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建构（共12篇）
网络文学建构 篇1
摘要：《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研究:以〈德伯家的苔丝〉汉译为例》并未将视野局限于翻译文学, 而是针对经典化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对立, 提出了经典度这一概念。作者以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踏实的学风, 深入探讨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独特品格, 提出了翻译文学经典具有复数性的新颖论断。
关键词：经典度,翻译文学经典,复数性
20世纪70年代, 英美高校围绕文学课程教学大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经典这一古老问题开始引发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不仅文学研究者十分关注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翻译研究者也以跨学科的敏锐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尽管经典化研究硕果累累, 但研究者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 其中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对立尤为突出。在经典化研究的两派针锋相对、莫衷一是之际, 笔者欣然读到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王恩科博士撰写的《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研究:以<德伯家的苔丝>汉译为例》 (以下简称《研究》) 一书。该书虽然以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 但不乏对经典化现象的深度思考, 尤其是经典度概念的提出, 为化解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矛盾, 帮助经典化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路径。同时, 《研究》提出了翻译文学经典具有复数性的新颖论断, 加深了我们对翻译文学经典及其建构的认识, 也为深化翻译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
1 理论创新之一:经典度——经典性与经典化之间的纽带
经典化或经典建构既涉及作品自身的内在品质, 也深受社会文化环境的种种影响, 如此众多的制约因素使得经典建构过程曲折复杂。由于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 经典化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流派。前者看重作品的内在品质在经典化中的奠基作用, 认为作品的经典化是作品的经典性使然, 例如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戏剧是“世界各种环境中以各种语言被阅读和表演”的经典, (2005:27) 其经典地位似乎不受跨语言、跨文化交流在内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与此相反, 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作品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 例如, “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的注释中明确地解释说, ‘经典化 (canonized) 清楚地强调, 经典地位是某种行动或者活动作用于某种材料的结果, 而不是该种材料‘本身’与生俱来的性质’ (Zohar 1990:26) , 即文本的文学地位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因素, 而非文本本身。” (王静、兰莉, 2010:105)
虽然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成分, 但过分夸大作品的内在因素或外在因素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 不仅在理论上很难自圆其说, 而且也与中外经典化的大量史实不相符合。如何汲取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各自的理论优势, 化解它们之间的理论分歧和对立, 就成了摆在学界面前一道难题。针对上述困惑, 《研究》提出了经典度的概念。
“所谓经典度, 就是人们对作品经典性的认识, 或者说是人们以各自特定的尺度对作品经典性进行度量所得出的结果。” (王恩科, 2014:24) “经典度既然是人们对经典性的认识, 因此在特定历史语境下, 经典度对经典性过高或过低的偏离就不足为怪了。” (王恩科, 2014:25) 与作为“作品内在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综合特征”的经典性相比, (王恩科, 2014:16) “经典度不仅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也抹不掉个人的印记, 从而呈现出较强的主观色彩和动态特征。” (王恩科, 2014:24) 由此可见, 经典度不同于经典性, 它是经典性的折射;同样, 经典度也不同于经典化, 它是经典化的“风向标”。 (王恩科, 2014:25)
与动态性极强的经典度相比, 经典化有其公认的标记, 例如“不断刊印、被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充分研讨、收编在选读本中、作为文学名著列入学校的课程和教材”等。 (王恩科, 2014:12) 经典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能否顺利完成经典化, 但经典度高并不一定保证作品就能完成经典化。如《金瓶梅》在我国学界长期备受关注, 也以其卓越的艺术性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 并于上世纪初就被翻译成英语, 但在我国却至今未进入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 远远没有实现经典化。
可见, 经典度一头连着经典性, 一头连着经典化, 成为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桥梁。正是在这一理论纽带的连接下, 以往经典化研究中彼此孤立的经典性与经典化才有了相互作用的渠道。这一渠道的疏通, 使我们能够合理解释为什么有些作品, 早期默默无闻, 许多年之后却荣登经典的宝座, 或曾经红极一时, 却在历史的风雨中黯然失色, 丧失其曾经拥有的光环。因此, 经典度概念的提出, 不仅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而且也为深化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在提出经典度概念之后, 《研究》对影响经典度的几个重要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使我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理论功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 理论创新之二:复数性——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翻译文学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 但跨文化、跨语言的特殊经历使得翻译文学经典与原创文学经典相比有其独特的品格。虽然以往的研究中, 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翻译文学经典跨文化、跨语言的特殊性, 但对其不同于原创文学经典的特点重视不够, 因此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清晰的表述。王恩科博士专注于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多年, 其早期的成果 (如“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一文)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翻译文学经典的复数性, 但其论断已经颇具雏形。随着研究的深入, 他对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有了明确的认识, 最终在这本《研究》中提出了翻译文学经典具有复数性的论断。
这一论断是与原创文学经典的唯一性 (即对于某部具体的经典作品而言, 不可能有体裁相同、内容和风格高度相似的另一部作品也成为经典) 相对而言的。对此, 《研究》以《三国演义》与《水煮三国》为例予以说明。“《三国演义》自罗贯中写成之后, 就像雕刻家刀下完工的艺术品一样, 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刻。……如果《水煮三国》有朝一日成为文学经典, 那么它或者与《三国演义》共享经典的殊荣, 或者将其取而代之, 但无论如何它始终不会是《三国演义》本身。” (王恩科, 2014:71) “翻译文学经典的这种复数性特点是由翻译性质决定的”。 (王恩科, 2014:229)
《研究》从“内容相同”、“译文语言相似”、“译者之间的竞争”、“译本的接受”和“重译的启示”几个方面阐释了翻译文学经典的复数性。在“译文语言相似”部分, 《研究》以逐句对照的方式, 比对了张谷若《德伯家的苔丝》三个译本的第一至第三章, 发现在11000-13000字 (不计标点) 、1400-1500句的语料中, 完全相同的句子达到32.32%, 包括相同句子在内的高度相似的句子达到62.24%。《研究》还以同样的方式统计了傅雷《高老头》三个译本, 在语料样本为张谷若译本语料样本一半的情况下 (傅译《高老头》译本字数不足张译《德伯家的苔丝》译本字数的一半) , 发现完全相同的句子达到37.06%, 包括相同句子在内的高度相似的句子达到57.58%。张谷若和傅雷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 他们都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分别三译《德伯家的苔丝》和《高老头》, 不仅为我国读者奉献出经典译本, 而且三个译本的高度相似也为翻译文学经典的复数性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佐证。
对于翻译文学经典的复数性特点, 《研究》既立足译本的实际, 也没有忽视逻辑上的推理。“假如把翻译文学经典建构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语境中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其中的经典杰作至今还没有经典译作出现, 这并不能排除今后出现经典译作的可能性;如果它已经有了经典译作, 同样也不能排除未来会出现新的经典译作。” (王恩科, 2014:229) 翻译文学经典具有复数性特点的论断, 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翻译文学经典的认识, 也丰富了经典化研究的理论成果。
3 批判意识与踏实学风的高度结合
批判意识是理论创新的动力, 踏实学风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而两者高度结合在《研究》之中得以充分展现。
尽管张谷若的译本《德伯家的苔丝》进入了2000年教育部为中文专业推荐的100本阅读书目 (其中22本为翻译文学作品) , 但译本中方言的使用却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批评。虽然批评者所列举的个别例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撑其论点, 但其理论上的不严谨甚至矛盾却鲜有学者指出。例如, 傅雷曾说:“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 用在译文中, 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 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少反对方言互译的研究者经常引用这句名言。但是, 《研究》认为, 傅雷的论述不仅不合逻辑, 而且还使用了双重标准, 因而缺乏说服力。
汉语中的某种方言只是中国某个区域通行的语言, 使用该方言的人只是中国某地的人。既然译文中使用这种方言就会“变外国人为中国人”, 那么译文如果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外国人就会变成什么呢?难道就成了全球华人或者超中国人吗?其次在标准语与方言的使用效果上使用双重标准。如果抛开言说内容, 仅就言说方式而言, 翻译无论如何都是“变外国人为中国人”。譬如, 巴尔扎克了解中国吗?他会说汉语吗?广受学界和读者好评的《高老头》中译本难道是巴尔扎克直接用中文写作的吗?如果不把巴尔扎克变成会说汉语的中国人, 普通民众能了解这位法国文学大师吗?正如谢天振指出的那样, “每当我们捧着 (举例说) 傅雷翻译的《高老头》开卷启读时, 我们往往只想到自己是在读巴尔扎克的作品, 却忽视了一个十分简单却又非常根本性的事实:巴尔扎克怎么可能用中文写作?……这时站在我们面前的巴尔扎克也已不是法国的那个巴尔扎克了, 而是穿上了中国翻译家傅雷为他‘缝制’的中国外衣的、已经中国化了的巴尔扎克”。 (王恩科, 2014:179)
一些研究者引用哈蒂姆和梅森《语篇与译者》的一个例子反对方言互译。《研究》则质疑道:
不少人在引用这个例子反对方言互译时, 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其中这样的细微差异, 那就是俄国农民的方言属于哈蒂姆和梅森划分的五种方言之一——社会阶层方言 (social dialect) , 但苏格兰方言显然属于另一种, 即地域方言 (geographical dialect)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用地域方言翻译社会阶层方言能达到预期效果吗?如果当时的译者使用了英国农民的方言, 即与俄国农民的方言属于同一类型的方言, 不知结果会如何呢? (王恩科, 2014:184-185)
张谷若译本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也是一些研究者批评的对象。《研究》通过抽样对比, 分析了张谷若三个译本与《红楼梦》中四字格的使用情况, 发现每百字中四字格的使用, 《红楼梦》是张谷若1936年译本的1.67倍, 1957年译本的2.97倍, 1984年译本的1.81倍;四字格的连用, 《红楼梦》在个别情况下是张谷若译本的5倍。
批判意识与踏实学风的高度结合是《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上述例证仅仅是较为明显个别事例。
4 结束语
《研究》是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研究的一部新作, 也是一部力作。《研究》并未将视野局限于翻译文学, 而是针对经典化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对立, 提出了经典度这一概念, 不仅有助于化解上述两种流派的分歧, 而且为深化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作者以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踏实的学风, 深入探讨了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独特品格, 提出了翻译文学经典具有复数性的新颖论断, 使我们对翻译文学经典及其建构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也丰富了翻译文学批评理论。当然, 《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如第四章与第五章在内容略有交叉, 不能不影响论证的力度。
参考文献
[1] (美) 布鲁姆 (Bloom, H) 著, 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2]王恩科.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J].长安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11 (4) :115-120.
[3]王恩科.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研究:以德伯家的苔丝汉译为例[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4]王静, 兰莉.翻译经典的构建——以梁译莎士比亚全集为例[J].外语教学, 2010 (1) :104-108.
网络文学建构 篇2
试论网络道德规范的建构
网络社会无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网络道德规范的缺失.本文结合网络道德自身的特点,着重从网络道德规范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几个方面,初步构画应当建立的网络道德规范,以求对网络道德建设有所裨益.
作 者：吕本修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山东济南,250021刊 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CHE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分类号：B82关键词：网络道德 网络道德规范
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 篇3
关键词：家族文学；文学世家；研究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着眼点一般都会放在作者本身的经历上、作者文笔的风格上。经常会忽略文学现象背后的家族文学史的研究与构建。如今，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并且逐步形成了研究的热潮。
一、文学世家对家族文学的影响
以文立家，重视家学是文学世家的共同特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儒业”。从大方向看，所谓“儒业”一般可归纳为两种意思。一种是符合传统经世治国道德理想的事业，另一种是穷究经书典籍的读书活动。表面上看这像是两种意思，两个方向。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关系。从第一种意义上来看，可以把它当做一般士人对体制内身份的努力追求，是能够体现其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实现其生命意义的价值体现。而从第二种意义上来看，可以把它当做一般士人实现目的和价值的过程，通过这样一种过程，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了解世人，发现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将求知转变成求真，并且达到一定的境界。综上所述，儒业是将中国儒家思想，以更加直观，更加具有操作性质的方式，提出可行性方向，并且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1]。因此，儒业成为了文学世家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符合古人道德思想，顺应时代的重要文化产物。
家族文学与文学世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仅各自都在文学领域散发着各自的光芒，同时又互相的有所交集，并且互相影响着各自的发展进程。由于很多文学家族起始于寒门氏族，所以往往很多文学家族会将“依靠文学壮大家族门第”、“依靠文学维持家族声誉”、“依靠文学培养家族成员道德教养”等，种种这样的高尚信念，作为不断传承下去的动力源泉。而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正是使得文学家族能够得以成为显赫家族的重要条件[2]。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精神层次上的培养，对于家族文学史构建的研究与探讨，提供了为其探索的意义。
对家族文学史的研究，主要是想从其家族的文学背景中寻找到，其家族何以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在哪里，其中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深思并且可以借鉴来用的。所以想要研究家族文学史，必须要先从了解文学世家的从无到有开始做起，要针对某一文学世家作为起点，分析其特点，并在其世家的发展实际情况当中，查找其家族对于文学的信念在哪里，而其家族的后人是否很好的传承了其家族的信念，并且是否得以将其发扬光大。只有将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才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客观的给予评价。并且，在家族历史概念的基础上，经过重组和重释，可以从中找到新的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学意涵。能够更好的呈现出其中包含的应对性、传承性、开放性。所以说，文学世家的背景经历，对于家族文学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影响和实际意义[3]。
二、家族文学的兴衰
家族文学不是凭一己之力所能构成的，而是文学世家中的成员，在岁月的洗礼中不断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家族谱系的确立，对于家族文学史的构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家族谱系一旦梳理出来，可以确立每位作家在家族文学中的重要定位，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家族文学批评尺度。而将这些条件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才能看清家族文学的基本文学概貌。
家族文学的兴衰，主要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家族文学会出现阶段性变化。文学世家的族人，在经历环境变故之时，其心路历程的转变，直接影响着家族文学风格的变化。同时，由于家族的盛衰荣辱，强烈的影响和制约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在研究和探索家族文学的兴衰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让人们知道作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选择的结果，使家族文学走向了兴盛或是衰落，是顺应时代的必然产物，还是在逆境中产生的顽强意识形态。也是探讨历史时代动因，社会根源的有效参考。
三、家族文学史构建与研究
构建家族文学史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首先，应该先从精确时间坐标开始。因为这会影响到家族文学史与历史环境的关系，从而影响作者的判断。然后，应该具备双重视角，由于很多文学大家都具有双重身份，社会身份与家庭身份。在面对作者不同身份的转换时，应该考虑作者在历史中的判断和作为，是不同身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还是履行单一角色时的责任，从而影响了作者的观念及理想。最后，时期的划分可以有效的将家族文学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从中找到家族文学的阶段性发展与兴衰变革。
四、结论
文学世家的研究，可以还原历史背景，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文学环境领域。通过历史聚焦，家族文学史的构建，可以帮助人们知道，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兴衰与变迁。
参考文献：
[1]沈如泉.理论创新与考证求实兼备——评李朝军著《家族文学史的建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159-160.
