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历史

文学与历史（共12篇）

文学与历史 篇1

摘要：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史课程都经历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方面,学科和课程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在学科和课程内部,存在一股将文学与政治、历史完全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文学,轻视甚至排斥政治、历史的潮流。这些变化既受“纯文学”、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等话语的影响,也参与了对上述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该重新重视历史、政治等因素,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辩证地处理文学、历史与政治等因素的关系。

关键词：现代文学史,教学,文学,历史,政治

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史课程都经历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方面,学科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甚至被污名化,复旦大学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陈思和先生就曾明确质疑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他认为: “尽管新文学广泛地吸收了世界文学的营养,具有古典文学所无法企及的新的要素,但从它的实际状况来衡量,充其量也只是如‘先秦’、‘唐宋’、‘明清’等断代文学一样,作为‘20世纪文学’或者‘民国以来文学’这样一门从属于‘中国文学史’类下的学科。而之所以现在要把它抬举到与古典文学相比肩的地位,实在是出于50年代初期革命传统教育的政治需要,因为这门学科本身与半个 多世纪来 的政治斗 争联系在 一起。”[1]本学科的学者尚且如此认为,其他人的看法就更不用提了。作为这一学科的从业人员,笔者就时常听到其他学科的从业者鄙夷地宣称,中国现代文学根本算不上一个学科,这一学科的从业者也都是不学无术的政客。与这种思潮相应,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也逐渐被边缘化,明显的表现之一是课时数大大减少。据北京大学温儒敏先生介绍,在1950 - 1960年代,高校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时普遍在200课以上,与古代文学不相上下。到198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从现代分出一个当代教研室,现代与当代是2门课,现代部分减少,当代部分单独出来,加起来也还有200多课时。而到了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现代文学课只剩下72课时,加上当代52课时,共124课时,约等于过去的一半[2]。这种趋势并未停止,据笔者粗略统计,目前各高校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时普遍在48 - 64之间,加上当代文学史课时的话,则普遍在96 - 128之间。

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部,政治、历史和文学的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在教学还是科研中,都存在一股将文学与政治、历史完全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文学,轻视甚至排斥政治、历史的潮流。发端于1980年代中期,在1990年代逐渐成为主流的“纯文学”话语可以说正是这一变化的表征。“纯文学”话语的核心特征是一方面从人道主义视角把文学建构为一种超越历史、政治的关于“普遍人性”的书写; 另一方面,从形式主义出发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新世纪之初,曾经的“纯文学”倡导者李陀、韩少功、蔡翔等先生已经对这种话语展开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反思与批判1。他们都认为,“纯文学”话语在批判和反抗“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中,曾发挥了重要的正面作用,但是,到了1990年代,“‘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九十年代大多数作家陷入‘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拒绝了解社会,拒绝以文学的方式与社会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3]。蔡翔先生更是将对“纯文学”话语的反思上升到“反思现代性”的高度,他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纯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产生、兴起乃至对整个文学史的控制,都留下了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痕迹。因此,在今天,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重新辩证,实际上亦暗含了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新认识。”[4]

不过,正如各门学科普遍存在的状况那样,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也相对滞后于科研,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上述变化———即将文学与政治、历史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文学,忽视政治、历史等———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能占据着主流位置。例如,2003年,温儒敏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时代变革》一文,文章介绍了198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改革的状况。

本科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甚至连课程的名称也改了,把“现代文学史”改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这门课很注重“史”的勾勒,强调所谓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文学性质的判定,思潮、论争讲得很多。那时思想观念的灌输远比文学审美能力的训练更要受到重视。现在则把后者提升到突出的位置。

淡化“史”,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 否定思想观念的灌输,重视审美能力的训练; 把课程名称由“现代文学史”改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简言之,也就是重视文学,轻视历史与政治。为什么会发生上述种种变革? 温儒敏先生的解释是: “这可能比较适合低年级大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更适合时代的需求。”[5]“时代的需求”具体是什么? 温儒敏先生没有说明,不过这一说法恰恰透露出文学界的“纯文学”话语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所发挥的影响。温先生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自己讲授该课程的课时分配情况: “我在80年代中期讲现代文学史课,大概三分之一的课时讲思潮、论争和文学史知识,三分之一讲流派与各种文体的发展变化,三分之一讲重点作家。现在则变为用二分之一课时讲代表性作家……剩下的课时中又还有一小半讲流派和文体,也还离不开作家作品分析。除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思潮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等内容用几个专门的课时讲述,其他文学史现象和知识大都穿插结合到各个作家作品的讲析中。”[6]

作家作品分析大约占四分之三课时,思潮、论争和文学史只占四分之一课时,通过具体的课时分配,“纯文学”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得以落实并巩固。温先生非常重视教学和教学研究,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现代文学基础课教学的几点体会》、《我讲现代文学基础课》、《我怎样讲现代文学基础课》等文章2,大力介绍并推广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史课程改革和他本人讲授现代文学史课程的经验。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实力最强的中文系,没有之一; 温儒敏先生则是最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之一。这些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各高校的现代文学史教学普遍从重视政治、历史转向了重视文学,强调以文学作品为中心,通过细读作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上文提到过的陈思和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就是一本“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教科书,“突出的是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文学史知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都只有在与具体创作发生直接关系的时候才作简单介绍”[7]。后来,他还以“星星”和“天空”为喻体,形象地论述过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关系: “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于天上的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我们要观赏夜空准确地说就是要观赏星月,没有星月的灿烂我们很难设想天空会是什么样子的,它的魅力又何在呢? 我们把重要的人物称为‘星’,把某些专业特殊贡献者称为‘明星’,也是为了表达这样的意思。当我们讨论文学史的时候,就不能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样一批类似‘星’的文学名著上。换句话说,离开了文学名著,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了文学史”[8]。

温儒敏先生和陈思和先生都认为现代文学史教学必须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强调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反对讲授过多的文学史知识和灌输某种政治观念。但他们并不反对现代文学史教学本身,相反,他们都积极参与了现代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写,温儒敏先生参与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先生则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在如何处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乃至整个文学教育中文学、历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的态度则更为激烈———他反对编写文学史教科书乃至文学史教学本身。与大多数学者重科研、轻教学不一样,陈平原先生非常重视文学教育,长期致力于文学教育方面的思考与实践,这一点令人深感敬佩。2002年,陈平原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文学”如何“教育”》一文,文章认为当时中国大学“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必然产生如下后果: “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 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 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9]

此时,陈平原先生认为“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问题主要在于只是教给学生一些简单、空疏、概括性的文学史知识,占有了学生仔细品味作品、培养趣味的时间。后来,陈平原先生进一步明确把中国“文学教育”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并且将这一体系直接与政治相勾连,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写道: “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学教育’,主要问题出在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 背后确有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处不赘) ,窒息了学生的阅读快感、审美趣味与思维能力。”[10]

正如陈平原先生在上述引文中所声明的那样,他没有具体论述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不过从引文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史”的批判背后带有明显的“去政治化”的意图。

虽然陈平原先生也认为,没有“文学史”会产生知识破碎,不成体系; 阅读优先,经典第一;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不循常规,误入“歧途”; 讲课时注重个人体悟,随意发挥; 著述时固执己见,罔顾学界共识等等问题,但他还是认为“文学史”的弊大于利,明确主张不要“文学史”[11]。

近年来,陈平原先生在文学教育问题上的思考又有所进展,提出了一套建设性的替代方案,那就是打破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代之以“读本”为中心。他认为,以“读本”为中心,这其实是传统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方式。想一想《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辞类纂》等“选本”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明白“文学教育”并非一定要以“文学史”为中心[12]。

以“读本”为中心,回归传统的中国文学教育方式,可以说这是要从根本上取消文学史课程,对文学教育进行“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将文学教育建构为相对单一的文学审美教育。

需要声明的是,温儒敏、陈思和与陈平原等三位先生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就卓著的学者,本文之所以引述他们在现代文学史教学乃至整个文学教育方面的某些观点和实践,不是为了针对他们个人,而是为了论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存在一种片面强调文学审美性,排斥历史、政治等因素的潮流,且这种潮流至今仍处于一种“霸权”( hegemony) 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现状,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该重新重视历史、政治等,当然,这种对历史、政治的重新重视不是要从“重文轻史”转向“重史轻文”,更不是要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拉回“十七年”或“文革”时期的状态,而是要突破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辩证地处理文学、历史与政治等因素的关系。然而,如何辩证地处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文学、历史与政治等因素的关系? 如何有效地“接合”( articulation) 中国现代文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 如何有效地“接合”中国现代文学与讲授者、学习者个人? 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本文只能展开一点初步的、粗浅的思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辩证地处理文学、历史与政治等因素的关系,首先意味着在重视作家作品、文学审美的同时,不能回避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思潮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等历史性、政治性较强的内容。例如,左翼文学思潮,如果在现代文学史教学中,不讲清楚甚至完全不提冯乃超、钱杏邨、郭沫若等人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不讲清楚甚至完全不提左翼作家与梁实秋、朱光潜、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论争,就无法让学生从历时的角度理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式的五四新文学的区别,也无法从共时的角度建立一种整体性的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文学结构与文学场。其结果是讲授者、学习者都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受“纯文学”话语控制,即从“普遍人性”或“怎么写”的角度来理解各个时期的、各种性质的文学作品。

其次,辩证地处理文学、历史与政治因素的关系,还意味着在进行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细读时,不能没有历史的、政治的视角。雷蒙德·威廉斯主张: “文学研究如今应该采取一种双重运动的形式———一方面,追溯一切既定作品的物质和历史产生条件,另一方面,追溯我们自己对其做出反应的社会和历史条件。”[13]既定作品产生和此后如何被阐释的条件都包括文学、历史和政治等因素。在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对既定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某些所谓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 如沈从文、张爱玲等,他们的作品往往被阐释为超历史、超政治的) ,尤其需要从历史和政治的维度,分析这些作品产生时的历史性和政治性,以及它们在新中国成立后( 1949 - 1976) 和新时期( 1977年至今) 被阐释时的历史性和政治性。

再次,辩证地处理文学、历史与政治等因素的关系,需要建构一种变动性、开放性、反思性的文学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不是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纯文学”话语、现代性话语或新自由主义话语等同。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乔纳森·卡勒曾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权威们认定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这句话上半句说明文学具有历史性( 与特定社会相关) ,下半句则说明文学具有政治性( 与权威、权力相关) 。乔纳森·卡勒还形象地把文学比喻成杂草: “杂草就是花园的主人不希望长在自己园里的植物。假如你对杂草感到好奇,力图找到‘杂草状态’的本质,于是就去探讨它们的植物本质,去寻找形式上或实际上明显的、使植物成为杂草的特点,那你可就白费力气了。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或许还有心理方面的研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样的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14]

