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建构论（共8篇）
媒介建构论 篇1
1. 关于媒介素养的界定
媒介素养的概念是由英国学者FR·利维斯和他的学生D·汤普森于1933年在其发表的文化批评论著《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最先提出的。他们提出新兴的大众传媒(电影)在商业动机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销一种“低水平的满足”。这种低水平的满足会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由此提出“文化素养”的概念。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做出的定义是：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2. 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的现状分析
2.1 过于依赖媒介分散大学生的精力，影响正常的学业。
网络媒介的兴起让很多大学生的生活重心发生偏移，他们把过多的时间用在网络虚拟的世界上。上网聊天、玩游戏、娱乐成为了他们运用网络媒介的主要目的，以至于他们患上了“网络成瘾综合症”，从而忽略了现实生活，荒废了学业。
2.2 媒介信息良莠不齐影响了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健康发展。
现在的媒介充斥着大量的不良信息，大学生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媒介素养，对这些信息缺乏辨识能力。特别是一些媒体鼓吹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危害了大学生原本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众媒介信息的多元化使价值标准和人生模式多样化，让缺乏自我辨识能力的大学生逐渐失去了道德感和羞耻感。
2.3 大学生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虚拟的媒介上，从而变得封闭、自我没有安全感，在现实社会里缺乏适应能力。
德国媒体心理学家彼得·温特豪夫·斯伯克教授在《冷酷的心：电视是如何塑造我们性格的》的书中认为，电视首先使社会的情感文化发生演变。受电视的影响，现代人的情感结构趋于肤浅，因为情感交流和培养需要时间，而在电视节目的海量信息和情感表达冲击之下，人们既没有充足的时间，又越来越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方面。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人的情感表达越来越做作、程式化和以性为取向，不断寻找新鲜刺激的感觉，人际间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变为精心设计的自我展示。这种发展趋势可能使现代人产生“冷酷的心”。大学期间是大学生人格发展期的黄金时期，也是大学生社会关系建立的时期。但是他们把过多的精力用在接触虚拟的媒介上而不注意锻炼自己的交往能力，因此进入社会面对各种交流、合作和竞争就成了问题。
2.4 过度依赖图像视频，对阅读失去了兴趣，使思维平面化简单化。
电视和网络等新媒介的兴起，图片、视频等简单可视化的信息内容更容易吸引大学生的目光，从而让他们慢慢失去对阅读的兴趣，进入一个“浅阅读”的时代，即阅读不再思考图文，而是采用跳跃式的阅读方式，容易导致大学生在阅读中缺乏思考，从而思维变得简单化、平面化。
3. 建构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3.1 编写一部适合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材。
教育部门牵头，整合各高校研究媒介素养的专家学者，编写一部适合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材。编写教材的重点是通俗易懂，培养大学生对大众媒介的批判能力和鉴别能力。这样可以让任课老师有一个详细的教育计划和教育目标，可以让刚接触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对相关的概念和内涵有一定具体的了解，使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变得现实可操作。
3.2 培养一批适合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
联合各高校传播学院的优势资源，把相关的专家学者召集在一起，商讨有关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学标准和教学目标，共同讨论关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所需要强调的细节和重点。然后由这些专家学者作为最初的培训教师，对高校选拔出来的想成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进行培训。可以选择在寒暑假进行培训，也可以进行访学或者脱产的形式培训半年到一年。培训的形式可以选择参与、讨论和模拟等多种方式。
3.3 建构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课程设计。
培养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课程建构可以选择双重的标准，对于文史哲等和新闻传播学比较接近的学科，在课程的设置上可以直接选择媒介素养相关的专业内容。对理工科而言在媒介素养课程设置的选择上应该更加通俗易懂，接近现实，引人入胜。在课堂上可以选择播放视频的方式，使课堂内容更加直观化，然后在相互的讨论、答疑等互动的方式下，保持大学生注意力的集中。
3.4 加强媒介机构在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参与。
当代大学生的各种信息都是在媒介机构中获取的，虽然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着媒介素养的教育，但是他们在获取媒介机构传播的信息时，仍需要媒介机构的引导。因此大众传媒机构在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过程中应该是主动的参与者。高校的媒介机构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让大学生参加校园广播、校园期刊和校园电视台的整个制作过程，提高大学生对媒介传播的参与度，提升对媒介信息的自我辨识能力，提高媒介素养的实践能力。另外，社会媒介机构建立大学生媒体实践基地让他们了解媒介如何影响受众，从而获得健康的媒体批判能力，在体验中正确理解享用大众媒介的各种资源，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3.5 提升政府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支持和关注度。
美国学者德弗勒·鲍尔·洛基奇指出:“虽然媒介自成一个行业，但他们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之中，在有限的程度上，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教育体制的一部分。”所以政府也就成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宏观管理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政府具有权威性能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制定实施一些权威的标准，使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更加规范化。只有这样，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让高校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更加具体，避免流于形式，这也是推动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上层路线。
4. 结语
媒介传播环境越来越复杂，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的培养提高了大学生的媒介辨别能力与意识。这是当代大学生自我成长所必需的，也是大学生完成社会化、成为信息时代合格公民所必要的。深入研究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建构，从教材编写到教师的培训和课程设计，从高校的大力发展到社会媒介和政府的参与，以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水平和媒介素养的教育质量，促进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的建构也关系到我国媒介素养的整体水平，促进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国家和民族整体媒介素养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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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建构论 篇2
在中国媒介批评的领域里，郝雨教授是一位长期浸润在中国当代媒介发展现场、对当代媒介文化和社会心理极为熟稔的媒介批评家，他的研究聚焦媒介生产的全过程，以人文精神为内在的精神立场，对中国当代印刷媒体、大众传媒和网络新传媒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跟踪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媒介批评与理论原创》等新锐著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虽然国内关于媒介批评的研究自上世纪末已经起步，新旧媒体的实践也日趋繁荣，但许多媒介批评著作尚停留在运用西方媒介理论解读中国媒介实践的层次，以引介批评理论、介绍西方媒介发展史、解释中国媒介现象为旨归，却缺乏对于中国媒介本土发展过程与内在精神的深入理解，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郝雨教授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国媒介批评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将中国的媒介批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部著作自觉追求中国本土化媒介批评的体系建构，力图摆脱中国媒介批评过于依赖西方理论资源、缺乏民族文化特质的缺点，从而使媒介批评真正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众的文化心理以及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媒介批评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是一部集大成的媒介批评著作。
在《中国媒介批评学》中，郝雨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媒介批评的源流、媒介批评的理论精神、媒介批评的模式与方法、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媒介批评与媒介管理等具有根本意义的范畴，对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媒介批评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及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理，显示出其在媒介批评领域的厚重理论素养、敏锐的专业直觉与充满激情的批判意识。这部著作既有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媒介批评学的发展、理论资源与文化智慧、批评模式与方法有着历时性的勾勒，又有着对于不同媒介形式与载体的媒介批评的特质、操作方法的细致阐述，作者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提炼中国媒介批评的核心价值观，将宏观的学科建构与微观的批评技巧融为一体，本书即是作者以当代媒介批评的践行者长期研究中国媒介批评历史与现状后进行的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郝雨教授既有着新闻研究专家的理论敏锐与研究创见，又有着长期浸润在媒介批评前沿的实践经验，《中国媒介批评学》便同时兼顾了理论的厚重与批评的激情，让读者在对于媒介现象的微观把握中形成对于中国媒介批评整体的宏观认识。与许多倚重西方媒介理论资源才能发声的研究不同，这部著作注重的是对于中国本土媒介批评资源、文化智慧和历史材料的发掘，它力图在世界文化背景之下凸显出中国媒介批评的独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根据长期的媒介批评积累颇费苦心地建构起来一套与西方媒介批评迥异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如印象式批评、考据式批评、评点式批评等，均是具有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符合民族思维方式的媒介批评方法，而在此前却少有学者从这些角度来切入媒介批评领域。在对中国媒介批评源流的梳理中，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从中发现了许多具有媒介批评性质的观念和论述，这对学术界丰富对于中国古代媒介批评的认识、沉淀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以及摆脱媒介批评对于西方话语、思维方式的倚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本土著作中媒介批评观念史料的大量搜集与梳理，对于中国媒介发展历史的熟稔与对传播效果的观察，尤其是对于媒介批评人的修养、市场化时代的媒介管理及媒介批评如何应对新媒体的飞速发展等内容，郝雨教授都在著作中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思考。郝雨教授的媒介批评学建构具有自觉的本土视角和民族文化质地，他不玩弄西方的理论与术语，也不隐匿自己的立场，而是在对中国媒介的历时性把握中使媒介现象与历史阶段、时代记忆、民族心理串联起来，从而使整部著作厚重大气而又不失批判的激情。《中国媒介批评学》昭示着作者对于中国媒介批评体系的宏伟追求，在这个媒介批评的体系中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技术理性导致的媒介与受众的双重异化，有的是贴近媒介批评现场的鲜活叙述，对于媒介现象的深刻分析，以及对于媒介与社会、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中国媒介批评学》作为一部阐述媒介批评学科基本问题的著作，理论建构与史料梳理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者显然并不想将具有鲜明实践色彩的媒介批评置换为理论的推演，而是十分强调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所具有的应用性。因此在建构中国媒介批评学的体系时，郝雨教授既注重媒介批评的理论色彩、经验总结，又十分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提供素材阐释媒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无论是对于新媒体对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异化、“容器人”的深刻反思，还是对于媒介化的暴力、暴力化的媒介以及虚拟化的暴力等概念的辨析，无论是在比较中阐释“新媒介视频的革命性意义”抑或是对于媒介批评所应秉持的人文精神的重申，作者都在展现其一以贯之的媒介批评精神特质，即对于“更加长远的以及关乎人类未来永久生存的高度思辨的乃至终极性关怀的眼光”。作者始终坚持着人文精神的价值立场，对媒介行业中普遍存在着的借助媒体技术手段打造媒介乌托邦、过度崇拜资讯，以及消解受众主体性、使人成为欲壑难填的信息消费者等不良现象保持着高度警惕。媒介理应成为人们追求现代、幸福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成为削弱民众思考能力、丧失受众支配意识的魔咒，这是该书反复强调的基本价值立场。在郝雨教授看来，当下社会泛媒介化的环境下人们已经处于被过量信息包围的尴尬境地，在繁荣的媒介现象中却隐藏着严重制约民众精神健全的隐患：“声流和视流像洪水猛兽，正在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的注意力淹没，也把人的整个身心全部掠夺”，“商家、媒体在占据人类大量时间、精力的情况下，通过浅薄的内容正在将人类培养成一群习惯接受、习惯转发、乐于围观却懒于输出、懒于思考的‘乌合之众’”。郝雨教授的媒介批评不停留于时尚表层，不盲目趋同于新兴技术与现象，而是始终坚持以人文精神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内心感知媒介得失，以理性思考媒介现象，在一种理性而又洋溢着批评激情的氛围中书写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中国媒介批评史》对中国媒介批评学的体系建构，不是单纯的理论梳理、概念辨析、史料印证，而是具有厚重的人文精神底蕴和鲜活的媒介现场意识，作者在对中国媒介批评历程的考察中注重探究媒介变迁与社会文化在批评史料中呈现出的生命痕迹，这些媒介批评史料不是毫无体温的僵硬材料，而是折射出特定历史时代中的媒介生态、文化心理。这种对于中国媒介批评历史过程中内在精神的发掘，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深层与时代体认中，建构起充满历史特征与批评趣味的媒介批评视野。