[2]潘殊闲.新型文学史的开创，文学世家研究的力作——评李朝军著《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5，01：119-120.
美丽河南网络形象建构研究 篇4
(一)美丽河南网络形象的内涵和本质
“形象一般来说是主体在客体心目中相对完整而稳定的印象”。[1]营销学上,“形象”应具有“标志性”、“评价”及“期望”等信息和功能。“形象”是一种无形资产,在商品经济中,产品形象的建构有三个维度:知名度、公信度和美誉度,这三个维度的提升将会对目标消费群体的购买和消费行为产生强大的驱动力。传播渠道有人际传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碑效应”,而更大更广泛的渠道主要在传统的报、广、电等媒介和互联网新媒介中开展,营销形象建构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建构媒介形象。
河南形象作为一种地域形象,存在于三个层面:实体层面、媒介层面、认知层面。在网络传播视域下,实体是根本,媒介是主要手段,认知是结果。形象的塑造是从实体形象,到媒介形象,再到认知形象,最后在公众头脑中形成整体、固定的印象和观念,产生认同和作为,这才是实现形象建构的全过程。
美丽河南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中“软河南”影响力的重要体现。美丽河南网络形象是指河南的生态美、社会美和人性美在网民心目中所形成的整体印象和认知,这其中既有美好现实的展现和感染,更有广大网民通过接受信息、参与讨论形成爱护家园的共同认知,拿出实际行动,成为美丽河南建设的中坚力量,在全社会,乃至国际上进一步扩大影响,达到构建形象的目的。
(二)美丽河南形象的重要作用
1.塑造美丽河南网络形象,有助于增强政府和网民的互动,凝聚人心,提高吸引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提高政府网络问政、施政能力,消弭官民不信任心态,增加互信,提高舆情危机处理能力;2. 有利于提升河南媒体特别是在网络传播方面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强与省外、国外网络媒体的联动能力;有利于提升美丽河南形象,有助于展现河南的实力、美丽和魅力,提高旅游、投资、务工和定居的吸引力,优化河南的生态、发展环境,加强与兄弟省市就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展开交流和借鉴,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二、网络传播视域下美丽河南形象的构建路径
(一)加强河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形象的根基
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包含生态美、社会美和人性美。生态美是塑造美丽形象的基础,首先要加快河南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贯彻落实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和部署,出台《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工程规划(2013-2017年)》,使河南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大地更加生机盎然,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为河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更加优美和谐的生态环境。[2]出台《河南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在全省构建生态经济、资源保障、环境安全、自然生态、生态人居、生态文化体系等六大生态体系。[3]要将生态效益和绿色发展纳入干部考核制度,增加生态文明在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中的权重,树立领导干部正确的政绩观,加大追责力度。
其次,加快河南生态省建设,提高生态建设质量,重点打造生态景观、生态廊道、绿色围城,提升生态文化品位、保护环境,发展生态产业,实现生态建设的经济调节机制,通过绿化、美化展示生态城市风采,不断提高绿化质量和生态品位,为建设创新开放、富裕文明、平安和谐、生态宜居河南作出新的贡献。
再次,打造河南“美丽交通”,努力建设“绿色低碳交运体系”,逐步把河南交通打造成为集约、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美丽交通”,治好城市病、交通病、污染病。要转变传统的交通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不仅重视道路修建,还要注重道路养护,把规模、速度与成本、质量和效益统筹兼顾。深入推广、应用节能减排项目,如“八挂来网”“、太阳能供电技术“、中原绿色客运新干线”和“照明节能工程”等节能减排项目,淘汰老、破、旧和高耗能、高排放车辆,更新、改装天然气客车,积极推动出租车和公交车油改气、混合动力改造。郑州市BRT公交车辆全部采用纯电动或混合动力,新乡市投入100辆纯电动出租车投入运营,这都为交通节能减排产生了积极意义。[4]
最后,创新发展“美丽乡村”,把生态和宜居有效融入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加大乡村生态亮点建设力度,打造一批现代农村时代精神教育型、休闲观光和养生写生型、农事农趣体验型、民俗文化体验型特色乡村生态资源,如建设洛阳重渡沟和郑州樱桃沟等生态、宜居、旅游乡村,形成品牌效应。加快乡村环境治理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绿化、美化和亮化工作,全面改善生态环境。
(二)善用网络媒体塑造美丽形象
1.要媒介联动加强生态文明网络宣传教育
在内容上,做好中央、省委关于转变发展方式、践行低碳生活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形成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理念和习惯;培养和提升生态伦理道德,唤醒生态良知,增强生态责任,热爱环境尊重规律,保护生态防治污染,节能低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绿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网民媒介素养,使广大网民形成一种基本认知、解读、研判、理性传播的网络使用能力,培养河南人的集体感和荣誉感,形成主动维护河南美丽形象的良好氛围。在传播方式上,针对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主流媒体网站创办生态河南类网络栏目,在微博、微信上注册专题账号,用好传统媒体网站的公信力资源和新媒体的互动优势做文章,邀请广大网民参与、互动和支持,群策群力,引导思潮和舆情。在网络传播中,组织公共话题引发公众对美丽河南的关注和参与,美丽河南形象的建构既是媒体的传播活动,也是深入开展的一项社会活动。目前有关“美丽河南”的议题已经从门户网站到社交网站,从新闻报道到博客、微信,成为网友较关注的热点,如百度搜索“美丽河南”找到相关结果约9,670,000个,第一条结果就是腾讯·大豫网的美丽河南专题页面。腾讯微博开展“美丽河南与你共赏”图片稿件征集活动,参与话题# 美丽河南# 的微博多达5 万条,网友纷纷记录、分享身边的美丽,展示了人文河南、自然河南、发展河南的良好形象。
2.加强美丽形象的网络影像艺术传播
影像艺术是实体的能动反映,经过技术处理和艺术处理的影像往往比实物更引人注目、更美丽、更有说服力。彰显河南生态、美丽、文明的影像艺术作品,极大提升河南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地位。通过丰富、具体、真实可感的视觉体验,将造就最直接、最形象的美丽河南。《记忆中原,老家河南》是介绍河南城市、人文的一部短片,不仅对河南的旅游资源、美丽形象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介作用,而且传达出河南作为中华文化之源厚重的历史、文化、亲情气息。《加油!河南》走遍郑州大街小巷,展示了河南厚重历史和现代城市面貌,通过各色人物、各种视角展现美丽河南的不同形象维度,成就了河南的“时尚、大气、包容、开放”的美好形象。
3.塑造美丽形象的广告战略
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网络广告通过精心的策划和独特的创意,有较大的艺术表现空间,以独特视角,更直观、更具体、更灵活、更生动地宣传河南、展示河南,多层次、多渠道、大容量、高密度的广告传播,使河南人的精神风貌、河南人的思想文化内涵、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河南科学发展、生态、旅游的新形象都可以得到深度挖掘和充分展现,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恒久的印象。利用好山水、自然保护区、人文等美丽品牌的生态文明优势,加强宣传中原文明、文物古迹、河洛山川、禅宗少林、人物风情、戏曲饮食、商业交通等特色。充分利用媒体营造良好氛围,用优秀的公益广告和诚意的沟通传播消除雾霾、治理拥堵、节约能源、降低排放的实际作为,给群众信心和希望,赢得群众欢呼、支持和配合,在全社会建立和加强对河南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形象。
4.构建网络问政和谐生态
营建开明、制度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优化网络问政政绩考核标准,促进政府在网络问政中的作为和进步,及时回应和处理,实现从“问政”到“施政”的转变。丰富问政形式,进一步提高在线对话、网络发言人制、“留言板”的完善度,变“政府管理”为“社会管理”;加强教育和引导,提高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培养良好的责任意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理性、客观、热情、负责地参与网络问政。借鉴云端技术、大数据理念,创新建设“网络问政云平台”。主流媒体搭建互动平台、网上网下合一,合力打造具备公信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网络问政全媒体大平台,邀请广大网民参与、互动和支持,群策群力,呵护碧水蓝天,共建美丽家园。
三、美丽河南网络形象建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河南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不少制约因素,“硬河南”建设实力不足,让传播和构建美丽形象缺少了足够的底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约束增强、环境压力加大等矛盾仍然突出;二是民主和监督监管制度的缺乏,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环境违法难以得到有效处理。工程建设单位无视环保要求,寄望于在环评中投机取巧、瞒天过海,结果不是贻误工程,就是破坏环境,贻害社会;三是民众参与美丽河南建设的意识和动力不足,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社会和民众的支持,如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则难以取得实效,难以扎根于社会生活中;四是人多地少、发展不均衡和基础设施落后所造成的城市病、交通病、污染病等问题,制约着不以牺牲农业和环境、走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的“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
(二)网络传播战场也并非给力,主要表现在:1.宣传手法单一,有的美丽形象传播采用一部形象片宣传片“吃遍天”的方式,挂在网上成为摆设。微博、微信内容常年不更新,缺乏鲜活的生态文艺作品,访问量和互动不足,不能很好地吸引受众关注,唤起大众生态文明意识;2.缺乏精准整体的传播策略和传播策略,从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从中部崛起到务实河南,从历史文化到生态文明,一段时期一个定位,传播手段也相对单一,无法产生持久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传播相互模仿,内容投放无法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需求;3.网络人际传播和互动不够重视,网络媒介素养仍需提高。
四、美丽河南形象国际化的思考
(一)加强全球环保合作
首先,积极拓展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的合作。开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领域相关合作,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能力建设及相关政策、技术路线研究、气候变化立法研究等,建立了气候变化领域对话和合作机制;其次,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建立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加强在气象卫星监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合作,援建清洁能源和环保项目,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
(二)凭借中国外文媒体的传播效力
国内外文媒体是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国内的外籍人士最常浏览的媒体,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外文媒体这个传播渠道,重视对国内外籍人士的宣传,通过国内外文媒体这个窗口进行形象传播能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应扩大外文在互联网的应用,例如在大河网、大豫网上增设外文频道,或在一些旅游、美食、娱乐、时尚等栏目的视频中加上外文字幕,或加上外文简介,加大有关美丽形象的信息资源在国内外文网站上的投放。
(三)加强与国外网络媒体的合作
尝试创办门户网站的外文频道,并加强与国外网络媒体的联合报道,突出生态和文化品牌,对外输出美丽河南形象。举办各种活动,邀请和组织国外大型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等进行报道和互动,展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现河南文化优势、旅游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让世界通过互联网看到一个美丽的河南、温馨的河南、文明的河南。派出精兵强将“走出国门”举行系列宣传推介活动,广泛联络沟通在国外的河南籍乡亲,充分发挥国际人脉优势,倡导大家积极投身河南与各国之间各领域的合作交流,为河南举办的各项活动扩大国际影响牵线搭桥,为全面提升河南整体国际形象作出贡献。
摘要：美丽河南网络形象是展现“软河南”影响力的重要平台,通过塑造形象凝聚人心,引导广大网民形成保护生态、爱护家园的共识,积极投身到美丽河南的建设,其构建路径包括:通过加快制度建设、生态省建设,打造美丽交通和美丽乡村来加强河南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宣传教育、网络影像、广告战略、网络问政等多维角度推动网络形象塑造。提升美丽河南网络形象有助于展现河南的实力、美丽和魅力,提高旅游、投资、务工和定居的吸引力,优化河南的生态、发展环境,加强与兄弟省市、国内外就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展开交流和借鉴,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网络文学建构 篇5
建构主义理论对网络英语教学的启示
在分析建构主义理论及其与网络英语教学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建构主义理论对网络英语教学的启示,以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网络英语教学实践进行有效地指导.
