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功能（共12篇）
文学批评的功能 篇1
信息社会的今天, 人们越来越依赖新闻媒体这个窗口来了解社会, 协调彼此的行为, 谋求生存与发展。新闻媒体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着受众, 还作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同时, 传媒也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诱惑, 媒体人迫于竞争的压力而忽视媒介素养, 忽视媒体社会责任感的事情层出不穷, 因此, 媒介批评对于媒介和整个社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来谈谈它的四个基本功能:
第一, 媒介批评的监督功能
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 概括了传播的社会功能, 其中第一点就是:环境监测功能。他说“自然与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 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传播对社会起着一种“瞭望哨”的作用。”由此可见, 传播作为社会的观察员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谁来充当大众传播的检察官呢?监督社会是大众传播的责任, 监督传媒则是媒介批评的首要功能。
媒介批评的监督功能首先表现在对媒介行为的监督上, 比如, 各地的记者协会多年来坚持组织的新闻评奖和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评选工作, 举办报纸审读和报纸综合质量的评比活动。其次是对传播导向的监督, 对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时期的报道要有一定的基调, 比如节庆期间, 它的报道基调就是欢乐和祥和, 灾难事件发生期间它的报道基调就比较低沉和缓和, 在2008年“5·12”地震期间南方周末有篇报道, 把地震当成了一次转型契机, 认为抗震救灾是一场成功的操练, 这篇报道的基调就不对, 悲哀的背后是要有站起来的勇气, 但不能在数万人尸骨未寒的时候做出这样的报道, 新华网和人民网几乎在同一时间对其进行了媒介批评, 作为灾难时期的报道, 它的角度与大的氛围是不相吻合的。再次, 就是对报道质量的监督, 对同类新闻不同报道比出优劣, 就是媒介批评。目前有报社设定报评小组对当日的报道进行点评, 评价哪个报纸对哪个事件的报道更能切中时弊, 更有针对性可读性等, 这样既能保证新闻报道的质量, 又能帮助报刊成长。
第二, 媒介批评的调节和修正功能
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中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的第二个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 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 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传播正是执行联络、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功能的重要社会系统。”大众传播作为社会文化和娱乐的主要提供者, 它所承载的内容, 具有流行性的特点, 必须控制住好的方向, 扼制住坏的苗头, 这就需要一个冷静严肃的“导向者”——媒介批评, 去调节和修正媒介。
从实际操作上看, 首先, 电视台栏目的调整、报纸的改版, 都是媒介为适应社会这个大系统的需要而进行的内容调节, 这属于媒介自身的调节和修正;第二点, 媒介与媒介之间也会互相影响, 一个事件最先通过一个媒介的报道有了不好的反响, 其它的媒介就会选择自我保护, 同时媒介之间也会相互学习, 1995年诞生的《华西都市报》靠社会新闻打天下, 迅速地在报林中异军突起, 很多报纸后来正是学习着华西都市报的模式走出来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媒介之间的相互调节修正;第三点, 从媒介与受众的关系上看, 报纸审读就是对报道的可读性, 版面的形式美, 主题的针对性上进行调节,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 媒介批评的功能就是要促使媒介为了适应受众的需求作出种种调节和修正, 比如收视率调查、“读者信箱”、“听众之友”和“为您服务”等节目设置都是为了获取反馈信息。第四点, 媒介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 它必须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 与社会的需求相对接。例如南方周末的批判性曾一度受到各地宣传部的不满, 报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自身会不断地修正, 媒介的这个意识和理念也恰恰是媒介批评的监督和反馈在起作用。
第三, 媒介批评的建设和发展功能
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的第三个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指传播保证了社会遗产的代代相传。”媒介具备着传承文明的功能, 它塑造着社会风尚, 传播着思想观念, 作为文化的引导者它是否称职, 这就需要媒介批评来掌握它的导向, 媒介在批评中成长, 营造出一种健康向上的媒介氛围后, 这种良性的媒介发展才能反过来推动媒介批评, 建立更好的舆论监督机制。
媒介批评还会促使媒介朝着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来组织自己的内容, 媒介的功能其一就是传递文明, 而媒介批评是在媒介“传递文明”的过程中促使媒介丢弃不雅的东西, 创造一些新的东西。2003年, 一封普通市民写给成都市交管局局长的信引起了交警方面的高度重视。在信中, 这位市民戏称自己成了“斑马线上的过街老鼠”, 作为媒体的《华西都市报》立即在要闻版做了关于汽车抢道行人斑马线的报道, 随即交警对此进行了专项治理, 并发起了“汽车文化”运动要求开车的人要讲道德。由此看出, 媒介批评既能推动媒介自己的发展, 又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适当地保障人民的权益。
第四, 媒介批评的沟通功能
媒介本身具有沟通功能, 它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受众亲密接触, 获取信息, 传递信息, 再反馈信息。而媒介批评, 作为一种对传播信息的评判, 同样具有分享与传递的性质。它为受众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反馈的平台, 方便广大受众发表意见, 交流观感。媒介批评为受众的呼声提供了便利, 还能够对受众起到自然教育的作用, 这就是一种对媒介发展有推动作用的社会交流与互动。
大部分报社设有信访部门。报社的编辑部门往往会选择经过调查核实的读者意见刊登在报上, 群众的呼声在报纸上得到回应, 这就是一种有效的互动。也有很多报纸直接开辟了《读者来信》的专栏, 这个专栏对于加强报纸的自律, 提高报纸的民主程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媒介批评作为一个桥梁, 桥梁的两端架起了传者和受众, 一方面改善了信息内容, 提高了信息质量, 增强了受众的满意度, 从而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另一方面为受众排忧解难, 给受众一个自我言说的空间, 来表达自己的要求, 提出个人的观点, 甚至可以通过批评传者的观点来提高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 获得精神意义上的满足。因此不论是对传者还是受者, 媒介批评这种沟通功能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媒介批评作为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 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 所以研究好媒介批评功能, 一方面能更好地促进媒介自身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也保证了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
文学批评的功能 篇2
文学的功能:对生活感受的表达
一 文学活动,实则是一审美活动.大家知道,美丑不是孤立的,它们分别是真善与假恶的统一.真善与假恶分别是美丑的`内容,无真无善或无假无恶只能是形式美和丑.而社会美和社会丑,无不包含着真善与假恶的内容.美丑分别是真善与假恶的感性形式,没有这个形式,作为内容的真善或假恶无法显现,无法为人所感受.
