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逻辑（精选4篇）
学术逻辑 篇1
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以及公共资助科研的社会价值诉求为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提供了认识论逻辑动因,高校协同创新战略和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赋予了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现实使命。 2012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 指出:“实施2011协同创新计划, 形成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1］。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关于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调“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评价成果的机制”。 教育部于2013年12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建立“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标准和开放评价方法相结合的高校科研评价机制。 2014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通知指出:“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2］。 因此,建立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大学科研影响(包括学术影响和非学术影响)评价体系是推进高校协同创新和新型智库建设的迫切需求,也是深化大学科研评价改革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都纷纷开展了大学科研评价体制改革,开启了以非学术影响评价为主题的新一轮改革浪潮,非学术影响评价正成为世界大学科研评价新常态。 对此, 我们需要理性思考其学术合法性。
一、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逻辑动因
驱动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逻辑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包括大学自身内在因素, 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从大学自身因素看,一方面是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的逻辑诉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有效监测和管理大学科研绩效,促使大学科研对地方、国家、国际社会贡献显性化;从政治视角看,是为了向政府、公众展示大学公共科研资助的社会经济价值;从经济视角看,是为了理解科研的社会经济价值, 并为政府科研拨款提供决策依据。 正如杜诺万(Donovan. C) 所言:“科研影响评价是为政府有效资助科研提供证据的有力武器”［3］。 总体看,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最主要动因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科研公共资助价值实现的逻辑诉求。
(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的逻辑诉求
科研评价是大学科研事业发展的指挥棒,评价的取向和维度直接影响和引领着大学科研的基本走向。 反过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特质赋予了大学科研以新的使命, 科研评价必须顺应这一新的逻辑需求。 在知识经济社会,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已由传统的学科为本、追求“高深学问”为基本特征的“模式Ⅰ知识生产”走向以跨学科、应用情景、 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并驱为基本特征的“模式Ⅱ知识生产”［4］,目前正呈现出以“分形创新生态系统”、知识集群、创新网络为基本要素和以静态非线性网络集群性、动态协同互动的多节点、多形态、多层次、多主体的“模式Ⅲ知识生产”新图景［5］。 在知识生产新图景中,科学知识生产由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等多主体协同开展,知识生产的结果并不单单为科学知识增长服务,更强调直接贡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终端用户。这就赋予了知识生产结果评价的新使命———评价不但注重新知识“质”的卓越性,更强调其“贡献”的影响力。 正如吉本斯和卡拉雅尼斯教授所坚持的,新知识生产模式下,评价标准应该是多维度的,知识生产者以及知识传播和使用者将依据不同价值标准对知识成果予以评价,因此知识成果评价不仅要考虑知识本身价值,还必须兼顾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非学术影响。 在此逻辑驱动下,大学科研必须顺应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对研发创新的时代需求,在追求科研 “卓越性”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 “影响”, 这就赋予了大学科研评价质量与贡献的价值取向,反过来引领大学科研向追求卓越和影响的发展方向。这是顺应人类社会知识生产演变逻辑规律的,是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服务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公共科研资助的社会价值诉求
随着知识经济深入快速发展,知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致使世界主要经济发展体研发强度已达到2~5%,我国也在2013年突破了2%的目标［6］。 (见图1)早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家将科学看作是确保国家竞争力的“精灵”(genie)的同时,政治决策者从未对公共研发投入的社会经济影响产生怀疑,秉持“科学会自动生成社会经济效益”的逻辑信念［7］。 万尼瓦尔·布什就曾指出,任何科学投入本质上都是有利于社会的［8］。 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诸多国家出现的公共科研资金严重赤字的困境迫使科学领域通过内部同行评估以及科学产出与影响指标解释其成效。科研影响评价的主要利益诉求就是科学研究对学术界和科学知识的影响。 其逻辑前设是,社会能够“自动地”从最高质量科学中获取最大收益。 自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偏离了这一“自动信任”的逻辑思维观点,希望通过证据展示科学研究对社会的价值。正如欧盟所质问的:“社会真正能从公共资助科研的产出中获得什么利益? ”［9］。 因此,科研评价范围开始超越大学学术领域, 日益关注其社会产品(产出)、社会运用、社会利益(社会变革)等超学术影响。 只有当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化和可消费的产品时,社会才能从高质量科研成果中获益。 对此,在“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测量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STAR METRICS)框架下,联邦政府开展了包括大学在内的公共资助科研对就业、经济等产出效益的影响评价。另外,传统上,基础研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那些高引论文或顶尖学术期刊论文虽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但并未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影响效应。为彰显科学研究非学术影响,引领大学科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发挥,贡献于科技创新,近年来世界诸多国家开始关注基础研究的社会效益,实施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机制。
数据 源 :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4:89.
