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批评（精选12篇）
网络文学批评 篇1
众所周知, 中国文学批评的复兴始于上世纪80年代, 从1985年的方法论热, 到人文精神大讨论, 再到世纪之交的失语症, 热闹至今的文化研究, 每一次思潮都带动着批评的一拨又一拨的热闹, 构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为壮观的图景。客观上讲, 这一热闹的景观体现了中国批评意识强化的努力, 同时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就来看, 中国批评意识缺乏科学性、哲学性、独立性, 成为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的最大症结。
方法论热——缺乏科学意识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之后, 中国社会基于“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的需要,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出现了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持久热潮。1985年中国理论界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文艺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原型批评、新三论 (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和数学等, 引起了方法论革命的高潮, 这一年也被称为“方法年”。从引进的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取得的实际效果看, 中国的文学批评缺乏应有的科学意识是显在的事实。
新时期以来, 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现代观念文学、新潮文学、纪实文学等文学的出现, 批评家总脱离不了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拿来一用, 并众口一词地赞誉每一种文学。如对“新写实”小说的批评, 批评家认为:新写实小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 是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 是最具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表现。但是仔细分析起来, 新写实小说是以悬置所有的价值判断来达到对意义的消解的, 既有的价值判断有问题不等于不要价值判断, 新写实小说创作昭示出的是作家个人的价值判断缺席的文化现象, 批评家却用最具现代性的解构主义批评话语来阐释, “方法论革命”中的“批评主体自身素质”的革命被遮蔽了。当赞美的欲望大于一切的时候, 批评家更多的是靠感性的审美经验和表达能力支配自己的批评行为, 批评家应具有的理性品格, 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当批评家发现批评方法与创作实际脱节时, 批评家就开始或反思、或沉默, 赞词却永远成为历史。批评家既不能以科学态度从事批评, 也不能对批评本身像尊重科学那样予以崇敬和爱戴。
批评与科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科学是一种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自身发展的规律, 人只能尊重它。人类讲科学是人类理性地想通过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发现、把握和研究, 来促进人类自身更好地发展, 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应具有的科学意识。科学意识一方面使人摆脱盲目自大、绝对相对主义、情绪冲动型的破坏, 另一方面使人对对象予以尊重, 并在其中实现主体和个体的价值。在具体的批评中, 个体因为科学的渗入而尊重对象, 努力去发现其规, 律继而找出适合它的方法, 而不会崇拜所有的方法, 不知如何针对具体作品选择批评方法;或只崇拜自己擅长和熟悉的方法, 造成对作家作品的不尊重;或只崇拜作家作品而忽略方法论意义, 产生对作品的依附和吹捧;也不会放纵自己的“个人”状态, 粗暴地裁决作品的价值。这样, 面对中国文学现象, 区分不同的对象继而找出适合它的批评方法, 就成为重视批评科学化的具体体现。方法的唯一性和方法的泛滥, 本质上都属于非科学性批评。
人文精神大讨论——缺乏独立意识的批评
1992年至1993年间, 由上海学术界引发波及全国甚至海外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很大程度上是将人文精神的重点放在对传统文化观念、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物欲对精神追求的遮蔽的清理和反思上, 以期建立起当代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立场。但是, 从人文精神大讨论所取得的成效看, 批评中独立意识的缺乏使人文精神危机批判只能停留在对现实不满的话语运动层面上。
“什么是人文精神?”在大讨论中一直是莫衷一是的概念。有人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自由”, (1) 有人强调“人文精神”是在宗教精神的超越意义层面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 (2) 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意指知识分子的“道统” (3) 等。讨论参与者对具体批判对象认识上的混乱, 显示出对什么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混乱认识。如果说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是在既定的政统、道统和学统之外, 从既定的政统规范中提出问题, 经学术自身的独立思考, 对既定的道统产生怀疑和批判, 从而产生对新的道统的探求, 并以这种探寻的成果, 再对现实产生影响, 那么, 西方近代、现代既定道统也应包括在其中。 (4) 人文精神讨论中, 对西方近、现代话语不加学理性反思, 如既不考虑“自由”是指西方式的人文主义自由, 还是中国传统的随心所欲的自由;也不考虑西方式的自由适合中国国情否, 讨论成为简单化的批判行为, 既解决不了自己的立场问题, 也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批评只能是话语运动了。
如果说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反思, 市场经济下物欲横流对精神追求的遮蔽应该批判, 进而提倡人文精神的重建, 以对社会施以影响, 已经涉及了知识分子如何批判社会的问题, 但是, 如何实施批判始终是大讨论没能企及的问题。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认为现代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追求是相当功利的。这样的反思没能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用西方立场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来体现自己的独立性。由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可批判性, 造成批判对现实影响的有限, 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非独立性就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大讨论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商业和大众文化的泛滥是造成当下“人文精神”失落的主因之一。仔细分析中国当下的现实会发现: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 已经使中国文化结构支离破碎, 人伦关系受到影响, 西方各种思潮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混合成了无序的思想世界。向西方标准看齐, 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普遍问题, 而不是大众文化的问题, 使得只讲批判不考虑建设的“批判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忌, 由此, 人的独立性问题已远远大于物的问题才成为中国现实最关键的问题。人文精神大讨论没能对当下作合理的现状分析, 没能对自己信奉的、掌握的知识作应有的批判, 理论建设无从谈起, 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无以体现, 对社会施以影响更加不可能。总之, 独立的批判意识的缺乏是“人文精神”大讨论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
失语症——缺乏哲学意识的批评
1995年曹顺庆先生在《东方丛刊》第3期发表文章《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出“失语”论至今, “失语”论话语一直引发不少学者的关注与论争, 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文论建设的焦虑。从论争的实效看, 如何重建中国文论一直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 其根源在于批评的哲学意识的欠缺。
曹顺庆先生及其弟子的一系列文章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症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 而没有自己的话语, 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 (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 表达、沟通 (交流) 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所以要“确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 (5) 二是确立话语的方式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 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 (6) 三是注意到立足中国的现实来重建中国文论。 (7) 这几个问题已经涉及文论转型、如何转型和转型的基点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现代文论中西方色彩浓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 但是并未能改变中国人注重现实生存智慧的文化元理解, 用西方话语来阐释中国当下文化具有中西方文化上元理解的不可通约性, 建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成为必然。退回到中国传统立场, 通过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的方式来重建中国文论, 又如何面对五四以来反传统形成的西化色彩浓重的文化现实,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物欲对人的精神追求遮蔽的现实?可以说凭借西方思想, 退回传统立场都不能解决中国当代学者的“失语症”, 唯有原创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文论才能担当建立中国自己话语的重任。那么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文论的生存根基是什么呢?仔细分析一下20世纪繁荣的西方文论的形成原因, 不难发现每一种文论背后都有其哲学根基, 文论的繁荣就是哲学的繁荣, 就是理论家对世界理解力的增强和认识的多元化。建立自己的对世界的独特理解, 即建立自己的哲学, 并在批评中贯彻自己的哲学意识, 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唯一方法。
综上所述, 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有赖于批评家深入分析当下现实, 积累自己发现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 增强批评的独立意识、科学意识和哲学意识。
摘要：有什么样的批评意识就会有什么样的批评, 成熟的文学批评必须具备科学意识、哲学意识和独立意识。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同程度地欠缺科学意识、哲学意识和独立意识, 分析其缺陷, 找出症结所在, 为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积累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批评意识,独立意识,哲学意识
参考文献
[1][3]张汝伦、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笔谈) , 《读书》, 1994 (3) 。
[2]王彬彬:《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读书》, 1994 (6) 。
[4]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思想》,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第75页。
[5]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东方丛刊》, 1995 (3) 。
[6]曹顺庆:《“话语转移”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文艺争鸣》, 1998 (3) 。
[7]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文学评论》, 1997 (4) 。
网络文学批评 篇2
目录概念分析模式价值价值取向女性主义收缩展开概念分析
广义和狭义 文学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既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又是文学活动整体中的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既推动文学创造、传播与接受，又影响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其涵盖内容宽泛，从作品评介到理论研究都包含其中，在西方几乎是文学研究的同义语。狭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艺学的范畴，是文艺学中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研究形态。它是以文学鉴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作家作品(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等)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进行分析、研究、认识和评价的科学阐释活动，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 作用与影响 文学批评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评论，既能影响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文学作品创作的发展，又能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以及文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优秀的文学批评不仅会对同时代个别作家作品起到支持、鼓励和指导作用，还会对同时代作家群体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倾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一代文学风尚。它不仅能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还能促进社会和时代的审美理想的形成。