作 者：杨明琪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刊 名：人文杂志 PKU CSSCI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年，卷(期)：2000 “”(3) 分类号： 关键词：简要分析翻译批评的各种功能 篇3
【关键词】翻译批评 功能 纽带 监督 阐释 协调 社会文化
一、引言
何为翻译批评？目前在翻译研究领域对于这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提法。一些翻译理论家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在《中国翻译词典》中，给翻译批评下了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因社会历史背景而异，评价的目的旨在促使译作最大限度的忠实于原作，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现代翻译批评理论认为，全面的翻译批评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分析原作，着重了解作者的意图与原作具有的功能；分析译者翻译原作的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及其译作针对或可能吸引的读者对象；从原作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文字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评价译作，包括译者采用的技巧与译作的质量等方面的内容；评价译作在译语文化或学科中的作用与地位。
国内比较系统的翻译批评的定义主要有杨晓荣在他的著作《翻译批评导论》中提出的概念。笔者在此也比较赞同杨晓荣的提法，翻译批评主要是指针对具体的译作或与译作有关的某种翻译现象所发的评论，在这个地方“批评”和“评论”是基本同义的。根据杨晓荣的观点，翻译批评比较完整的定义为：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通过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
对于社会来说，无论是表扬还是推荐优秀的作品，还是批评质量低劣的译本，既是对读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原作的维护，同时也是对译者的教育。因此翻译批评对于社会文化的传播也有极大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翻译批评的重要性，决定了翻译批评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以下将从翻译批评各种功能来简单加以论述。
二、翻译批评的纽带功能
在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的关系中，丰富多彩的翻译实践活动是翻译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而作为翻译实践经验总结和理性升华的翻译理论，其建构和发展又需要翻译批评这一中介。翻译批评依据翻译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翻译实践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在分析、判断和评价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理论本身也受到翻译实践的检验，并得到及时的调整和匡正。同时，动态变化着的翻译实践为翻译批评不断提供新的对象和内容，使翻译批评不断发现和揭示其中的规律，这无疑又会丰富和完善原有的理论，同时也引导和推动着翻译实践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翻译理论构成了一个翻译活动的自控系统，它们在翻译活动中自我调节和发展，随着翻译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充实进新的内容，并形成一定时期译学内部的相应的关系，形成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的译事风貌。在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三者之间，起纽带作用的是批评。无论是翻译实践进行自我调节，还是翻译理论进行自我调节，批评都起着十分重要的纽带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翻译理论（广义的理论）与翻译实践一般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些翻译家不承认翻译理论存在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理论和实践各有自己独特的对翻译活动的把握方式——实践通过具体的操作来把握翻译，理论通过认识来把握翻译，它们又都通过批评对对方产生影响：理论通过批评制约实践，实践也通过批评来校正理论的内容，理论的价值通过批评来实现，实践的价值也通过批评来实现。这便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种彼此独立又互为依存，彼此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翻译批评的监督功能
翻译批评担负着提高翻译质量，保证翻译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神圣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是对翻译批评的最高要求，也是给予翻译批评的最高荣誉。
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地发展，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如果翻译批评对不好的风气、不健康的翻译道德不进行批评，那从何谈起翻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翻译批评能够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水平，甚至可以帮助译者具体提高某些基本功，促进译者不断努力，译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因而，翻译批评能够监督译者工作，限制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译作，并促进他们认真负责地工作。
四、小结
在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的关系中，丰富多彩的翻译实践活动是翻译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而作为翻译实践经验总结和理性升华的翻译理论，其建构和发展又需要翻译批评这一中介。翻译批评依据翻译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翻译实践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在分析、判断和评价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理论本身也受到翻译实践的检验，并得到及时地调整和匡正。同时，动态变化着的翻译实践为翻译批评不断提供新的对象和内容，使翻译批评不断发现和揭示其中的规律，这无疑又会丰富和完善原有的理论，同时也引导和推动着翻译实践的发展。
本文从翻译事业领域内部论述了翻译批评的功能，它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当中的纽带、桥梁作用，同时从翻译批评的外在社会功能做了一定的阐述。于此，希望更多的人重视翻译批评的各种功能和作用，丰富和发展翻译批评理论，并且充分的利用这些功能，更好的为翻译事业的各个方面服务，为译者服务，为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Maier，Carol.Reviewing and Criticism[A].in Mona Baker.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
[2]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重拾批评和惩戒的教育功能 篇4
一、教育手段多样化———重新认识并重视批评和惩戒的教育功能
从实践中看, 单一强调对学生的激励、赏识、表扬等正强化手段所带来的教育效果很多时候并不好。一方面, 老师在管理教育有些学生时感到无奈与无力, 对学生成长中的错误和问题矫正力度不足, 收效甚微, 导致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多, 折损了学校与老师的权威, 纵容了恶习的滋生。另一方面, 一些学生只能听进去表扬的话语, 经不起一点批评与指责, 极易形成脆弱的人格, 这无疑也是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 而且也是必要的。这种合理的惩罚制度有助于形成学生坚强的性格, 能培养学生责任感, 能锻炼学生的意志和才能, 能培养学生抵制引诱和战胜引诱的能力……适当的惩罚, 不仅是一个教育者的权利, 也是一个教育者的义务。”中国古来也有“严师出高徒”的训示, 惩戒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西周的“学在官府”到清朝的私学盛行, 再到民国时期的大中小学, 惩戒至上, 体罚合法化, 无一例外主张从严治教, 使学生产生敬畏, 而不敢放肆。由此可见, 国内外教育者的态度是一致的。教育虽应重视赏识, 正面引导, 但是并不能将“表扬”作为唯一的教育手段, 批评和惩戒也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学生就像是一棵小树苗, 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我们的施肥、浇水等充满爱意的呵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更需要我们剪枝整型。如果, 一棵树在成长过程中, 只有浇水施肥的呵护, 而没有修剪整型的痛苦历练, 大部分岂不成为枝丫横生, 树干扭曲的歪脖子树?事实上, 自然界高大通直的栋梁之才, 无一没有受到过修剪的痛苦, 这必要的剪枝整型就是教育中的批评与惩戒。老师通过对学生不合规范的行为施以否定性言行, 从而避免其再次发生, 能够有力地让学生明辨是非, 改正错误,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养成良好的习惯, 促进合乎规范的行为的产生和巩固。
此外, 批评与惩戒能帮助一个学生形成健全而坚强的人格。我们培养学生不能是只培养那种温室里的花儿, 而是要培养能够面对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困难险阻的人才。我们不能用纯粹的“赏识教育”的外表来掩盖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的空虚和不健全。一味地赞美使他们只能接受表扬而不能接受批评, 只能接受顺境而不能面对逆境, 适度的惩戒则可以磨炼他们的心性, 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 我们的社会不需要只听赞美, 而不能听不进批评意见, 不能承受困难和挫折, 只能在顺境中生存的人。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人格健全, 有能力面对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挫折和各种挑战的人。
二、不会批评和惩戒的老师不是好老师———科学合理地进行批评和惩戒
首先, 批评责罚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惩戒制度必须科学、具体, 明确规定学校、教师应具有哪些惩戒权, 学生犯什么样的错误应该受到什么程度的惩戒。例如, 韩国名为“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的方案规定可进行惩罚的情况包括:不听老师的反复训诫和指导, 无端孤立同学, 学习态度不端正, 超过学校规定的罚分等;实施惩罚的场所要避开其他学生, 在有校监和生活指导教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实施惩罚之前要向学生讲清理由, 并对学生的身体、精神状态进行检查, 必要时可延期进行。除了身体上的责罚外, 言语上的批评也是一种较好的方式, 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 起到教导与警告的作用。
其次, 惩戒需要把握好度。惩戒不是体罚或变相体罚, 惩戒和体罚有鲜明的区别。体罚是一种明显带有暴力化倾向、对受教育者所采取的摧残心灵和肉体的错误教育方式, 它不考虑受教育者的心理、性格等主观因素, 不讲究教育方式的科学合理, 一意孤行, 一味蛮干, 只能给受教育者带来伤害和痛苦, 造成教育的失败。惩戒虽然也是通过处罚来警戒受教育者, 但它的出发点和归宿, 则是出于教师强烈的责任心, 来源于对受教育者深沉的爱, 体现的是对受教育者的无限关怀, 追求的是教育方式的适时适度、科学合理。不仅身体上的惩罚要格外留心, 言语上的批评也应点到为止, 以交流为主、指责为辅, 不能辱骂、挖苦、讥讽学生, 让他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对学校、老师产生憎恶感, 在心里留下阴影。正如教育家卢梭指出, “我们不能为了惩罚孩子而惩罚孩子, 应该使他们觉得这些惩罚正是他们不良行为的自然后果。”
此外, 惩戒教育还要注意因人而异的艺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他的时代就开始提倡因材施教了, 我们面对的是个性鲜明的学生, 复杂多变的情况, 理应采取不同的惩戒方式, 使之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例如魏书生老师让犯错误的学生写“说明书”, 让迟到的同学唱一首歌, 不也是一种惩戒吗?
