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文学

2024-10-18

寓言文学（精选3篇）

寓言文学篇1

《庄子》、《韩非子》寓言在整个先秦寓言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它们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对后世文学有很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庄、韩寓言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对小说形成的影响

《庄子》中的某些寓言具有今日小说的不少必备特征, 具有今日小说的雏形。尤其像《说剑》和《盗跖》等几篇, 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技巧上, 亦无论从组织结构上还是从人物性格上看, 都可以说是很接近今日的小说了。

先说《说剑》中的《庄子说剑》。文章这么开始:“昔赵文王喜剑, 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 日夜相击于前, 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 国衰。诸侯谋之。”这就是故事的起因和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能否制止赵文王野蛮的欲好, 是扭转形势的关键, 因此太子悝不惜千金召募“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主人公庄子就在这时登场, 他辞却千金, 毅然承担了劝说文王的重任。他和太子去见赵王, 王“脱白刃待之”, 一片杀机, 令人惊怖。而庄子“入殿门不趋, 见王不拜”, 毫无畏惧。他顺着对方的心理, 巧妙地说自己是“以剑见王”, 又说“臣之剑, 十步一人, 千里不留行”, 使王大悦, 气氛顿时缓和。王便命他回舍休息待命, 第一次交锋暂告成功。接着“王乃校剑士七日, 死伤者六十余人, 得五六人, 使奉剑于殿下”, 乃召庄子试剑。死生成败, 在此一举。读者不能不为他捏把汗。没想到庄子却忽出绝招, 说“臣有三剑, 惟王所用, 请先言而后试”, 遂赋天子、诸侯、庶人三种剑。听罢“天子之剑”, 文王即已“茫然自失”;三剑说完, “王乃牵而上殿, 宰人上食, 王三环之”, 气不能定。“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 剑士皆服毙其处也”。整篇故事, 首尾完整、情节生动、紧张惊险, 波澜起伏, 扣人心弦, 并成功塑造了机智沉毅、履险如夷的庄子形象, 不能不说是一篇小说。

《盗跖》写的是孔丘以儒家领袖的身份, 自矜博能, 批评柳下惠“弟为盗跖为害天下而弗能教”, 主动要求前往劝说, 结果受到盗跖的严厉呵斥, 落荒而归。作者通过人物语言、行动及神态的细致描绘和对比、映衬, 把人物形象和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这种打破历史界限、虚设人物关系、虚构故事情节以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做法, 显然属于小说创作。

这篇寓言故事完整, 组织严密;情节曲折, 矛盾尖锐, 富有戏剧性;段与段之间联系紧密, 过渡自然;字里行间处处体现出作家的强烈爱憎感情和鲜明思想倾向。尤其本篇文笔之流畅, 描写之生动, 人物性格之突出, 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中运用了概括描写、肖像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对话描写、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等多种手法, 来塑造人物形象, 且主次分明, 剪裁得当, 重点突出。因而, 无论是孔丘的自以为是, 好为人师, 既固执迂腐又彬彬有礼的特征, 还是盗跖的刚烈暴躁, 盛气凌人, 粗鲁无礼, 既坚定自信又善于辩说的性格, 俱能跃然纸上, 可见可感。

《庄子》对小说的形成做出的贡献, 总的来说, 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上面所提到的盗跖和庄子的形象。其次是具备了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出色的环境烘托。如《盗跖》写盗跖“两层其足, 按剑膛目, 声如乳虎”和孔子“再拜趋走, 出门上车, 执辔三失, 目茫然无视, 色若死灰, 据轼低头, 不敢出气”等等。再者, 便是具有了曲折完整的小说情节。

《韩非子》寓言对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故事的曲折和人物形象生动等方面。如《犀首和樗里疾》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 这篇寓言作者就运用了小说的笔法详细地叙述了故事原委。文章第一段中, 作者交代了事情的起因和背景:犀首为天下名将, 秦王甚想使他为自己所用, 所以后来犀首得罪, 才会选择秦国为避难的地方, 并得到了秦王的善遇, 合情合理。在第二段中, 写故事的发展, 犀首受到秦王的重视, 引起秦将樗里疾的恐惧, 怕取自己而代之, 这亦是自私的心胸狭窄人的常态。于是便暗中窥视秦王和犀首之间的活动, 竟然施诡计窃听, 一旦得知秦王和犀首之间的密约, 便迅速泄露出去, 以至闹得朝野上下舆论纷纷。第三段为故事结局, 写樗里疾借机造谣, 陷害犀首, 使秦王对犀首失去信任, 迫使犀首离开秦国。这样樗里疾便不动声色地使秦王中计, 从而保住了自己的将军之位, 故事也自然结局了。全文层次清晰, 故事一波三折, 人物性格鲜明, 犀首的直率诚实, 秦王的急于求贤和易于轻信, 樗里疾的自私和阴险狡诈,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作品还有《齐景公之晋》、《季孙相鲁》、《薛公相魏昭侯》 (均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以及《棘刺母猴》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李季浴矢》 (《韩非子·内储说下》) 等等都具备了小说雏形。

