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共12篇）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 篇1

富饶美丽的东北沃土滋养着这里的人民, 同时也令侵略者垂涎三尺, 自1906 年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片土地的觊觎, 1931 年, 日本发动了丧心病狂的“九一八事变”, 此后, 更是变本加厉利用清末皇帝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 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这片沃土不仅仅让军事侵略者垂涎欲滴, 也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 这时许多有一定知名度的日本作家、文化人纷纷奔向了他们心目中向往的国度, 来到了东北, 出现在了“满洲”文坛, 其中有:川端康成、菊池宽、久米正雄、中村武罗夫、武者小路实笃、岛木健作等一大批文人, 他们企图挖掘最新的殖民地新闻, 播撒殖民主义的大和文化“精粹”。

一、“满洲文学”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文学即社会意识形态, 作家作品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 塑造艺术形象, 反映社会生活。从日本的“满洲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年代分析,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日俄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 此时日本的殖民统治主要在“关东洲”, 所以这一时期的满洲文学主要集中在大连及其周边地区, 此时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俳句、川柳和短歌等;另一阶段是“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 年战争结束, 这一时期从日本来的移居数量不断增加, 日本人不满足于在政治经济上所攫取的利益, 更希望通过文学和文化渗透“满洲”思想。随着日本人数量在满洲的增多, 文学也不断由南向北推移, 在当时的“新京 (现长春) ”以及哈尔滨等地出现了许多文学沙龙, 形成了以“新京”及其周边的文化人组成的“新京”文学圈,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有:木崎龙、牛岛春子、长谷川浚、藤川研一、杉春勇造、大冢淳、山田清三郎、北村谦次郎、长谷川浚、大内隆雄、藤山一雄、檀一雄等人, 这些作家大多擅长于小说创作, 有些人在来中国之前已经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或已经成名。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作家的活跃, 日本大内隆雄来到“满洲”他陆续编译出版了三本《满洲文学选集》。

1937 年, “满洲”第一个大型文学团体——“满洲文话会”在大连发轫, 这个文艺组织几乎网罗了满日所有文化界人士, 发表“满洲文学”作品。1938 年又在“新京”以北村谦次郎、长谷川浚、木崎龙、逸见犹吉、大内隆雄、吉野治夫等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个重要流派——日本浪漫派成员发起的杂志《满洲浪曼》创刊, 在“满洲”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日本作家和作品。比如北村谦次郎的《春联》《归心》, 山田清三郎的《我的开拓团手记》《建国列传》, 楳本捨三的《满洲建国史》, 长谷川浚的《乌尔顺河》等小说, 以及大内隆雄的《满洲文学二十年》等。

二、历史的沉思与启示

伪满时期大量来华的日籍作家作为统治民族的一员, 为迎合占领当局的高压统治政策, 有意无意成为殖民政权的侵华政策的追随者。文学逐渐成为日本殖民政权的强化统治、进行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由“满洲”日籍作家为主体建立的“满洲文话会”、“满洲文艺家协会”等文学团体及其所属的《艺文》、《艺文通信》、《满洲公论》等多种日语文学杂志, 大部分都在美化日本殖民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占, 鼓吹“大东亚战争”, 宣扬所谓的“民族协和”, 为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长治久安”大造政治舆论。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 可以说“满洲文学”是在所谓的“满洲国”建立之后, 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殖民文学现象。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步步吃紧, 伪满洲国统治集团也在更加疯狂地镇压各界进步人士, 包括滞满的日本作家。大上末广、佐藤大四郎、佐藤晴生、守随一等很多优秀的日本作家, 均惨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牢房之中。日本关东军对日本左翼作家的镇压, 贯穿于“大东亚战争”的始终, 日本的统治者不仅奴役中国人, 也迫害诚实的日本文化人。

三、结语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十四年间, 日本的文人墨客在这片沃土上留下的大量的小说、诗歌、随笔等等, 这些显然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华的有力证据, 同时也是日本近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时至今日日本文学研究界还是很难了解这些作家创作史的全貌。像活跃于日本战后文坛的战后派作家檀一雄, 他在“伪满洲”时创作的作品, 几乎都没有收入他在战后出版的全集中。类似的作家还有很多, 比如当时病逝于长春的诗人逸见犹吉, 以及战败回国途中死于列车上的无产阶级作家叶山嘉树等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消亡, 曾经兴盛一时的“满洲”文学和作家们最终也成了历史的陪葬。

参考文献

[1]大形孝平.日本の満州開発[M].满洲文化协会, 1932.

[2]顾明义.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3]刘春英.“新京”时代的日本作家与作品[J].日本学论坛, 2007 (01) .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 篇2

5、巴金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代表作家与作品 §

5、巴金

简析巴金《灭亡》的思想内容和杜大心形象

《灭亡》是巴金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

思想内容：作品通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的形象，真实地描述了自己从参加社会运动以来的心灵历程。真切地反映出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下的躁动、激愤与反抗的心理。

人物形象：杜大心是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者，他患有严重的肺病。肺病使他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过于强大的黑暗换金个又使他看不到人类的前途，最后白白牺牲了自己。

简析巴金早期表现社会革命的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

巴金早期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革命道路的代表作品有《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

这类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是：

1、无政府主义者的深刻印痕，如《灭亡》中的杜大心、《电》中的敏都走上暗杀的恐怖主义道路。表现出个人“革命”行动绝对自由，无纪律约束的特点。

2、人物性格理想化、类型化。如杜大心等都拼命工作，都患重病，都内心苦恼而苦行僧似的生活，都是人格高尚。

3、艺术上主观倾诉、激情宣泄、激愤、绝望、哭诉的抒情风格。

简析《激流三部曲》的思想内容

《激流三部曲》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其思想内容为控诉封建大家庭的罪恶腐朽及其走向崩溃，表现了青年一代的民主主义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

《家》描写高家祖孙之间的矛盾，以三个女性的悲剧控诉封建家庭的罪恶，以觉明抗婚觉慧出走表现了青年一代民主主义觉醒和反抗，高老太爷在绝望中死去标志封建大家庭开始走向崩溃。

《春》继续这一主题。惠和觉新相爱，但由于封建包办婚姻酿成了悲剧；淑英则在觉民等的帮助下，敢于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到上海，走上新生。

《秋》写封建大家庭彻底崩溃。一方面一些年轻生命的悲剧在继续，另一方面败家子变本加厉的挥霍，最后把高公馆卖掉，大家族解体。

简析巴金小说创作风格的演变

巴金小说的创作风格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1929-941年为早期：主观色彩浓厚，风格多样，热情是他作品中最稳定、最有价值的东西。2、1942年后：热情有所收敛，风格由多样趋向统一，在客观写实的日常生活琐事中寄托人生理想，风格朴素自然。

《还魂草》是风格转变的代表作。这种风格演变有三个标志：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代表作家与作品 §

5、巴金

1、“家庭”涵义发生变化。早期“家庭”是黑暗的象征物。后期“家庭”是强权的对立物，作家珍惜的伦理组织。

2、作家塑造英雄形象的热情向塑造平凡的小人物转化；理想化、类型化的单纯性格转向生活化、立体感的复杂性格。

3、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本色越来越显示出来。

简析《家》的艺术特点

《家》是一部具有很浓的主观情感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

1、它再现了五四时期内地四川封建势力浓重但五四时代浪潮已冲击着古老土地的典型环境，作品中的祖孙间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当时典型的社会矛盾冲突，塑造了高老太爷、觉新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许多生活细节也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2、作者极端憎恨就制度旧家庭，热情歌颂敢于反抗旧势力的新生力量。强烈的爱憎感情渗透于《家》中，使《家》具有很浓的抒情色彩。或通过作品中人物抒发对旧制度的愤懑；或通过人物的心灵描写来倾诉旧制度的黑暗，如鸣凤投湖前的心理描写。

分析评价《家》的思想成就

《家》的思想成就有三方面：

一、揭露和控诉的封建大家庭罪恶。这集中表现在三个年轻女性的悲剧中。

梅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她是旧式才女，与觉新青梅竹马。但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使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封建婚姻给她带来的是不幸、痛苦，最终抑郁而死。

鸣凤死于封建家奴制。高老太爷把她送给六十来岁的冯乐三为妾，她最终以投湖自尽的方式来抗议黑暗的社会。

瑞珏是封建伦理和迷信的牺牲品。她温柔贤淑，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梅也是感情真纯。但封建伦理和迷信导致瑞珏难产而死。

这一切的悲剧都是由于封建家长制。三位女性的悲剧及高家的一切罪恶，都和封建家长制及其代表人物高老太爷有关。家长制使高家这个典型的中国旧式大家庭成为一个罪恶的深渊和黑暗的王国。

二、《家》表现和赞颂了年轻一代民主主义的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高家的第三代中的觉民、觉慧就是觉醒青年的代表。

觉慧在学校里参加了反对军阀的**，和同学一起半反封建的刊物，在家里支持觉民抗婚，怒斥“捉鬼”闹剧，并离家出走到社会上去，成为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觉民是个个性主义者。他和琴的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决然离家抗婚。觉慧、觉民代表着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力量，一种反对封建的叛逆力量。

三、对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及其在时代潮流冲击下趋向没落、崩溃的描写。

高家是官僚地主家庭，成都北门首富，书香门第。表面上很融洽，内里却极其腐朽。第二代克安、克定便是高家腐朽的败家子的代表。克定在外面吃喝嫖赌。克安和他狼狈为奸。这个大家庭经济上挥霍亏空，精神上腐朽分裂。高老太爷一死，克定等在灵堂前就把家分了个彻底，“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崩溃解体了。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代表作家与作品 §

5、巴金

内部的腐败导致大家庭彻底崩溃，时代潮流冲击下产生的新生代进一步敲响了封建家庭的丧钟，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分析《家》中觉新的形象

觉新是一个复杂性格的人物。他是一个清醒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懦夫。

1、自愿的牺牲自己。因为受到过五四新思潮和反封建的新空气的影响，他切身认识到封建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但他受到的封建教育和封建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太深，作为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使他自愿地挑起家庭的担子。他自愿为家庭牺牲自己，不敢反抗。

2、他是一个自觉的懦夫，对封建家长的专制意志处处退让、顺从甚至做帮凶。他牺牲了梅、瑞珏，还劝说觉民接受高老太爷定的冯家的亲事。

为了维护封建家庭他付出了自己和亲人的惨重代价。觉新的悲剧是封建末世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命运，由此产生了绝望、悲观等心态。这一形象对现代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具有很大概括力。

简析《家》中高老太爷的形象

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人格化。

1、高家的家长，依借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来统治这个大家庭。他是高家一切悲剧的元凶。他要抱承重孙，于是依封建婚姻制度而造成了梅和觉新的悲剧；把鸣凤送给冯乐三为妾；甚至在他死后还受到迷信保护造成瑞珏的悲剧。但他对儿孙也有温情的一面，这是表现了他实现“四世同堂”家庭形式的一种满足。

2、高老太爷是封建末世的家长制代表人物，他是在理想幻灭极度失望后病死的。临死前他破天荒地答应取消觉民婚事要觉民觉慧不要走，是他为维护封建大家庭所做的最后的努力。他是带着幻灭感死去的。他的死具有象征意义，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

