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媒介（共9篇）
公共媒介 篇1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在其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 提到了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公共领域培养创造的渠道和建制。他认为, 政治领域中的公共领域产生于文学界的公共领域, 并且借助于公共舆论, 它使得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发生接触, 所以报刊媒介正是文化界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1]。于是,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以及媒介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 媒介与公共参与正越来越不可分离, 而现代公民的公共精神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得以不断巩固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在美国新文学界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公共新闻学, 它是新闻界面对社会的批评和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2], 它强调了由公众而非新闻工作者来设置新闻报道的议程, 从这一个视角看, 无疑媒介与公共参与已经发展到了融合的重要阶段。
在全球化的今天, 欧美这样一种新闻价值观的转变无疑也会极大地影响我国新闻领域的发展和改革, 加之转型中的中国, 竭力倡导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孕育现代公共参与精神, 这使得如何将媒介转变成公共参与的一种合理化渠道, 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公共新闻学的理论、我国报刊界对公共精神培育的角度来论述媒介与公共参与的关系。
一、公共新闻学的定义和时代意义
公共新闻学的缘起, 从目前的介绍来看, 源自于1990年的一些偶然报道。汤姆·瓦霍沃作为最早在美国实践公共新闻学的记者之一, 当时正在一个城市中作有关该城市的一个大型系列报道, 结果却导致了该市市长被捕并定罪。汤姆·瓦霍沃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谈到:“我们感觉似乎只是在写一些政治领导人的事情, 也只从其他政治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反应。公众并没有真正参与……我发现人们有同样的感觉:嗯, 这真是一个精巧的游戏, 但它是谁的游戏,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游戏?”[3]在他的言论中, 公共新闻的一个核心理论被涉及———“我们为什么做新闻”。
尽管, 公共新闻学从其诞生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光景, 但如何对其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从目前的美国学界来看, 现状却是“研究者众, 实践者多, 但对公共新闻这个概念的学术界定却未形成定论”[4]。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法来自纽约大学的教授罗森, 他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他对公共新闻学给出的全面定义是:
1. 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 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
2. 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 而非仅仅知晓问题;
3. 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 而非仅仅眼看着它被破坏;
4. 帮助改善公共生活, 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
他认为:“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就能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 重新建立起与受众逐渐远离的关系, 重新点燃专业的理想, 以一种更实质的方式, 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 而这才是我们给予新闻工作者特权和保护的原因所在。”[2]
而另一种观点来自于北卡罗莱那大学的教授Philip Meyer, 他认为, 公共新闻面临的最大困惑在于其与新闻客观性原则相互背离;他将公共新闻所包含的因素归纳为:1) 重建公共意识的期待;2) 保持长期的注意力;3) 深入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4) 多关注合理的中间部分而少走极端;5) 在政治论争报道上重实质而非技法;6) 培养深思熟虑的愿望[5]。
以上两种定义从不同的角度, 给出了学者们对“公共新闻学”的理解和诠释, 从中可以看到公共新闻学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即致力于对于公共领域的贡献。笔者认为, 这其中应当包括媒介对于公民精神的引导与塑造, 对于公民社会构造的努力, 对于公共参与途径的提供和补充。
这样, 公共新闻学无疑是对于传统新闻学巨大的批判和转型。公共新闻的运作基于它所拥有的特定使命———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6], 必定要有适度的公共参与, 从而“公共新闻”也就为现代公民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有效和合理化的渠道与手段。
在公共新闻学发展的近十几年来, 不仅在新闻学领域讨论着其对于新闻界价值观改变的重要意义, 而且在公共行政领域, 学者们也正在讨论着这些观念化或技术化的改变对于公共决策的意义, “新技术的出现毕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公共管理者应该开放这些可能性。”[7]可见, 公共新闻学的诞生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公共新闻的发展与作用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公共新闻”的问题,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开发和应用, 可以看到, 报刊媒体在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来实现公共新闻的目的。但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国“公共新闻”的公共参与, 往往是事后性质的, 即往往是一篇报道问世后, 来了解大众对该问题的看法, 或实现公众对于该问题的互动与参与, 从而达到公共新闻的目的。
事实上, 西方国家“公共新闻”的快速发展, 应该与其发达的市民社会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 “公共新闻”为市民社会提供了从国家到社会的沟通渠道,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也为“公共新闻”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来源渠道。
在我国, 即使今天市民社会发展缓慢, 其在我国理论化的研究, 也仅仅始于20世纪90年代邓正来等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我国之后。但通常认为, 我国在清朝末期, 就形成了微弱的市民社会。甚至有海外学者认为, 在清末我国就存在媒介与公共领域的互动。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研究发现, 1873年, 汉口出现了一家类似报纸的出版物, 其名称是《朝闻新报》, (其内容) 除了一些摘自《京报》 (即首都公告, 转录一些官吏的奏折和官方的法令) 的节录文字以外, 也刊载一些本地的消息和市场行情。后来, 随着城市改良派精英的崛起, 英国人恩斯特·梅杰创办了《申报》, 这构成了中国新的公共领域[8]。
从上文可以看出, 在我国新闻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并非没有一点基础或先例可循。存在着这样一种形式的互动, 就为媒介与公共领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然而, 我们也可以从“公共新闻”的内涵中看到, 公共新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互动, 而是价值观层面的表达与反应。如何将公民群体的价值观整合表达, 或将个体价值通过公共舆论有效实现, 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报刊媒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出版的杂志《新民周刊》在2006年的第25期上, 有这样两篇报道。一篇题为《冰火交融的世界》, 讲述了上海第一家利用社会力量戒毒的民营戒毒医院, 另一篇题为《孩子, 快快破“壳”而出》, 讲述了上海、北京两地民间自发组成的救助自闭症儿童的机构。
这样两篇看似独立的报道, 其实存在共通之处, 即通过媒体与社会领域的接触来表达公共领域某些个体行为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对于我国公共意识的培育具有良好的引导示范性作用, 同时也对我国媒体的公共责任具有良好的示范性作用。可见, 媒体对于公共领域的报道和对公众公共参与的引导, 并不是与国家或社会的对立, 而是一种催化剂, 通过激发民众公共意识一方面培养现代公民, 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社会势力无法到达的角落的补充。
在当代中国的公共新闻中, 这样对于个例的报道不在少数, 但同时也应该注重对群体性价值观的表述和引导, 也就是报刊媒体如何真正从政府的声音转变成公众的声音, 这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并不相符, 因此也就成为我国报刊媒介培养公共精神更重要的课题。
三、媒介如何孕育公共精神
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国民的现代化意识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发展。所以, 当我们讨论媒介如何孕育公共精神的时候, 首先应该搞清一个事实, 即并不是媒介一相情愿地去培育我国公民的现代化公共精神, 或提供公共参与的渠道, 而应该是, 当我们社会无法选择地面临建立公民社会、培养具有公共参与精神的现代公民的时候, 我们的媒介应该做些什么来加快这一进程, 或者为这一过程提供实践机会。鉴于此, 媒介不应该是这一个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或主角, 而是辅助角色, 应从强势地位转为协从地位。
媒介要成为参与培养公共精神的渠道, 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是必然的和重要的。现如今, 我们社会众多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 动辄对个人领域进行干涉或是对公众行为冷眼质疑, 这种公私不分的干涉, 在娱乐圈尤其明显。只有当媒介完成角色的转化, 才能成为公共参与的积极力量。例如《南方都市报》曾发表社论, 支持民众抗议当街杀猫的行为, 认为这“见证了中国社会力量与社会理性的成长”。从该社论的立场看, 公共参与行为需要媒介积极的配合。
另一个媒介培养公共参与的重要途径就是媒介要形成与公众互动的事前报道机制。重视公众自发性的公共参与, 并将这样的参与通过对话交流等形式扩大范围, 为公共参与营造良好的氛围。
国内学者刘继忠将这种孕育公共精神的“公共新闻”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 (1) 公众关心、政府关注、有条件解决的或可望解决的社会问题; (2) 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儿童教育、家庭、城市边缘人员等社会“冰点”; (3) 儿童节、劳动节、植树节、艾滋病日等节日的常规性报道; (4) 社区文明建设、社区公民素质建设等有助于提高社区精神文明的事件[9]。
从上可见, 媒介对于公共参与的培育是多方面的、多渠道的。只要媒介本身调整好自身的社会角色和介入途径, 就一定能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培育的一股积极力量。■
摘要：在媒介批评的压力下, 20世纪美国诞生了公共新闻学的分支学科, 这一分支领域注重媒介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以“为什么做新闻”的观念为核心。公共新闻学翻开了美国新闻发展的新的一页。在转型中的我国, 如何使媒介成为培养公共精神的有效工具, 成为公共参与的有效渠道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对于我国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公共新闻学,市民社会,公共参与,公共精神
参考文献
[1]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MIT press, 1989.
