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精选10篇）

媒介批评 篇1

1“媒介批评”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前,“媒介批评”在新闻传播界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之后不久我国台湾学者引入了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台湾媒介批评学者黄新生提出媒介批评三个取向:以批判作为求知的方法、倾向于批判的取向、以诠释作为取向。这对理解媒介批评概念以及促进媒介批评实践发展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媒介批评是一种对媒体在发展过程中种种失范行为进行制约的机制。媒介批评的对象有纸质媒介、电子媒介等传播媒介,专业化现象、有偿新闻、媒介融合等媒介现象,媒介行为(侧重集体和组织行为),记者、编辑、台长等媒体从业人员和报纸、广播电视节目等媒介产品。简而言之,媒介批评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中,基于人文反思的批判立场,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判断、阐释和评价,推动媒介良性健康发展。

媒介批评的本质在于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媒介批评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肯定。对此,应杜绝骂评、捧评、庸评等有违媒介批评本质的评论,以理性的思维对待批评对象。

2 微博改变了网络媒介批评的生态

网络媒介批评,是指批评主体以网络为载体,对媒介现象与传播行为做出的分析评判和价值判断。“微时代”的媒介批评,让人们看到自媒体爆发的巨大能量。微博给大众提供了巨大的平台,人人都可以成为媒介批评的主体。作为网络媒介批评的一种新形式,与网络媒介批评一样,微博媒介批评的主体主要是关心媒介、能利用网络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包括知名媒体评论人、各行各业精英人士和普通大众;微博媒介批评做出的判断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篇幅短小,不乏精辟论断,且时效强,影响广。

微博作为低门槛、草根化的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了网络媒介批评的前沿阵地,改变了网络媒介批评生态。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微博网民规模为3.31亿,较2012年底增长了2216万,增长7.2%。网民中微博使用率达到了56.0%,较上年底增加了1.3个百分点。微博用户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到相对平稳的增长阶段。首先,网民在媒介批评中发挥巨大的能量。这改变了传统媒介批评主体来源于政府和新闻媒体的情况,媒介批评不再是专家学者、媒体评论人的“本行”,人民发言机会更多,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更大,批评观点多元化。其次,拉近了媒介与公众的距离,人与人之间意见交流更加快捷方便,提高了网络的自由化程度,其中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便是运用@符号,被@的用户在第一时间看到微博内容(有时涉及批评)并回应。但不可避免的是,微博媒介批评也有一些局限。首先,微博媒介批评中用户语言随意无序甚至偏激。名人“大v”、权威专家应该在媒介批评中发挥引导和过滤作用,引导微博媒介批评朝着高质量、深度发展。其次,普通大众的批评传播范围有限,言语权依然掌握在“意见领袖”手中,微博意见活跃群体有明显的名人效应。最后,网民总体媒介素养不高,而媒介批评的水平价值高低与媒体素养是成正比的。

3 微博媒介批评的特性

媒介批评与其他所有批评一样,它是主观对批评客体的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但它与其他批评有批评指向和批评逻辑的差异。从此观点出发,可以分析微博媒介批评的特性。

首先,微博媒介批评的指向是媒介要素的规范性。微博媒介批评要审视媒介系统各个要素是否符合新闻行业职业规范,再评价分析批评对象是否合理合法及其社会效果和社会意义。例如,微博媒介批评可以再最短时间内将传媒行业的最新动态(媒介现象、媒介行为、媒介从业者等出现的问题)公布于众。

其次,微博媒介批评强调事实论证。微博媒介批评涉及到评价媒介各要素都必须以事实来支撑观点,这样得出的媒介批评才会有建设性和指导的价值。2012年的“摆拍门”事件充分印证了此观点。2012年11月17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今日早报》刊登了一幅名为“哨所女兵学习‘十八大’精神”的照片,有网友经求证发现该照片多处作假,最典型的是犯了“内容不符”的错误,照片中女兵看的报纸版面是珠海航展专版和广告专版,这明显与报纸宣称的“学习‘十八大’精神”不符,于是他将自己的求证过程做成图片,通过发微博并@“报纸观察”,于是该新闻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今日早报》图片中心值班编辑和照片作者的摆拍行为反映出新闻工作者不敬业、不踏实的工作态度,有违新闻客观真实原则,该网友在批评中运用了常识和相关事实来对批评对象进行判定,发挥了微博媒介批评的重大作用。

4 繁荣微博媒介批评的对策

第一,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媒体素养就是一个人认识、评判、运用传媒的态度与能力,是指人们面对传媒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制造能力、思辨性反应能力等。媒介素养的高低能够决定社会大众对于媒介以及其产品的鉴别和批判的能力。在当今“微时代”,微博媒介批评质量的高低有赖于网民的媒介素养高低。因此社会大众承担起媒介批评的重要责任,应当积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只有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得到了提升,才能对媒介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使其能够更好的发展。当下的微博媒介批评一般局限在新闻媒体人等个体现象身上,层次较浅,提高媒介素养往深入的方向去把握本质是当务之急。

第二,利用“名人效应”,做好舆论引导。微博上存在话语权过于集中的现象,名人用户(娱乐、传媒、财经、政府官员、艺术等领域的知名人士或者某些组织的官方微博,多加“V”认证)多成了意见领袖,他们的关注度较高,微博更易被转发和评论,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而普通大众的微博影响力有限。因此,意见领袖们应该对受众关注的问题即时进行正确全面的评述,从而引导舆论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使得微博媒介批评更有水准,更有推动力和影响力。

第三,媒体行业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自律系统。媒体行业来掌握着传播平台的话语权以及语言空间。2013年11月15日下午,新浪传媒论坛第九期就公正报道,监督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和媒体自律三大主题进行了反思和讨论。新闻媒体自律是从道德层面对新闻工作者进行约束,社会、自律机构、媒体、新闻从业人员应该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共同维系良好的媒体生存环境和舆论环境。

最后,法律制度还需完善。法律部门的有关规定,往往直接影响媒介批评标准的确立。在微博媒介批评中涉及到婚姻问题、维权问题、财产问题等大家往往还是会参照法律的标准。当前人们能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自治条例、国际条约等传媒法律渊源来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1]曾娅妮.媒介批评:理论与例证[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2]宋发枝.微博对网络新闻的影响[J].青年记者,2011,(5).

[3]栾奕.微博:媒介批评的新阵地[J].青年记者,2011,(4).

[4]武丽魁.微博作为网络媒介批评新阵地的价值与局限性[J].新闻记者,2012,(7).

[5]梁小丽.媒介批评的“微”力量——试论微博对媒介批评的影响[J].新闻世界,2013,(5).

[6]王宇静.新媒体环境中的网络媒介批评探析[J].东南传播,2011,(7).

[7]杨玉霞.微博平台上网络媒介批评利弊谈[J].青年记者,2014,(1).

[8]韩旭.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N].吉林日报,2013-12-19.

媒介批评 篇2

层次推演式批评，把新闻各要素划分成单向延伸的层次序列，揭示各要素的递进相关性，重建对象的整体性结构。采用层次推演式，划分出从里到外延伸的五个因素：主题意义――材料组合――存在要素――叙述方式――语言运用，体现新闻结构的全部内容。层次推演显现为一种直线运动的系列程序和因果链，缺少横向的开放性，因此，结构批评有必要选择一个全方位的立体视角。无论怎样界定新闻的特征，都不能忽视新闻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语言表达形式;新闻是记者根据一定规则选择出来给受众收阅、感知和评断的信息。从这两点可以引伸出新闻实体构成的两条线，一条是对象内容语言物化线，一条是主体情意交流线，新闻实体恰好处于这两条线的垂直点上，其四端指向是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一个作用“场”。场的合力规定着新闻实体的全部内容，也规定了分析新闻实体的四个基本视角。用这种理论分析新闻作品，可以表达新闻含义受制于多种外在因素的作用。?

报道对象的语言物化线，构成新闻实体的事态链，主体情意交流线则形成新闻实体的意义功能。新闻实体的这一运动过程呈现为材料信息――传达方式――事象显现――功能意味等层序递进，与社会系统有着惊人的同构性。其中，材料信息来自社会，和社会生活样式及体制的封闭或开放有关;传达方式受到传播对象、传播体制的限制，决定主体的方向――新闻的采写意图、记者的情意表达，新闻的功能是指对社会的作用，受众能否接受，以及如何接受，等等。由此看来，分析新闻的构成内容包括：生活世界、采写世界、实体世界、受世界。全面评价一篇新闻作品或媒介状态，不是仅仅就媒介行为本身，而是通过对外部的分析考察，认识新闻内容结构的各种属性。?