这个比喻更形象地说明了文学没有所谓“本质”,而是由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等等因素所建构的。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关于文学的观念都不是真理,都需要被质疑与反思。在教学中,我们既要辩证地处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学、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不能把文学史教学简化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分析; 还要把自己对象化,反思并向学生分析自己的观点与方法的历史性、政治性等。对此,黄修己先生曾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我们在教学中,不能以自己讲授的历史为“绝对之是”,我们在传授历史知识时,要告诉学生: 你们现在听到的现代文学史,只是特定时空之下我这个特定的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在过去、未来的另外的时空条件下,或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另一个人,对这段历史的描画,肯定会与现在的我有所不同。

通过这样的教学,来培养有理性精神的学生: “我们可能帮助学生树立起人类认识是变动不居的观念,任何一种正确的认识都只有相对的合理性。对今天被认为‘过时’的思想,要去分析它出现的原因,考察它在当时有没有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打倒、砸烂、颠覆。对今天被视为非常时髦的思想,也要把它看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只有相对的合理性。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理性的历史观,掌握了这样的观点,就有可能不迷信,不盲从,肯于自己动脑筋,独立思考,具体分析问题。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有理性精神的学生。”[15]

树立了人类认识变动不居的观念、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具体分析问题,这样的品质近乎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最后,辩证地处理文学、历史与政治等因素的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国现代文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讲授者、学习者个人有效地“接合”。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挑战》一文中,李怡先生认为,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是青年学子关注的中心,原因在于: “青年学子的真诚的热情来自于他们心目中一个明确的信念: 中国现代文学与他们正在行走、正在思考的人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根本上讲,在这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学科知识’而是自我人生追求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而进入1990年代,“众所周知的国家政治的演变挫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也一并挫折了这份热情背后的人生探险的激情”[16]。中国现代文学变成了一种与当下的青年学子的人生问题无关的“专业”,当然也就失去了青年学子们的热情。那么,如果我们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重视强调历史、政治等因素,将文学与历史、政治、社会、人生等相勾连,是否有可能重新“接合”中国现代文学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关系,重新燃起当下青年学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热情呢?

对于笔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方面的上述粗浅的思考,可能有人会质疑说,这些想法太理想化,超出了低年级大学生的接受能力。不过,假如今天的大学生的接受能力、学习能力、思考能力、批判能力等真的有所下降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恰恰是1980年代以来“纯文学”话语、现代性话语和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结果,而不是“纯文学”话语、现代性话语和新自由主义话语具有合法性的理由呢? 对于上述“理想化”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试试看呢,万一理想实现了呢!

文学与历史 篇2

汉语言文学3班20090510XXX 李XX

摘要：追溯了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材发展中的历史,着重探讨了外国文学教材的现状,旨在让人们了解外国文学走进高中语文的艰难历程,明了高中语文中外国文学教材存在的问题,以期望外国文学工作者和高中语文教师积极探讨外国文学教学的方略,实现新大纲培养学生

文学素养和人文素质的目标。

关键词：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材；历史；现状

一、文献综述：

本文就中学语文教材研究做了初步探索，在确定主题“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

材的历史与现状”后，进行了相关的资料检索，包括期刊和硕博论文等。在CNKI，维普数据网，万方数据网上围绕着主题寻找了相关论文，具体如下：

维普上关于“高中语文”这一主题的论文共7739篇，关于“外国文学教材”

这一主题的论文共5篇，关于“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材的历史与现状”这一主题的论文0篇。

CNKI上关于“高中语文”这一主题的相关论文共7797篇，关于“外国文学

教材”这一主题的论文共194篇，关于“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材的历史与现状”这一主题的论文共0篇。

万方上关于“高中语文”这一主题论文共7356篇，关于“外国文学教材”

这一主题的论文共251篇，关于“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材的历史与现状”这一主

题的论文共0篇。

总体上说，现在国内对于高中语文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水平还是很高的，然而对于外国文学教材尤其是高中语文中的外国文学教材的研究明显存在着不足的问题，随着外国文学在语文教育中得重要性和新世纪语文教学的新要求，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使语文教育向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二、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的历史问题

在世界文化日益发展、广泛交流的21世纪,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地位将越益重要。但长期以来,受教育观念、应试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的作用和地位被忽视,外国文学的教学存在着一些问题。一直以来，外国文学都是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专业必修课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出于不同的需要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阐释各有不同,但外国文学在高等院校中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不仅如此，随着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在大学的推进,外国文学在大学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然而,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外国文学却远不如高校的外国文学那么幸运,它走进中学语文的道路是曲折而艰难的。清代末年和民国初期的国文教学以文言文为主体, 教材选文全是文言文,没有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翻译了大量西洋文学作品的林纾先生所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也莫不如此。在西洋文学大量被介绍进中国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映“五四”新文化思想的白话文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被选进了中学语文教材。外国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最早记录是1920年洪北、何仲英编选的《白话文范》。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套中学白话文教材,其中选入了四篇外国文学作品,它们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英国诗人虎特的诗《缝衣曲》、屠格列夫的小说《航海》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三问题》。1935年, 由夏丐尊、叶圣陶合编,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百八课》编入了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语文教材多为宣传政治的文章,古文和文学作品很少,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辑、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和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

(1946-1948),确定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的掌握”。很显然,外国文学作品不属于汉文之列。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语文改革,实行汉语和课文分家,由教育部统一编印了《汉语》和《语文》课本。《语文》主要选编中国文学。而由张志公、张毕来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高中汉语、文学教科书》(1955),在高中五六册中选编了外国文学作品。1963年,由刘国正、张传宗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每册30篇课文,其中外国文学作品占10%。尽管选文多注重其思想政治性,但毕竟外国文学作品以较大的比例进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语文教材成了宣传极左思想的工具,其性质与政治教材等同,外国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外。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高中语文教材仍然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所选课文政治色彩浓厚,虽然外国文学作品也被选入了课本,但数量极少,而且多被赋予了极左思潮的诠释。

三、新时期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外国文学作品被较多地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但从大纲、选文到教参都没有完全跳出政治评价的窠臼。从1995年版高中语文教材来看,选入的外国文学作品的面较窄,多限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无产阶级文学。如小说方面,有巴尔扎克的《守财奴》、莫泊桑的《项链》、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高尔基的《母亲》等。诗歌方面,有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慧特曼的《啊, 船长,我的船长!》。虽然它们都是名著、名篇,但为了体现《大纲》(1986年)“语文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健康高尚的审美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要求,编选者编选这些作品首先考虑的是作品的思想政治性。跟以前教材相比较,1996年-1999年人教版的全日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试验本)的外国文学选文有了巨大的变化。这套教材所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不仅比例有所增加,而且扩大了选文的范围,突破了过去只注重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从多方位介绍了外

国文学不同时期、不同文学流派的具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其中,有文艺复兴的作品、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是选入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节选)》和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节选)》等西方现代派作品。在百年语文教学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同时,在第五册教材中还编入了《西方现代派小说、戏剧简介》和《外国文学简介》。虽然篇幅有限,但对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基本概貌是有帮助的。不仅如此,这套教材的教学参考书对外国文学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改过去教参对一部作品只作一种评价的模式,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多种解读文本的资料。

四、结语

中学语文已走过一百余年的历史，一百多年来, 它向国人学子传播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外国文学逐渐走进了中学语文,虽然步履蹒跚,但却为国人学子打开了一扇了解外域文化的窗口。如今，外国文学在陶冶情趣、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培养学生全球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兆新；中学外国文学教学现状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06)

[2] 刘洪涛；中学语文中的外国文学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

[3] 张心科；中学语文文学教育百年史[M]；2005(12)

[4]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2000

文学与历史 篇3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诗人,大名王安石,曾经写过“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假如我们仅仅从这么一句诗来判断他日常行为举止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据其直系亲属反映,王安石常常垢头污面不修边幅。其实这更没什么,现代很多诗人,普遍也都那样打扮,还显得与众不同。艺术尖兵嘛,当然得长发披肩长歌当哭。这样的生活才叫时尚,艺术的尖端体验。

太平天国的事谁都知道吧,当年天王洪秀全拜上帝教,一边打仗革命,一边享受人生,从金田打到永安,就已经娶了36个老婆,号称王娘。据说后来定都南京时,已经增加到88个。我国正规的历史文献里,对洪秀全的评价是:著名的军事家、思想家、革命家,农民领袖,而36个王娘、88个妃子这些事在正规的历史书里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还有就是岳飞,岳飞大家都知道,遇鹏而生,精忠报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怀激烈。但就是这么个民族英雄,据说早些年也干过镇压农民军起义的勾当。

文学与历史常常发生奇怪的冲突,时间是个筛子啊,它让我们把一些事忘掉,又让我们记住另外一些事。文学记住了美丽和浪漫,忘记了平凡和真实甚至低俗。可历史却总是要我们记住它平凡的生活,常常遗忘了那些曾经在心灵中有过的浪漫与美丽。

文学与历史 篇4

一、南宋文学的发展

我国的典籍在分类上统分为四类,分别为经、史、子、集四部,在文学作品上基本以集为主要的载体。从《四库全书总目》上进行分析可知,共收录南北宋人别集为三百八十二家、三百九十六种,这还不算存目,而《四库全书总目》中所收集的北宋别集为一百一十五家、一百二十二种,南宋别集为二百六十七家,二百七十四种。很明显南宋别集的数量为北宋的两倍之多,这也就正好证明南宋的文学创作是充满活力的。从人口上看,南宋时期的国土资源与人口仅仅是北宋时期的五分之三,且南宋比北宋晚立国大约十五年,这样就更加可以看出南宋时期文学作品创作的盛况了。虽然由于时间的推移与战乱,北宋的一些文学作品被遗漏,但是在南宋时期,同样难以避免的发生了兵连祸结,也造成了大量文学作品被遗失。

四库馆臣用《宗忠简集》与《龟山集》作为南宋诸集之首时特意阐述了理由,是由于这两部开启了南宋的政治局面,注重于南宋政治与学术的发展,而不是局限于他们进入到南宋以后享年的时间长短,这也是颇具史识的。对于南宋与北宋之交的文学史,在方法上也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所以据此,从《全宋诗》、《全宋词》与《全宋文》中可以看出,南宋的诗词文在份额上均占有较大的地位,要大于北宋。例如,《全宋词》中,共计收入词人一千四百九十四家,词共计两万一千零五十五首,从中可以看出,南宋的词人是北宋的三倍多。

现如今,现存的南宋作品不仅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部分,而且其中还蕴含了丰富的艺术形式与表现特点。北宋诗坛中“苏轼、黄庭坚”称雄,在词的创作上“苏轼、柳永、秦观、周邦彦”均为大家。在南宋中,诗坛中有“陆游、杨万里”,词上有“辛弃疾,吴文英”,“苏轼,陆游”、“苏轼,辛弃疾”等并称,不绝于史,互可匹敌。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有关南北诗优劣的相关争议,然而在词上,却发生过此类的案例。在清末明初光绪、宣统年间,在词坛上,开始兴起南宋之风,尤其是吴文英的词,尤其被人欣赏。王国维曾经在1908年刊发的《人间词话》上说:“词以境界最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这只是阐述了北宋的词“有境界”还没有阐述南宋词。然而在《人间词话删稿》中就明确地指出南宋词为“羔羊之具”,五代与北宋时期,是词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而到了南宋时期,词亦替矣。他从求真的角度出发,指控出南宋的词是酬世应世的伪文学。1909年,南社在苏州举行大会,柳亚子明确指出:“人家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崇拜吴梦窗,我实在不服气。我说讲到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以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何足道哉!”

