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共12篇）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篇1

音乐与文学这两种古老的艺术, 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18世纪的欧洲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 启蒙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为了顺应历史要求, 在欧洲的文化领域内兴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首先在文学领域内兴起, 学者们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尊严, 宣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人道主义, 倡导“理性社会”的思想, 无一不影响西方音乐的发展, 并且在古典主义音乐家的音乐创作和音乐风格中获得体现。

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是万物之本, 反对神主宰一切的观念。人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体, 应通过自己的思考, 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对于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人来说, 诸如“原罪”这样的观念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这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特征。因此启蒙文学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内容较之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性和革命性。作家们以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为武器, 对传统教会的批判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 从理论深度上根本动摇了封建教会存在的合理性。如孟德斯鸠的理论著作《论法的精神》把法制提高到国家政治生活的首位, 并详细论证三权分立学说。歌德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成为狂飙突进运动中最具价值的作品, 对后世的德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 专业音乐家同样已开始挣脱封建宫廷和教会的束缚, 走向市民阶层。如莫扎特就是冲破音乐家受教会宫廷束缚的传统, 实现了自身价值的变化, 成为自由音乐家。社会音乐生活空前活跃, 城市中兴起各种类型的剧院, 音乐厅, 建立起各种业余音乐社团, 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音乐会的听众也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由宫廷贵族为主转而成了以市民大众为主, 音乐成了大众化的艺术, 这一切都成就音乐家的写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因此整个音乐创作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 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全新变化。

由于启蒙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 较之以往的文学, 启蒙文学的主人公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启蒙文学把资产阶级和其他平民当作主人公甚至英雄人物进行描写, 成功地塑造了如鲁宾逊、汤姆·琼斯、费加罗、维特、浮士德等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典型, 许多人物既闪耀着富有时代特色的理性光芒, 也呈现出人的灵魂的多重矛盾, 揭示出更为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在文学体裁上, 启蒙作家为了宣传启蒙思想, 逐渐扬弃古典主义关于体裁高低之分的清规戒律, 广泛采用小说、诗歌、戏剧和文艺性的政论等各种文体, 打破了自古以来诗体文学独尊的局面, 开创了文学史上的散文时代。戏剧方面也随之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市民剧的形成上, 它表现市民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打破悲剧和喜剧的严格界限, 不遵守“三一律”, 运用散文语言创作, 开创了后来长足发展的话剧的先河。音乐创作在文学的影响下, 诞生了喜歌剧这一新的歌剧题材。它标志着歌剧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普通人、平民的生活成了主要的描写对象。佩格莱西的《管家女仆》、卢梭的《乡村卜师》以及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等歌剧都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平民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音乐风格上, 也力求朴实、自然、清新, 没有人为造作的痕迹, 生气勃勃, 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它在歌剧的发展史上, 第一次鲜明地突出了歌剧音乐中自然美的特征, 对于音乐在歌剧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确立, 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启蒙作家的理性崇拜和渴望参加现实斗争的倾向, 使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和政论性。有的作品以一定的哲学论点作为组织材料、结构情节的中心, 集中讨论哲学、政治、宗教、教育、道德等问题;有的作品通过具有作者代言人性质的主人公, 发表深刻的理论见解;有的着力塑造富于哲理意蕴的艺术典型, 以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具体显现某种哲理。启蒙文学这种哲理性、政论性见长的特点在哲理小说方面体现得最明显。卢梭的教育名著《爱弥儿》站在“自然崇拜”哲学的角度, 来反对封建教育制度, 批判旧世界, 主张用启蒙思想塑造新人。歌德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作品之一的诗体小说《浮士德》, 反映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 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生活的精神世界。这些蕴含哲理的思想同样直接影响了音乐艺术的创作和发展, 这一点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卢梭、莫扎特、贝多芬的思想和创作中, 使这时期的音乐文化显示出丰富的多样性。卢梭不但是一个思想家, 也是一个文学家和音乐家。卢梭在音乐美学领域, 既是继承者, 又是创新者。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是对情感的模仿, 而音乐和语言共同源自人类表达激情的需要这一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对后来的音乐思想发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卢梭在音乐美学领域, 既是继承者, 又是创新者。和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比较, 他的美学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 而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对后来的音乐思想发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在莫扎特的歌剧《唐·璜》《费加罗的婚礼》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众多名作中, 对信仰、正义、道德的颂扬, 人的尊严的主题, 在他们的作品中占主要地位。启蒙主义时代的音乐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即思想深刻, 结构严谨, 逻辑性强, 音乐语言新颖, 有较强的戏剧冲突, 能启迪人的智慧, 触动人的心弦。音乐家们的作品大多具有社会意义, 为维也纳的音乐增添了不朽的光彩, 使维也纳成为后世音乐家膜拜的圣地。在情感表达的作用上, 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也是历代作曲家所无法替代的, 几百年来, 仍保持着它动人的魅力, 这正是他们审美观、艺术观的深刻之处, 对同时代欧洲及后世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 18世纪的欧洲, 无论从音乐的发展和特点来看, 还是从音乐家的选材、创作过程、创作风格来看, 都与启蒙运动文学思潮、创作方法、文学作品有密切的联系。文学创作引导着音乐家丰富想象力、大胆创新、开拓新的领域。音乐家通过文学艺术了解人类、认识社会, 掌握先进的思想与广博的知识, 使音乐创作具有高瞻远瞩的气势与深入灵魂的深度。当今艺术发展的潮流向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各种艺术种类相互融合与渗透将形成新的热潮, 而文学与音乐这两个缪斯神殿中最动人心弦的艺术, 也将在相互渗透中不断繁荣, 在相互促进中蓬勃发展。

摘要：音乐的创作与文学思潮的变化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本质的转变, 整体思想体现出强烈的反宗教倾向, 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与自由, 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因此, 受文学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也大胆突破了原有的陈规。戏剧、交响乐、歌剧等由颂扬宗教神性转向了真实的社会生活, 作品取材多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 表达普通民众的情感。其他音乐体裁在创作手法上也逐步自由化、情感化。本文主要探讨了该时期文学思潮变化与音乐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文学,思潮,音乐创作,宗教,社会性

参考文献

[1][德]保罗贝克.西方音乐的历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叶松荣.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篇2

一、从一首古诗谈起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这是一首载于《诗经·小雅》中的诗，创作于至少两千五百年前，它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周王朝时期天王、诸侯国国君和卿大夫们招待宾朋时那种大排筵宴、歌舞升平的情景。可以肯定的是，这既是一首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音乐作品，是一首歌的歌词。

翻开人类历史，揭示文学与音乐密切关系的事实随处可见。据信经过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亲自整理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具有着无可替代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地位。它那用以“言志”的“诗三百”，无一例外地既是我国古代民间和文人创作的诗歌类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音乐作品既歌曲或“乐舞”的歌词。

无独有偶，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无论是再现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还是泰番德尔、萨福、维吉尔、奥维德等诗人的诗歌，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等剧作家的戏剧，还是大量产生于民间的情歌、酒歌、赞歌等等，全都同时具有着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的双重属性，而且，由于人类记录音乐的手段、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它们又同样都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得以流传下来的。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文学与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作品都能够进入文学史的范畴，也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进入音乐史，如果那样的话，人类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这两种专业史学了。然而无论如何，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毋庸置疑的和不可有丝毫轻视的。

二、诸般样式总关情

考证中国音乐史和欧洲音乐史，笔者认为，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人类文明早期的音乐与文学相伴共生，另一类是贯穿于整个文学史和音乐史的音乐以文学为母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虽然同样可以肯定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却无法证明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在这方面，包括音乐理论家兼音乐教育家夏野、思想家兼文学家鲁迅先生等在内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有力的理由。的确，当涂山氏遥望远方发自内心地唱出“候人猗兮”的时候，当众多的早期人类在劳动中唱出“杭育杭育”的号子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判断作为文学作品的歌词和以节奏、音高等因素为组成的音乐作品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夏野先生正是据此才提出了音乐甚至早于文学产生的论点。

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况的历史更加悠久，现象更加常见。这无疑是人类对于其音乐活动和文学活动进行了足够的反思和足够的总结的结果，而不管这种反思和总结是否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以我国而论，产生《诗经》（大体说来，《诗经》中的“风”是民间创作，而“雅”和“颂”则是文人的作品）的周朝决不是音乐的发源时期，它与产生了据信是有文字记载的、从侧面歌颂大禹治水的我国第一首民歌《涂山氏歌》的虞舜时代相距至少有千年之久，因而即使是《诗经》中的“风”，也毫无疑问地具有先词后曲的创作程序性。需要说明的是，就其主流而言，《诗经》时期的民间创作虽然称之为民间创作，但并不是说这些歌曲的作者们不具备音乐家的修养，只不过他们或身份卑微，或创作量小，加之记录的困难、历史的久远等原因，他们的姓名被埋没了。这丝毫不能抹杀他们是严格按照先词后曲的顺序进行创作的这一事实。而当音乐创作进入文人化时代后，起到今天，先词后曲的创作行为，或者说先进行理性与感性合一的形象思维、再诉诸声音材料的创作行为，无疑就更加普遍。在反映我国当代著名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生平及创作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人生断裂层》中，朋友拿来歌词、由他谱曲的例子比比皆是。

