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解读

寓言解读（通用3篇）

寓言解读 篇1

汪曾祺的小说是“旧”的, 在他的叙述中, 总绕不开对于传统生活的深深依恋, 记忆在追溯中自然倾泻, 构成一幅幅流动的风俗画;汪曾祺的小说同时又是“新”的, 新时期以来, 当许多作家着眼于审视伤痕, 深化反思, 让文学“承担着沉重的社会功利效应”时, 汪曾祺却用平淡的笔调展现和谐, 让当时的人们发出“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惊呼。在这种“旧题新作”中, 汪曾祺所写之人不过是市井小民, 所言之事不过是日常生活, 但每次读罢, 却总让人有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这有赖于汪曾祺在小说中的“留白”。

一.留白:从绘画到文学

留白原本是中国画的技法, 它来源于我国传统哲学中虚实相生的思想。老子云:“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最精妙的景致往往无法以具体的形态复现, 而只能在抽象的无形里心领神会。留白即是通达无形的方法, 布景时, 画家计白当黑, 有意留出无笔墨着色之处, 这样, 便给予观者无限延伸的体悟空间, 景的灵韵由笔墨之外逸出, 达到“无画处皆成妙境”的效果。

文学作品中的留白与绘画留白有所不同。前者是通过“不画”留出空间上的空白, 笔墨之黑与所留之白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在观者面前, 而后者则是通过“虚写”留下可供思考的余地。这种“虚写”可以是直接的“不写”, 但更多的是“少写”、“略写”, 不事事言尽, 不把该说的话说全, 而将更多的文字“浪费”在看似与情节、主题无关的叙述上, 通过这种有意含藏的“虚化”, 曲径通幽地指向作品背后的意蕴。比起绘画的“黑白”分明, 文学作品中的留白无法让人一眼看穿, 而避实就虚, 以虚写实所造就的多重意蕴也并不仅能以感性体悟, 而更需要理性的介入, 合理的思考。

汪曾祺是小说家, 同时也是绘画的好手, 他曾说:“短篇小说越来越讲究留白, 像绘画一样…… (是) 空白的艺术。”在他的小说中, 留白技巧得到了广泛运用,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在叙述中凝练言语, 捋平情绪, 鲜有主观介入式的评论。《大淖记事》中, 保安队的刘号长仗势欺人, 强占了善良纯洁的巧云, 作者对整个过程的叙述仅有“拨开巧云家的门”和“走的时候留下十块钱”两句, 可谓省略至极, 但这两句话之间的空白却容纳下一整幕人间惨剧, 更饱含着巧云深切而无奈的悲愤。作者只叙不议, 将体验绝望、怒斥暴行的权利让给读者, 在留白处形成震撼人心的悲情效果。其二是在结构上弱化情节, “东拼西凑”, 造成故事发展脉络上的断裂与空白。在《故里三陈》中的《陈四》一篇里, 大部分的笔墨被用在闲话当地看会的风俗上:从店铺的准备, 满街的热闹, 到出会时的鞭炮、茶担子、高跷, 再写会中最有看头的城隍老爷, 之后又写回高跷, 直到小说最后陈四才出现。在叙述的不断转换中, 主角陈四被淡化, 其他的风俗描写也不知因何而起, 由何而终, 但散漫断续的情节之间有着内在的凝聚力, 在虚实相生的留白中, 一方水土的风情通过点点滴滴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三是在主题上的藏而不露。汪曾祺认为“小说不宜点题”, “把作者的立意点出来, 主题倒是清楚了, 但也就使主题受到局限, 而且意味也就索然了。”, 通过“话到嘴边留半句”的主题留白, 可以让读者在“未完成”的故事上构筑起自己的多样思考, 在反复揣度中体验思维的乐趣。

