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批评（共12篇）
文学批评的批评 篇1
众所周知, 中国文学批评的复兴始于上世纪80年代, 从1985年的方法论热, 到人文精神大讨论, 再到世纪之交的失语症, 热闹至今的文化研究, 每一次思潮都带动着批评的一拨又一拨的热闹, 构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为壮观的图景。客观上讲, 这一热闹的景观体现了中国批评意识强化的努力, 同时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就来看, 中国批评意识缺乏科学性、哲学性、独立性, 成为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的最大症结。
方法论热——缺乏科学意识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之后, 中国社会基于“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的需要,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出现了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持久热潮。1985年中国理论界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文艺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原型批评、新三论 (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和数学等, 引起了方法论革命的高潮, 这一年也被称为“方法年”。从引进的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取得的实际效果看, 中国的文学批评缺乏应有的科学意识是显在的事实。
新时期以来, 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现代观念文学、新潮文学、纪实文学等文学的出现, 批评家总脱离不了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拿来一用, 并众口一词地赞誉每一种文学。如对“新写实”小说的批评, 批评家认为:新写实小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 是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 是最具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表现。但是仔细分析起来, 新写实小说是以悬置所有的价值判断来达到对意义的消解的, 既有的价值判断有问题不等于不要价值判断, 新写实小说创作昭示出的是作家个人的价值判断缺席的文化现象, 批评家却用最具现代性的解构主义批评话语来阐释, “方法论革命”中的“批评主体自身素质”的革命被遮蔽了。当赞美的欲望大于一切的时候, 批评家更多的是靠感性的审美经验和表达能力支配自己的批评行为, 批评家应具有的理性品格, 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当批评家发现批评方法与创作实际脱节时, 批评家就开始或反思、或沉默, 赞词却永远成为历史。批评家既不能以科学态度从事批评, 也不能对批评本身像尊重科学那样予以崇敬和爱戴。
批评与科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科学是一种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自身发展的规律, 人只能尊重它。人类讲科学是人类理性地想通过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发现、把握和研究, 来促进人类自身更好地发展, 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应具有的科学意识。科学意识一方面使人摆脱盲目自大、绝对相对主义、情绪冲动型的破坏, 另一方面使人对对象予以尊重, 并在其中实现主体和个体的价值。在具体的批评中, 个体因为科学的渗入而尊重对象, 努力去发现其规, 律继而找出适合它的方法, 而不会崇拜所有的方法, 不知如何针对具体作品选择批评方法;或只崇拜自己擅长和熟悉的方法, 造成对作家作品的不尊重;或只崇拜作家作品而忽略方法论意义, 产生对作品的依附和吹捧;也不会放纵自己的“个人”状态, 粗暴地裁决作品的价值。这样, 面对中国文学现象, 区分不同的对象继而找出适合它的批评方法, 就成为重视批评科学化的具体体现。方法的唯一性和方法的泛滥, 本质上都属于非科学性批评。
人文精神大讨论——缺乏独立意识的批评
1992年至1993年间, 由上海学术界引发波及全国甚至海外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很大程度上是将人文精神的重点放在对传统文化观念、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物欲对精神追求的遮蔽的清理和反思上, 以期建立起当代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立场。但是, 从人文精神大讨论所取得的成效看, 批评中独立意识的缺乏使人文精神危机批判只能停留在对现实不满的话语运动层面上。
“什么是人文精神?”在大讨论中一直是莫衷一是的概念。有人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自由”, (1) 有人强调“人文精神”是在宗教精神的超越意义层面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 (2) 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意指知识分子的“道统” (3) 等。讨论参与者对具体批判对象认识上的混乱, 显示出对什么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混乱认识。如果说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是在既定的政统、道统和学统之外, 从既定的政统规范中提出问题, 经学术自身的独立思考, 对既定的道统产生怀疑和批判, 从而产生对新的道统的探求, 并以这种探寻的成果, 再对现实产生影响, 那么, 西方近代、现代既定道统也应包括在其中。 (4) 人文精神讨论中, 对西方近、现代话语不加学理性反思, 如既不考虑“自由”是指西方式的人文主义自由, 还是中国传统的随心所欲的自由;也不考虑西方式的自由适合中国国情否, 讨论成为简单化的批判行为, 既解决不了自己的立场问题, 也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批评只能是话语运动了。
如果说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反思, 市场经济下物欲横流对精神追求的遮蔽应该批判, 进而提倡人文精神的重建, 以对社会施以影响, 已经涉及了知识分子如何批判社会的问题, 但是, 如何实施批判始终是大讨论没能企及的问题。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认为现代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追求是相当功利的。这样的反思没能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用西方立场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来体现自己的独立性。由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可批判性, 造成批判对现实影响的有限, 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非独立性就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大讨论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商业和大众文化的泛滥是造成当下“人文精神”失落的主因之一。仔细分析中国当下的现实会发现: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 已经使中国文化结构支离破碎, 人伦关系受到影响, 西方各种思潮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混合成了无序的思想世界。向西方标准看齐, 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普遍问题, 而不是大众文化的问题, 使得只讲批判不考虑建设的“批判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忌, 由此, 人的独立性问题已远远大于物的问题才成为中国现实最关键的问题。人文精神大讨论没能对当下作合理的现状分析, 没能对自己信奉的、掌握的知识作应有的批判, 理论建设无从谈起, 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无以体现, 对社会施以影响更加不可能。总之, 独立的批判意识的缺乏是“人文精神”大讨论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
失语症——缺乏哲学意识的批评
1995年曹顺庆先生在《东方丛刊》第3期发表文章《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出“失语”论至今, “失语”论话语一直引发不少学者的关注与论争, 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文论建设的焦虑。从论争的实效看, 如何重建中国文论一直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 其根源在于批评的哲学意识的欠缺。
曹顺庆先生及其弟子的一系列文章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症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 而没有自己的话语, 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 (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 表达、沟通 (交流) 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所以要“确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 (5) 二是确立话语的方式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 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 (6) 三是注意到立足中国的现实来重建中国文论。 (7) 这几个问题已经涉及文论转型、如何转型和转型的基点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现代文论中西方色彩浓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 但是并未能改变中国人注重现实生存智慧的文化元理解, 用西方话语来阐释中国当下文化具有中西方文化上元理解的不可通约性, 建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成为必然。退回到中国传统立场, 通过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的方式来重建中国文论, 又如何面对五四以来反传统形成的西化色彩浓重的文化现实,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物欲对人的精神追求遮蔽的现实?可以说凭借西方思想, 退回传统立场都不能解决中国当代学者的“失语症”, 唯有原创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文论才能担当建立中国自己话语的重任。那么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文论的生存根基是什么呢?仔细分析一下20世纪繁荣的西方文论的形成原因, 不难发现每一种文论背后都有其哲学根基, 文论的繁荣就是哲学的繁荣, 就是理论家对世界理解力的增强和认识的多元化。建立自己的对世界的独特理解, 即建立自己的哲学, 并在批评中贯彻自己的哲学意识, 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唯一方法。
综上所述, 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有赖于批评家深入分析当下现实, 积累自己发现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 增强批评的独立意识、科学意识和哲学意识。
摘要：有什么样的批评意识就会有什么样的批评, 成熟的文学批评必须具备科学意识、哲学意识和独立意识。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同程度地欠缺科学意识、哲学意识和独立意识, 分析其缺陷, 找出症结所在, 为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积累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批评意识,独立意识,哲学意识
参考文献
[1][3]张汝伦、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笔谈) , 《读书》, 1994 (3) 。
[2]王彬彬:《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读书》, 1994 (6) 。
[4]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思想》,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第75页。
[5]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东方丛刊》, 1995 (3) 。
[6]曹顺庆:《“话语转移”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文艺争鸣》, 1998 (3) 。
[7]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文学评论》, 1997 (4) 。
文学批评的批评 篇2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都从批评的视角研究语篇,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区别,而且不仅是术语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批评话语分析是对批评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批评语言学运用功能语法对文本进行分析,试图建立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一对一的直接联系.批评话语分析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间接的.,是通过媒介建构的,并发展出“话语实践”和“社会认知”等多种学说.在批评与被批评的讨论中,批评话语分析坚持“批评”之内核,更多的从批评社会科学汲取营养,建立起话语与社会的超学科对话体系,拓展了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显现出从批评视角研究语篇的巨大潜力.
