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责任（精选8篇）
媒介责任 篇1
一、媒介的功能与责任
在798艺术区的尤伦斯艺术馆里, 有这么一个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观众从一个洞口中进入, 穿过一条曲曲弯弯崎岖不平的通道, 没有任何光源, 发亮的只有通道四壁镶嵌着的无数个播放着各类频道的电视机, 而电视之间的空隙塞满了各样的报纸, 通道的尽头, 观众乘坐滑梯一滑而下才能回到展厅。其中蕴含的对现代媒介的批判, 不言而喻——看似广阔的人类生活空间其实已经被日渐普及的大众媒介通过庞大而杂乱的信息规模限制在一个扭曲、封闭的黑暗空间里, 人们只能依靠大众媒介提供的光亮蹒跚前行, 而前行的终点, 就是脱离了媒介后的一坠深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人们能够关注的并不是媒介发出的声音、提供的内容, 而是如何借助媒介物质载体发出的光源穿过黑暗崎岖的通道, 于是媒介在整个人的活动中被抽象为工具意义的符号。这又使笔者想到了智者柏拉图经典的“洞穴比喻”:人们看不到真实的世界, 因为真实的世界都在他们身后, 他们看到的是真实世界的影子, 而这些影子是由一种“媒介”投射到他们面前的, 他们已经习焉不察地将这些影子当做实在本身, 人们所接触的不过是媒介对现实的“模拟品”或“仿真品”。
笔者基本上是认同柏拉图这一看法的, 但在说明理由之前, 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界定一下“媒介”的含义。媒介, 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人与事物或人与人之间产生关联的介质。而本文中所提的媒介则是限定在狭义的媒介——即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一个独立的人去看待客观事物或是其他人, 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来实现的。看到报纸上有消息说银行要降息, 所以第二天银行门口就会堆满了要兑现的人;看到电视上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短片, 一个学生有可能就暗下决心长大后要去美国念书。但是媒介既不是经济政策, 也不是美国高等教育——媒介本身作为承载有意义的信息的载体, 它自己其实是没有自生意义的。所以柏拉图会使用“洞穴比喻”, 《娱乐至死》中尼尔-波兹曼会言:“媒介是照亮知识的光源”。
但是媒介的功能远远地超过了简单的载体性质。首先, 大众传媒不是简单的导体——大众媒介是属于人类的事业, 所以大众媒介具有明显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参与。大众媒介和现实之间, 大众媒介和受众之间, 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它们彼此都存在着具有明显影响效果的作用力。主观能动性的差异, 带动着大众媒介传递信息的差异性以及受众对信息理解的层次区别性;而主观能动性受到某种压力的趋同, 又可以带动着大众媒介传递信息的同一性以及受众在大规模相似信息下的顺应了“沉默的螺旋”。靠着这一“异”一“同”的能力, 大众媒介为他的受众构造了一个封闭的空间, 于是空间中的世界便是受众脑海中理解的现实中的世界——就好像火把放的位置不同, 火把烧的旺盛程度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洞穴”的整体观感和把握。媒介构造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与认识, 而这种把握与认识并非来源于客观世界自身, 这便是媒介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和功能, 也是笔者同意“洞穴比喻”的原因所在。
其次, 大众媒介与人类的本能需求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这是因为大众媒介核心不是物质与技术, 而是产生意义的文本信息。笔者一直认为, 大众媒介是与人类文明相伴一同产生与发展的, 信息通联的需求甚至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一个原始的动力所在。从地理的维度看人类为了彼此沟通, 所以有了语言;从历史的维度看人类为了彼此的沟通, 所以有了文字。不论是古老中国先秦时期响彻各地的铃铎, 还是封建社会中“鸿雁在云鱼在水”的送信方式, 或是近代资本主义下的印刷机, 重要的不是工具本身, 而是工具为之服务的内容与意义——即铃铎声下发令官宣达的政令、鸿雁脚上或鱼肚里传递的文字或是印刷机成批印刷的公共发布的信息。这足以说明媒介于人类的重要性所在, 物质的损耗与破坏不足以消灭掉一个人, 但是让此人在脱离媒介的真空状态待上哪怕不到一日, 也足以耗尽其生命。人的生命, 物质是基础, 但精神支持则是灵魂, 没有灵魂人的身体只能算是具行尸走肉, 而精神赋予生命意义所在。大众媒介自产生之日起, 就具有为人类提供精神支持, 躲避孤独的重要职能。具体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 产生关联
媒介如同桥梁, 把不同地域甚至是不同历史时段的人联系起来, 从而让人产生归属感。大众媒介的这一功能让人们可以在具体的氛围里体会责任、感情以及人们在社会交流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各种道德伦理。关联带来责任与持续。这就是为什么在基于博爱与同情的人类精神基础上, 虽然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或利益连带, 远在伊拉克战火里的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女孩依然可以牵动很多人的心。注意, 博爱与同情并不是媒介创造的, 但是正是媒介通过提供具体的氛围, 让人们感受、体悟与表现出博爱与同情。
(二) 产生意义
意义来源于比对——因为有了富贵, 才能有了贫贱;因为有了美丽, 才会有了丑陋, 矛盾双方总是相伴相生。人的自我认识也是要在媒体的推动下进行的。看到电视里介绍非洲难民的悲惨生活, 于是你会想:“原来我日子过得很不错”;又看到报纸上描写世界富翁是如何纸醉金迷, 于是你又发现:“我日子也就是不上不下的中间水平吧。”杂志上说, 白领月收入万元左右, 于是你比对自己的工资, 发现原来自己属于白领群体——也许从此以后, 每当看到媒体上宣传的内容带有“白领”字眼的, 你就会不禁多看几眼。
二、大众媒介的现实问题
帮助人们认清自己, 并使自己与生存的世界联系起来——大众媒介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 难怪798里的那位现代艺术家对于媒介对人类的影响用“滑梯”来隐喻悲观的结局。大众媒介的堕落对人类的破坏性是致命性的。让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大众媒介所呈现出的问题, 也许这位艺术家的悲观视角我们便可以理解了。
1、信息泛滥。
人类发展至今, 已经创造了非常先进的文明, 通过媒介物理工具的革新与创造, 大众媒介的功能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市场经济为大众媒介赋予了商业化的性质, 让媒介在竞争的你死我活之中惶惶不安, 报纸越编越厚、杂志赠送不停, 广播、电视频道增多以及网站数量激增, 其实都表现出现今社会媒体惶恐不安的“心情”。不同类型媒介之间为了争取生存的优势地位, 开始结伴共存, 于是报纸有网站, 广播台开始有了电视频道……当然, 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多坏的事, 只是它会必然带来一个后果——大规模数量的信息被承载传达给受众, 而在这个过程中, 媒介拥有的惶恐“心情”也便一并传给了社会上的所有受众。各式各样的信息, 远的、近的、国际大事、经济事件、民生新闻、法制新闻等等, 每天都不知疲倦地一起涌向读者和观众, 让他们总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媒介的信息轰炸当然对于提升人类的整体文明程度是有益处的, 但是同时它也加强了人的不安全感, 使世界的面目如此多变, 人时时都会处在一种惶恐而紧张的状态之下, 做任何决定也变得犹豫起来——我知道的信息够不够多?是不是还有什么信息是我不知道的?要是今天知道的信息明天会变怎么办?大众媒介的信息轰炸让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 这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让人们变得毛躁不安, 失去判断力和决策力, 接受筛选各类信息已经让人们疲于应对, 试问还有多少人能够保留一点精力去独立思考呢?于是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各类信息, 变成了人类每一次对话的灵感来源。
2、机器化生产
“地球村”——偌大的地球竟然可以如同一个村落——追溯人类漫长历史, 似乎大伙儿从未像现在这样即便远隔大海重洋依旧可以紧密联系在一起。机器化大生产把这个世界变小了, 直接的表现就是大众媒介的能量大大加强了。不管工业化如何糟践了我们美丽的生态环境, 它的确是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 仿制与模仿在机器的协助下简单易行, 发行与传阅在机器的协助下毫无阻碍。但是我们又发现, 在人的理念指导下, 机器只能帮助其修饰形式, 却无法完美其内容。于是纵然满大街充斥着花花绿绿版面, 电视机上有着缤纷斑斓的频道、节目, 网络的超链接设计、视频嵌入技术不断革新, 在形式上, 我们找不到完全一样的报纸、杂志或是电视节目, 但是再比比内容, 景象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千篇一律的报道、如出一辙的措辞、同一家新闻源, 千报一面的情况并非寥寥, 新闻信息貌似工业生产线上的批量生产商品, 在同一台机器和模板下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大众媒介如今机器化生产的景象导致的是社会人个体发展、生存和思考的模式逐渐趋同, 个性和创新被泯灭。虽然报端还是可以看见不同媒体之间因观点不同彼此辩驳的景象, 但是它们的本质没有任何不同——因为它们认同一种价值观, 认同权衡物质利益的现实性, 用同一套观念去“测量”社会事件的价值大小, 而其中的纷争, 无非源于不同立场既得利益的差异。虽然20世纪初的各种条件极为简陋, 中国也没有能力达到工业化的水平, 但是《新青年》和《国风》月刊因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而论战的波澜壮阔, 大众媒介为历史留下了陈独秀, 也留下了辜鸿铭, 那时的媒介于人而言, 是思想与理念的创造与选择, 大众媒介让人们思考自己的道路。想来这与现在又是多么的不同!
