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想（通用12篇）
逻辑思想 篇1
思想交互的逻辑化是网络语言的本质特征。现代逻辑使得网络表层语言的工作成为可能, 其基础是莱布尼茨完成的。他的发现为计算机的体系和信息时代奠定了基础。但“布尔逻辑的功能是计算机时代的隐喻, 因为它表明了我们怎样对信息时代进行提问。”我们借助于网络语言, 通过界面对世界进行提问, 在计算机界面上, 许多问题始于布尔逻辑项。布尔查询随即便又引导我们藉以典型塑造世界的潜意识过程。一旦我们注意到网络语言如何构成我们的精神环境时, 我们就能想到影响我们精神生活的潜意识诸因素。因此, 我们先回头来看一下布尔逻辑。
一、二元逻辑中的交互思想
布尔 (GeorgeBoole) 发现了被称为符号逻辑 (symbolielogie) 的数学分支。“莱布尼茨首先提出, 要把逻辑推理变成符号演算, 他的这一想法不久便成为了现实, 取得第一个突破的是英国数学家布尔, 他把命题之间的逻辑推理归结为一种代数演算—命题演算, 也称为布尔代数。”布尔的“逻辑代数”采用公式来代表逻辑关系, 把逻辑韶题转化为了一种算术。用代数符号的公式可以描述具有某种性质的各组事物之间的一般关系, 给定一组与另一组之间关系的问题之后, 布尔就可以对公式进行演算并迅速得到答案。
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事进行陈述, 而谈话的语境以及上下文也能使听话人明白我们表达的意思。在虚拟世界中, 网络二元逻辑形式语言所陈述的世界与我们每天参与其中的事物是有距离的, 它对实际存在的世界不感兴趣, 甚至对直接陈述的世界也是如此。在计算机二元逻辑形式语言支撑下, 客观世界的直觉内容向虚拟世界的比特信息的转移无形而平稳。在机器层面上, 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上的微开关通过按符号逻辑制成的线路把一切都组织好了, 而布尔查询就是简单地把同样的逻辑用于文本处理。网络二元逻辑形式语言系统, 把我们从对世界的直接领悟中推到由逻辑间距隔开的世界中, 虚拟世界中。计算机将语言编码, 使其成为数据, 我们使用的语言便被修改成了数字化的ASH码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
计算机的工作是离散的, 遵循布尔逻辑, 并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程序得出精确的、重复性的结果。人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精心设计它, 使之能完成人类预定的工作, 让之遵循系统化的原则。布尔认为, 逻辑建立在简单公理的基础之上, 它是某种形式的数学。算术中的基本运算有加法、乘法、除法等, 逻辑关系也可以简化为“与”, “或”, “非”。这些算符可以用二进制进行运算, 人类一切的命题交给计算机, 交给计算机的网络深层语言进行处理, 思想通过界面进行逻辑化。逻辑上的“是”与“非”简化成了二进制的0和1, 思想上的对与错也简化成了0和1, 无论包含多少项的命题简化为用二进制符号标号的简单序列, 这是一种用数学研究逻辑问题的方法。布尔用这种方法成功地建立了逻辑演算, 他用等式表示判断, 把推理看作等式的变换, 判断和推理都被符号化、逻辑化了。而判断与推理与人类思维进行交互的过程则转化成了符号与思维的交互过程。布尔查询逻辑标志着人类在思想和语言的关系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也标志着一种在电子文本织成的网络虚拟世界里的新型思维交互形式。这种思维交互的实现以布尔查询逻辑为思想基础, 以超文本思想为实际操作, 以界面为中介手段。
二、超文本技术中的交互性
超文本技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它是一种与文本交互的模式, 是关联文本的超级文本。超文本是具有链接点的文本, 通过打开这些链接点可以实现文本之间的交互。因此, 可以说链接点是超文本技术交互性的关键。激活带有链接点的文本,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文本会马上跳出来, 它可能是文字、图画、音乐, 也可能是一部电影。击一下返回键, 又可以把使用者带回到原来文本中出现链接标志的起点。网络语言的超文本技术是节点式的, 或关系式的。文本数据库中的任何短语或词组都可以与数据库中的所有项目相关联。每一个词或短语都是通往其他内容的钥匙, 也是返回自身的钥匙。超文本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它的链接表明文本中暗示着其他文本, 里面所有的文本都相互关联, 它能在片刻之间将事物联系。与超文本进行交互就好比是超越光速的运动, 所有的文本事实上融为了一体, 都能即刻进行存取。超文本为我们思想的交互在技术上提供了条件。它的链接工具提供了一种链接信息的方法, 就像思维一样, 不限制信息排列的方式。例如, 一想到明天, 就可能会想到一次讲座, 想到这次讲座, 又会提醒你某个课题或与该课题相关的某个专家。这种信息之间的关联不是简单地复制信息, 而是把多个地方的信息同时予以展示, 这不仅使我们的思想过程加速, 而且还促成在我们思想过程中新实在的诞生。网络语言的超文本还具有空间性, 它增强了新的维度, 使文本之间形成了相互嵌套的空间结构, 这种相互嵌套的文本使得人类思维与思维之间的交互空间更广阔, 交互的内容更丰富。
三、人机界面的中介作用
人机界面就是指界面。什么是界面?海姆 (Michael.Heim) 认为, “界面指的是一个接触点, 软件在此把人这个使用者和计算机处理器连起来。这可是个神秘的、非物质的点, 电子信号在此成了信息, 正是我们与软件的交互作用, 才创造出界面。界面意味着人类正被线连起来。反过来说, 技术合并了人类。”在网络世界中, 主体与对象的交互通过主体—中介—对象的方式完成, 没有了这个中介, 主体无法与对象进行思想的交互, 界面充当了主体与对象交互作用的中介。通过界面, 主体输入自己的思想, 计算机软件将之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语言, 再通过界面转化成主体可识别的语言, 使主体与对象之间进行思想的交互。人机界面不仅仅是有形的, 稳定的中介系统, 它本身也意味着我们人类的活动是动态的。因此, 海姆曾说, “在一种意义下, 界面是指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和显示屏, 在另一种意义下, 它指显示屏与数据相连的人的活动。”因此, 布尔查询也好, 超文本也好, 字处理也好, 都是人机界面的组成部分。通过人机界面, 主体之间交互的不仅有信息, 还有表情, 它能将过去主体双方限于私底下交往的信息全部公开化, 也能将过去人们直接而密切观察时所交换的信息也全部播放出来了。那么, 人机界面具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 理解的开放性。理解的开放性是人机界面作为主体与对象之间思想交互作用中介而产生的特征。自然世界中, 主体认识对象, 无论怎样认识, 都不会改变对象, 只能客观理解对象。而虚拟世界中, 主体借助于人机界面, 主体对对象的认识是双方互动的交流, 主体不再是单方面的理解对象, 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 即伽达默尔所说的“对话”。也就是说, 借助于人机界面, 主体与对象在“对话”中产生了一种互动, 这种互动使得“对话”的双方都有所改变, 最后达到融合。这种“对话”是以“提问回答”的方式进行的, 这就是互动。对话从提问开始, “你”的言说是“我”的提问, “我”的言说是对“你”的提问的回答, 而“我”的回答同样又是对“你”的提问, 在这一问一答中, 主体与对象之间进行思想交互, 任何“对话”成了对话者难以预料的自然过程, 展示出“对话”本身的“逻辑”。需要强调的是, 这里的“你”不仅仅单纯指主体人, 也包括了文献资料, 文化传统, 艺术作品等世界中一切可以理解的对象。“你”的言说代表了理解对象的思想, “我”的观点是理解主体的思想, “对话”的结果使双方思想达到交互, 甚至融合。“对话”继续下去, 这种思想上的交互就不会停止, 就会持续下去。“对话”的这一特点, 表明了理解的开放性。
第二, 公共场景的融合。公共场景的融合是人机界面的时空特征。通过人机界面, 主体与象进行思想交互, 可以越过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使双方在一种融合的公共场景中进行“对话”。我们使用人机界面进行思想交流, 我们身体处在何地, 处在何时, 不再决定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我们的身份、角色等等, 都隐藏在界面之下, 用一个虚拟的形象, 与另外一个虚拟的对象进行“对话”, 这使得主体身份的重塑成为了可能。
第三, 智能性。人机界面具有智能性特点, 它使得主体虚拟化, 使得主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作用都得到体现。首先, 字处理过程外化了我们表达和加工思想的能力, 使思想的流动更直接。其次, 在人机界面上, 图画表现出来的生动性, 现场感是任何语言的描绘都无法比拟的。其三, 超文本链接技术为我们在信息的阅读中导航。线性的阅读文本的逻辑轨迹被打破, 人的联想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借助于人机界面这种中介, 不同的主体不但在总体上共享了非常相似的社会信息, 而且主体与主体之间也共享了相同的信息, ‘分享着人类共有的经验和知识, 并藉以理解彼此的“生活世界”。在书写文明产生之前, 人类思想的交流只能依赖于谈话, 而人类从经验中获得知识也只是以分散、零碎的方式贮存在记忆系统中, 对外部和内在世界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具体的、想象的和情景依赖的阶段。文字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存贮和共享知识的方式, 人类得以一种抽象、普遍和理性的方式来审视自己的思想并进行检验。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随之并行的网络语言及人机界面的产生, 再一次革命性地改变了语言存在的形态, 如文字处理软件, 超文本技术以及布尔查询, 都使得网络语言二元逻辑形式语言的交互性本质得到了完整地体现。
摘要：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特殊的社会现象”, 是“语言”本质属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外部特征。本文在对语言本质理解的基础上, 思考网络语言的本质。笔者通过二元逻辑中的交互思想、超文本技术中的交互性、人机界面的中介作用三个层面得出网络语言的本质:思想交互的逻辑化, 这一结论。
关键词：语言本质,网络,逻辑化
逻辑思想 篇2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维护核心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基础，党有核心才能思想上高度统一、政治上高度团结、行动上高度一致。维护核心的前提是忠诚核心，维护核心的目的是捍卫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维护核心，才能保持党的团结统一，才能使党的领导坚强有力。维护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宝贵经验。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时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各项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管党治党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在全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紧密联系、相互支撑的，无论是讲政治、顾大局还是重看齐，目标和重心都在于维护核心。维护核心就是讲政治，维护核心就是顾大局，维护核心就是重看齐。没有核心意识，不自觉维护核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就无从谈起。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世界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有坚决维护核心，坚决维护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和国家才能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我们的事业才能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呈现新气象新作为，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尤须深刻认识维护核心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维护核心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对于我们党来说，有核心才有灵魂，有核心才能凝心聚力，从而汇聚起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首先要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核心就是维护党的权威，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只有维护核心才能保证全党服从中央，才能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卢梭法律思想中的共和逻辑 篇3
关键词：卢梭 共和主义 法律至上 人民主权 自由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卢梭是一个共和论者，他的思想处处闪现着共和的火花，他将共和国视作其理想的政治单位，并在《社会契约论》中以大量笔墨论述了罗马的共和政制，超越了古希腊以来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笔者将以此为切入点，通过考察他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发展及其富有争议的法律思想，进行一种思想史而非政治发展史的解读。
