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

历史文学（精选12篇）

历史文学 篇1

英国的李约瑟称“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其传播到世界后,推动了人类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在发明产生之初,并未能在当朝有广泛的应用。

北宋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是古代火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武经总要》《宋史·兵记》《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史》等书记载了火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使用火药的战争,因此则有种观点称:“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出现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但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不赞同此观点,因火药火器在初期使用时因技术不成熟而产生了许多缺陷,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引起军事上的巨大变革,但在唐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宋代广泛应用冷兵器御敌,而非火器,且用宋代出现的火器种类多这一事实仅能证明其创新性强、作战武器选择范围大,但不能证明其应用广。

宋建立后对城池和要塞的攻防战极度重视,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

守城需要隐蔽我军,远观敌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需要射程远而命中率高的兵器,但“火箭”射程极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才勉强达到弓箭的射程,所以火器在守城上作用不大。

据《宋史》所载,太祖在灭南唐(开宝八年,975)及太宗在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重要军事行动中,未见火药武器之使用。而在太宗三次对契丹人用兵之记录中,亦未出现使用有炸伤力的火药武器的记载。因此推知,在太祖时期出现的火药武器,在太宗时可能尚未被重视。

南宋冷兵器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步兵兵器达到成熟阶段,"十八般兵器"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

当时南宋统治者不仅在京师设有弓弩院,而且在各地设有军器作坊,集中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性能优良的弓弩,如床弩就发明于宋。据《宋史》兵志记载: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宋的城防工事中建有特有的弩台,高与城齐,上建有棚,突出城墙平面之外,每个弩台容弓弩手24人,将1人。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在城墙平面火力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例如1004年的宋辽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伏击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零,最终导致宋辽之间达成和议。

明中期以后,由于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鸟铳等先进火器的传入,将弩完全排挤出了战争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火器射击速度过慢,所以并不能完全替代弓箭。

又有人认为“火炮”与现代爆炸性强的加农炮类似,但南宋此”砲“非彼”炮“,宋时“火炮”非火药制成的火器,而是投石器。

后期虽在石头旁加入了火药,但火药只起配合作用,且初期仅起燃烧而不起爆炸作用,炮弹其实还是一个“铁疙瘩”,不会爆炸,只不过使石头的温度变高,所以加不加火药对投石机的威力影响较小,石头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由火炮的使用推断出火药广泛应用的说法不妥。

这种”火投石“,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一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南宋初年陈规所著《守城录》中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

陈旭麓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观察和体验世界、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做法。”“火药在宋朝广泛使用”这一说法没有回到宋代历史背景下看问题,没有结合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草率地得出结论。

南宋的火药制作工序繁杂,用料不好,安全性差;火炮铜铸,造价昂贵,发射频率低(三分钟一发)。

《武经总要》中记载制造火药和应用火炮的方法: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即倭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即蜂蜡半两,豆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疑为石油一分,又以松脂、沥青熬为膏入前合匀,以纸五重裹之,麻缚定,更熔松脂傅之,以炮投发。

毒药烟球法:用硫黄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硝一斤十四两,巴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以绳贯之长丈二,重半斤,更以故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

刘旭先生《中国火药火器史》一书中也提到:“火炮火毬中硝含48.66%,硫含量11.03%,碳不知多少,松脂和竹茹或含些;毒烟球,硝38.61%,硫19.31%,碳6.44%。几方中含硝低,多杂质,较原始,难以爆燃,低速率,只能高温燃烧。试验中制一墨褐色胶泥,晒干研末用炭火和皮纸火皆难引燃,按武经总要以火锥点之,着火透出光焰,愈猛烈,似烟花般,高温达1300度,热浪灼人,49秒内燃尽,残留粉末太多,浓烟呈灰褐色。且中国铁矿、铜矿的产量虽高,但品质较差,炼出的铁硫磷杂质太多,铁脆则火器极易炸膛,安全性差。明火难引燃在于松脂低熔点而化吸走周围热量,引火物降温,火锥高温瞬间便可引燃,浓烟味刺鼻含大量硫化氢,毒性大于燃烧威力,作用于人之皮肤,上呼吸道,五官,令人窒息,皮肤过敏溃烂。”毒熏鼻则鼻口血出,而死。

《宋史》中有载,当时的大炮部分铜铸,重量大,扛着基本无法行军,一般是到了打仗地点才开始组装、填药,这就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因科技水平限制,”性价比“较弓弩低不少,故广泛应用对作战收益不大。

火炮的危险系数也很高,若操作不好,加之风向原因,可能会烧到自己,让城内起火,”偷鸡不成蚀把米“。从南宋法律中看出,火对城内自己人有巨大的杀伤力及人为操作的不稳定性: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又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公元975年,宋军进攻金陵南唐主李煜,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由于风向改变,火焰反燃而导致本方军队大败。

所以,在火药、火器刚刚出现时,产品不成熟,于安全性和实用性来讲都暴露出诸多问题,作战选择火器收效小,广泛应用得不偿失。且种类多并不代表数量多、参战次数多、应用广,故笔者认为”南宋军事上广泛使用火器“这一说法不严谨。

历史文学 篇2

（一）【科举职官】〖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录取者称为“贡生”，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录取者称为“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六子全书】《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中说》 【汉字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书法九势】落笔、转笔、藏峰、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横鳞竖勒 【竹林七贤】嵇康、刘伶、阮籍、山涛、阮咸、向秀、王戎

【饮中八仙】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

（二）【蜀之八仙】容成公、李耳、董促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生、尔朱先生 【扬州八怪】郑板桥、汪士慎、李鱓、黄慎、金农、高翔、李方鹰、罗聘 【北宋四大家】黄庭坚、欧阳修、苏轼、王安石

【唐宋古文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十三经】《易经》、《诗经》、《尚书》、《礼记》、《仪礼》、《公羊传》、《榖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

【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 【四大文化遗产】《明清档案》、《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经卷》

【元代四大戏剧】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牡丹亭》、洪升《长生殿》

（三）【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汉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 【五彩】青、黄、赤、白、黑 【五音】宫、商、角、徵、羽

【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砗磲、珍珠、玛瑙

【九宫】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大面调、双调、商调、越调 【七大艺术】绘画、音乐、雕塑、戏剧、文学、建筑、电影

【四大名瓷窑】河北的瓷州窑、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福建的德化窑 【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 【六礼】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六义】风、赋、比、兴、雅、颂 【六礼】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

（四）【三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浙江雁荡山

【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诸岭、骑田岭、大庾岭

【五岳】〖中岳〗河南嵩山、〖东岳〗山东泰山、〖西岳〗陕西华山、〖南岳〗湖南衡山、〖北岳〗山西恒山

【五湖】鄱阳湖〖江西〗、洞庭湖〖湖南〗、太湖〖江苏〗、洪泽湖〖江苏〗、巢湖〖安徽〗 【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四大名桥】广济桥、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

【四大名园】颐和园〖北京〗、避暑山庄〖河北承德〗、拙政园〖江苏苏州〗、留园〖江苏苏州〗

【四大名刹】灵岩寺〖山东长清〗、国清寺〖浙江天台〗、玉泉寺〖湖北江陵〗、栖霞寺〖江苏南京〗

【四大名楼】岳阳楼〖湖南岳阳〗、黄鹤楼〖湖北武汉〗、滕王阁〖江西南昌〗、大观楼〖云南昆明〗

【四大名亭】醉翁亭〖安徽滁县〗、陶然亭〖北京先农坛〗、爱晚亭〖湖南长沙〗、湖心亭〖杭州西湖〗

【四大古镇】景德镇〖江西〗、佛山镇〖广东〗、汉口镇〖湖北〗、朱仙镇〖河南〗 【四大碑林】西安碑林〖陕西西安〗、孔庙碑林〖山东曲阜〗、地震碑林〖四川西昌〗、南门碑林〖台湾高雄〗

【四大名塔】嵩岳寺塔〖河南登封嵩岳寺〗、飞虹塔〖山西洪洞广胜寺〗、释迦塔〖山西应县佛宫寺〗、千寻塔〖云南大理崇圣寺〗

【四大石窟】莫高窟〖甘肃敦煌〗、云岗石窟〖山西大同〗、龙门石窟〖河南洛阳〗、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

【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嵩阳书院〖河南嵩山〗、应天书院〖河南商丘〗

【四大佛教名山】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安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

【四大道教名山】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安徽齐云山、四川青城山

（五）【五行】金、木、水、火、土

【八卦】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沼〗 【三皇】伏羲、女娲、神农

【五帝】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 【三教】儒教、道教、佛教

【三清】元始天尊〖清微天玉清境〗、灵宝天尊〖禹余天上清境〗、道德天尊〖大赤天太清境〗

【四御】昊天金阙无上至尊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后皇大帝、承天效法土皇地祗

【八仙】铁拐李、钟离权、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 【十八罗汉】布袋罗汉、长眉罗汉、芭蕉罗汉、沉思罗汉、伏虎罗汉、过江罗汉、欢喜罗汉、降龙罗汉、静坐罗汉、举钵罗汉、开心罗汉、看门罗汉、骑象罗汉、探手罗汉、托塔罗汉、挖耳罗汉、笑狮罗汉、坐鹿罗汉

【十八层地狱】[第一层]泥犁地狱、[第二层]刀山地狱、[第三层]沸沙地狱、[第四层]沸屎地狱、[第五层]黑身地狱、[第六层]火车地狱、[第七层]镬汤地狱、[第八层]铁床地狱、[第九层]盖山地狱、[第十层]寒冰地狱、[第十一层]剥皮地狱、[第十二层]畜生地狱、[第十三层]刀兵地狱、[第十四层]铁磨地狱、[第十五层]寒冰地狱、[第十六层]铁册地狱、[第十七层]蛆虫地狱、[第十八层]烊铜地狱

【五脏】心、肝、脾、肺、肾

【六腑】胃、胆、三焦、膀胱、大肠、小肠 【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 【五常】仁、义、礼、智、信

【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三姑】尼姑、道姑、卦姑

【六婆】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九属】玄孙、曾孙、孙、子、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 【五谷】稻、黍、稷、麦、豆

【中国八大菜系】四川菜、湖南菜、山东菜、江苏菜、浙江菜、广东菜、福建菜、安徽菜

【五毒】石胆、丹砂、雄黄、矾石、慈石

历史文学 篇3

北宋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是古代火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武经总要》《宋史·兵记》《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史》等书记载了火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使用火药的战争，因此则有种观点称：“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出现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但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不赞同此观点，因火药火器在初期使用时因技术不成熟而产生了许多缺陷，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引起军事上的巨大变革，但在唐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宋代广泛应用冷兵器御敌，而非火器，且用宋代出现的火器种类多这一事实仅能证明其创新性强、作战武器选择范围大，但不能证明其应用广。

宋建立后对城池和要塞的攻防战极度重视，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

守城需要隐蔽我军，远观敌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需要射程远而命中率高的兵器，但“火箭”射程极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才勉强达到弓箭的射程，所以火器在守城上作用不大。

据《宋史》所载，太祖在灭南唐（开宝八年，975）及太宗在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重要军事行动中，未见火药武器之使用。而在太宗三次对契丹人用兵之记录中，亦未出现使用有炸伤力的火药武器的记载。因此推知，在太祖时期出现的火药武器，在太宗时可能尚未被重视。

南宋冷兵器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步兵兵器达到成熟阶段，"十八般兵器"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

当时南宋统治者不仅在京师设有弓弩院，而且在各地设有军器作坊，集中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性能优良的弓弩，如床弩就发明于宋。据《宋史》兵志记载：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宋的城防工事中建有特有的弩台，高与城齐，上建有棚，突出城墙平面之外，每个弩台容弓弩手24人，将1人。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在城墙平面火力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例如1004年的宋辽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伏击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零，最终导致宋辽之间达成和议。

明中期以后，由于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鸟铳等先进火器的传入，将弩完全排挤出了战争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火器射击速度过慢，所以并不能完全替代弓箭。

又有人认为“火炮”与现代爆炸性强的加农炮类似，但南宋此”砲“非彼”炮“，宋时“火炮”非火药制成的火器，而是投石器。

后期虽在石头旁加入了火药，但火药只起配合作用，且初期仅起燃烧而不起爆炸作用，炮弹其实还是一个“铁疙瘩”，不会爆炸，只不过使石头的温度变高，所以加不加火药对投石机的威力影响较小，石头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由火炮的使用推断出火药广泛应用的说法不妥。

这种”火投石“，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一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南宋初年陈规所著《守城录》中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

陈旭麓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观察和体验世界、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做法。”“火藥在宋朝广泛使用”这一说法没有回到宋代历史背景下看问题，没有结合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草率地得出结论。

南宋的火药制作工序繁杂，用料不好，安全性差;火炮铜铸，造价昂贵，发射频率低（三分钟一发）。

《武经总要》中记载制造火药和应用火炮的方法：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即倭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即蜂蜡半两，豆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疑为石油一分，又以松脂、沥青熬为膏入前合匀，以纸五重裹之，麻缚定，更熔松脂傅之，以炮投发。