3、责任缺失
量化研究的缺陷在此且存而不论, 无可争辩的是伯格纳的涵化研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看到了电视暴力对于儿童有着怎样可怕的影响, 不负责任的大众传媒会为整个社会带来多么大的污染与祸害。我们已然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带给大众媒介怎样的改变, 但是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 大众媒介对人类产生意义和关联的功能就不会消退, 从而可知, 大众媒介对人类社会所负有的责任也不会消退。但是现代大众媒介中的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低俗风气现象一时都没有消停过。前几日刚刚呼吁了抵制新闻低俗化, 近几天“封口费”又弄得沸沸扬扬。论及原因, 自然要提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效果。而笔者认为, 市场所引发一个消极效果就是导致了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相对地位始终处于一种不合理的状态之下。
大众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宏大的题目, 笔者如今还没有能力言简意赅地予以理论描述, 但是要说明的是, 大众媒介和受众之间, 不应当存在商品市场上“以上帝为主”的关系。大众媒介原本就是人类不可缺失的生活支持, 本不应该反过来被人类的好恶所牵制。纵观报业历程, 每每报纸格调低俗之风盛行, 便是以经济关系对待受众的时期。受众通过广告这种经济形式逐渐摆脱了以往被动接受的地位, 大众媒介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迎合受众的口味。想想看, 大众媒介本来负有的责任是作为建构合理健康社会文化的能量和管道, 它本应该告诉人们该用怎样的价值观判断事物。可是现在, 媒介放下责任, 转而要问大众, 我们要提供怎样的价值观供你们判断事物?大众媒介与受众之间, 应当亦师亦友, 怎可成为主仆?摆不正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媒体责任缺失, 恐怕会是一个纵贯当代历史的话题。
三、一点延伸的探讨
但是笔者并没有这位艺术家那么悲观, 人类的文明不可能完全均衡地发展, 现在大众媒介出现的不健康和不理想的状况, 其实就是精神文明发展没有赶得上物质进程的脚步。大事发展若烹小鲜, 一来需要将制度入味, 二来需要让事物平稳扎实地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向前不断发展, 必要的时间再加上必要的调试, 会让大众媒介的发展更为先进和理想。笔者认为, 至少在现阶段, 生产工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同样制约着受到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影响的大众媒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资本主义的消亡还要经历一段历史时期, 培育健康而理想的媒介也不会是一时之功。最起码在当下,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做这么几个方面的尝试。
其一, 在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下探索一套普适的媒介伦理。现如今的大众媒介种类繁多, 遵循着杂乱缤纷的各种行为准则与职业理念, 大众媒介显得杂乱无章, 精神散漫。或者本着“中庸”的原则标准, 或者从遵循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角度关照, 当前的大众媒介, 迫切需要国际合作, 根据一个基准建立一套媒介工作准则和指导思想。虽然因为生理、地理等原因, 从事媒介工作的人在行为处事之上总会有很多差异, 但正如每次讲座不同嘉宾之间仍有很多诸如敬业、责任、求实、钻研的精神一样, 大众媒介需要一套普适的媒介伦理来把各类媒体统一于旗下, 形成合力, 向前发展。
其二, 媒介素养的普及。媒介不只是记者编辑的, 更是人民大众的。但是人民大众是不是真的正确认识了媒介, 了解了媒介?显然现如今还不是的。媒介从业人员、媒介的广大受众都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 在媒介信息之前有理性地判断鉴别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对媒介的批评精神和主动性。面对大众媒介所呈现出的社会百态, 我们不应当只看到桥梁那一头出现了怎样的景象, 也应该看看这座桥梁是不是笔直和坚固。笔者认为, 媒介素养的普遍提高是大众媒介突破商业化藩篱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必经阶段。
四、写在结尾
在笔者看来, 正如媒介不生产信息而只是传递信息一样, 媒介自身原本就没有好坏之分, 它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对人类社会具有与生俱来的重要功能和责任。大众媒介总是与人类共同发展, 为人类提供意义与支撑。虽然现如今的大众传媒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是大众传媒对于人类而言, 始终是文明与光亮的象征, 至于这光亮是否强烈, 重要的还在于人类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把握与发挥, 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的继续前行, 媒介伦理将会逐渐建立, 广大受众的媒介素养也会不断提高, 大众媒介的未来道路虽然还有很多曲折, 但是仍见光明。
摘要：媒介构造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与认识, 而这种把握与认识并非来源于客观世界自身, 这便是媒介的一个主要的本质和功能。大众媒介的堕落对人类的破坏性也是致命的。大众媒介总是与人类共同发展, 为人类提供意义与支撑。大众媒介对于人类而言, 始终是文明与光亮的象征。
关键词：媒介功能,媒介责任,现实问题
媒介责任 篇2
关键词：大众媒介;虚假广告;无过错责任;惩罚性规定
一、引言
广告作为当今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推销和宣传方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已完全占据人们生活的各个场所。广告业的迅猛发展也使得不少黑心商家钻了空子，利用名人代言的拉动作用，使得广告界的悲剧遍地“开花”。从三鹿奶粉到今天的佳洁士牙膏，如此多的虚假广告，如何有效惩治成为近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而在其中，有些个体、组织总是容易被忽略，这些隐藏在背后的黑手——大众媒介却在虚假广告的传播下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媒体却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对虚假广告大开绿灯，对社会利益置之不理。这样的行为存在以下危害：①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进而威胁媒介自身的公信力。②对行业内部公平竞争机制的破坏。③损害社会公德，不利于诚信社会的打造。
二、大众媒介承担的虚假广告法律责任分析
（一）大众媒介传播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1）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大众媒介必须依靠长期向市场受众提供真实、可信、权威的传播产品，才能确保其公信力。大众媒介基于它在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对于传播广告信息，推广广告产品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的消费者几乎都依靠大众媒介选择商品和服务，大众媒介一旦传播虚假信息，必将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所以大众媒介理应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2）大众媒介的法律责任。《广告法》第37条1和《刑法》第 222 条规定2做出相关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故意隐瞒事实，骗取消费者的钱财达到一定数额，情节严重的行为就构成了虚假广告罪。《广告法》第37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4和《广告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25条均规定大众媒介在违法发布虚假广告后要承担的行政责任，其形式有没收广告费用、罚款、停止广告业务、通报批评等。从《广告法》第38条3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4中可以看出，广告媒介在虚假广告中存在故意或过失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姓名和地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二） 大众媒介对虚假广告承担法律责任存在的不足。（1） 大众媒介传播虚假广告立法上的缺陷。1）以存在过错为原则追究侵权责任。《广告法》明文规定大众媒介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然而判断个人的主观心理已是不易，对于组织而言，如何判定其心理状态，这认定过错的标准本就具有一定主观性。不同人群来进行评判时，由于知识架构或生长背景的差异，同一案件可能得到两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加上对心理状态的举证困难，以过错为归责原则常常成为广告发布者一种规避法律制裁的手段。2）《广告法》第38条与《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立法宗旨不相适应。对于《广告法》，被认定为违法性的广告应该是指不符合真实、可信、合法的要求，尽管媒介在主观上可能无过错，但在行为上具备了违法。《广告法》要求媒介发布的广告具有真实、合法，对消费者不得产生误导，这是对全社会的义务。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在于，在市场交易中，保护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而广告法上的规定使得消费者很难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这实际上不合理的免除了媒介的应尽义务。3） 广告发布者主体资格的局限性。如今网络的快速、普及迅速吸引了一批广告主，伴随网络广告制作的便捷，广告媒介的外延拓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广告的发布者。加上网络的虚拟性，网络广告中虚假成分远远高出其他。在《广告法》中并没有具体规定大众媒介发布虚假广告后的责任追究问题，只是抽象的说由广告发布者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发布虚假广告后的具体的负责人及机构，导致执法难以进行。
（2）大众媒介传播虚假广告司法上的缺陷。1）审查制度方面的不足。为了保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国《广告法》对特殊商品的广告发布做出事先严格审查的规定，但是对于一般商品而言却只有不得发布内容不实或难以证明的这个要求。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盈利类企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强迫他们依靠自身素养来抵制诱惑，严格把关法律的这个漏洞，完美履行审查义务和把关责任，严格审查广告主资格及广告主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所涉及的相关证照、证明等材料，这似乎是圣人才能做到的。倘若道德可以治天下，法律又何来用武之地。2）赔偿标准过低不利于遏制虚假广告。依据前面的定义，虚假广告是广告主存在欺诈的行为，通过虚假宣传而导致的消费者购买，则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规定。按新消法55条7，欺诈性行为所导致的赔偿金额最多为购买价格的3倍，这相对于虚假广告所带来暴利是极不相称的，与广告媒体的收益而言也相距甚远。广告主在大众媒介给其发布一则虚假广告后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区区的上限为10000元的虚假广告罚款对它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并且现在的《广告法》中对于广告媒体仅在“明知或应知”的过错下承担补充连带责任。
三、大众媒介的虚假广告法律责任认定
（一）立法思想层面的建议。（1）承认个人作为广告发布者承担虚假广告责任的主体资格。法律不承认个人的广告发布者资格，不利于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且缺乏对其进行追责的法律依据。而事实上个人作为广告发布者已成为现实，并且在2004年发布的《广告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也已承认其的存在了，故而需要对《广告法》进行修订，以符合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依法管理追责的需要。（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建立。 媒体对发布虚假广告所要承担的责任应采用无过错原则。对虚假广告发布的相关信息，消费者与广告媒体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难以举证。并且虚假广告由于发布面广，信息传播速度快及媒体对象的不特定性，使得其对社会危害巨大。
（二）司法操作层面的建议。（1）广告前置审查制度的完善。为杜绝虚假广告，我国应该建立相对完整的广告审查制度，大众媒体自身应建立健全内部广告审查和管理制度。如果要真正发挥出大众媒体的作用，需要扩大事先强制审查制度的适用范围。所有的广告都必须经过发布前的审查程序才能够发布，这样禁锢媒介的爪牙的基础上降低虚假广告的数量，还能确保广告可信度。同样参考美国的“自律制度”，采取事先强制审查加发布过程中大众媒介自我审查的全方位模式。而广告审查员这个团体是来自于大众媒介，有独立于每个大众媒介，以第三方的身份，不再让审查后果与自身利益紧密相连，形成一个行业内的自律机制。（2）制定更为合理的经济惩罚额度。我国1994年颁布的《广告法》，距今已有10年之久，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原有的处罚额度已然失去威慑力度。再加上对于广告媒体发布虚假广告的处罚规定，本来就没有详细说明。而在消法中对欺诈性行为的处罚与不法商家和大众媒体所获利益相比，几乎就是九牛一毛。故而在即将出台的新《广告法》中，应该加大对虚假广告的处罚力度，并且对于虚假广告从制作到传播的各个环节的相关主体的责任进行详细说明。
结语：广告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形式，营销是其附加功能，更多还是应侧重于承担起传递有效信息的责任。而广告业的三大主体——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中，媒体作为中坚力量享有垄断地位，故其行为应被严格规范，全方位规定发布过程的具体要求，加大追偿力度，确保广告界秩序井然。
参考文献：
[1] 赵炬.论媒介对虚假广告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J].当代法学，2003（10）.