[2]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J].新闻大学:秋季号, 2003.
[3]刘肇熙, 姚清江.公共新闻学: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J].青年记者, 2004.
[4]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及争议[J].新闻战线, 2004, (4) .
[5]林火灿.美国公共新闻论争与我国的媒体实践 (一) [EB/OL].紫金网http://www.zijin.net/get/overseasfax/2005_10_16_4255.shtml, 2005-10-16.
[6]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N].南方周末, 2004-1104 (25) .
[7]John Clayton Thomas.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 1995.
[8]邓正来, J.亚历山大.国家与公民社会,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9]刘继忠.公共新闻选题策划及运作原理[EB/OL].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7982, 2005-01-05.
公共媒介 篇2
1、公共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其领域指的是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公民可以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个有益于大家的共识,而此共识可以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际的公共政策。
浅谈新媒介对公共话语空间的影响 篇3
【关键词】新媒介 话语空间
一、传播媒介的发展阶段
从人类社会诞生伊始，信息传播活动就如影随形地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语传播，人类通过最基本的声音语言、肢体语言进行小范围的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互动，在时间、空间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既难以进行大范围的传播，也难以进行长时间的传播。第二个阶段是在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出抽象的符号后以文字符号为主要媒介的传播。这种传播较之于之前的口语传播更具有广泛性与持久性。第三个阶段是以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普及为前提的，图像、文字信息得以被批量的复制、大范围的传播，并且长久地保存下来。第四个阶段是以摄像技术等发明为背景的，并且融合了多种符号的阶段。人类利用影像技术再现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媒介进行广泛地传播。第五阶段是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中心的。人类利用数字技术复制、加工、创造信息，通过互联网进行迅速的、全球化的信息传播活动。
可见，信息传播活动与媒介的发展变化是息息相关的。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媒介即信息”。虽然过于偏颇，但却表明了媒介技术对信息传播活动的深远影响。同时，媒介技术对信息传播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探讨媒介技术对话语层面的影响。
二、新媒介对公众话语空间的影响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中指出“话语”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①而“话语权”，通俗地说就是能说话的权利，即以图像、文字、语言符号为中介对舆论进行控制的权利。话语权具有社会历史性，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信息传播活动的发展而产生的。葛西兰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在这里，他将话语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形成话语权。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话语作为一种中介是个人之间、阶层之间进行互动的重要工具。而掌握话语权的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一方，他们决定了社会文化与舆论的走向，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走向。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历史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利，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利。”话语权既是斗争的结果，也是斗争的工具，又是斗争缘由。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就拥有说话的权利，他们利用话语权为自己谋得利益并继续巩固其社会地位。
传统意义上，掌握话语权的往往是统治阶级，他们利用既得利益，通过思想枷锁、严酷刑罚、军队等扼杀公众的话语权，统治阶级所发出的声音即是正确的、不可置疑的。然而，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随着专业化媒介组织的出现，这种情形变得更加复杂而隐秘。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开始巧妙地利用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来表达他们的立场。而媒介组织在这里既担任了传播者的角色，又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媒体应该报道什么，媒体如何引导舆论走向，这一切都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中。公众开始依靠专业化的媒介机构获得外界的信息，但是缺乏有效的渠道进行话语的讨论，公众“说话”的机会是有限的。久而久之，公众往往选择被动的噤声，这只是无奈的选择。公众想要发出声音，但是在专业化传媒机构垄断的背景下，他们没有合适的平台说出属于他们的想法。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平台，公众逐渐从被动变为主动，他们主动的选择媒介，进而打破专业化传媒机构长期的垄断地位，带来日益开放的话语空间。
新媒体扩大了公众的话语空间，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播与共享，使公众获得了以往不曾触及到的一定程度上的话语权。在新媒体时代，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形式为公众提供了“说话”的平台。这些新的平台较之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以先进的媒介技术为依托，面向所有人群，不受阶层、年龄、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具有匿名性，拥有迅速传播的能力。这种双向甚至多向交互的传播方式打破了“舆论一律”的传播格局，使得传播更加民主和平等，令民间话语体系进一步崛起，亦使读者和观众拥有更丰富的可选择的新闻渠道，他们愈自信，也愈减少对新闻媒体的敬畏。②在新媒体平台上，公众可以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2010年，这个被称为微博元年的一年，普通公民利用微博这个新媒介进行维权、曝光，进而推动了主流媒体的持续关注，促进了有关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公众已经开始利用新媒介进行“说话”，获得更大的话语空间。
新媒体之所以提供了更为开放的话语空间，主要是其特性所决定的。首先，新媒体的平台更为直接，公众不需要以传统媒体为中介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直接通过新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其次，在新媒体语境下，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身份不再固定化，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对其掌握的信息进行报道、评论，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体现。最后，在新媒体语境下，“报道什么”不再是专业传媒机构的特权，公众可以藉由新媒体为平台主动地选择“报道什么”，并且影响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议程。新媒体以分众化的传播特质而区别于传统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更为开放的话语空间。随着新媒体这个平台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公众必将获得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并利用其话语权实现其现实利益。
参考文献
①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80
②王嘉颖，《试探析国内当下网络自媒体传播模式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2010级研究生）
公共媒介 篇4
参与者的观念更新和媒体的自觉
公共领域的构建,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事物, 需要参与者观念的不断更新。其核心是对传播本质与功能的再认识。一方面, 长期以来, 新闻媒介仅仅被当作传达政策的“喉舌”、实施灌输的“工具”, 且不容有丝毫偏差。在这种思维定式下, 受众习惯于被动地从媒体上获知政策资讯, 而对于积极参与意见交流则存在着“集体无意识”。还有人抱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陈旧观念不放, 只许媒体歌功颂德、锦上添花, 视媒介为专做表扬的机器, 容不得丝毫批评。另一方面, 传播者与控制者 (把关人) 则一味求稳,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人为限制意见交流的议题及讨论的范围和深度。哈贝马斯眼中的公共领域至少应该承担两个功能:其一是培养个体认同, 其二是个体对共同体批判的功能。批评性和揭露性报道是媒体力量的显现, 我以为批判性应是媒体的内在规定性。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畏首畏尾, 又怎能指望媒体构建起独立的自由交流空间?其实, 若处理得当, 传媒公共领域的扩大与保证政治导向正确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是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的。