作 者：田海龙 Tian Hai-long 作者单位：天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天津,300134 刊 名：山东外语教学 PKU英文刊名：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年，卷(期)：2006 “”(2) 分类号：H030 关键词：语篇研究 批评视角 批评语言学 批评话语分析 继承并发展文学批评的批评 篇3
所幸的是，看到这本薄薄的《新文学档案：1978—2008》（以下简称《新文学档案》）之后，不由得竟让我改变了“当今安在焉”的看法。最先知道这本书，乃是只知书名，未见内容，皆因先前一位台湾朋友告知，佛光大学中文系陈信元教授将此书与陈思和、王万森、洪子诚、朱栋霖等名家的著作同列“参考书目”，且更与钱理群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道，列为“现当代文学”专业必读书。内行人一眼可知，如此抬举殊显《新文学档案》不但“精”，更“偏”具特色——笔者不禁疑惑，既“精”又“偏”，会是什么样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
待到笔者借来一读，这本不足三百页的小册子倒真是有些地方非但令人畅快淋漓，更是振聋发聩。其“偏见”之风格，倒真个不由得令心头快意袭来，让读者如当头棒喝。在此，笔者愿反弹琵琶，索性从这五个字的书名入手来谈谈个人浅见，哪怕牵强附会，也倒愿与读者诸君分享一二。
首先，《新文学档案》首当其冲便是“新”。这里的新，主要是风格新，亦与“偏见”息息相关。散文化的语调，小说家的笔法，哀婉处令人动容，幽默处令人莞尔；东扯西拉，却有关联，旁敲侧击，不失根源，笔调清新，行文雅驯。笔者深知，这种“偏见”的文笔若是在传统的文学史中，是会被一帮老头儿们大喊“要不得”的，但在《新文学档案》里，却让人不禁拍案叫绝，文章写来就是让人读的，连胡适老先生都说：文章读来舒服第一，管他要得要不得！
“风格新”，说来容易，做来却很难。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晓明、陈思和与李劼等人鼓吹的“重写文学史”，不外乎就想为老成守旧的文学史书写注入一点点“新风格”，结果立意虽好，操作却难，最后不得不了无声息了事。毕竟一批治当代文学史的学者、研究人员苦于受到上有“师门”、下有“兄弟”的束缚，虽然高喊“重写”，但说出来的话仍然是新瓶旧酒，最多加一点西方理论、弄几句“解构结构”，如此忽悠糊弄，谈何“风格新”？譬如对于“后现代”的照搬照抄、糊弄大众，已然成为了学界公愤。只是不同的是，在《新文学档案》里，对于“后现代”也有其评价与认识，但是该著却是立足对“当代文学”影响这一范畴，可见其立意之新。《新文学档案》这样阐释“后现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尽管批评、研究的实践要晚于后现代理论的传入近十年，但在詹姆逊访华之后，中国的各级作家协会、出版单位与文学研究机构还是举行了各种座谈，商谈中国文学创作形式革新的可能性。特别是经历了伤痕文学的中国的青年作家，虽然对于“后现代”知之甚少，但因为整个大环境，大家还是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变迁与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作家们深知这早已不是之前那个“一人能领导”的专制时代，如何描摹这个与西方社会相差无几的时代，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去适应？
恕笔者直言，在当下批评界，“说后现代”装门面的多，“用后现代”做实事的少，“懂后现代”为己所用的则少之又少，若是晓得后现代究竟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那么更是凤毛麟角。在这里，《新文学档案》没有去论述“后现代”一二三四，而是画龙点睛地直接指出“后现代”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如何描摹这个与西方社会相差无几的时代”，即“该用什么样文学形式去适应”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
其次，《新文学档案》贵在重新定义“文学”。以前我们说文学，研究对象不外乎作家、作品、流派与事件，但现在在《新文学档案》里，出版、影视、娱乐、文化与政策，一概全部被列为文学的考察对象。这种“偏见”的立意，只是不晓得又要被多少人诟病、讽刺。但须知在这“内容为王”的今天，有多少文学作品可以单纯地只以文学作品存在呢？又有谁可以说，《新文学档案》的“偏见”，不正恰恰是对最真实文学本质的“正视”呢？
苏州大学教授、评论家王尧在《书写文学史的“三重立场”——新文学档案·序》中这样说：
在韩晗看来，“文学本体”就是可以反映文学、服务文学的一种文学存在形式。文学是抽象的概念，但文学本体却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概念。在《新文学档案》中，文学本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扩大化了——作家、作品、思潮、现象、文学批评甚至文学生产模式，都成了可以分析的对象。强调文学本体的多元化，恰恰是当下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最需要的一种研究范式。
王尧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了其研究“文学本体”的多元化。实际上，这是《新文学档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一次值得肯定的贡献。笔者拙以为，所谓“重写文学史”，实际上重写的是“文学”，而不是“历史”，毕竟“历史”已经发生，如何重写？那么重写“文学”的范式为何？落实到实处，便是对于“文学本体”的重写。之前我们强调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现在我们就要强调商品、资本对文学的影响，之前我们强调“好作家出好作品”，现在我们要肯定出版机构与市场的意义，这些都是“文学”这个范畴里的新生事物，《新文学档案》注意到了，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个值得肯定的注意。
最后，立足于“档案”是《新文学档案》最引人注目的闪光之处。笔者以为，一本当代文学史，“偏见”不是不可以，但不是吹捧、辱骂与意气用事，借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所谓带有“偏见”的批评家，乃是既是雕塑师，又是助产士，其职能在于把文学史中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去除掉，然后促使读者在面对一些有价值的文学本体时，可以催生出新的审美快乐。而这正需要大量的文本、史实甚至历史档案、原始照片作为支撑。《新文学档案》以“档案”为立足点，不正显示出该著求真务实的扎实作风吗？
在这本书中，近百幅图片以及作者本人亲力亲为的访谈、见闻，构成了这本书有别于其他文学史的一大亮点。别的不说，且不见现在多少文学批评家用二手资料？又有多少批评家嚼剩饭、吃残羹？“读三行写三页”的文学批评，已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新文学档案》不但拒绝用这类方式写作，而且更是将这种“批评策略”尖刻地“批评”了一番——当批评家被批评家批评的时候，批评才真的变得有意义：
当作家脱离文学思维，且同时批评不能解读文本（或者不为文本所解读）时，作家、文本与批评家三者之间就会呈现出“三者相互独立”的景象。这是“文学市场化”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所呈现出的表征危机。但是，从更深层次的文学本质来看——这一切当是由另一种接受关系决定的，即从读图时代到畅销时代的“双轴位移”。
当然，并非《新文学档案》就真的完美无缺、堪称圭臬。譬如在论述“八十年代”的时候，无意中漏掉了“美学热”，这是不应该的，在论述“九十年代”时，又缺乏了对于“新启蒙”运动的评介与梳理，笔者认为，这两件大的思潮运动直接建构了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若干体系与准则，在一本研究“新时期文学”的书中，缺乏对这两次思潮运动的足够认识，这是值得批评的。
但毕竟瑕不掩瑜，在面对每年数百卷“当代文学史”出版热潮的当下，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写作，写作姿态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了“被写作”即研究问题的本身。
掩卷而叹，笔者发现，《新文学档案》的作者韩晗，今年才二十五岁，而且已然是中国作协成员、武大文学博士，这本书完稿时他才二十三岁！这样的盛年，这样的风华正茂，却能写出这样有着思想性的作品，且让海峡对岸将其与陈思和、洪子诚等名家同列，这是韩晗的机遇。无怪乎北大教授张颐武盛赞《新文学档案》“出手不凡，很有见地”，诚哉斯言！
笔者从事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教研多年，不论学识只论年龄，谬称前辈恐无不当，因此，我只寄望年轻、先锋的韩晗，今后行文、治学之风，当与《新文学档案》的“偏见”一脉相承，切莫被这世道磨了锐气、折了灵光，最后落一个少年得志但老手颓唐的结局。如若今日之韩晗将这份对文学、对理想的“偏见”可持之以恒、长此以往地执著下去，非但韩晗之大幸，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大幸焉！
学会批评——谈教师的批评艺术 篇4
一、批评的前提是尊重和关爱学生
批评是一剂苦口的良药, 这剂良药要发挥疗效必须以“爱”和“尊重”为前提。
现在的学生, 无论大小, 自尊心都特别强。学生犯了错误, 教师批评的度很难把握:说深了, 怕伤害学生, 给学生心理造成负面影响;说浅了, 又怕学生认识不到错误的严重性, 说了等于白说。那么如何做到一语中的, 切实能打动学生呢?这需要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断总结, 不断摸索。总的来说只要教师以尊重、爱护学生为出发点, 平时多和学生接触, 让自己走进学生的心灵, 并在批评学生时注意一下尺度, 学生还是能接受的, 要切忌暴怒之下的口不择言!
俗话说:好话一句暖三春。充满智慧的“好话”, 往往会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妙用。对一个屡教不改、多次犯错的学生, 教师若把他视为“不可雕的朽木”, 一批评就训斥, 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这样势必事与愿违, 导致其破罐子破摔, 与教师“冷战”到底。倘若我们能从这样的学生身上发现些闪光点, 以此为突破口, 就能制造友好的气氛, 使学生的情绪安稳、平静下来。这种状态下再进行批评教育, 效果自然就会好很多。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批评一位淘气的男学生时, 发现他早已经在等候, 就掏出一块糖对他说:“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比我按时到了。”接着又摸出一块糖给他:“这也是奖励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 你立即住手, 说明很尊重我。”男学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 陶先生又说:“据了解, 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 说明你有正义感。”接着掏出第三块糖给他, 这时男生哭了, 说:“校长, 我错了, 同学再不对, 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错, 再奖你一块, 咱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可见, 在批评学生前, 给学生充分的肯定, 让他们从批评中看到老师的诚心和爱心、看到自己的错误, 这样他们才能找到努力的方向, 才会有信心改正错误。
二、批评尽量不当着其他学生的面
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认识并改正错误, 但人都是要面子的, 更不愿意自己的隐私暴露在别人面前, 所以, 不论教师的批评如何正确, 只要有第三者在场, 便容易令被批评者产生怨恨、反感的情绪, 使他们觉得自尊心受损, 颜面尽失。
不少教师习惯在课堂上批评学生, 认为课堂上人多, 批评具有威慑力。有这样一名学生, 他人聪明, 学习成绩也不错, 但就是管不住自己, 上课爱讲话。教师想使他全面发展, 于是就经常当众批评他的缺点, 结果引起了他情感上的对立, 缺点不但未改, 自觉性反而更差, 成绩也一落千丈。相反, 有一名差生, 学生成绩差, 还是一伙小淘气的头儿。教师私下找他谈心, 先指出他说话算数、有能力、有威信等长处后, 对他说:“如果你不仅仅是团结那几个哥们儿, 而是团结全班同学, 在全班同学中树立威信就好了。”结果, 那次谈话后, 他竟判若两人, 带领“小淘气们”在班上做好事, 积极上进, 后来被同学们选为班干部。所以, 批评学生一定要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和方式, 最好要在私底下单独面对面进行, 切忌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学生。