媒介责任 篇3
随着劳动能力的提升、各种工具的出现, 信息传播的范围愈加广泛, 手段愈发丰富,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媒介”融入了历史发展的滚滚大潮中, 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
一、隐喻与偏向
媒介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 即传媒机构。
无论是年代久远的口头媒介, 还是后来的印刷媒介, 直至现代的电子媒介……没有它们, 人类或许至今还过着与世隔绝、茹毛饮血的生活, 是媒介把信息、技术、文明……散播到不同的地区、种族和文化中, 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同时, 也正是因为有了以高超、繁复的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现代媒介, 文明却走上一条“不归路”——人们用各种“自以为是”的做法, 导致传播出现了偏向, 让固有的、伟大而悠久的文明在科学、技术、机械化等等过于专门化的结构之下分崩离析, 让那些完整、系统的文明在人们不断扩张、不注重平衡与比例的媒介战争中, 丧失了原本的面目, 被僵化、扭曲, 甚至消亡。
因此, 媒介是把“双刃剑”。它的特质——“它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文明是通过语言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像机来感受这个世界, 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 就对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 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1) , 据此, 尼尔·波兹曼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 “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解释该事物实质的方法……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 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 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 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 (2) 媒介被人们欢快地利用着, 同时却也给自身带来了无法逆转的残酷现实。
报刊、书籍已经越来越被人们遗忘在角落, 对电视的迷恋、网络的依赖, 以及各种各样的移动终端设备的兴起, 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张由声、光、电交织的巨大网络, 无以计数的信息每时每刻如潮水般来去。虽然行将湮没, 但人们仿佛已经在享受被这些巨大的潮流推来推去的兴奋与迷离, 到处都是新鲜, 到处都是乐趣;我们快遗忘自身面临的危机、如何寻求解答, 因为我们几乎遗忘, 几千年来世界得以存在、发展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以浮躁、迅疾的言语、思想等及其一切衍生的“泡沫”形式, 驱逐着自己的文明, 弱化甚至消灭着人类本应固有的精神。
二、“娱乐至死”
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娱乐至死》一书中, 对当时美国社会的风貌做了一番别致的描述。作者尼尔·波兹曼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 (3) 做了对比分析, 针对美国的现状, 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出现的是“美丽新世界”而非“1984”——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 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而且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简言之, 让文化精神枯萎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 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个娱乐至死的舞台。
这其中, 电视媒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 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她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的电视广告 (这个数字在如今的年代恐怕还要更多) , 在他/她收到第一张退休金支票前, 还要看上至少1万条。 (4)
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 大规模轰炸, 使得原本多元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 主持人一句机械的“好……现在”, 就可以轻巧地将观众注意力转移, 而包含在每条新闻中的应有情感正在丧失, 无论观众还是传媒都在变得冷漠。
于1969年面世的《芝麻街》得到了家长甚至教育者的赞同, 里面有欢快的音乐、耀眼的明星, 可以告诉人们早餐吃哪一种麦片更好些, 但除了为“孩子们将来融入一个热爱娱乐的文化做好充分准备”之外, 别无益处。在教室里, 娱乐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而在电视上, 娱乐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这是上世纪美国的真实写照, 甚至连政治选举都能够娱乐化进行。“我们终将死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并非危言耸听。现代社会已成为一个“地球村”, 有现代媒介存在的地方,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我们看着各种来自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热播电视剧, 听着生产速度越来越快却越来越不知所云的流行歌曲, 为各类选秀、投票活动或沮丧或疯狂的挥洒激情和汗水;当我们体验着现代媒介带来的高效能“娱乐”所产生的急速心跳时, 是否能想到, 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也在经历着一场“洗礼”, 但面对铺天盖地的“兴奋点”, 我们只花费越来越少的时间去思考, 本应以沉静、悠远的古老思想精髓作为依托, 却被现代媒介的发展煮开了锅, 而翻上来的只有泡沫。
三、反思与净化
媒介, 无论是作为工具手段, 还是机构或组织;作为信息传递的渠道, 以何种姿态作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应该成为从业者认真思考的课题。没有责任感, 只是用铺天盖地的广告、严重脱离现实的电视剧、用数字技术和玄乎故事堆砌的电影、无限放宽尺度的娱乐节目以及细细密密各式各样不着边际的报道把世界包围的媒介, 它所鼓吹的“先进和美好”实际上是对和谐、自然的一种背道而驰, 是一种文明的假象。当文明因为根源上的结构失衡而被引上另一条道路, 文明的又一个轮回, 即将开始。
我们已经无法撤销现代媒介及其带来的影响。技术是手段, 不是神明, 借助“手段而实现的愈加快速、浮夸的“文明消费”, 只能让人类深厚的积累随媒介一起丢失了根基。
这样的时代, 媒介对自己使命的反思, 对自身的反省和净化, 或许是更为首要的任务。传承文明, 媒介自身要反复思索传承的目的、内容、方式。尽管能够预见的某种未来是可怕的, 但我们应始终相信, 在人们内心深处保有的良知和慈悲和感恩, 向“善”的力量, 会给世界指引一条美好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2) 毛峰.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年.
