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逻辑

2024-08-22

商业逻辑（精选8篇）

商业逻辑篇1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强化了人们对于银行失败对经济产生强大破坏力的认识。可以说, 至今世界经济还远未破解金融风暴的猛烈打击, 各国、各界、各种力量与资源都被调集起来以消解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强大负作用, 一个使世界经济安全着陆的构想急迫地拷问着有关商业银行破产及相关的制度。

成千上万人的破产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急切需要更加有效率、更加有系统性的监管规则。此外, 对于当前审慎与监管的发展, 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赋予“相关力量 (或为职能者) ”以识别及将风险消解于早发阶段的“权利”。否则, 一旦特定的风险脱离了早期的这种甄别与控制, 无疑将产生巨大的、系统性的破坏作用, 诚如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一样。而这样的“赋权”实质上属于商业银行破产法律的内容, 它已经越过国界, 成为了具有国际属性的一项诉求。这些诉求迫使银行破产形成独特的法律规则, 用以应对实践中陷入困境的商业银行。利用有效的重组或关闭, 限制其困境带来的冲击, 以保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解决巨大的金融危机或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若缺乏这种统一的法律步调, 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干预就呈现一种无序状态, 要么被迫提供巨大的流动性支撑金融机构, 要么对其提供上万亿的资产担保。

商业银行破产的法律制度源于普通公司破产法律构造, 但又有重大区别。因此, 我们需要回顾普通公司破产的法律制度, 同时对于商业银行的特性也需要重点探讨。只有通过基础破产的研究, 我们才能推导出一个比较优化的商业银行破产框架。

由于银行的特殊性及其与法律制度的关联[1], 公众的信任对于银行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 一旦信任失去, 银行将面临挤兑。更为可怕的是, 这种挤兑造成极大的恐慌在银行业蔓延出去, 甚至传导至整个经济层面。例如, 大批银行的倒闭将直接中断支付体系的正常运作、停止了必要的信用供给, 从而引发货币危机, 代价更是无法估量的。

普通的破产规则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不适合的, 因为它过于强调银行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 从而无视整个银行业的系统稳定性。雷曼兄弟的倒闭就是这个金融系统悲剧的极端表现。公众基金也不是银行失败的万能药方。对破产银行进行丰厚公共支援, 将引导它们在正常的金融职能中为了利润追逐更高的风险, 形成事前的道德风险激励。无条件的支助无疑会加重政府预算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 它必须给予银行监管权威一种崭新的权能, 使其能够逐步关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失败银行, 从而彻底销毁破产银行的“系统性”底牌, 否则, “大而不能倒”和“系统性风险”将成为银行破产制度永久的噩梦。

200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银行审慎监管的希望幻灭了, 它既无法阻止商业银行的破产, 也无力应付这些破产所联合产生的消极的外部效应。例如, 存款保险以及隐而不显的政府保障实质上是商业银行风险喜好的刺激源, 它们经常使银行落入自己构建的风险陷阱之中, 然而, 有趣的是, 这样的刺激却来自审慎监管的举措。一个全新的银行破产理念不仅要包含审慎监管的措施, 更多的应该是诉诸市场竞争法则, 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喜好的刺激。事前减少存款保险、而事后将破产银行的负担尽可能地转移到并不享有保险资格的银行债权人身上, 这种审慎监管与市场法则的结合正是我们商业银行破产规则所追求的目标。

通过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展现在研究者面前, 我们不能削足适履, 简单地移植普通公司破产的相关制度, 必须提请监管威权充分考虑商业银行的特性, 以便能制定适合的破产规则。换而言之, 既不能简单套用“原理式”破解方式[2], 也不能无谓地放弃市场机制的理论。市场与监管分处权力的两极, 我们需要谋划出一条路径, 告诫市场“破产并不是目的, 而仅是一种手段”, 同时提醒监管权威“应该考虑更多的市场法则”。如此, 研究必然从如下路径展开: (1) 事前最优的规则; (2) 监管力量及时地介入; (3) 事后困境银行的解决方案; (4) 国际性协作的需求及解决困境银行规则的统一性。

首先, 事前的规则意味着规制银行独特规则的建立。这就需要特别注意银行困境日益增长的可能性以及事前具有激励效应的道德风险问题。解决之道最重要的在于引入“周期性资本比率”这样的经济概念, 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景气时期增持资本, 通过经济上升期减少风险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比重, 以降低经济下行时给银行带来困境的可能性, 同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此种累积式的缓冲平稳地开展业务, 从而顺利渡过困难期。

其次, “及时”, 对于监管力量强制介入至关重要, 这意味着要将银行破产的影响降至最低的诉求。“前破产”阶段的干预应该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萌芽中的金融脆弱性。强制性的“干预”通过要求银行增加新资本、限制一定的银行活动等方式来达到目的, 因为这种干预是监管者发现特定问题之后的举措。为了保障这种“前破产的干预举措”的成功, 就必须要赶在银行真实失败或已经长期处于流动性困境之前完成, 这需要通过明晰的启动机制来达到此目标。

再次, 事后规则强调在商业银行破产与普通公司破产的解决方法上的显著不同。普通公司破产着眼于破产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而商业银行破产还必须考虑到银行破产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因此, 商业银行破产就必须考虑固定化的模式, 包括出卖银行资产, 可以全部也可以分开转让, 或者转让给特定的实体作为新的继受者, 也可以进行临时的公共式的控制。当然, 资本的输入可能会成为最常见的事后解决途径。

最后, 对于跨国银行的问题急需国际性的协议。国家风险、汇率风险、系统风险等基础概念已然进入了法律研究者的视野, 并更大强化了法律与经济跨学科对相应商业银行破产问题研究的力度[3]。虽然这样的国家间合作是一个挑战而且仍需时日, 但是, 这样的国际性框架一旦建立不仅能够在应对商业银行破产方面提供统一的规则, 而且对于减少分歧发挥巨大的作用。只有这样, 世界各国才能放下国内保护及诸多主权因素, 在银行破产问题上真实面对问题、适当解决问题。这种协力是平等的起点, 无论商业银行地处何方, 也不论其债权人遍及世界各地, 他们都将在权利义务上实现真正的对等, 损失的共享、监管的合作等等。全新的商业银行破产理念将孕育这种责任共担的公平精神, 从而在破产相关程序中实现政策目标与利益的平衡[4]。

一个健全的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 应该给监管者和银行管理者建立一个可以操作的机制, 借此恢复中断的金融系统、减少破产的损失以及破产所带来的社会代价。这样的机制还意味着关注利益最大化目标之外的其他福祉, 系统的康复、市场的完善以及降低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艾娃·胡普凯斯.比较视野中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M].上海:中国法律出版社, 2006.