《中国媒介批评学》以宏大的学术追求建构了中国媒介批评的本土化体系，在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中深刻地批判了当下媒介的异化症候，在充满激情的叙述中重申了媒介批评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于社会病症的反思和对于大众精神的剖析。作者在充满哲理思考的叙述中辩证地看待了媒介时代的社会生态，理性地分析了市场化时代新媒体技术的优劣，主张在共适习惯价值中促进媒介批评的发展。对于媒介批评队伍及其发展前景，郝雨教授一直有这样的期待：“这个共同体应以职业媒介批评工作者为核心，包括业余媒介批评者及广大有批判意识的普通受众；共同体形成大家大体认同的批评规则、规范，在自由、独立、宽容的气氛下开展批评。这个共同体发挥自律、自励的作用，对媒介批评本身展开批评、反思，并通过这种自我批评和反思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媒介批评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体系已经建构起来，更多具有社会承担意识和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媒介批评者的共同努力，将会为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继续发展打下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不断拓宽的学术疆域。
（作者单位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论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建构与培养 篇3
一、社会公众媒介素养失衡的状况
近年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健康发展, 非常重视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但先富起来的人仍在财富分配特别是舆论资源上占有优势。在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活动中, 一些群体由于得不到应有的信息传播资源和条件, 丧失了在社会发展中的基本话语权, 因而同社会主流阶层之间形成明显的“信息断裂”。他们在社会中遭遇不同形式的排斥, 在社会发展中缺乏甚至完全没有话语权, 因而被不断边缘化, 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社会公众”在段京肃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一文中被表述为“弱势阶层”, “即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本文所指的社会公众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社会生活无法与他人进行竞争、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再就业人员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他们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信息, 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 也无法发出自己声音, 表现出低职化、贫困化、边缘化的特征。造成这一群体与社会中心和大众文化的距离逐渐拉大, 有表达欲望却无法使用适当的媒体来行使自己的表达权, 久而久之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媒介素养表现为以下几种特征:
(一) 媒介素养的单一性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 媒介信息表现为多元化, 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已经被互联网、BBS、QQ、手机短信等网络媒介这一新媒体代替, 使用网络媒介已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但由于地域、经济、年龄等因素的限制, 一些社会公众还不会使用网络。由于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与能力, 这些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呈现出单一化特点, 方晓红于2002年对苏南农村接触大众传媒的调查表明, 农村人口对媒体的接触主要是电视, 电视在农村受众传媒生态环境中“一枝独秀”, 而其他媒体很少。徐晓红在湖南湘西地区对农民的媒介接触状况进行调研的结果是, 从2002到2008年, 由于经济能力和文化水平的限制, 大部分社会公众知识水平不高, 缺少阅读习惯, 再加上地域的限制, 很多媒介信息社会公众接触不到, 因此电视一直是社会公众信息接受的主要媒介, 大众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的单调性是造成农民媒介素养低下的主要原因。信息传媒的失衡带来的信息接收单一化, 使社会公众产生思维能力的欠缺及传播媒体的依赖。赖浩峰以江西农民致富与传播现状调查显示, 普通农村受众对网络媒体的接触几乎为零。他们很难通过网络媒介发出声音, 以改变自己的生活与生存状况, 成了信息时代的落后者。
(二) 媒介素养的依赖性、从众性
现阶段的部分社会公众, 他们的生活处于底层状态, 丧失了生产的基本权利与手段。由于信息的缺乏, 他们在社会资源的拥有和支配上没有基本保证, 正当的利益诉求没有畅通的渠道表达, 自身的意愿也无法被主流社会了解。即使偶尔被主流社会及媒体关注也是以被调侃的逸闻趣事的方式出现, “作为少数族裔、蓝领工人、中低收入人群或穷人, 他们只有在重大事故、罢工、被追捕等惊险刺激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新闻中。其他一些团体和机构, 如政府、学校、科研部门、非主流政治运动等, 会时常受到新闻的监督和批评。另一类少数人群, 像运动员、服装设计师、演员, 定期得到媒体的追捧”。近年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些社会公众的生活状况在不断地提高,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与亚洲其他国家或阶层相比, 他们的生存状况及利益诉求却常常得不到正常表达。据相关数据显示, 作为亚洲国家的韩国, 一些群体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韩国互联网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 在2009年, 6岁以上的上网人数已经达到82万, 占到了总人口的73%;经济比较发达的日本, 互联网的普及率超过了70%。而根据中国2011年半年的统计, 截至2011年6月, 中国网民数量约为4.2亿, 普及率仅为31.8%。主流社会阶层和精英阶层因为“全球化”、“网络化”的需要, 实施了“村村通”、“送文化下乡”等促进社会平衡与和谐的措施, 但这些活动同农村以及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却相去甚远。许多社会公众因为生存状况窘迫, 长期以来缺乏利益的表述, 其媒介素养只有表现出对主流社会的依赖性、从众性。
二、提高媒介素养的策略
(一) 政府的推动
社会公众的形成与国家多年的政治体制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国家采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 这造成了社会断裂的现象, 而传播政策中全国“一刀切”式的做法更拉大了社会的差距, 多年来大众传播媒介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 但实际上管理权是掌握在各级党政干部手中, 一些干部认为媒体是党的喉舌其实就是官员个人的喉舌。由于媒介素养低, 他们把地方媒体当做是自己手中随心所欲的工具, 经常在媒介管理中提出一些完全违背规律的要求。如辽宁西丰县因对媒介报道不满, 竟然派公安人员携带传唤文件进京试图拘捕中央媒体记者。
现阶段政府开始注重媒介向大众性、底层性倾斜。“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 ……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是多数”, 2010年春全国“两会”期间, 温家宝总理的这句话, 已成为中央政策研究部门高度关注的课题之一。这几年国家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 帮助农民工拓宽就业渠道, 支持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回乡创办现代农业企业, 也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公众媒介素养低下的状况。当然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可以利用社会多方资源,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首先, 政府要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扶持力度, 将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体系, 以制度的形式确保培育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工作的进行。其次, 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大众传播的接触设施建设, 继续确保“村村通工程”落实到位, 提高有线电视入户和有线光缆到户, 降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资费, 缩小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信息鸿沟。最后, 由于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长远工程, 政府还要完善和健全社会公众的发声机制, 使社会公众自由顺畅地通过网络媒介等新媒体发声, 使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常态化发展, 以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二) 媒介的影响
媒介对于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培养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媒介应代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把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放在首要位置。要重视民生新闻中社会公众的话语权, 重视社会公众中敢于在媒体表达自己意见的人, 并将之培养成精英人士即代表或带领社会公众说话的意见领袖。考虑社会公众同样要具有良好媒介素养, 并把他们作为潜在的巨大市场去挖掘, 这样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增强传播效果。
对于社会公众的报道还应多一些人文关怀。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一些户籍在农村但在城镇务工或经商的人越来越多, 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特殊现象。在多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他们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又具有矛盾模糊的心理状态。而近年的媒体却称他们为“打工仔”、“外来工”、“农民工”, 这种称呼在社会语境中更多的带有贬义色彩。
这种称呼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城市人口面对来自农村的有生力量涌入城镇的疑虑、担心、恐惧与无奈。随着主流媒体的恶搞、强化, “打工仔”、“外来工”这些社会公众始终是以被嘲笑、被调侃甚至是被损害、被侮辱的形象出现。在赵本山、蔡明、郭达等明星在电视媒体所塑造的“打工仔”、“外来工”等形象, 多是一些被现代城市生活所嘲弄的“盲流”形象、与时代有着巨大反差的落伍者, “恶搞”媒体还把这种形象看作是农民等群体的常态。他们一直使用只有城里人熟悉的方式对农民进行传播, 并没有意识到“人们不是被随意书写的空白纸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社会公众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知情权才算真正拥有话语权。
2008年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明确提出, 新闻传播媒介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2013年阿里公益及全国近40家媒体共同发起了“天天正能量”大型公益活动。该活动自启动以来, 已进行20期正能量案例评奖及近30次特别策划奖励, 累计发放奖金100多万元, 共有130个案例获奖, “河南有难好人刘东兴”、“漯河义务摆渡夫妻”、“破烂王蒋兴保”、“长春爱心城管”等一大批温暖人心的好人好事产生了巨大影响。为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持续关注社会公众, 弘扬社会正能量,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及合作媒体共同发起“2013年度最佳公益记者”评选活动, 若干名热衷公益、经常采访和报道社会底层生活及正能量新闻的记者参与评选。经过网民和专家评审团的投票, 获得评委票数最多的20名记者被评为“2013年度最佳公益记者”。媒体通过公益新闻的传播, 传递正能量, 提高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 改善传媒生态环境, 促进传媒生态环境均衡适度发展。
(三) 受众自身素质的提高