(3)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浅谈媒体人的媒介素养与媒体责任 篇4
媒体人又称媒体从业人员, 一般指的是与电视台、新媒体、电台、报刊等传播媒体密切相关的工作人员, 常见的有记者、电视主播、编导、导播等。媒体人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一样, 都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职业化精神, 能够对该行业内各类传播载体有明晰的认知与见解, 可以为新闻工作自豪和奋斗。论及媒体人的社会责任, 具体表现为:一是报道真实、遵循事实, 拥有独立的话语权。二是不偏不倚、不恶意中伤, 用零度聚焦的视角对待媒体报道。三是精准全面、紧抓细节, 切忌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四是兼顾新闻效益和社会效益, 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 媒体人只有履行好以上四条责任, 才能真正做好自己的工作。
简单来说, 媒介素养就是人们在面对不同媒体披露的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反应, 可选择、质疑、认可、评估、思辨等, 是借助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的一种外在展现。媒介素养被看作被动信息接收者时, 要传播给公众能理解、能接受的媒介信息, 适时增强公众对负面信息的抵制能力;媒介素养作为主动参与者时, 就该自觉主动地接受教育, 强化自身的职业精神, 主动去参与媒介并运用能力完善自我、服务公共事务。
二、因媒介素养匮乏所导致的媒体责任缺失表现
(1) 媒介主流形象有所偏离。现今在市场化的作用下, 不少媒体人急功近利, 一味迎合受众口味, 使得媒介传播的主流形象有所偏离, 丧失了媒介本该具备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关于媒介主流形象的偏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影视明星、流行歌手涌入公众视野, 很大程度上掠夺了科技人才、行业精英的闪耀光环, 关键问题是这些媒体报道的不是这些明星歌手的进取心、艰苦发展过程, 而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恋爱婚姻等私人生活内容, 如此这般的偏离导致一些领域的优秀人才得不到关注, 某些先进的研究发明得不到广范畴传播。第二, 一些媒体聚焦于所谓的“网红”身上, 甚至花费一定的财力精力追寻这些“网红”的行踪, 如芙蓉姐姐、叶良辰等, 较高的曝光率提高了部分“网红”的名气, 却无法挖掘出存在于他们身上的正能量。所以说, 媒体人一旦匮乏媒体素养, 所报出的媒介主流形象就会偏离。
(2) 媒体报道歪曲事件事实。媒体报道歪曲事件事实的现象层出不穷, 在很多社会事件中皆有体现。比如, 新疆地区曾闹得沸沸扬扬的“3·14事件”和“7·5事件”, 其中存在媒体报道歪曲事件事实的问题。新疆“7·5事件”发生之后, 当地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就对外媒体发布了信息, 《朝鲜日报》的记者对当地政府一举表示赞扬, 侧面展示了中国政府对国际舆论的开放态度。然而在之前的“3·14事件”中, 因中方没有快速将信息传输给外媒, 便导致外媒体批评我国政府封锁消息、藏匿事实, 给外境的“事实”以胡说八道的机会。由此可见, 不管是“3·14事件”还是“7·5事件”, 都可看出西方媒体对于新闻报道、中国政府有一些意见, 他们给中国戴上了很多的“条幅”, 未免有失偏颇。
(3) 主观臆测带偏舆论倾向。除了以上两种表现外, 媒体人媒介素养匮乏便会在事件报道中夹杂大量主观臆测, 从而带偏社会公众的舆论倾向, 丧失了事实事件的真实面目。就拿2015年5月“庆安火车站枪机事件”一事来说, 事件最后的结果是车站执勤民警李乐斌用枪击毙死者徐纯合, 民警李乐斌的枪击行为被视为合法行为, 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事件当时在整个社会范畴内引发舆论狂潮, 一部分人认为警察枪击死者应该被治罪, 因为公民的个人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障, “杀人就该偿命”;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警察无须负责, 因为死者袭警在先, 警察属于正当防卫。除了这部分舆论之外, 一些媒体人批判“公安部隐藏车站监控视频”这一行为, 媒体的发酵导致这一事件威胁到国家政府形象, 更致使社会舆论谴责之声日渐鲜明, 而媒体的这一报道只是个人的主观臆测, 并未考虑到国家政府的立场与难处。所以说,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媒体人媒介素养匮乏所导致的, 且恶意带偏了舆论倾向。
三、媒体人所肩负的媒体责任
(1) 保持距离, 坚守中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媒体人对某一事件报道的角度、深度、频次以及方法对于该事件乃至整体受众都会产生强烈影响, 直接会展现出媒体责任。因此, 广大媒体人在报道事实事件时首先要做好的就是保持距离、坚守中立。此处的“距离”包含三层面含义:一是给予新闻事件最真切的关注、维护和尊重, 而非采用某种特殊手段撕裂事件的伤疤。二是调控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节奏, 能够在放弃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事件报道。三是考虑受众对事件的接受度, 避免负面影响的出现。此外, 媒体人还应坚守观点中立, 不偏不倚、不有所偏颇, 让受众自己去衡量该事件的好坏。
(2) 敢于质疑, 切忌臆断。新闻报道容许质疑, 因为质疑意味着更为精准的新闻判断, 展现着一个媒体人区别于他人的秘密地方。但需注意的是, 这种“质疑”绝不是主观臆断, 而应该建立在掌握充分证据、拿到可靠信息源的基础之上, 不急功近利、不道听途说, 由媒体人亲自调查研究后做以提问, 以此挖掘出更加有用、深层的内容信息。
四、结束语
新时期的媒体人必须要强化自我, 与时俱进地提升自我的媒介素养, 明晰了解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媒体责任, 确保新闻事件报道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公共性, 为媒体传播与发展找出明路。
摘要：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大时代, 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手段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 延展了信息传播范畴, 使得愈来愈多的人们通过新闻媒体这扇窗户了解社会、评价事件, 故而广大媒体人肩负着重大责任。然而, 实际的传播实践却有失范, 造成媒体人媒介素养的匮乏、媒体责任的缺失。本文以“浅谈媒体人的媒介素养与媒体责任”为题, 结合具体实例对此主题做以分析, 旨在相关读者供以意见参考。
关键词：信息时代,媒体人,媒介素养,媒体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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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帆.媒体暴力与媒介素养[J].今传媒, 2009 (05) .
媒介责任 篇5
在当今自媒体迅速发展的大语境下,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呈现出开放的态势,人们可以共享并及时传递信息,也给予了人民群众监督社会问题的平台。与此相对的是,各式各样的消息因未经考实而传播导致谣言四起,虚假新闻泛滥成灾,使受众陷入“真相困境”。作为传播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媒介把关人在面对这种现状时,应清醒的认识到自身的作用与兼具的责任,谨记职业道德并规避不良风气的侵蚀,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媒体环境。
一、虚假新闻产生的现实动因
真实性原则是新闻的生命。现如今,新闻不仅要求真实,更要求应从群众出发,拒绝假话空话大话,但某些媒体的新闻报道仍是与新闻的真实性渐行渐远,甚至成为虚假新闻,是什么为虚假新闻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使之类型多样化,分析媒介把关人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虚假新闻的定义
对于虚假新闻,我国新闻学界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目前普遍认可李良荣教授所下的表述。他在《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提到,新闻的真实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新闻的具体真实,即报道的内容必须准确无误,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等等;二是总体真实,即从事实总体上、从事实的内在联系中把握真实。这两点缺一不可,否则就是一条虚假新闻。
虚假新闻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假新闻事件”、“假新闻报道”、“新闻炒作”、“新闻失实”等,新闻失实只是虚假新闻的一种子表现方式。厘清虚假新闻和新闻失实之间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有助于帮助记者在采访时注意自身分寸感的把握。2013 年陈永洲案件在媒体行业闹得沸沸扬扬,由于陈永洲没有对已有消息源进行核实、确认,导致某院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终因损害商业信誉罪被刑拘,算是失实新闻的一个典型。
(二)虚假新闻产生的历史背景
回顾新闻发展历史,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编造新闻稿件其实并不是现在这个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特色,而是一直以来贯穿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中央政府早在1947 年便以苏联剧本《前线》中塑造出的一个人物“客里空”为例开展过新闻工作的自我教育活动,这个人是一位经常谎话连篇,爱说大话的战地记者,其所写“新闻”均是假大空,远远偏离新闻真实的轨道。而当今社会中也难免有某些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滑坡,没有敏锐的新闻敏感度,不关注时事无法把握最新的动向,因此就投机取巧编造新闻,从而博取受众眼球增加关注。
(三)虚假新闻产生的现实原因
1.采访片面
由于采访记者没有对双方当事人所述事实进行深入了解,只听取一面之词就下结论并见诸报端,造成了当事人的精神压力,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可以算是对新闻受众起到了错误的导向作用。如:2013 年《新闻记者》评出的十大虚假新闻中的第十条“洋小伙遭‘碰瓷’”;第七条留守妻子遭村支书猥琐等。
2.新闻源杂乱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网络上发布的信息也成为传统媒体的消息源,便捷高效大大提高了传统媒体的信息获取速度。从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好坏兼具,互联网媒体的开放态势被“有心人”加以利用便会发表激进言论,并配以图片说明,仿真度极高,大肆煽动误导受众,使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如:2013 年第五条女童为环卫工人撑伞为例来说,卖伞厂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刻意策划此事,制造了一则虚假新闻,先买通环卫工人和小女孩,然后让小女孩在烈日炎炎下为环卫工人撑起一把爱心之伞,由于事先保密工作的到位以及现场表演的主观真实,使利益群体能够在媒体上成功策划其所需要的公关宣传。
3.新闻采写功底不实