[2]韦恩·莫里森.法律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1.

[3]张继红.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209-211.

[4]丁文联.破产程序中的政策目标与利益平衡[M].上海:中国法律出版社, 2008.

商业逻辑篇2

河南名烟名酒店背后的商业逻辑

。但更具竞争力的利益模式、运营模式让它们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近五年里，它们一面饱受争议，一面高速发展。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郑平给记者讲了一个近似于笑话的见闻：去年年底，她们一行人去欧洲考察，在北京转机期间，几位名酒店老板看了看酒店周围环境信心满满地说：“这里可以开一家店。”到了欧洲目的地，这位老板又说：“嗯，这里也适合开店。”显然，对于名烟名酒的生存能力和盈利能力，这些商家非常看好。而另外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老家一位朋友以前家境非常一般，在郑州开名烟名酒店后，最近这位朋友已经看不上去年买的宝马X3，准备换车了。有钱换车，显然人家开店挣了钱。”

河南名烟名酒店不是新鲜事物，本刊从四年前就开始陆续报道这一现象。但河南市场名烟名酒店的发展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行业人士，特别河南大多数经销商都表达类似这样的观点：“几年前，我们就认为那些靠卖假酒为生的名烟名酒店肯定会死。但现在看，不仅没死，而且越来越多，越活越好。”

郑州无疑是全国名烟名酒店业态发展最典型的城市。从几年前开始，郑州就有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城市风景――几乎任何一条像样的街上都有名烟名酒店，而且不止一家。在餐饮店相对集中的街上，每隔5到10米就有一家店，这种情形非常普遍。这些专业店的密集程度让人咂舌。郑州市酒类行业协会秘书长薛忠喜告诉记者：“河南特别是郑州的名烟名酒店多已经是个社会现象。目前在工商局注册的这类店就有1.6万家，加上没注册的，目前郑州市面上有将近2万家。其中规模以上的，约3000到5000家。”

仅仅依靠制假售假，可能让少数几家赚到钱，但绝对不可能成就一个城市数年内发展到数万家的规模。河南名烟名酒店的一片繁荣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商业逻辑，河南名烟名酒店究竟如何运作的?我们走进郑州市场，第一次深入这个群体，解密它们的生存之道。

紧扣利益的生存逻辑

坦率地讲，名烟名酒店的名声并不好，即便是在今天一些业内人士仍然把名烟名酒店等同于卖假酒的代名词。

确实，市场上有名烟名酒店在卖假酒，不过一个数以万计的群落以”假”为生，而且长达数年在核心城市快速发展，显然不符合基本的逻辑。特别是那将近5000家已经上规模的名烟名酒店，它们背后一定有一套合符市场逻辑的基本原理。

门槛低，吸引社会资本涌入

河南凯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沛分析说：“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低收入人群比例非常大，很多人需要养家糊口。开名烟名酒店门槛低，开一个店除了房租，店内的货也要不了多少钱。收入还不错，自然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就多。”我们进行了大致的推算，开一家普通的名烟名酒店，最大的开支就是一年的房租，一年约合3到5万元，人员工资一年2万左右，如果是自家人看店，这笔费用还可不计;如果不陈列一些极品酒，店内全部陈列酒大约也就在几万元。平常需要集中和大量进货的情况不多，因此占用的流动资金也较少。总体算下来，10万元左右的成本就可以鸣锣开张。

除了首期投入不高，吸引社会资本涌入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酒短时间内不会变质。即使经营不景气，也不会承受产品保质期的压力。在过去几年中，名酒涨价引领整个行业价格上行，即使产品有积压，亏损也不会太大。同时，相对于其他商品来说，酒要变现较为容易。门槛低、风险小，是吸引普通人进入酒水零售行业的重要原因。这些分散的社会资本单笔规模都不大，但是合起来以后总量惊人，很快就推动名烟名酒店业态规模突破市场临界点，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

规模运作与市场氛围的良性循环

在郑州市中原路调查，记者从伏牛路口到前进路口，大约150米距离就有8家大小不一的名烟名酒店，其中中博名酒城比较大，店内有200平方米。店主说他们追求全，“白酒、红酒、啤酒‘三盅全会’”，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的畅销品牌的酒。在这150米路段，有潮港(粤式)、小甫涮锅、京福华肥牛等大的餐馆，还有一些小吃店;中原路上的裕达国贸酒店，五星级，它的对面是“河南中州烟酒销售中心”，

据了解这家店已装修了好几次，不断扩大规模，以期望能和裕达对等起来。

按照一般理解，如此密集的布点必然带来惨烈的竞争，但它们显然并没有价格“血拼”。薛忠喜解释说：“河南是人口大省，消费相对集中在省会郑州。郑州本身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供给。目前郑州市内常住人口800万，加上流动人口是一个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政务、商务大量用酒，因此无论是普通的酒水经销商还是开名烟名酒店的店家，他们有生存的土壤。”

按照零售连锁业态的运营原理来理解，在最接近消费场所的地方开店无疑是最佳选择。与此同时，开店的数量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获得消费者认同，营造起这种零售的氛围。而且，规模化运作，有助于降低单店采购和运营成本。就郑州市场的态势来看，显然名烟名酒店已经与当地自带酒水的消费形成了良性互动，消费氛围已经成规模。但另一个问题也很突出，那就是这些名烟名酒店品牌很分散，在建立消费持续信任和降低采购运营成本方面存在很大障碍。不过，它们显然在这一方面也有了初步的应对方法，它们将中国传统的亲缘关系和市场手段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解决之道。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谈到。

制造新利益获得者

尽管由于面子以及诸多因素，主流消费者还习惯在餐饮渠道直接购买酒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餐饮允许自带，或只是收取象征性的开瓶费，酒水正在被消费者不断自主地带进酒店。自带，不仅让顾客可以随机在街边拎酒入餐厅，也可以使单位组织的政务、商务消费，从自己的渠道购酒。事实上，整个城市饮酒的群体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改变的是酒流通的方式。

酒水的任何一次流通，都会衍生出新的利益获得者。在多数市场，酒水是被层层经销商转手之后，成为酒店销售的产品，不仅酒店方有很高的加价率，层层经销商也有利可图;而自带现象的蔓延，使得酒水在经过一个或者两个经销商之后，就可能出现在某个名烟名酒店，接下来这些酒被零散带进餐厅，或者某个单位的采购部。名烟名酒店、普通消费者、单位采购部或者重要人物，他们成为新的利益获得者，而这一切都基于自带酒水行为。新的利益获得者，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并完善这一新的酒水流通模式和利益模式，名烟名酒店正是这种流通模式的核心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说，酒水流通的每一次改进都是人们绞尽脑汁利用自有资源、把资源变现的过程。而名烟名酒店就是这种多方互动的产物，因此其高速发展之势一点也不突兀。

