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逻辑（共12篇）
模式逻辑 篇1
智慧城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而且还会令政府和市民都能感受到城市运营动态的存在。“智慧城市”是一种根据现代的高科技发展水平而设计的, 但是, 城市使用的现代通讯技术, 应用高科技的传感技术, 运用信息技术来促进和提升城市化建设是构成智慧城市所需要的少部分元素。具体而言, “智慧城市”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全新的城市形态, 其是建立在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产业发展、新的社会管理等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规划, 通过各种途径和机制汇聚智慧、发挥智慧,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
1 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层次划分
智慧城市根据地域特点可以划分三个层次, 即国家、区域和市域。
不同的国家, 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资源等等之间都存在着差异, 这就决定了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建立必然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 国家层面主要体现为总体的规划, 通过将指挥城市的发展规范以制度的方式建立起来, 对于智慧城市具有实行约束力, 并树立制度的权威性, 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具有宏观调控的作用。
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区域层面上, 其主要体现为城市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这也决定了其在发展模式上, 依据城市管理和运行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 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模式, 智慧城市的治理是以市民为中心的;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盟模式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 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设以欧盟委员会统筹规划, 各个欧盟成员国发挥各自的特点;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模式, 则是以政府为主导, 将建立构成智慧城市的各项元素发展起来, 其主要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
市域层面的智慧城市发展, 是根据城市所具备的条件不同,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上也会选择不同的模式。比如, 当信息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的时候, 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就会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各种虚拟城市, 数字城市等等成为了诸多城市发展建设的目标。比如我国的北京建立起“城域网”, 主要向用户提供各种公开信息;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 为了便于信息的传递和简化服务流程, 建立了北京数字城市。
2 智慧城市发展模式逻辑架构
智慧城市, 不是单纯的“数字城市”的简单升级, 而是建立在城市信息化的基础之上, 以民生需求为核心的, 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通过网络化管理, 将先进的信息技术与先进的城市经营服务理念进行有效融合, 通过对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基础环境以及与城市中的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 通过多方位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进行实时处理和充分利用, 使城市的治理与运营更为简捷、高效、灵活。创新技术的应用与安全、环保的服务模式, 让现代城市更安全、健康地向未来发展。智慧城市发展模式逻辑架构如下图。
2.1 智慧城市的主体要素
智慧城市发展的主导者是政府, 其作为城市发展的领导者, 承担着城市规划建设以及管理的责任。在城市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 要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将市民的力量充分地发挥出来。智慧城市的建设, 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还要注人文气息、观念意识等等, 城市居民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者和消费者, 其文化素质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 并成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
2.2 智慧城市的资源要素
基础设施和应用性服务是构成城市资源的两项基本要素。智慧城市的建立, 就意味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城市环境有网络服务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了诸多的便利。然而智慧城市并不是单纯的“数字城市”的简单升级, 而是建立在城市信息化的基础之上, 以民生需求为核心的, 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比如, 贝尔信所提出的智慧城市, 是对新一代智慧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 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和模式识别技术、大容量智能存储技术、智能感知和自动语义识别及统计技术、新型计算机图形技术、多媒体图像表现技术、高倍压缩传输高清格式视频图像技术、3DGIS实景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目标识别和自动跟踪技术、结合已有的网络信息化技术、有线与无线网络组网和传输技术等。
2.3 智慧城市的环境保护要素
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建立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 以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需要各种能源, 这是它的生命所在。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 通常都习惯于应用科学技术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让一切行动都顺畅、通达, 让自己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单方面的欲求导致了城市一步一步地趋近崩溃的边缘。智慧城市的理念则是, 让城市中的居民与城市的规划之间互动起来。城市可以提供给居民日常所需, 但是不可以奢求, 同样, 居民也要在自己获得周到的服务的同时, 为城市做出一份贡献, 那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 不要过分索取。在倡导低碳生活的今天, 节约能源, 并不断地开发新能源, 成为了智慧城市发展的主题。比如, 在城市电能的使用上, 通过感知器以及自动跟踪装置, 能够随时检测出电能的使用状况。将电能的配置结构优化, 以保证电能使用能够灵活调配,
2.4 智慧城市的社会管理要素
“建设智慧城市, 创新社会管理”是2011年为国际城市论坛年会的主题。社会管理, 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整个社会的运行过程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为了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转, 相应的管理部门要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管理。几乎城市中的所有的因素都包容在这座智慧城市中, 有公共设施, 有基础设施, 有人类生活的环境, 还有自然资源, 城市资源, 能源、企业、经济和金融、社会民生服务等等都经过了数字化处理, 让城市公众可以享受到信息资源。社会管理被提到了城市管理的日程上面来, 它已经成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3 总结
综上所述, 智慧城市是建立在知识城市的基础之上的, 其发展模式中的各项要素相互作用, 形成了推动城市发展的综合体系。如果说知识城市是一个有目的地鼓励培育知识的城市, 那么, 智慧城市则是在战略上执行一项有目的地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和提升创造力, 来推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摘要：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 以研发、技术、智慧创造出来的新产值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科学治理城市, 使城市更趋于合理化发展。智慧城市发展模式, 是将各项要素建立起内在的关联以形成综合逻辑架构。本文针对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综合逻辑架构进行研究。
关键词：智慧城市,发展模式,逻辑架构
模式逻辑 篇2
2013-12-02 17:1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评论
年终临近，奶荒愈演愈烈，三元、光明等乳企再次提价
日前，三元宣布，自下月起上调部分产品的价格，幅度为8%。而光明乳业旗下大部分牛奶、酸奶、常温奶产品也都将提价，平均涨幅在8%至9%。各家企业提价理由相同：原料奶价格上涨。农业部公布本月第二周奶价较上一周上涨0.8%，平均价格3.96元/公斤。据了解，这一轮涨价背后是奶荒，其涉及到从饲草、饲料等涨价到养殖行业奶牛遭遇过快淘汰，而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乳业养殖模式存在缺陷。多个业内专家表示，如果不改变奶农在乳业价值链配角的模式，每一次周期来临都会给奶农、乳业、消费者带来伤害。涨价的逻辑
乳业分析师宋亮表示，农业部的数据比较保守，实际上国内平均奶价每公斤早已4元多，不少地方已经5元多。蒙牛方面告诉记者，蒙牛山东地区收奶价达到7元/公斤，北京地区达到6元/公斤。
这一切都是这轮奶荒所致。蒙牛方面称：蒙牛今年原奶缺口达到20%。而目前奶牛养殖增长明显跟不上乳业市场需求增长。
现代牧业总裁高丽娜表示，今年奶荒有两个原因，一是肉牛价格比往年突然增长很多，以往肉牛价格一般在8-10元/公斤，今年涨到15-16元/公斤，奶农算账发现养牛产奶不如卖牛，就把一些奶牛淘汰掉;二是今年疾病多、疫情多，导致奶牛大量淘汰。
官方的统计数据指出，今年的存栏数在1400万左右，但是行业企业和专家认为根本没有这么多。
高丽娜表示，从行业了解，目前存栏奶牛在800万-900万头，最高峰时有1000多万头。今年疫情和奶农卖牛淘汰有20%的数量。宋亮也表示，目前存栏数1000万头，泌乳牛有700多万头。
也有行业人士将限制新西兰奶粉进口说成是导致奶荒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本报查阅海关进口资料获悉，今年1-10月份，国内进口原料粉61.86万吨，同比增加30.52%，其中从新西兰进口49.64万吨。
事实上，除了奶粉和配方粉大量进口，国内对于饲料原料的需求也不断增大进口，并且价格越来越高，推高奶价。
11月初，上海牛奶集团总裁沈伟平透露，今年国内将进口60万吨苜蓿草，去年进口量为35万吨。苜蓿草主要是从美国进口，目前价格已经达到380美元/吨，而2008年时只有180美元。
沈伟平透露，未来国内苜蓿草年进口将突破120万吨，由于仅限于向美国进口，形成了垄断，进口代价越来越高，如果放开澳大利亚进口能降低很多成本。另外，他也指出，高
奶价另一个原因是国内物流费用过高，“从美国运到上海，1吨苜蓿草运费在280-400元，而从甘肃运到上海，运费在1200-1500元/吨”。
失衡的乳业模式
奶荒来临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乳业模式。
中国的奶牛养殖模式为乳企自建牧场、社会资本建牧场、奶农散养和奶农组织的合作社等形式。其中企业自建和社会资本建大牧场所占比例不是太高。上海牛奶集团旗下鼎牛饲料公司总经理郁谦表示：国内100头以上的牧场所占比例为1/3，规模化养殖占比少。
而国内的乳业模式主要是“公司+农户”或者“公司+农牧(或奶联社)”，这种模式下，乳业公司处于主导，而奶农与合作社则处于被动的地位，奶农与合作社仅能通过出售原奶获得唯一收益，而对于奶价涨跌无法把控，同时面临疫情等不可预知风险。一遇到养牛亏本就会陷入 “牛奶降价-杀牛卖肉-奶荒-牛奶涨价-奶农买牛-牛奶过剩降价-再杀牛倒奶”的怪圈，而每一次周期来临，整个行业受损。
遍观欧美以及澳洲乳业模式，普遍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也即家庭牧场组成奶业合作社模式。
中荷乳业发展中心提供的《荷兰乳业研究报告》显示，荷兰最大的菲仕兰坎皮纳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是：家庭农场以自愿的形式加入合作社，会员农场主投票选举合作社领导，合作社全资控股乳品公司，乳品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由农场主代表组成的薪酬委员会任免。菲仕兰坎皮纳为世界第五大乳业集团，组织模式与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一样。
该研究报告称：一百多年前，荷兰乳制品行业同样面临“强势”的乳品公司和“弱势”的奶农之间的矛盾，公司在收购牛奶时压级压价，奶农往牛奶里掺水掺假，造成该国乳制品行业的恶性循环。后来，荷兰乳品业的模式从严重不对称的“公司+农户”模式，演变为相对均势和稳定的“家庭农场、合作社、乳品公司”三方博弈模式。
该研究报告显示：在这种模式下，家庭农场主既是合作社和公司的股东，又是最基层员工，其不仅关心牛奶质量高低，更关心提供原料后公司管理层能否将好原料做成好产品并成功销售出去，以使自己获得很好的利润。
在此，奶农不仅通过出售原奶获利，还通过拥有乳品公司股票、债券获得分红、债券利息。而整个乳品产业链利润的分布规律又是“牛奶生产：乳品加工：产品销售=1：3.5∶
5.5”。
高丽娜表示，国内未来也会有这种整合，现在乳品企业参股牧场，互相关联，牧场和企业深度联合实现自救。
理论的逻辑与实践的模式 篇3
关键词：理论；教学模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265-03
一、“基础”课的内容特点
（一）内容涉及面宽泛
作为思想品德课，“基础”课教材体系几经构建，旨在从知、情、意、行诸方面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素质养成教育。体系的完整仅仅表现出了形式的完善，内涵的逻辑性与适授性才是真谛。从学科渊源上讲，它涵盖了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美学、马克思主义人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德育涵养机制上讲，它遵循个人精神气质构建（理想章节设置首章）、民族精神培育（爱国章节设置）、个体人生观建构、道德品质磨炼、法律意识形成、法律制度掌握这样一个逻辑顺序展开叙述；以责任意识培养为内核，从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自我的责任之角度进行内隐式铺设；以新生入学教育为目标指向，具体包括入学适应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仰培育、世界观与人生观教育、道德观、法制观培养等章节内容；以成功人生培育为基点，从在校学生、社会公民、职场人士、家庭成员、合格人才等多种身份角度，提出了对人的不同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科教兴国战略、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等宏观理论政策为指导思想，从国家人才培养、综合国力提升、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人才教育的紧迫性和战略意义；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主线，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评价人的基本尺度，以培养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人格为落脚点，充分彰显了我国高等教育以培育肩负使命、尊重知识、敢于创造、善于创新的人才为特色的教育优势。
（二）内容偏重知性理解
大学教育以专业素质培育为核心，专业课知识相对学生来讲是陌生且新奇的，对学生充满求知的诱惑与功利的追逐；而作为公共课的政治理论课知识对学生而言相对较熟悉，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学校教育中品德养成教育的普及性与一贯性，同时也给高等教育中相似内容的继续开展增加了难度。
鉴于品德课“重理论、轻实例、轻践行”的教学倾向，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材内容编撰仍以概念阐释、观点罗列、正面倡导为特色。大学生虽然理性思维能力较高，但环境与德育的异质性、学生阅读嗜好的转变、新型学习方式的革命等因素使得施教内容好似“不合时宜”了。深究其原因，我们应该得出以下结论：并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支持内容的材料与表现形式不够感性，可读性不强。这在与学生多次交谈中得以证明，理工院校学生尤然。关于加强课本辅导读物（案例汇编等）建设、实行网络课堂教学的改革趋势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内容的导向性极强