简析《家》中觉慧的形象

觉慧是封建家庭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

大胆表现在：他受五四思想影响，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学校里参加了反对军阀的**，和同学一起半反封建的刊物，在家里中，和鸣凤恋爱，支持觉民抗婚，怒斥“捉鬼”闹剧。他极端憎恨这个家庭，第一个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成为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代表着青年人追求真理的道路。

幼稚表现在：他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对封建家庭的认识是个逐渐的过程。觉慧是五四时期具有民主主义觉悟的知识青年形象，旧家庭礼教叛逆者的形象。

分析《寒夜》的思想

《寒夜》是巴金解放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标志着巴金在现实主义艺术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小说是通过三个小人物的感情纠葛和凄凉命运来展示这一主题的。

小说描写一个走向崩溃的家，是一个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型家庭模式：

汪文宣和妻子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他们大学毕业，追求爱情与理想的统一，对生活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代表作家与作品 §

5、巴金

充满着信心和勇气。由于贫困与疾病的折磨，特别是在长期仰人鼻息的社会环境中讨生活，他们的理想都发生了巨大扭曲。

汪文宣成了一个可怜的小公务员，懦弱、多病。曾树生则凭着美色当了资本家银行的“花瓶”。这种贫困以及心理的沉重负担给家庭带严重危机。加之汪文宣的母亲的加入，婆媳不和使原有潜在的感情矛盾进一步复杂化，终于陷入无以自拔的悲剧。最终，曾树生随人而去，汪文宣在吐血中身亡。

简析《寒夜》的艺术特点

《寒夜》在艺术上达到了巴金所追求的无技巧的境界，风格朴素自然，是巴金最优秀、成熟的现实主义杰作。

1、抗战时重庆的典型环境和这环境中产生的最普通的小人物悲剧性格和命运，揭示出人物命运的社会根源。

2、情节发展在日常生活琐事中推进；结构布局，一切象现实生活本身一样流动。

3、人物平凡，具有复杂性格和复杂感情。

4、大量的客观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支撑了小说的框架，这使得作品逼近生活，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简析《寒夜》中汪文宣的性格

《寒夜》的主人公汪文宣是个为了生活在图书公司整天埋首做校对工作的小公务员。菲薄的工资、贫困的生活，、庸俗势力的社会、仰人鼻息的环境，使汪文宣曾树生年轻有为的性格发生扭曲。汪文宣善良而懦弱无能，虽勤劳做事但仍受歧视，因正派不善巴结而心情郁结。家庭少有欢乐，婆媳经常不和吵架，使得他左右为难。在单位受气，在家又两面受气，终于肺病发作死亡。

简析《寒夜》中曾树生的性格

曾树生是个个人主义者。

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于是她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完全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追求幸福。因而也谈不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她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生活价值意义。

读商昌宝《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 篇3

出于对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考量，学者李新宇认为二十世纪“一次次导致知识分子主体价值失落和文学枯萎的悲剧事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由于政治力量的压迫，而往往是一些文人自身要进行调整”。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他还指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一个最大的遗憾是作家人格现代性的欠缺”，“大多数作家在这个世纪没有完成人格的现代性转化”〔2〕。《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一书的问题意识与此论断关联密切。作为对该意识的问题性反应，作者敏锐、准确并不乏学术见地的定位了自己的研究标本，选择了中国大陆政治、文化转型的五十年代这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更年期作为研究背景。作者以作家的“检讨书”为利剑，直逼问题的核心：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集体转型的“一体化”行为。至于锋芒所在，作者将瞄准了“这一转型是否是一种出自内心”的自愿行为的追问上。他选择的这把道德的利剑意义独特，正如本书序者李新宇先生指出的，“检讨书是一种特别的文本，包含了丰富的时代文化密码，要考察那个时代作家的精神状况，它的价值的确是别的文本无法替代的”〔3〕。

本书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通过心态史的考察来阐释文学转型——当然，这也是本书的一大学术贡献——而是依序探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思想改造的大环境中“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文人群体的精神状态、心理嬗变的复杂过程以及精神气质转变的深层原因。作者选择了以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为代表的所谓“反动作家”，以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代表的“进步作家”，以夏衍、茅盾、胡风等为代表的国统区左翼作家，以丁玲、赵树理等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这四类标本，正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虽不尽完美，但也可以说，既充分考虑了代表性，又兼顾了现代作家的思想主流。在本书中，作者抓住了他们共同的精神特征，即这群并未完成人格现代性转换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呈现的道德价值准则的明显变动以及原罪思想所具有的典型的非逻辑性和变象性特征，这种心态嬗变的非逻辑性、变象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语码。

然而，作者并不仅仅是做解释学的工作，全书也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在努力恢复历史现场的努力中，作者偏置了冯友兰式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放逐了对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而是采用一种拷问的方式，反诘历史，拷问灵魂。同样，在保罗·约翰逊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他关注的也并不是有关知识分子的宏大命题，而是关注他们公开的和私人的档案，尤其当知识分子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事时其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对自己的家庭和同伴表现出了几分忠诚、他们所说的所写的是否都是真实的等问题〔4〕。

还需要提及的是，作者更多地关注了五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面对“调整”、“改造”的自身顺服性，这正是作者偏置“了解之同情”的历史研究态度，放逐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反诘历史，拷问灵魂的原因。书中对萧乾心态的分析，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了曹禺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对他的评价，“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一条泥鳅了”〔5〕。可以说，仅仅“龙”或者“泥鳅”的比喻并不能完全概括五十年代萧乾的社会形象，仅仅探讨这两种社会角色及其转换的过程而不对影响其角色转换的以“清水”、“浑水”为表征的社会生态进行分析也会使研究价值偏离预定轨道。文本中，对这方面的处理显示了作者对问题的敏感性和认识的深刻性。而对曹禺，作者借助他“戏我两忘”社会角色的构型，深入探讨了曹禺转变中的无奈。事实上，在不依不饶的道德追问背后，对上述作家“检讨”心态的关联性探讨构成了对五十年代社会政治、文化转型期间知识分子现代人格转型失败原因的回答。

不可否认，这种以心态史研究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在文学史观方面体现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探求结果，不仅仅丰富了文学史的描述语词，某种程度上也颠覆了围绕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文学史书写的文化思路。可是，以“表象”、“体验”、“想象”为技术关键词的心态史研究，将研究对象孤立地放到历史舞台中央的历史描述必然导致历史叙述的个性化、文学化，从而有悖于“真实性”为教旨的历史叙述，造成对历史事实认识的虚无化与历史叙述的随意化，从而陷入历史虚妄论的泥淖。另一个方面，这种研究还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事实上，这当然会影响文学史知识观念的配置，也会影响对历史宏观价值的评判。因此，如何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如何确定对研究对象普遍意义进行衡量的价值标准等问题就随之而来。好在作者在本书的书写中并没有摆出作为历史必然的权威阐释者的叙述姿态，从而规避了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在思想上的主观压迫，以彰显自我的个性化的学术探究，体现了一种客观的富有张力的文学史叙述姿态。

众所周知，单向性的史料堆砌构不成学术研究，但是学术研究肯定离不开研究史料的堆砌。而学问只有做到弥伦群言，辨证然否，钩深取极，独抒己见，方为真学问。“作家检讨和文学转型”的话题虽不属于当下热销的“跨界研究”，但注定了对材料的重视和依赖，这对作者来说是一次大的考验。要想做出“花儿”来，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尽可能发现的材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筛选，并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呈现出序列性的意义，让思想在意义繁杂的史料上开花。熟悉现代中国文学史料的研究者们明白，囿于国情，本书中丁玲的“检讨”在当下的大陆很难找到。但是，不把这部分史料坐实，关于丁玲思想的转轨论证很难具有说服力。对于这份检讨书的获得，作者在后记中谈到：“值得一提的还有，丁玲的检讨在我做论文时未拿到全文，都是间接引用材料，直至2009年才辗转通过美国大学图书馆找到。”〔6〕除此之外，书中对朱光潜“自由思想的折戟与学术的转向”的论述部分充分发掘了当事人的思想检讨材料，如《关于美感问题》、《致留美某同学》、《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我是怎样克服封建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最近的学习与自我批评》、《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百家争鸣，定于一是》、《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我们有了标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等检讨或类检讨的文章。其中，《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一文刊载于1951年4月13日的《光明日报》。但是，翻阅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的《朱光潜全集》却不见本文的踪迹，这篇文章的发现与征引对于朱光潜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正是有了这样的史料意识和检索、收集材料的功夫让这本“不讨好”、“不讨巧”的著作在材料上闪着思想的光芒。这一点从《炎黄春秋》、《二十一世纪》、《文汇读书周报》、凤凰网、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等相关媒介刊发和转载著作中相关文章就可见一斑。

不可回避的是，真正想回到历史现场并对其中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做出精准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学术的理想，这需要更为丰富的分析个案，也需要更为准确的史料支撑，尤其需要对特殊历史时段的客观认识。这就是作者在文末提出建立一种“检讨学”研究的理想所在。事实上，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拿什么去问候历史转折期已经沉淀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思想嬗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注释：

〔1〕〔4〕（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2页。

〔2〕李新宇：《百年中国的文学遗憾》，《作家》2000年第四期。

〔3〕李新宇：《作家检讨和文学转型·序》，《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5〕曹禺：《斥洋奴政客萧乾》，《人民日报》1957年8月23日，第三版。

文学共性与作家的个性 篇4

精彩的演讲往往观点明晰, 理路清楚。《演讲》的核心在于, 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政治, 表现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近30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创作出很多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 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三个重要路径:大胆谦虚地向西方文学包括德国作家作品学习, 向中国古典文学学习, 并在日常的普遍的生活经验与感触中学习。同时莫言还强调了中国新时期文学观念的重要转变, 即“三个尊重”:尊重他人创作方式与创作个性, 尊重作家思想的独立性, 尊重世俗现实。

莫言的这次演讲, 中心论点阐述简明准确, “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作家是有国籍的, 这毫无疑问, 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 是描写人的感情, 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 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开场四句话就赢得了观众三次掌声, 说明他的判断引发了听众广泛的心灵共鸣, 也为本次精彩的演讲定下了理论基调。

围绕文学这一共性, 莫言先生以歌德/《浮士德》, 托马斯·曼/《魔山》, 海因里希·伯尔/《女士及众生相》, 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马丁·瓦尔泽/《批评家之死》,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等听众耳熟能详的德国世界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雄辩地说明了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才能超越国界走向世界。

然后莫言先生解释了近30年来中国文学取得巨大进步的主要原因:我们大胆地谦虚地向西方文学进行了学习, 并总结了1980中期简单模仿的教训。他进一步说道, 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发掘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所蕴藏的创作资源和个人的亲身体验也同样重要。

文学的主题共性普世价值呼唤着文学的多样性与作家的个性。莫言说, 作家可以个性化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学方式;好的文学离不开社会生活的深入了解和个性化体验;作家应该对社会黑暗丑恶表现出正义感, 并用个性化的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 忌直露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基础之上的;要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言论自由。演讲的主体部分层层推进, 逻辑严谨, 行文生动, 论证很有说服力。