走在边缘的运营逻辑

近年来，名烟名酒店从出现到发展，在很多城市势如破竹，但同时也在很多城市兴起以后逐渐衰落。在成都中高消费片区的双楠，记者就发现去年下半年开始，好几家名酒行关门大吉。但郑州市场显然不同，郑州当地经销商介绍，河南的名烟名酒店存活率一般都较高。这不仅跟郑州的消费有关，还跟郑州名烟名酒店的营运模式有关。

奇虎360的商业逻辑篇3

奇虎360的招股说明书能煽动美国投资者的数据是：中国第3大互联网公司、第2大浏览器提供商、第1大互联网/移动安全公司，80%以上的渗透率，每月超过3亿的活跃用户。

而这些数据未来会变成什么?那是奇虎创始周鸿祎留给投资者的想象空间。从亚洲到美国，周鸿祎的上市路演不得不多费些口舌，因为奇虎的生意在美国没有参照物，在中国也没有一个成形的榜样，他认为，“商业模式不是想出来的，做一步看一步，是不断地试出来的。”

以安全的名誉黏住用户

在早年创办3721时曾使用过一些小手段，使得周鸿祎被冠以“中国流氓软件之父”的恶名。抱着“洗白”的念头，周鸿祎顶住董事会的反对，坚持要做360安全卫士。2006年，各种恶意软件肆虐互联网，而当时的安全厂商都统一将其归为杀毒范畴。直面与杀毒软件竞争不是最好的手段，周鸿祎通过各种舆论手段，把用户对病毒和木马的需求做了一个区分，硬生生地从杀毒软件厂商手里抢出一块市场。避重就轻，强化用户的潜在需求，人为地定位一个新市场，不与杀毒软件厂商直面冲突，却顺利跻身安全市场。360安全卫士成为奇虎切入安全市场的先头部队，接下来的360家族越来越庞大。

360与QQ一样，都是免费的客户端，不同的是QQ具有很强的用户黏性，而360只是一个安全工具软件，用户可以轻易地将之抛弃。奇虎需要做的就是找到用户使用互联网时方方面面的安全需求，并用相应的方案满足用户：上网有“安全浏览器”，网购有“网购保镖”，玩游戏有“360保险箱”等等。

在路演时，周鸿祎给奇虎的定位是“互联网可信赖平台”。以安全的名誉，以安全软件为核心，推荐安全的软件和应用，对用户进行立体的、全方位的保护，这是黏住客户会员的关键所在。“360是以安全的名义‘占领’你的电脑，包括一切与互联网相关的应用入口。”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道，一个产品换掉很容易，如果是一整套方案，用户就不会轻易去换了。

“周鸿祎喜欢强调用户感知，我们需要告诉用户360都做了什么。”奇虎内部员工曾告诉记者，为了增加黏性，360不会安静地“睡”在用户的电脑里，“开机小助手”、“电脑体检”这类小功能，在不影响用户使用电脑的前提下，会强化用户的感知，让用户感到360的存在，增加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这是奇虎进一步强化品牌、增强黏性的做法，在获得用户之后进而获得品牌认知度。

这是奇虎生意的第一环，以免费的安全应用核心黏住海量用户。

中国式的生意流量变现

什么才是互联网的真正入口?浏览器、搜索、IM(即时通讯软件)都是，现在又多了一个入口的竞争者——客户端软件。从腾讯的成功到奇虎的上市，开始了一场客户端的盛宴。

拿着克里斯•安德森所著的《免费》到处送人，周鸿祎一度是免费模式的传教士。听他传道的人，当初很难理解一个免费的安全软件如何“赚钱”?从创办3721起，在中国互联网打拼13年，周鸿祎对中国特殊的互联网环境理解深刻，对中国网民的使用习惯了解透彻，无论是产品、渠道，抑或是中国独有的互联网生意。

安全浏览器成为网民的上网入口之后，海量用户的流量就可以变现：360浏览器首页有一个搜索框，内嵌谷歌搜索，奇虎可以与搜索引擎分成；在首页还有一个360安全网址，这里导航的广告位是360收入的重要来源。

奇虎的招股说明书当中显示，2010年奇虎来自网络广告的收入有3882.6万美元，占总收入的67.3%，这些收入都来自于流量的变现。

奇虎的成功上市，一方面验证了互联网入口价值，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中国特有的导航类网站的价值。在2004年，百度以5000万元收购 “HAO123”，2007年谷歌以“数千万元”收购“265导航”，而目前主要依靠导航为收入的奇虎市值已经超过30亿美元。2011年2月，淘宝将旗下的“淘网址”导航站交给拥有2345导航的上海瑞创运营，但很快就重新收回，也正是意识到了导航网站更高的变现价值。

在奇虎上市前一个月，360安全桌面产品开始试运营。这是在操作系统之上形成一个类似于iPhone的用户界面，用户可以安装、使用一些流行的互联网软件、应用及服务。这是奇虎争夺PC入口的又一举措。业内更多地将这个桌面评价为“更高级的导航或是流量中转站”，但奇虎更认为这是一個PC和互联网资源的重新组织方式，是长尾理论的实践。

这是奇虎生意的第二环，以浏览器和桌面应用商店为桥梁，掌握用户的一切互联网入口。并且以流量变现来解决免费的赢利模式问题。

寻找下一个开放平台

简单的流量变现并不是奇虎的理想商业模式，因为基于3亿或者更多的网民用户数量，腾讯、百度都创造出更大的生意来。

在奇虎上市路演过程中，周鸿祎向机构投资者重点介绍了360的网页游戏联合运营业务，称这部分收入的增速将高于网址导航带来的广告收入。360目前联合运营的网页游戏有20多款，预计到2011年年底将增加到100款，不久前他们还特地为此推出了游戏浏览器产品。

奇虎360团购平台，通过审核将符合资质的团购网站接入平台，并获得团购导航、用户流量导入、防盗号钓鱼等服务，用户只要注册一个360账号，就可以在所有开通一站通服务的团购网站上购物消费。就像淘宝是B2C、C2C的一个大卖场，360团购平台则是一个团购的大卖场。这里可以衍生出很多生意模式。

