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媒介(精选10篇)
综合媒介 篇1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媒介化时代,媒体信息的传播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人们的生活与媒体信息息息相关,随着人们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对社会媒体信息的要求随之提升,传统传媒工作者的综合素养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出发,分析传媒工作者的综合素养。
一、健全的人格
健全的人格是任何工作的本质,因此健全人格是传媒工作者的首要条件。人格就是指传媒工作者所具备的独特的不随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的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及行为风格。就传媒工作者来说,其人格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要求。就工作本质需求而言,传媒工作者需要有一定的主动性。此外,传媒工作者还需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对外界事物需要有自己的见解,且具备中和的品质,即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及时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传媒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需要果断,不可常常犹豫不决。
二、人文情怀
传媒工作与社会人文关系密切,因此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传媒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情怀。传媒工作者的人文情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敬畏生命。传媒工作者不能无视生命的价值,必须抱着敬畏生命的心态展开工作。
其次是众生平等,由己及人。从本质上来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传媒工作者在工作时不能对不同人类群体存在歧视,应该坚定地捍卫不同群体的人权。
最后传媒工作者应该崇尚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今社会上的封建迷信思想已经日趋没落,但仍旧存在一些顽固派扰乱社会风气。传媒工作者在进行传媒工作时应该理性对待,利用真理的眼观看待各种社会风气问题。
三、责任意识
媒体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报道要客观真实,媒体信息必须具备真实性、准确性、时效性,传媒工作者在工作中应该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热点事件。媒体信息对社会影响范围极大,报道不当容易造成一定的社会混乱,传媒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不可弄虚作假,应该真实客观的向群众反映社会事件。
二是积极为民众伸张正义,有效行使监督权,做好人民的代言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媒体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及时了解当今社会热点事件,宣扬社会正能量,实事求是地揭露社会现象。
四、协作精神
随着信息传播途径地不断增加,传媒行业逐渐成为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因此各传媒之间都在竭尽所能地吸引群众的注意力,所有媒体都希望在第一时间获得受关注的热点信息,因此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各路传媒都使出浑身解数,力图在信息的内容及数量上获胜,从而获得足够多的媒体市场份额。传媒在竞争过程中往往针对社会热点问题以及群众关注度高的问题及事件进行报道,竞争意识充斥着整个传媒环境。从本质上来说,竞争是促进传媒行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传媒工作者为了促进自身发展,在日常工作中与同行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但竞争并不代表互不相关,在竞争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协作精神,在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员工间的协作以及传媒间的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即是竞争者,也是合伙人。
五、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是从事传媒工作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专业技能才能更好地发挥媒体信息的作用,让群众及时有效地了解社会事件及热点新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更加全面的专业技能,面对各种社会现象能够进行准确地记录和判断,并通过准确的语言或文字描述将传媒信息表达出来。另外传媒工作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拍摄、视频处理、图片编辑等能力,只有具备这些专业技能才能够踏入传媒工作的门槛。
六、结语
媒介化时代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传媒工作要求越来越高,传媒工作者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时代对传媒工作者的综合素养的提高提出了必然要求,传媒工作者必须具备健全的人格、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协作精神以及必要的专业技能,在更高层面上满足社会群众的需求。
摘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传媒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满媒体信息。为提高人们在生活中的精神享受,必须提高传媒工作者的综合素养,使得传媒工作质量大幅提升,在更高层面上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
关键词:传媒工作,传媒工作者,综合素养
综合媒介 篇2
关键词:媒介霸权;媒介文化;文化反弹理论
一、西方媒介霸权对中国媒介文化的冲击
西方媒介霸权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技术的优势地位,通过媒介对其他国家推行文化的霸权主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介霸权对中国媒介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会对本国的媒介经营造成危害,而且还会给媒介技术和媒介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带来危机。
(一)媒介实力霸权对中国媒介市场的冲击
西方媒介霸权对中国媒介文化的冲击首先就表现在其实力雄厚的媒介产业对中国媒介市场的抢占。从二十世纪90年代起,西方传媒就形成了高度的垄断。目前,雄踞全球传媒市场顶峰的是不到10家传媒公司,其中6家跨国传媒公司垄断了世界的主要信息流。这些媒介巨无霸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持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几乎垄断了全球信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而垄断了整个国际传播领域。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些实力雄厚的跨国传媒集团纷纷在中国设立“中国部”,抢占中国市场。西方电视业更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上空集聚了大量的卫星。国际商业媒介控制着越来越多的传播渠道和媒介信息,不仅抢占了中国媒介市场的份额,还使得中国媒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媒介信息霸权对中国媒介信息传播的冲击
西方媒介霸权对媒介信息的掌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内容上。西方通讯社提供了全球约80%的新闻信息,并成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信息源;世界上75%以上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都是由西方国家生产与制作;在新媒体互联网上,70%的信息都是用英语表达,而且由发达国家输出的信息占绝对优势。另外在媒介信息的内容上,以新闻信息为例,西方新闻记者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则倾向于报道负面消息。西方媒介信息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权,而且对我国的媒介话语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中国媒介在这种强大的声势下显得相对弱小。在美国CNN对2011年日本九级大地震的报道中,一篇题为《CNN:日本地震或引发海啸,恐将波及多国沿海区》的新闻报道在中国广泛转载,引起了中国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引发了震后我国的一轮“海啸”恐慌。
(三)媒介技术霸权对中国媒介技术的冲击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智能化技术等高新技术,进行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面的高科技研究,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手段,以保持在传播技术领域的霸权地位,从而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技术霸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信息弱国”的地位,媒介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相当落后,并不能满足我国对信息的接收与传播,从而使得“数字鸿沟”的出现。
西方国家凭借着已有的国际影响力,在信息传递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国际传播领域逐步形成垄断局面。而中国由于综合国力较弱,国家影响力远不及西方国家,因而本国媒体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一种边缘化的被动地位。
二、文化反弹理论下的中国媒介文化
由法国率先提出的文化反弹理论最初针对的是西方影视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这一现象,但是这一理论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当今中国媒介文化的发展现状。面对西方媒介霸权的强势入侵,中国媒介文化的反弹已到达它的危机时期,具备了反弹的必要条件。
(一)文化反弹的理论解释
文化反弹理论是法国在应对西方影视文化,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全球性扩张潮流所率先提出的。這一理论认为,在跨文化传播中,如果一种外来强势文化侵入另一种弱势文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弱势文化就会实施反弹,即对外来强势文化进行修订和对本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与肯定。弱势文化进行反弹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本国、地区或者民族的经济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一定的成功,自身民族经济的成功增强了本土文化的信心。可以说,文化反弹理论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维护和振兴本国文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理论支撑。
另外,在《传播与文化概论》一书中,作者根据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所提出的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击的U形曲线将文化反弹的U形曲线分为了三个阶段:开始阶段、危机阶段和反弹阶段。其中开始阶段便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介入;而危机阶段则是强势文化的入侵达到一个临界点,两种文化呈现出均衡状态;在反弹阶段,弱势文化的人们开始对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进行适应与调节。
(二)中国媒介文化反弹的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大众媒介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且成为经济力量之后世界第二大支配力量,而它自身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样式。可见,面对西方的媒介霸权,保存好本国媒介文化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媒介文化反弹的条件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的加速发展。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在9%以上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新的“经济奇迹”。近年来,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再到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从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到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现阶段,西方强势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帮衬下,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明显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中,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媒介文化也已达到了文化反弹U形曲线中的危机期,并开始向反弹阶段行进。
三、中国媒介文化的反弹路径
媒介文化的内向性主要依靠传媒的内在整合力来支撑;而外向性则需要传媒的对外传播力来增强。因此,中国媒介文化应对西方媒介霸权的反弹路径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积极组建国际传媒集团,提升中国传媒的整合力;二是全力促成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强化中国传媒的传播力。
(一)组建国际传媒集团,打破西方媒介霸权
西方媒介霸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像新闻集团和维亚康姆这样的跨国传媒集团在全球的扩张与传播。因此,推动中国媒介文化的反弹,首先就必须打造一批主流的、多媒体化的和跨行业的国际传媒集团,增强我国传媒的内在整合力与凝聚力。具体来说:
1. 以中央级新闻媒体为基础,打造主流国际媒体群。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央级新闻媒体,作为中国的主流媒体,不仅在资金、技术、人力上占有优势,而且其覆盖面和影响力也是其他媒体所不及的。因此,利用现有的中央新闻媒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多语言化、多媒体化和产业集群化的升级,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超级媒体群。
2. 灵活运用非中央媒体企业,组建全媒体集团。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与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通过非中央媒体的转企改制,实行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和跨媒介的联合重组,从而形成庞大的传媒集团。总之,中国应整合现有的传播资源,减少目前依然众多的传播主体,实行机构合并,优势互补,推动跨地区、跨领域、跨媒体兼并重组,组建一批实力强大、分工明确的对外传媒集团。
(二)加强中国媒体对外传播,构建中国媒介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主流媒体掌握了世界话语权,中国媒体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这不仅因为西方媒介在国际信息传播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还在于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包括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在内的诸多障碍。因此要使中国媒介的声音对外广泛传播,就必须树立起对外传播的意识,坚持主动性和针对性及多媒体策略。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1. 要树立起对外传播意识。“宣传”和“传播”是两种不同的信息流动方式,前者是单向的,后者是双向的。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应该从“对外宣传”转变为“对外传播”。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海外媒体的报道内容中政治新闻、经济成就和新华社评论占了绝大多数。其中《人民日报(海外版)》70%左右的内容、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60%以上的内容和《中国日报》50%左右的内容都是属政治性很强的,它总给人强行灌输的感觉,令人望而生畏。可见,要加大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力度,提高对外传播的能力,就得先树立起“对外传播”的意识,充分利用传播新技术与受众进行及时沟通和互动,改变过去那种说教的口吻,对外传播的方式要更为温和和客观些。
2. 对外传播的信息内容要有针对性。跨文化传播中,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要取得最佳效果,就必须使自己的传播内容具有针对性。一方面,要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不同的节目,在当地受众调查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节目以迎合受众的口味,最大限度的争取更多的受众,达到有效传播。另一方面,还要有意识的将本國优秀的民族文化巧妙的融入到媒介信息中去,把媒介对外传播的内容制作得更为精当且有针对性,将更有利于我国媒介文化的反弹,从而保持中国媒介文化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3. 利用多重传播渠道,构建立体化传播体系。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保持传统媒体的优势,还要积极拓展新媒体领域,从而构建起立体化、全方位的传播渠道。在传统媒体方面,要在海外建立稳定的传播渠道,鼓励卫视落地海外,鼓励报刊出版海外版,在资金和人力上扶持当地华文报刊;在新媒体方面,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移动智能终端”和“云计算”三大技术,开发网络电视、手机广播电视、博客、播客和微博等多种新媒体形式。总之,加快国际传播媒体的“走出去”步伐,把新媒体提升到与传统媒体并重的地位,构建国际领先的现代传播体系,大力提高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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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祝兴平.打造世界媒介集团 彰显国家“软实力”[J].中国出版,2010(04).