演讲结束时, 莫言以歌德和贝多芬对待王权的故事生动论证了尊重世俗需要巨大勇气的深刻道理———文学在尊重世俗现实中, 才能生动表现人道关怀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这往往非一般意义的孤傲清高者所能认同。因此演讲又一次赢得了歌德故乡法兰克福听众的热烈掌声。

精彩的演讲, 更在于幽默风趣平易的话语方式。国学大师林语堂说:“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在西文用法, 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 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 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 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 又笑之立意态度, 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 有的是和缓, 有的是鄙薄, 有的是同情, 有的是片语解颐, 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 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 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 如麦烈蒂斯所说, 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各种风调之中, 幽默最富于感情。” (林语堂:幽默人生[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1) 幽默是一种能激发起人类心理丰富情感的智慧, 某种在对逻辑性进行适当调控后对现实进行另外形式的加工或破坏。演讲开头, 莫言从听老婆话买德国高压锅开始, 引申到“背黑锅” (即德国小报编造的他对某某与会的反感等不实新闻) , 顺理成章地引出尊重言论自由、作家创作个性, 文学的普世价值与独特性互为基础等抽象观点。在玩笑之余, 他还不忘调侃了一下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假如我们的德国朋友不反对, 不怕中国人把德国的高压锅买得涨价的话, 我回去会利用我在中国的影响, 写文章宣传德国锅的好处, 让全中国的家庭主妇都让她们的丈夫来买锅。”这是典型的小说家叙事才华与哲思风格的完美融合。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演讲风格感染了听众, 在同声传译的演说语境下, 他们共发出十次会心的笑声和掌声。

“锅”贯穿演讲始终。当谈到文学的多样化问题时, 莫言又提到“高压锅的标准化批量生产”, 反向提出文学的个性化创造问题。演讲结束前他又回到“老婆让我与会卸下黑锅”的玩笑上, 自然延伸出尊重言论自由的理念, 让人忍俊不禁。

精彩的演讲必须是口语化真诚充满亲和力的。演讲, 是一种面对面现场话语交际行为, 它述诸口语, 传释心声, 在朴实中显张力, 在亲和中启智慧。莫言在论述文学克隆没有出路时, 他讲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我们确实经过了简单模仿的阶段, 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样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你模仿君特·格拉斯模仿得再像, 那有什么意义呢?那顶多说你是中国的君特·格拉斯;模仿马丁·瓦尔泽模仿得再像, 也没有意义, 顶多说你是中国的马丁·瓦尔泽。要取得自己的文学地位, 就必须写出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同样也要具备自己的鲜明的风格, 跟别的文学在基本点上有共同的地方, 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鲜明。”反问、复沓与日常口语的有机化合, 由浅入深, 从个体到国家, 由共性到特性, 语流顺畅鲜活, 说理水到渠成。

文学理论作家作品 篇5

文体论文章有很高的价值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刘勰《文心雕龙》 萧统《文选》 钟嵘《诗品序》

汉书：东汉班固撰写，是仿效《史记》纪传体形式写汉代历史的史学著作，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也是一部优秀的史传文学作品。后人每将司马迁与班固并提而为‘班，马’，将史记与汉书对举而为＂史、汉＂。汉书中《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埸，刘桢。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鲍照，颜延之。

《咏史》十二首，深刻的揭露了门阀制度…… “竹林七贤”正始文学代表作家：阮籍，嵇康，……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最早著录于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卷二十九“杂诗”类，因作者失传，亦非一人一时之作，所以文选总题为“古诗”。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大约在东汉末。是汉代五言诗的成熟之作，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建安诗歌的成就地位和影响。

乐府和乐府诗：乐府原是西汉音乐… 宫体诗的代表作家和优缺：

北朝诗歌的风格：刚健粗犷，质朴苍凉 南朝乐府民歌风格：柔婉缠绵，清新艳丽

志怪小说：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记录人物铁闻锁事的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搜神记》干宝撰成《搜神记》三十卷，今本二十卷，总计四百六十四则，为后人所缉。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以记录人物铁闻琐事为主要内容，脱胎于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文学，尤与《新序》、《说苑》等杂史一脉相承。艺术成就：

影响：对明清小说有奠基作用。

《史记》的艺术成就

一、强烈的抒情性

其一，在叙事中抒情，即把深沉的感情寄寓在叙事之中。其二，通过夹叙夹议的手法，表达作者见解和抒发感情。

二、叙事艺术。1.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2.采用互见法叙事3.善于叙写复杂事件和描写各种宏大场面。

三、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文学创作

1.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加以传神的描写。2.善于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去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3.通过具有典型性的事件行动来刻画人物形象。4.充分利用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性格。5.运用对比突出人物性格

四、雄深雅健的语言风格

《史记》的语言艺术，代表了先秦两汉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翻译 沉潜的龙，姿态是多么的幽闲多么的美妙啊！高飞的鸿鸟，声音是多么的响亮多么的传远啊！我想要停留在天空（仕进功名），却愧对天上的飞鸿；我想要栖息川谷（隐退沉潜），却惭对深渊的潜龙。我仕进修德，却智慧拙劣；我退隐耕田，却又力量无法胜任。为了追求俸禄，我来到这偏远的海边做官，兼又卧病在床，面对著光秃秃的树林。（每天）蒙著被子，睡著枕头，浑不知季节气候的变化。偶然间揭开窗帷，暂且登楼眺望。倾耳细听有那流水波动的声音，举目眺望有那巍峨高峻的山岭。初春的阳光已经代替了残余的冬风，新来的阳气也更替了去冬的阴冷。（不知不觉）池塘已经长满了春草，园中柳条上的鸣禽也变了种类、换了声音。想起《采繁祁祁》这首豳，真使我伤悲，想到《春草生兮萋萋》这首楚歌，更是让我感慨。唉！独居的生活真容易让人觉得时间难捱、特别长久，而离开群体的处境也真是让人难以安心。坚持节操那里仅仅是古人才做得到呢？所谓的“遯世无闷”今天在我的身上已经验证、实践了。

赏析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他出任永嘉大守的矛盾心情，懊悔自己既不能像潜藏的虬那样安然退隐，又不可能像高飞的鸿那样声震四方，建功立业。第二层写他在病中临窗远眺。第三层写他的思归之情。

前八句为第一层，主要写官场失意后的不满与当时矛盾的处境。魏晋南朝时代权力斗争激烈，仕途**险恶，因此士族文人既有进取之志，又有企羡隐逸之心，而诗人所面临的，却是两者俱无所得的困境。诗一开头即由此下笔：“潜虬”一句喻深藏不露、孤高自赏的生活，“飞鸿”一句喻奋进高飞、声名动世的境界；下面两句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自己都不能做到，深感惭傀。四句中，第三句紧接第二句，第四句远承第一句，诗意连贯而有变化。以上四句用形象的比喻写出自己的困境，但为何会这样，并未交代清楚，所以又有后四句把前四句加以落实。“进德”谓进取功业，施恩德于世人，与“飞鸿”一句相应。——但虽有此志，却是才智不及。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耿直守正，乃至受人陷害。“退耕”谓退隐田园，以耕作自资，与“潜虬”一句相应。——但徒怀此愿，却是力所未能。以谢氏的富有，当然谈不上“退耕力不任”的问题。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颇有退隐之心，只是为形势所格，无法实现。因为当时谢灵运如果拒绝赴任，就是公开表示与当权者对抗，极可能招致更大麻烦。下面进一步写自己于无奈中来到这偏僻的海隅，入冬后久卧病床，所对唯有萧索枯瑟之空林。全诗由虚入实，由远及近，气氛渐渐降到最低点。

自“衾枕”以下八句为第二层，写登楼所见满目春色。“衾枕昧节候”紧承前一句”卧疴对空林”而来，写卧病中不知不觉，已是冬去春来，同时自然而然引出下旬“褰开暂登临”。“暂”谓短时间，有抱病强起之意。“倾耳”、“举目”两句，写出诗人对自然风光的极度喜爱。池塘水波轻拍，在倾耳细听之际，令人虑澄意解；远山参差耸立，于放眼遥望之中，使人心旷神怡。眼前是一派景色：“初景”即新春的阳光，正在革除“绪风”即残冬的余风，“新阳”即春代替了“故阴”即冬的统治。“初景”、“新阳”写出总体的感受，是虚笔，下面“池塘”、“园柳”两句，转为近景的具体描绘。“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诗中最著名的诗句之一，曾引起很多人的赞赏，甚至引出一些带有神秘性的传说。钟蝾《诗品》引《谢氏家录》说：“康乐（谢灵运袭爵康乐公）每对惠连（谢惠连，灵运之从弟），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暂且不论，这一联诗的名声，看来确是不小。但也有人提出：这二句实在很平常，没有什么可夸耀的。究竟应如何看待，颇可稍加分析。

看起来，这一联诗（特别是前一句）确实很平常，毫无锤炼之功，所写景色亦并无特别之处．但应该注意到，它很好地表现了初春之特征及诗人当时的心情。池塘周围(尤其是向阳处)的草，因为得池水滋润，又有坡地挡住寒风，故复苏得早，生长得快，其青青之色也特别的鲜嫩，有欣欣向荣的生气。但它委实太平常，一般人都注意不到。谢灵运久病初起，这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景色突然触动了他，使之感受到春天万物勃发的生机，于是很自然地得到这一清新之句。“园柳变鸣禽”，写柳枝上已有刚刚迁徙来的鸟儿在鸣叫，这同样是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两句诗表现了诗人敏锐的感觉，以及忧郁的心情在春的节律中发生的振荡。再有，宋初诗坛，以谢灵运其人为代表，有一种追求佳句的风气，而通常的佳句，都以反复雕琢、精于刻画取胜。在这样的风气中，此种自然生动而富有韵味的诗句，更显得特出。总之，放在特定的文学环境和具体的诗篇之中来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确不失为佳句，单独抽出来加以评论，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从全诗来看，写到这里，情绪渐渐转向开朗欣喜的暖色调。

第二层是全诗最精彩的部份。诗人在病榻上度过了一个冬天，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了。他凭窗而坐，倾耳细听远处波涛拍岸之声；举目远望群山起伏之影。而近处所见的景致则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人从冬去春回的众多景象中选择了一个细小而典型的镜头：不知不觉间楼外枯草瑟瑟的池塘里竟然春草繁生了；小园垂柳丛中禽鸟鸣声也已变换。正是从池塘小园的变化中，久病的诗人突然意识到，外面已是一派浓郁的春意。这里写景，有声有色，远近交错，充满了蓬勃生气。“池塘”二句为历来诗论家交口赞赏。它的妙处就在于自然清新，不假绳削。