西方的音乐创作无疑跟我国走着同样的道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声部比较单

一、伴奏比较简陋的史诗、戏剧、情歌等等，以及黑暗中世纪那比较怪异的圣咏之后，近代以来，欧洲音乐史上所有的大音乐家就几乎都最最直接地“拿来”过文学作品，进行再度的创作：莫扎特把英国诗人的长诗《唐璜》改编成歌剧，罗西尼把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和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戏剧改编成歌剧（前者为《塞维尔的理发师》，后者为《威廉·退尔》），柏辽兹把德国文学家歌德的戏剧《浮世德》改编成歌剧（《浮世德的责罚》），瓦格纳把北欧民间传说《尼伯龙根之歌》改编成系列歌剧，威尔第把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成同名歌剧（前者为《哀那尼》，后者为《麦克白斯》），格林卡把“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柴可夫斯基把普希金的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罗米欧与朱丽叶》改编成同名歌剧和同名交响乐„„所有这些事实，无不证明了音乐创作对于文学创作的深深依赖。

这里有件事需要加以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大约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好多业已定型的曲子，人们只要按照曲牌划定的规矩创作出歌词（也即所谓“填词”），一首新歌曲就诞生了。在这方面，苏轼、辛弃疾、岳飞、柳咏以及稍早一些的李白等很多著名诗人都是高手。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说明作为音乐作品的歌曲的创作可以曲在后词在先，因为，首先毫无疑问，由于最初词和曲浑然一体的一首特殊的、具体的歌曲得以流行，一个以后被用来“填词”的曲牌才固定下来，其次就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来说，“词”不过是“诗”的另一种叫法而已，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在音乐作品的所有样式中，除开上述那些含有文学要素的特殊例子（如歌曲、歌剧等）外，即使在面对山川、事件、历史、现实等生活内容有感而发、激情澎湃，从而创作出器乐性音乐作品时，中外音乐家们也无不深受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氛围的熏陶和影响，无不严格遵循着

先进行理性与感性合一的形象思维、再诉诸声音材料的创作规律。我们在中外音乐史上能够找到非常多的音乐家以文学家为友、其器乐作品从文学家的小说、诗歌、剧本等作品中获得启发或营养的事例。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如果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的变种“狂飙运动”的诞生，如果它没有席卷德国的思想界、文学界和科学界，没有孕育伟大的文学家歌德和席勒，就不可能有德国音乐界的革命，不可能产生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而如果没有从密茨凯维兹等波兰文学家们的身上吸收大量的营养，世界上也就当然不可能有“钢琴诗人”肖邦。

三、“姐妹”情深

音乐为什么与文学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我们必须从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各自的特性当中寻找答案。

人们常常把文学（直接如歌词，间接如文学对音乐的影响）与包括音乐的艺术连在一起，称之为“文学艺术”或“文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与艺术同属于人类的创造性精神劳动，它们都产生于人类的形象思维，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这一点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文学和艺术到底是两个不同的精神劳动种类，它们一个诉诸于作为人类思想感情表达和信息传递工具的语言文字，一个诉诸于经过长期和严格筛选的声音材料。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首先是具体的和明确的，它虽然能够向人们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但也是在获得必要的具体、明确的信息之后，是受到具体、明确的信息的激发所致。音乐作品（除开歌曲、歌剧等样式之外）则不同，它直接作用于听觉器官，很多信息和情感不经过对具体音乐环境的分析、不经过相对系统严格的专业训练，是绝对不可能明白的；换言之，人们在欣赏音乐作品时，不能像欣赏文学作品那样获得“一目了然”的思想感情和信息，而需要先听到按照某种规律组合的一连串乐声，然后把它“还原”成思想感情、信息等等。这也就是说，如果说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是直接性和形象性，所表达的东西更富有理性，那么，音乐作品所具有的就是间接性和抽象性，所表达的东西就更富有感性、情绪性，二者完全不同。

现实中，音乐作品的音乐要素与文学要素结合的紧密程度直接决定着音乐作品的普及程度和具有多大的艺术感染力。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歌曲是佼佼者。优秀的歌曲之所以比器乐作品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主要就是因为它是文学作品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因为它具有具体、明确的思想内容和情感（当然也必须是健康的），既不像器乐作品那么难懂，也不像其它音乐作品例如歌剧那样篇幅庞大，在这里，音乐要素所起到的是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说人类几千年丝毫没有进步，但音乐作品因其文学要素中所具有的具体、明确的信息和含义而遭到封杀，其作者惨遭横祸或遭到不公待遇的事例俯拾皆是。器乐作品除开在极特殊情况下（例如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时期不允许中国人哼唱哪怕是无词的中国民间小调）之外，遭此祸患的就较少，分析原因，与没有文学要素和含义的非理性、不确切，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极尽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之能事的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反动行为堪称可圈可点，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的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篇3

[关键词]电影 文学 分歧 结合

一、电影始终未离开文学

自电影诞生以来，有关电影与文学两者关系的探讨和比较从未中断过，虽然电影的年龄仅百年有余。世纪之交以来，这种比较愈演愈烈。在文艺领域，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同时又是情理之中的现象。

对文艺有一般了解的人都知道，艺术现象纷繁复杂，具体的艺术作品总是分属不同的艺术种类，加以区分的根据就是各类艺术的差异，这种区别又是建立在各类艺术的共性基础之上。在对不同种类艺术之间的关系的比较中，文学总能在其它艺术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马涅维奇说：“文学在本质上是包罗万象的和综合性的，文学在同类艺术中独占鳌头”因此可以说文学的主导地位就是在与其它艺术的比较中建立的，其它艺术也是在区分联系中更深入地确立了各自的疆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

电影诞生不久也被拿来与文学进行了一番比较考察，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因为电影在正式加入艺术这个大家庭前从文学身上汲取了不少的养料。幽默的人们说，电影是心甘情愿的被冠以“文学性”之标签，从而跻身于艺术的行列。因此，有人说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电影的本性是文学性。又有人说戏剧性或绘画性是电影的本性。总之，电影成了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游荡于传统艺术上空的某种东西。在众多对比中，文学成为电影类比的“绝佳对象”。电影艺术与文字语言一样具有丰富乃至无限的表现力，同时却在“形式相同”的理论前提上，将电影艺术看作一种与书面语言完全相同的表达形式，电影又一次成为了语言艺术的附庸。而最令那些坚持电影的纯洁性的人懊恼的是，电影被看作了文学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段，电影成为了为文学服务的工具。

总之，电影回到自身似乎就是远离文学。但百年的崎岖坎坷中，电影始终未离开文学，同时电影还是电影。特别是在今天，在电子媒介统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电影与文学走得更近了。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说，它离电影越来越近了。

二、电影对文学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读者渐渐变为了观众

“电影和文学”一再成为社会文化焦点，但在视觉图像成为主导文化形态的当下，文学退居到了边缘，电影被视为占领文学领地的一员。人们关注的中心不再是文学对电影的影响，而是电影对文学的。虽然，客观事实是任何两种形态的艺术的影响必定是双向的，但人们总是易于将影响力归于较为强势的一方。当语言还是社会文化的主导形态时，电影这个视觉文化的第一位缔造者被缔造的对象，无论从自身还是在众多艺术形态中，都处于一种弱势。尽管人们承认文学将电影的技法融会到语言文字的叙述过程，从电影对人类视觉感受的激发中获得启示，诸如蒙太奇对于外在世界的重新组织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选择和时空跳跃；长镜头理论对于忠实现实，复原世界的观念等等。但文学对电影的影响始终是凸现的：文学创作的经验，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养分；文学的诗意、文法，它的故事、冲突，它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它的表现手法和结构模式，都对电影产生了影响与冲击：为电影创作提供了风格、流派、体裁、主题上的模板。今天，电影对文学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读者渐渐变为了观众，而且用的敲门砖就出自文学自身。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将文学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深刻原因。人们对这块敲门砖早已熟知，即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

三、改编使电影重新唤起了观众对文学的回忆

改编，就是把一部文学作品搬上银幕或是把一部电影重新编纂成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改编是双向的，既指文学到电影，也指电影到文学。在电影还处于初期发展过程中，改编通常是指狭义上的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当文化商品市场逐渐成熟，电影也渐渐强大起来之后，对电影的改编才开始出现。这种改编一般要承担比前者更大的风险，即使有轰动叫座的电影保驾护航，也难免遭遇恶骂如潮。因为这种形式的创作为了快速反应以获取高额的回报，往往无暇顾及质量；加之电影以其强烈的视听效果早已深入人心，跟风的文学作品要想超越这种印象，执笔者没有几分功力是不可能成功的。电影对文学的影响力也可见一斑。要探究视觉文化中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则必须回到狭义的文学到电影的改编。再确切点，就是小说到电影。众所周知，电影叙事的潜能的发现，使得电影发展了一套叙事“语言语法”。随着有声电影出现，电影在其能指系统的层面上获得了接替进而取代小说叙事的“物质”基础。而20世界50年代的欧洲“作家电影”浪潮则开始改变人们对电影有限的认识，电影开始向幽隐的人类心灵世界深入。自此，电影逐渐取代了此前长篇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角色，成为最为通俗的大众文化、相对廉价的文化消费品、和世俗神话的载体。