所谓媒介素养, 是指“公民对媒体进行社会性、批判性的分析、评论并加以使用, 以达到社会沟通、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媒介素养其实就是人们收听、收看、阅读和从网上获取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直接决定着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和使用效能”。当前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整体意识偏低, 媒介内容消费的主要动机仍然以“打发时间”和“娱乐休闲”为主, 参与媒介和处理信息的意识弱, 在面对洪水般涌来的大众传媒信息时, 他们去伪存真的能力不强, 加之现在大众传媒娱乐信息的泛滥, 更加难以辨别有价值的信息, 就更难参与媒介和处理媒介信息了。在越来越信息化的今天, 媒介素养成为社会公众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素质。
社会公众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一是拓宽社会公众参与生产生活的渠道。目前, 社会公众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求旺盛, 利益诉求的期望值高, 他们趋向于认同城市文化, 渴望融入城市。可以通过参政议政的各项活动促进社会公众素质养成, 提高他们的城市融入能力。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 逐渐认同城市生活。由于户口的限制以及制度、观念的影响, 他们的合法权利和诉求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可以利用企业和社区文化宣传国家政治制度, 使他们从基层入手尝试参与社会活动。
还可以通过自拍自制文艺节目, 反映自己真实鲜活的生活, 利用文艺节目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 媒介机构应拿出专门的栏目, 办一些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益性节目, 或转播他们自己采制的电视节目, 让他们在参与社会活动与创造文化产品的实践过程中提升自我价值, 完成角色的转换。
二是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 是影响公民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包括媒介认知、媒介使用、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四个方面。国际上许多国家早已把媒介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 新西兰学生在五年级就开设媒介素养的培训,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中小学与高中设立的“综合教育”科目中纳入了媒体素养;我国台湾2002年公布了官方的《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 香港亦在1997年开始推动媒体教育。而在我国内地, “媒介素养”还处于“陌生概念”。当前媒体传媒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 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亲身参与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活动, 重视正确、理性地分析和认知客观事物的方法的教育, 使公众在参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完善自我。社会成员也要对传媒的职业规范有充分的了解, 增强对传媒信息及传播方式的判断能力, 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获得自我肯定和思想提升, 在愉悦的精神活动中获得尊严感、认同感、归属感。还要培养和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媒介的性质和功能, 理性地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 运用大众媒介为个人工作和生活服务的能力, 学会选择、识别, 形成拒绝不健康媒体信息的自觉性。因此, 政府除了对社会公众提供看书、看电视、看电影的文化活动外, 还应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提高他们的文化自省、选择、判断能力和批判意识, 想方设法创造条件, 帮助和鼓励他们主动参与电视媒介产品的文化生产活动。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中获得自信。
三是在中小学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 增设媒介素养兴趣特长班, 培养社会公众从小与媒介打交道的能力。并且与大学或新闻专业机构合作建立媒介素养教育组织, 以农村图书室、“三下乡”和“支教帮扶”为平台, 通过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形式, 增加基层文化事业投入, 在农村开展媒介素养推广教育讲座、进行农村教师培训等, 形成一个让社会公众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良好环境。
综上所述, 当前, 我国社会公众大多数失去了在社会阶层中的基本话语权, 与主流社会形成明显的“信息断裂”, 他们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建构与培养不仅需要政府、媒介的合力推动, 更主要的是社会公众自身素养的提高。只有重视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 政府、媒体以及受众自身的内外合力, 增强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 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 提高他们接受信息的主体意识, 并使教育媒介素养规模化和常态化, 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
摘要：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建构与培养不仅需要政府、媒介的合力推动, 更主要的是社会公众自身素养的提高。只有通过政府、媒体以及受众自身的内外合力, 增强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 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 提高社会公众接受信息的主体意识, 并使教育媒介素养规模化和常态化, 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社会公众,媒介素养,建构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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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篇4
媒体形式是公众对大众媒体传播介质对于事物再现的整体认知。大众媒体传播的机构与人都是属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被看做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大众媒体机构对另外一个被看做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人的整体认知, 媒体形式也就毋庸置疑的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但是, 与之前两个所不尽相同的是, 媒体形式相对而言是比较抽象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其中包含着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传播者实体系统, 而另外一个则是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实际系统。从开放的复杂巨型系统观念来看, 媒体形式不但具备普通系统所具备的一般特点, 而且还具备了许多的独特性特点, 以下就是根据传播者形象与媒介再现形象所做的简单的分析了解。
2 媒介再现形象认知的类别
在当下, 大众媒体传播在公众获得信息等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 依据一定程度来看人们大多是利用大众媒体来了解社会与世界的, 因此, 尽管媒介再现形象这一术语不一定会被使用, 但是在群体、组织、个人等其他的传播主体对于媒体的形象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些目光中, 不仅有关注国家的, 还有关注政府的;不但有关注相关负责人形象的, 还有关注一般的行政官员的;不仅有关注某个行业的, 同时还有关注男女比例的, 以及一些关注社会底层人民尤其是进程务工的农民工,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人对典型人物持续关注的。可以说这些关注点覆盖了媒体再现形象的大部分方面, 展现出了百花齐放的一派美丽景象, 有理论分析, 也有方法研究, 不过仍然没有触及到分类的方面。根据群体、组织、个人和其他相关事物和媒体的关联, 同时根据非公众人物、部分公众人物、完全公众人物的划分, 理论上更加支持将媒体再现形象概括为被动媒体再现形象、部分主动媒体再现形象以及主动媒体再现形象这三种。
2.1 主动媒介再现形象
就是指一些媒体再现的形象对大众传播的控制力与巨大影响力, 在形象的再现和塑造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而媒体对这样的影响的改变和塑造基本毫无能力, 仅仅是被动的再现。部分的强力组织与完全公众人物归属这一类。
2.2 部分主动媒介再现形象
就是指一些媒体再现的形象对传媒所有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而媒体对一些形象的再现同时具备着独特的主动性, 其中部分的群体、组织与部分公众人物等形式归属于这一类, 比如典型形象的媒体再现形象。
2.3 被动媒介再现形象
就是指某些媒体表现的形象基本上不存在对传媒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在媒体对本身形象的表现中位于十分被动的地方, 同时从其他角度来看, 媒体对这些形象的再现具备积极的主动性, 比如媒介对下岗职工、农民工和自然形象等的表现归属与这一类中。
3 媒介形象建构的标准
3.1 公信力标准
媒体的公信力对大众对于信息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着。我们所说的媒体公信力, 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媒体权威度。媒体权威是媒体形象的基本标准, 不过却并不是惟一的标准, 也就是说其不能决定公众的选择。部分权威力不够的媒体, 常常销量和收视率都很高。这种情况再小报中尤为突出, 这些媒体的主要内容就是八卦与娱乐, 而这类的报道, 对公众来说只是娱乐, 并不需要太高的权威, 做到好玩就足够了。不过对与那些正规媒体来说, 权威力就是公众对其进行评价的基本标准, 权威力不够, 媒体形象难以建立。权威力是正规媒体的地基, 是娱乐媒体的水平线。媒体权威在不同媒体形象中所表现的不同权重能够全面的表述中央电视台的双重形象以及公众对央视形象评价的“倒置标准”。中央电视台不但是具备国家主流电视台的公营媒体形象, 而且因为媒体市场化, 有许多的栏目都向着娱乐性的商业电视台的媒体形象靠近。这两种媒体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 难以融合, 冲突强烈, 而当下却被强制融合到中央电视台这个强大的标志中。公众长此以往受中央电视台的媒体形象的惯性影响, 习惯性的将中央电视台看做是“严肃的国家媒体”, 所以对其的期待与要求也一直以权威力为基本标准。不过在实际的评价中, 因为中央电视台本身形象的“二元对立”造成了公众对其形象的认知冲突, 导致了一些现象的出现, 公众对中央电视台的形象开展评价时会多次改变评价标准:把亲和性和娱乐性当做标准来评价严肃栏目, 得到其娱乐性不足的评价结果;把严肃性和公众性当做评价娱乐节目的标准, 得出其严肃性不足的评价结果。混乱的形象评价干扰了公众, 中央电视台的双重形象和公众在进行评价时的“倒置标准”对于两者而言都是考验。
3.1.1 议程设置与媒介公信力。
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是源于公众理所当然的把媒体公众议程、政策议程和媒体议程这三者混为一谈。所以当着三种议程达到统一时, 公众就会以为媒体是具备权威力的;假如这些议程出现了偏颇, 媒体对于那些在社会中已经大规模传播的资讯, 已经形成的话题“视而不见”时, 受众自然就会开始怀疑媒体的权威力。
3.1.2 文本框架与媒介公信力
除议程设置以外, 文本框架能不能公平公开也影响着媒体的权威度。详细到所有的议程, 本身也包括许多的属性, 例如每篇文章的文本内容以及框架结构, 其在媒体中的位置与篇幅等等。同样的文章采用不同的框架结构, 所达到的权威度是不同的。媒体常常利用文本框架来表现立场。假如某个媒体机构总是选用一种“偏向”的框架结构来构造和定义媒体议程以及新闻文本, 而这个“偏向”与公众的期待认知相背离的话, 公众就会质疑其的权威度。
3.1.3 不良广告与媒介公信力
不良广告就是一些损害国家与民族尊严、违背公共道德、危害公众身心健康、欺骗误导受众、违背合法原则的广告信息, 大体包含低俗广告、违法广告、虚假广告等。这类广告通过媒介传播到社会上, 不但危害了广告业本身的权威度, 同时也危害了报刊等媒体的权威度。不良广告始终是媒体权威度的主要杀手, 在公众对媒体形象的评价中, 广告通常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某个媒体传播的广告越多, 公众就越容易产生这样的评价:这家媒体唯利是图, 只追求经济效益;假如又有许多的不良广告, 公众就会普遍认为其权威度差。
3.1.4 有偿新闻与媒介公信力
有偿新闻是指媒体内部员工确实相关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 私下钱财收受而导致新闻报道产生畸形的现象。有偿新闻是很恶劣的情况, 严重危害了媒体的权威度。
3.2 亲和力标准
亲和力是媒体形象的又一标准。亲和力就是媒体可以使公众形成亲近的愿望, 使公众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共享的感觉。媒体形象也就是建立在这种差异和相似的基础上的公众与传播者间的意义共享。促进公众接受的前提是相似形, 保持公众兴趣的则是差异性。媒体形象建设中的亲和力是指公众在媒体机构提供的形象中能够发展和自身相契合的影子, 而差异性则是对媒体形象的强调。
亲和力并没有被放到评价媒体形象的判断标准中, 其立足点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共享, 这种共享和交流是不同于价值判断的标准。例如英国的《太阳报》, 就是在权威方面不够, 但是在亲和力等方面指标很高的, 源于其在意义共享上有很大成就。和媒体权威度与销量以及收视率间的关系不同的是, 媒体的亲和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体的销量与收视率。是媒体和公众间的长久性的“符号系统”, 媒体的亲和力属于双方间所存在的一系列有利于共享意义成型的话语系统。也就是“我按照你想要的方法说给你听”以及“你所说的就是我希望的”, 媒体的亲和力的基础是公众, 媒体在开展形象塑造时要找到公众的心理趋向以及心理的交点, 并不是将外来的东西强制公众接受。
3.3 整合力标准
媒体整合力就是说媒体作为“组织者”, 把社会上的众多信息资源集合到一起, 在系统的整合以后, 产生全新的生产力;利用整合形式, 使媒体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哥哥方面。媒体整合力就是媒体发展到某个过程后通过社会干涉现实的表现, 也就是媒体扩张权利的表现。媒体整合力就像是双刃剑, 一方面能够为媒体创造更多的社会影响力、提高自身的话语权, 同时使媒体在公众心中塑造形象。但另一方面, 公众就会依据“整合”来定义媒体和其功能, 如果媒体难以承担这些功能, 公众的期待就会破灭, 对媒体的形象塑造造成严重影响。而且,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媒体整合的长远发展, 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其他社会系统的运行, 就会打破社会内在系统的运转。
参考文献
[1]宣宝剑.媒介形象内涵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8 (03) .