最后六句为第三层．开头两句由登楼观春联想到古代描写春景的诗，借用典故表示自己的感慨，情绪又转向感伤。“祁祁伤豳歌”的“豳歌”，指《诗经·豳风·七月》一篇，诗中有“采蘩祁祁”等描写春景之句。“伤豳歌”，按照《毛诗序》、《诗谱》等传统的解释，《七月》是周公在遭受流言、出居东都以避谗害时作的，谢灵运用此典故，带有暗喻的意思。“萋萋感楚吟”的“楚吟”，指《楚辞·招隐士》一篇，其中有“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所谓“感楚吟”，是说有感于隐士的生活。这两句回复到第一层的内容，但并非单纯的重复，而是表示要从困窘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决心走隐居的道路。接着“索居”、“离群”两句，写隐居生活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面，意思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使人容易感到岁月漫长，枯索无味，难以安心。这两句从诗意上说，是指一般人的想法，并非说自己。但在潜在心理上，这种被否定的想法，也隐约透露了他自己的某种疑虑。谢灵运出身华胄，为世人所重，且骄纵自负，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对于他确非易事。但不管怎祥，他归隐的决心已下。全诗结束两句说：“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无闷”语出《周易·乾卦》，意谓大德之人，避世而无所烦忧。这两句意思是：坚持节操岂止古人能够做到，《周易》所谓“遁世无闷”在今人身上同样可以得到征验！这样，诗的情绪便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以高亢的声调收结全篇。也就在这大约半年之后，谢灵运终于称疾辞职，归隐到始宁的祖居。

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郁闷，或是比兴，用虬和鸿的进退得所来说明自己进退失据；或是直抒胸臆，诉说独居异乡的孤苦；或是以景写情，用生趣盎然的江南春景，来衬托诗人内心的抑郁。

网络作家颠覆传统文学 篇6

或许在我们记忆中，作家是如陈忠实般厚积薄发的长者，是如余秋雨般睿智洒脱的文人，是如王安忆般细致沉着的知性女性，还是如王朔般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文学顽童。而网络使用人数的井喷式发展为文学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许多有志青年不甘于仅是浏览和QQ，而开始纷纷地抢专业作家的饭碗，进行创作。

其中有一批生于1980年后的作家，掀起一股汹涌的写作风潮，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80后”，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家，更像是他们同龄人的偶像明星，他们深谙市场化操作，推出一本本畅销书，在粉丝中一呼百应，完全有别于传统意义上阳春白雪般的作家，让人们对“作家”这一概念的认识发生了彻底改观。

而韩寒、郭敬明仅仅是先行者，更多的人继他们之后在网络上发表小说、赢得人气，又借此联络出版社出版“纸书”而跻身作家之列。如今网络中的“大侠”又何止千万，每天都在有不同类型的小说完成、出版，内容也不一而足，玄幻、穿越、盗墓……曾经一度红火的以刊载名家之作闻名的白鹿书院、黄金书屋，被猫扑、腾讯、晋江、红袖添香等原创文学网所取代。真可谓“文坛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一半年”。

从1999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风行算起至今8年，网络文学的发展如此迅猛，恍然中我们已进入一个作家大众化的时代。有评论家指出，这一时代的一个标志便是网络创作模式对传统文学道路的突破和颠覆。

“80后”作家的成熟之路

自“80后”作家成名以来，他们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太多的奇迹和惊艳。作为“80后”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出道”的作家，韩寒的第一本小说《三重门》一经出版立即成为了当年最畅销的图书，销售47万本。尽管韩寒被公认为是一名优秀的写作者，但是理科成绩却不甚理想。中学毕业后，韩寒拒绝了复旦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之后成为一名赛车手。

网名“四维”的郭敬明，一连出版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岛》系列、《1995—2005夏至未至》等书，每部都是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发行量，不断制造着出版神话。2005年，郭敬明签约了一家娱乐经纪公司，成为此公司旗下唯一一个作家身份的客户。同时，他拥有着成千上万的粉丝，粉丝们亲切地喊他为“小四”。2004年，韩寒、郭敬明旋风般挤进了《福布斯》公布的“中国名人榜”。

春树，这个曾经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女孩，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被认为是“一个有勇气、有斗志的人”。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北京娃娃》版权已卖到美国、英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日本、德国、香港、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还有被称为“少年沈从文”的李傻傻，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张悦然……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9年以来，多家出版社已为“80后”作家出版数目庞大的作品，并且迅速占据了中国文学图书市场，与现当代作家作品平分秋色。

而在“80后”作家狂飙突进的时候，问题似乎更容易显露出来。他们的作品通常被划入“青春文学”的范畴，被认为是“一次性文化消费品”“文学快餐”，文学评论界往往对其不屑一顾，认为缺乏社会阅历的“80后”作家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大家相媲美。

“80后”写作群体的市场化、高产化、娱乐化趋向恐怕是造成他们当前窘境的根源。文学与市场总是存在矛盾的，而“80后”作品总是契合市场的需求，一味打造畅销书，恐怕只会让他们在发散短暂的光华之后匆匆谢幕；高产化作为市场化的后遗症之一，也愈演愈烈，之前，“闪电作家”赵凝曾创造过两年出13部小说的纪录，但这个成绩很快被“80后”小将郭妮打破——她用１个月写了两本书！这样短的时间可以写出什么样的小说？相互模仿和文字注水无疑是高产的帮手；相较于上一代的前辈，“80后”作家个性更张扬，在创作中，他们制造并实现自己的“青春欲望”，热衷于扮演文化明星的角色，然而文学需要阅历和积淀，炒作并不是文学发展的方向。

这些因素让部分“80后”作家停留在“文学票友”的层面，让他们徘徊在文坛的边缘，急急而不得入。对于“80后”作家创作缺乏深度、缺乏底蕴，主流媒体曾戏言：今天的“80后”青春文学已经俗不可耐了，他们的小说也就简单的3种——见了面就打，那叫武侠小说；见了面就说我爱你，那叫言情小说；见了面说啥也听不懂，那叫现代小说。

批评家吴秉杰认为：“80后写作有想像，有游戏精神，有梦幻，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在他们的小说里，看不到未来，这是一个困境。”

也许不能将写作的“80后”与“80后”作家混为一谈，一些“80后”写手纯属于玩票性质，一些“80后”写手也许只是想通过写作成名立万，另外一些人则可能要通过写书挣钱，但真正的“80后”作家是在努力步入文学的神圣之殿。也因此“80后”作家群体产生了分裂，农村题材作者李傻傻、“80后”智性写作代表人物胡坚、成功向先锋文学转型的小饭、古典派张佳玮、学习西方文学写作的蒋峰等人被称为“80后实力派五虎将”，而在媒体上走红的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孙睿等人则被称为“偶像派作家”。 今年韩寒、郭敬明新书的上市，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说法。7月1日，韩寒的新作《光荣日》上市，这是他第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被誉为他的转型之作，而郭敬明也出版了他的转型之作《悲伤逆流成河》，他将之称为自己长大之后的作品。但这两部作品被“70后作家”李师江“残酷”地评价为：“韩寒的《光荣日》写得比郭敬明还差，还没有达到及格线。”而读者的评价似乎也颇为不佳。

由北大、复旦等7所重点大学联合《萌芽》杂志社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当评委会拿到参赛者的作品时，许多如叶兆言一样的成名作家无法相信这样才华横溢的文章出自中学生之手。评委会主席王蒙甚至欣喜地说：“我们可以搁笔了。”但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即使“80后”作家是优质的文学坯子，也依然有待雕琢。

网络原创群体的崛起

与已成名的“80后”作家相比，更多的写手混迹在网络江湖中，不识其真名，其作品却已在网络文学圈中声名赫赫，受到大量网络书虫的追捧。而经出版社看中后，作者还可以正式出版“纸书”，挣一笔不菲的版税。

1999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第一次揭开了网络的面纱，其内容本身就是讲述人的网络体验，而如今网络小说品种繁多已不是当时可以想像，几乎每段时间都有流行的几部小说或者几种小说类别。这从近两年穿越小说与盗墓小说的盛行就可见一斑。

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只要某种物体的速度超过光速，就能穿越时空。”这个假设给了爱好幻想的人们以无穷的想像力。然而近年开始流行的穿越小说却不是近期的发明，1994年，黄易的小说《寻秦记》可以说是武侠穿越小说的雏形，而席娟《穿越时空的爱恋》则成为言情穿越小说的鼻祖，后来还被搬上荧幕。

而事隔多年，穿越小说卷土重来。比较有名的有金子的《梦回大清》、波波的《绾青丝》、桐华的《步步惊心》等。这一类小说往往讲述现代人穿越到古代的经历，现代的你资质平庸、姿色平平，穿越到古代就“万事皆有可能”，彻底满足了读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而故事发生的背景，往往偏好于近年影视剧中常出现的清朝，或者干脆架空历史。

盗墓小说则以《鬼吹灯》为代表作。糅合了现实和虚构、盗墓与探险的盗墓小说，充满悬疑、惊悚，同时还夹杂着理性、感性、推理以及些许神秘，读者称“看完后很过瘾”。随着《鬼吹灯》的走俏，《盗墓笔记》《盗墓之王》《传古奇术》等同类型的小说也大受青睐。据了解，《鬼吹灯》系列已经出到第6本，累计发行过百万册。

而此外，玄幻小说、灵异鬼怪小说、传统的言情小说也颇受欢迎。许多原创网站还对小说设有很多细分元素，譬如可以根据小说的类型选择言情、奇幻、武侠或者传奇、童话等等，还可以根据内容选择是穿越历史还是报仇雪恨、豪门世家或者前世今生，之后还可以选择你想看的是喜剧、是悲剧，还是走轻松路线或悲剧路线的正剧。划分之细，简直没有你找不到的小说。

网络小说的盛行也创造出了不少专有名词，比如“追文”（在网络上跟随作者连载）、“坑”（网站上连载的原创文章）、“蹲坑”（长时间等候因未知原因没有更新的作品）等。

作为“一场快速而又实惠的心理体验”，网络小说被众多读者追捧。而更多的人也因此有了创作冲动，如一位网络写手说的，“看得多了也就会写了”。网络的及时方便让他们投入到这一浩荡的写作风潮中，他们有着无限的热情和强大的内心动力，不受外力干扰，自发自愿地进行创作，无休无止，无怨无悔。

庞大的写作队伍有利于“普遍提高网民的文字水平”，但同时在客观上造成网络小说质量参差不齐的事实，其中不乏低俗、跟风之作。同时，有学者提出质疑，网络小说的各种“非正常内容”会不会影响阅读者的思维，比如，穿越小说可能使女性产生奴性思想；玄幻和武侠小说可能引发男性的暴力倾向；盗墓小说则可能会引发人们一试究竟的模仿冲动。这些问题都使网络小说颇受歧视，至今仍未脱出“非主流”的怪圈。

颠覆后的再造之困

自去年铁凝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后，各地作协开始大规模吸收年轻作家和网络作家入籍。今年9月，张悦然、李傻傻、郭敬明、蒋峰等10位“80后”作家加入中国作协。这看来似乎是一个标志——年轻的作家们正在逐步被主流机构所认可。

然而，真正的融入文学正规军的洪流却仍有待时日。如今，几乎所有的媒体和老一辈的文学艺术家在提到以网络起家的他们时，态度都有所保留。《萌芽》主编赵长天可称得上是诸多“80后”作家的推手，然而他对这些文学新人的评价也只是：“你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未来都是他们的。”而传统文学家对于这些年轻的写手的不认同感不仅仅来源于代沟，更是因为文学观念上的差异。