作 者：黄理坚 作者单位：湛江市广播电视大学,广东,湛江,524003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10)分类号：H3关键词：建构主义理论 认知 网络英语教学
饮酒习俗如何建构信任网络 篇6
关键词：农牧交错带；跨族群内聚；“饮酒即信任”；“信号传递—合作模型”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066-11
“失礼则求诸野”
——《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六十二》
一、我从来不信任一个不喝酒的人
“我从来不信任一个不喝酒的人”。这是扮演过1939年《驿站马车》电影主角的美国“公爵”约翰·韦恩的著名言论。约翰·韦恩在西部片和战争片中以“硬汉”形象而出名，他是那个时代美国人的典范，一个孤僻、诚实、实干的人。①①参见Matthew Simpson ，Norman Xin：《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下），《新东方英语（大学版） 》2009年第6期。无独有偶，早期的孔子也指出“木、讷、刚、毅近于仁”，欣赏“讷于言而敏于行”者。对此展开的讨论，可参见王勇：《“部落道德”的移情想象——我读〈论语〉》，未刊稿。
其实，将喝酒与人品联系起来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这是一尊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的彩陶双连壶（见图1）。这件造型别致的艺术作品是1972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北郊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房基内出土的。作品高21厘米，口径20厘米，泥质彩陶，两壶并列，敞口、束领、橄榄形腹、平底，腹部相连处有一椭圆形口相通，表示双方互相信任大胆喝酒，正可谓“生死之交一壶酒”[1]。据说当时是部落之间结盟时，部落首领共举对饮时专用的酒具，具有祈愿和平共处、永结同心之意。虽然今天的人们已不用这样的酒具喝酒了，但是，同样的风俗在今天却仍然鲜活地延续着——这就是喝“交杯酒”（见图1、图2）。
图1图2通过饮酒来考察人品、评估“交情”，进而选择值得信赖的交往对象，其实已成为人们的潜意识，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都有深厚的传统。在中国民间，常有“酒品如人品”的说法。为什么饮酒如此重要？饮酒及其习俗在建立和维系人际信任中，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至今还没有一个有深度的学理上的解释。
从大历史视角来看，“喝酒即信任”关联性强度的增加可能是随着社会流动，即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转型时出现的。因为，陌生化程度较高或流动性程度较高的社会，人们之间在进行初始的合作性交往或“结盟”时，通常需要支付更高的“信任成本”。“生死之交一壶酒”之彩陶双连壶之所以出土于中原，乃是因为5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是从众多的“牧耕部落”走向“部落联盟”的时代，也就是血缘社会开始向地缘社会缓慢转型的时代。那时，部落之间，尤其是部落首领之间需要某种特别的介质来增加彼此之间的心理“粘合度”，于是，（昂贵的）饮酒作为一种表达忠诚与信任的“信号”便应运而生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酒的典故正是“尧舜千钟”，那时，仰韶文化遗址所在地的大河村粮食充足，酿酒技术已取得突破，酒的批量生产和供应成为可能，从而使酒成了时尚饮品——人们首次喝到了“粮食的精华”（西方人谓之“液体面包”）。对于饥饿尚有鲜活记忆的初民社会的人们来讲，用“粮食的精华”来招待朋友，是何等的奢华，是何等高昂的信号成本！
为什么作为酒文化原产地的中原，在今天好像“让位”于西部或西北民族地区了？盖因于后来的“农业帝国”①①赵鼎新对大中国草原政体与农业政体即“游牧部落”与“农业帝国”之关系有最新的研究，相关研究已收入赵鼎新的新著《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的形成及其对民间酒文化的或多或少的排斥。比如，西汉帝国就规定了“群饮罪”——对聚众饮酒者要以罪论处。当然，此前的周初基于商灭亡的教训，就要求官吏勤于政务，不要饮酒，对聚众饮酒者也是以罪论处。所以，典型的、成熟的农耕政权是不能容忍具有游牧民习俗（“胡风”）的豪饮或群饮之风的。这可能与政权建立之初，官方对不可控的民间“信任网络”的兴起的担忧有关。②②关于“信任网络”界定及其与政府统治之间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可参见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一书。在本书中查尔斯·蒂利将信任网络界定为：“信任网络由网状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由强大的关系纽带所凝聚，信任网络成员将弥足珍贵的、利害攸关的资源和长期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信任网络之迥异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就在于它构成了对失信的常规化控制、构成了对失误和失败的常规化预防。”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从本质上是不允许帝国疆域内有不可控的各种“信任网络”的存在的。在早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喝酒与民间信任网络的兴起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可以说，真正源起于中原的“饮酒即信任”文化，后来已被“挤出”中原，现在是主要存留于曾经的“四夷”之地了。当然，现在存留于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的官场或官商场之中的“饮酒即信任”文化，显然已不同于纯粹的西北民族地区的民间“饮酒即信任”文化了，前者旨在“寻租或垄断”，后者只是为了“结社或结群”（形成自发的、无中心的信任网络）。
二、跨族群村落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青海省互助县尕寺加村的经验观察
在今天，仍然活跃于青海省互助县东河乡尕寺加村的村落习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信任网络”是一个难得的研究个案。东河乡尕寺加村所在的青海省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是土族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当然，现在县域内以汉族为主，土族约占总人口的17%，还有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东和乡位于互助县北部的祁连山支脉——达坂山南麓，距县城威远镇北部12公里处，东接东沟乡，北靠达板山，南通威远镇，西北连林川乡，威北公路穿乡而过，是通往北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门户。海拔在2 600米至4 200米之间。昼夜温差大，气候冷凉，年平均气温2-3℃，无霜期60-110天，年降水量550毫米，且分布不均匀，北部地区降雨量较多，南部地区降雨量较少。夏季冰雹灾害严重，秋季有霜冻现象。主要河流为发源于达坂山的柏木峡河，属湟水水系。整个地形三面环山中部地势开阔，呈“七梁八沟一滩”之势。全乡共有17个村，107个生产合作社，2010年底全乡有4 157户，17 193人，主要有汉、藏、土、蒙古4种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数17%。其中，东和乡尕寺加村有村民330多户，其中以汉族人口为主。①①李占红：《河陇地区村落共同体整合中的民间规范——从青海省互助县东河乡尕寺加村的“豪饮畅谈”习俗切入》，未刊稿。
互助县的众多村落，大多具有“跨族群内聚”的特征，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是其中之一。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为40多户，28户为土族，9户为藏族，10户为汉族。在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都体现出了一个自发的、无中心的“信任网络”的特征。比如，整个婚丧嫁娶中，所有的人员都是由村民来担任，很少有专业人员；在婚丧嫁娶等各种民间宴席上，负责跑堂的都是本组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隔壁邻居，而不会雇请外人或专业人士；账房一定是村里德高重的人来记录和收取礼金财务，主人会把婚丧嫁娶所需的费用全部委托给账房，当地人俗称“礼官”，“礼官”会全权负责整个婚丧嫁娶中的费用支出和礼金的收取，主人根本不会进行“过程监督”；主厨基本为村里人或者是村里的亲戚来担任，而不是饭店的主厨；如果哪家有人去世，整个村民小组的人都会来吊唁；往来的礼物多是砖茶、冰糖、馍馍等实物；宴席上都会安排2-3个侍者，当地俗称“执客”， “执客”都是村里酒量好的，划拳好的人来担任，其主要工作是坐在宴席旁边，陪客人喝酒；凡遇葬礼，在死者安放棺木的时候，由“大东”安排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抬放棺木，由于这种习俗习以为常，当地并没有人退缩或逃避的，在早晨4点左右，由8-20名村民抬棺，其余的几十人负责携带各种礼节用品。②②李占红：《河陇地区村落共同体整合中的民间规范——从青海省互助县东河乡尕寺加村的“豪饮畅谈”习俗切入》，未刊稿。
另外，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还实行组长“轮流当值”惯例。在这个村小组，由于村户居住距离较近，南北方向为800米，东西方向为1 200米，村小组组长由每户轮流担任，一般为男性，如果哪家的户主确实不想当组长，由他的邻居来担任，村小组组长基本是按照巷子的位置来确立，1户为1年，在这一年里，村小组组长的福利2亩地也由组长来种植，换届时间一般为秋收或者春种之前。③③李占红：《河陇地区村落共同体整合中的民间规范——从青海省互助县东河乡尕寺加村的“豪饮畅谈”习俗切入》，未刊稿。 显然，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的村民他们这样做，可能并不知道是“跨族群内聚”，村民似乎都已忘了自己的族别身份，心中存在的只是“村落共同体”。
体悟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的 “跨族群内聚”，使人不由得浮想联翩。互助县土族自治县，其实就是“跨族群联合自治县”。“互助”一词显然具有多重隐喻，既有较为抽象的政治愿景之意，也有具体而实在的社会或族群团结之意——这是最初的取名者所始料未及的。据记载，民国时期，青海省“改省分县”建政时（将青海省从此前的大“甘肃省”中分出），拿出“分县及其称谓”计划方案。当地文人士子，根据历史文化地理知识等，开始取“互乡县”。取名源自孔子《论语·述而篇》“互乡难与言，童子见”——主要根据是此地居住着汉、土、藏、蒙、回等多种民族，在相互日常交流中，时常出现语言沟通障碍等困难和问题。于是，期望“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篇》）意思是“互乡”这个多民族居住地方的人很难交流，但人家使自己清洁以求进步，就不要抓住他过去的缺点不放。后来，中央政府改“互乡县”为“互助县”，以取此地居住的各民族之间要“互助友爱”之寓意。品味“互助”两字的深刻内涵时，总觉得“互助”两字重如千钧，她已越越并包含了“友爱”“联合”“帮助”“协助”等词的含义。既符合儒家理想，也符合当地跨族群团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需求。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省民政厅调查，全县约八九千户，其中汉族约六千数百户，土民（族）约一千数百户，藏族二三百户，回族二百余户[2]。现在，这里确实成了跨族群内聚即信任网络的典范。
如果从“饮酒即信任”文化来透视，“互助”一词的双重隐喻便是——“互助酒里有互助”。“跨族群内聚”也好，“信任网络”也好，“村落共同体”也好，其实关键在于“互助”或“合作”。从社群内部的“互助”或“合作”的视角，就可以看出这个社群“自治化”的程度。当地的“互助”牌青稞系列酒被誉为“高原明珠，酒林奇葩”，由当地所产的青稞酿制而成。据记载，远在400余年前的明末清初，互助民间就有以青稞为原料用土法酿酒的历史。这种土法生产的青稞酒叫酩醯酒，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地的酿酒工艺进一步完善，以当地盛产的青稞为主要原料酿造出了清香甘美、醇厚爽口的威远烧酒，并逐步形成实力雄厚的“天佑德”“义永合”“世义德”“文玉合”“义合永”等八大作坊，其中以“天佑德”酿酒作坊最为著名。各地商贾纷纷赶着骡马，翻山越岭来此驮酒，沿途闻香而来的买酒者络绎不绝，因此，民间曾流传着“驮酒千里一路香，开坛十里游人醉”的佳话。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由于交通不便，村民在喝酒的时候往往出现“断酒”（没酒喝）的情况，农村小卖部的酒基本在一次喝酒的时候就会被喝光，所以在每家每户除了瓶装酒以外，家里都会备上一二十斤散装白酒。在婚丧嫁娶的时候，也是以喝散酒为主，不管家穷家富，都是如此。