综合媒介 篇3
关键词: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新媒体,综合教育
在我国, 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研究和教育引入时间都不长, 且主要集中于大学生群体, 两项研究和教育还未发展成熟, 又遭遇新媒体的冲击, 海量信息冲击形成的拖延症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引起各界的关注。
1. 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内涵逐渐融合
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 以多媒体作为信息的呈现形式, 跨越时空, 具有良好互动性的媒体形态, 使人们的信息分享、社会交往和经济生活等众多领域发生极大的变化。
1.1 媒介素养的内涵。
媒介素养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提出来就是针对青少年的, 随着媒介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 其内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美国新媒介联合会在2005年发布的《全球性趋势:21世纪素养峰会报告》将新媒介素养定义为:“由听觉、视觉及数字素养相互重叠共同构成的一整套能力与技巧, 包括对视觉、听觉力量的理解与使用能力, 对数字媒介的控制与转换能力, 对数字内容的普遍性传播以及再加工的能力。”[1]有学者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内涵包括:批判性认知力、媒介使用能力、内容创造力和道德约束力。
1.2 信息素养的内涵。
信息素养的内涵包括信息意识;信息技能 (包括需求表现能力、获取能力、评价能力、组织管理与交流能力) ;信息应用与创造;信息安全与道德等。因此, 信息素养教育是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创新和信息道德的综合能力教育[2]。
1.3 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内涵与信息素养内涵的交叉点。
网络的超文本链接特点使得各种多媒体信息通过数字技术呈现, 信息传播跨越各种传统媒体的技术平台障碍, 信息和媒介融为一体, 网络新媒体既是传播形式又是信息呈现, 拓展了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内涵, 使二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媒介素养内涵中的“内容”即为“信息”。媒介素养内涵中的批判性认知力与信息素养中的评价能力相似;媒介使用能力与信息需求表现能力和获取能力等内涵相似;媒介素养的内容创造力与信息的应用和创造能力相似;媒介道德约束力与信息道德的内涵相似[3]。
2. 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
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主要集中在中小学阶段, 由于我国教育体制的限制, 媒介素养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任务都推迟到大学阶段。
2.1 大学生自身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先天不足。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8次报告, 2016年上半年, 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26.5个小时, 学生群体在网民职业结构占比中以25.1%居首位。中国网民网络使用情况从高到低分别是: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上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网上银行、网络文学、旅行预订、电子邮件等。
大学生网络使用人群比例几乎百分之百, 媒介使用和参与积极性极强。但是, 大学生的媒介使用主要依靠自发学习和自我摸索, 媒介和信息的创造力和道德意识却不足。有媒体称:“电脑对大学男生来说是游戏机, 对女生来说是电视机。”由于一些大学生对媒介缺乏批判性认知, 对信息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不强, 媒体道德和自律意识比较缺乏。大学生在使用媒介时, 缺乏信息主动需求, 主动利用网络媒介解决学习问题的意识比较淡漠, 利用网络进行在线专业信息搜索和在线专业知识学习的能力欠缺。
2.2 教育配套体系不健全。
相对于西方国家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严重滞后, 且发展缓慢。2004年首本针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书籍《新闻·传媒·传媒素养》出版, 同年上海交通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首开媒介素养课程。初期的媒介素养课程是针对新闻传播学专业开设的, 随着2010年国内首本媒介素养教材《大学生媒介素养概论》的面世,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媒介素养公选课程。但是开课学校的数量在高校总数的占比少得可怜, 更多的学校只是开设国家规定的“影视鉴赏”这类与媒介素养教育有一点点关联的课程。
国内的信息素养教育比媒介素养教育开展更普遍且时间长, 主要包括面向普通大学生开设计算机基础、文献检索和教育技术等课程。但是由于没有统一明确的教学目标, 这些课程在设置上缺乏系统性, 这样分散独立的技术和操作方法教学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信息素养, 甚至某些院校的部分专业从未开设文献检索类课程, 呈现教育空白。
随着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研究的发展, 国内已有学者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初步的研究, 甚至国内外学者提出将媒介素养教育直接纳入信息素养教育体系下。综合研究表明, 在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时, 统一规划, 综合推进, 更符合当前的教育实际。
3. 大学生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综合教育的策略
3.1 引导学生建立目标, 形成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自主意识。
阅读、上网和专业信息检索, 都能够给人们带来信息, 使人们因为这些信息而得到内心的满足和愉悦。无处不在的网络新媒体为获取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捷, 人们随时随地可以通过网络媒介获取信息。网络媒介这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使人们因此而产生媒介依赖和媒介焦虑, 甚至因为媒介使用过度而产生拖延症, 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网络媒介提供的海量信息远远超出人体信息处理的生理极限, 过多的信息对人们获取信息的活动容易形成干扰, 降低人们的媒介使用效率和信息活动效果。
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作为个人素养, 首先必须有个人的自主和自觉意识做主导, 才能产生正确的媒介使用和信息交流活动。各专业课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出各种问题和作业, 同时引导学生围绕作业进行有目的的网络媒介接触活动和信息交流活动。学生在使用网络媒介之前, 首先要结合课程学习任务建立信息意识, 明确自己进行媒介活动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 其次要明白自己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利用哪些网络媒介资源。在网络媒介接触活动中, 将这两个问题作为筛选海量信息的重要标准, 不断剔除与此不相关的大量干扰信息, 从而增强媒介使用效果和提高信息获取效率。
3.2 确立综合素养教育目标, 构建统一的评估标准。
大学生的网络媒介使用大多属于自发的行为, 但是大学生的信息使用却大多属于不自觉、被动的行为。大学生媒介和信息素养的综合评价标准包括:首先, 正确认知媒体种类;其次, 建立信息自觉意识, 有目的性地使用媒介获取信息;再次, 批判性地读解媒体文本和文本的表现方式, 正确处理信息;最后, 带有目的性地使用媒体, 进行媒体信息内容的再创造, 并且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要求。
3.3 建立以学校教学为主的综合素养教育体系。
3.3.1以优化既有的信息素养课程体系为主要依托。对已经开设信息素养课程设立统一的教学体系, 优化课程教学。首先, 针对低年级开设的计算机课程作为本科基础课程, 主要任务是让大学生具备计算机操作能力, 并初步建立信息安全意识。其次, 系统设置专业课的重要工作是优化针对高年级的文献信息检索课程。依据信息素养的层次重新设计文献信息检索课程的内容, 并针对各专业特点着重介绍专业信息的获取方法和途径, 通过文献检索课程切实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再次, 图书馆教育活动要长期进行, 并且要分清教育对象的层次和需求, 通过大力宣传吸引学生参加。最后, 及时更新教育技术和多媒体课程要结合教学需求, 传授最新的教育技术, 吸引学生有兴趣参与并使用。
3.3.2重点嵌入专业和基础课程评估。教育负责部门在提升教师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前提下, 学校采用激励机制和措施, 鼓励教师积极拓展教学方法, 以引导学生积极使用新媒介获取学习信息, 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媒体和信息传播活动。教师在各类专业课程和基础教学中可以开展任务式教学, 提出研究课题, 帮助学生树立信息意识, 引导学生自主利用各类媒体搜索信息资源, 并对学生的成果进行评价[4]。课程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和各类社交媒体传递详细的教学信息, 学生在线提交作业和反馈交流, 教师在线布置批改作业和回答提问, 锻炼学生的媒介使用能力。
网络的虚幻特性容易使人忽略其特殊的道德和法律约束, 有必要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加入对媒介和信息道德和法律知识的介绍, 使大学生在媒介使用和信息传播活动中遵守道德和法律, 树立信息安全、知识产权和学术规范意识。
3.3.3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公选课。利用校内外新闻传播学师资在低年级开设媒介素养公选课程, 并鼓励学生选修。媒介素养课程重点帮助大学生认识各类媒介尤其是新媒体, 了解媒体的运作和媒体信息的本质, 使学生建立正确的媒介认知, 并依据媒介的运作规律正确使用和参与媒介。
3.4 利用校内资源, 组织学生开展媒介信息实践活动。
学校图书馆、学生工作处、宣传部和团委等部门围绕媒体和信息主题,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给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通过学校网站、论坛、网络教学平台、官方微博微信等互动平台的建设和宣传, 吸引学生参与媒介和信息实践活动, 及时了解学生的信息需求。针对媒体发展的新情况设立专题讲座, 及时解答学生媒介使用和信息传播活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校广播台、记者团等学生组织力量, 有针对性地培养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骨干力量, 再通过这些学生宣传学校媒介和信息资源, 指导他们开展各类活动向普通学生传授媒介和信息素养技能。学校要积极组织和鼓励学生参加社会组织的各种与媒体和信息素养相关的比赛和活动。
在新媒体时代, 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已经成为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 其学习伴随终身。新媒体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紧密结合, 通过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综合教育, 引导学生自觉建立信息意识, 有目的地使用媒介和批判性地解读文本信息, 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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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付英华, 赵义泉.当代大学生信息素养的追问与教学改革[J].江苏高教, 2012 (2) :88-90.