高校肩负着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在对人才实施质量把关的意义上，大学有其独特的地位与使命，它承担着弘扬传统文化、重塑人文精神、引领社会风尚、激发道德良知的重大任务。
作为高校德育教育的主渠道，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纷繁云涌及网络的强大传输功能，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素质养成教育的任务，其内容指向具有极强的导向性。
二、“基础”课的教学特点
（一）大班授课模式
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高校扩招政策使得各大学在校生数量急剧暴胀，相应地新生数量非精英教育模式下可比。公共课的生师比一直以来就不达标，加之师资短缺的历史原因，公共课的教学班级规模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现状，大班制授课方式仍将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大班授课的缺点显而易见，在现代教育手段的辅助下稍有改进。学生层次、学习兴趣、班级秩序、课堂氛围、师生互动等方面均不能理想。尤为重要的是，根据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学生期望被关注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不易得到满足，必将影响教学相长规律的实现。不同专业学生的课堂集合体虽有互补优势，但对新生而言，他们的专业特征尚不能体现，这种集合体就往往有混乱之虞，也不能使得学生之间很快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这对课后作业、讨论、组织活动等环节均产生着不利的影响。考勤制度无法得到有效贯彻，学生浑水摸鱼、滥竽充数现象难以杜绝，最终影响的是教师的威信和学生的自律意识。
（二）多媒体教学方法
各高校都在加快现代教学手段的投入和普及使用，网络课堂、精品课程的广泛制作大大丰富了教学资料，也有利于视听艺术在课堂教学中的辅助作用发挥。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多媒体应用的泛化也许并没有改善课堂教学，而是把手段当作目的。对于理论课教学而言，多媒体教学适应了大班制授课模式，较之以往的板书更清晰、更具可视性和直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但电脑技术的娴熟代替不了高超的授课艺术，幻灯片的展示不应弱化老师的主导地位，眼花缭乱的图片资料给予学生的短暂视觉冲击使得理论讲解变得更无力了，从一定程度上讲，本门课理应体现的理论的逻辑性反而被削弱了。
（三）新生对课程认识误区
新生虽对大学学习充满新奇感，对老师充满敬佩感，但对品德课却不尽然。中学应试教育使他们相当然地把课程以主——副类分，道听途说的关于大学课程的零星见解也使他们形成重专业（课）轻公共（课）的心理，大学学习的自主性与非强迫倾向加剧他们以自己的兴趣决定课程的好坏，由此导致理论课教学效果一直难以有大的改善，学生的认可和好评分值偏低。欲扭转这种认知偏差，单靠教师满腔的热情是不够的，尚需要进行大量的课程研究和实践改革。
（四）学生主观因素
“教育无差生”说旨在说明学生主体地位的平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师德精神激发旨在说明用心教育可使每个人获得自我提升机会。但盲目扩招、多种办学模式体制下的学生整体素质确有下降。虽然分数不能代表学生的素质，但能部分反映出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与领悟力高低。加之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高校争相加剧对中国优质生源的抢夺，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民众对教育质量与就业难的社会诟病，在校生对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的重心不平衡倾斜，远程教育的普及、网络技术的发达，都使得大学教育不再具有神圣感与成就感。对二流、三流高校的学生更是如此，他们没有学校名牌的庇护，对前途充满担忧，功利主义的社会心理引导他们以考证、出国等目标为指向，无法把握大学教育的真谛。对以育人为主旨的德育课充满反感心理，何谈重视与领悟进而严格践行呢？
（五）网络信息对课堂的冲击
众所周知，客观真理容易被接受，个人观念的改变却难得多。品德课正是承担着改变学生非理性认识的功能，网络的出现大大加剧了这个难题。网络是各种观点的汇聚地，话题既贴近现实又贴近个人利益，大家畅所欲言，轻松的语境彰显出网络人群的亲和力。然而，网络上信息质量良莠不齐，学生热衷于追随网络观点，一些反动、消极、扭曲的垃圾信息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判断。大学生的独立意识和叛逆心理更让他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不正确的观点经过网络的扩大而蔓延，教师的授课难度增大，授课方式受到挑战。
三、“基础”课的改革出路
（一）以理论的逻辑说服学生
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性总结，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理论即是真理。在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过程中，真理的力量势不可挡。所谓真理的力量，是指真理具有吸引人、凝聚人、鼓舞人的作用。因为真理反映客观事物规律，能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实践，信服和追求真理也就成了人生追求过程中的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使青年学生正确认识书本内容，仅从字面理解是远远不够的，信服性理解才是目的。课堂讲解应是说服性讲解，流于肤浅的空谈使得课堂氛围索然无味，也是重复性劳动，学生在以往学习中已经懂得的道理无需赘述。学生感兴趣的应是他们以住未能理解或接受的东西，大学生需要补的课恰恰是理论素养的提升。
（二）以独特的风格熏染学生
教育是师——生双方互动共进的过程，高等教育更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活动是微观环境下的教育。由于应试教育的惯性，我们的大学生还不能很快适应大学的研讨式学习方式；由于教师素质的缺憾，高等教育实施者也不尽善尽美。政治理论课教学有其特殊的规律，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行示人。以理服人，要求教师不但熟悉本学科的基本理论，还掌握相关学科的理论，具有信手拈来的理论储备。以情感人，是指讲课过程不能扮演传声器，而是在信服理论的基础上动情地演绎课堂内容。以行示人，是指在生活中能够践行理论指示，并不折不扣地把这种榜样信息传输给学生，加强学生信服力度。
正确把握以上规律，要求课堂活动的主角——教师加强师能修养。师能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学识和个性风格。学识既包括已有的学历、知识背景，更包括更新、积累知识的能力。个性风格是个人气质的自然流露，包括语速、音质、亲和力、激情与活力等精神性特质。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活动的出色表现应在于与众不同的个体讲授风格，每堂课都要有出彩之处。个性风格因人而异，是综合个体知识、性格、气质、语言表达诸种因素的结果，其中人格的因素自然更重些。所谓人格，是人的内在因素的总称，是指人的修养和道德上达到的程度，它潜藏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内，外化在人的言行当中。高尚的人格形象产生的是积极、健康的感召力、带动力和影响力。人格的力量，是指老师用自己的人格去影响、说服、感召学生，从而赢得学生的信赖、拥护和支持。风格是提升课堂理论讲授效果的关键因素，理论本是灰色、枯躁的，可是不同风格的讲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激情兼具幽默感的教师一定会让理论之树开出鲜明炫丽之花。反之，呆板的讲解风格会使理论愈加晦涩难懂。
（三）以网络课堂激发参与兴趣
大学学习毕竟不同于中学，学生主观上都希望有机会与老师平等地探讨问题，正如时下许多课题研究结论那样，学生兴趣的激发是教学过程成功的关键因素。若想激发学生兴趣，就要给他们主动发现问题的机会。鉴于现实课堂情景的局限性，网络课堂就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缺憾。不妨采取如下举措，使网络课堂真正发挥作用。让学生尝试独立制作相关内容的课件，给予他们适当的课堂发言机会，使他们认识到“教”的过程不易；教师开辟网络课堂对话机制，答疑解难，就课程问题与学生平等对话，激烈交锋，让学生认识到发现问题是更高级的学习过程；培养学生通过网络搜集信息的能力，如小型论文的布置，小型辩论会的组织规则，优质视频资源的搜寻。这些措施都是立足于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以他们的兴趣点为突破口，实现问题式教学，增强他们对课程建设的热情，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动手能力和实践意识。
（四）以实践的力量铸造学生
不管课堂活动如何成功，都只是使教育成功了一半。检验“基础”课成功的最终标志是我们培养的学生真正达成了健全的人格，能够尽快适应各种环境，并在短时期内有创造性表现。知、情、意是人格养成的心理环节，“行”即实践环节才是人格成就的最终标准。配合课程建设，更需要有效的课外实践机制建设。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加强“基础”课课外学时体系的完善。课堂内容设计只是保证课堂活动成功的第一个步骤，学生大量的课外时间安排往往处于无序状态中，及时给学生指导读书计划、交往计划、校园计划、社会活动计划，使得他们在生活中反观课堂知识和理论，及时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并反馈问题给教师，真正建立起教学相长的学习机制。第二是构建有效的生活实践环节。个人健全人格的养成是个长期反复的过程，经历更多的困境，面临更多的抉择机会，方能考验人格的成熟与否。从高校的角度出发，应着眼于长远育人的角度，投入更多的人、财、物力建立校企联合实习基地，鼓励“基础”课在内的政治理论课教学走出教室，走进社会生活，实现体验式教学模式；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大力改革教学思路，形成特色育人模式；从大学生个体角度出发，增强自我成才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勇于奉献，敢做敢当，关注社会，关注人群，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如志愿者、义工），在现实生活中上好成才的最后一课。
总之，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和实践的力量在“基础”课教学中缺一不可，“说到”与“做到”相一致的意义不仅针对教师，而且针对学校、学生是同等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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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逻辑 篇4
当前在产业与资本市场层面, 智慧城市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那么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呢?按照2013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上的讲话,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 是包含全新要素和内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智慧城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 智慧的感知、分析、集成和应对各类社会活动与公共需求”。
想象一下这样“新的城市形态”——不用跑无数个政府部门, 在电脑前就把各种申请搞定 ;不用担心停车、拥堵的问题, 车上的智能导航已经链接城市的“大脑”给你规划了最佳路线 ;走进小区打开快递柜, 本来忘买的米油已经在里面 ;一进家门气温、光线已经调到了自己最喜欢的状态, 一杯你最爱的热咖啡已经在桌上冲好 ;有点不舒服的身体通过家里的穿戴设备检测, 已经传送给了自己的医生, 医生通过视频发来了诊断……这就是我们在智慧城市里的生活。而且这一切正在发生。
据统计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已达1000多个, 未来还会以20% 以上的增速增加, 如斯德哥尔摩实施的智慧交通项目, 引入RFID技术, 自动识别入市车辆拥堵降低25%, 交通排队时间下降50%, 尾气排放量减少8% ~ 14%, 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智慧城市在全球不同城市还有其他不同应用, 如英国伦敦正在实施的电子政务云、德国汉堡正在实施的智能建筑、美国波士顿正在实施的智慧医疗等 (见表1) 。
而中国多地也启动了智慧城市的项目, 如佛山电子政务, 统一规划和标准, 实现多部门协同;也包括乌海实施的智慧安全项目、辽源实施的智慧医疗项目、上海实施的智慧城管 (见表2) 。
智慧城市无疑是一股热潮, 但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智慧城市, 基本只在其中的一两项应用上实施较好 ;而中国的所谓智慧城市, 虽然规划很全面, 但目前大多没有落地, 或仅在某一项业务上进行了若干探索。笔者希望通过对智慧城市的解读和分析, 能够帮助大家对智慧城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智慧城市核心逻辑
本部分从两方面作以阐述。
(一) 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路, 社会进步体现在, 以生产工具改变为标志的生产力的进步, 而生产力的进步会带来社会关系的改变, 从而导致社群模式的变化。就如出现工业设备这样的生产工具替代了农业机具, 导致了社会关系由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 而在城市形态上就从农业村庄、城镇跃迁到了工业化城市 (见图1) 。
智慧城市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城市形态”, 也就是新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智能设备、网络技术,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 带来了生产工具的进步或者是说生产力的跃进, 导致了社会关系进化到了网络社会, 而城市形态上就表现为智慧城市。从这个简单的逻辑上讲, 智慧城市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就像电脑手机的普及, 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一样。
(二) 政府诉求的逻辑
政府无疑将在智慧城市的构建中扮演主角的角色, 也是最有力量的角色, 企业和民众也是不同角色的参与者。政府在智慧城市功能上最核心的三个诉求是“保稳定、惠民生、促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无疑是保稳定最佳的实践方式, 这也是网络化管理出现的原因 ;而产业的发展除了基础设施的提供以外, 也需要供企业提高运营效率的信息化、智能化的平台, 也导致了“招商引智”替代了“招商引资”;在越来越接纳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民众, 对于政府的效率、生活的便捷程度等提出来更高的要求。而这些正是智慧城市的题中之意。
所以, 从智慧城市最有力量的主角——政府的视角来看, 智慧城市是与政务、民生、产业等优化升级最好的形式, 是“保稳定、惠民生、促发展”最佳的路径。
二、解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与我们的息息相关, 从衣、食、住、行等平常的生活, 到学习、看病等特别的场景, 甚至是我们的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尝试通过不同的维度去解构一个宏大的智慧城市, 能够让我们对于智慧城市有一个更加结构化和清晰的方式去认知。
(一) 应用场景角度的解构
智慧城市有无数个智能的应用场景, 就像今天我们城市中不同的场景一样, 丰富多彩。参照不同的智慧城市的设计, 我们总结出了智慧城市发展的三个核心的发展诉求——政府对于“保稳定”的诉求 ;政府和民众对于“惠民生”的诉求 ;政府和企业对于“促发展”的诉求。分别对应了智慧政务类、智慧民生类、智慧产业类这三大智慧城市核心板块。对应智慧城市三大核心板块, 又有无数具体的应用场景, 笔者总结为以下19种应用场景 (见图2) 。
1. 智慧政务类
智慧政务类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智慧交通。将先进技术运用于整个交通管理系统, 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运输综合智能控制和管理。
二是智慧安全。通过智慧传感芯片, 将信息进行及时感知, 实时传送, 让人与物能够实时的智慧互动, 构成一个安全和智慧的新安全时代。
三是智慧城管。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移动通信技术手段来分析、处理和管理整个城市的所有城管部件和城管事件信息。
四是电子政务云。借鉴云计算模式的思想, 以互联互通的政务网络为基础, 集中管理政府计算资源 (基础设施、硬软件、信息) , 采用动态易扩展的部署和分配资源, 整合集成电子政务系统。
五是智慧应急。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 软、硬件相结合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系统, 具备日常管理、风险分析、监测监控、预测预警、动态决策、综合协调、应急联动与总结评估等多方面功能, 以实施应急预案、实现应急指挥决策。
