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学术

文学学术（共8篇）

文学学术 篇1

晚唐文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论文与专著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而且在研究思路、材料、方法上也有一定的特色。仅我自己所能看到的论文数量已达两百余篇, 下面我就以自己所能看到的论文, 对争议较多和悬疑较大的地方, 做一个综述。

在诗歌方面, 主要集中在一些诗人的生平事迹考略上和一些诗歌作品的考略上。关于生平事迹考略, 主要包括诗人的生卒年考辨、交游考辨、官宦仕途考辨、学习背景考辨, 甚至是某一诗人人格气质形成原因的探析等。这些作家既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大家”如李商隐等, 也包括一些不被我们所注意的“小家”如崔致远、鱼玄机等。如, 关于女诗人鱼玄机的死因问题, 就存在一些争议问题。曲文军的《女诗人鱼玄机考证三题》, 否认了《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历史人物词典》等把鱼玄机的卒年定于“公元871年之前”或“公元871年左右”, 而以晚唐人皇甫枚的《三水小牍为》为依据, 认为鱼玄机杀婢女绿翘是在咸通戊子年, 即公元868年, 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 鱼玄机被京兆尹戮杀;樊忠梨的《鱼玄机死因新辩》, 认为细考唐代法律, 鱼玄机杀婢是不会被判处以死刑的。而鱼玄机之所以被安排这种“被戮”结局, 是受《三水小牍》、《北梦琐言》这两部小说的影响, 是由小说作者意图以及社会需求决定的;马晓霞的《鱼玄机悲剧成因探析》, 主要探讨了造成鱼玄机悲剧的四个思想矛盾方面等。

在诗歌作品方面, 主要包括一些诗歌作品的辨伪、辑佚考辨, 诗集版本考略, 对某一具体诗歌作品的考析, 对一些诗歌作品的诗风或诗歌特色的成因和辨证等。如其中争议较多的有李商隐的无题诗。杨柳的《如何确解李商隐诗—评近年来研究李商隐诗的一些问题》一文, 先指出了一些作家对李商隐诗的研究偏重分析而疏于考证, 导致对其诗的谬误与曲解;赵佳的《李商隐无题诗的三点解读》, 从无题诗的总主题、蹙金结绣与埋没意绪、无题诗有无寄托的三个方面, 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做了解读, 认为无题诗的总主题就是爱情阻隔;申秀云的《李商隐无题诗爱情说置疑》, 则认为无题诗是诗人杰出地运用了芳草美人的传统抒情手段表现个人情怀的抒情之作;申明秀的《不拘一格解〈锦瑟〉破解李商隐无题诗难读之谜》一文, 侧重从李商隐那颗异乎寻常的敏感、深邃、复杂而独特的心灵出发, 试图突破李商隐无题诗的阅读障碍, 即作品内涵的繁复合作品表达方式的隐晦。

在词方面, 主要集中在一些词人的生平事迹考略上和一些词作的考略上。因此在晚唐时期所涉及到的词人词作研究和所产生的悬疑问题也只主要集中在温庭筠和《花间集》。如孙光宪在《北梦琐言》里所载温庭筠代令狐绹作《菩萨蛮》词一事, 学术界是采取信从态度的;王辉斌有《温庭筠代作说献疑》对此提出了若干质疑, 而谭庄、赵薇又有《温庭筠代作事释疑》一文, 对王辉斌所持的理由进行逐条商榷考辨, 认为温庭筠代作事是可信的;又如张富华的《“花间词”评价质疑》一文, 对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把《花间词》说成是“在词的发展史上形成一股浊流, 一直影响到清代常州词牌”是持不赞同的态度的, 认为“《花间集》绝大多数词作的思想内容健康, 艺术表现手法值得借鉴”。

在散文方面, 也主要集中在一些作家的生平事迹考略上。其中主要集中在罗隐和皮日休上。如关于罗隐“十次不第”的说法, 是《吴越备史》一书首创的罗隐“凡十上不中第”之说, 林启兴的《罗隐“十举不第”与晚唐科举》以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是“罗隐考十余次不第”, 而并非罗隐恰好考了十次而不第;李最欣的《罗隐“凡十上不中第”之说辩证》, 指出《吴越备史》或者是误解了罗隐是“十年的含义”, 或者如罗隐自己的诗句一样, 是取其整数。罗隐一生应举的次数, 如罗隐自己所说, 是十二三次, 今日引用“凡十上不中第”之说的时候, 需要仔细辨正。此外还有李之亮的《罗隐年谱补正》, 陈鹏的《罗隐年谱及作品系年》, 张仲裁的《罗隐入蜀考》, 张一平的《罗隐原名为“罗横”吗?》也对罗隐的生平事迹做了考证, 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小说方面, 主要集中在《虬髯客传》这部小说的研究上, 涉及到小说作品创作的动机和成因过程, 小说作者的确定和考辨, 小说发生的地域考辨, 小说的故事和版本的源流和嬗变, 以及小说的主题或人物形象或艺术特点等。如对《虬髯客传》这部小说的作者, 一直是有争论的, 元末陶宗仪编《说郛》卷三四《豪异秘纂》收入此编, 并题张说撰, 明刻本《虞初志》也题的是张说;南宋洪迈《容斋随笔》, 题杜光庭撰;也有题裴铏撰的。王运熙先生在《〈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 认为是张说;程毅中在《唐代小说史话》中, 也认为是张说;宋良宏的《〈虬髯客传〉》作者考》一文, 则在归纳前人的几种看法的基础上, 根据创作动机分析张说、裴铏以及杜光庭等人创作的可能性, 最后得出《虬髯客传》的成书是一个累积性过程, 并且真正的最后者当以佚名。此外还有温庆新、陈宋青的《〈虬髯客传〉之故事及版本衍变新论》, 刘志伟的《古今〈虬髯客传〉研究反思》等文章, 也对这部小说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研究。

在文学评论方面, 只限于在司空图和《二十四诗品》研究上。主要集中在《二十四诗品》这部著作的作者考辨和真伪考辨上以及司空图的生平和文学思想上。前者有张柏青的《“二十四韵”语境别义—〈二十四品〉作者补正》, 张健的《〈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 祖保泉、陶礼天的《〈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 张仲谋的《〈中国诗学〉讨论〈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 何奕、高飞的《比较视野下〈二十四诗品〉新探》等文章。后者有杨福俊的《司空图“妙造自然”观析论》, 刘勉的《司空图〈诗赋〉 (赞) 考论》, 李永平的《司空图〈诗品〉篇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原型追溯》, 申阅的《司空图“味外说”误解辨证》, 杨家海的《司空图的“全美”思想新探》, 陈道贵的《司空图生平与作品系年三题》等文章。

整体来看, 晚唐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宏观综合研究的视野有所开拓, 研究涉及面广。二是对文论、文体和题材的研究不断深入。三是作家作品仍是研究的重点, 论文数量较多, 涉及的作家面较广, 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但不管是关于哪个方面的研究, 总有存在着悬疑和争议的地方, 有待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考辨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吴在庆、亢巧霞:“2007年晚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9 (1)