综合媒介 篇4
“跨媒介学习与交流”这个任务群不同于寻常学习中使用“多媒体”手段进行辅助教学,而是强调将媒介本身作为学习的对象与内容,也意味着,这个教学不是单纯的媒介学习,还应该让学生对不同媒介的不同表现形式与话语方式进行体认及辨析。因此,教学过程必然涉及比较对照,而不是上一堂“影视欣赏”这类学习单一媒介的选修课。
(朱俏《综合性、活动性与语言切换》,第10~12页)
阅读教学的“非语文”倾向须匡正
最近几年,我们对课改以来发生在阅读教学中的“非语文”“泛语文”等不良倾向和问题进行了反思和纠正,阅读教学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阅读教学的质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放眼当下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仍有一些痼疾没有完全清除,影响着阅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匡正完善。
(张所帅《当下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六种偏向》,第13~17页)
新高考背景下的认识误区
浙江省公布2017年新高考办法及其“学考”和“选考”的具体方案之后,笔者在市内外多所学校调研、交流中发现,不少学校、不少教师、不少学生在高一、高二阶段更加关注“选考”学科。学生花大量的时间优先应对“选考”科目,在“选考”结束后再集中精力抓语文、数学和外语。而不少语文教师以“课时紧张”“高考不直接考课文”等为由,竟然在高一、高二不上打星号的课文,甚至只上“学考”规定的30来篇课文,抛开了“课程标准”,置学科指导意见于不顾。
(沈坤林、王军《类文合观:新高考背景下的阅读奠基》,第35~38页)
“浅文”之于学生阅读素养奠基的价值
在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一些思想内涵相对浅显、表达通俗易懂的“浅文”。对这类文本的教学,通常有两种偏向:一是体现在各类赛课及其他展示课中,往往从“设计技巧”的视角体现“浅文深教”的理念,偏重于对“浅文”内容的“深挖”上;二是体现在大量的日常教学中,不少教师以为学生“一看就懂”(往往是偏于内容),往往读过就算学过,甚至觉得跟考试关系不大而没上这些课文。这两种情况取向似乎不同,但都忽视了这些“浅文”之于学生阅读素养奠基的价值,特别是忽视了从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欣赏方法角度对学生阅读的有效引领。
综合媒介 篇5
大力发展航空经济, 建设郑州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 是省委、省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把握航空经济发展规律, 立足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国家民航发展战略需要, 紧紧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定位和主要任务, 所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目前, 河南省正在积极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这个实验区不仅要成为郑州市经济发展的新版块, 还要成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龙头, 带动郑州走向国际、走向世界的平台, 成为郑州建设国际化陆港城市、国际性的综合物流区、高端制造业基地、服务业基地的载体。
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在机场以及在交通走廊周围集聚, “航空大都市”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出现了。在速度经济时代, 机场已经成为全球生产和商业活动的重要结点, 也是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 它不断吸引着众多的与航空业相关的行业聚集到其周围。
2 郑州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应打造独有的“郑州模式”
郑州为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素有“中国铁路心脏”和“中国交通十字路口”之美誉, 坐拥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及亚洲首座、全国唯一的时速350公里高铁客运十字枢纽站,
2013年3月7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复, 作为国家战略, 郑州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围绕“大枢纽、大产业、大都市”建设理念, 以航空经济为主线, 以先行先试为手段, 以航空港建设为依托, 以产业提升为核心, 以服务优化为重点, 以协调发展为目标, 积极探索“郑州模式”航空经济系统理论和实践体系, 全面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
在中原经济区飞速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 发展现代传播体系, 对于提升郑州城市品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依托中原文化底蕴, 提升城市的软实力, 郑州城市品牌构建就显得非常迫切。
3 现代传媒体系助推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
一个城市的形象建构, 首先需要良好的媒介形象构建, 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应用能力。如今, 郑州以建设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为契机, 以国务院定位的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国际化陆港城市为目标, 努力建设成为引领中原、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国际化航空大都市。
在一个城市打造自身品牌的同时, 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传播技术, 利用何种媒体作为宣传城市品牌的平台都成为重要的考量标准。现代传播体系的不断发展, 传播能力的提升, 对推动郑州大都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十八大提出的构建和发展现代传媒体系, 构建良好的媒介形象, 达到服务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目的, 也为今后郑州市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做好铺垫。
4 郑州空港媒介形象构建成为重要范畴
媒介形象是由媒介外在和内在的特征和风格构成的, 常常由公共宣传、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有意识地宣传和树立的。在当今高度信息化的环境中, 一座城市的品牌形象推广依赖于包围社会大众的传播媒体。应结合时代背景, 把握城市发展的最新动态, 通过现代传媒技术, 及时宣传航空港经济建设的进展, 打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全面发展提供多元化媒体服务。
如今郑州航空港区正在积极推进制造业集群、大型航空枢纽建设和集地铁、公交、飞机于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基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媒介形象建构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凸显, 利用现代传媒体系的优势, 创造一个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面广泛的信息传播平台, 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要想发展郑州航空大都市, 打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品牌, 就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构建媒介形象。
5 媒介形象构建助推郑州航空经济发展策略
5.1 利用媒体形象构建, 传播郑州航空港品牌效应
本文依据经济飞速发展、信息洪流不断冲击的当下, 将“航空大都市”作为郑州城市建设与规划的主题, 利用媒介形象构建传播郑州航空港的品牌效应。郑州航空港经济区综合实验区建设以郑州机场为核心并将这个“综合实验区”打造成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引擎和国家内陆开放高地, 而且, 未来的实验区将是一个宜居、生态、绿色、环保等为一体的“新都市”。
5.1.1 提升传播内容品质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的精髓, 决定传播的方向。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越有传播力。只有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传播才有穿透力。
5.1.2 打造综合传播平台
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 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重要出版社建设, 是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主阵地、主力军, 必须作为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的重点。
5.1.3 铸造高科技载体
科技与传播历来紧密相连, 现代高新技术在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谁占有先进科学技术, 谁就占有传播的制高点。要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大力拓展传播渠道, 丰富传播手段, 加快构筑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传播体系。
5.1.4 建设传播人才队伍
构建和发展现代传媒体系、提高传播能力, 队伍是基础, 人才是关键。要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建立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 造就一批受众喜爱、有影响力的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抓紧培养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得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适应文化走出去需要的国际化人才。
5.2 以航空港经济建设为依托, 探索媒介形象构建的基本标准
结合时代发展最新动态, 基于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背景, 利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体系, 研究媒介形象的构建。从媒介角度而言, 公信力、亲和力、整合力与传播力共同构成了媒介形象建构的基本标准,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和研究价值。
本文依托现代传媒体系, 从提升传播内容品质、建立综合传播平台、铸造高科技载体、建设专业的传播人才队伍等方面, 通过传媒技术, 建构多元化的媒介形象, 及时宣传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进展, 为打造郑州航空大都市建设提供多元化媒体服务。
5.3 顺应“速度经济”发展, 打造郑州航空大都市
全球航空经济第一人约翰卡萨达教授在《航空大都市———我们未来的生活》一书中形容航空经济是“速度, 速度, 还是速度”。航空经济, 它将是指导实验区建设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导与核心, 也是航空港实验区建设的主线;航空经济的本质就是“速度经济”。
航空物流是航空经济的关键因素, 也是航空经济具体的实现形式。考虑到航空物流的特色, 即“速度效应, 时空效应”, 因此, 适合于航空物流运输的产业必然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这也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产业领域的基本标准。
航空港经济是以航空枢纽为依托, 以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支撑, 以提供高时效、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并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为特征, 吸引航空运输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建立媒介形象构建完整理论模式, 引领全球航空经济建设与发展新领域;以“航空经济创新基地”建设, 建立一个系统化、专业化的全球航空经济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基地;通过“航空经济产业基地”建设, 进一步优化结构, 提升层次, 改进技术, 发展新兴航空经济产业集聚区;通过“生态经济文化基地”建设, 丰富航空经济内涵, 真正展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示范效应, 提升实验区在国际航空经济领域的根本竞争力, 全面提高中原经济区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1]约翰·卡萨达.航空大都市: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M].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7) .
