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认知（共6篇）
媒介认知 篇1
1 高校教师信息素养认知现状
信息化时代下, 高校教师以及大学生在信息及知识的交互过程中, 互联网给予了多样化的渠道和手段, 打破了传统的教师为主导的单向性的传播方式, 深化了课堂教学的互动, 拓宽了学生知识架构的纬度, 但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 如信息更迭的超速、高效快捷的交互等, 都使得网络平台上的信息与知识缺乏分类和体系, 呈现碎片化的趋势, 随着移动网络终端的普及与发展, 信息碎片化的趋势愈发泛滥, 大学生尚在缺乏完备知识体系的求学过程中, 过度沉浸融媒信息, 势必会造成自身信息认知的混乱。因此, 在大学生信息接收这一过程中, 高校教师对于大学生的疏导及适当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高校教育的功能化虽然在泛传播环境下受到冲击, 但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大学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 亦担当着大学生信息认知的安全阀。就目前而言, 大多数传统高校教师缺乏新环境下的转型定位认知, 而且, 自身对于互联网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下的信息环境也缺乏批判性反思与理解, 高校教师, 尤其是年轻教师过度依赖互联网平台的信息作为教学中使用的材料或案例, 忽略了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的变异, 造成了教学过程中的信息失真, 而且, 互联网由于其传播的特性, 信息基本无法的完整系统的呈现, 高校教师在没有系统梳理的情况下使用截取信息, 可能会造成学生信息认知的失控。虽然教师群体合理使用互联网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但也要注意预防此平台上的信息使用对教学科研可能造成的干扰, 因此, 系统开展高校教师群体的信息素养培育迫在眉睫。
2 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的构建
尽管“信息素养”仍然是一个较为新兴的名词, 但在现代高校教育的环境下, 却是亟待推广和拓展的能力, “信息素养”简言之就是使人能够更有效地选择查找及评估整合全媒体信息资源的能力。它既是一种基本能力, 也是一种综合能力, 面对信息飞速叠加交融的社会环境, 以及信息资源的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也在发生变革, 但高校教育环境变革的路径除了内部政策与外部环境的协调之外, 高校教师本身的素养提升才是关键, 尤其是针对媒介素养的教育的推广和实施上, 高校教师必须身体力行的完成自身的信息素养构建, 这样才能在教师与大学生的交互教学的新模式下做到有的放矢。融媒时代, 高校教师在构建自身信息素养认知的过程中, 主要集中在以下的3个方面。
2.1 信息感知的强化
融媒时代下, 信息交互的渠道呈现多样性, 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分裂加剧, 由此产生的对信息的使用方式的改变势必影响大众的信息环境感知。信息使用方式的改变对于一般大众而言是潜移默化的, 至于为何存在这种变化, 大众很难去理解, 这种行为先于认知的接触信息的方式, 使得人们对信息的感知存在滞后。高校教师从本身的职业角色上来说, 应当也必须是信息感知的第一层群, 在理解信息的传播属性与过程之中, 对融媒时代大数据的把握要有敏感度, 大数据作为互联网时代提出的数字信息的概念之一, 在融媒时代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教师对大数据的整合与梳理能对当前的学科走向做出适当的预测和判断, 也便于把控学科理论与拟态环境中所能呈现的新趋势、新发展在信息交互中做出基本的预判, 这对教学工作的开展与启发学生专业信息敏感有着巨大功能。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即信息”, 因而, 高校教师对媒介环境变革的把握是其强化信息感知的充分必要条件。
2.2 信息识别与批判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联结传统媒体, 构造了现代信息环境的拟态环境, 新兴的拟态环境呈现出互联网的典型属性, 与大众文化的流行性、商品性相契合, 信息的属性也发生了畸变, 信息的庸俗化泛滥, 视听刺激成为深受大学生及青年高校教师追捧的信息传播形式。但对于高校教师而言, 对于融媒时代信息接收与传播要有识别和判断的能力, 否则可能在授课过程中, 对学生产生误导。正因如此, 对于当下信息爆炸的融媒环境, 高校教师要以我国社会主义传播制度和规范为基准, 对海量信息进行选择, 明确信息的传播自由是伴随相应的责任, 对网络虚假及耸动信息, 乃至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所谓“言论自由”能够清楚理性的辨识, 在与大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能深刻且尖锐的进行解析、批判, 引导学生正确的接收信息思维, 预防其偏听偏信。在提升信息识别与批判能力的这一过程中, 高校教师, 尤其是青年教师, 务必能自觉的坚持党性原则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看待当前的融媒信息环境, 在信息的选择上做到有的放矢, 不盲从, 对信息使用与借鉴时刻保持质疑的自我意识。
2.3 信息创造与整合意识的完善
由于高校教师职业属性的原因, 年龄划分结构中, 中青年教师的比例相对较小, 这一部分教师融媒环境的认知和理解上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但对于大多数高校教师的骨干而言, 由于对新媒介环境的陌生, 致使其对网络信息的传播与使用上存在一定的隔阂, 但当代高校教育与融媒信息环境已然产生了交集, 因而实现融媒信息环境下学与教良性互动就成为了高校教育的又一新要求。针对这一趋势, 高校应当积极的为教师搭建提升信息素养的平台, 同时, 拟定相应的制度纳入到高校发展的规划当中。高校教师在使用当前信息环境的过程中, 务必要自觉提高信息处理、信息交流、信息文化等能力, 继而才能在所任学科的教学科研过程中生产专业精准的信息, 教授传播。除此之外, 大部分高校教师使用融媒信息的过程相对滞后与被动, 信息整合意识薄弱, 因此, 开展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工具的应用能力与研修能力势必也要伴随信息素养理论的提升一同开展, 在教学科研中, 把信息创造与整合的意识有机纳入到实践过程中。
3 高校教师信息伦理的深化与普及
对于当前较为复杂的融媒环境, 高校教师必须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传播观, 自觉遵守我国社会主义传播制度和规范。高校教师作为大学生的重要信息接受渠道, 首先应明确教师本身的公民身份, 针对融媒信息的传播, 在日常使用和解析过程中, 要正确分析大众传播的效果是否符合“社会协调”等正面效果, 切忌高校教师以单纯网民身份, 人云亦云, 甚至授课过程中肆意传播虚假或易引起误导的信息。作为高校教师, 本身在工作中就具备了意见领袖的功能, 尤其在融媒信息环境下, 其任何信息的解读传播都会被放大, 相应的, 教师本身的育人意识就要强化, 深化理解信息道德意识, 了解信息传播规律, 更好的把握社会信息环境的走向, 积极正面的引导校园舆论的趋势, 为树立学生起正确价值观助力。
摘要：面对传播方式更新周期不断缩短, 信息泛在形态快速扩张, 高校传媒教学管理所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 教学案例解析单一滞后, 数据使用缺乏系统梳理, 在泛传播环境下, 高校教师群体对信息素养的内核缺乏认知, 导致其教学观念更新上存在严重缺位。教师作为高校信息环境塑造的重要参与者, 在信息爆炸与媒介融合时代, 把关和引导教育信息的整合必须依靠完备的信息素养。因此, 高校教师的信息素养的认知与构建在这一时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高校,教师,信息素养
媒介认知 篇2
关 键 词：微政治；自媒体；媒介传播
中图分类号：Ｄ０－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９－０００１－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２５
作者简介：左广兵（１９７０—），男，江苏怀安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為比较政治学、社区治理。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突尼斯中部小镇西迪布吉德一名叫博阿齐齐的２６岁青年商贩，推着平板车，载着蔬果来到小镇最繁华的街口摆摊，因不满城管暴力扣押其车辆等相关物品，愤而在镇长办公室门前将身上淋满汽油后自焚身亡。此事甫一发生，当地工会成员就将博阿齐齐一家的控诉视频迅速上传到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以及ＹｏｕＴｕｂｅ等大型社交与视频网站。网络媒介的放大效应使其不断裂变，民众的怒火被瞬间点燃，直接引发了首都的示威游行以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骚乱，最终催生突尼斯革命，终结了本·阿里政权。以突尼斯革命这一“蝴蝶效应”为发端，一场席卷中东、北非更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不断蔓延，将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权直接推翻，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摩洛哥、阿曼等国家也深涉其中，而至目前，叙利亚的战乱政局仍在发酵中……。