在叙述、情节等方面的留白, 造就了汪曾祺小说的画之美和意之远。一方面, 在描绘乡里回忆, 市井生活时, 汪曾祺往往用贴近于生活的平淡语言, 将与人物性格、情节走势并不相关的风俗民情大段地穿插于叙事之中, 留下与故事线索疏离的空白。但这种留白不仅没有阻隔叙事, 反而使小人物和他们的小日子更真切、实在, 形成“人在画中游”一般的画面美感。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陈四, 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 不会有什么跌宕起伏的人生体验, 但在乡里热热闹闹的“迎会”中, 他却平添了一股地方味儿, 一股生活味儿, 人物的悲喜与地方的风情在叙述之外交织, 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回忆里的真善美。由此, 有的评论家将汪曾祺的一些小说定义为“风俗画小说”, 他本人也是比较赞同的。

尽管汪曾祺的“风俗画小说”有着回归传统生活, 描绘风俗人情的审美价值, 但这并不意味着汪曾祺的小说里只有风俗之美,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留白技巧的运用也表现在对小说意蕴的拓展上。正如汪曾祺评价自己的作品《复仇》, 是一篇“空灵”而“不脱离现实”的“寓言性的小说”。小说结尾处的化仇为和, 看似只是一个虚构的情节, 实际上却与当时的现实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更是他“对中国乃至人类所寄予的希望”。“画之美”与“意之远”共存于汪曾祺的小说中, 而意旨悠远的这部分作品, 看似远离现实, 实则折射了对于现实的思考, 因而富有寓言性的色彩。

二.留白处的所寓之言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这样解释寓言性:“所谓的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作家在创作小说时, 往往并不只是为了叙事, 而是在上下文和社会历史的双重语境中阐发某种领悟, 进而给读者带来思考的空间。汪曾祺通过除尽火气的叙述, 使故事发展在平淡中缺少起落, 也使故事中人物内心的波动不易被发觉, 从而伏下的空白。尽管故事向前继续, 但由于读者并不能及时跟进人物的心理变化, 难免会有对于情节跳跃突变的不解, 进而构成情节上的留白。而当读者试图解释这种顺于情节, 悖于情理的故事时, 试图体会人物在其所处时空中的境遇时, 就会引出对于故事背后的、具有普适价值的小说意旨的思考。将残缺不全的故事重新补足, 从而窥见其意在言外的内蕴, 这就是由留白处领悟寓言性内涵的方法。

作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的“所寓之言”总是离不开人, 离不开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异秉》就是这样一篇关于人的寓言性作品。小说中, 人们追问近年来发达的王二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 他只得说了句“大小解分清”了事。而当天色已晚, 人们各自散去时, 不得志的陈相公和陶先生却在厕所不期而遇, “本来, 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在这句话中, 作者只点出了二人行为的反常, 却并未揭示原因, 从而留下空白。从情节上读者不难猜出, 生活上不如意的陶、陈二人无力改变现状, 竟寄希望于习得大小解分清的“异秉”来扭转乾坤, 飞黄腾达, 无疑可笑。据此, 小说中并未言明的、二人对于改变生活的渴求之心也浮现出来, 故事的留白处得以补充完整, 而意蕴也在故事之外越发清晰:对陈、陶二人可笑而可悲行为的表述, 实际上是对人类普遍命运的点睛, 毕竟, 拥有“异秉”能够成功的幸运儿只是少数, 而大部分人像陶先生、陈相公一样庸碌无为。人们挟裹于命运的浪潮之中, 难以将它颠覆, 只能小心翼翼地随波逐流, 勉强维持自己不想要的生活。《异秉》书写了他们对生活强烈的期许和盲目的尝试, 但与此同时, 无谓挣扎后一切如故的结局也不言自明。人类的命运既蕴藏着可笑的荒诞感, 又渗透着无奈的、被禁锢的悲哀, 这即是从留白处所延伸出的、带有寓言性意味的小说意旨。