可见，这里的“饮酒习俗”与“信任网络”之间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如果我们从抽象的层面提出这样的问题：跨族群的村落共同体是如何维系的？跨族群信任网络如何可能？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讲，像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这样的跨族群或多族群村落是很难实现内聚的。这方面的证伪理论反而很多，比如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理论，另外，托马斯·谢林的空间博弈导致“种族隔离”的理论也值得关注。2005 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曾在1971 年针对种族隔离问题进行过一个通俗的博弈论分析。他先假设一个拥有多种族混合居住的社区，在居民都不是完全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这一地区产生种族隔离的速度。他用了3个简明的图形来进行了分析。其中一幅即最左边一幅是混合居住的模型。不同种族的人住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有4个相同种族和4个不同种族的邻居。按照谢林的观点，这样的结构正好达成一个均衡，种族隔离不会发生。在第三幅即中间的图中，谢林描述了打破均衡的情况。他用一些红绿色以外的颜色的点代表打破均衡状态的“不满意者”，他们为了和更多的同族邻居住在一起而开始搬迁。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有一个或两个家庭会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同族而搬迁；3/5的家庭只有1个同族为邻居；6/8的家庭只有2个同族为邻居，而他们都将会因为同族邻居过少而开始搬迁。在右图中，谢林为我们展示了“不满意者”的搬迁最终带来的种族隔离的结果，红绿两个种族之间形成了一道鲜明的隔离线[3]。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跨族群内聚是不可能的。那么，跨族群村落是否可以通过寻求“共祖”或“共神”的途径来实现内聚呢？尽管在实践中有成功的个案——跨族群“祭祀圈”即认同一个共同的祖先；由单族群的“神祗”到跨族群的“村落神”。但是，在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却不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实现内聚的。当然，这里的民间一般也信奉神抵，即“神”，但是，范围极广，既有天地万物人格化的自然神，也有传说故事塑造的神，甚至还有社会凡人成仙得道的神（美国政治文化中，已将最初的GOD即上帝泛指为“神”，进而成为政治正确）。村里尽管有一个庙，但其实就是众神牌位的居所。
三、信号传递—合作模型：一个经典分析框架
那么，如何解释尕寺加村第五村小组这样的跨族群内聚现象呢？我觉得，“信号传递—合作模型”——埃里克·A·波斯纳开创性地构造出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富有解释力的。波斯纳的问题意识是：人们为什么会遵守社会规范？在波斯纳看来，所谓社会规范，是指存在于博弈均衡之中的行为常规（regularities）（行为的实然），即“活法”“行动中的规则”“实际规则”[4]。在一个具有重复博弈关系的社群中，人们之所以遵守社会规范，乃是为了向对方或社群其他成员发送自己是具有“低贴现率”的“好人”（或者“合作者”）的信号——“坏人”（或者“机会主义者”）通常表现出“高贴现率”。“由于好人就是比坏人对未来回报做出更高估价的人，一个信号就是：在加入某一关系之前先担负巨大的、可观察的成本” [4]27。“一个行动如果要想成为信号就必须是成本高昂的，这是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4]38 。根据“信号传递—合作模型”，如果你信任一个人，并使对方也确信，你就必须要向对方发送一个较为昂贵的信号，廉价的信号不足以使对方确信你对他真诚信任；同样，如果你要效忠于一个人，并使对方也确信，你也要向对方发送一个较为昂贵的信号，而不是廉价的信号。汉初韩婴的《韩诗外传·绝缨者言》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楚庄王赐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烛灭，有牵王后衣者。后扢冠缨而绝之，言于王曰：“今烛灭，有牵妾衣者，妾扢其缨而绝之。愿趣火视绝缨者。”王曰：“止！”立出令曰：“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为乐也。”于是冠缨无完者，不知王后所绝冠缨者谁。于是，王乃遂与群臣欢饮，乃罢。后吴兴师攻楚，有人常为应行合战者，五陷阵却敌，遂取大军之首而献之。王怪而问之曰：“寡人未尝有异于子，子何为于寡人厚也？”对曰：“臣，先殿上绝缨者也。当时宜以肝胆涂地；负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于臣之义，尚可为王破吴而强楚。”《诗》曰：“有璀者渊，萑苇淠淠。”言大者无所不容也。
这个故事中的军官叫唐狡，君王叫楚庄王。译成白话文，大意是：春秋时期，楚庄王有一次宴请文武大臣，一直喝到天黑。大家酒兴正浓，灯火突然熄灭。此时有一位喝醉了酒的大臣忘其所以，竟动手动脚，去拉楚庄王的宠姬的衣服。楚庄王的宠姬乘机把这位大臣帽子的红缨拔下来，并报告庄王说：“刚才灯火一灭，竟然有人来拉我的衣服，我把他的帽缨子拔下来拿在这里，请您叫人拿灯烛来看一看没有帽缨的人是谁。”楚庄王想了想，说：“我本是好意赐酒给他喝，结果使他醉后失礼，怎么好借他酒后失礼这个区区小节使这位勇士当堂出丑呢？”于是就对左右在座的人说：“今日大家陪我喝酒，请大家自动摘下帽缨，不摘下帽缨的就是表示对我不高兴了。”与会同饮的大臣有一百多人，听了楚王的吩咐，大家都把帽缨摘了下来，然后重新点亮灯烛，最后尽欢而散。
事隔2年，晋国与楚国发生战争。在交战中有一位大臣经常在楚王面前护卫楚王。5次交锋，这位大臣就5次首先打退敌人，最后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楚庄王觉得奇怪，就问这位大臣：“孤王德行浅薄，对你又没有过特殊的照顾，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坚决地护卫我呢？”那位大臣说：“我有死罪，两年前大王赐宴，我醉后失礼，是大王替我隐去罪过不忍杀我。我从来不敢不报大王的阴德。我常常想以粉身碎骨，用颈血来冲洗敌人已经很久了。我就是那天晚上被拔掉帽缨的人。”
在这里，君臣之间的信任与忠诚相辅相成，并相互强化。盖由于双方相互发送的信息都是极为昂贵的：楚庄王以其宠姬的贞洁为代价向自己的爱臣唐狡表达宽容即信任，唐狡却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替楚庄王誓死效忠。
浅谈文学空白艺术的建构 篇7
其一,在文学作品中以 “不言”或“少言”的方式营造语义上的朦胧与模糊来进行空白艺术的建构。譬如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这样 描写“东 家之子” 的美 :“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文中虽不着一“美”字,却尽得风流,此谓无言之美,意在言外。东家之子的美被空白艺术渲染得如真如幻。可是他到底有多长多短?著粉施朱后 又是多白 多赤 ?———空白。这种空白自然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和审美创造力。又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其结句为“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留有一处朦朦胧胧的空白,即白居易何以对琵琶女如此动情?诗人没有说下去,行文到处戛然而止。借助联想和回味,我们明了有这么几个原因。从名噪一时的长安歌女,冷落于萧瑟秋风、茫茫孤舟之中到昔日才冠京华的长安诗人,亦流泊于荒凉偏僻的黄芦苦竹之中,卧病于杜鹃啼血、清猿哀鸣声里,真可谓同病相怜。此乃一。诗人从担当恩宠优渥的太子左赞善大夫,骤然贬落为身着青衫的九品江州司马,抚今追昔岂不怆然而涕下!此乃二。作为低级官阶标志的青衫,是谪贬的标志,是受辱的印记,触目伤怀,青衫是那样地刺痛了江州司马的泪眼,刺痛了江州司马的心!此乃三。如此空白艺术的建构,加深和拓宽了语言所涵蕴的内容,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相信读者读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也许会落下一掬同情之泪吧。又如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其开头为:“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这句话读来好像空空如也,但其中“七步”却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我们可以想到牢房是怎样的狭小,仅有七步;伏契克就是在如此窄小的牢笼里熬过那日日夜夜。我们仿佛看到伏契克不住地徘徊,就在这七步之间。这里的空白艺术建构突破了语言的限制,取得了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甚至无中生有的效果。
其二,利用作品情节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停顿和静止来进行空白艺术的建构。又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在写完琵琶女演奏的精湛乐曲之后,有一处情节发展的停顿,即:“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一空白艺术的建构,从侧面写听众的反应:乐曲结束了,大家仍陶醉在对音乐的艺术享受之中,似乎还在品嚼回味妙曲的余韵,大家听得入了神,达到忘我境地,直到演奏告终才如梦初醒,抬眼望外,看到江上皎洁似雪的月光。真乃“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这里的空白艺术建构烘托出琵琶女技艺的卓绝,并点染了当时的环境气氛。再如鲁迅的《药》结尾处的描写。上完坟,“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双翅,一挫身,直向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两位母亲的悲惨情状,可以想见;读者对受害者的同情、哀悼,更加深了一层。这一“空白”加强了悲剧气氛,亦更能引起人们的反思,穷苦的城市贫民竟以革命者的鲜血作为治病的良药,何等的愚昧啊,革命者发动群众,才是推翻黑暗社会的一剂良药!再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当写“乡亲”粜米回来,“会饮在同一的河上”,发泄满腹不平。其中一个人反驳另一个人的话:“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被反驳的人并没有回话,作者就此利用情节发展过程中的静止布置了一处空白艺术。他写道:“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像就会有鲜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这一“空白”,一方面令读者凭着想象和回味,能洞悉贫苦农民的内心隐痛和怒不可遏的心情。另一方面它使情节有起有落,或张或弛;还为下文发泄更强烈的反抗情绪作了铺垫,收到了一石三鸟之效。又例如何为的《第二次考试》,当写到陈伊玲复试成绩糟糕,苏林教授大为生气,文章的气氛陡然紧张时,作者却匠心独具地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画面:“他生气地侧过头去望着窗外。这个城市刚刚受到一次严重的台风袭击,窗外断枝残叶狼藉满地,整排竹篱倾倒在满是积水的地上,一片惨淡的景象。”这一空白艺术的建构既映衬了苏林教授此时的复杂心情和周密思考;又缓和了紧张气氛,还为下文陈伊玲的救火而影响了嗓子作了巧妙的伏笔。这一“空白”委实不可多得,令人击节叫好!
其三,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某种程度的空缺来进行空白艺术的建构。包括有人物而不言声和人物不出场两种,比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五回。写严监生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弥留之际,他伸着两个指头,又摇头又瞪眼,始终不肯断气,当赵氏明白了他的意思,挑去了油灯里的一茎灯草,他才如愿地死了。这里作者利用动作这种无声的语言刻画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财迷精、吝啬鬼的形象,含蓄而深刻,入木三分,起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作用。又如方纪的《挥手之间》写整个送别过程中,主席没讲一句话,当主席走到飞机舱口回转身时,作者安排了一处不言声的空白:“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的千言万语,尽在这无声的语言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领袖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可以看出主席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力挽狂澜的统帅风度;还可以看出主席为了顾全大局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这里的空白艺术建构得多么有深度!人物不出场的空白艺术如冰心的《小桔灯》。其中的胡大夫是一个着墨极少而且始终未出场的人物。她引发了细心读者的疑问。为什么在小姑娘一家贫病交困的情况下,给胡大夫打一电话,“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胡大夫和小姑娘一家究竟是什么关系?作者写胡大夫的意图何在?循着这些疑问,读者会满腔热情地到文中去搜寻答案。原来胡大夫也是革命者,她多次到小姑娘家里来,一是为了给妈妈治病,二是从精神上安慰鼓舞小姑娘一家,三是或许要继续王春林的工作。从中亦可表现出革命者之间纯洁而深厚的阶级情谊。一番解疑释难之后,读者定能享受到非同一般的身心共鸣,不仅精神得到升华,而且对作者的绝妙匠心刻骨铭记。这里的空白艺术建构得多么含蓄啊!