二、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国际主流模式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是相对于学术影响而言的, 前者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维度。 社会影响意指科学研究对国家社会资本的贡献(如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创新、传讯公共舆论、提升决策能力等);经济影响是贡献于国家经济资本(如增强技能、提高生产力)增值;文化影响是对国家文化资本的附值(如贡献于文化传承和创新); 环境影响是对国家自然资本的附值(如减少污染和浪费、再循环技术利用)。因此,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涉及社会、经济、公共政策、政治舆论、文化等领域。近年来,主要创新型国家都在积极实施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机制,比较典型的有英国的 “科研卓越框架”(REF)、澳大利亚的 “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RQF)、 美国的STAR METRICS、 荷兰的 “情景中科研评价”(ERi C)等评价机制,非学术影响评价正在成为大学科研评价新常态。
(一)英国:“科研卓越框架”(REF)模式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英国政府决定对高校科研评价机制进行全面改革,创建了一个动态的、机敏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越研究基地联合体,以最大限度地贡献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知识扩散。英国财政大臣曾明确指出:“为实现科研经济影响最大化, 新科研评估体系应激励用户导向科研活动,以奖励兴趣驱动卓越科研的方式来奖励用户导向卓越科研。”［10］对此,英国政府从2014年始创建“科研卓越框架”评价机制,以取代传统的“科研评估机制” (RAE),首次用“影响”(impact)这一指标替代了原来的“声誉”(reputation)指标,并将其权重定为20%(卓越性占65%,环境占15%),即从“质量”“环境”“影响”三个维度对大学卓越科研成果进行测评［11］。
REF评价内容是具有卓越水准的较强整体性的研究单元(research unit),研究单元必须符合如下卓越特征:1高质量、原创性研究成果,包括能催进学科发展的世界一流成果、 具有探究新领域的创新性成果、对社会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效益的科研活动等;2其研究发现具有高度公共共享性;3研究单元必须是通过大量有利于社会或经济利益的科研活动取得的卓越研究;4具有能够促进卓越研究及其成果有效转移或运用的高质量、前瞻性的研究环境;5对卓越研究基地的可持续性发展有重要价值。其评价方法是,根据影响力模板采用案例描述(叙事)方法,并辅以案例和定量数据作为证据,由专家评估。 专家组由国内外行业专家以及用户专家构成,超脱了传统的同行评价［11］。
研究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如下部分:从企业、政府或研究慈善组织等核心研究用户获取的研究收益指标; 与所有研究用户合作的数量和程度指标; 社会、经济、政策、文化、卫生、生活质量影响指标(详见表1)。 评价结果分为五个等级,即4星级、3星级、 2星级、1星级和未分类,分别代表影响的“卓越”“非常可观”“可观”“认可但适度”“很小”或“根本没有”等水平［11］。
(二)澳大利亚:“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RQF) 模式
“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是2004年由澳大利亚政府创立的, 旨在评价所有纳税人资助的科研质量、 公共资助科研影响力(包括科研对区域、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终端用户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影响)。 根据该框架规定,科研影响表述包括:科研团队如何与终端用户联合解决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议题;终端用户获得科研团队的决策咨询所产生的社会、 经济、 环境、文化效益是什么;科研成果给终端用户带来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效益是什么。该框架科研影响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污染减排、自然资源再生、生活质量、传染病发生率下降、文化意识增强、就业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升、衍生公司数量、新产品和发明、 技术许可、政策咨询、科研合同与产业资助、非学术出版物、与终端用户协同创新项目、政府工作报告引用情况、专家咨询服务等。 科研的社会影响评价结果分为ABCDE五个等级。 A等,被采用的科研成果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生成了卓越的(前2%)的社会、 经济、环境或文化效益;B等,被采用的科研成果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生成了显著的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效益;C等, 科研已经被终端用户共同体采用并生成了新政策、产品、态度、行为或观点;D等,科研团队正在与终端共同体联合解决区域、国家或国际上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问题;E等,科研在区域、国家或国际共同体中产生较低或未产生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效益［12］32。
(三)美国:STAR METRICS模式
STAR METRICS是 “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测量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的英文缩写,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 国家卫生研究院、 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部门于2008年联合开发的科研影响评价机制。这一新的评价模式旨在监测联邦政府在就业、知识生产和卫生领域的科学投入效果,由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共同负责实施。STAR METRICS帮助联邦政府最大限度地评估其在研发领域投入的价值,从而生成美国联邦政府科学投入绩效收益的严格透明评估结果。该评估项目数据来源于包括大学在内的科研机构以及联邦各部门,信息主要通过高度自动化方式取自大学数据库,大学科学家和管理者不需承担过多任务。STAR METRICS主要是测评科学投入的其他四大核心领域:经济增长通过专利、新创公司等指标进行评估;劳动力收益通过学生流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领域的数量测算;科学知识通过出版物和引用频次来测算;社会效益通过科研资助的长期卫生和环境影响来测算。该模式用来描述科学家之间的互动以及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 评价科学研究对经济、 知识生成、社会、卫生等效益的影响［13］。
(四)荷兰:“情境中科研评价”(ERi C)模式