通过改编文学作品给电影片商和作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同时，利益的驱动和电影的影像特点又会促生纯粹商业的娱乐烂片。他们将原著改头换面，在那些读过原著的人的心目中，这就是对文学的糟踏。过于偏激的态度就不会看到这种现象的合理性。首先，麦克卢汉谈论电影的时候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重印刷文化的人很容易爱上电影。原因不仅是电影和书本一样，提供了一个虚幻和梦境的内在世界，而且还在于，偏重文字的观众习惯线性排列的逻辑，他们会毫无疑义地接受电影的序列结构。因为，电影作为图像的叙事，与文字叙事之间有着通约的可能性。或者说文学培养起来的读者是在潜意识中以自身审美欣赏的习惯势力走向电影这种影像艺术的。作为艺术，它们必有相通之处，因此改编才成为事实。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篇4

一、音乐与诗相结合所产生的和谐美是音乐教学的基本特色

音乐与诗歌的结合是人类最古老的综合艺术形式之一, 而唐诗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

下面以唐诗《春晓》为例, 谈谈音乐与诗句的完美结合。孟浩然的《春晓》, 是一首千古名诗, 流传甚广, “春眠不觉,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短短的四句, 将万物复苏, 鲜花满庭, 莺歌燕舞的春天描写得栩栩如生。作曲家谷建芬很好的理解了它的意境, 给它谱上曲子, 深刻地反映出作曲家深厚的文学功底。

通过老师的翻唱和讲解, 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旋律中, 进入到“诗即是歌, 歌即是诗”的境界中, 学生会立刻想到“诗”不但可以读, 还可以唱。这优美具有民族色彩的旋律, 流畅上口, 与诗句结合自然贴切, 能更好记。在潜移默化中, 加深了学生对生活与自然的热爱。想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教学中如果老师能很好地把握这种关系, 把唐诗的基础知识与音乐相结合进行讲解, 学生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知识点, 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音乐与词

宋词《西江月》

明月别枝惊雀, 轻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头忽现。

这首宋词, 我在上这一课时有着深刻体会。首先应该想学生介绍作者辛弃疾以及作者创作作品时的背景, 这对学生更好理解这首宋词的词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生学完了这一课不但能用身边的某种事物来模拟声音, 还学到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如:数字“七八”在古文表示很多的意思, “两三”表示很少。因为古代人们认为“三”以下的数字表示“少”, “三”以上数字表示“多”。学生还可以了解到辛弃疾是北宋时一位著名的爱国词人。《西江月》是他被贬到山西上饶时所作, 词中描写了一个宁静的夜晚, 作者在自然界中听到了逼真的七种声音, 栩栩如生。表现了作者岁身处逆境, 但心静如水, 对生活依然充满着希望的感情。如果再把这首词谱上曲, 那就更加有趣了。

三、朗读与音乐的节奏、时值、音高、速度、力度

节奏与朗读。如《咏歌》

我们可以按照三拍子的节奏进行朗读, 这种规整的节奏不管对哪些 (接受能力强或弱)

学生都是非常容易掌握的。诗词的朗读还要在速度、力度、调高、时值等方面做一些必要的处理。如热情地、赞颂性和歌唱性的作品朗诵时可以把调提高一些;忧伤的、怀念的作品在朗读时可以吧调降低一些;号召性的作品应该加强力度;表现细腻情感的语句, 可拉长时值, 表现紧张气氛的, 可以加快速度等等。当然, 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 但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比较文学--音乐与文学 篇5

【摘要】如今劳动时还能听到喊一两句口号，其实早在最初的原始巫术中就已经能看到文学、音乐、舞蹈等的雏形。只不过后来它们作为各自独立的门类，从这种原始的综合体中分离出来，形成各具特点的艺术形式。它们都侧重于表达人类的内心感受。由此可见，音乐与文学是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的。本文将从文学与音乐之间的联系，并涉及到二者的完美结合：歌曲谈开去。

【关键词】文学音乐联系歌曲

何谓文学？何为音乐？在众说纷纭中我以为：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来揭示美的内涵,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音乐则是借助于声音来表达种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精神状态与微妙变化。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去描述的艺术。它拥有变幻莫测的节奏,绚丽多彩的旋律,由无数个音符组成。天地间所有的声音都是音乐,有些没有深度,没有精髓,却富有感情。音乐可以改变人的心情,或喜或哀。真正懂得音乐的人,乐歌就在他的心中。

很多人认为，“文学是音乐之母”，我倒不敢夸大其词，在这里，仅仅把文学与音乐形容成姐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在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创造性精神劳动中，毫无疑问文学是姐、音乐是妹。

从艺术的本性而言，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都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种带有物质性的精神性活动，一种感性的心灵活动。其本性都是一种制形构象的创造性活动。音乐艺术作为听觉艺术的特殊形式，是最能客观显现和拨动心弦的艺术，是艺术家凭借听觉感觉器官和相应的媒介把心中的意象物态化，即创制成音响意象。而文学作为视听—想象艺术是心灵通过想象与视觉器官的合作，采取词语媒介手段而创造意象。虽然所凭借的媒介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都要求意象的产生。从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所依存的物质载体、审美价值的实现而言，声音是两种艺术依存的物质载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人白居易以“嘈嘈”摹拟粗弦发生的厚重、喧响，以“切切”摹拟细弦的尖细、急促，以“嘈切”的交替来表现不同的音高，色彩的声音之对比变化。这是以语言之声模仿乐器之声的名句。在此声音成为两种艺术媒介的联结点。音乐是以有选择、有组织的声音作为物质的材料的，经过艺术创造的声音动态，使音乐产生无穷的魅力与独特的价值。文学是以有选择、有组织的形象化语言作为客观媒介的。语言则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语言离开了声音这个物质载体则无以存在。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的媒介都必须凭借声音，亦必须与运用声音动态的表现力，没有声音，这两种艺术也将难以存在。

时间是两种艺术存在的框架。音乐在时间中展现声音的动态结构。首先从声音的基本属性来看，音高、音强、音长、音色的存在都无法离开时间的纬度；其次音乐的本质是运动。音乐是声音的运动，音乐的内蕴则是由声音动态比拟的自然生命的动态，人类情感的动态，心灵轨迹的动态，社会力量冲突的动态。再者，音乐创作、表演、欣赏的某些特点也都与音乐艺术的时间性相关。如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层出不穷的100多个主导动机展现的复杂变化却令听众晕头转向，仿佛进入难寻出路的迷宫。音乐创造之所以强调变化统一，与音乐在时间中展现、发展、变化，完成有密切关系。音乐审美的时间性，又要求表演艺术家在每一次的演唱、演奏中珍惜一次完成的机会、力求完美的再创造。音乐作为一种转瞬即逝的时间艺术，它的意象在音响运动过程中是逐步展开的。需强调的是音乐存在于时间之中，音乐又通过自身的运动，通过声音形式相互关系构成的张力使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存在。“音乐使时间可听，使时间形式连续可感”。在音乐中我们只靠听觉便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创造的“时间意象”，不像在日常生活中靠综合的感知能力与自身生物钟的运动来感知时间的进程。文学在时间中连续呈现的词语有序结构。从先秦文学创造的材料来看，许多民族的语言都有时态的划分，以便准确地表达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时间概念。

再次文学的诞生是一种口头传播的表演艺术，它的传播必然在时间中展现。文学作品中时间的设置对于人的塑造，感情抒发，情节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时间的设置可以把人物置于一种世纪的沧桑，一种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又可以用四时的变化，晨夕的更迭来刻画人物的特征与心态。文学作品中时间的构思与情节的安排、交代、发展亦有密切联系。从艺术门类的划分而言，音乐属于听觉艺术，是指心灵与听觉器官，以及发声器官、手器官的合作，掌握相应的媒介手段而创造听觉意象的艺术，而文学则是视听想象艺术，是指心灵通过想象与视听器官的合作，采取词语媒介手段而创造意象的艺术。

音乐是抽象的反映现实，文学则是具体反映生活；音乐的非具象性，或某种程度的抽象性。音乐作为听觉艺术由心灵和听觉器官利用声音媒介所创造的意象，是连续运动着的乐音组合的动态的时间意象，主要呈现为一种线的形式，流动的线的形式。因而不同于空间意象，其本质在于它的非具象性、抽象性、乐音组合的流动的线的形式。文学形象是文学反映生活，掌握世界的特殊形式。然而它是以具体的、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在反映生活，表达情感。中西文论中的“意象”、“典型”、“意境”等概念基本上就属于形象范畴，形象性成了反映生活的特殊能力。音乐的情感性，文学的情理统一性。音乐艺术创造的音乐意象，其核心内容是情感或情绪，可以说音乐意象是典型的“情感形式”是声音符号形式与心灵情感的融合。苏珊.朗格就把情感的表现视为音乐的本质。文学除了与感性世界相联系之外，还是一种观念符号，并且与理性概念相统一。不少词语的意义从感性经验意义中抽象出来，而具有确定的理性意义。如果说带有感性经验意义的文学词语适合描写、抒情，那么具有理性意义的文学则适合议论、说理、使文学意义所获得深而确定的思想内涵，从而提高和强化文学艺术理性认知的价值。