柳亚子的意见从对立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定论的,这就是以朱祖谋等为代表的金陵——临桂词派。他们讲到作词有三大要素,分别为:种、拙、大。他们极力为南宋词立帜。柳亚子的看法就受到了南社中其他人的联合反对,反对的人中曾经有人从朱祖谋学习词,曲径南宋,且朱祖谋为其删定词集,这也可以看出在南社中有着不同的词学背景,柳亚子排斥宋南宋词,这其中不排除他对清朝移民的政治情绪。王国维的论述指向性若明若暗,但是它从文学作品的自身进行了考量,则是可以断言的。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还存在诸多的争议问题,但是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结果,没有办法让众人达到共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争议双方各具特色,势均力敌。如果要将其分出高低,还不如心平气和地研究争议双方各自的特点。就如同南北宋之争来说,一些折中的见解反而能够带给人们多方面的启发,如同《词综·发凡》中说道:世人言辞,必称北宋。而词至南宋使其其工,至宋季而是及其变。”

其实,从对后世的影响上也可以看出,南宋词不让北宋。根据有关学者进行的研究可以看出,根据现存的词量、品评等其他方面上,可以确定宋代的词人在影响与成就上约为三百家左右,这其中被称作“大家”与“名家”的在前三十位中,而这三十位中,南宋就有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吴文英等十七位,这就超过了北宋中的苏轼、周彦邦等十三人。所以从这一层面上也可以看出,南宋的词坛上,不仅与北宋旗鼓相当,还稍稍胜之一二。且南宋的文学作品之活跃、社团活动只频繁、生态结构之平衡、批评理论之发达,都是不容被忽视的。所以南宋时期的文学作品其实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与现如今所存在的“中北宋,轻南宋”的现状是不匹配的。

二、南宋作家的文学变化

宋代的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主体是宋代人,他们不单单是传统文学的主要创造者,也是俗文学的参与者。从政治上的权利到经济上的分配、社会地位到生存方式、日常行为到思维转化,都可以发现南宋人的阶层分化逐渐明显。且宋代也是一个科举制度比较成熟的社会,逐渐完善的科举与宋代人的命运发展是不可分的。

南宋人在角色上的变化,也造就了文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波及了文学的发展,其主要的文学创作者逐渐转入到了民间创作上,这也是南宋后期中极为常见的。或许是由于历史上的巧合,南宋时期的文学家大都是在宋宁宗开禧年前后去世的,这也就造成了南宋时期中一半左右的时间是中小作家不断涌现,文学大家几近匮乏的年代,这也就造成了南宋中文学成就逐渐没落,而密度与广度大量上升。

三、重心不断转移,由雅变俗

从我国的文学发展上进行全面的考察发现,南宋时期其实是处于一个重心转移关键时期,从地域上来说,文学的重心已经完成了从北向南的转移,从样式上来说,文学的重心已经由雅变俗。

在散文上,有人曾从作家地域上的分布,并结合我国的历代中文学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指出在宋代开始阶段,文学的主流是在北方派。南宋之文,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南派也就成为了主导。

南宋处于从中原文化向南方文化不断转移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使得南北的文学交流得到了更深层次地发展,并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相应的也开始出现文化重心在不断的南移。江南也开始从“江南之江南”向着“全国之江南”的转变。虽然在后期元、明、清都以北京作为首都,但也无法改变江南在全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随着南宋文学的重心不断南移,也就预示着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总体走向的意义。

四、结语

文学与历史 篇5

【考点定位】

（1）概述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主要考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发展历程及外传意义。

（2）概述汉字、绘画起源、演变的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着重考查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艺术成就、代表人物及时代特点。

（3）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重点考查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主要文学成就及其特点（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4）了解京剧等剧种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说明其艺术成就。→→突出考查秦汉至明代中国古代地方戏曲的演变、清代京剧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名师点击】

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卓著。古代中国的艺术独具东方神韵。绘画与诗文、书法、篆刻相互渗透，京剧成为中华文化的国粹，形成了鲜明的民族艺术特征。从先秦到清代，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灿烂辉煌。

【知识网络】

1、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

（一）中国古代的科技

2、四大领域（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

1、书法

（二）中国古代的艺术

2、绘画

3、戏剧

（三）中国古代的文学：

1、源头：西周——春秋（诗歌）

2、创新：战国（楚辞）

3、新发展：汉朝（汉赋）

4、成熟：唐朝（唐诗）

5、通俗化：宋朝（宋词）

6、元朝：元杂曲

7、明确：章回小说 【考点详解】

一、科技成就

（一）四大发明——古代科技的里程碑

1、造纸术：

（1）纸出现以前的书写材料——甲骨、青铜、竹木简、帛；（2）西汉发明植物纤维纸，不适于书写；

（3）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制成能书写的纤维纸，人称“蔡侯纸”；（4）是书写材料的一次伟大革命，为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印刷术

（1）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唐，世界最早有明确时间记载的雕版印刷品是唐朝（868年）印刷的《金刚经》

（2）活字印刷术——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3）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欧洲社会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发展

3、火药

（1）唐代发明，唐末用于战争；

（2）14世纪初，火药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欧洲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起了一定作用。

4、指南针

（1）战国时发明司南；

（2）北宋时发明指南针，并用于航海；

（3）13世纪传入西欧，促进了远洋航行，在地理大发现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天文学：

1、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书中的《石氏星表》是世界最早的星表（石申在世界上最早用赤道坐标表示恒星位置）；

2、唐代僧一行主持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

3、元代郭守敬制成的观测天体坐标的工具，“简仪”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工具；他编定的《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

（三）数学

1、春秋战国——出现筹算算法；

2、东汉——数学菱《九章算术》标志着我国古代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算筹为为计算工具、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十进制记数系统来计算的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3、西汉——《周髀算经》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勾三股四弦五”这一勾定理的特例；

4、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提出割圆术，圆周率为3.1416；南朝祖冲之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领先世界1000年。

（四）农学

1、《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总结了我国北方劳动人民长期

积累的生产经验，提出了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等宝贵思想。

2、元代的《农桑辑要》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3、元代王祯的《农书》重点放在生产工具的改革方面。

4、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不仅达到传统农学顶峰，还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徐光启被誉为“中国近代科学先驱”

（五）医药学

1、中医学

（1）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独创了针灸疗法。（2）战国时期的扁鹊提出四诊法（望、闻、问、切）。

（3）《黄帝内经》编撰于战国，成书于西汉，该书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4）东流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临床学）的基础。

（5）东汉华佗除创制五禽戏外，还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医学史上全身麻醉的先河。

2、中药学

（1）《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2）唐朝孙思邈著有《千金方》

（3）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历代草本药物之大成，创立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分类法。高考例题：01.（2017年北京卷文综历史19）下列选项中史实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正确的是

【答案】C 【解析】

【考点定位】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科技成就•古代中国的医学成就；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大众传媒的发展•电影；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事业•科技技术发展的主要成就•袁隆平杂交水稻

【名师点睛】《定军山》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并在前门大观楼放映。影片于1905年12月28日在中国（清朝）上映，结束了中国没有国产电影的的历史。京剧《定军山》拍摄成电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学?

二、汉字的起源演变和书画的发展

（一）汉字的起源、演变过程

1、起源：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2、成熟：商代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汉字、商周出现“金文”；

3、统一：秦始皇统一文字为小篆；后出现“隶书”；

4、理论：东汉许慎总结出“六书”理论。

（二）书法艺术的发展：

1、魏晋以前的自发阶段；秦小篆、汉隶书还是实用性文字

2、魏晋南北朝自觉阶段；

（1）条件：士人群体形成；笔墨纸张等文具的改进。

（2）代表：“书圣”王羲之的行书，他所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3、隋唐达到新高峰：

（1）背景：隋唐一统，盛世气象。

（2）成就：张旭、怀素狂放不羁的草书，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注重规范法度的楷书

4、宋代书法艺术市民化：

（1）背景：宋代重文，市民阶层兴起，社会生活丰富多样。（2）特点：他们追求个性而忽略法度，倡导有意无法。

5、明代书法艺术市民化加强：明代书法随着社会进一步平民化、世俗化，更加强调个性化的创造。

（三）中国绘画的起源、演变

1、起源：新石器时代

（1）材质：地面、岩壁、陶器上（彩陶画是杰出代表）（2）题材：原始集体生活

2、战国时期发展：

（1）工具：毛笔：题材：人物肖像；材质：绢帛；（2）代表作：《人物龙凤图》；地位：从萌芽走向成熟

3、秦汉：题材：珍禽异兽、神仙魔怪 代表作：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

4、魏晋南北朝：

（1）时代背景：崇尚气节的文人兴起（2）绘画理论：顾恺之的“以形写神”（3）代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

5、隋唐：

（1）时代背景：政治统一，经济繁荣

（2）代表作：初唐阎立本《步辇图》（人物故事画）、盛唐“画圣”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6、从宋代到明清：