[2]吴在庆:“2006年晚唐文学研究综述”, 《宁夏师范学院院报》, 2008 (1)

文学学术 篇2

编者按：1944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为弄臣”（今人进一步衍生为“同性恋”说），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质疑。孙次舟随后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彼时，朱自清非常认同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参与讨论。闻一多于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文中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闻一多在后来撰文中，进一步阐释“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此处，转载叶罕云先生《闻一多论屈原:从“文学弄臣”到“人民的诗人”》（原载于《名作欣赏》2012年32期）一文，以全景展现六十年余年前民国学术界的这场大争论。

一、屈原是“文学弄臣”

1939年寒假后闻一多“对于诗人屈原其人类似当代名伶的看法也提出来了，但未详细论述”，详细的论述在写于1944年12月、原载于1945年10月郭沫若主编的《中原》第2卷第2期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事情的起因是孙次舟于1944年9月在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一文，12月前后又发表《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一文，并在附白中转录了李长之给他信中的一句“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且在《申辩》中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

于是，闻一多不得不开口了，“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的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由发生吧”，并说，“我以为在传统来源问题的探究上……此外便要数孙先生这次的‘发疑’，贡献最大”，但是，闻一多没有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而是冒险做个“调人”。所以，闻一多补充说“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我也不十分同意孙先生只称许一个‘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和‘忠款与热情’的屈原。这些也许都是实情，但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和激烈”，“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

《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显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话语“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封建生产关系的狭隘性的残余意识”、“高尔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历史原是在这样的迂回过程中发展着，文化也是在这样的迂回中成长的”等，是闻一多自1944年暑假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新华日报》《群众》等党的刊物，以及《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后，懂得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观察问题，认识到“现在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社会里有阶级”；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历史照螺旋形发展，从当初开始有奴隶的社会到今天刚好绕了一圈，现在又要到没有奴隶的社会了”；懂得了人民推动历史、劳动创造世界，认识到屈原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

二、屈原是“文化奴隶”

写于1944年12月，发表于1945年10月的《中原》第2卷第2期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闻一多称屈原是“家内奴隶“、“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文化奴隶”。闻一多（1899-1946）

闻一多认为，“除一部分尚未达到奴隶社会阶段的原始民族外，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奴隶解放史。在我们的历史上，最下层的离开贵族（奴隶领主）最远的农业奴隶，大概最先被解放。次之是工商奴隶。……但解放得最晚的，还是那贴紧的围绕着主人身边，给主人充厮役，听差遣，供玩弄，和当清客——总而言之，在内廷帮闲的奴隶集团。这期间所包括的人物，依后世的说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幸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宴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论出身，他们有的本是贵族，或以本族人而获罪，降为皂隶，或以异族人而丧师亡国，被俘为奴，或以出国为‘质’，不能返国，而沦为臣妾，此外自然也有奴隶的子孙世袭为奴隶的。若就男性的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包括孙先生所谓的‘文学弄臣’在内），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他们确实是时代的牺牲者，当别的奴隶阶层（农、工、商）早已获得解放，他们这群狐狸、兔子、鹦鹉、山鸡，和金鱼，却还在金丝笼和玻璃缸里度着无愁的岁月……他们被时代牺牲了。然而也被时代玉成了。……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

进而，闻一多认为，屈原是反抗的奴隶。闻一多称屈原为“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闻一多认为，“更重要的是奴隶制度不仅产生了文学艺术，还产生了‘人’。本来上帝没有创造过人和奴隶，他只创造了‘人’，在血液中，屈原和怀王尤其没有两样（他们同姓），只是人为的制度，把他们安排成那可耻的关系。可是这里‘人定’并没有‘胜天’，反之，倒是人的罪孽助成了天的意志。被谗、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们看见了奴隶的脆弱，也看见了‘人’的尊严。先天的屈原不是一个奴隶，后天的屈原也不完全是一个奴隶。”并且，指出，屈原除了“粉脂气”，更重要的是“火气”。最后，闻一多把结论引向是“弄臣”更是“使臣”。“孙先生大概认定弄臣只是弄臣，其余一切，尤其国家大事，便与他们无干，所以不相信《史记》里那些关于屈原政治生活的记载。……因此，我们又明白了，‘滑稽多辩’是弄臣必须的条件，也是使臣必须的条件，正如作为辞赋起源的辞令，也就是那人臣们‘使于四方’用以‘专对’的辞令，‘登高能赋’是古代‘为大夫’的资格，也合了后世为弄臣，为使臣的资格，弄臣与使臣，职务虽然两样，人物往往不妨只有一个。也许正因屈原是一个‘博闻强志……闲于辞令’的漂亮弄臣，也符合了那‘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资格。战国时代本不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下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而是一个一切价值在重新估定的时代……然则在另一属性上身份也是卑贱的屈原，何以不能做三闾大夫和左徒呢？在屈原看来，从来倒是‘肉食者鄙’，而你看，奴隶群中却不断的站起了辉煌的人物……一个为文化奴隶（孙先生叫他作‘文学弄臣’）要变作一个政治家，到头虽然失败，毕竟也算翻了一次身，这是文化发展迂回性的另一方面。”

在这里，闻一多保持一贯强词夺理的语气，勉为自圆其说，但，说服力显然不够。闻一多的本意大概还是屈原是“弄臣”，但是特定情势之下，迫不得已的矫枉过正和应景之作的迎合，使得闻一多把屈原从“弄臣”提高到“使臣”，但，这究竟对否、符合历史与否，有待商榷。其中的论证，尤其带有先入之见，这个先入之见就是屈原是“政治家”，因为屈原是“弄臣”，“弄臣”是离主人最近的奴隶；因为屈原有“火气”，有反抗性，所以屈原是“反抗的奴隶”；因为“内廷”与“外廷”从来不分，屈原作为“弄臣”，他“滑稽多辩”，而这个是“使臣”必须的，所以屈原是“使臣”；并且屈原自己看重来自底层的辉煌人物，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所以，屈原是政治家。实际上，闻一多的论证是不太合逻辑的，但是，却很有兴味。

三、屈原是“人民”的诗人

闻一多于1945年6月《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发表《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人民性思想实际上是闻一多此时的基本思想，他说屈原“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未必符合屈原在当时历史中的真正作用，但反映了此时闻一多的思想。“人民的诗人”是闻一多对屈原人格的最后的认定，也是最高的评价。闻一多在此文中说：“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闻一多论证“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非常有意思。论点如下：

一、屈原在身份上属于人民群众；

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和次要的作品《九歌》是人民的艺术；

三、《离骚》喊出了人民的愤怒；

四、屈原的死把人民的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闻一多说：“以上各条件，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

总之，闻一多参与了20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关于屈原身份的论争。闻一多于1944年12月完成《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认为屈原是“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并有“弄臣而能革命”说。