一 契约与立法：共同体的建构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用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开始了他的思索。布鲁姆认为，“卢梭是一个共和论者，他是一个共和论者是由于他相信人自然而然地就是自由而平等的。只有反映了这个本性的文明社会才有希望给人们带来幸福。”社会状态对于人来说是不可逆的，卢梭并不留恋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与平等，因为自然状态下孤独的原子化个体将面临着诸多不可克服的障碍，然而迈入社会状态的人又最终陷入了不平等和奴役，因此，该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在卢梭看来，自由和平等是一种以法律和道德自由代替自然自由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前提是承认国家和法律的存在是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失去人造的现实国度为依托的天赋自由只是虚渺的海市蜃楼。那么，这样的一个能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权威与自由统一于一个共同体的结合形式是怎样构筑的呢？
首先，人们必须订立这样一个契约：每个人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毫无保留地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因为其他人亦如是所为，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并能以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使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紧接着，社会契约造就了一个社会的人格即国家，它像自然的人格一样有意志；它意欲看起来为那个人格所必须或值得自己向往的一切东西，而为全体人所意欲的东西便是法律。此即：“社会公约赋予政治体以生命，立法赋予政治体以行动和意志。”在这个通过契约建立的人民主权国家里，个人必须服从国家，服从公意（General will）。
然而，“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政治生命的原则在于主权者的权威，既然人民的普遍意志是主权者，那么它必须通过昭示主权权威的立法权来直接行使其主权。“而法律又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所以唯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在此，卢梭剔除了任何“个人主权”的可能，卢梭公正法律的实质在于意志和对象的普遍性，就前者来说，法律必须是公意的体现，任何个别人的意志都不可成为法律；而就后者而言，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由此，公民只有直接参与人民大会进行公意的宣示时才构成主权者，任何提议一旦通过普遍讨论和表决后上升为法律，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必须服从它，哪怕该公民并不是多数的一员而是反对这一提议的少数派。因为立法提议本身并不考虑人民对此提议赞成与否，而在于是否符合公意，因为“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公意的内在蕴涵要求公民通过普遍、经常、定期、直接的民主集会融入共同体，通过多数审议立法的方式达成公意，通过积极的公共政治生活重铸自由与平等，实现整体的幸福。
卢梭的政治建构是一种共和的复归，但在卢梭的时代，却正是共和理想遭受重创的时代，因此，卢梭的共和主义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颇有后来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意味。
二 继承与超越：复归的共和
自17世纪以来，古典共和主义步入衰微，最明显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无法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订立后兴起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念和“国家——社会”等境况进行说明；其二，它在经历了从“共同体人”（Member）到“个体人”（Individual）的社会属性转变后，无法对公民从一元到多元、从全职到兼职的转变以及变化了的国家和个人关系的整合提供任何答案；其三，商业时代的来临，使得绅士美德不再为人们重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利益契约取代了古风对荣耀和美德的追求，市场道德对传统的先设美德进行着从观念到制度的排挤。卢梭的政治思想在两个方向上远离了当下状态，它指向了人类往昔的幸福的自由，以及在将来建立一个吁求受其统治的人们的意志的政治，公意可能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国家的规模必须很小，以便人民很容易集会，并使公民之间相互熟悉；（2）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3）在财产权上，每个人对于自己那块地产所具有的权利，都永远要从属于集体对于所有的人所具有的权利，在地位和财产上要高度平等；（4）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使他们热爱自己的道德和责任，这种道德与责任又是宣扬这种宗教的人自己也须对别人履行的。
论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思想逻辑 篇4
在20世纪90年代, 后现代主义批判主要来自新左派学术阵营。论题的展开, 与学术界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 尤其是全球化反思和文化工业批判等问题密切相关。后现代主义批判作为一个文化阐释对象来看, 正是由上述的话语关系的争论和交锋编织而成的机体。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 勾勒了一系列的主义话语, 从“三种马克思主义”到启蒙主义和新启蒙主义、新权威主义、儒教资本主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 等等。由于汪晖的新左派学术思想倾向, 他对泛滥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给予了理性批驳。归纳其观点, 大致如下:一是后现代之兴起的时代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无望之后向西方转向的态度;二是直接拿来西方后现代主义, 以为可以作为批判中国新启蒙主义的思想武器;三是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将人民的需要欲望化, 由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根据。[1]上述批评所立足的, 似也可概括出几个根据:一是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一概归到对资本主义总的批判根据上, 这是新左派的思维方式;二是以中国当代的思想任务来说, 反后现代主义的理性根据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话语所提出的任务尚未完成也就谈不上终结,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 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这种挑战又因为启蒙知识分子在诸多范畴上的含混性而导致“中国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种含混, 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直接作为批判中国新启蒙主义的武器”。后一个根据来自批判者对自我历史处境的清醒和自知的反思。
后现代主义批判在汪晖的现代论述中是不能轻描淡写的问题, 他在多处都涉及到这一话题, 可见其重视的程度。[2]当然, 不只汪晖坚持反后现代主义的立场, 新左派另一些学者在此问题上可以说都有“家族相似性”。甘阳1992年就曾在芝加哥写成《中国的后现代》一文, 以极具调侃意味的笔调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毛泽东热”作了后现代式解读。文章的一个重要意图是隐含着对西方思想界通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思维方式的质疑, 但更明显而直接的意趣是, 顺手操起在西方已炙手可热的后现代剃刀, 来解剖那时正在发芽中的中国后现代文化 (整篇文章读来充满了一种我姑且用来玩味的术语“启蒙主义的童贞”气息[3]) 。我在这里提到这篇冠以后现代之名的文章, 主要目的是提醒人们, 一个思想者的批判形象未必总是令人畏惧的, 他也会在思想工作的边缘闲谈,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另一新左派学者韩毓海不负干将之名, 我们读他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遗产》一文时, 不难被尖锐的理性批判激情所触动。尤其是在批判全球化背景下后现代主义论述的形成时, 他认为:“当代中国昙花一现的所谓后现代思潮则显示了新启蒙阵营向右的方面的瓦解。十分特殊的仅仅是, 后现代思潮完全缺乏对于市场社会及其文化的切实分析与思考, 缺乏当代条件下资本、市场活动与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反思, 也丝毫没有涉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政策的改变和国家角色的调整等基本问题。恰恰相反, 中国的后现代思潮作为市场的乐观主义者比人文精神论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表现在:后现代把人文精神的讨论视为精英主义的叙事, 用解构的策略为商业和消费主义文化提供合法性论证, 显示出更为空前的拥抱市场的热望。实际上, 中国的后现代思潮既没有任何社会分析能力, 也没有任何社会批判的对象, 只不过是按照现代性的当下性逻辑, 不得不需要一个对立面来确立自身以便进行文化生产。中国的后现代本身就是市场消费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他动用传媒进行炒作的方式为此后的文化、理论的商业化生产提供了仿效的范本。”[4]之所以不耽冗长地整段摘录韩毓海的观点, 一方面是力图再现其批判的激情, 更主要的是为了呈现那个具有连贯性的批判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气质的“家族相似”。应该说, 这是新左派在20世纪90年代登台并闪烁其思想的深沉道义光芒最具代表性的气质。这一支出没于90年代思想丛林的小股队伍, 亦如他们排演的《切•格瓦拉》一剧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轰动一般, 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是某种格瓦拉的幽灵在当代的重现。
但这些幽灵只能飘荡在有限的思维王国, 相对于有限的思维, 后现代消费市场仿佛无比的巨大、能动、自由, 它所带给身体选择享乐的目的让人无法抵御。以消费文化而论, 齐格蒙特•鲍曼甚至借用了“消费者合作社”这一概念来隐喻今天这个已经全球化了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本质:消费者合作社的一个基本特征是, 它特别赞成这一选择, 在共同努力中, 每个成员的份额都是由其消费而非生产贡献所决定。成员消费得多, 其在合作社的共同财产中的份额就越大。因此, 是分配与占有——而非生产——是合作社活动的轴心。[5]“消费者合作”这一概念, 对于中国人来说, 不会显得陌生。齐格蒙特•鲍曼尽管是用叙述语气阐释这个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生活事实, 但还是激起我们无尽的妄想, 甚至以为他在本质上已经与共产主义生活重合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浮现出来。但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 “消费者合作社”这一形象的比喻, “在此, 人们能观察到发生于主要文化领域的个体生活的过程。选择的自由有赖于大量的可能性;然而, 它将是一个虚假的自由, 因为它否认了这样的权利:赋予一种可能性先于其他可能性——缩减了大量的机会, 关闭与拒绝了其他的可能性——换言之, 它完全减少或取消了选择。犹如只要这些符号是无意义的, 它们就充满了各种机会, 所以, 自由选择的本质是努力废除选择。”[6]对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化趋向, 可以说最具后现代生活典型的事件, 莫不与齐格蒙特•鲍曼描摹和揭示的“消费者合作社”生存形态相仿。自由与对自由的废除、大量的自由与机会的缩减、生活的符号化与价值的断裂都构成一个奇怪的解释循环。历史进步到今天, 我们似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尽可能享受着世界上能食用的一切美味, 有更多的时间可供我们娱乐, 但有一点也许被遗忘了, 这一点却是不经由我们选择的:在消费者取代个体的出发点上, 个体被先行置换, “而且, 商品化进程同时也是消费者的诞生行为”。进一步问, 人们放弃个体选择自由, 他们就能够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 同时也获得最多的自由吗?如果上述提问是身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生活的历史代价的话, 我们还能心甘情愿地认定, 在巨大的商品化历史和同样巨大的主体思维逻辑之间, 二者是浑然一体的统一关系吗?具体的问题是:在后现代消费社会里, 人们还具备相应的思维能力, 可以区分历史中的偶然性以及隐蔽的必然性形式吗?