（一）文人画的发展

1、宋代：

（1）时代背景：“重文轻武”政策、文人阶层壮大、理学兴起使文人注重内心的修养；（2）题材：山水画兴起并成为独立画种；③特色：更加注重意境。

2、明清：特点：个性更加彰显、画风不拘一格

（二）民俗画的发展

1、宋代：（1）时代背景：商业兴盛、城市发展、市民兴起、文化普及；

（2）题材：市井生活；（3）特点：写实；

（4）代表作：《清明上河图》张择端。

2、明清：（1）时代背景：小说、戏剧迅速发展；

（2）题材：故事插图、年画、壁画、剪纸、布贴画。

3、中国古代绘画的基本特点：

（1）有注重写实的宫廷和民间绘画；也出现了非功利、主写意的文人画，融诗书画印于一体；（2）不求形似，注重个人主观性情的抒发，表现手法灵活、自由；

（3）在启迪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独立自主、不畏强暴等方面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高考例题01.01.（2017年北京卷文综历史5）中国画注重写意传神，追求“得意忘形”，或者说注重用画面传达主观情致与神韵，并不拘泥于客观景物和人物的逼真摹写。这种特点可概括为 A.天人合一B.诗画合一C.情景合一D.知行合一 【答案】C 【考点定位】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古代艺术成就•文人画。

【名师点睛】文人画，兼诗、书、画、印为一体，重表现、尚内美，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通过其作品，托物言志，抒发情怀；在艺术上他们大都有自己的独特追求，体现着自己的个性风格；文人画的作者们大都是些超脱世外的高人雅士，他们游心翰墨、寄情山水，不贪恋金钱名利，不为权术降格。这种特殊的身份以及作画的非职业性、非功利性特点，成为人们醉心于其中的主要原因。

02.（2017年新课标Ⅲ卷文综历史24）图4是西周与战国两个时期相同文字的不同写法，反映出字形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图4 A．文字的频繁使用 C．各国变法的实施 【答案】A

B．书写材料的不同 D．“书同文”的推行

【考点定位】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汉字的起源演变和书画的发展·古代汉字的演变 【名师点睛】本题命题意图是考查考生阅读和获取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能力。以中国古代汉字的演变为切入点，其实质上考查的是学生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及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的影响。小切口，但需要学生有大范围的知识体系，并且本题还是以图片的方式呈现更增加了对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本题学生易选D项，这是命题者的高明之处，选D项是受图片信息的误导和学生思维定势的局限性导致，小题见大智慧。

三、文学成就

（一）诗词

1、先秦：

（1）《诗经》——中国诗歌诞生的源头，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保存了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诗歌，反映贵族、平民的状况

（2）楚 辞——战国时期屈原等人吸收南方民歌精华，采用楚国方言，创造出的一种新体诗歌。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抒情诗。

2、汉赋

（1）背景：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广筑宫室，田猎、巡游之风兴盛，赋应运而生（2）特点：文采华丽，讲究排比，是一种带韵散文

3、唐诗

（1）原因：

①统一、强盛②中外、民族间交流频繁 ③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④科举制的确立（2）主要代表人物及其风格、代表作：

①盛唐——诗歌豪迈奔放、刚健清新，成就最大，代表人物有“诗仙”李白 ②中唐——诗歌沉郁凝重，代表人物有杜甫（诗圣）、白居易

4、宋词（长短句）（1）原因：

①商业的繁荣、城市生活更加丰富，“词”适应市井生活需要； ②山河的破碎、民众的苦难使人们的感情更加丰富； ③“长短句”能灵活地表达情感。

（2）代表：婉约派：柳永、李清照 豪放派：苏轼、辛弃疾

5、元曲（1）社会背景：

①元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族文人进取无望，用以抒发愁闷情怀。②社会下层文人对社会黑暗、人民悲惨遭遇的不满。（2）代表人物：关汉卿《窦娥冤》

（二）世俗文学

1、背景：工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适合市民阶层口味的娱乐活动活跃。

2、表现：

（1）宋代话本：话本是说书人所用的底本，塑造小市民角色，为后来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2）明清小说： ①社会背景：

A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城镇兴起，市民阶层崛起，对文学的需求增多； B社会识字率的普遍提高，更多的下层文人从事小说创作； C印刷术不断完善，书坊书肆迅速发展；

D社会上弥漫着拜金逐利的风气，商人第一次作为被歌颂的对象； E各种社会危机、社会矛盾逐渐加深，使一些文人对现实进行批判。②成就：

A明朝的“三言”、“二拍”第一次把商人作为歌颂对象写入文学作品；

B揭露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力作有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C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高考例题01.01.（2017年北京卷文综历史14）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虽仕途失意，但在唐宋时期，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均得到极高评价。明代“唐宋八大家”提法出现后，世人则多将他视为文学家，对其思想成就关注较少。据此得出的认识，正确的是 A.对其思想评价受明代通俗文学左右 B.政治成败决定了对其文学成就的评价 C.对其成就评价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 D.明代对其成就的评价比唐宋更加全面 【答案】C 【解析】

【考点定位】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明朝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文学成就·唐宋八大家。

【名师点睛】本题的关键是了解封建社会贯彻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过程，明朝比唐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程度更深，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思想文化政策受不同的政治制度影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程度越深，思想文化领域受控越严。

四、京剧等剧种的产生和发展

（一）源头：傩戏

（二）发展：宋代南戏。民间创作、民间流行、贴近百姓生活；

（三）成熟：元杂剧。表演形式多样，故事情节完整。（代表人物有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马志远）

（四）繁荣：清代京剧。博采众长，融入秦腔、昆曲。（乾隆末年，徽班进京演出）

高考例题：02.（2017年海南卷单科历史5）图1是我国出土的古代杂剧砖雕图案。据此可知，元杂剧

A．已经有明确的角色分工 B．演变为后来的京剧 C．以歌舞为主要艺术形式 D．基本取材于宫廷生活 【答案】A

【考点定位】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古代文学的发展•元杂剧

【名师点睛】本题以古代杂剧砖雕为切入点，考查考生对古代文学艺术的认识，意在考查考生阅读和获取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本题考查到了历史解释和史料实证等核心素养。本题图片资料来源于河南偃师县宋墓杂剧砖雕拓片，《都城纪胜》中说：“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角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据此记载，与雕像砖五个角色形象相印证，可以看出宋代杂剧艺术中的角色装扮及其演出的大致情况。

【考点延伸】

（一）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一定时期的文化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经济的发展为科技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由经济决

定的政治状况又为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环境。分析某一时期文化繁荣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经济因素：当时的经济是否发展、繁荣； 政治因素：

①当时的社会是否安定或相对安定； ②国家是否统一，政治是否清明；

③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④各民族间和中外之间是否存在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因素。

（二）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

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长期领先于世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在欧洲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传统科技高度发达的原因：

1、地理条件：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环境，使国家免受外来势力的冲击。

2、强大的中央集权使国家免受外来势力的冲击。

3、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

4、政府大力的提倡农耕经济。

5、各朝代重视交通促进了科技的交流与发展。

6、农耕经济是主要产业。

7、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断吸收外来成果并发展、创新。

8、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与创造力

（四）中国传统科技的特点

1、重实用

2、重技术

3、重经验

4、重定性

（五）中国近代科技落后，西方近代科技先进的原因 根本原因：当时的社会环境。

1、经济：中国：固守小农经济 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2、政治：中国：封建专制，重农抑商。

西方：逐步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

3、思想：中国：专制、迷信、保守。

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解放了人的思想。

4、教育：中国：为皇权专制培养人才，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历史之“大”与文学之“常” 篇6

2015年，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新近推出了《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搭建起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能够在同一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互见”。而这种“互见”的大历史观，恰恰是中国“二战”文学极为稀缺的。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在进行政治宣教和迎合民族心理时是有效的，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会遮蔽历史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各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马丁·布伯所谓“独白的生命”向“对话的生命”的转化，在考察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叙事时便具有了特殊的意味。在《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中，不同历史记忆、情感立场、价值判断缠绕交织，各利益攸关方的视角、文化、思维、情感、行为融合碰撞，共同构成了一幅全景和动态的历史画卷。可以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对历史言说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这部作品极为显明的文本特色和写作伦理。丁晓平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视角回望二战历史，试图以大国眼光、世界胸怀，透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地认知历史的本质。历史写作的最高境界正在于吸取人类历史的智慧，化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以大历史的深度和大战略的高度切入历史的细节，盘点得失，还原真相，照亮现实。

丁晓平所关注和书写的题材往往都是比较“大”的，大历史、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粗疏和空洞，“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路径，把散佚于虚无时代里的精神力量整合并释放出来，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的嬗变才会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对于文学而言，“大”标示的往往是常道，历史有常道，文学有常道，人类的精神亦有常道。诚如谢有顺所言：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常道在持续建构和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去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做出大肯定，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大时代的发展走势，无法从具象中梳理出现实生活的内在脉络。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肯定世界的常道，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的根本出路，古今不变。

曹操的历史形象与文学艺术形象 篇7

一、曹操的文学形象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充分地显示了其奸伪的本质。这得益于类型化写作的优势,直接将曹操这个人物,以纯净的形态展现,通过典型事件的描写加工,明晰的将人物在生活中的面貌所展示出来。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时期的曹操,就已经表现出狡猾奸诈的本性,在小说中,曹操首次登场亮相,就向读者展现了他幼年装病,诓骗叔父。见到自己不喜欢的叔父,并没有像普通的小孩一样躲避起来,而是动用心机,想尽办法名正言顺的不与之见面,这一情节的刻画让人感受到曹操的狡猾,就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半点后天的影响。装病这一行为从客观上看,并不能被称作“奸伪”,至多算作小孩子顽皮起来的玩笑。但这个人可是“曹操”,普通小孩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同时这也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刻画,为将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诈机变做铺垫。

青年时期,曹操壮志凌云之态已经开始展现起来,在基层任官期间,由于精明外加胆识过人,被称为“命世之才”深得太尉桥玄器重。渐渐曹操开始名声大震,“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是当时名士许子将对曹操的评论,一语道破了曹操的雄心壮志和雄才伟略。在这一时期,曹操确实是做过一些好事的,他不畏强权,敢于除暴安良。积极的招兵买马,讨伐暴虐的董卓。自告奋勇单枪匹马的去行刺董卓,但行刺没有成功,曹操急中生智,以献刀为由骗过董卓,在董卓起疑心之前骗马逃脱,曹操的大智大勇尽现眼前,也在众人面前展示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出色素质。他慧眼识珠,提拔关羽张飞等人,从而在讨伐董卓的战役大获成功。但是他出于误会杀死吕伯奢全家,讲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无半点愧疚之心,也暴露出他残忍阴暗,极端自私的本性,这句话,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出发点,更是他全部的人生哲学。

在曹操逐渐的掌握实权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野心和奸诈。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七回,描写了曹操割发代首的情节。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行军途中,曹操下令军队不得践踏百姓的麦田,但是由于自己的马受到了惊吓冲入麦田,曹操成为第一个违背军令的人,为此,他招来行军主簿,对自己的违令问责,为了表明自己的法度严明,当即就要拔剑自刎,但是在郭嘉的劝导下,最终以割发来代替了。曹操当然不会真的拔剑自刎,作为弄权者他只是在演戏,以得到利益的最大化。这过程中实现了一举三得,即严明了军纪,向士兵军官表明执法的公平性,赢得纪律严明的美名,同时得到了百姓的谅解,保住了性命。狡猾之形象跃然纸上。

