, 我们应该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心理学, 对中国当代主流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应该进行反思。无疑, 儒学展现的心理学思想为这种反思提供了依据。当然, 这并不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盲目崇信。儒家文化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是可以和当代西方哲学思想进行对话的。西方心理学可以从东方文化中吸取精华, 以克服某些弊端, 像凤凰涅磐一样获得再生。[9]同样, 我们也可从异己文化中吸取精华, 克服我们自己文化的弊端。当然, 这里的异己文化是多元的, 而不是只有实证主义这一种。

摘要：中国传统儒学强调人的能动性, 追求一种理想人格, 重视人际关系中他人的重要性, 体现了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而这些关怀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和西方当代两大心理学派——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社会构建论心理学所提出的对人的看法相吻合。本文对此三者关于“人”的认识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儒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人性,自我

参考文献

[1]唐凯麟, 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意义的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马斯洛.动机与人格 (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四版.

[4][7]杨丽萍.社会构建论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2006.

[5]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6]汪凤炎, 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燕良轼.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必要性阐释[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1, (09) .

[9]郭斯萍.中国化——我国心理学的挑战与机遇[J].心理学新探索, 2000, (4) .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篇2

社会认知理论经常被广大学者误解为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延伸,属于新行为主义理论阵营,其原因是他们忽视或未理解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和研究范式.文章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来分析社会认知理论,发现其基本研究范式、关键性概念和心理的建构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一致,因而社会认知理论应该是属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阵营.

作 者：龙君伟 Long Junwei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广东,广州,510631 刊 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SCIENCES） 年，卷(期)： 23(2) 分类号：B842 关键词：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篇3

和谐社会  体验式  心理教育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和谐的社会由和谐的人构成，和谐的人最主要的是内心的和谐，内心的和谐要靠心理教育来培育。因此，和谐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心理教育则是实现和谐的有效途径。社会的和谐发展、教育的和谐发展与人的和谐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和谐的教育才能造就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学校作为整个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专门教育机构，肩负着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未来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因此，学校必须顺应时代的召唤，将“和谐”作为核心的价值追求，积极构建全校师生和谐体系。然而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加剧所导致的人们心理不和谐已不是少数，亚健康已成为一个普遍状态，甚至演变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因而社会不和谐现象也越来越凸显。将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具体应用是心理学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所应发挥的作用。“全民心理健康工程”的出台，蕴含着国家对心理学应用化的要求，心理学应用到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将是今后心理学发展的趋势。

但如何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怎样才能真正触动学生心灵深处的心弦，仍是摆在教育面前的难题。虽然近几年的中国教育舞台掀起了一场心理教育的热潮，但真正能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有效教育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从“体验”的视角出发，构建学校心理教育的整合策略，从大教育的视野来建构全方位、立体化的心理教育模式，既把心理教育与学校整体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等融合起来，也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专门的教育和活动开展，同时努力营造各种校园文化氛围，从而真正形成一套全方位立体化整合型的心理教育体系，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

二、体验式心理教育的内涵

在强调社会和谐与心理和谐的今天，心理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尤其重要。用心理学的理论和基本规律指导实际生活是对科学心理学最大的挑战。作为学科发展前沿阵地的学校最能体现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契合程度。因此，基于广泛的社会需求，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现实挑战，运用心理学的原理，结合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体验式心理教育新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家伽利略曾说：“你无法教会他人任何东西，你只能引导他人发现一些东西。”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激发心理潜能，增强心理调适能力的实践过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最终心理的成长是需要有亲身体验的。所谓“体验”，据《辞源》解释：“体验”既有“领悟”、“体会”、“设身处地”的含义，又有“实行”、“实践”等的含义，它是个体主动实践或“虚拟亲历”某件事，并获得相应认知和情感的直接经验活动。而“体验式”心理教育则是成员通过亲身体验，把心理学知识转化为内在感悟，从而唤起主体在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新感受，引起学习主体心灵的共鸣，并在活动中感知、理解、感悟、感动、验证，从而正确面对生活和心理上的难题，改变行为和态度，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以乐观、健康、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生活及人际交往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及挫折。可见，体验是知识内化、经验升华和个性张扬的过程。

三、学校体验式心理教育体系的建构

学校心理教育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系统工程。学校心理教育的开展既是学生自身健康成长的需求，更是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而如何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既是新兴的教育研究领域，又是不断探索的实践领域，没有现成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可循。事实上，我国从2001年启动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革中明确提出了三维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新课改实施中， 已经意识到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的意义，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学生即课程”。但要把这个口号化成每一个学生成长的实践，关键在于学生心理能力的成长，这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新课程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以心理能力的提升为出发点，以构建一套立体化分层实践模式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为目标，笔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在长期从事学校心理教育的实践中，将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内外因素尽可能地纳入到视野之内，并结合新课改的三维目标对学校心理教育尝试性地构建一套以“体验”为视角、以全方位行动为路径的适合我国本土学校心理教育的新模式，在体验中将“心”投进去，让“脑”动起来，让刻骨铭心的感受和领悟使心灵在不知不觉中得以成长和升华，达到心理教育的最优化。

1.体验式心理教育活动课是学校开展心理教育的重要途径

学校实施心理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心理教育活动课。但目前的心理课往往成了心理学知识的普及课，主要是教师讲、学生被动学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传统的认知教育试图透过心理学知识的传授来缓解学生心理倦怠和困惑，作用似乎越来越小。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人的心理内部出了问题，需要针对内心世界展开工作，而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更何况心理教育与其他学科教学有本质的区别，它不能光靠掌握一些心理知识就能使心理得到成长，心理的成熟需要深刻的内心感悟，仅仅通过老师倾囊相授知识、学生死记硬背，效果微乎甚微。

事实上，心理教育蕴涵着丰富的实践功能，学生必须在深刻体验的基础上达到心与心的真诚交流，并和教师产生共情，触碰到心灵的深处，理解才能够深入人心。所以，学生先通过参加事先设计好的情境，通过体验，然后再分享感受，提升心理能力。虽然，当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有了一定的改善，逐步由完全的讲授向逐级的活动、由经验层次向科学层次转换，但力度还是不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学生接受信息的途径及其多样化，教师也不再是一支粉笔、一张嘴，机械传递知识的“教书匠”;现代的课堂也不仅仅是进行知识传递、信息传播的满堂灌和一言堂，改革创新适应现代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新型课堂模式已刻不容缓，学生心理知识的获得随手可及，但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却日趋复杂。改革心理教育的陈旧模式迫在眉睫。

体验式心理教育可运用具象法、象征法、模拟法等多种科学方法，对教学内容在团体动力场的作用下进行立体、全面的转换，变成可以让学生深刻体验的情境。在课堂上，学生通过深刻体验情境，感受生活实际，感悟人生哲理，最后升华认知，改变思维，促成行为，成长心理。利用体验式心理教育的方式对学生心理能力优化是心理教育课最大的一个优势，而且在课堂上将预防心理疾病、优化心理品质和开发心理潜能三者有机结合，最终使学生心理得到迅速成长。为此，深刻的体验是不可缺少的重中之重。明确这一点，对于把握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学生也只有对自身的心理有了深刻的体验，才能在实际生活中深入人心，教育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

2.班会活动课是学校开展心理教育的实践途径

班会不是为了服务于班主任的日常工作，而是为了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但是，传统班会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好这一目标，存在着数量和效益不成正比的情况。学生不喜欢常规说教、索然无味的班会课。体验式班会则能很好地避免上述弊端。它依据学生身心发育特点、成长规律和班级建设的需要，在团体动力推动下，以主题班会的形式展开，通过绘画、音乐、具象、此时此地等体验式心理教育方式，打开学生的心灵。在体验式班会活动中，老师更多的是引领者、参与者、分享者，让学生感受教师角色的另一面，同时感受更多的温暖、包容、理解和支持，这样学生在安全的心理空间内才能打开彼此的心灵，感受更多的幸福、快乐，学生创造的思维和潜能也才能不断得到开发，而学生通过团体内人际互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主动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在亲切、互助、坦诚的氛围中逐步消融，从而形成良好同学关系。

3.家长会是学校开展心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体验式家长会也非常有助于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家长仅有美好的愿望和良好的动机是无法达到预期教育效果的。最有效和最佳的途径就是：家长要加强学习，明确角色，提高素质，善用方法，自觉地做好孩子的家庭教育工作。而在这一点上，体验式家长会给心理教育工作做了有益的必要补充。体验式家长会在老师精心创设的情境中，让学生和家长在和谐的氛围中坐下来平等交流，把平时的委屈、无奈、焦虑甚至期望、心愿等坦诚分享，真诚交换，相互理解，共同成长。通过几次体验式家长会，学生和家长之间的矛盾慢慢消除，学生的心理也会逐渐成熟，学生学会了感恩，学会了沟通，懂得了理解，不但亲子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整个人际关系都有很大的改观。