那么, 学生在课堂上犯错就不管不问吗?当然不是, 及时纠正在课堂上犯错的学生是非常必要的, 但不宜直接批评, 而是可采用眼神暗示、声调调控、走动告诫等方式。这样既能制止犯错学生继续犯错, 又能使绝大多数学生浑然不觉, 从而照顾到犯错学生的颜面, 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教育效果。如果学生在课堂上出错较为严重, 或有的问题不宜当堂处理, 教师则可以利用课余时间, 采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 如和学生在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谈心等。在这样的情境下, 学生心里不会有什么压力, 对教师也不会有戒备之心。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中批评教育学生, 责备的话应是诚恳的, 是充满关爱的, 或非常忧虑的, 学生从中会感受到教师在爱护自己, 对自己有诚意, 也就能诚恳地接受教师的批评。
三、批评还要讲究刚柔相济
批评学生要根据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俗话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对经常犯错的学生, 可以给予严厉的训斥, 但对偶尔犯错的学生或学生细微的违纪行为, 可以用微笑、眼神等暗示学生。这实际上就是动之以情的批评法, 常能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譬如, 学生上课迟到一两分钟, 或上课时思想开了小差, 这时, 教师对其微微一笑, 学生就会意识到自己不对, 并能告诫自己:老师注意到了, 下次千万别重犯。
一般来说, 对女同学用刚, 则有震撼力, 对男同学用柔, 则能化解顽石。但需要注意的是:刚与柔的使用均以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为前提, 在平时既要讲原则, 不迁就其错误的思想行为, 又要讲感情, 尊重他们的自尊心。美国著名的管理家雅柯卡说过:“表扬可以印成文件, 而批评打个电话就行了。”这就是说, 含蓄而不张扬的批评有时比那种电闪雷鸣式的批评效果会更好。
四、开展批评可以恰当使用生动、幽默的语言
当学生犯了错或出现某种不良倾向时, 教师可以通过讲述相关的生动故事, 来启发学生认识错误及其可怕后果。如可以通过讲述名人的奋斗史, 使那些遇到挫折的学生热爱生活, 重新振作起来;通过讲述“浪子回头”的故事, 使那些犯了错误而破罐子破摔的学生改过自新……好的故事可以挽救一个人, 教师如果善于用故事感化学生, 就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党员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篇5
实事求是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每个党员进行党组织工作的必然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一贯坚持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是我们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纠正自身错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的纪律的有效方法，是增强党员党性锻炼、促进党的团结和同志进步的一个锐利武器，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度的重要保证。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每个党员讲政治的重要表现。
一、坚持正确的立场
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上，对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也不能捕风捉影，强加于人。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需要党员同志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开展正常的批评自我批评，在党内才能够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能动地改造主观世界的方法，找到了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正确形式，决定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优势和先进性。
二、树立正确的态度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讲究方式方法，把科学性和严肃性结合起来。自我批评要在学习、提高和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从自我剖析入手，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找准和抓住自己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世界观、人生观上查找深刻的思想根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无论知识多么渊博，工作经验如何丰富，工作中总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正视自己，请别人剖析自己，总结自己，才能避免工作、生活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做到事半功倍。同时有宽阔的胸怀，要豁达大度，虚心接受意见，做到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坚持真理是党性观念、觉悟程度的综合反映，是健康人格的外在表现，是思想道德上的高境界。批评别人要出于公心，坚持一切从工作出发，一切从党的事业出发，敢于说短亮丑，承担责任，做到原则问题不让步，非原则问题不纠缠，着眼于提高认识，共同进步，真正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三、坚持不断的学习
学习知识、钻研业务精神不够，不成熟不稳重，做事风风火火走马观花，不认真不仔细，事业意识淡薄，开拓进取精神不足，缺乏迎难而上开拓精神和勇气，工作要求不严格等现象普遍存在，针对这一系列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要把学习的理论知识融入到工作中去，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做工作，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按
照“国际级景区，五星级服务”的发展理念，紧密围绕项目建设和村民拆迁安置，加强与曲江度假区管委会、街办和部门的密切协作，全面抓好各项工作的推进和落实。在自己的工作上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把自己摆进去，真正地把自己“融入其中”。要具备与工作相适应的素质、品行，需坚持不懈地学习，加强理论修养，提高实践能力和工作本领，接受正确思想、理论指导越多，知识越多，思想水平和党性修养就会越高，才会有开阔的视野，坦荡的胸襟。加强学习，丰富头脑，净化心灵，就一定能正确对待和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党员个体的纯洁性保证我们党整体的生命力。
四、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
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工作矛盾、增强工作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法宝。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以诚恳的态度，确实的措施，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认真地对待群众意见，虚心地接受群众意见，不仅要充分听取本单位群众的意见，而且要广泛听取下级单位和服务对象的意见，特别是临潼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中涉及的征地拆迁、群众安置、重点项目建设推进等问题，不仅要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要认真分类整理，不仅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而且要负责任地研究解决问题，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党组织和党员接受批评和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先进性教育的成效，充分调动和保护群众参与
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积极性。要不断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把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临潼旅游休闲度假区发展的强大力量，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全力保障做好服务、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旅游目的地。
当前戏剧批评的批评性缺失 篇6
戏剧批评变身为戏剧表扬，戏剧创作失却监督利器。新世纪戏剧创作繁而不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戏剧批评的缺席。戏剧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身为戏剧表扬。类似情况在整个文艺活动中都较为普遍。国家一级编剧，著名策划人、撰稿人任卫新曾说：“过去讲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玩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感叹： “讲‘好话’和‘坏话’本是文艺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忠言逆耳，文艺批评要评论的重在后者。我欣赏不留情面、尖锐锋利的批评，因为顺心的话容易，逆耳的话难说。表扬要把隐含在作品里面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用心予以彰显，并与大家分享;而批评则应该将作品中的弊端予以公布，让大家引以为戒。”只是为表扬而表扬，批评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戏剧批评变身为宣传炒作，丧失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当前的戏剧界，戏剧作品的宣传炒作非常严重，背后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非艺术目的。不仅有利益的驱动，还有“权力寻租”、“政绩工程”的驱使。某部作品“政绩工程”的地位一旦确定，报刊杂志连篇累牍跟风报道，不遗余力地为之涂金抹银，假话、大话、套话、空话充斥各类研讨活动和报刊版面，精品力作等溢美之词廉价抛出。诸多平庸之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人为地放大作品的价值，剥夺或干预了读者或观众自我选择、自我鉴赏的权利，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这种毫无原则的宣传炒作误导视听，迷惑大众，让人们对戏剧艺术的纯洁性失去信心，也使得戏剧批评面临诚信危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真正的艺术品无法受到公正待遇，大众审美被严重误导，损害了戏剧艺术的良性健康发展。