媒介批评下的新闻自律 篇3

关键词：新闻自律；媒介批评；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11-0014-02

新闻自律是新闻职业主义的制度化，新闻职业主义的内在要求决定新闻媒体必须实行自我约束。新闻自律迫切需要的基础条件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新闻自律的制度基础，新闻自律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社会体制之下才能运行[1]。新闻自律的理论建构源于普利策和李普曼。1904年普利策在《新闻学院》中强调新闻教育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强调职业化理想的同时，提出了报业服务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思想。李普曼在1929年的《道德前言》将职业化与新闻道德结合起来，提出要注重职业良心。

一、建立新闻自律的监督机制

新闻自律是指新闻界的自我约束，自律的提出，主要开始于上世纪未．那时，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新闻自由原则全面确立，报业由社会舆论机关，逐渐演变为纯营利的商业机构，新闻自由成了报纸发行人营利的自由．一些商业报纸诲淫诲盗，大肆渲染色情凶杀；为了发掘社会新闻，不破坏社会公德，诽谤他人名誉；为了抢独家新闻，时常泄露国家机密，影响国家安全等等，招致了大量的批评．面对社会对新闻界的批评，新闻媒介自身认为应在新闻报道内容方面建立较严格的专业标准。

事实上，新闻界自律是源于社会对新闻界的批评，如此的话，新闻自律的主体－－新闻机构（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是在屈从于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被迫为之的．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新闻自律又被称为新闻道德约束或新闻伦理规范，在理论上，道德或伦理约束完全应该是个人的事情，是属于个人理性自觉领域，是内在于人心之中的，需要依赖个人的认同而自觉体现于行动之中的．这种被迫和自觉的冲突，当然会削弱自律的有效性．所以有人在论及新闻自律的价值意义时，认为＂强调道德准则，具有暂进安抚社会心理的作用．

二、国外媒介批评机制施行

媒介批评，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分析媒介现象、评价报道得失、匡衡新闻观念、约束从业行为、促进新闻自律的一种手段。国外媒介批评机制施行的现状呈多样化：

1.从法律上约束

新闻媒体及从业者的新闻活动必须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西方一些如瑞典、丹麦、葡萄牙、德国等国，已专门制订颁布了新闻法。许多未制订新闻法的国家，也通过专门法案和有关法律条文，对媒体从业者在新闻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近一二十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媒体激烈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进入了法律规范、批评约束的时代。他们通过参与建立媒介批评和自律机制等，达到了规制新闻媒体的目的。

2.成立媒介评议和自律组织

新闻评议制度自从1916年在瑞典建立后，目前全世界约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此类组织。

这些组织是媒体及从业者按照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进行自我批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控制的职业社团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协调媒体及从业者因新闻活动所引起的纠纷，处罚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其中有对新闻活动的评议、更正，对从业者违规行为申斥、处罚等。从人员构成上，大多数国家的新闻评议组织由新闻界与其他各界代表共同组成，也有仅为新闻界代表或仅有社会各界代表。[2]

3.制订媒体评议和自律准则

日本新闻协会制订了一套完整的规范，如《新闻道德纲领》、《报纸销售伦理纲领》、《广告伦理纲领》，约束媒体和从业者的职业行为，对其实行严格有效的批评、监督。新闻协会对违反职业规范的会员处罚非常严厉，凡违反规定的会员，均可提请常务理事会予以讨论。理事会认为情节较轻的，就请有关会员注意或给予警告，并以备忘录的形式递交各相关单位。对情节严重的会员单位，常务理事会有权做出开除会籍的严厉处分。

在新闻报道、报纸发行、刊登广告等活动中，对有关规范能够严格遵守，自警自律。

4.新闻协会评议和媒体内部阅评相结合

通过新闻协会和媒体内部机构对报道进行两级评议，是日本新闻业评议和自律的显著特点。[3]新闻协会下设立审查室，每天对其成员和非成员单位报纸版面、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发现违反法规和新闻道德纲领的问题，立即报告编委会和理事会，视情节轻重，向该报社提出警告、劝告，甚至采取退会等措施，有时还将审查结果在协会报纸上予以公布。广播电视台则在内部设审议委员会，负责节目内容的审查。对非会员单位的广播电视机构，则设立广告节目审方机构。

从西方社会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新闻自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演变,始终离不开与之相伴的媒介批评因素,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在历史维度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内在联系。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既有彼此的矛盾与对峙,亦有相互的拓展和延伸,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又带有明显的共融和妥协的象征意义。就新闻业自身而言,这种象征意义主要表现为,它是构筑新闻专业权威的一项重要策略。西方社会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机制建设,既有利于新闻业的良性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困境。这为开展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机制建设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商娜红.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自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P103.

[2]裘正义,黄瑚.欧美各国的新闻评议制度与新闻自律[J].新闻战线,1996年第1期.

[3]闻仲.也谈开展媒介批评的立场、观点问题[J].今传媒,2006,(4).

初探中外媒介批评机制 篇4

(一)媒介批评概念

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起源于20世纪的西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王君超指出,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媒介批评立足于批判的价值立场、传播观念和理论背景,是对大众传播活动的政治经济机制、媒介机构和从业者、媒介的基本形态、媒介产品、媒介文本及内容,以及媒介受众等所进行的理论观察、分析、评价等批判性反思活动。[1]媒介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大众传播活动及其媒介产品,立足于批判价值立场对媒介活动及其产品和传播观念进行研究。因此,明确的价值立场和反思性批判是媒介批评的本质。宋双峰认为,媒介批评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分析媒介现象、评价报道得失、匡衡新闻观念、约束从业行为、促进新闻自律的一种手段。[2]

媒介批评的对象包含整个大众传播活动的生态链,即生产者(传媒机构,传媒从业者)——制作过程——媒介产品——文化影响,从媒介形态上划分主要有平面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等)以及新媒体(网络、移动媒体客户端等)。从媒介产品上划分主要有出版物、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广告、网络游戏等。

(二)媒介批评的功能

1.监督功能。在西方,媒体作为“第四权力”,新闻记者被喻为“无冕之王”,这立法、行政、司法的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那么又如何制衡媒体呢?媒体企业化、市场化运作,不可避免产生对利益的追求,对于媒体片面追求订阅率、收视收听率,传播“星腥性”内容、有偿新闻、虚假新闻、侵害隐私现象如何消解?媒介批评就具备监督的功能,规范着媒体的行为,维护着公共的利益。

2.沟通功能。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在较长的时期内都是单方直线传播的方式,受众对其建议与意见的沟通渠道不畅,媒介批评就可以搭建传受双方之间的桥梁,提供二者的交流平台,促进传受双方的沟通与谅解。同时,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即受众在接触各种媒介讯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应变能力等。

3.引导功能。媒体具有教化社会的作用,媒体的报道方向、报道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大众,它塑造着社会风尚,传播着思想观念,作为文化的传播者是否称职,就需要媒介批评来掌握它的导向。

4.发展功能。媒介批评可以分析媒体得失,促进媒体提高编辑质量和制播水平,改善信息内容,提高信息质量,促进媒体反思与进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二、国外媒介批评机制

美国媒介批评家马尔佐夫在对美国媒介批评的历史进行考察分析后得出结论“:媒介批评对新闻媒介的发展演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来自业内业外的批评,新闻媒介将会完全受控于强大的市场力量。”[2]因此,许多国家都在法律制定、行业协会建立、评议机制等各方面开展媒介批评机制。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国外媒介批评机制分为几种类型:

(一)法律规范约束

在法律层面约束媒体行为,如瑞典、丹麦、葡萄牙、德国等国,已专门制订颁布了新闻法。美国的《有线通讯政策法案》规定“地方当局有权禁止有线电视传送淫秽、邪恶或不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并可以责令传送淫秽内容的系统关闭,[3]1996年通过的《电讯法》又强调了分级制度,目的是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1971年颁布实施《黄金时间机会条例》,规定每天19:00~23:00的黄金时间,电视网及附属台不能全部播出自己制作的娱乐节目。新闻协会颁布的自律规范,如日本新闻协会制订了一套完整的规范,如《新闻道德纲领》《报纸销售伦理纲领》《广告伦理纲领》,约束媒体和从业者的职业行为,对其实行严格有效的批评、监督。

(二)建立媒介批评组织

自从1916年瑞典建立“报业荣誉法庭”后,新闻评议制度在全世界铺展开来。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50年代末,比利时、荷兰、英国、西德、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相继成立了新闻评议会,进入60年代后,一些亚非国家也陆续建立了新闻评议会组织,如日本、韩国等。随着媒体的发展,相应的媒体评议机构也不断升级,以美国为例,1967年建立了地方性报业评议会,至1986年建立全国性媒介监督组织(FAIR),进入90年代,随着《有线电视消费者保护与竞争法》(1992)以及《电讯法》(1996)的制定,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加强了对有线电视的管制,而早在40年代,广播系统已纳入FCC的调控范围。

(三)媒体行业内部监督机制

媒体行业内部监督机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建立行业规范,制定自律准则,如日本的《新闻道德纲领》《日本新闻法典》《广告伦理纲领》;二是媒体内部设立督察员,如1967年美国《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率先设立了新闻公评人的职位,旨在评估媒体内部人员工作,受理读者意见,实行内部监督等,美国新闻公评人制度由此确立,并由媒体内部具有经验的媒体人担当;三是媒体专业的批评类期刊,如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新闻学季刊》,加拿大的《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等。

(四)公众投诉机制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于1999年成立执行局,专门负责接待公众有关广播电视节目低俗问题的举报和投诉。民众可以通过信件、电子邮件、传真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诉举报。一些家长团体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团体往往是电视节目监督的主力。2004年的美国“超级杯”橄榄球比赛期间,在休斯顿举行的超级杯演出中,珍妮·杰克逊在与贾斯汀·汀布莱克同场演出时,贾斯汀一把撕下珍妮的半个胸罩,珍妮进而“露乳”表演。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接到家长及社会团体投诉,对负责转播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处以55万美元的罚款。

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负责韩国电视广播、通信和新传媒政策,类似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英国的电信监管机构)2015年12月对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电视台)综艺节目《真正的男人》节目组给予了警告处分,由于《真正的男人》在节目中播出了约17秒钟的日本军歌《军舰进行曲》,引发了观众们强烈不满,在演员李伊庚填写资料时,由于节目组未进行后期处理,其身份证号不慎曝光。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表示,《真正的男人》违反了《放送审议有关规定》的第25条第3项(伦理性相关项目)、第19条第1项(私生活保护项目),最终通过全体会议给予了警告处罚。