现实世界造就寓言图景中的人, 一个个的人也构筑起现实世界的图景。《陈小手》就是这样一篇关于现实世界的寓言:男妇产科大夫陈小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保全了团长妻儿的性命, 但最后却被团长一枪打死。作者并未对团长杀人的行为作出评述, 但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却充斥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团长交待保不住大人孩子的命陈小手就要死, 但妇人孩子都活了下来, 陈小手却仍旧没逃过一死;团长既要将陈小手杀死, 却在之前对一个将死之人道谢、赏钱、请客, 大费周章;妻儿平安, 开枪泄愤的团长并没有损失什么, 却得了便宜还自觉委屈。杀人的情节是连贯的, 而杀人的情理是扭曲的, 作者在跳跃的情节中隐藏了团长内心的变化, 而仅以结尾处的一句“我的女人, 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草草宣告了陈小手的死亡。在心理变化缺省、情理矛盾脱节的双重留白中, 一个野蛮愚昧、草菅人命的团长形象在读者的脑海中树立起来, 他就是强权的代言者, 而他杀死陈小手的行为, 包含着强权对文明完胜的寓意:暴力在小说所构筑的世界里凌驾于文明之上, 拥有它的人以私欲随意支配大多数的命运, 并在不断的自我膨胀中陷入恶性循环。尽管看似不可理喻, 但野蛮肢解文明, 强权判决生命却在小说中悄然成真, 这对现实世界颇具警示作用, 具有强烈的寓言性意味。

强权对文明的压迫固然引人深思, 但这并非是造成乱世的唯一原因。在《八千岁》中, 我们可以得到对于现实的另一种阐释:当日军打到一二百里外时, 旅长“八舅太爷”驻军到“八千岁”所在的小县城, 他在当地恣意享乐, 明抢暗夺, 在吝啬、守旧的八千岁身上敲了九百大洋。结尾处, 八千岁做了件入时长袍, 当儿子照常拿回两个便宜的草炉烧饼时, 他“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 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八千岁损失了不少钱财, 理应更加节俭, 但他却好吃好穿, 抛却以往吝啬的习惯, 这给我们留下未解的空白。从作者没有交待的、八千岁的心理变化上来说, 他所失去的, 不仅是辛苦积攒下的九百大洋, 更是他多年来信奉和习惯的传统, 这种植根于当地、传承于祖辈的生活被八舅太爷轻易打破, 使他在悲愤中彻底否定、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和信念。和八千岁一样, 当地人的生活都在不同程度上因八舅太爷而有所变化, 生活的状态、以往的道德也在不觉间随之动摇, 甚至颠覆, 但造成这种乱的原因却不同于《陈小手》中团长的暴力制裁。在当地, 人们“似乎心甘情愿地孝敬”那些来“保卫”他们的军官, 而此时的日军却在一二百里外停驻, 并没有从外部打破当地的生活。无敌可御与军权至上之间形成强烈的矛盾, 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这就是小说主旨的留白之处。尽管作者并没有说明, 但造乱的显然不是外敌, 而应是人心的自乱与迷失:几个县在对日军臆想的恐慌中呈现了一种“畸形的繁荣”, 人们在自我麻醉中消极地逃避, 盲目地求军官庇佑, 试图倚仗他们保命、保财, 但当这些人夺命、伤财的时候, 人们竟依旧顺从, 敢怒不敢言。八千岁无端被八舅太爷敲诈, 又通过妓女虞小兰说情而少花一百大洋, 他竟“觉得有些欣慰, 好象他凭空捡到一百块似的”。此时, 恶与丑取代了善与美, 看似不幸的受害者们在“不争”中侵略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并麻木不觉, 这片土地无需外侵者插足的便已自乱阵脚, 自我颠覆。在欲说还休的留白之处, 蕴含着作者对于乱世的另一种理解, 比起时间的侵蚀、强权的压迫, 也许人本身的软弱妥协、同流合污更具杀伤力, 这种人性的自乱不仅能够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 出现在过去, 同样有可能出现在未来, 是反映现实, 具有历史普适性的寓言意旨。