六是智慧国土。以国土资源遥感监测数据系统和综合监管平台为重点 , 构建的覆盖全区域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一体的国土管理与检测。
七是智慧环保。借助物联网技术, 把感应器和装备嵌入到各种环境监控对象 (物体) 中, 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将环保领域物联网整合起来, 以更精细和动态的方式实现环境管理和决策。
2. 智慧民生类
智慧民生类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智能建筑。综合运用现代通信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技术, 实现建筑的信息化、自动化控制与节能管理。
二是智慧家居。以住宅为平台, 利用综合布线、网络通信、物联网等技术, 将家居生活有关的设施集成, 构建高效的住宅设施与家庭日程事务的管理系统, 提升家居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艺术性, 并实现环保节能的居住环境。
三是智慧社区。充分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 构建城区 (社区) 发展的智慧环境, 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处理的新的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模式, 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社区形态。
四是智慧教育。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通过构建智慧学习环境, 运用智慧教学法, 促进学习者进行智慧学习, 最终达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与教育效率的目的。
五是智慧医疗。通过打造健康档案区域医疗信息平台, 利用最先进的物联网技术, 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
六是智慧养老。指利用先进的IT技术手段, 研发面向居家老人、社区的物联网系统与信息平台, 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3. 智慧产业类
智慧产业类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智慧能源。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和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将各种能源关联起来, 进行智能化开发、开采、输送及使用的能源系统。
二是智慧研发。利用互联网技术与组织模式, 从价值流程、高效组织和工具与技术三个方面来构建智慧研发管理系统。
三是智慧制造。智慧制造是以人为本、借助先进的新兴信息技术、系统工程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手段, 为制造全生命周期活动中的人、物、环境进行智慧化的感知、互联、协同和智能处理的技术与组织模式。
四是智慧营销。是以客户为中心, 以需求驱动商业的价值链, 研究制定新一代电子商务的解决方案, 实现企业在营销、管理上的智慧转型, 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五是智慧物流。将物联网、传感网与现有的互联网整合起来, 通过以精细、动态、科学的管理, 实现物流的自动化、可视化、可控化、智能化、网络化等,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的系统平台。
六是智慧金融。社会化网络、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入应用, 带来的金融体系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推动资金更顺畅的流通, 更合理的配置, 更安全的使用的系统平台。
(二) 产业链角度的解构
在产业链的维度, 我们区分清楚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 并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把智慧城市分为上游-产品提供、中游-系统集成和下游运营服务 (见图3) 。
1. 上游——产品提供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 上游主要是基础设施、硬件提供商、软件提供商。上游玩家众多, 逐步成为了红海市场, 为了追求更大的价值, 上游厂商有逐步向中下游转型的趋势。比较典型的企业是做视频监控设备的海康威视。
2. 中游——系统集成
智慧城市系统集成商开始从智慧应用领域走向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从部分应用小集成走向智慧城市大集成, 试图建立标准和抢占智慧城市运营权, 从而成为运营平台, 实现数据变现。比较典型的企业是做智慧交通运营的易华录。
3.下游-运营服务
主要包括内容提供 (外部信息导入) 、网络提供 (数据传输) 、云服务 (数据处理与分析) 、运维管理 (日常运营与系统升级) 。不同应用的运营商往往仅在自身所在领域利用专业优势积极参与运营, 但不同业务和不同区域之间少有联通, 运营高度分散。同时, 现在运营盈利模式模糊, 数据的挖掘和变现能力差。
(三) 技术角度的解构
智慧城市是基于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同样具有这些技术层次的特点。我们可以将智慧城市从技术的角度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 也可以形象的说智慧城市的技术层次是端、管、云和应用。
一是感知层 (端) 。感知层主要由各种终端构成, 用以信息的收集, 是智慧城市所有的“感官”, 伸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收集信息, 正如人的眼、鼻、耳、手一般。
二是网络层 (管) 。网络层主要用于信号的传输, 现在信号传输的主要途径是, 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和电网。它们如同智慧城市的神经将“感官”所收集到信息传递给大脑。
三是平台层 (云) 。而这个“大脑”正是我们所说的平台层。它主要是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平台层就如智慧城市的“大脑”一样, 对“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为决策和服务提供支持。
四是应用层 (应用) 。应用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等这些具体的应用, 它们会以不同的形式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 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我们的生活。
三、智慧城市的盈利模式
正如上面的解构, 智慧城市从外在表现形式到内在的构成, 都是极其庞大的, 需要多方的参与才能完成。而盈利模式是否清晰就决定了厂商参与的程度。我们将智慧城市建设的参与主体及其关系见图4。
根据这些智慧城市建设主体的关系, 我们总结了智慧城市的四种赢利模式。
(一) 出售设备盈利
依靠智慧城市、智慧地球等前沿概念, 向政府等“智慧城市”的主导方出售硬件设备。这种模式就是单纯的“B2B”模式, 主要优势是设备技术门槛较高, 政府支付能力较强势 ;而劣势是企业无使用和运营权利, 若不计设备维护费用, 则只能享受短期一次性回报, 不可能发育出“羊毛出在狗身上”的创新商业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企业是IBM和Cisco。
(二) 城市与地产开发盈利
通过提供智慧城市产品、建设等服务, 获取城市与地产开发许可权限以及招商引资佣金。这本身是一种资源置换的模式, 对于企业的城市、地产开发运营能力的要求极高, 否则有现金流断裂的可能。同时, 若企业在智慧城市空有概念而无实际的成果, 最终会影响商誉。这种模式几乎只有地产商才能操作。
(三) 与政府合作应用服务
与政府在“智慧城市”的应用服务端展开合作, 提供软件及数据服务, 从中收取佣金或提成 (如交通违章罚款分成) 。对于企业来讲这种商业模式有部分运营权, 可以长期运营, 是一种不错的商业模式。但是诸如智慧交通等应用, 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 进入门槛较高。通过BOT模式建设智慧交通的易华录是这样的模式。
(四) 与商家合作应用服务
直接与商家合作, 线上整合“吃住行游购娱”相关商家资源与信息, 供消费者自主选择, 收取商家佣金。这种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互联网模式, 也能长期运营创造收益, 但是整合商家的难度较大。单纯的互联网模式下已经产生了与商家合作应用服务的模式, 如天猫、携程都属于这样一种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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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逻辑、行动逻辑和规范逻辑 篇5
道义逻辑、行动逻辑和规范逻辑
20世纪50年代由冯赖特创建的道义逻辑,首先是作为行动名称的逻辑而建立的.这种逻辑在建立之后产生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应该做”的.逻辑,一个是“应该是”的逻辑.在“应该做”逻辑的研究方向上,行动名称的逻辑之后,产生以分析行动语句而生成的行动逻辑的探索.于是道义逻辑便是一种以行动逻辑为基础的动态逻辑.但是,在行动逻辑基础上构建的道义逻辑是一个有关规范命题的逻辑,而不是规范的逻辑,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规范命题逻辑和规范逻辑的混成物.
作 者：周祯祥 ZHOU Zhen-xiang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广东,广州,530631刊 名：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1(9)分类号：B815.4关键词：道义范畴 行动 规范
逻辑思维训练的音乐教学模式探讨 篇6
【关键词】逻辑思维 音乐教学 创作
中等专业学校的音乐教学中，教师往往会非常注重基本乐理、视听唱法、乐器使用等方面的培养，并以此为基础，启迪学生的心灵，激发音乐创作的灵感。由此，绝大多数音乐专业的学生在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尤其以作词为例，大多过于依赖创作灵感。这种创作方式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利于谱写出一些极其华丽、大气的歌词。但弊端却同样不容忽视。以流行音乐为例，通过统计1995—2013年间，我国评价较高的100首歌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曲目歌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整首歌词结构严密，逻辑性较强，句与句之间的过渡顺畅，中心思想突出。因此，音乐教学中，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培养其良好的语言组织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1. 音乐灵感创作的弊端
音乐灵感创作 ，本质是凭借直观感觉抑或是灵感进行词曲创作。它所依靠的是学生源自心灵的感官思维和对歌曲的瞬间领悟。若创作的歌曲有适合的主题，该创作模式能够使部分学生随性而发，文思泉涌地创作出优美的音乐作品。然而，仅依靠灵感来创作的方式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1）灵感创作存在随机、易逝等特征 。灵感是源于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状态。在音乐创作教学中，若要让学生在创作时能随心所欲地找到灵感，显然较为困难。在某些时候，也许学生的脑海中能忽现出几句优美的辞藻，然而随着感觉的立即消逝，便很快就忘却了。所以，依靠直觉去顿悟音乐作品的方式，多是考内心自发而来，仅靠教学方式去培养是很困难的。
（2）灵感创作容易导致音乐作品的高偏题率。当一个音乐作品的主题确定后，若适当地对内容进行发散，可以达到丰富作品的效果，也能创作出很多绝美的词曲，让作品成为经典。但是，缺乏理性思维的引导，以致许多作品发散过度，其结果是歌曲词句偏离了音乐的中心思想。
（3）音乐作品的条理不清晰。灵感创作过程，通常是依靠直觉一鼓作气完成作品，缺少对作品结构布局的环节。如歌词的风格如何、句与句之间的递进关系如何、用什么样的词或字在末尾更押韵等，都存在考虑不全的问题。其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作品的逻辑思维比较混乱。
2. 逻辑思维训练的音乐教学模式
鉴于上述灵感创作容易出现的弊端，将逻辑思维训练 引入到音乐创作教学当中，显得非常重要。如在曲已谱好的情况下，以创作歌词为例，在教学中具体的实施步骤包括：（1）歌曲整体结构组织训练；（2）歌词之间的过渡衔接训练；（3）单句歌词的文法和词性的准确性训练。
2.1 歌曲整体结构组织训练
歌曲的整体框架结构，是反映作品逻辑性是否严密的关键。在该环节的教学过程中，首先，需要让学生对常用的词曲框架结构有所了解（如顺序、排比、因果等）；其次，教学中为学生拟定音乐作品主题之后，让学生进行结构组织的训练，包括整体部分的划分、不同节奏之间的词曲分布，以及提纲编写和修改等训练，以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创作习惯。
2.2 歌词之间的过渡衔接训练
词句与词句之间的关联情况，是音乐作品是否流畅的关键。在整个作品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前提下，若歌词之间的关联性不强，容易让作品鉴赏者产生歌词前后不搭调的错觉。即语句之间衔接不当，逻辑性较差。所以，该步骤属于细节处理环节，但对整个作品而言，却有画龙点睛之效。教学当中的具体实施，可采用通读各句来实现。即完成作品的谱词工作后，让学生通读整首歌词，并特别注意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情形，过渡是否自然。例如，在以思念家乡的主题歌曲创作中，某句歌词中“感悟窗外的瑟瑟寒风，秋天的脚步悄然临近”。那么，关于下一句歌词起始部分的创作，就必须与该句的末尾关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由此，可以写出“丹桂飘香的淳淳相思，萱椿的恩情永铭心底”。这样便和上一句秋天的描写相呼应，同时引出了后面佳节思乡和思念亲人的情怀，歌词之间就显得非常顺畅自然。因此在作词谱曲中，指导学生训练各部分之间的过渡衔接，对于高质量的音乐作品及其重要。
2.3 单句歌词的文法和词性的准确性训练
单句歌词的语法和用词的准确性，是音乐作品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若歌词中存在语法错误或用词不当，则作品的受欣赏程度将大大降低。因此，学生完成创作后，如何修正这些问题，也是音乐教学中必须采取的措施。该步骤的可操作性十分简单，只需引导学生对已经完成的作品歌词进行大声朗读即可。通过朗诵，可以将语句中存在语病、重复、不流畅的地方都找出来，并加以修改。比如：“当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才发现之前所做的努力，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加富有，也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通过高声朗读，就可以知道在本句中，“不是……也”就是一个语病错误的用法。因此，该句可以改成“当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才发现之前所做的努力，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加富有，而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如此字斟句酌地朗诵和检查，可以使歌词语句更加通畅，消除语病，增强作品的艺术性。
3. 教学案例分析
现以本校13级音乐专业的两个班级为教学试验对象，每个班人数均为30人，分别定义为1班和2班。在教学试验中，首先对1班的学生展开为期1个月的逻辑思维训练，而2班的学生还是按照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进行。1个月后，以“乡思”为主题，让所有同学进行音乐创作。最终作品由6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打分，并得出最终成绩，2个班各分数段的同学分布（如图1—2所示）所示：
图1. 1 班各分数段分布比例
图1. 2 班各分数段分布比例
如图1—2所示，学生的作品中，优秀分数段（80分以上）以上的人数比例，1班是27%；良好分数段（70—80）的人数比例，1班和2班同为23%；及格分数段（70—80），1班为30%，2班为23%；不合格的作品比率，1班为20%，2班为38%。由此可知，教学环节中引入了逻辑思维训练的学生，创作的音乐作品质量从整体上要优于传统教学中的学生作品质量。
4. 结论
本文剖析了传统音乐教学中，灵感创作模式的弊端。指出了逻辑性思维训练对于音乐创作的重要意义。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教学模式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方式，而是一种逐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不能全盘否定灵感创作的优点。在音乐教学中，应该兼具二者之长，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提升自己的音乐创作水平，不断创造出优秀的、经典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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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经言.德国名人论音乐[J].中国音乐学，2010，（2）：110-123.