我们似乎必须承认, 作为历史现实的后现代消费生活形式已经来临了, 它并非在价值上给出的判断, 而是举出一个生活事实。在市场经济已深刻体制化的前提下, 它的到来具有了经济基础;在大众生活已以消费为指针的前提下, 它的到来具有了文化基础;在思想观念的多样化以及零散化的前提下, 它的到来具有了思想基础;在艺术再无美丑之别的迷惑下, 它的到来具有了感性基础。当然, 这一切似乎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好像历史扮演了潘多拉的角色, 打开了手中的盒子。于是新左派憎恶从漂亮盒子里飞出来的灾祸, 但这一切都已发生。他们从根本上坚持后现代与中国问题的不相关性。而通过张旭东的一系列论述, 我们看到了站在新左派立场上从另一种视角对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的肯定论述, 它的理论价值是提高了新左派对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论述水平。张旭东在发表于《读书》上的两篇文章《重返80年代》和《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集中表述了张旭东对中国后现代思想的反思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构一种新的后现代历史感受的叙事结合起来的反思, 与前述新左派学者的批判立场是内在沟通的。
参考文献
[1]汪晖.死火重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65-70.
[2]汪晖, 余国良.九十年代的“后学”论争[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8.
[3]甘阳.将错就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76-79.
[4]韩毓海.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遗产[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2 (05) :38.
思想逻辑合拍，材料才能上路 篇5
xx曾参与不少大的综合性材料的起草，见识过很多写材料方面的牛人，用时髦的话说应该叫“材料达人”。
1.虽然他们性格各有不同，但相同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就是对材料写作始终有股子激情。他们有的年龄大一些，有的正处于写作的黄金年龄，一搞起材料来，就两眼放光;在一起讨论时，也是慷慨激昂，仿佛在指挥着由3000字组成的战斗方阵在冲刺。
这都到了何等的境界啊，连我这个搞了十几年材料的所谓“老手”，也是叹为观止了。
偶尔写一篇大的材料，充满激情容易，难的是接二连三的材料，还能保持激情。
几年前，我和一位材料达人聊天，问他“你天天都在脑子里想材料，时间都用来写材料，累不累?”他说了一段话，让我很启发。
他说，“写材料说不累是假的，但是精神上是愉悦的。尤其是你在写领导讲话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思想上和领导交朋友。”
那次谈话时间不长，这位朋友就提升调到下属某个单位当领导去了。我想这不仅仅是他长期为领导写材料这项工作本身让领导提拔使用的，而是他长期写作的逻辑经过了锻炼，领导工作的思想和方法也已经驾轻就熟，让领导对他在心里产生了信任感造成的。
当然，并不是说写材料就是为了当官，但当你的材料水平到了那一步，思维层次到了那一步，别人想挡你也是挡不住的，这就是写材料人最大的优势吧。
2.怎么在思想上和领导交朋友呢?这是一篇大文章。
xx认为关键是把握住领导逻辑与公文逻辑的统一。因为你是用公文材料来和领导沟通的，所以这两个逻辑正好对在一起了，就说明你们朋友交的好，你给他去交作业大家都愉快;如果两条逻辑线相交角度不大，还可以扭一扭拧过来，问题也不大;如果两个逻辑正好相反，那可能就不太好办了，就要反思反思了。
写领导讲话，不象写你自己的发言材料，那么随意，甚至会感到“被动”，属于遵命于人的创作，要按照领导的思想逻辑来。
领导讲话逻辑是不太固定的，有的里面思想点的扣子要多一些，这样讲起来更跌宕起伏一点，更生动一些;有的条理清晰一些，大三点套小四点，一、二、三级标题都要有，这样听起来虽然死板，但事后抓落实却可以有章可循一些;有的就象今天xx()这篇文章一样，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哪里需要多说就多说两句，哪里需要简短就一笔带过，看似漫无目的，实则主线主题很突出，听完读完印象都很深刻。
所以说，想和领导在思想上叫朋友，你必须要了解领导在想什么，他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这些你要作的基本功课。
3.掌握了领导的想法，也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的了，写出领导讲话也就成功了一多半。剩下的就是要把领导这种逻辑转换为公文逻辑了，就要体现出你的水平了。
这里，xx()要拿出点多年压箱底的东西，当然这不是我私人的东西，也是从老同志那里学来的，从写作实践中对照出来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材料，最终都要回答好“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有的回答可能是间接的，有的可能是直接的，有的可能这四个逻辑要素都有，有的可能只有其中的部分。如果这四个逻辑要素都没有，我估计想过关就很难了。
逻辑思想 篇6
关键词：墨子；逻辑建构；天命论；兼爱交利
墨子，是先秦诸子中少有的、有自己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家。一般看来，墨子的天命论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石，给予其“兼爱”、“非攻”、“尚同”等思想以逻辑落脚点，一切言说因此得到原发性的解释，厘清墨子思想的关键在于对其天命论的准确把握。
一、 墨子的天命论
《天志》上中下篇、《明鬼》下篇、《非命》上中下篇，是对墨子天命论的集中阐述。其中《天志》和《明鬼》主要论证天、鬼的实有以及他们对现实的生活的干预，而《非命》却又强烈否定存在原初的天命。我国历史上对“天”的解释是很多的，梁启超把它归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形体言天者， 天是天界天体， 与地相对；第二类是以主宰言天者， 天是天帝、皇天、造物主等；第三类是以命运言天者， 天是运数、因缘， 如孔子谓“富贵在天”， 孟子谓“若夫成功则天也”；第四类是以义理言天者， 天是原则理性。墨子“天志”中的天主要取第二种含义，即天的主宰意义；而“非命”中反对的天则是第三种含义，即命定意义。二者迥然不同。
（一）、天志与明鬼
“天志”即天有意志。墨子给“天”赋予了什么涵义呢？
首先，天有意志、有好恶，而且有好善、恶不善的道德取向。《天志上》云：“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天志中》：“天之意，不欲大国攻小国也。”
其次，天全知全能，无所不在。《天志上》：“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 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天志下》：“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将无所逃避之者矣。”
再次，天有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而且还可以根据道德标准对人的行为进行赏罚。《天志中》云：“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子也要受天的管束，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天志上》：“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墨子之“天”俨然是一个有意志、有好恶的道德主宰者——上帝。根据李绍崑的统计，在《墨子》一书中，“天”共出现206次，“上帝”出现23次，不过，两者的含义并无区别。康德等西方哲学家学说中的上帝，也是全知全能并且全善的道德主宰，这点与墨子之“天”非常相似，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一种先天道德律，是对人们实践“义”的绝对命令。
《明鬼下》中，神鬼往往并称，无孰好孰坏之分，皆是“天志”的执行者，代替“天”对人世的监督和审查。“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涧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只是不同于“天”的唯一性和绝对权威，鬼神是多种多样的。“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
墨子的“鬼神”与“天”在作为对民众进行行善去恶的道德教化方面，作用是一样的。它们都树立起高于世俗的权威，对民众的意识形态有主宰作用。
（二）、非命
孙诒让在《墨子间诂》里面有这样的解释：“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受命谓民寿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报之。” 即“命”有三义：一是岁数；二是劫数；三是某种无法把握的、神秘莫测的命运。
《非命上》：“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故执有命者不仁。”墨子不仅认为执有命说的人不仁，他还认为“有命说”根本就是“暴人之道”；如果按照“有命说”里面所说的：执政者如果处理不好国家的事务，人民就没有办法尽自己的力去生产，这样就会导致刑政混乱，兼之财用不足，国家混乱，所以要“非命”。
因此，《天志》、《明鬼》中倡导的“天命论”，实为一种道德命令，即在对善的信仰下来进行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它督促人顺天有为，积极向善。而《非命》中的“命定论”则是一种无道德的、盲目的力量，它以其权威取消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积极为善或消极作恶都失去了意义，人们的生命尊严被否定，因此它让人消极颓废，自甘堕落。墨子天命论提倡前者，反对后者，不仅不存在逻辑矛盾，反倒是顺理成章的。而他对两种“天”的一褒一贬，更是统一于其“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理想之中。
二、墨子思想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
康德等西方哲学家学说中的上帝，与墨子之“天”也存在很大不同。可以说，康德笃信上帝存在，上帝确实是其学说的真正逻辑起点；而墨子并非真正相信上帝、鬼神实有。
例如在（《明鬼下》）中假如说有神和鬼的存在的话，这样可以可以让被祭者的鬼神享用祭品。假如说神和鬼都不存在的话，这样就可以使“农与工肆之人”穷农民们，一次来联欢一回，何乐而不为呢？而祭祀的目的，在于“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的现实意义。
墨子哲学的出发点并不在于信仰，而是在于这信仰带来的实际效果，即人们是否可以因此“兼相爱、交相利”。所以，他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天志”、“明鬼”与“非命”不只是单纯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同时还是施政思想的工具。无论是尊天明鬼，还是非命有为，它们的提出都具有“兼爱交利”的实用意义。
墨子的“兼爱”并非涸辙之鲋之间的相濡以沫之爱，“兼爱”应与“交利”紧密相连，才符合墨子的社会理想。伍非百在《墨子大义述》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世俗之言兼爱者，知其一二不知其二也。墨子曰，‘兼相爱，交相利’。又曰，‘交相爱，兼相利’。又曰，‘兼而爱之，兼而利之。’大抵墨子之言兼也，含有交义。言爱也，包有利言。”由此，“兼爱”与“交利”不可分，二者和合，才是墨子思想的核心。
综上所述，墨子的天命论实则并非其学说的真正逻辑起点，树立起一个上帝乃是有“意”为之的，而这个“兼爱交利”的实用之意才是其学说的真正核心，也是其天命论架构的逻辑起点。（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系）
参考文献：
[1]李绍崑. 墨子研究（《墨子大全》第五十五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逻辑思想 篇7
关键词：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内在逻辑,核心内容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强势来袭,习近平提出并阐明了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旨所在,也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研读习近平系列讲话并从中耕犁出关于新闻宣传的思想及其本真精神和内在的逻辑线索,为当下的探索性新闻宣传工作实践提供战略性指导,是新闻宣传工作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在众多思潮林立的思想文化大背景下驱散政治思想迷雾、凝聚共识和力量、增强向心力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我党建构强大意识形态话语权以便在激烈异常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脱颖而的需要。
1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生成于具体新闻实践,并深深地扎根于新闻实践这片肥沃的、生命力永不枯竭的广阔土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作为拓荒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的开疆拓土,再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精耕细作,逐渐形成了立体、丰满的理论体系。它在纷繁复杂、零碎繁琐的新闻实践中生成、生长,并经过长期的新闻实践检验,从历史洪流中积淀下来而最终凝练成为逻辑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一向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头预设了基本框架和逻辑主杆之后由其继承者为之添加具体内容和逻辑分枝,而是体系的整个框架和逻辑结构本身也一直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它是动态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1]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动态建构与发展过程中汇聚的真理颗粒,构成了习近平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新闻宣传思想的基石和后盾。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者和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以往思想家遗留下来的文本中梳理和总结便得出结论和原则,而是在具体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中不断加以深刻洞察进而总结和提炼,立场鲜明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列宁在全面占有并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始人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基础上,将其本真精神运用于俄国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的新闻实践,从方法论意义上袭承了理论开创者的衣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发展着的新闻观转化为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相适应的话语体系,进而将其运用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 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正反两面深刻地总结了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传入中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并站在这一全新的起点上继续深入展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此后,又经过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从未间断地加以探索和研究,为这一理论体系增添全新的内容,使之长期保持着勃勃生机。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以及由此上升为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为习近平回答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援。
