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参与

2024-08-29

媒介参与（共4篇）

媒介参与篇1

2003年以后, 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等为代表的新型网络应用引领我们迈入了Web2.0时代, 即网络由“读”走向“写”, 由单向扩散走向了双向互动, 网民也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消费者, 他们变成了更为主动的信息分享者与传播者。这一系列变化在宏观意义上也促成了媒介文化的变革, 于是一种全新的媒介文化样式———参与式文化 (Participatory%Culture) 应运而生。

参与式文化的内涵

“参与式文化”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 (Henry%Jenkins) 于1992年提出的 (1) , 用于描述媒介文化中的互动现象。就目前来看, 参与式文化已是一种基于Web2.0的网络文化 (2) , 它继承了大众文化流行性的形式特征、草根文化平民化的主体特征以及创意文化崇尚个性的内容特征;但是, 参与式文化较为排斥媒介的商业性和娱乐性, 其更多地强调网民自发式的创意分享和行为互动, 因而与大众文化、草根文化以及创意文化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 参与式文化指的是以Web2.0网络为平台, 以全体网民为主体, 通过某种身份认同, 以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往为主要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具体而言, 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对Web2.0网络技术有着天生的依赖性。参与式文化顺应了Web2.0技术所带来的媒介变革潮流, 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催生的新型媒介文化。因此, 它对以Web2.0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技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赖性, 其中博客、播客、维基、掘客、SNS等媒介也确实承担起了公民参与的任务, 这些媒介具有人际传播所没有的跨地域性和超时间性、具有群体传播所没有的广泛性和协同性、具有组织传播所没有的平等性和直接性、具有大众传播所没有的迅捷性和离散性。这种参与式文化为公民参与营造了一种自然、灵活的沟通氛围, 也强化了其所具备的将个体构建为公众的力量, 即参与的力量。

注重关系建立与身份认同。在早期的网络文化中, 网民因共同的兴趣、情感、认知等需求而自发地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个的虚拟社区, 社区成员以正式或非正式的会员身份参与社区活动, 共享社区资源。参与式文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一方面, 它可使社区成员间的关系超出虚拟层面;另一方面, 参与者的数量及其所孕育出的某种公共空间让成员间的关系本身价值凸显。可以说, 对关系的注重和对身份的认同塑造了参与式文化的原生交往形态, 即人取代了信息重新成为网络的节点。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在社交类网站中得到直接和彻底的感知———社交类网站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基础, 它模拟或重建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 力求回归现实中的人际传播。在社交类网站的真实模式下, 社区成员的工作、感情和现实生活都紧密相连, 相互之间传达的信息往往真实可靠。因此, 这实现了人本主义的回归, 也体现了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

推崇个性化的媒介文本。创作富有个性的媒介文本是公民参与的基本前提, 也是参与式文化的基本要素。在这里, 个性化的媒介文本创作被分为3个层次:1.用户原创内容。任何人都有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愿意并且渴望将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和自己思考的成果以数字化的图文声像形式与他人进行分享。这部分原创文本构成了Web2.0网络内容的主体, 它们集中地以博客、播客等媒介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2.用户添加内容。人们会出于兴趣对自己看到的精华内容进行汇总、整合, 然后推荐给其他可能感兴趣的用户。这部分内容未必是原创的, 但包含推荐者的主观评价和客观改造, 因此它也成为个性化媒介文本的一部分。维基、掘客、网摘等媒介形式构成了这部分内容的传播主体。3.用户的媒介使用行为本身。那些只浏览内容, 却不主动创造或添加内容的网民占了绝大多数, 其点击、选择、评价等媒介使用行为本身也构成了个性化媒介文本的一部分, 因为这些行为使更多的内容之间产生了联系, 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网站的内容网络关系, 构建了个性化内容的排列体系 (3) 。

强调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是指“通过分化与整合、竞争与协作的创新机制, 人类社区朝更高的秩序复杂性以及和谐方向演化的能力” (4) 。发挥集体智慧, 通过团队协作解决问题是公民参与力量的集中体现, 它也构成了参与式文化的基本架构。在这个架构中, 每个人都作为知识链中的一环, 以一种自发的协同机制深度参与到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中去。这种参与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层级:认知 (市场判断与环境预测) 、合作 (网络信任与开源精神) 和协同 (虚拟社区与协调集体行动) 。 (5) 不同类型的参与为信息时代的任务解决带来了新的模式———当网民有任何琐碎的问题时, 可以去“Yahoo!Answer”或是“新浪爱问”等威客平台获取答案;当网民需要对某个术语进行深入了解时, 可以去“维基百科”或“百度百科”等维基平台获得解释;当网民需要了解最新最热的网络新闻时, 可以去“Digg”等掘客类平台获得满足……通过这些平台的协同机制, 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以及内容与内容之间都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 个人、群体和内容得到了充分互动, 集体智慧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参与式文化的特点