这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展现出了与以往历史阶段中的社会运动不同的特点。在这场运动中，以年轻群体为主体的青年一代，无需像其父辈一样去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来领导运动。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下，他们通过新兴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现代移动通讯技术的强大功能，沟通信息、串连示威，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支持，最终取得了运动的胜利。
这一全新的发展趋势无疑在敏锐地揭示：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相比照，当前的政治样态已然发生了根本而剧烈的嬗变，传统一贯的政治概念与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之间出现了“抽离”脱层，愈难解释新领域、新方向上的趋势动态。而事实上，从政治变迁的角度观察，一股全新的“微政治”力量正潜在地塑造着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改变着政治活动以及政策过程的程序与重心。正如首次提出“微政治”概念的王丽萍教授所说，“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１］我们已经浑然不觉地步入“微政治时代”。
一、政治演进的历史方向与微政治的语义
（一）政治演进的历史与方向
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以文化为根脉。从单一向度的发展进程看，政治演进的方向大体经历了阶级政治阶段、权利政治阶段，至今天的微政治阶段。
阶级政治突出地表现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围绕着国家权力攫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等而展开的政治活动。自资产阶级革命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直接进入政治生活，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在阶级政治阶段，政治的主体是作为统治者而组成的政府，具有其单一性，不可挑战性；其关切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国家权力的获得和维持，维持秩序的手段在于其“统治与管理”。阶级政治的动力演进机制在于敌我（被压迫、压迫）间的斗争，其政策过程的层级属于自上而下的等级分层制，其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型的文化种属。
权利政治阶段更倾向于调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尤其是强调解决政府和市场间权限功能划分的冲突。权利政治的主体存在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中，具有多中心的特征。权利政治关切的要点在于社会权利的争得和维持，其实现秩序的手段在于治理——吸纳一系列来自社会公共机构（各种私人部门及公民自愿性团体）和行为者的参与。［２］（ｐ４）与阶级政治的统治不同的是，治理的权力不再是全部来自国家，或由国家指令，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等的合作。权利政治的动力机制在于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博弈与协商合作，其政策层级是圆桌合作型的聚合协作关系，其文化基础属于实践型公民政治文化。［３］
微政治阶段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发展阶段。它是基于当前社会品性、经济结构、家庭关系、个人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对媒介技术革命冲击下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作出的判断与归纳。与传统政治发展阶段相比，微政治的主体既不是单中心的，也不是多中心的，而是以普通个体为主角的去中心，它具有问题导向上的随机分散性。微政治的关切内容在于把寻常人的日常琐碎社会问题纳入考虑之中，使得普通民众的日常需求首次进入公共舆论空间和政策议程。巩固微政治的秩序在于采取“协理”的手段。所谓“协理”，主要指的是主体间的协作处理（料理）。微政治时代尽管不排除传统政治中心（政府、社会、市场）的作用，但其抛开政府，通过个人间的沟通协作，达至问题的解决，仍不失为一种简明便捷的方式，而且常常是主要的方式。微政治的驱动力集中于信息散播而形成的“围观”传导压力。这一动力得益于媒介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术支持，使得普通人通过便利的传播手段“到场”参与。微政治的政策层级不同于等级制的僵化，它以平行化的方式获得适应性和回应性，更具效率与灵活性。在微政治时代，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大大褪色，难以起到凝聚人心的功用。相对地，亚文化群体逐渐形成，政治亚文化大行其道，它为主导的政治文化既带来了挑战，也注入了活力。
政治演进的三个基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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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政治的内涵与要核
从制度、合法性、权力、信仰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内容转换，一条若隐若现的“政治断层线”把微政治从传统政治中分隔出来。正如王丽萍所说：“微政治不是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与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角度或层面有关”。［４］虽然微观政治亦涉及到个体政治行为，但这一行为只是作为政治研究对象的角度而存在的；而微政治中的个体行为，则主要是作为主体而出现的。作为概念的“微”，更多地用意于强调微政治中政治重心的下沉、对日常事务的重视，以及免于权力管控的信息渠道的扩展和信息的自由、充分交换。
基于此，微政治至少包括如下要件：首先，社会性状、经济结构、文化格局、家庭关系、个人交往与生活方式等均发生深刻变革，这是微政治得以产生的社会情境性背景；其次，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事务回归到政治中心，并得到关切和强调；第三，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兴传播手段，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典型的传播渠道，活化了传统政治一贯的僵硬习性，促进了人际互动以及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协调发展，使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态加速变迁，呈现出全新面目；最后，政治文化受到政治亚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社会价值认同呈多元快速流变之势。
在论及微政治的内涵时，尽管王丽萍教授提出，因民众受个人心理及经济商业化的影响，情绪成为政治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考量，使得微政治表现出情绪政治的特征，国家政治亦出现“否定性政治”的特征，［５］不過，或许作者忽略掉的是，如果缺少迅速、交互的政治传播渠道，情绪凝结本身就难以达成，在缺少组织策划的情况下，情绪暴发更显苍白。正因为有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快捷政治传播途径，情绪凝结才可转化为暴发的压力，也才能实现民众对国家的安抚性诉求。因此，所谓的“情绪政治”只能为微政治之表，而难成为微政治之本。值得指出的是，鉴于微政治只是对新近出现的政治现象的初步概括，它不是要否定传统政治的要素框架，更不是取而代之；相反，微政治为传统政治增添了活力。
二、微政治的结构要素分析
仅就新近的国际、国内社会政治发展动向观察，从中东的茉莉花政治革命到美国华尔街的社会运动，从“小悦悦事件”引发全民性的道德良知检讨到“乌坎事件”抗争性自治诉求，微政治，借助于信息传播的强劲力量，正以前所未见的速率在经济结构、家庭关系、生活方式与交往模式、政治认同等诸多结构性要素方面，加速扩散并向深度演进。
（一）自媒体为典型的微政治动力
前已述及，技术更新所带来的传播革命对微政治的生成和演绎极具关键意义。在传播学历史上，每一次传播技术革新所引发的有关“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争论经久未停。随着作为“使用者主导型的开放式交往方式”［６］（ｐ４５）的网络传播媒介的兴起与广泛应用，关于技术发展是塑造社会的内生动力抑或是中立工具的辩论更趋激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显然在社会演进的动力机制中承担决定性作用。由传媒技术革新推动生成的微政治成为区别微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核心因素。