公共领域的建设说到底还得依靠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自觉。在这方面, 需要提防两种倾向:一是如前所述, 对媒介发挥应有的舆论功能悲观失望, 持无所作为的态度, 导致传媒资源的浪费和闲置;二是要杜绝公器私用和权利滥用, 媒介只是公共领域的载体, 不是居高临下的权威。而时下有些传媒却出于种种考虑, 把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者”的形象, “拉大旗, 作虎皮”。这也是传媒资源的浪费和闲置。传媒在现实的新闻体制下运作, 在适者生存的商业逻辑下分食“奶酪”, 当然也不能置身于国家和社会之外。那么, 面对公众的期待和权力的操控, 什么样的态度才是可取的呢?《焦点访谈》制片人再军在搜狐做客回答网友提问时提到“用最大的自律换取最大的自由”。笔者觉得, 这是较为明智的做法, 值得新闻从业者细加品味。
大众传播媒体的责任“不能单纯由社会道德等的力量来赋予, 更需要在法律的层面上赋予, 靠法治还媒体一个健康而清明的报道秩序”。 (2) 相应法规的建立是媒介构建公共领域的保障与后盾, 应通过制度上的安排, 加快产权改革和产业化步伐, 将更多的竞争引入传媒市场, 使国内媒体意识到, 只有为受众搭建起更便利、更自由的意见表达与参与政治的平台, 才能在将来与国外媒体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总之, “要设计和筹划一套适合现代社会经济状况的政治参与载体,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化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 (3) 这样的载体很大程度上将是我国的新闻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体制
公共领域自身的制度建设也应提上议事日程。眼下有关网络论坛的规则已较为成熟, 但针对传统媒体的类似规则还很少, 即使有也多是大而化之, 缺乏可操作的条款。没有一整套游戏规则, 没有讨论的可控空间, 参与者一片茫然, 不知界限何在, 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影响公共领域的运行绩效。这又牵涉到了公共领域效果评价体系的设计。哈贝马斯在谈到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批判性被遮蔽时指出:“为了发挥展示功能, 公共性失去了其批判功能;甚至争论也蜕变成了象征, 对此, 人们无需争论, 只能认同。” (4) 处于特定时空环境下的新闻媒体很多情况下的确成了为权力机构授予地位、给其穿上合法性外衣的工具。这本来无可厚非, 但若仅此而已, 则难免使公共领域“架空”而徒有虚名。举例来说, 陆续在媒体上亮相的价格听证会, 经过表面一番激烈的论辩, 大多还是以原封不动或稍加调整的涨价方案收场, 而有关决策机构却借此在没做多少妥协的情况下赢得了声誉。这样的媒介事件“只是塑造了一个公共领域的面相, 而不是构建和充实了一个实质性的、丰满的公共领域”。 (5) 笔者认为, 应当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加以考虑, 认真谋划公共领域传播效果评估的方法, 是经由媒体构建公共领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而不是停留在程序与仪式的局面。
媒介生态环境
媒介系统是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一个子系统。媒介生态环境决定了媒介制度、发展水平及其行业规范、职业理念和运作方式。 (6) 传媒置身于社会之中, 它不只塑造社会, 也被社会塑造。新闻媒介构建公共领域的成败, 取决于其所在的社会生态能否有根本的改善。
加快政治改革步伐, 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 降低“信息不对称”,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公共领域不会直接消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经过“理性沟通行为”形成的公众舆论的意见集合与权力机关决策过程之间还存在断层。畅通两者之间意见交互的通道, 保障公众话语权, 并使他们的意见具备合理与合法性, 是公共领域发挥效能的关键。
公众文化的培养也是充分发挥公共领域优势的关键。资讯的量变不一定能引发公民参与意识的质变, 他们可能会因为应付不了如洪水般涌来的资讯而采取漠不关心甚至逃避的态度。受众的旨趣决定着已然市场化的新闻媒体的走向。“传媒内容的低俗性,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大众需求现实化和内在生命空间的放大”。 (7) 可以期待, 作为民主进程的必要条件之一, 公众参政素质的提升、意识能力的增强, 必将形成对扩充公共领域空间的巨大需求, 而这也是推动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原动力。
良好的政治参与的一个社会条件, 是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 的存在。说到底, 公民社会的最大功能, 就在于能减少政治运作中的非理性因素, 并降低政治成本。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构建中, 国家意志历来具有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 社会发育则相对萎缩, 缺乏自组织能力, 这使得国家社会生活运作完全要靠国家力量来支撑, 政治成本相当高昂。在中国的历史上, 几乎没有规模化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只是一种个体化的、非制度化的偶发性现象, 这与公民社会不健全有内蕴性关系。改革开放后, “国家—社会”的高度同构关系出现了一定的裂解, 比如从个人的身份定位来说, 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开始变为“社会人”。根据中国社科院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阶层近20年来已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 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五大等级, 一个不断扩大的中间阶层已隐然成型, 社会稳定性和承受力渐增。 (8) 这或许可以成为日后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民社会”孕育的一个契机。
注释
1哈贝马斯[德]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32页。
2陈家兴:《媒体公关与媒体责任》, 人民网“人民时评”, 2002年1月24日。
3秦德君:《中国政治发展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 《社会科学》, 2001 (9) 。
4《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241页。
5韩斯霞:《塑造公共领域面相的一起媒介事件——对直播铁路价格听证会的个案分析》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view.jsp-id=578.
6李良荣:《新闻学导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12页。
7王政挺:《传播:文化与理解》, 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237页。
浅谈公共图书馆的媒介功能 篇5
在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 (M.Mc Luhan, 1964) 的笔下, 媒介即万物, 万物皆媒介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 而所有媒介都可以与人体发生某种联系, 如石斧是手的延伸, 车轮是脚的延伸, 书籍是眼的延伸, 广播是耳的延伸, 衣服是皮肤的延伸等等之类的。媒介无时不有, 无处不在。正是由于提出了人类器官的延伸使媒介这一定义, 使媒介概念的外延得到了扩大, 很多工具和活动方式都划分到媒介的范围内, 而传播媒介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的主要作用和功能是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而我国浙江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邵培仁则认为:媒介, 就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 它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及其生产、传播机构。
2001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图联共同出版了《公共图书馆服务》一书, 书中将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做了下列描述: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宗旨是透过提供各种形式的资源与服务来满足个人和团体在教育、资讯和个人发展, 包括娱乐和休闲等方面的需求。它们向个人提供获得广泛多样的知识、思想和见解的途径, 为民主社会的发展和维护担负起重要的作用。
因此, 我们可以将公共图书馆定义为一个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并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 传递社会、科学信息情报, 甚至为公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的社会大众信息传播媒介。就传统媒介而言, 图书馆拥有大量藏书, 门类齐全, 种类丰富, 图书的使用率高、图书的数量种类庞大、图书可分门别类与加工处理、图书可长期保存, 这都使得图书馆拥有强大的信息媒介信息资源。另外, 随着图书馆的核心业务范围不断扩充和增加, 图书馆还会为不同类型的读者群组织不同类别的公益讲座和展览, 这些讲座和展览, 也是公共图书馆向社会传递信息资源的工具和途径。
二、公共图书馆作为媒介的功能