艺术表达与公民参与的门槛较低。在新的媒介环境里, 艺术表达不再是文学家或艺术家的专利, 它逐渐转化成一个更为宽泛、更为平民化的概念。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艺术表达的欲求, 他都可以通过适当的设备和形式进行个性化创作, 并且可以根据其意愿将创作成果通过网络展示在公众面前, 进而实现与他人的互动。

灵活的社会联系。网络的出现使得网民的媒介行为摆脱了孤立的状态, 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微妙的机制建立起相互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起初是相对松散而不稳定的, 并且大多缺乏与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借助于网络评价带来的反馈效应和数字作品衍生创作所带来的连锁效应, 联系本身变得日渐多元 (既可以是密切的朋友交往, 也可以是稳定的商业往来, 还可以是临时的会话关系) , 联系强度也显著增强 (长期而稳定的网络交往) , 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明显增多 (对六度分割理论的充分诠释) ……由此可见, 参与式文化让社会得到了改观, 新型网络环境中的个人媒介行为正着力构建一种更为开放和灵活的社会联系。

乐于和他人分享自己的创作成果。参与式文化使网民更乐于和他人分享自己的创作成果,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分享的渠道更广阔。总体上看, 人们不但可以通过BBS、聊天室等早期网络形式来表达自己, 还可以通过博客、播客、掘客、维基、SNS等Web2.0原生媒介进行更多元化的分享。局部上看, 有些单一的媒介本身就呈现出渠道上的多样化, 如微博客就结合了网站、手机短信、即时消息 (IM) 软件和外部应用编程接口 (API接口) 多种形式于一体 (6) , 为人们的分享活动带来了新的体验。2.分享的层次更深入。受制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早期的网络分享活动主要局限于单一的文本形式, 内容以表现个人思想或事件记录为主。如今, 这种分享活动则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形式上, 文字、图形、图像、动画、音频、视频、超文本无所不包, 并且呈现出综合化的特征;内容上, 从对国际民生的深刻思考到面对烦恼的一声叹息, 从原创性的视频剪辑到备受推崇的网络转帖都可以成为关注的焦点。3.分享的保护机制更完善。由于缺乏相关的约束机制, 早期的网络分享活动在版权保护上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盗版和过度保护。这个问题在Web2.0时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在诸如知识共享 (Creative%Commons) (7) 、开放存取 (Open%Access) (8) 等协议的推动下, 创作人和许可人的权利可以灵活地保护, 共享作品或原创作品上的再创作也变得容易, 由此网络分享正朝着合理使用 (Fair%Use) 的方向发展。

文化传承的多样性和非专业性。在大众传媒时代, 文化的传承主要由传媒机构完成, 而在注重公民参与的新型媒介环境中, 文化传承的责任不仅仅由传媒机构承担, 也部分地让渡到诸多非专业但富有经验的网民身上。这种让渡已经在多种媒介实践中得以实现, 公民新闻运动中的众包模式便是其中之一。所谓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在Assignment%Zero网站上, 个人在成为网站会员后, 可在特定页面提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网站编辑则会从中选择合适的主题, 并把该主题报道所需完成的任务分成采访、研究、调查、写作等板块供参与的会员自由认领操作;最终, 一篇完整的报道就在参与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这种模式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以至于连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Gannett也将旗下90家报纸的编辑部对所有读者开放, 进行“众包”模式的试验 (9) 。由此可见, 非专业性的网民与传媒共同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任, 而且他们的文化差异也会导致参与式文化的多样性, 并使之呈现出一种更为包容、更为多样、更为均衡的特点。

参与式文化的社会影响

任何一种媒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环境, 它也必然会对社会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无论从个人、媒介, 还是社会生活层面, 参与式文化正在逐步地显现其影响, 而且必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个人层面而言, 参与式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个人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对于早期媒介教育所推崇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媒介批判能力, 它更为强调网络交往能力, 即寻找、整合及传播信息的能力, 识别和尊重不同观点的能力, 为了完成共同目标与他人分享与沟通的能力, 利用替代性身份实现即兴创作等一系列能力, 因此新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等也将成为参与式文化的关注热点。