[2]郑琳.以媒介公关塑造媒介形象[J].青年记者, 2008 (17) .
“山西”媒介形象的建构分析 篇5
2014 年9 月1 日,笔者开始了在西北大学的研究生生涯。笔者舍友分别来自陕西汉中、榆林、西安和甘肃天水。相处一段时间后,聊天中她们问道:山西到处有煤矿吧?山西人超级有钱吧?山西“煤老板”特别多吧?山西的污染非常严重吧?等等。看似疑问语气,实则肯定陈述。而笔者却无力回应。
山西给外省人的印象是什么?这些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笔者想借着写论文的机会回答这两个澎湃于心底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人们不可能和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及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地接触,所以往往通过传播媒介建构的“象征性现实”(拟态环境)去了解自己无法亲身感知的事物。因此,这种“象征性现实”准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客观现实认知的正确程度。为此,笔者猜想:山西留给外省人的印象主要源于媒介传播。
(二)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自2009 年8 月16 日—2015 年8 月13 日间搜狐新闻、新浪新闻、网易新闻的客户端官方微博中有关山西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搜狐、新浪、网易新闻客户端的官方微博皆开通于2009 年8 月16日,本篇文章写于2015 年8 月14 日)在其各自官方微博主页的高级搜索中,以“山西”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得到可用来分析的新闻报道分别为:搜狐新闻客户端96 条、新浪新闻客户端34 条、网易新闻客户端144条,共计274 条。
(三)类目建构
本文所建构的类目包括:形象的呈现、报道主题及报道趋向。
(四)研究结果
1.负面报道占主导地位,无倾向性报道次之
由图表1 看到:呈现“山西”负面形象的新闻报道均已占到所取时间段内搜狐、网易、新浪新闻客户端官方微博发布的有关“山西”新闻报道总数的65% 以上;而有关正面面形象的报道所占比例皆在15% 以下,不及无倾向报道所占的比例。
2.正面报道内容单一化,负面报道内容“多样化”
由图表2 得知:传达“山西”正面形象的报道所用的词汇极少,而传达其负面形象的报道则多种多样:迷信、爆炸、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官场腐败等等。就连“笑话一则”也无不在反应“山西”的负面形象,如“央视新闻栏目组对山西务工人员的一句采访引网友爆笑,记者问‘您幸福吗?’被访者答:‘我姓曾。’”被看作是展现山西人文化素质低的笑话。再有“反转新闻”的出现,如《曝山西富商列队欢迎官员出狱》与《山西:前副书记出狱受官商列队欢迎不属实》,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最终映于公众脑海的是前者的官商勾结呢?还是后者的不属实?
3.与“山西”无直接关系的新闻报道以负面报道为主
这类型报道虽与“山西”无直接关系,但以负面形象报道为主势必会在一定层度上给“山西”的形象减分。
4.无倾向性报道以“软新闻”为主,政策、公告次之
由图表2 看到:无倾向性报道主要为社会、文化、娱乐、历史事件等“软新闻”,加以寥寥数计的政府会议、公告等新闻。如《中国饮食文化三字经》、《太原招聘会应聘者排队似春运》、《李小鹏代理山西省省长》。
5.“山西”的媒介形象建构趋于合理化
由图表3 知:虽然三大门户网站新闻客户端的官方微博有关“山西”的新闻报道仍以负面报道为主,但在建构“山西”形象的过程中走向合理化,如2011 年有关“山西”的负面报道占搜狐新闻客户端官方微博有关“山西”报道总数的83.33% ,2014 年占66.67% 。网易、新浪新闻客户端的官方微博有关“山西”正、负面报道也趋于平衡。
二、缘由分析
为何负面报道占据有关“山西”新闻报道的主导地位且内容多样?就连与“山西”无直接关系的新闻报道也以负面报道为主。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媒介受利益驱使
新闻媒介产品具有商品性。[1]为此,在商业原则的指导下,媒介为吸引公众眼球,提高新闻的点击率,进而将受众卖给更多的广告商,以牟取利益的最大化,媒介往往发布有关“暴力”、“事故”、“死亡”、“腐败”、“虚假”等负面信息。如《山西特大隧道交通事故目击警察突然坠亡》、《太原闹市发生弑童惨案》、《国务院扶贫办官员敛财6 千万,涉丁书苗案》等负面报道。
(二)“刻板印象”所致
刻板印象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情感。那么,这里的“刻板印象”从属于“谁”呢?一方面指新闻从业者的刻板印象: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稿,新闻从业者往往不对相关事件进行深入调查,而是凭脑海中已有的成见描述事件。这就满足了新闻的时效性需求,使媒体在竞争中节约了成本,获取了先机。这也正是前文提到的“反转新闻”出现的重要缘由。值得注意的是,“未经核实以抢时间—发布新闻—经核实事件真相为***”的报道模式终将损害的是媒介的信誉度;另一方面则是指受众的刻板印象。媒介迎合受众的刻板印象,给新闻主体“贴标签”,如上文用数据印证的黏于“山西”之身的“社会冲突”、“官场腐败”、“环境污染”等标签以及媒介建构的“官二代”、“富二代”、“农民工”等标签形象,严重损害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三、应对策略
综上分析,公众对山西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塑造的,那些零散而片面的新闻事件造就了公众认知上的刻板印象。加之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原理,公众脑海中对山西的认知,甚及对其他事物的看法既源于媒介传播,又根植于自身对媒介事件的解读。所以,鉴于负面报道占据有关“山西”新闻报道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的应对策略需从“媒介”、“公众”两方面着手:
(一)媒介操守
新闻人亟需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建构新闻的真实性,为公众展现真实、客观的的现实图景。
首先,新闻人需提高专业素养。专业素养影响着新闻人看问题的视野。若专业知识水平达不到一定高度,新闻人往往就不能意识到自己脑海中存有对某些事件、群体的刻板印象,以为那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而又将其夹杂于自己的报道当中。新闻素养大幅提升后,新闻人在报道关于“富二代”、“河南人”、“山西煤老板”等社会特殊群体时,就会下意识地避免在报道中运用以往对这些群体的偏见:纨绔不羁、骗子多、与官员勾结,进而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事件真相,而不是随便选取几个带有特殊性、倾向性的枝节问题,突出一点,不及其余。
其次,新闻人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避免为增加广告收入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使新闻报道朝着不断迎合受众趣味的方向发展。为此,媒介需从议题选择和平衡正负形象的报道比重上对原有报道模式进行调整,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能够真实、全面、客观反映山西形象的新闻框架。
黄旦在其《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写到:“新闻的真实性有两方面含义:具体真实和总体真实。前者指每条新闻报道都必须是真实的,后者指新闻媒体需要对一条条具体真实的新闻进行比较、挑选、报道,以便在有限的新闻传播时空中传达出社会整体面貌的真实图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具体真实,就不可能存在总体真实。然而,总体真实并不是每条真实新闻的简单相加或堆砌。换句话说,即使每条新闻都是真实的,也不等于新闻报道的总体就是真实的。”
有关“山西”的新闻报道以“负面报道”或者“负面信息”为主,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不得不承认,这些报道都是已发生的真实事件(不包括“反转新闻”)。但从整体来说,媒介并没有客观真实全面地传达出山西的整体情况。最近几年,面对经济对资源的过度依赖,面对经济结构深层次矛盾的重重困扰,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和安全生产的巨大压力,山西从省情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转型跨越发展之路,力求达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发展目标;另外,山西的晋商文化、面食文化以及旅游文化都是值得媒体传播的特色文化。
以上两点是媒介提高自身信誉度和专业形象的关键所在。
(二)公众素养
媒介向公众呈现的环境并不是真实客观的现实环境,而是媒介建构出的“拟态环境”,即媒介信息是建构出来的“真实”,而且在信息的编码过程中,难免会由于记者的主观偏好及刻板印象导致信息传播的偏向性。因此,处于信息海量化、碎片化时代的公众不仅需具有运用媒介传播信息的能力,还需拥有选择、解读、评判信息的能力:理性地辨别信息的真伪,不盲目相信媒介上的信息,并对各类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批评性意见。这也算是公众监督媒介、承担社会责任的一条重要途径。
最后,我们已由上文图表3 得知:“山西”的媒介形象建构正趋于合理化,希望在媒介、公众相互互动、促进及社会环境的良革下,“山西”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媒介形象建构达到平衡化、合理化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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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38-139.