王垕,在正史上并未见其名,出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七回,是曹操征讨袁术时的管粮官。在建安二年,曹操大战袁术,军中缺粮,军队士气不高,当时军中已将开始传言粮草不足了,这样的情况不利于稳定军心。在曹操的示意下,王垕以小斛发粮给士兵,王垕觉得此事不妥,提出异议,但是曹操告诉他他自有办法。依照曹操的指示,军中果然开始怨声载道。事后,曹操秘密召唤王垕,将其杀死,对军中宣称是王垕私自克扣粮食,平息了士兵的愤怒。曹操用阴谋换来了美誉,同时也将其阴险与残忍显露了出来。

随着故事的向后推移,“奸雄”二字越来越成为曹操的代名词,罗贯中的描写也越来越突出曹操的这一性格,直到“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为曹丕能够篡夺汉室天下扫清了道路,罗贯中对于“奸雄”中的“雄”描写逐渐消失,开始着重的突出曹操性格中的“奸”,此时的曹操,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窃国贼”。曹操的文学形象全面形成。

显而易见,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于曹操的态度,是否定的,其实在历史中,是不存在正面角色或者反面角色的。但是在作品中,曹操以一个反面角色登场,完整的演绎了自己的阴险狡猾,奸诈毒辣,大奸大恶,十恶不赦,成为了文学世界里的第一大恶人。

二、曹操的历史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但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历史。对于曹操形象的研究,还应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之中去探究。曹操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我国的历史上,有着的大量的记载。其实像曹操这样的在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其在世时,就已经开始有大量的史学家在记载他。其中,《三国志》成书最早,保存的最为完整,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也成为我们研究曹操的重要原始资料。

《三国志·武帝纪》之中,记载了曹操的政治生涯,对他当权期间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里的曹操是一个拥有雄才伟略,推进历史向前发展的非凡人物。《三国志·武帝纪》表明,曹操在我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中,可以算的上是一位革新派,他当权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令,也正是这些改革,成就了他的一个个胜利。他下令减租减赋,百姓无不拍手叫好,他“禁断淫祀”,他“整齐风俗”,北方社会因此获得了稳定发展的机会,种种这些,连历史上某些帝王都望尘莫及,都充分的展现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胆识和睿智。曹操驰骋纵横于乱世20多年,从陈留起兵到赤壁之战,为北方的安定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得不让人称赞其的军事才华。另一方面,曹操的文学造诣也非常之高,《短歌行》《观沧海》足以证明。从这些诗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阔达胸怀。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乐章,不可避免的“为尊者传”,即使是生活中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一无是处的人,他也总会有一个方面是闪光的,更不必说曹操这样的拥有丰功伟绩的“治世之能臣”。好端端一个人,是不可能无端被文学作品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佞之人的,在《三国志》的其他篇章里,就可以看到曹操阴险狡诈的一面,证明了小说中的歹毒并非空穴来凤。陈寿在《三国志·魏荀彧传》这一篇目中记载道:“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仔细研读,“威罚实行”委婉的讲出了曹操杀人如麻,确实是个凶残之人。荀彧跟随曹操20多年,作为谋士为曹操进言献策,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但荀彧最终还是被曹操赐死了,只因在一条政治问题上的反对,令曹操心中生疑,“心不能平”。这一事情足以证明曹操的狠毒与多疑。在大大小小的城池争夺战役之中,从曹操的军法之中也可以窥得他的残酷。《三国志·魏志·高柔传》中记载:“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奏者尽杀之”,尽管在战争期间,对于逃兵行为都是严惩不贷,但是诛连亲族的,实属残忍冷酷至极。对于这一点,曹操的竞争对手孙权对其的评价也收录于《三国志·吴志·诸葛亮传》:“操之所行,其唯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三国志》的写作方法采用了“互见法”,这一方法的好处是能够将人物的真实品质给予集中的表现,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善与恶共存的,单纯的善和极端的恶都不可能在尔虞我诈,暗流涌动的官场生存,更何况是乱世,曹操有他自己的生存哲学。单以功绩来论曹操,他足够被称得上伟大,而对于曹操的言行品性,其实没有必要去探讨,因为人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

三、结束语

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资料,对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进行了分析,在文学作品之中,曹操被刻画成为一个阴暗的人,但是在历史资料中,曹操的丰功伟绩几乎快要遮盖住他的阴暗面,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曹操,是一个双重性人物。我们在分析研究他的时候,就必须辩证的,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对于其的历史地位,以功过为评判的标准。对于曹操这个人的评价,要客观,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其实,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来看,其作为历史文学作品,罗贯中写作的出发点就是“拥刘反曹”,因此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了一个阴险毒辣、一代奸雄的曹操。《三国志》是本历史书,讲求真实性的记载,所以在我们研读中,又会发现一个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略与不同,还散发着光辉的曹操。

摘要：在中国史学界,曹操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即使是在民间,曹操的事迹也称得上家喻户晓.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将其塑造成为一个奸佞枭雄,其卑鄙下作、厚颜无耻之形象令人心中不快。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中,可以看到曹操的“双面性”,既光辉,又阴暗,极具研究价值。通过《三国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来分析曹操的历史形象与文学艺术形象。

关键词：曹操,历史形象,文学艺术形象

参考文献

[1]代明亮.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曹操人物形象的历史流变[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2):74-75.

[2]齐学东.从接受美学的维度看影视剧中曹操形象的塑造[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4,(05):62-67.

[3]陈印兴.文学形象的历史追忆--以曹操为中心[J].戏剧之家,2015,(10):265.

[4]刘咏涛.论新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曹操形象[J].四川戏剧,2015,(07):88-92.

[5]石麟.从《三国演义》“三绝”研究的三个视点说起[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6,(01):125-130.

文学史的写作与新历史主义 篇8

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建设来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不少研究者努力寻求新的“学科话语”, 寻找新的研究视角,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理念。像是唐小兵提出的对文学作品的“再解读”, 不仅为着具体文本的重新阐释, 而且与“现代文学史重构”的目的相关;还有一些学者对“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重新编写, 涉及的文学材料、文学现象都比过去更加具体而感性, 对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很有帮助。在目前文学史的认识和编写不可能存在统一标准的情况下, 学者们有极大的探索勇气, 但我们仍旧感到缺乏像《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出来的魄力和灵活性。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 编者们对美国文学、对构成美国文学的作家与作品, 用各自的哲学思潮来加以阐释和理解, 把他们放在不止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对一个作家或作品除了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学思潮等角度来审视外, 还从性别、地区、种族或民族遗产等角度来考察研究, 没有像过去一样把美国文学史看成是一个“连贯地讲述的”、“统一的完整的故事”, 而是强调文学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这显然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向是一致的。新历史主义注重历史的积淀过程即对过去历史认识 (historization) 的考察, 强调类似于地层研究一样去发现历史的断层, 注重把每一层揭开的挖掘过程, 将断裂和连续联系起来, 回到研究的历史语境中反思对过去的认识。我们不可能完全绝对地回到和重复过去, 新历史主义的挖掘过程是以现代的意识和眼光来挖掘, 认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解并打上当代人的烙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向和批评方法可以给文学史写作以启示, 那就是用更多样化的眼光看待身前的文学发展轨迹, 关注那些过去被忽略的细节和边缘材料, 要有用当代眼光重新理解历史的勇气和胆量, 要有深究过去文学史叙述本身存在的盲点和误区的意识。当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及文学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文论史的写作中必然会涉及历史观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还需要我们具体分析。比如说历史观的定位是从官修史的角度, 还是野史的角度, 都会造成文学史的不同面貌, 并不能盲目地认为哪一种写法更科学、更完备, 而应分析具体的文化背景, 力求更有效地对文学的发展规律作总结。的确, 并不是出现了新历史主义才引发了我们对文论史写作的思考, 但我们恰好可以从中借鉴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却是我们在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目前, 新历史主义文论在发展中对自己的种种不足也有较清醒的认识, 这是它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文论的比较强烈的自省性。新历史主义学者在批评实践中对最初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批判态度, 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艾伦·刘 (Alan Lin) 在对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研究中就“一方面最严格地执行着新历史主义方法, 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方法作最彻底的批判”, 这应该是新历史主义理论自身前进的标志。

对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文论流派, 我们不能作简单的分解, 而应从各个方面领悟它的精神, 分析它的价值, 真正汲取它内在的艺术理念与相关的实践精神。我们深知, 作为一种对文学与历史的思考, 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探索远远没有终止, 对其理论本身的思考和质询也是无法穷尽的。新历史主义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文论主张, 但它提出了问题, 使我们有思考和解决的可能性, 也正因为它还存在着不足, 才使我们有改进创新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值得为之执著的问题。

文学在历史中回眸, 它的眼光必定睿智而悠远。

参考文献

[1]姚乃强.“美国文学史”的变迁及其启示.外国文学评论, 1996, (3) .

[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2.8, (第1版) .