模式逻辑 篇7
一、“重返亚太”的战略回顾
2009年, 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务卿希拉里首次披露“重返亚洲”战略;2010年, 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出笼, 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在亚太。提出亚太为美国军事力量再平衡目标, 美国战略重心全方位向亚洲转移。2011年, 希拉里在美《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政策》, 提出了“太平洋世纪”概念, 正式宣布“重返亚太”战略, 未来十年美国外交、经济、军事、政治等重心皆锁定亚太。2012年奥巴马公布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 明确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 进一步提升海空军作战能力。同年, 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发表演讲《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 宣布把六成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2013年, 美日韩在亚太借军演敲山震虎。2014年, 美国不断挑拨菲律宾、越南、日本鼓捣中国。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迅速恶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临挑战。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演变表现为:2009年提出, 2010年初步实施, 2011年全面实施, 2012年取得初步成效, 2013年亚太形势恶化, 2014年亚太严峻形势加剧。
美国介入亚太打的是组合拳, 政治、经济、军事谋略并重。在军事上, 搞联合军演:2009年, 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共有6场, 包括“金色眼镜蛇-2009”、“和平-2009”;2010年包括“金色眼镜蛇” (自1982年以来每年一次) 和“环太平洋2010” (两年一次) ;2011年, 美国在亚太的军演达172次, 几乎平均每两天一次;2012年, 美国在亚太高密度连环军演, 光代号就有17种之多, “金色眼镜蛇”和“环太平洋”军演均涉及20多个国家, 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鲜明的战术指向性;2013年有美韩“关键决心·鹞鹰”、美日澳“对抗北方-2013”、美菲“肩并肩”、美日韩澳“红旗”等;2014年有美韩“超级雷霆”、美韩“鹞鹰”、美英澳“红旗”、美日“利刃”、美日韩等23国“环太平洋”、美菲“肩并肩”、美日韩泰等“金色眼镜蛇”等。在政治上, 美国全面参与东亚国际合作机制, 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 通过参加主导议题, 高度重视东南亚战略地位。在经济上, 提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关系协定 (TPP) , 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圈, 把中国排除在圈子之外。
美国全面介入亚太, 恶化了我国周边安全环境, 对我国形成了半环形包围, 严重威胁我国海洋战略和能源通道, 在我国南海和东海制造危机, 对我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美国咄咄逼人的“岛链”战略, 在近海封闭我海军, 意在切断我海上运输线。美国“亚太介入”模式扩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 周边国家和我国政治互信降低, 以我国为中心的双边关系出现很多不确定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临障碍。
二、中美冲突的文化逻辑
20世纪60年代以来, 以日本的经济崛起为开端, 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杰出表现, 使世界经济的中心逐渐由大西洋沿岸转到了太平洋沿岸。尽管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经济霸主, 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这位世界霸主稍显疲态,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出于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的考虑, 自然要以“领导人”姿态介入亚太, 以确保其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优势, 维护美国世界老大的身份和地位。
亚洲 (特别是东亚) 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 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间的均势, 加深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 其核心乃是亚太主导权的归属问题。亨廷顿认为, 世界之经济权利、军事权利和政治影响正在迅速向东亚转移, 中国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美国挑战的国家, 这会加剧以美国首的西方支配性权利的衰落, 中美文化冲突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利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 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 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 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亨廷顿, 1998:104-105)
在亨廷顿看来, 除了争夺亚太控制权之外, 中美冲突还源于文化认同的焦虑。苏联和东欧解体引发福山一颗骚动之心, 制造出“历史终结论”的喧哗。亨廷顿却认为, 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结束, 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认同的不同文化 (或文明) 共同体间的冲突。相反地, 文化共性则促进了国家间合作, 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容易形成“大”文化共同体。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政治中心, 而不同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文化冲突 (甚至战争) 的中心界线。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 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 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 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 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 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 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亨廷顿, 1998:129)
亨廷顿认为, 不同文明集团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或多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 反映了不同国家与不同文明的认同程度, 以及融入不同文明集团的程度。在亨廷顿看来,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正在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亚太大文化共同体, 即所谓的“大中华共荣圈”。亨廷顿认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面临两个威胁, 一是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亚洲文明, 二是富有挑战性的伊斯兰文明。在他看来, 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差异很大, 非常容易发生冲突。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 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 等级制度, 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 一致的重要性, 避免正面冲突, “保全面子”, 以及总的说来, 国家高于社会, 社会高于个人。此外, 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 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 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 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 反对权威, 赞成制衡, 鼓励竞争, 崇尚人权, 倾向于忘记过去, 忽视未来, 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亨廷顿, 1998:250)
在亨廷顿看来, 冷战时期的国家结盟是基于意识形态考虑, 而后冷战时期的国家结盟的主要因素则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国家结盟要考虑“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这样的问题, 意识形态似乎不重要了, 而血缘、信仰、忠诚、家庭等因素日益凸显。人们倾向于和那些有相似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例如, 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等等。在当今世界里, 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 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显著, 相同文明国家很容易结成联盟, 不同文明集团之间非常容易发生冲突, 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冲突论”。
在亨廷顿看来, 美国和亚洲文化差异很大, 最容易爆发冲突, 冲突的结果会导致美国和亚洲权力关系的变化。其中, 美国和中国的文化差异很难弥合, 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文化分歧是全面而广泛的, 这种态势最终势必导致权利关系的变化, 核心问题在于亚洲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亨廷顿认为, 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 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 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 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 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 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 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 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 (亨廷顿, 1998:259)
可见, 中美冲突的文化逻辑牵涉到两个要素:一是文化差异的认同焦虑;二是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很显然, 文化差异只是文明冲突论的烟幕弹, 而争夺亚洲领导权才是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
三、美国霸权的文化解构
亨廷顿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 其“文明冲突论”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思维指向。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 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大主编之一。他的“文明冲突论”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有着潜在的巨大影响。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章《文明的冲突?》, 接着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出笼。
众所周知, 人类世界是一个多种族世界, 世界文化必然呈现为多元化态势。多样性文化使人类世界异彩纷呈, 最终是由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所决定的, 这样的宇宙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世界都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 人类世界多种文化相互融合是同一性, 各种文化异彩纷呈是多样性, 人类世界的发展是二者最终的辩证统一,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规律。但是, 在当今的人类世界里, 这样的宇宙规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以“单强独霸”的面目挑战世界多样性, 非要在人类世界推行以美国文化为标志的普世主义, 挑战人类世界心理承受极限, 在世界许多地区制造了程度不一的不安全事件, 使人类世界的和谐安全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我们该如何解读美国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行为呢?李公昭认为, 美国传统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上升为民族使命感, 在20世纪逐渐演化为普世主义, 普世主义就是彻头彻尾的“大美国主义”, 即理想化的极端民族主义形式。
这种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发展为一种民族使命感, 到20世纪则被进一步夸大, 甚至等同为普世主义和理想主义……美国主义固然激励着美国人的爱国心与自豪感, 但同时也让一些美国人戴上了有色眼镜, 认为无论在政治体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 美国都大大优越于其它国家与民族。因此, 美国的一切都理应成为其他国家效法的典范, 美国也理应成为世界领袖。于是, 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以老大自居, 非此即彼、非友即敌, 自我膨胀、为所欲为。这种狂妄自大、惟我独尊的美国主义, 理所当然应冠上“大”的帽子。” (范登伟, 2013:86)
大美国主义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 打着普世主义的旗号, 做着霸权主义的勾当, 行着国家利益主义之实, 在不同文明体之间制造混乱, 演绎着文明冲突的故事。无怪乎, 20世纪90年代, 前苏联巨变和东欧解体, 认同危机在全球蔓延, “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文化认同理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世界人文学科刮起了文化认同研究的飓风, 文化研究迅速升温并演化为文化政治思潮, 文化认同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概念。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学习并赶超西方社会。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挑战, 西方文化迅速入侵, 美国文化到处蔓延, 国人的文化认同出现混杂性。1989年国内政治事件给国人敲响了警钟, 2009年美国介入亚太战略再次敲响警钟, 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核心问题, 文化重塑和思想建设迫在眉睫。
亨廷顿认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摒弃本国的文化遗产, 使自己的国家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 他们非但没有成功, 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 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 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 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 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 而是联合国。 (亨廷顿, 1998:353)
文化多元主义对美国安全的挑战令亨氏担心, 美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同样令人不安。如果我们任凭美国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将出现重大危机,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必然得逞。所以, 美国“介入亚太”模式客观上增强了亚洲自身的文化认同, 中美文化冲突逻辑上在所难免。那么, 我们该如何面对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呢?亨廷顿自己也承认, “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 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接受全球的文化多元性是必要的, 还需要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这就需要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推动联合国的改革, 需要我们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从文化认同的高度重新审视美国文化, 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领域加强自身建设, 充分重视中美文化冲突中的“防洪堤”工程, 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未雨绸缪。