综合媒介 篇6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 “媒介就是讯息。”人们通过媒介了解讯息, 通过讯息传递事物发展变化。轨道交通综合体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代表, 地铁作为城市地下空间的延伸, 是城市信息的载体。地铁内部站域空间不仅是交通空间, 还以演变为媒介, 向使用者传递信息。轨道交通综合体站域内媒介化空间是指处在轨道交通站点内部, 具有负载、扩大、传递讯息和特定符号的物质实体。它包括使用者候车、换乘或在地铁通道中行走时所接触的媒介, 媒介化空间强化空间流线, 叠加空间功能属性, 塑造城市场所精神。站域内部媒介化空间的诞生, 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 反映并影响社会。
1 媒介化空间的特性
轨道交通综合体多种交通功能的无缝衔接给使用者带来了便利, 但由于地铁运载力和运输时速的要求, 设计重心会倾向于技术性和安全性方面, 却忽略了地铁内部空间的设计, 严重影响身处其中的使用者感官和心理体验效果, 尤其是站域内部具有媒介化特征的空间。所谓媒介化空间, 是指将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媒介化空间具有“媒介”的性质, 能够传递和促进空间使用者与空间意象之间的联系。轨道交通综合体站域内部媒介化空间的特性体现, 笔者试从以下方面分析。
1. 1 空间辨识性
轨道交通综合体站域内媒介化空间具有空间辨识性特点。明确的空间辨识性是指在空间中运用不同的构成元素指示运动路线, 明确运动方向, 这些构成元素以不同的形式, 强调明确的前进方向, 为使用者在空间中活动提供一个基本的行为模式[1]。地铁及交通枢纽的内部空间中存在大量的地下空间, 地下空间边界性差, 使用者容易没有方向感而走错出口。通常地铁站分为站厅和站台2 层, 总长180 m左右, 在地铁通长的建筑体量中, 空间的方向感对于人们的空间行为定位和人员的流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介化空间在地下充当指引, 标识的作用。
1. 2 中介性
所谓媒介化空间的中介性质, 也是模糊性, 模糊性赋予媒介化空间多重属性。媒介化空间在地下空间中主要起到连接功能, 连接各部分空间。此外, 媒介化空间可以产生催化、激发、过渡等作用, 从而产生多种空间功能, 增加空间趣味性。由于媒介化空间的多重属性, 人们身处其中产生特殊心理体验。当宽度不受限制时, 媒介化空间可增加服务、商业、展览、文娱、互动等多种不同功能, 让使用者在单一行进过程中体验不同场所感受。
1. 3 场所精神
场所精神, 不仅表现为城市历史风俗的物质形态, 还体现在城市文化情感和文化想象中。媒介化空间的场所精神, 提高了空间界面的认同感, 使地下空间更具有人文性和地域性。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 地铁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城市文化、精神风貌和历史传承。“要在一块土地上建造新的建筑, 就应该采取某种方式来对应这块土地原本的多元价值观所累积的‘场域记忆’。因为新与旧之间的对话, 能让场域活性化并带给城市空间深度。”[2]例如在中国台湾地铁空间设计中 ( 见图1) , 某通道空间改变了以往线性联通空间设计, 加入节点式空间, 将空间设计成媒介化空间, 以圆形作为展示空间, 不定期更换展示内容。设计师对于媒介化空间场所精神的营造, 反应了该站域所在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地铁设计不仅是设计单纯的物质空间, 而且包含了承载人们认知的历史、经验、情感、意义和符号的精神空间。设计者对媒介化空间的解读直接影响着使用者对所处空间的心理构建, 对建筑“美感”的认同。
2 媒介化空间设计
2. 1 设计目标
1) 形成空间鲜明形象。媒介化空间设计让使用者在行进过程中, 对站域空间印象明确, 可以提高空间辨识度。轨道交通综合体站域由于功能多样性, 内部空间比较复杂。因此在设计中, 为避免单一空间的重复, 媒介化空间可增加不同空间形象和种类, 在连续空间中组织产生空间形体的变化, 从而形成独特的空间组合形式。
2) 激发空间多重功能。媒介化空间设计使地下空间具有多样性特点, 在空间发展中起到连接、传播、引导、激发等潜质。媒介化空间多种功能的增加, 使地下空间在空间的形成、分隔和组合上提高灵活性和多样性, 使地下空间朝着更新的方向发展, 同时满足使用者不同的空间体验。比如不赶时间的使用者, 可以通过多种功能的空间体验和空间功能置换分散部分人流, 避免人流过度集中于站台或换乘空间, 造成站域内局部压力过大。
3) 建立城市空间场所感。具有艺术性的媒介化空间, 能够提高使用者思维和精神活动享受, 提高城市气氛和艺术感染力, 产生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心理共鸣。在地铁发展中, 不能只考虑运输性, 地铁空间的定位不但能优化交通运输, 更是优质文化传承的平台。地下空间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呈现合乎逻辑的形式, 以满足场所精神的营造, 形成人的记忆地图, 也是城市文化与精神的象征和寄托。
2. 2 设计策略
1) 增强空间辨识度。在地铁车站内部持续的行进空间中, 可在节点换乘空间建立不同的空间序列和空间尺度, 通过制定不同的空间布局, 塑造空间辨识度。在地铁站中设置具有独特性和整体性较强的空间, 给人以整体形象感和良好的方向感, 在空间形态上产生变化从而增强空间可识性。例如弯曲的墙面把人流引向某个确定的方向, 并暗示另一空间的存在, 圆形的开敞空间表示满足使用者停留驻足, 利用墙面天花等不同空间引导暗示行进方向, 利用不同色彩、材料差异区分不同换乘流线等, 以上方式均有助于提高地下空间方向感。中国香港地铁站高密度人流和高频率运载能够有序进行, 是因为中国香港地铁是对地面状况最精准的对应。站域内空间装修风格简洁, 一线一景, 以颜色区别车站, 使用者通过视觉感受便可准确辨别空间, 避免走“冤枉路”情况的发生 ( 见图2) 。此外, 媒介化空间也可利用空间开合变化、指示牌、路引等不同构成要素引导使用者行进方向, 增强使用者对于站域内部空间走向的感知。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地铁某站 ( 见图3) , 采用出入口售票厅—楼梯通道—中央大厅构成的空间序列, 此时, 楼梯通道成为媒介化空间, 使用者根据不同密度的空间变化, 产生相互挤压、渗透运动所导致空间力的心理倾向性作用, 引导人流的运动。
2) 融入多种空间功能。地铁车站站域内部媒介化空间设计中, 利用功能再开发, 增加多种功能整合, 避免空间属性过度单一。例如在通道空间中, 目前只存在简单的巨幅广告影视墙、文化墙等, 在媒介化空间设计中, 可根据空间尺度的变化增加空间功能, 提高空间活力。例如将通道空间增加为商业空间、展示空间、交流空间、服务空间等。
另外, 建构地铁站域特点, 激发周围空间发展, 引导空间内人流。通过地铁内部空间的变化整合, 达到引导内部人流作用。通过空间功能置换, 可以错峰人流, 避免地下空间过于拥堵, 造成危险。商业功能在地铁空间中是重要组成部分, 在使用空间的同时消费空间。广州地铁二号线的16 个站都出现全球最大的连锁7-Eleven便利店 ( 见图4) 。轨道交通与商业的“无缝连接”特点使商业与轨道交通零距离, 实现使用者从交通到购物的一站式消费体验。再如韩国首尔某地铁站设计中 ( 见图5) , 在通道空间结合画作展示, 此时, 该媒介化空间不只作为连接功能, 同时注入人文关怀, 产生展览体验功能, 将空间演变为媒介化空间体验, 传播城市文化气息, 体现建筑亲和力和向心力。
3) 营造城市场所感。设计者对于特定空间的感知受到场所感或者场所精神的影响, 塑造地下空间内部景象时, 与地域、历史、外部因素产生联系, 通过空间转换, 让使用者形成强烈的空间认知。只有当“场所精神”人性化, 空间才能产生真正的意义。在站域内部空间设计中, 通过增加空间内容, 引入城市文化活动, 提高使用者空间体验, 使其对空间产生归属感。伦敦地铁的特点是地铁体现了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 其历史和文化细致地刻画在每一条线路上。例如伦敦贝克街地铁站内 ( 见图6) , 用壁面再现了100 多年前这个站台的情景[3]。站内历史文化的沉淀和国家特色的渲染, 让使用者在进入站域空间后即能体会到该站域所处城市空间的场所精神和场地文化。人们在场所体验过程中, 体验心理的变化与行为的参与中获得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感。
站域内部空间场所精神的构建, 可以通过材料建构、色彩对比、空间模式、场地氛围来表达场所精神。纽约地铁根据搭乘地铁经过不同的地区, 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气氛, 协调统一使用者的纽约记忆和纽约文化。在莫斯科5 号线的基辅站中 ( 如图7 所示) , 设计师根据当地场所精神, 采用不同建构材料, 墙壁的厚重感与玻璃窗的通透性形成鲜明对比, 强调设计师对古典主义构图的把握, 严谨的细部处理, 使车站内部空间具有强烈的思想形态特征。
3 结语
乔治·西尔韦蒂说: “甚至在历史时期里, 文件也并不总是有用的, 建筑本身就是重要的文件, 经常为人们提供一种文化的起始与持续的印象。”地铁设计作为百年工程, 造福于几代人民, 因此, 它的媒介性和传承性不容小觑。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 不只要考虑轨道交通综合体的单纯运输属性, 更多的是一系列对于历史、地质、地理、标识亦或是其他元素的表达, 保证设计者和使用者对于共同的客体产生集体回忆。作为设计师, 应该更多的关注媒介化空间的设计, 避免千篇一律的地铁站设计, 注重提升个人体验心理结构的意义, 塑造具有场所精神的站域内部空间, 强调空间、建筑与场所的本质与特性。
摘要:以媒介化空间为切入点, 将轨道交通综合体站域内部空间与媒介化空间结合起来, 运用例证分析方法, 分析了站域内媒介化空间特性, 提出媒介化空间的设计目标, 并从提高空间辨识度、增加空间多重功能属性、挖掘交通空间潜在的城市特性等方面, 论述了媒介化空间设计策略, 旨在塑造具有场所精神的站域空间。
关键词:轨道交通,站域,媒介化空间
参考文献
[1]梁浩.地铁站综合体“媒介”空间设计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8:43.
[2]安藤忠雄.安藤忠雄——在建筑中发现梦想[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85.
综合媒介 篇7
作为新闻媒体的独特力量, 舆论监督的价值指向就在于在有效推动工作中赢得领导的点赞和群众的口碑。在这方面, 绍兴广播电视总台 (下称“绍兴台”) 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2014年8月, 绍兴台继广播《行风热线》、电视《第1热线》 (2015年3月改名为《全媒体时空》) 之后, 又策划推出了一档全新的舆论监督类栏目——《今日焦点》。该栏目以“让镜头告诉你”作为定位语, 每周播出3期, 每期时长5分钟。每期的主题都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贴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紧紧围绕干部转变作风等进行深度报道, 重点内容以“五水共治”“文明城市创建”“三改一拆”为主。2016年3月底止, 《今日焦点》已播出210期, 做到篇篇报道有反馈, 件件事情有落实, 多次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 也获得了广大市民的普遍赞誉。
绍兴台的实践表明, 要推动传统主流媒体舆论监督主渠道地位和作用的回归, 就必须充分发挥其权威性的后发优势, 积极实施“六度”方略即在“提升高度、选准角度, 拓展广度、增加深度, 确保锐度、把握程度”上下功夫, 牢牢把握舆论监督生态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1提升高度, 选准角度
选题得当是舆论监督坚持正确方向的保证。《今日焦点》作为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的舆论监督类电视栏目, 最重要的是自觉提升选题的高度, 即报道题材必须具有重大性、典型性和普遍性[2]。 主要依据两条标准。
一是围绕中心工作选题。密切关注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和发展规划, 将政策准确及时地传达给公众和相关部门, 又注意工作落实中出现的问题, 揭露具体执行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 督促其及时纠正, 着力助推各项中心工作。 2014年10月, 浙江省“四边三化”整治工作进入考核验收阶段, 《今日焦点》 围绕“公路铁路边洁化绿化美化”“山边生态环境整治”“村庄环境综合整治” 等主题, 报道了市区多地道路沿线、河道两岸等地“脏乱差”现象, 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 迎接验收。2015年3月, 市委市政府做出了“深化垃圾河治理百日攻坚”行动安排, 要求在同年6月中旬前基本完成绍兴境内黑河、臭河、垃圾河的整治。《今日焦点》立即跟进, 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五水共治”主题宣传月活动, 集中播出了12篇有关“五水共治”的高密度、集束式的报道, 引起强烈反响。2016年初以来, 为了响应省委省政府“两路两侧整治”、市委市政府优化环境“八大行动”等专项整治, 《今日焦点》组织了一系列报道活动, 对绍兴境内多处违法建筑、路边垃圾、 污泥浊水等进行曝光, 有力地推动了整治行动的顺利开展。
二是围绕民生时事选题。一年多来, 《今日焦点》坚持群众导向、问题导向和实效导向, 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急迫的切身利益问题入手, 精准选题, 精心采制, 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度和针对性, 让群众在媒体力量的助推下得到更多获得感。《今日焦点》的线索大多来自群众举报, 在举报信息中甄选群众多次反映却依然悬而未解的问题前往调查。由于所涉及问题是当地群众多年以来极为关心的, 群众往往会大力配合, 通过接受采访、带路、 提供照片视频等, 方便记者了解到较为丰富的信息。在问题解决之后的回访中, 当地群众也纷纷表达感激欣慰之情。这样的报道, 有利于增强主流媒体在公众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对受众而言, 同样的新闻事件, 角度越是新颖, 或越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越能激发他们的兴趣, 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引发持续关注。因此, 在报道角度的选择上, 《今日焦点》也下足了功夫。重点是努力将看似“高大上”的政策明白浅显地传达给群众, 让态度严肃的调查类报道形式活泼, 让观众“看得懂”“有味道”。由于种种原因, 舆论监督类的报道会陷入有头无尾的困境。 这时, 记者应当及时转变思路, 寻找其他突破口。《今日焦点》曾播出报道《上虞新沙村:截污纳管工程村民满意吗?》, 原本是就群众投诉的农村截污纳管工程偷工减料问题前往调查。而在采访中, 当地曹娥街道表示正请质检部门调查, 尚无调查结果, 记者也没有能力对施工质量定性。但记者发现, 曹娥街道之前在对上级部门的回复中, 称投诉者对处理结果“基本满意”, 而投诉者表示街道并未与自己沟通, 自己也“根本不满意”。于是记者抓住这一点进行采访, 最终街道方面不得不承认, 未与群众做好沟通。这样一来, 报道角度也就很自然地转到了曝光个别机关部门不脚踏实地、忽视民意的工作作风上, 使报道让观众更爱看, 让社会更关注。从《今日焦点》已播出的210期内容看, 大部分选题都较好地回避了以往主题式报道的 “生硬”套路, 报道“软化”了, 故事性强了。此外, 《今日焦点》还善于采用“大事件、小切口”的策略, 对重大新闻事件, 从其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入手, 以老百姓或记者本人的感官为切入点, 通过在场者自己的视觉、嗅觉、 听觉等, 生动形象地表现现场的情况,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拓展广度, 增加深度