就媒介层面而言, 参与式文化对传统的媒介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传受关系上, 参与式文化强调的是一种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传播, 它打破了传播者和受众的人为界限, 使传播呈现出传受合一的新面貌;在内容生产机制上, 参与式文化所依赖的是用户产生的内容, 它尊重个体的价值, 强调微内容的力量。

就社会层面而言, 参与式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于构建社会民主的示范意义上。不同于传统媒介文化所体现出的浓厚商业气氛和政治色彩, 参与式文化是一种推崇自由的文化———个人可以在极少管制的情况下就公共事务进行表达、讨论、异议、争辩和协商 (10) ;它是一种崇尚理性的文化———个人的任何创作成果都会因网络的反馈效应和连锁效应而得到估价, 它会直接刺激公民理性思维的发展;它是一种注重公共事务解决的文化———每个虚拟社区的成员都对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保持着高度的关心, 他们共同决定社区的大小事务和发展方向, 一旦社区内部出现了问题, 他们也会很快利用团队协同机制予以解决。

结语

在参与式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 诸如如何缩小参与鸿沟, 如何更有效地平衡内容分享和内容保护, 如何协调文化的精英化与平民化、主流意识与多元价值取向, 将是未来需要应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作为一种新生的媒介文化, 参与式文化会在媒介素养、公民社会构建、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上实现真正的突破。

参考文献

①Henry Jenkins, Textual Poachers:Television Fans&Participatory Culture, 1992

②http://en.wikipedia.org/wiki/Participatory_culture (Accessed2009/9/3)

③李游:《SNS的传播学特征及价值解析》, 《当代传播》, 2009 (3) 。

④http://www.community-intelligence.com/blogs/public/archives/cat_ci_basics.html (Ac-cessed2009/12/27)

⑤James Surowiecki, The Wisdom of Crowds, Doubleday Publishing, 2004, P18

⑥郭晓熹:《Twitter开创后博客时代》, 《中国科技财富》, 2007 (7) , 第93页。

⑦http://cn.creativecommons.org/faq/faq-cc/ (Accessed2010/01/26)

⑧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n_access (Accessed2010/01/26)

⑨吴乐君:《“众包”模式推进美国公民新闻再发展》, 《国际新闻界》, 2007 (8) 。

⑩李玲梅:《网络交往与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 四川大学硕士论文, 2006年。

媒介参与篇2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参与式行动

媒介素养教育最早由英国学者F.R.利维斯和丹尼斯·汤普森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在英国, 媒介素养教育的宗旨是把受众培养成能够积极地利用媒体, 制作媒介产品, 对媒介信息有主体意识, 能独立思考的优等公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西方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逐渐成熟。在我国, 媒介素养教育则起步较晚, 199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其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中, 最先引入媒介素养教育概念, 并介绍了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内容与途径, 开启了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之路。

在已有的研究中, 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多集中在大学生、官员、农民工这些群体上, 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较少。而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信息化时代, 由于缺少亲情沟通, 相当多的留守儿童迷恋媒介交流, 使用和享受大众媒介成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内容。各项研究表明, 当前我国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不容乐观, 特别是在监护人缺失的情况下, 留守儿童对媒介缺乏正确的辨识力。因此, 如何提高他们用批判的眼光去选择、接收、评估媒介信息的能力, 加强和改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 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在探索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上, 卜卫在1997年初步阐释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媒体宣传三种主要的媒介素养教育途径[1], 此后, 其他学者基本上是在这一框架下阐述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和方式。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 研究学者提出了很多思路, 但这些思路都是从留守儿童之外的因素出发, 并未涉及留守儿童自身的主体性, 在实施中究竟能否起到作用还有待考证。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学者莱恩·马斯特曼在谈到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八个原则”时指出:“媒介素养教育植根于一种独具特色的认识论”, 这种认识论认为, “现有的知识不是简单地来自教师的传授或学生的发现, 它是起点而非终点, 它是一门批评性的调查研究和对话的学科, 通过这种批评性的调查研究和对话, 新的知识和认识被学生和教师能动地创造出来”[2]。而这一原则恰恰说明了主动性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重要性。目前西方国家通行的媒介素养教育中, 多是推进媒介素养课程在中小学的设置。而在目前的中国, 要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的课程体系中还存在着种种困难和障碍, 在此情况下, 课程外的教育是提升留守儿童媒介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国外, 也有研究表明, 只有未成年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调动, 其媒介素养教育才会有收效。基于众多学者的研究, 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当前的教育模式下, 如何用参与式行动的方法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的参与式视角研究是基于教育学“参与式方法”所提出来的, “参与式方法”又称“合作式”或“协作式”方法, 即能够使个体参与到活动之中并与其他个体合作的方法。它的目的是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都有表达和交流的机会, 在对话中产生新的思想和认识, 通过丰富个人体验、参与集体决策, 进而提高自己改变现状的能力和信心[3]。本文所谈到的参与式方法, 结合了参与式教育与行动研究法并将它们融为一体。行动研究是指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的活动, 行动研究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并通过个人或集体对这个过程中相关方面的敏感性反思, 提高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针对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4]。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参与式行动教育, 是指摒弃传统被动式的教育方法, 拟定一系列的媒介素养活动内容, 使留守儿童在接收媒介素养教育信息的同时参与到活动中, 充分调动其对媒介素养知识接收的积极性, 同时, 教育者也充分参与到活动中,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最大限度地提升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