四、体验式心理教育有效地促进学校四级心理预防机制的建立

1.体验式心理教育课程的实施是学校心理预警的初级系统

初级预警主要是在积极心理学价值取向上，对学生潜能的开发，心理机能的完善以及人格素养的提高，通过学校专职心理老师开设的体验式心理活动课、心理讲座等来解析心理现象，探索心理规律，开发心理潜能，传授心理调适方法，对学生进行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积极进取的引导，最大地限度挖掘每个同学的潜力。

2.体验式班会的开展是学校心理预警的二级系统

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大学，每个班级每个星期都有班会课。但是，班会的整体质量并不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体验式主题班会就成长中的某个主题，巧妙地创设真实情境，使每个学生通过不同的立场，体验和感受不一样的角色，最终在感悟中成长。当然在活动中，班级成员之间的一些误会、矛盾都会在活动中得到调解，且自身、班级建设等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会通过班级成员之间开展的朋辈心理互助，使每个成员产生一些积极的改变，发挥了班级群体的自育功能，从而使整个班集体更团结、更健康、更和谐。

3.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是学校心理预警的三级系统

在三级预警系统中，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的咨询师一方面通过各种心理测量学的知识和工具对学生的心理特质进行有效测查，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建议老师更有效地进行差异教学和管理，发挥学生的长处，及早做好学生的人生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另一方面也通过科学、有效的测量方法，对有心理问题的同学进行筛查，及早干预，并做好跟踪服务，使学生的心理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另外，心理咨询中心还以解决问题为主，针对普遍存在的心理困惑进行小团体辅导与个别咨询，消除学生的心理障碍。而对于有特别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及时送至相关部门得到彻底的治疗。

4.学校心理专家进行的危机干预是学校心理预警的四级系统

由于学生的危机主要是发展性危机，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所以学校关键是要通过前三种预警系统来做好危机的预防，而当危机事件真正来临时，也不能慌了手脚，要及时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实施干预方案。危机干预的组织系统包括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在危机时，要在组织机构的领导下，经过具备危机干预知识和技能培训的专业人员提供的及时帮助和干预，从而避免学生的心理危机进一步恶化。

心理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的研究、实践和推广将是教育领域的一次崭新实践。采用体验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对教育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

参考文献

[1] 樊富珉.我国团体心理咨询的发展：回顾与展望.清华大学学报，2005（6）.

[2] 周蓉.体验式心理健康活动课的实践.科技创业家，2012（7）.

[3] Gearldcorey.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及实践（第七版）.石林，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作者：温金梅（1977-），女，山西太原人，太原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硕士。]

简论心理学的建构主义视角 篇4

建构主义观点增长的表现在其研究角度的增多与地位的提高。现在, 已经需要在不同的建构主义观点中作出区分了。实际上, 不同的人说的是不同的“范式”。曾经有人对建构主义作出了不同的区分, 比如, 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控制论建构主义, 等等。所有的这些范式都反对传统认识论将知识作为是“实在”的客观表征。他们的论证很少直接反对传统认识论的固有概念, 而是用另外的概念和观点去替代原有的理论。建构主义者的“范式”之间也是互相争论的。

建构主义的先锋是恩斯特·格拉斯费尔德 (Ernst von Glasersfeld) , 他的“激进建构主义”仍旧激烈地被人们讨论。以皮亚杰的著作为基础, 格拉斯费尔德尤其关注个人自律和通过反射和抽象建立概念结构。根据他的观点, “真正的”学习要将问题作为“一个人自己的问题”, 作为阻碍一个人向目标进步的障碍。与这种关注个人的看法距离最远的是发端于俄国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角度的建构主义。这种观点强调意识活动中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位置, 并且将学习定义为熟悉文化实践。实际上, 处于对立位置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很长时间他们都不理会由他方提出的批评。这种现象就像库恩所称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

在这个领域中, 个人的 (主体的) 观点与社会文化的 (主体间的) 观点之间有着一种张力。这种不同范式尚无定论的纷争, 一方面使得在研究中有机会援引不同的观点而不多考虑不同角度的一致之处;另一方面, 近来它促使了整合不同立场的观点的努力。实际上, 在这场争论中基本的问题被人们忽视了。为什么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在科学和哲学传统中它处于什么位置?

对于知识的建构主义理论, 人们首先应该澄清基本的观念。可以确信, 建构主义并非是相对主义、反实在论。它也不像怀疑主义那样怀疑是否存在一个外在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 大量的建立在建构主义观点上的经验论研究一直明白建构主义的实在论立场。建构主义在其反对长久以来的哲学和认识论传统背景上有一定的说服力。它认为知识不是实在的表征而是建构。但是实际上, 似乎特别难将建构主义与传统泾渭分明地隔开, 因为它的论证几乎总是处在旧的认识论框架内, 它始终没有摆脱主客二分的传统框架, 而这恰好是建构主义竭力想抛弃的。

二、杜威对建构主义的贡献

一位用毕生的时间从事知识的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哲学家就是约翰·杜威 (1859—1952) 。正如图尔敏在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前言中所说的:杜威的著作“与知识论传统是一个彻底的分离”, 显示出“那个时代几乎不被认可的一种远见、洞察力和原创性”。而且, “杜威的分析并不只是破坏性的。它也扼要地提供了对于‘知行关系’的一种积极的观点。并且, 这种观点也被自然科学本身后来的发展所支持”。[1]在我们看来, 杜威的论证也使得对知识的主体的 (个人的) 和主体间的 (社会文化的) 解释能够在同一个建构主义的框架下考虑。

杜威的著作一方面反对传统的认识论, 杜威将他的批评集中在传统认识论共同的基础上, 即主体与客体、实在与知识、世界与意识的分离。杜威的知识理论表明以往讨论仍然建立在实在和知识分离的基础上。在更大的程度上, 建构主义“范式”仍然与传统的、二元论的框架紧紧连在一起。他的著作另一方面为建构主义知识论打下了基础, 它使得人们能够对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文化建构主义的主张进行评价。它除了强调个体知识的“建构”, 而且强调社会知识的“共建”。这使得对知识的主体的和主体间的解释能够在同一个建构主义的框架下考虑。

杜威的认识论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模式。在杜威看来, 认识论所关心的不只是知识问题, 更重要的是认知问题。杜威认为, 传统的认识论在认知问题上是以“知识旁观者”的理论 (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 出现的。这种认识论主张, 知识是对实在的“静态”把握或关注。杜威指出, 这种认识论在认知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认知的主体与被认知的对象是分离的, 认知者如同“旁观者”或“局外人”一样, 以一种静观的状态来获取知识;二是认知被理解为一种认识对象呈现给认知者的事件, 认知者在认识中是被动的。杜威指出, “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 在现代科学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 知识不是某种孤立的和自我完善的东西, 而是在生命的维持与进化中不断发展的东西。杜威指出, 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旁观”的过程, 而是“探究”的过程。杜威认为, “探究”是主体在与某种不确定的情境相联系时所产生的解决问题的行动。在行动中, 知识不是存在于旁观者的被动的理解中, 而是表现为主体对不确定情境的积极反应。知识是个体主动探究的结果。

另一方面, 除了强调个体知识的“建构”, 杜威的认识论述强调社会知识的“共建”, 这使得对知识的主体的和主体间的解释能够在同一个建构主义的框架下考虑, 在研究中为建构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

杜威的著作对“激进建构主义”做出了分析。在我们看来, 激进建构主义的知识理论认为知识是非普适性的、去真理性的, 知识不可能概括社会的法则, 无个体之外的知识。在讨论知识与实在的关系时, 它既没有说明实在与知识的一致得不到证明, 也没有在普遍上承认存在一个外部世界。而是在关于世界是在怎么样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可知论的立场。即使使用了像“可行性”或“可相容性”这样的概念, 但它应该指出从什么角度说不存在一致, 从什么角度说没有外在的“客体”。在认识论这方面, 杜威的理论提到维果茨基的著作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它没有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法, 而是对理想激进建构主义的一种补充, 仍是相同的根深蒂固的二元论的传统。维果茨基的著作形成于笛卡儿和康德的认识论成为很多批评的靶子的时候, 笛卡儿和康德知识论的不足在于他们只关注个人意识的自我分析。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引发了知识论理论中的社会维度的尝试。维果茨基的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集中于知识获得过程中主体间向度的作用。在维果茨基看来, 知识的获得与环境的内化是相等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取向肯定难以包含个人文化的层次性、差异性以及个人成长史对个人认知的巨大影响力。而且, 环境是客观的结构, 外在于独立于内化过程。

面对建构主义令人不满意的状况, 旨在协调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文化建构主义取向的“平衡”方案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知识的个体性和公共性是相容的。杜威既认为知识是人不断发展的活动的结果, 又认为它是一种“公众的”认识论, 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的、公开的求知的方法。通过这种公众的认识论, 在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 人们自然就能够获得共识。由此, 在杜威看来, 知识虽然是每个个体自己从“做中学”得来的, 但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 只要通过理性的、“实验的”方法, 每个个体就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能够获得同样的解答的, 这个解答也就是公共的、客观的知识。[2]