谈媒介语言建构的方法 篇6
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 是社会与文化意义传输的纽带。报纸, 通过文字与图片把意义传递给读者, 电视通过声音与图像把意义传递给观众, 而电影则通过更丰富的手段传递意义, 除了人物对白、画面、音响以外, 还有叙事角度、剪辑手法、配乐等。媒介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 (即媒介语言) 将信息传递给了受众, 架起了大众理解社会与文化的桥梁, 并影响着大众的世界观。本文主要探讨媒介语言建构的三种方法:语言学、符号学, 以及编码与解码。
什么是媒介语言
了解什么是媒介语言需要弄清语言与媒介语言的差异, 不能简单地将语言等同于媒介语言。语言是人际沟通的语言符号, 主要指传统意义上的听说读写的语言交流活动, 比如你我之间的对话、书信。狭义的语言分为听觉语言和视觉语言, 听觉语言包括说话的声音、语调, 视觉语言包括文字。狭义语言的沟通途径, 主要是面对面的沟通, 是个人使用声音和形态动作来表达意义, 实现人际沟通的目的。
媒介语言已经摆脱了传统的语言文字形态, 是用于大众传播的符号, 是信息与娱乐的表现方式, 包括的内容非常广, 也有视觉与听觉之分。视觉语言除了文字以外, 还有色彩、图片、照片、动态画面、形象设计、壁画、雕塑等多种形式。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和美国知名的《时代》周刊都非常重视其封面的视觉冲击, 每期杂志的封面都能通过简短的文字与生动的图片信息向读者传递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听觉语言除了话音之外, 还有音乐、音响效果、背景声音等多种形式。这些媒介语言形式大都与现代媒介技术、传播方式密切结合, 在媒介技术的发展下不断产生新的形态与传播方式。
在媒介语言的研究中, 语言学和符号学对当代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和内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 编码和解码也是媒介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
媒介语言中的语言学:语义与语用
媒介语言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语言文字符号, 平面媒介尤为如此。对媒介语言文字的审视角度来自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语义学研究语言符号的内在意义, 语用学则是研究语言符号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使用。比如:他送了我一朵玫瑰。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 就是他送了我一朵玫瑰, 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但从语用学的角度理解就不同了, 我们就会考虑这个人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她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因此,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喜欢我”或者“他向我表达爱意”。这就是语用学的角度了。
在这里, 我用“9·11”的例子来说明在电视讲话或新闻报道中准确使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总统布什当天在电视上发表演说, 布什说过“to hunt down those folks responsible”这样的话, 他用“folks”指恐怖分子, 但“folks”除了有“人、人群”之意以外, 在口语体中它通常是对“亲属”“亲密的朋友”的称呼, 当天的电视讲话播出之后, 布什就因为使用这个词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后来他又说“Today our nation saw evil”, 用“evil” (邪恶) 这个词来指恐怖分子, 有人又反对说evil是抽象名词, 是看不见的, 他的所指太不明确。布什在使用“the use of war” (战争) 这个词时也引起了争议, 他说“If a nation is at war, everything is changed.The solution is military”, 强调军事战争, 受到参加过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的老兵和反战组织的反对。布什还用了“war against terrorism”, 有人反对说恐怖主义是主义而不是人, 没办法用against who, 这个说法还是不明确。布什又用“crusade”这个词, 将战争比喻为十字军东征, 受到穆斯林的反对。在描述抽象概念的时候, 词汇难以达到精确。我们在写作新闻时, 对语义的选择非常重要。
国外媒体对“9·11”事件使用的词汇, 其语义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我做了一个初步调查, 发现英美主流媒体使用了几十个词汇来评述“9·11”事件, 这里选出一部分介绍给大家:最初用“terrible thing” (可怕的事件) , 这个短语的语义太平淡了;接着用了“shocking act” (令人震惊的行为) , 此短语的意思也很平淡, 没有感情色彩;之后又使用了“appalling attacks” (骇人听闻的攻击) , “fanatical assault” (狂热而失去理智的袭击) , 有了明显的感情色彩, 但谴责恐怖分子的语气仍然不强烈;随着全球舆论对恐怖主义的谴责, 媒体使用的词语越来越具有强烈谴责的意义, 如“murderous violence” (谋杀性的暴力行为) , “unimaginable crime” (不可想象的罪行) , “unspeakable evil” (不可言喻的邪恶) , “ungraspable tragedy” (不可估量的悲剧) , “immense catastrophe” (天大的灾难) , “apocalyptic atrocity” (毁灭人性的暴行) , 最后使用了“mass murder” (大屠杀) 。
由此可见, 语言使用者通过词汇的选择, 将其对待新闻事件的态度融入文字中, 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语义帮助读者形成深刻的意象与认识。媒体从业者要培养对语言的熟练掌握程度和对词汇语义的敏感意识, 加强对媒介语言文字的关注与研究。
媒介语言中的符号学
对符号的研究是从研究语言系统开始的。瑞士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符号学研究的先驱。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这个系统是通过规则与结构组织起来的, 每种语言都有它的规则和结构。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 符号 (能指) 是任意的, 但符号的概念 (所指) 则是约定俗成的, 而且符号的意义可以在特定的情景中得以引申。简单举例来说, 英文的rose是由四个字母任意组合的一个符号, 它代表玫瑰的概念, 指玫瑰这种植物, 但它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植物本身了, 比如红玫瑰被引申后表示热烈的爱情。男人送给女人玫瑰, 不仅仅是送一种花, 而是一种情感的表达。由此可以看到, 符号和它的所指以及它的引申义之间有很多的联系。在各种媒介形式中, 符号的意义通常得以延伸与扩展。
许多学者认为语言就是符号, 语言是由各种任意符号构成的。一些学者认为符号比语言更能传递意义, 而且更为直接、精确。由于文化的差异, 语言文字符号所指的概念是不能完全等同的, 当跨文化交流中出现概念模糊或无文化对等现象时, 符号可以超越语言, 更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沟通。符号学指出语言和符号共同完成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在有不同国别的人聚集的场所, 图像符号一般都多于文字, 或者符号和语言并用。比如, 在国际机场里, 男女厕所、行李托运、车站的符号比文字更为通用, 这体现了符号具有跨越国界、文化、语言的社会共同含义。
符号是构成媒介内容的元素, 也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当代的符号学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语言符号的范畴。符号分为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时间符号与空间符号、图标符号和指示符号、像似符号与抽象符号, 等等。
在符号学的研究过程中, 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研究对当代符号学的研究影响最大。索绪尔主要研究语言符号, 而皮尔斯则重点研究非语言系统的符号。符号学在媒介研究中的运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法国的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则是媒介符号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他的论著《符号帝国》堪称符号学研究的经典, 巴尔特认为符号是信息传播的载体, 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 他曾用传播者 (SENDER) →信息/符号系统 (MESSAGE/SIGN SYSTEM) →受众 (RE-CEIVER) 来描述传播过程。巴尔特还指出,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 它仅是通过各种符号的组合而呈现的世界, 符号主要通过代码与惯例来传达社会意义。巴尔特对符号在媒介形式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看法:第一, 对于媒介所呈现的符号的理解需要依赖社会文化知识。第二, 对媒介中的符号的统一认识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限制, 符号的意义必须得到特定群体的认可才能得以实现。第三, 符号是通过差异系统来传达意义, 也就是说, 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符号之所以有意义, 是因为它和其他符号存在着差异。一为什么是一, 就是因为还存在二、三和四, 必须通过比较、对应才能看出符号的意义。第四, 符号和受众的社会层次、知识结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对它的接受和理解可能会因为“解读者”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意义。由于受众不同, 符号的意义可能是模糊的、多义的、变化的, 因此, 媒介符号的意义并不能像设计者预想的那样完全地被受众所接受并认可。
媒介语言中的编码与解码
编码和解码对媒介语言的构成与理解非常重要。编码是将文字、图像、声音等合成为可供受众识别的、解读的媒介文本;解码是解读媒介文本中的各类符号, 如同破译密码。编码可称为打包, 即用符号将欲传递的信息包装起来;解码可称为拆包, 即将获得的包裹打开, 以获得里面的信息。要想受众成功地解码, 需要媒介工作者进行适当的、正确的编码。
大众媒介的编码主要指供媒介使用的、大众接受并认可的社会码, 也是媒介码, 这种代码的编码和解码必须依赖于传递者与受众之间的共识, 而并非是展现个性的任意编码。
媒介码主要分为技术码、象征码、文字码三类, 它们相互依赖, 常常并存于同一个媒介作品中。技术码是通过设备来编码的, 如电影制片时, 需要利用摄影机的角度、镜头的选择、画面的构图、快门的速度、景深、光线和多机拍摄等技术手段来确定要表现的内容。通常媒介中的编码离不开现代技术。
象征码是实实在在的、能够传递信息的物品, 它不同于符号学中的象征符号。象征码包括场景、物品、人体语言、衣着、色彩、音乐等内容, 它们都能向受众传递丰富的信息, 如黑白颜色传递历史怀旧感, 而彩色则传达现实生活感。
文字码, 包括标题、正文、图片说明 (或字幕) 、话语和风格 (书面与口头, 正式与非正式) 等内容, 文字的编码是信息最直接传递的手段。拿新闻照片为例, 相同的新闻事件, 从不同的角度 (技术码) 去拍摄, 获取到不同的场景 (象征码) , 加以不同的标题或文字说明 (文字码) , 出现在不同的媒体上, 能够反映媒体的风格, 并能充分体现不同媒体对待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态度。
编码、解码和社会文化是密切相关的。编码时必须考虑自身与受众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编码是生成媒介文化的重要过程, 编码的手段不同, 它生成的媒介文化内容与形式就不同。解码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 我们常常参照我们自身的经历去理解媒介作品。要使编码在受众身上发生预想的效果, 我们需要了解受众的身份概况, 如解码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社会阶层、立场等, 以及他们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经历, 了解媒介作品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中传播, 这样才能让媒介产品更好地被受众理解和接受, 才能影响目标受众的世界观。
不同媒介的编码方式各有不同, 新闻话语的编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报纸新闻语篇中, 最明显的编码形式是版式设计以及新闻的标题与照片。黛安娜去世后, 英国四家报纸用不同的照片、标题和版面设计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哀悼黛安娜, 呼吁女王降半旗、出面纪念黛安娜, 《卫报》则合用了这四家报纸的头版来做它自己的头版。即使不看报道中的详细内容, 我们也能领会到《卫报》反映的强烈声音。
新闻报道通过使用图片、文字、版式、画面、声音等来表达内容, 传递信息, 向受众表达意义。电视新闻语言的编码需要大量使用非语言符号, 其中包括播音员的言语风格。BBC、CNN都非常强调每个新闻主持人不同的播音风格, 中国的电视媒体较多地强调播音员使用标准的普通话, 对他们独特的个性不太重视。声音的编码包括音调的高低、音量的大小、声音的质量、声音的节奏、口音、方言和语言的种类 (语域) 等方面, 它对广播媒介尤为重要。
编码的文本分为开放式文本和封闭式文本。开放式文本指读者想象的空间极大的文本, 例如广告语、歌曲、诗歌。一些经典的广告的画面与文字是典型的开放式文本, 给受众留下了许多感受与想象的空间。封闭式文本指读者基本上按照字面意义理解的文本, 例如通知、告示、说明。文本编码有不同的风格, 也有很多的技巧。
结语