360极速浏览器应用开放平台正式发布后，奇虎不断发布开放平台产品，就是想向投资者证明，开放平台才是奇虎未来真正的生意。

在周鸿祎心里装着一个可以与腾讯、百度、淘宝相比的“BIG THING（大事）”，奇虎拥有与他们相近的用户数量，但目前五千多万美元的年收入、三十多亿美元的市值却与他们相距甚远。腾讯、百度、淘宝的模式不可能去成功复制，周鸿祎必须找到第四个非常牛的应用，才有可能翻过面前的这三座大山。“开放平台是奇虎的商业逻辑，更是竞争逻辑。”奇虎内部人表示，虽然开放平台的具体商业模式还没有设计清晰，但这是奇虎的方向。边做边看，不断调整，周鸿祎用他最擅长的微创新去慢慢摸索。

“360真正能够打动投资者的，是在未来云计算时代能够成为一个平台级的公司。”易观资本高级投资经理张鹏程如是评价。而艾瑞分析认为，现阶段奇虎360的赢利模式仅仅是在产业链上打开了一个小的环节，艾瑞预测，360的战略布局将会从安全领域向用户整个互联网桌面管理转变，搭建用户PC应用服务的生态圈，具体将涵盖从网络入口、网络安全到软件管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娱乐、购物等多重服务。另考虑到中国互联网的巨大成长潜力，艾瑞咨询预计，奇虎 360未来将会在资本市场受到热烈的追捧。

小而美未来商业的定制化逻辑篇4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短短十个字就能勾勒出宏大浩渺的情境。一首好诗往往言简而意赅, 由不起眼的细节处做起, 且做到极致, 而后成为小而美的典范。这种重细节, 求极致的精神, 也正是未来商业发展的定制化逻辑。“小而美”的中心观念, 起源于马云在2009年APEC峰会上《未来世界, 因小而美》的演讲, 在近年来的研究实践中不断充实, 逐步完善。“小而美”的本质, 是某种意义上的商业生态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延伸。它的核心在于立足体验经济时代, 通过一系列产品功能、销售流程服务使消费者需求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众所周知, 当前商品流通过程是由细节构成, 如物流仓储、线下体验效果、线上订单处理速度、发货速度、售后服务、客户反馈处理等。之所以力求小而美, 是因为想要构建良好的消费者体验, 就必须从各个细节入手。“小而美”是有别于大而全的消费曲线, 能通过对消费者反馈的语义分析发现高层次需求所包含的情感密码。

“小而美”首先要求专注市场, 进而细分市场, 了解消费群体的各种需要;“小而美”之美在于细节之处精益求精, 让用户感动;“小而美”的另一面为追求极致, 从产品、营销、服务等多维度打造最佳客户体验;从大规模、标准化到聚焦消费者需求个性化, 众多小而美将构成未来商业发展的根基。构建小而美的商业模式, 是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过程。

整体规划。要构建小而美的商业模式, 需要从战略视角着眼, 立足市场、渠道、营销、团队四大角度, 把所有物流服务商、客服外包商、运营服务商全部囊括进来。

品牌策划。品牌策划是构建小而美商业模式的重要步骤。不仅需要对市场进行细分, 还需要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了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劣, 建立整体的品牌规划。品牌策划还需要具有文化内涵, 进而向消费者传达独特的人文情怀, 在极致方面多下功夫。

团队建设。优秀的商业模式得以良好有序地运行, 离不开高效、优质的运营团队。小而美模式下的团队建设, 需要从体系构建、人员培训、绩效考虑、团队文化健身等方面入手, 进而塑造优秀的营销团队,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销售渠道。当前, 互联网+成为时代热门, 如何借助互联网平台如O2O、团购等模式构建销售渠道, 是所有企业必须思考的问题。与小而美的商业模式相对应的销售渠道必须是多元化的, 不拘一格的, 只有充分利用时代优势、技术优势, 才能实现小而美的转变。产品创新。小而美之美, 在用户购物体验的美, 归根结底, 还需要在商品类目、产品功能创新上做文章。体验经济时代, 开发符合用户特点的特色产品是根本, 通过用户体验建立口碑效应, 比之搞宣传、做噱头要实在的多。

顾客服务。小而美之美的另一个支撑点在于良好的顾客服务, 这种服务不仅仅只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售后服务, 而应该囊括整个商品销售流程, 要用户在接触商品伊始, 就能通过服务感觉到品牌所散发出的浓浓的人文情怀。

道德批判与商业逻辑篇5

持“靠不住”观点的人看来，事实俱在，公论昭然，不必烦言。

然而，在现代公司治理的经典模式中，职业经理人扮演的可是一个相当积极甚至是光鲜的角色，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商业英雄，诸如韦尔奇、艾柯卡等人，其身份都是职业经理人。

两相对照，孰对孰错?

靠得住的人与靠不住的制度

自陈晓接任国美董事局主席以来，连续实施了重大措施，诸如引入贝恩资本，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等，被媒体称之为“去黄光裕化”。在国美第一大股东黄光裕家族看来，这无疑是引狼入室和挖墙脚的行为，网络和媒体也多质疑陈晓的个人道德问题并认为国美电器有变成“美国电器”的可能。然而，谁都不能否认的是，不论是陈晓的所谓“去黄光裕化”还是贝恩资本的财务投资行为都是合规的，从法律程序上看没有任何问题。这就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了。事实上，与其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衡量，还不如换一种思路，从制度和所有者的角度来看看这一场同时包含着商业与伦理的角逐。

首先，国美电器的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这种不成熟与不完善或许更多地要归因于其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国美电器是黄光裕一手创建的，其制度建设打下了创业者个人浓厚的色彩，在黄光裕出事以前，整个企业无疑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在创业者没出问题的时候，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相对而言凸显不出来，也容易被草根出身的创业者忽视。坊间多评论过去国美的治理结构还是“人治”，这个说法是比较能概括国美制度建设的特色的。在强势的创业者领导之下，制度对于职业经理人乃至整个管理层的制约作用就被替代、被忽略了。但一旦创业者出问题，整个公司就必然出现群龙无首的情况，原先“人治”的那个“人”不存在或者削弱了，权力出现真空，这时候必然会要有人或机构站出来填补这个真空，围绕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就难以避免了。就国美这个案例而言，黄光裕一方挥舞着道德与民族的大旗，试图用以牵制陈晓的力量，同时依托自身第一大股东的实力，进行顽强的阻击。但他惟一不能挥舞自如的却是制度制约这面旗帜——在制度方面黄光裕一方对陈晓构不成任何明显的障碍。