孙次舟的结论是屈原是“文学弄臣”，闻一多以此作为基本观点和出发点，进一步推导出屈原是“人民的诗人”；而屈原显然不是“人民”，是“贵族”。另外，闻一多将“文学弄臣”与“文化奴隶”混为一谈。闻一多的质疑，并没有解决这场论争的实质性问题；郭沫若认为，“我们本不必替屈原争身份，诚如闻一多所说，屈原是奴隶而力图解放，那是更可宝贵的。但我们所要求的是真实，要证明屈原是弄臣或奴隶出身，证据可惜依然不充分。”但，闻一多强调了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是“孤高”和“激烈”，并看到了“存在两个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屈原和“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屈原，却是比较睿智和深刻的。

文学学术类图书策划策略探究 篇3

【关键词】图书策划；学术；转换；策略

文学学术类图书因其专业研究壁垒和受众面小，多在象牙塔里流转。但同时，文学又肩负着培育人的人生观、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素养的责任。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平原先生曾在多个场合指出：“人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文学教育。”如何让文学更有影响力，不仅是学者应该思考和讨论的话题[1]，也应该是文学学术类图书编辑人员在选题策划、营销时必须注意的问题。2015年9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2]，肯定了文学的重要意义，并在政策上对文学发展给予支持。

由于学者和普通读者知识结构不对等，将文学学术类图书变成普通读者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出版物具有一定难度。出版社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桥梁，不如说是转换器。转换是否成功，图书市场是最直接的晴雨表。本文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词大雅》一书为例，尝试探讨在文学学术类图书的选题策划、营销过程中编辑人员应采取的策略。

一、选题策划从营销开始

1.读者需求调研

学术图书多是学者科研项目的结项成果，或是学者基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往往会在课堂上进行初步交流。因此，抓住课堂实际上就抓住了这类图书的首批读者。

《小词大雅》未成书之前，其内容是以公开课形式展示的。课程共六讲，从专业上讲属于中国古代文学。南开大学公开课《小词大雅》相关视频在网易公开课频道播出后，反响热烈，酷6、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的相关播放量也比较可观，仅酷6网上的相关视频点击量就近5万次。网友大量发布跟帖和弹幕，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见微知著，触类旁通；（2）好懂，不需要受众有深厚的文学基础；（3）有大师风范；（4）美。大体而言，前两点是说作者讲词通俗易懂，后两点是综合评价。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可知，受众（《小词大雅》图书的潜在读者）需要深入浅出、易于理解的文学知识。

2.市场调研工作

笔者观看南开大学公开课的六讲视频以后，发现其主要内容是谈论词产生以来面临的雅化问题。从专业角度来看，其涉及词学史和词学理论。词的雅化问题，是一个经典的学术问题。编辑检索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书名中含有“词”和“雅”的图书，结果只有《唐诗宋词中的风雅与时尚》《宋词雅化的发展与嬗变》《宋人雅词原论》《南宋姜吴典雅词派相关词学论题之探讨》4种。为什么结果这么少？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分散到词人研究、词论研究及词史研究中。由此可见，在进行文学学术类图书策划之前，要先做好市场调研工作，而调研的关键是辨析图书的创新性和研究领域。

二、编辑过程中的图书策划

图书策划并不是书稿编写完就结束了，它是实现选题策划目标最重要的一环。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1. 书名

书名是构成图书的关键元素，书名的好坏直接关系图书的销量及影响力。《小词大雅》原名为《小词中的修养境界》，这个书名指词本来是描写美女和爱情的，后来文人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怀。编辑团队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更改书名。更改书名有一定的原则，比如能体现内容主旨、一眼就能被记住、朗朗上口等。最后我们将主书名定为“小词大雅”，副书名定为“词的修养与境界”。从内容上讲，美女和爱情是“小词”的题中应有之义，“修养与境界”是词雅化的结果。另外，“小”与“大”的对比，也点出了词这种文学形式最基本的特征，即微言大义。事实证明，这一书名受到了读者的好评[3]。

2. 篇章名

与书名相比，篇章名在学术著作中更容易被忽视。《小词大雅》的底稿虽以公开课的内容为基础，但最后交稿时做了整理和修订。原稿为六讲，每讲有一个标题，交稿时根据成稿篇幅略微调整，变为九讲，每讲没有标题。编辑人员在反复通读、反复斟酌后，为每讲加上了新标题，如下表。

第显然，原公开课标题理论性较强，且读者不能根据标题猜测内容。修改后的标题基本为描述性语言，读者可以望文知义，降低了读者理解这本书的难度，也与全书的风格更为吻合。

3. 批注

在大学课堂講授内容，学者面对的是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学生，讲词时往往会夹杂许多专业术语，由讲稿整理而成的图书就可能晦涩难懂。若读者发出“这本书太深了”的抱怨，这意味着图书蕴含了较高深的专业知识，一般读者看不懂。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小词大雅》采用了加批注的做法。主要的批注有2种。（1）文学基本知识、术语、常用文献。这可为大众读者清除阅读中的专业障碍。（2）补充文意。这是对课堂讲授内容所做的补充。编辑做批注的方法，是通读作者其他学术著作，摘取相关文字，以帮助读者理解。如第八讲批注：“这是篇篇幅极短，而包容却极深广的一首小词。通篇只从‘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春花秋月何时了’是写宇宙之运转无穷，是来日之茫茫无尽。”“‘往事知多少’是写人生之短暂无常，是去者之不可复返。”这些批注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原稿高度统一。

编辑过程中的图书策划，是基于作者书稿内容而做的策划，它与图书封面设计、外包装设计不一样。图书的外包装设计主要目的是吸引读者购买，而图书策划是让读者有更好的、深层次的阅读体验。当然，编辑人员针对图书的策划、营销方案应得到作者的同意，与作者充分沟通，以达到策划的目的。有读者在豆瓣上评论说：“《小词大雅》这本书既讲小词之美，同时逻辑清晰，是一本好读好懂的文学理论书。”[4]这是对作者与出版社双方努力成果的最好评价。

三、营销策划要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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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媒体时代，每一本图书的营销都可以采取多种方法，但是不同图书的营销有其特殊性。就《小词大雅》而言，因作者年事已高，无法接受采访，传统图书的营销活动如新书发布、签名售书、各地宣讲等都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营销策划工作只能从4方面着手。（1）抓好上市时机。比如我们得知作者的上一本书已入围“中国好书”的评选，结果会在2016年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的央视现场直播晚会公布，那么不论那本书是否获奖，《小词大雅》的营销都可以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决定在4月23日之前保证网店、地面店全部铺货到位。（2）积极联系专家撰写书评。（3）密切关注作者动态，宣传期间有关作者的讲座、社会活动信息都在官方微信、微博上多次发布。（4）监控市场趋势，不断调整三大网店的页面信息，并与作者其他著作做多种形式的组合销售。