在“80后”作家及庞大的网络创作群体凭借自由便捷的网络一崛而起时，这其中，网络作为催化剂，立下汗马功劳，网络与文学迅速地反应，将文学推向大众化，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路径和方式。

“文学是生活的艺术化，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这是为大众和老一辈艺术家所认同的文学准则。而网络作家大多高产，文章有的描写青春校园，有的又看不出现代生活的痕迹，带着极度的夸张和渲染。想当年陈忠实写《白鹿原》的时候，整整用了4年，当陈忠实趴在西北高原老屋的小圆桌上写这部作品时，恐怕不会想到，现在的新一代只要坐在电脑前，“让思维插上狂想的翅膀，让双手神经质般把键盘敲响”，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产出一部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言的小说，且可能比《白鹿原》更轰动、拥有更多的读者和更多的出版机会。

正如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所指出的：“在文学由殿堂进入厨房以后，重要的不是急于解释这种变化的合理与否，而是如何让它在厨房也能绽放出艳丽的花朵、散发出不夹杂油烟味的芳香。”一堵不如一疏，作协放低身段笼络新秀或可算一明智之举吧。

延安文学对作家路遥的影响与启示 篇7

路遥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坚持, 是基于对正在威胁着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表示怀疑。他认为“理论界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价值”, “理论批评界首先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 什么是模仿甚至变相照抄, 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路遥直言不讳的这番话, 是对当时正处于潮头浪尖上的先锋小说以毫不留情的一击。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色。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众多作品都是从现实的社会背景出发, 描写城市交叉地带人物的各种复杂心理, 并在作品中恰如其分地注入现代意识, 这种对自己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不断实践, 为我们再现着现实生活的人生百态。

路遥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为一个生长在黄土高原的农民的儿子, 路遥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乡土文化的影响, 带有浓厚的乡土意味。《在困难的日子》中的马建强, 有着路遥的影子, 更有着路遥真切的感受和体验。[1] (P85) 当他载着乡亲们的希望与厚爱, 背着“百家姓粮”进城上学的时候, 首先出现在他意识中的不是如何的用功学习, 而是这片黄土地赐予他的土地精神与博爱, 黄土地之魂附着在他身上, 他的胸中炽热的燃烧着。这种最无私、最真诚的奉献与牺牲精神感染着黄土地的代代子孙。

路遥作品的共性是将社会底层人民的艰辛苦涩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感情融会到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通过展示这种复杂的人情世故, 可以窥视出路遥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内涵的独到理解, 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展现城乡交叉地带的典型人物

作为一个在自己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行走的孤独者, 作家从始至终都践行着自己的创作风格。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孩子, 由于从小就对古老守旧的乡村生活十分熟悉, 其作品的主旋律就是在对农村贫困生活的展现中表现出对生活状况的忧虑, 以及表现农村中小知识分子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与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这种路遥式的旋律从《人生》开始, 延续到《在困难的日子里》, 在《平凡的世界》中有更清晰深刻的表达与贯穿。

城乡交叉地带是路遥的窗口和天空, 在这儿, 路遥通过这种特定的时空环境打开了新一代陕北高原的农村和农民的画卷, 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黄土文化, 提出了对中国当代农民的历史命运的新思考, 表达了对黄土文明的新理解。在这片天空中, 路遥有力地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马建强等艺术典型, 体现了他独到的人生思考。

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

路遥的创作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读者意识”, 他心目中的“读者”, 不是少数的知识分子, 而是普通的人民大众。[2] (P105) 他始终认为, 文学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坚持使自己的写作“不面对文学界, 不面对批评界, 而是直接面对读者”。[3](11)路遥生活在自己的时代, 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某种历史时代的产物, 在《平凡的世界》中, 他选择黄土高原这个贫穷落后的环境为背景, 他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对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进行深刻的剖析与思考, 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写出了黄土高原人民个体和群体的命运。通过这些历历在目的社会长卷, 我们看到无论是高加林生活的那个社会, 还是孙家兄弟拼搏的那个社会, 都是一个充满苦难的社会。沉重的民族苦难和历史苦难最后凝结为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 人们为了生存而奔波, 奋斗, 贫困成为压在人们心头的巨大阴影。

可以说, 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的焦点在于对人生的真实写照。即使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 也都顺应并符合了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发展。不难看出, 《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有着深深的时代印迹。作者揭示了现实社会对年轻人爱情的种种制约因素, 畸形的社会心理也扭曲了他们的心灵, 使他们合理的人性和自我意识任凭风吹雨打都无法得到保护, 最终只能成为时代遗留糟粕与社会观念的牺牲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作家应该为人民写作, 按照这个原则, 文学应该为以工农兵为代表的社会基层群体写作。路遥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默默坚持的为劳动人民写, 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写的写作原则, 并且认为文学不仅要反映大众的生活, 倾听他们的声音, 而且要满足他们审美的需求。路遥说过:“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命运尤为关注。从感情上来说, 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4] (P376)

而如今, 人们不断地品味路遥, 纪念路遥, 不正好说明了像路遥这样的为人民写作的精神值得传承吗?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不仅没有过时, 而且正当其时。这是路遥和他的作品成功之处, 也是其作品的文学意义。

摘要：陕西文学因其特有的风貌和受延安文学影响所生发的独有文学景观在当代文坛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守、农村题材的由衷喜爱, 城乡交叉地带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蕴含的深厚历史底蕴等均体现出延安文学对以路遥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延安文学,文学积淀,农村题材,城乡交叉

参考文献

[1]马一夫.民间立场与弱势群体代言人[J].延安大学学报, 2003 (1) .

[2]贺智力, 徐彤.路遥的读者意识[J].榆林学院学报, 2004 (4) .

[3]路遥.路遥文集 (第2卷)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东北作家的文学抗战 篇8

哈尔滨是东北作家群诞生的地方

1931年12月, 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 (沈阳) 迁驻哈尔滨, 哈尔滨成为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东北的进步作家不约而同地先后集中到了哈尔滨。罗烽、舒群、金剑啸是有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作家。罗烽担任中共哈尔滨东区区委宣传委员, 舒群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 金剑啸是中共哈尔滨道里区委宣传委员。受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的委派, 他们3人领导哈尔滨的文艺工作。

哈尔滨市道里区水道街 (今兆麟街) 有一个大院叫牵牛坊, 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 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罗烽、舒群、金剑啸、白朗、萧军、萧红等经常来这里聚会, 他们组织了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 并担任演员, 开展抗日文艺演出。金剑啸还在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十五道街33号, 创办了天马广告社, 作为地下党组织联络进步作家的地点, 同时也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这些作家是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哈尔滨日报》副刊《新潮》和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国际公园》的主要撰稿人, 在这两家报刊发表了许多作品, 揭露日伪统治下的社会黑暗, 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 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 有力配合了广大农村和山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东北作家用他们的作品展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 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由于《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经常发表进步作家的作品, 被伪满当局勒令停刊。

1933年10月, 萧红和萧军的合作小说散文集《跋涉》由舒群等人资助, 在哈尔滨自费出版, 刚送到书店, 就因为作品有反满抗日倾向被禁止发行。萧红和萧军也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在中共满洲省委不断遭到破坏, 日伪反动势力要对抗日文艺活动进行镇压的情况下, 罗烽、舒群、白朗、萧军、萧红等人先后转移到青岛、上海等地, 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文艺活动。

诗人金剑啸一个人的抗战

金剑啸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留在了哈尔滨继续开展抗战文艺活动。1934年8月, 他关闭了天马广告社, 来到《大北新报画刊》社当编辑。《大北新报》是日本人创办的报纸, 《大北新报画刊》作为《大北新报》的增刊独立出版发行。金剑啸改变了办刊思想, 提出“画刊不仅是艺术的, 也更是社会的”。主张“多刊登新闻照片和艺术名作的照片, 及世界知名政治家、外交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照片, 至少每期介绍一个”。他以世界名人为题, 刊登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 介绍了“列宁在十月”的革命活动。这些图片引人注意, 《大北新报画刊》社将他辞退。

金剑啸在哈尔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1935年4月来到齐齐哈尔, 化名巴来在《黑龙江民报》社当副刊编辑。他在《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上发表了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 歌颂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雄斗争事迹。金剑啸借《黑龙江民报》社发刊2000号之机, 组织了白光剧社, 演出了由他编导的《母与子》、《黄昏》等话剧, 歌颂了爱国者的斗争事迹。齐齐哈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了漪澜读书会, 在金剑啸的帮助下漪澜读书会创办了会刊《漪澜》, 金剑啸为《漪澜》创刊号题词, 指导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文艺创作。金剑啸还在他主编的《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上开辟专栏, 专门发表漪澜读书会成员的作品。漪澜读书会在齐齐哈尔的影响力在扩大, 金剑啸也引起了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1936年1月, 他辞去了《黑龙江民报》的工作, 又回到了哈尔滨。

这时《大北新报画刊》社由于经营不善濒临倒闭, 中共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筹集一些资金, 接管了《大北新报画刊》。为了保密仍聘请原来的主持人当名义主编, 实际的主编是金剑啸。具有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作家姜椿芳参加采编工作, 编辑部的地址也迁移到道里区商市街43号。从现在残存的《大北新报画刊》可以看出, 金剑啸主办的《大北新报画刊》突出了对进步文化艺术的宣传, 增加了对日伪统治下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报道, 如“伪满警察中央大街飞车撞死幼女”, “同记工厂女工一天工作16小时如同机器人”, “极乐寺的难民区”等。《大北新报画刊》还刊登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消息, 报道了“贺龙和萧克率领红二方面军在云南和西康建立边区革命政府”的消息。画刊还大量刊登国内进步作家鲁迅、郭沫若和苏联作家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他自己也创作了很多进步文艺作品发表在《大北新报画刊》上。1936年6月13日金剑啸被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逮捕, 并调查出他就是《黑龙江民报》副刊编辑巴来, 就把他押解到齐齐哈尔。1936年8月15日, 金剑啸倒在了刑场上, 年仅26岁。

中国抗战文学的先驱

东北作家群诞生于哈尔滨, 发展在上海。罗烽、舒群、白朗、萧军、萧红等人先后到达关内后, 和先期到达的文学青年塞克、李辉英、端木蕻良等人会和在一起, 共同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开辟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先河, 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形成了著名的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有《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呼兰河边》、《科尔沁旗草原》和《没有祖国的孩子》等。

1934年11月, 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 与鲁迅相识。萧红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的创作, 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 书中收鲁迅为之作序和胡风读后记。《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 真实地反映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东北农民的悲惨遭遇, 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 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 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萧军反映抗日义勇军斗争生活的《八月的乡村》也得以出版。这部小说是以抗日烈士傅天飞的故事为素材创作的。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评价《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是“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其面世“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惊奇和震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著名文艺评论家周扬也撰文评价《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 “由《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我们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出来东北民众抗战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战术, 很快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拥护, 正说明目前中国大众需要的是什么作品。”