ERi C创建于2009年,旨在对大学学术研究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如产业、教育、决策、卫生等)中解决社会问题(如创新、气候变化、社会融合、全球化等) 的社会影响的评价。 该评价体系将 “社会影响” (societal relevance)界定为科学研究对社会部门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 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生成性互动”(productive interaction), 即如果科研在社会上具有潜在影响,就需要研究团队与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该互动可以发生在科研设定、科研过程和科研结束等不同阶段。 其逻辑前设是,如果科学研究团队与利益相关者存在“生成性互动”,这项研究或早或晚就会产生社会影响。 “互动”包括个人合同(如联合项目、研发网络或联盟、咨询服务等)、出版物、实物产品、利益相关者支持科研(如财政、直接参与、设备共享)。在该模式中,“社会影响”评价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使命描述、社会影响定性描述、社会影响指标量化、评价委员会综合评价,前三个阶段采用自我评价, 第四阶段采用第三方评估委员会外部评价。使命描述主要是对科研团队社会贡献的目标和战略举措的描述,以准确反映科研情景,如某领域科研专业人才培养、产业或商业化导向知识生产、公共服务导向知识生产、政策导向知识生产;科研社会影响定性描述包括科研成果对社会的可能性影响,科研成果在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传播的方式,通过生成性互动选取社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证据,科研成果的影响范围;社会影响指标量化包括科研成果广度、社会利益相关者对科研成果的关注度、 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等方面;评估委员会的评价主要是通过与科研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访谈等方式评价科研的社会意义［12］37。
三、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学术逻辑
(一)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学术自治逻辑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在成为新常态过程中, 受到学术共同体的广泛质疑和争论,引发了诸多学者对研究者自治权和基础学术自由的担忧。 本质上讲, 自治是学术专业领域的固有属性。法国社会家布迪厄曾指出:“科学场域”(scientific field)是“具有自身法则的微观世界”［14］。科学场域比其他领域更具自治性。 由于高度自治性的存在,19世纪科学场域创造了如政治学以及非科学性文化生产场域无可比拟的重大成就。对此,“建立一个明晰的具有专业特质的知识共同体,是维护科学场域的社会合法化及其自治权的重要保障”［15］。因此,布迪厄所理解的科学自治是动态的 “独立中依赖”或“依赖中独立”。这就赋予了学术研究人员在“他处”(elsewhere) 培育和提升其“自我身份” 的多元选择,如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媒体、与用户协同知识生产、建立智库、参与社会知识网络、吸纳产业资金或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等。尽管新目标群体的激增削弱了科学领域自治,但由于研究人员或研究机构“他处”范围的日益扩展,促使自治基础从同行认可赋予科学家学术权力的情景向权力资源日益分化情景转变,科学家具备了“协调知识生产不同逻辑域的品性,通过跨学科话语体系满足日益增强的科学知识的社会需求,而不摈弃由专业化学科发展形成的质量监控机制”［16］。
从知识生产角度看,学术自治的存在性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非生产性活动(如熟悉科研环境、了解科研问题的变化情况、商讨科研评价等相关活动。 )的自由。 实践中,越是科研成果高产者,就越相对容易地走出“规范科研生产”高压化空间［17］。 同时,这种自治更容易受到学术领域市场化的挑战而非外部直接干预。 如REF评价机制艰难的改革进程向人们传递了这种自治在学术界的争议性信号。科研影响评价机制一方面并不排斥当前学术界实施的对“迟缓性研究风险”(slow research risk-taking ) 和“风险性研究”(risk-taking research)具有一定规避的有限绩效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赋予了学术成果非传统产出(如政策咨询报告、情景化知识产出等)的超学术价值。
从知识转移角度看,科研影响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向其同行、科研成果潜在用户、科研项目资助者和决策者证明其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 吉伦(Gieryn. T)曾指出:“值得信赖的非学术组织创造了学术组织层面学术自治的‘遮护器’”［18］。在当前科学研究新范式下, 科研伙伴、协同者以及受益者的选择不但要考虑所生成的新知识类型,也要考虑其社会影响。 但这并不侵蚀科学自治。 “自治并不是通过将社会与科研问题选择相分离或通过研究者对知识运用的自我隔离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构建确保特定情境场域之间知识转化过程中高度自治的机构实现的”［19］68。卡隆(Callon. M)指出:只有自治才能保证科学研究机构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知识移动,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必然需要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与其同行共同商讨,因为这一知识转移过程源于区域情景中其他行为主体网络的建构［19］96。 REF等科研影响评价模式都邀请学术界参与这种边界作业,目的就在于让学术界获得知识生产自治权限,同时其评价主体还包括大量科研终端用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目的是将占绝大多数的科研成果用户纳入非学术影响评价过程, 不使用“同行评价” (peer review) 而是运用了来自各界代表的 “专家评价”(expert review)。 因此,学者自由发展的权利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并不矛盾, 二者可以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并不悖于学术自治［20］。
(二)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学术边界逻辑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是科学家为竞争实质性和象征性资源在意识形态边界作业的核心利益所在。边界冲突是科学与其他活动领域之间“自治”与“他治”之间关系的博弈。 吉伦曾指出,导致边界作业的争辩存在三种形式,即:新专业活动领域的建立(自治拓展), 新行为主体进入现有领域并为自己地位而努力(身份塑造),守护科学自治免受外界干预(自治保护)［21］53。 在科学知识观上,“维多利亚式” 科学家(Victorian scientists)试图建立新类型知识的可信度。 该流派强调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和社会利用性,是为了区别于科学与宗教的边界关系,强调科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 “去兴趣化”,是为了区分科学与工程的边界关系。 英国社会学协会启动的“社会科学证例”(Making a Cas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跨学科计划的宗旨是实现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证明社会科学知识如何贡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创新。在谈及科学的社会影响时,传统科学观认为是“科学纯真的丧失”和“真理与政策价值边界空间的腐蚀”;而在后者科学观看来,与所有政治和市场问题相脱离的“纯真科学”实际是对“真理的玷污”［21］86。 由此可见,任何科学观点总蕴含着某种政治立场,即对知识治理范式变革的理解和认识必然受科学领域行为者的利益以及对科学知识技术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组织需求的影响。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模式涉入了扩张型边界作业,规定提交的代表作品必须包括其成果的实证影响,影响评价领域强调科研单元,即“评价单元科研产出或个体研究者科研产出的影响缺乏可操作性,评价整个大学组织科研影响过于粗略”。 另外,在当代科学知识生产范式下,科研影响案例通常包括科研团队的协同成果。 这就说明,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生产是多主体协同生成的集体成果。 因此,国际主流科研影响评价模式几乎都强调在整体科研单元层面进行卓越性评价。这与传统的在院系单位层面或所有未实质协同知识生产的科研人员集中作为评价单元的评价方式相反。 REF等非学术影响评价机制规定以科研单元为评价对象,为描述科研工作对不同潜在用户产生影响的多元转化互动过程提供了广域空间。