戏剧批评者自身态度与能力的束缚，使戏剧批评失语。一方面，受到各种原因影响，诸多戏剧批评者失去 “独立” 的话语权。“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评论家采取慎开金口、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首鼠两端态度，当着官员说套话，当着作品说胡话，当着大众说瞎话，背着大家骂粗话。文艺批评喑哑失语、乏力萎靡、单调乏味，批评成了温吞水，隔靴搔痒，研讨会、座谈会、恳谈会、见面会，都成为创作者的‘树碑立传会’和批评者的‘捧哏表彰会’。 ” 另一方面是戏剧批评者自身的专业能力问题。现在，戏剧批评者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对重大理论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考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担当，对戏剧创作当中的问题认识不够或者不深刻，使得戏剧批评难以担负指导创作的重任。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1784年，《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国首演，剧作家博马舍的这句话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箴言。可我国当前的戏剧批评却受到上述现象的束缚。有人曾敏锐地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受到利益驱使衍生出的社会弊端。恶俗现象泛滥成灾，将导致人们价值观扭曲、道德水准降低、文化市场混乱。” 戏剧批评如果继续这样延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戏剧批评对于戏剧发展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布鲁克曾说过：“评论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如没有评论家来评论，将会不断地面临更大的危险。” 别林斯基也强调过批评的重要性，“分析和研究的精神，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现在，一切都必须受到批评，就是批评自身也是如此。我们的时代不肯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东西，不相信权威，推翻传统……” 好的戏剧批评可以促进戏剧创作的发展，同时还可以积极引导观众不断提升对戏剧的鉴赏力，也为戏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所以提倡具有一定品格和担当的批评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具有一定品格和担当的批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主要还是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敢于发声。作家陆天明提出，文艺批评的诸多缺陷是缺乏理论勇气的表现。戏剧批评者，面对当前种种批评怪象不能无动于衷，要敢于从自我做起，敢于发声、敢于讲真话。有专家说：“知识分子不讲真话是当代最大的悲哀。”抵制恶俗的最好方法是讲真话。戏剧批评者要深知自己的使命，用自己的学识对戏剧的创作提出真实的见解，使戏剧创作者看到自己创作的价值与不足，使观众的欣赏有正确的审美引导。布鲁克曾说“当一个评论家在披露戏剧的不足时，他正是在为戏剧服务。”
二是力求公正。建立批评，这批评不该是个人的，而应该是公正的。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批评就是“判断”，“判断应该听命于理性，而不是听命于个别的人，人必须代表全人类的理性，而不是代表自己个人去进行判断。‘我喜欢，我不喜欢’等说法，只有当涉及到菜肴、醇酒、骏马、猎犬之类东西的时候才可能有威信……可是，当涉及历史、科学、艺术、道德等现象的时候，仅仅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意见任意妄为地、毫无根据地进行判断的所有一切的我，都会令人想起疯人院里的不幸病人……”加斯纳还曾说过，“批评要求比创造高深得多的修养。”作为一名合格的戏剧批评者，必须力求判断的公正，而这种公正正是建立在戏剧规律基础之上，建立在美学原则基础之上。从审美角度出发，从戏剧本体出发，这是戏剧创作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真正的戏剧批评得以重生和发展的丰盈土壤。正如别林斯基所言：“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了;因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缺乏非常重要的历史内容，如果在它里面，艺术本身就是目的，那么，它毕竟也可能是有哪怕是片面的、相对的优点。可是，如果它虽然是有生动的现代兴趣，却并不标志着创作和自由灵感的痕迹，那么，它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具有任何价位……”
更为具体来说，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批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人学深度和丰富性。这对戏剧批评者提出较高的理论要求和鉴赏挑战。布鲁克就曾提出要求：“显而易见，不再欣赏戏剧的评论家是僵化的评论家。热爱戏剧但不明白戏剧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评论家，也是僵化之流。只有明确戏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才是真正具有生气的评论家，他们每次参加戏剧活动时都给以足够的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真切地期望在我国当代戏剧界能有越来越多的具有生气的批评家活跃地参与进来。
重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 篇7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主席之所以重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因为它是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立场上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其次,对待别人的批评指正必须虚心接受,自我总结和自我反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古代就有“吾日三省吾身”的思想,共产党人更要经常总结和反省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完善自我。只有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虚心地接受他人的批评才能不断地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
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爱森纳赫派的投降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马克思特意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哥达纲领》进行逐条的批评, 为共产党人树立了自我批评的榜样。恩格斯曾指出,“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不仅不是我们软弱的表现,恰恰说明“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
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中, 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彻底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发展、壮大的动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学习的课堂。列宁在《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中明确指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朝气的、生气勃勃的政党都是绝对必要的。”
毛泽东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53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劳动部《关于检查官僚主义的决议》。
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批语:“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各部门必须尽速召开会议,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揭发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并规定改正的具体办法。中央以为在很多部门中极端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是官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研究和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办法” 。在全党掀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在以后的工作、 会议中中毛泽东更是多次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工作方法和其重要性。
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但是,我们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具体分析,要慎重,合乎分寸。列宁曾经说过,每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都有缺点,但是在批评缺点或向党的各个中央机构分析这些缺点时,应当慎重、合乎分寸,否则就是搬弄是非。同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设身处地地想想党所处的情况。
其次,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要着眼于向前看,不要向后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批评缺点,检查错误,总结教训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不是为了把党弄臭,而是调动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三、重要意义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我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密切了党群关系。河北省委常委班子通过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感触最深的是动真格的:真开门——广泛征集意见,真亮丑——敢于自我揭短,真批评——直指问题要害。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敢于指出自己和其他领导干部的问题,能够针对自身问题进行有效的改正,同时贯彻了习主席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 对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提高了办事能力和效率。习近平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开展真刀真枪体现在自我批评上,敢于主动地把自己摆进去,敢于自揭伤疤,找出错误的根源,摆正思想,绝不拖拖拉拉、遮遮掩掩;开展真刀真枪体现在相互批评上,要把话说到明面上,有一说一,事实就是,反对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相互吹捧。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助于克服有些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一些领导干部放空话、办事效率低的问题。同时,加强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使领导干部心系群众、 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办事效率,为群众办实事。