四、结语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太平洋之大足够容纳中美两个国家。如果美国非要挑起文化的冲突, 我们只能积极应对挑战。我们坚信“应兵必胜”的军事原则, 世界正义一定属于被欺负的我们, 霸权主义最终会失去人心。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坚持和而不同的外交策略。我们坚信中华文化的合法性, 我们不搞普世主义, 我们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积极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我们要借助反腐倡廉和整顿四风的有力契机, 大大强化文化重塑和思想建设工程, 如此我们才能使中华儿女凝聚文化认同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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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逻辑 篇8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用了35年时间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建国后,我国按照前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后照搬前苏联经验搞建设,加强中央集权,大力发展重工业,搞“一大二公”的公有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探索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虽然政府层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但由于公有制观念的束缚,国家对于民间的各种尝试历来都是明令禁止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在生存问题的倒逼下政府才逐步放松了对民间探索的限制。随着小岗村农民创造的“承包制”在城市国有企业和工商业中逐步推广深化,举国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才逐渐开始松动。
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尝试逐步对外开放。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行业仅局限于出口行业,中国境内外国直接投资总量还非常少。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国才开始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向外资开放。随着经济特区的试点成功,中国逐步扩大了试点区域,尝试性地对外开放产生的报酬递增效应,使国家开始探索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并最终放弃了封闭的经济发展思路,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适应党和国家发展的新要求,将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一般性措施不写,重复性措施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由此可知,当下中国政府追求的不再是循序渐进式的改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而是一种必须靠突破和跳跃发展才能实现的可以量化兑现的决定性成果。这是一种在理论指导下,通过发挥改革主体能动性,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从关键问题入手寻求突破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笔者称之为“能动式跳跃”发展模式。
二、能动式跳跃发展模式的内涵
本文是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下探讨中国经济绩效如何实现跳跃式发展,而国家经济绩效的改善最终都要落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上,因此只有清楚国家治理的含义才能够正确理解能动式跳跃发展模式的内涵。毋庸置疑,国家治理与国家相伴而生。新制度主义认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做出有效分析。产权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其界定和实施必须依赖强制力,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产权界定和实施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不妨给定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假设存在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复杂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尚未设立,规章制度也有待健全,百业待兴。原则上,政府可以抓住机会建立国家机构提供管理和服务并获取税收;军队可以抓住机会建设国防以提供安全;市场主体可以抓住机会生产商品和服务并交易以获取利润。由此可知,“国家治理”最初所提供的仅仅一个“充满机会的池子”,而组织的存在则是为了捕获这些机会。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诺思看来,政府与私人无异,也是经济人,同样会去捕获尽可能多的机会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里的机会就是产权,即个人支配其自身劳动、物品和劳务的权利。政府捕获的“机会”成为政府的产权;市场捕获的“机会”就成为市场的产权。个人和组织只有通过捕获“机会”才能实现一定的价值,获得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广泛存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来限制个人和组织的捕获行为,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为了对抗和防止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无序和混乱,制度便应运而生。因此诺思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进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一个制度体系。
诺思认为,以产权的界定和实施为基础的制度安排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绩效。全面深化改革依赖于一系列新的改革方案的出台与实施,而任何改革方案本质上又都是全新的制度安排,因此,改革的全面深化本质上是新制度的全面化和深化。“全面”就要求在横向上实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制度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被充分激发;“深化”就要求在纵向上系统而彻底的进行改革,不能仅仅满足于利益微调,而要大刀阔斧地破除一些阻碍改革深化的藩篱和障碍。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改革路线图其实是国家全行业、全方位的一种制度设计蓝图。只有保证有效的制度安排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才能够实现经济绩效的质的提升,这也是本文所提“能动式跳跃”发展模式的内涵所在。
三、如何实现能动式跳跃
(一)提高制度供给质量构建全面的制度体系
制度供给就是制度的生产。制度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怎么做,不可以怎么做。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够通过一定的奖惩机制影响行为人的偏好和选择,使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诺思认为:产权的界定和实施所构成的制度框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产权内含着对行为人的激励结构。个人和组织由于“经济人”的天性会首先关注产权内的利益,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总是倾向于“搭便车”,从而造成资源的价值耗散,也就是所谓的外部性。只有国家或政府建立制度体系,清楚界定各种产权,才能够将外部性内在化,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
构建全面的制度体系,首先要针对专门的市场需求及时提供制度供给。当前,我国正处于跳跃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旦制度供给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势必影响市场主体的判断和预期。企业和资本对市场信息尤其是官方政策变动极为敏感,要想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激发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政府必须提供完全的确定性。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有宏观的制度框架,还要尽可能提供细化的制度设计。中央政府负责能够审时度势,在宏观上为市场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原则,地方政府则需要依据地方实际和中央的政策框架及时出台政策细则,全方位构建统一而有层次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其次,构建全面的制度体系必须考虑各种制度的协调配合。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其他配套改革相互协调的系统工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利益主要包含人力和财政等因素,因此改革的全面深化必然要牵扯到财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财税体制关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配置,改革的根本原则应当是权、责、利一致,即谁承担的事务多、责任重,谁分担的利益就高。关键在于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深化财税改革,形成稳定、透明、公平的财税体系,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要极力避免制度安排的碎片化。所谓制度安排的碎片化是指由于宏观制度框架模糊以及政策实施不力,地方政府或其他部门按照自身利益随意出台政策,造成的制度分化现象。由于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本身存在利益固化现象,使得他们不可能从自身出发寻求制度改革和突破;不同的部门与系统也不可能主动突破对方的“制度屏障”改变现状,甚至可能出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利益结盟共同抵制改革。只有超越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中央政府能够突破各种利益壁垒,依靠强力推行改革。为避免制度安排出现碎片化,必须在中央政府的强力领导下,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改革思路,督促地方政府、各部门根据中央政策精神细化制度安排。
(二)完善市场法律体系保障制度有效实施
制度不会直接转化为经济绩效,制度体系也不会自动运行,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制度的实施,任何制度都只能是一纸空文。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而契约的实施又依赖于各种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因此,规则和契约产生以后,还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和执行制度。缺乏监督,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缺乏执行,则会丧失制度的威信,使制度形同虚设。为此,一方面应构建检察、审判以及调解等仲裁机构的制度体系,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确保司法机关能够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防止随意侵犯市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公信力和制度的稳定性、权威性。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一方面需要制度激励,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政府应不断完善有关知识产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的法律法规,在成熟的时候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以确保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因为这些法律实施不仅仅是保护个人的创新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对全社会的创新提供一种长效的激励机制。一个人发明了一种机器,国家给予一次性奖励,这是对发明者本人偶然的一种刺激,如果国家将类似的奖励形成制度,并对相关的产权加以法律保护,那就会对全社会成员产生可以预期的长效刺激,进而激励所有人在各行各业努力创新。对于市场中发生的侵权案件应快速依法审理,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不断提高人们的产权意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性经济体系。”与过去相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变为“决定性”,同时宏观调控被置于同市场体系并列的位置,这种变化绝不是政策和观念的微调,而是一种认识的飞跃和观念的扭转。当然,中央的意思并非是宏观调控不重要,而是要尝试“以市场配置为主,国家调控为辅”的跳跃发展。改革开放虽然成就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但我国的市场经济本质上仍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是其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这种干预一方面造成了政府的经济职能扩张,国有企业效率下降以及严重的资源配置失衡;另一方面产生了大量的行业垄断、寻租和腐败现象,使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被用于非生产性用途,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由此导致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公平降低了中小企业和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从而降低了劳动、技术资本等要素转变为商品和服务的效率。
中国要继续实现经济绩效的提升必须着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潜力的充分爆发提供合适的制度环境。首先,必须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产权,只有界定好这两个最大的产权,才能彻底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当然,政府不是市场的对立面,没有政府强制力保证各项政策的有效执行,市场体系不可能顺畅运行;市场不提供税收,政府也无法维持运作。要割断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市场能有效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就不提供;市场能有效运作的行业,政府就不“插手”。只有在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各自“大产权”的基础上,对政府内部各个部门的“小产权”(职能)进行界定,才能防止出现“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的怪象。对市场主体、生产要素的“小产权”进行界定并提供保护,才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更高效的转化为商品和服务。其次,必须要增强政府的可信承诺,这不仅要求政府管住自己不向市场伸手,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提供有效地制度实施,建立起政府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可信承诺,使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具有安全感,对政府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
四、挑战和展望
在引进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政治、社会领域的“杂质”随经济一起涌入,而且市场经济的共性和全球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可能在我国出现。此外,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形成了某种固化的路径依赖,与此相伴产生了大量的附着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潜在的改革阻力。这些都是接下来的发展所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模式逻辑 篇9
英语语言学习具有内在逻辑特点与逻辑层次, 依次通过听、说、读、写等基本过程, 才能培养语言感知能力与运用能力。因此, 英语课堂教学必然涉及“耳到 (hear) —口到 (speak) —手到 (write) —眼到 (see) ”等综合过程, 最终实现心到 (remember) 的基本目标。
一、耳到 (hear) :英语课堂教学感官运用的逻辑基点
语言学习重在“语感”的培养, 而“语感”的培养首先要发挥“听”的功能。因此, 学习任何一种语言, 一定要先听。学生不但听教师对知识的讲解, 而且要认真听教师说英语的语音、语调、重读、连读等, 听懂教师传授的每一个知识点, 在头脑中形成反馈以帮助记忆;理解教师提出的问题, 以便迅速回答, 对比同学的回答, 加深理解。有时光看和读是分辨不出什么的, 边读边听就不一样了。例如, 独词句“Yes?”用升调读, 表示疑问;“Yes。”用降调读, 就表示肯定。这就要求学生仔细听、分辨和吸收。可见, 学生如果不注重听, 很难理解对话的意思。
二、口到 (speak) :英语课堂教学感官运用的逻辑内核
多说多练是学好英语的关键, 要运用“口到”功能进行阅读和说话, 通过说话与阅读的综合运用, 把握语言学习的本质。因此, “口到”是英语课堂教学的逻辑内核。“口到”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功能, 一是说话功能;一是阅读功能。口语交际是英语学习的重要手段与基本目标, 阅读是正确认知英语阅读习惯的基本途径, 光张嘴不出声是学不好的。尤其是读课文和词汇时, 学生只用眼看或默读, 这样只有视觉信息, 而没有听觉信息在大脑里的反馈, 当然记忆不会太深刻, 口部肌肉得不到锻炼, 很难练就一口纯正的英语。因此, 让学生大胆开口说是英语课堂教学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三、手到 (write)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逻辑深化
“写”是英语学习的强化阶段, 只有通过“写”的过程, 才能对英语学习的知识点以及词汇等加深认知与把握。因此, “手到”是英语课堂教学的逻辑深化。教师讲的知识可能在课堂上记住了, 可是过一段时间, 就会忘记, 所以做好笔记是很必要的。除了做笔记, “手到”的目的不仅是正确地写出字母、单词、句子和标点符号, 而且会写作文、写课文概要、写信等。一般来说, 写给人留下的记忆比听和看更深刻, 而且写时必然带有读和听的因素, 从而变成综合性的记忆活动。
四、眼到 (see) :英语课堂教学中感官运用的逻辑主体