四、结语
在多重逻辑驱动下,非学术影响评价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新常态。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是对科研贡献的他域情景的描述,其价值一部分由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有。因此,在这一场域下, 必然存在着一定风险,即如果偏离科研生成知识的独特性,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影响”权重过大,则必然会削弱科学领域自治以及同行专家在甄别卓越研究所持意见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以 “他治”为基本特征,那么科学领域“自治”将由于科学与社会关系规制的缺失而受到严重侵蚀。 相反,如果对研究者开展科研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给以多元化叙事,则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和团队研究者的自治水平,这赋予了研究者对其科研日程、方法以及成果形式等更充分的自控权。
科研项目通常存在着“纯科学”和“非纯科学”边界作业,而非纯科学边界作业在多种情况下倾向于增强其社会经济影响和贡献度。 因此,专业诚信的守护需要维持“自治”与“他治”的边界存在。埃兹科维茨的 “三重螺旋”、卡拉雅尼斯的“四重螺旋”思想使这种非概然平衡行为通过学术界、产业界、国家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协同演进的实现机制得以理论化,这种协同演进机制所生成的互补性知识发展并未抛弃先前各知识领域间的“断层”,甚至重新构成了附加的新“断层” (不连续性)。 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他治”不但存在于学术界、产业界、政府乃至公民社会之间的公共对话空间,也存在于维持各领域内知识生产自治逻辑的图景。学者进入公共对话空间并不必然通过知识生产生成可理解的科研成果,也可能从事与科研存在内在逻辑关系的其他活动。 从这个意义讲,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可以看作是对科学-社会关系展现和规约空间的构建。 在这一空间中,研究者试图通过描述形成其知识生产活动的行为主体网络来解释其科研影响, 并能够由同行及其用户联合评价。 因此,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既是对当代大学学术自治逻辑的尊崇,也是对学术边界逻辑的超越,是高级知识社会大学科研评价的必然选择。
摘要：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及公共科研资助价值诉求等多重逻辑驱动下,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都纷纷开展了以影响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制改革,如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澳大利亚的“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美国的“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影响的评价”、荷兰的“情境中科研评价”等,非学术影响评价正成为世界大学科研评价新常态。非学术影响评价既是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逻辑的尊崇,也是对传统学术边界逻辑的超越,是高级知识社会大学科研评价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学术逻辑
学术逻辑 篇2
有一部电影叫《恋爱的温度》, 它讲述了因为时而热烈时而冰冷的“恋爱的温度”, 恋人们反复着恋爱和分手的过程。职场同事东熙和英, 三年来都小心翼翼地避开其他同事的目光, 进行着秘密的“办公室恋爱”。两人时而甜蜜多情, 时而又在无意间伤害对方, 恋爱的温度也时不时发生着变化。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借用电影里的台词引起大家的思考:“结了婚才能知道真面目”、“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 她是个既有优点, 也有缺点的人”、“相爱的时候多美好, 结局为什么这么卑劣”。其实, 这里面的逻辑就是, 温度的变化会带来对现实与未来的疑问, 产生疲劳与分歧。在学术更新发展中, 对新理念的爱恋何尝不是有着这样的逻辑呢?
避免走进中国式质疑的逻辑怪圈
我从2006年质疑信息技术的课程标准开始就试图寻找学术质疑的正确逻辑。面对质疑, 有相当一部分人采取的是中国式的逻辑, 基本状况如下。
第一, 你质疑别人的东西, 难道说别人的东西一点好的也没有?我认为, 从辩证唯物主义看, 任何东西都是有好有坏的, 所以说别人的东西肯定是有好的一面, 但这并不能否认质疑, 或者说否认它坏的一面。
第二, 你要质疑人家, 就要拿出一套建设性的建议来!你看欧几里得的平行线公理面对的质疑。《几何原本》问世后, 从阿拉伯的数学家和欧洲的数学家, 都质疑平行线公理, 都在试图证明出平行线公理来。可他们给出过什么建设性建议吗?也是没有的!从来质疑或批判, 都是面对面的, 是不需要什么建设性建议的。
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中国式质疑的逻辑, 都不是针对质疑本身进行合理的解释, 而是企图从另外的角度来否定质疑或批判。如果许多人都有这两种中国式的逻辑, 那么培养质疑精神或批判性精神, 就沦为叶公好龙了。
冷静质疑慕课中的逻辑悖论
第一, 流行中的自我否定。最早的信息技术运用于课堂的形式是课件, 当年也在鼓吹这是一次教育革命, 后来有了网络, 又开始宣扬网络化, 把课件又变成积件, 而网络一次不行, 又来第二次, 从Web1.0到Web2.0, 以论坛博客促进教师的发展!真正的一线教师, 在这些所谓的技术上发展的比例又有多少?真正长期写博客的极少见, 怎么能说是促进了发展呢?现在, 又把慕课等说得天花乱坠, 好像有了这个, 前面的理念落后了。其实, 是不流行了而已, 这是同一批追赶潮流的人自己否定自己。拭目以待, 慕课会怎么样被否定, 原因一定不是它不好, 而是有了更新的替代品。
第二, 功能夸张出现的矛盾。有了慕课, 是否连常规的学校教学都可以消除?甚至全国可以只要一名学科教师, 这个学科教师通过慕课就能把全国学生的问题给解决掉?我记得当年自己读小学时, 教辅里就有先预习, 并且让我们写三个看了文章后的问题。当时是1986年前, 最开始, 还是有几个人认真在写看了文章后想出的问题, 但一般的学生写的是什么问题?全是什么中心思想不清楚, 分段不熟悉等这种大又空的问题, 几乎没有人在认真写问题。后来我当教师, 又当了数学教师, 在1997年左右, 我是要求每次考试学生全要写总结 (当时不叫写反思) , 就是写自己为什么这些题要错, 是什么原因。从开始到结束, 几乎所有的人写的错题原因都是粗心!后来我还问了他们:“为什么你这道题粗心, 下道题又不粗心呢?”这个情况多了, 就是有问题的!可真正沉下心来写这种总结的, 还是少之又少。各个群里有许多的信息技术教师。如果你们上课时, 让学生自主, 不上课了, 网又是开着的。你看看, 一个年级有多少人是在上网学习的?可能1%都不到吧!对于中小学生而言, 他们还缺乏自控力, 大部分情况下, 他们是不可能主动去学习的, 不要说他们, 就是我们成年人, 又有多少是自主学习的, 绝大多数都是愿意自主玩的!因此, 在这样的前提下, 通过慕课来改变教育,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主, 而非通过慕课培养自主。