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应不应提倡 篇5
儿童文学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功能应不应提倡桂杰
在当前国内儿童文学读物发行量很难上万的大环境下，一套2003年3月出版的《写给小读者》系列丛书在进行全国的市场推广之前，在一个地区的发行量就已经突破3万本。日前，首都一批儿童文学专家召开研讨会，对该书的写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看法。
该系列丛书以童话的方式从美德与善行、人生的梦想、活着的快乐和与他人和谐相处4个方面讲述成长的道理。每本书围绕一个主题写作，用奇思妙想的故事吸引小读者。
根据各出版社提供的数据，当前国内儿童文学读物发行困难，前些年评价甚高的《草房子》、《男生贾里》，发行量也未能逾越10万册的标杆。曾经在中国风行一时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如今的发行量不及其鼎盛时期的零头。而中国的两项儿童文学奖项――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这些年常常无人问鼎，最后不得不以空缺而告终。
有人说，如今的中国儿童文学顽疾在身，情势令人担忧。本该带有“本土色彩”与“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我国已出现断层。
相比之下，荣获了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的《写给小读者》目前在全国的10余万册发行量，显得十分突出。很多读者和专家都指出，阅读此书会明显感觉到安徒生童话的那种美妙气息，在作者的笔下，一朵花、一颗星星、一只蝴蝶，每一样东西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充满大胆而智慧的想像。
而家长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工作者认可《写给小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书每个故事后面都饱含着深刻的内涵，同时有很强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意义。
如《快乐精灵》的`开头一节，讲的是主人公和一条有魔力的毛毛虫签订了一个合同，用自己的快乐去交换考100分、总有玩具玩和总有冰淇淋吃。可是，当他没有快乐的时候，他发现日子变得没劲透顶。于是他才明白“虽然快乐不能吃，不能喝，但快乐很重要，不，可以说是―――极端重要”。所以，人们要珍惜自己的快乐。
对于这种偏重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功能的写法，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哈利・波特》作者、著名英国女作家罗琳曾认为，儿童读物不是教科书，这并不是文学的特性。人们确实能从文学中得到一些东西，但可能只是开怀大笑，而并非每次都像打你一个耳光一样让你吸取教训。孩子们肯定能从《哈里・波特》里学到一些东西，但我害怕看到这样的情形：孩子们看了两三章就掩卷沉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东西呀”。
有专家尖锐指出，近些年来，儿童文学作家一直努力削弱儿童文学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
简论校文学社的“疏导”功能 篇6
关键词：诗言志；文学即人学；疏导；幸福
古有“诗言志”之说，虽然后世将功利性的“诗言志”和艺术性的“诗缘情”相对立，但检索“诗言志”的古义以及文学史中对其理解的主流意志，情志并重应该是比较确切的。即是说，文学（“诗”为代称），既应该注重社会性功能，又需要体现人的主观情感与
思想。
情志并重，虽然文学有其功利性，但无论怎样做“传声筒”，毕竟作品中浸润了作者的视角、言说方式、言说目的，所以，纯然客观的“自然主义”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才有了一种说法，“文学即人学”。
我赞同“文学即人学”，因有了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种种经历、思想情感的嬗变，有了言说的冲动和目标，才有了文学。在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那里，文学本就是宣泄人的性本能的主要方式。中国古代有“物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的说法，这其中都包含有文学的宣泄功能之义。那么，作为一个校园的文学社团，校文学社，就不仅承担了学生在文学创作中的宣泄功能，而更应体现作为一个教育园地一定程度的教化功能，即进行“疏导”。
高中生是一个有着自己年龄阶段特点的群体。他们不同于初中生的简单叛逆，也不同于大学生的初涉社会，他们正处在一个似懂非懂，似乎有了比较定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并不牢靠，时时处于观望、徘徊和犹疑的时期。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是一个人生的关键时期，更别说高考在他们的人生中所占的不可否认的分量了。因此，他们都会经历一个意义重大的思考阶段，在思考中，感知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的方向，放弃自己曾有过的美好但天真的幻想，让自己在现实中完成那纵身的一跃。
在这些试探和确定中，早恋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亲情和友情。尤其在我们这样的住宿制学校，亲子关系的种种问题在一周才能回家不到两天的学制中被无奈地放大。高中生们不是继续怨叹，不再继续挑衅，而是选择了接受甚至是理解，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在的孩子比父母还要成熟、深沉。他们知道，现实就是这样，自己已经看淡。父母是不能选择的，而朋友，则成了最体贴心灵的救命稻草。高中生相当敏感，他们基本已练就了只和气味相投的人相处的能力，这时候交到的朋友，基本都可以延续很久。只有那些特别寂寞的人，才会选择用早恋来体现自己的魅力和价值。早恋的孩子，明知没有结果，但也要投入，也要维持，因为心灵其实比较空虚。然而，早恋的后果往往是更加的寂寞和空虚，更加的惆怅。
对社会更是时有偏激之论。社会之种种诡谲、阴暗，在高中生的心灵中也被无比敏锐的感知放大了。他们看社会，就像看污泥浊水，像黑森林。比如，前两年校文学社刊物上登载了一篇《老杨之死》，写负责任而憨厚忠诚的老杨最后被社会的几只黑手合力绞死的故事，竟受到了大家的追捧。每期校刊登载的文章不下几十篇，一两篇是揭露阴暗面的，那余下的几十篇文章我就都留给了美好光明的心灵。或抒写青春的烂漫，或展现年华的感伤，或歌颂清明的智慧，或寄托高远的志向，让学生们读了，受到启发和鼓舞，让他们热爱这个世界上可爱美丽的一切，并不因几丝阴霾就否定人生常在的晴朗。励志之中，亦不失真性情，真感想。
所以，疏为先，导相继，疏为辅，导为主，大禹治水的古训，而今依然有效。作为文学，我希望文学社反映学生们真实的心声，作为社团，则寄予了我教化导引的衷肠。
我热爱文学，虽不至像鲁迅先生那样相信文学能改变国民之精神，但自信文学之能濡染心灵，有其卓然独具的魅力和影响。文学社，作为长春市实验中学的一个小小社团，也为“幸福校园”的建设发挥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篇7
关键词：文学作品,思想政治教育,途径,资源,浸润
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的培养和塑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接受外界对我们的影响时我们就有意无意的接受者国家、社会、他人以及家人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 我们是社会人, 我们接受者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和教育。其次, 我们具有国民性, 具有政治性, 因此我们生而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人必可避免的受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统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 从而形成主流的社会政治思想。这样有利于使人民统一认识和行动, 形成集体观念、国家观念, 坚定信仰, 形成国家精神。再次, 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个人意识形态的改变, 使人的思想具有政治方向性、一致性。正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所以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工作, 尤其是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出现向多元化局面:道德下滑, 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侵蚀着人们的价值选择,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缺缺, 出现满不在乎、冷淡甚至排斥的现象。探其原因, 与我们学校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分不开, 因此探索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挖掘思想政治教育新资源, 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新方法、新途径的过程中, 有很多文章中也涉猎了很多, 比如通过音乐, 电影, 论坛, 戏剧等多种方式, 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趣味性。其中也不乏选择文学作品这一教育资源的。我很赞同选择这一教育资源作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功能的有效途径。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潜移默化, 让人很易接受, 而且很易让人陶醉其中, 愿意接受其洗礼。
一般认为, 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丰富的思想融汇于生动的艺术形式之中, 这是所有优秀文学作品的共性。没有思想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 没有思想的文学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教育功能正是通过内含于其中的思想对人们的浸润而逐步实现的。⑴文学作品体裁多样灵活, 范围广泛, 可以通达古今、横跨中外, 人物形象, 故事情节千变万化, 艺术手法也让人惊叹不已。而这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艺术魅力的同时, 更多地是让人心灵震撼之余产生思想的洗礼!四大文学名著, 至今脍炙人口, 让人百读不厌的原因不仅仅是其精湛的艺术手法, 更重要的是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