客观公正是新闻报道的首要之义, 不仅体现在给予矛盾双方公平的发言机会, 更体现在采访的点要多、面要广。[3]《今日焦点》将新闻触角伸向“大市区、 全市域”, 不让舆论监督留下死角。在2015年6月的“五水共治宣传月”中, 为全面反映全市六个区 (市、县) , 包括各开发区“百日攻坚”行动的真实情况, 《今日焦点》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各地实地采访, 对全市30余条河道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反映, 力求不放过任何一条垃圾河, 任何一个河道整治问题。 如当时播出的《越城区东浦镇:“三河” 整治不到位》, 记者先后踏看了东浦镇大桥江支流、鲁东村村河和陆家溇三条整治不到位的河流, 揭露河道中拦网密布、沿岸村庄未截污纳管、镇村两级清淤效果差等多个问题。
舆论监督报道贵在深度, 通过深入调查, 层层分析, 揭露事件最深层的因果联系, 预测下一步的动向。《今日焦点》 栏目发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职业精神, 对每一个应当深挖的点都顺藤摸瓜, 反复求证, 对事件真相进行最深入的追索。
3确保锐度, 把握程度
激浊扬清、针砭时弊是党的新闻媒体的职责所在。作为主流媒体的品牌栏目, 《今日焦点》切实加大舆论监督的锐度。一是采访的话锋有锐度。如果采访中记者话语不犀利, 提问无关痛痒, 相关部门就会回答无压力, 这样的舆论监督如隔靴搔痒, 营造了一团和气, 却让观众看后味同嚼蜡。《今日焦点》始终抓住新闻事件最牵动观众神经的部分, 如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否因为主管部门失职, 对群众生活又有怎样的影响, 下一步有无整改措施等。面对这样尖锐的提问, 相关部门负责人就会进行思考, 媒体问责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二是事后的跟进有锐度。《今日焦点》在报道播出后的一周内就会立即跟进, 进行追踪报道。如果问题已整改落实, 就在“《今日焦点》再追踪”专栏中做简短播报; 如果之前反映的情况依旧, 责任部门依然无所作为, 就针对此问题持续关注, 采制第二篇甚至第三篇《今日焦点》, 直至情况得到改观, 确保“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落实”, 通过节目的“锐度”, 保证整改的“速度”。
当然, 舆论监督不是“挑刺”“找茬” 或“揭丑”, 而是突出“建设性”立场, 即更好地解决问题。这就要把握“尺度”, 不为曝光而曝光, 不为“监督”而监督, 不能追求所谓的吸引眼球、轰动效应, 更不能自由随意、无所顾忌, 那样势必会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 开展新闻舆论监督, 也要激发其正能量效应, 将舆论监督的“杀伤力”保持在可控制的合理范围内。要把握好“三适”, 即适时、适量、适宜。适时, 是指报道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发表, 能够和一个时期政府重点工作相配合, 宣传也就事半功倍; 适量, 是指要适当控制批评报道的数量, 应正面报道为主, 否则给人社会一片黑暗的错觉;适宜, 是指监督应抓重点, 选择表现最荒唐、影响最恶劣的现象, 同时掌握节奏和分寸, 不能脱离实际, 不看条件, 不计后果。2016年4月11日, 第215期《今日焦点》曝光了绍齐公路沿线的违章停车问题。违章停车的主管部门是交警, 没有整治好乱停车, 交警的确有一定责任。但采访中记者发现, 交警已经在其职权范围内尽了最大努力, 每天不间断巡逻, 通过教育、处罚等方式阻止乱停车, 但成效甚微。此时, 若是对交警部门穷追猛打, 一味问责其不作为, 就容易导致报道脱离实际, 将公众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 也无益于乱停车问题的整治。最终, 报道将角度锁定在违章停车之所以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上——周边停车场严重缺乏, 呼吁有关部门重视那一带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问题的症结找到后, 有利于工作朝着正确方向推进, 同时也避免了对一些部门的无端苛责, 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善意初衷。
摘要: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 作为舆论监督主渠道的传统主流媒体, 日渐暴露出功能弱化乃至缺位失声等问题。推动传统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本位回归, 必须在“提升高度、选准角度, 拓展广度、增加深度, 确保锐度、把握程度”上下功夫, 牢牢把握舆论监督生态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关键词:舆论监督,“六度”方略,话语权,主动权
参考文献
[1]杜尚泽.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 2016-02-20.
[2]徐龙砂.略论舆论监督报道的选题“三原则”——以浙江卫视《今日聚焦》栏目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4 (8) .
综合媒介 篇8
关键词:新闻传播,主流媒介,另类媒介,融合,系统,消息来源,话题
当前, 对于媒介融合或新闻融合的研究, 主要研究角度有两个。其一, 从技术的角度谈媒介之间的融合, 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等新媒介技术出现后, 思考后起的技术对先前技术的融合问题。其二, 从人员角度研究从业人员的技能融合。就新闻业而言, 主要集中于从业人员的采写编评等技能的综合掌握。随着融合研究的不断深入, 在融合研究中, 新媒介背景下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间融合的事实值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 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间的融合不同于上述两种融合方式。本文试图从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融合的前提进行思考。
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融合, 并不是谁替代谁的问题, 也不是二者合二为一、不分彼此的问题。它们的融合, 主要是
山深处, 护送42名孩子走出大山上学的真实过程。观众收看后很震撼,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鼓励传媒从业人员进行积极尝试与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主流媒体在实现人民性与可读性有机统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尝试。在这个方面,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南方都市报》的表现尤为突出, 其主要特点是面对的受众明确、特色鲜明。《参考消息》2008年以318.3万份的发行量排名全球第五名, 这充分证明了新闻的人民性与可读性有机统一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强化传媒从业人员思想素质建设。传媒从业人员不仅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提高政治的敏感性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同时, 要自强自立,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 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体来说, 一是要注重编辑队伍建设。编辑是媒体的灵魂, 必须建立过硬的编辑队伍, 找准人民性与可读性有机统一的契合点, 把好关口;二是传媒记者要践行“三贴近”原则, 准确及时地抓住受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写出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三是传媒从业人员要忠于党的新闻事业, 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爱岗敬业,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 自觉抵制错误观点, 坚决杜绝虚假新闻。
建立严格的媒体评价、管理体系。目前部分上星频道电视节目存在过度娱乐化、格调低俗、形式雷同等倾向, 引起广大受众的不满。自2012年1月1日起实行的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 相互借鉴对方的某些特点。当前, 在媒介领域内出现的各种融合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报纸同照相技术的融合弥补了报纸只是文字表述的不足;电台和电视台将报纸融合进来也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区别, 它们依然各自存在;即便是网络将电台、电视台的音频和视频融合进来后, 电台和电视台也没有因为网络的出现而消亡。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 媒介在融合的过程中, 是在继承自身特点的基础之上, 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又不会对自己产生冲击的, 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融合进来。融合不能消除区别这一点, 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对后视镜理论的解读能证明。“对后视镜和暗喻进行分析之难, 尽人皆知。镜子令人目眩, 常常使我们看不到新媒
对电视上星新闻类节目播出量、综合频道定位、改善节目类型结构、建立科学综合评价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进行了规范管理, 目的是为了让电视荧屏更好地满足广大受众健康向上、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深化传媒体制改革, 建立正确有效的媒体导向机制, 使传媒形成科学的激励、竞争机制;管、放结合, 解决新闻管理与发挥媒体积极性、创造性之间的矛盾,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完善传媒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管理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 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完善新闻职业道德价值导向机制, 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核心价值观进行培养;建立有关法律、纪律和自律等约束机制;及时处理诽谤新闻、黄色新闻及虚假新闻案件等, 净化媒体和传媒从业人员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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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陆以放, 徐超, 河南油田分公司井下作业处;牛国强, 河南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测井公司)
编校:张红玲介和旧媒介在某些方面是不可比的。我们把网络当做图书馆使用的时候, 一遇到死机、一遇到视窗崩溃, 就不能读下去, 一点办法也没有。手里捧着书看时, 根本就不可能‘死机’, 除非我们突然眼睛失明。”[1]网络不可能代替图书馆, 图书馆也不能代替网络的事实也是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关系的事实。
对另类媒介概念界定的实质为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前提
根据所掌握的材料, 目前对另类媒介的研究都是将它放在主流媒介的对立面来思考的。英国学者认为, “这个涵盖面很广泛的词用来指称各种由主流媒体集团之外的个人或是小型非层级性团体所制作的, 包括新闻、一般信息和专题”。[2]美国学者认为, “它们也指‘激进’ (radical) 媒介或‘地下’ (underground) 媒介, 这些媒介由于表达了超越议会共识与议会辩论之确定范围的政治与社会主张, 从而与主流媒介的产品相对立”。[3]欧美学者无一例外地都将“另类媒介”置于“主流媒介”的对立面。
另类媒介有时也被称为另类媒体, 它们都是“alternativemedia”的中文表述形式。尽管对“media”的翻译有所不同, 但人们无一例外地将“alternative”译成了“另类”。由于受到汉语词义系统的影响, “alternative”的中文表述形式———“另类”在感情色彩上趋向于贬义。因此, 当人们看到“另类媒介”或“另类新闻”这些词组的时候, 就往往戴上了有色眼镜。
既然对另类媒介的认识受到了对“alternative”译作何种表达形式的影响, 那么再来看看“alternative”是否还有其他的意思, 由于词义间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各种联系, 从其他意思中或许能够还“alternative”的本来面目。“alternative, adj, 随便一个, 二者选一的。”[4]外研社对该词条的解释中并没有出现“另类”的说法。“随便一个”、“二者选一的”都具有中性的色彩。从这些解释中不难看出, “alternative”相较于它所比较的对象具有差异性。从系统的角度看, 系统内部的组成要素都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所以从这一基础出发, 如果将“主流媒介”和“alternative media”看做是一个系统, 那么二者彼此的价值则建立在它们的差异性基础之上。