其四,利用语法某种程度的省略造成空白艺术。这在古诗词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如张志和的《渔歌子》中的“青箬笠,绿蓑衣”,中间缺少语法联系,但我们可以想见一位戴着青色斗笠,身披绿色蓑衣的渔翁形象。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胡琴琵琶与羌笛”,三种乐器的语法关系和逻辑关系并未指明,但我们仍能领略到饯别的筵宴上演奏这几种乐器助兴饮酒时的那种独具特色的民族风味和撩人心弦的乐曲旋律。杜牧的《江南春绝句》中的“水村山郭酒旗风”使我们联想出一幅繁复明丽的江南画卷:临水的村庄和傍山的城郭,都可见一面面的酒旗儿高高挑起,在空中猎猎飘动。温庭筠的《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不着一个动词,却能勾勒出春寒料峭的山村晨景画面:月亮下,听到茅店传来雄鸡破晓的啼声;板桥上,看见薄霜留下行人走过的脚印。辛弃疾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其中逻辑关系处于浮动状态,形象密度增加,很能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明月的清辉倾泻在树枝上,惊醒了栖息的鸟鹊,半夜的清冷之风应和着蝉唱。陆游的《书愤》颔联:“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不用动词、虚字,又错动词序,而一幅堂堂正正、浩浩荡荡的军容画面,一位横戈跃马、登高长啸的勇武奇男子的形象却能呼之欲出。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使我们不禁联想起遭受国破夫丧、故土难回的女词人那求觅无着的痛苦神情以及使她陷入凄惨、悲戚境地的冷清的氛围。这七对叠字,一则精练,二则诗意耐人寻味。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是意象和意绪的直接拼合,语法因素很少,但心理能量的蕴含却很足。它渲染出一派凄凉萧瑟的晚秋气氛,从而含蓄地烘托出旅人的哀愁。语言就是因着语法的某种“空白”,而笔墨经济,音节和谐,想象空间为之广阔,内容为之更加丰富。
建构心智: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 篇8
“教育, 不能没有虔诚之心, 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 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诚是一切教育的本质, 缺少对‘绝对’的热情, 人就不能生存, 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 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1]这是雅斯贝尔斯著作《什么是教育》中的名言。那么教育的终级价值是什么?雅斯贝尔斯自己说得好:“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 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2]美国当代教育家本杰明在他《教育的视界:未来学家建议些什么》一文中的“完人教育”一节中也说:“我们必须集中发展个人健康的心智、身体以及情感。”[3]教育就是“立人”, “立人要从‘心’开始。”[4]这是美籍华人柯领在《追问教育的本质》一书中的重要观点, 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那么作为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又是什么?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 我们认为中学语文教学就是要建构文学教育中的心智系统, 实现培养具有审美的和谐发展而有创造能力的人。“教育的意义正是通过那些使他品尝到了智力快乐和心灵愉悦的学习, 把人引导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心智生活之中。”[5] (周国平《教育引导人类的心智生活》)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心智体格健全的人!而健全的人格离开了人文教育, 是不可设想的!”[6] (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我的大语文教学》) 特级教师陈日亮在《我即语文》一书中也指出:“语文是重在心智体验和技能经验的学科。”[7]又说语文是一门心灵的学科, “语文应该成为学生内心体验的源泉, 课堂上要有情感生活, 有心智的活动, 语文教学如果不能让学生凭借语言的通灵、感悟、移情、益趣, 那就是失败了的教学”。[8]
文学是人学, 表现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生, 表现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感情。文学给中学生打开了认识人生和自然的天地, 展示鉴赏真、善、美的审美领域, 创设了陶冶情操、完善人性的艺术环境。文学教育正是一种指向人心、人情、人性的特殊的渗透活动, 引导学生、调动学生的经验去对作品作个性化的解读, 去感受感悟作品, 打开认识人生、自然和社会的天地, 展示鉴赏真、善、美领域, 创设陶冶情操, 开启心智的活动, 是语文人文性所决定的。
建构心智, 这是教育的本质与教育的最高价值。《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指出:“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 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使他们提高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 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9]在课程10点“总目标与内容”中的前4点明确强调人文教育的内涵:
(1)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发展个性, 培养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 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2) 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 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 尊重多样文化, 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提高文化品位。
(3) 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增强学习语文的自信心, 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
(4) 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 发展思维能力, 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 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
从课程标准目标内容看, “道德”“审美”“智慧”“情感”“思维”这些教育要素也正是心智建构的需求。文学教育应该培养精神高贵的人, 应该让学生拥有正义、仁慈的精神底色, 崇尚美德, 修身养性, 有责任, 有教养, 以高贵的精神赢得社会地位。
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是培养人的心智, 中学语文教学要把人的心智的建构放到核心、灵魂与本体的地位, 它是教育的终级价值。心智是埋在地下的精神基础, 是人走向富有素养的精神土壤, 它能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 为个人灌注有品味的精神生活, 能造就出富有心性和智能的充满活力的个体。
二.文学教育的内涵指向:心性、智能
心智系统的建构就是通过文学教育来完成学生的心性结构和智能结构。心性结构主要包括理性、德性和诗性, 也就是人的真、善、美。智能结构主要包括知识、思维和智慧。用公式表示如下:
心性结构=理性+德性+诗性
智能结构=知识+思维+智慧
心性结构中三个元素都是指向人的价值观的, 所以最终核心是价值观, 价值观的定型也就伴随着人的心性结构的定型。智能结构中的核心我们认为是思维方式, 知识是思维的基础, 智慧是思维的外在体现, 也可以这样说, 思维方式的定型就伴随着智能结构的定型。
文学教育不但要育心, 还要培智, 既要培养高尚的人格, 还要开启智慧。正如布鲁纳所强调的:教育不仅要培养成绩优异的学生, 而且还要在学生原有的经验基础上帮助他们获得最好的心智的发展。
理性。“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作为文学教育要从求“真”开始, 帮助学生判断是非, 揭示规律, 追寻真理。对真理性知识的认识和掌握, 构成价值生命中的“真”的第一要义。真的教育教人求真, 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求真精神即科学精神的培养, 二是求真的方法的教育, 二者是紧密相连的, 缺一就不可能求真。科学精神不仅包括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和勇气, 而且包括对已有文化知识的批判和存疑的态度, 以及对真理的献身精神和捍卫真理的精神。求真的方法的教育, 是指教人掌握探索真理的方法、技能,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作为文学教育同样如此。就是要借助文学教育培养爱思考、会思考的讲理性的人, 才能成为科学的创造者, 而不是文化知识的传声筒。
德性。教育就是要培养具有完美德性的人。“德者事业之基, 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心者后裔之根, 未有根不植而枝叶荣茂者。”[10] (明洪应明《菜根谭》) 如同盖房子一样, 道德修养是一个人事业的基本, 基础不牢, 房屋就不可能坚固。道德修养不够, 一个人的事业也就不可能兴旺。就像大树生长一样, 一个人的心性是其子孙继承的根本, 根本不植, 大树不会繁茂, 心性不修, 其子孙也不会繁荣。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乎德行的活动, 善就是指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合乎社会的正当性, 合乎社会的规范性。从广义上讲, 善的教育是一种人性的教育, 人性反映了人内心深层的灵魂。人是一个世俗的存在物, 但不能没有灵魂, 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 人, 如果失去灵魂, 即使得到全世界, 又能如何呢?人文教育以道德教育为基础, 从根本上唤醒人对在世意义的反思, 唤醒人对真善美的内在追求。文学教育在新课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现行的教材体系中, 有相当一部分的文学作品, 分别对学生的情感, 精神, 修养方面进行了熏陶。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 应当培养学生有美好的追求, 用最好的最优美的文字来感染教育学生。通过指导学生的道德价值选择, 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能力, 并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 这样培养的道德主体具有自律的、超越的道德人格。读有文味的书, 读能够有传承性与开创性的, 对未来能够起支撑与铺垫的书。在教学中, 我们应把宏扬正气, 倡导骨气, 培养志气的气息传递给学生, 培养学生崇高的精神, 体现新时代对青少年应有的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
诗性。伟大的俄罗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个真正的教育美学大师, 是一个把美渗透进教育全过程并且结出丰硕果实的教育大师。他认为美具有“浸润心灵, 滋养心灵, 美化心灵与诗化心灵”[11]的巨大功能。他说:“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 良心纯洁, 情感和信念端正。”他还说:“我一千次地确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情和审美的清泉, 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发展。”[12]“不仅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而且应该成为发挥每个人身上具有独特的人性美的能工巧匠。”[13]重视学生的个性, 了解学生的个性并加以适当引导, 不仅是教师自身创造性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学教育中的美的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审美的教育, 二是立美的教育。审美就是对人类自由本质力量的欣赏, 欣赏需要一个正确的审美观和一个鉴赏能力的问题。因此, 审美的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使他们具有感受美和鉴赏美的能力。审美观就产生于人的心灵对于自由的渴望, 审美观的培养和教育就是人格自由的唤醒, 唤起人对自由的追求。立美的教育, 就是创造美的教育, 就是要教养学生的创造美的能力。美的教育应该是审美教育和立美教育的统一, 但美的教育的根本还是引导学生按照美的原则去创造美。所以, 美育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引导他们感受美、发现美和创造美, 把他们培养成为热爱美、欣赏美、创造美的主体。
文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健康的身体、而在于健全学生的心智。真善美作为人的价值生命中的三种成分, 共同构建了学生的健全心智。完美学生心智中真善美的统一, 决定了理性的教育、德性的教育和诗性的教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所以, 理想的文学教育应该是几育之间的圆融, 犹如金字塔之有三面, 而非鼎之有三足。
知识。建构知识体系是文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掌握知识是语文教学的工具性的要求, 更是思维的基础。知识是人类经验的符号化体系。柯领在《追问教育本质》中从功能上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塑造我们灵魂的知识 (价值形态的知识, 如哲学、文学、道德等) 、放大我们手脚的知识 (工具形态有知识, 如科学、技术、工艺技能等) 、扩展我们视野的知识 (事实形态的知识, 如历史地理、风土民俗等) 。[14]人文是立人之本, 知识技能是立人之术, 二者合一, 才能造就出抱持价值观与充满创造活力的个体。中学文学教育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文学发展史方面的教育, 二是文学理论方面的教学, 三是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方面的教学。其中第一、二方面的教学应属于认知教育。只有第三个方面的教学才是属于审美教育。新课程标准认为文学教育的核心是对学生进行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 学生有限的文学知识是难以承担这一任务的, 因而只有具备了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方面的“放大我们手脚知识”和“扩展我们视野的知识”的基础, 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的“塑造我们灵魂的知识”的教育。
思维。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 发展思维能力, 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 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15]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就是要培养学生一种富有个性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种接受信息、组织信息与传播信息的加式方式, 是由知识与能力内化而形成的一种个性化的思维模式。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思维过程。中学教材中诸多经典作品, 都富有哲理思辨性, 教师要通过有效的问题设计潜移默化地将这些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 使他们增长智慧, 丰富头脑, 逐渐形成并建立自己的辨证思维方式, 掌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从而建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智慧。加里宁说, 铸造人的心灵, 启迪人的心智, 使之高尚而富有智慧。智慧指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养, 文学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培养出智慧的学生。文学教育中要着力建构智慧的课堂, 用作品中鲜活智慧事例、民族文化智慧以及教师的教学智慧, 实现开放民主、活泼灵动、扎实高效、彰显智慧的语文课堂教学, 把知识课堂变成智慧课堂, 为师生智慧的共生和发展而教学, 追求人生幸福的教学境界。
三.文学教育的行为实践:价值引领与自我建构
文学教育的过程是价值引领和自主构建相结合的过程。
(一) 自我建构。
心智的提升必须转换角度, 即从社会视角转向个体视角, 从社会外部要求转向为学生成长的内在需求。心智建构强调的是自化, 不是教化, 是心性的自觉自悟, 自爱自立, 是成为自己、表达自己, 而不是成为其它, 重在发明本心、发现良知, 让自性光明照亮自己, 如此才是启迪智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站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立场, 提出了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的需要。自我实现也即“完美人性的形成”、“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人的能力的全域发展”。马斯洛的“自我实现”, 就是要让人性、潜能、能力都要得到充分的释放与发挥。优秀的语文课当以语言的感悟为凭借促成学生心智的自主发展。
1. 学科知识的自主建构。
学科知识虽有教师教授, 但更多的是自主建构。中学语文学科的语言知识, 尤其是文学知识、文化知识, 比较分散零乱, 缺少系统性, 更需要学生依据一定体系进行有序的建构, 就像魏书生老师的“知识树”那样, 使其形成知识网, 不仅增强知识的储备, 也便于知识的调配使用。
2. 情感体验的自觉参与。
苏格拉底说, 教育者的这种地位犹如产婆。产婆也者, 再辛苦, 也只是助产, 而不是自己生产。心智语文强调人的心理结构更多的是自己对作品的习得感悟, 在自己的潜移默化中产生。正如郭思乐教授所说, 作为语文学习, “每个学生在书中相关的那一节都是主角。那里, 有他们自己的肖像, 有他们的活动和感悟, 有他们展现思想的窗口。而当他们自己去发现的时候, 知识变得有‘个人意义’了”。[16]他的知识拥有了个性, 拥有了他自己所赋予的生命。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 这样的知识是“心血浸养”的和“联系着神经和血脉”的。这样通过自己的感悟, 他们的潜能奔涌而来, 他们的心智得以提升,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加强了。学生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主体, 让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时产生情感体验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北大文艺理论学者钱理群对文学的育人价值有过亲切的体验与深刻的阐释:“我认为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一种本能。我们的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的一种想像力, 一种探索的热情, 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应该说,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体验。我回想起来,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 对我影响最大的, 至今还成为我做人的基本信念的是一篇童话, 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 对美好东西的信念, 还有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 都深深在影响了我, 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 这其中就包含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我觉得这种影响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底子。”[17]