伟大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往往在于其深刻的思想性, 列宁就曾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比喻成“俄国革命的镜子”;恩格斯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 “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都一再证明这些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思想教育内涵。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的产物, 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 必然承担着情感、审美、道德、思想、政治等多种社会功能。文学作品无不以一种独有的方式传达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改造着人的精神世界, 让人们学会甄别, 使思想变得更加深刻。如《平凡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赏析感受社会的整体风貌, 如雨果的《悲惨的世界》, 鲁迅的《祥林嫂》, 既反映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人的社会现实, 引其人们对社会和生活的思考, 引起对社会的不满, 使人向往更加和谐的社会制度而奋起斗争。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的提炼。狄尔泰曾说“揭示生活中某一事件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即揭示社会生活的内在本质和普遍规律, 折射出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理想道德、文化。个体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 触摸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 也可以扩大自己生活体验的视界, 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 激发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⑵另一方面, 它又是人类在精神上自我肯定和确认的表现, 是人们精神地把握现实的一种途径和方式, 是对个体生命状态和精神体验的展示, 有利于社会了解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动态。同时也是对社会道德要求和道德风尚的彰显和宣扬, 让人们深入体验社会的道德生活。因而挖掘作品中的道德理想内涵, 对于弘扬社会新道德风尚, 引导社会的道德追求, 帮助人们树立符合时代需要的道德理想,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教育优势, 不分时间空间, 处处皆给人以不同的思想启迪, 因此挖掘文学作品的思想教育功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资源具有时代的意义。当然文学作品有良莠之分, 但不管如何都会给人不同的感悟和思考, 因此我们应大力弘扬优秀文学作品, 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作为优势教育资源。
参考文献
[1]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
功能翻译理论关照下的文学翻译 篇8
20世纪70年代, 德国功能学派正式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 其代表人物包括凯瑟琳娜·莱斯、汉斯·弗米尔、克里斯蒂安·诺德等。该理论以目的论为核心, 同时提出将“目的”作为根本出发点之外, 还必须遵守“忠实原则”, 即译者必须忠实于翻译过程发起者、原文作者、原文文化和译文读者, 目的和忠诚原则应贯穿整个翻译过程, 即“功能加忠诚”理论。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 译者将面临巨大的文化差异、民族背景知识和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等多方面的障碍。功能翻译理论提出的以“目的”为核心、以功能为指向的观点在文学翻译中具有怎样的指导作用呢?本文将结合功能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 进行一定的研究。
2. 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
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以译文目的为第一准则的“目的论”。目的论提出了三大法则, 其中, 所有翻译需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即结果决定方法 (仲伟何1993:47) 。除目的法则外, 弗米尔还提出了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连贯性法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 即译文必须让接受者理解, 并在译语文化中具有交际意义。忠实性法则则强调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语际连贯一致, 这一法则比较类似严复提出的“信”的标准。之后, 诺德在目的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忠诚加目的”的原则, 以达到限制译文范围的目的。
3. 功能翻译理论角度下的文学翻译
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历来学者们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归化”和“异化”两种方法的选择上, 而功能翻译理论提出, 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以“翻译目的为核心”, 同时需要兼顾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等多方面的诉求。下面, 本文将从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及其主要法则为出发点, 结合具体的翻译译本探究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3.1 目的法则
功能翻译理论认为, 译文目的是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 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一般情况下, “目的”指的是译文的交际目的。文学作品具有其独特的诗学、美学复杂性, 为实现文学作品的交际性, 译者不仅需要复制重现原文的内容, 原文的美学价值也应在译文中得到体现。我们可以《茶花女》的中文译本为例。晚清时期, 小说被选作改良社会的工具, 翻译小说并非为了体现其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利用其“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译者在翻译时主要考虑的不是“忠于原著”, 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因此译者大多采取译述法, 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 (孙致礼2002:23) 。如由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其基调与清末民初中国人由于内忧外患而产生的哀恸情绪不谋而合, 因而在社会上被普遍认可, 广为流传。林纾的翻译主要运用了归化, 并省略了大量的细节描写。而后来由王振孙等学者重译的《茶花女》摆脱了晚清时的时代束缚, 侧重表现男女主人公赤诚相爱的故事, 以及女主人公虽沦落风尘但依旧纯洁的心灵。由此可见, 译文目的决定了译文结果。
3.2 连贯法则
连贯法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必须以符合译文文化环境的方式完成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合从源语向译语的转换。以下为连贯法则中主要涉及的几种翻译策略:
(1) 逐字翻译。逐字翻译注重保持源语的形态、词汇、句法上的特征, 是把原文的字词逐字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 而不改变原文的语句结构 (平洪2002:40) 。比如:to fight to the last man (战斗到最后一人)
(2) 字面翻译。字面翻译也叫“语法翻译”, 即改变源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的惯用语来保持原文的文体风格和文化特征。字面翻译的重点是原文的词汇结构, 翻译目的是再现源语的语言形式。
比如:
And I applied my mind to know wisdom and to know madness and folly.I perceived that this also is but a chasing after wind. (Bible)
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 乃知这也是捕风。 (例句中“chasing after wind”若按逐字翻译方法, 应译为“追在风后”, 显然不符合中文的词汇结构, 因而可结合中文的语法特点, 译为“捕风”。)
(3) 注释翻译。“注释翻译”也是翻译中常用的一种方法, 在译文读者可能由于文化差异而无法理解源语文化特点时, 可加上适当的注释说明, 使译文读者更好地按照字面意思直译出内容。
比如:
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Drink deep, or taste not the Pierian spring.
(学识浅薄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比埃里亚泉水要深吸, 否则别饮。) (比埃里亚 (Pieria) 是希腊东北部的一个地区, 相传是诗人的保护神以及诗和一切艺术的化身的缪斯女神的出生地, 因此, Pierian spring就用来带指智慧之泉。译者将这句话翻译为中文时, 有必要对Pierian spring进行注释, 否则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 比埃利亚泉水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3.3 忠诚法则
诺德在功能理论的基础上还引入了忠诚法则, 对翻译目的的“可能性”或“合法性”进行了阐述。诺德坚信, 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 译者的自由应该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诺德的“忠诚原则”并不同于传统的“忠实”概念。一般所说的“忠实”指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强调与原文的对等, 而“忠诚原则”则赋予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包括权威文本在内的原文进行改动的权力, 同时它还要求译者对翻译行为参与各方负起应有的责任, 对自己的翻译策略进行说明或者解释, 以达成翻译各方的理解和共识 (卞建华2006:35) 。
4. 结语
不同于之前的主流翻译学派, 功能翻译理论将“目的”作为翻译策略的选择标准, 目的决定手段, 强调翻译的“交际性”, 同时以“目的”为出发点提出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忠诚法则给予译者极大的自由但又不失约束, 这对于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亦可以作为我们评判翻译的标准之一。
参考文献
[1]卞建华, 对诺德“忠诚原则”的解读[J]。《中国科技翻译》, 2006 (3) 。
[2]平洪, 诺德的文本功能和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 2002 (5) 。
[3]孙致礼, 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 2002 (1) 。
[4]仲伟何, 功能翻译理论概述[J]。《中国翻译》, 1999 (3) 。
当下文学创作载道功能的认知偏至 篇9
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和教化功能, 历来是中国文论的一大传统。由孔子温柔敦厚之诗教, 到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1], 到柳宗元之“文者以明道”[2], 直至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3], 欲通过小说以新中国之道德、政治、风俗等, 直接将文学与改造社会、变革社会联系起来, 其间所贯穿的文艺的社会功利和载道教化作用, 始终占据着中国古代文论中之文艺功能论的主导地位。
梳理历史可见, 在中国“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中, 文学历来被寄予救苦救难的厚望。期望它外可以经国济世, 内可以冶情养性, 大到救赎国家命运、小到救赎个人灵魂。这一特点在我们传统的文学流变中鲜有例外。古代文学创作自不待言, 以五四以降的文学创作来看, 如《阿Q正传》着眼于拯救国民性、《子夜》着眼于拯救民族资本、《雷雨》则试图拯救泯灭的良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 如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 所流露出的灵魂救赎意识和反思精神更是文艺载道功能在社会使命感驱动下于创作上的具体体现。中国文学“为人生、为社会”的理念、“文以济世”的情结, 重视文学“载道”功能的传统一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掀起空前的创作和接受热潮, 奏响了强有力的时代主旋律。