1936年初, 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也到达上海, 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在鲁迅和郑振铎的帮助下, 端木蕻良在《文学》《作家》等刊物发表了《鹭鸶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文学作品, 完成了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写作。罗烽和白朗也分别发表了《呼兰河边》《伊瓦鲁河》等作品。舒群出版了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东北作家在上海文坛的影响, 让人们感到了一个由东北作家组成的群体在文坛上迅速崛起。1936年9月, 新闻出版家、生活书店负责人邹韬奋收集当时影响最为显著的东北作家的一批抗战文学短篇小说, 出版了《东北作家近集》。包括罗烽《第七个坑》、舒群《战地》、李辉英《参事官下乡》、黑丁《九月的沈阳》、穆木天《江村之夜》、白朗《沦落前后》、宇飞《土龙山》和塞克《在路线上》等8篇小说。由于这本书的畅销, 东北作家群这一称谓也更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群所认知。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 篇9

“中原作家群”是指包括坚守在河南本土的作家和在外地发展的豫籍作家在内的庞大创作群体, 其内涵是指河南作家写的文学作品和写河南大地的文学作品。1995年底, 《光明日报》刊文“文坛冲过来一支豫军”, 被称作“文学豫军”的河南作家群开始引起文坛关注。2010年11月, 以“坚守与突破”为主题的中原作家群论坛在河南郑州举行, “中原作家群”第一次作为学术概念被正式提出, 其地位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认可。

19世纪法国文学史家丹纳提出, 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他认为在分析评价作家作品的风格时, 应十分关注地理条件对它的影响, 这使人们日益重视从地域性视角考察文学作品并揭示其发展规律。地域性既有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 还有民族关系、风俗民情、历史沿革、生活状态、语言乡音等社会因素。地域文化影响着作家的思维方式、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风格, 并在它的作用下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

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紧密相关。河南文学的根系深深扎在广袤的中原乡土世界和肥沃的中原文化之中, “背负着历史行走”的中原作家群正是在展露中原文化底蕴、揭示中原文化生态中精准捕捉和剖析着几千年传统文化哺育下的乡土文明。“一方面没有哪一个群体, 像中原作家群这样如此坚定, 如此执著, 如此深入地立足于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立足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 但同时也没有哪一个群体像中原作家群这样, 从这片土地上的复杂经验中, 不断地汲取创新和创造的动力, 不断去开拓文学的艺术的新思维, 不断开拓艺术的新境界。”[1]厚朴深刻、坚持批判和启蒙的文学立场, 对中原社会生活、人性与民族灵魂的挖掘是中原作家群的一大创作特色。

一、中原地域文化的基本特质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人的肉体关系组织, 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了人是历史性地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存着的, 对人的考察必须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地理环境、“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即人文环境出发。文学创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生命力最为恒久的小说大都是各个时期的地域文化小说。中原作家群的地域文化小说也给中国文坛增添了许多沉雄厚重的华章。

文化是文学的滥觞,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 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一系列文学体裁为载体对文化现象的社会观照。由于文化具有地域性, 所以文学相应地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 是文学一向独居的特点。”[3]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 那些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小说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属性。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河南既是老子、庄子、孙子、杜甫、韩愈、刘禹锡等文化名人生活过的地方, 又是一块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风侵雨蚀、灾难深重的土地。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在这里集结并沉淀下来, 最终凝聚成了中原地域文化的基因。

“以农业文明为底色”是中原地域文化的首要特质。国风、宋词反映的都是农业社会的图景。对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的深深眷恋, 使中原人自古形成了“安土乐天”“固土重迁”的习惯。对农村生活的追怀和思恋是中原文学的重要主题。作为描写农村生活的能手, 许多中原作家始终关注着农民命运、农村生活和乡村泥土气息, 他们的作品从故事细节到人物语言, 大都是从故乡生活的泥土里抓取出来的含尘带露的“乡土题材”。

其次, 中原文化高度重视道德伦理, 并以德性觉悟为表现目标。中原文化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 它始终围绕天人关系、历史之变、心性、治乱、道德、生死等主题展开, 而较少表现出对人性、神性的终极关怀。此外, 中原文化所看重的是“圣化”而非“智化”, 争做贤人、仁人、大丈夫、君子, 最高目标则是成为圣人。总之, 中原文化的精神指向主要来自内在的道德良知和道德自觉, 主要在于成就高尚的道德实践而非恢阔深弘的知识。

第三, 中原文化富有政治色彩。历史上, 在中原建都的王朝最多, 为了强化政治统治, 历代帝王都很重视文化的教育作用, 这也决定了中原文化发展的特色表现。注入了政治热情的中原文化富有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 形成了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 “文以载道”思想根深蒂固。但文化人对权力的迷信和服从、服务心态, 使中原文化在一程度上沦为政治的奴仆。其中很少有异端或新思潮, 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 无疑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四, 中原文化看重历史, 重视社会、现实关怀。中原文化是一种以经验理性为基石的世俗文化, 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十分看重历史, 重实际而轻幻想、重写实而轻浪漫, 由它孕育出来的河南作家偏爱写实。注重对个体生命存在体验和表现的写实主义是中原文学创作的突出特征。如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河南郑州巩义人、“诗圣”杜甫就倾向于对社会和现实关怀, 其作品大多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同情。

此外, 中原文化往往具有宏大的气势和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当代河南作家对大气魄的追求更是孜孜不倦, 李准《黄河东流去》、姚雪垠《李白成》、魏巍《东方》、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等都显示出一种恢弘的气度。

中原文化的特质在文学创作中固然有许多积极影响, 但其消极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浓烈的历史意识使中原作家执著于对作品的历史观照, 而缺少对现实中的失魂、漂泊、断根等现代性思考;过重的乡土情结、乡土本位遮蔽了其创作视野, 限制了其挖掘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过于浓烈的政治意识往往使中原文化人缺乏独立的学术人格;由于求善、追求道德境界的愿望成为首要目标, 导致求真的文化范式被冷落;过于强调注重气节和操守、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中原作家群要脱出“农业文明”的固有轨道, 实现中原古典文化特质的现代转型, 其使命任重而道远。

二、中原地域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

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构建小说独特思想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的重要元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文坛产生了一大批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寻根小说”, 并形成了相应的作家群。如“湘军”“浙军”“陕军”……其中, 表现“中原文化”的“豫军”有着独特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对农民问题的深度思考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历史积淀密切相关。中原作家群所写的大都是家乡的人和事, 言谈举止、生活方式都带着浓厚的中原乡土味儿。在中原作家创作中, 深厚的乡土情结、传统的文化积习、聚族而居的村镇是其主要叙述内容, 乡村人的生产生活及其在现代文明和商品意识冲击下所发生的精神震荡与道德裂变是主要叙述对象。

“原乡意识”是中原作家群创作的突出特点。长期以来, 中原作家对乡土这个心灵家园做着持续性的、充分的阐述。如, 河南作协主席李佩甫的乡土写作, 通过乡土和城市间的交叉关系表现乡土变化和人的命运变迁;刘震云等在北京的河南籍作家的文学资源和文学表现内容同样基于中原故乡……中原文学、中原作家成了一个地方的名片和代言人。生长在中原大地上、饱受中原文化浸润和滋养的中原作家群以乡土文学为大端, 创作出了大量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优秀作品。

“根性写作”是中原作家群创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身在京城、省内、省外的豫籍作家, 虽然写作风格迥异、写作习惯多样, 但共有一个特点:以中原家乡的生活为写作素材。地域的风土人情、故乡的生活经验是他们的主要描写对象。田中禾《父亲和她们》重在表现豫西南的生活现实和时代变革;阎连科、张宇主要描写豫西地区的社会生活;刘震云则侧重于再现故乡豫北的社会图景;李佩甫则把深深扎根于豫中平原……可以说, 没有故乡风土人情、生活经验的滋养就没有他们的辉煌成就。

“无可否认的是, 任何一个地方, 自然环境、文化氛围、历史传统都会对作家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并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从而形成一种地域特色。由此, 这种在很多时候具有政治或宣传意义的地域划分, 也自有其合理之处。”[4]毋庸置疑, 地域确实会影响作家的感觉、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和承载体, 河南保留着中国最原生态、最纯粹的村庄形式, 积累和凝固着中国文化的原型状态, 因其难以被复制的特殊现实存在, 中原作家群不约而同地对“土地的根性”进行着文化考察和再阐释。

坚持关注现实传统、注重对作品深度和厚度的追求, 形成了鲜明的中原创作风格。中原作家群在近期的文学实践中, 把艺术创新与内容厚重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宽广的世界观、文化观和人性观主动与世界对话。李佩甫从《羊的门》《城的灯》《等等灵魂》到《生命册》对于人性和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对农民精神的挖掘是中原文化生态的真实写照, 是追溯城乡时代变迁的“心灵史诗”, 更是中原文化的感性表现。在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中, 李佩甫对中原人的生命状态、生存韧性进行了深挖细掘、灵魂勘探。正如艾恺所说, “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 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5]作为一个对中原文化呈现、反思、审美的“新标本”, 《生命册》的精神向度开掘与文化价值选择具有前所未有的多向性, 包含着对文化认同与批判的悖论。

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生的理解与表现。中原作家群把中原社会现实、时代变革、乡村生活场景、农民思想灵魂的挣扎矛盾等呈现在了当下的文化史景观里, 他们在河南这一“文学社区”中, 关注着乡村生活的精神嬗变和渐行渐远的“乡愁”, 努力为中原文化保留着“民族的记忆”。

独特的地域风情、坚实的文化积淀、深厚的人文内涵是中原作家群保持创作青春的核心秘密, 乡土情怀烛照下的中原人文审美观照, 构建起了其小说原初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地方文学是一种地方性的区域文学现象, 因而从地方文学到区域文学的现象性存在, 实质上取决于民族国家在特定环境之中文化发展的地方性表达。”[6]在文化肌理的交融中展示地域文化特色、挖掘民族文化心理与积淀, 汇成了中原作家群的精神图谱, 彰显着他们的精神诉求和理想寄托。

当然, 明显的地域特征是一柄双刃剑。这会让中原作家群习惯于立足河南看世界, 而不是立足世界看河南, 眼界太窄, 容易使作品缺乏应有的高度和宽阔的视野, 形成同质化倾向。因此, 河南作家需要摆脱地域文化的局限和束缚, 不迷惑于地域文化的表征现象。坚守但不被禁锢, 革新而不流俗, 沉浸而不迷恋, 摆脱局限, 跳出窠臼, 以现代眼光加以审视, 以创新视野进行写作, 这或许是中原文学重新出发、力求实现新突破的关键所在。

摘要：“中原作家群”是指包括坚守在河南本土的作家和在外地发展的豫籍作家在内的庞大创作群体, 其内涵是指河南作家写的文学作品和写河南大地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紧密相关。中原文学的根系深深扎在广袤的中原乡土世界和肥沃的中原文化之中, “背负着历史行走”的中原作家群正是在展露中原文化底蕴、揭示中原文化生态中精准捕捉和剖析着几千年传统文化哺育下的乡土文明, 其文学底色彰显了中原地域特有的浓郁文化特点。

关键词：地域文化,中原作家群,小说创作,文学底色

参考文献

[1]杨鸥:《正在崛起的中原作家群》,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9月4日, 第5版。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22-23页。

[3][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 见《美国作家论文学》, 刘保端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第84页。