本文讨论了媒介语言及其三种主要建构方式。媒介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社会文化决定了媒介语言的不同形式, 相同的媒介语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中有不同的解读。不可否认,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是受我们接触到的媒介语言所影响的, 媒介语言帮助我们建构了“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依赖于媒介语言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新闻媒介工作者应该重视媒介语言对受众世界观的影响, 合理运用媒介语言的不同形式, 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 使受众通过媒体了解的世界离客观世界不远。
摘要：媒介语言是媒体向受众呈现社会现象与传达社会文化意义的载体, 是媒介研究的重要内容。本论文探讨媒介语言的建构, 以及不同建构方式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作者认为媒介语言的建构方式多种多样, 其中语言学中的语义学、符号学, 以及编码和解码, 是媒介语言建构的重要方式。由于媒介语言所表达的社会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新闻媒介工作者应该学习和掌握媒介语言建构等基本原理和方法, 以便更为有效地向受众展现客观世界。
关键词：媒介语言,语义学,符号学,编码与解码
参考文献
[1]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建构:媒介批评的精神归指 篇7
一、媒介批评净化媒介报道内容
鉴于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所报道内容及媒介行为的批评, 所以, 其第一功能就是净化媒介报道内容。“媒介批评是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 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的活动。”通过“媒介批评分析媒介现象, 反思新闻报道的得失, 评价记者的作品, 从而形成相应的新闻观念。” (1) 可见, 媒介批评通过对媒介报道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批评, 支持鼓励思想内容健康、有利于社会朝文明健康方向发展的作品, 批评抵制庸俗、腐朽、落后、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无论是对报道内容的鼓励还是批评, 媒介批评都引导媒体报道内容向一个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而担负起观察和监督的任务——守望社会。
2007年, 王朔先后参加《凤凰会客厅》和《锵锵三人行》两档节目,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 王朔始终保持其一贯的风格, 妙语连珠与脏话连篇同时呈现于屏幕。《北京青年报》在3月8日的“每日评论”版上发表《王朔可以随性媒体不可随便》的文章。文章指出:“媒体作为传播中介, 虽然并不具备净化社会现实的功能, 但出于其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 对于所传播的内容必须有所取舍, 因此, 当王朔作为报道或访谈对象出现于媒体时, 媒体必须对其语言进行适当的约束或净化。换句话说, 作为个人, 王朔可以随性而言, 作为媒体, 凤凰卫视却不可随便就播。”因为“这样的要求, 并非保守的道学冬烘, 而是鉴于媒体的公共属性而必须遵从的戒律。” (2) 《北青报》发出这样的批评声音后, 凤凰网于当日下午六点多发布《〈凤凰会客厅〉致网友的话》, 含蓄承认“近期有个别嘉宾在《凤凰会客厅》对话时, 带出了一些不文明的口头语, 由于当时是网络直播, 鉴于技术原因, 对访谈内容我们没能及时把好关, 嘉宾的一些不文明语言传播了出去, 尽管事后我们对节目视频和文稿做了过滤处理, 但还是在网友中造成不良影响, 特此对广大网友真诚致歉!”这一事件说明, 对媒体的监督是必要而且应该的, 只有这种监督才能充分发挥媒体的教化浸润功能, 净化媒体报道内容, 为我们营造积极健康的媒介环境。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称中国的屏幕净化运动不应该仅仅是“将劣币驱逐的过程”, “将良币导回市场”也应是其题中之义。
二、媒介批评提升受众媒介素养
当今社会是媒介化的社会, 媒介如同空气和水一样, 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下, 如何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受众对媒体的认知和使用已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话题。
哈钦斯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指出:“定期的出版物浩如烟海, 充塞其间的是一连串繁杂的故事和图片, 与各地活生生人们的典型生活毫不相干。其结果不外乎无聊、平淡、曲解和永无休止的误解……这些出版物强调的是别出心裁, 而不是普遍典型, 是耸人听闻而不是富有意义。这些刊物只顾忙于刊登这类琐事, 以至于公民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和时事来表现他们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鉴于此, 哈钦斯委员会提出建议, 新闻界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而见闻广博的公众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 肩负起监督新闻传播的责任。 (3)
公众要肩负起监督新闻传播的责任, 就必须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 只有当公众越来越有媒介素养, 当他们对所得到的新闻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挑剔时, 新闻界自然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压力让新闻真实公正。美国媒介批评者认为:“公众不应该仅仅阅读媒介批评的文章, 更应该成为行动者, 参加到对媒体的评判中, 并把意见和想法反映给大众媒介, 而公众参与批评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具备基本的媒介素养。” (4) 因此公众媒介素养越高, 公众对媒介批评的参与度就越高, 参与度的上升进一步提升公众媒介素养, 而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又可以更好地监督媒体为公众服务。因此, 公众越是具有批判意识、批判精神, 媒体才越有可能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媒介素养对批判意识的要求决定了媒介素养教育既是批判思维的养成教育, 也是积极的行动教育, 媒介批评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会批判性地思考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要素。有学者即从媒介批评角度来看待媒介素养教育问题。李琨 (2003) 强调, 媒介素质即能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媒介内容, 建设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张志安、沈国麟 (2004) 认为, 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和掌握合理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的能力, 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批判性的媒体读解能力的获得乃是个人与国民在学习如何应付具有诱惑力的文化环境时的一种重要资源。学会如何读解、批判和抵制社会文化方面的操纵, 可以帮助人们在涉及主流媒体和文化形式时获得力量。它可以提升个人在面对媒体文化时的独立性, 同时赋予人们以更多的权力管理自身的文化环境。” (5) 要获得这种批判性的解读能力, 赋予个人更多的独立性和权力就需要媒介素养教育。因为媒介素养教育使得受众“得以辨析出深藏在媒体文化文本中的讯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6) , 使媒介的运作环境清晰可见, 进而使受众摆脱长期以来被媒体控制、支配的被动状态。
三、媒介批评守护媒介公信力
媒介公信力是媒介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 没有公信力, 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在《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及《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研究》中, 研究者认为, 媒介公信力的特质就是真实、准确、无偏见、报道完整, 所有这些特征是媒介赢得公众信任的前提, 是媒介公信力的基础。媒介批评通过监督虚假新闻、纠正报道倾向, 可以使媒介更加客观、准确、公正、可靠和权威, 也就是说, 媒介批评有纠偏机制, 这种纠偏机制建构了媒体的公信力。
NHK把向日本民众提供迅速、客观、公正、准确、全面的新闻报道看作是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应负的责任, 因此得到了日本民众的高度信任。NHK被称为“值得信赖的广播机构”。无论是NHK的广播新闻还是电视新闻, 都是日本民众最信赖的新闻来源, 日本大众对NHK的信赖甚至超过了日本政府和国会。但是, 1992年NHK的名牌节目发生一起“作假”事件, 立即受到公众的批评、质疑和不支持。“日本广播电视界整体的报道类节目状况受到大众的责问, 这损害了广播电视机构与受众建立的长年信赖关系。” (7) 为维护媒体公信力, NHK在正点新闻播出NHK特别节目———“歪曲事实的报道”, 并组成节目调查委员会, 对节目的采访与制作过程进行了两周的调查和取证, 将调查结果以《NHK木斯塘采访报告》的形式发表。报告书中首先就节目中的作假表现进行了说明。当晚, NHK在电视节目里播出了调查报告, 之后NHK会长亲自在电视中道歉, 这在日本电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无独有偶, 当《纽约时报》“杰森·布莱尔” (8) 事件发生后, 《纽约时报》经过一百五十多年营造的公信力受到公众强烈的质疑, 不仅《时报》遭遇信任危机, 整个媒体系统也都遭遇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为挽救媒体信誉, 重新赢得公众信任, 《纽约时报》从上到下进行了彻底的整顿, 不仅作假记者辞职, 总编及执行总编也双双辞职。同时《时报》于事发两周内便刊登长达15, 000多字的调查报告, 以《辞职的时报记者留下了一长串造假记录》为题公开了造假记者的所有劣迹, 并配发编者按向公众道歉。
NHK和《纽约时报》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媒介的公信力。可以看出, “这些媒介之所以自爆家丑而唯恐不及, 是因为有广大社会公众的监督。丑闻发生后, 公众都盯着当事媒介, 看它们到底如何表现。这个时候, 只有依靠真正的诚信, 才能挽回信誉上的危机。媒介若表现不佳, 则必然失去‘社会公器’的权威价值而渐遭社会唾弃。所以, 当事媒介在‘出事’后, 个个如芒刺在背, 不向社会交代清楚, 很难蒙混过关。媒介一方面监督社会、监督政府, 一方面又无时不在地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 (9) 正是这种批评与监督守护了媒介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媒介批评作为通向媒介公信力的手段之一, 建构和守护着媒介的公信力, 让媒介公信力的基础更加坚实。
四、媒介批评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媒介批评使得新闻从业人员自觉不自觉地以媒介批评为参照, 在无形中内化了新闻职业伦理道德意识。与此同时, 媒介批评使得媒介机构更加注重职业伦理道德法规制度的建设, 媒介批评在明确完善职业道德法规准则的同时, 提升了新闻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水平, 而且也建构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NHK在作假事件发生后, 来自公众的怀疑和不支持、媒介同行的严肃批评以及媒介内部的自我批评, 促使其与商业广播电视联盟联合成立了“NHK商业广播电视联盟节目委员会”, 其职责为防止捏造事实、虚假报道和不符事实的过分表演, 提高广播伦理道德, 在制度建设方面强化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意识, 也大大提升了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主义精神。同样, 美国新闻界发生的虚假新闻事件也深刻地教育了美国新闻界, 促醒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由此可见, 健全有效的媒介批评机制能够内化记者的职业理念, 可以促醒和构建新闻业的专业主义精神。
在英国, 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是新闻界进行媒介批评的重要机构, 其目的就是保证报纸和期刊从业人员加强自律, 遵循业界人士共同制定的行业行为规范准则, 提升媒介的专专业运作水准。报刊投诉委员会于2003年3月5日修订和批批准了《编辑行为规范准则》, 该“《准则》主要对新闻采访和报报道活动作出规定, 要求所有报刊从业人员必须符合最高的专专业和职业道德标准, 并列出了标准的尺度”。“《准则》共列出出17个类项的内容, 分别涉及准确性、回应机会、隐私、骚扰、对对于悲伤或震惊事件的处理、儿童、性犯罪案件中的儿童、偷听听装置、医院、报道犯罪案件、冒名、性犯罪案件中的受害者、歧歧视、财经新闻报道、匿名消息来源、向刑事案件证人付费以及及为获得情况向罪犯付费等方面的问题。《准则》对上述17类类问题都分别做了具体规定和说明。” (10) 《准则》以最高专业标准准为从业者制定了规范, 用专业的价值标准和力量加强了新闻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的心理约束, 将职业行为规范内化为为行为自觉, 建构了从业人员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五、媒介批评是建构民主社会的重要力量