2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崭新历史时期,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潮持续不断地涌入,国内外思潮在全新的国度交流、交融、交锋,无时无刻不给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出新难题。习近平在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已有新闻宣传思想中能够适应当今新闻事业发展的要素基础上, 面对新的挑战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诸多新观点、新见解,以指导、破解新闻实践中不断出现的难题,彰显了新时期我国新闻事业实践逻辑的转换以及强烈的问题意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民族化和时代化。
2.1明确新闻宣传的职责和使命
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从职责和使命的维度重新为新闻宣传工作加以约束、限定和科学规划,设定远景目标以吸引和指导现实的、具体的新闻实践。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2]新闻宣传工作不是挖空心思去捕捉新奇的消息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是需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和大局出发去收集真实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消息,并将其梳理和提炼之后公诸于世。这就需要随时掌握社会历史潮流涌动的方向,并顺应浩浩荡荡的社会历史潮流而采取适当的宣传策略和措施。在2016年2月,习近平则是简洁明了地指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 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 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3]伴随着新闻宣传工作的环境、范式和工具的深刻变革,习近平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职责和使命加以概括,便于新闻工作者的理解掌握。
2.2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
新闻宣传工作的路径和形式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而其内容则是需要极具丰富性和针对性,这是新闻宣传工作内在规律性和本质属性提出的要求。但是,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却一定要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加以约束和引导,需要以坚定的信念和十足的勇气在虚无历史、撕裂社会和破坏发展的错误思潮面前亮剑发声,并在此基础上理正气壮地将正能量加以强势传播。只有如此,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习近平明确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4]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就需要以党和国家的战略大局为根本依据,这就决定了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4]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激发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和凝聚人心的重要路径,因此,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出发加以把握和定位,依靠党的管理和指引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2.3科学处理党性与规律性关系
新闻宣传工作者必须做好正面宣传工作,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但是,在面对一些虽然真实却有可能使民众丧失信心甚至引起社会慌乱的信息时,我党就需要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出发对新闻宣传工作者实施引导,确定消息的公布与否以及何时公布等问题。因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5]然而,新闻宣传工作自身有其内在规律性贯始终,党性原则不应该也不可能以破坏其规律性为代价。其实,早在1989年习近平就谈论过新闻工作的党性与规律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 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6]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具有鲜明的立场,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都突出其党性原则,但是又事事不能够超出新闻宣传工作内在的本质规律性所允许的范围。
2.4正确处理党性与人民性关系
为确保新闻宣传工作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布局,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习近平明确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4]但是,新闻宣传工作又必须在反映我党的根本主张、体现我党的意志的同时,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艰辛创造的经验和教训准确地公布,也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需求和共同面临的困难及时反映出来。因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5]那么,缘何两个看似不相一致的维度在其实质性上却能够而且应该是统一的、一致的呢?其因有两点: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利益与人民群众是极为一致的。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偏离这一宗旨就会有亡党亡国之危,新闻宣传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只有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新闻宣传工作才能在立场鲜明地坚持正确方向的同时从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力量支援。
2.5深入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面对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单一维度地进行新闻宣传工作难以真正使工作获得实质性进展,这就需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在事关党和国家的战略大局和政治方向问题上,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各行业、各部门的力量加以整合。而要在“互联网+”时代全面、充分地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社会舆论格局的优化与变革、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武器。习近平要求,“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7]。新兴媒体以传统媒体为发展基石并与之融合发展, 不能只是将两者简单拼凑和强行嫁接,而是要使两者水乳交融、 相得益彰,发挥出强大合力。只有如此,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凭借科学、合理的宣传战略布局和强有力的对外话语体系达到优势胜出。
2.6加强新闻宣传工作队伍建设
新闻宣传工作行业内部,自始至终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当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意义上是人才的竞争。所以,强调新闻宣传工作重要性说一千道一万最终不从人才队伍着手加以打造,那就无法使新闻宣传工作真正落到实处。2016年2月,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3]不仅如此,习近平还为新闻宣传工作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全方位的期望与目标。习近平指出,新闻工作者必须扮演好四种角色:“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3]新闻宣传工作必须立场鲜明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但却不能够以强行灌输的方式进行, 而是需要紧跟时代潮流、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汇聚社会多方力量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守望、维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公平正义。
3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是在充分吸收中共已有新闻宣传思想基础上进行系列创新。笔者力图阐明的主要就是:习近平在新形势、新时期,在我党原有新闻宣传思想基础上所进行的丰富与创新之处何在的问题,以及对这些创新的几个维度之间的本质关联性进行深度解读。毋庸赘述,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的六个基本维度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在一系列讲话中将几个维度逐一展开论说,形成了“六维一体”的新闻宣传思想体系。
稍加思忖,就会发现,其实习近平“六维一体”的新闻宣传思想体系中的隐性逻辑结构运演并不那么复杂,而是有着极为清晰方向性、落脚点和最终归宿。职责和使命的规定,毋庸置疑是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的起点和最终旨趣。那么,为了使这种规定不至于停留在文本中成为僵死的符码堆砌,就必须以党的力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加以约束和在原则和方向上加以引导、把控。因此,党管媒体的原则就必须予以坚守,新闻宣传工作就必须突出其党性原则。但是,党性原则的坚持必须在尊重新闻宣传工作自身规律性基础之上。我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既受限于新闻宣传工作内在的本质规律性,又要充分运用这种规律性,使之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使我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永不偏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规律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步入“互联网+”时代,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需要面对各种突如其来新问题,为了更好地使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片刻都不脱离社主义建设大局这一轨道, 为了进一步探索新闻宣传工作中不得不遵守的客观规律并使之服务于人民群众,就必须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可是,新闻宣传工作的一切理论和思想不是靠自身逻辑运作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靠新闻宣传工作者将其付诸于具体的新闻实践。所以,归根结底要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在远景目标体系指引下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的六个维度,在系列讲话当中并不一定是按照以上顺序敞开的,习近平自己也确实没有对其中的内在逻辑结构作过详细的论述。但是,这种内在的逻辑却已全然隐匿于系列讲话当中,只是这种逻辑自身不会自主流露,因此,需要对文本加以全面解读把深刻把握之后将其中的逻辑线索梳理概括出来。
综上所述,习近平“六维一体”的新闻宣传思想体系有着继承已有新闻宣传思想的方面,又有丰富、发展与创新的内容,而且这一思想体系中的几个维度之间又深嵌着内在的逻辑线索。当然, 习近平的新闻宣传思想必定会随着新闻宣传实践的不断推进而持续不断地加以发展和前进,因而在研读文本与考察实践基础上探讨习近平新闻宣传思想也必须紧跟党和国家的新闻宣传实践, 不断加以深度挖掘、梳理整合和概括总结,而不是一劳永逸地固守目前已梳理总结而出的具体结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3]杜尚泽.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6-02-20.