摘要：习近平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强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之所以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党的优良传统,同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首先要具体分析,要慎重,合乎分寸;其次要着眼于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因为重提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密切党群关系,提高办事能力和效率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批评与自我批评,共产党,群众路线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版.
[2]习近平: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引用日期2013-09-26].
文学批评的批评 篇8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 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 有着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 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 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了猛烈批判;它探讨文学中女性意识, 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 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 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 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女权主义批评大体上分为英美派和法国派。此外, 黑人和女同性恋的女性批评, 也以独特的内容丰富了女权主义批评。
同性恋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文化理论, 作为女性主义批评中女同性恋批评的理论延伸, 受到了七十年代“石墙暴乱”等一系列同性恋运动的巨大影响, 自成一体。进一步深化扩展和理论化的同性恋批评理论被称为“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 , 它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别决定系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不是“天然”的, 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酷儿理论使用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来分析和解构性别认同、权力形式和常规。
同性恋批评理论起初只能归属在女性主义研究范畴之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的同性恋批评理论依然广泛以“同性恋女性主义” (lesbian feminism) 自称。 (朱刚2006)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 同性恋文化与女性主义的隔阂越来越大。同性恋批评理论虽然与女性主义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已经异军突起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同性恋批评理论的崛起归功于女性主义的普及和深入。因此, 女性主义批评和同性恋批评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点。
第一, 同性恋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都坚持“反本质论”。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反本质论” (anti-essentialism) , 即反对个人身份由某些固定不变的“本质”所决定, 反对把由千变万化的社会因素构成的人化约为由某些生来具有的生物因素控制的人。后现代主义认为, 所谓人性既非固定不变, 也非普遍相同, 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别。后现代女权主义对此有很大共鸣, 他们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所形成的影响, 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论, 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应该必须具有抚养性, 就应该受保护。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维蒂 (Monique Wittig, 1993) 认为, 女人并没有任何“天生”的成分, 女人并非生来即是女人, 而是社会建构造就了这一概念与类别。
同性恋批评也牢牢抓住“反本质论”, “解释”同性恋在各个历史阶段如何被异性恋所强行定义, 性正常/性变态如何被生产出来并服务于统治阶级, “揭露”异性恋社会所“自然化”的种种性“偏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神话, 是政治控制工具, 以还其社会属性。
朱迪斯·巴特勒应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提出“表演理论”, 解构了本质论和传统的固定的社会性别身份。她认为, 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固定不变的, 而是不确定、不稳定的, 表演性的 (Judith Butler, 1988) 。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 而是像演员一样, 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在巴特勒看来, 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对于巴特勒来说, 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 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 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她认为, 与其说有一种恰当的社会性别形式, 不如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的幻觉, 而它正是异性恋将其自身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结果。她认为, 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理性别的强迫性的表现。
第二, 同性恋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运用相似的语言表述和主张。女性主义 (尤其是法国的女性主义) 对语言的关注使同性恋文化受益匪浅。 (朱刚, 2006) 拉康关于语言的论述似的女性主义得以区别“自我” (selfhood) 和“主体” (subjecthood) :如果说自我尚有某种稳定的常态, 主体则是语言的产物, 是社会符号建构的结果, 因此时刻处于变化之中。 (刘文, 2006)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尤莉娅·克里斯蒂娃曾说, “如果妇女可以发挥作用, 这种作用只能是否定性质的:拒绝现存社会里一切有限的、明确的、结构化了的、充满意义的东西” (戴雪红, 2007) 。
在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中, 同性恋理论采用了和女性主义几乎相同的语言表述。同性恋理论比女性主义更加需要否定性, 并把它作为自己身份的特征, “酷儿理论”中的“酷儿” (queer) 就被解释为“任何反、非、抗 (contra-, non-, anti-) 异性恋”的表述, 挑战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 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
第三, 在实践上, 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一同评判男性话语。1970年, 米丽特在《性政治学》一书中引入了“父权制” (patriarchy) 这一概念, 从此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这一观点认为, 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 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 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 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 (Kate Millett, 1985) 激进女权主义认为, 父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 其力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利制度, 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限。它在人们的童年就开始以社会教化的形式灌输给他们, 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 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因此, 在这种父权制的男性话语语境之中, 连男性所谓的解放女性策略, 比如性解放、性自由, 也不过是对女性另一种名义的奴役和控制。 (李银河, 2003) 女权主义者借用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 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因此, 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在实践上, 为被迫害与强奸的妇女设立了救助中心, 为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庇护所, 建立各种社会救援机构对受害女性提供帮助。他们活跃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方面。
综上所述, 同性恋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二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性恋批评 (“酷儿理论”) 尽管最初脱胎于女性主义批评, 但如今已经成为与之并驾齐驱的“性别研究”理论的重要部分。本文对同性恋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二者之间渊源的归纳, 希望可以提供理解两种理论的另一种角度和入口。
摘要：女权主义批评和同性恋批评作为性别研究的两大主要理论分支, 二者存在一脉相承的理论内涵。该文就其理论渊源进行分析, 以便更深刻地理解性别研究理论的特点。
关键词：性别研究,女性主义批评,酷儿理论,西方文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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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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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米歇尔·福柯, 旭升姬.性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9]戴雪红.异质之女性——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哲学探究[J].妇女研究论丛, 2007 (3) :53-57.
