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思维与文学创作

文艺思维与文学创作（共3篇）

文艺思维与文学创作 篇1

一、引言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 文化名人云集, 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 这期间, 桂林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 最突出的表现为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据统计, 抗战时期在桂林活动的作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剧作家、音乐家共有1000多人, 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这批文化人, 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力量, 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 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许多重要的作品在这里展出;许多重要的话剧在这里第一次上演;而出版和发行的著作、报纸和期刊, 在全国堪称第一。“著名出版家赵家璧谈战时出版界状况时说:抗战时期的书刊, 有80%是桂林出版的。”[1]4海内外不少专家、学者都非常关注桂林抗战时期文化的研究, 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教育、体育、新闻出版、自然科学、史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 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的研究甚少, 该领域基本上还是未开发的处女地, 有待于关注翻译事业的人士去挖掘。

其实当时桂林文化城的翻译活动是非常活跃的, 据统计, 翻译出版的单行本共计177本;刊登有翻译作品的文艺期刊多达56种, 作品达863件;还有无数其计的作品刊登在报纸上。为什么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研究没有得到充分开展呢?究其原因, 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从古至今“翻译”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事翻译工作者的人也被贬为“翻译匠”, 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值得一提,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因此,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翻译活动自然得不到重视, 对翻译活动的研究也就迟迟没有开展。在80年代, 由于比较文学工作者和翻译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翻译才逐渐走入学者研究的视野, 引起人们的关注, 现已成为一门学科, 其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也受到同样的礼遇。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直到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本文则试图从文艺期刊入手, 以作家秦似为例, 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进行研究。

二、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简介

桂林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是丰富多彩的, 丰富多彩的翻译活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文艺期刊凭借其独特的特点:周期短、价格低、内容丰富、发行量大, 使其得以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根据《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目录索引》和《桂林文化大事记》进行整理, 抗战8年期间, 在桂林共出版的杂志达200多种, 而在这200多种期刊中, 就有56种刊登翻译作品, 且刊登的数量庞大, 达863件。《野草》、《人世间》、《文化杂志》、《文艺生活》、《诗创作》等杂志都刊登译作。而且, 还发行了纯翻译外国文学的文艺杂志《文学译报》, 以翻译为名的期刊《翻译杂志》,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文艺期刊还特意辟出专栏刊登翻译作品, 有的还以“高尔基”、“惠特曼”等为名刊登专辑。在文艺期刊上登载作品的文体广泛, 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民间故事等。当时为文艺期刊提供译作的作家数量大, 据粗略统计人数不下百人, 其中包括胡仲持、穆木天、彭慧、巴金、秦似、何家槐等。众多译者在民族危难的历史时期, 以顽强的精神, 克服种种困难, 翻译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精品佳作。译介的作品涉及国家之多, 文体之齐全, 风格之多样, 实属罕见。

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对这段历史中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的研究, 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翻译活动有更清晰的把握, 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和思想, 及其对后来社会发展、文学创作、翻译事业的影响。因此, 研究丰富多彩的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必须开展。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研究, 把以桂林为中心的抗战时期的广西的翻译活动以及翻译作品纳入到我国翻译文学的体系之中, 重现桂林在抗战后期和重庆、昆明并重的文学翻译位置。

三、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翻译的主要特点

在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 译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成了国统区一个热点。据统计, 抗战8年译介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达700多种, 其中俄苏作品最多。苏联卫国战争 (1941-1945) 爆发之后, 出现了俄苏文学译介的高潮。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的有曹靖华、戈宝权等翻译家。同时, 俄国古典文学的译介成果也非常丰硕, 普希金、托尔斯泰、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作品也都有了中译本。