毒药烟球法：用硫黄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硝一斤十四两，巴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以绳贯之长丈二，重半斤，更以故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

刘旭先生《中国火药火器史》一书中也提到：“火炮火毬中硝含48.66%，硫含量11.03%，碳不知多少，松脂和竹茹或含些; 毒烟球，硝38.61%，硫19.31%，碳6.44%。几方中含硝低，多杂质，较原始，难以爆燃，低速率，只能高温燃烧。试验中制一墨褐色胶泥，晒干研末用炭火和皮纸火皆难引燃，按武经总要以火锥点之，着火透出光焰，愈猛烈，似烟花般，高温达1300度，热浪灼人，49秒内燃尽，残留粉末太多，浓烟呈灰褐色。且中国铁矿、铜矿的产量虽高，但品质较差，炼出的铁硫磷杂质太多，铁脆则火器极易炸膛，安全性差。明火难引燃在于松脂低熔点而化吸走周围热量，引火物降温，火锥高温瞬间便可引燃，浓烟味刺鼻含大量硫化氢，毒性大于燃烧威力，作用于人之皮肤，上呼吸道，五官，令人窒息，皮肤过敏溃烂。”毒熏鼻则鼻口血出，而死。

《宋史》中有载，当时的大炮部分铜铸，重量大，扛着基本无法行军，一般是到了打仗地点才开始组装、填药，这就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因科技水平限制，”性价比“较弓弩低不少，故广泛应用对作战收益不大。

火炮的危险系数也很高，若操作不好，加之风向原因，可能会烧到自己，让城内起火，”偷鸡不成蚀把米“。从南宋法律中看出，火对城内自己人有巨大的杀伤力及人为操作的不稳定性：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又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公元975年，宋军进攻金陵南唐主李煜，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由于风向改变，火焰反燃而导致本方军队大败。

所以，在火药、火器刚刚出现时，产品不成熟，于安全性和实用性来讲都暴露出诸多问题，作战选择火器收效小，广泛应用得不偿失。且种类多并不代表数量多、参战次数多、应用广，故笔者认为”南宋军事上广泛使用火器“这一说法不严谨。

历史文学 篇4

希腊神话故事和圣经故事可以说是英美国家生活的一部分, 圣经故事既是宗教故事, 更是生活中的寓言, 成为人们创作的灵感来源。文学是一种艺术, 艺术本就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两希文学已经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所以, 自然就成为文学的基石, 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创作源泉。古希腊的神话文艺理论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以及文艺理论自然就是英美文学的“两大源头”。

1 两希文学自身的成就以及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1.1 古希腊文学的成就及影响

古希腊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为早期、盛期和衰期, 整个希腊文化绵延了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 取得了斐然的文学成就, 诞生了为世人称颂的神话、史诗、寓言、戏剧。

希腊神话没有专门的书籍流传, 神话故事在《荷马史诗》、《神谱》和奴隶制的古典时期创作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中。现代所能见到的古希腊神话就是后人根据古籍中的记载整理成书的, 古希腊神话是整个古希腊文学的土壤, 古希腊文学的其他形式都是在神话上的延伸。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学在诗歌上的巨大成就, 成为了后代欧洲史诗的典范之作, 其艺术生命力长盛不衰。其中的《奥德修记》是欧洲以个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形式的开山之作, 这篇对奥德修生平描述的文章, 充分的肯定了个人的力量和坚持的信念;同时在文学中开始表现人类的理想。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来看, 史诗这种文学形式已经具备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些基本因素。《荷马史诗》将那个时代的苦难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的特点融为一体, 产生了集艺术和各种文学手法于一体的英雄史诗。

希腊文学中的寓言和戏剧也是文学的集大成者。寓言将民间的语言和题材进行了充分发挥, 为以后英美文学创作时语言的选择提供了可借鉴的方式, 其中很多短小的寓言和比喻被后来的英美文学常常引用。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戏剧都有经典的代表作, 悲剧中宣扬的反抗精神成为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

古希腊文学由神话到史诗, 在到寓言和戏剧, 文学的形式在不断的创新, 涵义不断丰富, 艺术技巧日趋成熟, 可以说, 古希腊的文学成就为以后整个欧洲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原始的创作模板, 以人为本的思想更是后世文学创作思想的基石。由此可以看出, 古希腊文学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创作主体上, 都为英美文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流。

1.2 古希伯来文学的成就及影响

古希伯来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的文学表现形式有较大的区别, 古希伯来文学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文学, 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共同构成的《圣经》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作品了。但是不能小看这一本《圣经》, 它被赞誉为书中之书。古希伯来文学, 主要讲述了希伯来民族对于上帝的信仰, 认为时间万物都来自于上帝之手, 将神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种宇宙观和宗教自然观为基督教做接受才有了《旧约全书》, 可见, 希伯来文学主要是成就就是基督教的文学成就。《新约全书》就是基督教文学的最高成就, 主要叙述了耶稣的生平, 将所有的宗教文件进行了汇编。

《圣经》对英美等国家的文学影响主要是在哲学、社会、伦理的思想上, 在文学上主要是《圣经》中诗歌、小说和戏剧的体裁带给后世文学的创作灵感。

古希伯来文学像一位隐藏的老师, 将后世文学的创作在形式上和细想内容上以及文学的创作母题上给予大量的引导, 现代研究西方文学都可以看到《旧约》在文学作品中的影子, 《旧约》为西方文学创作塑造好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将西方文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有一个高峰。

以上是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学对英美文学影响的宏观概括, 当然, 仅仅是宏观上的把握是不足以发现两希文学对英美文学的深远影响和奠基作用, 这里可以换一个角度, 从英美的具体文学去探寻两希文学。

2 英美文学中的两希文学

2.1 英美文学中的希腊神话故事

文艺复兴时期开始, 希腊神话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人们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很多文学创造家都从神户故事中寻找题材。这里以英国的文学创作为例。

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创作的两篇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就是直接从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寻找的原始题材。处在同一时期的弥尔顿将三十多个希腊神话的人去和故事都集中在一篇小篇幅的《科玛斯》中, 展示了他从神话故事中得到灵感后的丰富想象。十九世纪英美诞生了浪漫主义文学流派, 其中的浪漫主义诗人们特别推崇希腊和罗马神话, 对神话绚丽多彩的故事赞不绝口。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曾经感叹“神话真是伟大”。18世纪末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在一首《初读贾莆曼英译的荷马史诗有感》中表达了他读到荷马史诗后的激动和震撼, 济慈在神话故事的强大魅力吸引之下, 还创作了《恩底弥翁》、《许配里翁》等传世之作。

希腊神话故事对英美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作家影响很大, 神话中神或者是人对命运的不屈服和顽强抗争, 激励了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们的无限遐想, 而浪漫主义诗歌又赋予了希腊神话故事新的生命力。比如雪莱、拜伦、朗费罗都曾经在诗歌中讴歌为人类带来温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将这位英雄的形象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 显示出强烈的时代气息, 雪莱创作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愿望。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第一源泉, 它和基督教的文明支撑起整个西方文学擎天大厦, 这里举得的例子只是希望透过一滴水看见整个太阳。

2.2 英美文学中的希伯来《圣经》文学

著名学者诺弗莱对《圣经》在英国文学中的影响是这样来评价的:讲授英国文学必须同时讲解《圣经》。学习英国文学的人, 如果不了解《圣经》就不能对其作品的中心思想和内在含义进行透彻深入的理解。可以看出, 《圣经》和古希腊文学合二为一, 交相辉映。纵观英美文学的发展, 可以看出, 任何作品走能直接或者间接找到《圣经》的痕迹。

享有英国诗歌之父美誉的诗人乔叟在其巅峰之作《坎特伯雷故事》里, 主题是暗示人生是一个灵魂长途跋涉的过程, 最终归于上帝的怀抱, 故事的结构采用的是朝圣之旅的形式, 这就从故事的形式和主题细想都统一于《圣经》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挖苦波洛涅斯, 称他“以色列的土师耶弗他”就是借用了《旧约·土师记》中用少女献祭得到上帝帮助打败敌人的耶弗他的形象。

17世纪英美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大量优秀作品都是从《圣经》取材, 这些作品将圣经中的任务和故事赋予了新的含义, 将圣经的故事和人物发展成为文学中的一种象征手段。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就是直接从圣经中取材, 《复乐园》是以《旧约》为基础, 《失乐园》则以《新约》为基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创作的诗剧《该隐》就是依据圣经中该隐杀死弟弟的故事来改写, 侧重表现自己中心思想。文学名著《白鲸》中的主人公就是作者梅尔维尔从《旧约·列王记》中的以色列亚哈国王为原型进行创作的, 这之中亚哈的性格和《白鲸》中艾哈伯的性格同出一辙, 更明显的是, 这篇小说中的生还者伊希梅尔, 其名字是直接使用的圣经中的人物名称。此外, 美国诗人朗费罗在抒情小诗《人生颂》中使用了圣经中的原句:“你本是尘土, 仍要回归尘土”, 他的诗歌中, 上帝也是最常用到的词语。

到了20世纪, 美国的文学创作中经常将基督受难的形象作为作品中个人为众人受苦的象征手段。伟大的作家海明威在《老人与海》的结尾将耶稣殉难的形象转化为老人背着桅杆的形象。其实现代很多文学作品中, 圣经的影响更加突出了, 很多现代英美作家的作品题目都直接取自《圣经》美国戏剧家米勒在《堕落之后》中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问题, 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抒发人间没有伊甸园的感慨, 海明威也有一篇直接从圣经中取名的著作《太阳照样升起》。这样的例子都是举不胜举的, 可见《圣经》在整个英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影响力一直没有衰减。

3 结束语

两希文学中, 希腊文学注重理性和现实, 希伯来文学则是感性和精神, 二者的黄金时期虽然早已消逝, 但是在整个西方的文学发展中, 依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西方文学的基石。英美文学是在这块基石上搭建起来的文学世界, 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基石, 也就不能清楚这座文学城堡的具体构造, 只有在对两希文学完全了解的情况下,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体会英美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深层意蕴。

摘要：诞生公元前12世纪的希腊和希伯来这两个小岛的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简称“两希”文学, 二者是世界文学奇迹, 也是西方文学的源头, 更是英美文学的基石。该文就将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 通过“两希”文学对英美文学中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影响, 剖析“两希”文学和英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古希腊文学,古希伯来文学,英美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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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静, 李莹, 袁超.浅谈希腊神话对英文文学的影响[J].海外英语, 2010 (9) .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篇5

内容提要：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 历史心性”；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及二者的变迁，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关键词：历史学；人类学；社会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心性

历史事实：

广汉三星堆文化的新发掘，又掀起一波对古蜀人的寻根热潮。有些学者以三星堆文化最早阶段可推至夏代以前，因此认为华阳国志之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可被证明为历史事实。

我们且将“蜀王世胄为黄帝后裔”是否为一历史事实这问题搁下。对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来说，由一篇史料中推论“过去曾发生的事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传统上对史料的内外考据与“孤证不立”等治史原则外，近代以来学者并引用自然与社会科学，以“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来探索历史事实。基本上，这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于中国的“新史学”，是将文献视为过去客观事实的承载物，因此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便在于它叙述了多少“真实的过去”；考古资料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过去”遗存，客观反映过去的人类行为与其社会结构。若这些文献与考古资料尚不足完全呈现“过去”，学者则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与演化模式，我们可以用近代初民之民族志资料（如图腾制、母系社会等等）来考察“类似的”古代社会与文化。如此的史学研究，使我们的历史知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丰厚的成长累积。

然而也就在20世纪之末，许多学者对于近代以来建构的历史知识产生怀疑；“解构”此历史知识成为一时风尚。究竟近代以来累积的历史知识有何问题？关键问题之一，在于结合各 种史料、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历史事实”的“类比法”（analogy）。虽然“类比法”是人类知识产生的重要法则，然而在寻找“相似性”的类比活动中，我们常陷于自身所处之社会文化迷障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理性深受社会文化影响；在此知识理性中我们定义、寻找何者是“相似的”、“相关的”与“合理的”，而忽略身边一些不寻常的、特异的现象。同样，若我们将对历史的探求当做是一种“回忆过去”的理性活动，此种“回忆”常常难 以脱离社会文化的影响。譬如，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文化中，历史记载经常都是男性的活动；但在读这些史料时，沉浸在此社会文化中的人们习以为常，并不会太注意这样记载过去有何不寻常之处。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觉醒中，学者开始注意一些多元的、边缘的、异常的现象，并从中分析意义。譬如，文献史料被当做一种“文本”（text）或“述事”（narratives），以强调其背后的社会情景（context）与个人感情。如此，学者不再以“史实”为取舍标准对一篇史料去芜存菁；对于“芜”，学者或更感兴趣——若一段史料叙述不是事实，或两种叙述中有矛盾，为何它们会如此？这一类的研究，多少都涉及一些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