模式价值
（一）伦理批评 （二）社会历史批评 （三）审美批评 （四）心理批评 （五）语言批评 （六）身份批评
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出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它科学地选择和包容着各种批评形态的合理因素，也作为权威性批评话语形式指导着各种具体批评方法的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在批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又形成了一些更具操作性的具体标准，这就是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要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前提下，正确运用批评标准去推动文学的创造和消费，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并使自己也得到发展。
女性主义
网络文学批评 篇3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 人性标准 严肃批评观
引言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成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笔者觉得有的论文过于理论化,有一种理论先行之嫌;有的过于笼统,并没有很好地做到结合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文本来谈问题。鉴于此,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在沈从文文学批评研究领域所产生的盲点加以明确的论述。本文所有主要的观点的母体皆来源于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合集《沈从文文集》(第11、12卷),另有张新颖编著的《抽象的抒情》,这本书弥补了上述《沈从文文集》的缺失。为了更全面客观地把握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本论文还将借助于从沈从文的具体的散文和小说作品中发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论断,把这些论断恰到好处地运用到本论文的行文中,也是笔者努力的一个方面。
一、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标准
任何文学批评都有标准,正如鲁迅所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1]“圈子”在这儿就是“标准”。那么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2]“人性”是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主导标准,是衡量作品成败得失的关键。正如沈从文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这世界上或许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3]沈从文是带着自己的创作经验开始文学批评的。所以,我们分析他的文论时去结合他的创作就是一种明智之举。沈从文对人性的自然情态和旺盛的生命力是充分肯定的,因为这就是人性美的表现。这在诸如其《边城》、《柏子》、《萧萧》、《丈夫》、《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作品中都有着精彩而深刻的表现。同时,对那些都市中人生命力的缺失感到气愤而加以否定和鞭挞。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实践着自己在作品中要树立一种“健康人生观”的创作哲学。表现人性的欲求,展示生命的丰富多彩,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并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是沈从文进行创作的目标,亦是其进行文学批评活动的主导标准。
二、沈从文的严肃批评观
这主要体现于沈从文对当时流行于文坛的“天才”论调的否定;对崇尚“讽刺与幽默”等“语丝社”文风即作者所谓的“白相文学态度”的反感;对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影响等方面的重视。
沈从文对“天才”论调一向极为反感。因为“天才”论的鼓吹与他自身踏实的作风和对文学的持久虔诚的信仰格格不入。这在《小说月刊》一卷三期卷头语中体现地最为明显:“表现魄力的是什么?一个诗人很严肃的选择他的文字,一个画家很严肃的配合他的颜色,一个音乐家很严肃的注意他的曲谱……一切伟大问题皆产生于不儿戏。一个较好的笑话,也就似乎需要严肃一点才说的动人。一切高峰皆由于认真才能达到。‘严肃,谁能缺少这两个字?”[4]
沈从文对“白相文学态度”的批评在多篇论文当中都有所提及,但集中体现于《论中国创作小说》中。他认为幽默与诙谐不是不能在作品中出现,而是要懂得节制,否则适得其反。在这篇论文最后的第五部分,沈从文如是说:“我们看看年青人的作品中,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谐趣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有一种近于把故事中人物嘲讽利,……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所谓含泪微笑的作品,乃出之于不足语此的年轻作者……”[5]面对一些后进青年作者的这种不分好坏的习气追求,沈从文是极其失望的,也有一种无奈。在鲁迅的名号下,围绕在北方语丝派刊物周围的许多青年作家,已经深坠于诙谐之中而无法自拔。
沈从文严肃的批评态度还体现于对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影响上。这体现了一个评论家应有的和最基本的专业素质及道德修养。
文学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分析作家作品的得失,同等意义上,还在于帮助读者去顺利地进行文学接受活动。批评家处于作者和读者的两端,是二者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对于培养读者健康的文学趣味提高读者的鉴赏水平都是极其有益的。沈从文真心希望“批评家中会有几个人,忘了自己是‘传道师,明白他的责任和限度,却愿意做读者的‘朋友,能用一种‘缜密、诚实而又谦虚的态度,先去了解作品,认识作品,在把自己读过某一本书某一个作品以后的印象或感想,来同读者谈谈的。”[6]
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还担任着《大公报》、《益世报》等大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职位的特殊性更增加了他对读者的审美情趣、期待视野等方面的重视。铁肩担道义,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曾明确地说到,他写评论,目的不是告诉读者买一本书或不买一本书,而是明白那些已经买来的书,如何用不同的态度去认识,去理解,去鉴赏。显然,沈从文试图去做一个有良知的批评家,去正确地引导读者的文学接受。坚决反对“批评家欢喜说大话、说谎话,尤其是少数人常常有种过分自大的态度,总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左手捏着作者的咽喉,右手捏着读者的咽喉。”[6]的错误的批评态度和立场。批评家的工作是专业的、庄严的,来不得半点儿戏。批评家要以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去带动读者的感动,而不是用一些套语敷衍了事或者去生搬硬套一些舶来品让自己食洋不化的同时,亦使读者坠入云雾之中。
作为京派的精神领袖,沈从文与纯粹学院派的作家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加“入世”。虽对时代、社会颇有微词,但他希望能用自己的笔墨去带动读者,让读者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懂得游离政治中心、思潮变幻和宗派纷争的作品不一定就不是好作品,也许还会是流传更加久远的作品。对读者的充分重视,是沈从文区别以往和同时代作家的批评特质。
结语
沈从文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一个批评家。所以,他的批评文字同时也就是他的创作经验谈。他的文学批评一头连着作者,一头又指向读者,他希望能用自己的笔把文学创作的真谛传达出来。阅读他的批评文章,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作者对人性的虔诚和生命的信仰,会看到他的心灵与作者的心灵的无间的交流,你会通过他优美、贴切的文笔徜徉于各位作者为我们勾画的艺术殿堂。同时,沈从文又是严肃的、理性的,是一个极严肃认真、敢说真话的人。他不仅在批评文章里进行着逻辑严密的论述,而且在文学世界的外部,他勇于同把文学政治化特别是商业化的炒作行为作斗争,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海派之争便是他在担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发表的《论“海派”》引起的,从中我们可看到作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艺术良知。
注释:
[1]鲁迅:《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48-349页。
[2]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选自张新颖《抽象的抒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3]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4]沈从文:《小说月刊一卷三期卷头语》,《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页。
[5]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83页。
[6]沈从文:《新废邮存底·第十一篇》,《沈从文文集》(第1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浅析 篇4
1 生态批评理论的起源与产生
二十世纪中后期, 生态批评理论从西方逐渐发展推向全世界, 成为一种新的学科研究方法。1972年约瑟夫·米克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 1974年密克尔提出文学的生态学, 1978年鲁克尔特在自己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生态批评, 并提倡将文学与生态相结合, 1994年克洛伯尔的专著中提倡生态学的批评, 1995年在科拉多大学召开第一次研讨会。从此, 研究生态批评的文章与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并逐渐从西方发展推向全球, 成为全球探讨、研究的理论之一。
2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内涵及发展
学术界中众多学者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定义, 由于其研究的视角不同, 其定义也就不尽相同,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彻丽尔·格罗特菲尔蒂认为, 生态批评理论将自然与文化相联系, 并将自然与语言文学之间的联系作为研究的主题。自然批评理论在批评中, 一方面注重文学, 另一方面注重生态, 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王诺认为生态批评理论是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 探讨研究自然与文学关系的批评理论。它既反映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也探索文学的审美与艺术表现。后者是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的观点。
3 生态文学批评的作用
3.1 引导读者重读经典
二十世纪, 各学派、各理论层出不穷, 让人眼花缭乱。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 人们采取以人为中心的方法, 认为自然是客体, 是人类征服、主宰的对象, 忽视了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关系。毫无疑问, 这些观点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误导, 阅读者们没有深刻认识到经典作品中的精华, 没有看到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和文明批判。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视角出发, 去重读经典, 会引导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品位经典, 吸取其精华, 实现作品的真正价值。
3.2 提升环保意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生存环境, 主要是人口膨胀带来巨大的压力, 如全球变暖、沙漠化扩大、淡水匮乏、物种减少等。随着生存环境逐渐恶化, 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做法, 开始探索新的、正确的思想, 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毋庸置疑, 这些为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需求。生态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人们从生态批评理论的角度, 客观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
3.3 规范人类行为
思想最终使指导人类的行动。改变思想的目的, 是为了更加规范人类的行为。当人们正确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意识到环境对人类有重要影响, 认清人类现在的生存环境, 人们的行为也将自觉发生改变。生态批评理论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 成为备受欢迎的实践法则, 成为拯救地球的思想武器。自此, 人类逐渐改变、规范自己的行为, 节约资源, 爱护环境, 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 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本文在介绍生态批评理论的起源与产生,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内涵及发展的基础上, 阐明了生态文学批评的作用, 生态批评理论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支持, 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经济的进步, 社会在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但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却呈现出与之相反的状态。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使人们认识到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性。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是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 其通过批评人们以自我为中心为发展目标, 而忽视生态环境, 忽视客观规律的行为, 旨在唤醒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促使人们转变观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本文在介绍生态批评理论的起源与产生,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内涵及发展的基础上, 阐明了生态文学批评的作用, 生态批评理论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支持, 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文明,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张治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特性与批评主体的生态责任[J].南京社会科学, 2010, (8) .