中国画中的留白运用于文学, 既可以造就浸润风土人情的“风俗画”小说, 同样也可以构筑故事之外的寓言式图景。汪曾祺将他对人、对世界思考的过程以故事的形式铺陈开来, 不做述评, 但通过补足故事的留白, 思索隐匿的主题, 我们却可以在人性与命运的矛盾斗争、野蛮与文明的外扰自欺中体会到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悲悯, 对人性美好的向往。汪曾祺在小说中克制表达所形成的留白不是妥协, 不是逃避, 而是在真实的人和世界里, 苦心孤诣地做着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平淡的躬耕。

参考文献

[1]陈蒲清.世界寓言通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2]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3]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 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4]温儒敏, 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5]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

[6]陈林群, 记忆的魔手·汪曾祺论.社会科学论坛, 2002, (10) .

[7]季红真, 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读书, 1983, (12) .

[8]摩罗, 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当代作家评论, 1997, (5) .

[9]杨鼎川、汪曾祺, 关于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对话——汪曾祺访谈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2) .

[10]原军慧, 留白非空, 空白非白——论中国绘画之“留白”与西方美学之“空白”.安徽文学 (下半月) , 2007, (3) .

寓言解读 篇2

故事发生在炮火肆虐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南京城内一座天主教堂内, 十四岁的唱诗班少女书娟正在为自己的初潮备感羞辱的时候, 一群秦淮妓女翻墙而入, 拉拉扯扯软磨硬泡要求神父收留她们在此避难。书娟从这群妓女中认出了当年与其父有染的玉墨, 便将所有的羞辱和仇恨投注到她身上。无奈之下, 满怀仁爱之心的英格曼神父收容了这十三个妓女及随后而来的五个伤兵。可是, 美国的中立地位和教堂毫无抵抗的状态非但保护不了避难者的安全, 连那群年轻纯净、不谙世故的唱诗班少女也难逃厄运———日本兵以各种名义骚扰教堂, 甚至在圣诞夜以“唱诗”为名要强行带走她们。为了不给日本人毁灭教堂的借口, 那五个伤兵赤手空拳主动走了出去, 最终身首异处;为了保全少女们的清白, 那十三个“水性扬花”的妓女挺身而出, 化装成女学生, 怀揣利器去面对日本鬼子的魔爪。

显然, 在这部小说中, 屠城的日本侵略者并非描写的重点, 严歌苓“并不是不追问侵略者, 而是把侵略者钉在审判席上, 无须再追问”。在《金陵十三钗》中, 日军的屠城恶行构成了一个残酷的背景, 一个展现人性的特定境遇, 从现实的角度而言, 这个境遇是真实的历史;而从文学的角度讲, 它却可以看作为一个寓言———一个以基督教“创世纪”神话为原型的整体性寓言。

在《圣经》中, 耶和华为了毁灭无法无天人类降下了滔天洪水, 只给诺亚一个机会, 让他用一艘方舟救起了有限的生灵。如果我们把《金陵十三钗》中那肆虐的炮火和血腥屠杀看作滔天洪水的话, 那么幽雅僻静的美国教堂岂不正可以看作是“诺亚方舟”———一个象征着生存与安全的角落。为了获得生存的机会, 不同种族、不同身份的人聚在了一起, 他们奉行的是完全不同的道德观, 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英格曼神父代表着至高无上的“上帝”, 唱诗班的少女们代表着最纯洁的信徒 (书娟对“初潮”产生的耻辱感即可以看作是信徒们对“性”的鄙夷与唾弃) 。可是, 一群秦淮河边的妓女, 一群以“性”为职业的女人, 就这样被这场震惊世界的血腥屠杀送到了他们的面前, 于是, “最神圣的东西与最淫邪的东西绞结在了一起” (贺绍俊语) 。起初, 两者之间界限分明, 甚至彼此仇视, 英格曼神父多次想把伤兵和妓女们送走, 惟恐亵渎了上帝, 惟恐“妓女们的妖形丑态脏了少女们的眼睛”;而唱诗班的少女们则连“鄙夷”都不屑于留给她们, 双方多次冲突, 少女们甚至和只有十五岁的妓女豆蔻为了一碗汤而大打出手, 书娟更打算用烧红的火钳烙在玉墨的脸上。