总之，无论是在新的、旧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研究取向之下，历史事实是一位历史学者永恒的追求。我在许多过去的著作中都强调“历史记忆”研究，这并不表示我不追求历史事实。我只是认为，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我们或能发掘一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 “史实”。

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

我先简单介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记忆理论，及其与史学和人类学之关系。在社会学的研究中，Maurice Halbwachs被认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的开创者。他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此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如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与演说，为了强化作为“共同起源”的开国记忆，以凝聚国民此一人群的国家认同（注：

①Lewis A.Coser，“Introduction：Maurice Halbwachs，”in On Collective Memory,ed．＆ trans．by Lewis A．Cos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Maurice H 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de la memoi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2）．）。记忆的另一面则是“失忆”。譬如小学生活回忆凝聚小学同学会成员；当小学同学不再聚会，从此缺乏共同的回忆活动，小学生活片断也逐渐被失忆。

另一位学者，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其对于记忆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人类“心理构图”（schema）的实验与诠释。“心理构图”是指个人过去经验与印象集结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倾向。每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人，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影响个人对外界情景的观察，以及他如何由过去记忆来印证或诠释从外在世界所得的印象。这些个人的经验与印象，又强化或修正个人的心理构图。Bartlett指出，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注：Frederick Bartlett，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pp．199－202，296．）。由个人心理学出发，Bartlett所强调的仍是社会文化对个人记忆的影响。

1980年代以来，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这些概念，常与族群认同、国族主义等研究联系在一起，也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在人类学的族群本质（ethnicity）研究中，基于对“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关系的了解，学者探讨族群认同如何藉由其成员对“群体起源”（历史记忆与述事）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来凝聚，以及认同变迁如何藉由“历史失忆”来达成。在近代国族主义研究中，历史学者也分析近代国族主义或殖民主义下“历史”的建构过程（解构国族历史），及相关的民族英雄与其事迹如何被集体想象与建构。如此的研究取向及对“历史”的宽广定义，使得人类学者眼中的“土著”不只是现时社会结构与各种制度功能运作下的个人，更是特定时间概念、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塑造下的个人。如此也开启对于不同文化中“历史”与“神话”分野，与相关权力关系（politics）的研究与探讨。

在此，我想对一些词汇做一些说明。James Fentress与Chris Wichham在他们的著作中以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来取代集体记忆一词，以强调他们着重于个人记忆的社会性特质此社会记忆如何产生、如何传递（注：James Fentress and Chris Wickham，Social Mem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 92），ｐ．Ⅸ．）。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之时，我认为至少应分别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第一种，我们且称之为“社会记忆”，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蕴含的神话，一尊伟人塑像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以及民间口传歌谣、故事与一般言谈间的现在与过去。第二种，范围较小，我们且称之为“集体记忆”。这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如一个著名的社会刑案，一个球赛记录，过去重要的政治事件等等。如此，尘封在阁楼中的一本书之文字记载，是该社会之“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但不能算是此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第三种，范围更小，我且称之为“历史记忆”。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们”中哪些人是被征服者的后裔，哪些人是征服者的后裔；“我们”中哪些人是老居民，是正统、核心人群，哪些人是外来者或新移民。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因此“历史记忆”可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如此，前述社会“集体记忆”中的一项重大社会刑案或一个球赛记录，固然也可作为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但它们不是支持或合理化当前族群认同与区分的“历史记忆”。此种历史记忆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社会中。与一般历史学者所研究的“历史”有别之处为，此种历史常强调一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因此我也曾称之为“根基历史”。

“历史记忆”或“根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起源”的历史记忆，模仿或强化成员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它们以神话、传说或被视为学术的“历史”与“考古”论述等形式流传。

以下我将脱离这些理论介绍，以实际的例子说明历史记忆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我认为，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context），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 与区分体系。

文献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过去的事实”包含自然界的消长变化，个人与各种生物的社会生活细节，以及环境与生物间大大小小的互动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以新考古学家如何看待“器物遗存”为比喻，并以西周史料为例证，来说明这种对待史料的态度。以下我简述这个看法。当代考古学者，并不把一个考古遗存简单当做是“过去事实”的遗存，而将之视为一连串社会与自然活动下产生的古代垃圾。考古器物遗存的形成，首先便涉及一个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注：Robert J．Sharer＆Wendy Ashmore，Archaeology：Discovering Our Past（Mountain Vie w，CA.：Mayfield Publishing Co.，1987），pp.72－75．）。同样，我们可以将历史文献当做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它们也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而成为古人与我们所见的文献资料。以此观点，一篇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大约如下。1．选材：社会群体或个人选择或虚构一些当代或过去的重要人物与事件。2．制造：人物、事件与其他因素经过刻意的文字组合、修饰，使之具某种社会意义。3．使用：这样的社会记忆被用来凝聚或强化此社会群体的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记忆相抗衡，以争夺本群体的社会优势或核心地位。4．废弃与保存：在各种社会记忆相辩驳抗衡的过程中，有些社会记忆被失忆，有些被刻意保存、推广（注：王明珂：《历史文献的社会记忆残余本质与异例研究——考古学的隐喻》，《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国史馆（台北），1998年。）。

以“西周史”研究为例可说明此种看待史料的新态度，以及其历史知识的产生逻辑。中国西周史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文献史料：一是西周金文，一是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传统的办法是“类比”——在此两种文献中找寻“相同的或可互证”资料，以建构我们对于西周的了解。然而，由历史记忆的观点，这两种文献有不同的性质。西周铜器铭文主要反映的是在西周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一种认同与区分体系），一个贵族认为重要且值得保存的社会历史记忆；先秦文献则主要是战国汉初时人在当时社会情景下对西周的回忆。

由社会记忆角度分析历史文献，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产生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context）；特别是在当时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下人们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以渭水流域出土西周铜器之铭文来说，它们所展示的是当地贵族的家族、姻亲联盟、西土旧邦、周之邦国等一层层的由里而外的认同结构。这种认同结构，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利益分享、垄断的社会分群结构（注：西周铜器铭文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其产生过程及意义如下。首先是“选材”。铜器铭文中，通常有作器者之名、其祖先之名或族徽。在较长的铭文中，作器者常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自身因此受赏的荣耀。西周铜器中有许多是为妻、母及出嫁女儿所作之器。这些女子的母国姓氏也是被记忆的素材。其次是“制造”与“使用”。被选择的人、事、物，被 组织起来以使之产生意义。家族姓氏或族徽成为强化家族认同的记忆。对于妻、女、母等姻亲之记忆被组织来，以夸耀本家族与外界的政治联盟关系。在一些较繁杂的铭文中，当代与过去的人、事、物被组合成一种具特殊意义的述事（narratives）。如在许多铭文中，祖先辅佐文武王的功绩或作器者的当代功绩，受赏赐之物所象征的威权与尊贵地位，以及“子子孙孙永宝用”所隐含对未来的期望，共同组构成一个述事文本，用以强调在周王为首的政治秩序中本家族延续性的尊贵地位。在此，“使用”的含意远超过人们对器物工具性的使用。在一个社会中常蕴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竞争的多元社会记忆，它们透过不同的管道相互夸耀、辩驳与模仿、附和，各社会人群藉此凝聚其群体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分、抗衡。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铜器铭文，其所蕴含的时代与社会意义便在此“使用”过程中产生。最后，在社会权力运作与抗衡下某些优势社会人群的记忆得到强化、保存，另一些人群的记忆则被失忆或废弃。铜器材质珍贵、制作耗力耗时，只有掌握社会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藉此将他们的集体记忆记录下来，并以此支持其优势之社会地位。再者，绝大多数带铭文的西周铜器都出于渭水流域，此也显示当时的“东方”在政治权力上的边缘地位。）。与此相同，战国汉初时人在新的认同体系下，从过去的社会历史记忆中选材，并混合其他原素以制造新的社会历史记忆。这便是先秦文献中所描述的西周。因此先秦文献与西周金文对于同一事物记载之“差异”，是我们了解由西周到汉初一个历史人群认同变迁的关键。这个历史人群的认同变迁，也就是“华夏”认同的形成。在新的认同下，华夏想像北方戎狄为长久以来的敌人（注：譬如，征伐“蛮夷”有功而受赏之事，是金文中很普遍的一个记忆主题。征伐的对象主要是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等东方或南方族群。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北方的戎狄却成了西周由始至终的敌人。这个“失忆”的意义在于：春秋战国时期长城之北与西北人群之牧业化、移动化与武力化，及其南向在华北地区争夺生存资源，是华夏认同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公司（台北），19 97年。）相反，南方与东南蛮夷的“华夏华”，也藉由“失忆”与建构新历史记忆来达成。如，春秋时华夏化的吴国王室，曾假借一个华夏祖先“太伯”而成为“华夏”；中原华夏也由于“找到失落的祖先后裔”，而接纳此华夏新成员（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55－287页。）。

将文献史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记忆，历史知识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是发现“异例”（anomalies）——一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现象。西周与战国时人记忆间产生的“异例”，古人与今人之历史理性间的“异例”，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间的“异例”。对于文本及其反映“异例”之分析诠释，是一种将其情境化（contexturalize）的活动。“情境化”，主要是说明在何种的资源分配与竞争背景，及相应的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与权力关系之下，此文献被制作出来。将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残余”不同于将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之处是，研究者时时都在探索“这是谁的记忆”，“它们如何被制造与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透过情境化，一方面文本及“异例”在特定历史情境之理解下得到合理诠释；另一方面，历史上特定社会之“情境”及其变迁成为新的历史知识。

口述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当代口述历史学者常藉由当事人的亲身经历记忆，来补充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对于追求“历史事实”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不失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工具。然而由历史记忆的观点，这样的口述历史只是为“典范历史”增些枝节之末的知识而已。甚至它更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男性、统治者、优势族群观点与其偏见下的“典范历史”，而使得“历史”成为阶级权力工具。与此对抗的另一种“口述历史”研究，则以采访编撰妇女、劳工、少数族群或过去之政治受害者之口述记忆为主轴。此类口述历史学者，经常将口述历史作为某种社会或政治运动的工具；这仍是一种有主体偏见的“历史建构”，一种“认同史学”，一种为了社会群体认同所建构的“历史”。

我认为，将口述历史中的“过去”限定为受访人亲身经历的“过去”，或将口述历史视为补充或纠正由人物与事件组成的“真实历史”的工具，都忽略了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由社会记忆观点，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一位羌族记得祖先的过去，因为他是家庭与家族成员。他记得本国的开国历史，因为他是国家之成员。他记得自己是“炎帝”、“三 苗”或“孟获”的后代，因为社会历史记忆告诉他，羌族是过去好作乱而被汉人打败的民族。因此当代人“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它们透露“当代 ”社会人群的认同体系与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透过人们的口述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由各种边缘的、被忽略的“历史记忆”中，了解我们所相信的“历史”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比喻。在一个夏夜的荷塘里，无数的、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争着诉说：“我存在”。不久我们的注意力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较宏亮的、较规律的蛙声。除此之外，似乎一切都归于宁静。这宏亮规律的蛙声，便是我们所相信的“典范历史”。其余被忽略的蛙声便是“边缘历史”。我认为真实的历史，不应只是“典范历史”的声音，也不只是某一种“边缘历史”的声音；真实的历史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合鸣。

相较于文字记忆来说，口述记忆的传递媒介是普遍的口语；因其普遍所以不易被社会权力掌控。即使在文字文明之中，我们许多的社会记忆仍赖口述在社会间流传。更不用说，在近代之前许多人类社会并无文字，其历史记忆主要赖口述来传递。因此“口述历史”让我们脱离历史文献的束缚，得以接触多元的边缘历史记忆。这些边缘历史记忆及其述事的荒谬、不实，或其反映典范历史述事的荒谬、不实，都形成一种“异例”。深入分析这些述事与“异例”并将之“情境化”，可以让我们对于“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与“他们所相信的历史”，以及历史记忆、述事和人类社会文化背景（情境）之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下我以川西羌族的口述历史为例说明。

对于当代羌族来说，文字记载的羌族史——典范历史——只在近50年来才成为当地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只有羌族知识分子知晓此种历史记忆。我曾在过去6年中（1995－2000年），利用数个寒暑期在川西山中探寻当地的认同体系与历史记忆。在许多深沟村寨中，我都曾采集到一种社会记忆，一种“弟兄故事”。以下是在松潘附近一条沟（山谷）中搜集的口述例子。

1．最早没有人的时候，三弟兄，大哥是一个跛子，兄弟到这来了，还一个么兄弟到一队去了。大哥说：“我住这儿，这儿可以晒太阳”；所以三队太阳晒得早。么弟有些怕，二哥就说：“那你死了就埋到我二队来。”所以一队的人死了都抬到这儿来埋。