[2]胡志红, 等.译者序[A].[美]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M].胡志红,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文学批评心得体会 篇5
我相信，任何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都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独特而庄重的地标，令人着迷，令人神往，令人难忘。阅读许多江苏作家的作品，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这些作家对他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和土地的浓厚感情和真挚的迷恋，无论是汪曾祺的“大淖世界”，陆文夫的“小巷人家”，还是范小青的“裤裆巷”、苏童的“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故乡”，都像是渗透了精神磁场和醇厚情感的文学、文化地标。而且，这种感情和爱，绝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感情和爱，而是扩大化了的、延伸的、历经淘洗和沉淀过的感情和爱。这种写作，更是超越了地域边界、有着巨大张力场的写作。因此，虽然作为一个“外省”的读者，我对江苏文学的感觉非常特别。
我觉得，如果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看，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出世和成熟，乃至杰出和经典，除了取决于作家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精神价值取向等因素外，还会与作家和作品所处和涉及的具体人文、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甚至作家内在精神的生成过程中，精神心理世界的形态、审美判断力都会因其所处的“位置”、“方位”，而决定或改变作品的叙述方向、修辞策略、美学艺术形态。也就是说，作家写作中呈现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形态特征，他所想、所能承载的情感天平，都极有可能要在地理、地域的范畴和感觉中寻求、获得某种“器质性”的平衡和契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位作家的成就和辉煌，一位作家写作的“出发地”和“回返地”，无不与他对文化、地理环境的依存和自身的生态感之间，表现为一种依赖和融合。
简言之，对一个作家而言，写作也许就是一种宿命。从哪里诞生、出发，在哪里终了或成为一种近乎神性的存在，无论你的写作和文本价值有多大、生命力有多强，它都会宿命般地显示着一个地域的气象和格局，并且成为一个地域文学的地标。这个地标，最初可能只是属于一个作家个人的，是对自己的体温、气味和情绪的确证;接下来，它可能就属于一个地域的，现实和梦想在虚构的世界里，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拥有了一个特别的故事，这同样是一种机缘，是不期而遇的缘分和沉淀。继而，这个作家或文本的地标，就不单单是一种风物志般的`烘托和呈现，而是在更大程度上的地脉、地气和地缘的扩张，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在这里确立了他精神、心理、文化坐标的有机构成，他在文本中想要实现的艺术理想和冲动，从此生发、弥漫开来，并且呈现出应有的审美路径和人文意义。我想，这既是一个作家的叙事气度，也是一个地域的文化气象。这也是文学最终超越现实、拥抱理想的机缘和根源。
我最早喜欢江苏作家及其作品，应该说，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本所张扬出的超越了地域的强烈的文化感和诗学气象。既细腻绵密、氤氲诡谲，又不乏格局别致、大气磅礴;既曲径通幽、灵动唯美，又深刻持久、真挚沉实。我曾仔细思考过，我为什么会对许多江苏作家情有独钟呢?我所阅读和喜爱的几代江苏作家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赵本夫、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周梅森、朱苏进、储福金、毕飞宇、叶弥、鲁敏等等，似乎天然地都是“接地气”的高手，他们似乎都精于“精神地理学”、“情感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他们大都找到并牢牢地把握住了一个作家想象的源头和支撑点。他们的文本里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感觉和审美观，语言和文体丝丝缕缕发散出整体的、形象的、浑然一体的意象，这些汉语的创造，体现了南方的神韵、东方的思维和感觉，也让我们领略到中国作家对世界的认知、把握和表现维度。其实，这也体现出每一位优秀或杰出作家的力量和气度。
布罗茨基的文学批评 篇6
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中的一些文章，如写阿赫玛托娃的《哀泣的缪斯》、写曼德尔施塔姆的《文明的孩子》、写茨维塔耶娃的《诗人与散文》、有关奥登一首诗的长文细读，以及用于书名的那篇回忆长成岁月的《小于一》，早在上个世纪末，就至少有过其他两种中译流传。此外，还有几篇收在本书中的文章，如对二十世纪俄罗斯小说进行无情巡礼的《空中灾难》（黄灿然译）、讲述彼得堡（列宁格勒）历史的《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张莉译，薛忆沩校），以及回忆父母的《一个半房间》（程一身节译），近年也很凑巧地先后在同一本杂志（《上海文化》）上出现过。书中另一篇写奥登的著名文章《取悦一个影子》，之前也有程一身译本在《文学界》杂志上发表过。然而，星散的文章和完整的书，它们在阅读的空气中能够激起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本组合而成的书……总是会成为一部全新的作品。就像对画家而言，如果想要一次画展具有一定的含义，他在意的是如何把画作摆在一起”，卡尔维诺的这段话对于作家文论尤为契合。绝大多数成书的作家文论，都是由一个个单篇文章组合而成的，它们之所以被写下，未必出于精心的计划，而多半是被生活所促成，如艾略特和奥登所言，为稿费而作，或者，源自一次演讲、一篇悼词、应邀为某本书撰写的序跋，以及某些在必要时刻如约而至的回忆。它们散乱，奔腾，流溢生活的热力，和创造者尚未完成时的焦灼，就在与布罗茨基使用的隐喻同等的层面，我猜测，作家文论从来都是某种“小于一”的存在，这也是它们之所以动人的前提，但当它们中的一些被作家有意识地聚集一处时，一件新的艺术品却意外诞生了，这件艺术品就是作家本人的自画像。似乎这也是王尔德的看法，即最高级的文学批评就是在记录自身的灵魂，它是自传唯一文雅的形式。
因此，虽然国内对布罗茨基的绍介由来已久，但必须等到其最重要的文论著作《小于一》完整译之今日，布罗茨基作为一个杰出作家（尤其是作为诗人）的实际存在，在中文世界里才得以明晰和确立。
这样的先例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是否能够想象缺少《文艺杂谈》的瓦莱里、缺少《一八四六年的沙龙》的波德莱尔？抑或缺少了《探讨别集》的博尔赫斯？缺少了《意图集》的王尔德？再或者，想象一下仅仅通过《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译本而非《艾略特诗学文集》来感受到的艾略特？以及单凭诗歌流传的茨维塔耶娃？最近的例子是埃兹拉·庞德。若干年以来，埃兹拉·庞德在汉语读者中基本是以如下面目存在的：关于地铁的两行诗的作者（虽然有无数译本），意象派的发起人（在文学史教科书中），中国古典诗的赞美者和重新发明者（同上），一位精力充沛的文学活动家（提携和赞助过艾略特和乔伊斯），一名亲墨索里尼分子，一个发疯的天才……唯有随着他的诗学论著《阅读ABC》中译本的出版，我们才会慢慢理解和感受到艾略特曾经的称赞并非虚言：“他是最有学问的诗人之一……一位诗人，只有在孜孜不倦地研习过秩序谨严的诗体以及多种格律系统之后，才可能写出庞德笔下那般的自由体诗篇……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自由体诗与规则谨严的诗之分，庞德所拥有的只是一种来自苦练的高超技艺，致使形式成了本能，可以变通地服务于任何具体目的。”
倘若艾略特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写他的诗学文章，我想他一定也会喜欢布罗茨基，并将之也列入最有学问的诗人之列，当然我们知道现实情况正好相反，是年轻的布罗茨基在寒冷的流放地听闻艾略特的死讯，并随即写下最早的挽歌，“你加入了别人的行列。/我们，嫉妒你的星宿。”（王希苏译）
当然最终，他们，以及其他所有杰出的诗人，都会隶属同一个阵营。在这个阵营里，天赋和感受力只是需要低调处理的共同特征，就像已故诗人马雁就《文艺杂谈》所说过的话，“这本书的前提就是天赋与感受力。进入天赋与感受力的世界，才可能阅读这本书。理解了这一点，瓦莱里的意图就逐渐明晰起来：在天赋与感受力的世界里，应该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话题？首先，肯定不应该继续去谈论天赋与感受力。”
弥漫在布罗茨基《小于一》这本书里面的，始终是两个紧密缠绕在一起的话题，首先，一个人应该如何得体地谈论自己的痛苦以及相关的生活;其次，一个人应该如何富有教益地谈论他人以及艺术。
我想从第二个话题开始谈起。
二
《小于一》中的文章，每篇都精彩，但我最喜欢的，是他写奥登的那篇《取悦一个影子》。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奥登已经去世十年了。对生者而言，最深切的告白需要一个合适的时间长度，在情绪上已经足够平静，且刚好拥有一个旧的细节尚未消失而新的形象已然呈现的视距。这篇文章的第一小节，起调非常高，是在标准葬礼演讲的音域上，仿佛奥登就在前几日刚刚去世，“我用他的语言写作所希望的，就是不要降低他的精神运作的水平，他看待问题的层次。这就是我能为一个更好的人所做的事：在他的脉络中继续;我想，这就是文明的要义”，“如果不存在教堂，则我们完全可以轻易地在这位诗人身上建造一座教堂，而它的主要准则大致將是这样的：如果感情不能平等，让那爱得更多的是我”。他在第一小节最后引用的，是奥登那首我非常喜欢的The More Loving One，尽管我更熟悉的是下面这个译本，
仰望那些星辰，我很清楚
为了它们的眷顾，我可以走向地狱，
但在这冷漠的大地上
我们不得不对人或兽怀着恐惧。
我们如何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
带着那我们不能回报的激情？
如果爱不能相等，
让我成为爱得更多的一个。
（王家新译）
关于爱，其痛苦的真理就在于，它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对等。但诗人在这里一定要用“如果……”的句式，这是奥登特有的节制和谦逊。而节制和谦逊，正是布罗茨基在第二小节中主要处理的话题，他将从具体的好诗谈起，从第一次读奥登的经验谈起。如同倾听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我们被圆号奏出的光辉夺目的基调猛然引领至高处，再被抛入由弦乐与钢琴编织成的庄重宽阔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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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是靠吃俄语诗歌那基本上是强调和自我膨胀的食物长大的，故我立即就记下这个菜谱，其主要成分是自我克制……我可在这行诗中受益于这位诗人的，不是其情绪本身而是其处理方式：安静，不强调，没有任何踏板，几乎是信手拈来。
在我读过的那些有限的书中，没有别的什么，能比这段话更让我一下子就对俄语诗歌心领神会，以及迅速理解何谓奥登。这里面不仅仅有一个诗歌在翻译中损耗的问题，还有一个人能否仅仅凭借自身的天赋和感受力解读万物的问题。人需要被引导，也需要被验证，需要借助另一位强有力者的眼睛和耳朵，这也就是所谓“经典与解释”的要义，或者，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文明的要义。当然这又是一个庞大复杂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就此牵扯太远，总而言之，在奥登这座教堂中，单凭上面那一段引文，我就乐意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交给布罗茨基去引领。
或许也因为，他所指出和赞赏的“自我克制”的诗歌品质，以及那种处理情绪的沉静手法，恰恰正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现代诗歌习作者长久以来最愿意追随的。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被引导，被验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挑选。
在一篇谈论他人及其著作的文章里，第一人称单数（以及那些时不时以“我们”的面具形式出现的“我”），其出现频率似乎不宜过高，否则会显得有些轻佻和冒失。我正在违背这个规则，或许唯一可以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谈论对象约瑟夫·布罗茨基也在这么做，虽然他一定比我更具自我省察的能力，但依然还是带着一丝不安。《取悦一个影子》的第三小节就是从面对这样的不安开始。布罗茨基对此解释说，“批评家，在论述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时，不管是多么无意识地，都会采用他们的批评对象的表达方式。简单地说，你会被你所爱的东西改变，有时候达到失去自己全部身份的程度。”第三小节的主导动机，是爱。而那“爱得更多的一个人”，是“我”。
在爱的层面思索艺术乃至人类的真理，这是古典作家常用的方式。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智者们接二连三赞颂天上的厄洛斯，但唯有等到阿尔喀比亚德闯入，对爱神的赞颂才落实到苏格拉底这个具体的人身之上。在古典哲人那里，爱首先是一种具体而微的一对一的关系，一种“人类物理学”，是一个人在被另一个人（或神）所吸引的情状下开始向上攀登，因为一个人要在爱中上升，所以爱一定不是某种旨在维持平衡的天平，那个爱得更多的人，一定也是被爱的力量推动向上的人。在此意义上，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无非是一些尚有力量不断回返古典怀抱的人。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第三小节中布罗茨基开始花很大的篇幅谈论奥登的面孔，在他认识他之前，通过照片。“我们总是在搜寻一张面孔，我们总是想有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而奥登当时非常近似于一个理想。”与此同时，我也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布罗茨基文论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对于引文功用的弃绝之上。我当然并非意指布罗茨基在论述中百分百地不引用他人，而是说，他几乎不依赖引文去推动词句的前进，这是他有别于诸如博尔赫斯这样类型的作家之处。他谙熟的是一种类似亲密交谈式的行文策略。一种几乎是一对一的、直面事物和问题本身的对话，一种依赖自身的思辨力和反省力缓缓前进的言说，在柏拉图的时代，人们称这样的对话和言说为辩证法。“因为诗人不是寻找承认而是寻找理解”，在另一篇分析茨维塔耶娃长诗《新年贺信》的文章里，他说道。在这一点上，严肃的现代诗人和古典哲人一样，某些时刻寻求的都是具体的、某一位倾听者的理解。而这样的旨在寻求理解而非说服对方的言谈方式，也只有可能建立在爱的关系之中。那些发生在爱人之间的谈话，通常拒绝引文就像拒绝第三者，爱人们不会在争吵时引用莎士比亚或亚里士多德以壮声色，在亲昵中也不会。
似乎是为了抵消这种在爱中不断上升的重力，这篇文章的第四小节转入一种相对轻松的日常氛围，布罗茨基在此回顾了自己从奥登那里所蒙受的莫大恩惠。先是在未曾谋面的情况下，奥登就为他撰写了企鹅版诗选的导言，随后，在一九七二年的奥地利，刚刚被驱逐出境的布罗茨基又受到奥登热情的照顾，后者还帮助他安排和筹划未来在英美文坛的出路。他们一起去伦敦参加国际诗歌节的朗诵会。在那些日子，奥登执意请求他直呼其名（我们必须明白，并非每个人都随便有资格称呼奥登为“威斯坦”的，即便是如今这个新世纪的人）。“如果我曾经希望过时间停顿，那就是这个时候，在泰晤士河南岸那个巨大的黑暗房间。”这句话是这一小节最为强劲的音符，但也仅此而已，布罗茨基明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具有可怕抒情才能的诗人，“结合了诚实、超脱与克制”，尽管这个人已逝去，但最好的回报方式仍旧是以他的标准行事。