“图书策划是产生想法、市场调研、项目立项、组织编写、编辑出版、市场营销完整的工作过程。”[5]在文学学术类图书的策划过程中，编辑面对的是独立性、思想性较强，有资历的年长学者，他们的阅读、写作习惯与今天的年轻作者是不一样的，所以编辑在与作者沟通以及进行图书宣传策划时要多注意细节问题。《小词大雅》出版当年销售量近6万册，并获得“文津图书奖”，入选“2015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文学学术类图书的新尝试。笔者尝试总结几点经验。（1）借力“互联网+”，多角度锁定选题。这一点并非只适用于畅销书，学术图书策划也应当重视。（2）“以读者需求为中心”要落实到编辑过程中。只有浅而不薄、通而不俗的学术著作，才能影响大众。这不是降低標准，相反，它在准确、完整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动、易懂的要求，因此难度更大。（3）借助与学者有关的各项活动（如讲座、讲演、学术会议、课堂信息等）进行营销。（4）利用全媒体，如微信、微博、视频直播等方式，使图书营销不受学者时间、空间限制，掌握营销主动权。

[1]李浴洋. 陈平原：文学教育在学术研究与人文养育之间[N]. 北京青年报，2016-08-08.

[2]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15/c1001-27583682.html，2015-09-15.

[3]汪泽. 小大之辩——评叶嘉莹先生《小词大雅》[N]. 中华读书报，2015-05-13.

[4] Romeo. 文学之美与理性之光——读《小词大雅》有感[EB/OL].https：//www.douban.com/note/520516696/，2015-10-13.

[5]常小虹. 图书策划与图书编辑理念[J]. 科技与出版，2010（2）.

冰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篇4

据中新社重庆消息, 正值冰心诞辰112周年之际, 冰心文学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重庆举行。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 冰心又被誉为中国“文坛祖母”, 她的《寄小读者》、《小橘灯》等作品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小读者。上世纪50年代,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邀请冰心做东京大学的客座讲席, 使其成为日本第一个外籍女性客座讲席。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曾见过到日本访问的冰心, “远远看到, 她个子很小, 一直温和地笑着”。“虽然时代价值潮流左右着世人对冰心的评价, 但冰心一直未变。”萩野脩二说, 冰心的文章就是单纯、爱的世界, 能够深入到孩子的内心。而在女儿吴青眼中, 母亲的言传身教让她一直保持孩子般的真我本性。她说母亲对人的看法也如“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所言, 并没有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母亲身体健朗时每天从9点看20多种期刊, 毫无妒忌之心地向人推荐她喜欢的青年作者的文章。刘再复也读冰心的书, 五六十年不曾厌倦。“我曾自问, 冰心并不深奥, 也不算‘深刻’, 但她为什么总是打动你”, 刘再复说, “自问之后, 我总是明确地自答:因为它拥有爱的纯粹, 爱的彻底。文学是心灵的事业, 她提供的正是一颗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褪色的纯粹之心。”

文学学术 篇5

2009年7月10－12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联合主办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武汉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六十多所高校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聂珍钊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向农教授首先致辞，他介绍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发展目标与近年来的改革举措，并对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教材对一门课程乃至一个专业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专业是大学成熟的标志，课程是专业成熟的标志，教材是课程成熟的标志；好的教材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想及新的意义。他强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编写教材要突出立体化、网络化的特点。华中师大出版社社长范军教授和文学院党委书记谭根稳分别代表会议主办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范社长指出，华中师大出版社自1985年建社以来，坚持“举师范旗帜，铸教育品牌”的办社理念，所出版的学术精品、教材、教辅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出版社主办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出版聂珍钊教授主编的多卷本、立体化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做筹备工作。范社长表示，出版社有信心打造一套外国文学史精品教材，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创造一个优秀的平台。谭根稳书记介绍了文学院尤其是外国文学专业以及《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的发展历程。他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在王忠祥、聂珍钊等两代主编的带领下，创刊30年来质量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开拓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11日上午的大会主题发言由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邹建军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忠祥教授首先发言，题目是“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回顾和前瞻――建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他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历程，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编写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众多外国文学史教材有同水平的重复；二是联系中国文学不够，无法做到中西贯通；三是偏重西方文学忽视东方文学现象严重；四是外国文学的教学形式与方法有待进一步改善；五是外国文学教研人才流失严重。王老师还就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新范式以及外国文学史编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汪介之教授作了题为“国内外文学史教材编撰中的若干问题”的发言，重点对朱维之教授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郑克鲁教授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这两部教材存在四大问题：第一，史的意识比较淡薄，缺乏对艺术形式及其演变的描述；第二，宏大叙事倾向，把文学史写成“主义”更替史；第三，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尚未完全清除；第四，个别细节问题，如对古罗马神话的忽略等。汪教授进而阐述自己关于文学史编写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与世界文学观”。他认为中国学者从1927年撰述世界文学通史类著作至今，在以下四个方面积累了经验：

一、在世界文学史著述中，本国文学应该缺席还是包含其中?如果包含其中，如何给予它适当的地位?中国学者对这一困扰学界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答案。

二、中国学者强调东西方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东方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三、在世界文学史动力理论的探讨上，中国学者提供了阶级论、人性论、世界主义三种有价值的模式。

四、中国学者撰述的世界文学史，其构成因素基本上只取那些在国别文学中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而国际间对此却有更丰富、深入的探索。

11日下午与会代表分三组进行了讨论。第一组由黄冈师范学院胡书义教授和四川外语学院杨晓莲教授主持，第二组由湛江师范学院王钦峰教授和中山大学文学院夏茵英副教授主持，第三组由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刘晓文教授和天津师大郝岚教授主持，分别就外国文学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展开了充分讨论。与会代表结合自己的教改实践，指出了目前外国文学教材存在的问题，并对新世纪外国文学教材编写提出了诸多有益的建议。大家发言热烈，讨论深入，纷纷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如何凸显作品与各个时期文化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品的现代价值的发现，如何加强文本细读及经典阐释，如何开展双语教学和研究型教学，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实现师生互动，如何处理东西方文学关系，如何体现文学的文化载体功能，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和加强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如何加强外国文学解读中缺少的批判意识等。

12日上午的大会发言由华中师范大学苏晖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主持。聂珍钊教授作了以“外国文学课程与《外国文学史》教材建设的思考”为题的重点发言。他首先对“课程”和“教材”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教材与课程、教材与教师、教材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继而针对外国文学教材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了新编《外国文学史》的方案。他指出，外国文学教材的主要价值在于全面提供外国文学课程的丰富信息，帮助学习者建立系统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从宏观上了解整体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整体外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从微观上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然而，我国大多数外国文学史编成了教师授课用的讲义，形成了“三突出”模式：概述＋作家＋代表作品，其结果是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将多样性文学单一化。我国外国文学史编写中存在的知识结构不完整、东西方文学相互割裂、文史不分、忽视资源建设四大问题，进而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介绍了新编《外国文学史》的结构体系：