在历史的长河中，揭示文学与音乐密切关系的事实随处可见。经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亲自整理的《诗经》被称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具有着无可替代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地位。它那用以“言志”的“诗三百”，无一例外地既是我国古代民间和文人创作的诗歌类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音乐作品既歌曲或“乐舞”的歌词。无独有偶，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如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等剧作家的戏剧，也都具有着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的双重属性，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文学与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作品都能够进入文学史的范畴，也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进入音乐史，如果那样的话，人类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这两种专业史学了。然而无论如何，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无论音乐作品或是文学作品。均具有开端、发展、戏剧性冲突和结束的整体结构。譬如中华民族民间器乐作品，讲究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西方音乐中最具典型的曲式结构奏鸣曲。则有呈示部、展开部(含矛盾冲突)、再现部的结构。同样，任何文学作品均有故事的开端、发展、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或悲或喜的结尾。音乐与文学都需要一个延续性的时间过程来展现。文学作品的文字，只有人们通过用时间阅读，才能理解其根本涵义。无论文学作品中的内容跨越多大的时间空间，读者只需要一个从头看到尾的时间过程。音乐作品经过表演者对乐谱的完整诠释，传达给听众，也需要一个连续地完成表演的时间性过程。通过这个时间过程，人们了解到艺术家内心的艺术形象、获取审美体验、心灵得到升华等。余华曾经说过一段话：“音乐的叙述与文学的叙述有时候是如此的相似，它们都暗示了时间的衰老和时间的新生，暗示了空间的转瞬即逝；它们都经历了段落和开始，情感的跌宕起伏，高潮的推出和结束时的回响。”文学

通过词义描写，音乐通过声音模仿来反映外部世界。如笛子模仿小鸟的叫声、竖琴模仿流水的声音等。文学与音乐还通过象征来比喻现实对象：文学作品中常通过对十字架和庄严教堂的描写。象征宗教；音乐用弱音象征静谧、用铜管音乐象征英雄人物。从文学的场景描写中可感受到被暗示出人物的内心思想，在音乐的声音气氛中也能被暗示出某些事物及现象。所有这些模仿、象征、暗示都是音乐与文学相近的表现手段。正因如此，两种艺术形式是可以互相结合的。放眼古今中外，有多少优秀的音乐作品取材于文学作品。像19世纪的柏辽兹所创作的交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李斯特的交响诗《浮士德》等均出自文学作品。以我国传统戏曲音乐中的说唱音乐来说，京韵大鼓《逼上梁山》取材于《水浒》，《梁祝》被何战豪、陈钢改编为小提琴协奏曲等。大大打破文学的局限，激发了各种文学性的想象和灵感,给予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这里有件事需要加以补充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大约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好多业已定型的曲子，人们只要按照曲牌划定的规矩创作出歌词（也即所谓“填词”），一首新歌曲就诞生了。在这方面，苏轼、辛弃疾、岳飞、柳咏以及稍早一些的李白等很多著名诗人都是高手。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说明作为音乐作品的歌曲的创作可以曲在后词在先，因为，首先毫无疑问，由于最初词和曲浑然一体的一首特殊的、具体的歌曲得以流行，一个以后被用来“填词”的曲牌才固定下来，其次就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来说，“词”不过是“诗”的另一种叫法而已，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音乐与文学的结合较之以往也有了更多的创新。以前在广播、收音机盛兴的时期里，常能听到广播剧、配乐诗朗颂等。根据剧本或诗歌的情绪、思想。音乐人编配与其相匹配的同种意境风格的音乐作为朗诵人声的声音背景，以此来辅助渲染文学作品的感情色彩，让听众得到立体的、丰富的听觉享受，达到艺术欣赏的较高层次。近年来随着电影、电视的发展，更加能体现出音乐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内容表现上。在各种动态的画面中，背景音乐的适时插入使得文学作品更加生动感人。音乐完全是为文学作品的表现而创作。它们脉脉相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音乐与文学已无处不在。它们相濡以沫地结合，相辅相承地表现，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传承着文化思想。现实中，音乐作品的音乐要素与文学要素结合的紧密程度直接决定着音乐作品的普及程度和具有多大的艺术感染力。在这方面，不能不承认歌曲是佼佼者。音乐与文学的最完美的结合便是歌曲,歌曲吸纳了两种艺术的长处。音乐本身表达情感和思想很抽象,但有很强的生动性。文学表达情感和思想更清晰但生动性较差。这样以音乐来渲染文学,以文学来解释音乐,就达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而歌曲也就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艺术形式。从我个人的理解,音乐应该以最大的程度渲染文学而文学要最好的解释音乐从而是二者达到艺术上的统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这样才是优秀的歌曲,才是真正的艺术。优秀的歌曲之所以比器乐作品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主要就是因为它是文学作品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因为它具有具体、明确的思想内容和情感，既不像器乐作品那么难懂，也不像其它音乐作品例如歌剧那样篇幅庞大，在这里，音乐要素所起到的是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

至此，恕我狭隘的眼光，就不得不说自打《东风破》这首分水岭后的中国风了。貌似近代西方歌曲中很少有什么涉及古典文学的作品吧？——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反倒是我国流行歌曲借鉴了西方古典音乐比较多：S.H.E在专辑歌曲《不想长大》的曲中就搬出了“音乐神童”莫扎特的《第四十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前来助阵。流行 + 摇滚 + 古典的全新曲风使这首歌一时间成为被人们争相传唱的对象。4 in love曾经风靡一时的得意之作《一千零一个愿望》，曲子大段的采用了贝多芬《G大调小步舞曲》的旋律。这让人们对歌曲本身的印象不算深，倒是都会哼唱中间那段来自《G大调小步舞曲》的间奏。周杰伦的《夜曲》采用了肖邦的经典之作《降E大调夜曲》，周迅的《伴侣》中混入了约斡施特劳斯至今不朽，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固定曲目《蓝色多瑙河》。华丽的流行歌词搭配上古典音乐名作，二者合为一体并没有想象中犹如火星撞地球那般磨擦剧烈，反而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同时也让人了解了西方古典音乐的魅力所

在。那 原汁原味的中国古典乐曲乐器就没有一席之地了吗？当然不是。在中国古典音乐的体系中，只有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而五声调式的旋律更加和谐更加容易被人接受，也就造就了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结合的必然结果。加上中国戏曲、民歌的独特风格和演唱方法，更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传统的古典音乐文化似乎得到了现代人的肯定。比如黄雅莉当年的成名之作《蝴蝶泉边》，明显的中国民谣风格，再加上朴实的歌词又给歌曲增添了几分中国色彩。就连编曲也决不疏忽，用到了各种民乐，古筝，箫，扬琴，琵琶，笙等等，过足了一把中国风的瘾。而后的《火星爱月亮》依然以民谣为主体，民谣最大的特点就是接近生活，传唱度非常的高。所以琅琅上口的曲调，成了这两首歌曲成功的秘诀。除此之外，古典文学与歌词的融合也让歌曲大放光彩：《发如雪》、《菊花台》、《青花瓷》、《兰亭序》，周杰伦的每首中国风的歌曲就会大受欢迎，当然这离不开方文山那令人判案叫绝的歌词，每首歌词的谴词用句都堪称经典。更多的把中国音乐推到了流行音乐的前沿。而这其中最出色的我斗胆推荐羽泉的《归园田居》和《辛弃疾》，前者把富含有中国韵味的歌词用着中国古典音乐的五声调式，甚至在编曲中加上琵琶，二胡等民乐助阵。后者则有鼓加重金属把豪放派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听流行音乐也就好比看美女，只是瞬间感觉，但喜欢上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一定是很了解她才会喜欢她。欣赏古典音乐就是这样，你必须了解它，了解音乐的创作背景，慢慢去品味才会喜欢上它。每个人欣赏食物的角度都不尽相同，所以对于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我只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评价，对于别人的看法，可以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不需要作出什么评价，欣赏是我最大的享受！

总而言之，文学的天地少不了音乐,音乐作为一门独特艺术,在中国的历史流传古今。每个时代辛勤善良的劳动人民定会用对生活的激情所得的体会,或真实的人生经历,被音乐家笔录,然后做曲填词,最后用适当的乐器演奏出来。有词伴曲的音乐更是一种文学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好的歌词便是一首诗歌、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那么,美的音乐便会被真正的体会和享受。

论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篇6

关键词 国学 古典文学 文化

“国学热”再次升温，古代文学能否波澜不惊，两者的关联度如何，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笔者从历史的视角，粗略审视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文脉关系。

一、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渊源

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将书籍分为四类，即“四部”。晋武帝秘书监荀勖的《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四部。唐玄宗时期，集贤院分书为四类:经、史、子、集。清乾隆年间，纪昀主持整理书籍，历十年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三万六千余册，亦分为四类:经部(类十)、史部(类十五)、子部(类十四)、集部(类五)。孔子时有六艺，汉代设立太学，隋立国子监协调国子学与太学并另设有算学、书学、医学等。