在解释为什么人类会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时, 杜威的建构主义既没有提出一个客观世界, 也没有假设主体有合适的认知结构。他认为社会互动使得也迫使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注意其他参与者的贡献。为了能继续这种社会互动, 一个人不能不观察和考虑其他人建构的客体和推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某种东西“在至少两个不同的行为中心被共同地创造出来”。[3]有了这种人类的互动, 就不难理解主观实在的存在对共同理解的可能性不造成真正的威胁。彼此理解还意味着“在共同的追求中客体对双方有共同的价值”。[4]杜威认为为了“在行为上达到一致”, 有必要“达到态度上的相似”。他还认为个人实在也通过在共同的追求中获得同样价值的方式被改变。需要重点指出的是, 虽然行为一致需要个人观点的充分协调, 但是这些观点会趋于相同。人们继续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实在中, 虽然这种实在为了达到行为上可能的一致, 现在已经被完全改变了。杜威认为, “个体通过参与公众交流和社会生活能够渐渐达成社会一致共识”。

三、总结

这种“理论实用主义”主要基于各个范式的不足, 而不是他们的成就。这是一种协调相反观点的尝试。只是在知识与实在、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二元论的框架中, 这些相对的方面才似乎互相中立, 协调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文化建构主义的取向似乎将两者都包括了。建构主义理论应该能沿着这些线索详细地阐述概念。在这点上, 建构主义理论或许能证明它的成功。建构主义理论能证明没有什么理论比建构主义更加实用和有效了。

摘要：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是个体心理主动的建构, 不是被动地接受和吸收。可以被看作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建构主义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激进建构主义或个人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我们将从杜威的认识论观点探讨, 他的认识论打破主客二分的传统模式;除了强调个体知识的“建构”, 而且强调社会知识的“共建”, 这使得对知识的主体的和主体间的解释能够在同一个建构主义的框架下考虑, 在研究中为建构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

关键词：建构主义,认识论,心理学

参考文献

[1]John Dewey.The Quest for certainty[M].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2]赵静.试比较建构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5 (03) .

[3]John Dewey.Experience and nature[M].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篇5

性别与科学的社会建构-试论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女性主义和科学史领域的发展背景出发,初步探讨了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认为坚持性别的社会建构和科学的社会建构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两大理论前提,它们表达了女性主义将性别与科学关联起来的.深层内涵,性别与科学的相互建构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基础和研究内容.

作 者：章梅芳 ZHANG Mei-fang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刊 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9 23(2) 分类号：C912.4 关键词：社会性别   科学史   女性主义   建构主义  

论和谐社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建构 篇6

社会心理学认为, 社会心理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心理与社会群体心理共同构成而又超越于社会个体心理与社会群体心理, 其中社会个体心理是社会心理的构成的基本单位, 也是社会群体心理的基本构成单位;特定的社会心理以及作为其构成单位的社会个体心理与社会群体心理都是人的生理精神因素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其中人所处社会物质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对社会心理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 在加强社会综合大环境建设, 为和谐社会的社会心理的产生奠定物质与制度基础、文化基础的同时, 要注重培育、构建社会主体的社会心理支撑与维护网络, 帮助社会主体形成和谐、健康的个体人格, 则是构建和谐的社会心理的必然之路。

一、构建出造就和谐性社会心理形成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基础

(一) 构建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尤其是“人在情境中理论”认为, 人的特定的现实心理与行为状况是由人所处社会与地理环境、生理状况、心理因素等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其中人的过去经历 (尤其成长经历) 及现实的社会状况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人不是一个完全独立存在的个体或群体, 人的问题也不是单个人或群体的问题, 而必须把他放在现实的社会情境中, 即他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社会环境中去综合考虑。某一社会特定阶层结构当然也是决定人的心理与行为状况的重要社会情境因素之一。阶层间差距过大的社会现实会自然地形成阶层间在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文化及心理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这种差距会直接阻碍阶层间的相互认同的形成, 进而会在阶层间形成对立、敌意甚至仇恨的心理。这种心理会扭曲人们看待与分析社会现象的理性, 将直接使得人们的攻击、侵犯等非和谐性社会行为处于随时爆发状态。这将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 我们要建构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橄榄球形状的社会分层结构、避免阶层间权力与财富差距过大化, 消除阶层之间误解、对立与仇恨心理, 进而在各阶层之间形成相对一致的理解与认同, 使人们能相对理性地分析与看待社会现象, 从而为建构稳定和谐的社会心理打下坚实的社会结构性基础。在当今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断裂等社会现实条件下, 这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急迫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

(二) 构建民主的政治制度、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及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

正如邓伟志教授所指出那样:“和谐社会不是无冲突社会, 关键是要正视冲突, 解决冲突。”“和谐社会是一个冲突到融合, 再冲突再融合的过程。”[2]物质与精神利益分享的和谐是解决矛盾走向社会和谐的关键。推进政治民主化, 使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为社会各个阶层 (尤其农民阶层) 提供一个自由、畅通的利益表达与利益协商的政治与社会平台, 则是协调和解决个阶层之间矛盾、消解非和谐性社会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将为和谐的社会心理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客观性政治基础。

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中还存在许多如垄断、不正当竞争、制假售假等不自由、不公平的现象, 导致“市场的非自主性分化作用”还广泛存在, 通过积累“市场非自主性分化价值”而致富现象相当普遍[3], 广大普通百姓对因这种市场非自主性分化作用而积累起大量财富的富人阶层并不认同, 使得富翁的财富来源合法性问题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不平心理与仇富心理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心里。因此, 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 消除市场经济中非自主分化现象, 实现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成败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能力, 而非其他不公平因素, 在中国当今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这将有利于减少建立在不公正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分层现象, 进而有利于减少因对社会不公平性的归因而诱发的不平与敌视心理及敌对与侵犯行为。这将为构建和谐的社会心理奠定客观的市场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效率为取向的淘汰性经济机制, 在市场条件下, 必然存在无能力就业者、失业者与破产者, 失业与破产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 不简单是个人能力问题。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无就业能力者、市场失业者及破产者应给以基本的生活保障。其一, 这是作为社会再分配重要手段之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市场初次分配缺陷的一种弥补;其二,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必然要求;其三, 这可以帮助社会无就业能力者、失业者与破产者度过难关, 防止其因基本生存问题而诱发种种非和谐性行为。人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会产生铤而走险实施如偷窃、抢劫等非和谐性心理与行为, 此乃人性之使然也。“仓廪实而知礼节”则揭示出人的道德法律情感心理是建立在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的道理。因此, 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社会成员, 尤其是社会弱势成员, 给以基本的生活保障, 进而消除社会成员因基本生存危机而诱发的种种非和谐行为, 则是培育社会成员的社会道德法律情感的基础。这将为和谐的社会心理奠定社会制度性基础。

二、构建出和谐性社会心理产生的文化基础

中国以儒道文化为主导传统文化历史悠久, 思想博大精深, 其中贯穿着和合文化思想主线。和合文化思想包括以下四大基本内容: (1) 指导调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 即人与天地万物之自然合为一体, 人与我、人与物的分别, 都已经不复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辨证意蕴主要源于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2) 指导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思想。这是和合文化思想的核心。“现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认为,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追求‘和而不同’, 这体现着中国人的大智慧。”[4] (3) 指导国家治理关系的“仁爱”、“民本”思想。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其一则表现为人人之间要相互关心, 具有爱他人之心, 二则表现为统治者要对百姓具有仁爱之心, 要以民为本, 要实行仁政。其中治理国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仁爱思想的侧重所在。 (4) 指导个人修身的“克己”“寡欲”“自省”“礼仪”思想, 主张以“克己”、“寡欲”、“自省”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成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 主张以“礼”来要求人们在各自的职业与生活领域要有规则意识, 行为要文明, 要遵循相应行为领域的道德与法律底线。

“中国和合传统文化思想, 概括而言, 就是要求人们求同存异, 相互理解, 和平共处,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这与当今中国政府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相契合。”[5]文化对个人及社会的心理和行为具有巨大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中国民众的举止言行、思维心理无不留下了和合文化形塑作用的影子, 这无疑为构建和谐的社会心理, 进而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因此, 我们要用重视并善于运用传统和合文化来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 通过对传统和合文化宣传与应用, 运用和合文化的形塑功能来形塑出温和、稳健、睿智、克己的和谐人格、构筑起和谐的社会心理, 进而构建出和谐社会。和合文化对和谐的社会心理的形塑功能主要表现为:“天人合一”的辩证思想有利于形塑出社会主体的客观的社会认知心理, 同时为构建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持;“克己”、“寡欲”思想可以避免社会主体心理需要的恶性膨胀, 形塑出温和理性的常态心态;“自省”、“礼仪”修身思想可以形塑出社会主体的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法律情感心理;“仁爱”、“非攻”、“和而不同”等国家治理思想及人际关系思想有利于形塑出良性国家治理关系及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 同时使社会主体形成的稳健合理和谐的行为模式, 并有利于社会心理健康和谐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总之, 我们要大力进行和合文化的建设与推广, 为和谐的社会心理的形成奠定社会文化基础。