3. 对话交流的心里交融。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 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阅读中的对话与交流, 应指向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阅读。”[18]文学教育中真正的“对话与交流”体现的是对话主体间的视界的融合、精神的相遇、理性的碰撞和情感的交流, 是对话主体各自向对方的“精神敞开”和“彼此接纳”, 是唤起学生来自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文本是作者生命运动的结果, 是作者价值观、生命观、审美观的体现, 生命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它综合地包含在文本中。真正的阅读是与文本作者进行精神的对话与心灵的交流。如学习泰戈尔小说《素芭》的结尾, 好多学生读后都认为素芭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一旦与作者的经历相结合, 不难明白, 泰戈尔是要通过人们的冷漠来使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泰戈尔越是把素芭刻画得至美至善, 但这样一个如清水般明净的女孩子却不能摆脱被抛弃的悲剧命运, 悲剧色彩越是浓重。学生由此认识到, “这次”是又一次, 含蓄地写她的丈夫抛弃了她, 另娶新娘, 写得轻松却沉重无比。因此, 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 学生要学会作者对话, 学生如果能平静地倾听文字的叙述, 倾听作者的叙述, 那么认识和感悟就自然地在心里滋长。
(二) 价值引领。“教师的智慧不应当用于压制, 而应当用于引路和照路。”[19]价值引领主要表现
在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生命价值的引领上。引领学生感受自然, 亲近自然, 领略大自然的多姿多彩;引领学生关注社会, 融入社会, 丰富社会生活的经验;引领学生感悟生命, 体会价值, 理解人生的意义。
1. 挖掘人文教育的因素, 开启学生的心智。
在文学阅读课中优选经典作品给学生, 就是走近先哲时贤, 用作品中健康高尚的心灵世界去影响和优化学生的心智结构。经典作品于教学过程而言, 体现为具有审美鉴赏价值的经典篇章的积累过程, 即文学文化素质的积淀, 审美能力、表达能力的提升。那些历经时间磨洗而流传下来的文学文化典籍, 其篇章内涵的解读、涵泳和背诵, 是语文的重头戏。语文教学的落脚处, 正在于储存这些文质兼美的篇章, 同时在于完成涵泳揣摩这个以言显意的过程, 提升文学审美鉴赏能力, 提高以言达意的水平。语文阅读如果不顾心智开发, 特别是思维训练、文化教养和精神世界的培育, 孤立地传授书本知识, 那就失去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
2. 找准课本语言的“据点”, 点染学生的心智。
“童话让小孩子心中充满光明, 明辨善恶, 懂得真诚是好的, 同情是好的, 助人是好的———多少使人能够在生活中成为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吧。”[20]文学教育应该帮助学生实现内在的“心”的成长。苏霍姆林斯基说:“其实在每一个孩子心灵最隐蔽处的一角, 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 要想使孩子的心同我讲的话发生共鸣, 那么我必须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21]浙江张悦老师在执教《长亭送别》时, 就抓住了[端正好][朝天子][耍孩儿][四煞]这四支曲子, 以“泪”这一语言意象为据点, 与学生一起齐读、领读、演读、唱读, 亲近文本, 涵泳作品深处传送出来的复杂丰富的情感, 使课堂始终洋溢着人文意蕴, 让学生浸润到其中的情感世界, 从而获得真切的人文教育和心智的启迪。[22]
3. 设置有负荷的思维活动, 激发学生的心智。
教学过程就是一个思维过程, 在文学教育活动中, 教师要善于设计有一定思考质量的问题, 或者让学生自己生成出一些问题, 用以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近作者、走近编者, 品读玩味, 探究出作品的深刻而丰富的意蕴。如学习杨绛的《老王》就抓住文中“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作为主问题来引导学生结合文本、结合作者进行思考。就“愧怍”一词, 学生就能结合文本内容和作者处境, 反复加以研读, 挖掘出作者“愧怍”是因为太看重金钱、关心老王不够、欠平等之心、报恩情已晚的多种内涵。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但大大地激发学生参与意识和思维力度, 也拓宽了作品内涵的宽度和厚度。
4. 提高教师的文学素养, 濡染学生的心智。
雅思贝尔斯说:“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来摇动另一棵树, 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 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23]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应该尽可能地在你的课堂教学中有那么一种人文关怀, 尽可能地让学生觉得坐在课堂上也有心灵的启迪, 也有思维的伸张, 也有智慧的飞扬, 能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心智的发展。教师应当提高自身的阅读素养, 拓宽阅读视野, 以带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任何一种教育活动都要有教师来实行, 教师的素质决定教育的质量。教师对文本的解读不到位, 是中学语文文学教育的致命伤。要使文学教育真正回归文本, 教师首先要吃透文本, 做文本的知音。这就需要教师提高自身的文学作品的阅读素质。比如《雷雨》教学, 很多教师往往从剧情、矛盾冲突、人物性格、潜台词等通常的途径入手, 但有教师从洋火、衬衣、照片、钱等道具入手进行解读, 也有的教师抓住“我们”“他们”“我”“你”等称代的变化进行解读, 更有的教师抓住鲁侍萍对周朴园称呼的变化进行解读, 途径各不相同, 但都获得了理想的效果。可见, 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学积淀与素养, 应当大量阅读文学作品, 通过阅读, 充盈自己的思想, 以自身的博学多识、人格魅力去启迪学生的心智。
5. 遵循课标评价标准, 拓宽学生的心智。
对文学教育的多样性的评价也可以使学生充满阅读热情, 激发学生积极参与。语文课程标准提倡个性化阅读, 倡导多元解读。《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惜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2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也指出:“阅读中的对话和交流, 应指向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阅读”, “充分关注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 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 “注意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 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25]
文学教育的终极极价值就是把真、善、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通过语言的感悟和浸润逐渐内化为学生稳固的心智, 使学生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和智能完备的现代人。正如王尚文在《佩上你的“通‘人’宝玉”———谈文学教育》中所说:“我们倡导文学教育!让人和文学的关系在教育的状态中发挥引导、点拨作用, 让人在文学中成为‘人’。”[26]
摘要：当下文学教育出现了功利化倾向, 被“窄化”的语文教学无法体现语文的“人文性”。文章从中外一些教育家的先进理论和新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中, 提出了建构心智是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的理念, 中学语文教学要把人的心智的建构放到核心、灵魂与本体的地位。文学教育中的心智建构, 主要是通过文学教育来完成学生的心性结构和智能结构。文学教育当在教师的价值引领下以语言的感悟为凭借促成学生心智的自主发展。
关于网络危机传播模式的建构 篇9
1 网络危机传播的内涵
要研究“网络危机传播”, 首先需要明确其真正的内涵。从修辞学上来看, “网络危机传播”有“网络的危机
释。网络的危机传播可以简化理解为危机基于网络的传播。美国的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 所谓危机指的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 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在公共关系中危机传播被认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包括了业、组织或政府面对危机事件所采取的为了减少危机损坏程度的沟通信息、树立形象的公关策略。网络在其中扮演的是媒体的角色。网络因为其自身的特有的特性成为了危机沟通时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与传播平台。因为网络的存在, 大大的缩短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也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不再有明显的分界。但是网络也无意之间带了许多的问题, 没有把关人使得各种真的、假的信息都能够在网络上传播, 任何带有语言杀伤力的传输内容, 都可以经过网络立即传输到全球各个角落。
网络危机的传播在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概念表述。多数学者都认为网络危机涵盖在危机的概念之中, 是在网络上所孕育萌发的危机或是通过网络传播使的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的情况, 是网络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里能够看出网络危机也是危机的一种, 其爆发也有可能会蔓延到, 并最后成为公众所讨论的焦点。但是“网络危机的传播”中网络危机虽然起源于网络, 但是传播的受到并不仅仅是限于网络媒体。
2 网络时代危机传播所体现出来的新特征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与网络的出现, 社会信息传播领域中出现了建立在各种先进的数字技术基础上的, 能够使得传播信息量大大增加、传播速度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 与传统的媒体风格迥然不同的新型媒体。新媒体中主要包括了互联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高清晰数字电视、手机以及多媒体信息的交互平台等等。这些新媒体的出现对于变革人们的生活、交往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网络则又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方便、快捷, 海量存储和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 现在已经成为了能够与各种传统媒体争锋的又一重要媒体。从近几年中国的网络媒体的发展来看, 其表现出来的的影响力、社会地位、政治认可度、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能力等都原来越强, 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因此, 当前网络媒体以及网络传播基本已经成为了危机传播所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在危机传播中网络媒体可以利用自身的特点来填补传统媒休的空缺。
首先, 网络上信息的透明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的知情权进行保护。在进行危机处理的过程中, 政府能通过信息公开平台, 配合各种传统媒体来及时准确的向公众传递信息, 进而能够提高危机处理部门工作的透明度, 有利于民众在面对危机事件时能够作出更为理性的判断, 并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尽可能的减少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且通过网络, 各种危机信息也更加难以被掩饰或者拖延。
其次, 是相比而言网络传播的方式更加有利于实现危机传播。在进行传播时, 传统媒体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定时发布信息, 而网络媒体则能够实时更新。在危机传播的三个阶段中, 网络媒体的实时更新能够使得信息传递具备速度上的优势。同时, 传统媒体会因为各种原因只能够又选择的提供一些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信息。但是, 要明白的是不同侧面的信息对于那些处于危机的不同阶段的民众将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而网络因为其海量的容量和超文本链接的特点能够很容易的打破传统媒体的局限, 能够对危机事件作出做出深度和连续性报道, 需求不同的公众可以选择自身较为关切的方面例如危机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 事态的进展或控制, 政府对事件的态度和措施等
再次, 是各种信息网络的建设, 如何建立起一套高效的信息反馈机制是目前网络危机传播需要关注的焦点。根据目前网络的发展, 公众能够利用网络来对各种危机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 “话语权”在网络时代中被牢牢控制在大众手中。因此, 及时掌握舆情民意, 并且积极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危机对策是目前网络危机传播中, 政府及相关主体需要把握的优势。但是网络传播与传统的媒体传播相比具有更难以控制和掌握的特点, 因此危机传播在借助网络传播的方便、快捷及时的特性的同时, 还必须要防止网络媒休的不可控制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3 网络危机传播模式的构建
关于网络危机传播模式, 应该囊括网络危机的传播和网络的危机传播两点内涵, 同时借鉴传播学经典的“5W”模式, 结合网络的特性, 尝试建构一个整合的传播模型。
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 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5W”传播模式, 即:谁 (Who) , 说了什么 (Says what) , 通过什么渠道 (In Which Channel) , 对谁 (To Whom) , 取得了什么效果 (With What Effect) 。这为本文构建网络危机传播模型提供了基础性的思考视角。
在当今时代, 网络危机传播是将新的传播沟通技术与传统媒体的传播进行优势组合。只有两者相互合作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媒体的舆论导向和控制功能, 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化解和处理危机。与网络媒体诞生前的传统媒体时代的危机传播模式相比, 该模式的信息源不仅仅是包括了政府, 还将网络的危机传播与网络危机的传播的内涵融合在一起, 体现出了危机与网络危机的从属关系以及网络危机的传播途径并不仅仅是网络。
在危机的始发阶段, 危机信息会有三个走向分布:危机的利益相关人、网络以及传统媒体的新闻采编人员, 然后继续流向到公众。根据网络的性质, 通过网络所传播的信息并没有经过“把关人”的筛选过滤, 发布者及时既是把关者, 真实性和信息的价值都得不到保证。但此时公众还会接收到来自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 但是如果这些信息不及时, 那么就会出现“多种声音并存”的状态, 也容易造成网络谣言的滋生。因此, 在网络中传播的信息最容易产生各种谣言, 引发社会混乱, 在危机解决中要尽量缩短这种多种声音并存状态的时间。而网络危机产生之后, 公众会直接接受到信息, 而同时网络危机的信息会流向传统媒体, 这就直接会产生一个时间差, 因而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产生各种负面影响。
其次, 无论是网络危机的产生还是其他危机时间的产生, 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都能够从从网络上获取有价值的危机信息, 然后经过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的过程, 在加上自己所掌握的信息, 就更能够形成比较清晰的有关危机事件的认知, 因此通过这些途径, 传统媒体的记者往往能够进行深入的分析报道和扩大影响, 向公众告知, 形成为全面、详尽的突发性事件危机报道。记者不仅仅需要到现场获取各种真实有效的信息, 同时还需要利用网络上的文字和图片中, 发掘潜在的、真实的、有助于解决危机的信息。这个过程不管是对网络危机还是其他危机事件的处理都极为关键。经过专业新闻人员加工和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 其权威性可信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 这对于谣言的遏制、化解公众面临危机的不安情绪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最后, 当危机主体在介入危机事件后, 成立危机处理小组, 通过网络与传统媒体等途径来发布相关措施和信息。由调查人员亲历现场调查事件真相, 形成报告, 并制定出一系列的危机处理办法, 公众或者通过传统媒体, 或者由网络或手机获取这些信息, 或者是通过一些网络自媒体发表个人对这些危机措施的看法与态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危机传播主体形成互动。这样全媒体危机传播模式为更好的解决危机提供了有效而合理的方法。
4 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 现代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脆弱, 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件不断衍化, 危机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近年来, 我国社会处于危机多发的阶段, 因此, 对危机传播的研究已逐渐成为应用传播领域中极为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网络危机也随之而来网络时代使得危机事件迅速和广泛的传播, 各种危机的危害与影响也被成倍放大。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危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摘要：网络危机传播从修辞学上来看分为了“网络的危机传播”与“网络危机的传播”, 因此在建构网络危机传播模式时应该要考虑到这两方面。文中从“网络的危机传播”与“网络危机的传播”这两方面对网络危机传播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对网络时代危机传播所体现出来的新特征进行了讨论。最后囊括网络危机的传播和网络的危机传播两点内涵, 同时借鉴传播学经典的“5W”模式建构了网络危机传播模式。
关键词：网络危机传播,模式建构,网络时代
参考文献
[1]李宏伟, 王红梅.网络危机成因分析与应对策略研究.电子商务, 2009, (02) :17-22.
[2] (美) 沃纳·赛佛林等著, 郭镇之, 孟颖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83-88.