当黄光裕为了同时享受公司上市带来的好处又不愿放弃对公司强有力的控制的时候，他选择了加强董事会权力这样一种策略，试图通过强化董事会的权力来抗衡股东大会的权力。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通过直接操纵董事会，更加自如地游走在资本市场之中，充分发挥他资本运作的能力，迅速进行实力的扩张。一个享有过分权力的董事会是一个畸形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把“双刃剑”。如果他对董事会的控制出现问题的话，那他同样也会失去对整个公司的控制。在这里，黄光裕选择了“靠得住的人”，付出的代价就是同时选择了一个“靠不住的制度”。陈晓正是根据董事会被赋予的权力，才得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对公司进行“手术”(且不论他实施“手术”的动机和效果)。当年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所享有的操作空间，如今的董事局主席陈晓自然也能游刃其间。而从国美电器当时的艰难状况和如今的发展现状来看，至少陈晓主持下的国美经营尚在正轨，并无多少可指责之处。从这个角度看，与其指责职业经理人的不可靠，不如去反思其公司制度的靠不住。相比之下，与其高调地运用道德批判的语言，或许这样的思考更有建设性的意义。

其次，从所有者的角度看，如果不是大股东黄光裕本人涉案被捕，国美也不会遭遇今天的危机与内斗，与此相关的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再联系9月28日特别股东大会上多数机构和个人股东对国美管理层的信任来看，很显然，更多的股东愿意将国美继续信托于以陈晓为主席的现任管理层，而非黄光裕重新指派的人选。实事求是地说，黄光裕出事以后，对国美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本人也是能够意识到的。他再继续掌控或幕后操纵国美并不会带来多好的效果，也难以被股东、管理层、客户等利益相关者所接受、支持与信任。然而，在许多媒体和舆论对此事件的评估中，黄光裕本人的被拘对国美的经营以及国美股东的利益所带来的损害是被忽略了的。而脱离开这一点，单单揪住职业经理人的言行进行道德批判，是明显有失偏颇的。更何况国美的管理层在危机处理和善后活动中表现尚佳，这样的偏颇就更有失公允了，更无助于我们对股东们投票行为的理解。也许我们在争看当下的风云变幻之时，忘记了追溯事件的远因。

站在国美电器的角度看，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现有的职业经理人和管理层并无不可靠之处，站在多数股东的角度看，现有管理层的经营决策也是值得信任的。只有站在黄光裕一方的角度看，陈晓的举动确有削弱其控制权的嫌疑。而如果不是创业股东自身首先靠不住、倒了台，又哪来的后续的这些故事呢?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职业经理人靠不住，不如说创业者自身出了问题，这样才是正本清源之论，也才能使我们把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为一个整体做出足够的反省。

总之，就整个事件来看，如果没有治理结构的不可靠，没有创业股东的重大变故，根本就谈不上陈黄之争，或者说两人的争议将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展开。如果有了可靠的制度，有了可靠的所有者，我想，或许类似“职业经理人到底可不可靠?”这样的问题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不完善的制度PK苛求人的完善

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时候，是不应该苛求人的完善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正是因为无法面对制度的不完善，所以只好转而苛求人的完善。

改革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积累了数十年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一直都在顺遂与艰难的交替中前行，并且日益意识到制度建设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也已经逐步理解和接受了从西方引入的诸如公众公司和职业经理人这样的理念，并有望在未来走向更加稳健的发展道路。都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寿命长不了，甚至有的说多数很难活过十五年。但只要立基于现代企业和公司制度，不论是家族企业还是公众公司，都有很多长寿的范例。这几年以来我们的民营企业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取得了很多好的效果，也遇到不少问题和麻烦。正是在这个时候，国美事件的出现，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民营企业乃至整个中国企业的制度建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应该说来得正是时候。但同样一个事件，却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最终会导致不同的抉择与行动。

对有的人而言，国美事件反映的就是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危机，由此引申出的行动就是质疑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公司发展的积极意义，对职业经理人抱有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在这样的解读之下，我们企业的制度建设将会被引向倒退，回到原来朴素的管理方式中去，结果将是企业可能很难做大做强，在面对国内外竞争的时候将形成制度上的短板。

而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这一事件中的个人恩怨，也不应该用道德批判来代替商业逻辑。这样想问题只会把我们引入到死胡同里去，一心只顾着琢磨如何拔高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准(当然职业经理人必须具备必要的道德水准)，恨不得把他们都变成道德楷模。如果说我们要从国美事件中获取一些有益的教训的话，我想首先也不应该是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准问题，也不应该是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危机问题，而应该是如何发现和填补制度建设的漏洞的问题。如果能对国美事件抱有这样一种理解的话，不论对当事各方也好，对旁观者也好，都将是有益的。

商业逻辑篇6

抛却经济学中对信息充分的理想假设, 现实世界中信息不对称是常态。由于商业银行和存款人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因此容易发生银行业的挤兑现象。之前, 在我国未实施存款保险条例时, 对于挤兑现象, 是国家信用在支撑, 但是这会导致一系列的道德风险, 包括存款人和银行。为解决这一问题, 存款保险条例应运而生, 从此, 银行的挤兑问题由银行信用来承担。

(一) 信息不对称的基本理论

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是指交易双方对于交易相关信息的占有不对称, 一方占有的信息多于另外一方。主要包括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和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

道德风险一词来源于保险行业, 是指购买保险的个人没有适当的激励避免所投保事件的发生。而逆向选择, 简单地说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George Akerlof在1970年发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进一步阐述逆向选择问题。

(二) 商业银行和存款人间的信息不对称

1. 银行的资产对外部人不透明

对于外部人来说, 银行的资产组合十分复杂和专业化, 资产质量难以观察, 风险难以评估和定价, 而且银行还可以通过向不能及时偿付的贷款人提供新贷款来长期掩盖问题。

2. 存款人缺乏监督激励, 搭便车, 受周围人影响

银行存款人中决定大多数是普通的小额存款人, 他们不具备关于银行业务的必要知识和信息也缺乏搜集相关信息并实施监督的激励。搜集信息并实施监督是一种公共产品, 更愿意搭便车 (1) 。

(三) 信息不对称引发银行挤兑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公司来说, 本身就有经营失败的风险。然而由于这种和存款人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 即使运营良好, 也会存在挤兑风险。再加上银行是运用流动性负债为流动性资产融资, 加大了不稳定性;传染效应, 更会造成银行业的恐慌。同时,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加大了挤兑现象下的风险。