文学批评的批评 篇9
“批评”的内涵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 “批评”作为普通词语, 本身均具有“挑剔、贬低、否定”等负面意义。然而, 在学术研究领域中, “批评”作为一个专业术语, 具有与普通词汇不同的特殊含义。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批评”的定义多与某种学派或学说的综合性理论密切相连, 既可以指运用某种视角或方法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的理论与方法, 又可以指这些理论与方法在特定领域中的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过程或行为, 还可以指相应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作为专业术语的“批评”, 至少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1) 批评不是非专业的、普通意义上的吹毛求疵, 既可以是正面的, 也可以是负面的, 还可以是中性的; (2) 批评行为揭示的内容一般较为隐晦, 不易发觉; (3) 批评是主观的评判, 但批评家个体或群体均试图更加客观、公正、有效。
“修辞批评”的内涵
术语“修辞批评”是由“修辞”与“批评”复合而成。现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创立者维切恩斯在其奠基之作《演讲的文学批评》中, 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演说者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听众的方法所作的分析和评价”[2]6。亨久克斯等在选编的《修辞批评:方法与模式》序言中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口头或笔头形式的信息性或说服性语篇所作的分析、解释以及评价”[3]26, 将修辞批评的对象从以说服性为特征的演讲语篇扩大至说明性语篇。当代修辞学家坎贝尔在《当代修辞批评》中将“修辞批评”定义为“对说服性语言运用所作的描述、分析、解释以及评价”[4]76。20世纪最著名的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认为, “修辞批评考察的是想象性作品并将其作为对情景中所产生问题的策略而独具风格的应答来分析”[5]2。当代修辞学家福斯在《修辞批评:探索与实践》中指出, “修辞批评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 它系统考察和解释象征性行为及人工制品, 目的是为了理解修辞过程”[6]16。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 西方修辞理论得以迅速发展, 如今已成为“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符号学、诠释学、新语用学、论辩理论以及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甚至所谓的硬科学”[7]6, 修辞学从最初的演讲术横跨到语境学、语体学、风格学、文风学等多门学科, 研究对象也由语言修辞手段、修辞格、语体风格、言语接受转向修辞行为、修辞交际过程、修辞运作规律的研究[8]52。如果把话语扩大到一切象征行为的话, 修辞学则是研究用一切象征行为去劝说听 (读) 者的学问, 是研究人们用符号尤其语言在他人身上诱发合作的学问, 这就是当今西方非常流行的修辞观[9]24。
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传统范式阶段和多元范式阶段。所谓传统范式, 是指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为基础、以传统的“五艺”为程序蓝本的批评方法, 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政治演讲, 即那些政治名人为了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公众演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 受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 美国修辞批评开始关注重大社会问题, 如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等, 修辞批评势头强劲, 于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多元修辞批评范式共存的繁荣景象, 如心理批评模式、戏剧主义批评模式、幻想主题修辞批评模式、社会运动批评模式、体裁批评模式、女权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 景象十分壮观[10]89。人们普遍认为, 修辞批评可以运用在任何人类的行为、过程、产品和人工制品上, 因为人们的行为、过程、产品和人工制品都可以导致态度的形成、加强和改变, 修辞批评的对象越来越广, 以至非语言现象也纳入了修辞批评范围之中。
“批评修辞”:意识形态修辞批评
“批评修辞”, 又称“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或“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 指对修辞话语中那些决定人们对社会各方面阐释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 或者说对决定某一群体行为的基本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兴趣的信念体系进行的评论。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和文论概念, 自形成迄今已达两个世纪之久。它的内涵随着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发展而嬗变, 日趋复杂且宽泛, 以至始终无人能做出一个普遍公认的圆满界说。20世纪中期以后, 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哲学、文化、教育、法律、性别研究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亦被用于文学评论, 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美国著名修辞批评家索尼娅·佛斯指出, 意识形态指的是决定一个群体如何解释世界上某个或某些方面问题的思想理念, 这些思想理念反映了该群体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利益的根本观点, 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那些具有评价性质的思想理念, 即可能招来不同评价判断的那些思想理念。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强调的是透过修辞话语符号发现其背后的理想观念、价值观以及其中暗示的假设。[11]209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来源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 其理论来源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等多个理论学说, 索绪尔、皮尔斯、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哈贝马斯、拉康、福柯、德里达、葛兰西、博克、巴特勒、巴赫金等学者的哲学和理论思想均曾运用于意识形态批评的实践, 在这些理论视角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 范戴克、万德尔、麦克吉、麦克凯洛、拉星、福伦茨、格罗斯伯格、米歇尔、克劳德、佛斯等在修辞与传播领域对于意识形态批评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无论受到何种理论和思想的影响,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家的首要目标是“发现并揭示蕴涵在修辞符号 (artifacts) 中的意识形态”[11]204。意识形态分析修辞批评家努力阐明交际理论在创造和维护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发现某个意识形态代表了哪些群体的利益。
在索尼娅·佛斯看来, 意识形态批评的操作分四个步骤: (1) 选择分析符号。由于意识形态无处不在, 从广义上看, 任何符号均可作为批评修辞的对象。除了显性的政治话语之外, 其他隐性的符号均可作为批评修辞的对象, 其他大众文化中的广告、电视节目、篮球比赛、音乐会、咖啡馆、电脑游戏、草坪装饰、电影、网站、歌曲等均有意识形态的嵌入、兜售与冲突。 (2) 分析符号。其中包含显性元素识别、隐性元素识别、意识形态形成、功能分析等四个步骤。第一步, 显性特征识别是对符号中的可观察特征进行描述, 例如语言符号中的论点、论据、图示、术语、隐喻等, 视觉符号中的形状、色彩等等。第二步, 隐性元素识别即对符号中可观察特征所传达的思想、指称、主题、暗讽、理念等进行分析。第三步, 形成意识形态即对前两步所揭示的较为散乱的因素按照一定的标准或纲目进行系统化分类, 以形成关于所分析符号的明确无误、前后连贯、表述简明的意识形态研究陈述。第四步, 分析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表述对于受众的作用和结果。 (3) 提出问题。即就分析符号中意识形态所传达的意义, 所代表、服务或倾向的利益群体以及意识形态对于外部世界所隐含的启示等。 (4) 撰写结论。即完成分析报告, 一般而言有5个部分:一是引论, 包含研究问题及意义等;二是符号及其语境描述;三是批评方法;四是研究发现;五是对修辞理论的作用与贡献。
整体而言, 正如麦克凯洛所言:“批评修辞试图揭示或揭秘权利语篇, 其目的是理解人类社会中权利与知识的结合———改变这种结合需要或存在哪些可能性, 什么样的干预策略适于社会变化。”[12]91批评修辞学者运用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的理论, 大体上从事“统治批评”和“自由批评”两个领域的实践。前者承继了传统意识形态批评的思路, 针对话语霸权进行批评, 后者针对日常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批评, 属于自身批评。
“批评修辞”之反批评