2．以前这没得人，三弟兄是从底下上来的。上来坐在月眉子那个墩墩上。又过了一两个月。那个就是——不是三弟兄喔，那是九弟兄——九弟兄占了那地方。三弟兄打伙在这条沟。还有两弟兄打伙在那条沟，大尔边。还有两弟兄打伙在大河正沟，热务区。九弟兄是黄巢，秦朝还是黄巢？秦朝杀人八百万？黄巢杀人八百万。他就躲不脱了，就走到这儿。一家九弟兄就到这儿来了。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3．高头来的七弟兄。从那七弟兄，有些安在大尔边，有些朱尔边、纳期、郎该、尼巴，是这样分出来的。他们是在这个啥子朝代打散的？跑到这来。原来这儿没有人。没有人，这下子七弟兄到这儿；只来三弟兄，还有四弟兄是纳期安了一个，大尔边，还有尼巴那安了一块，是这样分出来的。

4．七弟兄，黑水有一个，松坪沟一个，红土一个，小姓有一个，旄牛沟有一个，松潘有一个，镇江关有一个。五个在附近，迁出去两个；一个在黑水，一个在茂县。

这条沟（埃期沟）中有三个寨子。例1、2之“三兄弟故事”，说明沟中三个寨的祖先来源。这是当前这沟中人人皆知的集体记忆。三个寨子的民众，共同分享沟中的资源，也彼此分享各寨所拥有的资源。三寨在阳山面（早晨晒得到太阳），一寨与二寨同坐落在阴山面。因此在这故事中，老二与老三关系格外亲密；不只住在同一边，死了也葬在一起。这个兄弟故事所显示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体系，也表现于三个寨子敬菩萨的习俗上。三个寨都各有各的山神菩萨。二寨又与一寨共敬一个菩萨“忽布姑噜”。三个寨共同敬一个更大的山神菩萨“格日囊措 ”。

例2、3中的九弟兄故事或七弟兄故事，说明沟中三个寨子与邻近的纳期、热务沟（红土）、大尔边沟（含朱尔边）等地村寨人群间的密切关系。这些小沟或村寨（包括埃期沟），共同坐落在“小姓沟中”。因此简单地说，这两则故事说明埃期村民与其他小姓沟邻人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人群范围中，埃期村民们的说法便有许多分歧。例2中的九弟兄故事，九弟兄的后代分布较广，除埃期外还包括热务与大尔边的人。例3故事中七弟兄的后代分布要略狭些；除了埃期三寨外，下游仍包括大尔边沟的人，往上游去只包括纳期、尼巴的人。有些老人说“埃期五弟兄故事”，范围更要狭些；三弟兄到埃期三个寨子，另两个分别到纳期与尼巴。

例4报告人叙述的是“七兄弟故事”；在埃期沟只有极少数见识广的人说这故事。这七兄弟故事涉及更广大的人群范围。这些地区人群，以目前的民族与语言分类知识来说，包括红土人（热务藏族），小姓沟人（藏族、羌族），松坪沟人（羌族）、镇江关人（汉化的羌族、藏族与回族、汉人）、松潘人（以汉族、藏族为主）、旄牛沟人（藏族）与黑水人（说羌语的藏族）。在这弟兄故事中，由于小姓沟所有村寨的人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后代，因此“小姓沟人”认同得到强化。更重要的是，这“七兄弟故事”强调一个以小姓沟为核心，包含许多村寨与城镇藏、羌群众的人群认同。这些地区的村寨与城镇人群，也就是一个见识广的小姓沟人在松潘城中常能接触到的人群范围——在小姓沟人心目中，这也是共同祭松潘“雪宝顶”菩萨的人群。

一个认真探索“历史事实”的历史学者，不会认为埃期沟村民所说的这些“过去”是曾发生的“历史事实”。显然，在这些故事中“过去”随着一群人（或个人）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范畴而改变。由社会记忆观点，我将之视为一种“历史记忆”——与许多我们所相信的“历史”有类似功能的“历史记忆”。“历史”，特别是说明一群人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以共同的血缘传承关系凝聚一个人群（族群或民族）。《史记》中溯及夏的始祖为弃，商的始祖为契，周人始祖为后稷，以及我们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都是此种追溯族群起源的历史述事。

19世纪一位英国律师Henry S.Maine写了一部名为《古代律法》（Ancient Law）的书，书中的主题是社会中的亲属血缘、领域主权与此二者的延续传承（注：Henry S.Maine，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 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USA：Dorset Press，1986／1861）．）。律法维系社会的整合与延续，因此Maine透过律法对于人类社会做了最简洁有力的定义——凝聚在血缘、地缘与其延续关系下的人群。事实上人们也透过“历史记忆”来维系与延续这样的人类社会。在追溯群体 起源的“根基历史”中，我们也可发现Maine所提及的三个基本因素：血缘、空间领域资源，以及二者在“时间”中的延续变迁。这便是“根基历史”述事的主轴。最终目的在于以“过去”说明“现在”——我们（或他们）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为何我们（或他们）共同拥有（或宣称拥有）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以及为何我们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与使用这些资源。以此查看世界所有的国家历史或民族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不脱这些根基历史的述事模式。以此而言，“弟兄故事”之述事中有共同的起源与血缘联系（弟兄），有空间领域及其区分（弟兄到这儿来并分居各地），有血缘与领域的延续与传承（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占居各地的人群）——为何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种“历史”？事实上，“弟兄故事”与绝大多数文 字文明中的“根基历史”不同之处在于：“弟兄故事”中没有量化的时间，没有英雄与事件，以及“起源”是几个弟兄而非一个英雄圣王。可以说，它们是“根基历史”的一种原始形式。

在这些青藏高原边缘的深沟中，居于同一沟中或同一区域的各村寨，在资源关系上既合作分享又敌对竞争。“弟兄”关系便含有这些隐喻；一方面兄弟同出一源，他们合作以保护共同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亲近的竞争关系，兄弟之间又是区分与敌对的。因此“弟兄故事”作为一种“历史”，以弟兄间的血缘关系记忆凝聚一些在对等基础上既合作且竞争的人群。这些资源共享与竞争背景，与相关的一层层由内向外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体系，提供我们了解“弟兄故事”之口述文本的“情境”。同时，“弟兄故事”口述记忆在此之普遍存在及其“情境化”之理解，也证明我们对于本地人群社会“情境”——资源环境、族群认同与“历史 记忆”间之关系——的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以上所提及的“弟兄故事”，目前较常见于各深沟村寨之中。当代羌族人认为这是“只有老年人在摆的”故事；因此这也就是我所称的“边缘历史”。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则在口述中常表达他们是“大禹”的后裔。有关大禹的社会历史记忆，在理县、汶川、北川等羌族地区借着口述、文字、纪念物等媒介广泛流传。

历史心性

西方历史学者常以historical mentality或historicity探讨某社会文化人群对于“历史” 的概念，或人在历史时间中的定位观念。在此我所称的“历史心性”与之有些重叠，但不尽相同。我以“历史心性”指称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此文化概念有如Bartlett所称的“心理构图”（schema）（注：Frederick Bartlett,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譬如，前面所引的“弟兄故事”都循着一定的建构模式，而此种建构模式与我们所熟悉的“英雄圣王历史”似乎出于不同的“历史心性”。以下我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

首先，“弟兄故事”并不只是“过去的神话”，也并非只见于羌族村寨之中——当代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仍创造此种“历史”。在汶川、理县一带羌族之中，曾流传一则“羌戈大战”故事；故事说羌人与戈人作战，因得天神祝福而战胜戈人的经过。这故事在80年代初由羌族知识分子重新译出，加上注释出版。在此“重述”的版本中，故事始于羌人“九弟兄”在岷山草原上牧羊；结尾则是羌人英雄“阿爸白勾”得胜后，他的9个儿子（九弟兄）分别到各地去建立自己的村寨。这9个地方分别是松潘、茂汶、汶川、北川、理县薛城、绵箎、黑水、娘子岭（映秀）与灌县。这是我所知道人群认同范围最大的羌族“弟兄故事”；其范围正好包括当今所有的羌族县，以及羌族知识分子想像中其居民过去应是羌族的地方（注：王明珂：《根基历史：羌族的弟兄故事》，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283－341页。）。需要说明的是，沟中的村寨民众在50年前并不知道自己是“羌族”。每一条沟中的人都自称“尔玛”（发音多有变化），并将所有上游的人群都视为“蛮子”，将下游的人群视为“汉人”；因此，这“尔玛”也被下游的人群视为“蛮子”，被上游的人群视为“汉人”。这显示，出身沟中村寨的羌族知识分子，在扩大的“羌族”认同与新的历史知识下，他们仍以“弟兄故事”来建构或想像羌族的范围。

其次，“弟兄故事”也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各族群间。以下的例子说明，这些西南各地方族群曾以“弟兄故事”来合理化他们与邻近民族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华企云曾记录一则景颇族传说：

（江心坡）土人种族甚多„„或谓彼等为蚩尤之子孙„„而年老土人则谓：“我野人与摆夷、汉人同种，野人大哥，摆夷二哥，汉人老三。因父亲疼惜幼子，故将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摆夷种田，供给老三。且惧大哥野人为乱，乃又令二哥摆夷住于边界，防野人而保卫老三„„”（注：华企云：《中国边疆》，新亚细亚丛书边疆研究之二，新亚细亚月刊社（上海），1932年，332页。）

20世纪40年代，庄学本也曾在彝族中得到以下传说： 远古时代乔姆家有弟兄三人„„（洪水后，老三乔姆石奇有三个儿子，原来不会说话。他们烤火时竹筒在火中爆烈，三个哑巴吓得惊呼„„）大的叫Atzig（罗语），二的喊Magedu（番语），小的呼“热得很”。从此他们说三种不同的语言，成为夷（Nohsu）、番、汉三族的祖先（注：庄学本：《夷族调查报告》，收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华民族学会民俗丛书”专号2，民族篇26，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年，152－155页。）。

苗族中亦有苗、汉、彝为三弟兄之后裔的起源故事，或苗、汉两族为两弟兄后裔的说法（注：李海鹰等：《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79－181页。））。虽然我没有在这些地区做过调查，但由在西南地区做研究的学界朋友口中及文献之中，显示在许多西南少数民族村寨里也常以“弟兄故事”来凝聚与区分各家族与族群。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在一种本土“历史心性”基础上，这些西南族群以“弟兄故事”来述说他们最大范畴的族群认同与区分。

将“弟兄故事”视为在某种历史心性下产生的历史记忆或历史述事，我们才可能省察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与述事，及相关历史心性。我们，中国人或绝大多数文字文明世界中的人，所熟悉的“历史”可说是“英雄圣王历史”之历史心性产物。它与“弟兄故事”历史心性不同的主要是“起源”——前者追溯人群共同起源至一位英雄圣王，后者溯及几位弟兄。其次，“英雄圣王历史”中的英雄、事件与量化时间所组成的述事，以“过去”来区分当前群体中的各族群，并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合理化。如在典范的美国历史述事中，只有在正确时间到来的人群才是社会主流；更早生存于此的是“土著”，而较晚来的则是“新移民”。当前典范的台湾史亦是如此。然而，在“弟兄故事”历史述事中，当前有区分的人群其祖先是同时到来，没有老居民与新移民之别；由于没有战争、英雄记忆，因此也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后裔之别。当前许多历史学者虽然接受“历史记忆与述事”有多元面貌，但他们将一种量化时间中的线性历史当做是惟一的历史形式，其余对“过去”的述事方式则被视为神话或传说。如此可能忽略了人类建构“过去”的本质与多元途径。

如果我们在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中，或外来者对一族群的历史述事中，找到“英雄圣王历史”与“弟兄故事”这两种历史心性，并将之置入特定社会情境中，便更能说明此两种历史心性的存在及其区分。事实上，前面所举的羌族“羌戈大战故事”便是类似的例子。羌族知识分子重述的故事版本，其中有战争、迁徙、英雄，也有弟兄分家故事，因此它是“英雄祖先历史”与“弟兄故事”两种历史心性的混合产物。羌族知识分子创造与接受这样的历史，其背后的“情境”便是，汉族历史文化教育使他们成为两种历史心性下的产物。无论如何，在对“羌戈大战故事”内容的关注上，汉族历史学者与羌族知识分子仍有不同。汉人历史学者倾向于注意故事中“羌人来自北方草原”，以此与中国历史记载中被打败而南迁的羌人历史联系在一起；羌族知识分子却喜欢谈故事后半段这“九弟兄”分居各地的事。

以下我再举两个例子。对于青藏高原东缘的“羌”，《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因此他们是被伟大的中国圣王舜驱逐到边缘去的“三苗”后裔；由其“起源”解释汉代羌人的凶恶难驯本质。在这述事中，汉晋时期中国人认为此“异族”起源于该族的一位“英雄”。法籍学者石泰安（R.Stien）研究古西藏文书中记 载的各部族起源传说。这些传说叙述各部族出于“四个或六个弟兄”，其中的“小弟或坏家 族”被驱逐到东北边境地区，成为一些“原始部落”的先祖（注：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古部落》，耿升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29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古藏人与汉人来说，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部落人群都是“边缘族群或异族”。然而，古吐蕃学者与中国学者却分别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下，建构有关这群人来源的不同历史述事。