二.对我国寓言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并峙的双峰。《诗经》之盛有《楚辞》与之继踵相夸;当《庄子》如椽的巨笔已延伸到诡谲的骷髅世界去探寻死后的自在时, 《韩非子》寓言正在现实的世界里为君主出谋划策。先秦寓言作为先秦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富有文学色彩的因素, 明显地形成了二水分流的景观。

庄子运用神话式的夸张和想象, 创造了一系列波诡云谲、光怪陆离的寓言形象, 像硕大无比而又能飞腾变化的鲲鹏, 丑陋残缺却又德气内充的至德者形象群:遭受刖刑的兀者王骀、申徒嘉, 道德高于圣人, 令孔子、子产这样的圣贤都敬佩, 愿“拜以为师”;颈上长了个跟脑袋一般大小的瘤子的“瓮大瘿”却深受齐桓公喜爱;尤其卫国的哀骀它, 其面貌丑陋无比, “以恶骇天下”, 但令人惊叹的是:“丈夫与之处者, 思而不能去也, 妇人见之, 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 宁为夫子妾’者, 数十而未止也。”甚至国君竟要将国政委托给他。这类在现实中绝难寻觅的形象, 无疑是神话中的怪异形象与庄子奇幻的想象力结合的产物。这些超现实的形象使庄子寓言弥漫在浪漫主义的氛围之中。

《韩非子》寓言多根植于现实生活。不仅寓言的题材来源大多源于历史故事, 而且寓言中人物也大多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如生活故事以小见大, 反映政治问题, 或作者对某些政策举措的见解, 如, 《韩非子·说难》有一则故事:

宋有富人, 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 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 而疑邻人之父。

《卫人嫁女》则以卫人之女因“私积聚”而被休, 讽刺当时的官吏无情地搜刮民脂民膏, 不但不以遭百姓唾骂为耻, 反以积聚钱财而沾沾自喜。《夫妻祝祷》 (见上文) , 韩非子以夫妻喻君臣, 意在说明“臣利立而主利灭”的君臣关系。 (当然未免有失偏颇) “狗猛酒酸”和“狗尝溺井”这两个故事说明权奸当道, 阻塞贤路;“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都讽刺不明察当前形势, 固守先王旧法治理国家的顽固、愚蠢的统治者。

从上面所讲可以看出, 《庄子》和《韩非子》寓言有着两种明显的倾向:一个是浪漫主义倾向, 即文辞瑰丽, 想象奇异, 惯用极度夸张和拟人化的手法, 充满着浓郁的神话浪漫气息;一个是现实主义倾向, 即主要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 以最敏锐的观察和理智的剖析, 以及直接表现人物见长。这两种倾向奠定了我国寓言文学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但是, 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的, 往往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能见到充满夸张和奇想的篇章;而在浪漫主义的篇章中亦能见到现实主义之作。这两种创作传统对我国后代的寓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而后代的寓言文学亦是循着这两种倾向而创作的。

三.丰富了我国语言库

庄、韩寓言引用了许多格言警句, 吸收了大量的民谚、口语, 经过加工提炼, 成为一种内涵深广, 并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后人读了这些作品, 从中学到了创造语言和运用语言的种种方法, 从而使祖国语言艺术得到丰富和发展。如:《庖丁解牛》中“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 以无厚入有间, 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我们今天所说的“游刃有余”即来源于此。《韩非子·说林下》有一则寓言:

有与悍者邻, 欲卖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矣, 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满贯也。”遂去之。

这是“恶贯满盈”的出处。这些话读起来都觉得似曾相识, 因为它们或是民谚、口语, 或为格言警句, 经过寓言作者的加工或后世读者的提炼, 己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的日常用语, 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寓言是一种古老而又独特的文学形式, 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取得繁荣。春秋战国时期, 叙事说理的散文取得空前发展, 无论是史家或士人诸子, 在著书立说时都以叙事为能事, 而寓言的突出特征正是借助故事进行形象化的叙事和说理, 既生动又透彻, 因此, 寓言的叙事性使它很快成为一种流行于当时的文章样式。《庄子》和《韩非子》正是迎着时代的脚步和需要, 出现的两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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