“国学”词汇最早出现在《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少舞。”《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因此，原初的“国学”，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与学校，与地方乡学相对应，由乐师、大司乐负责，与现代作为学术知识体系划分是不同。“国学”正式称谓产生于西学东渐，为区别“西学”而生，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刘师培、章太炎、邓实创办《国粹学报》，一般认为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国学思潮。第二次国学思潮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标榜“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2]但“国学”依然没有严格意义上定义。

“文学”一词最早出在《论语》，指孔门四学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专指古代典籍。汉朝“文学”指学术，就是儒学，律令、军法、章程、礼仪，都属于“文学”范畴，另有“文章”指学术之外词章。古代文学是个断代概念，指中国有文学以来至古代社会结束整个历史时期作品，研究与教学古代文学作品成为独立学科。文学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古代文学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

二、国学是古代文学的底色

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包括大部分作为文学作品诗文文本，经部与子部属于广义哲学范畴，史部属于史学范畴。经学是国学核心，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许多朝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式，对各个领域，尤其是对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许多审美观念与美学范畴以儒家经典为底色。不了解中国先秦儒学，就不能深入理解古代文学诸多观念。如中国古代诗歌的“和谐”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含蓄委婉，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效果，这就和儒学中庸思想密切相关。子书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巨大影响力。如《庄子》的汪洋恣肆、飘逸奔放行文，追求精神自由逍遥境界与全身远害隐逸人生，心斋坐忘、虚静澄明与言不尽意等方式，都对中国古代文人与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并构成中国诗歌、绘画基本精神与审美范式。《庄子》看重人生个体价值，所有论述均围绕个体生命安顿，为那些现实中受挫、失望甚至绝望文人提供了有效精神支撑。失意文人不能在现实政治中有所成，往往转而追求个体适意艺术人生，这种艺术人生物化形态便是诗文书画，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纯艺术精神。因此，不了解庄子学说，就不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文人人格与精神，也就不能全面认识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以及其古代文学思想。

三、古代文学是国学的情感建构

古代文学以或细腻或婉约或豪放的多种表现手法，抒发人类特有的情感体验，留下众多千古传唱的文学名篇。研究古代文学的历史发现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于国学的精神内核，塑造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与文化。古代文学研究从孔子整理“诗三百”开始，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按照作品类别主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期，或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古代文学范围主要是诗赋、词曲、小说、文章，也包括俗文学、戏剧。古人叙述的古代文学主要为国学的“词章之学”，现代的古代文学范围已经涵盖了文学的全方位情感表现领域。胡适先生对“国学”理解很宽泛，他认为，“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缩写，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3]。按照这种理解，古代文学就成为国学之一部分，笔者认为是很重要的核心情感表现部分。

古代文学的“感物道情”表现形式尤其突出，古代文学表现国学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经典，很多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国学精华。《诗经》与《易经》、《书经》、《礼经》、《春秋经》并重，现存《诗经》古籍就有六百余种。“经”尊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是“天下之公理”，思想统治地位极其崇高。先秦时期，《诗》产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广泛传播。儒家的分支主张以《诗》说《诗》，还原其民歌面目，反映文学所描绘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情感，满足审美需要，基于此，《诗经》的创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诗经》品赏方式是讽诵涵泳，《诗经》审美品格是性情中和。《诗经》兼有经学和文学双重身份。

古代文学本身是文学家自身的情感体验。国学与古代文学既面对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现也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情感叙事。有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家、史学家、经学家也有文学学说；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也有哲学的、思想的、科学的、宗教的、史学的、经学的学说，呈现出一种国学与古代文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贯通态势。

参考文献：

[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1919.

[2]何爱国.人文与市场的纠结:第三次国学思潮反思[J].福建论坛,2008.

[3]胡适.胡适全集[M](第一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篇7

一、体育文学

体育文学指的是从体育的基本观点出发对体育在实际生活中的反映利用文学的手法进行描写。体育文学是从体育的基本精神以及立足于此的体育的现实状况出发而进行的文学性的虚构。体育文化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产生了, 并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 长期存在和发展, 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形式。

体育文学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体育文学作品, 体育文学作品突出的表现了体育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早在人类发展的原始社会时期, 人们以兽骨和和青铜等作为载体将人类进行的射箭、骑马等体育活动进行记录, 就可以看作是我国体育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而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以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 体育文学毫无疑问已经构成了文学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将体育与文学相互结合起来, 将体育具体化见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 在本书之中将体育描写的十分生动、传神, “断竹, 续竹;飞土, 逐肉”。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体育活动已经成为人们休闲的主要方式之一, 伴随着体育活动的发展, 用于记录体育活动的体育文学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在盛唐时期, 体育文学同样也以诗歌的形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例如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刻木为头丝作尾, 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 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 鼓舞跳梁前致辞。”而到了现代, 体育文化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 随着我国提倡全民体育, 体育文学更是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趋势。

二、体育与文学的内在关联

1. 体育与文学二者的起源联系。

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 毫无疑问在人类发展实践的过程中, 在人类生产劳动中包含着体育与文学, 生产劳动工程二者产生于发展的共同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活动之中, 各种学科还没有分离开来, 在人类进行生产实践活动中, 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体育的影子。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 不同的活动逐渐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 不同学科逐渐独立。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体育的起源就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

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 文学作品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历史, 体现艺术这些文学作品本身能够证明文学的存在其原因在于其本身的艺术的存在。在我国文学发展的最初,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主要是由各国的劳动者创作的, 从这个层面上文学的素材的来源同样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同时在人类文学的发展早期关于射箭、游泳等项目的记录, 也表示在体育与文学发展的早期, 体育文学就已经存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体育与文学之间有着共同的起源, 就是人类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

2. 二者都有关于美的追求。

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 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 体育和文学对人的“美”的追求的体现是一致的。首先, 人类对美的追求, 使体育与文学交叉发展, 出现了体育文学。人类在进行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形体美、运动美等外在形式的美, 文学在其发展中则可以满足人们对内在美的追求可以说二者都满足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只是侧重点有所差异。其次, 体育文学利用自己的优势, 一方面将体育所内涵的形体美、外在美展现在人们面前, 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对内在的需求。体育活动所展现的内在美, 能够使文学创作者以此为基础, 将体育美以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最后, 体育与文学二者之间对于们对于美的追求是一致的, 突出的表现在二者对美的理解与认识上。

三、体育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

1. 体育与文学之间的不同。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体育与文学之间有着很多共同之处。首先, 就其产生而言, 无论是体育活动还是文学创作其基础都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 并且在体育与文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二者之间就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其次, 就体育与文学的总体工作而言, 虽然体育与文学之间的功能都具有各自的特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无论是通过体育活动, 人们进行体魄锻炼和娱乐, 还是人们通过文学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慰藉, 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的身心健康,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 体育与文学之间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的发展的推动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2. 体育与文学之间的差异。

虽然体育与文学之间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但是也不可否认在体育与文学之间还存在着十分的大差距。体育主要是以身体运动为主的外在表现形式, 主要通过人们掌握体育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促进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而文学则不同, 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形式, 通过语言知识技能对人们的心理感受进行表达。除此之外, 体育主要通过身体运动来实现体育运动的基本目标, 文学这主要通过文字的形式代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产生作用。体育运动侧重于人们的身体, 而文字侧重于人们的内在世界。

结语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体育文学也应该与时俱进, 不断进行创新, 满足人们进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 真正发挥出其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军堂.基于体育文学角度的体育与文学关系探究[J].前沿, 2012 (11) .

音乐与文学的一致性 篇8

一.音乐中的文学性因素

文学作品, 特别是小说和戏剧都有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过程, 这个过程有长有短, 但绝不可缺。所以, 过程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因素。音乐是时间艺术, 尽管它的时间性与日常的物理性时间不同, 但它毕竟也有一个延绵的过程。音乐总是有开始、发展和结束, 这就是音乐的过程。

音乐的过程与文学的过程各有自己的特点, 其中最本质的区别是, 文学展开的是客观世界的过程, 音乐展开的是主观世界的过程。文学作品所揭示的故事情节, 不外乎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和当前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 这些事件的由来和发展都体现出人与社会和自然客观世界的联系。音乐作品却无法展示出这种过程, 它所展示的一切都与人的内心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音乐所展示的是一种建立在模仿、象征、暗示和表情基础上的表现过程, 它所展示的主要是人的内心世界。音乐的过程固然不同于文学过程, 但它却为听众的文学性联想提供了过程的依据。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能从音乐中感受到富有过程性的文学性内容。

抒情也是文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特别是诗歌, 正如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一样, 没有抒情就没有诗歌。文学的抒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表达感情、描写感情和借景抒情。表达通过主观的表述来体现, 描写则通过客观的旁白来说明, 借景抒情则是主观的感情借客观的环境来加以表述, 或者在客观的环境中蕴涵着主观的感情因素。音乐的抒情既没有明显的主观表达, 也没有绝对的客观描述, 它介于两者之间。文学的事情往往有具体的对象, 它所运用的语言表达也同样清晰明了。然而音乐的抒情却是一种概括性的表达, 特别是纯器乐曲, 它似乎是作曲家所有生活感受和艺术经验的集中体现。音乐的抒情难以用语言加以解释, 它与人们的心灵直接相通。然而, 一旦想象进入音乐体验的过程, 这一系列概括性的表情则将闪现出文学性的抒情内容, 这就是音乐与文学在抒情方面的联系。