其次, 欧美国家的主要作家, 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海明威、马克·吐温、雨果、卢梭、大仲马等名家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以美国文学为例, 该时期译介的美国文学作品将近30种, 例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嘉莉妹妹》等, 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人鼠之间》等, 以及海明威的《战地钟声》、《第五纵队》、《蝴蝶与坦克》等等。这些译作对于提高中国作家的艺术表现力, 促进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秦似:“桂林抗日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秦似 (1917-1986) , 原名王缉和, 广西博白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的长子。王家是一个世代读书的书香家庭, 王缉和从小博览群书, 童年时就显露出了文学天赋。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9月, 王缉和考上了当年在梧州的广西大学化学系。从一开始, 他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并担任了广西大学学生会进步刊物《呼声》的主编。1938年, 西大理工学院迁址桂林。国难当头, 热血沸腾的他已不能安心书斋读书, 便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2月, 王缉和开始向在桂林的《救亡日报》投稿, 从此署用“秦似”笔名。秦似的杂文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和锋芒, 自然引起了《救亡日报》主编夏衍的注意。爱才的夏衍便写信约秦似见面。1940年3月, 秦似应约拜见了文学大师夏衍。1940年7月, “野草社”在桂林成立。1940年8月20日, 《野草》创刊号问世了, 编委有夏衍、聂绀驽、宋云彬、孟超和秦似。据秦似回忆, 为了筹办刊物, 夏衍约请其他四人聚会, 商量刊物的名称、宗旨和办刊方针。夏衍提议刊物取名“短笛”或“野草”, 前者寓有“短笛无腔信口吹”之义, 后者不单“因袭鲁迅”, 而是觉得在当时文禁森严、八股文风盛行的情况下“这个刊名可能给社会和文坛带来一点生气, 引人略有所思”。大家赞成刊物取名为《野草》, 宗旨是希望通过刊物内的作品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点抗议和心声。在那次聚会上, 众人还决定《野草》以刊登短小、生动、泼辣的杂文为主。由于他们的杂文多采用谈天说地、借古论今等隐晦曲折的形式, 便形成了《野草》外“软”内“刚”的特点。

秦似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 对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起了重要的作用。除“野草社”成员之外, 郭沫若、茅盾、柳亚子等一大批现代文学泰斗都是《野草》的热心支持者和撰稿人。“《野草》作家群及桂林其他作家的杂文写作活动, 构成了抗战时期国统区杂文创作的重要一翼。”[1]72《野草》创刊后, 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发行量很快从三千份增加到一万份, 最多时达到三万份。作为主编的秦似工作量十分繁重, 既要筹集资金、应付编务、还要应对当局的打压……可他竟然还能另外主编了《野草丛书》, 还与孟昌、庄寿慈等人创办和编辑了纯翻译外国文学的文艺杂志《文学译报》。根据《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目录索引》的整理, 在刊登翻译作品的文艺期刊当中, 《文学译报》刊登的译作共计89篇, 《野草》刊登的译作共计49篇, 这两个期刊对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对于桂林的抗战文学, 起到了极好的滋养作用。

“秦似是桂林抗日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1]76秦似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从事诗歌创作, 1939年开始系统阅读《鲁迅全集》, 为鲁迅的杂文所吸引, 转而从事杂文写作。抗战时期的秦似与“野草社”其他前辈作家相比, 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 他的杂文尖锐泼辣, 锋芒毕露, 热情奔放, 明快流畅, 产生了积极的战斗作用。直接抨击弊政和陋习的匕首式短评构成了秦似杂文创作的主要部分, 秦似较有特色的杂文, 是刊登在《野草》上的《斩棘集》、《剪灯碎语》、《吻潮微语》、《芝花小集》等, 除此之外, 他还出版了杂文集《感觉的音响》 (1941) 和《时恋集》 (1943) 。在翻译活动方面, 秦似翻译了约翰·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人鼠之间》 (1942) 并与庄寿慈合译了短篇小说集《饥民们的橡树》 (1942) 。20世纪40年代, 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年代背景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他的主要小说《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和《人鼠之间》相继译介到中国。秦似的译本是比较早的版本。桂林抗战时期的创作与翻译活动, 是秦似创作生涯中的重要阶段, 亦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作品。

五、结语

抗战时期的中国从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 了解和认识了世界, 对于投入抗日救亡、抗日民主运动, 起着激励的作用。同时, 这些译作滋养了中国的抗战文学, 充实着中国抗战文学的宝库, 对于提高中国作家的艺术表现力, 促进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研究, 揭示了当时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 并填补了对桂林抗战期间翻译活动的研究, 同时让更多关注桂林抗战时期文学、文化的学者和人士投身到翻译活动的研究中, 促进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研究的发展。

摘要：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是丰富多彩的。通过对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活动的研究, 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翻译活动有更清晰的把握, 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和思想, 及其对后来社会发展、文学创作、翻译事业的影响。本文从文艺期刊入手, 以作家秦似为例, 对桂林抗战时期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桂林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翻译,文学创作,秦似

参考文献

[1]李建平.桂林抗战文艺概观[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1.