1、大容量一体化的《外国文学史》，共分四册，东西方文学合为一体，按历史线索叙述文学史，全面介绍作家作品。

2、大容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选，计划编选与外国文学教材配套的“外国文学经典文库”，其主要特点是容量大、选文全、选文完整。

3、建设外国文学课程电子资源数据库，包括在外国文学史基础上制作160个课时的PPT课件供教师授课选用，文学作品的音频与视频资料下载，实现中英文数据库对接等。华中师大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曾巍作了“关于策划出版外国文学史教材的构想”的发言，认为新的教材构想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突出了知识的系统性，体现了以生为本的理念，能充分满足学生的需要。

文学学术 篇6

本刊讯(记者韩阳通讯员周李立)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总结三十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与发展经验，12月13日，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与广东出版集团新世纪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领导及委员、部分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代表，以及来自部分少儿出版社的代表等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同志发来贺信，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宣读了贺信。铁凝同志在贺信中说：“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国的经济建设凯歌高进、文化事业发展繁荣，对于我们的儿童文学事业来说，这三十年更是值得书写、纪念、思考与探讨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环境带来各种深刻的变化，也给我们的儿童文学事业带来了全新的精神资源、创新机制与宽松的创作环境，这三十年也因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成绩显著的一个时期。因此，通过各种方式，对儿童文学事业在这三十年发展中的价值与经验进行梳理，是尤为必要的。”

此次研讨会是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在相继与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合作推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与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出版《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两书之后召开的。作为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所做重点工作之一，这两书的出版，是对30年来我国儿童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全面回顾与展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集中展示了30年来具有代表性的30位儿童文学作家庶几涵盖所有文学样式、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创作成果；《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则忠实记录了30年里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是全方位解读和认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参考文本。

研讨会上，作为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界的老中青作家代表，束沛德、樊发稼、曹文轩、秦文君、王泉根、薛涛和李东华，分别作了发言。大家在发言中谈到，从1978年到2008年的三十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陕、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文学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段非凡时期，这期间，儿童文学实绩之丰厚，观念之驳杂，现象之多彩，影响之深广，远甚于以往任何时期。可以说，儿童文学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积极参与了30年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它以其文学成就直接影响当代少年儿童的精神健康，直接参与未来民民族性格的塑造。三十年间的优秀作品，已经影响了中华民族整整两代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儿童文学发展，也给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者与研究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和十分宝贵的经验。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2008年年会也于当天下午举行，会议总结了2008年的工作，并讨论了2009年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精彩收官

本刊讯11月23日第二届“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在成都闭幕。本次论坛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共同主办，来自各方的官员、专家、学者与200余位成都市小学语文教师参会，共同探讨了阅读推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论坛以“静听《柳林风声》，品味儿童文学——文字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为主题。强调在图画书以外，要同样重视文字类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

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论坛共进行了13个主题演讲及报告，并召开了“文字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高峰论坛”，发布了“成都宣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用五个成功形容本次论坛的举办。首先，成功在过程。13个主题演讲的演讲者身份涵盖到了各个层面，主题涉及各个角度，而因为两岸经济文化等的差异，第一个演讲嘉宾梅子涵教授与来自台湾的林文宝教授的观点更是有极大差别，其中又涉及了对教育和人生的反思，令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

第二，成功在设计。本次论坛被分为“珍贵的重逢”、“文字的舞蹈”、“羊人的笛声(校园阅读)”、“书香沉醉的晚上(亲子阅读)”、“我们都是点灯人(经验介绍)”以及“温暖一路前行(专家引领篇)”、“向着明亮的远方”共七个“乐章”，既有效确立各部分主旨。又将在场诸人带入了浓厚的文学的气氛当中，情与境变得如此交融。

第三，成功在组织。本次会议以阅读为纽带，参会的不仅有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少读工委主任海飞、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予涵、台湾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林文宝、著名儿童文学研究者朱自强等，还有深圳后海小学校长袁晓峰等教育系统的嘉宾。

第四，成功在结果。本届的“成都宣言”依旧由梅子涵撰文并宣读，他号召所有的推广人都作文学世界的彼得·潘，永远属于孩子，永远不会长大，永远不会融化。

黄清泉教授的文学教育与学术研究 篇7

一

先生姓黄, 名清泉, 字青白, 1931年10月16日生, 广东兴宁市人。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 , 是华中大学与中原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改制后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 师从著名学者钱基博、方步瀛教授, 任教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 从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曾任教研室主任, 在华中师大从教三十余年, 主编过多种《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

黄老师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教授。笔者有幸成为黄清泉老师的学生, 缘于1977年中国废除十年而终于恢复的那次高考。我在离开高中五年后, 因为那次匆忙参加的考试而成为华中师大中文系的学生。那时中文系的课程体系还保持着传统,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理所当然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占课时最多的课程, 从大二一直开到毕业, 先秦汉魏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各讲一个学年, 不像现在的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已经被很多莫名其妙的新开发课程吃了大户。我和我的77级同学们就因此尽情地享受了一个学年的黄清泉老师的讲台风采。逆推起来, 黄老师当时将及五旬,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在77级的记忆里, 黄老师是最得爱戴和最受追捧的几位老师之一。他是中文系的才子, 学识渊博, 才华横溢, 诗词楹联修养很深, 书法潇洒俊美, 板书豪爽大气, 而在课堂上给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他的激情与文采。他操着一口客家味浓重的普通话, 讲关汉卿、《西厢记》、《牡丹亭》和“南洪北孔”, 讲前后七子、公安竟陵, 讲《三国》、《水浒》、《西游》、《儒林》和《聊斋》、《红楼》, 激动处神采飞扬, 同学们听得如醉如痴。黄老师不但在对文学的解读中融入了热烈诚挚的感情, 而且有很深沉的思考, 我们在他激昂睿智深沉的话语里, 分明感受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也才读懂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层蕴含。黄老师的客家普通话具有一种特殊的语言魅力, 下课后, 常有同学拿腔捏调地大段模仿黄老师用客家普通话讲的精彩片段, 惟妙惟肖, 成为77级课外的高级乐趣, 后来80级的一个同学更把这个模仿变成了保留节目。课后的另外一个常见镜头是, 3号教学楼或5号学生宿舍前的老樟树下, 同学们把黄老师围在核心, 请教问题, 讨论学术, 黄老师两道浓眉, 一脸笑容, 耐心地解答同学们每一个疑难。那兼融着教师的责任感、学生的好学精神以及浓浓师生情意的美好画面, 成为受教历届学生的珍贵记忆。

后来我也毕业留校, 任教元明清文学, 黄老师成了我的指导教师。那个时候高校重视教学, 老先生们把站稳讲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道理很简单, 教学是教师的本分, 对课堂和学生负责是教师的基本职业道德。不像现在, 高校把教学放在了末位。在黄老师的指导下, 我非常认真地读书备课, 写讲稿, 写好的讲稿都要送给黄老师看, 黄老师仔细地审读我的讲稿, 认为写得不错的地方用红笔圈点, 不妥的文字则注上批评文字, 指导我修改, 我的讲稿, 字里行间都浸透了黄老师的心血。