某些媒体从业人员“能指”“所指”理解不准确,写作功底不扎实,导致语义混淆。在字词语义中,一个词包含两个属性,即能指和所指。“能指”是指字的读音、字形,是人们表象所能看到的,听到的;“所指”是指其隐含的意思、意义所在。有时人们进行解读时没有按照传播者所表达的意义来理解,造成歧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完成了采稿这一环节后,有的记者没有写作基础,文字功底不强,导致所写稿件有歧义。同时,这也类似于传播学中的申农·韦弗模式,传播过程是由信源—符号制作—噪音—符号还原—信宿这五个部分组成的。编码者将信源经过符合制作呈献给受众,但因为其后还有两个未知因素,导致受众所理解的报道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在新闻写作过程中一定要注重背景、细节、人物采访等多方面因素,写报道的时候也要斟酌字词,做到全面、准确,从而使报道的内容以最真实客观的形式传播给受众。
二、虚假新闻的类型化探究
当下中国的媒体环境正处于转型变革的重要时期,“第五媒体、自媒体、新媒体、词媒体”等等一系列新词汇像火山爆发一样涌入我们的视线,也正因为媒体环境的多元化以及逐渐趋于的个体化,使每个人被动或主动的成为消息接受者和传播者,从而也导致人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头脑风暴。
由于媒体环境带来的信息爆炸,各式各样的信息每天都充斥在我们的眼前,加之网络媒体监管困难,因此给虚假新闻提供了一个肥沃的滋长土壤。本文搜集出2013 年、2014年、2015 年评出的十大虚假新闻共30 条,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美好愿景型
这类虚假新闻通常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利用受众的期待与愿望来做文章,让其瞬间被吸引并口耳相传;二是打“情”字牌,虚造出人间大爱式的案例,从而触动受众的情感。
在近三年十大虚假新闻案例中共六条。如2015 年虚假新闻中的第九条“利辛女子为救女童被狗咬成重伤”里报道了一位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人物形象。2014年的虚假新闻中,一个名叫杨六斤的孤儿在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境遇下艰苦求生,这个励志故事经过长时间的持续发酵后最终被考证与事实不符,使报道该新闻的相关媒体失去权威感。2013 年的十大虚假新闻中有四条均属美好愿景型,第一条“最美女孩”以及第五条“女童为环卫工人撑伞”,均表达了人们内心对于真善美的渴望;第二条“先看病,后付费”,已被大众评为2013 年最美假新闻,反应出人们看病难的现状以及迫切希望解决问题的一个愿景;第三条“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表明基层群众希望能够参与国家大事讨论中的热忱。
(二)罕见猎奇型
这类虚假新闻通常从窥视和猎奇两个角度出发,因为新闻除了能够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功能之外,也可以起到休闲放松的作用,相当一部分受众在观看新闻时,只是一种“打发时间”的行为,过硬的内容往往不如猎奇类的“精彩”,所以,这种类型的虚假新闻便有隙可乘。
在案例中共十二条。2015 年共四条。分别为第二条“南京裸女跳河,救人者遭冷遇”,文章以“裸”字来吸引受众关注此新闻,并借助救人者被冷遇制造二次发酵的话题;第五条“毒贩李先生是‘影帝’”、第七条“长沙股民赔本跳楼”、第十条“最高法院紧急下令‘枪下留人’”,这四条虚假新闻均为以貌似不可能发生事件为引,从而吸引受众关注。2014 年的一则碰瓷男被女司机开车压过的新闻被证实是媒体张冠李戴,弄出笑话;“湘潭产妇手术台上死亡”同样反映出报道不当为媒体自身引来风波;还有“95 后女网友用身体换旅行”这则报道也实属无良媒体大肆炒作。2013 年共有五条。分别为第四条“武汉情侣‘天台野战’坠楼身亡”,用旧有新闻来蒙蔽受众、引起受众好奇心;第六条女游客遭到僧人殴打、第十条“外国小伙遭碰瓷”,只是为了提高媒体的关注度;第七条留守妻子遭到村支书猥琐,以及第八条“老汉约儿媳开房”都是用猎奇性事件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暂且不说真假与否,此类型都是用猎奇类新闻博取受众好感。
(三)利用热度型
这类虚假新闻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利用公众人物的已有光环做文章,从而吸引受众的关注。二是以新近发生的大事为蓝本,加之张冠李戴、无中生有或歪曲引导等方式,制造出一条能够利用蓝本余热吸引更多关注的虚假新闻。
在案例中共三条。2015 年第三条虚假新闻“新加坡总理公署宣布李光耀‘病逝’”,利用公众人物的影响力来吸引受众对新闻的关注度。第四条“滞留尼泊尔公民持中国护照免费乘机回国”,用尼泊尔地震受众关注度来歪曲事实的真相,对新闻受众进行错误的引导。第七条“CNN前全球总编辑黄天波批CNN”,报道了在天津港的特大爆炸案中CNN记者的专业素质过低,乱作文章以及贬低他国形象的行为。
(四)其他
在案例中共二条。2014 年“马航MH730 航班失踪事件”,就是因为缺少官方的权威信息,导致谣言四起。郭美美赌博欠款2.6 亿这则新闻依据网传,被许多权威媒体未经考证迅速转发。2013 年第九条陈永洲对中联重科未经考证的大量失实报道是因其未经过详细核实才出现的虚假新闻。
从类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13 年、2014 年以及2015年虚假新闻传播的趋势和方向有以下几个方面:从横向来看,猎奇类虚假新闻的数量均多于其他种类,美好愿景型虚假新闻数量排名紧随其后;纵向比较的话,2015 年的虚假新闻多集中于猎奇性的新闻再加之利用一些知名人物和事件的热度去制造噱头。2014 年虚假新闻的案例均少有影响力,并在短期内被揭发;2013 年虚假新闻多集中在美好愿景以及猎奇性新闻方面;
由此,笔者认为近三年来,自媒体环境中的虚假新闻表现出了与媒介的高度融合,通过网络与手机媒体的传播途径使消息飞速、广泛的传播开来。同时虚假新闻的存活期较短,往往都在极短时间内被揭发披露。最主要的是虚假新闻发展趋势有重猎奇、喜憧憬、接地气三方面。
三、虚假新闻传播现状
从新闻类型、成因的研究分析可以得出2013 年至2015年媒介把关人在虚假新闻传播中的一些作用,虚假新闻传播既有接地气、喜憧憬的趋向,也有媒介把关人浮躁、不务实的现状。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因素。
(一)政策影响
媒体的外部经济环境是目前虚假新闻传播的主要原因,由于事业单位改企业化管理,导致大多数传统媒体必须将自己的思路由原来计划经济下的观念转化为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与效益”观念。这就不可避免的由原来公共管理系统转变为考虑企业的资金和创造利润等问题。
正是由于大的媒体环境不断改变与发展,使得媒体事业紧随其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任何媒体而言,新闻都是讲究时效性的,如果错失时机就只能称其为“旧闻”。媒介把关人必须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才能及时有效的把握新闻线索,成就新闻稿件。因此,部分把关人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牺牲新闻真实性。
(二)媒体内部改革
在媒体的改革创新中,虚假新闻的传播恰恰证明媒介把关人的思维存在的几个问题:
1.程式化思维
由于一直以来媒体事业的特殊性,导致一些老牌传播者对于某一类型稿子应该如何写,某一事件的发展趋势一般都是什么样子,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维模式,因此在对待一些新闻事件的线索时,并没有去深入现场进行核实求证,而是靠着自己的经验思维进行稿件撰写。比如在外国小伙被中国大妈碰瓷的这条虚假新闻中,都体现了记者没有深入实际调查了解,仅凭自己的经验思维而成稿。
2.经营化思维
媒体单位改企后,没有固定的全额财政拨款,使得媒体的领导阶层,不得不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营成本。报社电台等媒体单位在培养新人时,必然需要的就不止是只会采写的人才,而是懂得经营,又会新闻的全才。而这样的人,往往也会从经营出发而非本真出发。
3.业务化思维
如今各个媒体单位都有一套自己成熟的管理机制,而这一机制对于媒介把关人而言有了更大的提升空间,不同标准的设置也会导致虚假新闻的滋生,为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成稿质量,或为名为利,都会导致某些把关人被利益冲昏头脑而做出一些不明智的事情。
(三)把关人的个人素养
致使虚假新闻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媒介把关人自身的素养不高,新闻职业素质处于缺失状态。
从主观方面来说,包括三点:一是记者采访片面、不深入、不彻底;二是记者缺乏职业道德,从而对新闻进行编造;三是业务素质不高,写作能力有待提高。中国现阶段处于高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大的社会环境也会促使虚假新闻的产生,例如有的企业单位刻意隐瞒、新闻来源杂乱无序、利益群体的公关宣传等等。归根结底虽然客观因素不可控,但是主观因素却是在新闻工作中可以尽量避免的,不论是职业素养问题,还是对新闻来源判断不当,都是媒介把关人在寻求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经历的阶段,把关人都会通过这一阶段的历练得到自身的提升。传播者作为新闻的采写人、把关人、播报人,有责任和义务对这些新闻源进行核实和查证,从而将带有虚假成分的报道扼杀在摇篮中。
四、媒介把关人的社会责任探究
(一)提升自我,克己奉公
权威媒体行业的工作者应具有相对全面的素质,主持人如今也要求具备采编播一体的能力。新闻的生命是真实,虚假新闻往往都在短时间内不攻自破,把关人在投机取巧编造新闻之前应正确对待所面临的问题,以扎实基础为目的以恪守原则为底线,对新闻线索深入挖掘,理性分析看清本质,全局考虑正确引导,杜绝虚假信息,客观全面、真实准确地报道和传播新闻事件。
(二)利用优势,争做使者
媒介把关人是新闻传播的重中之重,现如今把关人充分利用媒体资源优势,使报道通过网络和手机等媒体迅速而广泛的得以传播,宣传国家所倡人民所需,积极传递多元化的文化知识。同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把关人应积极关注时政要闻把握政治方面的最新动向,正确引导舆论走向;还要以服务群众为目标从群众角度出发考虑新闻重要性与贴合度,竭力向受众传达最真实客观的新闻信息。以身作则,做新时代的文化使者。
(三)贴近生活,传播正能量
娱乐资讯是当下年轻一族十分热衷的话题,但其内容更多的都是明星负面报道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带来隐患,在丰富受众生活娱乐的同时,应将侧重点放在明星带来正能量的地方,例如完成新作品过程中的经历与宝贵品质等。多种多样的娱乐信息应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提升受众精神生活品质,例如体育运动、钓鱼远足等,使越来越多的低头族可以感受生活另一面的美好。
五、结语
现如今“全民记者”的大环境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俗话说的好,“三人成虎”,一个人说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人都在传,虚假新闻口口相传,最后假的也被说成了真的。最后也无法知道到底谁是第一个发起者,而真实性就更无从考证了。社会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拥有把关人的职业素养,但也应培养批判性精神,避免自身传播虚假新闻。
虚假报道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决定其能否“亘古长存”的重要因素是把关人对于新闻是否有正确的认知。对媒介把关人而言,认识到自己所处职位的特殊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传播者必须做到在新闻报道上求真、求实。虽然外部条件的确存在影响,但把关人应从自身做起,加强自身的政治文化修养,提升业务素养,在面对新闻线索时,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认识和报道。遏制虚假报道之风只是阶段性目标,我们最终希望的是媒介把关人能够拥有一个绿色的传播者定位,只有在正确思维的引导下,才能有机会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新闻环境。