(一) 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引导舆论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社会责任。而在网络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宽阔的今天, 在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内容的情况下, 公共图书馆利用网络信息传播功能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就越显得重要。利用公共图书馆网络技术来引导社会舆论, 包括公共图书的电子阅览区、官方网站、图书馆微博、手机短信等网络功能在言论上引导网民, 将社会舆论引导到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 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上来。
现代传播媒介和手段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不利与有利、有害与无害、失真与真实等传播内容浩如烟海、杂乱无章, 导致传播分化和传播失衡, 相应地促使大众传播的非常规发展与非结构性发展的困惑。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运用, 可以规避信息传播过程中一些大众媒体的缺陷, 如准确性, 因为数字图书馆对所有数字信息资源都进行了有效的组织与甄别, 实现自身独特信息传播方式。数字图书馆能够借助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优势, 建立有效的传播整合机制, 从实践和制度层面解决的信息传播问题。
(二) 社会科技成果的展示和实用转化
现今不少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发明创造出来后, 只是单纯地具备它本身潜在的价值。只有它们被应用到能够发挥出他们所蕴涵的成果的社会生产实践中, 才能体现出他们的真实价值。而公共图书馆网络信息传播功能, 则可为这些科技成果做有效的宣传、推广和传播。如越秀区图书馆, 在2012年5月的科技宣传周上, 就推出了一个“科技新生活”科普图展, 在展览上宣传先进的科技成果, 科技创新项目, 引来了区内几十所中小学的学生前来参观学习。可以说, 科学技术成果没有公共图书馆的信息传播成为其宣传发扬的载体, 即使这个成果能创造很大的价值, 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价值。
(三) 实施文化知识教育、学习功能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知识普及场所, 也具备一定的对市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 课外学习功能。现实生活中很多的社会人员, 除了通过学校等普遍途径获取文化知识外, 通过公共图书馆的传播媒体、公益知识讲座音像网上视频等渠道, 也是一个获得文化知识, 生活常识的有效途径。在他们的眼中, 公共图书馆可以说是一个终生的学习殿堂。网络传播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体, 它能整合了普通传播媒体的传播手段, 使得自己的传播信息内容更为之吸引受众, 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另外, 图书馆的网络信息传播为读者提供的大信息量、开放性、互动性和参与性等特点, 能使读者不仅能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信息, 而且可以在参与中获得信息, 使其教育和学习功能更为明显。越秀区图书馆从2005年起以来一直为老年读者举办计算机知识免费培训班, 为他们普及计算机知识, 帮组他们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同时, 还定期举办讲座、展览、文化共享工程电影等各类读者活动。并将所举办的讲座展览等内容, 制作成视频, 上传到网站上供民众浏览。
(四) 全方位数字信息查询服务功能
公共图书馆都会设置电子阅览区, 里面能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网络传播的服务功能。比起传统传播媒体, 读者能利用图书馆为他们提供的网络转播服务设施, 浏览专门的网站或频道、进行文献资料的检索与查询、邮件的交流和文件的传递等网络传播渠道, 从而有效迅捷地得到更新、更快、更周到的信息资源——这是传统传播媒体无法提供的服务。
公共图书馆服务能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 将电子技术、数字信息资源、服务和用户优化整合成一个全方位的数字资源检索平台。运用其功能里面包括音频、视频、文本、图片、动漫、Flash等传统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设备, 为图书馆的读者, 普罗大众提供资源全方位的电子信息服务。此外数字传播技术的不断提高, 造成现代传播媒介的相互融合, 并且使得图书馆读者对数字信息资源的利用、学习传播新媒介和通信技术应用等关联项目的效率大大提高。这都归功于现代通信技术与传统图书馆信息传播理念相融合的产物——公共图书馆。
三、新时期公共图书馆的媒介功能实现方式
(一) 通过图书馆舆论宣传, 加深公众对图书馆的关注
图书馆的公众关注在无疑取决于社会大众, 因此, 加强图书馆的舆论宣传即公共关系宣传十分重要。图书馆舆论宣传的目的在于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基础之上开展真实、详尽的信息传播活动, 调动公众舆论, 造就有利于图书馆活动和开发利用图书馆资源的良好环境, 从而让社会和公众了解图书馆, 争取社会和公众对图书馆事业的理解、赞同与支持。这是图书馆舆论导向的根本任务, 也是图书馆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良好形象的必要举措。图书馆的舆论宣传包括自我宣传和社会宣传两大部分。
图书馆的自我宣传是指图书馆工作人员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宣传图书馆的藏书与服务, 特别是要突出宣扬图书馆致力于社会的宗旨, 为社会服务所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 从而把公众的舆论转化到有益于社会风气良好发展和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轨道上。图书馆的自我宣传方式很多, 形式多样, 一般来说, 公共图书馆实施自我舆论宣传的方法有:图书馆工作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一些通俗易懂的文章, 投寄到影响较广、发行量较大的报刊杂志, 对当今社会流行的时事、风气作宣传, 或图书馆的工作做些既通俗、又生动的描述, 从而使公众对社会百态, 和图书馆自身有进一步的了解。像在2012年的9, 10月份, 是我省的反腐倡廉宣传月。于是, 省、市以及各区县公共图书馆都纷纷参与策划了第二届廉洁图书读后感征文活动, 参与对象既包括了公关图书馆工作人员, 也对图书馆的读者海纳百川地征集文稿。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我舆论宣传活动, 引导社会公众对流行社会风气和精神的认识和了解。
此外, 也可以通过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制作声像节目在广播、电视中播放, 以便将图书馆的新观念传输给社会大众, 让社会广泛了解和认识图书馆。可以利用馆内丰富的文献资料举办各种展览、板报、墙报等宣传活动。同时, 在馆的阅览区内设立各式各样的专题阅览书架, 如:红色经典书籍专柜、名校荟萃书籍专柜, 艺术书廊等针对性的阅览专区。使读者能在图书馆中更便捷地搜索到他们所需的资讯。
公关图书馆的社会宣传是指利用新闻媒介、行政手段和公众口碑等形式大造社会舆论, 争取舆论支持。这样既可以让社会了解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集聚地, 是“知识的海洋”、“知识的喷泉”,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可以有助于公众通过图书馆的社会舆论放眼世界风云, 紧扣时代脉搏, 开阔自我眼界;更有助于公众树立正确的祖国的利益观念, 使得在公众在接受图书馆的舆论宣传后, 能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意识,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的理念和提高自身政治素质, 提高政治参与能力。
(二) 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传承只能, 推动社会文化发展
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传承职能是社会主义文化推广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文化的先导, 代表着现今社会上知识性、学习性和创新性的主流文化。公共图书馆通过不断对社会文化进行分析、选择、吸收, 共同衍生出新兴的、潜在的、符合并引领社会潮流的、具有时代性和超前性的先导性文化, 与社会整体文化紧密相关, 是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主导与从属的关系, 处于社会整体文化大系统中的次文化地位。
随着当代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等形态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 承担着社会信息管理与服务责任的公共图书馆活动也日益丰富, 图书馆公众服务的内容和服务项目不断增加。现今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传承手段, 主要有公益讲座和公益展览两种, 其在公共图书馆活动中的比重逐渐增加, 并开始成为一种核心业务。在公共图书馆活动中, 组织举办各种讲座, 展览活动, 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公共图书其中的一个媒介功能作用。
公共图书馆讲座活动的开展, 能够极大地加快城市市民的信息的流通, 达成了上层精英人士与普通民众之间文化信息的交流, 使下层民众有了对一些公共话题、文化信息了解探究的机会, 并学会用理性的思维分析国家社会以及身边的各种的现象与问题, 2011年4月份起, 越秀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就举办了以广州民风民俗为主题的“广府学堂”讲座, 地点就设在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越秀区副区长陈晓丹介绍“广府学堂”的时候就表示:“与过去的专家讲坛不同, 广府学堂更注重‘广府味’和‘学习性’, 专家与街坊能有更多互动, 甚至是互为学生。”广府学堂邀请民俗、饮食、民间工艺的专家当老师, 将当下一些政治、经济、民生热点也会作为课题。这生动贴近的例子, 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公共图书馆讲座活动信息媒介价值和作用。同时, 公共图书馆讲座是开知识之源、节资源之流的具体体现讲座过程中, 听众 (受众) 可以根据讲座内容的信息定位、主题触点, 完成其自我信息的生成、分享、积累, 将标准化信息提供给社会去深加工、灵活应用, 实现信息价值链的嬗变。