三、我国媒介批评历史沿革

在党领导下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依靠行政管理来进行媒介批评,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抗战时期。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新闻界是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了党报改革的基本要求:第一,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第二,增强报纸的党性和群众性;第三,加强报纸的战斗性。《解放日报》随即进行改版,改变过去文风不实、新闻不真、脱离实际的情况,废除党八股,加强了报纸的党性、群众性,党报的报道更加联系群众、联系实际。

《晋绥日报》自1947年6月起发起“反客里空”运动,认真检查新闻报道工作中存在的新闻失实问题,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

建国初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进报纸工作。主要做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新闻机构建立了广泛的通讯员网与群众性的读报小组。

1956年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中心,各地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陆续开展新闻工作改革,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冲破教条主义束缚,丰富报道种类,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和解放。

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起自律与他律结合的媒介批评机制,如中华全国记者协会(自律组织)以及新闻阅评小组(他律组织)。1980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恢复活动后,推进新闻行业自律,规范新闻从业行为,主要从新闻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开展新闻理论研究、业务交流,建立和完善新闻奖励机制,开展新闻评奖活动等方面进行引导,促进行业自律。1994年,中宣部新闻局成立新闻阅评小组,最初出刊为《新闻舆论动向》,后改为《新闻阅评》。1996年后各地逐步仿效中宣部做法,建立新闻协调和新闻阅评制度。2000年后,随着原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及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评审中心的建立,专业的媒介批评机构雏形逐步显现。

四、我国目前媒介批评现状

在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是较早建立完备的媒介批评机制的地域,1963年9月台北市成立了报业新闻评议委员会,1971年4月改为台北市新闻评议委员会,并在1974年升级为全台的新闻评议委员会,主管台湾通讯社、广播电台及电视台的报道、评论及广告的评议。2006年,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成立,成为监理电信、资讯、传播等事业的专门机构。2000年香港成立报业评议会,旨在提升香港媒体的专业性和道德操守,保障媒介的社会公信力和新闻自由。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媒介监管有以下几个层面:法律规章层面、政府管理层面、行业自律、公众层面等。

(一)法律规章层面

法律是目前我国处理新闻纠纷的主要手段。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处理新闻纠纷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刑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广告法》等,这些法律使处理新闻纠纷做到有法可依。此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等各部门规章及通知也是媒介批评的重要依据,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等。

(二)政府管理层面

它是基于政府或政党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而言的。这种批评在本质上是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我国的宣传、出版部门对大众媒体的监督与管理就是如此。比如各级宣传主管部门的新闻阅评小组和各级新闻出版广电部门的审读审看机构都是这类的代表。它们行使的是新闻管理职能和宣传控制职能,其主要目的是使新闻传播事业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它们在实际操作中还形成了专门的审读审看机构或者收听收看机构,并形成相应的监管机制。

(三)行业自律层面

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媒介机构自律。它是基于媒介自身的自我批评,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媒介自律的形态。这类现象在国内外都有实例。我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媒体组织开始聘请新闻传播学专家作为本机构的“新闻阅评人”,为媒体的新闻工作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定期做出具体的点评。这种内部设置的“新闻阅评人”就是媒介自律性批评的代表。二是行业自律。如全国记协出台了一系列的行业守则,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范记者行为,2013年5月,全国开始试点成立,2015年12月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行业自律的专门机构建立。三是专业的媒体期刊批评,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对新闻界存在的不良现象进行讨论和点评,如《新闻记者》杂志从2011年起,每年推出“十大假新闻”点评。

(四)公众批评层面

社会公众的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众对媒介行为的监督活动。目前社会公众的批评主要还是集中于直接批评和间接批评。直接批评包含在网络微信、微博对媒体进行反馈,在媒体相关的论坛、贴吧中留言,提出建议与意见;间接监督包括在政府部门投诉渠道进行投诉,如对虚假广告、播放内容的投诉等。

摘要：媒介批评概念起源于西方,在媒介愈发繁荣活跃的今天,其带来信息巨量化的同时,也对社会文化及公序良俗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媒介批评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国外媒介批评体系与机制已基本建立和完善。本文通过梳理境内外媒介批评机制,对我国媒介批评的历史沿革及机制建立进行一定的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媒介批评,机制,监督

参考文献

[1]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31-49.

[2]宋双峰.国外媒介批评机制研究[J].新闻记者,2006(6):61-63.

[3]王四新.美国有线电视管制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院报,2014(12):41-42.

[4]卢松.当前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研究[D].新疆大学,2008.

媒介批评 篇5

在中国媒介批评的领域里，郝雨教授是一位长期浸润在中国当代媒介发展现场、对当代媒介文化和社会心理极为熟稔的媒介批评家，他的研究聚焦媒介生产的全过程，以人文精神为内在的精神立场，对中国当代印刷媒体、大众传媒和网络新传媒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跟踪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媒介批评与理论原创》等新锐著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虽然国内关于媒介批评的研究自上世纪末已经起步，新旧媒体的实践也日趋繁荣，但许多媒介批评著作尚停留在运用西方媒介理论解读中国媒介实践的层次，以引介批评理论、介绍西方媒介发展史、解释中国媒介现象为旨归，却缺乏对于中国媒介本土发展过程与内在精神的深入理解，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郝雨教授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国媒介批评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将中国的媒介批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部著作自觉追求中国本土化媒介批评的体系建构，力图摆脱中国媒介批评过于依赖西方理论资源、缺乏民族文化特质的缺点，从而使媒介批评真正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众的文化心理以及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媒介批评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是一部集大成的媒介批评著作。

在《中国媒介批评学》中，郝雨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媒介批评的源流、媒介批评的理论精神、媒介批评的模式与方法、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媒介批评与媒介管理等具有根本意义的范畴，对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媒介批评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及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理，显示出其在媒介批评领域的厚重理论素养、敏锐的专业直觉与充满激情的批判意识。这部著作既有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媒介批评学的发展、理论资源与文化智慧、批评模式与方法有着历时性的勾勒，又有着对于不同媒介形式与载体的媒介批评的特质、操作方法的细致阐述，作者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提炼中国媒介批评的核心价值观，将宏观的学科建构与微观的批评技巧融为一体，本书即是作者以当代媒介批评的践行者长期研究中国媒介批评历史与现状后进行的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郝雨教授既有着新闻研究专家的理论敏锐与研究创见，又有着长期浸润在媒介批评前沿的实践经验，《中国媒介批评学》便同时兼顾了理论的厚重与批评的激情，让读者在对于媒介现象的微观把握中形成对于中国媒介批评整体的宏观认识。与许多倚重西方媒介理论资源才能发声的研究不同，这部著作注重的是对于中国本土媒介批评资源、文化智慧和历史材料的发掘，它力图在世界文化背景之下凸显出中国媒介批评的独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根据长期的媒介批评积累颇费苦心地建构起来一套与西方媒介批评迥异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如印象式批评、考据式批评、评点式批评等，均是具有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符合民族思维方式的媒介批评方法，而在此前却少有学者从这些角度来切入媒介批评领域。在对中国媒介批评源流的梳理中，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从中发现了许多具有媒介批评性质的观念和论述，这对学术界丰富对于中国古代媒介批评的认识、沉淀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以及摆脱媒介批评对于西方话语、思维方式的倚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本土著作中媒介批评观念史料的大量搜集与梳理，对于中国媒介发展历史的熟稔与对传播效果的观察，尤其是对于媒介批评人的修养、市场化时代的媒介管理及媒介批评如何应对新媒体的飞速发展等内容，郝雨教授都在著作中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思考。郝雨教授的媒介批评学建构具有自觉的本土视角和民族文化质地，他不玩弄西方的理论与术语，也不隐匿自己的立场，而是在对中国媒介的历时性把握中使媒介现象与历史阶段、时代记忆、民族心理串联起来，从而使整部著作厚重大气而又不失批判的激情。《中国媒介批评学》昭示着作者对于中国媒介批评体系的宏伟追求，在这个媒介批评的体系中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技术理性导致的媒介与受众的双重异化，有的是贴近媒介批评现场的鲜活叙述，对于媒介现象的深刻分析，以及对于媒介与社会、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中国媒介批评学》作为一部阐述媒介批评学科基本问题的著作，理论建构与史料梳理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者显然并不想将具有鲜明实践色彩的媒介批评置换为理论的推演，而是十分强调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所具有的应用性。因此在建构中国媒介批评学的体系时，郝雨教授既注重媒介批评的理论色彩、经验总结，又十分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提供素材阐释媒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无论是对于新媒体对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异化、“容器人”的深刻反思，还是对于媒介化的暴力、暴力化的媒介以及虚拟化的暴力等概念的辨析，无论是在比较中阐释“新媒介视频的革命性意义”抑或是对于媒介批评所应秉持的人文精神的重申，作者都在展现其一以贯之的媒介批评精神特质，即对于“更加长远的以及关乎人类未来永久生存的高度思辨的乃至终极性关怀的眼光”。作者始终坚持着人文精神的价值立场，对媒介行业中普遍存在着的借助媒体技术手段打造媒介乌托邦、过度崇拜资讯，以及消解受众主体性、使人成为欲壑难填的信息消费者等不良现象保持着高度警惕。媒介理应成为人们追求现代、幸福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成为削弱民众思考能力、丧失受众支配意识的魔咒，这是该书反复强调的基本价值立场。在郝雨教授看来，当下社会泛媒介化的环境下人们已经处于被过量信息包围的尴尬境地，在繁荣的媒介现象中却隐藏着严重制约民众精神健全的隐患：“声流和视流像洪水猛兽，正在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的注意力淹没，也把人的整个身心全部掠夺”，“商家、媒体在占据人类大量时间、精力的情况下，通过浅薄的内容正在将人类培养成一群习惯接受、习惯转发、乐于围观却懒于输出、懒于思考的‘乌合之众’”。郝雨教授的媒介批评不停留于时尚表层，不盲目趋同于新兴技术与现象，而是始终坚持以人文精神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内心感知媒介得失，以理性思考媒介现象，在一种理性而又洋溢着批评激情的氛围中书写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中国媒介批评史》对中国媒介批评学的体系建构，不是单纯的理论梳理、概念辨析、史料印证，而是具有厚重的人文精神底蕴和鲜活的媒介现场意识，作者在对中国媒介批评历程的考察中注重探究媒介变迁与社会文化在批评史料中呈现出的生命痕迹，这些媒介批评史料不是毫无体温的僵硬材料，而是折射出特定历史时代中的媒介生态、文化心理。这种对于中国媒介批评历史过程中内在精神的发掘，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深层与时代体认中，建构起充满历史特征与批评趣味的媒介批评视野。