三、构建出和谐性社会心理的心理支撑与维护网络

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 加之市场经济本身是以对人的经济利益刺激为动力的一种经济形式, 使得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体的经济消费欲望不断增长甚至膨胀, 使人们膨胀的消费欲望与现实生活之间产生的巨大差距, 而充满挫折感;市场经济把人带进了一种激烈竞争的高节奏的生活方式, 使人们因高节奏的竞争生活方式而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随着乌尔里希·贝克所指陈的风险社会的来临, 使得人们因面临诸多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常处于身心应急状态。所有这些境况, 最终使得社会主体易处于心理失衡的危机状态。当其没有必要的心理知识与技能来自我化解心理危机时, 也无法从适宜的相关机构来获得心理救助时, 这种心理的非和谐性危机就必然引发出许多非和谐性社会行为与社会事故, 直接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存在。如韩国留美学生枪击事件, 据相关部门分析研究后透露, 此事故制造者存在心理问题, 人格不健全[6]。因此, 加强对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构建稳定、温和、理性的社会社会心理, 在和谐社会语境下,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加强社会主体的心理健康教育 (下转228页) (上接206页) 与咨询, 构建社会心理的支撑与维护网络, 可以从以下三个相互密切联系的层面同时进行:首先, 国家及有关组织要在社会上普及相关的心理知识, 使得社会主体懂得心理活动的规律, 帮助其自觉地形成比较客观合理的社会认知, 形成温和而乐观、平常而积极的心态, 使其掌握比较好的心理调节知识与技术以应对心理危机, 进而形成稳定、温和、理性的心理品质, 促进自我人格的健康和和谐。其次, 在社会上成立一定数量的具有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功能的社会机构与组织, 给社会主体提供一个解决心理问题的机构。其中, 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工作机构与工作者方面的作用。社会工作是一种以社会改良为取向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性方法与事业, 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 它具有帮助社会个体与群体缓解社会压力、克服工作与生活困难与挫折、维护心理健康等重要作用。其三, 社会主体也应该积极学习掌握一定心理知识与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工作与生活难题及心理问题时应积极向有关机构求助, 积极主动地维护自己心理的平衡与健康, 以良好的心态来对人对事, 形成稳定、温和、理性的和谐心理及健全的人格。

总之, 和谐的社会心理是和谐社会存在的心理基础。从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科学民主的政治制度、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及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构建出一个有利于和谐的社会心理产生的社会综合大环境, 为和谐社会心理的形成造就出一个环境性的社会物质与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 同时加强对社会主体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注重培育与构建和谐性社会心理的心理支撑与维护网络, 则是构建出稳定、温和、理性、和谐的社会心理的必然之路。我们可以相信, 当稳定、温和、理性、和谐的社会心理形成之时, 一个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以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特征的和谐社会必将屹立于东方!

摘要：和谐社会, 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 其形成与存在也需要一种具有稳定、温和、理性、和谐等特征的社会心理来支撑。这种起支撑作用的社会心理需要通过社会结构与各种制度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社会心理支撑与维护网络建设等方面的建构来获得。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心理基础,建构

参考文献

[1]邓遂.论和谐社会的社会心理基础[J].齐鲁学刊, 2008, (6) :83-86.

[2]邓伟志.和谐社会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吗[J].社会观察, 2006, (12) :46.

[3]邓遂.市场分化作用的经济社会学分析——社会分层的动力机制研究之市场篇[D].中国期刊网 (优秀博士硕士论文文库) , 2003, (9) :23-25.

[4]胡海波, 魏书胜.从和合文化传统到和谐社会理想[J].社会科学战线, 2005, (5) :242-246.

[5]邓遂.论和合文化及其现实功能[J].兰州学刊, 2008, (6) :146-165.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宪政建构 篇7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原是指事务之间搭配合理与匀称的关系, 它作为一种理念源远流长, 指向的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早在古希腊时代, 西方哲学家们已经把和谐作为一种哲学观。以这一哲学观为基础, 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英国莫尔的“乌托邦”, 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人们一直在思考并尝试建立一种理性的和谐的社会。

“和谐社会”这一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出了多方面的解释。第一,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和谐社会”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 从侧面论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同时, “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 [2]这就可以推进社会趋于和谐。此外, “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 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3]这里进一步将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进行了考察。第二, 在个人与制度关系中包含的“和谐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主张,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 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 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4]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这样, “人终于成为自己和社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自由的人”。[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则是中国中产党在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 将前人关于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追求浓缩概括出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初步提出了实现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 “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省干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举行集体学习时, 再次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并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古代和谐思想在今天的一种升华。

二、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来看, 和谐社会的理念与宪政建构的精神旨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主要表现在:.公平正义是二者在价值准则上的一致性;民主法治是二者在制度保障上的一致性;.安定有序是二者在社会秩序状态上的一致性;充满活力是二者在建设动力上的一致性。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宪政建构是一致的。

(一) 公平正义———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价值准则上的一致性

宪政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各种利益、价值与力量的综合平衡, 隐含了公平正义、宽容和谐等基本理念。宪政是一种宽容平等的政治, 它承认政治共同体有不同的构成元素, 它强调人人平等, 它关注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宪政是一种正义的政治, 它重视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 协调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关系,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消除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宪政是一种平衡的政治, 是宪政的各组成部分或者构成宪政的各个方面在运作过程中依据既定的制度设置和程序规则在相互对峙、制约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共存的状态。宪政是一种平等协商达致妥协合作、和谐平衡的运行机制。宪政需要妥协、协商与合作, 而长期的妥协、协商与合作需要以宽容平等、公平正义精神作为支撑。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精义所在, 是对宪政秩序下所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和谐相处态势的描述。

(二) 民主法治———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制度保障上的一致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和非正义, 达到公平正义、平等均衡。这一目标的实现, 不仅仅需要抽象的理论分析, 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加以保障。而这个有效的机制就是民主和法治。民主就是以知情、表达、参与、决策等环节构成的多数人统治。民主政治为社会公平正义标准的形成提供了表达的途径和形成的机制。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政治主张, 现代法治概念包括如法律的至高权威, 法律的公众性、稳定性、公开性和平等性, 法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对人权的保障等一系列原理原则和基本要求。法治在功能上表现为对专断权力的否定和对民主政治的维护, 在价值上意味着对正义的追求和对人人平等的自由权利的保护。法治体现了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的必然要求人类政治的发展史表明, 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 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法治意味着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法治是宪政的基本标志, 宪政是法治的必然结果。民主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民主也会产生多数人暴政问题, 法治亦有良法之治与恶法之治的差别。和谐社会的民主必然是服从多数人意志又尊重少数人权利的民主, 和谐社会的法治必然上是公平正义的良法之治。这正是宪政的精神实质。宪法通过根本法的形式, 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 无论他在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处于多数还是少数。依据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为根本法构建起统一完备的法律体系, 这是良法之治的首要环节。这种良法之治的状态就是宪政。宪政下的民主与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最好的制度保障。

(三) 安定有序———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社会秩序状态上的一致性

宪政秩序是通过宪法规范确认和保护的社会秩序, 是宪法规范指导、约束人们行为之后所形成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现代国家通过宪法确立一定的宪政制度和民主机制, 构建起以公民权利为起点和归宿的宪政秩序, 以保障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平衡态势, 最终实现宪政社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宪法是一种“甜蜜的和谐”, 而“宪政是一种平衡的政治, 是宪政的各组成部分或者构成宪政的各方面在运作过程中依据既定的制度设置和程序规则在相互对峙、制约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共存的状态。”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关键环节。和谐社会必然要有稳定、协调、有序的社会结构与和谐定力, 而增强全社会结构定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宪政秩序的构建。宪政秩序的实现仰赖于良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完备科学的宪政制度。在宪法指引下建立健全疏导、协调、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体制机制, 是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宪法统领下, 和谐有序的统治秩序与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其他目标的坚实基础。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这又有赖于良好的宪法制度和稳定的宪政秩序。

(四) 充满活力———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在建设动力上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 创造活动得到支持, 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的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才有可能是和谐的社会。人是社会最活跃的因素, 人的创造愿望和激情是社会充满活力的源头活水, 人的创造活动和成果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理念如何才能成为现实?这有赖于宪政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事实上, 充满活力是宪政追求的目标之一, 体现了宪政的精神, 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宪政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宪政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权, 人权的实现是宪政的出发点和归宿。自近代宪法问世以来, 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便成为宪法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 正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府行为的法律控制才产生了宪法。而宪法和宪政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宪政的实质就是以人的权利和利益为本位, 承认人的主体地位, 肯定人的价值, 保障人的权利, 调动人的积极性,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多元社会的和谐进步。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 进一步激发了公民创造财富的愿望和激情, 创造财富的愿望和激情驱动着公民进一步创造财富, 从而是整个社会更加繁荣和发展。通过宪政制度设计来表达和兼顾各种利益主体和社会力量, 充分调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实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三、当前我国宪政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 宪政观念未深入人心, 宪法权威和公民宪法意识尚未确立