[2]张珂.20世纪40年代斯坦贝克小说在中国译介述评[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第22卷第7期.

[3]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6.

[4]桂林市政府文化研究中心、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文艺思维与文学创作 篇2

一、摄像:带给眼睛的震撼

《原上草》每部作品的最优秀的地方, 就是画面的工整和美丽。在2002年和2004年度省“丹顶鹤”杯评比中, 《草原的声音》和《有风从西边刮来》都获得了“最佳摄像”奖。我们这里所说的“工整”是画面结构的工整, “美丽”是视觉艺术的美丽。曾经有人说《原上草》的摄影是很“讲究”的, 我想, 这包含着对画面构图的“讲究”, 对用光的“讲究”以及镜位运动的“讲究”。

在画面的处理上, 我们的摄像编辑特别注意了结构和光的应用。我们不能否认由镜头多角度所构成的画面可以给文字以活力和魅力。例如在《牵挂》里, 儿时的“我”经常由“母亲”领着在树林里和小河边捡蘑菇, 长大后的“我”却很少陪着“母亲”的一场, 摄像编辑采用了同一角度, 同一场景的不同人物背影来体现空间和时间的潜移默化, 来重点突出“我”和“母亲”之间深切的亲情以及“我”对“母亲”的愧疚感。在文章中写“母亲”牵挂“我”的一场里, 摄像编辑用逆光的剪影和仰拍的角度突出了“母亲”在岁月中经历的重重磨难, 具体地体现出了“母亲”形象的高大。而适当地应用了变焦镜头更加体现出了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摄像编辑对于文本的理解上, 都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我们的摄像编辑很善于利用逆光镜头。我们都知道, 在通常的摄影理论里, 逆光是代表着被压抑的或阴暗的内心世界, 大面积的黑色区域会令人感到窒息。而在《原上草》的几部作品里, 这种传统的美学观念被推翻了。逆光成为了抽象的美学概念存在于作品之中, 这不能不令人赞叹。例如在《梦在苇海》里主人公的遗憾、《牵挂》里“母亲”的伟大、《永远的豆腐》里“那个卖豆腐的老者”干瘦的背影、《一条大河的背影》里主人公对环境的反思等无不体现出人物的由外而内的精神境界, 将潜台词更直观地带给观众, 使观众更容易理解和体会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念。

而在画面的构成上, 摄像编辑多采用“非黄金分割”的手法来构成画面主体, 巧妙地利用前景的衬托来构成景深。他所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不对等的、不平衡的画面结构, 这样的结构更加有利于观众以“窥视者”的角度和姿态去欣赏作品, 也更加有利于观众不知不觉中就被摄影机融入到作品当中, 使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片子中所存在的一部分, 而片子中的一切都是自己在某个特定的空间“窥看”到的。摄影机满足了观众普遍的“窥视”心理。例如在《梦在苇海》里大面积的苇海和小面积的天空使观众看到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翻滚着的狂潮, 而大面积的天空和小面积的苇海又使人们体会到了主人公感悟人生后的解脱。

摄影机不再是以冷眼旁观的“第三者”的态度去“反映”和“表达”客观事实的工具, 而成为了使观众“进入”一种“自我”状态的“窥视者”。它在向人们讲述和倾诉着一个故事, 它也将观众的“自我”带到了故事当中。例如在《写给秋天》里, 主人公行走的双脚变成了向后移动的落叶和地面的空白画面, 使观众不知不觉地就以“我”的身份进入了画面, 使他们觉得是“我”在秋天的树林里走。

摄影机在《原上草》中的作用是极大的。无论是哪一部作品, 从前的还是现在的或是将来的, 摄像编辑都在用画面去勾勒散文的字句, 用画面语言去和观众做最直接的沟通, 用丰富的色彩去满足观众的欣赏欲, 用光和影的交织将观众引入更深层次的思想境界……

在《原上草》的整个创作过程中, 摄像编辑成功地利用了摄影机这一影像工具, 将观众从浅层次的欣赏而带入到更加神秘的精神境界中, 使观众感到了更为广阔的画外空间。画面的强烈视觉效果震撼着观众的眼睛, 也震撼着观众的心灵。