《中国媒介批评学》以宏大的学术追求建构了中国媒介批评的本土化体系，在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中深刻地批判了当下媒介的异化症候，在充满激情的叙述中重申了媒介批评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于社会病症的反思和对于大众精神的剖析。作者在充满哲理思考的叙述中辩证地看待了媒介时代的社会生态，理性地分析了市场化时代新媒体技术的优劣，主张在共适习惯价值中促进媒介批评的发展。对于媒介批评队伍及其发展前景，郝雨教授一直有这样的期待：“这个共同体应以职业媒介批评工作者为核心，包括业余媒介批评者及广大有批判意识的普通受众；共同体形成大家大体认同的批评规则、规范，在自由、独立、宽容的气氛下开展批评。这个共同体发挥自律、自励的作用，对媒介批评本身展开批评、反思，并通过这种自我批评和反思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媒介批评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体系已经建构起来，更多具有社会承担意识和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媒介批评者的共同努力，将会为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继续发展打下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不断拓宽的学术疆域。

（作者单位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论我国当代的媒介批评 篇6

媒介批评从广义上来讲, 是针对媒介中一切传播现象而进行的分析、品评、监督与规范。媒介批评概念中提到的“批评”, 包括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我们下文所要阐述的媒介批评, 主要侧重于它对媒介的否定性批评。目前传播界在理论视野中将媒介批评分为两类, 即“学理性批评”和“非学理性批评”。

学理性批评是一种由充分理论支持着的批评, 批评主体具有明确而固定的原则与立场。它是媒介批评的主体, 现行媒介批评的成就主要是由它来体现的。学理性批评依据批评主体进行划分, 又可以分成界外批评与界内批评。

界外批评, 顾名思义, 是指来自媒介领域外的批评, 即他律。在我国, 界外批评主要表现为政府批评 (国家调控) 和批评家批评。政府批评是指通过国家力量对媒介进行规范, 如建立特定的舆论监督机构、通过法律、新闻政策方针、政府官员讲话等。批评家批评是目前媒介批评的主导力量, 其主体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 人文精神乃至终极关怀是他们推崇的最高价值, 他们的表达方式主要是学术著作。

界内批评是站在大众媒介场域内部对其整体运作与具体文本进行剖析与评说, 它更强调本专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可移易的作用。补救方式表现为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我约束, 即自律, 和媒介内部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媒介非学理性的批评常常表现为印象式、情绪化的点评, 而往往缺乏这一点评的充足的理由。目前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普通受众通过各种媒介平台进行的评说。这种批评方式是不成熟、不完善的, 但由于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所以它也能给媒介带来一定的舆论压力, 对这种批评方式要适当加以引导。

二、我国媒介批评的现状

就国内而言, 媒介批评发展还不成熟, 自身还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 从政府监督角度讲, 具有媒介批评功能的组织早已存在。例如, 中宣部新闻局设有新闻阅评小组, 采取专业和非专业阅评人相结合的办法, 负责阅评全国30家主要报刊。1987年,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从社会责任、遵纪守法、报道真实全面等八方面对新闻自由进行了规范。近年来, 类似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而且划分日益细化。这些法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媒介进行了引导, 使它不偏离社会主流的轨道。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这一批评工具也有力不从心之处。因为, 行政权力是明晰而有强制性的, 而传播媒介的强大影响却是一种精神权力。政府监督多体现为一种控制, 而这种控制往往使媒体本应具有的舆论监督功能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我国新闻界的检查制度, 审查过程与新闻时效性产生了矛盾。一则新闻从记者定稿到受众接收, 往往要延误很长时间。

自80年代以来, 我国成立了多种形式的新闻学会, 加强新闻队伍的自身建设, 并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具体要求, 开展多种形式的自我教育活动。例如中央电视台成立“媒介分析小组”, 指陈该台新闻策划和播出节目的得失。但这种监督形式也存在着弊端。因为自律, 是新闻从业人员自我约束, 而不依靠外在力量施加规范, 因此它具有自主性和非强制性。当今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消极负面因素, 在这些因素的侵蚀和影响下, 我国为数不少的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和行为, 都出现了严重的道德误区, 导致价值观念倾斜、道德行为失范、社会责任淡薄。在各媒体中, 电视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商业广告潮水般涌入, 再加上各种赞助、捐款, 使电视界不正之风盛行。为了争取最大数量的受众, 各台挖空心思增设频道、延长播出时间、开设新栏目, 许多节目内容、水平、质量都大受削弱。

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 网络彰显民声民意、干预现实生活的作用日益明显。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 网络世界并非一块自由的乐土, 管理的无序和网民自身传播能力的限制, 使其威信力始终无法提高。谣言、小道消息使网民监督的力量大打折扣。

三、我国媒介批评的发展趋向

媒介批评如此不可或缺, 而目前传播界又存在着诸多弊端, 因此, 建立一个新的批评体系已迫在眉睫。

首先, 做为媒体监管主导力量的政府, 需要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增强针对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 做到有的放矢。尤其要加强对新兴媒体——网络的管理。

同时, 作为媒介批评主体的批评家批评也应在新的时代要求下调整自己的发展路线。批评家们的学术舆论总有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的孤掌难鸣感, 因此, 处于市民社会崛起的中国社会的批评家们, 也该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的路子。换言之, 就是走出象牙塔, 贴近群众, 真正形成一种有声势的社会压力集团, 给大众媒介, 尤其是处于垄断地位的电视媒介施以压力。正如余秋雨指出:“治学的道路与方式, 在观念上应该变化发展。现在每天都有几亿人守在电视机前, 电视传播的功能与作用不可忽视。文化人不能自命高雅, 要追求文化作为的有效性。”批评家靠近大众的具体做法, 就是扩大阵地, 不限于严肃性、学术性刊物, 而且向通俗性刊物进军。

最后, 在建立新的批评框架之前, 也应对批评对象有个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以前, 我们一直是从“工具论”, 或者说“功能论”的角度来认识批评对象——媒介的本质的, 认为媒介是社会信息的处理器、解码器, 是信息需要的被动提供者。而当今的大众媒介已经从“工具客体”的本质中挣脱出来, 变成了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责任主体”。因此, 媒介对内需培养起良好的媒介道德, 对外承担起沉重的社会责任。换言之, 批评主体与媒介主体应当变控制与使用关系为对话与监督关系。在此基础上, 媒介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媒介主体培养主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 以建立媒介自我约束机制。

摘要：对新闻及新闻媒体批评的研究, 是管理部门、受众和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传播强烈反思的结果 , 是保证媒介良性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在强大的媒介主体面前, 批评的力量稍显单薄。

关键词：媒介批评,自律,他律

参考文献

[1]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版.

[2]潘知常.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3]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9月第1版.

当前网络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篇7

从目前来看,我国媒介批评的主要定义有以下几种:

刘建明对媒介批评的定义是:对媒介运作的正误、得失作出评价,褒贬媒介行为、媒介作品、媒介工作者或媒介制度,揭示媒介传播的倾向和利弊,包括报刊批评、影视批评、出版批评和网络批评。

雷跃捷认为,所谓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

吴迪认为,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

以上学者对于媒介批评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综合上述定义,笔者认为,媒介批评就是媒介批评主体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对媒介本身及其产品、工作者、制度等作出价值判断,包括对其的肯定与否定。媒介批评不能只是指出其弊端,也应对媒介作出肯定,这样才能鼓励媒介在保持自身优点的同时,改正缺点,使其健康地发展。

关于媒介批评主体我们要看到它不仅只是局限在媒介批评专家、媒介监管者,普通受众也包括其中,并且普通受众占到了媒介批评主体的大部分。媒介批评者在进行媒介批评时也不能够完全凭借其主观意识,要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媒介展开批评,并且要根据正确的价值观来对其作出判断。

媒介批评实际上是对信息的一种反馈,通过反馈能提升传播的质量,促使媒介以更好的方式传播信息。媒介批评也是对媒介的一种监督,通过媒介批评能够规范媒介的传播行为,有效地促进媒介健康、持续地发展。除此之外,媒介批评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如果一个社会运用媒介批评的水平在不断地提高的话,那么表明这个社会也在不断地进步。也就是说,如果每个应当承担媒介批评职能的公民,都能够自觉地运用媒介行使自己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的权利,并且能够对媒介行为进行批评和监督,这本身就表现出这个社会的成熟与进步。[1]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媒介批评诞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互联网开始发展,到如今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形成了规模。而随着各大门户网站、新闻网站、社区论坛等的开通,广大网民也开始利用这些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慢慢地,在这些社区论坛里就开始有了关于媒介的批评。