如何以参与式的行动来提升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 对此, 国内外的学者都有过行动。如1979年, 法国政府部门开展了一项名为“主动的电视青少年观众” (Young Active Television Viewers) 的教育活动, 这项持续数年的全国性教育活动, 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积极主动的电视收视习惯。该活动实施两年以后, 有关部门对青少年与电视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调查和评估, 结果表明, 中小学生掌握的有关电视的知识有所增加, 对电视传播的认识力和观察力也有所提高, 孩子们对自己观看的各种电视节目有了更多的审视和研究意识[5]。在国内, 2007年, 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谢静博士牵头成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 开展了名为“小小看媒体”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在行动中, 志愿者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两所小学中开展了两周一次的媒介素养教育兴趣班, 以互动的课堂形式、深入浅出的语言对60名左右的四年级小学生传授媒介素养的基本知识, 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 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 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授课方式采用了创设场景、分组活动、互动游戏以及有问必答等多种形式, 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媒介素养教育正式进入了校园和课堂[6]。

基于前者的经验, 郑州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郑素侠带领的“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课题组, 于2012年7月在河南省新郑市八千乡梅河小学开展了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参与式行动, 笔者也参与了此次行动。此次行动的简要内容设计见表1。

在此次行动中, 通过媒介知识的学习以及互动活动“坏消息我不怕”、“今天我是小主播”、“我会做广告”、“我眼中的媒体”等环节, 使留守儿童置身于媒介环境之中。通过分组讨论、表演、做游戏、辩论赛等轻松激烈的形式, 使留守儿童对媒介及其功能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在情景设置中, 通过行动参与者的疏导, 激发了留守儿童的媒介参与意识, 如“使用媒介来获取有用的信息与知识”、“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向媒体求助”、“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声音”等, 使留守儿童做到行动参与、思维参与、情感参与。此次活动是采用参与式视角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一次尝试, 本文结合此次行动来探讨如何做好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参与式行动。

第一, 参与式行动的主体。参与式的行动视角需要充分发挥参与人的主动意识, 而这里涉及的参与人员, 不仅仅是需要被教育的留守儿童本身, 还包括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者。因此, 参与式的行动更加强调媒介素养实施者自身的素养水平以及参与水平。这些参与式教育的主体实施者可以是老师、大学生、社会工作者以及政府官员等, 他们同时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接受者, 水平参差不齐, 所以, 在实施参与式教学和行动时, 要提前组织好行动团队, 加强对团队人员的筛选, 组织团队人员的媒介素养培训。

第二, 参与式行动的内容。在参与式的媒介素养教育中, 行动内容的设计也是至关重要的。参与式的行动教育对媒介素养内容的设计有很高的要求, 其内容必须充分考虑到留守儿童的可参与度, 要做到让其行为参与、思维参与、情感参与。所以, 在进行参与式行动前, 要了解行动地区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状况, 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 来设置合适的媒介素养内容。台湾地区在做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推广时, 将参与式的行动内容融入中小学的教育课本之中, 并从健康、体育、社会、艺术、人文等不同方面设置内容, 使中小学生了解媒介讯息, 思辨媒介再现, 反思受众的意义, 分析媒介组织以及运用媒介[7]。我们在设置内容时, 可以借鉴其课程, 将其置于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内容中, 采取有步骤的分层试验措施, 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课堂化、日常化乃至制度化, 在组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的同时, 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践, 在摸索中探索合适的教育途径。[8]

第三, 参与式行动的组织。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吸纳社会各界的力量, 当前开展的一系列留守儿童的调研中, 参与者多为高校大学生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而当今社会, 民间组织已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9], 所以, 我们需要建立全国性的媒介素养教育组织, 吸纳社会各界的媒介素养研究者以及教育者, 对这些具有独立意识的成年人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培训, 使其在参与式活动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时, 加强高校与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的联合。我们应该鼓励高校走出去, 关注留守儿童, 将媒介素养教育合作开展到边远农村地区。

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很多方面。留守儿童在媒介接触中, 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和评判, 所以在媒介素养的教育中, 要激发留守儿童的参与意愿, 使留守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自己的判断, 正确地认识媒介。媒介素养教育应当把运用传播媒介的权利交给少年儿童[10], 而参与式的教育方法则使留守儿童在媒介素养的教育中, 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在受教育中变被动为主动, 使留守儿童能够最大限度地辨别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 提高对负面信息的抵御能力, 形成对媒介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 最终提升其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J].现代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 1997 (1) .