鉴于此, 无论将“alternative media”翻译成“另类媒介”还是什么其他的形式, 其实质是因为它与“主流媒介”因差异而产生对立, 因对立而有了各自的价值。然而千万不能将系统内组成要素的对立看做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关系, 系统内的对立与其说是对立关系, 不如说是互补关系, 因为差异在功能上产生互补。因此, 我们在对“另类媒介”进行理解的时候, 不要总是一看到“另类”就产生抵触, 要抓住它与主流媒介互补的实质, 这样方能避免将“另类媒介”归入真正“另类”的境遇, 从而开展对“另类媒介”的深入研究。
另类媒介关注的内容为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融合提供了内容上的准备
弄清楚“另类媒介”并非“另类”这个问题可以说为研究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间的融合扫清了理论认识上的障碍, 为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系统上讲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差异, 并不是立足于二者所依托的介质不同。无论是主流媒介还是另类媒介, 都不是依照信息传播的载体划分出来的, 而是以它们所关注内容不同的标准所做的分类。如果按照信息载体的不同来划分, 就会重蹈类似“语言具有阶级性”观点的覆辙。载体具有工具的属性, 主流媒介可以用, 另类媒介也可以用。如果从介质角度划分, 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将会混同在一起, 根本无法将它们的界限厘清。
既然是按照传播内容不同的标准来分类, 就不得不对这两类媒介的传播主体或传播者的不同进行区分。因为传播主体决定了什么内容可以进入其传播内容的结构中来。“其实, 任何感觉者的感觉方式都可以表明包含了一种固有的偏见, 它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因此, 对个别实体的完全客观的感觉是不可能的:任何观察者必定从他的观察中创造出某种东西。因此, 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成了唯一能被观察到的东西。它成了现实本身的材料。……因此可以说, 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 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 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5]从这一理论出发, 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的传播主体对于所要传播的对象———信息认识有所不同, 或者说创造出了不同信息之间的关系, 该传播什么, 不该传播什么。而这种关系是由传播者创造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 认清另类媒介传播者的属性有助于认识另类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上面的引文对另类媒介传播者的属性做了描述或者说定性。“非主流媒体集团”、“个人性”、“小型非层级性团体”、“激进”、“地下”, 这些描述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前三者揭示出了另类媒介传播者要么具有个体性, 不属于任何团体和组织, 要么属于小型的团体和组织, 具有独立性和非隶属性。后两者从严格意义上说, 并非是对另类媒介传播主体属性的界定, 因为“激进”侧重的是信息或内容层面, 而“地下”则揭示了另类媒介的存在状态。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 另类媒介传播主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不代表任何团体和组织的个人, 另一类是只代表某一小团体或组织的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团体或组织。
另类媒介传播主体的这些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相关的个人或群体的愿望、利益和话语权等在主流媒介上表达得不充分, 有时甚至得不到表达。“它们并不渴求利润, 但却代表着某些利益集团, 例如社区和亚文化或政治团体。这些利益团体感到它们的意见、问题和立场被主流职业记者们制度化了的新闻议程所忽视, 或是遭到了边缘化和压制。”[2]“社区媒介有时也可以归入另类媒介之列, 它们经常代表那些感觉自己的观点与考虑在现有的地方媒介与全国媒介上没有得到足够体现的群体。”[3]此种语境就为另类媒介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 主流媒介对隶属于另类媒介的个体或群体的愿望和声音表达得不充分, 甚至没有表达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主流媒体之所以这样做, 是由从事主流媒介传播的传播者们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所决定的。结构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 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此, 我们不应该对主流媒介的表现过分地苛责。
当然, 另类媒介传播者并不包括那些挑战主流媒介价值观的个人和群体。前面所说的这些另类媒介的传播者从大的范围讲, 主体依然属于人民, 上面的“不渴求利润”、“社区”、“亚文化”和“社区媒介”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根本利益上与主流媒介是统一的。而挑战主流媒介价值观、对主流价值观进行诋毁和攻击的个人和群体是敌我矛盾。这种性质的另类媒介不在讨论范围, 因为它与隶属于人民内部的另类媒介的性质截然不同。所以我们所谈的融合专指同属人民的个体和群体的融合。
对于该种另类媒介的融合, 并不是要将另类媒介的传播者纳入主流媒介传播者的队伍中来, 而是尝试将它们所关注的内容融合到主流媒介中来。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人的世界观并非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但随着人们对另类媒介认识的不断深入, 随着新闻传播理论的不断丰富, 主流媒介传播者的知识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 另类媒介的内容就有可能被融合进来。
前面从系统角度对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关系的梳理揭示了二者的互补性。互补并不意味着不相互融合。从另类媒介存在的语境看, 当前, 二者之间的融合也可能只是主流媒介将另类媒介的内容融合进来。因为主流媒介融合另类媒介, 二者就会形成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另类媒介的内容会成为主流媒介内容的一个子集。反之, 则不能成立。
对于另类媒介内容的融合, 主要从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另类媒介传播的而主流媒介没有关注的, 但是又具有普遍意义的, 主流媒介可以将之融合进来, 二是主流媒介尽可能地将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见进行充分地表现。当然, 这需要进一步探讨传播的方法与策略。
新媒介成为另类媒介的依托, 新媒介为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融合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主流媒介没有表达或没有充分表达另类媒介传播者所代表的个人或群体的利益、愿望等催生了另类媒介的产生。如果从对媒介的使用权角度看, 则是另类媒介的个体或群体传播者因无法通过对主流媒介的使用转而寻求自身能够驾驭使用的媒介形式来体现自身的话语权。
报纸、广播和电视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介, 进入这样的主流媒介有着严格的规定, 人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便拥有并使用这些主流媒介。拥有主流媒介和使用主流媒介具有很高的门槛, 即便是偶尔能够进入到主流媒介当中, 这些具有另类媒介精神实质的内容也会因为主流媒介的那种垂直式把关过程被排斥在议程设置之外。
用媒介环境学来审视这种现象, 主流媒介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所关注内容的大众性, 而不是另类媒介所关注的个体性或局部性。正是主流媒介这种技术上的要求, 使得主流媒介不可能为另类媒介的传播者所使用。
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技术上的不同还体现在:从传播主体看, 前者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 后者更多地为兼职, 即从事另类媒介的传播不是其主业, 他们还有其他的用于养家糊口的工作;前者的传播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而后者的传播者往往是传播者与受众的合二为一;前者的受众群数量非常之大;后者只是局限在相对较小的传播圈之内。
也正是从技术角度出发, 正如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对媒介即讯息的阐述一样, 在报纸、广播、电视占主导的媒介技术时代, 另类媒介的存在相对来说困难重重。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 则改变了另类媒介的传播状态, 互联网为诸多个体和群体提供了表达个人意愿的平台。从理论上讲, 那些自认为被主流媒介所忽视的个体和群体可以不受限制地尽情表达他们对事件的看法, 显现他们对事件和诸多现象的话语权。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 与其说改变了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的存在状态, 不如说给另类媒介提供了延伸的技术支持, 是另类媒介的延伸。“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 (即人的任何延伸) 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 都是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 (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 , 都是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6]
如果说在报纸、广播和电视技术面前, 主流媒介拥有者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与优势, 另类媒介无法接近并使用它们, 可是在新技术面前, 另类媒介与主流媒介之间在使用新媒介上大体具有相当的权利, 另类媒介的劣势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
也正是由于新技术给另类媒介带来的这种延伸, 使得另类媒介的触角延伸到了同主流媒介相当的地位, 即都能够使用新媒介, 这本身就是使用权的扩大与延伸。也正是新技术促成的延伸, 使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意见和表达不充分的意见得以充分表现, 意见的范围和强度得到了延伸。新技术带来的延伸, 还体现在另类媒介受众范围的延伸, 受众不再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新媒介将另类媒介的受众无限地放大、冲破了地域的限制、冲破了国家的限制、冲破了民族的限制等。
另类媒介的延伸, 也使另类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得以更大可能地被主流媒介所关注。对于那些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的内容, 主流媒介甚至也会跟进报道, 从而成为主流媒介的议题。发生在河北大学的李启铭驾车撞人案中的“我爸是李刚”就是一个另类媒介的内容成为主流媒介议题的典型。
对于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融合, 从技术上看, 目前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为将另类媒介作为消息来源, 比如电台、电视台对属于个人性质的微博的使用;第二种为将另类媒介传播的内容作为报道的选题, 主流媒介再跟进, 不是原始平移, 而是独立报道。
综上所述, 非敌我矛盾的另类媒介不仅不会威胁主流媒介的地位, 反而从内容上能够丰富主流媒介的报道内容。在新媒介背景下, 主流媒介对另类媒介融合的事实已经开始, 这些事实和现象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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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媒介 篇9
关键词:微博;黄金大米;超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假说是麦克姆斯和肖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对北卡罗来纳州地区选民的公众议程与媒介的报道议程进行比较研究而提出的。该假说认为,“大众媒体虽然不能直接决定人们对某些事件的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议题来有效地影响人们对于事件具体方面的讨论以及讨论的顺序”。从1972提出到今天,“议程设置”一直都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并通过与“沉默的螺旋”等假说互动而不断地得到延伸和丰富。但是,自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数字媒体环境不断发展,“博客”、“BBS”、“贴吧”、“人人网”,特别是“微博”等新兴媒介的出现,却在不断的挑战“议程设置”假说提出时的传统理论环境。那么,在这种新的背景之下,媒介在塑造和设置议程方面会出现怎么样的变化呢?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在议题方面又会产生怎样的互动呢?