最开始网民只是通过论坛发表自己对媒介的看法和见解,这可以算作最初的网络媒介批评形态。随后有的网站开始设立媒介批评专栏,里面登载关于媒介批评的文章,这样的批评是较为专业的。现在很多网站都有关于媒介批评的专栏或社区,里面有专家学者,也有新闻爱好者等,他们通过这些平台发表文章或以讨论的形式来对媒介行为等进行批评。例如,人民网就有专门的媒介批评栏目,新浪网、搜狐网设立了传媒频道。除此之外,还有2007年开通的媒介批评网,它是国内第一个综合性的媒介批评专业站点。媒介批评网注重运用批判性的思维观察、分析、批评当代的媒介行为、媒介现象、媒介产品,以此促进中国大众媒介的良性发展。

以上这些足以表明网络媒介批评已经成为媒介批评的重要途径,但当前的现实状况又表明,网络媒介批评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网络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一)批评不够深入

媒介批评专家的批评是具有权威性的,他们的批评往往理性且分析透彻。由于网民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文化习俗等存在较多差异,所以他们的媒介批评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大多数网民都不是媒介批评专家,他们对媒介批评也没有专业性的理解,因此所发表的言论也只是停留在表层。他们大多数只是表达出了自己的感受,感性多于理性,不能真正就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例如,利用微博进行媒介批评由于字数限制自然就不能够深入。发微博一般是在140字以内,这样的字数限制就使得媒介批评只能够停留于表层。

(二)批评的影响力不够大且持续性不强

媒介批评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文章是权威的,其对媒体的影响力很大,而网民的媒介批评由于缺乏专业性,影响力相对较小。因为网络媒介批评的言论不够深入,没有说服力,受众对其印象不深,并且网民能随时将看法发表到网上,这必然导致信息泛滥,人们在浏览时必然是选择性地观看,网络媒介批评的影响力也随之降低。除此之外,由于网络的更新速度极快,每天都会出现不同的热点,人们的关注点也会从之前的热点迅速转移到新的热点上,而针对前一个热点所出现的问题,其媒介批评如果不权威、不具有说服力的话,影响力必然是易逝的。

(三)批评言论偏激,出现网络人身攻击

网络的自由开放性、隐蔽性,使得网民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我。虽然网民的数量日渐增多,但网民的媒介素养整体不高。很多网民为了泄一己私愤而爆粗口,发表的言论极为偏激,有的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其对记者、明星进行人身攻击已经成为常态。这样的媒介批评会对一些网民的价值判断产生干扰,这种媒介批评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

(四)网络管理不完善,体制不健全

如今我国的互联网体制还不够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而且网站自身的管理也不够完善。人人都可以发表看法进行媒介批评,而网站也没有对这些批评进行筛选,导致有些负面的媒介批评也被传播给了大众,带来了不良影响。进入某媒介批评网站,发现网站公告还是2008年的,很多内容也都是几年前的了,甚至有的板块无法进入。这样来看,这个媒介批评网站形同虚设,这样的媒介批评也就不能对媒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二、网络媒介批评怎样健康发展

我国的网络媒介批评在不断地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加强制度管理,健全体制

近年来,我国对互联网的发展制定了新的方针,即为:“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2]如今,中国的互联网还没有完全实行网络实名制,这就使得网络谣言、网络人身攻击层出不穷。实行网络实名制能够有效地抑制这些问题的产生,政府应当针对网络实名制出台相关的政策。除此之外,政府也应当鼓励开设媒介批评网站,网站与网站间也可以实行合作,这样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媒介批评并参与媒介批评,更好地发挥媒介批评的作用。

网站也应当重视媒介批评,设立媒介批评专栏等。重要的是,网站应当对媒介批评设立“把关人”,对相关文章进行筛选,杜绝虚假消息的传播,对过于偏激的言论作出处理,将全面、深入的媒介批评传播出去,将真正权威的内容传播给广大受众。

(二)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网民数量众多,但网民整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郑保卫认为,公众需要具备的媒介批评素养和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媒介识别能力;二是媒介评价能力;三是媒介监督能力。[3]媒介识别能力即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分辨媒介产品及其传播行为的好坏;媒介评价能力即依据自身的价值观,指出媒介产品及其传播行为的益处与害处;媒介监督能力即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和媒介批评理论知识,对媒介产品及其传播行为作出批评,以此来进行监督。

如果网民对媒介批评的专业性理解不够,言论过于偏激就会削弱媒介批评的影响力。因此,要积极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让网民们能够进行自我管理和约束,正确地分析媒介行为,以此来减少对大众的误导。只有当公众的媒介素养越来越高的时候,当他们对所得到的新闻、大众文化产品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挑剔时,就会对传媒界形成一种舆论规范,促进其自律。[4]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媒介批评由之前的少数人批评,发展到普通大众也可以对其进行批评。网络媒介批评有其自身的优点,如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内容多样化。从更深层次来说,网络媒介批评能够提高大众媒介素养,有利于对大众传媒展开舆论监督。媒介批评本身就是为了监督媒体,网络媒介批评则加大了监督的力度。但互联网也有其自身的缺陷,这使得网络媒介批评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需提高大众的网络媒介素养。

网络时代需要更多的媒介批评,以此来使媒体真正做到:当社会哭时,不要让它哭得更加伤心;当社会笑时,不要让它笑得太过狂妄。

摘要：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大众传媒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与信任,但近几年出现了有偿新闻、低俗新闻甚至虚假新闻,这样的现象对社会以及大众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同时也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为了规范媒介的行为,促使媒介健康地发展,媒介批评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络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使得网络媒介批评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要阐述了网络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其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促使媒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批评,问题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郑保卫.当前中国媒介批评的几个问题[J].现代传播,2010(4):22.

[2]宋香云.论我国对网络媒体的管理策略[J].理论视野,2007(1):24.

[3]郑保卫.当前中国媒介批评的几个问题[J].现代传播,2010(4):23.

媒介批评 篇8

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y) 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政治评论家和媒介批评思想家, 自越战以来, 他就不断抨击美国政治制度、媒介制度乃至整个西方的民主制度, 在全球知识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凭借深刻、尖锐的媒介和政治批评, 乔姆斯基在世界范围内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和簇拥, 被评价为“过去一百年里最受欢迎的政治批评作家”。

乔姆斯基同样颇受广播电视受众的欢迎。20世纪80年代,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记者比尔·莫耶斯 (Bill Moyers) 采访报道了乔姆斯基关于媒介控制的观点后, 节目方收到了1000多封观众来信, 这超过了以往所有节目的来信数量。反映乔姆斯基及其媒介批评观点的纪录片《制造共识:诺姆·乔姆斯基论媒体》同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被评价为“最成功的加拿大人物纪录片”, 斩获22个奖项, 被超过300个城市搬上戏剧舞台, 在超过32个国家的电视上映。

二、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思想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乔姆斯基秉持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立场, 坚决反对任何有悖于人类追求自由生活的行为, 对美国政府通过媒体操纵舆论、制造共识的行为大加批判, 因此, 乔姆斯基及其媒介批评理论在美国逐渐被边缘化。尽管如此, 由于乔姆斯基捍卫人类自由权利的观点对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其思想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得以快速传播, 其“范围远远超出了现有传播网络覆盖的受众群体”。

与乔姆斯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相比, 他的媒介批评思想并未在学术界受到相应的重视, 研究成果也相对不足。据笔者目力所及, 在现有的乔姆斯基研究中, 语言学取向是最常见的, 自然取得的学术成果也是最多的, 其次则多从教育学、哲学等角度着手。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 以“Chomsky”为关键词进行主题类目的搜索, 共发现1657篇文献, 其中传播学类的文献仅47篇, 占比2.8%。国内研究同样如此, 通过中国知网, 以“乔姆斯基”为关键词进行摘要类目的搜索, 共发现1864篇文献。其中, 新闻与传媒类的文献仅有18篇, 占比0.96%。

由此至少可得两点结论, 一是国内外对乔姆斯基媒介批评思想研究的重视度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二是国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程度相较国外尤显不够。因此, 笔者认为, 必须弥补现有不足, 加强对乔姆斯基媒介批评思想的研究。

三、展开乔姆斯基媒介批评研究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名批评美国政治和媒介现象长达数十年, 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左翼知识分子, 乔姆斯基在媒介批评领域的地位和价值不言而喻。对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思想进行系统梳理, 并深挖其理论内涵, 讲清其在传播学体系内的学术定位,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研究乔姆斯基媒介批评思想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丰富媒介批评理论。一方面, 乔姆斯基是重要而独特的媒介批评思想家。当前国内外的媒介批评可以分为宏观批评和微观批评两类, 前者侧重理论性, 后者侧重实践性。但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则对二者都有很好的阐述, 既有对媒介制度、宣传现象的本质性揭露, 也有对具体媒介事件的经验性分析。另一方面, 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是超越媒介批评“本体”的批评。媒介批评发展到今天, 已诞生了专业化的批评机制, 如新闻评议会、新闻督察员等, 这些机构是媒介批评的常态化机制。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媒介批评本体的研究上, 而是将其纳入宣传控制研究的框架内, 将其作为媒介制度研究的一个要素加以考量, 这就赋予了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更高的理论价值。系统总结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思想, 将有助于充实媒介批评理论。

第二, 有助于重新定位乔姆斯基在传播学界的理论位置。乔姆斯基认为大众传媒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正因为如此, 政府和企业试图通过种种方式操控大众媒体, 并利用媒体对民众实行意识形态灌输, 以维护少数精英群体的利益。站在传播学史的角度, 可以看到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思想正是建立在上述关于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学界共识之上的。

在巴兰和戴维斯 (Baran&Davis) 看来, 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思想可以划归到现代宣传理论中。实际上, 这种基于传播学发展特点的归类并不能很好地概括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思想。或许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思想反映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作为个体的人类如何追求思想和行动自由的问题。