二、后期制作:来自技术的艺术

《原上草》的后期制作主要是依靠非线性编辑来完成的。非线性编辑系统是数字音视频编辑软件与专业硬件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制作手段。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数字技术, 将存储于录像带的电视视频 (音频) 信号通过一块安插在电脑主板上的硬件设备———视频采集卡将原始信号实时无损地采集到电脑专门的存储设备中。

非线性编辑系统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迅速地取代了以往的线性编辑系统 (对编) , 它以其独特的非时限性和强大的音视频编辑功能占领了影视编辑的主导地位。

非线性编辑以技术层面的高度将电视制作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加速了影像业市场的竞争和商业化音像制品的大量涌现。人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脑特技与合成的技术上来, 大量的电脑特技的堆叠便形成了现在所谓的电视“快餐文化”。这种“快餐文化”大多是以“娱乐片”的姿态出现在受众面前的, 飞快流动的画面组合与绚丽多彩的光影交错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视网膜神经。而这种“快餐文化”究竟是一种潮流, 还是一种文化, 恐怕还很值得商榷和考证。

文艺思维与文学创作 篇3

1 广播文艺节目的特性

广播文艺节目是社会文艺的主要载体, 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阵地, 与广播新闻节目相比, 具有其自身独有的特性[1]。

1.1 思想性

广播文艺节目能够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和认知作用, 通过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和优秀的作品, 促进人民群众精神境界的提高。广播文艺节目应该从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出发,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等时代精神, 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 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1.2 艺术性

广播文艺节目应该具有艺术层面的吸引力以及审美层面的感染力, 通过听觉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从而使其获得娱乐和审美享受。广播文艺节目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广播文学专题创作中, 应该将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作为中心任务, 以此来吸引听众。

二是饱满的感情色彩。对于文艺作品而言, 其艺术魅力的根本, 在于以情感带给人相应的审美享受, 如果不能在作品创作中融入情感, 作品就会显得毫无生机, 缺乏活力。

三是曲折的故事情节。在文艺作品中, 故事情节不仅是人物性格的烘托, 剧情发展的关键, 更是吸引观众的关键所在。例如, 我国传统的戏曲、长篇评书、古典小说等, 都具有情节曲折、故事性强的特点, 通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抓住听众。

四是生动的艺术语言。广播文艺是声音的艺术, 也是语言的艺术, 其艺术语言必须具备简洁、鲜明、生动、准确的特点, 应该坚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原则[2]。

1.3 娱乐性

广播文艺节目提供给听众的, 应该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娱乐。在传统文艺理论中, 经常会将娱乐与审美相互对立起来, 认为娱乐会导致节目文学艺术性的变质。而实际上, 游戏娱乐是人们追求自由的一种直观体现, 艺术作为人类游戏活动中最具人性价值的活动, 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审美性, 只有将审美与娱乐相互结合起来, 才能够产生优秀的文艺作品。

1.4 通俗性

广播文艺节目的受众并非少数文化精英, 而是拥有不同文化修养, 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听众, 并且受众只能“听”, 无法去“看”或者“读”。从受众的角度来看, 广播文艺节目具有通俗性, 其内容和形式能够符合大多数人的欣赏能力与审美习惯, 它在通俗易懂的前提下, 追求雅俗共赏。

2 广播文学专题的创作

从广播文艺节目的特性出发, 对广播文学专题进行创作, 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遵循艺术规律

在进行文艺作品创作时, 一般需要遵循“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规律, 在确保作品具有真实生活基础的前提下, 进行相应艺术处理, 以迎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对于广播媒体而言, 要想创作出使听众耳目一新的文艺节目, 需要对艺术的规律性进行准确把握, 深入到一般生活之中, 体现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贴近实际指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 从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 确保文艺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现代化建设实践, 形成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艺术风格, 而不是盲目追求时尚, 超脱实际。贴近生活要求广播文艺节目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 满足其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种需求, 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和提取动人的故事, 使得创作更加合情合理, 能够融入听众的日常生活。贴近群众则是在前两者基础上的延伸, 要求广播媒体应该深入到群众之中, 想听众之所想, 急听众之所急, 能够真实地反映群众疾苦, 体现群众意愿[3]。本人曾经创作的广播剧《托起明天的太阳》、《风铃声声》等, 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为题材, 着眼于经济大潮冲击下普遍的社会问题, 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基础上, 与戏剧进行跨界创作, 既以丰富的故事情节与鲜明的人物性格吸引听众, 又贴近生活, 针砭时弊, 引起了听众的共鸣。