从早先的口口传播到纸质媒介，从广播电波到电视影音，再到当前的互联网媒体，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都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发展阶段上。在这一传播进程中，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也经历了从一对一的线型、一对多的扇形、多多互动的网状模式演变。现阶段的媒介传播除了传统传播工具以外，最为突出的则为互联网媒体的极速发展。网络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平台媒介、他媒体、自媒体（ｗｅ ｍｅｄｉａ）的进阶过程，迎来了新闻信息传播３．０时代的到来。在吉登斯看来，“媒介表现为社会系统中使互动得以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种种方式。”［７］（ｐ５３）当前，以博客、微博、播客、论坛、即时通讯等为主要载体的自媒体①技术发展，彻底颠覆了媒介传播的传统格局与模式，信息的生产与消费发生了革命性的进化。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突出优势表现为：
首先，强劲的新技术革命整合了多种传播载体，共同建构起了一张庞大的公共信息网络平台，为信息的同步式交互传播提供了结构性物质支持。依赖于移动通讯工具与网络接口的技术支持，使得信息流动完全抛开前期传播的空间限制，真正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信息汇通。各种平台之间的信息关注和分享畅通无阻，异常便捷。同时，文本、图片、语音、视频等多种介质使得传播媒介异常生动丰富，强化了自媒体的传播吸引力和实时效果。
其次，普通个人登上信息传播的舞台，并进入传播的中心。自媒体是“自己的媒体”，是普通大众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在自媒体网络中，过去信息传播的发布与接收的等级区分基本取消，“受众”已经转化为“用户”，开启了真正的信息传播平民化时代。每个用户都是既可发布信息，又可同时接收其他用户信息的“节点”，其间的信息交汇又产生新的信息源，并进一步改变信息的传播路径和形态。每个用户都会以自己为中心形成规模各异的“节点共享”式信息传播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个体用户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得到关注并被赋予力量；同时年轻的个体用户因对新技术的追逐和偏好而占据着自媒体群体的重要位置。正是鉴于这一裂变式的传播网络特点，个体成为了自媒体聚光灯下的新宠。
第三，信息传播速率迅疾。人人参与生产与消费的自媒体网络结构，使得信息传播在一个开放、交互、同步的通道环境下快速裂变、传送。信息传播与反馈不再是传统模式下的单向、线性结构，而是同步、互动结构。自媒体信息因而呈现出多向互动的传播特征。
第四，传播过程的去中心化。互联网是一个实体集合，是相对去中心化的网络之网络。［８］（ｐ４）自媒体的去中心化，不仅体现在信息源的供给上，也体现在信息的参与者上。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在网络时代，每一个信息源都潜在拥有一个现身与表达的平台，而每一个终端都是一个显在的信息源。同时，在信息的生产与消费者方面，参与者同时身兼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而且可随时切换。信息传播就是这样从一个个参与者作为节点的网络结构中扩散，这些节点的自身也同时成为了中心。
第五，体现平等的传播理念和平等的个人思想。作为草根媒体，自媒体是一种平民化、个人化、自主化的信息流动，它的开放式结构决定了它立足和关注的是普通民众，并与其保持信息共享、平等对话的传播理念。另外，自媒体主要是以文本作为信息的主要交换工具，这样，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社会不平等的标志，诸如性别、种族等，全都隐藏于网络世界之后，使网络互动传递出人人平等的内在品质。［９］（ｐ３３）
媒介传播时代下，以自媒体为代表的上述突出特征与优势，迅速在多维空间上重新解构与建构原初的社会生态，促进社会在新技术条件下以一种跃进式的步伐向深度与广度发展。自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和消费方式，更是快速地“嵌入”社会，并“重新定义这个世界”，［１０］型构当前社会呈现的微政治特征。
（二）微政治的社会情境结构
可以说，正是由于媒介传播的新技术革命这一生产力，才会如此深刻地改造着当下的社会性状，并在经济结构、家庭关系、生活方式与交往模式等方面呈现出大异以往的微政治特性。
从经济结构及其内在构成上看：首先，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基本食品和高附加值食品需求增加；大型制造企业经历由旺转衰的过程，相应地，为满足社会个体多元化、多样性的需求，小微企业尤其是小型高技术服务公司迅速崛起；而伴随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资本所造成的金融危机比传统产业资本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更为频繁。其次，随着社会信息传播速率的提升，创新性取向的小微企业发展迅速并逐步成长。近年来，一些知名大企业、百年老企业以一种历史上不可预见的速度瞬间就轰然倒掉了，这与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同时以“船小好掉头”为优长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大约２／３的新职位是由２０人以下的小公司提供的。视创新性为生命与最高价值的中小企业，体现出了与信息传播时代一致的适应性、回应性与灵活性。几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苹果，凭借其引领时尚的创新性，创造了当前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的市值，首度超过一直占据霸首的传统工业龙头——美孚石油，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崛起的风向标。第三，物流配送和营销渠道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与媒介传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是物流与商业销售渠道的整合与布局，形成了有活力的产业类型。“渠道为王”已经成为一条基本的营销法则。第四，企业内部结构扁平化趋势明显。扁平化顺应了对企业员工管理上的灵活与弹性，也顺应了对市场多元、个性化需求的回应，使得企业的治理结构更具效率。第五，企业文化更趋个性和休闲。信息传播裂变时代的企业文化发展，诉求于改变过去僵硬的、沉闷的作风，提供更为宽松的工作环境。“休闲星期五”把那些要求全天着衬衣、西服、领带和正装皮鞋的办公族从严苛规定中解脱出来，而代之以牛仔、Ｔ恤的休闲装扮去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家庭关系上看，妇女解放、受教育程度、工作压力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大家庭的根基，使传统的家庭规模逐渐缩小。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多和不断增加的福利与政府支持，家庭功能向社会转移有增无减。从一定程度上看，个人不再像从前那样珍视家庭这份天然的血缘关系。同时，家庭成员的主要活动对家庭的依赖程度降低，呆在家里的时间减少。在克拉克看来，小家庭“有利于促进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有利于推动追求不同的情趣。”［１１］（ｐ７４）在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不再依凭传统的父母——子女等级，而代之以日渐平等的家庭观念，且行为更为宽容、尊重。
从生活方式看，媒介传播助推全球化浪潮。物质主义、消费化、休闲化形成风潮，引领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在吉登斯看来，“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是以非政治化的、伦理的、风尚和习俗的形式将个人发展、即时满足、追逐变化等特定价值观念合理化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选择”。［１２］（ｐ２５２）受全球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年轻群体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更多变化。世界时尚之都最顶级的流行风潮，可以通过迅速的媒介送发，实时传递到乡村小镇，并招来模仿跟风。年轻人的饮食不再满足于家庭里母亲的拿手厨艺，尝试新鲜成为口胃选择的标准。家庭不再是个人生活的唯一主要空间。传播科技产生出新的社会空间，并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正如本奈特所言，“媒体所带来的空间，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私人空间交织在一起，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出现混杂现象”。［１３］（ｐ２９）