研究乔姆斯基媒介批评思想的现实意义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有助于深刻认识美国媒介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本质。长期以来, 美国新闻业一直被认为监督权力、维护民主和守护正义的重要力量。然而, 乔姆斯基认为, 美国媒体往往为政府和资本力量所左右, 成为控制民众思想的帮凶。在国内, 媒体为政府控制, “精英阶层得以统治媒体并对反对意见实施边缘化”。在国外, 媒体则成为国家利益的“马前卒”, 譬如“美国媒体从国家利益出发……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妖魔化中国”。对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思想展开系统的研究, 能帮助我们了解现代社会媒体的“超级力量”是如何产生和发挥作用的, 进而透析美国社会政治、资本和媒体三者间的权力互动关系。

第二, 有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能力。当前, 随着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深刻变化, 依托国际传播能力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阵地之一。乔姆斯基媒介批评的核心之一就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判和对外侵略行为的揭露。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不仅能帮助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媒介制度的本质特征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宣传逻辑, 理智研判美国推行的各项政策, 更能批判地吸纳其学说中的部分理论观点为我所用, 夯实我国反击美国“西化分化”战略的理论能力。

摘要：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思想拥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相应的学术价值, 但学界对其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加强对乔姆斯基媒介批评思想的研究, 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媒介批评 篇9

一、文化唯物主义与媒介话语

在中文世界的学术话语中,“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这一概念有两个源头。一是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成名作《人类学理论的兴起》,及后来的《文化唯物主义》一书。哈里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的基础上,通过对人类学中既有理论派别的批判性考察,试图建立一种旨在有效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科学性的研究策略或范式,完成自己新实证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及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与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不同的是,哈里斯根据现代人类学的最新发展,不再以物质条件作为核心范畴构建历史唯物主义,而代之以人类的文化活动为中心,尤其是将日常生活经验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重新发掘历史唯物主义潜含的科学性。譬如,在对语言行为的社会地位的论述中明确指出,传播包括语言,在协调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语言本身“不能被看作是基础结构、结构或上层建筑所独有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被看作是行为或思想所独有的现象”[1]。体现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风潮之后,人类学界对特殊文化形式———语言范畴的重视和省思。

与传统社会理论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论相比,哈里斯对人类社会生活作了更为多面、复杂的分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造,作出巨大贡献;但整体上看,他并没有解决现代社会日益繁复驳杂的文化的地位问题,相反依然在“二元论”的终极隐喻中寻求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合理解释。在中文世界,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或方法论基础,并被广泛推崇的是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作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中坚人物,他需要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与理论策略诸方面找到新的学术动力,以便回应工业革命以后引发的种种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问题。威廉斯认识到,社会政治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推动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到广泛的宣示和解析,而包括识字、先进传播方式在内的文化革命却并未得到重视,甚或遭到抵制。[2]这既来自对历史现实性的漠视,也根源于对“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精英主义观察方式。他借助人类学视角,强调了文化的日常性、普通性,反对将文化仅仅看成是经济条件、身份地位的折射物,或者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宰制性的工具。所以,重新设立“文化”范畴,并将其置入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核心,成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建设的基石。

威廉斯认为,任何有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都必须考虑到具有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它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这些原初论述时使用的隐喻性的词语,在其普及化过程中往往被当作精确的概念或者对社会生活的描述性术语,逐渐脱离了语境上的“关系性”,最终成为相对封闭、抽象的范畴或领域。事实上,真正应该关心的并非“基础”、“上层建筑”概念本身,而是“具体的、不可分割的现实过程”。他把这些区别于经典或变化了的思想传统的理论观点、研究原则,称作“文化唯物论”,即“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3]。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带来文化研究观念上的颠覆性的转变:其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二元论隐喻模式被消解,使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业社会、后工业(消费)社会依然具有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能力;其二,包括文学、艺术、传媒在内的符号形式不止是被决定的上层建筑问题,同时也是与经济、科技等生产性力量一样的物质实践问题。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范式,尽管“没有充分陈述通俗媒介文化在话语方面的开放特性”,可他却通过对媒介、民主和共同体等现代社会诸多重要议题相互关系的论辩与申说,为传播媒介的话语分析方法提供了“当代的批评里所没有的形式”[4]。从普遍意义上看,媒介文化可以从“完整的社会秩序”层面去解释,它是由各种社会活动组成的“秩序”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从个体“信息精神”层面看,媒介文化又构成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全过程,并通过语言、艺术风格、脑力劳动等具体形式展现出来。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它极度依赖于语言符号等具有表征性的实践意识和动态系统,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公众话语”[5],这些言语符号以及组合成的话语形式,不再是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封闭的物质要素,而是流动的现实过程的一部分,既被社会活动所渗透,又渗透到所有社会活动之中,具有着物质实践和意义象征的双重属性[6]。因此,媒介话语是“一种能动的社会语言”,一种“经验的接合表述(the articulation)”,一种“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7];它隐含着意识形态策略,是权力角逐、斗争的竞技场,并作为文化资本参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二、媒介话语的实践意识

在批评理论领域,多利默、辛菲尔德曾在合编的论集《政治的莎士比亚》中,按照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概括出“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倾向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的批评原则,通过关注莎士比亚和早期现代戏剧的各种“机制”(institutions),分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剧场演出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8]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根据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方式的大众传媒的独特性征与批评方略,可以从物质技术、历史变迁、传播属性等不同层面,重新阐释传播体系规制下媒介文本的生产机制与意指实践,并探究其具体的话语表征功能。

(一)话语活动的物质性

对新闻传播技术的考量,是媒介批评有别于文艺批评、哲学批评及社会批评的重要标尺之一。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语言符号行为和话语组织过程都面对一个共同的变量,即技术性的物质手段。在媒介话语分析中,技术视角包含话语本身的技术性勘察和媒介技术操作方式的不同带来的话语组织的异质性。从泛媒介论的批评理论看,一切人工制品,不管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电子的或人体器官直接间接生产的人工制品,都是技术;这意味着,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也是一种物质性技术,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技术化的表达实践与符号理解。对于不同历史阶段主导性话语生产机制的差异,沃尔特·翁作过细致的区分,他认为言语为核心的口语文化里拥有独立的话语,如套语、箴言和预言等,但整体对人而言“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是从无意识的深处涌入意识的”,而文字就像柏拉图说的是外在的、异己的技术,“完全是人为的东西”,“把言语转换为文字的过程受到有意识制定的、说得清楚的规则的制约”[9]。同时,翁也强调了口语文化的社会性,尤其是口语文化中暗含的规则、语法,直接影响到不同群体话语的组织模式和表达机制的形成;不过与之相比,文字的物质技术特性、并作为“独立的话语”更为显见。

随着大众传媒物质手段的演进和发展,媒介话语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色彩。新闻、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不同领域的话语,相互借鉴并日趋丰富,既给媒介话语分析带来鲜活的资源,又让话语分析的批评模式走出单一化、封闭式的格局。以媒介技术的操作方式和话语的应用特征为例,即便在“读图时代”,报刊话语依凭其“文字性”和深度写作策略,在媒体市场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并能满足传统型受众的阅读需要;而在现代社会具有统治力的电视媒介,以其对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的综合把握和运用,在信息传输和娱乐消遣方面,为社会大众提供精彩纷呈的栏目,电视画面的真切性、流动性和延续性赢得广泛受众,电视话语的表达方式、叙述结构融汇了书面文化和口语文化某些精髓,尤其对日常生活话语的灵活使用,使得媒介话语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联系得更加紧密;在数字媒介出现并繁荣之后,语言生活不再是传-受式的习得、模仿,而真正成为互动式传播、交往行为的创造性领域。总之,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媒介形态的分殊乃至融合,促成话语技术的多样化和异质风格。

技术决定论者常常将技术的演进,看成是社会关系、传播模式、话语实践的重要变量,或者说,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会有新的媒介形态出现,进而产生特定的文化形态和语言生活。事实上,话语本身的技术性和媒介技术引发的话语风格的异质性,是以相互交融的方式存在于具体的媒介实践和意义生产过程中。就像电报的发明,既是电子技术创新的结果,同时由于按字计费的经营方式,鼓励了一种“简约主义”的话语风格,最终形成非个人化的、商业和规则驱使下的语言组织模式。这些多种力量的牵扯、缠绕,来自社会环境的整体性变动,按照威廉斯的说法,是“社会意向”运作的结果。在某一特定的社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之间形成互动关系,科技是否获得有效使用得益于由个人意向汇集而成的社会意向,并通过优势团体塑造、推广。[10]媒介话语也是如此,社会环境的变迁带来生活方式的变革,大量表征新的社会经验的话语陆续涌现,借助多元化媒体的组织、接合和传播,又重新建构实体性的社会生活和家庭关系。那些更具民主潜力的新兴媒介,大众对话语组织、模式建构的参与度越高,其风格与日常生活经验更为接近。

(二)话语秩序的历史性

语言符号与意识活动有着同样长久的历史,根植于人类相互交流、交往的需要。在整个物质生产和传播实践过程中,言语、语言或话语,既是传递意义的载体和工具,又是传播媒介本身,是社会中的核心活动要素之一。文化唯物主义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方法和研究策略,作为“在创造的手段和环境中,对所有的意指形式的分析”,是以隐喻性文本的理解、阐发为基础,因此可以说,充分的历史语义学“等同于文化唯物主义”[11]。在人类出于生存、发展需要建立的各类书写、传播形式中,话语的叙述与表征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大众传媒兴盛、发达的20世纪至今,媒体语言一直成为人际沟通行为、社会结构秩序的“显示器”,语言形态、语义应用的更新与嬗变,能够直接窥见“现实”、“世界”、“人类”、“自然”等范畴关系的重构、理解的迁移。在现代中国的报刊媒介中,“无产者”、“干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工农联盟”等一度是热门或流行词汇,在各类媒介话语秩序中占有独特位置,但随着当下思想观念的解放、市场经济的推进,逐渐很少作为关键词语出现;还有的词汇,如“革命”、“家庭出身”等,则在话语使用中转换了之前狭隘政治化语义。凡此,都反映了媒介话语的语义变迁和语用涵化。