[2]宋小卫.西方学者论媒介素养教育[J].国际新闻界, 2000 (4) .

[3]陈向明.在参与中学习与行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4]李小云, 齐顾波, 徐秀丽.行动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J].中国农村观察, 2008 (1) .

[5]宋小卫.学会解读大众传播 (上) ——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概述[J].当代传播, 2000 (2) .

[6]谢静, 陈俊美.共意建构:媒介素养教育行动的动员与组织——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行动小组”为例[R].“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 2007, 12.

[7]陆晔, 等.媒介素养:理论, 认知, 参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8]王杨柳.网“瘾”与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J].新闻爱好者, 2010 (10上) .

[9]陆晔.媒介素养教育中的社会控制机制——香港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和特征[J].新闻大学, 2006 (1) .

媒介参与篇3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在美国新文学界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公共新闻学, 它是新闻界面对社会的批评和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2], 它强调了由公众而非新闻工作者来设置新闻报道的议程, 从这一个视角看, 无疑媒介与公共参与已经发展到了融合的重要阶段。

在全球化的今天, 欧美这样一种新闻价值观的转变无疑也会极大地影响我国新闻领域的发展和改革, 加之转型中的中国, 竭力倡导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孕育现代公共参与精神, 这使得如何将媒介转变成公共参与的一种合理化渠道, 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公共新闻学的理论、我国报刊界对公共精神培育的角度来论述媒介与公共参与的关系。

一、公共新闻学的定义和时代意义

公共新闻学的缘起, 从目前的介绍来看, 源自于1990年的一些偶然报道。汤姆·瓦霍沃作为最早在美国实践公共新闻学的记者之一, 当时正在一个城市中作有关该城市的一个大型系列报道, 结果却导致了该市市长被捕并定罪。汤姆·瓦霍沃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谈到:“我们感觉似乎只是在写一些政治领导人的事情, 也只从其他政治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反应。公众并没有真正参与……我发现人们有同样的感觉:嗯, 这真是一个精巧的游戏, 但它是谁的游戏,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游戏?”[3]在他的言论中, 公共新闻的一个核心理论被涉及———“我们为什么做新闻”。

尽管, 公共新闻学从其诞生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光景, 但如何对其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从目前的美国学界来看, 现状却是“研究者众, 实践者多, 但对公共新闻这个概念的学术界定却未形成定论”[4]。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法来自纽约大学的教授罗森, 他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他对公共新闻学给出的全面定义是:

1. 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 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

2. 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 而非仅仅知晓问题;

3. 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 而非仅仅眼看着它被破坏;

4. 帮助改善公共生活, 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

他认为:“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就能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 重新建立起与受众逐渐远离的关系, 重新点燃专业的理想, 以一种更实质的方式, 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 而这才是我们给予新闻工作者特权和保护的原因所在。”[2]

而另一种观点来自于北卡罗莱那大学的教授Philip Meyer, 他认为, 公共新闻面临的最大困惑在于其与新闻客观性原则相互背离;他将公共新闻所包含的因素归纳为:1) 重建公共意识的期待;2) 保持长期的注意力;3) 深入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4) 多关注合理的中间部分而少走极端;5) 在政治论争报道上重实质而非技法;6) 培养深思熟虑的愿望[5]。

以上两种定义从不同的角度, 给出了学者们对“公共新闻学”的理解和诠释, 从中可以看到公共新闻学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即致力于对于公共领域的贡献。笔者认为, 这其中应当包括媒介对于公民精神的引导与塑造, 对于公民社会构造的努力, 对于公共参与途径的提供和补充。

这样, 公共新闻学无疑是对于传统新闻学巨大的批判和转型。公共新闻的运作基于它所拥有的特定使命———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6], 必定要有适度的公共参与, 从而“公共新闻”也就为现代公民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有效和合理化的渠道与手段。