二.与文学有关的音乐作品

在音乐史上有不少作品直接取决于文学作品, 特别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 这类音乐的数量相当多。比如:柏辽兹的交响乐《哈罗尔德在意大利》、《罗密欧与朱丽叶》、《浮士德的责罚》, 李斯特的交响乐《浮士德》、《塔索》、《前奏曲》等等。这类音乐与歌剧和歌曲不同, 虽然取材于文学作品, 但他们的构思线索并不是按照文学原作的情节或思想发展过程, 而是根据音乐艺术的特征, 以音乐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性为出发点, 从文学原作中提取必要的过程和冲突作为音乐的基本线索。或从文学原作中提炼它的精神实质作为音乐构思的基础。

有些作曲家虽然在创作时没有写下文学性的依据, 但作品完成以后却补写了一段详细的文字说明, 用以表达自己的创作思路和作品的文学性内容。这些说明简直像小说中的描写一样动人, 它们是对音乐的说明, 但又不是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然而一旦与音乐想象结合在一起, 它们就成为音乐内容的一个部分。有些音乐作品并没有具体的文字说明, 但它的标题及音乐发展的各个阶段, 能够比较形象化地为听众提供想象的依据。还有些作品并没有叙述性的文学内容, 但却含有某种诗意, 通过抒情暗示某个特定的主题, 特别在交响音乐当中, 这种诗意性的表现尤为明显。

试论血脉相连的音乐与文学 篇9

打开中国历史史册, 便会见到, 在中国的传统音乐中, 除了舞蹈, 文学也许是和音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艺术形式。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曾说过:“诗言志, 歌咏言。”可见两者在萌芽期都是一体的。曾经有人主张中国文学的正宗是音乐文学, 这话虽然有些偏颇, 但至少在以诗为正宗的古代, 音乐文学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远古时期的那些歌谣, 既是文学的萌芽, 也是音乐的萌芽。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最初也都是乐歌, 可惜后来古乐失传, 我们只能从文字上体会诗歌的音乐特征。《诗经》的第一篇作品是《关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参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全为四字句, 多有双声叠韵词, 读来有一唱三叹之感。

先秦时代, 中国出现的另一个与音乐关系密切的文学样式是楚辞。这是一种“书楚语, 作楚声, 纪楚地, 名楚物”的诗歌体裁, 和《诗经》并称“风骚”, 共同构成中国诗歌的源头。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 具有浓烈的巫术色彩。屈原是最著名的楚辞家, 其代表作品《离骚》是楚辞的千年绝调。

乐府是秦汉时期的音乐机构。它的一大职责是大量采集民间歌谣, 然后再进行改编。后来这些歌谣也被称为乐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 乐府是一种入乐的诗歌, 在汉朝和魏晋南北朝颇为流行。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 曾把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其中两汉乐府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 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南朝乐府多以清商曲辞为主, 北朝乐府则多保留在横吹曲辞中。

相和歌原是“徒歌”的形式, 后来加上帮腔, 变为“但歌”, 并逐渐采用管弦乐器进行伴奏, 著名的相和歌有《陌上桑》。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鼓和吹奏乐器排箫、横笛、笳、角等合奏的一种音乐, 著名的鼓吹曲辞有《上邪》、《有所思》。清商乐是一种娱乐性的民间音乐, 曲风清丽缠绵, 代表作品有《子夜歌》。横吹乐有时也称为鼓吹, 用于军乐, 风格刚健粗犷, 代表作品为《敕勒歌》。

唐代是诗歌的鼎盛时代。诗歌的文学意味增强, 但并不代表诗歌就与音乐没有关系了。古人云:“唐之绝句, 唐之曲也。”“今之诗歌, 古之乐也。四言如琴, 五言如笙箫。”可见唐诗是可以入乐的, 而且在当时以著名诗人的诗句入乐为一时之风气。唐代传奇小说集《集异记》记载的旗亭赌唱, 就很能说明这种情况:

在一个飘着小雪的日子, 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聚在旗亭喝酒, 正赶上宫中梨园十数人也来这里聚会。于是诗人退席回避。过了片刻, 他们看到有4位美貌的歌女走了出来, 随即歌唱奏乐。于是三人商议说:“我们诗名在外不分高下。不如通过她们唱的歌以谁的诗为最多来定优劣。”过了一会, 他们听见有人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见唱自己的诗, 就在壁上画道:“一绝句。”一会儿, 他们听见有人唱高适的诗:“开箧泪沾臆, 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 犹是子云居。”于是高适也在壁上画道:“一绝句。”接着, 又有一人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 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 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见又唱自己的诗, 就又在壁上画了一笔:“二绝句。”这时王之涣见还没自己的诗, 不禁有些着急了。但他自恃得名已久, 于是胸有成竹地对他俩说:“这些都是潦倒乐官, 只能唱下里巴人之类的俗曲, 怎么能算是阳春白雪呢?如果待会儿那位最漂亮的歌妓唱的还不是我的诗, 那我就甘拜下风, 终生不再与你们争衡。如果唱的是我的诗, 那你们就得拜在我的脚下认我为师。”不一会, 那歌女果真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得意极了, 揶揄二人道:“看我说的没错吧?”于是三人开怀大笑, 众歌伶不知其意, 便问他们为何欢笑。王昌龄就把缘由告诉了她们, 结果众歌伶全都起身拜道:“我们俗眼不识神仙, 若不嫌弃, 请各位共坐一席。”于是三人过去, 痛饮了一日。

此外还有很多说明唐诗入乐的例子, 如白居易的诗:“童子解吟《长恨曲》, 胡儿能唱《琵琶篇》。”李益的诗则每写一篇, 就被乐工们争相赂求;还有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被人谱成乐曲, 成为了送别的千古绝唱等。

宋代的音乐文学代表是词。词又称为“曲子”或“曲子词”, 是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文学体裁。词与诗的不同之处在于词有词调, 每种词调有固定的格式, 词一般分为两片, 有时更多, 句式基本上为长短不齐的杂言。这些异于诗歌的特点, 是由词与音乐的关系决定的。在词以前, 一般是 (下转51页) (上接32页) 先有诗, 后配曲, 以诗入乐;可是词却一般是先有乐, 后有词, 因此历来有倚声填词的说法。古人说:“自五言变为近体, 乐府之学几绝, 唐人所歌, 多用五七言绝句, 必杂以散声, 然后可以被之管弦, 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 此自然之理, 后来遂谱其散声, 以字实之, 而长短句兴焉。” (方成培《香研居词麝》) 这种与音乐更为紧密的关系使得很多词人同时也兼有音乐家的身份, 如柳永、姜夔、周邦彦等。

柳永是宋词的前期代表, 据说教坊乐工每次有了新曲, 必定会让柳永作词, 后来竟到了“凡有井水处, 即能歌柳词”的地步。秦观的词也很有名, 尤其是那首《满庭芳·山抹微云》。据说有一天他的女婿范仲温在人家作客, 自我介绍时说:“我就是‘山抹微云’的女婿。”众人听了不禁啧啧赞叹。

元代最为兴盛的文学样式是曲。音乐和文学在这个时候结合得更紧密了。曲分为杂剧和散曲, 两者均以当时流行的北曲配乐。其中散曲是在北方金代的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多用于宴会歌伎唱词。著名散曲作家有关汉卿和马致远等。而杂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多用于舞台表演。代表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和白朴, 这四人并称元曲四大家。

明清杂剧衰微, 传奇流行。代表作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它们语言华美, 既是戏曲音乐的精品, 又是戏曲文学的名作。

浅谈全球化与文学的关系 篇10

关键词：全球化,文学,意识形态

虽然“球域化”这一怪词并不能给“全球化”带来什么新异的内容, 因为全球化原本就是球域化, 但是就其对全球化运动中“全球化”与“地域化”之张力的着意彰显来看, 应该说, 它确是有其独特的表现力的。根据汤姆林森在其《全球化与文化》一书的介绍, 学界多有人从“解域化”或“解地化”、“移地性”的角度把握全球化。无论这些措辞的侧重点有何不同, 对于我们有意义的是, 它们都将“全球化”与“地域化”对垒起来, 突出了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更进一步, 这从而也就为我们研究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线索。

“文化”一词就其原始语义来说与土地有关, 意指在一定的土地上耕作、培育、修造和教化, 因而“文化”最先一定是“农业文化”, 与此相对立, 游牧没有“文化”或根本就不是“文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 吉登斯将“地点”以及对地点的依赖作为前现代社会即农业文明的基础之物, 而现代性或现代性全球化的特点则是“脱域”, 他解释, 该词“指的是社会关系从相互作用的地域语境中‘抽离出来’及其跨越了无限之时空距离的重新组织”。汤姆林森盛赞, “对于理解现代性之内在的全球化本性, 以及更宽泛地讲, 对于把握全球化文化经验, 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在地域性之于文化的基础性决定上, 《共产党宣言》把“片面性和局限性”等贬义词加在“民族”、“地方”及其“文学”的头上, 而歌德也以轻蔑的口吻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阿里夫·德里克所发现, “人们常常根据文化观念将地域范围的文化特征视为落后的标志, 然后以此为借口来迫使他们向全球化和民族化的文明‘开放’。”德里克反对这样的观点, 他坚持“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 (而不是以地域为界限) 的现象。”所有的文化都是地域性的, 立足于某一特定的时空点, 过去我们称之为“历史性”或“历史局限性”。原因很简单,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 而人的创造活动都一定发生于具体的时间、地点;或者哲学地说, 如果将“文化”作为一种理论的观视, 那么它必须有一具体之视点。我们可以变换视点, 但永远不可能不要视点。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尽管不够那么主体间性, 但也只能是任其“惟我论”去了, 否则就会造成对人本身的取消。