[4]傅小平:《“中原作家群”崛起引发思考——文学表达的局限与可能》, 《文学报》2012年9月6日第3版。

[5][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35页。

老向:文学史无处安放的作家 篇10

一

在分析老向的作品前, 有必要介绍一下老向其人, 因为在现代文学史上老向被忽略了半个多世纪, 人们对老向很少有了解, 同时更重要的是老向的文学成就是与他的人格特点分不开的。

老向 (1901.1—1968.8) , 原名王向辰, 河北束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会, 同时创作民谣和故事。抗战后他到武汉, 和何容一起帮助冯玉样办《抗到底》月刊, 致力于抗战通俗文学的创作, 后去重庆北碚, 进国立编译馆。复员后随馆返南京, 继续任职, 同时做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省议员和监察委员。曾参与北平国剧学会的恢复和修订国剧剧本, 记录民间艺人高元钧曲目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市文化局搞戏曲改革, 写川剧剧本《柴市节》等, 并任通俗文艺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 调重庆市艺术馆戏曲改革工作委员会管理资料, 后并入重庆市川剧院, 整理过老艺人李树成、张德成等的舞台艺术历史。“文革”中去世。 (1)

(一) 植根于大众的“平民文学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老向也曾尝试过小知识分子的风雅, 创作了《茶话会》、《孤女》等小说, 在《现代》上发表, 但初试锋芒便即被证实“趋雅的失败”。虽然此后励精图治, 却始终“洗不脱满身的黄土泥, 挣不掉满头的蚂蚱籽”。尽管“白天不俗, 晚上做梦俗, 表面不俗, 灵魂也俗”, 于是他索性“弃雅从俗”, 正告“我是乡下人”。

此后, 老向的创作实践了他的文学观念。在他的作品里可以显见得到作者对农村及农民的喜爱, 欣欣然扎根于劳苦大众。1936年, 上海人间书屋版的《黄土泥》问世,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 发行三万多册, 被称为“真正描写农村的作品”, 并列为民国教育部的“普及丛书”。1937年又经由北平民间社出版《民间集》, 继续坚持于底层写作。

(二) 超越党派政治的坚定的爱国者

老向在1919年即加入国民党, 但在1930年前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为压倒左翼文学而推行的“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 老向并不是政治目的强烈的国民党文艺队伍的主角, 没有做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为其吹风。相反, 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庶务日记》来讽刺国民政府的官僚腐败。抗战爆发后, 老舍发出“我是一个抗战派”的呼告, 同样, 作为老舍的好友, 老向也在抗战中运用文艺的力量挽救民族危亡。他在冯玉祥支持下, 与老舍等人办起了抗日通俗文学期刊《抗到底》, 撰写的《抗日三字经》《抗日千字文》军民争相传颂。

抗战胜利后, 眼看在大陆大势已去, 一些国民党成员纷纷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曾是老向好友的何荣 (老谈) 也在新中国成立前去往台湾发展, 成为岛内知名的语言学家和文法学家。老向却依然留在大陆, 默默致力于通俗文学的编辑、创作和研究工作。

(三) 富有责任感的民间文艺家

他在散文《民间艺人》中说:“他们最能自动地去接近民众, 号召民众。……改造他们本身, 改造他们所用的教材, 不是艺人自己所能办得了, 是教育家的责任, 也是文艺家的责任!”他的通俗创作实践了他的理念, 他运用鼓词、相声、小调、韵文、童谣、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十几种旧形式, 创作出多篇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如大鼓词《鼠窃横行》, 以1935年华北事变为背景, 虚拟了黄玉莲、黄汉奸一对兄妹, 暗喻国共两党本是同根生, 同为炎黄子孙, 现如今当联合起来共同抗敌, 尤其国民党当改过自新, 负起保家卫国之责任。还有创作于1938—1939年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时期的《抗日三字经》和《抗日千字文》, 作者呕心沥血, 寓教于通俗, 看得人杀敌之心大振, 可想而知普通民众的抗日情绪必定因此高涨。

二

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在评老向的《村儿辍学记》时说:

老向作品的重要性, 为史家所忽视, 是一件必须引以为憾的事情。《论语》时期, 写幽默文章最受注意的, 是“三堂”———语堂、知堂、鼎堂 (郭沫若) 。论幽默, “三堂”似不及“两老”———老舍与老向。“两老”走的文学道路颇多相似之处, 得到评价却不同。老舍声闻遐迩;老向则一直受到不公平的漠视。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老向写过不少优秀的小说与散文;尤其是在抗战时期, 老向在曲艺方面所作的努力, 即使不超过老舍, 最低限度也有同样的成就。在现代中国作家中, 作品能竭力摆脱西洋文学的影响的, 老向是极少数中间的一个。他的作品, 民族风格显明, 不大有洋葱味。 (2)

刘以鬯先生的评论切中肯綮, 指明了老向的两个重要文学特点:幽默、民族风格。

能名垂文学史当然是每位作家的愿望, 这里说老向理应得到文学史地位是有他杰出的文学成就做证明的。

老向的文学创作按体裁分种类繁多, 仅小说, 就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除散文外还有各种通俗文学形式如歌诀、大鼓词、韵文等。按时间划分, 主要集中于1932—1938年间, 1941复又发表中篇小说《秃油锥》。他的主要作品集有短篇小说集《黄土泥》、《民间集》, 散文集《巴山夜语》。

(一) 老向文学创作的内容

1. 乡间民俗风情的讴歌。

老向没有像“乡土小说派”那样以启蒙者的高姿态痛斥农村的落后愚昧, 最多只是用温情的讽刺。在他眼里, 乡村就是好, “到了野坡, 天高地阔, 不必战战兢兢地顾虑车挤马撞, 打着旋风脚走, 也不会妨碍着别人……天上一耙子, 地下一扫帚, 评古论今, 骂朝廷也没人管”。 (3) 淳朴的民风, 宁谧的景色, 充斥在他的作品里, 尤其在他的散文中, 描绘了一幅幅优美的乡间风景画。

2. 国民党统治下各级地方政权的腐败。

长篇小说《庶务日记》, 以一名小庶务的视角, 采用日记体的形式, 记录了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内官僚机构的腐朽与领导者的各种荒淫无度, 叙述琐碎流水化, 广泛采用对比手法, 揭露国民党政府内体制的不健全, 买官鬻爵、树倒猢狲散、不负责任、不谈国事、大小事皆报公账等的各种腐败现象, 是一部三十年代国民党的“官场现形记”。1934年, 他还在《论语》上发表一篇《居官书绅歌》, 以说唱文学的形式写出混迹官场应有的“做”字秘诀, 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官僚体制不健全的体现。

3.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

作品中始终流露着浓重的反日情绪, 不论是《庶务日记》中“我们应该去抵抗凶恶的敌人”的呐喊, 还是《秃油锥》中“日本这个野种”的唾骂, 大鼓词《鼠窃横行》中“劝人莫做汉奸, 大家努力抗敌”的呼喊, 作者的反日爱国立场一目了然。

(二) 老向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

1. 幽默讽刺性。

老向不是幽默文学的开山祖师, 但却是“论语八仙”之一。老向的幽默讽刺承继了林语堂和老舍的特点, 呈现出一种生活化的幽默。“三堂”实属软弱的打哈哈, 而“两老”———老舍与老向却是善意而混合的讽刺。吴福辉在《戴上枷锁的笑》一文中将老向作为比老舍更接近通俗讽刺文学的作家来谈。老向的讽刺作品读来非常具有口语化的生活气息, 夹有杂文笔法。

2. 生动流畅的语言, 半文半白, 可见功力。

他的短篇小说《糖瓜祭灶》就用了半文半白的写法, 更显幽默。散文《抗儿诞生记》、《缺德轩》亦全用古文, 读之耐人咀嚼。

3. 扑面的地方农民风味儿。

老向的作品, 民族风格显明, 没有洋葱味, 有的只是浓厚的黄土泥气味。他的《黄土泥》和《民间集》两个短篇小说集子带着“平民教育”的实践, 重视农民, 讴歌农村天然的生机和乡民纯朴的民族品格, 关注农民文化道德的改良。

值得一提的是老向对于抗战文艺的突出贡献。1941年发表在《抗战文艺》上的中篇小说《秃油锥》, 写一名被大风大浪逼训出来的有勇有谋的农民兵, 文字流畅, 人物形象典型丰满, 喜剧结尾, 积极向上, 快慰人心。同样描写战争题材, 语言还更加形象生动, 可读性强, 不似左翼作家那么直白, 主题至上, 艺术表现力要高过同时期的左翼作家。

三

与老向的文学成就不相对应的确是其尴尬的文学史地位:细观现行各种文学史教材, 很难寻觅到关于老向的蛛丝马迹。但假设老向的文学成就已经得到文学界广泛认可, 又该将其置于文学史的哪个方位?

左翼文学?

虽然老向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作家, 但老向的“国民党”身份注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作为一个“非主流”的存在, 自然与左翼的“普罗文学”不沾边。

论语派?

老向走上文坛, 正是“论语”“幽默”文学盛极之时, 他的第一篇小说《绣花绢》是对幽默文学的实践, 手法尚显幼稚。进入三十年代以后, 老向的笔触日见成熟, 成为《论语》长期撰稿人, 荣列“论语八仙”之中。但他的创作比起林语堂的“闲适”、周作人的“冲淡”, 讽刺的意味要浓郁得多。身为一个“非主流性”的自由作家, 老向始终关注农民的现实存在, 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批评态度, 在“论语派”中, 又是一个特殊的个案。

乡土文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家, 主要靠回忆重组故乡生活, 靠居高临下的姿态, 审视和批判农村的凋敝落后和农民的愚昧不觉悟。但在老向那里, 乡绅地主、小知识分子不是刻画重点, 活生生的农民及农民生活才是主角。老向歌颂乡村的自然美景, 赞美乡民淳朴美好的品格, 没有激烈的批判和揭露, 有的只是内蕴的深沉的关切和盼望。

京派文学?

老向与沈从文一样, 以“乡下人”身份自居, 也多欣赏乡村的和平美好, 对城乡差别、所谓的“都市文明”厌恶及否定, 但两者从审美风貌上讲相去甚远。讲究通俗平民化的老向与学者气、遗老风的京派文人相比, 在文学趣味上自然是不同的。

抗战文艺思潮?

在民族救亡运动高涨之时, 作家们纷纷确立起为战争服务的文学观, 老向自然也积极响应, 办起了《抗到底》杂志, 旗帜鲜明地表示要与侵华日军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此期间, 老向创作了朗朗上口、以军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的《抗日三字经》和《抗日千字文》, 却陷入了关于大众文艺“利用旧形式”的大争论。虽然这一讨论对推动通俗文学创作, 在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的启蒙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为文学大众化的实践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向却没有被介绍给读者。

只有吴福辉在《戴上枷锁的笑 (为未来的现代讽刺小说史准备的提纲) 》中将老向单独列出, 作为通俗讽刺文学的代表, 注意到了老向在讽刺小说史中的独特位置。只可惜这部专门的文类史迄今尚未面世。

四

可以看到, 即使老向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 文学史对他的定位也是困难的, 其中的因素是复杂的, 老向的文学史评价究竟该何去何从?