(四) 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

在没有实施存款保险条例时, 银行的挤兑风险由国家进行隐性担保。即《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 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存款人100%依赖于国家的隐性担保 (2) 。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 (3) 的案例正是此义。

(五) 国家信用导致道德风险

一方面, 由于有了国家的隐性担保, 存款人会失去对银行的筛选和监督的激励;另一方面, 银行也会有恃无恐, 处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会更倾向于借贷给高风险的投资企业, 而最后存款的风险会由国家来承担。这样一方面是加大了国家财政的压力, 另一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 不利于整个银行市场的正常发展。因此, 要建立存款保险条例, 将这一风险从国家财政中剥离出去, 同时给予正向激励, 促进市场健康发展。从国家信用转变为银行信用, 必须以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为前提 (4) 。

二、存款保险条例相关问题

(一) 定义和内涵

2015年5月1日起实施的《存款保险条例》对我国的存款保险条例进行了定义。《条例》第三条规定, 本条例所称存款保险, 是指投保机构向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交纳保费, 形成存款保险基金,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存款人偿付被保险存款, 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存款以及存款保险基金安全的制度。

(二) 国际环境下的发展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GlassSteagall Act) 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5) 。实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6) 的国家数量持续增加。截至2013年底, 在研究的189个国家中, 有112个国家 (占59%) 已经实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2003年是84个国家 (占44%)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这个趋势, 单2008年就有5个国家采取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长期倡导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澳大利亚也在2008年实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另外, 欧盟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动使得中欧和西欧广泛采取了存款保险制度 (7) 。截至2014年10月31日, 共113个国家采取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8) 。现在, 加上我国, 世界上共有114个国家采取了显性额存款保险制度。

(三) 国别 (地区) 比较

(四) 存在问题

1. 银行方面。

因为有存款保险公司承担风险, 所以银行依然会存在高风险心理。存款保险的费率一般与风险不相关, 定价从来都和风险不匹配。这种低估至少很有可能会鼓励银行在未来潜在的毁灭性风险, 和没有该制度时一样 (14) 。Keeley (1990)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存款保险在增加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造成了银行特许权价值的下降, 进而带来银行违约事件的增多。存款保险所带来的风险资产的增加和资本充足率的减少, 进一步增加了银行经营的风险。

2. 存款人方面。

由于利益受到保护而弱化了对银行的选择和监督 (尤其是小额存款人) 。但是, 不同于国家隐性担保下《商业银行法》 (第33条) 只规定了赔付原则, 而没有规定具体保证偿还措施, 预期模糊。《存款保险条例》则给予存款人稳定、可置信的预期。

3. 借款人方面。借款人倾向从高风险银行借款, 一旦银行破产, 可以延误清偿和还款 (15) 。

参考文献

[1]Dewatripont, Mathias, and Jean Tirole, 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石磊、王永钦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5.

[2]David K.Walker, New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s in East Asia, Occasional Papers No.44, The South 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2006, p39.

[3]席涛.货币、市场与<商业银行法>[J].政法论坛, 2015.1.

[4]Douglas W.Diamond and Philip H.Dybvig,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1, No.3 (Jun., 1983) , pp.401-419.

[5]Asli Demirgü-Kunt, Edward Kane, and Luc Laeven, Deposit Insurance Database, World Bank, 2014.6, p3.

[6]谢平, 王素珍, 闫伟.存款保险的理论研究与国际比较[J].金融研究, 2001 (5) .

[7]Asli Demirgü-Kunt, Edward Kane, and Luc Laeven, Deposit Insurance Database, World Bank, 2014.6, p11.

商业逻辑篇7

4月25-27日,北京四季御园国际大酒店,这家位于玉泉山脚下、田园风格浓厚的四星级酒店,正在承接着一场来自全国各地200多家超市企业、500多人参加的零售业会议——由超市周刊&龙商网&今日零售主办的第十四届全国连锁商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暨首届超市营运国际交流论坛!

“这次会议地址确实离机场、火车站远了些,但两天半的会议下来,碰撞出许多管理的火花,不虚此行——值了!”在会后与参会代表交流时,多位超市老总如此表示。

坦白来讲,无论是从参会规模还是大会议程,这次会议都实现了跨越性的突破;同时,我们也在总结与反思,这场国际生鲜盛宴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正如本次大会主题“京华论剑、天下争鲜”,毫不夸张地说,生鲜,是刺激当下实体零售企业、尤其是区域中小零售企业应对消费者变化、行业变革、市场竞争中最活跃、最适合的因素。

巧合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办方正围绕“生鲜”,邀请到了不同国度、不同体量、不同特点与风格的行业引领者群体,为行业企业的生鲜发展谋福利。

第一种,民营零售企业“第一阵营”中的成功者典型群体。

步步高、永辉超市、家家悦等,倒退15年,这些零售企业与当前的许多区域中小零售企业一样,对于并不明朗的市场变革同样一脸茫然。如今,他们在探索中、在顺应行业变革与发展机遇期实现了跨越式成长。

虽然他们的昨天已不是现在中小零售企业的今天,但他们的今天,一定是可以给中小零售企业带来启发与方向的方向。

为此,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带着“跨境联采时代已经到来”的全球化视野来了,山东家家悦集团董事长王培桓带着“家家悦的生鲜直采与中央厨房建设”来了,永辉超市第二业务集群联合创始人彭华生带着“永辉生鲜供应链与生鲜营运文化”来了,河南大张集团董事长张国贤也带着“创新不是忽悠而是跟随、学习中蜕变”的理念来了。

这些企业都是行业的先行者与探索者,也是取得各自发展模式的成功者。他们的到来,为这样一次大多数由区域中小零售企业参加的会议提升了高度;他们的经验与经历,值得更多的区域零售企业去参悟。

接下来,说说本次大会的第二个闪光群体。

区域中小零售企业极具创新力的领军人物——乐城超市王卫,从2012年创业伊始便携带着创新基因,开出中国首家“未来超市”一炮而红。然而,这才只是开始,其随后的每一家店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与创新。正如王卫所言,乐城最好的店永远是下一个。

关键是,王卫在用实际案例佐证其所言,生鲜传奇的逻辑便是最新的例证。在王卫的逻辑里,生鲜传奇的成功根源于精准的一个字——“定”,而这个“定”字的背后实质是企业商品力、执行力、商圈精准判断力的集中体现,也就是企业的高效力,如果自己企业做不到这一步就千万不能简单理解为“定死”并照搬,那样,你的门店也必然会“死”。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卫在一开始演讲就提到,“不要简单学生鲜传奇,你学不会。”当然,王卫还从生鲜传奇的各个硬软件方面向大家做了详细介绍,这里其实是包含着许多我们可以消化吸收的闪光点。