在公共新闻学发展的近十几年来, 不仅在新闻学领域讨论着其对于新闻界价值观改变的重要意义, 而且在公共行政领域, 学者们也正在讨论着这些观念化或技术化的改变对于公共决策的意义, “新技术的出现毕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公共管理者应该开放这些可能性。”[7]可见, 公共新闻学的诞生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公共新闻的发展与作用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公共新闻”的问题,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开发和应用, 可以看到, 报刊媒体在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来实现公共新闻的目的。但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国“公共新闻”的公共参与, 往往是事后性质的, 即往往是一篇报道问世后, 来了解大众对该问题的看法, 或实现公众对于该问题的互动与参与, 从而达到公共新闻的目的。

事实上, 西方国家“公共新闻”的快速发展, 应该与其发达的市民社会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 “公共新闻”为市民社会提供了从国家到社会的沟通渠道,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也为“公共新闻”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来源渠道。

在我国, 即使今天市民社会发展缓慢, 其在我国理论化的研究, 也仅仅始于20世纪90年代邓正来等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我国之后。但通常认为, 我国在清朝末期, 就形成了微弱的市民社会。甚至有海外学者认为, 在清末我国就存在媒介与公共领域的互动。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研究发现, 1873年, 汉口出现了一家类似报纸的出版物, 其名称是《朝闻新报》, (其内容) 除了一些摘自《京报》 (即首都公告, 转录一些官吏的奏折和官方的法令) 的节录文字以外, 也刊载一些本地的消息和市场行情。后来, 随着城市改良派精英的崛起, 英国人恩斯特·梅杰创办了《申报》, 这构成了中国新的公共领域[8]。

从上文可以看出, 在我国新闻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并非没有一点基础或先例可循。存在着这样一种形式的互动, 就为媒介与公共领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然而, 我们也可以从“公共新闻”的内涵中看到, 公共新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互动, 而是价值观层面的表达与反应。如何将公民群体的价值观整合表达, 或将个体价值通过公共舆论有效实现, 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报刊媒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出版的杂志《新民周刊》在2006年的第25期上, 有这样两篇报道。一篇题为《冰火交融的世界》, 讲述了上海第一家利用社会力量戒毒的民营戒毒医院, 另一篇题为《孩子, 快快破“壳”而出》, 讲述了上海、北京两地民间自发组成的救助自闭症儿童的机构。

这样两篇看似独立的报道, 其实存在共通之处, 即通过媒体与社会领域的接触来表达公共领域某些个体行为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对于我国公共意识的培育具有良好的引导示范性作用, 同时也对我国媒体的公共责任具有良好的示范性作用。可见, 媒体对于公共领域的报道和对公众公共参与的引导, 并不是与国家或社会的对立, 而是一种催化剂, 通过激发民众公共意识一方面培养现代公民, 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社会势力无法到达的角落的补充。

在当代中国的公共新闻中, 这样对于个例的报道不在少数, 但同时也应该注重对群体性价值观的表述和引导, 也就是报刊媒体如何真正从政府的声音转变成公众的声音, 这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并不相符, 因此也就成为我国报刊媒介培养公共精神更重要的课题。

三、媒介如何孕育公共精神

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国民的现代化意识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发展。所以, 当我们讨论媒介如何孕育公共精神的时候, 首先应该搞清一个事实, 即并不是媒介一相情愿地去培育我国公民的现代化公共精神, 或提供公共参与的渠道, 而应该是, 当我们社会无法选择地面临建立公民社会、培养具有公共参与精神的现代公民的时候, 我们的媒介应该做些什么来加快这一进程, 或者为这一过程提供实践机会。鉴于此, 媒介不应该是这一个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或主角, 而是辅助角色, 应从强势地位转为协从地位。

媒介要成为参与培养公共精神的渠道, 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是必然的和重要的。现如今, 我们社会众多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 动辄对个人领域进行干涉或是对公众行为冷眼质疑, 这种公私不分的干涉, 在娱乐圈尤其明显。只有当媒介完成角色的转化, 才能成为公共参与的积极力量。例如《南方都市报》曾发表社论, 支持民众抗议当街杀猫的行为, 认为这“见证了中国社会力量与社会理性的成长”。从该社论的立场看, 公共参与行为需要媒介积极的配合。

另一个媒介培养公共参与的重要途径就是媒介要形成与公众互动的事前报道机制。重视公众自发性的公共参与, 并将这样的参与通过对话交流等形式扩大范围, 为公共参与营造良好的氛围。