词项组合、词汇意涵的变化,并不只来自于概念在使用过程中意义的自然延伸,或语言政策规制、引导下的语义复制,更是特殊历史情境带来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经验模式的表征,那些重要的语篇形式、言语行为,在媒介机构、公众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并成为日常交际行为和大众传播实践里共享的象征性符号,与社会情势、时代风尚交相呼应,“蕴含了一种不仅是思想的而且是历史的结构”[12]。媒介话语的结构性征及其意义生产机制的演变,既是现代社会鲜活的语言发展史,又是一部价值观念史。所以,媒介话语分析,需要在把握表层的词义转换、变异的基础上,还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文本结构、话语秩序背后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子。语言或话语实践的这种历史性,有时是通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实现语义转变的,有时是经由大的历史变局或科技革命完成的。像晚清到民国初期,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启蒙主义话语方式的建立,正是社会结构、政治生态面临重组的趋势的呈现;而当下网络媒介中不断孳生的新语汇、新的话语表达行为,也是媒介技术快速发展之后,社会价值取向消费化、娱乐化乃至民主化的表征。

对媒介话语历史层面的重视,还体现在传媒的本体意义上。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新闻内涵的一般性界定;这意味着,新闻报道文类属性中包含着时态性和事态性,或者说,能够被称作“新闻”的话语结构,既明确区别于编年式、纪传式的历史文本,又与历史叙事有着相同的属性。今天的新闻事实,必然会成为明天的旧闻抑或历史,所以说,“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13]。分析新闻和历史的核心命题———真实性问题,都必须研究叙述话语的结构模式和修辞策略。在传统新闻观和历史观中,叙事被看作中立、客观的事实的“集装箱”,报道与陈述模式依凭自然化、通俗化的话语方式直接呈现,新闻或历史事实本身就是由“真实的”、“生动的”故事构成;这种对“真实性”事件的认知和理解,忽略了故事的话语性征与叙述过程中的策略应用,难以真正把握客观事实讲述、再现媒介葆有的限制功能。正如海澄·怀特所言,“叙述说明不会仅仅包括对事件的表述(单纯存在事物的陈述)和争论,它们还会包括一些诗意的和修辞的因素,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使一系列的事实转变为一个故事”[14]。和历史话语一样,媒介话语是通过对已发生事件的“去陌生化”处理,揭示或提炼大量表象中的真实境况。

(三)话语传播的经验性

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实践方式之一,话语分析就是对这种文化实践活动的拆解、把握和判断。在20世纪“语言论”转向之后,语言及其作为话语结构的具体运用,不仅是语言学、修辞学学科内部的操作技巧行为,也是集中体现社会文化结构、日常生活现象的符号象征领域,话语组织与社会文化之间形成超越“反映论”模式的修辞性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媒介话语被视为建构性的(尤其在批判的语言学知识谱系中),既建构社会主体、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又通过日常经验的再现和表征实践,完成文化再造过程中意义的共享与传播。各类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利用不同的媒质,像报纸新闻话语、广告劝服话语、电视娱乐话语等,都通过自身的优势展示话语形式的丰富性、多变性乃至经由媒介融合建造新的、复杂的话语生态系统。以广告话语为例,作为文化形式的广告,其早期主要是通过商品信息传递获得社会的认可,话语编码是直接的、简约的;在广告越来越成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支柱、成为商家企业发布和推销产品的重要方式,广告话语的意义陈述与产品实体之间,渐渐出现某种“间性”;当生产型社会被消费型社会取代,大众的日常生活日趋艺术化、美学化,广告文本更多地利用设定性、煽情性话语方式和修辞策略,达致同一性文化趣味、价值观念的构建。

媒介话语的修辞功能或社会作用,更多来自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在大众传媒体系中,话语的意义生产和社会效果,需要通过规制化的组织、机构完成,不同社会领域或机构背景中,会因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介入”,出现不同的话语类型,进而形成习俗化、标准化的语言规范和编码程序,以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个体对世界的意义体系。同时,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的型构过程,又是借助特殊的权力关系运作的;如同词语表达所包含的意思那样,“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意识形态作为权力实施和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是在权力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意义”[15]。这种权力曾经是党派争讼、政治攻讦的工具,是知识、“真理”的象征性表达,如今日益微观化、经验化,进入大众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媒体权力不仅通过媒介机构的文本制作制度、意义生产方式呈现出来,还经由迎合、塑造社会中普通个体的言谈、举止及价值、趣味予以实现。在消费主义逻辑中,媒介话语的权力结构因与日常生活的接合,逐渐弱化了灌输性、指使式的意指实践,而是在集束符码的传输中,使得文化权力和身份意识常识化,成为差异化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最隐晦、又是最革命的结构性力量。

话语与意识形态、权力的融解、媾和,无论从心理认知逻辑还是表征实践领域,都改写了有关传播媒介的语言符码的传统观念。就像保罗·吉所说的,“交流信息”是语言至关重要的功能和目的,但绝不是惟一功能,通过社会实践才能产生意义的语言,还具备支持社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身份的确定,维持不同文化、群体和机构中人的归属的根本功能。[16]媒介批评中的话语分析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社会中,经由政治的民主化、传播的多元化,先天性的身份地位、种族区隔已经日渐淡化,但社会结构中依然存有严格的层级划分,拥有社会文化资本的权势阶层或群体借助既得的财富、权力,掌控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运行机制和分配规则,并通过交际和话语的方式施行、维护甚至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框架。阶级话语、种族话语和性别话语,作为文化场域的主要不平等机制产生的实践形式,也在各种媒介话语表征中呈现。权势阶层以“文化霸权”(Hegemony)的方式,占据了媒体话语的主导权,协同、调控着思想舆论、价值理念、审美趣味的生成、延展和稳固,同时其压迫性和固有的偏见,也不断遭遇被压制群体或弱势群体,从不同信息渠道表达意见的话语、修辞行为的抵御和反抗。媒介话语体系里蕴含的冲突、平衡和斗争关系的研究与阐释,正是“分析社会历史中的挑战和变革的条件之一”[17]。

三、媒介话语分析的在地思考

当代媒介话语分析的普遍性观念,源自批评的话语分析或者批评语言学的知识与实践,研究者大都将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作为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吸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符号学思想,透析包括日常交际、情景会话、大众媒体在内的语言文化形式的建构主义功效。这种批评模式,对于传媒业背后支配性的生产方式、受众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意义理解行为等,有着全面、不乏深刻的洞察。近年中国媒介批评领域,通过借用一般性话语分析理论解析本土媒介事实或案例,业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使媒介分析在传统的实证研究和批判分析之外,获得新的阐释原则和探究路径。

但是,媒介话语与社会变迁、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并非任何一种现成模式所能涵盖;相反,它依赖于媒介文本、媒介现象得以生成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创生机制。即便在当下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西方媒介理论已经成为全球媒介霸权的一部分,媒介理论以及媒介实践仍旧反映出了一些其他传统”,“因为文化以及长久以来的历史经历具有根本性的不同”[18]。像话语行为中词项的选择、语义的生发乃至修辞伦理等,在相异的民族传统、制度安排中,都会同中见异。像当代中国的口头、书面乃至视觉话语的结构模式、语义空间及认知逻辑,都深深烙下文化积淀、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印记;尤其是汉语言的语用传统,仍然是言语传达和理解的基石。这意味着,媒介话语的分析模式必须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更加重视对话语组织、修辞策略“在地性”(Locality)实践及其变动机制的研究,对话语的社会政治、人际传播及文化传承等功能,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总结其独特性征和意指实践。

作为一种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批评行为,话语分析注重对传播过程中超句单位的宏观语义分析,尤其强调“结构”、“语境”、“理解”三个方面,是整体性的语用材料及生产过程的研究。[19]这种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偏好,与文化唯物主义不仅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而且后者还能够为前者提供更加开阔的视野和理论资源。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语境化的理论”,它试图在社会结构理论的“内部批判”与文化斗争理论的“历史根基分析”之间架设桥梁,辨明文化产品赖以制造和流通的各种关系渠道,在此,“文化不是生产的反映,其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实践”。[20]人类在借助传播媒介交际传播过程中,话语的生产组织、结构模式和意义理解本身,都带有语境化或“在地性”的社会实践特征。无论是媒介话语的技术性编码、不同媒介技术引发的话语形态变迁、乃至话语领域中的权力斗争,必然是具体的、与其他实践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有机联系的互动过程。而且,现代传播的话语实践,就是文化实践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对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知识信仰,不只具有型构力量,也是客观的表征形式。

媒介批评中话语分析方法的文化唯物主义重构,意味着话语分析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深度介入。从国内过往话语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情况看,“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及其内含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决定了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传播话语进行一般的话语分析”,“因为每个学科产生的环境、存在的理由、自身的特色,都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不加区分地将其他理论与方法尽收囊中”[21]。文化唯物主义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媒介全球化”的进程中,按照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及媒介学的学科独特性和发展逻辑,重新认识“汉语世界”媒介话语的结构、机制和功能,尤其通过对本土传播话语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动态分析,有效揭开特定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的权力的面纱,为建立和谐传播秩序和共同文化愿景,开辟平等、参与性的公共话语空间。