第五小节是文章的最后一节，从奥登最后的日子谈起，结束于自己十年前最后见到奥登的那个时刻，遥遥地向第一小节的葬礼主题致意，但又是相对平静的。其中，布罗茨基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克尔恺郭尔。我遂想起《恐惧与颤栗》草稿版的题记—
“写作吧。”
“为谁写作？”
“为那已死去的，为那你曾经爱过的。”
“他们会读我的书吗？”
“不会！”
奥登会读布罗茨基的《取悦一个影子》吗？不会。
三
过去这一二十年坊间能够看到的中文现代诗论，在其最好意义上，也多半向着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的路数而去，即强调基于某些核心词汇乃至概念的玄思，譬如一首诗里倘若反复提到“黑暗”二字，那么相关诗论务必先要做一篇关于“黑暗”的论文，诗句僅仅成为供论文佐证的例句。英美诗歌批评中最常见的文本细读，虽然早有引进，但实质影响并不大，一方面或许因为时人的汉语诗歌并没有多少能够真经得起细读，另一方面大概也是翻译糟糕的缘故。前两年有王敖编选翻译的《读诗的艺术》一书，挑选了主要是英美系如肯尼斯·勃克、海伦·文德勒、理查德·威尔伯、奥登等人的诗歌细读文章，著译俱佳，算是空谷足音，但毕竟散金碎玉，没有形成气候。
布罗茨基《小于一》中有两篇超级长文，《一首诗的脚注》细读茨维塔耶娃的长诗《新年贺信》，还有一篇就是《论W.H.奥登的长诗〈1939年9月1日〉》，我建议每个对诗歌这门艺术稍有兴趣的读者都把这两篇文章悄悄作为试金石，去检验一首诗，一篇诗论，进而，去检验自己对于诗歌的认识程度。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两篇长文又是和整本《小于一》不可分割的，它们之于《小于一》的关系，有点像压舱石之于船，如果没有它们，这艘船会受制于某种政治隐喻的轻薄风向，而如果没有这艘船，石块或许也会沉入水底。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唯有和诸如《取悦一个影子》这样因爱之名的文章置于一处，才能让我们更明确地感受到，爱如何具体在语言中实践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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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种具体的关系，并在关系中得以澄明。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同样也是如此。在一首诗中，重要的不是你说出的某一个词，而是你围绕这个词又说出的第二个词，第三个词……是词与词乃至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具体的诗意。这和音乐非常相像，一首乐曲可以从任何一个音开始，一首乐曲也并非要创造新的音符或调性，而是创造音符与音符之间、调性与调性乃至无调性之间的崭新关系。按照布罗茨基自己的话说，“是第二行而不是第一行表明你的诗的韵律走向”。因此，要想有效地谈论一首诗，首先唯有细读某些外部和内部的关系，这首诗和那首诗之间的关系，这首诗内部一个词与另一个词之间的关系，一行诗与另一行诗之间的关系。
《一首诗的脚注》和《论W.H.奥登的长诗〈1939年9月1日〉》为我们展现了布罗茨基令人晕眩的细读技艺，在各个层面上，这种技艺首先都基于敏锐的听觉。譬如这样的表述，“……‘在第五十二大街’的三个重音，使得这句子坚固和直接如同第五十二大街本身……这两行诗中对重音作出的节拍器式的分配，强化了做学问特有的不动感情，但敏锐的耳朵会在遇到‘这整个冒犯’时竖起来细听……请注意这个通过‘made’（驱使）来联系‘mad’（疯狂）和‘god’（神祇）的三音节押韵所蕴含的美……请注意奥登在这里做了什么。他做了不可想象的事情：为爱提供了新押韵：他拿‘爱’（love）来与‘佳吉列夫’（Diaghilev）押韵”;或是这样的句子，“一个诗人是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每一个词语都不是思想的终点而是起始;他在说出了‘rai’（乐园）或‘tot svet’（来世）之后，一定会在精神上踏出下一步，也即为它找到一个韵脚。于是‘krai’（边缘/王国）和‘otsvet’（反映）便出现了，从而延长了那些其生命已结束的人的存在。”……好了，我必须在引用时适可而止，否则就只有把整个文章全部重抄一遍，而当我在一篇现代诗论中看到这样层出不穷的基于听觉和灵魂感官的具体认知，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人眼花缭乱却细致入微的韵式分析，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对一位诗人来说，词语及其声音比意念和信念更重要”，我不仅在目睹这样纯正踏实的诗人宣言，也在目睹这样的宣言如何自然地在一个诗人的文字中实现。
对布罗茨基而言，精神和韵脚是一致的，语义学与语音学是一体的，后者甚至还处于优势地位。他一再强调诗学语言凭借韵律和节奏的自我生成特质，“诗学语言拥有自己的特殊动力，并赋予心灵运动一种加速度，把诗人带往比他开始写诗时所想象的还要远得多的地方。不过，這事实上是创造性活动的基本机制;一旦与它接触，一个人便永远拒绝所有其他思想和表达—传递—模式”。这并非对生活的逃避，而是对生活的创造;并非什么“偏要把格律学拔高至形而上学的怪异奇谈”（库切《布罗茨基的随笔》），而是尝试将形而上学拉回至大地上具体肉身的不懈努力;一个人唯有领略过这样崭新的生活，唯有忠实于具体的情感遭际，他才有可能更好地与现实相处，既不屈从于邪恶和暴政，也不屈从于任何“抽象的正义、笼统的善行”。
四
迄今为止，我仅仅涉及了这本书的一半内容，而盘桓在中国几代文学青年集体记忆中并令他们牵肠挂肚的，其实只是另一半的内容，是一个流放者对于极权社会里的日常生活、政治体制乃至文学状况的回忆、审视与反思，作为一种人所皆知的参照物，借力打力的工具。
但我对此却并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话要说。我只知道约瑟夫·布罗茨基一直拒绝在流亡地展览自己的创伤，拒绝用怨恨和控诉代替自我省察，并坚持教导学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我只知道他一直没有失去自己作为一位白银时代传人的基本教养，即把自己抛入时间和语言的洪流中，坚持与那些永恒者为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国内曾流传过一篇叫做《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的名文，向那些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饱受蹂躏却依旧能奉上同情、温柔和爱意的俄罗斯灵魂致敬，只是，后来的现实表明，当时的作者恐怕过高地估计了《金蔷薇》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响，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在“怕”之后接踵而至的，并不是“爱”，而这也像病菌一样感染了后来的几代年轻人。
“每逢你要使用某个贬义词，不妨设法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以便充分体味那个词的分量。如果不这样，则你的批评充其量只是为了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清除出你的系统，如同几乎所有自我疗法一样，它治愈不了什么……”我愿意把布罗茨基和这段话贴在书桌前，作为一种时时刻刻的提醒。
一种痛苦，抑或很多种痛苦，何以必须经由某种非痛苦的方式表达出来，何以必须通过此种方式表达才有可能更为庄重、有力，更不虚妄，我想，这或许是《小于一》中诸多回忆文字能够给予自己的最大教益，而这种“非痛苦的方式”，在其最严苛的意义上，就是爱的方式。我在阅读《一个半房间》这篇文章的很多个瞬间，都仿佛在黑暗中观看《星际穿越》，某种程度上克里斯托弗·诺兰是对的，爱和写作，才是这个世界最恒久存在的科幻，那种穿越一切时空的阻隔抵达亲爱者房间边缘的奇迹，其实一直都存在，而构成任何虫洞、超立方体乃至时间通道的主要成分，就是爱。从爱和教导的层面，我把《小于一》中的这些回忆文字也称作文学批评。
但愿我，虽然跟他们一样
由厄洛斯和尘土构成，
被同样的消极
和绝望围困，能呈上
一柱肯定的火焰。
（奥登《1939年9月1日》）
网络文学批评 篇7
1918年12月15日, 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 集中阐述了他的新文学的主张。提倡新的文学, 即“人的文学”, 反对“非人的文学”。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 对于人生诸问题, 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 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 (一) 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 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 (二) 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 或非人的生活, 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1]他的新文学观念以人道主义为核心, 要写“人的文学”, 要“立足于人间本位主义”, “讲人道, 爱人类”, 以此描绘社会“人生诸问题”。周作人所讲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 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 爱人类, 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 占得人的位置”。[2]就是要以个人为本位, 充分肯定人自然本性和自身价值, 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而以这种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人的文学”也必然是呼唤人的发现和觉醒、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与独立尊严的文学。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 认为新文学家的使命就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 严肃认真地对待“人生诸问题”, 真实地描写底层人们“非人的生活”。在《人的文学》发表之前, 文学革命的先驱胡适和陈独秀分别于1917年1月和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文章“八事”, 但对于文学具体的内容的阐述比较空泛。他指出文学“须言之有物”的“物”包括“情感”和“思想”两个方面, 显然是否具有“情感”和“思想”不能成为区分新文学和旧文学的标准。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新文学的“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文章也是没有明确的回答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 从内容上有力批评了旧文学的弊病, 对于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比较重视, 但对于这些口号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却缺乏具体的解释, 对于关系到新文学的一些具体的理论建设和重要的问题缺乏具体的阐述。此后文学革命更多的关注的是文学的语言形式, 在文学理论上缺乏及时的深入探讨和总结提高, 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发表正是从文学思想内容方面对初期文学革命进行了具体阐述, 确切而深刻地揭示了初期文学革命所提倡的新文学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基础。因此, 陈独秀称赞《人的文学》“做得极好”。 (注:陈独秀:1918年12月14日《致周作人书》) 胡适则推重《人的文学》是一篇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最平实最伟大的宣言”。 (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继《人的文学》之后, 周作人于1919年初又在《每周评论》第5期上发表《平民文学》一文, 进一步深化了“人的文学”的内涵, 提出用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广大民众生活的真实情状, 忠实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 才是“人道主义”的文学, 才是真正的“人的文学”。关于“人的文学”的内涵, 周作人作出了详细的阐述之后, 关于“人的文学”如何表现人和人生的问题, 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进行深入辨析“正当的解说, 是仍以文艺为终极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 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 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 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 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 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3]周作人采取比较中庸的态度, 既不主张实用的功利性文学, 也不提倡完全不讲功利的纯文学, 而是通过文学对人的影响实现文学的独特价值, 从人的角度和文学的内在特质的角度谈文学, 注重文学的内部规律性和文学性。周作人通过这样一些详细的阐述, 全面完善了他的“人的文学”的文学观, 全面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进程的步伐。
“人的文学”提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从此进入了崭新的一页。封建旧文学最大的弊病是人的异化以及主体性的丧失, 作者的心灵被封建思想意识牢牢禁锢, 病态心理的作者叙写着病态的社会。“人的文学”之后, 文学中人和人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五四”时期作家的自由意志和个性精神闪耀着熠熠光彩, 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意义得到充分肯定。二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两个最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即是受到了“人的文学”的影响。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 即从“人的文学”的母体上生长而出。文学研究会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沈雁冰多次使用“人的文学”的口号, 认为文学就是要真实的表现人生, 他的人生文学即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郑振铎主张写“人间文学”, 要求作家正视人间的困难和悲哀, 创作充满人民血和泪的文学。他们一方面主张文学应反映生活的客观真实, 另一方面则认为文学要写出主观感情的真实。他们以人生感悟为出发点, 在理性的思索中, 表达对人生要义的探寻。创造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以自我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为重心抒写本色人生, 他们无意于客观地摹写世界, 而是在作品中真诚地述说着自我, 同时也是在描述着生活。他们的自我表现的批评理论与“人的文学”一致, 对个性的张扬和对审美的强调是“人的文学”的又一次展现。尽管以后的创造社强烈的反对个人主义, 但是它在早期很好的继承了“人的文学”, 推动了“人的文学”的发展, 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提倡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 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境遇, 也是对“人的文学”的延续。四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家沈从文等虽然主张文学的纯美性, 但是他们尊重文学的创作个性, 提倡表现美的人性, 体现了“人的文学”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提倡文学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 “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文学是人学”等文学批评理论都不同程度上执行了一条融和人的文学精神的独特的批评路线, 在毛泽东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提出后, 出现了大量描写人性表现人的主观情感的作品。作家茹志娟的短篇小说表现出浓浓的人情美, 以清新俊逸的风格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高度评价, 其中正是无产阶级文学与“人的文学”很好的结合的结果。文革结束后, 新时期文学崛起人本主义的“主体论批评”, 它与二十年代的“人的文学”遥相呼应, 更证实“人的文学”是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文学批评之梦。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与“人的文学”紧密相连的。