然而, 观照当下我们发现, 今天的人们对文艺的载道功能却常常持有一种近乎应激式的本能排斥, 似乎一谈到这个就是创作理念落后守旧、思想僵化, 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这样的作品就是伪善、溜须拍马、缺乏艺术性的, 流露出一种盲目的认知偏至。不可否认, 在林林总总的文艺作品中, 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作品, 这也许与一些作家的艺术创造能力不高、尚不能运用更艺术的手段来巧妙地承载思想有关, 但即便如此, 若是出于真正社会责任感的创作而非出于对名利铜臭的追逐, 其精神依然是值得肯定的。今天, 许多人之所以要么批判、要么讳谈文学的载道功能, 多是出于对文艺工具性的理解偏差, 批判者常常列举自古以来文学被统治阶级作为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工具, 从而丧失或削弱了其审美娱乐消遣的本性的现象作为例证, 又引用西方理论来论证文艺的审美消遣娱乐功能才是其第一本性等等。诚然, 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 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确乎是其本体, 我国的文学传统也的确更加注重其社会的教化作用, 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一度沦为政治的工具, 但对文学审美娱乐本体功能的回归与重视, 并不意味着文学社会功用无关紧要, 更不能盲目套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指导本土创作实践, 把我国文学的载道、教化传统简单否定, 惟恐避之不及, 甚至弃之如敝履。
笔者认为, 载道、教化功能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过时, 虽然它的内容、方式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 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 应该传什么“道”, 关注什么题材, 以怎样的艺术表现手段去潜移默化地教化读者, 但这一功能确是不应被鄙视更不应被抛弃的。现在的许多作家、批评家在文学理念方面流露出一种非此即彼、简单二元的思维幼稚, 把提倡文学的载道教化功能视为僵化一元, 把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散漫当作丰富多元, 忽略甚至忘记了, 多元如果失去方向就必然最终流于混乱的隐患。尖锐些说, 一些人对文学载道功能的批评, 实际是为自己在名利诱惑下难以坚守内心, 随波逐流、迎合媚俗, 社会责任感日益薄弱寻找借口和遮羞布。创作界、批评界对文学载道功能的有意无意的认知偏至, 甚至自觉不自觉的放弃, 久而久之, 造成当代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不断膨胀, 载道教化功能日益萎缩, 今天的创作在唯物化、商业化的生态环境中没有了方向, 正滑向娱乐至死的边缘, 迷失在消费和娱乐的狂欢中, 暴露出多方面的问题和缺失, 乱象纷呈。
二.认知偏至下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缺失
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 作家本应怀揣感时忧国的情怀和反对宰制的使命感, 以省察的视角、忧患的意识、拷问的精神和载道的责任观察社会、体悟生活、反思人性, 在创作中承载人类理想和人道精神, 起到启蒙、预言、代言和批判的作用。然而, 在消费社会市场化、功利化、利益最大化、娱乐化的弥广渗透下, 当下创作的“精神缺钙”和“灵魂缺失”等病态日趋明显。狭隘的历史观、病态的东方观、虚无的人生观、虚伪的道德观、庸俗的审美观比比皆是。文学丧失了拷问俗世生活的勇气和整合建构积极的时代精神的能力, 精神严重缺失。
文学与生活的距离消弭, 文学对生活的精神超越和引领能力不足。以小说创作为例, 客观说, 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就数量、风格和影响而言, 成绩显著, 但就总体的精神骨骼和审美品性而言, 却存在日益疲软萎靡和消极低俗的趋势。“新写实”的创作色调普遍阴暗、冷漠, 在生活的灰色琐碎中宣扬着世俗的欲望主张;“痞子文学”在调侃神圣解构崇高的理念下传达着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新人类”则在作品中倡导跟随欲望尽情狂欢;各种穿越、玄幻等网络小说更是在娱乐至死、点击率至上的创作理念下演绎着“作者写过就算读者看过就忘”的短命闹剧。
从根本使命看, 创作应当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照, 把故事表面的趣味性推向背后的存在性, 深刻洞察人类的存在境遇、深入思考人性的善恶, 用审美的眼光超越现实生活的种种假恶丑和不完美, 促进读者对生命、生活、存在的反思和升华, 实现对大众的积极引领。然而现状却是:作家要么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念下一头扎进吃喝拉撒睡的庸常生活中, 自我陶醉于对现实欲望的临摹和再现, 忘记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则, 如“新写实”小说的零度视角和冷漠态度;要么打着“张扬人性、反抗传统”的大旗, 一味热衷于身体和感官的狂欢, 渲染性、血腥与暴力, 如“新人类”小说的审丑和狂欢倾向;要么标榜“个性创作、纯属娱乐”, 天马行空, 随意组合, 如玄幻、穿越等网络小说等的变态渲染。自甘庸俗, 寻求刺激, 堆积苦难, 夸张失度, 创作者在生活的垃圾堆前失去了嗅觉, 在世俗化鄙俗化的道路上肆意狂奔。似乎如此才具有批判的勇气和思想的深刻。然而, 冷漠令人绝望, 审丑使人悲观, 狂欢过后是更深刻的虚无。由于消弭了艺术和生活的距离, 美也随之消失;由于放弃了艺术对生活的价值引领, 缺少对现实的超越, 精神气质也显得鄙俗不堪。
批判解构负面价值的勇气有余, 建构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缺失。就创作而言, 生活和人性中的灰暗污浊、罪恶肮脏不是不能写不该写, 相反, 作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 对“假、恶、丑”进行揭露和批判恰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体现之一。然而, 必须清醒的是, 破坏是为了建设, 解构应为了建构。一个民族的文学, 如果缺乏正面的精神价值和审美内核, 缺乏塑造美、呼唤爱、看取善和光明的能力, 其人文精神和艺术境界就不可能成为烛照人们精神寒夜的火光, 也不可能成为民族文学的精神支柱。然而, 综观当代的文艺作品, 形成了一种错觉, 认为凡揭露性的就是好的, 这种认识的偏颇导致作家作品在揭露假、恶、丑中解构了现实, 却未能建构起真、善、美之正面的价值精神。
实际上, 批判和建构并不对立。所谓正面的价值精神, 既不能浅薄地理解为是指当下政治的“导向”, 也不只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光明面之类, 批评者也不能粗浅地认为契合政治导向的作品就一定是缺乏批判性的。文艺的魂魄和钙质, 文艺的精神和脊梁说到底应该是对民族精神的礼赞, 美好人性的高扬, 对崇高的普世价值如尊严、人格、正义、善良、乐观、坚韧等的肯定, 优秀的作家作品拥有在对现实的批判解构中引领和重塑价值的能力, 赋予作品深刻的人性发现和悲悯的终极关怀。对他们而言, 揭恶示丑是创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寻找生活和人性的美善和希望才是文学的根本归宿。而在今天的创作中, 不少作家把揭露 (揭露绝不等于批判) 负面的国民性、人性当作了唯一的深刻和深度。这恰恰暴露了其精神资源的薄弱和对文艺批判功能的理解偏差。
三.认知偏至的当代消费语境透视
当下文学呈现出这样的面貌, 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与思想文化思潮的大背景有关。90年代以来, 市场经济进一步繁荣, 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开放与开明, 国人对政治的关注和热情逐渐降温, 对物质的追求和欲望日渐膨胀, 中国已从一元化的“理想型”社会转向多元化的“现实型”社会, 价值和文化的日趋多元为个性的张扬和个人话语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 这些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合理性。然而个人价值的极端自由和物质欲望的极端膨胀也使社会共同的价值信念和公共道德认同受到极大冲击。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态渐趋功利化, 铜臭气弥漫, 道德和人文精神大幅滑坡。
从文学消费语境的变化看, 书刊出版、作家生存体制的市场化转制极大强化了读者的消费取向对作家创作的意义。大众趣味就是市场需求, 一方面, 文学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坛上走下来, 从自我陶醉、无病呻吟变得更接地气, 更加通俗。另一方面, “读者就是上帝”的口号也成了许多创作者追逐名利的遮羞布, 放弃了对读者道德修养与艺术审美水平主动引领的艺术自觉, 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 艺术品格流于媚俗。甚至一些纯文学创作者的理念也在这样的趋势下发生了变化。如, 赵凝认为:“小说家应放弃‘大师情结’, 应变得实在些, 不要为奖而活着, 要写出好看的适合读者阅读的小说来”。[4]海岩则表示“特别在乎我的读者会不会不耐烦”。[8]即便是昔日最不在乎受众多少和喜欢与否的的先锋作家们在今天也纷纷转向读者立场。余华说:“现在我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小说写得更吸引人。有些作家误以为是作家创造了读者, 其实相反, 是读者创造了作家……”[5]叶兆言也坦承:如今“读者对作品的认同, 自然会程度不同地影响我的创作倾向。”[6]
可见, 过去以修养阅读为主导的阅读取向随着作家向读者立场的转向, 正在被消费时代以愉悦、消遣阅读为主导的阅读取向所替代, 结果是许多创作者“把某些商业化、娱乐化因素引入写作……, 比较多地考虑了接受, 怎样使书好看, 轻松, 热闹,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掌中之物”, 而“我们呢, 就像在观看一出闹剧, 看得聚精会神, 眉开眼笑, 但回到家里, 就不再想它了”。[7]
表现在创作上, 中国文学传统中一度被轻视被压抑的消遣娱乐功能, 在当代新的消费社会环境下, 犹如洪水决堤般, 开始肆意泛滥。人们对文艺的功能认知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追求现世感官享受的实惠主义、只重经济利益攫取的政治虚无主义、放纵人性本能欲望的自然主义等创作, 普遍远离了思想启蒙, 消解了神圣、庄严、崇高, 走向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 流入解构和娱乐。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空气之下, 中国当下文学的营养不良, 思想不深刻, 精神价值难以整合和确立等问题, 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虽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 但就总体而言, 当代文学唯物化、商业化背后的精神缺失仍是不容回避的存在。
当今文学创作的种种问题和症候, 深究起来都与对文艺载道功能的认知偏至深刻关联。今天, 文学面临的思想资源越来越复杂多元, 传统的、西方的价值观、文艺观等等, 都在对创作产生着影响, 但主导价值却不够显豁。如果创作者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和价值判断能力, 仅止于对大众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认同、迎合, 恰恰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即“市场没有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名言) 。大众这些混乱、粗浅、庸俗的欲望和趣味所形成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会反过来刺激文学的媚俗创作, 陷入恶性循环。因此, 当下对文艺载道功能回归的透视、反思和召唤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摘要：当下的文学创作领域对文学载道功能存在认知上的偏至。导致文学创作的精神缺失, 表现为:文学与生活的距离消弭, 对生活的精神超越和引领能力不足;批判解构负面价值的勇气有余, 建构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缺失。这一认知偏至与文化思潮的变迁和文学的消费语境密切相关。对文学载道功能的透视、反思、召唤和回归十分必要和迫切。
关键词：文学载道功能,认知偏至,精神缺失
注释
1[1]曹丕.典论·论文[A].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2]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A].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4[4]魏俊兴.女作家的“忏悔书“[N].光明日报, 2004-08-11.