泉州老城历史空间网络体系建构 篇10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 许多历史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筑的建设和传统街道的改造, 使得历史城市被渐渐蚕食, 城市历史信息在拆建中湮灭。由于缺乏价值的挖掘和空间的整合, 历史空间往往很难与现代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因此城市如何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留其地方感和历史感, 是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历史空间网络体系的建构对于从整体上研究、保护和塑造城市历史意向有着积极的作用。
2 历史信息空间网络体系与结构
2.1 历史信息空间网络体系
城市中各类历史信息要素在空间上相互关联、整合表达, 形成城市历史信息空间网络体系。不同类型的历史信息空间要素叠加, 形成不同的空间网络。不同的空间网络叠加, 形成完整的城市历史信息空间网络, 包括物质文化空间网络及非物质文化空间网络。自然山水格局与历史水系构成山水空间网络, 历代城墙城门构成城池格局, 历代街巷构成历史街巷网络, 历史公共区域及核心节点塑造公共空间网络, 重要的历史建筑与构筑物形成城市地标网络, 这些都属于物质文化空间网络。而非物质文化空间网络是隐形的网络, 主要包含历史传说、名人故事、宗教活动、民俗活动等历史信息, 通过非物质文化展示和传承空间的保护和塑造, 形成空间网络。
2.2 历史信息空间网络结构
通过物质文化空间网络与非物质文化空间网络的叠加, 形成城市历史信息空间网络体系。通过网络体系的分析, 我们发现城市中历史空间要素相互交错呈现不均质的分布状态。一些区域历史信息要素叠加密集, 成为重要的历史空间群组。这些群组相互连接, 形成历史文化空间脉络, 或称其为历史信息空间网络结构。空间结构的架构要素一般都包含有历史空间的核心、轴线、圈层和斑块等。
3 泉州老城历史信息空间网络体系建构
泉州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老城内历史文化信息留存丰富, 整体风貌保存较好。在历史意象重塑方面, 泉州做了些许探索, 但对城市发展变迁的研究还较少, 缺乏对历史信息的挖掘, 对历史资源的保护还仅限于片状的分散式的保护。因此通过对泉州老城历史空间网络的建构, 有助于进行整体性的保护。
3.1 城池格局
泉州城池从唐建城开始, 至宋元时期呈现向南发展趋势, 这与城市地理环境变化有关, 地壳上升, 水位下降, 城市南部陆地面积增大, 给城市向南扩张提供了客观的地理条件。同时与泉州港口贸易的繁荣发展也密切相关, 商人自东边刺桐港上岸, 通过陆路由通淮门进城, 也有部分换乘小船, 由城市南部码头进城。海外贸易的发展, 商业的拉动是城市向南发展的动力。至明清时期, 由于海禁政策和城防的要求, 泉州向东南发展的动力消失, 沿海居民内迁, 城市因此向北拓展 (见图1) 。
城楼:泉州城子城的门楼, 北楼在宋末元初废弃, 丽正门在1923年拓辟中山路时拆除, 其余两座门楼在1937年奉省府令拆毁。罗城七座城门, 在1923年~1927年拆城辟路时期, 被先后拆除。2002年, 依宋元旧制, 复建了朝天门楼, 2003年, 依清旧制, 复建临漳门楼, 依唐旧制, 复建北楼。几座城楼的复建, 对泉州城市意象的塑造,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迅速成为城市的地标建筑。
3.2 历史水系网络
古代泉州城内外沟濠纵横、池塘众多, 水系可分为城壕, 沟渠及池塘。唐~五代时期, 子城范围内沟渠就基本形成, 宋元时期, “金交椅”外侧的排水系统也基本形成, 随着城池向外扩展, 之前的子城城壕与原罗城南壕也转变为城市内沟渠。老城内的排水沟渠统称“八卦沟”。八卦沟经过历代的疏通, 对古代泉州的饮水、排水、防涝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朝之后逐渐堵塞, 或因建设需要盖上盖板成为阴沟, 部分八卦沟被纳入现代城市排水系统。当前城市中仅存的明沟为新罗城南壕的“巽流” (见图2) 。
城市南部在唐~五代时期有大片的水面, 至宋元时期, 水面积大大缩小, 明清时期, 水面分成多个池塘,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这些池塘才消失殆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泉州城市建设的变化过程:宋元时期陆地上升, 城南水面积缩小, 使得泉州城向南发展成为可能, 同时也因为城市建设, 对土地的需求, 水面也被人为缩小改造。到了明清时期, 城市衰败, 人口密度降低, 对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减弱, 因此池塘得以保存,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城市进入了快速建设阶段, 池塘便陆续填没。
3.3 历史街巷网络
古代泉州城市的道路骨架, 由唐~五代时期的“十”字, 发展到宋元时期的“干”字, 然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道路网格局在唐~五代时期, 受街坊制度的影响, 子城的南部, 形成了方格网状道路, 子城外受大面积水面的影响, 道路数量较少, 多为断头路。宋元时期, 子城墙拆除, 子城内路网不断完善, 罗城内路网密度随着城市居住密度的增加和水面积的减少, 也在不断增加, 呈鱼骨状。到了明清时期, 城市道路才基本成网, 路网密度比之前有了较大提高, 但城市主干道狭窄, 支路拥堵, 路网结构不明晰 (如图3所示) 。
民国时期, 随着城墙的拆除、南大街的改建, 城市南北沟通更为顺畅, 南大街沿城墙根修建, 连接至亭前街, 宋元时期形成的排铺街也因此得以保存。建国之后新华路的修建, 进一步改善了城市的南北交通, 使泉州城市形成了“井”字形道路骨架。
改革开放之后, 城市的主干道均在原来的道路基础上进行改造, 东街、涂门街、新门街、新华路、九一路都拓宽至24 m以上, 改善了老城的交通条件, 但也很大程度的破坏了老城的肌理。老城东侧温陵路的建设, 则拉开了泉州城市向东发展的序幕。
3.4 宗教空间网络
在泉州建制之前, 佛教与道教就随着移民的步伐传入泉州, 随着宋元海外交流的发展, 中东、南亚与西方的各种宗教先后传入, 泉州成为多宗教文化并存之地, 除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之外, 还存在着种类繁复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与居民日常生活、宗族传统乃至行业生产结合紧密, 深深的影响泉州城市建设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唐~五代时期, 老城内有各类寺庙17座, 其中可进行空间定位的佛教7座, 道教4座, 民间信仰3座。宋元时期, 有各类寺庙74座, 其中可进行空间定位的24座。明清时期是泉州民间信仰发展的高峰期, 可以进行空间定位的47座。同时, 还有90座各类宗教建筑始建时间未详, 但在清代的文献中可以查阅到相关记载, 因此推断其建设年代最迟在清朝。
民国时期, 受战争的影响, 城内大量宗教建筑荒废, 文革期间, 各类宫庙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人为破坏。改革开放之后, 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 各类宫庙得到修复, 各类民间仪式逐渐恢复。如今, 老城内各类宗教建筑89座 (见图4) 。
泉州老城内各类宗教场所构成古代市民公共生活的主体, 在今天, 各类宗教场所仍然是泉州市民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 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舞台;不少宫庙在平时作为社区的活动中心, 是人们联络感情、维系社区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4 历史信息空间网络结构
对以上各类历史信息网络进行叠加, 形成历史文化空间网络, 可以对城市的历史空间环境进行整体把握。根据泉州老城历史文化空间网络分布形态的研究, 我们发现, 泉州老城内历史信息空间要素分布较为密集, 呈现出轴向, 圈层和斑块结构 (见图5) 。
轴线:城市主轴———中山路与东西街构成城市十字形主轴, 延续建城以来的城市轴线, 串联起城市各个时期重要的历史资源。
城市次轴———涂门街, 自宋元后即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轴线, 沿线分布有清净寺, 关帝庙等一系列城市重要的历史信息空间。
圈层:外圈层结构———环城山水空间, 护城河、东湖、破腹沟、晋江、北渠及西湖护城水系和清源山、桃花山等山系共同构成外环生态圈层。
内圈层结构———公共核心空间, 以子城城墙范围作为基础。此圈层内历史信息空间要素最为密集, 城市公共活动集中, 有利于历史文化空间的全面塑造。
斑块:西街斑块、城南斑块。这两个片区内具有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民居群落, 近代建筑以及各类名人传说等历史空间信息, 是城市中历史信息资源较为集中的特色空间区域。
5 结语
建立在最新数字化地形图基础上的历史信息空间网络体系可以与各层次保护规划实现较好的衔接, 使得城市历史文化信息成为公共化的资源, 为城市不同层面上的历史空间保护提供不同的支持。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整体空间网络的建构, 在中观层面上制定与控规相衔接的历史信息空间导则, 在微观层面上为设计师提供设计灵感与素材。
摘要：通过对泉州老城各类历史信息分期叠加, 形成城池格局、历史水系网络、历史街巷网络、宗教空间网络等历史空间网络, 在此基础上进行叠合, 建构历史空间网络体系, 并对其结构进行分析, 为城市历史空间保护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泉州老城,历史空间网络,历史信息
参考文献
[1]周焜民.泉州古城踏勘[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2]黄梅雨.泉州古城街坊摭谭[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建构知识网络 优化高三地理复习 篇11
整体性知识网络的形成离不开地理知识的联系，根据地理知识的联系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多向联系。
一、纵向联系建构知识序列
所谓纵向联系是指地理知识之间存在的归纳、演绎以及递进的联系。这种联系一般存在的范围较小，通常是章节知识内部之间的联系，常用于第一轮复习。在这一个复习阶段，学生对初高中地理知识已有一定的感性及理性认识，所以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有关主干知识的材料信息，促使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序列。
整个高中地理可以从宏观上建构成知识序列图，针对每个章节，教师又可以引导学生把章节基础知识进行梳理、归纳、加工，建构自己的知识序列图，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各章节的重点、难点进行突破，突出学科主干知识，形成各章节的知识序列，并在此过程中渗透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的相关知识，最终形成整个中学地理完善的知识结构。建构时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设计轮廓让学生通过逻辑的推理最终得出整个序列，并加以练习巩固。
例如，在复习“大气的热力状况”一节时，可引导学生建构如图1的联系图。该图揭示了与大气热力作用有关的各种辐射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太阳、地面、大气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通过建构该图，对知识梳理整合、削枝强干、化繁为简，高度浓缩和概括了地理概念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这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间的联系，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帮助学生在理解和感悟的层次上整体把握有关大气热力作用的知识体系。
二、横向联系建构知识结构
横向联系就是知识之间存在的类比以及相同和相异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范围较为广泛，知识点之间、知识群之间、不同章节知识之间都可能出现这种联系。第二轮专题复习多采用这种方式，主要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进一步按照知识的内在联系、因果关系、逻辑关系把章节内、章节与章节之间、人文与自然之间、区域与洲际之间相关的知识点串连起来，建立起更加完整、完善而清晰的地理知识体系与知识网。通过知识体系的建构，培养学生综合分析、比较分类、归纳演绎、概括推理等地理学科能力。并利用知识体系，加强与实际联系，强调知识的迁移运用。
首先，横向联系在宏观上大致分为地理规律和可持续发展，如地理规律示意（见下图）。
其次，横向联系在微观上的表现有很多，如地图、气候、等值线等，在等值线复习中联系2008年全国文综卷I第36题区域自然特征的相关知识设计类似的表1让学生总结。
三、多向联系建构知识网络
多向联系是指从某一知识点出发找出预期相关的各个方向的知识，建立这种联系的难度较大，第三轮复习可以采纳，在精选区域的试题中穿插讲述。通过建立知识间的多向联系形成地理认知结构对于学生来讲是一个难点，然而这种思维对学生是极为有益的，这种地理认知结构的建立是进一步培养学生地理学科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同时这建立过程就是对学生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过程。
文风改革渊源与网络时代文风建构 篇12
2011年8月9日, 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启动部署的视频会上,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对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参会人员说:关于新闻报道的文风问题, 这些年我们反复强调.也有大的改进, 但这一问题还远未解决。有的新闻报道冗长空洞、言之无物;有的文件语言、刻板生硬:有的追求另类、离奇怪诞, 远离普通百姓;更有甚者, 有的随意拔高、虚假不实。这是影响新闻报道吸引力、感染力、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其实他概括了当今现实中的三种恶劣文风类型:一是文件式八股腔、二是网络式八卦无厘头腔, 三是拔高造神式虚假文风。
“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民族来说, 语言特别能体现他的质量、品格、气象与气数, 你一张口就暴露了你是谁, 想瞒都瞒不住。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新鲜、深刻、真实的话语代表了执政党的正心诚意, 代表了执政党理解世界、领导国家的能力, 也是它团结社会、动员人民的力量源泉。” (1) 确实, 文风问题直接牵涉到党的形象、品质和力量, 周旋于恶劣文风中的政党与社会, 必定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发展机能的停滞和瘫痪。所以, 中国历史上, 一直就进行着与八股空洞文风的拉锯战。
一、中国历史上的文风改革渊源
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公文汇编, 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2) 春秋战国时期的公文说理透辟, 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秦代公文注重内容而不讲究文采;西汉初期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 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些时代都是封建社会上升时代中的文本, 透露出实用、解决问题、论说有力和实在等上升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发展力量以及沟通和传播风格。
但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 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 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日益追求词藻华美, 形式奇巧而忽视公文的内容。这是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代、成熟时代表现出的华美风格。但认识到这种文风继续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 隋唐即开始了文风改革。文风改革的结果是使唐代公文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 重返封建时代上升阶段的务实风格。宋代公文不仅数量多, 而且质量高, 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
但是进入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和清代, 文风日渐进入同一种模式和腔调, 文牍主义盛行, 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因为这样的文本是最省力、最没有风险的文本, 对于一个丧失活力和强大生长力的社会, 对于一个利益盘根错节的复杂人际关系的社会, 对于一个处处隐含政治危机的社会, 这样的文本也是最安全的文本。因为它言之无物, 不知所云, 陈词滥调, 腔调圆滑, 让人看不见其思想, 看不到观点, 看不到现实问题, 也就让人无法抓住把柄。其中最值得人们思考玩味的, 莫过于明代屡次严禁繁文的运动。不过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 这种严禁运动最后终无收效, 这给后代人带来了警醒。
明代开国之初, 作为富有活力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处理朝政, 对公文动辄数千言上万言非常反感。洪武二年 (1369年) , 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皆明白易知, 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 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 至今使人诵之, 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 不究道德之本, 不达当世之务, 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 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 无事浮藻。”
洪武九年 (1376年) , 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政事建言, 竟达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念给他听, 念到六千三百多字时, 还不知讲些什么, 朱元璋大怒, 命人将茹太素打了一百大板;次日又命王敏接着念, 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 才讲到要谈的五件事, 后五百字足可说明问题, 前边一万六千多字多属浮文。朱元璋感叹道:“朕所以求言者, 欲其切于事情, 而有益于天下国家, 彼浮词者, 徒乱听耳。”于是命令中书省定立了建言格式, “颁示中外, 使言者陈得失, 无繁文。”