第三, 只看表象是片面的。有人就要问了, 为什么美国这些国家用慕课手段可行?真行不行先不说, 就算引进的人认为行, 那也是因为人家的要求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记得有个关于网瘾的调查, 我在博客里也写过。中国网络上瘾的, 几乎都是中学生, 而在美国, 却是成年人!以美国的高中为例, 他们是修学分, 也就是说, 可以放弃自己不喜欢的学科, 在自己爱好的学科中去发展。而他们所选择的学科, 来自于对上百个学科的比较, 那么必然是自己喜欢的。所以说, 人家的自主学习, 是从分学科开始就进行了。而我们的自主学习呢?仅仅是一个外衣而已。一旦要什么全面发展, 那就不可能让学生真正得到发展。现实是, 所有的人都是偏科, 没有全才。就算是有某些方面都有才的, 但也不会是全才。那是上帝了!可你我培养的, 是上帝、是科学家、还是常人?而普通的人, 偏科是多数, 也就是说, 他喜欢的学科, 仅仅是一个, 甚至还有不喜欢任何学科的。而偏科多了, 要想考上大学, 只有狠抓这些偏科, 这是很累的事, 多半是事倍功半的。慕课这时候可能是有益的。
第四, 新名词与旧内容的关系。慕课还是以讲授为主, 可新课程不是反对讲授为主吗?如果学生在课堂上没有听懂, 那他在课后, 网上听, 就能听得懂了?知识要传承到学生的脑子里, 不仅仅需要讲授、需要课堂。包括新课程, 老以为学习是在课堂上听讲完成的,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专家们说什么慕课交互及时, 那是在教师一直都在线上专注这一个慕课时才有可能。可就算是最好的教师, 他能一直在线, 一直专注这一个慕课吗?如果线下提问的人多了, 他又能有三头六臂, 马上回答所有的问题吗?
第五, 慕课的核心是什么。慕课的核心还是学生的自主学习。如果学生已经有了自主学习, 那么任何方式都可以促进他的学习, 而不仅仅是慕课。如果学生本身就没有自主学习, 那用慕课仍然不能解决他自主学习的问题。套用一句流行语, 学生在那里, 慕课不慕课, 他还是在那里!
第六, 慕课能不能真正让学生从非自主学习到自主学习呢?这可能性很小, 因为必须要学生通过慕课产生了明显的学习效果后, 才可能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但就学习本身来说,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慕课不是激素, 不可能立即见效, 所以对一般学生而言, 是不会产生明显效果的, 而没有明显效果, 就达不成学生的自我转变。
第七, 慕课就是资源库的一类。资源库的建设, 我们知道是花了大量的钱, 而效果大家也是清楚的。而慕课的出现, 说穿了, 还是资源库的一个分支而已。从逻辑上说, 以前资源库的效果不明显, 那现在出现的慕课, 就一定会有改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为什么资源库没有产生真正的效率, 慕课又如何来避免这个问题?这才是真正做慕课的人应该思考的。慕课或翻转课堂, 是常规课堂的一个有意或有益的补充。如果是这个大前提下, 是正确的, 但如果把慕课、翻转课堂当成什么教育革命, 那只是狂想曲, 无论内容与方式与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实践和创新都存在着很多逻辑悖论, 等待它的是如同以前的“教育理论”一样的结局:无情被抛弃。
学术逻辑 篇3
关键词：学术出版,概念,功能,性质
学术出版是我国出版领域一个重要的类型, 在整个出版平台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 学界围绕学术出版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针对学术出版乱象和学术出版整体质量提升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学术出版问题的文章。比如, 有的探讨学术期刊出版的审稿机制问题, 有的分析学术著作出版的运营模式问题。但是, 认真总结学界有关学术出版的研究, 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逻辑认识的盲点和误区。这些盲点和误区既体现在学术出版的实践中, 更表现在我国当前学术出版的理论研究中。
一、对学术出版概念界定缺失
从理论认识的层面来看, 学界虽然对学术出版和学术规范的重要性等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分析, 但是在概念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认识误区。学界更多的认识是, 在大学出版和学术期刊的实践中对学术出版概念的思考, 在观念上缺乏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照的逻辑思维。实际上, 大学出版和学术期刊与学术出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他们彼此既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 又有着不同的种差阈限。那么, 究竟什么是学术出版?学术出版的特征和范围是什么?这些有关学术出版的最基本问题实际才是学术出版理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科学的概念是进行科学认识的前提, 更是进行科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对学术出版概念的探讨, 离不开对学术本质特征的认识。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先生在《学与术》一文中曾说过:“学也者, 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 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这里的“发明真理”就是提出科学创见。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在回忆金克木先生一生学术经历之后, 颇有感悟地这样说道:“因金庸的《神雕侠侣》, 很多平日不读诗词的, 也都记得了元好问的‘问世间, 情是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其实, 可以换一种说法, ‘问世间, 学是何物, 竟然也是直教生死相许’。这里的学, 就是叩问、求索与探寻, 而无关学位、项目或荣誉。”这也是在强调, 学术的本质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求索, 在于思想创见的获得, 在于思想的独特性和首创性。如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那么学术就是这个灵魂中最为活跃的动因。因此, 以学术论著为出版对象的学术出版在内容上就必须具有思想创新性的特征。
与此同时, 学术出版还必须具有规范性特征。学术规范是学术论文、专业著作的思想独创性质与价值适应数量的规定和表述与传播的范式。论文的发表和著作的出版, 都要按照学界约定的学术规范进行写作和编辑, 然后才能出版发表。这既是学术对话交流的需要, 也是学术论著的科学严谨性的要求, 更是学术质量的体现和传播效果的保证。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必须遵循学术规范, 学术出版更要保证学术规范的传媒实现。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最基本的要求。叶继元先生在《学术规范通论》一书中指出:“所谓学术规范, 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而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 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这里所谓“学术共同体”应该是指学术论著的研究者、写作者, 学术论著的审编者、出版者, 学术论著的阅读使用者三种主体, 协同交互构成的媒介传播结构。这是一个高级的学术文化交流关系共同体, 这三者之间的通力协作、交相切磋, 构成一种动态的、发展和进步的媒介公共空间 (或平台) , 是保障他们在这中间互相自由讨论、独立创造、交流和传播的规则范式。