[4]习近平.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N].解放军报,2015-12-26.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4.
[6]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84.
逻辑思想 篇8
一、数形结合思想方法
数形结合思想方法是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方法, 主要体现在“以形助数”和“以数助形”两个方面。它的优点在于:学生可以利用图形的生动性和直观性来理解课本中抽象性的数学语言或数学表达式, 进而掌握知识的本质和内涵 (即以图形作为手段, 以数为目的) ;与此同时, 通过数的精确性、数学表达式的规范性和严密性来揭示图像的某些属性、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有利于学生抽象性思维, 三维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发散性、深刻性的训练 (即以数作为手段, 图形作为目的)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学生首先应重点掌握、理解课本中的概念、运算所代表的几何意义及曲线的代数特征, 会从几何意义和代数意义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习题中的条件和结论;掌握参数的运用方法, 并结合实际能够恰当设参、合理用参、正确确定参数的取值范围。其次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 通过创设适宜的问题情境, 积极有效地引导, 让学生亲自参与到探究数学问题、分析数学问题、解决数学问题中来, 在引导过程中注重数形结合思想的渗透。这样, 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良好思维品质, 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二、等价转化思想方法
等价转化思想是高中数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思想。在新课程中, 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体现在学生的认知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等价转化思想的本质是将陌生的问题转化为熟悉的、所学知识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的方法。从总体而言, 它主要包括等价转化和非等价转化。在进行等价转化时, 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 (或式子) 的前因后果的充分必要性, 确保通过转化后所得到的结果仍为原问题 (或式子) 的结果。而非等价转化注重过程的充分性或必要性, 主要是针对结论而言的。因此, 在平时的数学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因地制宜, 结合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 将重点集中在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去探究、如何寻找突破口、探寻各类题型解题思路上。
由于等价转化思想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教师引导学生应用等价转化思想方法解决问题时, 不但要充分注重数与数、形与形、数与形之间进行相互转化, 而且还要注意数学符号系统内部之间的相互转化, 因为这样可以优化学生的认知结构, 有效地渗透等价转化思想。因此,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将等价转换思想融入其中, 遵守简单化、标准化、直观化、熟悉化的设计原则, 培养学生将遇到的陌生、烦琐、复杂的问题简单、熟悉化, 抽象问题直观化, 非标准问题标准化, 逐渐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三、符号化思想方法
数学符号是进行数学运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基本工具, 对数学符号科学、合理、准确地使用, 有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因此, 教师应注重数学符号的教学, 让学生深刻理解每个数学符号的实质和含义, 认真、规范地书写和应用, 训练他们运用规范化数学符号来列式、计算、求解, 展现题目中的数学语言。同时, 教师要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来加强学生对数学符号语言的理解和掌握。这样, 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学生数学思维能力, 而且有利于学生数学文化内涵的提高。
四、分类讨论思想方法
分类讨论思想方法是一种具有很强逻辑性的数学思想方法, 由于它的“化整为零”“积零为整”的特征, 在高中数学乃至高考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也能够体现一个学生的综合数学能力水平和基本功扎实的程度。一般而言, 渗透分类讨论思想的数学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严密的逻辑性、丰富的探索性, 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条理性和概括能力。
在教学中, 教师要通过积极有效的引导, 让学生理解掌握确定分类讨论的对象和研究区域方法。同时, 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不重复、不遗漏、标准统一、分层不越级的合理分类, 通过逐类讨论, 逐步解决, 最后归纳总结, 整合得出结论。这样, 不仅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网络化、优化认知结构, 而且还能够训练、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和分类技巧, 让学生思维的发散性、严谨性、灵活性、深刻性和敏捷性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提升。
五、函数与方程思想方法
函数与方程是整个高中数学的核心知识, 在高中数学中发挥着枢纽性的作用。函数的思想, 其本质是利用运动和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数学中的数量关系, 将问题中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函数形式呈现, 借助函数的图像来解决问题。函数思想还体现在对函数概念的本质认识和对性质的掌握, 并且善于利用函数观点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方程的思想, 其本质是运用方程的观点来分析、研究问题中变量之间的等量关系, 并以方程或方程组的形式呈现出来。借助方程或方程组的性质来实现问题的解决, 其中体现了动中求静、研究运动中的等量关系的思想。因此, 在教学中, 教师要结合知识特点, 从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出发, 侧重培养学生的函数与方程思想, 让他们能牢牢掌握各种函数的性质、函数图像, 能够借助它们进行求解数学问题。同时, 教师还要积极引导、启发、诱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 善于运用函数与方程的思想呈现数学问题中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以准确、合理的方程或函数来表达, 借助方程或函数来实现问题的最终解决。这样, 学生通过不断地练习, 能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函数与方程思想方法的应用意识, 提高解决问题的技能。
总之,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中数学教学工作者, 在向学生讲授知识的过程中, 应站在全局的高度, 从整个数学体系出发, 将数学思想方法有意识地渗透到教学、教研的各个环节中, 着重研究、探讨学生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使学生善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运用数学思想方法, 提升解题品质, 逐渐地形成优良的数学素质。
逻辑思想 篇9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有无必要引进主体与客体范畴
有研究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对概念已足够说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本质,没有必要引进哲学认识论中“主体”和“客体”的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有无必要引进主体与客体范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活动的始发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构成要素,是在实际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还没有发生时就已经先在地被规定了的。因此,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作静态描述的时候,用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对概念说明问题是适当的,更准确地说是够用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当我们着手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这一过程中作用的性质时,在描述它们生动丰富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情景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对概念就显得有些词不达意了。引进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和客体的概念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可以更清晰地表达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情景。可见,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是有必要引进主体与客体范畴。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主体定位的争论
当我们引进哲学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的概念之后,争论随之而来,谁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单一主体说”。“单一主体说”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关于主体和客体讨论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单一主体说”可以分为教育者主体说和受教育者主体说。前者认为,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发动者,因而教育者是主体。后者认为教育者是为受教育者的成长、发展服务的,因而受教育者是主体。单一主体说坚持了教育管理主体的一元论,但因两种观点同时否认各自对方的主动性而陷入片面性。
其二,“双主体说”。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双主体说”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互为主客体,从施教过程看,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是客体,从受教过程来看,受教育者是主体,教育者是客体。但“双主体说”模糊了教育者的责任意识。同时,“双主体说”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变成了两个主体,或多或少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其三,“主体际说”。“主体际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交往过程中,通过“主体—客体—主体”的转化过程实现的,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结成“主体—主体”的关系,即一种主体际关系。“主体际说”中的客体是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由客体转化为主体,与教育者构成主体—主体的关系,这种转化是在空间中的实在的转化。从哲学认识论来看,主体与客体是构成认识过程的一对矛盾,但是主体间性说中所揭示的教育者主体与教育资料客体的矛盾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要矛盾,受教育者主体与教育资料客体的矛盾也很难被理解为是教育过程的主要矛盾,教育过程的主要矛盾应该指向受教育者及其思想认识。
无论是“单一主体说”、“双主体说”、“主体际说”或“主体间性说”,问题集中指向的都是受教育者能否成为主体?通过分析学科产生的特定政治环境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提供了基本路径。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普遍制度安排给思想政治教育学国际化学术努力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政党才是作为终极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主体定位的基本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学术建构应当遵循什么样的逻辑,是以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在逻辑推理中确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还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身出发,基于经验事实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进行确定?第一,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来看,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两个角色不能转换。第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来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第三,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性来看,它是政治统治或政治控制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而不同于知识教育。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实现政治统治或政治控制而进行的使受教育者服从于教育主体的说服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性质,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学术建构的应有逻辑。
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代表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利用自己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机关是用“硬规范”型塑人们行为的“刚性”主体,在客观上它也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功能。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更好的去理解:
首先,多元化存在的政党作为各自意识形态宣传者的角色充当了事实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当代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政治的主体,国家是政党活动的舞台,人们不能设想没有政党的政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其次,国家机关运用法制这一“硬规范”充当了型塑人们行为的“刚性”主体,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对人们政治意识的型塑。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这意味着任何政党都可以在体制内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
最后,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公民教育之中并以后者名义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特定观念的塑造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得到民众普遍认可的基本方式。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公民教育之中的做法是由国家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决定的。
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政党是政治理念的提供者和传播者,其自身的价值诉求决定它必然要扮演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角色,尽管它在各国的实现形式并不相同。因此,政党作为终极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逻辑。
参考文献
[1]卢黎歌,田建军.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研究略述[J].思想教育研究,2008,(7).