吴金宏,河南金好来超市董事长、社区生鲜超市品牌“厨鲜生”创始人,虽然与王卫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创新,但两者的分享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王卫侧重生鲜传奇系统的全面剖析与根源介绍,吴金宏则擅长发力于商品的深度分享。300平不到的厨鲜生,只身逆势进驻郑州市场。吴金宏将厨鲜生的成功归为“商品力”。

而这一主张的根基便是企业的商品成本,成本能否将下来?成本如何降下来?吴金宏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厨鲜生的成功也证明了其答案的正确性。说实话,记者也尚未有机会实地观摩学习厨鲜生,而如果有的话,相信收获将远不止于吴金宏在大会上的这不足一小时时间的分享。

首航超市商品部副总监张志刚,以一个完全参与到超市直采全程的高管角色,朴实地分享了区域中小企业该如何在直采方面提高效率降成本,如何靠生鲜直采打造出可与强敌抗衡的直采商品力。

北京果多美总经理张云根、上海城市超市董事长崔轶雄、福建冠超市董事长林永强、湖南香江百货总经理夏志秋、秦皇岛兴龙广缘总经理刘佐壮等,虽然由于时间关系很多嘉宾的演讲尚未充分展现,但这些在各自区域中风生水起的企业随时都会欢迎每一位同行朋友的光临、学习与分享。

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的同行、专家,构成了本次大会上第三道嘉宾风景线。

过去,我们的会议也曾邀请海外同行分享,但这次海外同行首次成为了大会嘉宾分享的一个群体,组织大会议程的国际板块,大会首次引入同声传译倾听海外嘉宾的精彩分享,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突破性创新。

美国HEB超市副总裁Molly McAdam分享的最大价值点,就在于她站在了超市商品经营的理论研究高度诠释了HEB超市门店是如何通过商品尤其是差异化的自有品牌获得市场与顾客认可的,国内中小企业完全可以做适合自己的自有品牌,至少可以站在顾客角度打造自己独有的商品。

法国的超市与蔬菜公司同行M.Fredericlaclare、Wilfried Gerardin两位高管具体介绍了他们在蔬果等生鲜食品方面的一些操作模式,日本生鲜专家久野尚光则在生鲜、水产的保鲜与损耗控制方面分享了日本超市的经验方法。

生鲜经营成本高、效率低、损耗大、品控难,这恐怕是每一家超市企业经营生鲜难以逾越的困境,直采只是在经营

模式上实现了优化,而我们在经营技术上依然处在粗放式的水平上,比如我们的配送损耗、我们的存储损耗、我们的加工损耗、我们的陈列损耗!孰不知,在日本以及欧美国家的超市门店,从生鲜配送到店到陈列售卖几乎无需多余倒腾,基本做到了通过式的快速周转,许多生鲜商品的周转箱就是门店陈列道具,转入卖场开箱就卖,这就是生鲜的标准化和预包装带给生鲜经营的快周转、高效率、低成本。

第四个,会议形式丰富多彩。

本次大会的最大亮点之一便是标准化、规模化展位形式的推出。

由于场地受限、也由于是首次尝试,我们本次零供商品服务对接展览邀请了30余家品牌厂商参加,得到了200多家近500位中小零售企业高管的参观关注。

另一个是专题化、个性化、特邀参加的私享会。

本次会议期间,我们利用晚上时间特邀了近50位完全是中小零售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进行了“生鲜直采模式与困惑探讨”的思想交流碰撞。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发现,每一家超市企业在经营中都有不同的困惑与难题,而几乎每家企业也都有自己的心得与闪光点,大家相互交流,坦诚相见。

晚宴上的颁奖典礼也是我们在举办大会期间的处子之作。

零售业有许多优秀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单纯为一家企业服务的范畴,而成为行业“公众人物”;一些优秀的企业也早已超出了做好自己业务与市场的范畴,而成长为行业的标杆与旗帜。

这些人,这些企业,需要在这样一个盛会上得到行业的认可与称赞,他们的贡献与精神,应该在这样一个场合中得到传播与发扬!

2015年年度人物、2015年新锐人物、标杆企业奖、行业发展贡献奖、行业创新奖,来自行业的13家企业和个人获此殊荣。而我们作为行业媒体,作为零售业的代言人,也发自内心对他们表示感谢!正是他们给转型变革中的零售业尤其是中小零售企业带来力量与希望!

当然,参观看店也为本次大会的探讨交流提供了鲜活的样板与榜样,无论是首航社区店还是永辉的准绿标旗舰店,还是水果超市果多美,都在这次会上找到了行业更多的知音与业内人士的肯定。

有观点称,生鲜迟早会被电商攻克,而我们说,生鲜历来就是超市企业生存之本与永恒的核心力量,关于生鲜的探讨与创新将是超市企业存在与发展的最大源动力!如果说生鲜真有被电商攻克那一天,也必然是超市企业“O2O”模式成熟与推出的结果。

这个意义上讲,生鲜一定是超市企业永恒的话题与存在的必然,而关于这样一次国际生鲜盛宴的空前盛大与成功,恰恰就是我们要靠生鲜变革与创新突围的逻辑!

老洋房保护的商业逻辑篇8

很多在此居住的上海居民爱恨交织，“听起来是别墅、洋房，但是厨房卫生间都是很多人家合用的。”从思南路洋房搬迁的居民如是说。

王安忆曾这样描述花园洋房里的生活：“今天，上海洋房内的生涯已经变得十分可疑。浴缸和洗脸池上的热水器龙头由于年久不用已经生了锈，洗澡需用水壶提了热水倒进浴盆，偌大个浴盆内倒进一壶热水仅够铺底。并且这样的房子，厨房往往在底层，提一壶热水走上楼梯总有点冒险的味道。房间里的壁炉成了装饰，且还妨碍面积的使用。映着壁炉深思冥想的美丽图画，隐退到极远的历史中去了。”

“最多的时候，我们一栋老洋房置换出20户人家。”上海徐房集团副总经理丁曙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2005年开始至今，徐房集团已经在徐汇区置换出20栋这样的老洋房。

卢湾区的思南路61号是薛笃弼故居，薛笃弼曾任国民党政府甘肃省省长、民政部部长、内政部部长、水利部部长等职，解放后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栋带有近500平方米花园的三层法式小洋楼，就在周公馆的不远处，本是薛笃弼离开政界，1935年到上海任律师后买入的居家之所。