探讨学术出版的概念, 离不开创新性和规范性这两大本质特征。创新性是对学术出版内容的质的规定性, 规范性则是对其表现形式的规定性。从这个角度而言, 学术出版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以创新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论文和著作出版, 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 主要出版方式为期刊、图书和网络三大类。
二、对学术出版功能的认识不够深入
出版功能是出版学研究的传统课题,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相当丰富。总体而言, 现有出版理论常常从三个维度来认识出版功能, 一是文化功能, 二是经济功能, 三是社会建构功能。出版的文化功能就是出版具有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作用, 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著名出版家刘杲先生对此曾这样说过:“出版业是重要的文化产业, 不是一般经济领域的产业。出版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是物质载体承载的精神产品。出版业对社会的重大贡献是文化力, 是舆论导向、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是出版的灵魂。”出版的经济功能是指出版具有经济属性, 出版物可以是一种商品, 出版业是一个重要产业。出版的社会建构功能是指出版行业对社会建设、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建构功能。当然, 出版的这三种功能并不是协同体现的, 往往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 出版本身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 出版业是一个包括了多个产业链条的复杂体系。出版本身既是由不同的媒介形态构成的, 同时又是由千差万别的种类构成的。不同门类的出版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形态, 也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比如, 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 无论是在出版标准还是出版功能上都迥然不同。教育出版的教育功能非常凸显, 大众出版的文化娱乐功能则比较显现。再如, 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在出版形态要求上就不太一致。学术出版在论著形式上有着更严格的标准, 其出版的门槛也就更高。从这个角度来讲, 学界对出版功能的认识, 也不能概而论之, 要分类而论, 依类而讲。如果将出版业划分为学术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三大方阵, 那么在这三大方阵中, 学术出版以其特有的思想、导向性显示出举足轻重的理论启发作用。与后两者相比, 学术出版是思想理论传播的基础和动力, 是我国出版业成品总量中的最高标识, 是学术生产的总装线和成品出口的最高标识。如果说出版担负着文化积累、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新这三大文化功能, 那么, 学术出版则担负着引领这三大功能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 由于思想的独特性和首创性是学术出版的首要特征, 因此其又是整个出版平台上实现文化创新功能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
三、对学术出版性质的认识不够完善
毫无疑问, 学术出版是我国整个出版业的一个重要构成。无论是从其在整个出版产业的规模数量上来看, 还是从其影响力来看, 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出版门类。问题在于, 在转企改制这样一个大的出版体制改革背景下, 人们似乎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对学术出版性质问题的探讨, 更多地热衷于讨论学术出版该如何走向市场, 如何做大做强。比如, 在一场有关“学术出版如何走向春天”座谈会上, 有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 学术出版不走市场化, 那还是论著本身的问题, 而不能怪市场。这一论点的逻辑背后, 就是市场是检验学术出版好坏的唯一准则。按照这一论点, 似乎只有那些市场较好的学术图书才是优秀的经典的图书。换言之, 商品性是学术出版的唯一属性。从我国学术出版改革的实践来看, 似乎也是在践行着学术出版商品性的行事法则。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大部分出版社已完成转企改制的任务,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正在按照图书市场经营的法则进行着包括学术论著在内的图书的审查。二是按照国家出版改革的相关政策, 占有学术出版半壁江山的学术期刊也在面临着是否转企改制的艰难抉择。一种意见认为, 学术期刊属于非时政类报刊, 理所当然应该走向市场;另一种意见认为, 学术期刊不宜全面推向市场。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我国学术期刊正处于“改革的前夜”。从本质上来说, 学术出版的市场化改革背后所蕴含的观念就是, 学术出版产品是商品, 具有商品属性。但问题是, 学术出版的性质就是单一的商品属性吗?更进一步来讲, 学术出版机构一定要成为盈利机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 只能从学术出版的功能来认识。因为一个事物的性质, 是由事物的本质和功能决定的。如前所述, 学术出版是整个出版平台上最高端的产品, 具有重要的文化创新引领功能。这样一种功能, 决定了学术出版在性质上有着不同于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等其他类型出版的属性, 更加具有公益属性。从学术出版本身的构成来看, 它是由繁复多样的学科门类构成的, 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学科体系。而且,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 学科本身也不是凝固不变的, 自始至终处于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学科苟日新日日新, 新兴学科层出不穷。这种极强的创新性和变动性, 决定了学术出版不可能像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那样一定都能走大众之路。从学术出版的受众构成来看, 一些特定学科专业的受众范围较小, 人数较少, 确实很难按照市场的运营模式来进行出版。再从国外的学术出版实践来看, 很多学术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社也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化模式运营的。以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例, 它是由学校成立的出版基金来运作的, 整个出版社运行实行的是校长负责的理事会制, 并严格遵循同行匿名审稿制, 从而有效确保学术出版的编审质量。再以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为例, 其基本定位就是非营利机构, “为大学的教学、科研和传播推广研究结果服务”。由此可见, 学术出版的性质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单一的商品性质不符合学术出版的功能属性, 也不利于其文化创新引领功能的实现。学术出版是一个具有很强公益属性的文化产品, 是否按照市场化运营模式, 应该由出版产品学科专业特性和受众数量大小的状况来分类对待。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基金“中国学术论著出版业态与编审评价体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陈平原.评《金克木集》:问世间, “学”是何物[N].光明日报, 2011-10-23.