对传媒进行评论和监察, 是民主社会每一位公民的责任任和义务。而引导或创造条件使公众掌握科学地接触和使用媒媒介的技能, 则是保证媒介正常发挥社会作用、促进社会进步步的重要前提。
《电视批判》是中国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实践, 它“对电视现象进行分析, 对电视文化进行理性思考, 对电视文化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和判断, 是从理性、文化、思想等角度, 对现代最强势的传播媒体进行冷静、客观、公正、全面、多视角的透视和分析, 使当代的电视对当代的中国大众和中国社会发挥更大的、积极的、健康的作用, 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使其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 (11) 这种媒介批评实践之所以推动社会的发展, 是因为“《电视批判》是对当下电视的反思, 是批评, 是一种建构, 是对目前电视文化的一种深入探讨, 更重要的是对当前社会提出来的电视中现实问题的一种多样化的回答。” (12) 因此, “这个节目是立足于健康的文化建设, 是一种理性的批判, 是一种哲学的思辨, 是一种着眼于建设的批判。如果说是大破大立的话, 它立足于立, 立足于建设, 建设健康的社会主义文化。” (13) 对电视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不仅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而且, 在反思与批判中推动着公众民主意识与国家民主政治的进程。
媒介批评培养了公众对媒体的鉴别能力和解读能力, 而这种能力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批判性的媒体读解能力的获得乃是个人与国民在学习如何应付具有诱惑力的文化环境时的一种重要资源。学会如何读解、批判和抵制社会文化方面的操纵, 可以帮助人们在涉及主流媒体和文化形式时获得力量。它可以提升个人在面对媒体文化时的独立性, 同时赋予人们以更多的权力管理自身的文化环境。”而且“当人们学会了认识媒体文化是如何传达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有关阶级、种族、性别、性的压迫的再现 (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时, 它们就能够与媒体文化的作品拉开批判性的距离, 从而获得超越其文化的力量。这样获得的力量可以有助于推进一种对社会组织的更为普遍的怀疑, 也可以帮助引导人们参与激进的政治运动, 为社会的转型而斗争。” (14) 可见, 公众觉悟是民主的基础, 而媒介批评通过培育公众觉悟构建这种基础。因此, 媒介批评对于建设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没有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 没有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显著进步,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真正进入理想王国。” (1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在美国, 媒介批评的繁荣被视为民主社会的骄傲。” (16)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媒介批评是建构民主社会的重要力量。
六、结语
媒介批评的精神归宿和指向不是批评, 不是否定, 而是通过批评进行建构。通过媒介批评建构健康的新闻报道内容体系, 清除平庸乃至庸俗的媒介内容;通过媒介批评建构根植于新闻工作者内心的新闻职业道德体系;通过媒介批评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通过媒介批评建构媒体的公信力。因此, 在媒介社会的语境下, 媒介批评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建构性实践。建构就是媒介批评的精神归指, 理性的媒介批评推进媒介规范健康地发展, 促进传媒进一步走向科学化、公正化。同时只有理性的媒介批评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空间, 形成一种宽松民主的社会发展环境, 成为建构民主、法制社会的重要力量。
注释
1 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页
2 《北京青年报》:《王朔可以随性媒体不可随便》, 2007年3月8日
3 (4) 雷跃捷:《媒介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31页
4 (5) (6)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 丁宁译:《媒体文化》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 第2页、第104页
5 (7) (10) 雷跃捷:《媒介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21页、第126~127页
6 (8) 2003年5月11日, 《纽约时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长篇文章, 揭露了该报一名27岁的记者大肆编造独家新闻的“传奇经历”。这位名叫杰森·布莱尔的黑人记者通过不断炮制虚假新闻, 时间不长就从一名小小实习生被提拔为报道国内新闻的著名记者。此事因而成为《纽约时报》创刊152周年来爆出的大丑闻。
7 (9) 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 代序《“丑闻”的另一面》,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年版, 第5页
8 (11) (12) (13) http://www.cctv.com/tvguide/tvcomment/special/C12481/01/, CCTV-电视批判-电视批判两周年特辑
9 (14)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 丁宁译:《媒体文化》,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第104页
10 (15) 段京肃:《追求人与媒介的完美结合》, 《广告大观 (媒介版) 》, 2006年01期
媒介建构论 篇8
一、事件过程
《监控危机》所要讨论的是一件即便在当时也并非多么重要的事件。1972年8月的一天, 在伯明翰的黑人聚居区汉兹沃斯 (Handsworth) , 一个领养老金的叫亚瑟·豪斯 (Arthur Hills) 的人遭到了三个黑人青年的抢劫, 并受了伤。但就是这一看似简单的犯罪案件, 却在当时英国特定的条件下, 变得不同寻常起来, 引发了包括警察、法院、地方长官以及媒体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大讨论。而也正在这种广泛的大讨论中, 整个英国社会陷入了对抢劫的恐慌之中, 甚至人人都感到自己似乎成了抢劫犯。而当对抢劫的恐慌在进入到对英国社会的思考后, 单纯的犯罪行为就成了英国传统价值观崩溃、英国社会秩序和法律失序的体现, 由此抢劫这一犯罪事件就转换成了英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符码”, 进而又形成了一种对英国社会的“道德恐慌”。恐慌的蔓延和加深, 使得社会公众必然要求严惩罪犯, 尽快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及社会秩序。而也就是在这“严惩”中, 国家加强了社会的控制。最后法院判了三个年轻人10年到20年的徒刑, 这显然是太重了,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又是符合逻辑的。
霍尔 (Stuart Hall) 等人一开始就没有把这起犯罪案件看成是一起简单的纯粹的刑事案件, 而是把这起案件“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1], 去考察社会对这起案件的反映, 考察英国社会为什么会对抢劫采取如此极端的反应方式, 进而考察隐藏在这起看似简单案件背后的巨大的社会价值。正如霍尔所指出的:“一旦你把‘抢劫’不是看作一种事实, 而是一种关系——犯罪和对犯罪的反映之间的关系时, 对于‘抢劫’的通常见解 (wisdoms) 就会在你手里瓦解。”[2]由此, 抢劫本身虽然简单, 但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确实非常复杂的, 而“我们愈加细致地考察这一整个复杂体, 这一事件就愈加显现出它是关于‘抢劫’的道德恐慌, 而不是‘抢劫’本身的表面现象, 对此我们必须首先引起注意。”[3]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这起犯罪案件中, 警察、法院、地方长官及媒体形成了一个循环, 一个不断强化犯罪与犯罪恐慌的循环。警察为了加大控制力度而夸大犯罪的数量, 强调社会在不断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新的犯罪类型”, 而犯罪数量上的增加使其控制犯罪的运动“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4]。报纸根据警察的陈述和卷宗记录加以编辑, 宣传了犯罪扩大的“事实”, 并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严厉审判;法官则又往往引用报纸所报道的人民的“心声”, 说要严判;而警察反过来又根据法官的陈述要求新的权力或新的合法性以维持社会秩序。而所有的他们都表明“‘道德恐慌’在发展”[5], 一定要严惩罪犯, 否则会使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当这种强化到了一定程度后, 恐慌便产生了。这正如霍尔他们所说的:
当对一个人、对一个集团或一系列的事件的官方的反映与它们所给予的实际威胁完全不成比例时, 当“专家们”以警察长官、法官、政治家和编辑的身份, 以全体一致的方式去理解这种威胁时, 当媒介再现普遍地强调 (危机) “突发性的和急剧的”增长 (包含了众多的人或事件) 以及 (犯罪方式) “花样翻新”, 而这已远远超过了一个冷静的、现实的评论者所能承受的限度时, 我们相信, 可以说一个道德危机就开始了。[6]
而这场道德危机的形成中, 新闻媒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霍尔等人在第三章谈新闻的社会生产时指出, 新闻报道一方面要“说它自己的思想, 说它所思考的”, 但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宣称, 为公众而说话”[7]。也正是这后一点, 使新闻媒体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甚至直接造就了道德恐慌。从新闻媒介对抢劫案件的报道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霍尔等人统计并分析了《每日镜报》 (Daily Mirror) 和《守卫者报》 (Guardian) 从1972年8月到1973年8月对抢劫事件的报道。根据他们的统计, 这两家报纸总共有60篇关于抢劫的报道, 其中就有38篇是关于暴力抢劫的报道, 22篇是关于非暴力的报道, 暴力与非暴力报道的比率近乎2:1。就1972年和1973年的报道来看, 1972年的暴力报道数是20篇, 非暴力报道是15篇;1973年的暴力报道是18篇, 非暴力报道是7篇。由此, 1972与1973年暴力与非暴力的比率几乎从1:1发展到了3:1。”“而从1973年4月到8月比较来看, 暴力 (10篇) 和非暴力的报道 (2篇) 的比率是5∶1。”从这可以看出, 宣传暴力倾向的抢劫案件的比率日益增多, 而在这种报道中, 一些并不是暴力的抢劫, 如“smuggle”这类的“夺取”也往往被帖上了“抢劫”的标签。由此, “抢劫”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词语。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犯罪的恐慌, 也就是对道德危机的恐慌。[8]
这样, 通过警察、法院、地方长官及媒体的联合鼓动, 社会持续地保持着一种“道德恐慌”, 而保持“道德恐慌”观念的效果就是, 把人拉进了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但却被操控的过程之中, “并以一种使国家权力合法化, 成为可信的和赞同的方式, 被引导着去体验和反映矛盾的发展。粗略地讲, ‘道德恐慌’显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的意识的形式, 以此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被争取过来, 去支持对国家日益增长的压制手段, 并把其合法性让与给一个‘非同寻常的’ (more than usual) 的控制实施。”[9]也就是说, 道德恐慌使得大众主动地把自身交给了国家, 承认了国家的控制, 并赋予了其控制的合法性。
由此我们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 抢劫是被“创造”出来的, 是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符码, 负载着国家控制的阴谋, 它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个关于抢劫的恐慌, 甚至人人都觉得自己成了抢劫犯, 或曾经参与过抢劫。由此而进一步所带来的就是抢劫变成了一种“意象”, 一种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意象, 而所有关于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都具有了某种抢劫行为, 正如霍尔他们所说的, 抢劫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犯罪行为, 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一种破坏英国生活方式的社会现象, 由此而来的种族、犯罪和青年人都“被压缩进了‘抢劫’的意象中”[10], 如吸毒、学生示威、嬉皮士, 甚至女性运动等等, 也都与抢劫这种行为联系起来, 似乎他们也都在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都被经验为“对国家的威胁, 社会生活本身的崩溃, 骚乱的来临和无政府主义的开始”。[11]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大众需要政府, 需要国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由此, 当抢劫在英国发生时, 沉默的大多数呼吁采取迅即的行动、严厉的审判和良好的保护。正如霍尔他们所指出的:“大多数人的焦虑与对少数人控制的需要结合了起来。‘所有人’都发现, 只有把他们的利益安置在那些领导人的保护之下后才会获得合适的保障。国家现在就可以公然地和合法地代表并保护少数人而展开反对极端行为的运动”。[12]由此国家也就顺利地实现了自己加强对社会控制的意图。显然, 这种意图是通过大众的同意而获得的。