2012年8月31日11:59,新浪微博认证为“传统文化研究者”的“雾满拦江”发表了一条主要内容为“美国科研机构在湖南衡阳选取24名校学生进食转基因大米试验”的微博,瞬间成为网络上的热点话题。该微博发布一小时后,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通过转发和评论该微博,将该事件中涉及的转基因大米定性为黄金大米,“黄金大米”事件由此得名,其影响也进一步扩大,随后传统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跟踪的报道。该事件证明了微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设置媒介议程和影响公众议程的功能。为验证和阐释这一功能,本文将首先呈现该事件在微博及传统媒体上发挥影响的过程并分析其中的原因,然后以数据分析的方法展现微博、传统媒介以及公众在该事件上的互动,最后分析总结微博超议程设置功能的基本特征。
一、“黄金大米”在微博议程中的显著性
前面已经提到过,“黄金大米”事件是由“雾满拦江”在新浪微博上首先揭露而迅速发酵成为一个网络关注的热点话题。截止到9月6日,即该事件爆发一周的时间,该微博已经被转发超过35000次,收到评论超过10800条,成为新浪微博当周的推荐话题。随着更多的转发和评论,该事件最终形成了一个集合情绪、态度和语言的综合性舆论。通过研究发现,之所以“黄金大米”议题能够迅速的获得微博议程设置中的显著性,主要是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议题中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是指在传播的过程中能够影响他人态度、评价和行为的一群人。微博传播中,他们因为个体的地位和名声、个体信息拥有水平、个体专业知识水平、个体网络传播能力和社交能力,以及个体参与网络活动的平度和深度等因素,从而左右网民对于事件的看法。同时,新浪微博加V认证功能进一步在社会大众中分化出了一群社会精英,他们因为身份的特殊从而也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关注度。这样,微博就形成了放射状的信息传播方式,名人、社会精英作为“放射源”,在引爆舆论、引导发展、扩大传播范围、加强传播效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黄金大米”事件来看,发起者“雾满拦江”作为加V认证用户,在发起时已经拥有了超过21万的粉丝,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强大的信源;而在整个“黄金大米”事件传播中,包括绿色和平、科学松鼠会、新华社、百度百科、头条新闻以及衡阳市新闻办等官方组织,以及一些加V认证的名人和社会精英,都积极地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直接影响了信息的传播和事件关注者的态度、行为。
(二)微博的传播机制
微博以放射状的方式传播信息,它们的传递速度往往是几何级的。同时,微博对信息发布设置低门槛,“转发”、“评论”和“私信”等功能构建了更加方便快捷的互动。借助这样的优势,“黄金大米”事件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从而引起传统媒介的跟进。此外,新浪微博的话题推荐机制也也进一步扩大了该事件的传播范围,让更多人参与到整件事情的讨论中。在9月4日当天,新浪微博将该事件作为专题进行推荐,系统的梳理了从8月31日至9月4日这5天来的舆论发展脉络,当天参与讨论的人数接近70万人次。这都提升了该议题在微博平台上的显著性。
(三)参与讨论者的心理
不同于传统媒体,微博是一个更加尊重“自我表达”的平台,因此,该平台上的信息分享、评论等互动行为也反映了这个行为者本身对于话题或者事件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新浪微博用户对于“雾满拦江”发出的“黄金大米”微博作出了总计10841条评论,本文以该微博发出后一个小时之内总计307条评论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内容分析(见表1),将这些评论分为以下几类:a.质疑真相,包括对发布者、对事件真相以及对绿色和平组织提出质疑和否定;b.表达情感,包括对于那些儿童的同情,对于当地政府、对相关审查机构、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不满,以及对于人民未来的担心;c.寻求真相,主要是希望相关方面提供更加详细的新闻信息;d.补充信息,主要是对转基因危害性的补充;e.其他,即只自动显示“转发微博”的评论。表1如下:
(注明: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方式计入)
通过该表可以看到,在“黄金大米”事件中,57%的网络民众都表达了对于事件的担忧和对政府的不满,显示该事件所揭示的问题取得了大部分人的共鸣;同时,还有21%的网络民众对于事件进一步的发展很关心,表明该事件能够获得长期的关注。这些都说明该议题成功的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和参与的兴趣,对于传统媒介的介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黄金大米:微博为传统媒介设置议程
在“雾满拦江”揭露“黄金大米”事件后一天(即9月1日),既有一家传统媒介(《长江日报》)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该报道被新浪网、凤凰网、搜狐网等门户网站进行转载。在9月2日当天,共有包括《潇湘晨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以及《重庆晨报》等五家传统媒介开始报道“黄金大米”事件。以“黄金大米”作为关键词搜索8月31日至9月2日的新闻,共显示接近80000条结果。
由于在传统媒介中,报纸和电视对于受众获取信息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其中,相对于电视和其他类型报纸,都市报无论是内容量还是对于社会的敏感度都是最大的,因此为了更好的验证“黄金大米”事件是否在传统媒介议程中也获得了显著性,本文选取了分属于四家不同报系的都市报——《京华时报》(北京)、《南方都市报》(广州)、《钱江晚报》(杭州)以及《齐鲁晚报》(济南)作为研究样本,收集和整理了四家报纸在8月31日至9月14日期间涉及“黄金大米”事件的新闻报道(见表2)。《京华时报》在9月3日A20版以评论的形式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之后在9月6日至9月8日,分别在A20“特别报道”版、A08“要闻”版和A08“要闻”版连续三天重点关注了各方对于“黄金大米”事件的回应,之后在9月11日至9月12日又分别在“综合”版关注了卫生部和疾控中心的调查结果。《南方都市报》从9月7日开始追踪“黄金大米”事件,在9月11日AA2“国内新闻”版刊登了两篇新闻,一个是对后续的追踪,另外是对“江苏海安黄金米遭质疑”的报道。相较于以上两家报纸,《钱江晚报》和《齐鲁晚报》更倾向于用专版的形式报道:《钱江晚报》在9月6日A14“新闻深读”版专版对“黄金大米”事件中各方的声音集中报道,但从9月8日起,该报开始追踪“浙江仙居疑似转基因大米儿童试验”,并在9月12日A08“本地新闻真相”版整版报道该新闻;《齐鲁晚报》于9月6日开始关注“黄金大米”,并在9月10日B01-04“深读周刊”以专题形式报道该事件。
虽然本文没有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来说明“黄金大米”事件在传统媒体议程中显著性的程度。但是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四家都市报都对于该事件进行了较高密度的新闻报道,已经证明该议题获得了传统媒介议程的显著性。我们再从这四家报纸对该事件报道的节奏来验证微博对于传统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议程设置”假说对于议程设置效果是否存在有着明确的界定,即假定的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较大相关性以及时间先后顺序的确认”。研究表明,《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和《齐鲁晚报》在微博揭露“黄金大米”事件之前,对于转基因大米和“黄金大米”等相关话题均没有进行任何报道,因此可以说明这四家报纸对于该事件的报道都是发端于微博,在该事件发生之前“黄金大米”没有显著性。此外,除了《南方都市报》之外,其余三家报纸在该事件的第一篇报道都是选择事态加评论的方式,并随着该事件的持续升温而增加报道的密度,特别是,四家报纸对于该事件的报道的三个阶段,即8月31日至9月3日,9月6日至9月8日,9月11日至9月14日,与该事件的微博议程完全一致(在不考虑时滞的情况下),这也充分证明了在“黄金大米”事件这一议题中,微博为传统媒介设置了议程。
三、传统媒介议程的议题偏移
在“黄金大米”事件中,微博的议题显著性虽然被传统媒介所接受,但是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与微博的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微博上参与“黄金大米”事件讨论的更多的是普通的民众,但是《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和《齐鲁晚报》等四家都市报在信源的选择上更多的偏向于卫生部、疾控中心、医学院等掌握话语权的社会部门,以及教授、老师等具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绿色和平、“雾满拦江”等在网络上直接发起该事件的人或组织(见表3)。另外,这四家都市报也会转载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机构的报道,这也能够说明传统媒介在议程设置上对微博议程的偏移。
(注:官方信源指的是政府机构,包括卫生部、疾控中心、医学院、科学院等,专业人士包括教授、专家等,民间包括绿色和平、涉事学生和家长、网民等。信源在报道中出现记一次)
同时,由于微博平台本身更倾向于传播碎片化的信息,因此对于信息深度挖掘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这却是都市报的优势。在“黄金大米”事件中,传统媒介的议题属性已经不仅仅如微博般简单呈现网民情绪和事态发展,而更多的在以更加立体的方式报道,将关注度放在 “官方回应”、“伦理审查”、“法律援助”以及“转基因大米的危害”等方面。《钱江晚报》在“黄金大米”事件议题中,将关注度放在了“浙江仙居曾涉黄金大米”,没有简单的去接受微博议程中该议题的显著性。同样的,《齐鲁晚报》以专题形式讲述“黄金大米”的来龙去脉,并探讨“转基因大米”是否具有危害性。
四、微博超议程设置的基本特征
民以食为天,可以说,公众对于食品的关注程度是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问题的。“黄金大米”事件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该议题的显著性也被公众议程所接受。因此可以说,是微博让媒体和公众发现了“黄金大米”事件,微博成为“黄金大米”事件这个议题获得传统媒体、公众、政府、科研机构、民间组织等议程显著性的根本原因,即微博有设置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超议程功能。之所以将它定义为超议程,是因为微博本身也是媒介的一种,是数字化媒体时代信息的一种载体。所以,微博的超议程设置也可以说是“议程设置”假说在数字化时代的演化和发展。
通过对“黄金大米”事件这一议题研究发现,不难发现,微博之所以具有超议程设置功能,是因为该议题本身与公众日常生活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与公众日常关注的话题有紧密的联系。而传统“议程设置”假说则认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缺乏亲身体验的抽象议题,媒介议程会强烈的影响公众议程”。这也说明,微博的超议程设置功能与传统媒介议程设置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浅析新新媒介的媒介伤害 篇10
作为以社交为固有属性的新新媒介, 其时代的来临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将社交网络重新整合。在国内, 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兴起的“微博元年”2011年, 迎来了传播的公民时代,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曾经欣喜若狂的断言“微博将改变一切”;以在校大学生为主要群体的人人网给人们在真实世界中会见校友, 进一步了解校友同学提供了可能;然而2012年腾讯推出的令人惊叹但也些许恐慌的QQ圈子, 加入后一键就可搜寻出多年未曾联系的老友, 更像是陌陌的微信时代更是比六度空间理论诞生还来得让人惊叹的随意, 它不再是复制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圈而是塑造了一种新的创造“偶然”的社交方式, 拿起你的智能手机“摇一摇”就可以与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聊天对话;豆瓣则是聚合了具有同样兴趣爱好的人组成小组, 共同观影读书, 也让拥有相似爱好的文艺青年成为朋友的可能性更大, 也使人们在心灵上的孤单好似有所消解。地理定位、心情发布、资源分享使即使远在大洋彼岸的人也可以了解他人的动态,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更近了, 这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
但是, 对于所有的事物我们都应该辩证地看待, 它们既可以用于好的宗旨, 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在给人类带来狂喜的同时, 新新媒介也像是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难以逃脱媒介伤害所带来的控诉。