另一个例子，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及的古“蜀人”起源问题上。汉代魏晋时蜀地之人，在整个华夏中是居于边缘的。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是蜀人最早的本土历史著作；书名“华阳”即有居于华夏南方边缘之意。在这本书中，他述说蜀（与巴）的起源称：“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注：此说亦见于《史记·三代世表》引谱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然而在此之前，常璩在本书中引述了另一个说法：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 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以上资料显示，蜀人常璩曾以两种历史心性来说明本地人的“起源”。一是在“弟兄故事”历史心性下，作者述说巴蜀、中州及其他地区的华夏都起源于几个“弟兄”；但承认“人皇居中州”，自己的祖先居于边缘（辅）之巴蜀。二是，在“英雄圣王历史”之历史心性下，他将本地古帝王的起源溯自黄帝；但承认黄帝为正宗，蜀的帝王为黄帝“支庶”。两种述事所显示的情境都是——当时的蜀居于“华夏边缘”或“中国边缘”。当前研究蜀人起源的学者，可能将蜀人起源溯及黄帝，但没有人或将之溯及这人皇的弟兄——这也显示华夏化的过程也包括一种历史心性的形成过程，以致于“英雄祖先历史”成为惟一真实的历史述事。

结语

一篇历史文献，与一篇当代人的口述历史，都述说许多的“过去”。将之视为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主要是留下这记忆的“当代情境”——特别是当代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或阶级认同与区分。由多元资料间产生的“异例”，们可以了解一时代社会“情境”的复杂结构，以及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这样的研究取向，打破了“历史学者研究过去”而“人类学者研究当代”的观念。事实上，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学者有关认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也使得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有许多重叠空间。

近年来我一直在羌族村寨城镇与相关文献中，从事兼具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尝试。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认同与区分体系。羌族村寨中“弟兄故事”口述历史的采集与分析（情境化），可以与人类学民族志知识（社会情境）相互印证。然而这并不是说，如此之口述历史其功用只在了解“当代”，真实的过去仍埋藏在许多的虚构之中。事实上在本文中我也说明，“弟兄故事”是一种诉说人群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与我们所熟悉始于英雄圣王的“根基历史”相比较，“弟兄故事”与“英雄圣王祖先”是两种不同历史心性下的祖先溯源述事。藉此了解，我们可以到文献中做田野调查（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对于“弟兄故事”与“英雄圣王祖先”两种历史心性的了解，可帮助我们解读《华阳国志》中有关蜀人起源的记载，以及《后汉书·西羌传》与古藏文文书中有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部落人群起源的历史述事，以及当代羌族知识分子的“羌戈大战故事”之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古今文献之述事中，都透露著述者的“华夏”边缘（或吐蕃边缘）概念及其变化漂移。

因此，由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角度分析史料，我们的目的仍在于了解历史事实；由此所得之历史事实，可补充、深化或修正史料表面所呈现的“历史事实”。在广汉三星堆文化与相关的“起源”问题上，考古发现无疑带来新的历史事实知识——古蜀地在商周时期即有灿烂的文明；中国人与其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但仍需进一步了解的历史事实是：我们如何诠释此灿烂文明与汉代巴蜀人之间的“断裂”，以及“多元”如何成为“一体”的华夏。根据“社会记忆”观点，这两个问题有密切关联。广汉三星堆文化有一重要历史意义被大多数学者忽略了。那就是，由汉晋蜀人对本地的文献记忆看来，当时他们已遗忘了这文化所代表的本地古文明，并将本地之过去“蛮荒化”或“神话化”（注：西汉末蜀人扬雄所著《蜀王本纪》，表达了当地人对古蜀君王的“失忆”。该文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在这段文字中，“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是将本地的过去蛮荒化；“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是将过去遥远化；“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是将过去神话化。）。考古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世界各古文明的衰败原因及其过程，三星堆文化与后世间的“断裂”及其衰亡之因也可以循此探索；此与三星堆文化后来被遗忘有关。

然而衰败并不表示它们必然被遗忘。曾在此中国西陲蜀地发生的遗忘与“蛮荒化过去”过程，值得我们探究；这也与多元文化如何成为一体之中国相关。当代族群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形成与延续，并非全然是生物性繁殖或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更赖于其成员之认同与“异族概念”（族群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以此观点来说“华夏认同”首先出现于黄河流域邦国的上层贵族间，然后逐渐向下层、向四周扩散。在地理上华夏认同向四方的成长扩张，主要透过其边缘人群的认同变化；不断有华夏边缘人群对本地古文明“失忆”，寻得或接受一位华夏圣王祖先作为“起源”，并在历史想像中将此“起源”之前的本地过去“蛮荒化”。在如此的过程中，汉代江南吴地的华夏相信春秋时吴国王室之祖为“周太伯”，本地在太伯来到之前是一片蛮荒，因此对于当地良渚文化以来的精致文明所代表的过去失忆。西方蜀地的华夏，也相信蜀之贵胄为黄帝后裔，遗忘了三星堆文明所代表的本地之过去，或将蜀的过去神话化与蛮荒化。黄帝、大禹或一位商周贵裔不断被攀附而成为一些华夏边缘族群的祖先，华夏边缘（华夏观念中的异族）便在如此的过程中向外迁移，边缘内的“多元”也因 此成为“一体”。

记忆与认同的相关理论，在西方曾引发对近代国族认同与相关文化建构的讨论——学者指出，人们认为是相当“老的”国族与其传统文化，经常是近代的建构（注：Anderson，Benedict，1991，Imagined Communities.Rev.edition（London：Verso，1991）；Ho bsbawm，Eric ＆ Terence Ranger ed.，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受西方学界“想像的群体”与“传统的建构”等说之影响，近年来历史与人类学界也流行借着这些“近代建构论”来解释中华民族与相关历史的近代建构过程（注：Litzinger,Ralph A.，1995，“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in Cultura 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Ed：by Stevan Harrell(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Diamond，N.，“Defining the Miao，”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譬如“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之说，在此种分析模式中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国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想像与建构（注：沉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期，1997年，1－77页。）。此种理 论原来便有以“近代”割裂历史延续性的缺失。对于有长远历史文献传统的中国，此种理论更显其不足。中国深远的文献传统以其原有形式，或转化为口述、图像记忆，不断在汉人内部的阶层间、汉与非汉的边缘间传播，衍生新的社会记忆，并因此改变“中国人”的定义与内涵。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一清代畬人家族祖图，首页便将家族起源溯自“黄帝”。汉晋蜀人追溯祖源于黄帝，与一清代畬人家族自称为黄帝之裔，都可说是两千余年来中国人直接或间接攀附共同祖先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与历史 篇6

关键词：文学;历史;史观

文学即人学，反映人的生活、社会、心理等主题，而人类的历史则是世界客观发展的过程，两者实际上有许多交叉的部分，难以完全的区分开来。文学是相对主观的艺术，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和倾向性;历史则是一门科学，即便对历史的记录难免主观，但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规律性的存在是真实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遇合方式，一类是历史的文学化，如阅读性很强的史料;一类是文学的历史化，如历史小说。

首先，对历史的记载可以带有文学性，即文学化的历史。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国度，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注重历史的编修，并朝代相传。自夏朝开始，中国古代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记录国家大政和皇帝言行，并成为一种传统。周代便有《春秋》一书，微言大义，运用“一字寓褒贬”的手法，既影响了后世的历史撰写方法，又创造了独特的文学写作手法。其它历史著作如《左传》、《战国策》等，都以一种不失客观的态度，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各诸侯国的历史，文学史上仍习惯把这些历史著作看做古代叙事文学的先导，其描写历史人物和战争场面，生动形象，对小说发展有奠基的作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一部文学性极高的历史巨作，每篇都可以当做人物传记来阅读，对人物的刻画精致到动作神情的描绘，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具有戏剧性，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创作素材，也极大影响了文学写作方法。

文学描写历史，是文学与历史互动的又一方面，即历史化的文学创作，在对这种文学进行研究时，需要对相关历史有清晰的认识。与中国不同，西方文学起源于神话史诗文学，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等，吸收了神话、历史因素，描写了英雄人物的事迹和著名战争，表达对英雄的讴歌赞美。在中国，文学也从没有离开对于历史的关心，古典小说中对历史故事和英雄人物进行演绎的小说也有很多，著名的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保留大致的历史框架，依附于历史进行再创造。

关于历史的文学创作除去对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直接描述以外，还应包含以历史作为人物活动背景的写作。19世纪的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以文学性的虚构再现时代历史环境，完成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如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常被看做时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他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直接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与历史的某种联系，他的作品可以当作历史研究的形象资料。另外，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国晚清的谴责小说等在历史性上暗合，都具有反映社会历史的作用。

细思我国的文学创作，既有历史小说创作传统，在近现代又受到革命和政治话语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历史感，这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特点。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对于政治运动、革命历史的热情远超过对人本身的热情。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变幻，革命战争是文学的主题，产生了革命历史小说，主要反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如土地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建国后的土地合作化、农村改革等。在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到完整的20世纪中国近代史，看到共产党的发展史，它们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底色。

在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传统历史小说写法的继承，如《铁道游击队》、《红岩》等作品，往往对大规模革命战争进行直接的描写，人物以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作为原型，对其革命或战斗经历的描写带有英雄传奇色彩，可以算作正史的传奇。除此之外，大部分小说以虚构的工农兵为主人公，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重点表现的对象，人物能够体现阶级立场，突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典范的土地革命叙事和合作化小说就是如此，其文本可以作为革命政策和方针的具体阐释，如详细表现土地革命具体过程的《暴风骤雨》，反映农民合作化运动的《创業史》等作品。

还有一部分小说作为典范革命叙事小说的逆反，又被称为新历史小说，是一种超越历史的小说创作，虽仍离不开历史题材，但已是将历史作为背景内置其中，用书中虚构的世界来影射现实。在对革命历史的缩影透视中，增加了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人情的表现，作品的历史性叙事也变得更加个人化了，相比之前的文学创作，历史的比例缩小，而开始了向文学性回归。如《白鹿原》表达儒家文化传统的怀旧，思考对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建，莫言在《红高粱》中，感叹原始生命力的衰退。这些创作的内涵外延都超越了对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革的狭隘再现，关注更多层面的话题。

当下，文学与历史保持着某种距离，许多文学作品不再关注正史的呈现，出现了一些架空、玄幻文学，或是完全表现个人内心的文学，呈现出现代主义的特征。我国文学中独特的历史感和历史关怀正逐渐消失，甚至出现了对历史篡写与颠覆的穿越文学，将历史变为文学创作肆意“意淫”的对象。人们对于历史的重视程度降低，导致对史实不清的同时，也让人们对与历史相关的文学艺术创作缺乏认同感和理解力，而当一个以具有悠久历史和史传传统的国度，对艺术中的历史表现毫无感觉时，也是一种悲哀。

历史影像与历史意识 篇7

关键词：历史影像,历史意识,《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阳光灿烂的日子》属于姜文

在第六代导演群体的作品中, 记录生命个体的成长经历, 表现青春期独有的焦灼与轻狂的, 是司空见惯的, 这也是这一代导演在创作特色上的最大共同点。姜文虽然不愿意被划入到第六代的阵营中, 然而他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却仍然是一个关于青春成长和个体经验的故事。《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 原小说充满了青春期的混乱无序和对性的好奇与窥探心理, 因无知而猜忌、而嫉妒, 进而引发出无边的焦躁和易怒情绪, 加上王朔文学特有的痞气和流氓气, 营造出一个看似自由不羁实则毫无智性和理性的青春世界, 年少的无理和轻狂及对知识和理性的疏远, 令这部小说怎么看都和阳光、灿烂、美好等字眼挨不上边。而到了电影中, 改换了的片名大张旗鼓地将那段青春岁月定性为“阳光灿烂的”, 导演有意加上玩避孕套、作弄老师、跳烟囱等情节以增添影片的趣味和浪漫气息, 甚至导演急切地在影片一开始便试图奠定本片的风格基调, 雄壮浑厚、豪情满怀的男声歌唱贯穿整个开头段落, 流畅而充满动感的镜头运动和快速剪辑展示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 画面中明黄尘土飞扬和大红旌旗招展, 阳光是如此灿烂, 英雄人物建功立业的好时代来到了。因此, 原小说事实上只提供了一个故事的核, 关于时代、关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等观念层面上的内容则多半已经被导演置换掉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阳光灿烂的日子》属于姜文, 而不是王朔。