摘要：自媒体的兴起为人们使用网络传播信息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但其中也不乏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虚假新闻,很多“把关人”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经考证便将各类虚假新闻加工成为“真新闻”,这种新闻不仅欺骗了受众,还可能成为社会不良情绪的助推器。本文从虚假新闻定义出发,首先阐明虚假新闻及媒介把关人的定义,以及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的区别,其次分别从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由《新闻记者》杂志评出的年度十大虚假新闻入手,分析探讨虚假新闻类型、产生原因及传播现状,由此得出媒介把关人在虚假新闻中起到的主观性作用,以及对其把关不严导致虚假新闻传播造成不良影响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最后明确媒介把关人的职责及其应对虚假新闻主要的措施。
关键词：虚假新闻,媒介把关人,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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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责任 篇6
关键词：新媒介环境,广电媒体,社会责任
1、引言
2012年12月4日清晨, 澳大利亚“2天调频”电台主播格雷格和克里斯蒂安分别冒充英国女王和英国王储查尔斯, 通过医院护士萨尔达尼亚将电话转接给王妃凯特的私人护士, 并询问凯特情况。电台稍后播出了完整的通话录音, 称这是“史上最大的王室恶搞”。通话录音随后在网络广泛传播, 许多报纸还刊登了文字记录。事后, 转接电话的护士萨尔达尼亚被发现死于住所, 警方基本确定为自杀。萨尔达尼亚死讯传出后不久, 无数网民对电台及主播予以谴责和声讨, 最终两名主持人停职。
2012年11月24日, 干露露母女在江苏教育电视台录制竞猜节目《棒棒棒》时大爆粗口, 有关视频在网上流传, 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针对这一事件, 11月29日, 国家广电总局作出了停播整顿江苏教育电视台的决定, 指出其违反国家有关宣传管理规定, 致使恶言丑行在网上传播, 放大了丑恶现象, 违背了媒体职业道德, 败坏了媒体形象, 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同时指出, 该频道擅自变更节目设置范围, 大量播出非教育教学类节目。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违规处理办法 (试行) 》第八条、第九条等规定, 给予江苏教育电视台自2012年11月30日零时起停播整顿的处理。
在媒介技术不断发展和媒介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 广电媒体的传播已经彰显出媒体数字化、传播网络化、市场国际化等特点[1]。广电媒体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高收视率和高关注度也是用心良苦。然而, 上述东西方的事例警醒我们, 在加快脚步的同时, 也要走好脚下的路。媒体职业道德和媒体社会责任是广电媒体需要永远牢记的准则, 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效益。
2、当下新媒介环境分析
早在20世纪20年代,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就提出, 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 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 (即拟态环境) , 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 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 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 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 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2]李普曼的观点启发我们, 在外部的客观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世界之间, 还有一个世界, 主要是通过媒体营造的。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 绝大部分是通过媒体报道和新闻信息获得的。
今天, 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媒介领域不断扩大, 媒介环境不断更新。以网络新媒体、移动新媒体、数字新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应运而生。在具体分类上, 出现了门户网站, 搜索引擎, 虚拟社区, RSS, 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对话链, 博客/播客, 维客, 微博, 网络文学, 网络动画, 网络游戏, 电子书, 网络杂志/电子杂志, 网络广播, 网络电视, 手机短信/彩信, 手机报纸/出版, 手机电视/广播, 数字电视, IPTV, 移动电视, 楼宇电视等多种形式。[3]今天的媒介环境不再是报纸、广播、电视这三大传统媒体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时代, 传统媒体为适应新媒体的挑战和媒介竞争的格局, 已经积极与新媒体进行融合, 广电媒体的传播呈现出媒体数字化、传播网络化的新局面。而从更广的层面说, 每个受众都可以通过网络论坛、社区、博客、播客、微博等诸多平台成为传播者, 媒介的概念、定位和社会责任也发生着极大变化。这样的变化依托于一定的基础和前提, 这个基础和前提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赋权。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广泛性消灭了地域的界限, 人人都可以参与到平等交流的虚拟世界之中。尤其是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 网民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意识。依托网络新媒体, 以微博为代表的“微力量”吸引了广大民众乃至社会名流、媒体人和政府机构的参与, 网络虚拟社区的公共舆论空间得以进一步扩大, 话题集聚能力得以显著增强, 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影响力得以显著提升。此外, 近年来随着手机的普及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手机网民的人数大量增多, “随手拍”的即时实时报道形式成为常态, 通过人际传播、传统媒体、互联网的融合, 移动互联网也成为了网民了解社会事件的主要力量。如上文事例, 江苏教育电视台的节目虽未在电视播出, 但相关视频通过网络的广泛传播,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最终导致了电视台的停播整改。而广电媒体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坚守住节目的定位和底线。一味地媚俗和追求节目效果反而会断送了节目的生命。尤其是在“人人皆可成为传播者”的今天, 广电媒体录制或播出的节目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平台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广电媒体更要坚守住社会责任, 以自身的人文关怀去为受众服务, 以适应社会各方的监督, 做出优秀的节目品牌。
3、新媒介环境下广电媒体社会责任的构建
媒体的社会责任论最早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 (哈钦斯委员会) 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其代表著作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该理论主张媒介的自由不是绝对的, 自由伴随着一定的义务。其主要原则有: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因而媒介机构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应该符合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专业标准;媒介必须在现存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进行自我约束, 不能煽动社会犯罪;受众有权要求媒介从事高品位的传播活动。该理论源于传播事业高度垄断引起的矛盾和传播内容低俗化引起的社会道德和文化的堕落。
着眼于当下的新媒介环境,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不断融合, 媒介的力量更加强大, 但这种力量又被不断地分散, 因为受众的自主性、自由度和参与性也在不断增加。所以, 广电媒体不能只满足于提供信息和娱乐给受众, 而更应该坚守自身的社会责任, 为受众提供一个理性健康的传播渠道和平台。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论”告诉我们, 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广电媒体在节目中造假或者对节目中出现的错误价值观及低俗恶俗内容不进行引导, 甚至进行炒作, 会在受众心中留下一种不良的“拟态环境”。如果这种影响力范围足够广, 力量足够大, 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一味追求收视率只会吸引一时的眼球, 而结果却会是腐化堕落甚至消亡。如事例中, 江苏教育电视台节目主创人员仅仅将媒体理解为一个平台, 而没有真正意识到媒体营造“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平台能够将它传播的任何事物或宣示的观点无限放大, 使之完全超出其原有的意义范畴, 甚至成为某种社会风向标的功能。自动地放弃了“把关人”的功能, 是对媒体责任的推卸和逃避。
媒介社会责任缺失导致节目停播整改不是没有前车之鉴。2010年6月, 部分相亲节目的热播在收获收视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 出现了嘉宾身份造假、炒作低俗恶俗内容、触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等问题。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节目的管理通知》以及《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 明文规定“严禁伪造嘉宾身份, 欺骗电视观众”、“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 “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 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评论, 批评部分相亲节目低俗化、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后《新闻联播》发表评论表示媒体要切记社会担当, 《焦点访谈》等栏目更是以专题的形式, 批判“混淆是非善恶、宣扬不正当婚恋观”的相亲节目,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相亲节目得以停播整改。
2011年10月21日广电总局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 (简称《意见》) , 《意见》提出:婚恋等七类节目将被限制;同时规定各卫视频道在晚上7:30~10:00的黄金时间, 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每家省级上星卫视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全国每年选秀类节目不超过10档, 类型不得重复。虽然限娱令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整治了电视节目出现的低俗、炒作、泛娱乐化等不良现象, 约束了电视节目的畸形发展。但是, 电视节目要持久健康发展, 根源还是取决于媒介自律, 取决于广电媒体自身社会责任的构建。一方面, 节目需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 节目需要注重自己的品牌, 以做精英节目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而不是去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和窥视欲。