“媒介伤害”是一个基于媒介批评和法学实践而提出的概念, 泛指受众在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过程中, 由于媒介传播的内容包含不雅不敬、色情、暴力、亵渎、侮辱、诽谤、歧视等负面信息, 或者传播未经授权的个人信息, 从而引发接受者情感上的不快、痛苦, 以致造成精神、名誉和地位的无形损失。常见的网络媒介伤害包括网络诽谤、欺诈、恐吓、骚扰、语言暴力、传播恶意谣言, 以及利用恶搞、人肉搜索、黑客技术等手段、披露他人隐私等扰乱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3]
那么当会给受众带来媒介伤害的信息附着在新新媒介上的时候, 隐私的暴露、人肉搜索、恐吓骚扰、谣言的盛行就越发会上演的愈演愈烈。
一、新新媒介环境下的媒介伤害类型
新新媒介对消费者总是免费的,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得到不必付钱的服务, 但是, 天上永远都不会掉馅饼, 掉的不是圈儿就是套, 免费使得人们把自己的隐私拱手相送, 这往往正是造成人类受到媒介伤害的根源。
(一) 由过度分享引发的偷窥媒介伤害
在“分享即存在”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 人们往往需要利用“分享”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人们乐意去公开自己, 不仅会唤起因千百年封建制度继承的帝王情结作祟下对拥有万民朝圣地位的渴望, 而且在利用安装有种种自拍神器的新新媒介上自我营造虚幻的迷城, 以获取某种虚假的自恋心态的满足;同时人们也乐意去偷窥别人的生活, “这么多年不见, 看见你过得不好, 我也就安心了”, 这种变态心理的背后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网民进入了大众狂欢的盛宴, 使一些大众嘲讽揶揄的对象成为更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例如“凤姐”和“芙蓉姐姐”的走红。
我们偷窥别人, 却不情愿被别人偷窥。当作为新新媒介载体的i Pad平板电脑、i Phone手机被升级到i OS6的时候, 通过与新浪微博绑定的手机号码和邮箱便可以轻易搜索到存在于手机通讯录里的人的新浪微博, 这无疑使普通人的隐私更容易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也许人们会欣喜偷窥到了别人的微博或是马甲还不留任何踪迹, 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希望老板或上司的手机更新到i OS6吧。
在有很多人是陌生人的微信圈子里, 偷窥陌生人的世界似乎更比匿名化来的安全, 但不可否认, 通过微信这个工具所引发的各种坑蒙拐骗偷案件层出不穷, 失去了保护色的人们, 安全感都不复存在, 更不用提幸福感了。
我们看到, 一群失去连结、彼此陌生的观众, 蜷缩在自己黑暗的住所不安地等待“真相时刻”。
(二) 私人领域公共化所带来的媒介伤害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提出的看法, 指的是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 不受官方干预的社会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或公共空间, 即一种用于交换信息和观点的网络。与之相应的就是私人领域, 私人领域就是以家庭、消费和家庭成员的社会化为核心的领域, 而“家庭也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 哈贝马斯认为基于两性关系的家庭生活处于私人领域的核心地位”。[4]私人领域公共化, 就是指由于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存在的私人空间、私人领域有演变成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趋势, 也就是网络私人空间由于公众、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围观异化为公共空间, 私人事件成为公共事件。[5]
新新媒介就是公共领域私人化的推动力之一, 对于生活在镁光灯下的名人来讲, 名人无隐私, 同时名人自身对于公关自己媒介形象的构建也会比较小心。但普通人只是作为普罗万众中的沧海一粟而存在, 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 微博“有图有真相”唤起的围观机制使得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曝露在镁光灯底下, 这无疑会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人都有猎奇的心理, 何况是爱看热闹的中国人, 对他人的隐私无疑是造成了侵犯。若是对网络集群性事件不加以控制, 将有可能引起谣言滋生, 甚至转化为严重的公共事件。“龅牙哥”在被无数网友调侃揶揄后传出自杀的假消息一时间使得微博里的消息变成了“镜中花水中月”难以辨别真假;近期华南农大90后美女教师@小水灵在梦游在网络上的意外走红, 也许会跟当初在猫扑上手捧一杯奶茶虏获万人芳心的小清新章泽天一样, 以后的人生会被更多的人所关注, 被网友谈论或是恶搞。
微博围观的所引发的对逝者的伤害也是巨大的, 人死了微博还在, 无数人围观旧时微博所带来的伤害无异于对精神世界的盗墓。23岁北京女白领过劳死、深圳因酒驾身亡的美女妈妈在去世后被亿万网友围观, 这些虽然是要给生者带来警戒, 但逝者还尸骨未寒, 无疑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给逝者的家人及朋友的情感也带来了莫大的伤害。
(三) 网络欺凌引发的人肉搜索所带来的媒介伤害
据“维基百科”解释, “人肉搜索”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媒介, 部分基于用人工方式对搜索引擎所提供的信息逐个甄别真伪, 部分又基于通过知情人匿名或公开“爆料”的方式搜集信息以查找人物或者事件真相的群众运动。被网友唤为“表哥”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一笑倾国”, 在一个不正确的场合做了一个不正确的表情而引发人肉搜索, 在查出与工资收入不符的名表后被发现其“浑身是宝”, 仕途很快终结, 这无疑是人肉搜索所发挥舆论监督的正面作用。
然而由陈凯歌导演执导的电影《搜索》却引发了人们对于人肉搜索更深层的思考, 这是一部很真实的阐释了由新新媒介引发的人肉搜索带来的伤害的电影。由王珞丹饰演的实习记者通过新新媒介的智能手机拍到刚刚被检查出绝症的叶蓝秋不让座的事件, 在新闻敏感度非常高的“大姚”饰演的知名记者手里被炒作成了一起讨伐叶蓝秋道德沦丧的全民大搜索, 随着事态的发展, 白富美的人肉搜索快要变成老富帅搜索背后的的商战与爱战, 蓝秋最终在公众指责的网络欺凌下和病魔缠身的夹缝中选择了自杀。“人肉”不再仅仅只是舆论监督和娱乐大众的利器, 也间接沦为了杀人的工具。虽然电影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使其更具戏剧化, 但却描绘出了一幅由人肉搜索所引发的有可能在真实生活中存在的媒介危害。
(四) 造成心灵匮乏的媒介伤害
在新新媒介的环境下, 人们得到信息越来越容易, 获取知识也越来越方便, 理论上讲似乎人们变得聪明了, 可是事实却好像与此大相庭径。
人们阅读的东西越来越多, 碎片化的“浅阅读”造成了记忆力的退化和专注力的丧失, 人们发现越来越不会专注于某件事情了, 即使是在应该类似于“深阅读”需要触摸某一个地方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的旅行中也往往会被电子媒介干扰造成了注意力的分散, 工作的时候不能好好工作, 休息的时候不能好好休息, 正如马尔库塞所描绘的“单向度的人”, 那些心甘情愿被媒介所绑架的人, 心灵也变得越来越疲惫。
在基于社交网络而大肆其道的大数据时代, 人们的心智似乎也变得幼稚了许多, 更加像小孩子, 孩子的自我关注甚至是求生的本能。无论是人人、豆瓣、QQ空间, 国外的Facebook、Instagram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站, 都在以“我”为中心进行设计。我的日志, 我的说说, 我的相册, 我的“粉丝”, 我的审美趣味 (关注的音乐、电影、电视剧、话题) 、我加入的小组……一切都是关于“我”。这无疑是助长了自恋的气焰, 自恋并不是一个人有多爱恋自己, 而是足以说明自己的内心有多脆弱, 需要借助别人的肯定和支撑才能获取自己的存在感。借助别人来存在的人找不到真我的价值, 早熟的人往往晚熟, 童年的消逝带来了成熟的姗姗来迟, 人们在人人、微博、QQ空间上不断更新自己的状态, 就好像古时候皇帝的下达诏书, 然后不断刷新看是否有人回复, 就像是批阅奏章需要臣民的俯首。表演型人格开始泛滥, 表演就是为了获取观众的关注, 于是社交网络上不断上演各种“晒”:幸福、豪车豪宅以及恩爱。不会体验孤独的人, 只会变得更孤独。新新媒介的承载使这场秀更加全面具体宏大, 人们尽情的表演作秀, 陷入大众狂欢的乌托邦, 却始终扮演不出真实的自我。
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多了, 但是却越来越不会交流了。碎片化的语言丧失了人类最本真最自然的关爱, 一切处于关怀的消息都变成了程式化的流程, 人类越来越缺少来自内心世界自然而然的欢喜。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女教授谢丽·图尔克在一期TED演讲中所提到的, “科技最吸引我们的, 也是我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的内心特别脆弱, 既不希望体验孤独, 又怕亲密关系的束缚。我们可以发明出代替人的友情的机器人来陪我们说话, 感受到一种被关心和被陪伴, 但那只是一种幻觉。”科技让我们不再孤单, 但喧嚣过后尘埃落定才发现孤独是不可避免, 你必须学会与它共存, 甚至享受。在新新媒介这样更容易安抚人灵魂也更容易造成对心灵的摧残, 人们感觉是好像是被媒介伤害了, 好像越来越孤独了, 其实是自己将自己的灵魂紧紧包裹, 一切伤害源于自伤。
二、新新媒介引发的媒介伤害的预防
关于新新媒介的未来, 莱文森在给《新新媒介》中文版所做的序中讲:“未来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 也不是‘新’新新媒介, 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 也就是新新媒介的‘仿生版’。”[6]由此可见新新媒介将以很强的生命力伴随着人类在未来的发展, 不管是在Web3.0时代还是Web3D时代。所以我们需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来趋利避害。
(一) 提升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 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具体地说, 是人们在使用媒介、接触媒介信息以及制作媒介信息过程中所具备的一种能力, 它要求人们能够成为具有思想家气质的批评者和富有创造力的制作者。
在新新媒介时代, 自媒体日渐发达, 最重要的还是自我素质的提升, 无论是专业的媒介批评家还是传播者自身, 特别是对于还未谙世事的青少年群体, 加强对其思想的引导非常重要, 否则将会造成新新媒介的滥用, 引起网络欺凌、网络流言和网络盯梢。对于普罗大众来讲, 媒介的狂欢如同感官刺激, 散去后是更多的空虚, 提高内心的修养也很重要。
(二) 加强网络隐私安全的防护
网络隐私若是不能得到人们心理的那个安全度, 很容易让人们对新新媒介产生逆反心理, 受众的减少也不是不可能, 这对于新新媒介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限制。地理定位会暴露个人信息, 也许刚刚发布全家出游的照片后就会有盗贼入室抢劫;与电话号码关联的信息被网站不小心暴露也会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 推销、盗取信用卡而造成人身资金的安全隐患。
普通人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隐私, 不听信、不散播、不传播谣言, 对信息要有基本的去伪存真的辨别能力。
(三) 国家要加强立法, 完善互联网“把关人”制度
我国还处在互联网发展的幼儿时期, 很多制度不完善, 不能给以新新媒介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互联网立法也亟待完善。对于网站来讲, “把关人”的控制很有必要, 从源头上杜绝恶搞势力、侵犯隐私活动在网上的传播, 最大限度上减少媒介伤害发生的可能性。[7]
总而言之, 新新媒介会成为媒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懂得趋利避害, 才会长远发展, 带来更便捷的生活方式。
摘要:在人类的互联网文明历经了基于网络互联的Web1.0资讯时代和基于社交的Web2.0互动时代后, 迎来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Web3.0网络融合时代。与此同时, 相对于报纸、电视之类的传统媒介, 电子邮件和网站作为新媒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今科技社会的潮流, 比新媒介还要“新”的媒介——新新媒介——应运而生。但在社交网络重新整合的背景下, 新新媒介又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伤害。本文在审视媒介会造成的伤害之后, 提出一些防治性意见。
关键词:新新媒介,社交网络,媒介伤害
参考文献
[1][2]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M].何道宽, 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3) .
[3]李开复.微博:改变一切[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4]王君超, 来扬.网络时代的媒介伤害——定义、成因、案例及预防措施[J].新闻与写作, 2009 (6) :37.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6]陈长松.论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融合及影响[J].学术论坛, 2009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