吴宓与美国文学渊源的历史性探析 篇9

一、特殊地域文化环境下的吴宓

吴宓自幼生活在隶属关中平原的陕西泾阳,而关中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丰腴之地,地理位置优越,历史上也少受战祸之害,如此安逸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关中人能够安居乐业,潜心钻研。同时,关中平原深处内陆,与外界联系较少,更为重要的是,关中地区久经历史的沉淀,民风淳朴,从而造就了关中人民比较传统和保守的思想观念。 吴宓自幼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而然深受其地理环境和文化风尚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点。

1911年,吴宓离开家乡 ,远赴北京学习深造 ,而当时他所在的地方便是游美肄业馆,这便为其今后求学美国提供了契机。 游美肄业馆是清政府凭借美国退还的“ 庚子赔款”建立的学馆,学馆建立之后政府便诏令各省招考优秀学童入学。吴宓自幼深受父亲和叔父的影响,文学素养较高,这便为其顺利进入游美肄业馆提供了可能。后来,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并改名为清华学堂,吴宓便在此进行深造。 当时的清华学堂是全国最具实力的学堂,不仅师资条件十分优越,而且学堂管理体制也十分先进。清华学堂的前身是游美肄业馆, 所以美国对其甚是优待。 清华学堂在当时是八年制的留美预备学校,不仅学堂的学制、师资、教材来源于美国,而且该学堂的毕业生有直接进入美国本土各大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关于这点,吴宓在其 《 吴宓自编年谱》 中也有记载,清华学堂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学历按次序编入相应的班次。 同时学堂规定高等科需要三年毕业,中等科则需要五年毕业。 当时吴宓则被分入了中等科四年级进行学习,而这对吴宓来说便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在这样的环境下,吴宓结交了如汤用彤、吴芳吉、洪深、刘永济、陈达等诸多好友,而这些好友让吴宓大开眼界、受益终生。在清华园学习期间,吴宓不再局限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学习,相反,吴宓大胆接受英美文学以及新兴的理学,这便对其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波动,以至影响了其未来的发展道路。

吴宓生活在20世纪初期, 而这时正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兴起之时,洋务派打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洋务运动。这便使得中国开始不断地兴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而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也出现了萌芽。 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更是积极鼓励各界人士兴办工商业,当时政府据此还颁布了鼓励资本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法令,并明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 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推动下, 众多有志青年便纷纷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们大部分都积极留学西方以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理论来振兴中华。 吴宓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自然也是一腔热血。 他在《 吴宓日记》 中便明确表示:“ 余维修学不专,必鲜进步,故余并决定,将来至美,必学Technical Chemistry,此时有暇则力研英文,不遑他事, 毋分心而歧志也。”可见,无论是吴宓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是其生活的地理文化环境都对其留美接受美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对其生活的地域文化环境的阐述利于深入了解其与美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利于理解吴宓独特文学观的形成。

二、美国人文主义熏陶下吴宓的文化观

受时代潮流的影响, 更是出于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 吴宓于1917年8月便正式开始赴美留学。 吴宓赴美的第一站是弗吉尼亚大学,在该大学进修期间,吴宓主修文学的同时还选修了英文文学、 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法文等课程,从而大大增长了自己的见识。 求学一年以后,吴宓便联系了当年同赴美国留学的几位好友一起前去哈佛大学拜访施济元,而这期间,吴宓经其介绍认识了梅光迪,二人初见很晚,结为知交。 后来,吴宓又经梅光迪引荐转入了哈佛大学本科比较文学系进行学习,而在哈佛的求学期间,吴宓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和穆尔教授进行深造,从此,吴宓便开始系统地钻研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与哲学。

白璧德是美国文学评论家也是美国人文主义的领头人物,他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的代顿,1885年以优异的成绩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在本科期间修习了希腊语、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 西班牙语等拉丁语系的语言。 1891年赴法深造学习梵文和印度哲学。 1892年返回哈佛攻读硕士。 1894年在哈佛大学古典系任教法语。 纵观白璧德一生便可看出,其一生经历了美国社会的三次大变革———南北战争、战后重建、西进运动,这便对其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的美国由于久经政治经济变革,文化思潮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较为突出的便是1860年“ 进化论自然主义”思潮的兴盛,美国由此掀起了“ 科学与宗教之战”,而白璧德所在的哈佛大学便是首要阵营。 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当时美国诸多大学纷纷建立了各种学院,而各学院在教授过程中逐渐以自然科学课程取代旧式的经典科目,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自然社会科学思潮不断地向史学、哲学、 政治学等传统学科渗透甚至是完全侵入,传统学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与此同时,这时的美国,资本家挥金如土,而工人农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从而导致当时的美国民众开始出现厌倦、焦躁等情绪。面对着这一局面,白璧德便以教育者的身份对美国浪漫主义盛行、现实主义泛滥等现象进行了批判,以此来倡导“ 人文主义”精神的重建。 白璧德在其著作 《 文学与美国大学》 中指出:人文主义最初意味着“ 信条与规训”,今人如果不像古人那样自己套上信条或规训的枷锁,至少也必须内在地服从某种高于“ 一般自我”的东西。 没有内在地限制原则,人类只会在各种极端之间剧烈摇摆,只有遵守“ 核心准则的管束”才能在一和多之间保持最佳平衡,人的心智才能保持健全。 所以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强调摒弃过度的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 以便在“ 同情”和 “ 选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白璧德所倡导的这种人文思想则直接影响了当时师从其学习的吴宓。吴宓生活的时代环境与白璧德生活的环境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战乱的频繁、思想的混乱使吴宓自身存在很多的思想困惑。而这时白璧德提出的“ 人文主义”虽然是针对美国环境提出来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给吴宓以启迪,让他能够解决自己的困惑,这便是吴宓回国之后仍以“ 人文主义”这一系统理论来贯穿其文学研究的原因之一,而这势必会对吴宓的文学观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美国文学影响下吴宓的中西文化观

由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 吴宓生活的时代对西学的态度不一, 洋务派提倡西学中用,而保守派却一味排斥西学。 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又似乎走了另一个极端,对西学盲目崇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宣称打倒孔家店。 不可否认,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中国人对西学了解不够透彻,所以容易全盘否认或全盘肯定。 而吴宓由于留美直接接受了西学的教育, 因此对西学的利弊看得更为透彻,所以在关于是否引进西方文化这一问题上,吴宓与新文化派的主张无异议。 吴宓在哈佛求学期间,深刻意识到西洋的真正文化与本国的国学国粹可以兼收并蓄、相得益彰。但与新文化派不同的是, 吴宓也意识到了西学的弊端,因为西学并非产于本土所以与本土文化不可避免存在诸多芥蒂, 所以吴宓便提倡中西融合的文化观,以此来达到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效果。

吴宓在清华园学习期间最早接触到了美国文学作品, 即华盛顿·欧文的《 睡谷传奇》。 当时这部美国文学作品被学校作为英文阅读课的材料使用,而吴宓便是因此第一次接触到了西学,并为此感到惊叹。 在其影响下,吴宓又相继阅读了欧文其他作品,如《 瑞普· 凡·温克尔》、《 鬼新郎》,这两部作品是欧文两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吴宓读后更是对此作品的神来之笔深为赞叹,这便为其学习美国文学文化打响了前奏。 而白璧德在哈佛大学开设的《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 卢梭及其影响》、《 近世文学批评》、《 法国文学批评》 等课程更是让留美的吴宓受益匪浅。吴宓在接触了诸多西方经典之后更是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好感,在此基础上,吴宓又大量阅读了西方古典书籍,并逐渐找出了中西文明根源的共同处,从而为其“ 中西融合” 文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受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影响,吴宓在留美期间格外注重研习《 柏拉图全集》、《 希腊、罗马史》,并因此写作了 《 孔子、孟子之政治思想,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比较论》 ,而这便是吴宓中西融合思想的有力佐证。 纵观吴宓一生不难发现,无论是其任教于清华还是其留学于美国,吴宓始终以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学为目标,基于此,吴宓提出“ 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以“ 其本体有正当之价值”“, 当以适用于吾国为断”,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融合。

吴宓中西融合文学观的产生与其生活的地域文化环境和其接受的美国思想紧密相关,而这一文学观的形成对当时社会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可见,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社会生活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这对后来者也提供了诸多借鉴,值得我们深究。

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著名学者、诗人吴宓教授便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本文则主要从历史角度对吴宓与美国文学的渊源进行探析,以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加深对吴宓及其文学创作的了解。

乡土文学中的语言与新历史主义 篇10

读奇正小说的时候, 汪曾祺的那句话总在我脑海中萦绕:“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迄今为止, 奇正先生所发表的小说无一不是语言风格上的用心之作, 个性尤为明显。奇正短篇小说的语言可以简单概括为:乡土、生活、口语———“乡土”是对小说整体空间语境的判断, 奇正的小说没有都市的喧嚣嘈杂, 而在县城和农村之间游走;“生活”是双关的, 它既说明奇正小说语言指向“生存”, 也指小说所营造的场域是人活着的真实状况;“口语”则是对奇正小说语言形象的基本判断:日常化口语式的讽刺。

从早期的《“古董”出关记》, 到《天堂里的微笑》, 再到《寄生草》乃至新近的“写真系列”等, 作家语言呈现出某种或隐或显的变化。语言的变化伴随着奇正小说走向成熟与深刻, 体现着他对小说文体的驾驭和对文学现实价值的逐渐认同。对比《小吃店里》、《桂花树下》和《心梗》、《地火》, 奇正对语言的审美趣味已开始改变着他所关注的事件和意义。这符合现代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结论: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

奇正的小说展示了汉语形象美学中常见的维度:用质朴的白描式手段刻画出苍天之下的芸芸众生图。在文化现代性的视野中, 这种语言形象可能是落后的, 或者缺乏实验性的。但就其作品而言, 奇正小说的语言作为作家独特的个性, 也为久困于浮皮潦草的汉语形象提供了一种反思的途径。

二、新历史主义

奇正小说的故事基本发生在当代 (建国以后) 。在刚建构起来的价值体系 (包括对新生活的理解) 随即被扑面而来的革命运动浪潮颠覆的时代, “人性”开始退缩, 生存哲学成为“时代的症候”。即使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 底层人民仍然为着生存 (或更好地生存) 而退步求全。在《阴阳界》与《探戈》中, 这种对人性的历史忧患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家看似随心所欲的笔触隐藏着深刻的焦虑:人, 究竟该怎样活着?我们有理由相信, 作家在以一种隐喻性的方式讽刺着历史。

这种讽刺还表现在人物的“行动元”上。举《寄生草》为例,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是“救赎”与“被救赎”的一组双关行动元。即赵厅长接受冬桂生理救赎的同时, 完成了精神的救赎。作家有意安排救赎与被救赎者在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平等地位, 由此, 双方间的张力随着情节的推进而呈现出波澜起伏。这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是颇为不易的。此外, 现实社会的强大压迫下, 个体生命的抗争也是奇正小说中常见的一种行动元, 如《三轮车上》、《大胡子相亲》等。

说到底, 奇正小说关注的是被权力话语和社会状况压抑着的命运在自然生存状态中的反弹。奇正笔下的人物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没有身影, 却构成时代变化的主流。在承担“救赎”角色的行动元中, 作家有意安排了女性角色, 如《孽海情花》王海英、《地火》秋蕊等, 她们大多没受过教育, 但其凭借世事洞明和人情达练的社会密码自我塑形, 实现了人格上的超脱。可见, 作家在暗示着他的人生观:人性建立在生存基础之上, 道德伦理无不要符合人性的天然发展。只有自由而全面的人性, 才能实现自由而和谐的社会状态。

三、语言与新历史主义

研究奇正的小说可以有多种角度, 但仅限于小说的人物、故事的情节、对话与心理描写, 或谋篇布局的结构等方面, 则未必能深入地揭示出作家及其文本的独特价值来。这是我选择语言与新历史主义视角的缘由。