归根结底, 广电媒体自身社会责任的构建是为了维护媒体的公信力。媒体公信力是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它是媒体自身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 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 也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广电媒体负有正确传播社会价值观的责任, 这种对于社会责任执著的坚守态度就是媒体公信力的来源。在新媒介环境中, 受众群体更为广泛而多元化, 广电媒体应该努力成为社会中正义而阳光的代言人。
在我国, 广电媒体具有政治属性和市场属性两重属性, 必须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把持平衡。广电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媒介的重要社会地位使得它能够对社会施加广泛的影响, 这其中媒介社会责任的构建不容逃避。媒体既要为受众服务, 帮助人们了解、把握自己的生存环境, 又要对所传达的信息进行解释, 并提示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反应, 做正确积极的引导。在传播知识、文化、价值与行为规范时, 要坚持健康向上的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在为大众提供娱乐时, 不能一味地为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和猎奇心理, 而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这些都是媒体应该牢记并遵守的社会责任。
媒体的社会责任要靠每个媒体工作者去落实。媒体要负起社会责任, 离不开媒体从业人员的努力。公众对媒体从业者的基本要求是提供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信息。对媒体工作者而言,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 社会责任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媒体不同于企业, 它的产品不能只关注商品属性, 而更要关注它的社会属性。不颠倒是非、不恶意伤人、不见利忘义, 这些不仅是媒体和媒体人应该恪守的基本准则, 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4]
参考文献
[1]广电媒体如何强化自己的社会责任, 《新闻与传播》第70页, 2012年第11期
[2]李普曼著, 林珊译.《舆论学》, 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第5页
[3]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新媒体
媒介责任 篇7
移动新闻是依托于移动互联技术和带宽技术, 由官方媒体及一定规模的媒体企业所主导, 向移动设备 (包括手机、平板、可穿戴产品等) 的持有人传递新闻的信息传播形式, 这种传播可以是用户自主订阅的, 也可以是传播主体强制推送的。本文正是在基于这个概念来对其社会责任的阐释。责任主体是官方媒体和媒体企业, 他们享有权威、声誉以及依靠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带来的其他效益, 并且有能力、也有责任履行社会建设的神圣使命。社会责任论的产生是对自由泛滥的回应, 新闻自由的危险, 部分源自于新闻业经济结构的变化, 部分源自现代社会的工业制度, 在某种程度上, 更是由于操纵新闻的人不能洞见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对于新闻业的要求以及他们不能判断责任和不能承担肩负的责任所造成的。总之, 眼球经济所产生的效益, 诱惑着媒体人抛开责任的限制。
媒介环境学是研究媒介技术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影响最合适的角度,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角度去探讨技术对媒介的责任提出了什么新内容。尼尔·波兹曼1968年提出媒介环境的概念, “是对信息环境的研究, 它所关注的是交流的技术如何控制了信息的形式、数量、速度、分类以及方向。由此, 这样的信息构造或者偏见如何影响到了人们观点、价值和态度。”[1]作为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两大传播学主流研究范式相并列的视角, 媒介环境学未受到多大轰动, 即使有大批如芒福德、伊尼斯、麦克卢汉、波兹曼、凯利等学者, 直到电脑、手机等终端技术的爆棚式发展, 媒介环境学的预言一步步得到印证, 更多的人才觉迹这一学派的贡献。
一、技术:移动新闻重新调动感官功能
首先, 报纸新闻以书面为其限, 电视新闻以帧数为限, 网站新闻以PC端口宽带网络为限, 移动新闻以其方便易携, 有流量或无线网络即可上网, 通讯功能、社交功能、搜索功能、阅读功能等多重功能为一体而逐渐取代前三种媒介的功能。
技术改变着人们的感官比率以及感知模式, 这是麦克卢汉的经典论断, 它没有改变人们的意识和观念, 但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报纸这一以印刷媒介为代表的形式调动了人们的视觉, 调动了人们的思维在字符间、版面间的跳跃。电视这一以声音和画面为代表的形式让新闻不只是文图的形式, 动态的影像不再依赖于静态的文字, 语言和文字在电视新闻的表现是连续不断地变化的, 它不会停留在那里, 等着错过这些词句的人走回去还能发现它, 但人们却在看电视新闻的过程中动用了更多的感官, 视觉的、听觉的, 并且这样的功能被严重放大, 放大到人们只去关注视听了, 所以有了波兹曼的焦虑。网络新闻赋予每一个个体传播权, 人人都可以当记者。但以浩繁的网络为储存室而没有一个单独收纳盒的这样一种形式, 受众易于迷失在信息汪洋之中, 再难找到当初的那一根针。网络新闻这一媒介形式调动了人们“说”的功能, 不再局限于只会“听”的单向传播模式。
移动新闻的可贵之处在于, 它整合了之前所有媒介形式的优点, 它动员了人的更多的感官。它能向报纸一样被随身携带, 它有电视新闻的现场感, 它把传播者和受众的话语都承载在互联网这一大储存室。受众能看、能听、能想、能说, 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看移动新闻的一代会比看报纸的一代缺乏智慧之前, 任何片面攻击这一技术带来的是威胁的言论都是需要质疑的。
移动新闻依托于独特的技术, 它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在互联网报告中, 手机网络新闻拥有庞大的用户人群, 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数据是4.6亿, 使用率仅次于即时通讯功能和搜索功能。[2]这是一种基于用户订阅的新闻模式, 不管是在微博还是微信中由用户自行选择关注的官微和公众号, 还是在用户在丰富的应用商店中选择相应的APP客户端, 还是新闻聚合客户端中订阅自己想看的媒体, 阅读与否的选择权掌握在每一个受众手中。这是一种强调交互的新闻模式, 它不止可以添加评论, 与记者互动, 不止与每一个个体的社交账号相连接, 甚至每一个个体也都是记者, 可以把新闻线索、新闻内容直接传达给权威的新闻媒体。例如, 南方都市报新闻客户端的“报料”界面设计。
二、移动新闻与“娱乐至死”的误区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并不意在说明大众摈弃理性追寻浮夸、浅显的娱乐之气, 并非将娱乐与理性至于敌对状态。他所阐释的是, 借由电视技术, 一切严肃的东西都可以娱乐化地表现出来。可怕的不是娱乐, 而是渲染娱乐的技术。“不管是什么内容, 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 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 节目结束之前, 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3]时至今日, 电视的影响已经逐渐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所替代, 新闻载体发生了重心转移, 而这种载体是渲染娱乐的, 还是节制娱乐的, 而这一指标又是衡量媒体承担社会功能的主要工具。
我们所讨论的移动新闻, 它所借助的手机屏幕有限, 占据的用户时间有限, 这种限制从表面上看确实在召唤着简洁、浅显、不费解的新闻信息。首先要有吸引人的标题, 其次需要做到图文并茂, 能有视频的最好。另外移动新闻中的文章也不可能普遍如同报纸时代媒体所做的深度报道一样, 因为用户在公交、地铁上并没有多少时间与经历去理解一篇深度报道, 他们喜欢看精短的消息, 浏览关注公众号的内容, 并且他们只会点开吸引自己的那些标题进去看。
因此, 电视新闻与移动新闻的“娱乐化”存在明显差异, 前者中媒介技术本身被用作为娱乐的工具, 媒介主体不得不制造声色俱全的内容, 他们在其中居于被动地位, 被技术所主导。后者是消费主义社会环境使然, 媒介主体抢夺受众的注意力而把一切可观看与阅读的信息渲染得具有娱乐气息、悬念, 或是恐怖气氛, 这是一种主动的“娱乐化”。
三、移动新闻追求传媒功能的协调与平衡
媒体自发生社会效应之时, 便集权利与义务于一身。权利表现为自由, 义务表现为社会责任。权利并非绝对的权利, 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 需与社会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来说, 媒体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它的社会功能。西奥多·彼得森提出了社会责任论下的传媒六大功能:政治功能, 提供公共事务的信息、观点以便于公众讨论;启发明智;监督政府;经济功能;提供娱乐;保持自立。[4]这不仅适用于传统的媒介, 对于新媒介来说, 尤为重要。移动新闻的社会责任承担与否的指标便可借鉴于此。
有学者讨论了新闻客户端的社会责任, 其测评得分较低, 履行社会责任状况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其中, 在信息生产方面表现较好, 教育大众方面次之, 而在文化传承、协调关系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5]另外, 在对腾讯2015年第一季度的移动终端推送新闻的内容分析中, 我们发现总样本481条新闻信息, 明星娱乐类主题占到31%, 社会奇闻17.9%, 官民行为与素质12.9%, 犯罪类主题7.3%, 文化教育不足5%, 方针政策未达2%。移动新闻所产生监督政府的功能得到明显提升, 经济功能和保持自立在缓慢进步, 但启发明智的功能上显得余力不足, 而提供娱乐的功能到达了一种病态的高点。
移动新闻的出路在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进行互联网思维, 追求媒介功能的协调与平衡, 而非片面地追求互联网思维, 只强调用户为王。诚然, 技术带来的便利改变了人们阅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这给媒体企业带来了契机。但如果打破了媒体社会功能的平衡状态, 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 不管是在声誉, 还是媒体影响力, 抑或是媒体的整个品牌力, 都会大打折扣。
摘要：媒介技术的发展让新闻由纸上到电视和广播、到电脑和手机, 随之而来的是对媒体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手机重构了推理的功能, 至少体现增添了辨别真伪的功能。如果它没有片面地被消费主义所填充的话, 移动新闻能够解放受众那被早已安排的思维模式, 也能有效调整传媒的各项功能已达到平衡的状态, 这就是在技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中寻求技术对移动新闻的影响路径, 移动互联技术如何影响新闻的形式和内容, 进而探寻社会责任如何得以实现。
关键词：媒介技术,媒介环境学,移动新闻,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Neil Postman.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Inc, 1979.