“看”是英语学习的渗透因素, 是所有学习环节的基本载体, 是贯穿英语学习的主体手段。因此, 英语课堂必须成功地吸引学生的视线。只有学生要认真地看准了, 才能准确地把信息传到大脑。课堂上, 学生要认真观察教师的动作、口形、表情、板书等。学习语法知识技能时, 学生必须细心观察, 分辨出不同时态、语态和表达方式之间的细微差异, 从而掌握正确的表达方法。比如, 教单词时, 学生必须看单词的词形:是单音节、双音节还是多音节词。一些读音相同, 拼法词义相异的词, 需要细心辨认。例如, two (二) 和too (也) ;hour (小时) 和our (我们的) 。一些读音相近、拼法相似的单词, 就更让人头疼。如, class和glass;advice和advise, 这些都要学生用眼仔细去观察。
五、心到 (remember)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逻辑目标
通过“听、说、读、写”的基本逻辑层次演进, 运用“心”实现多种感官的综合运用, 实现英语学习高效的目标。因此, 课堂教学必须做到“心到”, 这是英语课堂教学的逻辑目标。“心到”就是要求动脑想, 学生在课堂上应聚精会神, 思维要活跃, 思路要开阔, 听懂每一句话, 抓住每一个环节多思考, 做到心领神会。
总之, 在英语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为学生创设逼真的语言环境, 要求学生眼、耳、口、手并用, 把动觉、视觉、听觉全方位调动起来, 一起投入学习。注意力更容易集中, 兴趣更浓厚, 才能提高课堂效率, 创建真正的高效课堂。
摘要：英语课堂教学是语言学习与知识学习的统一, 其感官功能发挥具有内在的逻辑性, “耳到、口到、手到、眼到、心到”依次构成英语课堂教学的逻辑基点、逻辑内核、逻辑深化、逻辑主体、逻辑目标等逻辑模型。通过实物模拟、情境体验、活动互动等感官功能发挥的课堂教学模式, 践行“耳、口、手、眼、心”等多感官的综合功能, 并借此激发学习主体其他器官功能的配合, 破解国人学习英语的瓶颈。
模式逻辑 篇10
传统的企业并购的一般运作逻辑是起始于股份并购, 深化于核心技术的融合, 并完成于经营业务 (Marketing) 的整合, 于是一个新的企业就在股份、技术和经营业务 (Marketing) 的层面逐渐形成了。目前, 我国的民企正面临着海外企业并购的新难题, 如何以落后的技术和管理体制、弱小和不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 并购较之自己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更先进、强大的国外企业。
一、我国企业引进海外企业资源和企业并购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企业开始从海外汲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很快就发展到了今天海外“并购”外企的地步。纵观这一历史发展进程, 我国企业向海外并购自己急需的资源, 以武装自己、推动自己发展的每一步举措, 均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
1.改革开放初期引进海外企业先进技术的“三来一补”购并。改革开放之初, 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导致我国以“特区”的方式向世界打开了一道“请进来、走出去”的大门。通过这道门我们不仅看到与国外发达国家 (地区) 在社会经济生活上的巨大差距, 更看到潜在于社会经济生活背后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客观事实。进入国际社会、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的首要之举, 就是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
在国内资金短缺、同时又必须尽快引进海外先进技术的局面下, 我国开始在特区尝试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购入”海外的先进技术。国内企业以“三来一补”的模式及时获得了海外先进生产技术, 迅速提升了我国企业资源原来的落后水平。历史事实也证实了, 我国这种“以引为主, 以购为辅”的海外先进技术购并方式, 不仅使国内企业能完整获得和学习海外成熟的先进生产技术, 弥补了中国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与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距, 同时也使我们通过这个与外资企业合作的契机, 接触并认识了海外现代企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营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股份改造与产权并购。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引进, 推动着国内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转轨。随着外资的引入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 (上市) , 掀起了一场企业并购的热潮。随着独资、合资的外国企业资产进入我国, 不仅弥补了我国的资金不足, 也将国外先进的企业经营运作模式带到了我国, 推动着我国的企业管理体制和产业结构的改革方向逐渐指向了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此时, 我国虽然大规模地引进外国企业资产 (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 , 但是并没有引起中外两种经营管理体制的实质性冲突。究其原因, 是在上述引进中, 要么外资仍然可以完整地保有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完整性;要么在企业拥有其投资所有权的同时主动放弃了企业的经营权, 致使合资企业产权体制所具体实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就能够得以保持其统一完整性。
在国内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 国有企业以剥离不良资产为重点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重组, 而民营企业则以合并的方式实现集团化的产权重组。我国企业通过这场管理体制改革、企业并购和上市的变革,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 大幅度地增强了企业的实力、活力和竞争力。虽然在这次的企业并购中实现了大量的资产、产权重组和产权转移, 但由于我国企业之间不存在经营管理体制上的差异, 因此在这轮企业并购的产权重组过程中, 也没有发生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方面的冲突和矛盾。
3.新世纪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出师不利的思考。企业资产的外引和内和的相互促进, 终于引来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的新局面。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经济迅速增长和体制改革, 经历了一系列国内企业股权并购成功的经验, 中国企业的资金运作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于是有些国内企业就开始了对海外企业的全资并购的尝试。但在仅有的几例对海外企业全资并购的案例中, 海外企业的全部资产虽然完成了其所有权的转移, 但是并购后的新企业却迟迟不能实现其产权重组。我国企业通过股份并购之后表面上拥有了海外企业资产的所有权, 但却不能实际拥有海外企业实体的经营权, 因此无法接管其海外的经营业务 (Marketing) 和企业的核心技术, 这说明海外企业的产权 (经营运作的行为权利) 事实上并没有顺利转移到我国企业手中。
以我国运钞车制造业内的S公司为例。该公司2007年收购欧洲一家老牌的保安产品制造商J公司 (海外的全资子公司) 。未实现收购前, S公司的技术完全由J公司提供, 双方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2007年7月, 而后S公司成功实现反收购。S公司在完成全资并购之后, 管理层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稳定英国子公司的业务和技术吸收上面, 并未能在经营体制、运行机制方面实现新公司运作的整合。虽然S公司最初曾经尝试由中方人员接手J 公司各方面的管理工作, 但却引发了英国当地员工的不稳定, 导致生产和销售无法顺利进行。迫于无奈, S公司只能改变策略继续采用英国本地人员负责管理工作, 双方定期派遣工程师往返中英进行技术培训和中国厂区生产线的改造, 完全保有J公司原有的技术队伍和销售队伍。目前, S公司与J公司原有的生产技术、经营业务 (Marketing) 等公司经营运作仍然是各行其是、分道扬镳。由于得到了S公司的资金支持, J公司的英国工厂生产能力保持平稳, 欧洲市场的份额也得以稳步增加, 而S公司国内本土市场则呈现市场占有率日渐萎缩的局面, 其国内市场的销售数字逐年下降, 国内发展情况堪忧。
4.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出师不利的内在产权矛盾。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困境, 将中外两种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显著差异下的矛盾摆在中国管理界的面前。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已经通过“三来一补”“中外合资或外国独资”, 成功地引进海外企业的先进技术 (Technology) 资源和海外企业资产 (Assets) 资源, 并推动了中国企业在实力和产业结构方面的不断升级进步;尤其是在我国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或国内企业相互并购时, 也都没有造成资产转移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的现象;但是, 当国内企业全资并购国外企业时, 上述的企业资产所有权转移而经营权不转移的现象就发生了。我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的“产权不清、约束不力”的老毛病终于演化出这个新症状。
我国的合资企业虽然是由外方和中方共同出资经营, 但由于是一直以一方为主实施经营管理, 而另一方主动放弃经营权, 仅以出资的方式将过剩或多余的企业资源投向对方, 并没有坚持其产权的独立性或要求产权博弈;而在国内企业并购重组的热潮中, 因为不存在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和差距, 所以企业间的产权关系尽管不清楚, 也可以在统一体制的整合下顺利实现重组。但当我国企业实现对国外企业的全资收购时, 伴随资产重组而发生的产权博弈, 终于彻底暴露了我国企业产权不清的弊端;进而在两种管理体制的博弈中, 也揭示出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的产权约束力不足的缺陷。
二、海外企业并购理论和并购逻辑
1.国外企业并购的“Assets-Technology-Marketing”逻辑与我国海外企业资源引进的“Technology-Assets”逻辑。
西方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的出现, 推动了工业社会的基本经营实体由独资企业逐渐发展为股份公司, 因此在西方社会的产业结构进步中, 一般的产业结构整合与企业并购的运作逻辑, 通常是起始于股份 (Assets) 并购, 深化于核心技术 (Technology) 的融合, 最后完成于市场 (Marketing) 资源的整合。西方原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几个企业就在股份、技术和Marketing的经营运行机制层面进行整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 发展为当今垄断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
与上述历史进程相对照,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外企业资源引进, 主要是想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Technology”资源, 但是又没有充裕的资金, 只好将其连同资产“Assets”资源同时引进;而在Marketing的经营运行机制层面, 则以外企独资和合资经营的模式独立存在于我国整体经济运行机制之外, 以特区或双轨制的模式来杜绝、隔绝其西方的Marketing经营运行机制与我国整体经济运行机制之间可能发生的体制冲突与产权矛盾。因此在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特区和双轨制既可以使外资独资企业的产权和所有权完整的掌握在外企手中;而合资企业虽然是双方出资共同经营, 但是产权仍然一直是以一方为主, 企业并未涉及到产权转移问题, 原有的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也能得以保留。而我国企业之间并购的过程中, 由于双方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之间没有矛盾, 所以双方的资产所有权与产权都顺利的实现过渡。
企业经营运作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一个企业所拥有的基本运作资源包括科学技术的知识产权、股份产权以及实现其经营范围的Marketing经营运作体系。在世界历史上, 一个落后国家如何成功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 一直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无论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现代化, 或是70-80 年代亚洲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崛起, 还是我国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 落后国家引进外国的先进的生产技术都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基础薄弱、吸收转化能力差、不容易形成生产力等困难;而最终的解决思路又都是将“Technology——Assets”绑在一起引进, 并以牺牲Marketing经营运作层面的整合、回避国民经济运作和管理体制上的差异为权宜之计。
但是当我国企业突破了特区和双轨制的隔绝, 以我国自己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企业管理体制去并购海外企业时, 上述两种企业并购的权宜之计就全都失效了。于是我们需要在历史的经验中、在企业经营运作的原理中寻找到一种全新的运作逻辑, 寻找到一个全新的企业资源并购整合的入手点。
2.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新逻辑“Marketing-Assets-Technology”的探索。
综上所述, 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行机制的差异, 是落后国家有效引进发达国家先进企业资源、实现世界范围内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障碍, 也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不能顺利完成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认为两种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行机制之间的差异是不能调和的, 那么他们之间如果发生企业并购, 就只能以压制和对抗的方式去完成并购;如果我们认为两种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行机制之间的差异是可以调和的, 那么它们之间沟通、融合的最有效、最合适方式既不是政治, 更不是对抗, 而是“Marketing”——市场上的交易。因此, 在国际范围内, 尤其是不同体制间企业并购的入手点也应当是“Marketing”;并购的逻辑也不同于同一体制下的一般历史逻辑, 而是不同体制差异下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特殊“Marketing -Assets-Technology”逻辑。
相对于在“Assets-Technology”领域引进海外先进的企业资源, 海外企业在“Marketing”层面的并购是无法回避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差异的。因此, 从“Marketing”层面入手实施海外企业并购才能够真正抓住不同体制与运行机制下企业并购的主要矛盾, 才能以经济和市场的手段真正解决不同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差异所造成的企业并购障碍。从“Marketing”层面入手实施海外企业并购不同于“Assets-Technology-Marketing”的并购模式。工业革命以来, 企业的组建和经营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融资, 因此企业开办和经营运作的起点往往都是从“Assets”层面开始着手进行原始积累;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寻找合适的产品技术进行产品生产;最后才进行产品的市场的开发和推广。但在营销革命之后, 满足顾客需求成为企业经营运作的起点, 此时的企业经营运作的逻辑起点是顾客需求, 即按照消费者需求整合产品;然后按照整合的产品系列选择合适的生产技术;最后融资贷款实现投资生产。因此, 我国企业必须适应营销革命后全球企业经营运作的新逻辑, 摸清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海外企业资源的“脉络”, 以“Marketing”层面为企业并购的逻辑起点, 从企业经营运作的宏观环境即市场需求入手, 按照市场机制去构建企业的经营运作机制, 通过经营运作机制的企业管理掌控并推动核心技术的推广和创新;而且按照市场机制的产权管理体制, 逐渐向外适应宏观环境的社会经济体制, 构建可以适应中外经济体制的企业发展战略和企业的文化。
三、我国公司海外并购的对策与理论模式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历史沿革说明已经运作了近30年的海外并购的一般逻辑, 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是行不通的。无论是直接购买生产线的技术购并和还是以财务范畴的股份并购为入手点的财务并购, 都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并购”。对于S企业海外收购之后所有权与经营权所形成的产权矛盾, S公司也曾尝试探索解决之道, 例如采用中方人员全盘接手强制接管J公司。但此举却引起了J公司英国本土员工的极大恐慌和反抗, 曾一度引发大规模的离职事件, 加之中方管理人员对J公司的经营运作和欧洲市场具体情况的不了解, 导致当时J公司各方面的经营管理产生巨大的混乱和瘫痪, 企业运营面临崩溃。面对困境, S公司畏惧海外并购失败, 所以决定放弃对J公司的经营权, 保留J公司原有的管理制度和组织结构, 只是派遣管理人员进行监督。这使得目前J公司仍按照被并购之前的模式照旧运作, S公司的海外并购成为事实上的“无偿资助”。
造成上述事实的原因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全资并购中还没有学会西方的“产权博弈”方法, 于是深陷在“想接管却不敢接管、不会接管”的尴尬境地, 突显出中国企业在产权管理体制上的不完善。因此, 基于S公司在全资并购海外企业时遇到的困境、形成困境的原因以及上述分析中的理论逻辑, 针对目前S公司与J公司原有的生产技术、经营业务 (Marketing) 等公司经营运作“两权分开”的现状, 本文提出以下基于“Marketing”的海外企业并购对策:
1.构建基于“Marketing”的公司产权管理体制。我国企业并购海外全资子公司的资本运作和并购后的经营业务 (Marketing) 整合必须受到子公司所在国家管制制度的约束和其市场经济制度中的产权管理体制的限制, 因此, 为了实现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 我国企业必须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 构建适应“Marketing”的全新产权关系。因此我国企业首先必须学会并掌握其海外子公司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长期形成的产权关系和产权运作模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 现代企业制度是指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 以有限责任制度为公司运作形式, 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行为约束条件的新型企业管理制度。该企业制度是适应营销革命之后企业经营运作机制的历史性转变、根据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和满足顾客需求的新的经营逻辑、按照现代市场机制的社会行为规则来规范企业行为的经营管理体制, 它实质上也是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公司产权管理体制。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公司产权管理体制中, 各利益行为主体皆以市场机制基础上的“产权”为交易对象, 通过签订合约、合同等方式,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和保护下, 实现交易双方平等、自由和公平的“产权”互换;而就“产权”的本义而言, “产权”是等同于“物权”的由所有权所产生的行为权利。因此, 在现代公司制度运作中, 清晰的产权体系涉及到投资者 (法人) 、管理者 (总经理) 和员工三种角色的产权交易和产权关系。投资者以出资形式获得了公司的“股权”, 即法人财产权, 而法人财产权又是一种由投资经营企业的行为而派生的他物权, 把经营权这种由所有权派生、但又独立于所有权的财产权与法人制度相结合, 就形成了法人财产权。值得强调的是, 法人财产权取代经营权的意义在于在肯定经营权的同时, 强调经营权的载体是独立的法人, 投资者必须根据法律和章程对公司进行控制, 但是不能任意干预。于是, 公司法人享有对公司的经营权和获益权, 是公司经营决策的主体, 与公司形成是投资—经营关系;公司的管理者和员工在“Marketing”范围内依托于委托代理制和劳动合同机制, 根据合同双方的意愿, 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合同范围内进行产权交易, 明确合同双方在产权交易之后所承担的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的管理者、员工与公司形成的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易关系。
鉴于J公司所在的英国具有相对先进和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 投资者与代理人和员工建立起的是一种基于“Marketing”的产权交易关系。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水平有限, 企业经营机制和产权管理体制都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和产权运作主要是基于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而非“Marketing”的产权交易体制。英国J公司与我国S公司在经营机制和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有着显著的不同, 既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不能顺利进行的主要症结所在, 也是探寻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新逻辑或新途径的突破口。首先, 我国S公司要按照“Marketing”的产权交易体制改革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 学习和适应J公司所在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模式和产权管理体制, 在此基础上进而明确我国S公司与它的海外子公司即J公司在“Marketing”基础上的公司运作的权利与义务, 通过进一步签订清晰、完善的文件合同, 将并购后公司的产权关系约束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的范围之内, 完善S公司对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产权约束力。
针对案例中S公司的现有问题, 理顺S公司与J公司之间的产权关系是转换S公司经营机制的首要步骤, 其关键是要使法人治理结构与资本市场运作规范相一致, 充分体现出投资者、管理者、员工之间的权利制衡。这要求S公司首先需要了解并熟悉J公司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产权运作机制, 转换经营管理思路, 承认公司内部三种角色的平等关系, 并通过结合目前公司经营的现实需求, 理清并重新建立J公司目前公司内部的产权体系, 进而明晰S公司在J公司中的角色和权利义务。
2.整合基于“Marketing”的公司运营机制。从运钞车行业的发展前景来看, 虽然目前欧美运钞车的市场需求虽然已经衰退, 但其产品技术水平也已经十分成熟;而发展中国家对运钞车的市场需求虽然还没有进入衰退, 但是其产品技术水平也处于低水平和不完善阶段。随着全世界金融业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电子货币逐渐替代传统货币已经成为货币发展的历史潮流。运钞车行业的行业前瞻不可能看好, 未来运钞车的发展空间必然是越来越小并最终将因需求萎缩而被市场淘汰。目前J公司仍然要继续掌握公司经营权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目前运钞车市场仍有一定的剩余市场, 而其生产的核心技术仍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具有极强的推广意义和竞争力, 该公司仍然有持续经营的价值和对核心技术保密的需要。
如果S公司不能尽快掌握J公司的经营权及其核心技术, J公司的产品技术价值和原有市场份额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衰减, 进而使S公司的并购完全失去意义。为了避免J公司故意拖延而最终使得其核心技术因为时效性而失去并购价值, S公司必须尽早的进一步实现对J公司经营权的接管。这要求S公司从“Marketing”层面入手, 即对J公司所有的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等方面的企业Marketing资源实现整合重组, 重建企业品牌与形象, 重新整合企业的业务流程, 从供应链入手整合价值链, 进而赢得企业经营运作的主动权。
目前, S公司仍然保有两个产品品牌, 一个是英国的JSL品牌, 另一个是S公司原有的S品牌。基于S公司并购后的跨国经营和“双品牌”的现状, S公司必须对产品的定位和品牌形象进行重新整合, 明确不同市场层面的产品定位和产品系列设置, 重塑统一市场上的产品品牌形象, 将J公司的品牌资源和客户资源有效转化并合理利用。针对目前欧美市场和中国市场的现状和J公司高端运钞车品牌形象的价值, 从并购的最初目的和未来全球市场发展的角度考虑, 品牌统一为JSL品牌是必然的选择。
另外, S公司并购J公司前双方企业都有各自独立的业务流程和相应的供应链体系, 由于S公司与J公司之前的合资关系, 双方在相互交叉中形成互补关系。但在并购后, S公司和J公司内外资源的整合生产规模和产品发生变化, 需要对原有的业务流程和供应链体系进行整合。S公司需要充分利用J公司的技术、品牌优势和我国本土的成本优势, 重新建立一套基于全球经营运作 (Marketing) 的业务流程, 重点针对J公司目前的原材料供应、产品分销、运送至客户的流程以及供应商和用户的节点进行系统整合。通过对J公司供应链的整合, 加强对供应链上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及其管理流程的统一控制, 进一步整合企业的价值链。
3.形成基于“Marketing”的公司战略管理。S公司在完成海外并购之后, 已经从一家单纯的中国民企转变成了拥有海外全资子公司的跨国企业。因此, 为了成功过渡为实质上的跨国经营集团, S公司需要根据目前子公司的现状, 针对我国民企和英国子公司在经营运作模式上的差距, 尽快转换公司的现行管理体制与组织结构, 建立中外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的分权体制和与之相应的组织结构。
S公司首先要从“Marketing”的角度着手建立新的公司战略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战略管理体系, 明确身为“跨国企业”的S公司的定位、战略目标及其使命和宗旨。在国内外市场上重新塑造清晰统一的跨国企业形象, 承担对客户和对社会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对内则要整合企业组织结构, 探索有利于我国企业跨国管理的权责制度和组织结构, 建立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 对高层领导的考核更强调结果指标, 对中基层管理者的考核要关注行为过程, 对实际操作的员工要强调量化指标。在此过程中, S公司必然需要面对公司内部员工之间在信仰、风俗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 根据目前经营运作的要求和企业战略的需求对企业文化进行迅速有效的整合, 确立起新的企业文化, 使企业和员工都能够快速有效的适应企业新的内外经营环境。新的指导思想的确立能够使员工的思想和行为同企业的经营业务和宗旨保持新的一致, 从而增强跨国公司的整体经营能力, 这对稳定海外子公司的员工情绪, 加强新的企业文化建设, 完成中外员工的融合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S公司还要从“Marketing”的角度重新选择国际市场经营的战略模式和目标市场战略, 重新打造核心竞争力。S公司完成并购后, 实质上已经拥有了J公司原来的欧洲市场份额和部分国际市场份额。为了有效掌握和保住现有的市场占有率, S公司必须全面掌握J公司的产品系列、客户资源以及销售网络, 并且将S公司现有中国市场的固定份额并入战略规划范围内, 将全球视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获取最佳的资源并在全世界销售产品。通过全球决策系统把S公司与子公司连接起来, 制定符合目前S公司跨国经营的战略模式, 打造S公司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 全球运钞车市场的发展情况与各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犯罪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 各地因经济发展程度高低不一呈现出对运钞车需求的层级不甚相同。J公司拥有目前全球领先的产品和全球最高端的客户群体, S公司拥有发展潜力巨大但发展程度尚低的中国市场。面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 站在全球营销的高度, S公司在完成并购之后必须重新细分并确定现有客户资源的需求层次, 明确目标市场和目标客户, 针对全球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采用差异化的营销战略, 分而治之;即针对国内市场采取成本领先和无差异化战略;针对目前高端的欧美市场重要客户则采用集中化营销战略。
摘要：传统的企业并购理论逻辑与实践已经无法指导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以落后的技术和管理体制、弱小和不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 全资并购较之自己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更先进强大的国外企业”。通过梳理中外企业并购和资源引进的历史沿革, 本文研究了传统的企业并购逻辑以及无法指导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事实, 提出了我国企业海外全资并购的新逻辑与新模式。
模式逻辑 篇11
[关键词] 网络社会； 高校德育模式； 教育技术； 逻辑
[中图分类号] G434[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郑忠梅（1969—），女，湖北黄冈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网络德育及教育技术学研究。E-mail：zhengzhm95@yahoo.com.cn。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57亿，继续位居世界第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社会应用的广泛深入，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网络社会正在崛起：“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网络社会以其独特的信息技术范式为当代高校德育建构了一种崭新的语境，提供了当代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新的施化者和新的网络化逻辑，使得处于道德社会化关键时期的当代大学生常常会陷入两种语境转换之间的矛盾、断裂境地而产生角色认同危机。由此，创新网络社会语境下的高校德育模式则成为当前高校德育领域乃至整个教育改革中一个全新的、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一、网络社会：网络技术逻辑
互联网开拓的网络空间是当今网络技术引领人类社会生活的巨大而丰富的表征。随着网络世界的不断扩展，学者们对网络技术与网络社会之间的一些基本和根本性问题的诠释热情也一直在持续。伴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阶段由表及里、从不同维度同时展开的理性剖析和深入研究，使人们对网络技术应用而引起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描述、对网络空间本质特征的探索、对网络技术逻辑和社会发展逻辑的理解和把握逐渐深化。以社会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互联网的发展过程，是网络技术不断创新伴随着各种制度、观念、文化，包括人类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不断碰撞的过程。网络社会的实质是人类为自己开拓的另一个社会交往空间、文明发展平台和新的精神家园，是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非线性的复杂关联系统，而不仅仅是一种虚拟空间或者技术意义上的数字化信息流动空间。通过计算机媒介通信技术,文字、人际关系、数据、财富和权力这些社会要素都能在网络空间中得到显现。[2]“五花八门的电子网络正在形成一种人际互动的模式,它与人们熟知的集会、通信组和罗斯福式的壁炉谈话等类似,是社会空间的一种新形式……一种由共识形成的想象中的交往处所。”[3]
网络社会的初衷是以开放、自由、平等和共享等关键词来诠释的，“网络空间造就了现实空间绝对不允许的一种社会——自由而不混乱，有管理而无政府，有共识而无特权”。[4]这种理想状态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梦想和追求，期冀网络社会能重铸自由平等、信息共享、自主创新、奉献互助、开放兼容等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但是, 且不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整合力量使得互联网的早期文化传统受到挑战，人们更已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技术既可以用来造福社会，也可以用来危害人间。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目光更深邃的研究者则将研究视域从生活世界上升到意义世界，透过网络技术应用层面看到了网络社会的伦理问题：网络行为“也带来了道德失范行为、网络犯罪、人情隔膜、情感危机、道德权威缺失和人性异化等问题。道德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为网络时尚，困扰着网络文化的精神提升。信息崇拜、技术至上和工具理性导致人的价值取向的偏离”。[5]如前CNNIC《报告》显示，大学生网民占整体网民规模的23.2%，是网络新技术的率先应用者和热情实践者，而由此滋生的大学生道德失范行为不断发生，较常见的如随着电子资源的方便快捷使用，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大学生们在网络技术支持的轻快操作中沦丧了学风和学术道德，更严重的已经构成网络犯罪。
网络社会建筑在以网络技术编织的“物的网络”与以人应用网络技术编织的“人的网络”的契合上，既是人机互动的结果，也是人际互动的产物。“虚拟的人”是现实社会的人虚拟的，所以，互联网绝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社会真实世界之外而构建的全新王国。现实社会是网络社会的基础，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折射和反映，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共同构筑了当代人类社会，网络社会仍然是以现实社会中的人和人对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广泛参与作为核心要素和物质手段来运行的。既然网络技术是人创造的，网络技术本身就是人类对人—社会这一复杂系统的最新认知成果，网络行为仍旧是人具有社会性的行为，那么，透过网络技术虚拟实在的表象追寻其本质，对网络社会进行多维视野的理论审视和考量，我们以为由网络技术逻辑制造的问题必然要由改变人的逻辑来解决。网络空间是社会空间的投影和型塑，人是其中最主要的掌控因素，所有的空间转换都是人的感性和理性契合的结果。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现实世界，人的行为都应当遵循一定社会规范的要求来加以展开，道德规范更为人们的网络参与提供深层的心理和精神动力。这需要仰仗教育的力量，为健康的网络社会行为提供道德关怀和伦理路径，教育技术逻辑责无旁贷。
二、网络社会高校德育：教育技术逻辑
网络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数字虚拟世界特殊的虚拟性、匿名性、不在场的自由性放大了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任意妄为的可能性，其道德约束机制的缺失和无力已经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网络道德失范现象。网上（虚拟世界）和网下（现实生活）的“双重道德标准”极易使部分大学生价值观扭曲、道德认识模糊、道德情感淡漠、道德意志薄弱，容易导致人格缺陷和品德心理扭曲。但是，无论网络技术“多么重要、多么伟大、多么值得大力弘扬，都只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从属于人性、服务于人性、受制于人性整体演进升华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的制约，从而有利于人性的存在和发展、完善和升华；僭越人性的科技终将成为人类自身的掘墓者”。[6]而基于价值关怀和引导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内在契合和高度统一的教育技术理性具有深刻的“文化关怀意识”，能够发展性地超越技术理性的片面性，重构技术理性的合理性向度，引领、规约技术理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道德理想和终极价值旨归。[7]鉴于此，创新网络社会语境下的高校德育模式的诸多策略选择必须遵循教育技术逻辑——在教育技术理性的引导和规约下充分发挥教育技术的作用，形成高校网络德育的新架构和新机制。
从AECT94定义——“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sign,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processes and resources for learning.”（“教学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有关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到AECT05定义——“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study and ethical practice of facilitating learn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by creating, using，and managing appropriate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and resources”（“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AECT不断根据这个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来赋予教育技术定义新的内涵。其中关键词的变化给我们诸多启迪。在此，对教育技术逻辑支持下的网络社会创新高校德育模式的“EDUCATE”架构的内涵作如下解析：