另外, 图书馆的公益展览服务, 则既是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之一, 也是图书馆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图书馆的公益展览, 发挥着图书馆的宣传教育功能, 在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方面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公益展览能以直观、生动的形式, 吸引读者、揭示馆藏、弘扬传统文化、传递社会信息, 从而进一步深化、加强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文化保存职能和情报传递职能。通过公益展览, 还可以扩大图书馆的影响, 占线图书馆的风貌, 塑造图书馆的良好社会形象。2012年3月, 越秀区图书馆策划组织的“雷锋精神50年”, 其主旨就是号召社会缅怀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战士, 倡导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展览展出短短的几个月,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纷纷组织进行集体参观。共接待8500多人次, 接待单位包括省市区的政府机关到普通一线基层单位、地方到部队、高校到幼儿园、乃至各行各业的社会团体等等, 使广大参观民众的思想受到震撼, 让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再一次成为时代的强音。
(三) 加强馆藏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和创新, 开拓读者信息媒介服务新领域
伴随着网络媒介的日新月异, 读者服务方式的多元化, 图书馆服务理念也不断的升级变迁, 对图书馆网站服务也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 图书馆网站除了介绍常规业务及最新活动外, 还应将信息服务及文献推荐服务座位网站的建设方向。
公共图书馆可以读者需求和感受为中心, 设置读者关注的媒介栏目, 凸现读者关注度高的信息资源, 整合数据, 实现统一信息媒介检索。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一项传统基本业务, 而网上信息服务更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发展应运而生的创新媒介服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文献资源的增加, 任何一家公共图书馆都不可能独立满足所有读者的媒介信息资源需求, 这就要求图书馆进行资源同盟, 媒介共享, 共同开展网上信息服务。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宫城全面推广的过程中, 文化共享工程广东生分中心把“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的建设作为一项新时代读者媒介信息服务手段。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是公共图书馆网站的一种创新服务模式, 其优势特点是:一、信息媒介使用率大大提高, 将参考咨询和文献传递服务在网络媒介上开展, 能有效满足现今社会大众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对民众对新时期公共图书的功能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有重大的意义;二、媒介资源架构灵活多变, 资源十分丰富。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的组织架构采用一种比较灵活的组织方式, 成员馆只需签订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资源共享协议, 即可加入。同时, 依托广东省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现已拥有电子图书120万中、期刊论文3000多万篇、博硕士论文80万篇, 会议论文30万篇, 外文期刊论文500万篇等等。这些庞大媒介信息资源, 都是广大读者受众可以在线免费享受的。
时而至今, 省、市、区县、乡镇以及基层文化站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已初具规模。以越秀区图书馆为例, 在馆藏文献资源的规划工作中, 在纸质文献稳步增长的基层上, 也著重特色数字资源库的建设, 重点建设越秀区地方文献数据库。到2010年为止, 越秀区图书馆的纸质文献有50万册;数字资源库包括40万册电子图书、8200种电子期刊、700多种电子报纸、100多种手机期刊、电子工具书、各类教育专题数据库、越秀区地方文献数据库及文化共享工程视频资源。
此外, 2008年的12月, 越秀区图书馆自建的第一个数据库——越秀区地方文献数据库正式在馆网站对外开放, 该数据库包括越秀概况、教育强区、古城商都发祥地、文化艺术、人物荟萃、剪报库、地方文献书目等七个特色板块。从利是、文化、经济、教育等方面反应越秀区的科技文化建设成果。该数据库的建成, 使公众能快捷便利的了解越秀区的前世今生, 科技文化建设状况等信息。
四、结论
当代社会的媒介信息传播正处于一个个性化移动接收的时代, 公共图书馆要始终保持在媒介信息领域处于一个主体地位和保持信息技术运用在领先地位的状态, 则要掌据媒介信息传播活动中的话语权, 保持传统信息传播和新兴媒体信息传播手段的合理配合运用。依托图书馆自身的专业技能, 加强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网络信息资源的探索和挖掘, 建立科学的专业导航数据库, 为图书馆读者甚至是社会公众提供便利迅捷的舆论信息接收渠道, 开展深层次的专业化、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让公共图书馆的媒介特性始终保持与社会发展的同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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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媒介 篇6
关键词：公共频道,新媒介,突出重围,品牌频道
1998年, 福建电视公共频道创立, 它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电视公共频道。四年后的2002年, 全国省级电视媒体上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新的频道———电视公共频道, 然而中国的电视公共频道与西方的公共电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两种不同之物。在西方, 公共电视被定义为“以独立于国家和利益集团之外、为公众服务的电视媒体, 在某些国家体制下又叫公共服务电视。它是为了公共利益提供电视服务的一种类型”。[1]而我国公共频道则是指省、市、县三级电视播出机构共享、共用的频道, 而不是西方公共电视中的公益公众。虽有“公共频道”这样的名称, 却没有发挥“公共频道”该有的作用, 与西方国家的公共电视相差较远。如今新媒介环境下, 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 公共频道又该如何突出重围, 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因此本文在分析全国电视公共频道现状问题的基础上, 为公共频道的未来发展献言献计。
一、电视公共频道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困境
我国电视公共频道是广播电视机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的产物, 它是“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 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 其中可在规定的时段, 供县级电视台插播自办的新闻或者广告、专题等节目。”[2]但是, 我国电视公共频道自开办以来, 一直存在着众多争议, 如今更是进入了发展的困境, 例如覆盖不到位, 仅限于本省传播;与其他频道相比发展落后缓慢, 创收差。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专业化程度不高, 频道定位的缺失
在我国, 电视台节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明确分类, 如新闻综合频道、生活频道、购物频道、影视频道等专业频道。它们之间虽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但是一看名称, 便大致知道频道要播出的内容了, 而与它们相比, 公共频道的定位则显得比较模糊。[3]总体而言, 节目设置依然没有突出公共特色, 和卫视频道的区隔并不十分明显, 节目中还有插播购物、娱乐等内容, 有些省市的公共频道甚至成为了“鸡肋”, 与综合节目频道无异。
我国的电视公共频道虽然在形式上以专业频道的形式出现, 但其特色并不明显。拿全国第一个省级电视公共频道———福建公共频道而言, 它在频道定位上, 不是为了专业频道的需要而定位的, 而是为满足行政职能的需要而定义为农村频道。这样一来, 与某些省级电视媒体的农业频道、农科频道相比, 其专业特色相差较远, 它将农村、农民作为频道的关注点, 将眼光瞄准农村市场, 无独有偶, 浙江的电视公共频道则是打出了公共新农村的招牌, 从频道名称到节目内容, 与农业频道、农科频道相差无几。同时, 有的电视公共频道则走综合频道的定位, 例如河南电视公共频道, 在节目内容上创办新闻节目、旅游节目、娱乐节目, 在形式上呈现出一种综合频道的样式, 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以公共频道定位为公益性和服务性, 力求打造一个属于普通百姓自己的公共舞台。虽然不同的省份定位有所不同, 但从节目安排上来看, 新闻、文艺、影视、服务、广告等各类节目一应俱全, 基本上还是在向综合频道靠拢。
目前普遍存在于全国公共频道的这种综合性使得公共频道毫无特色, 不但没有达到公共频道建立之初的目标, 而且还在全国电视专业化的大势中, 让自己走进了一个盲区, 既达不到专业频道的专业化程度, 又没有综合频道的综合水平。
(二) 外界环境的巨大冲击和压力
我国电视公共频道面临着商业电视和新媒体的冲击。商业电视为了迎合受众兴趣, 提高节目收视率, 一方面引进制作了一些满足受众需求的商业化的较为媚俗的节目, 如一些为了赢得受众需求的娱乐节目;另一方面利用频道专业化的优势, 制作引进了一些历史文化教育类的节目, 来争夺市场上的受众资源, 而这些节目领域正是公共媒体服务的领域。于是, “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 垄断规模越来越大的商业媒介资本与日益紧缩的公共媒介预算形成巨大落差”。[4]另外随着互联网等一系列新媒体的涌现, 传统媒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新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互动性以及传播内容的丰富性, 都是传统媒体所不能企及的。这必然会造成受众分流的压力。