小说是作家经验与虚构成分的重新组合。奇正先生长期的教学生涯和政治经历, 及其生活的艰辛是创作的上等素材, 然而这并不是其小说文本生成的唯一理由。个人经验、理性价值判断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作家所独有的知识范型, 通过知识范型, 小说家得以把握现实。“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会发展起自身的知识范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 知识范型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甚至控制着作家语言的风格和运用。奇正知识分子的知识范型决定了其作品表现的是人、人性、社会与生命等多个宏观范畴的精神意义, 运用的语言是朴质的口语。奇正的小说语言干净而单调, 可视为文学语言的逆时回归, 具有相当的审美自主性。在知识分子 (精英) 的认识范型下, 这种小说语言或许难以融入众声喧哗之中, 甚至可能边缘化为独白。

文学与历史 篇11

关键词：历史叙事 文学叙事 叙事方式 同源性 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

文学和历史在常人看来，应该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概念，这是因为一个是纯粹的虚构，而另外一个则是真实的记录；一个遵循审美领域的游戏规则，而另外一个则必须是严肃的科学的。那么，文学和历史这二者之间的一假一真，一虚一实的特征，已经能够让我们窥探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了。具体来说，人们对于文学和历史的区别态度的这种常识，往往是建立在预设观念基础之上的，即文学给出的是一个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出现过的虚拟世界，而历史则给出的是发生过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尽管如此，我们要明白，本文中仅仅是从叙事方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比较二者的话，的确会发现两者间的差异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很多。

一 历史和文学的际遇分合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和历史有着同样的发展源头，那就是上古的传说和神话故事。这实际上就是人类最早的叙事方式，即从口头记录到文字记载。对于传说和神话，人类的认识差距是比较大的，有人认为是虚构和幻想，有人则认为是真实历史。比如说，中国最为著名的古代传说，即三皇五帝的传说，我们的很多祖先都把这些当作是人类的历史来看待与对待，但是，到了顾颉刚这一时代的时候，以他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则认为这些上古传说仅仅是古人的杜撰而已，是凭借着自身丰富的想象力而创造出来的。直到今天，我国的史学界又开始认为那些上古传说是一种历史叙事的原始形式而已，并非古人的凭空想象的产物。

而到了孔子所处的历史时期，他所修订的《春秋》著作，则是儒家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是代表著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历史面貌，它暗喻着古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开始逐渐地苏醒过来并慢慢积累和形成起来。而且，他的这部《春秋》发展到后来，还与《礼》《易》《诗》《书》并称为儒家的五经。应该说，孔子的这部《春秋》，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保留了辨别人世间是非善恶的能力，延续并代表了历史的价值谱系，这就是诗亡而春秋在的含义。

孟子推崇《春秋》，并不是因为它对事件和人物的记录，而是它在历史叙事中存在的儒家观念和价值判断。而荀子认为《春秋》《礼》《书》是历史叙事，而《诗》则是文学叙事，前者在事实的基础上增加价值判断，后者主要表达了思想情感，透露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差异所在。在秦汉后这种差异没有在经学语境中得到发展，反而忽略了言说和功能上的差异，二者的文化功能和文本差异被遮蔽了。

由于政治原因，到了魏晋六朝时代，原来一体化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变化而消融，先秦时期已经成型的文化得到再次发展，并按照内在的逻辑铺展繁衍开来。人们破除思想禁锢从而使各种学术观点得到自由发挥，给各种文学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其中曹丕首先提出“四科八体”学说，陆机随即举证“诗缘情”，这些都是对各种文体和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不同寻常的理解。

而后宋文帝确立文、史、玄、儒四门学科，代表着历史和文学成为并立的两个文化门类，文学在文人心中得到独立的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将“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个时期，科学已经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是学科门类按照科学划分的时期，历史和文学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被定义出来。20世纪后人们对先前制定的学科规范开始产生质疑，认为历史和文学并无差距，大家本为一家。

二 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文化史上，历史和文学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中。这种影响是长期巨大的，伴随着历史潮流一路走来。

1 文学对历史的影响

在文化史上，影响历史的文学是潜在的、无意识的。春秋时代文章虽然有大义却没有文学色彩，在修辞上是政治性而不是文学性的。两汉时期的文章可以看出是叙事类的文学作品，拥有完整的、生动的、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性格和后世的小说可以相媲美，当时的历史迎合了人们对文学的要求。文学想象让人们把握了纷纭复杂、难以理解的事情，文学想象将人物和事件戏剧化、简单化、无序现象有序化、零散事件整体化，于是一切都变得层次分明，容易理解了。

中国古代史学家擅长用人物间的纠葛作为历史大事形成的原因，历史人物和事件事实上要复杂很多，这样处理让故事有头有尾，事件原因清晰可见、人物形象鲜活，个人恩怨和好恶成为事件发展和形成的动力，这就是文学叙事的传统原则。从观念层面看史学家不接受和不承认历史叙事来自文学叙事的影响。西方学界自20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以及反思现代话语构建，史学界承认文学性对历史叙事影响的重要性。

2 历史对文学的影响

历史叙事源远流长，尧舜时期就有专门史官，周朝以后留下丰富的历史典籍，所以古代有比较发达的历史体系。但是叙事文学地位一直比较尴尬，在宋明之前游走在文学的边缘地带，没有引起应有的足够重视。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人们心中所有关于事件和人物的陈述和记录都是历史，或者是历史的补充，从而忽略了文学叙事。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文学叙事评价以及概念系统，文学叙事被掩盖在历史叙事的标准中。关于虚构的观点，到明清后才逐渐清晰成熟起来的。明朝人承认了虚构文学的合理合法性，标志着评价文学叙事有了一定的标准。

在西方文学思想史上，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评判标准和中国人有很大差异，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时代就形成追问真相的冲动，在构建知识话语中总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为目的。西方人认为哲学、历史、文学等天文学科和化学、物理、地理、天文等自然学科相同，都负有揭示真相的责任，它们间的区别仅在于所面对的对象不同罢了。

三 在歷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之间

尽管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存在着长期渗透和共同起源的关系，后现代哲学、历史学都在不遗余力地凸显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的相同性，强调历史叙事的文学性，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和根本性的差异。到目前为止，历史叙事着眼于军事、政治等重要的历史事件，而文学叙事则取材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生活事件，在写作和取材过程中，作者的个人体验和经验比较重要；就处理材料而言，文学叙事研究的是生活场景、世态人情的体验，历史叙事研究的是作者对历史潮流变化和社会变迁的感受；文学叙事让人们精神的幻想得到满足，因此特别注重感情的独特体验，历史叙事是让集体想象得到满足，比较注重历史事件；以上差异指出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之间存在很多相近或者相似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不能混为一谈。后现代主义的语境和哲学阐释反思历史的价值在于，将现代性神话进行历史客观化，承认发生过的事和人的历史文本型和不可还原性，但不能够将文学叙事代替历史叙事。

关于历史题材中的文学叙事作品，让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之间的关系更加特殊更加复杂。这是一种在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之间的叙事方法，它受两种叙事方法的制约，同时又要尽力摆脱两方面的束缚。一方面要符合叙事的规则，逼真生动地刻画细节以及深厚丰富的感情体验，另一方面作品要根据时间的真实性而不能虚构假设。一方面要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叙事，来证明文本的历史题材，另一方面作品必须包括想象虚构成分，来证明文本是文学而非历史。这样历史题材中文学性叙事的地位就比较尴尬。在后现代语境中，这种尴尬的局面被打破，叙事中允许含有一定虚构成分，凸显出历史题材文学性叙述的重要性。

我们进一步研究理解时，发现历史这个词的含义更加丰富。历史的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学家按照各种材料用文字研究历史，体现了人们对过去岁月一种认识，称之为“历史意识”、“文字历史”或者“历史认识”，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史学”。另一种是记录人类生活的实际过程，称之为“历史存在”、“历史文本”或者“现实历史”，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史实”。“史实”是客观存在的，“史学”是主观确立的，双重的历史概念是意识与物质、主观和客观等在人类对过去事物的认知和反应，显示出抽象和具体的状态。历史不但是实际历史，也包含着思想历史。正因为历史资料、事物和记忆的不完整性，很多人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

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在虚构方式和叙事趣味上属于同类，存在着多层面的联系，一方面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相互补充，文学中的历史材料和历史文学成为史学家的旁证；另一方面，文学是历史的产物，评论和创作都不能离开历史和现实在生活素材、思想观念、时代潮流方面的相互影响。历史和文学的亲密关系影响着文学创造和文学评价。从创造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文学代表着什么样的历史观，文学作品如果缺少历史眼光，往往很难挖掘出有深度的题旨；从评论角度看，作品要放在文学历史中进行全方位比较，历史主义不仅是风靡一时的流派，也是被大部分公众认为是深度批评应必备的基本观念。“史诗”这个名词蕴含的意义，代表中外学者对文学史的看法，也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确认了历史叙事和文学叙述的关联以及重要性。

四 结语

叙事一直在文学和历史间徘徊着，从科学角度看，似乎处在比较尴尬的地位，其实这种左右有难的境地，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它强大的优越性。文学和科学是遥遥相对的两极，而历史在两者间存在。文学性叙事和历史行叙事的诸多关联和相似点，让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史学家和作家常常感觉很难辨别清楚。这种有关联的相似性，让两个学科完美地合二为一，其原因在于，“可能性”是文学叙事比较感兴趣的表述对象，而历史对“可能性”没有兴趣，只对具体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们一直在评价历史叙事在表述真实的事件，小说在寻找想象和真实的成分。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就在相互融合与不断冲突中长期共存着，让述史和述事成为结合在一起的多元化精神世界，用各不相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和文学空间中。

参考文献：

[1] 高萍：《论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机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 李桦：《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关系》，《短篇小说》（原创版），2012年第24期。

[3] 程新雅：《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界限与融合》，《芒种》，2013年第19期。

[4] 陈新、江睿杰：《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5] 盘晓日：《在历史与文学叙事之间》，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文学与历史 篇12

一

魔王撒旦最早出现在《圣经》中。《旧约》中他出场很少, 力量也极其有限, 完全屈居于上帝的绝对权柄之下。“撒旦” (Satan) , 原是个希伯来文中的动词, 意近“控告”、“毁谤”、“作对”。《约伯记》中的撒旦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他控告约伯伪善、毁谤约伯的敬虔, 并且立意与约伯作对, 不过他只能在上帝的授意下从事。《新约》中, 撒旦的力量有所增强, 他成为堕落天使的统领、上帝的对手、光明世界的敌人。他最有力的武器是诱惑。然而他的形象仍是模糊不清的, 既没有鲜明的语言, 也缺乏惊天动地的举动。