历史上的中国, 统势力对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 “君权至上”的政治文化使人们崇尚、迷信权力, 法律成为君权的工具;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 中国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根本上切断了法律普遍性的道路, 法律的权威与至上性在温情脉脉的人情网下丝毫不起作用。目前, 国内市场力量刚刚兴起, 尚不强大;社会结构仍然单一, 社会的多元化还只是雏形。且长期以来人们把宪法单纯地看作是一个政治纲领, 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工具, 而没有把它看成真“法”。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法治时代的到来, 从而制约着中国宪政观念的形成。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但是,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宪法的最高权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 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并不鲜见, 公共权力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此外, 一些政府官员, 对公民的维权行为缺少正确的认识, 比如, 有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上访公民是给政府“添乱”, 甚至动用公安机关对上访公民进行劳教。另外, 在中国公民的心中, “官官相卫”的心态还有很大位置, 在自己权力受到政府不当行为侵犯时, 缺乏寻求合法救济途径的勇气, 客观上无疑助长了政府某些人员的违法行为。

(二) 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运行缺乏强有力的规范和制约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不受控制的国家权力往往给人类社会造成深重的灾难。因而, 权力通常需要制约, 宪法是迄今为止人类找到的制约权力的最好武器。然而, 在国家权力上, 我国现行宪法权力制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还远未完善。

在体制上, 我国宪法采用的是权力分工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分工方面, 根据宪法的规定, 国家权力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方面整体配置基本上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多种原因, 在实践中权力往往过分集中于行政机关, 造成了行政权力的肿大化, 致使司法很难独立, 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被虚置, 权力分工事实上难以实现。

在制约方面, 国家机关之间的制约既缺乏完整的横向制约机制, 也缺乏完整的下级对上级国家机关之间的纵向监督机制。如,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尤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有明确的规定, 但却无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力机关虽有权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 但由于缺乏程序性规定, 更由于行政权力过分庞大导致权力分工难以实现, 这种监督实际很难操作, 基本上不能起到制约权力的作用。

在权力规范运行上, 由于我国宪法缺乏权力制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 中国现行宪法大部分关于授予国家机关以权力的条文, 基本上是开放性的, 即从实体上没有明确设定权力不得介入的禁区。因此造成了“现行宪法对国家只授权, 不限权”的现象。

(三) 政府职能需要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转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充分调动市场、社会、国家的积极作用, 多方面、多渠道的解决社会问题。凡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但通过社会组织自律能够解决的问题, 应当通过社会组织自律去解决。

事实上, 国家权力用得越多, 国家权力用得越早, 就越容易引起社会的冲突和矛盾。所以, 要解决好社会上的问题必须适当地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效的国家治理, 不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完成的, 相反, 是通过合理范围内的国家权力的运作、社会自治的有效开展以及这两者的相互合作而实现的。因此, 国家必须改变全面主导社会的状况, 给社会留出自主发展的必要空间。”

在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 人们不得不考虑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现实问题。在“全能政府”的模式下, 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将越来越面临重重压力和困境。且社会越向前发展, 就越需要政府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重大转变, 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及其社会中不同领域的职能分工问题, 进而有效地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 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现实政府的主要职能。因此, 政府职能实现由社会控制向社会服务的转变成为当前需要。

(四) 公民权利仍未得到广泛有效的保障

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是民主法治, 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又以追求保障公民权利为根本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 公民享有自由广泛平等的权利乃是通往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在于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我国宪法也对公民的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 并且在2004年修订的时候还将人权写进了宪法, 可以看出我国是非常重视公民权利的。

但是, 我国人权的范畴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宪法还没有写入公民的隐私权、沉默权、迁徙自由权及罢工权等《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重要人权内容。因此我国人权理论应进一步发展, 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另外, 由于部分立法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影响了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却不重视宪法的司法保障, 在法院的个案裁判中不适用宪法规范。其结果是使宪法的崇高地位被架空, 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或具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不能变成现实。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加强宪政建设, 扩大和保障公民权利势在必行。只有实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 实现了最广泛的民众的参政议政, 实现了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限度的确认和保护, 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宪政建构的路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宪政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了使宪政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的宪政建设要遵循宪政发展的一般规律,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之路。

(一) 培养宪法意识, 增强宪法权威

首先, 加强宪法知识的教育与普及, 培育宪法信仰。宪法信仰就是社会公众在对宪法理性认识的基础上, 油然而生的一种对宪法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恋感, 并在此信念的支配下自觉地把宪法规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受到信仰是宪法的生命, 宪法不被公民所信仰, 它就形同虚设。宪法信仰是确立宪法权威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持力量。要培育宪法信仰, 树立宪政权威, 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宪法知识的教育和普及, 增强宪法至上观念, 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宪法的实施直接关系着自己切身利益、关系着国家兴旺发达与社会和谐的程度。

其次,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培养宪法意识奠定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宪法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 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存在为基础, 并取决于该社会存在。对于我国来说,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就是决定宪法意识的社会存在。因此,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增强全民宪法意识的根本措施和重要基础。

再次,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 建构社会主义宪法文化。宪法理论在宪法意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 是对宪法意识的培养与提高。同时, 宪法理论又是宪法文化的载体, 并建构着宪法文化, 宪法文化又促进宪法意识的提高。因此,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 建构社会主义宪法文化, 是培养社会主义宪法意识的必然要求。对此应着力于培养民族的诚信文化、公民的选举文化、权力制衡文化, 把宪政精神普及到现实生活中去, 使有关宪政的制度和法律能内化成一种民族精神, 导引整个社会走向和谐。

(二) 正确配置国家权力, 完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和监督机制

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权力的分配与制衡, 虽不采取“三权分立”原则, 但仍然应该具有一个正当、有序的国家权力的配置机制。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途径,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其关键在于分权与制衡, 且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有条不紊的和谐状态, 这就必须进行宪政制度改革, 优化权力配置, 规范权力运行。

第一, 要科学的界定国家权力内部各种权力的边界。横向上, 我们要合理配置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加强权力内部制约。要把集中于行政机构的部分国家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给立法机构、司法机构, 要提升立法机关的地位, 使司法权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位;纵向上, 要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按照分工制衡的原则, 明确各个权力部门或岗位的职责权限, 做到职权与责任的对等和统一。在行使权力的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上, 要进行必要的分权, 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又不受制衡而产生权力腐败。

第二, 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首先, 权力运行应依法。权力对社会干预的范围、目的及责任等, 都应有法律、法规、规章从原则到具体诸方面予以全面规定。在实现权力的内容和目的时, 权力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其次, 权力行使要公开透明。要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务信息的基本内涵、公开内容、免除公开范围、公开的程度以及权利救济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最后权力行使应公平适当。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干预, 要合乎法定范围和内容, 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 将经济发展中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有效统一起来, 有效地实现权力赋予者赋予权力时追求的目标。

(三)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

要实现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 关键在于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 应该是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倡导公民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的社会。公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必须纳入规范性和机制性的社会实践的框架之中,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依靠机制诱导而非靠行政强制的时代。所以, 选择增强社会自治能力的实现途径, 必须创造出形成这种“共同意识”的机制与条件, 进而激发公民更多的投入、参与, 使政府与社会及公民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征的平衡和互动状态。

这种机制及其状态的形成, 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一个能够提供制约和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具备成熟和完善的社会自治组织的系统, 这些组织具有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合法身份, 它们依靠法治来实现自己维护公共权益、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目标。尤为重要的是, 宪政划分了公民社会与现实政府各自的活动领域, 不允许政府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 以保障由众多民间自治组织形成的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主领域。然而, 当这种机制形成以后, 这些民间组织在社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的意义将更为重大。因为, 他们不仅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 而且它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拥有很大的能量, 能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性问题, 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 这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以及维护社会稳定, 推动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最终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 发展公民权利, 促进公民参与政治

第一, 要健全现行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 细化和完善部门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 形成法制化可操作的权利保障网络。比如公民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问题, 知情权问题, 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细化问题, 公民私有财产保护问题, 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制度保障问题等等。

第二, 要加强对公民权利的落实与救济。一方面, 政府应当充分运用公权力的优势, 努力缔造私权利实现的现实基础, 构筑完善的个人权利实现体系;另一方面, 尽快完善我国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 明确规定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方式。尽管关于宪法司法化目前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 但适当时机我们还是可以考虑在我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以确保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能够得到救济。

第三, 促进公民参与政治。公民作为宪政建设的主体, 其参与的程度以及利益诉求对整个宪政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因为,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宪政建设必须以人为本。随着公民主权的不断扩展和深化, 公民的宪政意识在全社会得到强化。公民会产生强烈的权利义务对等意识, 在实际参与时, 要求在法律上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 并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 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公民参与权利的范围, 还需要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 完善公民参与的救济机制等等。

(五) 完善违宪审查制度, 加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

违宪审查制度都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也必须符合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应该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列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作为宪法监督机构负责行使违宪审查权。由于这种设想符合我国现在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也符合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 因此, 是比较可行。[6]宪法监督委员法监督委员会设在全国人大之下, 能够充分体现其崇高的法律地位, 有利于它以高度的权威来行使职权, 也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性质相适应。