黄老师很早就得了个“黄老头”的绰号, 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就面相有些出老, 背也微偻, 但更重要的原由应该是他特别的“老好”。黄老师为人友善真诚, 助人为乐, 对人特别热情, 两弯笑眉撑着他的笑脸, 呵呵的笑声富于感染力, 晚年装了假牙, 腰背也真的佝偻下来, 他的笑容就更加令人亲近。三十年来, 黄老师家是我经常的去处, 虽然已经像自己的一个家一样了, 但每次登门, 黄老师总是笑脸相迎, 十分高兴, 我们谈学问、生活、家庭, 也议论社会, 抨击时弊, 志同道合, 其乐融融, 非常投契。人生有这样的一位老人做老师, 该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情。

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论文学课堂的魅力》, 认为文学课堂的魅力来源于思想、激情、文采、个性四个基本元素及其相互融渗, 我说那是我所追求的文学课堂的审美境界, 其实, 我正是在总结黄老师教学风格的基础上, 形成了这些理性的认识, 我不过是在传承黄老师的衣钵, 并试图努力发扬光大之。黄清泉教授无疑是古典文学讲坛上一位风格独具的优秀教师, 雨露杏林, 培养了很多人才, 例如著名学者首都师大文学院院长左东岭教授就是黄老师带研究生的开门弟子。只可惜因时代原因开门嫌晚, 退休太早, 没能培育更多后生。

二

八十年代初, 学术界百废待兴, 重振旗鼓, 湖北省的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元明清研究方面非常活跃, 黄老师与湖北大学张国光、李悔吾、王陆才先生, 武汉大学吴志达、唐富龄先生, 湖北省社科院张啸虎先生等知名学者联手, 共同创造了湖北省学术界元明清文学研究的兴盛局面, 并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是因为这个背景, 黄老师的学术研究首先聚焦于古典小说研究, 主要著作有《明清小说的艺术世界》 (领衔合著)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 (文言卷) (主编)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品赏》 (中国古代卷) 、《明清笔记小说新选》等, 还有搜集在《清泉文存》中的一批论文。

黄老师的古典小说研究可以分为小说文献史料研究、文言小说名篇选注欣赏、白话长篇小说名著解读、小说文化史研究, 其间的层次进展关系非常分明。

小说文献史料方面的成果, 首举当是黄老师与华中师大同好曾祖荫、周伟民、王先霈四位老师合作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本书完成于1981年7月, 在当时的风气中走在前面。当时大家都在为小说研究做基础工作, 或做书目, 或做史料, 如程毅中《古小说简目》 (1981.4, 中华书局) , 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1981.11, 北大出版社) ,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 (1985, 北大出版社) ,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 (1985, 江西人民出版社) 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规模不大, 但眼光睿智, 立意很高, 有明确的理论意识, 其《前言》有云:所选序跋“要尽可能地反映小说理论发展的历史状况, 有助于总结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规律”;“要为当前小说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提供历史的借鉴”;“要有利于建立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小说理论”, “在文化史上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 入选篇目都做了详细注解并认真解说其意义与价值, 是几位华中师大的老师为中国小说理论史研究奉献的一份重要成果。紧接着, 他们开始了《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的工作, 由黄清泉老师主持, 曾祖荫、王先霈、周伟民、殷杰、赖力行共襄其事, 历经数个寒暑, 到全国各地图书馆搜集资料 (笔者85、86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访学, 还曾受命到北图特藏室抄录了几篇别处没有找到的序跋) , 于1989年出版了《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 (文言笔记小说部分) 。这件工作, 继续延续着老师们对小说序跋理论意义的学术敏感, 黄老师在前言中说:“中国古代小说理论, 是以序跋、评点、专论、专著等形式为基本形态的。其中小说序跋这一形式, 以汉代为滥觞, 绵延不绝, 直至明清两代则彬彬大盛。它较之小说评点、小说专论的形式, 不仅时间要早, 数量要大, 资料要多, 而且更体现了理论的实践性、丰富性, 同时也葆有理论的概括性、完整性。它构成中国小说理论的主体部分。”“它对小说的辨体观念、分类观念、价值观念作了阐发与论定;它对小说的思想主旨、叙事艺术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与评论。”“吉光片羽, 弥足珍贵”, 而且提出了真假、奇正、虚实、有无等一系列小说美学范畴, “有助于小说美学体系的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但是“中国历代小说序跋, 集中附丽于小说作品, 有的还分散见于笔记、诗文集、私家藏书目录, 甚费爬梳, 辑录不易”, (1) 而这个辑录力求全备, 所以此书福荫古代小说研究的长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文言小说名篇选注欣赏是黄老师的拿手好戏, 所以多家出版社邀请他做这项工作, 代表性的著作是1997年华中师大出版社《世界短篇小说精华品赏》 (中国古代部分) , 和200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明清笔记小说新选》。前者从先秦选到明清, 在宋元明清段入选了几个白话短篇, 主题仍是文言小说, 后者因有篇幅, 更多地进入了笔记小说的深处, 把很多一般选集中难于见到的甚至深藏于个人别集中的笔记小说选了出来, 例如陆粲《庚巳编》、何良俊的《语林》、李贽《初潭集》等寻常不太受文言小说选家注意的著作, 被黄老师选出来很多精彩故事。注解方面, 黄老师周到而简洁, 解读文字, 则能从思想艺术各个层面抓住作品特色进行精到的点评, 都能发挥引人入胜的功用。

《明清小说的艺术世界》是黄老师的代表作之一, 由他领衔, 与蒋松源、谭邦和合作。这部著作的写作理念自有成因, 不能说源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 但却合于其中一段话的意思并因此把这段话作为扉页题词:“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 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 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 它又是一个于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 (2) 明清小说史的景观其实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三国演义》辐射历史风云, 《水浒传》开拓了英雄传奇世界, 《西游记》是想象力在神话世界的逍遥游, 《金瓶梅》描摹了市侩封建社会的丑恶世界, 才子佳人小说是爱情婚姻的理想世界, 《聊斋志异》寄孤愤于鬼狐世界, 《儒林外史》是对科举文化病态社会的反思, 《红楼梦》是社会人生的悲剧世界, 《镜花缘》在想象中展现“海外”奇观, 武侠小说创造了一个江湖世界, 晚清谴责小说是近代社会官场群丑的广角聚焦, 等等, 展开来是艺术化了的中国社会的各种景观, 连起来则是小说形象的历史中国。黄老师执笔了其中重要的五章:神话世界与《西游记》、才子佳人的理想世界、《红楼梦》:社会人生的悲剧世界、“江湖”世界与武侠, 特别是作为总论的第一章:“明清小说:在民族历史文化的摇篮里”。作为总论, 这一章从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小说文体的继承与创新、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小说时代与影响、小说的历史步伐几个层次, 全面讨论了中国小说史的相关问题, 的论迭出, 很见功底, 也为全书铺路奠基。《明清小说的艺术世界》1992年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 随后就被台湾洪叶文化出版公司买去了版权, 如今已经成为大陆和台湾学者经常引用的著作。