可是, 形势越来越严峻, 教堂很快暴露在侵略者的视线中, 外面传来的消息让人们真正明白了事态的可怕, 明白了在畜生一般的日本兵面前, 所有的高低贵贱都没有了区分, “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全是一样的”。人们开始用“超越”界限的人性眼光去正视彼此。当知悉豆蔻误入街头被一群日本兵轮奸的时候, 他们都“心疼不已”;当伤兵们被日本兵当作练刺刀的靶子刺杀之后, 他们也一样流泪:

安魂曲的前奏刚刚奏响, 书娟就流下眼泪。我姨妈书娟是个不爱流泪的人, 她那天流泪连她自己也很意外。她向我多次讲述过这五个中国战士的死亡, 讲述这次葬礼, 总是讲:“我不知到底哭什么, 哭那么痛。”[1]

当书娟看着玉墨被带走的时候向日本人“羞涩一笑”的时候, 她再也不觉得她是个“贱货”, 而是用毫无偏见的眼光去理解她:

玉墨对日本兵那一笑, 得多大胆量多大智谋。就在那一刻, 书娟想到一个词。假如这个词能剥去自古以来的贬义该多好:笑里藏刀。[2]

的确, 如果能从具体情境出发, 很多约定俗成的褒贬都是可以商榷的, 在毁灭性的灾难来临之际, “诺亚方舟”尚且无法救助的少女们, 却被一群“连看一看都脏了她们的眼睛”的妓女搭救了。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淫邪?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低贱?什么是英雄?什么是懦夫?

豆蔻心地善良, 她在教堂里“用一双长冻疮的红手给伤兵们洗绷带, 晾绷带”, 还“爬到核桃树上, 把一只房檐上掉下的野猫崽子放回去”, 她对快要死去的小伤兵王浦生“是那么的一往情深”, 最终误入街头也只是因为她要弹琴给王浦生听而回去找琵琶上断了的弦———谁还敢说“妓女无情”?假如不是“十五岁的年华已被当猫狗卖了几回”, “但凡有一点活路”, 她能甘心下贱吗?

玉墨是书娟的仇人, 因为身为烟花女子的她却想和书娟的父亲厮守终身, 可是假如不是环境所迫, 琴棋书画无不精通的玉墨又怎么会沦落风尘?玉墨在故事中是十三个妓女的主心骨, 她努力约束她的姐妹以求得大家哪怕一点点的认同———谁还敢说“妓女没有尊严”?

玉墨在身上藏着一把尖利小巧的剪刀, 打算在遇到日本兵的时候与这些禽兽同归于尽, 这种“打死一个值了, 打死两个赚一个”的心理常常出现在描写抗日英雄的场景中, 可现在描摹的却是一个妓女———谁还敢说“商女不知亡国恨”?

面对日本兵要带走唱诗班少女的可怕状况, 面对英格曼神父也一筹莫展的处境, 玉墨带着妓女主动站了出来, 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书娟们的清白———谁还敢说“妓女无义”?

其实, 当人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每个人都如白纸一张, 长大后的高雅与低俗、善良与恶毒都是环境造成的。就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所描述的那样, 每个人的无意识深处都有一个“人格面具”的原型, 如果个体在人格发展的关键期受到某种极大的影响, 个体系统的某些方面就会受到压抑而导致人格畸形。与此相一致, 个体将随环境的变化而过度发展“人格面具”来应付外界。这样, 人格的表面与真正的自我之间就必然会存在一些裂痕, 而表面的高雅与低俗之间也因此并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当个体遇到某种特殊的境遇时, 这些裂痕便随之扩大, 个体在强烈的刺激下就有可能摆脱“人格面具”的掌控, “脱下从众求同的僵死面具, 发现了无意识中影藏的宝藏”[3], 荣格把这种脱离叫做“回归”。