[2]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5.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77.
[4]弗雷德里克·西伯特, 等.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62.
媒介责任 篇8
风险社会中专家体制的形成和存在, 其目的是为了决策的合理化、科学化、权威化, 特别是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知识专业化以及社会分工精密化趋势下, 人们越来越信任和依赖专家体制来帮助自己做出决策。专家知识在现代决策行动中是一种政治资源和公共资源。换句话说, 专家体制的存在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避免风险的发生或者降低风险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向掌握着专业知识的专家寻求支持和建议的一种行动模式。不可否认, 因为专家体制的存在, 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大量风险的发生和降低风险的负面影响。但是, 另一方面, 为了减少风险而存在的专家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却不断产生了风险。“这是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产生的风险, 是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2]而这种被制造出的决策风险恰恰是政府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想“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风险。
现代社会中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介, 既是风险的制造者, 也是有关风险的事实和信息的传播者。作为一种工具, 大众媒介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专家体制的一边, 共同为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出谋划策。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organized inesponsibility) 是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在他的《解毒剂》 (Gegengifte) 一书中指出的一个概念。他指出, 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 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样一来, 他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这一概念用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制度为什么和如何必须承认潜在的实际灾难, 但同时否定它们的存在, 掩盖其产生的原因, 取消补偿或控制”。[3]“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 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 关系紧密, 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 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 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 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而进行“有组织的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4]本文将浅析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这个两个主要的因素, 是如何对这一困境的形成发挥作用的。
专家体制对“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的形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专家体制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得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想对风险负责而无力为之
当我们谈及“有组织的不负责”这一个概念时, “不负责任”的发生并不全是责任主体有意而为之。在传统工业社会主要是外部风险 (自然灾害) , 而现代风险社会制造做出的风险 (核风险、全球性传染病、气候变暖等) 取代了外部风险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且这些风险呈现出风险影响的范围大、破坏性强, 无法计算等, 这些风险的特点严重超出了政府或是其他社会组织的预警监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也超出了专家体制的应对能力。
首先, 以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为主要标志的专家知识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 现实经验告诉我们, 现代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是社会风险的来源之一。比如, 克隆技术带来的反社会伦理的风险, 水利技术带来的影响江河生态系统的风险, 还有人们过度依赖专家知识而对风险本身的麻木的风险, 这些说明了专家知识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这些掌握着专业知识的专家也不是万能的。其次, 一方面, 专家的个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立场, 对知识的运用也不可能时刻都到达完美的境地。另一方面, 已经内化一种制度的专家知识和专家, 它的作用的发挥必然会受到其所属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本身的性质、目标、结构的影响, 再加之以“智囊团”、“顾问团”、“专家小组”等形式存在的专家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科层制结构的组织, 有着科层制的一些弊端, 诸如官僚机构臃肿, 行政成本过高;效率低下, 对市场信号和公众要求反应缓慢;公职机构和人员思想僵化, 责任心下降, 创造力等。最后, 在专家体制中, 那些导致巨大风险和灾难的科研专家和技术人员会发生保护和包庇同行的行为, “此类同行相怜, 携手庇护的合情而不合理的怪异现象势必要违反科研伦理道德, 势必要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更大的风险和灾难”。[5]所以, 专家体制的这些自身无法克服的天生的缺陷是社会风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知, 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在专家体制失灵的情况下会无奈地选择对风险不承担责任。
二、专家体制通过大众传媒为“有组织的不付责任”的责任主体提供一套专业话语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全球风险社会中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更加明显, “我们运用我们的文明决策, 可以导致全球性的后果, 而这种全球性的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的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 而这些问题和风险又与权威机构的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巨大灾难事例而构筑的那一成不变的语言及其做出的各种各样的承诺形成鲜明的对比。”[6]而这里的“文明决策”包括有专家体制生产的出决策, “权威机构”就是指政府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而这些话语的“剧本”则由专家体制起草、修饰、创作, 并通过大众媒介公布。翻开那些诸如全球环境大会, 金融峰会的对外公布的文件、协议书、倡议书, 大量的数据、表格包围的逻辑合理的推论和结论充斥其中。
专家是某领域的知识的垄断者, 他们对这些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的深入了解, 使得他们可以按照其所属组织的要求来编排一套专业性说辞。这套说辞并非都是毫无道理和根据的, 因为有些风险责任的边界的确是模糊的和难以确定的。但是当正当合法的理由被用作利益集团的掩护时, 公众往往就会忽视合法外衣里面既得利益者和想逃避惩罚者的真正模样。有专家参与的决策行动, “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利益、偏好, 甚至隐瞒包庇, 欺骗等行为相纠缠, 不会顾及可能造成的各种隐性副作用”[7]。一旦这一决策带来风险, 决策行动的最高决定者就会将专家推到台前, 让专家向公众答疑解惑, 并避重就轻。于是, 决策过程对公众的隐蔽和风险发生后专家及其所属组织的浮出水面形成鲜明对比。公众没有参与到有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决策制定过程, 反而在风险发生后接受充满着外交辞令和专业术语的“答疑会”, 并在疑惑和不满中成为风险的分担者之一, 风险的分配到公众个人的渠道变得顺通合理起来。
大众媒介被政府, 或是其他社会组织拿来与专家体制相结合之后,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变得可以大规模地发生在社会公共领域。一方面, 不同各责任主体可以向更多的公众传播自己对风险的态度和认知。另一方面, 不同的责任主体可以借助媒体这个公开的平台来指证对方在此次风险中的失误, 为了达成妥协, 他们相互争论甚至争吵。虽然大众媒介承担着向社会公众告知信息的职责, 但是大众媒介也会不自觉的被政府和社会组织所利用, 成为“传声筒”。而那些所谓的对风险的“深度报道”, 虽然在信息告知方面发挥了正功能, 但也起到了对不同责任主体之间相互指责和推卸责任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面对全球化的风险时, 如全球变暖问题, 金融危机等, 不同国家的媒体会代表各自国家或组织的利益在国际传播中争夺话语权来影响公众议程。因此会议场内的争论会蔓延到场外的大众媒介:专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 政府或组织通宵达旦的等待协议的成文, 并在成文后交由媒体对公众发布, 于是, 大众媒介成为了“第二战场”。责任没有确定, 争吵场面的精彩度却大大增加。而社会中的个人在遇到自己不熟知的专业知识时而习惯性寻求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 造成专家对于专业知识的垄断更坚固, 专家体制也更稳定。大众媒介和专家体制联手为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合理化制造假象。
由上面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可以看到在一种决策机制, 只有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后, 这一模式才会把行动的重心转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很显然, 在应对全球性风险时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不利于风险的科学计算、合理分配、和有效治理。“久而久之, 这些对社会公众不负责任的做法将会从根本上摧毁社会管理机构在其他方面经过多年努力而积淀出的权威和声望。”[8]怎样才能避免因为专家体制所导致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认为“再造政治”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破除专业知识的垄断和对行政机构及专家的迷信;2.政策制定参与者来源的范围需要适当扩大;3.实现决策结构的适当开放;4.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需要公开;5.决策过程必须达成一致, 实现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9]对于大众媒介而言, 在决策的制定之初就应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 为公众参与到决策制定的过程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 以公众的议程影响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议程;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 大众媒介也要起到环境监测的功能, 一方面提醒决策者, 另一方面也培养公众的风险意识;在决策风险发生后, 媒介不要把媒介资源用到如何报道责任主体之间的争吵上, 而是要有自己客观中立的立场, 利用远离利益涉及方的第三方来进行报道和评论。由此可知, 虽然专家体制和大众媒介是造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两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们是可以避免过多地停留在这一困境的。
参考文献
[1][7]李艳红, 张培富.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J].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1) :118, 119.
[2]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153.
[3][9]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5 (1) :88, 89.
[4]杨雪冬“.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复合治理[N/OL].学习时报, 2006-06-26 (5) [2012-02-17].http://www.comment-cn.net/politics/manage/2006/0626/article_3969.html.
[5][8]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 (上篇) ——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王武龙, 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 (3) :40,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