尽管“人的文学”的提出者周作人后来的文学思想发生了转变, 向着趣味主义的性灵文学的方向发展, 但是“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本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正是人的文学的发生, 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区别于传统;也正是人的文学的发展, 才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显示了它的创造性, 从而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至于其他各派批评观点, 均无以取代人的文学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标志, 它们是对人的文学的不同阐释模式。”[4]它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将会继续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2]周作人:《人的文学》, 《百年经典文学评论》,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版。
[3]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 《中国斯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回眸2008年的文学批评 篇8
其一, 文学批评以强烈的现实情怀、高度的责任感参与了2008年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 在特殊的历史考验面前, 批评没有局限于文学的象牙之塔, 而是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不断拓展视野, 把批评的触角延伸到了时代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烙下了批评的身影。陶东风的《如何理解文化大发展的理念———以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为例》 (《当代文坛》2008年5期) 从理论高度对引起全社会公愤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 在一个非文学的领域尽到了一个文学批评家的责任, 发出了文学的声音。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后, 文学批评界在第一时间开始了对地震诗潮的研究, 既肯定了地震诗歌的成就, 又从文学史和理论层面上探讨了诗歌与民族精神和时代要求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方面, 王干的《在废墟上矗立的诗歌纪念碑——论“5·12”地震诗潮》 (《文艺报》2008年6月6日) 堪为代表, 作者以敏锐的视角、充沛的情感对汶川地震后的诗歌潮进行了理论提升与总结, 其关于“中国形象建构”等论题的阐析极有启发意义。而谢有顺的《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 (《南方文坛》2008年5期) 等一系列文章从诗歌艺术与诗歌伦理角度对于地震诗潮中“苦难”书写问题的审视也令人耳目一新, 体现了批评家们清醒的艺术自觉。
其二, 强烈的反思精神是文学批评自我重塑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方式。在2008年的文学批评中, 这种反思性品格得到了全面性的建构。
一方面,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年, 中国文学批评界对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与反思成为本年度文学批评的一条主线, 产生了一大批有份量的文学批评成果。在这方面, 我们首先应提到的是《齐鲁晚报》记者赵晓峰在2008年10月2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这个30年超过现代文学30年》的访谈稿。这篇访问稿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文学30年就文学性而言其成就要远远超过现代文学30年”的爆炸性观点, 在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尚未完成、在人们对于现代文学经典的崇拜仍然不可动摇的今天, 这样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与广泛争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事实上, 随后在济南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这个争议性的观点就成了会议贯穿始终的话题。从现有的讨论来看, 虽然各位批评家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措词不一定一致, 但对新时期文学成就总体上的判断却是高度一致的。张炯的《新30年文学的超越性》 (《文艺争鸣》2008年12期) 一文把百年中国文学分成三个“30年”, 高屋建瓴地总结了“新30年”文学的超越性成就。雷达的《近30年中国文学的精神》 (《文艺研究》2008年12期) 从“艺术探索精神”、“思想灵魂主线”的高度评价了新时期文学的精神价值。云德的《新时期文学:风起云涌30年》 (《文艺研究》2008年12期) 从“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文艺审美的回归与文艺自主意识的觉醒”三个层面分析了新时期文学深层线索。白烨的《三大浪潮、三次冲击》 (《文艺研究》2008年12期) 则把新时期文学分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整个80年代的‘新时期’;90年代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世纪’”三个阶段来进行讨论, 剖析了新时期文学在“三大浪潮、三次冲击”中的复杂性。陈晓明的《30年来文学变革的十大后果》 (《南方文坛》2008年6期) 对于新时期文学变革“十大后果”条分缕析的总结, 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成就的“巨大”。王兆胜的《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30年》 (《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5期) 则从“文体”角度总结了散文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与成就, 揭示了散文繁荣背后的原因。此外, 张闳《从头脑到心灵———近30年文学回顾及未来展望》 (《南方文坛》2008年6期) 从“影响力”角度、汪政的《流放者归来》 (《南方文坛》2008年6期) 从作家主体性变迁角度、王光东的《“主题原型”与新时期小说创作》 (《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3期) 从“主题学”视野、洪治纲的《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4期) 从“代际差别”角度、宋世明的《文学体制转型与当代先锋小说精神变异》 (《扬子江评论》2008年4期) 从“体制变革”角度对新时期文学的省察与反思也都见解独到, 有效打开了考察、反思新时期文学的宽阔路径。与此同时, 也有批评家对新时期文学的局限与问题进行了理性的分析。黄发有的《潮流化仿写与原创性缺失》 (《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5期) 、《重建理想主义的尊严》 (《南方文坛》2008年6期) 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原创性”和“理想主义缺失”问题, 其关于“潮流性写作”、“媒体制造”等话题的论述都十分具有思想力量。
另一方面, 对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索也是2008年度文学批评最为峻切的课题。批评界对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并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自我解剖”, 这种解剖坦诚、尖锐但不意气用事, 让我们看到了批评自我修正、自我超越的可能性。童庆炳的《新时期文艺批评若干问题之省思》 (《文艺争鸣》2008年1期) 对于新时期文艺批评种种弊端的“直陈”让我们看到了老一代理论批评家的理论良知和忧患意识。孟繁华的《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 (《文艺研究》2008年2期) 和赵慧平的《失去权威的文学批评现时代的发展问题》 (《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6期) 呼应了童庆炳先生关于文学批评的分析, 但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问题域”, 他们关于批评“权威”与“公信力”问题的发问令人深思。赵勇的《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 (《文艺研究》2008年2期) 讨论的是“学院批评”的功过是非, 而吴俊的《文学批评、公共空间与社会正义》 (《文艺研究》2008年2期) 、蒋原伦的《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 (《文艺研究》2008年2期) 以及张柠的《批评和介入的有效性》 (《文艺研究》2008年2期) 则超越文学层面从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和政治学层面完成了对批评的反思, 从更立体的角度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形象”。这方面, 本人的《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文艺研究》2008年8期) 主要关注的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文章认为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在于:其一, 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评价体系, 极端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文学判断再次“复活”, 批评界无力让全社会在当代文学问题上形成普遍的共识;其二,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跟不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节奏, 这是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品被视为“无物”或“垃圾”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三, 文学评价环境的混乱导致了文学生态的恶化, 畸形的社会心理、“暴力”化的文学话语方式的流行使得正常的文学批评已经无法展开。为此, 文章呼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正视和回答三个问题:一、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经典”, 应不应该“经典化”?二、“纯文学”神话破灭后, “文学性”还是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与基本尺度吗?三、批评功能被曲解, 批评形象被颠覆, 文学批评还有正面建构文学史的能力吗?
但是, 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来说, 对自身困境、问题和局限的反思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建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健康形象。为此, 彭金山的《新世纪:文学批评如何建构》 (《文艺争鸣》2008年12期) 正面提出了建构文学批评形象的策略和方法问题, 崔卫平的《作为想像力的批评》 (《文艺研究》2008年2期) 富有创意地提出了“想像力批评”的概念, 希望文学批评能告别平庸, 拥有想像力与创造性。而阎晶明的《文学研究的分野与批评的理想景象》 (《文艺研究》2008年12期) 以及程光炜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文艺研究》2008年4期) 则更从学术和理论层面深入探讨了当代文学批评建构中的“定位”问题。前者提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分野”问题, 认为“文学研究的分野, 首先要划分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的界限来。批评不应当在学科建设上等同于后两个领域。”从振兴当代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 这实在是一个极有眼光的见解, 文学批评的活力与魅力应该存在于其与当下文学现场的最敏锐及时的联系中, 但是这种联系某种程度上又与文学史的要求以及所谓“学术性”相矛盾, 这是一种体制性的矛盾, 如果克服了这个矛盾, 文学批评无疑会赢来轻装上阵的机会。后者则从学科建设的角度, 强调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对于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形象、提升当代文学批评地位的重要性。
其三, 文学批评实践取得了扎实而稳健的成绩, 从而真正展示了批评形象被建构的“前景”。批评重在实践, 反思虽然为批评形象的建构打下了理论基础, 但批评的形象要真正建构起来, 还需要把反思的成果落实到批评实践中去。就实践层面而言, 我觉得, 2008年文学批评在两个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
一.对于当下文学热点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入与深化。进入新世纪以后,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讨论渐成热点。2008年度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已经超越概念、题材等表象层次, 并开始向纵深地带推进。张未民的《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 (《文艺争鸣》2008年2期) 提出了新世纪文学中的“新现代性”命题、李运抟的《新世纪文学:经验呈现与观念退隐》 (《文艺争鸣》2008年10期) 讨论的是新世纪文学中“经验”与“观念”的呈现问题、张颐武的《“后严肃性”与新世纪文学》 (《花城》2008年3期) 中引入的是颇有争议的“后严肃性”的概念, 这些文章虽然其视点各有不同, 但对于丰富、充实新世纪文学的意义空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也使得“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在各种问题的不断衍生和增殖中具有了更大的理论活力与生命力。底层文学、农民工想像、“70后”、“80后”文学、网络文学等“次级”热点话题也逐波展开, 被深化到了更高的学术与理论层次。李志孝的《论底层文学主题的多样性》 (《文艺争鸣》2008年12期) 从主题学层面对底层文学进行多维考察, 贺绍俊的《“70后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 (《山花》2008年8期) 从“史”的角度研究“70后出生作家”的命运与价值, 江冰的《80后文学与“80后”概念》 (《文艺争鸣》2008年10期) 从文学本体出发讨论“80后”概念的误读问题, 周志雄的《追溯网络小说的传统》 (《文学评论》2008年5期) 从“传统”的视点切入对沸沸扬扬的网络文学的研究, 其对于正面建构网络小说与传统纸媒小说的关系, 消除学界关于网络文学的误解都有启发价值, 李永中的《神话重述与中国形象重构》 (《小说评论》2008年6期) 对于国际性“重述神话”现象以及背后的中国形象建构问题的思考也同样颇有深度。