E-ethical：合伦理的实践。这是教育技术逻辑能够支持网络社会高校德育模式创新的根本基石和引领性所在。伦理意蕴是教育技术理性的应然内涵和根本旨归。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发展人的德性，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技术是作为工具和方法来被考虑如何更好地达到教育目标的。教育技术价值理性最直接的表达应当首先指向人德性的养成，发挥技术理性寻找人生意义的根据，引领大学生追求富于德性的生活，不断提升做人的境界，实现生命质量的不断提升。而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教育，具有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精神力量，具有规避网络技术伦理风险的求真臻善的道德选择，应该是从终极目标层面上来实现这一教育的过程。只有我们深刻认识到并赋予网络技术在建构网络社会过程中恰当的位置，平衡网络技术逻辑与网络社会发展逻辑两种向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教育技术逻辑的价值理性力量才能真正得到凸显。
D-design：设计、构建高校网络德育规范体系。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必须接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监督和约束。在虚拟世界中，其行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而且面对陌生的符号信息时的情感淡漠易使之降低甚至丧失道德感、责任感。当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匿名特点提供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时，他们便可能出于逆反心理在虚拟世界里通过某种违背现实社会教育期望的活动来获得自我满足。为此，坚持“以德治网”与“以法治网”结合，构建网络伦理约束和网络法律法规保障、“内在自律”与“外在约束”相结合的高校网络德育的规范化网络体系是创新高校网络德育模式的重点。网络伦理重在建立网络道德引导体系，引导大学生建立道德信念和道德内省机制，将大学生个体之间、个体与网络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升为一种人格化力量，发挥道德支配人的内心世界和动机的自控性，促使道德评价内化，以达致网络社会语境下个体道德自由与社会道德期待的统一；通过建立并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加强网络社会的立法与执法，以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
U-use：利用互联网特有的“代码”对网络德育环境进行治理。由于网络悖论的存在，传统认识以为互联网是不可规制的，人们曾经担心对网络的过度管理可能会使互联网失去其本来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诚然，对互联网的治理要受网络的空间结构、技术本质、运作机制、文化传统以及一定的现实社会制度的制约，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然而，“网络正在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演进：从一个无法被规制的空间走向一个高度约束型的空间。网络的‘本质’或许曾经是它的不可规制性，但该‘本质’即将消逝。”[8]“网络空间呈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对于规范如何运作以及是谁在规制着网络空间的生活，我们要有一个崭新的认识。网络空间迫使我们超越传统律师的视野去观察——超越法律、规制和社会规范。它需要我们对一个新近突显的规制者加以描述”。这个规制者，被劳伦斯·莱斯格称为“代码”（Code），主要指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9]在现实空间里我们通过法律来规制社会生活。在网络空间，“代码”就是网络社会的“法律”。例如Web2．0不单纯是技术或者解决方案，还是一套可执行的理念体系，实践着网络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理想，使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驾驭网络技术的主体。Web2.0框架下的互联网服务已经成为具有强烈的聚合性、社会性、开放性、创新性和自组织性的工具。基于此，Web2.0实现了网络技术发展自身内在的伦理诉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Web2．0时代的教育技术应用的根本特点和突出标志是走向教育技术的人性化回归。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这些“代码”不断净化网络德育环境。
C-create：创造、创新网络德育目标及内容。与传统社会相比，网络社会语境下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环境条件已明显改变，高校网络德育的目标和内容也应随之而变。互联网的开放、自由、民主、平等在网络社会被放大，网络中大学生的人格表达更为真实，自由裁量权更大，培养大学生自觉的网络道德意识、强烈的网络道德责任感、独立的网络道德价值判断能力、高度的网络道德自律能力等，应成为创新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此外，意识形态教育、网络法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均应成为网络德育目标和内容的题中之义。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网络社会的道德秩序并不能仅仅依靠行为上的“契约”来保证，而必须首先依靠思想和文化上的认同来支持。因此，科技与社会相融合的网络安全文化观、集体主义价值观、追求个体道德完善的伦理观应作为网络德育的重点。
A-appropriate：多种教育力量协同整合，构建合适的网络德育联动体制。其一，课程德育与德育课程有机结合、教化引导。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相关的德育课程和课程网络道德教育应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增设大学生与网络道德、网络法律法规专题；“计算机文化基础”增设“网络安全与网络道德”专题。其二，显性德育与隐性德育有机结合，营造氛围，舆论引导。社会媒体应该加强舆论方面的引导，用鲜活的案例教育人，使良好的网络道德意识逐步深入人心。同时要充分考虑大学生在网络社会新的生存空间里的活动方式、尤其是道德行为方式的特点，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创造的时空压缩性与时空延展性的特点，建构网络德育场域，形成网上网下德育联动体制。
T-technology：强化技术设置，为网络德育模式创新提供技术支持。从技术哲学的意义上来说，网络技术主体对网络技术的认知、掌控越全面，对产生网络技术伦理风险的要素了解越多，趋善避恶的道德选择的自由就越大。因而，可以依靠更完善的网络技术来实现网络德育目标。网络社会是由高技术、高智能的互联网为物质基础来支撑的，可以通过网络监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屏蔽和消除不实信息，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阻止各类不良信息进入校园网，为网络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防止不良网络文化的泛滥。通过技术手段对学生的网上行为实施监督和检查，对有问题的学生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批评。收集分析网络信息，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有效地预防和监控大学生网络社会不道德行为动向，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提高网络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要忘记人始终是主体，网络技术的应用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而不是相反。
E-evaluate：建立网络德育评价机制。同传统德育一样，高校网络德育的目标、内容、方式方法等诸多环节和阶段都将伴随着评价的过程。迅猛发展的网络技术编织了历时态过程缩短、共时态坐标拓展的网络德育新时空，使得网络德育路径从物理空间转入拓扑结构的互联网络，要求网络德育手段更加多元化、动态化和非正式化。如何建立适合网络特点的网络德育评价机制，实现对每个阶段的过程监督，并采取纠正性策略和措施，以不断提高网络德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
三、结 语
网络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可以肯定，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将是文化的力量、而不是技术的力量来决定网络社会发展的走向。
遗憾的是，与网民规模迅速跃居世界第一的发展速度相比，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此领域的关注和研究显然严重滞后。尤其疏于民族文化、生存方式、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对网络发展的推动和影响，疏于网络对现实社会政治和文化效应等问题的深刻探讨。美国学者理查德·斯皮内洛(Richard A.Spinello)曾善意提醒我们：“社会和道德方面通常很难跟上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抓住信息时代机遇的同时，却并不总是能意识到和密切关注各种风险，为迅猛的技术进步所付出的日渐增长的社会代价。”[10]这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电脑界自由派人士马克·戈德温曾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当一种新的媒介呈现在公众和政府面前时，动荡就会产生。人们首先会为之欢呼，接踵而来的却是恐惧。问题是，我们怎样对这种恐惧作出回答?”[11]
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应在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基础上，整合全社会力量建构和创新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模式，给网络社会中的大学生成长注入更多人文色彩和人文关怀，帮助大学生矫正价值导向，塑造健全的网络人格，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现在该是我们作出合乎教育技术逻辑回答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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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逻辑 篇12
本质上课程考核或评价不是教学目的, 而是一种促进学生学习、掌握和初步应用相关知识的手段。作者在电子科技大学进行数字逻辑设计及应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 对六个学院的学生开展了问卷调查分析。在大范围文献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和问卷调查的结果, 本文将对目前我国数字逻辑设计课程考核模式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对形成问题根本原因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课程考核模式改革的途径和方法。
一、存在的问题
1. 考核结果不真实、不可信。
数字逻辑设计课程教学在我校已经开展几十年, 为了赶上迅速发展数字逻辑设计技术, 我校多次进行了课程改革, 教材也多次更换, 同时还配套相应的实验课程。然而, 学校这种以理论考核为主的方式仍然导致学生对知识掌握肤浅、知识点孤立的现象。在本次问卷的最后一项专门设置了一个问题, 让学生自由给出对本课程考核的意见。有很多同学反映, 目前很多学生应对考试的方法是平时不用功、临时突击。课堂学习的东西“保质期”短, 考试后不久就会将相关知识基本忘记。在对考核方式弊端的问卷调查中, 41.3%的同学认为学生参与各考核环节的主动性差, 容易出现作弊、成绩不真实的现象。例如, 在对课后作业存在抄袭现象原因的调查中, 有47.1%的同学承认是因为贪玩而不愿意做作业, 才导致以抄袭方式来完成。总的来说, 目前对平时成绩的考核结果严重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 无法有效指导教师进行教学方法的完善和改革。
2. 平时成绩评价方式不公平。
平时成绩主要包括出勤、作业、小论文和课程设计等。作业和小论文均由学生课后完成, 因此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是独立认真完成的。有25%的同学认为课后作业存在严重的抄袭现象, 60%的同学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抄袭。课程设计考核方面, 出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的目的, 普遍采用学生组队 (3~5人) 完成, 然后共同提交报告。75%的同学认为这种组队完成、报告提交的课程设计考核方式搭车现象严重, 甚至存在能力较强的同学一个人帮助几组同学完成设计的情况存在。另外, 50%以上同学认为应该公布详细的平时成绩评价标准, 并在期末考试之前就公布平时成绩, 否则有失公平性。因此, 目前的平时成绩考核结果无法公平、有效衡量学生的掌握水平和付出。不能反映学生的真实付出, 助长了不良学风, 甚至沦为教师调整分数的工具。
3. 考试内容不灵活, 不能检验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前的期中和期末考试试卷一般采取统一出题、流水改卷的方式来完成。出于对学生负责的态度, 为减少教师判卷时的误判现象, 出题的老师往往绞尽脑汁将题目进行重重限制, 从而避免答案出现过多版本给教师判卷带来过多麻烦。其结果是多年来考试题型呆板、不灵活, 学生通过购买往年试题, 采用题海战术应付考试内容, 虽然通过考试, 但仍然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4]。23.5%的同学认为考核模式重笔试轻实践, 自己并不具有基本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9%的同学认为应该采用开卷考试, 32%的同学认为应该采用页纸式等半开卷形式进行考试。
二、思考和对策
1. 加大随堂测试在平时成绩中的比例。
平时成绩一般以出勤、作业、课程设计 (或小论文) 为构成部分。仅仅依靠出勤的方式来考核学生, 往往出现人在心不在的现象;课后作业可以通过临时抄袭的方式来完成;课程设计也可以从互联网上的内容大量参照, 且批阅课程设计需要占用教师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导致教师往往只能以“阅”的方式简单化评价课程设计。以上现状使得现有平时成绩的评定方法存在一个共同缺陷, 即无法真实评价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可以加大随堂测试所占比重来提高平时考核的有效性, 这样学生必须重视课堂内容的消化, 能够大大减少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根据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 56%的学生赞成引入随堂测试的环节, 并且其中绝大部分认为随堂测试在平时成绩当中所占的比例应高于10%。这也反映了学生对学习效率和成绩评价公平性的要求。另外, 在关于作业量的问卷调查中, 30%的同学认为平时作业较多或很多。有了随堂测试, 甚至可以适当减少课后作业的分量, 让学生合理分配有限的精力。
2. 引入课前预习任务及其考核环节。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迅速, 任何人都无法在大学阶段获取一生所需的所有知识, 学生必须培养自己的自学的能力。因此, 可在每次上课之前布置一定的课内、外知识阅读任务让学生对即将学习的知识预先学习一遍。上课后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少量与预习任务相关的小测试题, 考核和检验学生的预习效果, 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例如讲卡诺图之前一节课结束时, 可布置卡诺图的由来、作用、化简方法 (原理) 、适用范围等问题, 让学生自己通过查阅书籍、网络或课后讨论等方式完成, 然后下次正式上课时给出一两个简单的卡诺图化简问题作为随堂测试, 检验学生预习的效果。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第一, 可以把更多的课堂教学时间留给启发式教学、回答问题方面, 真正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第二, 通过该督促手段, 可以公平、真实评价学生在学习上的投入和实际效果。第三, 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提高了学生主动参加到学习中的积极性。
3. 引入答辩机制的课程设计考核模式。
问卷调查中反映出理论考试题型多年不变, 题型既不灵活也无法反映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教师一般依靠课程设计作为理论考试的补充手段。课程设计是综合考查学生掌握和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核手段, 已被广泛采用。目前的课程设计考核方式多以交设计报告为主。对课程设计的评价方式也多以教师阅读后直接给出分数为主。实际情况是, 学生往往以大量参照互联网上的内容甚至照搬的方式来完成课程设计, 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另外, 教师一般要求组队完成课程设计, 实际真正完成设计的人只有1、2个人, 过程中“搭车”现象严重不能公平、真实反应学生的付出。另外, 作者认为可引入答辩机制来评价课程设计的真实水平。即参照学位论文的答辩机制, 要求学生在较短时间内 (如15分钟) 能够清晰地呈现出设计的思路、过程, 并回答答辩委员会老师提出的相关疑问。答辩机制的引入, 必然提升学生对待课程设计的重视程度;促使他们在深入理解相关知识点的基础上更加周密、细致地开展设计。同时, 答辩机制的引入也锻炼了学生表达、呈现设计想法的能力, 对他们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引入对课程设计的答辩考核模式, 可以大大促进学生完成课程设计过程中的参与度, 客观评价每个学生的水平。
三、结论
目前我国高校的“数字逻辑设计”课程考核模式主要由平时、期末考试和期中考试的方式构成。通过笔者的教学实践和文献调查, 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 这种考核模式存在不真实、不公平、不灵活的普遍问题。为了更好发挥课程考核在评价学生和指导教师方面的作用, 急需针对以上问题针对考核模式进行改革。笔者提出了通过增加随堂测验的比例和增加课前专门测验的方法来提高平时成绩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另外提出通过对课程设计采用答辩式考核的方式来增加考核的公平性, 督促学生重视对课程设计的投入, 提高学生综合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提出增加学生专题演讲的方式作为补充, 鼓励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拓宽知识面, 提高创新能力。上述各种考核改革的实施还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实现,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作进一步验证和调整, 真正发挥考核环节的尺子和鞭子的双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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