二、事件分析
道德恐慌的形成和人民同意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而是与战后英国, 尤其是与英国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危机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家霸权的危机有着紧密的关系。
(一) 民众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渴望
一方面, 英国在战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如实施福利国家, 大力进行社会恢复和经济建设, 由此社会逐渐安定下来, 而人民的生活也逐渐得以恢复和提高, 而生活的富足又直接带来了消费的扩张与休闲娱乐的兴盛, 这尤其体现在青年亚文化的兴起上。这种对消费与娱乐的追求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道德约束的松弛和英国某些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 由此而在英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丧失感” (sense of loss) 或“社会丧失感” (sense of social loss) , 即传统家庭的破裂、受尊重感丧失等。由此社会希望能恢复到原来传统的英国安宁的社会秩序。这虽然有一厢情愿的成分, 但对于保守的英国社会来说, 这种愿望的确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是英国对社会的主导认识。
但这种愿望随着自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稳步上升的犯罪率被打破了。人民大众由此体验到了一种弥散于社会的不稳定与不安定感, 由此“社会开始在普遍意义上思考犯罪, 而在特定的意义上思考‘抢劫’, 把它作为一种对社会秩序瓦解 (disintegration) 的索引, 作为一种‘英国生活方式’开始出现裂缝的标志”[13]。
另外, “抢劫”这一概念所附带的一些含义也是从美国移植进英国的。20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新闻界把抢劫看作是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攻击和破坏, 而七十年代, 美国的这种对抢劫的认识也移植到了英国。因此霍尔等人说:“通过美国的移植, 英国人不仅接受了‘抢劫’ (这一概念) , 而且还接受了关于抢劫的恐惧和恐慌, 以及这些恐惧所引发的不利的反映”, 这就包括了“种族、犯罪、暴力和无法律性”[14]。
由此, 抢劫在大众心中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犯罪概念, 而是一种破坏秩序的象征和符码, 从而招致了人们如此的反感和痛恨。这在某种程度上暗含了一种要求加强社会控制的倾向和意愿。这是人民在特定时期, 面对特殊情况的一种“心声”, 而这种“心声”与国家要重新建立霸权显然是相吻合的。
(二) 英国国家的霸权危机
文化霸权 (hegemony, 或译为“文化领导权”) 是葛兰西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 其基本含义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已经不再使用武力来强迫人民大众接受其统治, 而是采取温和的文化策略, 通过赢得大众的同意来实施自己的统治。葛兰西通过深入细致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 (civil socie ty) 和“政治社会” (political s ocie ty) 或国家。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 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葛兰西指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尤其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 而是通过宣传, 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 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 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
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 要维护和长久赢得霸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一度丧失霸权, 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危机。在《狱中札记》中,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危机:接合的或一时的 (conjunctural) 危机和有机 (organic) 危机。前者是表面的、偶然的甚至是意外的, 这不是葛兰西特别关注的。后者则是相对持久的, 是葛兰西所特别关注的。这“有机危机”实际上也就是霸权危机或权威危机。葛兰西指出:
每一个国家的过程各不相同, 但是内容却一致, 都是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危机。危机的原因要么是统治阶级在某些重要的政治事业中失利, 而为了实现这番事业, 它曾经要求或强征广大群众的认可 (如战争) ;或者因为广大的群众 (尤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突然从被动的政治状态转入一定的积极状态, 他们提出要求, 而这些要求虽然没有构成有机的体系, 统筹考虑却相当于一场革命。人们提到的“权威危机”就是领导权危机, 也就是国家的普遍危机。[15]
这也就是说, 霸权危机在于群众不同意统治阶级所造成的 (不管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 由此统治阶级也就“不再发挥‘领导’作用, 只能‘统治’, 实施强权, 这就意味着广大群众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 失去了从前的信仰等等。 (于是出现危机) 危机说明旧制度垂而不死, 新制度一时又不能落地”[16]。
霍尔等人指出了英国自19世纪以来的霸权实施与危机。一是19世纪的非干涉的自由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政治提供主要的同意机制。“通过政治系统, 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实施其霸权”[17]。而当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后, 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利润率的下降, 原材料的短缺等经济问题而引发国内问题, 国家由此而公开进行压制, 这就导致了霸权危机。到了二战之后, 随着福利国家的实施, 国家的干预领域扩大, 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干涉。霍尔等人就列出了8方面的干涉[18]。这种干预一方面的确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但也正在这种干预中, 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明显加大, 如竞争的尖锐化、利润的下降、兴衰和复兴的循环等等, 并由此引发了各种愈来愈公开的系统危机, 最终导致了“霸权危机”。“日益地, 国家似乎把所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和紧张都吸收进了自身之中, 但却被其明显的缺少成功所撕破了。”[19]国家需要加强自己的控制, 重新获得霸权。而要获得霸权显然还必须赢得人民的同意, 一味地强制显然是不行的。
霍尔等人也指出了在英国历史上国家获得同意的具体方式。简单地说, 在经济上实施福利国家, 改造资本主义和劳工运动以适应混合经济方式的需要, 致力于私营企业;实施凯恩斯主义形成新的现代资本主义新框架, 提倡国内消费指向。政治上实行“富裕政治” (politics of affluence) , 劳工的完全就业, 新的生活方式, 使“阶级斗争成为过时的”。意识形态上通过“富裕社会”这一信念来建构。当然这需要经济的支持。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削弱。由此作者说:“现在看来, 资本是在支持而不是吞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20]在这种情况下, 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斗争, 由一种体制上的斗争滑向了一种地方性的社团类型的厂房式的斗争, 从而趋向于一种政治上的同意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的碎片化。
但同意并不是持久的, 英国内部的机制、工业结构的老化、技术更新的缓慢等, 使其在经济上只是一个三流的后帝国主义国家, 而持续上升的膨胀, 以及新左派等政治运动的出现, 青年亚文化的兴起, 反核运动等等使英国统治阶级处于危机之中。由此霍尔他们说:“充分的同意由此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历程在任何情况中都注定是短命的。1959年麦克米兰 (Macmillan) 在选举中获胜后不久, 它 (即同意—引者) 就开始解体了。”即社会又陷入了危机, 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抢劫案件的发生。[21]
而抢劫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危机, 由此国家便借助于这一事件, 在扩大危机、强化道德恐慌中, 通过人民的自然同意而重新获得对社会的控制, 重新获得霸权。可以说, 国家的这一目的实现了。
三、总结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霍尔等人运用葛兰西的理论详细地阐述了媒介如何利用大众所赋予它的“真实”权力来制造恐慌, 国家又是如何通过制造道德恐慌来赢得大众的同意, 从而顺理成章地实现其控制社会, 获得霸权的目的的。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霸权的获得不是通过压制和强制, 而是通过同意, 通过诉助于人民的“常识”[22]而获得的。这种获得并不一定是正面的教育, 也可通过强化其反面的危害而使人在必须消除这危害中接受控制。这使同意多了一个实施的维度。二、在这种同意的实施中, 新闻媒介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从而极大地突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珍尼特·沃勒考特 (Janet Woollacott) 指出:“媒体成为‘赢得或丧失“同意”、“一致”的重要面向’, 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23]。贝内特也说:“这本书最重要部分便是, 它瓦解‘媒体是社会真实定义者’的理论说法。法律和秩序的意识形态并不主要从新闻的正确性方面考虑, 而是从犯罪分配和‘真正’情况等独立指标来测量。其中, 媒体确实有些相关之处, 但所强调的, 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发挥接合作用的角色。它将暗杀者的形象连合、衔接在一起, 成为一系列相关的意识形态组合, 包括战后的反叛青年, 贸易工会、某些种族、移民和帝国的‘违法乱纪’。简单地说, 《监控危机》这本书的焦点, 不是意识形态和‘真实’的构型, 而是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构型。”[24]这一对于《监控危机》中意识形态作用的分析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可以说, 正是通过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霍尔等人为我们具体分析了一件并不算太大的抢劫事件是如何引发了一场“道德恐慌”, 这种道德恐慌又是如何最终被国家利用而成为其加强社会控制的借口, 而这种控制却又是如何通过赢得人民的同意而获得的。在这其中, 媒体权力与国家霸权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正如霍尔他们所说的, 媒体尽管是不知不觉地, 但“已有效地成了控制过程本身的机器——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25]。《监控危机》为我们重新理解国家—媒介—大众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媒介在当今社会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甚至会与国家权力相结合, 成为国家实施霸权统治的一种重要方式。伯明翰学派重要的媒介研究之作《监控危机》, 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在《监控危机》中, 霍尔等人通过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为我们揭示了媒介是如何迎合国家统治的需要, 国家又是如何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的运作而赢得大众同意, 并进而重新获得霸权, 顺利实施其加强对社会控制的目的的。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国家——媒介——大众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监控危机》,媒介,权力,霸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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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 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167-168、231.
[23]Janet Woollacott.讯息和意义[A].唐维敏, 等, 译.文化、社会与媒体[C].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