二.作家、作品研究务实而有成效。当代作家、作品永远都是当代文学批评最直接的对象, 如何保持在当代作家、作品面前的敏锐性, 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当代作家作品面前不失语, 一直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2008年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审年, 借助于茅盾文学奖的评审, 批评界对文本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使得一直维持着较高水平的长篇小说研究又有了可喜的突破。这种突破既表现在对新时期以来的一些重要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的反思性“重评”上, 更表现在对于2008年度前后刚推出的一些长篇小说佳作的研究水平和反应方式上。就前者而言, 王蒙、高晓声、莫言、陆文夫、路遥等新时期作家的代表性小说在新的理论高度和学术高度得到了全新的阐释与研究, 赵学勇的《“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 (《小说评论》2008年6期) 从“冷落与热情”、“新潮与传统”、“浮躁与沉潜”三对矛盾关系出发, 揭示路遥现象的含义及其背后的隐忧, 从而为我们反思整个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董之林的《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 (《文学评论》2008年2期) 一反评论界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李自成》的简单化否定, 努力回到作品现场和历史现场, 深入挖掘出了小说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所进行的可贵的艺术实践, 从而使《李自成》这部被文学史简单化处理的小说具有了异常丰富的阐释空间, 极大地提升了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与认识水平。就后者而言, 这两年文坛引人注目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说毕飞宇的《推拿》、范小青的《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河》、林白的《致一九五七》、张炜的《刺猬歌》、阎连科的《风雅颂》、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贾平凹的《高兴》、麦家的《风声》、王蒙的《启蒙时代》、余华的《兄弟》等在本年度都出现了高水平的评论论文, 从而有效而及时地完成了对于我们时代长篇小说艺术价值的发现与肯定。
《左传》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篇9
1 对中和之美的推崇
关于中和之美, 在先秦典籍中早有体现和发挥。如《周易》一卦六爻的位次, 第二爻处于下卦中间, 第五爻处于上卦中间, 两者都象征持守中道。根据《易》理, 能够持守中道, 就意味着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又如《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关于“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及“声一无听”、“物一无文”的说法, 已经表现出要在审美活动中力图实现和谐的理想。同样,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的晏婴答齐景公问, 进一步论述了“和”与“同”的区别, 表示出崇尚异端相济之“和”而反对单调专制之“同”的强烈倾向。在晏子看来, “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 以烹鱼肉, 燀之以薪”, “和”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综合统一起来, 创造出一种“相济”“相成”的全新的审美境界。否则, “若以水济水, 谁能食之”, 单一的味道不可能使人感到美味, 当事物中相互对立的因素消亡了, 该事物也就不复继续生长和发展。此外, 如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中对于中和之美的大力肯定, 也很具有代表性。
到了孔子那里, 他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 , 换而言之, 就是“不同而和”了。除此以外, 孔子评《诗》称“无邪”, 即归于正, 这和《周易》中体现出的中和精神也是一致的。孔子要求诗歌抒发情志, 要“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 孔安国注云:“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言中和也。”孔子所说的中和之美是受礼的制约的。作为孔子思想的传人, 他的学生有若做了这样的论述:“礼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 礼本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 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礼”字。《说文解字》曰:“礼, 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 它是人们祭神祈福的一种仪式, 也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体系。随着国家的出现, 礼逐渐被统治者利用, 礼的内容也由过去的单纯习俗仪式, 发展成为约束人们婚姻、血统、亲属、君臣等社会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到了周代, 周公姬旦借鉴夏礼和商礼, 创制出一套适应周代社会的以突出等级尊卑为特征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世称周礼, 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春秋时期仍很重礼, 具体到《左传》,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 《左传》中的“礼”字一共讲了四百六十二次, 另外还有“礼食”一次, “礼书”、“礼经”各一次, “礼轶”一次, “礼仪”三次 (1) 。《左传》中对于“礼”的论述比比皆是, 如“礼, 经国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后嗣者也” (《左传·隐公十年》) , “礼以体政, 政以正民” (《左传·桓公二年》) , “夫礼, 所以整民也” (《左传·庄公十三年》) 等等, 可见整个春秋时期礼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有着较高的地位, 它标志着道德的崇高与秩序的和谐, 这和孔子努力要恢复周礼的一贯思想也是相同的。
2“诗以言志”的继承
朱自清先生曾将“诗言志”视为我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2) , 堪为确论。早在《尚书·尧典》中, 就有“诗言志, 歌永言”的记载, 虽然这不一定是上古时代的原始文献, 但应当还是有其较早的渊源, 可算做《诗经》中关于诗歌功用的另一种说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 似乎已经将其作为成语来引用了, 也可见此说自古就有。赋诗言志, 表情达意, 当然是要展演给别人看的, 这就衍生出了“观志”问题, 也即怎样通过诗歌了解赋诗者的创作意图和心理动机, 为施受双方的进一步互相理解创造条件。《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通常都是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情达意, 引《诗》既可以使辞令显得典雅华美, 又可以委婉含蓄地表达出辞令背后潜藏着的功利性诉求。如文公三年“公如晋, 及晋侯盟。晋侯飨公, 赋《菁菁者莪》。……公赋《嘉乐》。”这是一个诸侯国间的宴会场面, 双方在酒桌上都有谋取自身利益的打算, 但没有在席间展开唇枪舌剑式的讨价还价、利益交换, 而是用了诗歌作为表达自己心意的工具。
春秋时代, 君主和士大夫们的赋诗活动, 往往是断章取义的, 所以孟子说“赋诗断章”。断章取义便于喻志明志, 有时还可以用来影射时世, 嘲讽人物, 所以在外交场合不便直说的问题, 也可以借赋诗来表达。
令尹享赵孟, 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 (《左传·昭公元年》)
当时楚大夫令尹“自以为王”, 所以赋《诗·大雅·大明》首章:“明明在下, 赫赫在上。”晋大夫赵孟对于令尹的这种“不义”, 没有直接指责, 却赋《诗·小雅·小苑》, 取其“各尽尔仪, 天命不义”以批评告诫令尹。
在孔子看来, 诗歌的学习与自身修养密切相关, 他说:“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泰伯》) , 实际上讲的就是文艺的教育作用。同时, 孔子继承了“诗以言志”的传统, 给学生教授《诗经》时侧重其实用的一面, 以实现“文辞以行礼”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的表达效果。他所说“不学诗, 无以言” (《论语·季氏》) 、“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论语·阳货》) 、“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 等都是从外交活动中实际运用的角度来说的。孔子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 与《左传》中体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思想一脉相承, 对后世学者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3“文”与“质”并重
周人很早就对言辞极其重视, 并注意其文采修饰。《诗·大雅·板》云:“辞之辑矣, 民之洽矣;辞之怿矣, 民之莫矣。”强调了言辞对于民众的重要作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的成语, 证明其前人已经认识到言辞的价值和对言辞的审美要求。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季札论乐的记载, 是流传至今的孔子以前最完整的文艺批评文献。两周诗乐不分, 季札观乐, 从诗、声、容三方面进行综合批评, 表现出对于文艺内容与形式并重的倾向。《论语·雍也》载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在前人的基础上, 孔子明确提出“文”应与“质”并重, “文”与“质”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一原则的提出, 对后世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影响的。
总而言之, 在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 作为上古文艺思想集大成者的孔子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在儒家文论传承方面起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及他以后儒家学派, 将散见于《左传》等古籍中的文艺思想归纳整理成为系统的文艺理论, 影响久远, 厥功至伟。或许, 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 儒家文论思想和《左传》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批评思想从来就是同源一体的, 环环相扣, 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
[1]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2]蒋凡, 郁源.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4.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 1990.
何向阳文学批评综述 篇10
一、评论家简介
何向阳 (1966-) , 女, 汉族, 祖籍安徽。1991年研究生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 获硕士学位, 何向阳长期从事文学、文化的相关研究工作, 现为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自八十年代末执笔写作评论以来, 何向阳可称勤奋, 除主编《知识女性文丛》、《HOW FAR IS FOREVER》 (英文版) 之外, 她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及学术随笔包含有:《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年版) ;《肩上是风》 (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9年版) ;《自巴颜喀拉》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 ;《思远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梦与马》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夏娃备案》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镜中水未逝》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立虹为记》 (作家出版社, 2009年版) ;《彼黍》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以及《人格论, 第一卷》 (中华书局, 2011年版) 。
何向阳的代表性文章则有:《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 (《文艺评论》, 1996年第4期) ;《家族与乡土――20世纪中国文学潜文化景观透视》 (《文艺评论》, 1994年第2期) ;《部落与家园――近年小说的一种文化倾向》 (《文艺评论》, 1992年第1期) ;《不对位的人与“人”――人物与作者对位关系考察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及类近智识者人格心理结构问题的一种文化求证》 (《山东文学》, 1998年第3期) ;《12个:1998年的孩子》 (《青年文学》, 2000年第5期) ;《夏娃备案:1999》 (《上海文学》, 2003年第9期) ;《安娜的血——评孙慧芬<歇马山庄>》 (《当代作家评论》, 2000年第5期) 等。何向阳也因自己的笔耕不辍与独特文风, 赢得过包括“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在内的多种奖项。
二、主要批评观点
从对张承志作品的评论发端, 文字间亦充满对文学的“朝圣”情怀, 何向阳之于文学批评实为态度鲜明的发声者。何向阳一直关注的重中之重便是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人格主题。当代文学从曾经的政治神坛上走下, 开始回归到“人的世界”, 何向阳的批评也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人”的把握与理解上, 一方面是“由人到文”的作家人格心理, 即“作家人格论”;另一方面则是“由文到人”的文学创作精神, 是由文学倒退至人格, 即“文学人格论”, 何向阳的大多数批评作品也是围绕二者进行深入推进的。在《文学:人格的投影》一文中, 何向阳清晰地指出, “文学是人学”的更深意义绝不止于“文学是写人的” (文艺社会学研究) 、“文学是写给人看的” (文艺美学研究) 、“文学是人写的” (文艺心理学研究) 和“文学是由带有人类共性与作家个性的人写的” (文学人格研究) , 她指出, “文学的更深涵义应是对理想人格的创造, 即人格教育。”这就是对文学更深层次的要求, 是文学的教育与重塑的作用。