5[5]尚晓岚.余华:读者决定作家.中华读书网.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00828/200008280013.html
6[6]李亦明.作家叶兆言访谈录[N].中华读书报, 2004-08-04.
7[7]雷达.长篇小说笔记之二十一:徐坤《爱你两周半》、陈可非《天啸》[J].小说评论, 2004.4
文学批评的功能 篇10
一、批评性报道与舆论监督
近年来, 我国新闻媒介的批评性报道一直很活跃, 它及时、全面地指出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 无畏地揭露了种种不正之风, 多方面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愿望, 在发扬舆论监督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以及《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新闻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对一部分人的违法乱纪或有损社会公德的行为予以揭露和批评, 较好地监督了社会和个体公民的行为, 有的批评性报道甚至直接促成问题的解决。
在我国,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了解情况后通过一定的组织分工和传播媒介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利、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的一种社会现象。由此可见, 舆论监督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和监督, 新闻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时是站在客观立场上的, 它所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的监督, 通过利用新闻舆论来影响公共决策。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延伸, 是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手段, 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 进而提出建议和意见, 促进问题更好地解决。
批评性报道是指对现实社会的缺点、错误或问题、现象所作的新闻报道, 总结教训、提出要求, 给相关部门、相关人员以警示。批评性报道是舆论监督众多方式中比较重要的一种, 已成为常用的舆论监督方式。批评性报道属舆论监督的范畴, 是舆论监督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实质是对批评对象依法实施舆论监督, 具有和舆论监督相同的特征, 主要通过揭露和批评的方式体现效力。
批评性报道并不就是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也不等同于批评性报道。批评性报道是舆论监督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 两者的适度结合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公信力, 促进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舆论监督虽然不等于批评性报道, 但批评性报道是其主要的形式之一, 批评性报道的优势在于社会性和新闻性强, 容易产生轰动效应, 批评性报道能对社会上的不良与丑恶现象起到揭露与批判的作用并形成较强大的舆论声势。批评性报道采写难度大, 其新闻价值、作用和影响较为显著。
二、批评性报道中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
首先, 新闻媒体批评性报道的出现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人民群众的窗口和瞭望塔, 使决策者对社会整体发展有全面的、宏观的认识和把握, 不仅看到改革的成果, 而且看到了在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现代新闻的先驱美国人普利策在总结报业实践时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 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 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及时发出警报。”普利策的这段名言点明了舆论监督的社会预警功能, 批评性报道正是强有力的预报员。 (1) 批评性报道大都是社会阴暗面问题的反映, 它是记者深入社会基层的成果, 它及时反映的反面信息能促人警醒、促进变革。在西方, 新闻舆论被称为“第四种权力”, 成为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手段。在我国, 政府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新闻媒体是一种公共事业, 在体制内, 它是一种纠错机制, 通过多方面寻找社会信息, 运用批评性报道的方式及时报道、反映问题, 能引起疗救的注意, 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 权力阶层可以透过它看到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从而有利于正确决策的形成。
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的另一个功能是人们群众表达意见、参政、议政的重要手段, 从而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方式, 因此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人民群众代言的作用, 这种监督的声音来自群众, 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和责任心。通过舆论监督, 可以及时发现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缺点和不足, 为民主和法制建设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和舆论支持。
批评性报道的舆论监督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调节作用, 对推进最新事态的解决或向前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批评性报道能将社会中的反面问题及时报道出来、将各种焦点问题反映出来, 人们通过批评性报道能够看到决策者在解决问题, 没有回避矛盾。媒体的正确引导能够缓和社会各阶层的摩擦和矛盾, 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信息沟通和舆论基础, 从而使问题的解决更加秩序化。许多问题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 更加明朗化,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逐渐地形成意见, 使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能受到保护。一些新问题、新矛盾通过批评性报道反映出来, 能从开始时可能激化的冲突得到缓解和释放, 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的安全阀作用能及时调适和削减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强度和烈度, 使公众的不满情绪有了正常发泄的渠道, 避免灾难性冲突行为的出现。特别是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批评性报道为群众提供了对权力腐败等问题不满情绪的排泄口, 有利于调节群众的心理情绪、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护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使社会稳定发展。从另一方面来说, 批评性报道对于权力阶层实施的监督也是十分有力的, 在某种程度上警惕违法乱纪的行为, 遏制腐败的发生。新闻媒体通过批评性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 起到了双管齐下的有效监督, 公开地揭露腐败行为、抨击腐败现象, 报道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使人们看到政府的作为, 消解不满情绪, 看到正义和良知。
三、进一步强化批评性报道中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
批评性报道以其锐利的洞察能力和敏锐快速的反应能力, 使它所产生的舆论监督具有了强大的社会效益, 同时起着上通下达的沟通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正确发挥批评性报道的作用, 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强化批评性报道是必要的、可行的。
首先, 必须确保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只有在确保新闻来源真实性的前提下, 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的功能才能得以正确行使、其强大的社会效应才能得到有效发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80%的新闻线索来自群众的来信、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 每天的信息量达到二、三千条, 在对新闻线索的处理上, 《焦点访谈》有一套严格、完善的制度, 包括预警机制、筛选机制、储备机制、论证机制和优化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是确保《焦点访谈》正确行使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当然, 对于一般的新闻媒体而言, 其短平快的特点, 不可能完全遵循《焦点访谈》的5个机制, 但《焦点访谈》确保新闻来源真实性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其次, 必须切实提高媒体从业者的综合素质新闻媒体是舆论监督的直接参与者, 必须建立严格的学习培训机制和约束监督机制, 不断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综合素质, 确保其用好党和人民给予的话语权, 以维护媒体的舆论监督公信力。
再次, 对于被监督者必须明确责任社会成员把接受舆论监督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行为, 党政机关和公共权力、公共事务部门必须将各自的工作自觉置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之下。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 有关部门、单位应力争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 积极、主动地给予配合, 不要回避问题或掩盖矛盾。
四、结语