国内学者刘继忠将这种孕育公共精神的“公共新闻”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 (1) 公众关心、政府关注、有条件解决的或可望解决的社会问题; (2) 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儿童教育、家庭、城市边缘人员等社会“冰点”; (3) 儿童节、劳动节、植树节、艾滋病日等节日的常规性报道; (4) 社区文明建设、社区公民素质建设等有助于提高社区精神文明的事件[9]。

从上可见, 媒介对于公共参与的培育是多方面的、多渠道的。只要媒介本身调整好自身的社会角色和介入途径, 就一定能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培育的一股积极力量。■

摘要：在媒介批评的压力下, 20世纪美国诞生了公共新闻学的分支学科, 这一分支领域注重媒介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以“为什么做新闻”的观念为核心。公共新闻学翻开了美国新闻发展的新的一页。在转型中的我国, 如何使媒介成为培养公共精神的有效工具, 成为公共参与的有效渠道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对于我国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公共新闻学,市民社会,公共参与,公共精神

参考文献

[1]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MIT press, 1989.

[2]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J].新闻大学:秋季号, 2003.

[3]刘肇熙, 姚清江.公共新闻学: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J].青年记者, 2004.

[4]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及争议[J].新闻战线, 2004, (4) .

[5]林火灿.美国公共新闻论争与我国的媒体实践 (一) [EB/OL].紫金网http://www.zijin.net/get/overseasfax/2005_10_16_4255.shtml, 2005-10-16.

[6]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N].南方周末, 2004-1104 (25) .

[7]John Clayton Thomas.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 1995.

[8]邓正来, J.亚历山大.国家与公民社会,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媒介参与篇4

1 武汉“电视问政”的发展历程

武汉“电视问政”的前身是“广播问政”。当时,通过广播直播的方式,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被邀请到电台直播间,接听市民百姓打进的热线电话,解答相关投诉和咨询。2006年,电视直播开始介入广播问政,对活动全程进行现场直播。2007年,广播问政正式植入电视,并且还在三个层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一是在前期选择一批较典型的案例拍成新闻短片,邀请当事人到直播现场与职能部门领导面对面,并请代表进行点评;二是邀请市民代表到直播现场,或场外观众以热线电话的方式向嘉宾提问;三是将电台直播车开进社区,现场连线直播。电视问政“对话、互动、点评”三位一体的基本节目范型在这一年得以形成。2010年,武汉“电视问政”大型直播节目正式推出。2011年,这个一年一度的“特别节目”首次被明确将命名为“电视问政”。2012年,“电视问政”从以往每年一次扩充到上、下半年各举行一次。

武汉“电视问政”自首推之日便得到了不少关注。从2006开始,借助电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群众参与面就迅速扩大。2007年,电视台在组织策划上的新举措,促使节目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2008年,该档节目就已尝试通过推进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联动,以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营造浓厚的舆论监督氛围,媒体联动成效初显。2010年则更是一个转折点。得益于技术和形式上的发展创新,这档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共同关注》等栏目次日都对武汉“电视问政”予以重点报道,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新浪、搜狐等30多家网络媒体也编发了相关报道和评论,武汉“电视问政”的影响力真正开始辐射至全国。此后,武汉“电视问政”便以不可逆转之势进入越来越多观众和媒体的视野,并更是得到了诸多网友的热捧。

武汉“电视问政”之所以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和参与,与大众维权意识的提高、法制观念的健全不无关系。但随着数字技术等的发展,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新媒体参与,促使媒介接触机会的增多、受众参与渠道增多等,对节目的推介也起着重要作用。笔者将重点讨论随着新媒体和传统电视媒体的融合,武汉“电视问政”栏目的受众变化。

2 新媒体与受众参与

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一词极具弹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新媒体似乎又已经超越了网络媒体。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媒介产品。直至今天,新媒体所包含的媒介形式仍然处在发展之中。不管定义如何,新媒体一.般具备如下特征,即信息的高速度和高清晰度;高共享度和高互动性;信息的深度、广度与发散度;信息的多媒体化;信息的个性化定制。

武汉“电视问政”自创办以来,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09年,有关的新闻报道不过十余条。同时,就节目参与方式来看,在2010年以前场外观众的参与方式也以热线电话为主。2010年,“电视问政”大型直播节目正式推出,场上五位职能部门的领导就是通过网络票选的方式由网友选出,可以看作该节目首次成熟、广泛运用网络媒体的成功尝试。

从2006年的广播问政和热线电话发展成为今日的电视直播问政和网络互动,武汉“电视问政”的媒介利用情况一步一步趋向成熟。尤其是近年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普及和渗入以及该栏目自身对新媒体使用的日趋成熟,把关人弱化,受众参与渠道增多,武汉“电视问政”获得的关注度也骤然提升。