90年代后, 便有“生态小说”的提法, 体现着文论界对生命自然状态的一种关切, 何向阳亦不局限于人的世界, 由生态学视角切入, 评论诸如张承志、史铁生、张炜等人作品。他们细致地描写草原、平原、绿地、充满生气的自然, 然而主题还是其次, 重要的是关于自然的“意绪”很浓, “都体现着精神生命与自然生命一视同仁基础上的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她惊诧于《一棵树》里人树生命的深切依傍, 《黄儿》中为了牛的生命, 孩子死死的纠缠。人对于环境究竟有怎样的权利, 何向阳从这些作品中提炼出有力的批判和质疑。
何向阳虽是女性批评家, 对于女性主义却有着“非女性”的态度。曾经, 女性在男性书写的历史中是“他者”的位置, 女性主义的反拨、颠覆男性权力话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 相比“女性主义从反驳一种中心极权走到了自己成为中心极权” (《夏娃备案:一九九九》) , 何向阳更倾向于认同个体生命的感受, 因此她即使分析女作家的文本, 也有意舍弃了女性主义倾向明显的文本, 她更愿意通过文学趋向于“人”, 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性别, “既拒绝着男性文化的书写, 又同时拒绝成为女性主义的解说员。”事实上, 何向阳对当代文学中出现过的众多女性都有着仔细的论述, 对女性形象也有她独到的分类, 她认为自四十年代后, 女性形象便固化为两种:“被迫害者”与“男性化了的女性”。八十年代后, 女性主义的觉醒复苏直至激进疯狂, 体现的仍是女性问题服从于社会问题的情态, 换而言之, 女性主义的叙述仍被置于男性的话语气场之下。何向阳拒斥的正是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对立思想, 她宁愿规避这一层无谓的辩驳, 而是以虔诚之心对待事实, 对待文本, 这也是批评家自身的回归。
不得不提的是, 与文学批评并行不悖的是何向阳的文化随笔散文, 她虽写批评, 却依旧能在散文中自由沉浮, 信笔由缰, 难得的是她亦将对文学的激情投射向大地, 沿黄河行走, 将路上的风尘化为了字字珍珠, 《自巴颜喀拉》, 《肩上是风》里浓厚的民族风情与历史痕迹四处可见, 可贵的是“书中始终贯穿着作者对现实和历史的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 这是一个学者以胸怀迎向世界, 如庄重文文学奖给她的评语“她的文化散文以严谨、绵密的文字, 举重若轻地将现实关注, 熔铸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考察中;围绕着‘思’和‘道’, 从宏观历史和个人体验两种脉络上, 梳理出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薪火传承, 并对人类心灵的形而上层面进行了细致的探索。”
三、批评特色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何向阳的批评, 第一个映入脑海的便是“激情”。何向阳不光理念上不偏于女性, 流于笔下的也是神采奕奕的激扬文字。这一点在对张承志的叙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这篇四万字的文章中, 何向阳在上篇中具体论述了文本, 在下篇里则对张承志的个人精神进行了深度阐释。因为那些留下过哲合忍耶教派痕迹的黄土地, 因为那些奔跑过黑骏马的辽阔草原, 因为心心念念不敢忘怀的“天国”, 即使身处中原, 何向阳似乎将自己完全融化在张承志的宗教王国中, 将作家的人格、志趣、信仰与文字的内涵相缭绕相交织。
她细数宗教背景, 详实而清晰, 她强调张承志的人民意识, 时刻注意着与现代派的对比, 毫不隐藏自己“拨正”的野心;她沉迷于小说中挥之不去的英雄主义, 以堂吉诃德、但丁、梵高为佐证, 大量举例、旁征博引;同时, 她爱引申、好议论, 由信仰的皈依漫谈自由与生命, 思维发散而文笔磅礴。
激情体现在文字形式上, 便是大量长句的使用, 读来一气呵成、气势磅礴, 其间丰沛的情感溢于言表, “她努力创造着一种更为富于灵性的, 鲜活生动充盈着主体激情的叙述文体。”不过, 大量长句的使用在激情四射的背面也有弊端, 如表达曾卓的潜在写作背景时, 何向阳如是写道:“在一个人人反思犹恨不深彻的对悲剧历史重新认识对民族集体无意识包括对知识分子本身都列入检索范围重新把握重新审定的‘审判’的年代”。这就容易带来表意的不准确与相对繁琐。 (《无名者的潜在写作》)
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批评家, 在激情之余, 理性之下的冷静乃至尖锐也是何向阳之所长。尽管她对张承志的欣赏溢于言表, 但也不回避应有的质疑, 她指出张承志存在“回到中世纪”的潜意识, 但过去终究是过去, “以古典式的虔诚与雄强是难以在现世安身立命的”。如黄发有所言:“她站在两性共建的立场上批评作家, 并由此审视作家的局限性”。
何向阳具有出色的想象力和穿透力, 落实到批评上便是不拘一格的思路和论述点。她可以从相对不受政治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的文化潜在性出发, 透过“家族——乡土”这一母题, 由“历史心象”、“文化寓言”、“生存镜像”观摩当代小说的深层心态 (《家族与乡土――20世纪中国文学潜文化景观透视》) ;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构成及传播方式“复制”, 通过文学中风行的现象、观念、人格承递来人文精神的消解 (《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 ;从12篇文章中的“孩子”, 如此“从天而降”般清新有趣的角度打破惯有的阅读习惯, 纵览了1988年的小说, 乃至孩童背后的成人视线和深意 (《十二个:一九九八年的孩子》) 。
何向阳无疑是以极其严肃的姿态进行评论的, 严密的语言逻辑, 将文学之美融于历史、文化、地理等领域进行考察, 对文艺心理学、生态学等理论的积极寻求, 都体现着她的严肃学理一面。然而, 何向阳对理论的态度其实是:“一切理论, 如果它只是生命外的, 那么就让它在生命外。” (《一个叫“我”的孩子》) , 她感性、细致的随笔般写作, 更多地给了批评一个自由的空间, 回避了教条套用理论的框囿。如冯牧文学奖的评语:“何向阳却能将细腻的艺术感受与深湛的理性思考融于一体, 使其批评文本展现出丰沛的人文意蕴。”在《无名者的潜在写作》中, 她读到了曾卓诗里那“内核的沉默”, 在格调哀婉中有温存, 晦涩难挡中有单纯, 她深深理解着诗人的内心执著, “仍是温柔回忆之路的返归式的”, 即便诗人不能公开写诗, 但“他是宁愿放弃写诗也不放弃诗的诗人”。这样的定义光凭学理的分析其实是无法得出的, 这时, 何向阳的文字也散发着诗性的力量, 她的诗来自于一种更稳定更深层次的文学情怀, 对于这一点, 鲁枢元的概括十分精准:“比起对于概念、规律的信守, 何向阳明显地更热衷于对现象的观察、捕捉、表达、描摹;比起对于普遍法则归纳, 更致力于对个案的过程研究;比起对于研究对象的客观冷静地剖析, 她更擅长于饱含情绪的主观投入, 不时地把自己摆放到自己当下书写的批评情景中。” (《苍茫朝圣路——我所了解的何向阳》)
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的重组与构建 篇11
关键词：网络环境；文学批评；重组；构建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4.023
近十余年来，网络文学从起步发展到今天的繁荣。其发展挑战的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文学批评。网络文学创作自然生发成长，而网络文学批评不但要面对自身的颠覆与重构，还要对不断涌现的全新的文学现象做出阐释与总结，发现其规律性。原有的文学批评准则、观念等已经被更新乃至消解，而新的批评体系尚未建立。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指出了构建网络时代文学批评的必须性和紧迫性：“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统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一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这也应该是我们看待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的态度。
一、网络环境中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从痞子蔡的走红，宁财神、李寻欢等少数人独领风骚，到现在的各类写手如星汉灿烂；从当年一两部作品的风行，到今天大量创作的繁荣；从当年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分道扬镳，到今天的相遇融合；网络从文学写手娱乐交流场所，到今天成为传统出版市场的掘金之地，变化可谓迅猛异常。
被称为“中文网络文学鼻祖”的蔡智恒，1998年在互联网上发表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时，还只是台湾成功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的一部小说竟开启了一片文学新天地。1999年，女作家安妮宝贝以小说《告别薇安》成名网络，小说以独特的颓靡绮丽的文字红遍中国。成为当年国内风头最劲的网络文学作品。网络文学虽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它不同凡响的生命力，但与当时势力强大的传统文学相比，显然太微不足道，时人都未预料到它今后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其实第一代网络写手里没人把网络写作当成一个事儿，都是把它当业余时间玩的东西”。当年第一代网络写手，如今万榕公司的老总路金波如是说。那时他的网名是“李寻欢”，而那个时候全国的网民也只有400万人。
但仅仅十年的时间，数不胜数的网络文学写手和网络文学作品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网络上并繁衍到传统出版行业当中。目前的网络文学，就像是一部高产出的印钞机，同时为中国传统出版业不断注入生存的新活力。网络文学作品的出版对传统的文学出版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网络写手的作品销量远远超过了传统作家。比如首发于网络，无名作者何马的第一部作品《藏地密码》销量就超过200万，成为2008年度最畅销的文学类书籍。文学写手明星化，这个只有网络时代才可能的产物，在网络文学发展将近十年的时候疯狂地运转起来。许多作家在特定阅读人群里都是明星，粉丝们踊跃出钱买书，而且，可以卖的远远不止书籍本身。面对与网络文学阅读高涨形成强烈反差的传统文学，作家叶兆言用一句“丧家之犬”，来形容当下传统作家的处境。
网络文学创作的发展必然带来网络文学批评的诞生。和网络文学创作的发展相类似，网络文学批评在发展之初基本未引起传统文学批评的注意。最早的网络文学评论的主体多为网络文学写手自身，比较引人注目并且影响较大的是易维、Banly(苯狸)、散宜生、元辰、李寻欢、王小山、少君等人。他们在属于自己的虚拟网络批评空间中渲泄着自己的激情，“自娱自乐”，但传统的文学批评主体——学界的“沉默”与“缺席”，使网络文学写手们的批评陷入了“自言自语”的尴尬之境。学院派专家学者加入到网络文学批评的阵营中是在2000年前后，网络文学写作已成气候之时。他们一面试图在传统媒介中给新兴的网络文学以适当的定位，一面加入到网络“灌水”批评的热潮当中，以精英与权威的一贯姿态来指点江山。但是当专家学者们发现网络文学批评并不遵循传统的秩序与规则时，他们的发言也被轻易地消解与遗忘于网络的茫茫大海之中。
当网络与文学结合，当娱乐、点击率、灌水、板砖，进入文学传播领域之时，文学所包含的精神、思想、情趣等无形之物，以及与当代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之间的多方面联系，客观上期待文学批评以冷静、理性的眼光将文学的价值从单一的商业价值中剥离出来，将精神的意义从非理性的喧腾中拯救出来，将文学的独特性从文化的丰富性中凸显出来。网络已经给文学批评带来了什么变化?还会带来什么?为此，必须对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的表现、变化、趋向等进行理性思考和价值评判。
二、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主体的重组
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的主体与以往大不相同。以往的文学批评主要分为大众传媒批评和学院派批评两大类。传统传媒文学批评的阵地是电视里的文化类节目；大众报刊上的文艺副刊、读书和书评版块、文学专栏、文学报道等等。传媒批评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构建了文学批评的空间，形成文学批评的新格局，并成为公众获知文学信息和文学价值评判的主要渠道。学院派文学批评主体是各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发表阵地是各类学术刊物，各种学报。这些关于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文章，基本只供专家学者同行交流，与大众传媒系统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传媒批评表面上看起来和学院批评互不牵涉，但是，他们能积极地调动学院的专家资源和理论资源，为传媒批评服务。传媒批评的创作主体也是游走于学院和媒体之间的专家学者、权威人士。所以，传统的文学批评中的传媒派和学院派基本上是一颗树上结出的两颗果子而已，这也是传统媒介的特性所决定的。
当文学批评在网络上被广大民众实践起来以前，谁也预见不到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会发展到今天的盛况：在google上搜索一下“各类文学批评网站”，最初结果就有393 000条之多，更不用说各类形式的文学批评了，因而网络环境中的文学批评被名之为“万众的狂欢”。以往批评的主体学院派和纸质媒体的精英们显然仍期望能和以往一样独领风骚，引领潮流。但是，他们失落地发现，他们的优越感和学院派得天独厚的地位在有如大江奔流的网络中已经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任何人都能通过敲击键
盘来向人们诠释文字的意义，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他们对文学诠释生活的见解。由此可见，网络文学批评真正成为大众文学批评，至少在机会均等方面创造了文学批评面前人人平等，这或许是网络文学批评火爆的根本原因。
网络媒介还为大众文学批评创立了全新的存在方式：“灌水”批评；“板砖”批评；在线匿名的特性和无编辑把关带来的自由和在线即时评论；俏皮、调侃、幽默的话语点评。网络文学批评者以这些特色啸聚网民，营造出旺盛的人气。而网民总是能根据他们的指点及时地看到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络写作的兴旺和网络原创文学的发展。网络文学批评用泛文学的方式包容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共在，彻底消解了一切涉及文学的特权意识，把文学批评完全拉回到生活的原生状态。于是，大众化意识、自由平等意识在文学批评这一始终属于社会精英及上层社会的领域生长起来。
2006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在他的博客中发表了《80年后的现状与未来》一文，用学院派一以贯之的权威和专业的方式对“80年后作家”提出了建议和批评。随之，“80年后作家”韩寒发表《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等文章与其论争。在韩寒与其众多支持者的网络攻势下，白烨很快宣布关闭博客，退出论争。“白韩论争”且不论其是非输赢，但是其结局的确标志着学院派作为批评主体在网络中的彻底退场。
可以看见：在网络虚拟空间里，自由和平等已经成为现实。文学作品的欣赏与批评的权力回到了大众的手中，就像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对许多问题进行评论一样，只要在网络上写字和在博客上写字的人都可以对文学进行批评。以往文学批评的权威、精英失去了力量，批评主体开始重组，“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开始成为网络文学批评中的主体。
三、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标准的颠覆
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对于网络时代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有过这样的预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如果把他所说的“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理解为网络文学相对于传统文学的颠覆，那么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正契合他的预言。