为了保证违宪审查机构能够依法、切实地行使宪法监督职权, 有必要对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独立行使违宪审查权给予具体规范, 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建立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权威性的, 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第二, 违宪审查机构应具有司法性, 具有独立的司法裁决功能。第三, 应当明确违宪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以便让有关机关和公民知道哪些是可以申请违宪审查。第四, 违宪审查程序的启动。应当扩大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 规定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只要理由合法而且正当, 都有权建议违宪审查。此外, 在违宪审查的方式上应当灵活多样, 既可以事前审查, 又可以事后审查;既可以抽象审查, 又可以具体审查。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一代领导集体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提出的新的治国理念, 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 也具有切合当代中国的特性。和谐社会所强调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特征, 显示了从法律维度探求社会和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宪政建构的精神旨趣与和谐社会理念村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因而健全与完善宪政建构路径就成为我国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要结合当前我国宪政建构的问题与不足,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建构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一)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73.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三)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16.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二十一)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83.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十九)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570.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十九)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247.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篇8

社会建构论聚焦于人的价值, 认为他们积极地且主动地创造或建构着世界。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 建构主义所指涉的是这样一种思想, 即人类不是静态地认识、发现外在的客体世界, 而是经由认识、发现过程本身, 不断构造着新的现实世界。

首先, 知识不是经验归纳的产物。所有的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 是植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 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发明”的。建构是社会性的, 并不是个体的、内在的。其次, 实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建构论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话语的“精神实在”。对世界的认识是以理性范畴作用于世界, 用各种范畴对实在进行分类和解释。我们所得到的所谓“实在”只是各种理性范畴运用的结果。再次, 语言并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透明媒介, 也不是表达思维内容的中性的工具。语言是文化的产物, 语言的意义是由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们协商、互动和交流过程决定的。最后, 互动让社会建构得以实现。所有的人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是在都定的社会环境下与他人交往互动的结果。

二、社会问题的社会建构论范式

按照社会建构论的范式研究社会问题, 为突破过去沿袭已久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社会建构论理解社会问题, 必须考虑社会问题的建构性和社会建构过程。而传统上的客观因素只是社会问题构成的前提条件, 而主观因素及其行为则是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社会问题的确立需要经历一个社会成员对问题事实不断的“问题化”的社会建构过程。

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建构物的优势。首先使社会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社会建构论关注社会问题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 其很少对作为社会问题的事实进行表面的描述, 也就是说, 社会问题在社会建构论下被从根源上“全裸”的曝光, 彻头彻尾地从纵向上更加深入, 深化了对社会问题性质的认识。其次, 社会问题以社会建构论为方法论更加适当。应当努力研究的恰是社会问题“现象”是怎样呈现出来的, 而不是一味地去考察所谓问题的“真相”是什么;在问卷调查中, 问卷设计本身已包含了研究者对事件先入为主的解释架构, 据此所调查到的东西都是这个架构下被调查者的“个人烦恼”的有限表达而已。

三、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

(一) 社会转型初期社会矛盾催生下的产物———问题的呈现

社会转型初期我国社会处于所谓的“有法律却无秩序”状态, 社会治理的力度和效果不足。几种矛盾突显, 社区矫正就是在一背景下蠢蠢欲动。

1.监狱矫正危机与犯罪率急剧增长

我国监狱整体上是封闭性的行刑模式, 走了一条把罪犯关押起来脱离社会改造的路子。在面对超负荷罪犯涌入, 监狱的承受能力不堪重负, 监狱的罪犯矫正质量大打折扣。加之刑满释放后的出狱人社会化受阻, 重新犯罪率再次危害社会的比例提高。针对监狱矫正危机与犯罪率的急剧增长所引发的监狱行刑社会化与出狱人保护工作的开展应运而生。而这即是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在我国萌生的最好契机。

2.“社区刑罚”执行不力与再犯罪率提高

公安机关对缓刑、监外执行、假释等非监禁社区刑罚的行刑工作因为缺乏足够的警力顾及很难落实到位。而缓刑犯、监外执行犯、假释犯等在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下, 监督和管理缺失, 出现了“法院只管判, 考察无人管”的状况, 缓刑成了免刑, 假释成了真释, 管制成了不管不制。改革社区刑罚是必然的选择,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也在这种逆境中看到了曙光。

3.二元社会结构与社会软弱

在我国社会转型初期, 二元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并没有发育到成熟, 国家权力不可能完全退出, 社会自治能力远远没有跟上。这个时期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领域的新生事物势必只能在襁褓中, 即便出现也是包含着国家权力浓厚的干预色彩, 例如在2003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公布之前首开“社区矫正”先河的上海市以及之后的北京市, 社区的配合与公民的参与在国家公权力之下显得微乎其微。

(二) 社会转型深化期法治社会发展的趋势———问题的合法化

在社会转型初期的“社会建构”下,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已经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转型, 法律进行适时地反映和回应, 成为“回应型法”。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也成为“回应型法”, 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

1.从《试点通知》到“两个模式”及各种模式

从2003年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简称《试点通知》) 一直到2009年《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社区矫正规范回应着实践中各地进行的有本地特色的社区矫正, 形成了“回应型法”。

在全国各地的社区矫正工作中, 从最开始的“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 已经发展成为各种具有本地方特点的各种模式, 如“枫桥模式”、“宜兴模式”、“方城模式”、“津市模式”、“常熟模式”、“靖江模式”、“酒泉模式”、“来宾模式”、“福清模式”等, 这正是在当地社会发展及需求下而产生的, 也就是“社会建构”的应景之果。

2.从入刑事法律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未来的“社区矫正法”

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 首次将社区矫正合“法”化;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再次确认, 2012年3月1日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全面规范了社区矫正从适用前调查评估、交付与接收、矫正实施到解除矫正整个工作流程;最后到当前司法部正进行《社区矫正法》草案起草工作, 以及未来可以预见的《社区矫正法》。

(三) 后现代社会“社会控制”的产物———问题的再建构中

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社会控制的目的就是规范人类行为, 将包括越轨行为在内的所有人类行为控制到社会公共生活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进而维系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社会控制的理念就是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实现政府等社会组织对个人和集团的合法制约, 实现人类共同体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最终在社会的建构下“合法化”, 最终走向独立的立法, 这一过程恰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显示。从社会转型初期, 为了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问题进行监狱矫正的改革、行刑社会化的转变, 社区矫正在夹缝中“初展拳脚”;而后在社会转型深化期, 社区矫正入刑事法律进而将要实现的《社区矫正法》, 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全面推行中, 可能也会因社会生活形态的不同而变化, 因为每一社会都通过法律显示它用以团结其成员的那种方式的“最深层奥秘”, 而这种奥秘也正是社会所建构而成的。社区矫正在我国已经成为国家对一部分特殊人群的控制手段, 且这种手段更加趋于理性、文明、柔性、人道、法治。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 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 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 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 ”社会建构论是后现代的思维, 强调的是人性的解放、人的心灵的解放。社区矫正作为社会控制手段, 在社会建构中理性、文明、柔性、人道、法治是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闫志刚.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J].社会, 2006 (1) :23

[2]杨莉萍.社会建构论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15-16

[3]叶浩生.社会建构论与质化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 (7) :76

[4]洪长安.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研究[D].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28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篇9

一、“仁”意义的演化

周海春认为在“仁”的阐释逻辑上, 对儒家“仁”的理解至少形成了如下几种解释逻辑:第一, 一般和个别的逻辑;第二, 内在性和外在性 (心理和行为、个体和社会) 的逻辑;第三, 超越性 (先验) 和现实性 (经验) 的逻辑 (上下关系) ;第四, 动态和静态的逻辑关系。而在仁的阐释传统上, 他认为在“仁学”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解释倾向, 主要包括心理主义阐释、形而上学伦理学阐释方向、个体德性论阐释和人与人的伦理关系阐释四种[1]。陈远宁则认为孔子的“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范畴, 包含伦理的、政治的, 特别是个人修身等多层面内涵。首先, 它属于伦理学范畴;其次, 它属于政治学范畴;最后, 它更是修身学范畴。并提出“仁”的上述三层面内涵看似各有所指, 实则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大体来说, 它们是以伦理学的“仁”为初始出发点和立足点, 达到实践政治学的“仁”的理想要求;而修身学的“仁”则是实践前两者的根本关键所在[2]。为了更方便突出演化过程, 笔者在这里大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 对“仁”的意义进行简单梳理, 适当关注阐释逻辑和范畴转化。

孔子贵“仁”, 早在先秦已有定论。“仁”是其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 “仁”这一范畴的提出并非始于孔子。“仁”字最早见于今文《尚书》:“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 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 能多才多艺, 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才多艺, 不能事鬼神。” (《尚书·周书·金》) 在这里, 仁指的是一种气质和才能。“仁”字在《诗经》中有两见:一是《诗经·郑风·叔于田》:“叔于田, 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二是《诗经·齐风·卢令》:“卢令令, 其人美且仁。”这里的“仁”主要做气魄外貌解。可见最早“仁”的意义并不包含日后最重要的伦理和道德意义。到了春秋时期, 据统计, 《国语》中“仁”字凡24见, 《左传》中“仁”字凡33见[3]。“仁”字的含义已经多从道德原则立论。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 他对“仁”的理解并不只是停留在文化典籍字面解释上, 而是从来自亲情的“爱人”这一概念出发, 以自然之情为出发点, 辐射出一系列以“仁爱”为核心的同心圆, 由近及远、由内及外。构成一套有条件的“仁爱”体系, 孔子的“仁”是一种有差别的爱, 其践仁的目的是“复礼”, 诊治“礼坏乐崩”的现实社会。他的“仁”的概念实际上是和“礼”这一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孟子和荀子论“仁”, 基本含义大致和孔子相近, 发展是孟子主要把“仁”与天性良知、道德和本心等联系起来, 主张“以心释仁”, 而孟子从性恶论出发, 主张“以礼制仁”。另外一点就是说孟子坚持孔子的“仁学”伦理学和修身学范畴, 对政治学范畴的“仁”的阐释进一步予以重视, “仁政”概念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高。