总之, 在舆论监督这个艰巨的系统工程中, 作为舆论监督重要形式之一的批评性报道, 只有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才能体现出它强大的舆论监督效力。新闻媒体在做批评性报道时也要秉持对人民负责、治病救人的原则, 使批评性报道真正做到“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帮政府说话, 站在把关人的立场上用事实说话”, 从而发挥其强大的舆论监督功效。
参考文献
[1]、章文、崔保国:《从“焦点访谈”谈我国的舆论监督》, 《中国电视》2002-6
[2]、彭伟:《关于深入开展舆论监督的思考》, 《新闻爱好者》2003-3
[3]、徐光春:《关于舆论监督的几点思考》, 《光明日报》, 2002年1月4日
[4]、盛小荣:《浅议当前新闻舆论监督的困境与出路》, 《社科纵横》, 2006总第21卷第10期.21.10
[5]、何梓华主编, 成美副主编:《新闻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6]、张小丽:《从〈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看舆论监督》, 来源:www.66wen.com更新时间:2006年07月05日
文学批评的功能 篇11
关键词：美育 自然 人性 情感
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因此美育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它要求教师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开发智力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越来越感到在语文教学中，美育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喜爱，而且可以利用文学作品中各种各样的美对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使学生的情感、趣味、气质、性格、胸襟等得到升华，从而达到灵魂的净化、人格的提升。
一、自然之美
大自然的美千姿百態，数不胜数。上有变化多端的云海，浩瀚无际的宇宙，星光斑斓的夜空；下有波澜壮阔的江河，连绵起伏的高山，遮天蔽日的森林；既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巍巍峰峦，也有“大漠孤烟直”的茫茫戈壁；有池生春草，曲径风荷；有皑皑白雪，莽莽草原……这些无限美景，引得历代文人墨客留下许多经典之作。而中学语文教材中对大自然之美描写的文学作品也俯拾皆是：譬如《山居秋暝》这首诗，描写的便是一幅秋天雨后清新自然的山中景色：一座雨后青松如盖的高山，一轮皎洁如镜的圆月，一条弯弯曲曲、洁白如练的小溪，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一群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踏着月色笑逐归来，一片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边披分，一艘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月色的宁静向远方摇去……
再如《荷塘夜色》中那流水一般的月光，以及月光下那绰约多姿的荷影，丝丝缕缕、若有若无的荷香，脉脉的流水和凝碧的波痕，一切都显得那么恬静、淡雅；还有《再别康桥》中那多情的康桥，那云彩，那金柳，那清荇，那星辉斑斓的夜晚……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方面，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改造自然，美化自然，使之成为适于人类生存的美好环境。另一方面，美的自然环境也能美化人，使人类变得更完美、更高尚。因此，阅读这些作品时，就会让学生产生对自然的热爱，唤起他们对生活的美好回忆，同时也会让学生展开联想的翅膀，驰骋在想象的空间，对美的形象进行发掘、开拓，从而感知美、发现美进而创造美。
二、人性之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文学的作用时曾这样说过：“诗人指导人们趋向于高尚的生活概念和情感的高贵形象：我们读诗人的作品，就会厌恶那庸俗的和恶劣的事物，就会看出所有美和善的迷人的地方，爱好所有高贵的东西；他们会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贵。”由此可见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呼唤人性，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文学作品是依靠文字来反映社会生活、诠释作者在生活中的感悟以及对生命的体验、喟叹和期盼的。社会生活的主要贯穿者，便是人类，而人性又是永远无法完全、完整地揭示出来的，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文学家在不断地琢磨与探究中，在对社会生活的描述中，都阐释了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与看法。因此文学作品最能够震撼人的心灵的，恐怕就是它所展示的入木三分的人性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就以其犀利的笔调，对国民的奴性、愚钝性、任人宰割的麻木性做了深刻的剖析。如他笔下的农民形象润土，少年时身手矫健，灵活自在，经过几十年生活的磨砺之后，变成了一个拘于礼数、反应迟缓的中老年农民。还有鲁迅先生笔下的另一代表人物——《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是一个在婚姻、生活方面终身都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束缚与奴役的妇女形象，她是那个年代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还有人人熟知的阿Q，更是整个民族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这些形象正如一个个制作精良并且个性鲜明的标本一样，一直活跃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是那个时代人性受到禁锢的见证。
而另一位文学大家沈从文先生则是以一种优美的、诗化的笔调将一副副湘西的风俗画展现给了大家。他的文章质朴清丽、含蓄自然，笔下的人也是向善向美的。如《边城》里的翠翠美丽、纯真、热情，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与期待。这种淳朴的爱与美的展示，能使学生领略到艺术赋予人物的人性之美。
三、情感之美
美育中的情感教育,涉及的就是审美情感 。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表现人间真情、友情、温情的文章，它们就像一缕缕和煦的春风吹入学生的心田，引导着学生真切的体悟至真至纯、尽善尽美的人间真情，从而激发他们尊老爱幼、团结同学、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
如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当学生读到父亲为儿子送行时，以自己肥胖之躯、蹒跚之步过铁路、买橘子、爬月台，无不为之动容；再如冯骥才的《泥人张》，当学生读到泥人张贱卖活灵活现的“海张五”时，无不为之叫好……当这些意境、形象在学生头脑中活起来的时候，就能激起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心灵上受到感染，产生愉快、喜爱或激昂、悲壮的强烈情感，从而深化和丰富他们的审美感受力。
总之，在语文教材中，诗歌、散文、小说、寓言、童话等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的篇幅。这些文学作品语言生动、风格各异，有的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有的慷慨陈词，似江河横溢，但每种文体无不蕴含着美的因素，无不闪烁着美的光芒。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审美情趣、审美要求和审美理念，凭借着这一巨大的美学资源优势，在语文教学中实施、渗透、强化审美教育，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发现自然美、感悟人性美、品味情感美，对促进语文教学改革，推动学校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与元语言功能 篇12
关键词：文学语言,陌生化,元语言功能
一、文学语言陌生化的表现手段
“陌生化”理论最早是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按照他的观点看, 人们对于常用的普通语言会习以为常, 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化的动作[1]。比如第一个用“鹅毛”形容雪花是非常形象而生动的, 因而能够吸引人的注意。但是久而久之, 人人都会这样用, 人们就不再对它产生兴趣。这些十分熟悉的“自动化”言语已经不具备吸引读者的魅力, 显然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们要尽量避免“自动化”语言, 通过陌生化的语言吸引读者。比如当用“鹅毛”形容雪花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自动化”言语时, 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 用“席子”这样的陌生化语言形容雪花, 顿时就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陌生化能够通过使形象陌生, 增加人们感受对象的难度, 这样人们就会更加用心地感受对象, 在感受的过程中重新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感觉。审美目的正是在感受过程中得以实现。
文学语言陌生化, 具体来说就是作家利用多种艺术技巧对普通语言进行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与颠倒, 使对象更加具有可感性, 更能引起读者的意识。关于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具体表现手段主要可分为四类:词语运用、组句成篇、修辞手法和语境意义[2]。
(一) 词语运用
词语是文学作品中最基本的组成要素, 文学创作时中运用恰当的词语常常能起到点铁成金、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 对词语的选取、活用、搭配也是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常采用的方式。
1. 词汇的陌生化
在词汇的选取上主要是尽量避免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词语, 采用意义相近但更为生僻、奇巧的词语传情达意。比如:
(1) 老太婆头顶秃得像一个陶罐, 面孔都朽了, 干手上凸着一条条丝瓜瓤子一样的筋。 (莫言《红高粱》)
人们通常会用“光滑的葫芦”、“地中海”之类的词语形容一个人的秃顶。但在这里莫言用了“陶罐”形容老太婆的秃顶, 这个词语的选取可以说是出奇制胜, 不仅形象、直观地表现出了秃顶的外在特征, 而且这个生活中早已不常见的历史气息浓厚的“陶罐”和一个被时代逐渐淘汰的老太婆的秃顶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也让读者不自觉地陷入深思中。
2. 词性的活用
在汉语中, 每个词语都有相对固定的词性。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有时会打破常规, 临时改变词性。如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动词、使动用法、意动用法, 等等, 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常见。比如:
(2)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泊船瓜洲》)
“绿”字本来是名词, 此处被改变词性, 活用作动词。这种打破既有语法规范的做法, 一方面“绿”字的活用富有表现力, 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另一方面这种突破语法形式的行为本身就给读者以陌生化的刺激, 使人感受到文学语言无穷的魅力。
3. 词语的超常搭配
普通语言活动中词语的搭配往往会自觉地遵循一定的语法和语义上的规范, 但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有时候却反其道而行之, 打破词语搭配的规范与逻辑, 丰富语言内涵。比如:
(3)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 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 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终于悟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 最超脱最世俗, 最圣洁最龌龊,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 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莫言《红高粱》)
这段话中汇集了一些本身在逻辑上互相矛盾的词语搭配:“最美丽最丑陋”、“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等。但是这种陌生化的超乎逻辑的搭配恰恰表现出了叙事者对高密东北乡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给读者最直接的情感体验, 极富表现力。
(二) 组句成篇
按照语言的规范, 传统的组句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和顺序。但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有时候会打破语法规范, 按照作者主观的意图组句成篇, 这就是文学语言在组句成篇上的陌生化。
(4) 我们新鲜, 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 我们芬芳, 一切的一, 芬芳。一切的一切, 芬芳......翱翔!翱翔!欢唱!欢唱! (郭沫若《凤凰涅槃》)
这些句子可以说是颠三倒四, 组句成篇完全没有遵照规则。但正是这种陌生化的组句成篇模式向读者展现了凤凰涅槃之后内心难以抑制的激动、兴奋。这种陌生化的组句成篇方式, 首先从视觉上就会给予读者强烈冲击, 然后抓住读者眼球, 将读者带进作品的情景之中感受独特的审美体验。
(三) 修辞手法
所谓修辞手法就是通过修饰、调整语句, 运用特定的表达形式以强化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式或方法。修辞手法应该是文学语言陌生化中最常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段。
(5) 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 (宋祁《玉楼春》)
“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被称为绝唱, 点睛之笔就在于一个“闹”字。正如王国维所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这里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春意盎然, 通过拟人手法用一“闹”字形容浓浓的春意, 活灵活现, 不愧为绝唱。当然不是每个修辞手法的运用都能达到这种登峰造极的表达效果, 但至少向我们揭示了修辞的作用不容小觑。
(四) 语境意义
语境包括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 此处特指语言性语境。在文学作品中词句所传达的特定意义总是要依赖一定语境, 换言之, 特定的语境能赋予语句特定的情感色彩。比如:
(6) 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 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这句话中鲁迅用了“文明人”和“伟大”这两个通常意义上被视作褒义词的词语, 但结合文章语境, 显然鲁迅先生此处要表达的是贬义。在特定的语境中使得词语的常用意义与语境意义产生强烈反差的方式, 也是文学语言陌生化的一种手段。通过常用意义和语境意义的反差对立, 给读者一种陌生化的感觉, 更有利于感情色彩的强化。
二、元语言功能在文学语言陌生化中的体现
最早提出“元语言”这一概念的是荷兰语义学家塔尔斯基, 他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但迄今为止, 学界对于“元语言”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对于“元语言”界定的主要分歧有两点:一方面, 从与对象语言关系的角度对元语言的性质界定不一致;二是元语言的具体存在形式各家理解也不一致。元语言的定义各有理解, 我们认为元语言是用来描述和分析对象语言的语言;元语言来源于自然语言, 是语言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是语言学家用来分析语言和逻辑学家用来探讨真理的工具, 而且可以广泛运用于日常交际、语言教学、词典释义和词义分析等[3]。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确定元语言的功能就是对语言的解释功能, 事实上这也是雅各布逊的观点。元语言的解释功能在日常语言活动中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六点:“一是表现为注释功能, 在说话过程中, 双方为了检查是否在使用相同的语言代码时会问‘你说的是什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等, 从而把言谈引到代码本身;二是表现为言语活动中的同义替换;三是表现在诗歌里运用本民族语言特性构建的各种韵律特征, 汉语里有谐音、押韵、平仄、音顿等诗歌元语系统;四是各种言语交际活动中修辞性的元语言运作, 如别解、仿拟、结构双关等;五是语际翻泽中的元语言运作;六是语言学家或对语言本身关注的使用者描写和分析语言系统本身意义时的元语言活动。”[4]
通过以上对元语言功能的总结反观文学语言的陌生化, 可以看出二者存在很多共通之处。元语言功能在文学语言陌生化中的体现主要是集中在两点上:同义转换、修辞性的元语言运作。在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具体表现手段中词语的运用、组句成篇、语境意义其实都可以视为元语言解释功能中的同义转换。其实对于元语言的同义转换功能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阐述, 一是由难到易;二是由易到难。比如对于“老太婆的秃顶”的解释, 一方面, 我们可以将其同义转换为“老太婆的头顶上没有头发”, 这就是由难到易的转换。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将其向着难的方向转换为“老太婆的秃顶, 就是一个像陶罐的头顶”。显然在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中更多地体现的是第二个维度:由易到难的转换。在进行语言陌生化之前作家已经明确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心言语, 也就是已经具备了需要被解释的“对象”, 而陌生化的作用就是将这一已经确定的“对象”的意义转换成一种更难的、远离读者“自动化”言语范畴的形式呈现出来。首先是词语的运用上, 无论是词汇的陌生化, 还是词性的活用、词语的超常搭配都是为了把作者内心已经确定的言语, 通过一种相对特别的同义转换将其传达出来变为诉诸书面的陌生化的语言;其次是组句成篇, 同样的道理, 为了突破读者习以为常的机械化言语模式, 从表现形式上进行同义转换, 规避常人的定势思维, 将其转换为不符合语法规范但更接近内心情感态度的表现形式。最后是语境意义, 语境意义中的同义转换其实采取的是一种较前面两种更加迂回的转换方式, 将特定的语句转换为语义相关的另一种表达, 而在特定的语境中实现同义传达。文学语言陌生化手段中的修辞手法的陌生化对应的就是元语言功能中的修辞性的元语言运作。从根本上说二者是相同的, 都是通过各种修辞手法解释作者心中先定的语言对象。其不同之处在于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倾向于通过修辞将对象解释为远离人们无意识的“自动化”言语范围之外的话语;而元语言功能则更倾向于将其解释为人们更容易理解、接受的话语。
三、文学语言陌生化与元语言功能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与元语言功能在实质上是相通的, 其核心功能就是解释功能:把既定的“对象”重新阐释, 然后呈现出来。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我们可以大致概括为:文学语言陌生化是以既定的“对象”为出发点, 解释的方向是尽量远离人们最基本的认知范围, 当然这种远离是以保持前后相关性为前提的, 并不是越远越好;元语言功能同样以既定“对象”为出发点, 解释方向是尽量向人们最基本的认知范围靠近。当然二者之所以有这种方向上的背道而驰是因为各自目的不同, 文学语言陌生化追求的是审美效果, 避开人们最基本的认知范围, 增加认知难度, 拉长感受过程, 让人们在感受过程中获得审美享受;而元语言功能的目的是解释对象符号, 这种解释要在人们最基本的认知范围之内。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元语言功能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在逻辑学、哲学、语言学领域都有不同定义。本文提到的元语言功能特指言语活动中的元语言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文学语言陌生化与元语言功能的关系, 我们可以将文学语言的陌生化简单定义为一种“类元语言功能”。元语言功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 元语言对应的是庞大的语言系统, 而文学语言陌生化对应的仅仅是文学范畴的言语行为, 是一个相对狭小的系统。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从根本上说执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解释”任务, 在这一点上与元语言的解释功能不谋而合。由于二者目的不同, 文学语言陌生化可以说是沿着与元语言功能的相同轨道, 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因此我们不能说文学语言陌生化是对元语言功能的继承, 只能将其定位为一种类元语言功能。
参考文献
[1]B·什克洛夫斯基, 李辉凡.艺术即手法[J].外国文学评论, 1989, 01:40-46.
[2]李轩.文学语言陌生化的顺应性研究[D].渤海大学, 2012.
[3]安华林.元语言理论的形成和语言学的元语言观[J].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 2005, 01:104-108.
[4]李子荣.元语言特性与修辞性元语言运作[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06:21-25.
[5]刘来春.谈文学语言的陌生化[J].云梦学刊, 2004, 02:107-109.
[6]张艳玲.浅谈文学语言的陌生化[J].语文教学与研究, 2012, 07: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