[2]卢黎歌,杨建华.论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主客体范畴[J].思想政治教育,2006,(3).
[3]冯文全.对“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命题的多学科视角的审视[J].教育研究,2007,(10).
逻辑思想 篇10
关键词：逻辑起点,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本质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经济上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人的思想道德修养相对于经济的长足发展却显现出它的停滞, 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人的道德沦丧作为代价的”。例如, 广州佛山“小悦悦事件”, 让人扼腕叹息;“彭宇事件”给我们警示;中国的游客去国外观光会被贴上中国标签“中国人, 请不要践踏我们的草坪”“中国人, 请不要大声喧闹”“中国人, 请不要随地吐痰”等等这些带有侮辱性质的字样。这些, 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思, 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经济取得巨大成就, 教育事业也取得了的长足发展, 尤其是高校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985计划”、“211工程”、学院升综合大学, 专科升本科, 中专升专科等等, 每年都在热热闹闹地上演着。可是教育事业的发展, 高校的发展, 并未引领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是我们的学校没有开设思想政治课吗?我们的高校没有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吗?当然不是, 问题的症结不是我们是否开设了思想政治课, 是否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 而是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有没有弄清楚, 逻辑起点都弄不清楚, 开设再多的思想理论课程有何用?又怎能有正确的方法让受教育者接受你所宣传的理论呢?更何谈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呢?古人云:“以己昏昏, 岂能使人昭昭?”, 又岂不是常常出现“一脑袋的困惑去面对一大群的困惑”的现象。
一、什么是逻辑起点
(一) 逻辑的基本含义。
逻辑作为一个哲学术语, 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 是指世界的客观规律。逻辑是一个多义词, 基本含义有五个:1.关于形式逻辑规律的科学, 即形式逻辑学;2.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及过程, 即辩证逻辑;3.思维的规律、规则, 即唯物辩证法;4.某种特殊的观点或论点, 常用于贬义;5.指一个人做事严谨、有章程或生活、行为有严格的程序和固定不变的习惯。
(二) 逻辑起点的含义及特点。
1. 逻辑起点的含义:
是指任何事物都有必然的逻辑发展。每一门学问, 作为科学, 必然都有特定的理论体系, 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结构。黑格尔认为, “哲学若没有体系, 就不能成为科学”, 他反对仅仅是“零碎知识的联系”的做法。要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或体系, 必须要有一个逻辑起点。所谓学科逻辑起点, 是指该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 (范畴是指事物本质的概念) 。学科的逻辑起点区别于学科的研究对象, 逻辑起点是指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 例如, 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包含着万事万物的无, 即“有”或“绝有”。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从“有”开始出发一步一步推演出“绝对精神”的。而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指学科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2. 逻辑起点的特点:
(1) 逻辑起点反映对象最简单、最初的、最直接的规定。最简单的规定不是一看就懂的规定, 不能把最简单的规定简单地理解为最简单明白, 容易为人理解。逻辑起点的“最简单的规定”是从对象系统的高度抽象来理解, 从相对于具体的多样规定性来说最少规定性来理解;最初的规定不是最早得到的, 在科学体系中处于复杂范畴之前的简单范畴, 特别是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 并不一定是认识史上最先得到和完成的;最直接的规定, 是标志研究对象的“纯存在”范畴, 它不是信手拈来的。 (2) 逻辑起点是整个范畴体系中最抽象, 最普遍的范畴。标志研究对象的“纯存在”范畴, 是最抽象的东西, 是构成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最基本单位。 (3) 逻辑起点是以胚胎的形式包含着对象整个发展中的一切矛盾, 贯穿发展全过程的核心矛盾, 是构成理论体系的细胞、元素的形式, 与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的提出
(一) 任何理论都有逻辑起点。
1.对逻辑起点的不同规定, 决定了学科理论体系性质。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及其性质, 不论理论层次高低与否, 都导源于一定的逻辑起点。例如, 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是物质、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商品、化学的逻辑起点是分子、基督教的逻辑起点是上帝等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区别于其他学科理论体系。2.逻辑起点制约着学科理论体系的展开。 (1) 逻辑起点赋予学科理论基本意义。 (2) 逻辑起点连接着理论系统内以及系统外的范畴和概念群。 (3) 逻辑起点孕育整个理论体系最基本的矛盾, 整个理论体系就是该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矛盾运动的结果。 (4) 逻辑起点蕴含整个理论体系本质规定与联系, 规定了理论体系的演绎、发展方向。3.逻辑起点关系实践的成败。例如, 主张“以物为本”的逻辑起点是“人是工具”, 把人当成了工具, 必然会抹杀人作为人的特性, 人不是工具, 人需要交流, 有自己的思想意识, 有自己的尊严和需求。
(二)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1.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架构, 如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式、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人的本质即人性。
2.关于人的本质 (人性) 的比较研究。 (1) 中国关于人性问题的观点:具体的人性 (1) 观点:“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 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 没有抽象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 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2) 影响:这种人性观点导致理论上的影响是认为人性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理论, 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是水火不相容的, 谁讲人性, 谁就反对马克思主义, 反对毛泽东思想, 反对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对实践的影响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 把人与人之间丰富多样的关系简单化为阶级关系, 强调处理“人与人之间丰富多样”的“阶级关系”不能用“批评—团结—批评”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这种民主方法, 只能进行“你死我活”的无情的阶级斗争。 (3) 关于人性问题在中国的发展。1980年到1984年, 全国兴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争论涉及面很广, 最具代表性的, 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一是关于什么是人性?有没有普遍的、共同的人性?二是关于什么是人道主义?有没有超阶级超历史的“广义的人道主义”或“一般的人道主义”?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要不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场争论在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摧残人性、践踏人性等不人道现象的历史教训、抵制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然而, 这场争论毕竟是初始性的和尝试性的, 许多人局限于对社会生活中反人道现象作情感上的批评和道义上的谴责, 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完全展开, 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2)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这句话指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 人的本质是有阶级性的、人的本质是历史 (发展) 的。很显然,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强调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 (3) 西方行为学派关于人性的观点:艾德佳.沙因在《组织心理学》这本书中提出了经济人理论、社会人理论和自我实现人理论。经济人理论主张人天生是懒惰的, 人不愿意承担责任, 人的需要是低层次的, 只要给予一定的物质利益, 就能使之努力工作, 个体的目标与社会、组织目标不相一致时, 必须用强制的方法使之一致。经济人理论的实质就是把人等同于工具。社会人理论主张人们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 人际关系 (人们的家庭、社会关系;人与人在学习、工作上的关系;人们与领导者的关系:专制式领导、放任式领导、民主式领导) 对活动效率有更直接的影响。在这里他们强调人是在的人。自我实现人理论主张人天生是勤快的, 人是主动承担责任的, 只要条件具备, 人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与能力, 在通常情况下, 人只能发挥自己才能的一小部分。这种理论强调人是积极主动的人。
对以上中外学者关于人性理论的研究, 我们不难得出, 人在各种活动中形成了以下三种属性即生物属性 (生理属性、自然属性) 、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 (意识属性、能力属性、心理属性) , 因而, 我们必须要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即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本质, 也就是人的共性即自然性+社会性+思维性三者之和, 他们三者共同构成了人的本质的整体性。
三、把人或人的本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的重大意义
(一)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理论 (普遍性) , 不是经验, 理论应当严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学科, 因此, 应具有其逻辑起点, 这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理论上是否科学、严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应该下功夫加以研究。
(二) 把人或人的本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深化。
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实际上就是把握住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的中心线即主要矛盾, 也就等于把握住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生命线, 克服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色彩。
(三) 有助于全面、正确、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
为今后比较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置于坚实的学术基础至上提供广阔的理论空间。
(四) 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生活。
(1) 在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思维性三者的统一。 (2) 直接影响、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马克思的人性论把人当成是政治的工具, 这种观念支配的教育方式就只能是硬灌;经济人理论把人当成是经济的工具, 其教育方式也只能是硬灌;社会人理论把人当成是外在的人, 主张在人与人相互作用中教育, 转变人的行为, 这种观念倡导的教育方式是提倡外在教育、情感熏陶教育、榜样示范教育、表扬与批评教育;自我实现人理论主张人是积极主动的人, 所以对人的教育方式是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自我教育、自我检查、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鉴定和自我监督。 (3) 对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正确认识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
我们广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只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有一个正确理性的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有的放矢, 不流于形式和死板硬灌, 思想政治教育课才能成为广大学生真心喜爱, 终身受益的一门课。
参考文献
[1]刘国习.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敬业精神的培养[J].思想教育研究, 2009, 06.