黄老师擅长中国小说经典的阐释, 《明清小说的艺术世界》里已经展露, 《红楼梦》一章即表现出那种特别善于品味欣赏小说文本的能力。对于《红楼梦》, 黄老师情有独钟, 早在1963年, 他以青年教师的身份, 在当年11月24日的《湖北日报》整版发表了《对封建制度的抗议与宣判———怎样读<红楼梦>》, 受到当时学生的追捧, 1991年他又在《香港时报》连载发表了《十年梦绕大观园》、《<红楼梦>写人艺术的价值取向》等长篇论文。《香港时报》在那两年里还连载发表了他的《山水艺术谈》、《宋代文体融合的例证》、《才子佳人小说的产生及其审美理想》、《海阔天空自逍遥———<西游记》孙悟空角色的探讨》、《武侠小说纵横谈》、《中国科幻小说的雏形——略谈<封神榜>》等论文, 俨然成了《香港时报》文学欣赏与名著解读的专栏学者。联系他在《字词天地》发表的《“也”字的艺术美》、《摹景的用词与用笔》, 以及收入《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华工出版社1985年6月) 的论文《关于以奇为美的小说理论的形成、发展及特点》等相关论文, 可以看出黄老师对小说经典的艺术内蕴有深入的解悟, 对文学艺术美的创造有独到的心得。

黄老师晚年的学术逐渐转向了对中国小说文化史的研究, 并且有了一批不错的成果。《清泉文存》 (3) 收录了《小说文化与传统文化》、《诗歌文化与小说的诗化》、《史官文化是小说的母体》、《园林建筑文化与小说的空间意识》等长篇论文, 这些论文不但显示了黄老师对广阔知识领域的广泛涉猎, 也显示出他已经步步深入中国古典小说的壸奥, 试图解构中国古典小说复杂的文化构成, 并描摹其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惜年事已高, 身体病弱, 不能继续这项学术意义深远的工作, 但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黄老师的工作已足以启迪后人。

八十年代中期, 黄老师还和湖北大学张国光教授一起, 与华中师大校友、著名作家公安人李寿和先生 (黄老师的学生) 共同努力, 促成了湖北省公安派文学研究会的成立, 并且在公安县举行了海内学者云集的首届公安派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 会后出版了由张国光先生与黄老师主编的《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论文集 (华中师大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 , 其中载有黄老师自己的论文《略论性灵说与明中后期文化思潮———纪念袁宏道诞辰417周年》, 如今这篇论文和这个论文集已成为公安派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文献, 后来他又继续为推动公安派文学的研究做了很多工作。1991年10月李寿和先生的《三袁传》出版, 黄老师是其“自始至终的指导者” (李寿和语) , 不但认真为其撰写长文作序, 还帮助作者将其八章的标题推敲成一首七律:“白苇黄茅三慧童, 斗堤襟带孟溪雄。江南芳草随心绿, 冀北朝霞载誉红。湖柳频摇云梦浪, 篷帆直挂海天风。楚才不幸诗坛幸, 自有名山事业功。”也算文坛学界一则佳话。

黄老师在古籍整理注释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 代表作应该是1996年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列女传新译》和2003年在同一书局出版的《新译骆宾王文集》, 体例为原文、章旨、注释、语译, 很好地满足了台湾学界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 显示了黄老师这方面的学术功力。

我曾在《我的恩师黄清泉先生》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黄老师的学术, 长于鉴赏, 敏于解读, 美于文笔, 底力深厚, 风格朴实, 是老学者的传统路子。以当下泡沫状的学术景观来比较, 黄老师的学术成就诚不足以与那些三两年便著作裹身的大腕比肩, 但黄老师的学术工作是实实在在的贡献, 放在图书馆里, 年轻学子, 读一本就会有一本的收获, 后辈专业学人, 则可以踩在他的肩上继续攀登。当然, 黄老师他们那辈学人, 受左倾思潮尤其文革灾难的影响, 三四十岁的年华里, 没有做学问的环境, 九十年代伊始, 又到了退休的年龄, 他们实际上只得到了十来年的好时光, 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学术成就。不过那正是从头到尾的八十年代, 是当代学术最纯洁的十年, 黄老师的学术成绩对得起那个美好的十年。”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前言》, 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 第2页。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页。

文学学术 篇8

关键词：民歌,社会机制,新文化运动,国学门

一、1918年以前“新文化”的历史诉求与“民歌”兴起的“先声”

从社会机制的角度审度, “民歌”在发生之初就交杂着“学术行为”和“文学行为”的两种社会学角色。1913年12月, 鲁迅在教育部的《编撰处月刊》上发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 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 以理各地歌谣, 俚谚, 传说, 童话等;详其意谊, 辨其特性, 又发挥而光大之, 并以辅翼教育”。 (1) 我们应该注意到, 鲁迅是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发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的。虽然该文是鲁迅思想理路的体现, 但它能够被教育部审批发表, 鲁迅到教育部任职, 是受蔡元培的提携。此举的历史意味在于新的权力阶层至此开始诉诸“意识形态”的推广和传播。蔡元培聘用鲁迅, 除了同乡情谊的原因之外, 还由于鲁迅在留日期间就与同盟会、光复会成员交往密切, 并致力于改革中国思想的文化建设。鲁迅此时提倡搜集“歌谣”等, 主要目的是“播布美术”。“播布美术”与他在日本期间以“文艺”的主张有很大关系。改变国人的思想和精神, “文学艺术”是重要的手段。寻求文化变革必须寻找有别于本国传统的“新”资源。除了“别求新声于异邦外”, 被“正统”认为“不入流”的“民间艺术”也是重要资源。“辅翼教育”仍是强调“歌谣”的目的是要“教导”、“化育”, 具有思想启蒙的功能。至于“歌谣”到底是什么?还待“详其意谊, 辨其特性”。也就是说, 它的内涵、特性都是有待说明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 “歌谣”的发生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特性, 先有“目的”和“意义”, 再有“内涵”和“功能”。“思想启蒙”的历史诉求决定了“光大”“歌谣”的社会学行为, 而“思想启蒙”之中的具体目的和具体侧重在一开始并不明朗。鲁迅认为应成立“文术研究会”, 但到底是文学还是学术, 鲁迅在一开始并不作区分。

与鲁迅相呼应, 1914年1月, 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4号上发表了采集儿歌童话的启事, 但几乎没有得到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响应, 仅收到一篇来稿, 此外就只有远在北京的鲁迅寄来所录儿歌六首及注文。周作人只好自己动手, 努力收录, “就所见闻, 陆续抄下, 共得儿歌二百左右”, 编成《绍兴儿歌集》一书。 (2) 这种情况, 与周作人的处境有相当关系。当时周作人任绍兴县教育会会长, 他还未加入到北大文科这个学术团体中, 征集儿歌的这一行为仅可被视为他个人的一个举动, 势单力孤, 且绍兴只是一个小县城, 不便于文化沟通, 所以并没有引起重视。