弥尔顿在《失乐园》中赋予这位魔王一种强有力的反叛美和深刻的哲学意蕴。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形象鲜明生动、引人注目, 他原是地位崇高的天使长, 因不甘屈居于圣子之下, 不服上帝的“寡头统治”, 而鼓动三军奋起反抗, 结果被从天庭打落。但即使失败后身陷地狱, 他“坚定的心态和岸然的骄矜决不转变……决心和强权决一胜负”[1] (P7-8) , 而且喝出了“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 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1] (P15) 的豪语。他通过慷慨激昂的演说鼓舞了所有的堕天使, 井井有条地安排建设地狱等事宜。当订下引诱上帝的新造物——人作为反攻大计时, 他不惧险阻, 身先士卒, 独当重任。这是一位虽败犹荣的叛逆英雄, 因为他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意识到了自己最可宝贵的财富:自由意志。

“恶”是撒旦保持自由意志, 反抗上帝“善”的天罗地网的武器。作恶已经成为撒旦自觉的行为, 只有在作恶中才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自由和反抗。从某种意义上, 恶成为了撒旦的善:“恶呀, 你来作我的善;依靠你, 我至少要和天帝平分国土”[1] (P132) 。上帝既然是至善的、全能的, 他看到了撒旦的作恶, 为什么还要纵容他呢?恶也是上帝创造的, 又凭什么只让人认识善, 而不准人接触恶呢?撒旦正是抓住这一点, 来引诱夏娃的:“善的, 该怎么判断?恶的若真坏, 为了避免它, 怎么不该知道呢?神若因此而伤害你们, 那就是不正义的了;不正义就不是神, 不用怕他, 听从他。”[1] (P340-341)

不知善恶, 人固然活得安逸, 但无往不在上帝的控制之下;知善识恶, 人虽然失去了乐园, 却赢得了世界, 赢得了自由。我们作为夏娃的后裔, 只怕更赞同撒旦:“宁要艰苦的自由, 不要做显赫、安逸的轭下奴隶。”[1] (P54) 在这个意义上, 撒旦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推动者, 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第一个启发者, 他的引诱可以说是作恶, 又何尝不是为善呢?!反过来说, 上帝所谓的善, 是一种没有任何理由可兹证明的专制的善, 在这种专制的善下, 人不是自由的人, 而是僵化的木偶, 与牲畜无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诗人布莱克说:“弥尔顿成了魔鬼党而不自知。”[2] (P228)

二

弥尔顿的撒旦以后, 魔王被看做是地狱之主, 是万恶之源。而在歌德的笔下, 他竟然又回到了天庭, 且有了和上帝谈话和打赌的权利。这个魔王名叫靡非斯陀 (Mephisto) , 来源于希伯来文, 有说谎者、破坏者等意思。在《浮士德》中, 他既是传统意义上使人堕落的引诱者, 又是对人生真相、社会病症洞察幽微的观察者, 一针见血的冷嘲热讽的批评家。

靡非斯陀瞧不起人类, 与上帝打赌, 要将浮士德引入魔路, 于是使出浑身解数, 只求让其懈怠沉沦, 以赢得与上帝的赌约。为此, 他教唆浮士德勾引天真的少女葛丽卿;他建议浮士德用通货膨胀的方法帮助封建朝廷渡过财政难关;当浮士德填海开疆时, 他利用战争、海盗和贸易三位一体的方法来积累财富。但他低估了人的积极进取和自强不息, 他的作恶, 反而成为浮士德前进的推动力, 从反面激励着浮士德进一步发展完善。靡非斯陀对自己有最确切的评价:“我是那种力量的一体, 它常常想的是恶而常常作的是善。”[3] (P69)

如果说, 撒旦为人类打开了通往尘世的大门, 靡非斯陀则以其独特的方式在现实的人间为人类导游:一方面他代表着怀疑、否定和毁灭, 他的作恶从反面推动人克服内在矛盾, 在否定之否定中扬弃人性的弱点和局限, 向着至善前进。另一方面, 由于饱经世故, 肆无忌惮, 他对人间百态洞若观火。他批驳《圣经》的悖谬, 嘲笑法律的荒唐不公, 讽刺宫廷的荒淫腐败, 讥讽教会的贪婪伪善, 挪揄资本积累的罪恶, 在嬉笑怒骂之中真理的火花时时闪现, 揭开了面纱下社会的真实状况。这些其实是目光犀利、老于世故的歌德借助魔王之口说话, 从而讥笑得更大声, 揭露得更透彻, 鞭挞得更有力。

三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魔王比上述两位要强大得多。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 这位名为沃兰德的魔王一出场就表现不凡, 准确地预言了不相信上帝和魔鬼存在的柏辽兹的死。此后, 他和同伙在剧院变戏法愚弄了千百观众, 引发了一片混乱。表面看来, 他好似恣意妄为的恶魔之首, 但仔细回想一下, 我们会发现, 沃兰德所引发的恶, 并不是魔王的创造物, 只不过是将社会中、人性中原有的恶加以具体化而已, 每个受到惩罚的人都是罪有应得。例如, 他在剧院里施法下卢布雨、开时装店, 观众们拼命地你抢我夺;散场后, 卢布变成废纸, 大街上妇女们的时装不翼而飞, 不就是这些人贪心的结果吗?无家汉本不相信有上帝存在, 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碰见魔鬼时, 却不由自主的把耶稣圣像挂在脚前。象征着, 有恶, 人们才追求善、呼唤善。可以说, 正是沃兰德的降临, 才使人们早已失落的信仰复活。

虽然沃兰德以恶为手段, 但恶不是他的本质, 而只不过是他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他从没有倡导过恶, 反而尽可能地揭露恶, 他也从没有迫害过善, 而且还赞赏善、帮助善。具有才华的大师与为爱不惜一切的玛格丽特就是其典型的得益者。所以对坏人来说, 他是恶魔, 对好人来说, 他是天使, 对社会来说, 他是奖惩分明的执法官。前述两位魔王都是上帝或圣子的手下败将, 不管甘心与否, 他们不得不俯首称臣。沃兰德却至少和圣子是地位平等的, 甚至圣子偶尔也要求助他的力量。在小说结尾, 圣子派马太拜访沃兰德, 请求他照顾大师和玛格丽特, 沃兰德果然妥善地将这对有情人安置在了安宁的世外桃源。最终魔王一行蜕去丑陋的外貌, 变成了风流倜傥的英俊男子, 骑着骏马飘然远去。

对布尔加科夫来说,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一部在他生前 (斯大林时代) 不可能发表的作品, 所以写作纯粹是其内心独白和自我表达。对现实、对人性的深深失望, 使他请来了魔王。通过魔王沃兰德, 他批判现实, 唤醒人性, 寄寓理想。沃兰德的声音洪亮强劲, 整个莫斯科都为之惊慌失措、惶恐不安。被迫处于“失语”状态的布尔加科夫借助沃兰德之口发出了更响亮的呐喊。

四

人性与生俱来有着光明面和与之相对的阴暗面, 魔鬼是人类为阴暗面的存在寻找的理由。魔王荟粹世间群丑, 是万恶之源、黑暗之主、毁灭之王。魔王贯穿古今, 象征着人们心中的善与恶, 爱与恨, 生与死, 创造和毁灭, 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由来已久, 表现了人类善恶主题的永恒冲突。宗教本就是一种原始人的哲学思考, 对光明本能的向往使人类赋予代表至善的上帝以无上的权力和威力。但辩证 (破和立) 才是世界存在的真实状态, 离开了暗, 光就无所谓光了, 离开了恶, 善也就不称其为善了。因此, 只代表了辩证的一方的上帝的形象就显得单一、虚假, 乃至有专制的偏面。相反, 魔王的形象更为真实、丰富和有力。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 对代表着怀疑和否定的精神的魔王也必然投入更多的关注。

17世纪以前, 一切以善为最终目的, 上帝神圣不可侵犯。人们忽视对恶的认识, 无视恶的历史作用。在科学和理性的曙光照耀下的弥尔顿, 以思想者的慧眼首先看到了上帝和至善的虚假, 并提出了挑战。撒旦作为第一个敢于反叛上帝的存在, 第一个为自身 (恶的) 存在进行强有力辩护的恶魔, 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但弥尔顿还无法完全摆脱宗教的桎梏, 因此, 撒旦的形象由高大逐渐萎缩, 由美向丑转变。

19世纪, 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对恶的哲学认识也逐渐深化。黑格尔认为, 恶是上帝为人类安排的一个“理性的狡计”, 即利用恶去实现善。恩格斯曾针对黑格尔关于“恶”的观点分析到:“在黑格尔那里,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 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 表现为对陈旧的, 日渐衰亡的, 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 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 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一一贪欲和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5] (P233) 。歌德在《浮士德》中抛去神学的束缚, 专注于进行哲学探索。靡非斯陀面丑心恶, 是恶的绝对化身, 他既与代表至善的上帝对立, 又与探索中的人 (浮士德) 对立。这两对矛盾冲突, 体现了歌德对世界的辩证的认识态度, 对恶的必然存在和反作用力的正确认识。

进入20世纪后, 物欲横流, 信仰崩溃, 人们陷入精神危机, 善恶不分, 黑白不辨, 因此,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代表着善的耶舒阿连文学大师和爱神都难以保全, 反而要求助于魔王了。魔王本是公认的恶的化身, 此时此刻却在行使着善的职责。过去由上帝主持的对人的道德考验和洗礼, 如今则是在魔王的操纵下以恶的手段来进行, 所有无信仰的人都在这疯狂的惩治下失去自我。这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令人惊心动魄的倒错——恶压倒了善, 善却无能为力。布尔加科夫看到了用善来感化恶、拯救恶的传统人道主义理想, 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道德幻想, 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无法实现。同时, 由于他对恶的存在及其作用的深刻认识, 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恶。因此, 他主张以恶惩恶、以毒攻毒。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塑造的魔王沃兰德自然是外丑内美, 由丑到美。

综上所述, 魔王是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对“恶”诗意的阐释, 透过这三个由天堂走向人间的魔王形象, 三位极具思想敏锐性的大师将人类对“恶”的认识历程用感性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摘要：撒旦、靡非斯陀和沃兰德是文学作品中著名的“魔王”形象, 他们身上既有相通之处, 又各具特点, 代表着魔鬼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 也展现出人类对“恶”的哲学认识的渐进过程。

关键词：撒旦,靡非斯陀,沃兰德,魔王,恶

参考文献

[1][英]弥尔顿.失乐园[M].朱维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2][英]格里尔逊.弥尔顿之为人与其诗[A].[英]蒂里亚德等.弥尔顿评论集[M].殷宝书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

[3][德]歌德.浮士德[M].董问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4][俄]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M].钱诚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