到了汉代董仲舒时, 缘自天人感应论, 他把神“人化”, 提出天是有意志和性格的, 天是社会和人生的法则, 社会人生的一切取决于天。那么天之“仁”就包括爱天统辖的一些生命, 包括人与动物在内的万物。在他的“仁学”体系中, 赋予天“仁”的特性, 进一步对孔孟的“仁学”进行扬弃, 反对“亲亲为大”, 提出按照“德”践“仁”而不是按照亲亲, 反对只爱自己、不爱他人的思想。可以看出, “仁”的对象、主体和原则在这里都较之前有了进一步演化。

宋之前, “仁”的基本内涵都是在爱人范围内延伸和拓展。转变发生在宋代, 最直接的推动力量是理学, 特别是朱熹, 他的论著《仁说》完成了儒家仁学的哲学阐释。他们为儒家仁学提供了心、性之类的哲学理论依据, 并使仁获得了形而上的本体特征, 使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有本体论的内容和意义, 完成“仁”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演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处于外忧内患中, 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 资产阶级新仁学开始发展。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原则的结合, 康有为和谭嗣同等把“博爱”与中国儒家核心概念“仁”相结合。使“仁”获得与时代精神同步、与知识分子救亡启蒙使命一致的文化内涵。

实际上, “仁”的意义的演化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 学者们对“仁”的意义几千年来莫衷一是。本文旨趣并不在讨论“仁”的意义, 而在于对“仁”的意义的演化和争辩的发生利用西方的哲学理论, 从“外学”视角进行一次回顾, 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从释义学角度看“仁”意义之演化

释义学也可以被翻译为解释学、诠释学或阐释学。“释义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 它的拉丁化拼法是hermeneuein, 词根为Hermes。Hermes是古希腊神话中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 而且担任解释者的角色, 对神谕加一番注解和阐发, 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因此, “释义学”一词最初的意思就是“解释”, 主要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说。由此衍生出两个基本意思:1.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2.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4]。早期的释义学主要有两种形式, 即法律的法学解释和圣经经典文献的神学和文献学解释。圣经学研究者汤恩豪塞尔出版了《圣经释义学或圣经文献解释方法》一书, “释义学”一词作为书名第一次得以使用。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把释义学作为文化科学方法论加以特别研究, 使释义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而摆脱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释义学在本世纪完成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革命, 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释义学已成为20世纪主要哲学思潮之一, 对当代西方哲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5]。这里, 笔者将借用释义学的相关概念关照“仁”的意义演化过程。

首先, 中国语言及中国人思维特点是造成“仁”意义演化的原因之一。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将解释的方法分为两类:语法方法与心理方法。语法方法是对文本进行字面上的解释, 处理的是作者的语言特点;心理方法是对作者的写作动机进行揭示 (因为是写作动机才赋予文本以意义) , 研究思想如何从生活中产生, 施氏更注重第二种方法。实际上, 两种方法不应是对立的, 而是解释的不同层次。语法的方法揭示的是文本的字面意义;心理的方法解释的是文本的内涵与思想[6]。此观点并不是西人独创, 如果把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语法的方法对应中国传统治学手段“训诂”, 把心理方法对应“义理”, 我们就会发现此类观点早在中国文化中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就现存资料来看, 训诂一词约出现于两汉时期, 或作“训故”。训是解释的意思, 诂 (故) 指古书中的古字古言。所谓训诂, 即解释古字古言。因为古今言语的差异, 通过训诂学训练的学者可以消除隔阂, 以求正解。义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蕴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思想内容和真正意图。按照此逻辑, 理解“仁”的意义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找到“仁”的最佳文本, 运用语法方法和心理方法, 训诂其“微言”, 阐释其“大义”。实际上, 学者们也是如此实践的。例如, 很多学者对《论语》中提到“仁”的109处一一分析, 详加对比和解释。但很实际的问题是即便如此, 我们对于“仁”的理解仍然莫衷一是, 甚至, 似乎我们知道得越多, 理解越容易出现分歧。这里, 笔者觉得中国的语言特点和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是主要原因之一。首先, 从语言学和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来说, 语言本身是具体的指代, 义理往往是抽象和不可言的, 语言在表达义理上往往具有先天局限性。就像老子所说的:“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这样文化中就多了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这个特点在中国语言, 特别是古汉语中尤其明显。古代汉语中字与词往往不分, 一个字通常就是一个词, 由于词的引申、假借, 使一字多义现象成为普遍。另外还有词的比喻义、双关义、临时借代义和特指义等, 因而给理解造成困难[7]。再加上历史久远, 语言和文字自身演化和改变, 使训诂十分困难。另外从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来看, 推崇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 古人做学问时学科概念似乎不强烈, 并不推崇对概念下明确定义。如《论语》中109处谈及“仁”的地方, 有些说如何“践仁”, 有些言什么不算“仁”, 往往对什么是“仁”谈及得很少。给后来者留下意义演化的很多空间。狄尔泰认为要真正做到解释, 必须把握文本的“客观精神”, 冯友兰先生说过, 做学问要“照着讲”和“接着讲”。客观地说, 因为上述原因, “仁”的“客观精神”是隐藏在浩瀚典籍中的, 因此“照着讲”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而在此基础上的“接着讲”主观性更大。在这个意义上说, “仁”的意义的演化是必然的。当然, 这里并不是把这作为弊端提出实际上正是因为如此, “仁”的意义才会进一步深化, 中国文化内核才会进一步坚固。

其次, 前结构的不一致是“仁”的意义演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海德格尔提出“前有”、“前见”与“前设”三个概念“前有”指为读者拥有的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精神状况、知识水平、民族心理结构等, 实际上是“处境”在个体身上的体现。“前有”是一种背景性东西, 隐而不显, 决定读者的解释、教育探索与实践, 但读者不能理智地加以把握。正由于“前有”的模糊性, 使得解释具有多种可能性, 而作为某一个具体读者, 总得有一定视角作为解释入口, 这个作为解释入口的视角就是“前见”。“前见”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一个特定的领域, 然而在解释前, 读者还得有一个假设, 以便将要解释的事物与假设做对比, 这种用来解释的假设便是“前设”。“前有”、“前见”与“前设”是任何解释的基础, 它们共同构成理解的“前结构”[6]。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对话互动的结果。如果读者的“前结构”不一样, 自然就会对文本的理解有所差异。这样, “仁”的意义会发生演化, 变得非常自然。限于篇幅, 这里试举两例。为什么“仁学”到了宋明理学会发生本性论的重大转变, 主要原因之一宋代文风鼎盛思想自由, 各种思想流派和宗教得到长足发展和融合, 二程和朱熹等人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需要。对于佛学中有利于满足此需要的合理成分, 如佛学中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等采取拿来主义并消化吸收。对“仁”这一概念意义的演化, 也是某些佛学内容并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一个表现。又如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处于外忧内患中, 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 资产阶级新仁学开始发展。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原则的结合, 康有为和谭嗣同等把“博爱”与中国儒家核心概念“仁”相结合, 促进“仁”的概念的进一步演化。这两次演化都可以看做解释者“前结构”的不一致, 首先作为“前有”来说, 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儒学的“前有”中都融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特征, 从选择切入点的“前见”来看, 二程和朱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复兴儒学, 对抗另一显学佛学的需要进行“仁”的本体论改造的。而对抱有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目的的谭嗣同等人来说, 其目的决定其“前见”不同于前贤, 作为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资产阶级新思想的“博爱”进入“仁”的意义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仁”意义是一个建构并将不断建构的过程

释义学早期人们之所以要进行解释, 主要是为了克服偏见。伽达默尔认为不能只承认原文的历史性而否认读者的历史性, 读者和作者一样, 都有不可抹杀的历史特殊性;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局限, 而是适应人存在的历史性。他认为偏见不一定是错误的判断, 而是在最后检验前所做的判断。“偏见是基于历史传统的理解, 它的界域是开放的, 面向未来, 随时准备接受检验、调整和修改”。“任何解释都是基于现在和未来对过去的理解, 都是一种偏见”。他甚至认为“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 因而“偏见”是不可克服的, 也是不应克服的, 它是理解的前提, 是理解的中介[6]。也就是说, 在伽达默尔看来, 早期释义学所谓的“客观精神”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 伽达默尔的释义学就有了后现代主义的韵味了。用社会建构论观点来看, 所谓文本意义也就是“发明”的, 而不是“发现”的, 文本的解释将是一个不断创造和循环的过程。