二、1918年至1922年“新文化运动”与“民歌”的兴起

“歌谣运动”的兴起, 在刘半农的回忆中似乎是很偶然的事。刘半农在《国外民歌译》中提起征集歌谣的缘起, “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 正是大雪之后, 我与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 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的文章, 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 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就将章程拟好, 蔡先生看了一看, 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 分寄各省官厅学校。” (3) 1918年2月1日, 蔡元培在《北大日刊》发布“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校长启事, 同时, 《北大日刊》第一版刊登了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 “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 就从此开场了”。 (4) 这场由北大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 影响很大, 各省官厅学校和报刊杂志都参与其中。我们应该从这件看似偶然的社会事件中看到历史变动的必然。刘半农和沈尹默何以会想到“征集歌谣”?他们所说的“很好的文章”, 这个标准是什么?何以就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何以就能产生影响?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动、北大性质的变动、蔡元培的身份和地位都有很大的关系。

1912年5月, 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大。1913年3月, 姚永朴和林纾辞去北大教职, 1913年11月, 桐城派著名文人姚永概辞去北大文科教务长之职, 桐城派在北大的势力衰弱。等到夏锡祺继任文科学长, 他引进章太炎一派学者, 桐城派开始受到攻击, 最终, 太炎门生取代了桐城派文人, 成为北大文科的新兴势力。1916年底, 享有崇高声望的蔡元培入主北大, 担任校长一职, 并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后, 把《新青年》杂志挪到北大去办, 并在蔡元培的支持下, 把赞同新文学的同志纷纷聘到北大。因此, 到了1917年9月, 胡适、刘复等致力于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学者, 都集中到了北大, 由此, 北大文科学风发生改变, 经学至高无上的传统治学观念被打破, 民主、平等的学术思想得以传播、张扬, 歌谣、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地位得到重新估定, 其价值和高文典册一样的重要。在革新文科、理科, 昌明学术外, 蔡元培在任校长期间, 改革学制和领导体制;组织研究所;鼓励北大教员多出成果;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 招收旁听生;组织进德会, 砥砺北大师生的德行……经过蔡元培的大力改革, 加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宣传, 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成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中心, 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这时, 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文学”的“语言革命”与“思想革命”密不可分。自古以来, 中国文学一直伴随着“诗言志”和“文载道”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交替而发展, 文学主流即封建文人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 民间文学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的行列之外, 可以说, 歌谣这类民间文学难登大雅之堂, 且很少被关注和重视。为反抗旧有封建文人文学, 改革旧有文化的思想, 创建新文学, 不少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千百年来饱受封建文人作品压制的民间文学, 确立了“走向民间”的文学发展思路。“民间文学”被认为是讲“人话”, 这个“人话”不仅是指语言方式上的“俚俗”, 也同时是指“没有披带过礼教的枷锁”。钱玄同曾这样慷慨陈词:“‘言不雅驯’, 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俚俗的词句, 正是我们所欢迎的。我们只知道是人就应该讲人话;人话都是活泼的、自由的。‘引车卖浆之徒’, 凿井耕田之辈, 村姑农妇, 灶婢厨娘, 他们一样是人, 一样会讲活泼自由的人话, 而且他们因为没有披带过礼教的枷锁———这倒是得了圣人君子们‘礼不下庶人’这句话的恩惠———所以最能讲真活泼真自由的人话, 比‘学士大夫’们讲的话强多了。” (5) 常惠更是认为, 转向民间, 重视民间文学, 可纠正历来文学上矫揉造作、瞎话连篇的缪点, “现在文学的趋势受了民间化了, 要注意的全是俗不可耐的事情和一切平日的人生问题, 没有功夫去写英雄的轶事, 佳人的艳史了。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 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我们现在在研究他和提倡他, 可是我们一定也知道那贵族的文学从此不攻而破了” (6) 。

1918年2月1日, 《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校长启事》, 向全校师生、全国报刊杂志、学术团体发出了征集歌谣的号召。在同一天的日刊上, 还刊发了由刘半农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同时期的《新青年》、《东方杂志》、《太平洋》等报刊皆转载《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 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好的效应。据1918年5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消息, 征集歌谣简章发布之后的三个月内, 歌谣征集处共收到校内外来稿80余起, 歌谣1100余首。从1918年5月20日起, 精选出来的歌谣在《北大日刊》的“歌谣选”专栏陆续刊登。之后, 《文学旬刊》《东方月刊》《妇女杂志》《北京晨报》《学艺》《努力》《少年》《新生活》《民众周刊》等报刊都刊发了采集的歌谣, 或是研究歌谣的论文。其中《北京晨报》、《妇女杂志》开辟专栏刊发和歌谣相关的文章。顾颉刚将他从家乡搜集到的吴歌送到《晨报》上发表, 更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报刊杂志积极刊载, 声势浩大, 且近代白话文蓬勃发展, 到了20年代, 大城市与部分乡村城镇民众成为了新兴报刊的基础读者, 大批读者加入到搜集、研究歌谣的行列中, 推进了歌谣运动的发展。

三、1922年至1927年“新文化”的分化与“民歌”的“争论”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 “歌谣研究会”隶属“国学门”, 歌谣运动渐渐偏向于“学”, 即学术研究, “以民歌充实国学”, 同时, “用国学整合民歌”。正如顾颉刚指出:“当时歌谣研究会的学者们, 乃是以一种‘学术的眼光’来对这些民间歌谣的搜集的。” (7)

在五四其间, 中国的民族危机感越来越高涨, 西方的思潮和学术成果也纷纷进入中国, 同时,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兴趣, 并以此为研究对象, 成就卓越。中国学者感受到来自西方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压力, 开始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进行反省, 他们认识到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 是一项具有“贯通中西”意义的事业。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于1922年正式成立, 歌谣研究会也重新整顿起来, 其成员可分为三类, “一是受西方人类学派影响较多的学者, 如周作人等;二是重视和提倡搜集歌谣但就其研究立场而言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歌谣的学者, 如刘半农、胡适等;三是乡土研究的学者, 如顾颉刚、董作宾、常惠等”。 (8) 另外, 在由周作人执笔的《歌谣》周刊《刊词》中, 明确提出了歌谣研究会蒐集歌谣的两种目的:“一是学术的, 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 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 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 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 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 我们把他辑录起来, 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 侭量的录寄, 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 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 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 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 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著的光辉, 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由此, 三类学者, 两种目的, 《歌谣》周刊上出现了两种意见的分歧, 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歌谣的学者比较注重歌谣在文学与审美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受西方人类学派影响较多的学者和乡土研究的学者则侧重民俗学方面的意义, 力图挖掘出歌谣背后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