2.2 内容通俗易懂

广播的最终目的, 是满足听众需求, 为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提供娱乐和服务。对于广播媒体而言, 听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若想确保广播文艺节目得到更多的关注, 就必须在创作文学专题时, 找准节目的定位。广播文学并非文学课堂, 听众在打开收音机后, 并非为学习专业的文学知识, 而是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 享受放松时光, 因此, 广播文艺节目应该确保观众能够“听其声, 解其意”, 确保内容的通俗易懂, 一些高深难解的文艺作品, 应该尽量排除出广播文学的选材标准。同时, 广播文学专题可以将现有的成熟的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再加工, 呈现在听众面前。例如本人创作的《经典诗文诵读》栏目, 立足于已有的经典诗文, 充分发挥广播节目的优势与能动性, 尽量用纯粹的声音之美带给听众无与伦比的听觉与审美享受。经典诗文的选材既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 又兼具通俗性与艺术性, 并拥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文学编辑在对相应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时, 应该合理选择解读的角度, 确保其少一些专业的学术语言, 少一些理性, 多一些感性, 贴近生活, 拉近节目与听众之间的距离, 少一分疏离感, 多一分亲切感, 以满足不同听众的需求。在传统广播文艺节目中, 经常会出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赏析、长篇小说的解读等, 在这里, 应该以赏为主, 以析为辅, 不需要如同文学课堂一样去逐字推敲, 可以通过讲故事的形式, 对作者的生活经历及所处的历史背景进行介绍, 帮助听众更好的理解原文的意境, 吸引听众的收听欲望, 让有文学基础的受众有兴趣听得进去, 没有文学基础的听众被吸引听得下去[4]。

2.3 紧扣时代脉搏

在广播文艺节目中,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固定不变的法则, 只有深入到群众的实际生活中, 了解其真正的需求, 才能够拉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在广播节目中, 应该将立足点放在本地丰富的地域文化土壤上, 体现出相应的优势和特色。在进行选材时, 应该从周边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着眼, 对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捕捉, 站在普通听众的立场上去寻找题材, 确保文学节目能够迎合听众的喜好。例如, 本人曾经编辑主持制作过的文学专题《永远的诗魂——孙静轩诗歌赏析》、《爱心, 串联谎言》、《送你一缕芬芳》、《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难忘, 童年的儿歌》等, 均以成都当地人物事物为主线创作, 从中选取一些关于文学散文诗歌等体裁表现思想, 对生活进行真实再现, , 歌颂真善美, 弘扬主旋律, 节目获得听众好评且获奖。

2.4 合理加工制作

与戏曲、音乐等节目相比, 语言是文学节目的主要内容, 如果一味进行枯燥的作品分析, 可能会使得听众产生听觉疲劳, 影响节目的效果。对此, 在文学专题创作中, 无论是何种题材, 都应该尽量避免冗长的说辞和枯燥的说教, 确保语言串联的张弛有度, 简洁精炼。广播文艺节目包括了语言、音乐等方面的内容, 要想做得好听, 必须在制作上下工作, 通过声音、音乐和音效的相互组合, 激发听众的联想和想象, 从而对作品的意境和内涵进行理解, 满足听众的审美追求。对于广播媒体而言, 应该将音乐与文学进行有机组合, 增添听觉艺术的魅力[5]。

3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广播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 其编辑在对文学节目进行创作时, 必须遵从广播文艺节目的特性, 在充分保证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的同时, 还必须具备娱乐性和趣味性, 面向大众, 坚持创新, 利用广播的独特语言, 为听众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想象空间, 使其能够获得更好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王维彤, 刘颖, 高洪篪.浅谈广播文艺的特性[J].剧作家, 2008 (3) :167.

[2]王文丽.略谈广播文艺的特性[J].剧作家, 2009 (2) :159.

[3]王军.全媒体时代——广播文艺节目趋向与发展的几点思[J].科学时代, 2014 (17) :1-2.

[4]孟焕军.与时代同步, 与生活相融——谈新时期广播文艺节目的创作[J].新闻爱好者, 2007 (7)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