既然文化是地域性的, 而“全球化”无论在其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维度上都是“解域化”的, 那么“全球化”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就是对作为其基础的地域性的影响。

就其现代性维度言之, 全球化在其早期阶段即初期的资本主义之主要目标就是解除农民与土地以及更一般的意义上人与确定地域的联系, 根据工业生产的需要重组这种传统的关联及其方式。想一想英国工业革命“羊吃人”的历史, 托马斯·哈代笔下因现代生产格局之形成而致流离失所的农民, 西方现代文学的“乡愁”以及“异化”等主题, 海德格尔对久被遗忘了的“栖居” (Wohnen) 的呼唤, 那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 最后再掂量一下孟子所言“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在前现代社会环境之于伦理而政治 (孝悌、王道) 的重要性, 那么“土地”、“地点”或者“地域性”对于人类的深长意味当不难致解。许多人认识到, “地域意识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或者, “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人与地域的意义关系。”地域既有自然的基础, 更兼人为的创造, 例如, 汉语的“家”和德语的“Haus”即双关着自然与人文的意义, 具体言之, “家”乃“居处之所”, 即《说文》所谓者, “家, 居也”;但又是居所的延伸或提升, 是“家”之所居或所出之人, 因而成一社会单元;兴许在造字之初, “家”即具此双重涵义。建造一座房屋, 同时就是创造一种“家”的感觉;扩大而言, 人们在此“地域性”中找到安全、归属、认同以及团结的形式。

撇开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而进入其后现代性之维, 全球化之“解域化”创造了一种新的方位感, 如吉登斯所描述, “地点变得日益地影影绰绰 (phantasmagoric) :也就是说, 场所完全被与它们相距遥远的社会影响所穿透, 并依此而被建造。结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出现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决定其本性的远距关系。”由于全球通信技术, 保罗·维瑞利奥甚至声称, “我们正在观看的不是‘历史的终结’, 而是‘'地理的终结’”, 所谓“此地不再存在;一切都成了现时”。于“此时此地”, 应该指出, 维瑞利奥忽略了, “现时” (now) 并非“历史”, 从历史的链条 (过去-现时-未来) 中所截取的任何一段都将无复为“历史”, 按照我们的理解, 信息传递的即时性不仅终结了“地理”, 亦同时终止了“历史”。不过尽管如此, 维瑞利奥仍以其偏执一端而提醒了我们“地理”与“历史”即空间与时间之间的一在俱在、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因而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 全球通信即对时间的取消就是对空间、对地域感的取消, 当然反之亦然。其实时间并没有被彻底取消, 维瑞利奥只是谨慎地说“准即时的”, 就如我们说“趋零距离”一样, 因而其“地理的终结”及其所必然包含的“历史的终止”只是提示地域之间更加密切的连接和相互作用, 即吉登斯较为平和的观点:此地的感觉为彼地所塑造, 在场的为不在场的所决定。

这是一种新的“方位”感:一种全球与地方的混合感, 或者简言之, 一种“球域”感。当今即使不亲身周游世界, 在本地你就可以产生一种“球域”感:你在家里看电视, 一方面是外部世界的涌入, 另一方面是你内部世界的飘出;你在麦当劳用餐, 这是一个具体的地方, 可它是连锁店, 也存在于其它的城市、乡野;你在打电话, 在网上聊天, 在发电子邮件......等等, 你在此地的感觉已经被远距化也就是说被解域化了, 由此你就有一种“球域”互动而“球域”浑然的感觉。

再深入一层说, 即使我们最日常的生活体验似乎都在潜移默化地经受着“帝国”的牵引和重塑:“在中心与边缘或者与其消失之间”, 阿莱斯·埃尔雅维茨发现了“一种被改变了的关系。在一浅显的层面上, 每个人都在边缘。生活在赫尔辛基或斯德哥尔摩的人们常常觉得‘事情’真实地发生在他处:例如说, 在巴黎、纽约、布达佩斯、圣保罗、东京、旧金山、伯克利, 或者在北京;而生活在那些城市的人们同样有此感觉:对他们也一样, 即是说, 那想像的中心、其‘欲望’的对象不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全然抛开中心观念, 使我们自己习惯于这一事实:不再有单一的中心, 也不再有或许不久前一直如此的仅仅的两三个中心。”

进一步, 埃尔雅维茨看到由此经验而致的文化境况:“知识世界和全球文化被不可逆地去中心化了, 被肢解、被播撒了。”对于以美学为业的他, 其紧要之处在于, “就如同在帝国中的情况一样, 今日美学也没有中心, 或者更准确地说, 具有各自不同的中心”。当然这种无中心感决不意味着美学就失掉了自己的言说立场, 而是说其立场如果是立场性的即地域性的, 那么它就需要以某种方式与全球性相交接、相协商:一方面是“美学的地方化和区域化”, 另一方面则是“这样地方的区域的 (和民族的) 传统的普遍化, 这种普遍化将它们带入国际的 (全球的) 框架或参照域”。一个“球域”的美学正在浮出历史的地表, 并将注定成为未来的美学光辉。

浅析审美情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篇11

一、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的联系

在我们的印象里，作家总是那种用灵魂的眼睛窥视生活的真谛，用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对待生活的人。无数的事实证明：只有拥有真诚之心的作家，才能在历史的风云中开拓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种不朽的存在。因此，对于作家来说，拥有一颗童心尤为关键。虽然艺术家会随着人生实践经验的丰富而变得成熟，其内在心灵也会变得饱满、充盈，但是艺术家始终脱离不开童年这一先在的意向结构对其创作的影响。

深深震撼作家心灵的体验往往是一种痛苦的情感体验。童年时期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幸使作家引发痛苦、孤独、抑郁等心理感受。为了转移这些难以承受的心理痛苦，他们走上了创作道路。中外作家中有此种经历的人不胜枚举，表现尤为明显的是中国的郁达夫和奥地利的卡夫卡。

郁达夫在幼年失去双亲，这一巨大的不幸给他带来重大的精神打击。长大后，婚姻的不幸、生活的不安定、经济的窘迫、故国的哀思使他的这种忧郁气质更加浓厚。种种郁积在心中的苦痛，就用这沾满忧郁的文字流出笔端来。所以在他的作品里，我们所能呼吸到都是那种忧郁、暗淡、感伤的“空气”。

西方著名作家卡夫卡从小就有一颗稚气、敏感的心灵，很小的时候就流露出强烈的艺术家气质，这也注定他将成为一位作家。可是，卡夫卡的父亲始终不能容忍他那稚气又敏感的儿子，不惜用一生的时间反对儿子走上创作道路，逼迫卡夫卡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为此，卡夫卡对父亲充满怨恨。他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父亲的威严给他带来的巨大戕害。一直以来干着违背自己心灵的事情让他痛不欲生，所以当他可以毫无阻碍地拿起笔来的时候，“反抗父亲”就成为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郁达夫和卡夫卡的事例确切无疑地证明了由于童年的创伤性体验而形成的先在的意向结构对作家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倾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变原始情感为艺术情感

艺术情感来源于生活中的自然情感，但又不等同于生活中的自然情感。生活中的快乐、愤怒、恐惧和悲哀等都还不是文学创作所必需的艺术情感。这种情感往往带有一种刺激人、折磨人的特性，而不带有可供人享受的特性。因此，它们只能激起人的反感，却不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没有一个作家愿意把生活中的原始情感一丝不改地倾泻出来，作家所要表现的情感必然是那种经过回忆和沉思得到艺术升华以后的情感，亦即艺术情感。这种情感使作者和读者的心灵时刻处于轻松的状态，是一种平静的、自由的、审美的情感。

三、艺术情感的生成机制

艺术情感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经过原始唤起、内觉体验等复杂的心理过程，而且还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情感。

1 原始唤起

童年经验作为原始的感受和经验储存在作家的记忆中，并与后来的经验和感受相融合，经过作家的内觉体验，便会从中生发出美感来。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对作品的创作缘由作了如下交代：多年以后，家庭变故所遭受的损失所产生的种种利害考虑也早就搁置一边，于是在“经历了一番梦幻之后”，“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细玩颇有趣味”，这才觉得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经历一番梦幻”、“细考较去”、“细玩颇有趣味”就是对童年经历进行反刍式体验，从原始情感发现出美感的过程。