的确, 玉墨等人在命运的摆弄下卖身青楼, 为了生存, 她们只有戴上了“水性扬花”的面具来保护自我。当侵略者的血腥屠杀突然降临的时候, 这种可怕的困境突破了她们的无意识防线, 自我在瞬间“回归”, 促使她们做出了如此勇敢甚至可以说是“圣人”般的义举。若非如此, 那么是什么让她们如此选择呢?为名?为利?显然说不通, 唯一的解释便是:在这特殊的情境中, 人性的光辉遮盖了一切道德惯例, 释放出了夺目的光华。面对这人性的闪光, 鄙夷与不屑在书娟们的心中逐渐消融, 取而代之的是久违的尊重与理解, 于是, “自我”与“他者”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那么遥远, 和谐的人性之美有力地抗衡了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屠杀。

近年来,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特质———努力寻找一个超越差异、回归和谐的更具包涵意义的“结合点”。这是她在深入地思考了“道德准则”、“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对人的压迫与伤害之后, 在全方位地表现了人类在“自我”与“他者”间的挣扎之后的全新选择。在她看来, 无论哪一国人, 无论高低贵贱, 都有血有肉, 他们的身份地位、国别属性尽管不同, 人性却差不了多少, 于是在这共同人性的基础上, 她找到了这个结合点———“尊重和理解”:当人们尊重每一种文化, 容忍习惯和道德观的差异, “自我”与“他者”间就可以出现最令人向往的“和谐”。耶和华用洪水来惩罚人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人自私与功利的一面, 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是因为强烈的种族歧视,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是因为军国主义者的丧心病狂……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尊重和理解他人、他国、他种族, 这所有的一切便都不会发生。严歌苓近年来多次在作品中出现颠覆性的人物形象 (少女小渔、扶桑、王葡萄、玉墨等) 正是为了诠释这一点, 而《金陵十三钗》更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一个被推至极致的境遇、一群有着不同属性的人、一段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一片照耀宇宙的人性光华。严歌苓在这以“创世纪”神话为原型的整体性寓言中, 既完成了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历史作为“集体记忆”烙进我们民族潜意识的努力, 又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定义、超越了身份的界定, 为构建“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新文化景观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摘要：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以《圣经》中的“创世纪”神话作为原型, 将“南京大屠杀”设置成一个展现人性的特定境遇, 以秦淮妓女们的舍己救人成就了一个整体性的寓言故事, 消解了高雅与低俗的分歧, 让人性的光辉遮盖一切道德准则, 释放出夺目的光华。由此, 作者寻找到人类和谐的回归之路:尊重差异、容忍差异、理解他者、欣赏他者, 为告别杀戮与歧视、建构“多元共处、和而不同”新文化景观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创世纪”神话,人性,尊重和理解

参考文献

[1][2]严歌苓.金陵十三钗[J].福州:中篇小说选刊, 2006.1:109, 116.

寓言的文体特征和解读要点 篇3

寓言是通过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告诉人们一个深刻道理的文学体裁。它是人民的智慧、经验和知识的结晶。

一、寓言的概念和特征

(一)什么是寓言?

用假托的故事或者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和劝诫的作用。(《现代汉语词典》第1544页)

我国古代的寓言，起源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具有用故事来帮助说理文体元素。《揠苗助长》、《自相矛盾》、《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都是出自先秦散文。

《伊索寓言》是外国文学中早期寓言的代表作，大部分是拟人化的动物寓言，少部分是以普通人或神为主人公。

(二)寓言的特征

寓言一般篇幅短小，语言凝练，常常蕴深刻哲理于浅显语言和生动故事中。寓言结构简单却富有表现力，一般具有明显的讽喻性和教育性，常用比喻、夸张、象征等修辞手法。它的故事情节多为虚构，主角多是人格化了的动物、植物或者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以下2个角度理解文体特点。