摘要：话语分析近年被广泛引入传播研究领域,并已成为热点。本文透过文化唯物主义视角,试图提出一种媒介批评的话语分析模式。从行为层面看,不同传播媒介的话语结构具有异质性,但作为技术性的物质手段和符号表意行为,都是流动的现实过程的一部分;从历史层面看,媒介话语的语义转换,蕴含着话语表征机制、理解语境的差异,是社会情势、价值观念嬗变的结果;从传播层面看,世界意义体系常识化、经验化的处理方式,具有维持差异性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媒介批评的话语分析方法,有助于重塑积极、批判的话语阐释空间。

媒介批评 篇10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在美国新文学界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公共新闻学, 它是新闻界面对社会的批评和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2], 它强调了由公众而非新闻工作者来设置新闻报道的议程, 从这一个视角看, 无疑媒介与公共参与已经发展到了融合的重要阶段。

在全球化的今天, 欧美这样一种新闻价值观的转变无疑也会极大地影响我国新闻领域的发展和改革, 加之转型中的中国, 竭力倡导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孕育现代公共参与精神, 这使得如何将媒介转变成公共参与的一种合理化渠道, 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公共新闻学的理论、我国报刊界对公共精神培育的角度来论述媒介与公共参与的关系。

一、公共新闻学的定义和时代意义

公共新闻学的缘起, 从目前的介绍来看, 源自于1990年的一些偶然报道。汤姆·瓦霍沃作为最早在美国实践公共新闻学的记者之一, 当时正在一个城市中作有关该城市的一个大型系列报道, 结果却导致了该市市长被捕并定罪。汤姆·瓦霍沃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谈到:“我们感觉似乎只是在写一些政治领导人的事情, 也只从其他政治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反应。公众并没有真正参与……我发现人们有同样的感觉:嗯, 这真是一个精巧的游戏, 但它是谁的游戏,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游戏?”[3]在他的言论中, 公共新闻的一个核心理论被涉及———“我们为什么做新闻”。

尽管, 公共新闻学从其诞生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光景, 但如何对其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从目前的美国学界来看, 现状却是“研究者众, 实践者多, 但对公共新闻这个概念的学术界定却未形成定论”[4]。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法来自纽约大学的教授罗森, 他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他对公共新闻学给出的全面定义是:

1. 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 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

2. 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 而非仅仅知晓问题;

3. 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 而非仅仅眼看着它被破坏;

4. 帮助改善公共生活, 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

他认为:“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就能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 重新建立起与受众逐渐远离的关系, 重新点燃专业的理想, 以一种更实质的方式, 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 而这才是我们给予新闻工作者特权和保护的原因所在。”[2]

而另一种观点来自于北卡罗莱那大学的教授Philip Meyer, 他认为, 公共新闻面临的最大困惑在于其与新闻客观性原则相互背离;他将公共新闻所包含的因素归纳为:1) 重建公共意识的期待;2) 保持长期的注意力;3) 深入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4) 多关注合理的中间部分而少走极端;5) 在政治论争报道上重实质而非技法;6) 培养深思熟虑的愿望[5]。

以上两种定义从不同的角度, 给出了学者们对“公共新闻学”的理解和诠释, 从中可以看到公共新闻学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即致力于对于公共领域的贡献。笔者认为, 这其中应当包括媒介对于公民精神的引导与塑造, 对于公民社会构造的努力, 对于公共参与途径的提供和补充。

这样, 公共新闻学无疑是对于传统新闻学巨大的批判和转型。公共新闻的运作基于它所拥有的特定使命———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6], 必定要有适度的公共参与, 从而“公共新闻”也就为现代公民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有效和合理化的渠道与手段。

在公共新闻学发展的近十几年来, 不仅在新闻学领域讨论着其对于新闻界价值观改变的重要意义, 而且在公共行政领域, 学者们也正在讨论着这些观念化或技术化的改变对于公共决策的意义, “新技术的出现毕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公共管理者应该开放这些可能性。”[7]可见, 公共新闻学的诞生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公共新闻的发展与作用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公共新闻”的问题,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开发和应用, 可以看到, 报刊媒体在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来实现公共新闻的目的。但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国“公共新闻”的公共参与, 往往是事后性质的, 即往往是一篇报道问世后, 来了解大众对该问题的看法, 或实现公众对于该问题的互动与参与, 从而达到公共新闻的目的。

事实上, 西方国家“公共新闻”的快速发展, 应该与其发达的市民社会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 “公共新闻”为市民社会提供了从国家到社会的沟通渠道,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也为“公共新闻”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来源渠道。

在我国, 即使今天市民社会发展缓慢, 其在我国理论化的研究, 也仅仅始于20世纪90年代邓正来等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我国之后。但通常认为, 我国在清朝末期, 就形成了微弱的市民社会。甚至有海外学者认为, 在清末我国就存在媒介与公共领域的互动。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研究发现, 1873年, 汉口出现了一家类似报纸的出版物, 其名称是《朝闻新报》, (其内容) 除了一些摘自《京报》 (即首都公告, 转录一些官吏的奏折和官方的法令) 的节录文字以外, 也刊载一些本地的消息和市场行情。后来, 随着城市改良派精英的崛起, 英国人恩斯特·梅杰创办了《申报》, 这构成了中国新的公共领域[8]。

从上文可以看出, 在我国新闻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并非没有一点基础或先例可循。存在着这样一种形式的互动, 就为媒介与公共领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然而, 我们也可以从“公共新闻”的内涵中看到, 公共新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互动, 而是价值观层面的表达与反应。如何将公民群体的价值观整合表达, 或将个体价值通过公共舆论有效实现, 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报刊媒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出版的杂志《新民周刊》在2006年的第25期上, 有这样两篇报道。一篇题为《冰火交融的世界》, 讲述了上海第一家利用社会力量戒毒的民营戒毒医院, 另一篇题为《孩子, 快快破“壳”而出》, 讲述了上海、北京两地民间自发组成的救助自闭症儿童的机构。

这样两篇看似独立的报道, 其实存在共通之处, 即通过媒体与社会领域的接触来表达公共领域某些个体行为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对于我国公共意识的培育具有良好的引导示范性作用, 同时也对我国媒体的公共责任具有良好的示范性作用。可见, 媒体对于公共领域的报道和对公众公共参与的引导, 并不是与国家或社会的对立, 而是一种催化剂, 通过激发民众公共意识一方面培养现代公民, 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社会势力无法到达的角落的补充。

在当代中国的公共新闻中, 这样对于个例的报道不在少数, 但同时也应该注重对群体性价值观的表述和引导, 也就是报刊媒体如何真正从政府的声音转变成公众的声音, 这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并不相符, 因此也就成为我国报刊媒介培养公共精神更重要的课题。

三、媒介如何孕育公共精神

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国民的现代化意识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发展。所以, 当我们讨论媒介如何孕育公共精神的时候, 首先应该搞清一个事实, 即并不是媒介一相情愿地去培育我国公民的现代化公共精神, 或提供公共参与的渠道, 而应该是, 当我们社会无法选择地面临建立公民社会、培养具有公共参与精神的现代公民的时候, 我们的媒介应该做些什么来加快这一进程, 或者为这一过程提供实践机会。鉴于此, 媒介不应该是这一个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或主角, 而是辅助角色, 应从强势地位转为协从地位。

媒介要成为参与培养公共精神的渠道, 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是必然的和重要的。现如今, 我们社会众多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 动辄对个人领域进行干涉或是对公众行为冷眼质疑, 这种公私不分的干涉, 在娱乐圈尤其明显。只有当媒介完成角色的转化, 才能成为公共参与的积极力量。例如《南方都市报》曾发表社论, 支持民众抗议当街杀猫的行为, 认为这“见证了中国社会力量与社会理性的成长”。从该社论的立场看, 公共参与行为需要媒介积极的配合。

另一个媒介培养公共参与的重要途径就是媒介要形成与公众互动的事前报道机制。重视公众自发性的公共参与, 并将这样的参与通过对话交流等形式扩大范围, 为公共参与营造良好的氛围。

国内学者刘继忠将这种孕育公共精神的“公共新闻”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 (1) 公众关心、政府关注、有条件解决的或可望解决的社会问题; (2) 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儿童教育、家庭、城市边缘人员等社会“冰点”; (3) 儿童节、劳动节、植树节、艾滋病日等节日的常规性报道; (4) 社区文明建设、社区公民素质建设等有助于提高社区精神文明的事件[9]。

从上可见, 媒介对于公共参与的培育是多方面的、多渠道的。只要媒介本身调整好自身的社会角色和介入途径, 就一定能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培育的一股积极力量。■

摘要：在媒介批评的压力下, 20世纪美国诞生了公共新闻学的分支学科, 这一分支领域注重媒介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以“为什么做新闻”的观念为核心。公共新闻学翻开了美国新闻发展的新的一页。在转型中的我国, 如何使媒介成为培养公共精神的有效工具, 成为公共参与的有效渠道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对于我国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公共新闻学,市民社会,公共参与,公共精神

参考文献

[1]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MIT press, 1989.

[2]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J].新闻大学:秋季号, 2003.

[3]刘肇熙, 姚清江.公共新闻学: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J].青年记者, 2004.

[4]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及争议[J].新闻战线, 2004, (4) .

[5]林火灿.美国公共新闻论争与我国的媒体实践 (一) [EB/OL].紫金网http://www.zijin.net/get/overseasfax/2005_10_16_4255.shtml, 2005-10-16.

[6]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N].南方周末, 2004-1104 (25) .

[7]John Clayton Thomas.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 1995.

[8]邓正来, J.亚历山大.国家与公民社会,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