二、《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成功地处理“文革”题材的影片

在中国制作与“文革”有关的电影, 对微妙的尺度应把握准确。《阳光灿烂的日子》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影片颠覆了自新时期以来由《泪痕》、《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小街》、《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镇》、《活着》、《蓝风筝》、《霸王别姬》等一系列影片确立的对“文革”进行或温和或尖锐的批判姿态和反思精神, 而是将充满无知与盲目的非理性, 同时又表现得轰轰烈烈的社会与时代置于故事背景中, 正面表现“文革”时期北京某部队大院里的一群孩子逃离家庭和学校的管束, 远离人类的知识和精神生活, 在闲逛、打架、滋事和“拍婆子”的混沌中成长的经历。影片主动放弃了前辈电影人围绕“文革”进行的关于社会历史的沉重思考, 而以一种个人化的浪漫主义怀旧情绪、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青春乌托邦梦想及完全世俗化的情感经验, 冲击着90年代中期年轻观众的观影经验和历史想象。对此, 台湾电影界的资深人士焦雄屏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姜文对青春的回顾绝不像第五代导演有那么多沉痛和反省, 他的喟叹是对青春的恍惚和留恋, 是对青春骤然消失的怅惘, 然后更多的是对青春及那个时代的讴歌, 与第五代导演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他在片中几乎没有触及‘文革’, 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文革’初期的底色”[1]。可以说,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个有关青春成长的故事, “文革”是成长的背景, 然而影片却与“文革”的历史无关。这一叙事策略无疑使影片彻底摆脱了反思历史和政治的沉重枷锁, 尽情表现世俗化的情感经历和体验, 尤其青春期的情感体验, 更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忘记的生命中的一部分。以世俗化的叙事策略躲避宏大的社会历史主题, 消解历史的深度, 这与90年代中期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大众文化在心理需求上是完全契合的。

三、有关《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批评

《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疑是一个成功地处理“文革”题材的案例, 但有关本片的批评意见不绝于耳。有人对影片中表现出的对待历史的态度提出了质疑, “阳光是灿烂美丽的, 然而阳光又是温暖愚昧的, 它过分的明亮给人的感觉就是黑暗。《阳光灿烂的日子》很美, 可不是那个年代的美, 而是电影创造的美, 颠覆已有的书写并非它的用意, 它的目的是想把历史倒过来读”[2]。另有学者则给予了更为尖锐的批评, “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快四十岁的成年人, 并不是向我们讲述一个谎言的故事, 一个有关谎言的产生、运作过程, 人们如何和谎言生活在一起的情况, 而是力图把它们表现得真实, 把谎言的生活变成真实的生活, 把没有阳光的岁月变成阳光灿烂的日子”[3]。还有论者在肯定其外部电影形态的同时批评其思想内核上的缺陷, “谢晋的好莱坞经典电影模式、陈凯歌的新电影技巧都被弃用, 运用了大量现代商业电影的技巧, 在这种电影技巧成功运用的背后, 我们能够发现作者暗含的对‘文革’本质的遗忘倾向, ‘文革’在影片中不再有以往电影中压抑痛苦的表象。我们民族是否已经再没有勇气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历史?‘文革’是否真的应该被看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可能对于影片中的孩子们来说是这样, 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这样的吗?这值得深思”[4]。上述批评意见都指向影片思想内涵上的不足, 表达了对导演举重若轻地处理“文革”题材的态度的不满。然而, 有些指责则属于持论过苛, 如认为没有勇气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批评就显得不尽公允。事实上, 影片以青春期的孩子视角解读历史, 承继了原小说的叙事视点, 这也是本片在艺术构思上的一个独特之处。问题在于《阳光灿烂的日子》采用了非成人化的视点回忆“文革”, 但同时在影片的思想内涵上又表现出了只有未成年人才有的那种无知无畏的思想倾向。与同样关注青少年生存状态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四百下》等相比, 本片在思想意识上显得有些玩世不恭, 这才是真正为人们诟病的地方。假如我们将本片与田壮壮的《蓝风筝》作一比较, 就会发现, 这两部同样通过未成年人的视角表现“文革”岁月的影片, 前者以一种无限温情和感怀的姿态, 对那个时代里年少轻狂的青春岁月进行了深切的缅怀;后者则充满了肃杀的历史气氛, 孩童的天真烂漫与成人世界的肮脏丑陋构成了极具情感张力的反差, 并由此生发出对社会及时代的无尽反思, 毫无疑问, 两部影片在拍摄完毕之后的反应也是不同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叙事视角问题也颇可疑。马小军的视角在故事内部属于未成年人, 然而自始至终伴随着影片的中年男声旁白则不时地提醒着观众, 影片其实是一个中年男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对自己放浪形骸的年少时光的模糊记忆, 有时候这种回忆的真实性甚至会被自己推翻, 进而陷入到真实与幻想交杂不清的境地之中。特别是在莫斯科餐厅过生日时马小军拿酒瓶捅刘忆苦的那个段落, 导演以画面的戏剧性回放与清楚地表示难以准确讲述历史的旁白, 无情地推翻了先前的电影讲述, 对一本正经的观众进行了一番戏耍, 而此前一系列故事情节因此无法继续保持真实性。成年的马小军坦白了自己对过去的遗忘和讲述真实的困难, 这一举动既消解了讲述者自身情感经历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又暗含了导演在对待“文革”问题上采取的局外人式冷眼旁观态度。这样, 旁白代表的主观叙事视角就成了导演为精心设计叙事圈套必需的一个工具。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导演事前就挖好了一个陷阱, 然后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骗取观众的信任, 正当观众完全进入这个叙事氛围之中后, 一下子就掉进导演的陷阱里了。本片旁白起到的作用就在于此。没有旁白, 单靠画面、叙事上的自我否定是很难表现的。此外, 偏黄的暖色调太阳光照明, 仰拍镜头、运动镜头的大量运用, 镜头剪辑的酣畅淋漓, 环境音响的细腻设计, 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和舒缓优美的《乡村骑士》歌剧音乐的使用, 本片对于各种电影技巧的娴熟运用, 不仅令影片颇具观赏乐趣, 还显示出演员出身的姜文在导演方面的非凡才华。

然而, 对各类电影技巧的娴熟运用与精神内涵中历史意识的欠缺, 是本片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奇特的矛盾。在视听形态上, 影片各部分的艺术表现都令人赞叹, 然而暴露出来的诸如历史意识不健全等问题, 却令人担忧。毋庸置疑, 姜文并不打算在影片中对“文革”的历史进行一丁点的冷静审视, 他固执地恪守着“拍东西越主观越好”的创作信条, 试图展示出一个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彻彻底底主观化了的历史图景。在这个主观得几欲迷失自我的历史图景中, 非理性的生命激情, 放浪不羁的青春情怀, 成为导演心目中最崇高的表现对象。生命的激情、昔日的情怀固然有艺术表现的必要, 但仅仅满足于激情的释放和情怀的抒写, 却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应有的追求。严肃的、有强烈历史意识和人道情怀的艺术家, 必定是个追求情感表现和现实关注两者平衡的人。如何面对“文革”历史, 是批判, 是反思, 还是选择遗忘, 依据各人不同的感受、体验和认识, 必然会有各自不同的态度和看法。然而, 高明的艺术家绝不会仅仅根据个体的感受看待和判断社会历史问题, 即使这样的认识角度可能会显得与众不同。对严肃的艺术家来说,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决定他必须站在他所属的民族和社会立场上, 就某个问题发表看法。姜文在创作中的努力创新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导演处女作中流露出主观化的倾向。虽然影片选择强烈地表达个人感受而淡化对历史本身的关注, 这一点显然与以往任何一部涉及“文革”历史的影片都截然不同, 但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意识的淡薄。再看姜文的另一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 这部同样涉及“文革”历史的影片, 继续实践着导演的创作理念, 以更主观化、个人化的叙事策略考验着观众, 显然, 姜文是准备在个人化的创作风格中继续下去了。

参考文献

[1]程青松, 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2:89.

[2]尹鸿, 何建平, 主编.百年电影经典.东方出版社, 2001:1027.

[3]崔卫平.幽深的, 没有阳光的日子———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叙事分析.书屋, 2002 (7) .

历史文学 篇8

第一, 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产生于当代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现象, 无疑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着和西方其他文学相同的共性。当20世纪西方先进地区的文学纷纷冲破传统现实主义所谓客观准确描摹现实的樊篱, 转而从个人主观内省的角度, 发现并且表现了从未有过的、全新的现实时, 也就给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众多后进地区作家做了一个极具号召力的示范。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几经艰辛所寻找到的拉丁美洲“神奇现实”, 正是通过他们独特的视角、深彻的感悟发现并且表现出来的“新的真实”。这里有着最不可思议的超现实神话奇迹, 同时又有着对现实生活最精确具体刻画。这真正是从拉丁美洲土著人眼里看见、头脑中理解和口中表述出来的“真实”, 是一种类似于“原型神话”的“真实”。

第二, 魔幻现实主义又存在着有别于西方其他文学的个性即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拉丁美洲“新的真实”的实质上。什么是“新的真实”的本质呢?荣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尔克斯在颁奖仪式上, 作了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长篇演说。他激烈地指出, “孤独”就是拉丁美洲的代名词。童思是说, 拉丁美洲之所以“孤独”, 是因为她落后、封闭、迷信、愚昧和僵化。“孤独”已经渗入了拉丁美洲的民族精神, 成为阻碍民族上进、国家发展的心理负担。这就是拉丁美洲“神奇现实”的内在含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发掘“神奇现实”的目的, 显然是要借此揭示当代拉丁美洲的民族孤独感和心理弱点以及她在西方先进文明的参照下所显示出的巨大差距, 从而警醒人们进行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 进而使拉丁美洲走向团结和进步。这一点, 是值得所有发展中民族和国家注意的。

第三,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 究其深层原因, 归根结底是拉丁美洲人民新的觉醒的表现, 是一种民族自醒和反思的开始。马尔克斯在那篇著名的演说词中说道:“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 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慌、动乱, 甚至数百年的战争, 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他充满信心地预言, 孤独的拉丁美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新生的、团结的、朝气蓬勃的理想拉丁美洲一定会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这种信念像一条无形的精神线索, 始终贯穿于每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中, 因此, 魔幻现实主义文文学的总体基调是乐观、积极、蓬勃向上的。正因为这些因素, 才使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在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条件下, 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的文学成就。

20世纪60年代, 革命的热情和自我肯定的意愿, 在拉丁美洲开启了一个以创作多产, 风格统一, 流传广泛为特点的时代, 它影响到音乐、绘画, 尤其是文学。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哼唱着巴西、南美、古巴的音乐旋律, 他们同情其国内的左派组织, 甚至参加类似于美国的比特尼克 (也称垮掉的一代) 那样的先锋诗歌运动。他们的共同理想是建立一个让人民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受益的社会模式, 他们的共同意愿是重新认识拉丁美洲民族的共同特点。但是, 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追捧以一种新颖的、震撼人心的、恰到好处的叙事风格来诠释这些思想的小说, 这样的叙事风格使拉美人觉得自己很时髦, 而这又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时髦感。

几乎所有的“文学爆炸”的小说家都接受左派思想, 他们以一种巧妙地将现代实验和拉丁美洲特有的生活、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文学聚焦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热带雨林, 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 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出现, 动荡的政治, 怪诞的历史, 对个性的无止境的寻求全都汇聚在这些文学巨著中, 它们那史诗般的语言不仅具有拉丁美洲的矛盾性, 还有对于欧洲来说的异域色彩和革新性。对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的“正常”以文学角度的“魔幻”表现出来, 而对这些第一世界的读者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或者是神奇的事物却被描述得像普通的日常生活一样。但是这一代作家同样也受到了世界文学和现代大众文化的影响:阿根廷作家的小说交织着好莱坞的戏剧和探戈的历史, 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还创作了一个出演电视剧的人物。新小说试图寻找代表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的纷繁复杂的个性, 试图提出超出西方世界科学观想像的现实模式。在这种努力下, 出现了一种共同理想, 而这种共同理想则更加巩固了拉丁美洲化的概念。

“文学爆炸”的作家从丰富的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 这些历史传统植根于拉丁美洲几个世纪, 却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印加、玛雅、阿兹台克三大古文明至今仍为世人所称奇。他们以拉丁美洲黑人、印第安人或混血儿的感觉、知觉来审视生活, 变习见为新知, 化平凡为神奇。由于孤独、愚昧和落后, 外界早已熟视不怪的事物, 在这里无不成为“世界奇观”;相反那些早被文明和科学唾弃的陈规陋习却在原始的非理性状态中成了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或惊讶、或怀疑、或平静、或气愤, 无不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

由于魔幻现实主义常以拉丁美洲的文化特性为表现对象, 不同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的对比贯穿了许多作品。比如《这个世界的王国》中黑人的宗教信仰对白人的人生哲学、《玉米人》中的印第安人的原始思维对玉米商贾的现代意识等诸如此类的比照, 无疑是表现拉丁美洲多种族文化、信仰和习俗并存、混杂的历史与现状的最佳方式之一。

“文学爆炸”直接的改变了全世界对拉美文化的看法。“文学爆炸”使得全世界的“新兴作家”都将富恩特斯、马尔克斯或略萨这样的作家看作他们的导师顶礼膜拜。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文学爆炸”已成历史, 魔幻现实主义也不再像以往炙手可热, 然而它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却永远不能被抹煞, 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任何一种文学流派所不能匹敌的。因此, 在学习拉丁美洲文学史时, 魔幻现实主义永远是重中之重, 对其作品的分析更是永无止境。

摘要：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文学爆炸”已成历史, 魔幻现实主义也不再像以往炙手可热, 然而它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却永远不能被抹煞, 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任何一种文学流派所不能匹敌的。因此, 在学习拉丁美洲文学史时, 魔幻现实主义永远是重中之重, 对其作品的分析更是永无止境。浅析了文学爆炸在拉丁美洲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并对与之密不可分的魔幻现实主义一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拉丁美洲文学,文学爆炸,魔幻现实主义

参考文献

[1]Estébanez Calderón, Demetrio, Diccionario de Términos Literarios, Alianza Editorial S.A.Madrid, 1999.