意识形态批评诞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决定了其批评性甚至批判性性质, 它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它的战斗性姿态, 它以一种犀利的锋芒穿透了主流文化的迷障, 揭示了精心编织的修辞活动和修辞话语背后的权力话语及其支配性力量, 呈现了隐藏在修辞话语之中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 这种革命性的、不妥协的、战斗性的解构性批评方式对于现实具有强大的干预作用, 对于理解修辞话语和修辞行为的实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意识形态批评的上义词, 修辞批评是运用修辞理论, 对以语篇为代表的象征性行为的展现方式进行全面深入分析, 以增强修辞意识、促进成功交流的批评活动[13]40。修辞批评积极探寻说写者与听 (读) 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发现最有效、最得体的申辩、劝说和论争方式, 揭示话语的交际效果, 帮助人们解读人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文本和象征行为, 增强听 (读) 者的修辞意识和修辞话语能力, 增强交际话语的效果和社会效应, 检验和修正修辞理论和批评系统, 更好地运用符号增进人类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批评修辞隶属于修辞批评, 是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 但我们必须注意: (1) 无论称为批评修辞, 还是意识形态批评, 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 它们与修辞批评在批评目的、理论框架以及所遵循的批评规范等方面不尽相同, 甚至存在根本区别。简单而言, 批评修辞重视揭示语言权力和社会关系, 修辞批评重视分析象征行为和象征符号的交际效果。 (2) 批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更多地与政治批评纠缠在一起, 容易陷入“统治与被统治[14]”的二元批评模式之中, 与修辞批评的目标渐行渐远, 甚至已经失去修辞批评的本位性[13]43。 (3) 在全球化的今天, 世界文化多元趋势明显, 各种团体阶层利益交错共生, 相互依存, 世界主流文化竭力建构和谐语言、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之下, 批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刺耳的批评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批评修辞学家也往往因此背负着不懂建构积极话语、缺乏社会责任的“麻烦制造者”的罪名。 (4) 就批评修辞本身而言, 批评修辞在批评素材选择的普遍性与代表性, 批评分析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 批评修辞本身理论的建构与创新, 批评修辞学家本身意识形态的介入, 批评修辞批评效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方面, 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 批评修辞本身面临的困境、矛盾与挑战值得修辞批评学界认真思考与研究。
结束语
批评修辞作为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 它与其他批评方式一样, 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揭示的权力问题与社会关系矛盾, 但它更贴近意识形态批评的本质。无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还是其社会关系的监督与建构, 批评修辞仍将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批评修辞, 又称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 是修辞批评的一种形式, 强调透过修辞话语符号发现其背后的理想观念、价值观以及其中暗示的假设。批评修辞学大体分为两个领域:一是针对话语霸权进行批评的传统意识形态批评, 二是针对日常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批评的自身批评。
批评为何?还是批评为何? 篇10
带着这样的思考,于是有了这期的关注——“批评为何?”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批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种说法不是先天的,甚至用我们目前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给它下定义是十分不明智之举,因此我们只能考虑在进行批评的过程中,让批评实现自我界定,于是也有了批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问题。
这种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在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
文学批评的批评 篇11
但是，现在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状不尽人意。自我批评不容易，批评更难，已成为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果不引起全党高度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大有“刀枪入库”之势。如果丢掉这个“传家宝”，我们执政党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为此，笔者就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状、症结及对策，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现状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的根本途径。对此，历届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组部及上海市委组织部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要求。目前，有的党组织过组织生活不够正常。个别党员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感兴趣，甚至有反感情绪。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1、反常现象。一是好话可多说，说过头也无妨。批评不能提，一批评就跳，把开展批评说成是“打棍子”、“戴帽子”。二是因某些错误或缺点受批评，被批评者无理也要辩三分，其他人不但不帮助他“治病”，反而片面同情，烧上一把“同情火”，助长了邪气上升，使单位的正气受到压抑。三是“和为贵，躲为高”。怕得罪人，做“老好人”。不少人当面不肯说，背后乱议论。
2、形式主义。一是批评浮光掠影。一提批评，说远不说近，说人不说己，讲社会问题不触及个人思想。要么就是东拉西扯，海阔天空。二是对某人的批评，充其量不过是提出“希望”。“以希望代替批评”，根本达不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三是将批评会变成“恳谈会”、“工作例会”。这在个别基层领导干部过双重民主生活会表现尤为突出。往往这类的民主生活会是汇报工作、谈情况、研究问题，相互批评极少。因此，民主生活会变成了“清谈会”，谈不上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不了领导成员中的思想问题。
3、“秋后算账”。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有效方法。批评要认真和及时，自我批评要自觉。现在，有的党组织对党内出现的错误倾向或不良作风，甚至有损党风和党员形象的行为，不讲党性原则，不批评，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等到出了大问题，性质起了变化，才算总账，做不到“救人”先要“治病”。对一些党员身上存在的错误或缺点，党组织往往采取“冷处理”。平时睁只眼闭只眼，不管不问，只有到了年终考核、民主评议或晋级、评职称时，才集中“评估”。这种“秋后算账”久而久之，使人“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不了良好的民主风气。
二、问题症结
党内组织生活中自我批评不容易，相互批评更难。笔者认为问题症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由主义腐蚀了“批评的武器”，“关系学”捆住了党员的手脚。“文革”中，将批评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评”。批评的武器成了整人的幌子，自我批评成了授人以柄的“供词”。批评者并无“救人”之心，被批评者也并不认为有病“可治”。党的优良作风遭到践踏，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党的三大作风得到了恢复和发扬。但是，党内还有少数同志从“反思”中消极地吸取教训，没有从根本上分清“批评的武器”与“武器的批评”的界限。这些同志过去起劲地批判自由主义，现在却忠实地信奉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暗流的冲击下，一些基层党组织成了“散装”的“联合体”，放弃党内正常的思想斗争，形成不了“巩固的集体生活”。
“多栽花，少栽刺”，“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这成为一些党员的处世哲学。这种“关系学”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结拜”兄弟——庸俗的好人主义，它与共产党员鲜明的先进性是格格不入的。有些党员批评领导，怕被打击报复而穿上“小鞋”，批评别人，怕伤和气。认为多批评多结冤家，多赞扬多一条生路，在是非面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怕惹“麻烦”。在同志之间，只讲朋友的交情，有的甚至看到违法犯罪的行为也不抵制、不检举、不斗争、不批评。听到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不反映、不劝告、不制止，姑息迁就，遇到矛盾，绕道走或一推了之。
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关系学”，使党内失去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常的功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团结涣散、纪律松懈、工作消极”使“党和革命团體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2、有些党员思想上受到“拜金主义”的冲击，追求实惠，意志消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它有利于培养党员民主、平等、竞争、创新等符合时代前进潮流的意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对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革命传统的影响。过去，“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现在，有的党员在“一切向钱看”的诱惑下，“只要有钱有利，管它什么主义”，忘记了“理想和宗旨，”再也不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净化”思想，增强“防疫能力”的武器，忘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过去，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道德是非标准；现在，一些同志以追求个人实惠为衡量是非的砝码，因此，再也不将批评作为是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过去，党内同志之间是诚挚友爱的关系；现在，少数人则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党内同志式关系受到讲义气的朋友关系冲击，再也不把批评看成“治病救人”的“良药”。过去，把党比作“母亲”，从党组织中吸取智慧和力量；现在，崇扬“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他们将为人民服务变为“为人民币服务”，淡薄了党的观念，再也不需要将批评的武器看成是争取进步的动力。这些党员在“拜金主义”的影响下，革命意志逐步衰退，“迫使”他们自动放下批评的武器。