(三) 广告创收压力大, 无政府政策扶植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公共频道都无政府政策扶持, 资金来源都是自筹资金, 广告创收指标完成压力较大, 这可以说是我国公共频道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提高收视率以赢得更多的广告收入, 公共频道不得不引进、制作一些娱乐等赚得公众眼球的节目, 从而偏离了公共频道的频道宗旨。“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模式在给我国电视带来自由生机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电视公共频道如何突出重围
近年, 来势汹汹的网络媒体, 的确对电视媒体产生了不少影响。但是, “不必担心宽带革命会破坏或者吞并今天的其他媒体, 它们只会利用宽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5]因此, 面对新的媒介环境, 电视公共频道必然将利用网络的优势来促进自身的进步, 这样才能使处在困境和夹缝中的电视公共频道闯出一条发展之路。
(一) 电视公共频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
电视媒体是网络媒体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当前的网络自身采编系统还很不完善, 因此, 网络媒介传播的信息多是来自电视媒体等其他成熟媒介。另一方面, 电视台也依靠网络媒体宣传自己并与受众进行互动。新媒体和电视媒体, 信息的传播中直接相辅相成, 互利共荣。电视公共频道也是如此与网络相辅相成, 如安徽公共频道的《夜线60》进入合肥所有公交上的移动媒体。开办频道网站, 增强互动性, 与频道资源形成良性互动, 在网上开设节目播出平台等。如福建电视台公共频道对网络的利用。在其官方网站上不仅仅有频道介绍, 还有节目介绍, 每一期的节目都有明确的内容, 网民可以直接点击观看。这就不同于电视直播中观众的顺序接收, 网上的节目资源就有一定的互动性。更由于网络的普遍性, 增强了节目的影响力。
在新媒体和商业电视的冲击下, 公共电视频道制作一些既有公益性, 又能引起观众兴趣的节目就成为生存之道, 而编排本土化和地方性的电视节目就是成功的典型。如山东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民生直通车》、《新闻女生组》, 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的《小强热线》, 江西电视台公共频道的《第五社区》都致力于打造本地域民生新闻, 倾听百姓心声, 反映社会热点, 既做到了为百姓排忧解难, 又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 收视率不俗。
(二) 明确定位, 树立品牌
公共频道如何定位成为首要思考的问题。虽然电视媒体的大蛋糕已被瓜分殆尽, 呈现出各种专业化的频道, 有新闻频道、影视频道、科教频道等, 但是在节目形态和内容上并没有达到真正专业化的程度, 依然是一种综合频道。在这种背景下, 电视公共频道更不应该重蹈覆辙, 继续走这种“形式上专业, 实质上的综合”的路子, 而是应该真正走出一条专业化的道路, 明确自己的频道定位, 树立品牌意识, 这才是电视公共频道的发展之路。
“品牌就是媒体的形象, 就是品位、品格和品质, 是媒体一种独特性的标志:品牌就是特色, 就是信誉, 就是媒体的象征。”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品牌观念已经在我国电视人心中发芽成长。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竞争的加剧, 只注重频道中个别栏目发展的这种建设理念的弱点逐渐暴露, 各种栏目没有共同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以至于各自为政, 就常常造成人力与资源的浪费, 这显然是不利于频道长期发展的。因此, 现在更需要“品牌频道”意识。以山东电视台公共频道为例, 该频道喊出公共频道的口号“公在心、道恒远”, 2012年, 频道打造的晚间自办新闻栏目带, 《警方前线》、《民生直通车》、《顺藤摸瓜》、《秀才来了》、《新闻女生组》、《越爱越明白》、《真相力量》、《今日报道》等一大批新老节目, 形成了一套组合拳的销售经营模式, 而不是单一的以一档带有公共性质的节目, 来提升公共频道的收视效果。此外, 在品牌频道的时代, 大型活动和品牌栏目的策划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013年七夕, 山东公共频道举行公益活动———首届相亲大会, 现场版电视节目《越爱越明白》让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电视节目录制情况, 选择最中意的约会对象。因此通过策划大型活动, 推出品牌栏目, 张扬频道特点, 宣传频道品牌, 成为提高一个频道知名度的关键点。同时, 频道内的总体策划可以突破栏目界限, 有助于整合频道资源, 为整个频道最大利益而努力, 以此树立频道品牌。目前, 山东公共频道收视率和市场份额稳居省级地面媒体第一阵营, 位列第二,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三) 加大政策扶持, 提高资金投入
公共频道不同于商业频道, 要将“公共”、“公益”放在首要的地位, 而在市场化的冲击下, 高质量的节目往往受到一些低俗的娱乐节目的冲击导致较低的收视率和较低的广告收入。因此, 政府应加大对公共频道的资金投入, 来确保公共频道的高质量运作。
公共频道是随着我国传媒的发展而产生的,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 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与突围, 在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上, 应并驾齐驱。在传播形式上走向媒介融合;在传播内容上, 编排特色内容, 突出公共服务, 由树栏目品牌转向总体策划树频道品牌。在这些变化与发展之中, 我国的公共频道自然会走出当前发展的瓶颈, 实现长远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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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事件中微媒介的舆论传播 篇7
一、微媒介舆论传播机制
目前微媒介使用人数最多的是微信和微博两大媒介,微博在社会话语场域主要通过“转发微博+名人效应+广泛影响+强媒体”的模式;微信以人际关系为特征,催生了互动沟通+精准推送+极度便捷+强关系的传播模式。下面就以二者为代表,着重分析二者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舆论传播机制。
1. 微媒介舆论的交互式传播
微信、微博等微媒介在使用者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众的情况下,点对点式的传播具有精准性与及时性,决定了信息在每一个传播节点,都可以被全面而准确地发送,并进行及时的交互与反馈,从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在特定条件下往往成为特殊的舆论放大器。[2]在突发的公共事件中,在强关系的前提下点对点式的传播方式通常是首要选择,微媒介“这种交互式传播,在网络媒介事件的初期尤为明显,其舆论的传播相对而言是‘链式扩散’,是遵循事件因先后次序关系而接连发生的舆论扩散方式。”[3]这一结论表明微媒介的交互规则贯穿在公共事件舆论传播的过程中,促使舆论倾向性的一致。
2. 微媒介舆论的循环裂变式传播
循环裂变式传播具有高速的成长及传播速率,以微博中的方舟子与董良杰制造的谣言为例。2012年5月17日,认证为“原美国夏威夷大学环保专家”@环保蕫良杰发表微博以“自来水里的避孕药”为标题,使用“一般水处理技术去不掉”“后果难料”等耸人听闻的词句,并配发了“水里的雌性干扰素中国与他国比较”的图表。此条微博发布于09:23,薛蛮子在09:54以极具煽动性的“TMD”标题转发了此条微博,在短短几小时内,微博迅速被网友转发六七千次,此后关于“自来水含有避孕药”在网上铺天盖地。微媒介“技术设置:自由进入、自由评论、自由关注、自由浏览、自由转发的‘广场效应’,决定了这种围观的氛围和传播特性。”[4]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也因此进行不断的报道,引起了人们对饮用水的恐慌。回顾蕫良杰整个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微媒介凭借自身的传播模式,在开放的话语空间内,以一种实时、互动地方式尽可能快速、广泛舆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主流媒体的议程。
二、微媒介舆论传播的现状解读
重大公共事件是社会现实矛盾和民生问题的集中体现,因此研究微媒介中重大公共事件的现状有利于把握社会舆论的传播规律,进而为新媒介环境下舆论管理提供有效的借鉴。
1. 舆论场呈现碎片化
微媒介虚拟的社会话语场域,受众的表达欲望日益高涨,积极参与发表言论,并且转发更新速度很快,在这一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微受众的微心理。因此微媒介碎片化的信息传播契合了社会信息化、时间碎片化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相对于博客考虑文本的规范性和逻辑性,微博的进入门槛低,操作起来更加随心和自由。[5]在崇尚碎片化的微世界里,传播者的观点是即时的、多样的、不理性的,从而受众鉴别能力受到影响。比如农夫山泉自2013年3月份以来,受到媒体的接连曝光,《京华时报》对此采取了跟踪调查。在二者的争战中微博上个大V们众说纷纭,突破了以往传播互动的时空限制局限,信息增量呈现出高度的分散,受众难以在其中理清脉络。只有找到一个可实现聚合的传播者,才能使社会舆论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5月6日,@每日经济新闻的官方微博以“农夫山泉‘质量门’事件始末”为标题,以清晰的图表形式呈现,实现了从碎片化的散点信息到事件的全貌。
2. 舆论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
李彪、郑满宁选取2011年、2012年新浪微博中的21个热点事件,分析得出:在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中,认证用户是热点事件的话题主要生产群体,扮演着为整个事件提供意见参考、动员一般用户等的主要作用;而在转发相关微博时,认证用户显得比较“消极”,一般都是由非认证用户在进行传播。[6]微媒介的出现并未真正实现“去中心化”,社会话语权依旧掌握在意见领袖手中。微媒介中的意见领袖一般具有现实权力的社会身份,处于信息源的上流,通过微媒介平台从意见领袖流向社会大众,引领社会舆论。这其中当然也不乏草根逆袭的可能性,但只是草根掌握了在微媒介话语场域意见领袖的形成机制:谁发布的信息能引起大家共鸣的程度越高,谁就获得更多地关注机会和转发机会。例如董良杰在“自来水里的避孕药”的微博中,以“后果难料”等耸人听闻的语句,成功依靠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话题以及薛蛮子的影响,在舆论导向上逆袭成功。
3. 弱势群体舆论倒逼强势主体