[2]Carpentier, Alejo, El reino de este mundo, Editorial La Oveja Negra Ltda y Editorial Seix Barral, S.A.1983.

[3]Palencia-Roth, Michael,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la línea, el círculo y las metamorfosis del mito, Editorial Gredos, Madrid, 1983.

历史教学宜关注历史细节 篇9

一、历史细节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其思考学习内容

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课文内容的选择及其呈现和表述方式, 会对学校和教师的历史教学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2011年版) 》直接以“点—线”结合的方式呈现课程内容。“点—线”结合方式的关键是“点”。“点”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历史事实, 代表了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类历史现象的基本特征。同时, “点”也是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 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其思考的学习内容。而历史的细节有很多, 不可能在课文中一一载明。这就需要教师围绕教学主题, 简明生动地补充教学细节。例如, 《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一课, 对农村改革的背景情况, 教材仅“1978年, 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 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一句带过。人民生活究竟困难到何种严重程度, 学生肯定浑然不知。笔者补充了这么一个历史细节:1977年11月上旬, 主政安徽的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 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 在阴暗的房间里, 见锅灶旁边草堆里, 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 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 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 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 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 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 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 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 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 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 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 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她们也没有裤子穿, 天太冷, 他们冻得耐不住, 就蹲在锅边暖和些。”补充的这一历史细节, 生动地道出了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窘境,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发其思考学习内容。

二、历史细节能“活化”历史情境、提升学生历史认识

生动的细节描述和分析, 能使学生走进历史情境, 使历史具有立体感, 栩栩如生, 惟妙惟肖, 真正地活起来。教师通过历史细节巧设疑问, 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活”起来, 通过活动引导, 让学生在师生互动中“活”起来。在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中, 笔者展示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四大困难, 即“打不着、打不准、打不死、兵力少”。“打不着”是因为清军枪炮的射程有限:清军兵丁使用的鸟枪用铁制成, 射程约100米, 射速为每分钟1~2发;英军使用布伦威克式枪, 枪身长1.42米, 射程300米, 射速为每分钟3~4发。“打不准”是因为清军的许多火炮没有炮架, 是固定的, 一些炮架的调整夹角也不能左右活转, 更没有瞄准器具。“打不死”是因为枪长2.01米, 铅弹丸重1钱, 装填火药3钱, 杀伤力比较小;而英军使用布伦威克式枪, 弹丸重53克, 杀伤力比较大。鸦片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斗, 都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 当战场上的硝烟散尽之后, 不得不惊愕地面对悲惨的事实:清军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战舰或轮船, 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兵力少”是虽然在本土作战, 但清军兵力分散, 临时拼凑。鸦片战争中较大规模的战役有12次, 绝大多数战役中清军的兵力与英军相距不远, 但因为清军调兵的速度太慢, 邻省30~40天, 隔两省约50天, 隔三省约70天, 隔四省约90天, 而当时英军从英国本土调集军队所花时间不过30多天。因此, 每次战役总是英军占了兵力上的优势。笔者“活化”历史情景, 引导学生分析清军在战场上的全面落后, 进而层层深入推进:“军事落后的原因是什么?”“经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引导学生得出结论: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源。就这样, 通过历史细节, 分析历史现象, 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历史认识。

三、历史细节能突破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 一般来说是某个比较抽象、不易理解的知识点或环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 突破教学难点一直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教学难点处理不当, 不但会使教学目标难以完成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而且会使学生产生厌学历史的情绪。那么, 初中历史教学难点怎样有效突破呢?利用历史细节来突破它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例如, 《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一课, “人文主义”是一个相对抽象难懂的概念。笔者先引用《十日谈》“第四天序”的一个历史细节:一位父亲将儿子从小带至深山中隐修, 以杜绝尘世生活的诱惑。儿子到了18岁, 随父亲下山到佛罗伦萨, 碰上一群美丽的少女。头一次见到女性的小伙子问父亲这是些什么东西, 父亲说这是些名叫“绿鹅”的“祸水”。岂料一路上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的儿子却偏偏爱上“绿鹅”, 恳求父亲让他带一只回去喂养。之后, 笔者又引导学生观察《蒙娜丽莎》画像, 发现蒙娜丽莎是“一位市民妇女”, 她“处于画面中心位置”, 她的“表情在微笑”, 她“温柔典雅”, 她的笑是“甜蜜的”, 等等。然后层层引导:从题材上看, 蒙娜丽莎是现实中的人, 不是神, 摆脱了宗教题材的束缚。因为在以往中世纪的画中, 都是以神为中心, 人是神的奴仆, 甚至根本不出现, 如《牧羊者基督》, 人被异化为基督脚下的一群温驯的绵羊。蒙娜丽莎是个妇女, 是第一个人间的女性形象。按照教会的观点, 女性是邪恶的, 所以中世纪绘画中的女性要么扭曲恐怖得好像女巫一样, 要么神秘、刻板、高高在上, 不食人间烟火。教会说人们的幸福在天堂, 反对人追求现实的幸福。而蒙娜丽莎却如此甜美和典雅, 特别是她的微笑, 恰恰表现了对现实幸福的憧憬, 人活着就是要追求美好的现实生活, 这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么一来,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的自然欲望, 反对禁欲主义;批判封建等级, 提倡人类平等;揭露教会虚伪, 批判教会神权统治等这些内容, 学生不仅了解了它, 还大致能明确文艺复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为什么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同时为下一子目“新航路的开辟”做了铺垫。

四、历史细节能培养学科素养

由教育部新近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 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 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 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提高人文素养”。当下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无中心、史学无神韵、观念无灵魂”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教师要进一步认识历史教学的价值, “为素养而教”的教学目标应该更加清晰。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 应本着“少而精”的素养原则, 寻找“最有价值的知识”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历史细节能很好地担当这一职责。教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单元时, 笔者把“最有价值的知识”放在理解“民心是一个执政党的生存之本”上。国共双方军事较量的背后, 实则是政治较量、经济较量, 归根到底是民心的较量。重庆谈判中中共的和平诚意和“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建国口号, 赢得了民心。土地改革中“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更是赢得了民心。为佐证中共深得民心, 笔者提供了这么一个历史细节:解放战争时期战争条件最艰苦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野兵力少, 粮食不足, 大军常常是“数着粮食打仗”。一野在陕北和晋北交界处攻打佳县时, 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没有粮食。毛泽东问彭德怀打佳县需要几天, 彭德怀说要三天。毛泽东算了一下, 打三天仗, 大概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于是, 毛泽东找来佳县县长, 对他说:“大军要打三天仗, 请县长筹三天的粮食。”佳县县长说:“可以。第一天让老百姓把坚壁清野的存粮拿出来, 够大军吃一天;第二天把全县的青苗都割了, 够大军第二天;第三天把全县的驴都杀了, 够大军第三天。”佳县战役打响后, 佳县的老百姓支前队伍扛着和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 解放军官兵打到哪里, 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佳县的后方, 佳县的百姓吃的是树叶和树皮, 这些都吃光了, 实在没有东西吃了, 就吃观音土。攻下佳县后, 据《佳县县志》记载:“佳县三年没有驴叫声。”为此, 毛泽东十分感动, 他给佳县县委书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面前。这一历史细节, 完美地诠释了“得民心者昌, 失民心者亡”这一硬道理。

初中历史教学需要乡土历史 篇10

一、乡土历史是生动的直观教材

美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 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多年来学生认为课本上的历史事件离现实太遥远, 学习历史没有实用价值, 因而提不起兴趣。而乡土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土生土长, 学生对此有一知半解, 可以大大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

比如, 对初一新生讲宗教的时候, 学生不感兴趣, 于是笔者就添加了乡土历史的资料:本市孔望山的南麓的汉代佛教摩崖造像, 属于东汉晚期, 比前秦苻坚时期敦煌莫高窟的佛教造像约早二百年。这时, 学生们的兴趣已经被引起。笔者接着说:孔望山摩崖造像中, 一百余尊人像各具姿态, 最大的一点五四米, 最小的仅十厘米。以三尊立佛和三尊卧佛较为突出。那么, 佛教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统治者为何如此重视?带着疑问, 我们一起学习。由对乡土历史的兴趣逐渐迁移到历史学科的学习, 从而为历史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二、学习乡土历史,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著名教育家加里宁说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 是从深入认识自己故乡开始的。”乡土历史就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爱祖国教育不可缺少的好素材。连云港城风景秀丽, 人杰地灵, 有许多名人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 丰富了当地乡土历史的内容。比如, 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 因在此登山望海, 世传其山为孔望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曾三次来到海州, 并留下了十四首诗词;《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曾任海州沭阳主簿, 对海、沭一带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是一部与我市花果山有着血肉联系的文学巨著, 被拍成电视剧后更是家喻户晓……有这么多名人都在我们的家乡生活过, 大家有何感想呢?此时, 班级的气氛活跃起来。

家乡辉煌的过去、灿烂的文化、名人的事迹是学生引以为豪的最佳材料, 可成为激发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生动教材。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 促进对家乡现状的探究, 培养他们为建设美好家乡和中华民族腾飞而努力学习的志向。

三、学习乡土历史,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

让学生走出课堂关注乡土文化, 能培养学生以“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为核心的人文关怀情感, 强调人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连云港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锦屏山桃花涧、孔望山、将军崖以及东海县大贤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和发掘, 说明四五万年前的人类就曾在这里繁衍生息。1981年, 在锦屏山南麓将军崖发现了一幅属于原始社会的岩画, 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岩画时代最早的一处岩画, 也是岩画艺术在汉族地区的首次发现。

随着将军崖岩画知名度的提升, 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然而, 人们对这处宝贵的文化遗存的保护意识却非常淡薄。虽然, 桃花涧景区现在进行了一定保护, 但岩画刻像变得模糊不清, 出现了严重的损坏。

当笔者在课上讲解这些内容时, 课堂沸腾了, 学生们为了保护石刻纷纷献计献策。有人说在石刻的上方搭建筑物;有人说加强石刻周围的保护;还有人说应该在桃花涧门票的背面印上宣传口号, 提醒游客在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文物。笔者的课堂增强了学生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培养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

四、围绕乡土历史的活动课,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 即教育不能割断与生活的联系, 教育就是经验学习、重组或改造的活动, 经验从做中学。因此, 应当积极转变教学理念, 调整教师教的方式和转变学生学的方式, 立足“学以致用”。

最近, 学校要求各学科编写校本教材, 而笔者则将校本教材与学生的综合实践课相结合, 给学生布置的课题是“连云港历史的变迁”, 并做了适当的分工:第一组学生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去了解家乡社会生活的变化;第二组学生用新旧照片的对比来证明家乡城市面貌的变化;第三组学生到博物馆、民俗馆查找资料;第四组学生采访身边的老人, 收集口述史料。但是这些活动单靠初二学生无法独立完成, 所以笔者带领学生走上社会多实践、多体验, 使广大学生在参观学习中深切了解家乡悠久的历史和今天的腾飞, 从中得到激励和鼓舞, 并立志投身到现代化建设中去。

历史文学 篇11

严肃的历史文学作品，应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如今流行的观点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就人物和情节而言，历史小说或历史剧，应该在时代精神、情节脉络、细节还原这三个层面，大体实现《三国演义》所谓的“三分虚、七分实”，才能算得上基本成功。

由孙皓晖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就在这三个层面较好实现了虚实之间的平衡，笔者将从以下各方面对其逐一进行分析。

从缝隙中倒推时代精神

假如将一部历史小说比喻成人体，那么它的细节还原相当于皮相，决定着作品能收获多少直观好感；情节脉络相当于骨架，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时代精神却相当于灵魂，直接决定着作者所站的高度、作品的思想深度。

看看近年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不论那些本就是在消费历史、消遣历史的种种戏说雷剧，即使是一些创作态度严谨端正、也算得上“符合历史”的正剧，观看起来仍不时让人有天雷滚滚之感：凛凛风骨的先秦士子被塑造成懦弱猥琐的书生，杀戮无算、开分封制倒车的项羽被吹捧成“具有民主思想”的“理想主义者”，金戈铁马的赤壁之战成了帮会火并，开放坦荡的贞观君臣变成钩心斗角的满清宫廷……诸如此类的反面教材，实在不胜枚举，也不知这类“故事新编”将伊于胡底。何以如此？正在于时代精神的错位。