解放后，这栋洋房g由薛家居住。1966年，红卫兵抄家，二楼成为红卫兵司令部；1966年后全部房屋收归国有，闸北区特困户人住。1973年，薛笃弼去世。1975年，薛笃弼的外孙女一家搬来居住。经历了“文革”的抢房风波，加上薛笃弼的外孙女一家，思南路61号住了11户，到2000年思南路改造搬迁时，人口已达31人。

私人的力量

上海市政府也曾经公开表示，“欢迎投资商参与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对于有贡献者，将给予奖励及一定的补偿。”

最开始对老洋房进行投资修护的，是一些零星的个人购买者。其中以境外艺术界人士为多，他们迷恋上海老洋房，租用改造，或者干脆自己购买，修复收藏。台湾人顾传辉，设计重修了远东第一豪宅、颜料大王吴同文的绿屋，让绿屋的故事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

不过，大规模私人资本的进入却并不顺利。

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的投资开发商郑培光，在2005年之前，是为数不多的老洋房改造投资者，他曾经成功投资改造过上海安福路201号的花园洋房(国民党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官邸)，以及新华路的几处花园别墅。

“一幢老房子里就有‘72家房客’，产权理不清、剪还乱。”郑培光对历史建筑改造面临的复杂产权问题感受深切。

私人资本期望政策对老洋房改造有所倾斜，“历史建筑保护，目前还是一事一议。如果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力推成套改造，那我们会更有底。”郑培光说。

最终，郑培光的新华路梅泉别墅项目无奈搁浅，2005年之后，转投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的改建之中。

地方国企保护思路

“有些学者认为，私人买卖花园洋房。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老洋房标的巨大，也容易滋生腐败。于是2007年起，花园洋房使用权转产权的政策彻底停止。”蔡芒华说。

不过，国企在老洋房领域的开拓正如火如荼。

2000年左右，“考虑到老洋房的过度利用，政府期望通过修护历史建筑，来保护城市的文脉，企业作为接受直管委托的单位，也期望能够修复改造重新利用老洋房。”卢湾区房管局副局长包华说。

2003年12月，上海市政府将徐汇区大三角地区及建业里、卢湾区思南路47、48街坊、长宁区新华路211～329弄等8处地区，正式列为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建筑，进行保护与整治的试点。

这些房屋大多是国家直管的使用权房，改造也就无一例外由各区房地产集团领衔进行。基本做法是，由这些区属房地产企业成立专门的项目公司，通过市场置换的方式，将原来的使用权住户全部迁出，开始进行修复保护工作。

“因为是国家直管的使用权房，按照规定，这些直管房产公司有优先回购的权利。”包华对本刊记者说。

思南路改造项目期望走公益性保护和商业性保护相结合的道路，探索积极保护与合理再利用的适当方式。

2003年，由市、区两级公司、上海城投和上海永业集团，以及香港崇邦房产开发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城投永业置业发展公司，作为具体项目运作方，注册资金3000万美元。

另据本刊记者了解，该项目预计共投入资本7.452亿元人民币，其中卢湾区政府专门成立的2000万历史建筑保护基金也有部分投入，还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项保护资金100万，另外，政府在收入、土地出让金等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优惠。

花园洋房的修复改造，动迁成为最难且争议最大环节。

作为一个兼具公益性保护与商业化运作的开发项目，在上海市关于历史建筑保护项目拆迁补偿标准未出台之前，开发商以市政工程的标准，对思南路花园洋房的住户进行搬迁，而这与2003年之后，采取市场置换拆迁的居民的补偿额度相比，金额差距很大。时至今日，有多户认为吃了亏的居民不服，正在各方投诉。

但是开发商毕竟是商家，老洋房修复花费巨大，即便是国有企业，也不愿意做赔本生意。

于是，在思南路修护项目中，沿重庆南路的地块，政府允许其新建低层住宅。思南路47，48街坊改造项目地上建筑面积共56592平方米，其中近3万平方米为开发商的新建开发项目。

毫无疑问，此次的老洋房修复再利用，可圈可点的地方确有不少。

以思南路47、48街坊项目为例。东至重庆南路，南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北抵复兴中路，用地面积为5.05万平方米。基地内的近代西式建筑大都建于1910年～1940年，其中以思南路51号～95号中属单号的23幢花园住宅最具特色。不仅如此，这个区域人文气息浓厚，云集了周公馆、孙中山故居、梅兰芳故居等众多名人故居。

在2005年，上海市规划局通过规划明示，思南路改造项目的目标和原则，是以保护地区整体历史风貌为出发点，延续城市肌理，尊重街巷尺度，完善空间形态，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和绿化空间。修复后利用的原则是，不改变老洋房的原有用途，期望使之成为上海带有浓郁地域色彩和历史代表性意义的花园住宅区。

这与2003年淮海路1754弄推倒重建的修护改造、新天地改住宅为商用的“保护利用”相比，进步不少。

让真正懂的人来使用历史建筑

思南路以及徐汇武康路花园洋房的改造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刊记者在现场发现，思南路上近23栋花园洋房，已经人去楼空。而且，其中已经有两栋洋房的修复工作基本完成，推出供人参观的样板房。

徐房集团副总经理丁曙也告诉本刊，目前徐房集团直管的791栋花园洋房，已

经有20栋置换完成，有的修缮完毕，有的已经在出租之中。位于湖南路高邮路的一处洋房，经过徐房集团的修缮之后，一家印度餐厅承租，不久即将对外营业。

对于思南路、武康路等区域老洋房的修复改造，主流的看法是，“整体保护，比单个建筑的保护效果明显。历史建筑的保护，目前都是产权人在承担这部分保护责任，绝大多数是国产，以国家的钱来保护。”上海房管局历史建筑保护办公室处长姜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按照区政府对思南路、武康路等改造项目的规划，老洋房在修复之后，将通过市场价格出租。

卢湾区发改委主任卢永亮曾公开对媒体称，据思南路改造项目，大多数洋房将改建成为兼具私密性和舒适性的会所型宾馆，房价要贵过现在的四五星级酒店，而且将把位于复兴路重庆南路路口的一处顶级花园洋房改造成为世博会VIP会所，迎接国际知名客人。

用上海城投永业公司副总经理卢永锋的话来说，是要“让真正懂的人来使用历史建筑”。

不过，在历史建筑修复项目中，将居民全部迁出的做法，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魏闽说：“一刀切地让居民全部外迁是一种遗憾。如果历史建筑是一种载体，那么失去了原生居民后，这些载体将承载什么呢。社会结构的破坏，是思南路项目最无奈和最失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