在微政治下，人们的交往模式更因网络的运用而发生根本变化。网络传媒生成了新的社交空间，延展了现实公共空间的功能属性。在技术结构支撑的网络平台上，人们对社会事件伸明主张，展开评论，表达关注，并酿造“围观”压力；人们或以兴趣为“凝聚点”，通过“群组”平台，搭识同道；或者“发帖”分享经验、倾诉不顺，引发深入讨论……，可以说，网络空间的开放、互动特征极大地成就了个人交往模式下的个性化需求。在这种模式下，没有权力的等级威严，没有资本的飞扬骄横，有的只是一个个平等用户个体，在自己关切的问题上自由参与。
总之，技术传播革命对社会发展施予的重塑和改造，引发催生了新近的“微政治”现象。对于后传统社会突出的现代性问题，不同的学者尝试不同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的主张，指出要从非正统政治问题和日常生活的微观问题入手，关切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意义，以区别于传统上诉诸于理性、制度、宏大叙事的“解放政治”视角。克拉克归纳了“新政治文化”现象，阐明了作为旧政治模式的“阶级政治”与新政治模式的“新政治文化”间的消长反差，指出“新政治文化”对诸如环境保护、妇女、人权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个体本位主义的重视。
上述两者都敏锐地看到了传统解释模式面对新的变化所带来的缺漏与不足，并试图归纳出自己的概念主张。然而，新近几年技术传播革命所带来社会、政治的最新实践变化，似乎又一次超越了两位学者的解释视角。正如李普曼所说：“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１４］（ｐ３４）劝服与同意直接涉及媒介的传播与控制。微政治的提出就是基于媒介传播革命条件下对社会政治发展现象的精准把握和认识。微政治立基于传统，更着眼于新的变化。它既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观察视角；既是问题的，也是方法的。
三、中国的微政治时代：简要的讨论
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但从比较的视角看，不同性质的政治体制面对微政治的压力与挑战亦大不相同。微政治下的中国，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位序，却同时面临着发达国家中存在的高阶段的议题困扰；遭遇着現代化进程的参与和稳定压力，却也同时要应付现代性的诘问和诉求；既要维持威权统治，却也同时要面临着媒介传播对权力的消解与侵蚀。正如亨廷顿所言，深涉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由于进程太快，其所面临和待解决的问题，“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１５］（ｐ４３）多重二元困境使得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异常艰难，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近三年来，以微博、博客为典型的自媒体在国内呈现爆发式增长，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仅以国内最大的微博运营商新浪为例，短短两、三年时间，其注册用户飙升至３亿人，体现了自媒体强劲的发展势头。免受控制的网络传播天性加上终端移动化这一整套信息传播技术，构成了对威权体制控制管理体系的深重消解，给微政治时代的集权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和回应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平行化网络传播体系与威权等级制权力运行体制的冲突
以微博、博客等为新载体的网络传播技术体现了超强的“多—多”互动的网状关系特点。以微博为例，短小的篇幅内容易于发送、阅读，通过“加关注”形成自己偏好上的“群”圈。一旦圈内发布重要事件，则圈内所有人可同时收看，并通过“转发”功能的节点，快速蔓延到其它群组节点，通过裂变式传递完成信息传播旅程。相反的是，传统威权体制的权力运行不仅是封闭的，而且具有自上而下的等级性特点。这一特点的本质要求就是增加对信息的控制。当以信息控制为内在要求的权力运行遭遇难受控制的信息网络传播时，其间的根本性冲突就是必然的，這也是微政治下的威权体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因应这一流动性与充满活力的网络传播挑战，摆脱“拘谨性体制”［１６］的僵化和守旧，以技术推动改革，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以更开明的胸襟、更担当的道义，破除等级权力的“黑箱”运作，建构一个开放、互动、透明和责任政府势在必行。
（二）去中心化对一元化的张力
微政治的去中心化特点与威权政治的一元化权威特征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查德威克断言，“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将会引发权力转移”。［１７］（ｐ２８）在微政治时代，以个体为单位、平等身份为特征的去中心化传播路径建构起一个自足的公共空间和治理中心，并获得了权力能量。这一中心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不再依靠一元化行政权力并抛开它而单独行事，这为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较为明确地体现了一元化的社会治理逻辑。然而，无论是汶川地震中的救援志愿者，还是“温甬”动车事故中的献血志愿者，都不是在这一格局的领导下的行动，而是通过网络媒介，自发动员，一呼百应，迅速集结参与的结果。伴随着网络传播并行动的，是权力的转移与扩散。因此，要支持、鼓励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并为建构政府、企业、个人的多中心治理而行动。
（三）个人化力量对集体主义权威的消解
威权政治运行的社会基础在于组织化社会，即将整个社会成员纳入各种威权导向与背景的组织之中，强调集体威权的核心，形成管理的组织化网络。微政治的出现使得普通个人真正第一次脱离束缚、发现自我、登上社会政治的舞台。参与网络平台，个体——尤其是年轻群体——接触新知，开启心智；参加兴趣群体，分享经验教训；追逐潮流，崇尚休闲舒适。网络一代以自我、个性化为标志，不屑权威与组织的集体化生活，构成对传统权威认同上的沉重消解。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渐揉合，政治与娱乐趋于模糊的微政治时代，威权政治要在生活政治中展现亲和与活力的一面，方能赢得未来一代的信心与支持。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通过新浪微博回应上海市民反映的问题，便是威权治理在民众中的赚分之举。
（四）社会具体利益诉求对宏观政治体制的冲击
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微政治时代后，政治问题逐渐演化、集中并表现为社会问题，且为社会的具体问题。在国内，近年的群体性事件有日渐增多的趋势。观察这些事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抗争性事件矛头指向的焦点，绝大多数是群体具体的利益问题，而且不少是日常事务的利益问题。这与微政治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有相似之处。不过，仔细分析这些具体的利益问题，又会发现利益问题的背后仍是宏大的政治问题，或者说，仍是政治体制完善程度的问题，这又是国际比较视角的不同之处。比如近年来频频爆发的拆迁问题，凸显了政治权力运行结构和运行机制上的问题。要避免社会具体利益诉求问题的政治化倾向，根本在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权力结构，增强权力的透明度，并加强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
（五）政治亚文化盛行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以媒介传播为动力的微政治时代，社会结构、家庭关系、个人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变化下，社会快速分层并逐渐固化，以兴趣为节点的群体组合不断增多，社会亚群体也逐渐形成。同时，以亚群体结合形成的亚文化，诸如年轻人文化、族群文化等日趋多元。人们的价值观念、认同机制、家庭情感、个体心理、生活方式选择、自我实现等呈现多样、多元的流变趋向，整个社会的性态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重振意识形态的领导之力，既要体察关切于当下社会思潮的种种流变，也得重视从亚文化中提取意识形态的营养元素，充补意识形态的守旧内容，这样，才能活化意识形态，赢取民心，而不是将亚文化视为对立面予以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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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牟春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ａｓ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Ｖｅｃｔｏｒ－ｂｏｒｎｅ