好在，《大秦帝国》避免了这样的覆辙；甚至可以说，对时代精神的刻画，正是这部作品的最成功之处。孙先生并不讳言，《大秦帝国》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其主题正在于被他归纳为“强势生存”的时代精神，作品是从大大小小的多个方面对该主题进行阐述的：大的方面，譬如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变法，反映了当时的“求变图存”精神；通过赵武灵王、李牧、蒙恬等名将痛击匈奴的一系列战争，反映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精神；通过秦始皇灭六国、创设全新文明，反映了追求统一的精神；通过稷下学宫的自由论战、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反映了当时士子自由坦荡、兼容并蓄的精神……小的方面，诸如刚烈血性的尚武之风，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淳朴真挚的上古民风，热烈率真的男女爱情，“言必信，行必果”的侠义作风……几乎无所不包。

有观点认为，这些内容大多史料无载，都是作者自己的虚构与美化。笔者认为，从“证据”的意义上讲，的确如此；但从“逻辑”的意义上讲，这些虚构与美化都是成立的。孙先生曾将自己的写作比喻成“侦探破案”，即从语焉不详的史料记载中，结合当时的时代精神，通过合理的历史逻辑，倒推出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这类例子也有很多：譬如小说中，历代秦王都极为勤政敬业，尽管没有史料记载，但《秦始皇本纪》《淮南子》都有对秦始皇操劳政务的评价，联系到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惊人的扩张势头，我们完全可以推断，之前的历代秦王同样也有可能是工作狂，否则无以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再比如墨家干预秦国变法，批评意见同样以为此事于史无据，但一方面根据《吕氏春秋》等作品记载，田鸠、腹朜、唐姑果、缠弦子等墨家大师均在秦国留下过足迹；他们身上又体现出浓烈的兼爱情怀、侠义精神，因此理论上仍然存在出手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了更加突出时代精神乃至自己的创作理念，有时甚至直接改动《史记》的记载，但仔细推敲起来，这并非随心所欲的“篡改历史”，而同样是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进行的变动，这点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商鞅的结局。孙先生曾特地在自己的《原生文明启示录》一书中，用一整个章节来阐述《商君列传》中的种种疑点，列出了十二个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并通过推理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最终得出结论：商鞅并非反叛兵败被杀，而是主动护法就刑而死。这一改动固然颇显大胆，但却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同时，《战国策》中也有商鞅主动归秦的记载，无论是从逻辑推理还是史料选择的角度讲，都可以自圆其说。尽管历史真相如何仍然见仁见智，但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样设计完全无可厚非，它既使商鞅这一经典形象的塑造达到完满，也使广大读者更加深刻地体味到了当时属于所有变法者的殉难牺牲精神。

在裁剪中突出情节脉络

《大秦帝国》较为人诟病的一点，便是小说剧情与史料（主要是《史记》）的出入。批评者大多认为，小说存在着大量人物出场年代错乱、身份张冠李戴等纰漏，更有人翻出孙先生自述的那句“大秦帝国没有虚构一个重大事件……所有有姓名记载的人物，所有著名言论，都是真实的”，拿小说中与史料不符的内容进行比对，俨然如发现真理一般自鸣得意。

严格来说，《大秦帝国》的确没有虚构一个“重大”事件———尽管在无关全局的剧情方面它虚构极多；《大秦帝国》中有姓名记载（于史料）的人物也都是真实的———尽管不少都有着诸多调整。

笔者认为，那些指责作品“篡改历史”的批评意见，其实多是批评者不了解文学创作规律所致，绝大多数均为挑剔和苛求。须知，历史小说虽冠以“历史”前缀，但其根本属性仍然是小说，需要将历史人物的命运、历史事件的脉络以文学化、戏剧化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就要求写作者在不违背自己创作理念和历史进程的前提下，对史料进行适当的剪裁，使之更富于戏剧冲突乃至艺术感染力，从而带给读者以审美体验。

这方面的反面例证是历史剧《汉武大帝》。总体来看，这是一部较为优秀的历史正剧，尤其塑造了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等经典形象，但其结构上的缺陷也同样不容忽视：全剧近六十集，前十余集一直在描绘与主线剧情基本无关的汉景帝诸事，从而使整部剧显得十分拖沓冗长，尽管它算得上“尊重历史”（严格来说，是史料），然而在艺术上却并不完善。

相较而言，《大秦帝国》所反映的从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的足足一百五十余年，刻画难度要远远超过《汉武大帝》：一方面，这一百五十余年间，涌现了无数历史人物，出现了无数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各种史料之间也有大量的错讹、断裂、相互抵牾，都令人无所适从，如果作者亦步亦趋地照搬史料，如《汉武大帝》那般面面俱到地铺开，只怕小说的文字量将远不止现有的500余万字，其散漫无序的结构也势必会耗尽读者的耐心，最终沦为一部流水账般的平庸之作，无非又一部白话文版的《东周列国志》而已。

事实上，作者成功避免了这一最大的陷阱，他秉持前述刻画时代精神的创作理念，对史料进行了精心的甄别与裁剪。笔者在相对详细地对《大秦帝国》的文本进行分析之后，总结出了作者的数条史料取舍原则：

第一，符合自己创作理念，至少是不违背的，原样采纳，如第一部的故事脉络，大体依旧延续了《秦本纪》《商君列传》的记载；

第二，不赞同《史记》价值评判的，给出符合自己创作理念的解释，如“王翦请田”一事，《史记》将王翦索要田宅的理由归结为秦王的多疑，小说则塑造成王翦为平息天下非议、故作姿态，如此处理，既使秦王用人不疑的坦荡胸怀更加突出，也赋予了老将王翦以更深彻的政治洞察力，还彰显了君臣之间的默契，使两人的境界更上一层楼，无疑是极为高明的调整；

第三，大体符合创作理念，但为了使情节更紧凑、矛盾更集中，从而进行若干调整：或者是历史人物身份的更改、出场时间的提前或错后，或者是对历史事件前后顺序的颠倒、几次小事件合并为一次大事件，或者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移花接木……类似的例子极多，最典型者便是第二部，为了更好地突出纵横邦交的主题，原本应数十年后才出现的战国四公子集体提前亮相，《史记》中的河西之战原本有两场，为了叙述的精练而合并成了一场；

第四，不同史料之间记载不同的，取最符合自己创作理念的记载，如苏秦的生平，尽管《战国纵横家书》云其在燕昭王、齐湣王时期活跃，为乐毅破齐的内应，但作者为了突出第二部的邦交主题，以及士子个人奋斗的命运，仍旧采用了《史记》的说法；

第五，史料所无，根据时代精神用自己的逻辑推演填补完整，如前述的诸多虚构之处；

第六，完全不合创作理念的，依自己的逻辑推演进行改动，或者一笔带过，或者不予采纳，如前述的商鞅结局。

综上所述，作者围绕自己的创作理念、各部主题，通过这些手段对史料进行裁剪，从而梳理出一条清晰完整的脉络，从而保证了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感染力。

百科全书式的细节还原

历史小说、历史剧中细节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它第一时间决定着读者和观众对这部作品的直观感受与接受程度。然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古典话本小说，还是今人创作的诸多历史小说，真正能令人满意的作品并不多见，历史剧更是凤毛麟角，看看每一部新剧播出之后，网上潮水般的吐槽声就知道了。

《大秦帝国》不然，作者不仅对《史记》《战国策》等史料有深入研究，对于当时的诸子百家典籍、诸多实用性方面的冷门文献，乃至文物考古领域也有广泛涉猎。作者曾开具了一个《大秦帝国》的参考书目，粗粗估算足有数百种之多，堪称蔚为大观。

尽管按真正“考据党”的标准来衡量，《大秦帝国》并非无懈可击，仍不时出现穿帮穿越之处，也有些作者自行虚构的细节，有“误导”读者当真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它对于诸多历史细节的还原算得上用心：从大的方面来讲，作品有对当时各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地理等方方面面的刻画，譬如对秦国法律的描写，就参考了《商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战争描写则综合了《尉缭子》《六韬》等兵书，还参考了宋代的《武经总要》，地理方面大量参考了《水经注》；从小的方面来讲，即使是普通的衣食住行、吃穿用住，作品也有一定的考据，譬如小说中出现的“法酒”“乐氏枣”，就来自《齐民要术》；“禹余粮”来自《博物志》，楚国黄金货币“郢爰”则来自出土文物。有网友为此专门编纂过《大秦帝国百科全书》，将这些知识性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字数达到了45万字左右，可见这部作品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堪称一部关于战国时代的百科全书。

丰富历史课堂,呈现历史精彩 篇12

一、积极引导，大胆尝试

大部分学生机智灵敏、头脑灵活，但考试成绩相差甚远，这都源于学生的个体差异较大：接受能力、兴趣特长、性格等都不同。这就要求老师对学生不能完全一视同仁，要因材施教。

在备课时应更多地切合学生的实际，对课本内容进行适当删减。对于一些教学内容可采用学生搜集资料表演的形式完成，也可以利用多媒体上课。还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开展辩论赛。如：对斯大林、拿破仑的评价，对辛亥革命的成败、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等，学生在讨论辩论中各抒己见，可能讨论争论会使学生争得面红耳赤，但多少能让学生把自己独到的见解说出来，打开学生的思想之门。

二、巧设问题，疑中进步

有疑，人才会进步。人类就是在不断探索中进步的。“学贵有疑”，“学则须疑”。只有在学生对所学的知识产生疑问时，才会思考为什么。只有通过思考才会深知其中奥妙，才会更扎实地掌握知识。

比如，必修1讲到“西周分封制”时，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封邦建国，目的是什么?分封的对象有哪些?分封形成了怎样的等级结构?分封的作用，前期、后期怎样?如果某诸侯有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是妾所生，二儿子和小儿子是妻所生，那么谁将继承诸侯之位呢?

当学生自主看书思考，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搞清楚了，自然就会对“封邦建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通过老师的层层设问，学生也学会了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三、运用地图，化难为易

教育界有这样的说法：史地不分。多看历史地图可帮助学生形成空间方面的理解，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一些空间跨度较大的历史事件的认识。“即图而求易”，直观性、形象性历史地图能帮助学生理清基本史实。这也是笔者在教学中深有体会的，是常用的教学方法。

例如必修一《国共十年对峙》，由于这一课内容复杂、头绪纷繁，书本在描述长征经过时却相当简要，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做了如下设计：让学生手绘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路线示意图，说说红军经过的主要省份、河流及有关事件。后来，课堂上学生借助书上的路线图和自己画的简图，把从瑞金出发到会宁会师的长征过程及相关事件描述得基本清楚。

例如必修二《新航路的开辟》，课上教者出示地图，以大西洋为界，先从迪亚士到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达伽玛到印度，麦哲伦环球航行。巧记葡萄牙支持的航海家往东，西班牙支持的航海家往西，航海时间顺序正好是一葡一西。一经总结，学生豁然开朗，而且记得很牢。这样就带动了学生通过地图找到适合自己的简便学习方法。

四、组织竞赛，积极探究

随着教育现代化的普及，教育资源给教学带来了便利。在教学中，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充分利用课后收集的资料，上课时通过竞赛形式展示各自的成果。

例如笔者在讲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对于战争背景的分析，让学生课后自己查资料在课上展示出来。有的学生补充了对北洋舰队的介绍及慈禧太后为了过自己的六十大寿而大挪海军军费的做法，另外还介绍了日本为了发展自己的海军全国上下如何节俭以用来购买军舰，等等。

通过学生课后自己主动学习，搜索材料，把中日之间当时的背景对比，同学们能自己分析得出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的原因。老师在整堂课中发挥了组织作用，学生真正发挥了主体作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激发了出来，知识视野也开阔了，比纯粹老师教的效果好得多。

五、优化语言，乐趣记忆

语言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重要工具，它运用得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学生对教师所教学科的兴趣高低，因此教师应该注意教学语言的锤炼与修养。

例如讲到必修一《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教师设计简单易懂的方法让学生记住。如：“李鸿章拿着伊藤博文送的一把酒壶(1895年)喝酒醉死(4月)了”，以记住《马关条约》签订的时间及人物，教学生用“一厂(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二亿(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三岛(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四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记住《马关条约》的内容。

如讲到必修一《南京条约》，运用同样的方法教给学生知识点，五个通商口岸：“上广厦沪宁”。

再比如必修二《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讲到经济特区时，教师归纳出口诀“汕珠厦深海”(山里的野猪跑到深海)。这样，通过谐音、浓缩方式记忆历史知识，既有趣味性，又减轻了学生学习负担。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应该与时俱进，跟上改革的步伐。发挥老师的作用，引导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思考历史问题。只有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教育才会进步，课堂才会更生动，学生才会受益终生。

摘要：传统的教学中, 教师是主宰。教师在课堂中几乎是在滔滔不绝地讲, 学生静静等待老师的灌输、等着老师给要点, 导致课堂气氛沉闷, 学生懒得动脑筋, 考试成绩不尽如人意。因而, 教学急需体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合作。

关键词：历史课堂教学,教学改革,交流合作

参考文献

[1]叶小兵.关于中学历史学科能力的研究.历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