(一) 抛弃党派顾虑

综观各类文学史的通行教材, 从未提及老向与各思潮流派的关系, 更遑论深入研究。即使与老向显性相关的通俗文学史、抗战文艺思潮史中, 也不曾见提及老向当年与老舍一起所作的民间通俗文艺工作及代表作品。 (主要有《抗战文艺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等著作)

老向的名字不仅在大陆的文学史中难以寻觅, 台湾文学史亦不曾提及, 既不是台湾的“乡土文学”作家, 更不在“反共作家”行列。就是说, 老向既没有被大陆文学史承认, 又没被台湾文学史接纳。

显然, 因为老向不曾作为国民政府御用文人的存在, 也不曾迁往台湾为台湾社会文化发展做贡献, 自然不被台湾文学史认可。但在大陆, 虽然老向拥有国民党的政党身份, 但他始终对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广大农民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既然军阀冯玉祥最后得到中央领导者以“爱国将领”称谓的认可, 爱国文学家老向的文学地位也应得到文学史家的认可。既然能接受当年认贼作父的刘呐鸥、穆时英在三四十年代现代派小说中的文学地位, 为何不正视老向在通俗文学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二) 文学的民族化与平民化问题

与其说老向是一位通俗文学家, 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平民文学家。老向的创作始终自觉地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 以“乡下人”的平等身份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 是真正的“文艺为工农兵”“文艺为人民”服务。

1919年初, 周作人发表了《平民文学》一文, 对此前《人的文学》进一步规划, 提出以普遍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的“平民文学”, 并将“平民文学”阐释为一种文学的精神, 是“贵族文学”的反其道而行之。但事实是“五四”以来的经典文学的平民化主要集中在对“人的文学”主体性的思考上而不是别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接受新文学的几乎只是少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 广大无文化的群众几乎不是文学的受众。文学家们关心的是作品启蒙理性的深度和艺术价值, 而非文本的通晓性和交换价值。 (4)

“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渐渐演变成了精英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学, 这不仅是老向年代的问题, 而且是当代文学的问题。好在当代文学允许“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的出现。老向的年代, “新文学”一味求新, 一味抛弃封建的形式、驱赶封建的毒瘤, 在启蒙方面确实有进步的一面, 但新文学的领导者们、文艺理论家们却很少关注老中国土地上数量庞大的农民们。他们“反反复复探讨大众化问题, 可是作品还是不够大众化”。 (5) 即使后来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 也只是政治意识指导下的行为。

老向的作品, 以农民为读者对象, 以乡村生活为内容, 既是农村题材的文学, 又是为农民服务的农民文学, 与二三十年代所谓的乡土文学迥异, 他是“国统区的赵树理”。他在《关于抗日三字经》中说:“调唱得越高, 大众越不敢附和;不是不敢, 而竟是不能。”可见老向对文艺不能深入大众的忧思。老向生活在民众中间, 站在民众的队伍里面, 始终走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就像当年的柳永一样, 就算混迹于市井酒肆之间为士大夫不齿又怎样, 历史终究会对老向的文学地位作出公允的评判。

从“雅文学”的尝试, 到对乡间“美”的歌唱, 对黄土地人民的忧虑、关切和盼望, 再到进一步地平民化、大众化, 老向始终恪守着为底层写作、为农民服务的写作姿态, 并创造了不可磨灭的文学成绩, 然而老向在文学史中的归属和定位问题当是文学史家必须重新考虑的问题。

摘要：老向, 是一个被忽视的存在。本文以老向的平民立场、爱国立场及可圈可点的文学成就来肯定他的文学地位。但与现代文学史中书写的几种代表文学思潮相比, 找不到老向的落脚点, 文学史也确实没有老向应得的文学地位。老向不被文学史接纳的原因是复杂的, 这可以给我们的文学史评价换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关键词：老向,文学史,思潮,民族风格,平民作家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老向代表作.华夏出版社, 1999.1, (第1版) .

[2]马良春, 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 (下册)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5.

[3]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3.1, (第1版) .

[4]杨守森主编.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1, (第1版) .

[5]吴福辉.带着枷锁的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12, (第1版) .

[6]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 2002.

[7]董文璞.通俗文学大家老向.文史精华, 2004.10, 总第173期.

女性文学作家之陈染 篇11

关键词：女性作家；私语化写作；回忆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5-004-01

听到陈染的名字，不禁想起一句话，陈染陈染，墨染沉香。会好奇这是怎样一个穿着婉转水袖，吟着点点忧愁的江南女子，透着诗情，浸着画意。当读罢她的《嘴唇里的阳光》，《梦回》，《私人生活》，这些带着强烈自我感情，女性意识的作品，我才觉得，她，只是一个生活在自己秘密花园里的倔强女子罢了。想要以私语去寻求与男性平等的对话。

在很多很多年里，中国的文学都不免打下男权中心的烙印，在他们笔下的女人不是才子佳人式的封建童话，便是一生贞洁心化成石只为守候一个男人。而女人只是在男权意识下锻造出来的符号罢了。男性主宰着一切，女性是完全被排除于主流之外的，她们是无形中被固化的“边缘者”、“漂泊者”等等。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男性作家所创造的女性形象无非三种，一是《林海雪原》中白茹一般天使般的女人，那是男人心中理想的女人。第二是妖魔化的女人，那些红颜祸水，那些奸妇淫女，那倾国的美人妲己不就是妖魔吗？他们认为国倾，天下倾是女人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三是疯女人的形象，而这些女人之所以被称之为“疯”，我想，在她的身上，一定有某些男性社会不能接受的东西。男性作家构建文本中的那些女性形象时，往往是一种想象的，既带有社会的烙印，又带有作者自身所认为的女性的特质。

前面讲到在男权的挤压下，女性是处于边缘化的，而女性作家更是边缘化写作的。女性作家少见于宏大视角来叙述一个故事，而多见于以小角度来写她们所认为的故事。

都说女人似水，似水般柔弱，而陈染这样的女性作家，谁说不是在时间的水里，孕育，生长，寻找属于女人该有的那一片天空呢？我不知道，她们的回忆是不是那些故事所还原的女人独有的视角呢？也许山还是那座山，海还是那片海，而在陈染看来，那山，那海，只是现实世界里的一个她不愿投以目光的虚影罢了。她宁愿退回自己的内心，有的只是自己的女人的小情绪，女人对于这个世界的她们存在的思考，还有她们的欲望。那些欲望，像一条长长的蛇，阴冷巨大的，缠绕着女人瘦弱的身躯，一点一点腐蚀她们的理智。可，百年，千年，没有人去注意她们内心那一片炽热的土地，“存天理，灭人欲”，说的多么心安理得，是女人，就应该相夫教子，是女人就应该为了一个男人埋葬一生，神女峰望夫不归身化成石，怎可知，化成石哪只是身。而陈染的文字，一点一滴，都流露着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或是另一群女人最最深刻的理解。

首先来看《嘴唇里的阳光》，满含药物的针头是恐惧而疼痛的记忆还是如阳光般灿烂而曼妙的感觉？是冷漠与冲动，还是温暖与信赖？其中蕴含了女性对男性的恐惧、拒绝与认同。也许，嘴唇中注入的是阳光，才能产生阳光般的感觉与体验。

那里的黛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渴望着现在，却与过去无处告别，那样的阳光，于她是隔离的。也许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女孩，才会触及读者内心最深切的珍惜，想要幸福却那么敏感，想要快乐却无奈与忧愁为邻。我们都希望她能快乐。

《与往事干杯》中，肖濛举起酒杯告别往事，但是她真能做到吗？往事不是过去的结束，却顽强地延伸到今后的岁月里。要不，何以肖濛深爱的老巴会死于非命？要不，何以有那么多伤感的心灵？生命是否真有轮回，生命是否真的宿命，过去如浓重的风雨密密将我们淹没，那来自生命本能的欲望，那来自心灵深处的爱情，柔弱的我们能挣脱吗？与往事干杯是想拥有充实的现在，但如果现在是无所不在的虚无与空白，又怎能将过去彻底割舍？站在现在的时间段上，我们失去了生活与思考的能力。过去成为了永恒，而未来却如根基不牢的现在，摇摇欲坠，虚无渺茫。因此，干杯是一种想象，干杯是一种假设，我们无法做到与往事告别，我们靠回忆生活着，我们如肖濛一样的茫然与绝望。

《梦回》中的我，一个机关里的财务出纳，干着日复一日刻板的工作，守着一份连沉渣都打捞不起来的婚姻，我困守围城，我困守人生，困守自己心里不肯熄灭的那一星反抗的烛光。一个梦将那星星之火点开了燎原之势，我要去寻找，我要挣脱，挣脱那灰色的人生，挣脱那窒息得令人恐惧的生活，挣脱无性无爱的婚姻，挣脱日复一日的工作。终于，我寻找了，梦中的胡同，只剩破败的广场，而我亲爱的丈夫依旧没能如我愿地有了新的情人，而我只能退守孤城，继续过灰色的人生。小说《梦回》是陈染的一篇短篇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表现了一个现代白领在婚姻、工作双重压力下的灰色人生。

陈染对女性的命运是十分以及相当及其特别地关注，而这些小说多采取的是回忆的视角，那些喁喁独述即使是浪漫的语境下也有一丝忧伤的笔调，通过身体的语言直面内心的独白。《与往事干杯》开篇的一段话便是这最好的例证：

已是深夜，我躺在床上，熄了灯，窗外很静谧，没有一丝风，星星孤零零地挂在天空，凝视着这个孤独的世界。

我从出生就开始了回忆，

我从出生就学会了回忆，

我从出生就没停止过回忆。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星，是最好的，最安全的独处的环境，回忆是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审视，回忆是陈染这样的女性作家不满于男权社会的行为，是她们找到自我的过程。这样的回忆一定是零散的，而她们身体的经验和内心细微的情感不也正是零零碎碎的吗？陈染不屑于在文本中隐藏自己女性的身份而去迎合于男性社会，她始终作为一个女人在写女人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乔保保.想象并虚构的女性.大众文艺.[J].2012.

[2] 孙媛.困顿中的求索.研究生论坛.[J].1999.

作家叶开为儿童推荐文学读物 篇12

据荐书堂消息, “阅读也分有效阅读和无效阅读, 别说网络上的段子和信息了, 就连时下流行的很多小说都只属于消遣阅读范畴, 想要提高语文能力、扩宽视野、树立人生价值观, 必须读国内外一流的经典文学作品。”作家叶开前不久在杭州聊语文阅读和当下的教育热点时, 为儿童开了一份书单, 这份书单中的儿童读物“基本已被选编进《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都是我认为最值得推荐的, 如果非要我挑最经典的, 希望大家可以从以下这些开始, 它们并不被人熟知, 但我保证这些作品会真正开启一个孩子的快乐阅读之旅”。这份儿童读物书单是:莫言的《大风》、刘慈欣的《诗云》、阿来的《阿古顿巴》、叶弥的《天鹅绒》、阿城的 《棋王》、李娟的《一个普通人》、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宇宙尽头的餐馆》、宫泽贤的《要求太多的餐馆》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