[2]黑格尔.小逻辑[M].商务印书馆, 1980.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J].解放日报, 194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
从战争逻辑到营销逻辑 篇11
传统空战的胜利，是基于战机卓越的性能和飞行员超群的驾驶技术，但未来战争的逻辑是“高智能、零伤亡”。美国新一代无人战机，可以深入敌后毫不考虑返航问题，甚至可以直接实施“自杀式”攻击。换句话说，只要美国人有钱，它就可以一直将这空战打下去，而不用伤亡一个飞行员。
人才和人命是最宝贵的，谁能用昂贵而有限的飞行员的生命去换取击落无人机的“胜利”？
人类战争史大约有三次大的革新。金属冶炼技术的辉煌，是第一次革新，披坚执锐的三千甲士，辅以阵法，几乎可以轻松击溃十万布衣木棍的农民军；热武器的出现，结束了冷兵器时代；现在，无人机的出现，必将再次改变未来战争的表现形式和竞争逻辑。
这就是趋势。没有看清趋势的人或者国家，都必将失败。在不对称的战争逻辑面前，“人定胜天”只可能是一个笑话。
某种意义上说，营销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同样有着逻辑，而且其逻辑同样在变迁演进着。
2002年，我们在《销售与市场》杂志上提出了“终端制胜”的观点，少有人喝彩，但不到五年，终端已成了所有品牌的必争之地；包政老师也曾于2003年在我们杂志上提出“深度分销”理论，并连篇累牍地加以论证阐述，时至今日，“深度分销”已经深入人心。
每一个“颠覆式”理论的提出和应用，都将带来整个市场的竞争逻辑发生某种变化，能洞悉这种变化、顺应这种变化、掌握这种变化的，都成了时代的佼佼者。而失去了这种能力的，都将沦为平庸，直至最终被对手所淘汰。
现代营销发展到今天，关于营销操作的方法和手段已卷帙浩繁，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营销逻辑正悄无声息地再一次发生演进。各种渠道管理、终端操作的技巧和方法，都已成了企业的必修课。所谓必修课，就是它可能帮助你在市场上生存，但它永远无法为你带来最终伟大的胜利。
这种演进的趋势是，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营销将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系统能力和实力的竞争，单板突破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企业在营销上的胜利，往往必须要靠整个机器上所有部件集体的努力才可能达到。
逻辑思想 篇12
关键词：否定之否定,中国教师教育思想,演进,逻辑
在跨越三个世纪、逾百余年的探索中, 中国教师教育以不同模式的实践, 诠释了教育界致力于构建符合国情的教师教育的心路历程。百余年来, 教师教育思想经历了“定向封闭式” (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 、“非定向开放式” (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末) 、“封闭定向式”的回归 (20世纪30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前) 、“定向封闭式”的“中国特色”阶段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 、中国式“教师教育” (20世纪末至今) 等阶段。若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审视和分析这一演进历程,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教师教育的演进遵循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体现出发展的继承性 (“扬弃”) 与开创性相结合的特征, 呈现出波浪式前进或者螺旋式上升的演进轨迹。中国教师教育思想的每一次转向, 主观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匹配和引领基础教育的发展, 是基于对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关系的判断之上的转向。思想的转变中, 前后相连的两种思想实际上是以“扬弃”的方式产生联系的———即相邻的两种思想是前后相承的, 后来者往往以“扬弃”的方式承袭前者的科学合理因素, 并极力摒弃不科学以及无法适应教育发展的因素;而相隔的阶段往往在不同基础上“重现”, 呈现出类似“复归”的特征:在更高、更丰富基础上的复归。鉴于上述判断, 可以认为近现代中国教师教育思想演进历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是一部在探索中不断创新的思想变迁史。
一、否定之否定:中国教师教育思想的演进路径
百余年的教师教育思想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和转向:清末学习日本, 并在其基础上以“中体西用”之精神内核充实之, 形成封闭教师教育思想;民国中期学习美国, 形成“高师改大”和“师中合并”为特征的开放教师教育思想;民国中后期, 主流教师教育思想开始回复, 形成以“师范学院”为代表的封闭教师教育思想;新中国成立后, “以俄为师”形成“专业学府”为特征的封闭教师教育思想;“文革”后, 逐步开放, 并渐进式地形成以“教师教育”思想为基础的开放式教师教育理念———这一教育理念一直指导着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教师教育。总的来看, 不同教师教育理念体系在“扬弃”中丰富和发展, 在吸取外来优秀思想、理念的基础上, 不断对既有的思想进行科学的、历史的“否定”, 通过“否定”不断确立自己的理念体系, 并在“否定之否定中”得到发展。
1.“冲突”与“调和”相伴———教师教育思想的“扬弃”历程
中国教师教育思想是在“冲突”中实现转换的, 但数次思想的“冲突”的结果都保留着明显的“调和”印记。清末在全面输入日本教师教育理念体系和制度的基础上, 在旅日官员、学者以及留日归国学者的推动下, 经过“中体西用”的改造, 封闭式教师教育理念体系逐步建立, 并在其后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但这一状态未能持续多久, 裹挟着美国教育思想的新文化运动袭来, 伴随着杜威、国联中国教育观察团的来华以及规模庞大的留美归国学生不遗余力的宣传, 加上部分有着赴美学习经历的政客的支持, 美国教师教育思想全面席卷中国教育界, 并迅速发酵。其后, 以“高师改大”和“师中合并”为主要特征的“美式”教师教育思想以革命的方式对“仿日”教师教育理念产生剧烈冲击。反观当时的基础教育, 美国教师教育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落地的, 而其得以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美国模式的倡导者抓住了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矛盾的一点:教师质量的不足———这恰恰是当时教育发展中最明显而非最大的弊端, 显然戳中了当时教育的要害 (当然, 教师教育建立初期, 与基础教育的矛盾中, 师资供需的矛盾的“质”和“量”的两个方面都较突出。相对而言, “量”的矛盾更为突出) 。极力推崇美国教师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及教育管理人员未曾预料到, 在教师教育的“美国模式”建立之后不久, 其击倒“独立派”的武器恰恰成为导致自己消解的利器———教师供求关系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几次教师教育理念冲撞中, 最为厉害的是师范学院体制诞生前后的论争, 但师范学院思想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沿着“师范学院制度”为代表的独立办学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业学府”的教师教育办学思想旋即走上历史舞台, 并展现出极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当然,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教育革命”下的中国教育界, 也曾对苏俄教育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但随着60年代“文革”的到来, 这一趋势逐渐被消解。直到20世纪末, 中国教师教育思想基本上都以“封闭式”和“专业”办学思想为主, 即便是“教师教育”全面推进的今天,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然, 在当前的教师教育推进过程中, 面对“师范院校”这一较为庞大的实体的存在, 还有关于教师教育是应该完全开放还是对现有的教师教育体制改善的两种取向的争论。总体来看, 中国教师教育思想的变迁中, 思想的交锋一般都比较激烈, “冲突”成为思想转换的主要特征之一。
“调和”是中国教师教育思想演进中的另外一个特色。由于时代背景尤其是整个教育发展的状态等原因, 决定了中国教师教育理念的“冲撞”的结果只能是“妥协”:思想的冲撞往往最终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带着大量的调和因素, 并非彻底地否定, 进而引发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改弦更张。学习日本形成的教师教育理念, 强调独立办学, 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实施:除了最早的教师教育归属与京师大学堂以外 (可以认定为中国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肇始) , 其他中等和高等教师教育皆为独立办学。学习美国形成的教师教育理念远远没有学习日本形成的教师教育理念功力深厚, 也没有其根深蒂固。因此, 即使在政府倡导、学界力推的情形下, 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对教师教育进行一次大换血。在美国教师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教师教育显然是一个理念调和的产物, 在政策层面只是将教师挪了一个地方:由独立变成大学 (中学) 一院系 (门类) ———客观上导致了教师教育的萎缩、取消了公费制度等, 其他方面与清末、民初学日形成的教师教育基本相同。而师范学院理念则更让人深思, 从思想冲撞到师范学院体制确立, 教育思想界和教育当局历经反复, 最后留下了一个妥协的产物。而其思想中, 也对美国模式中强调“质量”的因素更为倚重, 从“师范学院”的制度设计就可以发现这一特点:从课程设置、教育实习以及检核制度等方面, 无一不体现了对教师“质”的重视———恰恰是美国教师教育思想的核心之一。与学习日本时期的教师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相似,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以俄为师”下的教师教育思想也经历了从大规模“复制”到渐次“调和”的过程。当然, 由于这一思想的辐射面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教育体系, 并经由教育管理、教育教学乃至教育科研渗透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并相对根深蒂固, 即便是在“教师教育”全面实施的今天, 也未能消除这一影响。甚至当下的教师教育思想仍然可以认为是国外教师教育思想和“以俄为师”时期教师教育思想“调和”的结果。中国教师教育思想的发展史, 实际上就是一部教师思想碰撞与妥协、融合的历史。