3、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使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开展。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中坚骨干，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党的领导干部“经常地检讨工作，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提高强国富民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但从目前来看，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既抖不起精神作自我批评，又不能理直气壮地相互批评。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安。“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和平共处”，形成不了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风气。有的领导干部周围，有诸多的“亲信”或朋友担任上下级领导，筑成一堵厚厚的“人墙”，结成一张复杂的“关系网”，他们不可能去揭露工作中的“病疮”。一般党员群众，只能望“墙”生畏，更难触“网”。有的领导干部私欲膨胀，不能公正地处理问题。个别领导见好处就捞，见名利就争，当得不到满足，闹情绪，撂挑子；他们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批评，却从个人恩怨和好恶出发，挑剔指责，混淆是非。对那些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同志，不予表扬，甚至打击报复。对那些该批评的人和事，则百般袒护。还有少数年轻干部对党建基本理论学习较少，缺乏对党内开展“认真而又不是敷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治生活经验。有个别年轻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霸气”，压抑了民主，成为党内批评的主要障碍。
4、个别基层党组织软弱无力，松懈涣散，组织生活制度不健全、不完备。个别党组织领导软弱，思想工作涣散，作风纪律松懈。他们不注重改进和改善党建工作，放弃自己的“责任田”不种；有的解决自身问题能力较差，战斗力不强；有的支部党内民主作风差，党员不能正常行使党章规定的民主权利，党内不能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单位的政治文明建设。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组织生活制度不够健全。虽然，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各级党委组织、纪检部门对此都作了原则性的规范，但不具体，比较缺乏实施组织生活的“组织条例”以及如何操作的程序。现在，有不少基层党组织对党内组织生活未作认真安排，内容枯燥，形式单一，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一些党的组织部门对基层党组织生活缺乏指导、管理和监督。因此。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就难以制度化、经常化、程序化。
三、对策
从共产党员党性原则来讲，既要敢于批评，又要善于批评，这是忠诚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必须树立的一个基本观点。
1、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党内加强理想和宗旨的教育，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教育共产党员牢记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最终目标，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牢记实践党章，保持先进性是我们党的本质所在，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党性最集中的体现。作为共产党员要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党内要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打扫“灰尘”，增强“防疫能力”和“造血功能”，这样才能“拒腐蚀，永不沾”，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性。
2、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特有的品格和优良作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积极带头，身教言传，从我做起，充分发挥率先垂范的作用，这是党内形成民主批评氛围的关键。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领导干部模范遵守党纪国法，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同时，党组织要积极鼓励一般党员对领导干部的批评，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体现党员的主体地位。
3、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组织要努力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党组织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融溶到党内生活各项制度之中，变为党员的自觉行动。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内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的权利，扩大民主，创造一个党内思想能不断得到“净化”的良好环境。
4、建立和健全党员的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要加强党建工作责任制，充分发挥党委组织、纪检部门的指导、督查和党支部书记、党小組长的管理作用。
5、研究和探索新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思路、新形式和新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进程中，要研究和探索新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思路、新形式和新方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一要划清正确的批评和“打棍子”、“戴帽子”的界限，确立批评以是否符合党和人民利益为是非标准，使批评具有严肃性、原则性和准确性。二要目的明确，批评者要有与被批评者同忧的情感，共同认识所存在错误或缺点的思想基础，促进提高整改的自觉性，携手共进。三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方式方法上要和风细雨，循循善导，达到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既不搞“和稀泥”，也不搞“火药筒”。四要根据企业转制或改制的党组织设置和活动内容及工作方式的变动，采取“少集中，多分散”的方法开展有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总之，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在从事各种社会行为时，不仅知道自己是谁，在干什么，而且懂得自己为什么这样，怎样才能干好。为此，要勇敢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清除身上的“灰尘”，才能保持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中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委员
文学批评的批评 篇12
教育离不开批评。不及时地纠正学生的错误, 就会错过其改正错误的最佳时机, 没有批评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 也不利于培养正确的是非观, 会影响其健康成长。适当的接受批评, 有利于学生建立有效的心理防线。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孔子, 对着大白天睡觉的宰予说:“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他的学生最严厉的一次批评。
教育离不开批评, 但批评绝对不是教育的全部。作为教师, 应该共同寻求有效的批评方法与途径。批评教育要讲究方式方法。
一、尊重学生, 这是批评的基本原则
诸如讽刺、挖苦、抨击、指桑骂槐等行为, 对学生的心灵是一种极大的摧残, 万万不可用。在当今复杂社会形势的影响下, 高中生普遍存在叛逆心理, 貌似冷漠, 其实极其脆弱。一旦他们的心灵受损, 就会不自觉地产生极端情绪, 更可能做出极端的事情。因此, 批评应该对事不对人, 不要提学生以往的过错, 不使用伤害学生人格的字眼, 维护学生的自尊心。在我自己的教学中, 我往往采取开玩笑的方式来进行批评教育。有一次我正在很投入地讲课, 突然发现教师里有两个同学正在说话。于是我停止讲课, 对两位同学笑着说:“×××, ×××,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我正在深情地注视着你们吗?”话一出口, 全班同学都笑了, 两位说话的同学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 他们不仅改正了上课说话的不良习惯, 而且听课更认真了。学生毕竟还是未成年人, 难免会犯错误。当他们犯错误时, 一定要用宽容的心来对待他们。但宽容绝对不是放纵, 而是一种博大的爱。只有让学生感受到你的这种爱, 你的批评才是有效的。
二、要善于抓住批评的时机, 实行高效批评
俗话说:打铁趁热。因此, 批评学生时要注重批评的时机和场合。我的一个学生在上课时老是望着窗户外面。原来, 是其他年级在操场上开会, 声音比较大,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时, 我走到他面前, 笑着对他说:“×××, 但热闹是他们的, 你什么也没有。 (《荷塘月色》中的句子) 上课要认真听讲, 不要望着窗户外面。”同学们一听, 都笑着望着他, 他自己也笑了。这样一来, 既提醒了他上课要集中精力, 又活跃了课堂气氛, 对其他同学也起到了警示作用, 效果很不错。
三、实施批评要与学生达成共识
要平心静气地与学生坐下来谈。北京市的著名教师王小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得癌症, 那你就生气去吧。”千万不要跟学生生气。试想如果你生气, 那么也会引起学生的抵触情绪。也许学生当时迫于你的怒火, 表面上答应了你提出的要求, 但是心里肯定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学生会在心里怨恨你。被一个人怨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何况这个人还是你费尽心血想要教育好的学生。如果犯的错误在你看来比较严重, 那么把学生叫到办公室来, 最好搬一个凳子给他, 告诉他你愿意和他平心静气地交流, 并且愿意和他一起寻求最恰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学生是一定会理解你的, 因为他会在与你的交谈中看到你的真诚。
教学是一门艺术, 怎么样跟学生交流更是一门艺术。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前进, 现在对教师自身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教师平时要多留心学生的表现, 选取适当的时机多跟学生交流, 就会得到学生的尊重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