Ｚｕｏ Ｇｕａｎｇｂ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ｅ－Ｍｅｄｉａ，ａ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ｃｔｉｎｇ ａｓ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ｔ 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ｅｄｉａ，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 ｄａｙ－ｔｏ－ｄａ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ｅ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媒介认知 篇3
一、“张悟本现象”与思考
2009年11月, 张悟本凭借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在短短一个月内名声鹊起。此后的2010年2月, 张悟本做客全国收视率领先的湖南卫视《百科全说》栏目, 向全国电视观众讲述他的食疗养生之道, 称自己的食疗方法治愈了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甚至红斑狼疮等疑难杂症。在各种媒体的强劲宣传之下, 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新的中医知识普及风暴和厨房革命。
然而, 正当社会大众的“养生事业”在张悟本的带领与媒体的推动下如火如荼进行时, 有人突然爆料说张悟本的学历有造假嫌疑。随后, 在一片惊愕声中, 张悟本“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的身份被卫生部否认;国内知名的中西医专家开始不断站出来驳斥张悟本的“养生理论”;更有律师称其违法行医, 悟本堂停业, 并深夜遭拆除;《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销量下降并遭遇下架风波。很快, 张悟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云端又一下子跌到了地狱, 张悟本的起落与沉浮被媒体戏称为“张悟本现象”。
如今, 闹剧结束, 数完钱的早已卷铺盖走人, 各路媒体和专家轮番上阵演绎的一场场维护正义之战也已落幕。在这场众人导演的闹剧里, 受伤害的不只是遭受精神甚至财产损失的盲目群众, 媒体在追逐收视率与市场利润的时候也丢失了自己的良知和职业操守, 而相关监管部门熟视无睹、迟迟不介入的无作为行为也让政府的公信力被质疑。
二、媒介素养的认知
一个张悟本就可以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不得不让我们承认, 令人耳鸣目眩的大众文化正在通过各种媒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的, 不受传媒文化影响和媒体方式所干预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既然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将无可避免地受到空气一般无所不在的大众传媒的浸染, 我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 只有加强媒介教育, 提高人们对媒介信息的结构能力、判断能力、思辨能力以及媒介产品的使用能力, 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 我们才能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或虚假信息时做到处乱不惊甚至应付自如。
媒介素养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引入的概念。对于媒介素养的定义,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下述两个: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传媒素养 (媒介素养) 指增进对各种传媒的认识, 用批判的态度去接受及分析大众传媒的讯息, 能解读讯息背后的意识形态, 了解传媒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做个主动的受众, 不让传媒牵着鼻子走。”
美国http:medialiterary.education.uconn.edu网站:“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 用这种能力来接触、分析和评价大众媒介中所传递的诸多复杂信息。媒介素养着重于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成为对媒介信息的更谨慎和理性的消费者, 从而在有关健康、购物和价值判断上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帮助人们成为媒介有创新性的生产者, 从而更有效地传递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优势。”
无论是美国http:medialiterary.education.uconn.edu网站, 还是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虽然他们对媒介素养的定义有不同的表达, 但殊途同归, 即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指导人们正确应对媒介信息的能力。而我们的大众正是因为对于这种能力的过于失缺, 才导致被张悟本这样的江湖郎中和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所忽悠和蒙蔽。
三、媒介素养的提高
(一) 公众媒介素养需要提高
1. 公众必须加深对媒介信息本质的认识
传播学者怀特说:“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新闻素材,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 而是一个选择取舍的过程。”而传媒组织对新闻或信息选择取舍的标准又是比较复杂的, 除了考虑新闻本身的价值与新闻要素外, 还要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考虑在内。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受到媒体的经营目标、受众需求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与媒介的方针和利益一致或相符的内容更容易优先入选、优先得到传播;其次, 传媒信息往往会因为传媒从业人员的思想、能力、利益、环境的不同而受到种种影响与局限。
因此, 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 大众除了应认真辨别其真伪外, 还要对其中的“加工创造”做到心中有数和把握适度, 然后再根据自身对信息的认识采取恰当的行为与态度。
2. 提高知识素养, 加强辨别、规范、抵制不良信息的能力
受众作为媒介信息的接收者, 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似乎总处于被动地位, 但这并不代表就会始终被媒体牵着鼻子走。有见识、有头脑的人懂得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时冷静思考, 趋利避害。广大受众会被张悟本荒诞不经的言论所迷惑, 一方面, 要归咎于媒体报道的无限放大与过度追捧。另一方面, 也要归咎于受众自身健康知识素养的缺乏。作为受众, 日益恶劣的传媒环境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 但作为个人, 受众应当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结合自身的学习与经验主动地去挖掘信息的来源或验证信息本身的可信程度, 而不是对其盲目推崇没有一点辨别能力。
(二) 媒介从业人员社会责任不容忽视
杜拉克说:“在知识社会里, 每一位知识工作者都要负上信息责任。”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企业化的媒介经营让越来越多的媒介机构和媒介从业人员只知道片面追求发行量或收视率而不顾及自己的社会责任, 不正当竞争, 虚假新闻, 变相广告, 传播内容的低俗化、刺激化和煽情化等现象已经日益严重, 一些不实报道不仅使公众利益严重受损, 更让媒体与国家的形象和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开始下降。张悟本事件是一件汇集了作者、出版社、编辑、记者、电视台等几乎所有媒介机构与媒介从业人员的一场闹剧, 可以说, 这条知识产业链的庞大与宽广足以使其成为分析媒体职业道德与责任意识的典型代表。
古语有云“文如其人”, 书籍的质量的高低更是代表了一个作者品行的好坏。作者最基本的责任应该是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对自己负责, 对读者负责;编辑与出版社作为图书产品流向市场最后一道关卡, 更应对图书内容是否符合出版标准进行仔细审核, 对作者身份进行再三调查。可是, 当今社会, 越来越多的作者与出版人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却让一些低级庸俗甚至是误导大众的图书出现在市场上。养生类图书是关乎老百姓生命健康的图书, 图书内容必须科学合理, 容不得半点虚伪与造假, 可是就是一个本该如此严肃的领域, 却出现像张悟本这样的图书作者, 更有人民出版社这样的知名出版企业为其助阵, 这不得不让我们对作家、编辑、出版者的职业和道德评判准则开始怀疑。