[2]叶继元.学术规范通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刘杲.我的出版观[J].中国编辑, 2008 (4) .
[4]赵文义, 王卫勋.学术期刊市场化的逻辑与实现路径[J].科技与出版, 2012 (2) .
学术逻辑 篇4
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卓越的表征
加州大学(伯克利)作为世界公认的全美最好公立大学,学术声望享誉全球。190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进入全美“六大”(Big Six)大学之列;1934年,在全美大学排名中,该校被誉为“美国卓越大学”;1964年,该校又被誉为“美国最稳定的卓越大学”。[1]迄今为止,加州大学(伯克利)已有21位教师荣获诺贝尔奖(其中8位为现任教师)。该校教师中有美国科技进步协会成员216名、美国哲学协会成员37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员224名、福布莱特学者74名、美国工程院院士91名、美国科学院院士135名、12名国家科学奖获得者。在科技研发方面,仅从2009年6月至今,加州大学(伯克利)就研发出2,217项发明成果,其中获美国专利569项、国外专利465项,签署专利技术开发许可协议300项。[2]
加州大学(伯克利)为世界学术的知名学府,在众多权威大学排名里名列前茅。2011年,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名中,该校居世界第4名;[3]上海交通大学201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居第2名;[4]西班牙教育部高等学术研究委员会Webometrics 2011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居第5名;[5]台湾大学科学论文成绩排名(ESI学门排名)中综合排名世界第6名;[6]2011年《美国新闻周刊》全美最好公立大学排行榜中居第1位,其研究院的很多学科在全美排名也位居前3名之列。[7]
在美国,博士学位研究生项目是评价大学学术质量的关键指标。根据全美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11年公布的结果:在对全美212所研究型大学的5,000多个博士培养项目62个学术领域评估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博士项目总体学术质量位列之首;在教师竞争力和所取得的科研成就方面,该校52个学术领域中有48个均排在全美高校前10名,而排在第二位的哈佛大学有46个,斯坦福大学有40个;上述3所著名大学进入前5名的学术领域数量为:加州大学(伯克利)43个,哈佛大学40个,斯坦福大学30个;排名第一的学术领域数量为:哈佛大学19个,加州大学(伯克利)18个,斯坦福大学11个。[8]
二、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卓越的生成逻辑
(一)多元融资渠道与学术卓越生成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长期历史发展中,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多元融资渠道,为其学术卓越提供了资金保障。整体看,其学术资金主要来源于州政府、联邦政府、基金会、私人慈善组织等。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加州政府是该校最大的资金来源。而近些年来,随着加州经济不景气,州政府投资在该校学术经费来源的构成比例上有逐年递减的趋势,这就迫使校方逐渐走出州政府庇护,多方筹集资金。
联邦政府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研究经费最重要的来源。188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抓住联邦政府颁布《哈奇法案》的契机,在政府向加州拨款建立农业实验站、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扩展学校学术研究实力。“二战”期间及其后,大批联邦政府资金投入加州顶级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也从中获得大量资金。借助联邦政府投资创办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和曼哈顿计划大大促进了该校科学领域的学术实力,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卓越的最大驱动因素。
另外,加州大学(伯克利)也积极吸纳国内外基金或慈善机构、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国内外商业协会的学术资助。同时,该校积极与产业部门合作,吸纳产业资金,这些多元外部筹资来源为其学术卓越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20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研究总经费为6.736亿美元,在其经费来源结构中,联邦政府资助占62.1%,加州政府资助占14.3%,非盈利性慈善资助占14.1%,产业部门资助占6.5%,学校自身资助占2.5%,其他政府机构资助占0.55%。[9]
(二)“卓越”价值追求与学术卓越生成
追求“学术卓越”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历届校长的办学理念。早在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领导时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就提出了“通过开展与加州面临经济挑战相关的科学研究最好地服务于加州利益”的办学理念。随后,惠勒(Benjamin Ide Wheeler,1899~1919)首次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通过提升教师薪水待遇,在全国招聘最卓越教师,拉开了加州大学(伯克利)竞争最卓越人才的序幕。斯普劳尔(Robert Gordon Sproul,1930~1958)任职时,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招纳卓越贤才,在每个院系组建了一支全美最优秀学术团队,把“鼓励和支持学术卓越”作为他的领导原则。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被誉为“现代伯克利的设计者”。他的根本目标是将加州大学(伯克利)发展成为一所全美顶尖大学。对此,为了确保学术卓越,他实施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教师聘任、晋升审查制度,并对相关学系和院系进行直接管理,集中力量改善院系在全美的学术地位。美籍华人田长霖任加州大学(伯克利)校长时,明确了“以卓越为立校之本”的发展理念,指出:“伯克利是一所世界级的大学,首先应致力于在师资和学术上的卓越地位”。在面对州政府削减经费、提高学费、学校出现经费不足时,他再次宣布将保持加州大学(伯克利)的“高水平学术卓越”(high level of academic excellence)。依靠外部资金的支持,加州大学(伯克利)继续保持着高水平的研究和学术卓越。[10]可以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坚持不懈的“卓越”价值追求孕育了其学术卓越。
(三)共同治理制度与学术卓越生成