在以往，文学批评的对象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问题，批评家们自有他们的选择。但是网络传播中却出现了这样的困惑，由于网络媒介信息量无限承载的特性决定了文学创作及作品的浩大繁多，文学批评的对象变得无法统一与确定。在网络中读到的作品从来源、作者到体裁、艺术形式都和传统媒介完全不同，因而，在传统的文学秩序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选择文学批评的对象首先就成了问题。另外，从某种程度而言，网络传播的消费性、娱乐性和虚拟性导致人们的文化品位下降，使人热衷于对个人利益得失、享受优劣的计较和关切，淡化了对整体人类社会和个人生命意义的关怀，失去了文化的、历史的、生命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道德沦丧、精神空虚和文化自绝的迹象。网络传播的这种特性对于网络文学批评文本的内容选择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传统文学批评一向是以经典、深刻、意义深远等作为批评文本的选择标准的，而网络的大众化、趣味至上的特性使经典边缘化，通俗中心化。以往的经典作家作品在网络当中很少得到关注，而背离经典，趋于趣味与通俗，甚至黄色下流的边缘作品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哪些人是好的作家，什么才是好作品，已经不由批评权成们说了算，网络世界自有一套评判体系。
网络传播的自由性也消解了文学批评的精英意识，改变了批评的基本方式。传统的文学批评因其教导性、启蒙性，从而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的专业批评模式。网络文学批评的大众化，不仅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批评主体，而且批评由居高的位置下移，使创作和欣赏处在同样的地位上。“启蒙与教导”的意识没有了，既然人人得以参与，文学批评开始向原始的口头批评回归。纵情于表达自己，放任自我，旨在于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简短的直感式的“灌水”和“板砖”成了网络文学批评的常见形式。批评基本不需要长篇大论，要的是即时跟帖。传统的对已经发表的文章进行事后批评的形式已经落后，在线评论的特性使得批评形式活泼短小，一句话可以，三言两语也可以。有的甚至于不用评论作品如何，只是嘘寒问暖或肆意地笑谑也自成一派。特定的长度，充分口语化、生活化的形式，新颖独特或幽默有趣，甚或粗俗、“无意义”，就成了网络文学批评所能归纳出来的特征。
受“趣味中心主义”的影响，网络文学批评一方面避开传统、正统或权威认定的神圣、崇高的作品，依据自己的快感和兴趣选择非崇高、非神圣的，所谓“通俗”的，乃至“浅薄”的作品作为批评对象。另一方面在批评的角度、兴趣的中心，或是批评的方式上，也与传统的文学批评不同。网络文学批评大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生活经验乃至自己当下的感受和情绪而进行评判，而不理会各种思想的、政治的、历史的、逻辑的、美学的乃至真实的传统批评准则。网络文学批评的范围与传统批评相比较实在是大为扩展了，比如把批评的视角扩大到作家的婚姻生活、逸闻趣事，但以往严肃深刻以作品为中心的主题文学批评在网络当中却很少受人关注。
可以看到，在网络文学批评中，传统的批评标准仍然存在。但是由于传统批评的权威地位被消解，由于新旧不同的批评标准的共在造成自说自话，众声喧哗。我们突然发现网络文学批评在迫不及待地抛弃过去的时候，尚未构建起新的批评秩序。
四、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的自由与困境
文学源于人类对自由理想的渴望，自由则是互联网的精神表征。因而，“自由”成为文学与网络灵犀互通的桥梁，是艺术与电子媒介结缘的精神纽带。传统的文学批评可以名之为“戴着镣铐的舞蹈”。批评家们总是试图摆脱种种来自外界的干扰(政治的、权利的、法律的等等)，以争取到德里达名之为“可以讲述一切”的权利，取得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自由。传统媒介时代对于文字自由的这种要求，有时甚至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够实现，而且至今并没有达到人们理想的境界，但这种要求在网络媒介时代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由网络虚拟空间形成的交互性、开放性、共享性、实时性和匿名性特征，使人们获得了“媒体自由和话语权的解放”。网络文学最核心的人文本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性。网络解放了以往艺术创作中的某些不自由，为文学舒展自我提供了理想的精神空间。网络文学批评与人类社会已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形式相比，是最自由、最民主的批评。人们聚集在“赛博广场”的空间里，尽情地展现，喧哗，喊叫。日常生活中束缚人们的种种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律条暂时可以放下，人们也不再有身份、地位、等级。自由写作已经不再是问题，任何人可以用任何方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
绪和感受。在互联网的自由空间里发表文学评论不必考虑任何的压力，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权利；没有权威，没有限制，也没有必须服从的规范；人们的欣赏与反感、喜欢与厌恶、称颂与谩骂等都可以不加修饰地直接表达出来。因而有网民这样表示：“网络成为另一个世界，纯粹精神的世界……在IT的掩护下，你多多少少可以说些你想说的话，而不用挖个坑埋起来……你也终于能够发言，有人能倾听你的话语，话语的世界终于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机会，而这一次将不再靠金钱、权利、地位。”
以2006 2008年的轰动网络的众人齐评“赵丽华诗歌事件”为例：这被认为是网络时代参与者最多的一次文学事件，也是自1916年胡适、郭沫若新诗运动以来的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从2006年9月13日开始，一个叫“梨花教”的ID，在天涯社区的娱乐八卦论坛，发出一个题为“在教主赵丽华的英明领导下，‘梨花教’隆重成立”的主帖。帖子粘贴了赵丽华2002年之前的一些短诗作品，配上“鲁迅文学奖评委、国家一级女诗人”的标签到处转贴。有关回复不计其数，最终使得赵丽华红遍天涯，红上各大门户网站，并且进入寻常百姓家……不过三四天时间，就制造出了几十万人齐写“梨花体”，百万人齐评“梨花体”的壮观场面。人们以网络为主要基地，竞相表达自己的观点，掀起了阅读和评论的高潮，时间前后持续两年之久。在传统媒介中占据着权威位置的主流诗人，在网络媒介中却被如此多的大众怀疑，质问，讥讽，这本身就表现出传统文学批评中所未有过的自由、开放特质。
但是，“网络上的生存是一种没有重量的生存”这句话用来描述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在无约束的自由后面临的困境非常合适。惟其过于自由，文学批评变得没有承担。人们由传统的阵地来到这自由的国度中，显然有些眩晕，找不着北了。今天的网络文学批评当中，那些无名的，无约束的，无规范的，无技巧的，无责任的写作，以狂欢的方式浪潮般地涌向网络。网络在成为人人都可以进出的公共场所之后，网络文学批评也让传统的读者大开眼界，大吃一惊：有肆意诋毁、泄愤的，有寻求刺激的，有哗众取宠唯恐不够搞笑的，也有冷口冷面摆出酷状的……传统的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化、专业化的文学批评在网络中鲜觅踪迹。批评的尺度与规范的缺失导致网络文学批评在某些时候沦为自说白话甚至是胡言乱语。从百万人齐评“梨花体”可以看到，许多批评完全属于肆意的笑谑，用语随心所欲且不时有粗俗表述，甚至出现无意义的攻讦，这显然背离了文学批评的原旨。
这时，我们对网络文学批评过度的自由产生了怀疑：因为没有任何规则和尺度的自由只能走向混乱和无序，文学批评如果丧失了对精神价值的关注和对美学趣味的追求，还能称之为批评吗?
五、网络环境中文学批评亟需新尺度
“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起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认为：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对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至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并且为其改变。从今天网络媒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上看，我们不得不佩服麦克卢汉的先见。
正是由于网络媒介权利的无限扩张和无限自由，使得人们在文学批评中刻意强调自身，以及追求在巨大的传播活动中的观赏性，因为只有不断满足网络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益，适应大众传媒的技术性要求，文学批评才会被纳入传媒制度的保护之下，并被赋之以“意义”。因此，传统的力图保持精神深度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在网络中并不受人认同。但是，极力附和庸常的网络文学批评显然背离了文学批评的原旨。
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批评的技术问题，显而易见，所有以上为网络文学批评提出的问题可都归结到网络媒介影响下的新的文学批评标准建立的问题。既有的文学批评准则已经显现出对网络文学的不适应，文学的秩序和关于文学的预设都被打破了。“什么是文学”，“如何开展文学批评”，这一问题在网络环境中又被重新突出。鉴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存精神指标的特性，所以，构建新的网络媒介时代的文学观、批评尺度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也是新的传媒时代中的一个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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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
网络文学批评 篇12
一、英美文学中文学批评的类型
针对英美文学中文学批评的类型来说,可以分成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英美文学中新批评理论。新批评的模式就是英美文学活动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这种模式的建立就是由美国的学者进行展现的,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新批评的内容主要就是按照文学本体论进行分析,这种文学本体论认为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就自身而言本身就存在着不可磨灭的价值,主体论自身主张对于文学作品进行正面客观的科学评价。并且,这种新批评在使用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文学自身语言含义上的表述,对于作品的语言内容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应该将文学作品的语境问题进行充分的融合,这种语境的融合,就是将文字的上下文、当时的写作环境以及历史的积累进行了进一步的综合展现。在文学分析的过程中,还应该将英美文学中常见的关键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2.英美文学中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在英美文学中批评强调的就是将文学内容中进行价值方面的衡量,对于作品的真实性、倾向性以及社会效果进行合理的比对与划分。文学作品就是按照生活的形式进行文字内容的展现,艺术形象以及情感表述可以与文学中的生活场景进行情况的融合。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应该将作者当时的生活状态进行全面的评价,准确的表述作者在当时的社会模式下拥有的立场以及观点,这种立场以及观点在现有的文学分析中对于社会的文学发展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批评的模式在英美文学作品中被十分广泛的运用。
3.英美文学中的文化学批评。在英美文学中进行文化学的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文学学的批评就是将文化整体上的关系与现实文化与其他人类社会的各项层次进行进一步的比较。这种文学的批评形式也在英美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与完善。
二、英美文学作品中文学批评的多元化特点
针对英美文学作品中文学批评的多元化特点来说,可以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分析和讨论:
1.批评文学与多种学科的紧密联系。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在文学内容的展现下,最突出的特点内容就是文学的知识与其多种学科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联系。英美文学中文学批评包含了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学科内容,并且,在这种学科内容中,还有了进一步的细化,将各个知识层面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与处理。除了以上的学科知识以外,还将专业性文化术语进行了进一步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形式使得批评文学在阅读的过程中更加具有耐人寻味的感觉。
2.提高了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注。在英美文学作品中有一项十分关键的特点内容就是在以往得批评过程中十分关注作者的分析方法,这种现象的产生就是在作品分析的过程中极大程度上将作品的本身以及读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关注。作品对于文章语言文字的分析也将会变得更加的深入。在之前的社会历史批评的过程中,对于评判作品的标准就是按照社会的效果尽心进一步的展现,重视文学内容中相关内容的联系与构建,作品在要求下就是将文学的内容面向大众,对于人们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进行正面的引导。
3.先进的批评方法以及理论。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很关键的一项内容就是先进批评方法以及理论的完善,这种全新内容的展现直接关系着一部作品的好与坏。全新的批评方式就是按照现实的英美文学内容进行全面的细读,这种根据文本的形式进行逐步的操作,具有十分强大的操作力量,这种新批评内容的实施,采取了全新的概念以及理论,将文学作品的语言以及要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类,将文学作品进行了集合性的统一构建。在该基础上,还应该将文学相关的结构模式进行广泛的展现,这种结构的落实就是将读者对于英美文学的兴趣程度进行进一步的提升,为人们展现更加全方位的新鲜感。
三、结语
使用这种批评的形式,将英美文学作品进行文学批评的渗透,按照多方面的内容进行广泛性的分析,这种批评形式不仅仅包含着各种文学知识以及方法,还将其他的学科知识进行了进一步的展现,为英美文学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保障,将英美文学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赵平.对英美文学中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探讨[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5,09:32.
[2]赵平.对英美文学中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探讨[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5,0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