相对于图书而言, 电视无疑是受众接触最多也是对受众影响最大的大众媒介。湖南卫视可以说是我国电视行业里的佼佼者, 他们凭借自身威信与声望可以轻易将张悟本这样的人捧上天堂, 也可以轻易将他们打入牢笼。然而, 人民授予的权利并不是让他们不负责任地对待公众, 媒体报道要力求准确、真实, 对于不确定的消息或事件必须有怀疑精神, 要通过多方面取证来了解事情真相, 切不可在某些观点或理论还未被国家权威机构所验证就大肆宣传。
(三) 政府相关部门的媒体监管还不到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对媒体环境的控制呈现愈加宽松的态势, 然而, 华南虎、张悟本等相关造假事件的时有发生也让我们认识到, 政府把纯洁媒体环境的希望仅仅寄托于媒体自律, 其效果不但是微乎其微, 且还有无作为与任意纵容的嫌疑。然而, 要求政府媒体管理部门建立强有力的宏观监管制度, 却并不是让他们采取“媒体封杀”或“媒体控制”的方式, 传媒业作为政府监管的特殊领域, 同时也履行监督政府行为的责任, 如何处理他们两者的关系, 不仅关系到传媒产业是否会呈现畸形发展的趋势, 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是否尊重规律、注重民主的明智之举。我们的政府监督部门也只有首先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 充分认识各种媒体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全面地了解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和工作程序, 才能很好地去监督和控制媒体的不良发展态势。当然, 这就要求政府监督部门端正观念, 开始主动去接触和利用新媒体、新技术而不做被动的接受者和应对者, 培养自身在面对各种媒体信息时快速的反应能力。
当下, 一方面, 媒介信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文明与便捷, 而另一方面, 媒介信息也因人们媒介素养的低下而遭到扭曲和滥用, 进而阻碍着社会秩序的正常进行。张悟本现象虽然作为一个个例, 却深刻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群体因为媒介素养的缺失而酿成的悲剧。因此, 如果公众、媒体从业人员及政府监管部门三方面能共同努力, 各尽其职, 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 媒介产业定会迎来更广阔的明天, 而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将从中受益。
摘要：张悟本现象的出现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 它却反映着公众、媒体工作人员、政府监管部门在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时处理不当的社会现象, 这与整个社会本身媒介素养低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借张悟本现象旨在阐发对媒介素养的认识以及探讨如何从公众、媒体从业人员和政府监督部门三方面提高媒介素养。
关键词：张悟本现象,媒介素养,公众,政府,媒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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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认知 篇4
1 媒介所再现的留守儿童“固化”形象
对于留守儿童的媒介形象的建构,无论是正面形象还是负面形象的倾向性建构,媒体对于留守儿童形象的建构总是趋于一种“固化”边缘群体化的整体形象。首先,留守儿童的正面形象一般的建构存在表现为:孝顺懂事的形象、知识改变命运的形象、天真活泼的形象、追寻理想的形象。其次,客观中立的报道建构了留守儿童“沐恩幸福”的被关爱的形象,新闻报道中的主角是党政机关及社会相关组织,留守儿童只是新闻中的附属品。“问题”式的议程设置下,建构出具有个体化的负面形象倾向,呈现出的是边缘化群体的“弱者”形象。最后,留守儿童建构的负面、问题出现在生活习惯上的无助、学习的监管缺乏、心理上的有效引导缺少、安全隐患的存在等,从自身角度建构出留守儿童外表形象的负面化,外表形象主要包括留守儿童的外貌特征、身型、穿着、神态。从心理行为角度建构出留守儿童负面化形象,从安全意识、学习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所呈现出来。
2 留守儿童“固化”形象背后的反思
“留守儿童形象”问题是新闻传播与社会之间的疑难问题,留守儿童个体乃至群体化形象的存在,媒介通过形象的再现,在社会化语境下的考察“固化”形象。
2.1 导致留守儿童形象“固化”背后的原因分析
提及到留守儿童形象的“固化”,不管是从正面形象还是负面形象,亦是客观中立的被关爱形象,导致“固化”的根源在于“他者”解码的片面化。话语不仅仅是书面的文体形式再现,而且还包括口头表达和非言语的表达形式存在,每一个话语背后都有着特定权力的意向和权力的关系[2]。“他者”不仅指受众对媒体所呈现出的留守儿童形象进行片面的译码,而且也指留守儿童从媒体所呈现出的群体“固化”形象的认知,又带给留守儿童的“二次心理形象再现”的隐形伤害,“他者”的解码造成留守儿童认知的负面影响,亦是强化作用而不是消退,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话语权缺失及话语权的剥夺。
2.2“他者”解码片面化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失衡
受众对媒体所呈现出的留守儿童负面形象的认知,媒体所呈现出的留守儿童“群体固化形象”,对于留守儿童的被侵害形象及留守儿童施虐者形象的建构,呈现出对留守儿童的“二次心理形象再现”的伤害,产生一种恶性循环。笔者主要从受害留守儿童的角度进行分析。
2.2.1“二次心理形象再现”概念的提出
心理形象最早是我国维之于1988年所提出来的,他把表象、概念和思维等都称为“心理形象”。维之只是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对心理形象做了简要的主观映象分析,对于该理论还有值得深化的地方。如果说心理形象是感觉形象的话,那么在媒介上所呈现出来,就是心理形象的再现。而对于留守儿童负面形象的建构,受众在进行对留守儿童在新闻报道中所呈现出的形象解读的同时,会对留守儿童群体形象的“固化”,那么留守儿童形象作为群体性化身,又对个体留守儿童带来了逆向影响,主要是心理上再次折射出群体的媒介形象,其中就存在“两次译码偏差”:一是媒体新闻报道中建构的留守儿童形象,受众对媒体所呈现出的留守儿童形象与真实、现实当中的留守儿童形象存在着偏差;二是留守儿童对媒体所呈现出的“留守儿童群体固化形象”的反射认知,留守儿童对于自我身份建构认同完成,而导致行为上的趋同,这种是无意识注意导致的,假若建构未认同,则会带给自身“固化”形象的逆向建构,也就是所谓我们所在新闻报道中对留守儿童的正面形象的建构,但是无论是认同还是未认同,在媒介上对于形象的建构,笔者称为“二次心理形象再现”,对于这种形象再现带给他们的伤害,这种伤害笔者便称为“二次心理形象再现”所来带来的伤害。
2.2.2 如何避免“二次心理形象再现”的伤害
媒介通过新闻报道所呈现出真实的留守儿童形象,像留守儿童伤害事件、拐卖事件,媒体发挥教育功能的同时,对遭受事件的受害留守儿童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然而留守儿童始终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因为是成长期的儿童,政府便会加倍关注,造成一个单元事件,无形中被扩大为群体事件,然而先进的媒体是政府工作的喉舌,无不在积极的宣传功能、承担隐形的教育功能与留守儿童二次“心理形象”再现造成影响。成长期的留守儿童本来心智尚未发育完全,遭遇被害后心里会产生巨大的阴影,需要被关爱,然而媒体再次揭露事实的背后,引起留守儿童对于受害经历的二次伤害。因此,媒体应该秉承着人文关怀的同情心,坚守负责的新闻职业的道德对这类细节性的揭发。
3 受众对留守儿童形象建构的认知
受众对留守儿童形象建构的认知主要从媒体的新闻报道所建构出的形象进行片面解读,对留守儿童群体造成长期的刻板印象。
3.1 受众眼中的被害儿童形象
第一,家庭内的牺牲品。农村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不发达,而思想观念接受外来的新事物的影响,家长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不惜抛弃家庭只身前往发达地区务工,而这一举动却带来了家庭的破碎,然而由于家长在外遭受到的怨恨转嫁到孩子身上,家庭的矛盾激化也转接到孩子身上,孩子便成为了父母的“出气筒”,便无意对孩子施暴。第二,社会戾气与儿童特殊身份的遭遇。社会正趋于快速转型期,但由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从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层不出穷。留守儿童作为监管缺失的群体,自我保护能力较弱,便于不法分子“小手”。第三,校园环境的安全意识薄弱。在农村不少的学校内,对于教师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留守儿童的身份特殊性,教师把孩子当作发泄情绪的对象,而有些教师甚至心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作出性侵留守儿童等的犯罪行为,这是对学生极不负责任的表现。被害儿童形象是对“弱者”形象的强化,留守儿童是特殊的群体,弱小的形象象征。受害儿童的形象是一种无知与懵懂,丝毫并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和反抗的能力。
3.2 受众眼中儿童作为施害者的形象