原始情感不仅要经过前后期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还必须借助一定的契机才能被唤起。就像鲁迅在《朝花夕拾》题词中说的，“虽然沉浸在过去美好的回忆中，但仍没有摆脱愤怒、悲凉的心境，也可以这样说，借助于对过去的回忆，给自己的那份强烈的愉快找一个暂时的归依，使自己那颗孤独、苦闷的心得到慰藉”。《朝花夕拾》是伴随着给受伤的心灵寻求一个安静的住所，给孤独苦闷的灵魂寻找一个温暖的港湾这一强烈的心理需要和深层的心理动因而产生的。

2 内觉体验

对于艺术家来说，原始情感伴随人物形象在作家的心灵里埋下了艺术生命的种子，这颗种子只有找到适合的“土壤”、“空气”，才能生根发芽，最终长成参天耸立的艺术之树。这适合的“土壤”、“空气”，就是内觉体验。一旦原始情感进入内觉体验，就像种子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和空气，其生根、发芽、开花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内觉体验过程中情感波动于心间，一次次的情感风暴把作家折腾得身心俱疲。

举世名著《浮士德》的诞生，花费了歌德六十年的光阴和心血。在这六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歌德心中有关“浮士德”的内觉体验一刻也不曾停息。因此，这段时间里，作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经历一次情感风暴的袭击，内心的情感负荷很重。作家就是这样把记忆中留存下来的原始情感不断拿来回味和咀嚼，并借助于一定的时机将其升华为具有审美色彩的艺术情感。

列夫托尔斯泰花费十年心血创作《复活》，在这十年里情感的波澜一次次袭来，有关“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内觉体验一刻也不曾废离，预设好的情感一次次被推翻，作品就是在一次次情感的“冶炼”中日臻完善的。

3 情感形式化

经过内觉体验后的情感是一种新颖、独特的情感，具有浓烈的诗意的光辉和审美特征，但是如果这种情感不能对象化和形式化，那么它将只是一种模糊不定的情感，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而不能成为客观上的存在。更进一步讲，如果这种情感不以文本的形式显现出来，那么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将无法进行，审美活动也不可能出现。要将飘移不定的模糊情感变成一种客观稳定的艺术情感，唯一的选择就是使情感对象化、形式化。

中国古人一直强调诗要“融情于景”、“寓情于景”、“托物寄情”。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等，这些千古名句通过丰富的意象、优美的韵律、精当的炼字使全诗意境全出。虽然描写的都是极其平常的事物，但是以一种新颖而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即使是普通的事物也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惊人的美感来。

关于文学与经济关系问题的新思考 篇12

1 文学是否能够直接性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

文学作品当中所包含的经济活动是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说过, 他们在巴尔扎克以及狄更斯等人那了解到的有关经济和历史方面的知识, 远远要超过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了解到的。很多文学作品当中都包含着经济学的内容, 并且也反映出了社会的经济现象。

在我国古代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版行业将文学作品转换成为商品, 随着时代和经济的的发展而出现了出版行业。文学作品的创作不仅能够带给人精神方面的享受, 同时也能间接性或者直接性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现代社会中, 凡是将自己的作品要求出版的作家, 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多的读者, 因为读者的数量将决定作品的印刷数量以及未来的经济利益。印刷数量本身就是用经济效益来展现作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当然, 也存在着“为文造情”或者“为情造文”的现象。所谓“为文造情”主要指的是一种不以名利为主的写作, 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象已经少之又少, 无论是情还是利, 都在作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尤其是一些文稿的拍卖现象, 以字数来获取稿酬的一些作家, 他们更加适合文学商人的头衔。因此, 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文学作品和作家早就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 文学作品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地都已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了。

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如此, 那么文学鉴赏活动又何尝不是呢。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无论是看歌剧表演还是看电影都要离不开钱, 甚至进行文学作品的借阅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少数不用消费就能得到的文学作品也只能存在于极个别的艺术审美当中。这种消费正是促使文学作品创造的最有利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欣赏行为而主动地参与到这种文学经济活动当中去[1]。

2 文学能否对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当前社会中文学已经成为商品的事实, 无论人们接受还是不接受都已经无法改变。但文学对于经济基础的影响问题却仍然值得研究。只要放眼一看就能看得到这当中存在的直接性的作用和影响。例如《泰坦尼克号》在播出以后票房达到十几个亿美元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否认文学对于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直接性影响。尤其是现代作家, 他们已经开始纷纷通过大荧幕来将自己的文学作品进行展现, 并且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收益。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文学不仅本身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同时对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效益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 文学、哲学和哲理等都是社会形态当中的一部分[2]。哲学主要研究的是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问题, 解决的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等一系列的问题。伦理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说怎样通过个人的行为来对集体产生影响并达到相互之间协调的问题。文学则主要看中的是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 用来进行人类社会的调节。因此, 可以说文学作品对于经济能够产生反作用。

3 经济对文学所起的作用

文学是人性的表现, 但并不是说人性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说过“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 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和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人的本性所产生的改变”这也就是说, 在人性当中还包含着两种, 一种是人的一般本性, 另一种则是时代所带来的本性改变。在《诗经》当中有《召南·漂有梅》和《郑风·将仲子》。前者主要表现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感叹青春的逝去, 并盼望着自己能够早日出嫁。而后者则主要表现的一个女子因为自己的父母及兄长不愿意让她与恋人来往, 她就请自己的恋人不要再来。可以看出, 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展现出了不同的人性。

当然这些人性的展现只来自于文学作品当中, 并非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件。孔子说过“《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所表现的是当时的一种正常的思想感情。因此, 可以说经济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经济通过对人性的影响而影响文学的内容。

同时, 文学在形式上的演变也与经济具有一定的关系。我国宋代末期之前都是以抒情类的文学作品为主, 一直到金元时期才逐渐将文学作品的形式转变为以叙事性的文学为主。到了清代, 《红楼梦》一类的文学作品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诗歌和散文[3]。在20世纪, 我国的文学作品虚拟性的叙事文学发展比较快, 当中包含了一定的小说和话剧等内容, 其价值也要远远的高于散文和诗歌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从现代社会来说, 电视机的普及, 使得在当代社会中产生了大量的电视作品, 并且这些电视作品最终获得了大量的观众支持和欣赏。这些电视剧也属于文学中的一部分, 并对传统的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 促使人们在生活的需求以及趣味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另外, 社会经济体制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 为了能提升企业的发展能力和根本性的利益,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广告植入到了电视剧当中, 使电视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电视剧所产生的商业价值和经济价值事实上也就是现代文学的经济价值[4]。

但在重视经济对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同时, 也应当注意不能过分的夸大这种影响。因为文学作品的发展不仅会受到来自于经济方面的影响, 同时也会受到来自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 这种影响包含了正面的影响, 同时也涉及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漫长的文学酝酿时期。简单地来说也就是当时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与现代文学之间相关的要素, 其形成的条件主要是市民阶层的意识, 使得这些文学作品当中出现了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关因素[5]。

4 现代文学与经济现象

文学在社会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或许这种说法并不严谨, 但我们在听每一个故事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表现方式也都是不同的。在当今的社会中文学正在逐渐向商业化转换, 为了向市场行业进军, 文学已经成为了市场化的定义内容。在过去文学被政治定义, 现在则是市场化, 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将文学的真实意义与经济之间联系在了一起。但又有人说市场与文学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这部分人所指的文学并不是社会当中流行的一些读物, 而是指一些挑战性比较高的书籍, 这些书只有真正有能力的人才会进行阅读, 也是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才能进行创作, 而书的销售市场只不过是海市蜃楼[6]。可以说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小众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了必然, 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现象。但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 现代社会当中的经济重心正在逐渐发生转移。在2012年底, 全球的新兴经济体低收入国家已经在全球GDP总值当中超过了50%, 这也是全世界在几百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这样的经济市场转变下, 文学对于经济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优秀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中仍然是存在的, 但这只是少数的存在, 这不妨碍优秀的作品进行流通, 但在现代社会当中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无一不涉及到了版权和经济问题。经济是把双刃剑, 在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文学可以是小众化的、精英化的, 同时也可以是经济化的, 可以通过市场方式来进行推广和宣传, 从而深刻地挖掘当中的经济价值[7]。

在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世界当中, 是分散性的。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的权利一直掌握在了欧洲人的手里。我国当前作为世界权利的轴心, 已经出现上升的趋势, 并且将中国文学逐渐深入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现象对于国际的秩序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试想一下, 我们的精神食粮不仅仅来自于世界的一个地方, 而是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得到更多地方的文学作品, 从而享受精神上的支撑。在现代出版社当中多数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关于读者的培养[8]。出版社只负责将读者需要的书籍进行出版, 但并不会告诉读者来读哪一类书籍。要想在现代社会当中生存下去, 那么就一定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 出版社一定要进行图书的出版活动, 持续地经营下去,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益。

5 结语

经济在文学活动当中所产生的作用, 同精神在文学所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 都是无处不在的。传统的文学与经济研究中一直把经济看作文学以外的事物, 但事实上文学有着双面性, 它既包含着经济影响, 同时也有着精神方面的影响。尤其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中, 文学已经与经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仍然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研究。

摘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重要经济学原理。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形式之一, 也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 从而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本文主要对文学与经济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并对此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文学,经济,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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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培恒.经济与文学之关系[J].学术月刊, 200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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