社会建构论的早期形态是产生于上一世纪20年代的知识社会学。现代西方社会建构论具有不同形态, 但都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 他们主张知识不是经验归纳的产物。知识并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摹写或表征, 并非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而做的“科学发现”。所有知识皆为一种社会建构, 是植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 是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发明”的, 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发现”的。知识和知识的对象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更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认识过程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 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同时, 建构是社会性的。人际互动、社会协商、共同意识决定了知识和知识类型[8]。结合笔者日前进行的一次调查, 采用此观点关照“仁”意义的演化, 将发现“仁”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并将继续建构下去。

笔者曾经采用开放式问卷方法对31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在文学作品、人物传记等文献中描绘的具有“仁”的特性的人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该人物是最典型的“仁”者, 是因为该任务具有哪些人格特征?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排名前五位的人物分别是孔子、唐僧、周恩来、刘备和孟子。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经过同义词、近义词合并后进行归类。发现大众对“仁”的描述包括以下类别:爱 (401) 、忠恕 (276) 、义 (196) 、礼 (142) 、慈 (69) 、诚信 (53) 、自强 (50) 、智 (48) 、和与中庸 (30) 、勇 (26) 、谦虚 (20) 、孝 (14) 和其他 (54) 。 (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该类别中词汇被选择的频次总数) 通过对“仁”者的描绘的词汇, 我们发现爱、忠、恕等熟悉的“仁”的传统意义类别被选频次依然高于其他, 但也有很多其他类别进入“仁”的意义体系。在这里“仁”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德目, 而成为一个总体的德行, 包括所有特殊德目。可以说这是脱离学者们概念纠结的大众自身对“仁”意义的建构。学者们对“仁”的意义展开多元阐释的时候, 应该考察大众对此概念的理解。“仁”是一个特殊的思想观念, 在漫长文化浸渗中, “仁”作为民族心理和君子人格的一部分已经深入大众。大众对“仁”的理解将进一步作用于“仁”意义的建构。党的“十七大报告”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目标和途径, 并将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提出来, 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心理和谐提到如此高度。从人格层面看, 当代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没有将“培育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格 (即新型君子人格) ”作为教育尤其是德育重心所在。“仁”作为“君子人格”的核心品质,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已经被赋予新内涵与意义。相信“仁”的意义是一个建构并将不断建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周海春.仁的多元伦理阐释[J].伦理学研究, 2008 (3) .83-88.

[2]陈远宁.孔子的“仁”[J].伦理学研究, 2006 (2) .39-40.

[3]王均林.中国儒学史 (先秦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4]王治河, 于奇智, 汪小熙, 等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01.

[5]程志民, 江怡, 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02.

[6]罗祖兵.从释义学的角度看文本解读[J].当代教育论坛, 2004 (1) .50-51.

[7]娄毅.训诂与义理:中国传统释义学的两难选择[J].中国哲学史, 2004 (1) .97-102.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篇10

一、什么是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 一般是在与“普通诉讼程序”相区别的前提下, 指的是只能受理诉讼标的在一定金额以下或具有其他特定性质的纠纷, 且关于处理这些纠纷的程序乃至审理的主体都有一些特殊规定的诉讼程序, 一般存在于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 这是一项以提高办案效率促进司法大众化为目的的特别程序。该程序也以其“便捷、高效”而受到各国的欢迎。

二、确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

从形式上简易程序确比普通程序简单, 体现简易程序的灵活、简便、快速的特点, “其对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对于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审理民事案件, 均产生积极的作用。”但就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简易程序而言, 仍然无法满足小额诉讼案件的需求,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简易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

在民事诉讼法中, 没有简易程序的专章规定, 只有142条—146条这5个法律条文, 对于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以什么方式适用以及如何转入普通程序等问题都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一切都交由法院裁量决定。并且, 简易程序只是在某些环节简化, 其他程序上仍按普通程序的规定, 实际上不能满足简易案件处理的要求, 更不能满足小额诉讼案件的要求。

2.简易程序没有很好体现便捷性。

便捷性是简易程序区别于普通程序的最明显特征。在我国, 从司法实践上看, 简易程序虽然在起诉、受理、审理和裁判等环节采取了明显简化的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诉讼成本、便利民众诉讼、缩短诉讼周期, 但是, 在某种意义上, 它不过是对普通程序在某些环节上的简化或变通。就小额诉讼而言, 它与我国目前现行法中的简易程序, 无论在诉讼理念、运用特点、程序功能上均有较大的差异, 使得我国现行立法有关程序的设计在现有的框架内很难满足小额诉讼的特别要求。

3.没有专门适用简易程序的简易法院或简易法庭。

目前, 基层法院的法官既审理简易案件, 又审理普通案件, 很多基层法院对其受理的民事案件, 一般是首先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立案审理。在3个月的审理期限内不能完成时, 再转化为普通程序, 把普通程序当作争取延长期限的手段, 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因此, 设置单独不转换的小额诉讼程序是必要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未能充分发挥简易迅速地解决纠纷的功能, 因此, 更加难以通过简易程序实现对小额权利的救济。从我国目前来看, 简易程序的审理等环节比普通程序稍微简化, 但在诉讼阶段、当事人的参诉方式以及法院的裁判制作上也并非简单, 因此, 有必要在简易程序之外再规定一个小额诉讼程序。

三、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设想

在目前我国现有条件下, 立法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小额诉讼程序, 笔者认为, 在制度设计上, 可作如下考量:

1.单独设立小额诉讼程序。

即新设的小额诉讼程序决不是简易程序的特别程序, 不是通过简易程序的再简化来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的价值取向。构建后的小额诉讼程序应该是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同为第一审程序的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 是基于小额案件自身的特别而对诉讼程序的彻底简化, 从而达到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迅速有效解决纠纷的目的。

2.小额诉讼案件的适用范围。

小额诉讼案件的适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以防止程序滥用。在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 在立法上应当确立何种参考标准, 有一种观点认为, 对财产权益性质的争议案件, 应当以5万元作为划分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标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对于金钱支付请求的案件, 可划定5万元～10万元的标准, 然后授权各省 (直辖市) 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在此范围内确定各自的标准。对此, 笔者认为, 应当确立一个相对具体的金额作为标准, 当然还要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标准应按照区域进行划分, 并且在规定以金额确定的一般标准同时, 可根据特殊需要明确列举一些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 补充以金额划分的不足。例如在立法中可以将适用案件限定为债权债务纠纷、房屋租赁、邻里纠纷及交通事故纠纷等等。

3.案件的流转环节应进一步简化。

(1) 起诉。

我国法律规定可以口头起诉, 在小额诉讼中, 当事人口头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 法院应当加以整理、记录, 或者法院事先按各类事件的需要预拟格式诉状备用, 原告被告只要在规定的栏目里简单地填上有关内容即可。

(2) 送达。

送达是加快小额诉讼程序办案进程的很重要的一环, 直接涉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笔者认为, 小额诉讼程序应超越现有的规定, 增加送达主体。例如, 即除了由法院送达以外, 还可以规定由原告送达, 因为原告可以利用节假日或晚上的时间向被告送达, 有助于解决法院正常上班时间找不到被告的难题。

(3) 证据。

笔者建议对调查证据程序作出相应的限制, 因为调查证据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是诉讼延滞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应规定调查证据限于能及时调查的证据, 以求得诉讼的快捷高效。

(4) 庭审及审限。

小额诉讼庭审过程宜进一步简化, 庭审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事人最后陈述和法庭调解的顺序限制, 最重要的是将法律事实了解清楚。对当事人有合意的可进行调解, 调解记入庭审笔录后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民事诉讼法规定, 简易程序的审限为3个月, 小额诉讼程序是比简易程序更简单的程序, 在审理期限方面理应比简易程序的审限更短。笔者建议小额案件推行一月内结案。实践证明, 如果配之以较高的审判水平、简化办案流程, 小额案件是可以在一个月结案的。

(5) 判决文书。

小额诉讼的判决文书应当更加简单, 可以在简单叙述事实的基础上直接写出裁判结果, 不必像普通程序判决文书那样, 列明具体理由和法律依据。

(6) 诉讼费用。

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简易、廉价的司法程序, 因此对诉讼费用的收取应作出相应改革。如诉讼费用可以减半收取, 真正体现它廉价的特点, 这样既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负担, 又可以鼓励当事人充分利用该程序, 实现贫困当事人接近司法资源的目的。因为如果受害者的权益长期得不到司法救济, 随着矛盾的加剧, 受害者可能转而诉诸其他非正当救济方式, 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7) 上诉。

对不服判决的司法救济尽量简化, 启动小额诉讼程序应限制上诉, 实行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在诉讼过程中, 如果审级越多, 诉讼拖延的时间越长, 必然会影响当事人的诉讼利益, 也违背了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宗旨。在此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 限制上诉, 但允许复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限制上诉、允许复议的基础上还应规定如果存在诉讼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况, 可例外地允许当事人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