媒体对于留守儿童侵害事件的报道日趋增多,原本纯真的形象反而变成了施虐者的形象。第一,施虐的残忍形象。对于留守儿童形象最常见的是在犯罪报道中所呈现出的主体形象,像类似于抢劫、杀人、虐杀无辜、强奸、性侵弱小等的恶劣行为,并且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是缺乏有组织性、冲动性,没有家人的监管,生性缺乏规制所致。第二,内心畸形的形象。由于留守儿童长期处于亲情的缺失,心理渴望被疼爱导致内心的孤独、忧郁等心理状态,在情绪上和行为上失去平衡,个性极易造成扭曲,做出犯罪的举动[3]。第三,心理素质强大形象。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心理失衡的状态,缺少监管或者说监管不到位,留守儿童在外逍遥自在、胡作非为成性,当作为施虐者形象涉童犯罪时,往往作案后表现一副若无其事、平静并淡定的模样心理素质强大形象。
4 受众对留守儿童形象的认知对留守儿童成长带来的影响
儿童本应该从小陪伴在父母身边,父母应给予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引导与帮助,然而家庭环境的变异,儿童并没能享受[4],无疑带给留守儿童的心理阴影,长期的孤独、寂寞是留守儿童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心理上的失衡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因而缺乏竞争意识。
4.1 影响受害儿童的恢复和正常生活
像留守儿童由于缺乏安全意识和家长的监护,被迫受害、遭遇性侵等伤害,给正在成长中的儿童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性侵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遭受性侵害的留守儿童心理受到的创伤,内心会形成一种贬低自我及严重的羞耻感,这种内化的心理创伤难以抚平,从而随着留守儿童的逐渐成长,严重使人格的形成制造障碍,出现轻生的念头、心理孤僻、情绪不稳定等倾向,长期处于这一种内心盲目失去自我状态中,从而会出现暴力行为。
4.2 产生社会化的“施害儿童”群体化标签
留守儿童一系列的负面形象的建构,受众对于留守儿童的片面解读,致使刻板印象的根深蒂固,对于留守儿童群体化特征的“固化”形象,主要表现在“施虐者”形象中,当留守儿童涉入犯罪案件中,受众对于留守儿童形象的再现,无法根除之前的“标签化”形象,只要当留守儿童个体出现类似事件的发生,媒体所报道出的留守儿童“问题”命题式建构形象,只会强化留守儿童的负面形象,但是毋庸置疑媒体在选择有价值的新闻视角时,是随性的,带有主观倾向的判断和选择的,只是留守儿童个体当中某一部分的再现,并不是群体化特征的再现形象,这样“二次心理形象再现”对于留守儿童更多的是一种伤害。与此同时,媒体也犯下了错误,片面的解读和建构,使留守儿童形象的标签化难以解构。
5 结论
不管是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对留守儿童形象建构的再现,还是受众对于留守儿童兴县的译码重构,一是留守儿童作为施虐者的形象出现,二是作为被侵害者的形象出现,其中都会造成对留守儿童“二次心理形象再现”的伤害,其中不乏存在着难以根治的社会政策原因,最重要的是在媒介上如何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固化”瓦解,不但要从报道的模式上进行反思,而且需要从媒体的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方式、方法上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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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认知 篇5
(一) 起源
早在2005年的超级女声里李宇春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人们的性别认知的传统定义, 超级女声里李宇春的出现给人耳目一新, 她因为帅气的形象气质还在短时间内走红并且成为人们口中相传的“春哥”。随后越来越多的电视制作人看到“春哥”的背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利益, 更多的电视节目开始模仿甚至是超越超级女声的这个在性别上的卖点, 并且向通过这样的卖点博得较好的收视率, 于是又相继出现了伪娘, 在2010年的快乐男声成都赛区的预选赛当中, 刘著因报名时着烟熏妆, 穿粉红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关注, 被人誉为“著姐”的刘著开始走进大众的视线。“伪娘”开始登上热点舞台。
(二) “伪娘”的特点
在“伪娘”盛行的年代, 我们对这个词也许只是停留在论坛贴吧里的热点词汇, 我们对这个词的了解似乎都披上了媒体炒作的外衣。因此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明确伪娘的定义和特点, 然后因此才能看到它衍生的影响。 在百度百科里“伪娘”是指一切自然非加工或通过人为手段达到让他人被误认为是女性效果的男性, 指的是有五官和脸型有女性美感的正常男性角色, 且变装后常常带有很强的萌属性, 有的可能更胜过一般女性角色。
二、“伪娘”系列电视节目带来的连锁效应
“伪娘”现象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商业利益, 各大媒体通过关于“伪娘”的炒作提高了自身的竞争能力, 为自己赢得了可观的收视率。但是由“伪娘”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又是部门不容忽视的, 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使得我们不得不深思, 这样的炒作是不是太过于追求利益而忽视了媒体本身的作用?
(一) “伪娘”背后的推手:利益
2010年, 伴随着超级女声的完美再现, 快乐男声也被搬上了荧屏, 快乐男声以伪娘的姿态吸引了受众眼球, 快乐男声刘著以一身惊艳的女生打扮一夜而红, 成为了当年快乐男声的最大亮点。无疑, 伪娘不过是风口浪尖上的一根小小导火线, 其目的不外乎达到快乐男声的大规模宣传, 这也只是媒介借口伪娘, 达到自己炒作娱乐, 而赢取利益。在媒介日益发展, 竞争激烈的今天, 各个媒体要想在竞争中取得重要的位置, 关键在于受众数和量上的较量, 所以, 媒体不想被淘汰掉, 就要千方百计吸引受众的眼球, 当然, 也正因为如此, 媒介开始已低俗趣味性的新闻来挑战人们的旧式思维, 激发受众的好奇心, 从而获取受众。
(二) “伪娘”现象不可避免的危害
“伪娘”系列的电视节目, 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提高了收视率, 但是因此而带来的后果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首先以“伪娘”作为噱头炒作的娱乐节目似乎在告诉人们成名走红的道路有很多种最容易的就是与众不同, 换句话说就是说要无限度的挖掘能力以外的任何一个可以吸引受众眼球的点, 并且无限制的夸大这样的点, 以达到炒作的效果, 通过炒作走红, 这在价值观上使人们产生不劳而获的观念, 其次在更严重的影响层面来说, 这样的电视节目虽然可以娱乐大众, 同时也在一定层面上改变或者影响人们的审美水平和性别认知能力。随着这样的节目内容的日益增多, 不少青少年开始模仿, 社会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春哥的翻版, 著姐的翻版, 这样的风气在社会中弥散开始形成男人像娘们, 女人像爷们的趋势, 虽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 但是它带来的恶劣的影响和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面对“伪娘”媒介应该怎么做
要遏制住大众传媒娱乐低俗之风蔓延, 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反对娱乐低俗之风的重要性, 无论是政府相关部门还是大众传媒本身, 都应该从思想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娱乐低俗之风, 不给娱乐低俗之风生存空间。大众传媒的管理者和节目制作人员要提高节目制作水准, 不能一味地进行低俗化炒作。作为媒介工作者, 我们应该更清楚媒介带给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是什么, 个别不负责任的传播内容也许一时可以提高收视率, 但是因此而带来的危害也许不会只起到一时的影响, 也许会影响青少年整个人生的发展趋向, 因此我们应该提高自身素质, 在积极向上的前提上提高收视率。作为受众, 我们也应该在接受传播内容的时候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不能一味的接受媒介传播给我们的内容。
一个和谐健康的传播环境和传播效果, 是需要传播者和受众一起努力建立起来的。因此在面对错误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积极发现, 认真分析, 紧密的提出整改措施, 使得社会环境不断趋于绿色。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期, 虽然我们应该本着接受多元化的文化的立场出发但是在我们容纳多元化的文化的同时应该摒弃与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相冲突并且产生了恶劣影响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卜卫.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M].北京:北京新华出本社.2002.