朱元璋的种种措施, 对克服当时的繁文之弊起过不小作用, 但由于朝政日趋衰败, 繁文之弊在整个明代虽一禁再禁而终未能禁止。文风是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反映, 文牍主义与政治腐败相伴而生, 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现实, 决定了少数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努力无法改变文风日趋僵化虚假奸巧趋势。
从历史上看, 不良文风总是伴随着危机。朱熹当年就十分担心学者文风奸巧不实会激化潜伏的各种社会危机。但他的话当时无人能理解, 几十年后南宋政权覆亡, 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文风并非文辞小事, 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本质内容。
二、中国共产党的文风改革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大众利益的政党, 以其理想与新生产力的代表充满活力和力量, 文风改革有其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在党成立初期、延安整风时期、20世纪50年代、文革过后及改革开放后, 都进行过文风的大转变运动, 一再提出文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是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理论体现, 也是现代中国转型的重要任务。在回顾党的历史时可以看出, 党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时候, 也是党风、学风和文风好转的时候。党风文风不好的时候, 要么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 要么是正确思想路线受到干扰和影响。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 思想是语言的灵魂。毛泽东的文风就异常生动和活泼。其浩翰的论著及气势磅礴的作品, 展示了一个立意高远的革命家的豪迈气魄和雄厚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基。另一方面, 他的文风也特别“土气”。事实上, 就是他极力主张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幽默亲切, 深受欢迎。
在毛泽东所在时代, 一方面由于欧美影响, 现代语言中出现晦涩长句的全欧化文风;另一方面, 古典文学功力深厚的文章家, 又残留古奥板滞的文言文旧书卷气。而毛泽东文风发自本质与自然, 从上世纪20年代起便做到了规范纯正、畅达明快, 少有文言印记及欧化倾向, 成为同代文人中使用自然流畅的现代汉语的极少数。无论是作为文艺性论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还是哲学论著《实践论》、《矛盾论》, 都是现代汉语的典范之作。
早在延安时期, 就开展过反“客里空”的运动。毛泽东批评延安《解放日报》的一些记者, 不做深入采访而添油加醋, 无中生有, 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要求记者“深入群众, 不尚空谈”, 下苦功夫学人民群众的语言, 多刊载生动的文字, 切忌死板、老套, 看不懂, 没味道, 不起劲。他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 都是党风。”影响深远的是, 他专门写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 对“空话连篇、装腔作势、不看对象、语言无味”等恶劣文风, 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
“文化大革命”发展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风, 原有的党风、学风和文风的优良特征被破坏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攻击性的、特别粗鲁的、类似于街头骂战、恶意诋毁、政治诬陷、上纲上线的论辩和文字狱以及俚俗暴力的文风。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人性沦丧、社会混乱、价值冲突和正常社会结构的崩溃。在“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之下, 文风的粗暴和攻击性非同一般。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邓小平带头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率先垂范开短会、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但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 社会对政治权威的余悸未消, 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观点, 所以邓小平针对此时文风, 特别指出, “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 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现在“会议多, 文章太长, 讲话也太长, 而且内容重复, 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 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江泽民则认识到党风和党的形象上的关联, 专门发表了《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一文, 并指出:现在, 在一些党员、干部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搞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些都严重妨碍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必须努力加以克服。否则, 党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他还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一文中指出要纠正新闻作品中哗众取宠等不良文风。
胡锦涛同志继续倡导“求真务实”之风。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 总结了党长期执政经验, 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党提出了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把求真务实落实到治党治国各个方面。指出, “从领导机关做起, 大力整治文风会风, 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 力戒空话套话。”批评那些无精打采、官僚习气和无所作为、害人又害己、严重影响和破坏党的事业的精神状态。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论述切实改进党的作风时指出, 要加强调查研究, 改进学风和文风, 精简会议和文件,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反对弄虚作假。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就特别强调文风问题, 2003-2007年中, 他就以三、四百字的精干短文, 在浙江日报上点评时事, 以232篇短文敏锐针砭时事。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就大力批评文风中的长、空、假, 倡导短、实、新, 认为文风不正造成的危害相当大。习总书记在实践中的语言文风也相当生动, 2005年8月19日《文风体现作风》一文中, 就提到“要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 扔到垃圾桶里去, 其实诀窍很简单, 可用郑板桥的对联概括为‘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就是要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
党的十八大, 更是把文风改变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认为是党内精神状态、政治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新媒体引发的信息传播革命, 也在改变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 其中就包括执政党的话语体系。如今, 短话、实话、新话正在成为一种风尚, 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开始勉力而为, 减少“长、空、假”, 弘扬“短、实、新”。十八大代表、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在受访中这样呼应:“集中财力, 不撒胡椒面, 干一件成一件, 让老百姓和游客及时受益”、“对那些‘混事官’、‘糊涂官’、‘老爷官’、‘腐败官’, 要敢亮红牌, 坚决调整, 严肃处理”……在今天, 这样的大实话比比皆是, 开放、坦诚、接地气。
在党的历史中, 文风问题一直是非常强调的问题, 也是党要求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要保持和发扬良好的精神状态, 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要点所在。因为正如毛泽东曾经深刻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 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 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
三、新闻媒体30年文风进程
媒体是人们主要的传播视野和环境。在党风、文风演进的同时, 新闻媒体的30年历程, 也正和这一历程相辅相成。新闻文风从板着脸的文件语言、与人民生活无关的事件报道、没有内容的空洞文章, 发展到细节丰满的民生报道, 血肉丰满的人物报道和鲜活的民间语言和网络语言, 把不食人间烟火、虚假拔高和空洞无物的媒体文风逐渐转变成鲜活的平民语言。
文革刚过的新闻传播事业, 凋敝败落, 面目可憎, 声誉俱毁。正如一些人所说, 在人们心目中, 新闻媒介等同于造谣机关, 新闻与谣言几无二致。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发以来, 新闻媒体以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渤海2号”的真相为突破口, 开始了求真之路。新闻的特征:
真实性的追求, 成为率先得到拯救和恢复的文风问题。当然, 从另一方面看, 还大多是官方正式语言或者文件语言体, 普通草民的生活和趣味均尚未进入媒体视野, 总是显露出某种拔高和板着面孔的味道。这和当时社会尚未思想解放、残存大量旧有枷锁有关。但另一方面, 改革的呼声也非常强大, 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究。正如这幅新闻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信息:
图片中人们还是身着毛泽东时代单调的兰灰色中山装, 但他们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和有不同眼光的外国人站在一起, 毫无间隙, 欢迎而接受, 形同伙伴。充分表现了中国人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包容和对世界的好奇和接受的精神状态。
伴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生产力的解放, 伴随中国国家层面和经济体制改革为先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 以及社会上各种思潮的出现, 新闻媒体的改革也在这种多元而复杂的语境中迈出了步子, 开始尝试一种专属新闻媒体的自由话语权。正是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下, 中国新闻改革热热闹闹地出场, 每种力量都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争取自己的地位。
这也就出现了上世纪90年代都市报的蓬勃发展, 其实, 都市报正是大众趣味和民生细节在新闻媒体上的崛起, 是文风再次转向民间的一大市民化运动。各媒体主要版面除了重大政治新闻外, 还有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娱乐新闻等, 内容大大扩展, 也更专业化。直到进入21世纪, 市民化运动在媒体中不断发酵, 不断发展, 蔚为大观, 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中力量最强的主流力量。但此时, 民众的生活和声音, 仍然是被某些阶层比如党报的记者阶层, 都市报的记者阶层所代言。这样的代言显然带有那个阶层的某些特征和文风, 比如党报阶层残留的党八股文风, 都市报带有市民气息或浓重商业气息等。
市民报由于体现了民众利益而成为长盛不衰的传播和文风样式。异常亲切的、亲和力很强的新闻, 也出现在政治新闻的重要人物新闻中。如微博上一度热传的一段李克强同志在棚户区居民家中走访、一个光屁股小男孩欢乐抢镜的视频。
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播出的新闻。《人民日报》在解读这一新闻的涵义时写道:“求真最可贵, 这次显然无人‘安排’的走访, 尽显中央领导同志调研的真诚作风。习近平同志深入太行山了解‘真贫’, 李克强同志走进棚户区现场‘求真’, 这些为百姓热议的事情告诉我们, 要看到基层最真实的状态, 听到群众最真实的心声, 就得这样一竿子插到底, 用自己的心去紧贴群众的心。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 都能像中央领导同志这样, 用自己的脚步去感受基层的大地, 真切感知民生冷暖, 何愁不能真心办好百姓事?”文风、党风和政风, 确乎成为一体。
四、网络新媒体时代的文风建构
近十年, 网络等新媒体出现, 逐渐与繁盛发展的市民报平分秋色。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日益增长的影响, 文风问题更直接进入国家形象和国际舆论的传播范围中。
网络和新媒体的出现, 更多元化的话语模式出现, 文风问题迅速转向由每一个草根细民所构成。网络语言大肆兴起, 口水话、无厘头、插科打诨、讽刺加吸引眼球的各种揭露, 显露出极其喧嚣和全开放的语境, 各种风格混合, 形成一个巨大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的特征使民众推进民主和监督的力量取得重大进展, 也使没有什么样式能成为标准文风。多样化形成一种开放系统, 这种开放系统和网络2.0的特征, 产生了各种发自草根民众的最真实、最第一线的、最及时的传播形式, 它们在第一现场由当事人和目击者即时发出, 而且以简短的语言, 现场图片或者视频相配合, 在第一时间发布在网络和移动新媒体平台上。无监管、无把关人、无序、无中心、无国界、点对点传播、无法控制……但是其开放的特征造就的解放和民主性显而易见。比如现在流行世界的“公民新闻”概念。
随着公民新闻的强力兴起, 参与式新闻, 公民新闻越来越普及, 数字社会、数字媒体与民主的问题, 成为一个最热的问题, 几乎成为数字媒体的一大神话。据国外研究者Ju moke Giw a研究:参与式新闻是新媒体正在稳步超越新闻报纸消费的主要因素。参与新闻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 微博不过两岁, 博客不过几年, 但却已经成为专业记者、媒体巨头、及行业专家都已欣然接受的新闻来源。很多主流媒体越来越紧密地拥抱参与新闻。亚洲和欧洲的媒体都对这一新现象作为重新发现的新闻主市场。韩国的OhmyNew s.com线上新闻机构, 每天拥有超过70万的读者, 有54名工作人员的记者和编辑, 但39000条内容至少70%为公民记者, 国际版有300公民记者。很显然, 民间草民鲜活的文风再次胜出, 多样性、活泼和现场感成为主流。
但另一方面, 由于新闻来源、新闻价值都在发生变化, 报道者动机不同又无法过滤或监管和证实, 新闻的真实性也再次遭到挑战。而且, 新闻报道本来就必须运用叙事手法呈现事实真相, 带有一定的文学叙事色彩, 需要有故事结构、情节变化、主角角色、因果关系等, 得由记者加以安排, 即新闻传播界已普遍接受的“新闻即说故事”之说。但众声喧哗中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 怎么讲, 在这样以眼球为中心的时代, 这样庞大而喧嚣的话语环境中, 传媒文风只能走向越来越夸张和刺激的道路。说故事之风过分盛行, 想引发人注意力的眼球经济过分发展, 由此又出现了刘云山所说的“离奇诡诞”之风。
目前, 强调文风的务实和民生细节等问题得到广泛共识, 但在整个社会中, 还有相当多的部分滞后, 仍维持着面目可憎的官僚八股风, 不能形成求真、务实的整体风格。在一些机构的隐形运行中, 由于多种利益关系, 却仍然还存在众多不同形式的八股风。一是官话。有人说中国人的“语言艺术”高度发达, 四平八稳、模糊不清的官话, 似是而非, 不知所云的报告, 谨慎的言行下是利益的深谋远虑, 不着边际是推脱责任的滑头政治文风, 圆滑而天衣无缝表现出不倒翁的“政治智慧”, 看不见摸不着的外交辞令上下周旋……二是空洞文件语言。这种文件体系经过无数多年的积累, 已经形成高度发达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体系形成的文牍文风, 几乎完全空洞, 没有真实、实在的内容, 是完全无细节、完全与现实没有关系而单独在书面存在的、与日常实在的指称语言不相干的书面概念体系。这种现象如今在一些领域还非常顽固。在一些最应体现新的时代风尚的大学, 往往也顽固地固守着这种千篇一律、格式化、文件语言体的空洞文风, 令人不得不感叹, 文风的改变确实是整个社会的重要问题, 它的改变与否, 是社会是否充满活力、是否有效发展的重要部分。
毛泽东曾经为党八股罗列了八大罪状:“空话连篇, 言之无物”、“语言无味, 象个瘪三”……朴素传神, 嘻笑怒骂, 表达了对党八股的切齿之恨, 抨击了其“到处害人”到“妨害革命”再到“祸国殃民”的罪状。毛泽东想“医治”党八股这个世纪顽症的决心可见一斑。如今, 在时代大潮和历届领导人的努力下, 在社会生活的显层领域, 在新闻传播领域, 都基本完成了对党八股清除。
目前形成的社会共识, 是必须建立准确、鲜明、生动和真实具体的文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 用尽可能少的篇幅, 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 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 (3) 但整个社会文风的转变, 还需要社会努力, 党的继续改革, 媒体的努力和社会每一个人的努力。
从历史上看, 不良文风总是伴随着危机。朱熹当年就十分担心学者文风奸巧不实会激化潜伏的各种社会危机。但他的话当时无人能理解, 几十年后南宋政权覆亡, 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文风并非文辞小事, 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本质内容。
新闻报道本来就必须运用叙事手法呈现事实真相, 带有一定的文学叙事色彩, 需要有故事结构、情节变化、主角角色、因果关系等, 得由记者加以安排, 即新闻传播界已普遍接受的‘新闻即说故事’之说。但众声喧哗中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 怎么讲, 在这样以眼球为中心的时代, 这样庞大而喧嚣的话语环境中, 传媒文风走向了越来越夸张和刺激的道路。
参考文献
①李书磊, 《再造语言》, [J], 战略与管理, 2013.2
②见《尚书·商书》中的“牧誓”、“汤誓”、“泰誓”、“费誓”、“秦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