众多媒体对武汉“电视问政”进行的相关报导和评论,在体现该节目影响力扩大的同时,媒体的联动在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二次传播”,反过来促进了这档节目影响力的扩大。各种媒体的持续关注,推动了“电视问政”品牌走进千家万户。在传播过程中,新媒体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和优势,其介入对促进该栏目覆盖范围增大、覆盖人群增多显然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以2012年下半年的节目为例,网络媒体方面,新华网就曾对“电视问政”开设过专题;同时,新浪网、人民网等诸多网站也持续关注,对相关报道进行了大量转载。当然,不得不提到在这期电视问政过程中微博扮演的突出角色。官方微博的开通,不单单是征集新闻线索的有力渠道,还有来自微博的留言也是贯穿于“电视问政”节目,成为该节目新亮点和重要元素。也正是得益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武汉“电视问政”栏目与观众的互动性明显增强。

3 新媒体介入过程受众参与变化的特点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不再一枝独秀,受众越来越多地接触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具体来讲,在新媒体日益介入武汉“电视问政“栏目的过程中,受众发生了如下转变。第一,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触及新媒体。过去收看电视或收听广播是市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随着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电视问政”的受众主体正在由单一的“电视观众”向“网众”“移动受众”转变。第二,受众权利得到扩大。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接触信息的渠道和途径无限的增加,受众可以掌控接受信息的内容、可以选择接受信息的时间。因此,新型的受众群体在获取信息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主动权与选择权,由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变成信息使用者。第三,受众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变强。新媒体造就了新的受众群体,他们是新媒体产品直接的消费者、使用者和媒介文本的创造者,受众不再被动接受信息,而与内容提供商和其他受众之间进行积极互动。第四,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群体年轻化。有相关调查显示:目前,新媒体的主要受众群体为35岁左右的白领,更有学者将这一群体归纳为年轻人和时尚潮流一族,并且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得益于微博、BBS等,武汉“电视问政”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攀升。

4 媒介融合过程受众参与变化的影响

4.1 对议程设置的影响

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就武汉“电话问政“栏目而言,过去受众只能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媒体互动。这种沟通方式不仅是滞后的,也是不对等的。因为一旦编辑不采用受众的观点,受众就无法参与进去,就没法形成积极有效的议程。而网络乃至手机的出现,则打破了受众在传统大众媒体前所处的被动地位,甚至受众也能在议程设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综合来讲,媒介融合、特别是在新媒体影响下,议程设置发生了如下几点变化。

一是议程设置内容日益多样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受众的参与,更多受众参与能构建出许多新议程。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把关能力较弱,一个话题只要能激发他人兴趣,就很容易被跟帖、转载,最终发展为公共议程。二是议程设置双向互动性增强。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所接收的媒体信息都是一样的、公共的,受众之间的交流还只能停留在人际传播的方式。但在新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的使用,受众可以与媒体互动,可以传播更多声音,交流可以更广泛、持久;同时,公众设置的议程也很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议程,最终发展成为显著议程。三是议程设置预期效果更难确定。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必须要经过受众的考验,议题的走势变化更难掌握,增加了媒体引导舆论的难度。

4.2 对公众参与的推动

由于新媒体的发展,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传播客体日益交互化,传播载体也日益多样化,媒介环境变得越来越开放。

4.2.1 新媒体的发展扩展了公众参与度

由于新媒体具备随时随地、全方位、全天候的意见表达、交往沟通和信息参与等功能,并且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还具备直接、便捷、低廉等特征,激发了民众利用新媒体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此外,得益于丰富的传播载体,民众参与渠道大大拓宽,民主实践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这些都为民众大规模参与政治提供了条件。

4.2.2 新媒体的发展利于保障民意表达的真实度

与过去的任何传统媒体相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更具有交互性,进而赋予以此为基础的公众参与更具有互动性和回应性。同时,在虚拟的环境中,匿名的和扁平化的沟通模式,使得普通民众可以自由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真实意见,有利于保障民意表达的真实度。

4.2.3 新媒体的发展提高了公众参与的效率

新媒体的出现,传统的把关人的作用削弱,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权利,人人都是自媒体,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新闻公民和公民新闻。新媒体的特征赋予了民众以直接和便捷的舆论监督权利,公民个人开始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这种监督具有日常化、大众化、多元化等特征,效率更高、强度更大。

参考文献

[1]黄金.媒介融合的动因模式[M].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2]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3]谭姝.浅谈新兴媒介与受众的互动[J].传媒观察,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