[2]方建义, 章洁.大众传媒心理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3]姜宏, 徐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媒介认知 篇6
一、青少年危机认知的媒介素养调查情况
西安市第48中是一所市级标准化普通中学, 具有高中部和初中部, 共有36个教学班, 1 700余学生, 在城市中学里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发放学生问卷1 5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 290份, 有效回收率为86%。所得样本涉及各个班级和教学部, 对于反映城市青少年学生危机认知方面的媒介素养情况具有一定科学性和较强的说服力。调查完成后, 使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
二、青少年危机认知的媒介素养调查结果
通过数据处理, 发现受调查学生90.7%持有手机, 具体的调查结果如下:
1.青少年学生基于危机认知的媒介接触和使用情况
调查得知, 青少年获取危机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 在平常接受身边家长师友的危机信息较多。在危机发生时, 恐慌、焦虑等不良情绪不可避免地自发传播。然而在对青少年学生进行访问调查时发现, 他们最先选择获知突发危机信息的媒体依然是电视 (如图1) , 其次为网络。可见, 青少年天生地具有依赖大众媒体获知危机信息的素养, 而且他们依赖的媒体具有稳定性。面对众多媒体传播的危机信息, 青少年更青睐电视, 并不会因为危机状态而改变。
在使用媒介搜索危机信息过程中, 青少年学生平时接触使用媒体的目的首先是休闲娱乐, 其次才是了解新闻、获知信息。这也说明了90.7%的青少年持有手机更多的是为了沟通、娱乐, 因此在获知信息特别是危机信息方面, 青少年更倾向于电视。可见, 青少年对媒介的评判并没停留在信息载体的层次, 认识到了媒体的政治属性。然而, 青少年关于自身选择和使用媒介进行危机信息搜索的能力则处于一般水平, 精通的与较好的、一般的、较差的学生比值为23∶86∶99∶34, 能力处于精通的学生为数不多。
2.青少年关于危机信息的消费、认知情况
关于西安市媒体报道公共危机的认知, 大部分学生认为比较客观 (如图2) , 只有18%的青少年认为媒体歪曲公共危机报道, 这与青少年对整体媒介报道危机的态度一致。对于突发公共危机, 青少年学生更相信家长的话, 其次是大众传媒、老师, 这与中学生深受家庭庇护相关。80%的青少年不怀疑或偶尔怀疑媒体报道的危机信息, 只有12%的学生会经常怀疑媒体的报道, 经常怀疑的人数与偶尔怀疑人数的比值为29∶163。仅有8%的学生不关心媒体报道危机的情况。一旦发现媒体报道的危机新闻不可信时, 青少年会采取什么措施或行为呢?采取行为的与不予理会的人数比值为334∶73, 在334的人数值里, 跟亲友探讨的、与媒体表达看法的、用网络交流的和对媒体表示理解的比值为134∶55∶100∶45。显然, 亲友是他们倾诉探讨对象的第一选择。因此, 从整体来看, 大部分青少年学生对媒体报道危机信息的客观性、信任度都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并积极表达。
新媒体中, 互联网、手机已成为青少年不可缺少的信息渠道。特别是突发公共危机发生时, 互联网成为青少年获知信息的第二大媒体。而且90.4%的学生都有手机, 大部分能通过手机上网。可以说, 在接触、使用新媒体方面, 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水平很高。在新媒体信息认知方面, 青少年大部分持乐观态度。“新媒体比传统媒体更有利于了解真相”的话题, 认为“肯定会、差不多但更快、不会”的人数比值为118∶81∶37, 即有46%的学生认为新媒体肯定会有利于真相的获知, 加上“差不多但更快”的共有77%的学生肯定新媒体在了解真相的优势。
3.青少年对危机安全教育的看法
为增强媒介化社会中青少年的安全意识, 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水平是一个重要路径。问卷在调查青少年学生是否有意识地参与媒介互动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能力时, 只有38%的学生做了肯定回答。而问其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是否有意义时, 只有13%人做了否定回答, 87%的学生认为开设相关课程很有意义。不过, 在调查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中学都没开设媒介素养课, 但大部分设置了计算机、多媒体等相关课程。
三、结论及其综合分析
通过以上调查可知:青少年学生危机信息的媒介认知上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在搜索、获知危机信息上具有天然地依赖大众媒体的意识, 并不会因为危机的发生而改变;在所有的媒体形态中, 青少年学生虽然大多数拥有手机但却首先选择电视获知危机信息;在自我评价危机认知与应对方面的媒介素养能力时, 青少年学生认为较好或一般;消费、理解危机信息方面, 大多数学生肯定危机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但有自己的理性思考, 即使发现媒体报道了不可信的内容时, 也会选择亲友、网络表达自己的看法, 探讨其中的问题;多数青少年相信新媒体有利于传播新闻事件的真相。可见, 青少年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比预期的要高。
中学生群体基本上属于90后, 大部分属于城市走读生, 因此受家庭媒体——电视的影响最大;城市中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 大部分学生拥有手机并相信新媒体的便捷与传播真相的能力, 只是他们消费的最大目的是休闲娱乐, 没有充分地运用手机获知危机信息。“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 需求的社会与心理根源产生对于大众媒介或其他来源的期望, 这就导致了受众选择不同模式的媒介接触 (或参与其他活动) ;结果是需求的满足, 以及其他可能大多是无意的结果。[2]这说明, 青少年学生接触并利用大众媒体的行为不是依存于客观状况的偶然举动, 而是能选择满足欲望的媒介和信息的有目的行动。中学生学习任务繁重, 考学压力大, 然而这个阶段又是从少年向成年过渡的时期, 他们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反应更敏感, 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 并怀有强烈的好奇心, 这就造成了中学生内心世界的复合心理状态。反抗压力、追求休闲娱乐从而成为他们接触媒介的首要目的。这时的青少年个体往往会表现出极大的“能动性”, 他们通常会积极主动地挑选自己偏好的、急需的媒介信息, 而不是被动地听任媒介对他们施加影响。该阶段恰恰是培养他们掌握媒介、辨别信息的最佳时期。在新媒体崛起的环境中,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起步晚、力量薄弱, 对青少年使用媒介的能力和处理批评信息的素质培养不够。从实际调查得知, 青少年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基础及学习相关课程的意识。开设“媒介素养”及其相关课程, 提高他们利用媒介搜索处理信息的能力、积极利用媒介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能力、正确看待暴力凶杀等负面信息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 对于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四、对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建议
青少年作为未成年人, 特别是新媒体被广泛应用于青少年的形势下, 要注重媒介素养教育。
1.开设危机认知或风险化解方面的媒介素养课程, 提高青少年媒体近用权意识
作为传播权的媒体近用权, 是指一般社会成员, 在一定的条件下, 要求媒体提供帮助或使用媒体, 以阐述观点、发表言论、表达意见的权利。青少年学习任务重、与社会联系少, 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 可能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比如, 温州动车事故中, 利用手机微博、电话传播事件信息的大部分是成年人;通过网络寻找失踪者也基本是成年人。如果青少年媒介素养水平高, 在突发事件中积极联络, 进行自救或救助他人, 那许多生命会得到挽救。媒体近用权在媒介化社会应具有普遍性, 家庭、学校应该潜移默化地培育青少年形成这种权利意识。
2.青少年应该加强自己的移动学习能力
他们独立选择的潜在媒体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因此, 怎样利用手机、博客、微博等新媒体渠道获知突发事件新闻、学习相关知识, 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非常必要的。这需要新媒体内容提供商制作好新闻内容, 进行个性化新闻传播。如以声情并茂、短小生动、丰富多彩的形式传播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信息等。青少年本来压力大、好奇心又强, 从新闻传播形式入手提高内容质量, 会收到好的传播效果。
3.重视意见领袖在青少年新闻教育中的作用
在这次访问调查中, 77%的学生会通过各种媒体辨别突发事件信息, 如果有疑问会首先选择身边亲友与之进行讨论。因此, 真正影响青少年对突发事件信息的认知、接受的首要角色是作为身边亲友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指的是对人们信息认知和意见形成的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人, 在提高青少年对突发新闻接受能力时应该注重意见领袖对青少年看法的引导。比如, 学校可隐性设置意见领袖, 组织大家课外讨论时事, 评议突发新闻;再就是学校举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时, 培养他们利用媒体的能力。
总之, 在风险社会中, 青少年亟须提高媒介素养水平, 强化媒体近用权意识, 以便提高自身化解危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军林, 蒋为莉.大学生媒介素养调查报告[J].新闻界, 2011 (7) :148-153.
[2]刘新庚, 等.“使用与满足”理论视阈中的青少年网瘾问题[J].东南学术, 2011 (6) :136-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