微媒介受限于字数,传播速度有极其快,加之社会境遇的压力,一边倒向弱势群体在此种话语环境下更加突出,甚至可能导致群体极化和舆论审判。“舆论审判是指舆论超越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舆论对象进行一种现在性的‘审判预设’,这种‘审判预设’,常常能够对司法造成舆论压力,使得司法背离法律至上的原则,屈服于舆论而做出畸轻畸重的判决。”[7]
舆论审判最突出的代表是“药家鑫案”,2010年10月20日,药家鑫开车撞倒被害人张妙后,持刀连续捅刺,致使被害人当场死亡。案件披露后,微博上不时传播各种信息,渲染行为的残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舆论高潮。其中也不乏各类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发出理性声音,2011年3月23日,药家鑫律师路刚在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时,提出药“属于激情杀人”,当晚《新闻1+1》播出李教授的“钢琴杀人”说。但这些理性的声音往往湮没在非理想的情绪中,微博用户被非理性的舆论吸引,潜意识里的从众心理集体对事件进行狂欢式的舆论审判。不断有人微博发出“一看就是罪该万死的人”、“罪该万死”等极具煽动性的话语。此外张妙的律师张显也不断在微博上制造舆论,“关于民事赔偿,除了法院拍卖药家鑫的那辆车外,还有调查在他名下有无房产。”(2011.04.15)“愿媒体从药家鑫案入手,找出陕西司法存在的问题。能挖出腐败就更好了”(2010.04.20)。在这种舆论狂潮下,微博媒介已经提前审判。
4. 无影灯效应
近年来,经济社会转型使社会矛盾不断累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博弈,公众的民生和权益不断受到侵害,传统媒体难以冲破原有的表达规则,因此网络成了民众表达诉求的首要选择。而微媒介的出现,使公众随时随地可以上网,很多人存有法不责众的心态,再加上监测的技术手段不成熟,难以有效监管,微媒介极易成为谣言的温床。然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一个人所提供的资讯也许是不可靠的、一个人的意见和主张很可能是不靠谱的,但是,无数人的资讯、意见的提供所组成的总体却能在结构上形成一种‘无影灯’效应,便可以使真相毕露、使真理脱颖而出。”[9]例如,2010年12月6日晚,@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金庸去世消息。作为国内正规知名的新闻杂志,此条信息的发布后在微博等各大媒介上疯传。@闾丘露薇12月6日20:41率先发声辟谣为假消息,其后中国新闻周刊删除微博,发布致歉声明。被去世的谣言存活到消亡的时间极其短,民意的自由表达使所有知情者的言论聚合到一起,互相激荡从而达到去伪存真的效果。
三、微媒介舆论的管理
面对微媒介在公共事件中的舆论生态环境,社会各界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1. 构建信任,引入意见领袖
从微媒介的整个传播流程来看,对政府、媒体及企业来说,微博卖的是信任,卖的是其所拥有的关系资源的价值,信任是微博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8]对此微媒介中活跃的政府、媒体、企业应该把树立公信力放在首位,首先应该就是具有胜任社会角色的能力,才能够关心服务对象的切身问题,取得公众的信任。
微媒介中公众的参与度加大,但是依旧存在着话语权力中心,根据传播学的“二级传播”理论,看似是亿万网名在微媒介上发声,其实是意见领袖掌握着话语权,公众对此十分信服。如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节目后,节目中嘉宾微博的任何言论都会产生巨大影响,@郭涛在11月23日新浪微博发表关于在节目中处理孩子问题的自白,一方面引发了公众对郭涛爷们形象的加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教育方式的讨论,这种意见领袖向公众传递着正能量。因此政府、媒体、企业应该准确识别意见领袖,引入官方微媒介的意见领袖,在舆论场内引导并舒缓社会舆论。
2. 整合传播渠道,打通两个舆论场
重大公共事件的发生之后,舆论形成、扩散、反馈的过程很短暂,时间上的任何延迟会使公众情绪中产生盲目、混乱,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渠道,可以更好地使公众了解事件。
当前,我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即官方舆论场;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10]主流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具有新闻调查的深入性,挖掘重大公共事件的更多细节。以微媒介为主的民间舆论场话题涉及范围广泛,舆论意见多样。“7·23温州动车事故”、日本地震后抢盐事件、青岛黄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三者都是由微博最先发布,迅速形成舆论风暴。在事件发生后官方的主流媒体也发声,进行播送事件进展并辟谣。因此打通两个“舆论场”公众可以在自己的价值判断中形成理性的认知,可以有效地防止非理性、非权威的观点在重大公众事件肆意横行。
3. 发挥NGO组织的社会作用
NGO组织活跃于公众的身边,比微媒介中活跃的意见领袖更加贴近民众。如日本地震后,由于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以及社会管理部门主渠道应对的滞后,出现了民众的慌乱情绪和信息真空,“抢盐风波”在短时间内波及全国范围。在此期间NGO组织开始发挥作用,尤其是果壳网的主题站@谣言粉碎机在14日对核辐射辟谣,15日对碘防辐射辟谣。这些民间自发的组织,在16日晚政府真正介入“抢盐风波”之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民众内心深处的担忧与恐慌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NGO组织涉及到辟谣、科普,它们的传播可以提高公众的辨别能力及社会责任感,这是微媒介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链条。
在微媒介生态中,公共事件的爆发、传播、舆论交锋是常态,舆论的传播规律和舆论的管理长效管理,值得我们长久持续性的关注和研究。
公共媒介 篇8
本文主要针对美国西部发达城市西雅图作为个案,以个案分析的形式探讨其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媒介生态现状,与其在进行视觉设计过程中所考虑的可能触及的受众心理效应,通过对城市公共交通媒介组织的研究和视觉设计的明显优势,然后从设计的心理效应方面提出适合我国情况的改进建议和设计方法,基于我国的“城市公共交通视觉形象”,以此作为“他山之石”的参考。
媒介生态的确切含义是指各种媒介、社会背景和媒介受众的关系、影响,以及共同的媒介形式存在和发展的环境。此外,媒介生态是指在特定时期或场景中,媒介构成要素、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制约,从而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从理论渊源上讲,媒介生态必须经过跨学科和生态学的交叉产物的媒介研究,或者可以说从视觉设计的传播与媒介的关系、考察的具体意义和认知结果。可以说,媒介生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媒介的形式和设计的内在特征,通过传播与现实的建构和转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现代城市的视觉媒介生态可以说是自然环境要素、人造环境要素两大部分。自然环境要素主要为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类自然风貌。人造环境要素是所处地域中的人类为创造宜居生存环境而努力改造、经营的人文成果,内容包括:城市建筑物、道路桥梁规划、各类市政设施、城市家具等,当然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也包括其中。
现代城市的视觉环境中的公共交通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典型的“移动”视觉符号系统。(如图1),是集合图、文、色等符号综合性因素复合而成的、以动态形式的信息传递为目的的综合反射过程。研究表明,70%的人体暴露于外部信息的视觉信号,而近期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现代城市中,至少有80%以上的市民表达了对城市客车车身广告的关注。以此说明,相比于其他当代常见户外媒体传播形式,公共交通载体中的视觉传播,因其作为城市必备设施之一,主动出现在受众视野,在传播方式上最为积极主动,也达成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而城市公共交通中的视觉设计,作为城市形象广告的一个分支,它占据了读者的必要的等待时间,在与其他静态符号系统竞争的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地位。
由于公共交通媒体载体与受众(公众)在运动,也带来了两个空间之间的距离变化,所以在设计过程中,视觉元素空间距离的考虑是研究视觉符号传播的焦点。城市公共交通的最大有效视距是70~75米,双层客车约100米,被称为有效的可视区域。有效的可视区域由于设计的巨大格式,通常在15米,而低能见度条件下的图片仍然清晰可见,即使相隔50米以上,较大的视觉格式,仍然可以保证图像清晰可见。在读者的视觉感知过程中,强度大,对比度明显,容易成为认知的对象,而在空间中,形状相似的刺激也容易成为感知的对象。相比静态图像,移动的物体也更容易成为知觉对象(图2)。
公共传输媒体的有效通信的实现遵循“发送者、消息和接收者”的路径,并且在设计过程中也可以得到解决。遵循上述规律,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视觉设计的“张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设计,是在二维空间中通过边缘线的造型,色彩的组织、材基(介质)组合等手法作为主要设计语言进行创作。如今,获取视觉信息的过程不仅是一种解码,更是一种情感体验。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视觉产品的单一功能,更期待着附加产品给予精神、情感和直观的愉悦的形式,进而使它不仅满足于物质的功能或单一的视觉功能,在审美领域为现代人提供了更多的舒适和人文关怀,从而催生了设计和艺术间更高层次的整合。
就广义上而言,当代中国大陆地区的视觉媒介传播与设计,更多的重视设计本身的物质性和功能性,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于历史原因的“高大全”、“红光亮”等现实主义题材的历史影响。参考西雅图城市公共交通视觉形象设计,它开始扩展到三维空间,在去除公共交通车身设计时,添加其他影响,为周边设计的因素,如平台、时间表、公交车站等(图3),周边因素的视觉延伸、完善与补充。这种设计是来自于这个过程,因为设计师使用的元素的多样化和多样化的媒体载体,其设计思维与方法,可以为国内公共交通视觉形象设计的延伸带来了新的思考空间。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共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的视觉环境质量(即软实力)的要求逐渐增加,这超出了物理环境或交通运输的硬件环境的要求,具体可细化为:
第一,体现城市公共交通运作效率:城市的扩张所造成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复杂,不同的公共交通系统的重叠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通过分析设计,梳理公共交通的整体色彩媒体系统必须给受众带来规范、引导和便捷的心理感受,释放紧张和拥堵的情绪,提高城市交通的运营效率。
第二,展现现代城市的安全感。现代城市的安全感主要是指个体在第一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时所感受到的一种心理归属感。塑造良好的公共交通视觉媒体系统,第一时间在陌生的城市,给视觉旅游安全和规范化的指导,从而产生一种可靠、方便的心理效应(图4)。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城市的软实力的建设中,迫切需要规范和引导现代意识,适应当代社会环境的视觉媒介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的视觉设计,虽然只有在混乱之间,但足以体现作为现代城市交通软实力的指标之一。更进一步,城市视觉媒体的引导及其与媒介生态的和谐,不仅是城市的视觉外衣,更代表着一个城市的质量和风格。它也是文明程度的象征。
摘要：当代城市软实力的提升要求在城市公共设计等软件方面进行深化与提高,因此设计效果已经逐渐展现出其对提升软实力的积极作用,如今对设计的媒介生态,即设计产物的研究,已经逐渐渗透到设计传播的方方面面。而从媒介生态学原理,来研究当代设计的媒介现象和传播,已被西方设计传播研究者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本文以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公共交通系统的视觉设计与媒介生态为个案,进行研究,旨在于探寻一条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城市公共交通视觉设计表达方式。
关键词：视觉媒介,视觉设计,公共交通,心理效应研究
参考文献
公共媒介 篇9
大众传播媒介符合广泛传播的特性, 这和公共服务中的大众共享特性相一致。媒介它不仅具备单纯物质属性, 更是一种文化载体和传播管道。在外国, 媒介的公共服务属性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对于经典传统的公共服务媒介来说, 消除商业利益, 为受众以及公共服务委员会负责, 促进文化多元发展, 保持公正立场和媒介独立性, 是主要的目的。
在当下, 依托着新媒体的崛起, 众多媒介能作为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去服务受众, 向受众提供有益的, 符合大众利益取向的信息。
1 媒介融合下传媒公共服务的内容服务
新媒体指的是与传统媒体相对应的新型传播媒介, 新媒体依附于网络传播的媒介渠道。随着科技进步的发展, 世界上出现了除了传统媒介之外的新媒介。互联网的诞生让新闻消息变成零时差, 而博客、邮件、聊天工具的诞生让人类的信息交换效率成几何倍数增加。不得不承认新媒介的出现对于老的媒介是一种冲击, 但是新媒介带来的新的信息浪潮可以激发传统媒体更新的活力。罗杰斯认为:“传播的历史是, 越来越多的历史”。新媒介的发展往往会伴随着传统媒体的适应和变化, 他们将会一同进步。而媒介融合则是共同进步的一个方向。
新媒介时代下的多屏互动以及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平台开放, 为中国的媒介公共服务的内容提供了非常优厚的创作条件。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 它可以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结合新媒体, 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职能的实现。在过去的新闻直播中, SNG卫星连线, 调用设备的准备需要大量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拿出3G手机就能够实施直播, 时效性高, 反应迅速。于此同时, 近年来的新闻节目中,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许多节目中会穿插现场实时用手机拍摄的画面。对于传统媒体来说, 科技的进步带动了媒介的融合, 取长补短能够帮助它更好地实现作为内容服务的职能。
与此同时, 新媒体将会有权利进入内容服务领域。互联网和电信企业将不再仅是终端的覆盖者或者是信息交换者, 媒介融合后, 原有的产业链将会重新洗牌, 互联网和电信企业将会以自己的面貌涉足媒体公共服务板块。今年兴起的政务微博和短信发布便是新媒体公共服务的产物。
1.1 政务微博
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系统拉开了微博公共服务职能的序幕, 微博对有我们针对特定行业的拥有真实社会身份并提供证明材料的人群进行认证。今年来政务改革, 政务公开等呼声越来越高, 政府对于以前的信息发布平台做了重新的整合。对于传统媒体来说, 权威发布的时效性和公共性已经逐年减少。新媒体凸显出用户黏性大, 自由方便的属性正在被政府认可。2011年起, 新浪微博正式推出了政府版微博, 成为了政务公开, 决策互动的领先平台。政府版微博不仅具有普通微博的功能, 更是增添了舆情统计, 问政平台等模块帮助政府更好地与大众互动。而政务微博的出现也受到了政府的积极响应, 上海, 重庆, 佛山等城市率先利用了政务微博, 截止目前, 已有近千个人和集体申请了与政府相关的实名认证。
1.2 短信发布
作为移动数字产品, 手机短信 (包含短信衍生品, 微信, 飞信等) 具有用户覆盖面广, 实时传输, 不受时空限制等诸多优良因素, 正成为权威发布的新渠道, 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气象台, 中国地震观测局等多家机构和运营商签署合作协议施行短信发布。
新媒体优势明显, 这为全面扩展传媒公共服务的地理覆盖范围和受众覆盖范围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公共服务的最大特征便是公共性, 新媒体作为公共商品的内容载体将传媒的公共性进行最大化的衍生, 同时基于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的跨平台运营, 层出不穷的新型公共服务模式必将对中国媒体的公共服务属性带来有益影响。
2 新媒体时代下公共服务面临的问题
在媒介公共服务方面, 最大的阻碍是现有的媒介公共服务制度并不是非常完善。因为没有独立出市场运作的纯商业媒体, 也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传媒机构, 因此在中国找不到完全服务于大众的公共服务媒介, 但是又会因为政府的政治要求或者媒体自身因素而带有公共服务的板块。在此环境下, 中国没有专门独立于市场, 独立于商业, 独立于政治的公共媒体。
由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影响, 在中国媒介运营的主要方向不明确。中国也未曾出现过单独服务大众, 为公众利益负责的公共媒体, 就连中国重要的新闻舆论机构, 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意志意愿与事实的表达窗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 (CCTV) 接近93%的收入也是来自商业广告。
随着新媒介的崛起, 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商业利益争夺将会更为明显。媒介融合后, 市场的争夺将会极大削弱中国媒介公共服务的职能, 国家对此做出相应的回应便是计划管制。这就与前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一致, 国家并未给中国的公共服务事业寻找到一条比较适合的出路, 职能依靠规章制度去约束发展。
在商业电视以及新媒介兴起的利益驱动下, 传媒企业不断的追逐企业利益最大化, 而由商家投资的商业电视则一味追求收视率, 内容浅薄化随处可见。即使限制娱乐或者限制广告播送时间, 也只是隔靴搔痒, 而受众的知情权与传媒公共服务责任放置不顾的做法已经不可避免。
而做公共服务的投入和回报是否成正比?也是公共服务媒体要考虑的问题, 企业总不会在施行公共服务的时候“饿死”自己, 公共服务需要大量的投入, 但是是否能够被受众买账?在公共服务发展的同时能否让公共商品的公共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些问题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者阻碍公共服务现阶段的发展。
3 结语
当下国内媒介公共服务的关键词不断被提起, 这就代表着这个时代急需媒体的公共服务的响应。当中国的媒体正在进行稳步高速的发展的同时, 媒体公共服务的职能却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在数字媒体兴起的当下, 媒介环境已经变得十分复杂, 公共服务早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的直接简单, 一方面作为传媒机构要考虑在现有媒介制度下, 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以及是否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对于媒介性质模糊的划分, 尚未确定对中国媒介公共服务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无论怎么样, 媒介的公共服务属性已经是传媒行业发展的基石, 任何时候都不会取消或者是磨灭, 无论遇到任何挑战, 公共服务也不应当回避。
当然, 新科技的发展也给媒体的公共服务带来了新的机会。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 不光新媒介能够得到较快发展, 传统的公共媒体正得到进化, 现阶段的媒介公共服务不光只会存在于传统的内容层面, 甚至将会直接覆盖到渠道或者是终端。
中国的电视媒介在新媒体, 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 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媒介公共服务方式去进化, 如果单靠美国或者是欧洲的传统公共服务理念, 恐怕将会表现出水土不服的态势。
摘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中国的传媒事业公共服务属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媒介融合的环境下, 媒体的公共服务将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本文结合媒介统融合的大环境, 分析我国媒介融合下传媒公共服务新的内容, 并指出新媒体时代下公共服务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媒介融合,公共服务,媒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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