以学术评议会为核心的共同治理制度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卓越提供了重要保障。186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设立了由校外人士构成的董事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由校长领导、所有教师和各院系领导构成的学术评议会。在任惠勒时期,赋予了学术评议会的多项权力,确立了学术评议会的独立地位。191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爆发的“教工革命”(faculty revolt)开启了教师、行政部门和董事会等团体共同治理的模式,大学教师开始成为学校共同治理的主体。自此以后,历届校长对董事会和学术评议会的规章制度与治理结构不断革新和完善,奠定了加州大学(伯克利)现代意义上的共同治理制度框架,形成了大学共同治理制度的基本结构:在董事会下两个既并列又有必要重叠的决策体系,即学术评议会和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机构。[11]
加州大学(伯克利)共同治理制度确立了现代大学基本制度。共同治理的核心机构———学术评议会,主要负责学校教学和科研等学术事务。学术评议会代表大会(Assembly of the Academic Senate)主要由各分校代表以及评议会分部主席组成。学术委员会(Academic Council)作为学术评议会的执行机构,主要由校招生委员会、教育政策委员会、研究生事务协调委员会、学术人员委员会、研究与肯定性行动委员会,以及规划和预算委员会等各利益相关部门主席组成。在共同治理过程中,教师和行政人员就共同问题共同协商、共同决策,构成了一种平等对话的学术共同体。[12]在共同治理制度保障下,加州大学(伯克利)人才辈出,不断生产出大量原创性科研成果,从而确保了加州大学(伯克利)世界卓越的学术水准。加州大学(伯克利)前学术评议会主席哈里·N·赛博(Harry N.Scheiber)指出:“现代评议会是一种迷人的制度,它在过去75年的创造性张力中发展……评议会唯一的责任是保持学术卓越的火焰永不熄灭。”[13]
(四)知识生产方式变革与学术卓越生成
为提升学术卓越水平,加州大学(伯克利)不断创新知识生产方式。加州大学(伯克利)高度重视与产业界的合作,创设了“知识产权和产业研究联盟办公室”(The Off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dustry Research Alliances,IPIRA),负责评估最新学术成果的商业潜力,订立赞助研究或合作研究协议,为加州大学(伯克利)与产业研发合作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从而促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研究的高情境化,形成了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知识生产共同体,知识生产组织形式灵活多样。
通过学科交叉互涉与知识边界跨越开展的知识生产具有很强的学术活力,这种交叉平台是科学知识原创与技术发明的重要地带。加州大学(伯克利)开创了多种形式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的“组织化研究部门”(Organized Research Units,ORUs),包括研究所、实验室、研究中心以及研究站等,由教师、专职研究者、博士后与科学家组成,旨在打破学术院系组织形式的局限性。这类跨学科组织形式具有高度异质性,由来自不同学科专业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构成,强调以某学科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形成优势互补的学者研究团队,是一个集约化的知识生产组织形式。通过ORUs跨学科组织形式,大学扩大了学术研究主题的选择范围,但又不影响学术院系的基本教学任务,从而实现了学术卓越。另外,为鼓励跨学科学术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还专门为跨学科学术活动增加了教授岗位。
在长期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内部基层学术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跨学院、矩阵式的研究机构蓬勃发展,建设了一大批综合性实验室和跨学科、跨院系的研究中心,有组织地开展战略性、前沿性、基础性的研究,既为完成国家战略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又为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了处于科技最前沿的创新平台,同时还大幅提升了学校的学术水平,确保了加州大学(伯克利)的学术卓越。
三、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卓越的经验与启示
(一)多元筹集科研经费,提高人才竞争力
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发展经验看,充足的科研资金是确保学术卓越的必要条件。我国高校应该采取“走出去”战略,加强与产业部门的科技合作,并积极开拓与国外企业研发合作的新途径,吸纳国内外各产业界的研发资金;同时,应通过各种基金会组织,积极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并积极探索吸纳国外慈善基金会资助的途径。学术竞争力潜在于人才竞争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利用充足的资金引进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教师,组成了科研实力雄厚、科研配备一流的学术团队。对此,我国高校应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加大对国内外卓越学术人才的引进力度,提高人才竞争力,从而确保学术卓越。
(二)确立“学术卓越”的价值理念
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术卓越生成逻辑启示我们,只有不断地追求和捍卫“卓越”的价值理念,并以“学术卓越”为践行发展之道,才能不断地提升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竞争力,才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此,在政府层面上,正确决策“学术卓越”取向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应成为顺应国际潮流的迫切需求;在大学层面上,确立“学术卓越”办学理念,营造“学术卓越”大学文化,应成为提升大学学术品位,提高大学核心学术竞争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选择。
(三)通过“共同治理”为学术卓越提供制度保障
加州大学(伯克利)在确保“学术卓越”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董事会和学术评议会的形式实现了共同治理的制度保障。我国在完善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首先应科学组建学术评议会这一共同治理的核心机构,深刻理解大学的本质特征,尊重大学教师这一特殊群体,鼓励全校教师代表参与大学治理,创建大学行政与教师共同治理理念的新型制度模式。只有在这种民主的共同治理制度下,才能促进大学人才辈出,保证大学不断产生原创性学术成果,从而实现大学学术卓越。
(四)转变知识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