1、浅与深

寓言故事浅显，道理深刻，它是“穿着外衣的真理”(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夫语)，这个“外衣”就是故事，“真理”就是蕴涵在故事中的道理和生活经验，为了让一些生活经验和道理能让人明白，寓言常借用生活中常见的情境和情节，用讲故事和谈话的风格娓娓道来，故事浅显，但道理深刻。

2、趣与理

著名作家严文井说：“寓言是个怪物，当他向你走来的时候，分明是一个故事，生动活泼，而当他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却突然变成一个哲理，严肃认真。”寓言中，生动活泼的故事与深刻的道理和谐统一，它的趣为理服务，它的理通过趣来表现。

二、寓言的解读要点与方法

(一)解读要点：寓意，方法：通过分析内容和形象来完成

寓言是寄托着深刻思想意义的一种简短故事。“寓”是寄托的意思，寓言是通过一个小故事，用比喻、拟人等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讽刺和劝诫的性质。有人说寓言是“理智的诗”，“是穿着外衣的真理”。

寓言的寓意有的在作品中直接说出来，有的则隐含在文字背后，让读者通过思索找出来。

无论在文中点明寓意与否，象征、夸张、拟人的手法都是寓言作者常用的`，他们通过塑造形象，营造情景，把想表达的意思寄托在这些形象和情景中。

比如《揠苗助长》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违反事物发展规律，急于求成的农夫形象，将“做任何事情都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急于求成”的道理，寄托在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上。解读时，认识这个人物，在头脑中建立这样一个农夫形象是教学的关键。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问题：“农夫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引导学生读、想、说、悟。

以内容为载体，以形象为媒介，紧扣文本，领悟寓意，是寓言解读的一个要点。

(二)解读要点：语言和结构，方法：通过分析表现形式来完成。

一般说，寓言的语言多是直白如话、朴素简洁的，而这些简洁朴素的语言文字，通过细细地揣摩，对学生的语言学习也能够起到推动作用。

《揠苗助长》中写道：“他巴望(盼望，眼巴巴地盼望，一种急切的盼望)着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快些，就天天到田里去看。可他总觉得禾苗一点也没有长，心里十分焦急。”细读文本，体会带点词的意思，感受农夫盼望禾苗长大急切。课文接下来写了农夫的动作和语言：“他将禾苗一棵一棵地往上拔”，“从中午一直忙到天黑”，感知农夫的努力和辛苦，从“兴致勃勃”中体会农夫劳动后的欣喜、满足。在充分解读语言的基础上，对文本的理解也就更深刻了。

人教版的《南辕北辙》，采用一问一答对话的形式，每句问答独立成段，没有复杂的结构，没有华丽的词语，甚至对人物的语言都没有任何修饰的成分，可谓简约，但它采用白描的手法，用先总后分的结构，成功塑造了一位不听劝告、固执己见的人物形象，揭示了方向不对，行动与目的会完全相反的深刻寓意。

解读寓言的两个支点：儿童立场和成人视角

儿童与成人看寓言的角度会不同，在儿童眼中，寓言就是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但故事承载的道理却是成人有意识注入的。我们在教学中，要站在儿童的立场上讲故事，让学生通过对故事的内化，悟出其中的道理。

比如，在《狐狸和葡萄》中，以下的处理方式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师：狐狸先生的这句话，已经成了世界性的俗语——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假如，葡萄架上有一只麻雀看到了这一幕，告诉狐狸说，这葡萄是甜的，狐狸会怎么说呢?

生1：无论葡萄多甜，狐狸总是吃不到，他会说：甜的就甜的呗，我这几天牙齿疼，我才不要吃呢。

生2：这葡萄被小虫子咬了洞，吃了会肚子疼。

生3：不可能，这葡萄一定是酸的。

师：看来，这个酸字，你们读懂了，酸葡萄心理就是这样的。同学们，如果有人告诉狐狸，有个名人伊索先生知道了你吃葡萄的事，写寓言讽刺你了，狐狸又会怎么说呢?

生1：伊索先生，你太不理解我了，我要是能吃到葡萄，干嘛还这么说啊。

生2：唉，伊索先生，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心里好受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