2. 从肯定到否定:外力推动下新旧思想的更替
中国教师教育思想演进历程中, 外力多次表现出了异常强大的作用。毋庸置疑, 外来的教师教育思想以及经验等, 对中国快速推进教师教育, 减少无谓的尝试并少走弯路, 都有着极大的作用。但每次外来思想或者理念的输入, 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这样一种特点:急功近利, 企图对当时的教育作以根本性的改变或提振。因此, 它对所处时代的教师教育思想, 却往往是主动地全盘否认。外来思想或者文化得以进入一个有着强大文化传统的国度, 基本上都以武力作为重要开拓手段。“甲午战争”的失败, 使得强势的中国传统文化风光不再, 清廷统治者中思想先进的官员开始推动朝廷思考学习国外的问题。清末向日以求, 以梁启超、张之洞等一批先进士绅和思想家赴日取经, 并企图将日本的教师教育思想原汁原味无一遗漏地传入中国, 甚至不惜将日本教育家引进中国。即便如此, 清政府还是对输入的日本教师教育思想进行了“中体西用”的改造———无可置疑的是, 这是一场“温和”的改造, 从而使现代教师教育更容易在封建帝国得以顺利落地。因此, 无论是培养目标的设定还是整个教育体制的设计, 甚至在教师教育的定位, 都体现出明显的封建化色彩。正是这一“否定”的元素, 才得以形成清末具有中国封建特色的教师教育思想, 并逐步统一认识, 得以深化。相比之后的教师教育理念, 清末的教师教育自生性和外来性相结合的特征更为明显, 教育界的理解更为深刻, 接受程度更高。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是美国教师教育思想得以传入中国的重要背景和推手。随着杜威、克伯屈等人来华讲学, 在教育界、政界的留美归国学者 (学生) 推动下, 美国教师教育思想成为一时的风尚, 在较为彻底的对传统文化的反动的大潮下, 对清末以来的教师教育的否定是必然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 没有否定就没有前进, 美国的教师教育思想代表了当时的追求教师水平提升的思潮, 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教师教育思想。实际上, 清末至民初, 鉴于教师培养的急需, 大量快速师范生进入教师队伍, 与清末作为新式学堂师资补充的老生寒儒混杂在一起, 导致教师整体素质相对难以尽如人意。教师素质方面的不足, 是美国教师教育思想得以在中国“落地”的重要原因。而1931年秋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对中国教育的考察得出的结论, 及其前后倡导的完全取消教师教育声音相关却将“落地”未久的美国教师教育思想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触发了一直处于低烈度争论的“独立派”和“合并派” (消解派) 之争。这一思想的冲突的结果, 是日本式教师教育思想的卷土重来———“师范学院”思想的确立。学习美国初步形成且未来得及完全站得住脚的教师教育思想, 在反复的思想冲撞中, 居于下风, 进而在多个层面被“否定”。建国后, 中苏政治关系的日益紧密, 是“以俄为师”重建教师教育的重要背景和前提。苏俄教育家来华直接带来了苏联教师教育的思想和实践经验, 他们参与政策制定并全面介入教师教育实践。苏俄教师教育思想以压倒性优势, 在政治的推波助澜下, 全方位地席卷整个教育思想界。对于教育界、政府等层面来说, 这一思想是对革命前的教师教育思想的全面再造, 是一种彻底意义上的“否定”。甚至可以认为, 同样是封闭式教师教育思想, “以俄为师”背景下形成的教师教育思想, 与师范学院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甚至只是对日本模式下的教师教育思想的重复, 创新之处较少。后者是完全意义上的全新的封闭式教师教育思想, 无论在培养目标的设定还是对整体的设想上都与前者不同。世纪之交, “教师教育”由多种渠道传入中国, 并引发了教师教育思想的改变, 甚至引发了思想上的混乱, 在教师教育体制的“非此即彼” (开放还是封闭) 的争论之间, 大量的师范院校何去何从成了争论的焦点。虽然近年来, 这一争论逐渐调和, 将目标集中在“中国化”教师教育思想和体制建设上, 但职前教育体制如何转型, 教师教育的配置制度如何完善, 仍然是教师教育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时, 随着教师专业发展思想的传入, 教师在职教育如何实现创新和转型, 也考验着教师教育界。今后教师教育的发展, 实际上就是在对“以俄为师”形成的教师教育思想和体制进行的“否定”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3. 否定之否定:教师教育思想的升华
中国教师教育思想并非“钟摆式”演进, 而是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 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状态。不同阶段教师教育思想类似“复归”运动, 只是形式上的“回复”, 并非实质上的“复归”———而是在更高意义和层面的复归。
中国教师教育思想可以分为两种倾向:强调封闭式“专门”结构实施职前培养的教师教育思想和强调开放式的教师教育思想, 无论哪一种都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历程将科学地预示中国未来教师教育发展的走向。从封闭式教师教育思想发展历程来看, 清末民初的封闭式教师教育思想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 对中国最初的现代意义上的教师教育进行了设计和规划, 并形成了以“中体西用”为内核的教师教育思想。这一思想在数年发展中, 逐渐走向中国化。但美国教师教育思想袭来之后, 日本模式的教师教育思想很快式微。但其很快在20世纪30年代中卷土重来, 并在建国后得到升华。与前述思想不同的是, 这一复归是一个时期较长的过程, 及至“师范学院”思想为代表的师范独立思想的出现, 封闭式教师教育思想以“复归”的方式粉墨登场, 将学习日本时期形成的教师教育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一复归进一步升华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以俄为师”下的教师教育思想。较师范学院思想为代表的师范独立思想, “以俄为师”背景下形成的教师教育思想则更为先进, 与学习日本形成的教师教育思想类似的是, 这一封闭式教师教育思想在中国教师教育史上, 影响深远。“以俄为师”的教师教育思想, 是在苏俄的全面帮助下形成的, 与学习日本形成的教师教育思想相比, 其进步性在于:以“专业学府”思想指导, 注重对职前教育结构的设计;注重对职前教育、在职教育等全面考虑和设计;注重将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发展的全面对接;为强调专门性和独立性, 将教育科学研究提升到较高层面。按照这一发展规律, 未来是否会出现新一波的封闭式、独立式的教师教育, 在更高层面实现教师的专门培养, 尚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教育史的发展与社会史一样, 有其发展规律。类似地, 未来的教师教育是否会再次走向封闭———更高层面的封闭式发展, 尚不能以当前的开放式趋势来下定论。
20世纪20年代, 美国教师教育思想在中国“落地”, 并以“寓师范于大学”的“高师改大”和“师中合并”为主要特征, 当然, 由于当时教师教育思想尚未成熟和系统化, 尤其在开放式教师教育的保障体系以及在职教育等方面, 未能形成系统设想, 加之教育整体环境与美式教师教育思想不相匹配。因此, 这一思想注定很难全面实现。21世纪之初教师教育的思想席卷中国时, 学习美国形成的教师教育思想在更高的层面、在崭新的理论支持下, 实现了“复归”。当然, 这一复归是完全意义上崭新的思想的形成。二者的相同点是:强调教师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强调教师质的全面提升。但二者的基本指导思想却不尽相同。后者的先进之处在于:基于终身学习的理论下对职前、在职的一体化设想, 注重全面设计, 强调教师专业发展, 强调教师素质结构的全面优化, 将在职的连续性学习作为主要抓手, 以教师资格认定等作为教师质量的重要保证。相比较封闭式教师教育思想的“复归”, 开放式教师教育思想的“复归”更能体现出否定之否定的意味。从美国模式下的教师教育思想到当前的中国式教师教育思想, 完全是一次高水平的飞跃。
二、教师教育思想演进的背后动因
1. 政治动因:不可忽视的外力
中国教师教育思想的转向往往是与政治思想和体制的转向同步的。政治的转向往往决定或者影响了教师教育思想的来源, 决定了教师教育思想的输入方式。政治的频繁变化导致教师教育思想以及政策的酝酿形成过程短, 稳定性和连续性差。因此, 很多思想来不及完整解读和消化就转化为政策进而落地, 很多未来得及展示全貌就被“囫囵吞枣”式的推向实践。这些思想在未经试点和调适的情形下就投入实践, 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这一冒险需要以牺牲实践的资源、效果作为代价。但政治风向标则往往是在这一冒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发生转变, 因而导致了“夹生饭”现象的出现。政治作为外力的推动作用, 对教师教育思想影响至深, 从思想的生长特性以及教师教育的特质来看, 政治这一外力制约或者阻碍了中国教师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
2. 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的矛盾:被忽视的内因
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的矛盾, 是推动教师教育思想和体制发展的根本矛盾。这一矛盾体系中存在两对矛盾:量的矛盾及质的矛盾, 二者分别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谁主谁次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不同, 主次矛盾也往往发生着位置的转换。作为内部矛盾, 只有在不可调和的时候, 才会发生“革命”性的斗争并引发其中一方的更替。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我国教师教育思想以及体制革新往往并非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发生的, 而往往是在外来思想的推动下革新的, 这就往往造成一种错觉———外力推动了教师教育的演进, 从而使得教师教育发展的内因被忽视。
3. 文化与心态:教师教育思想演进中的“人文”的因素
我国的教师教育思想的前三次学习转向和体制的构建都发生在时代急速转换之际。时代转换中, 文化招致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 文化的自卑感和自我否定逐渐上升, 同时伴随着时代转换与社会重构, 思想界的心态更容易浮躁, 急于见成效的心态占据主导。同时, 在文化的自我防御的情形下, 外来的思想往往被作为“术”来对待, 工具性特征较为明显。在这一文化视角下, 对工具的成效的追求就变得更为急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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