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逻辑（精选9篇）
产业逻辑 篇1
人人都在絮絮叨叨地强调水泥产业界要理性, 可是喊得口干舌燥之后回头再放眼望去, 真能够理性思考和行事的又有多少哇!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 老板们对于这类把耳朵磨出老茧的忠告, 早就有些听够了, 听腻了, 听烦了;背地里肯定会回敬一句:“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价格断崖式下跌, 亏损如同自由落体, 产能过剩的阵痛难忍, 怎么能让人理性得起来呀!
难道新常态就是这样嘛?不知怎么了, 企业运营中令人苦恼的麻烦事接连不断, 为啥不像过去那些年顺风顺水了, 总觉得与市场节奏不合拍, 说啥也踩不上点, 心烦着哪!不知怎么了, 财运不佳, 喝凉水都塞牙, 为啥本来看准的市场走势却冷不丁来个大翻个, 竟冒出来一些出乎意料的麻烦, 郁闷着哪!不知怎么了, 过去一向有效的市场应对策略突然间不好使了, 为啥得心应手的商业模式开始空转了, 市场链条上的客户关系也不“铁”了, 头疼着哪!不知怎么了, 企业利润腰斩式下跌且跌跌不休, 本来煤炭价格持续低谷的大好机会却沾不上光了, 不论大集团还是小企业无不如此, 揪心着哪!这就是3000多家大中小型水泥企业老板们都有的同样感受与心态。
这不, 急切切跑来切磋的一位集团大老板, 人家可是业界的头面人物哇!一见面就惊呼这水泥市场烂透了, 邪了门了!利润一下子由沸点跌倒冰点, 过去用过的招数都抖落出来了, 还是不见起色呀!在他看来, 所有这些都是行业自律不强惹的祸, 都是市场集中度不高造成的。大集团痛骂中小企业瞎搅和, 中小企业指责大集团就是祸首。这不, 日前辽宁爆出某大集团在错峰期跨境倾销熟料, 嘴仗一直不断!
快言快语的大老板所表达的个人判断, 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水泥企业老板的普遍心态和看法。实话实说, 我却不敢苟同。罪魁的帽子给谁戴上最合适?我认为, 应该归咎于逻辑混乱。说开来, 则表现为企业家思维逻辑混乱, 市场运行逻辑混乱, 产业战略逻辑混乱。由于逻辑混乱才导致了非理性行为的产生, 自律就变成了猴皮筋, 进而才酿成了今天的局面。
加缪说过“荒谬的东西绝不会带来解放, 它只会带来禁锢。”且不言, 为什么会造成水泥产能如此严重过剩?去产能、去杠杆的速度为啥总是像蜗牛一样爬行呀?我只想反问一句:假设水泥产能不过剩了, 是不是就等于说现实的水泥产业就能担当起现代产业的大任了?再假设水泥企业不转型升级, 是不是等于说在变革的商业形态中运作就能够游刃有余了?我看未必, 连老板们也会觉得底气不足吧!
这位老板的市场理念逻辑, 明显存在着传统水泥市场格局的路径依赖, 逻辑的焦点仍然停留在传统水泥制造模式中心上, 沿袭着传统水泥市场商业形态的惯性。这能怪谁呐, 人家几十年一以贯之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哇!可问题正出在这,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双脚站在了一个全新的知识型商业形态的全新产业环境中, 这个宏大背景决定了水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老路走不通了, 需要重新确立起新的运营逻辑, 构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形态。有言道: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当今水泥产业困局的顽疾之根, 恰恰出在水泥企业管理团队对新常态下的市场逻辑误判上, 就是上面提到的逻辑混乱———企业家思维逻辑混乱, 市场运行逻辑混乱, 产业战略逻辑混乱。
新旧逻辑的激烈较量早就在明里暗里展开了, 这场看不见的暗里博弈———厮杀于老板们的头脑里及其习以为常的企业文化中。企业管理团队凭借陈旧的市场逻辑产生的误判, 继续沿用旧的市场形态下有效的经济逻辑去应对新市场形态, 或者说是一种曾经有效但当下却失效的旧逻辑, 已经与市场现实形势风马牛不相及了, 与市场扭着劲哪!自然会影响企业团队的决策和执行, 屡屡受挫在所难免;这场看得见的明里博弈———角力于沿用原来惯常的企业决策和运营行为, 肯定会遭遇到新逻辑的碰撞和冲突, 难怪企业微观的策略行为不灵了, 具体运作方式失效了, 客户交易关系散花了, 不知为何企业的脚步总是踏不准市场节律, 费九牛二虎之力却离目标相去甚远。
虽然, 新旧逻辑说不上水火不相容, 但在目标、方向、路径及模式上, 肯定很难达成无缝对接, 不合拍就会冲突, 不匹配就得顶牛, 所以出现今天令人闹心的局面也不足怪。
逻辑混乱导致非理性行为泛滥, 而理性原则的建立并非想象的那样容易, 它又是建立在缜密的逻辑基础之上的。企业在变化的市场中所表现出的行为理性与不理性, 都跳不出逻辑轨迹的圈圈, 这就不可回避地发生新逻辑与旧逻辑的博弈, 事实也正是如此。
任何产业新逻辑的孕育和出现, 都会看到某种异质思维的新面孔, 新陈代谢, 搅动原本固化的一潭死水。往往异质思维不甘心停留在思想层面上, 总是会积极主动地转化成产业运行的逻辑, 影响着产业组织及其行为方式的改变。
逻辑是什么?就是事情的因果规律。企业行为逻辑有三个维度:其一是基于理论, 主要是市场理论;产业界在某种市场理论指引下, 秉持的经济逻辑 (Economic logic) , 企业意欲寻找一种能够产生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回报率、比当下资本成本更高的利润的一种手段和方法。经济逻辑 (Economic logic) 一方面导引企业的市场经营行为, 形成了一系列经济活动现象;另一方面, 它又孕育出一种新的市场机制, 营造当下市场不同以往的新景观。其二是基于事实, 就是当下市场的现实状况, 新问题、新需求、新趋势倒逼人们必须有新思维、新判断和新行动。其三是基于经验, 即历史和国际经验, 对于水泥产业只能是国际上先进经验了, 可从中洞悉产业未来发展大趋势, 寻找到参照样板和路径。
新逻辑是什么样子呢?这场新旧逻辑的大PK又将怎样展开?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颜值大战”的肉搏开始了———水泥产品质量的建筑性能固然重要, 但在与产品环境性能的博弈中, 水泥产品“绿色颜值度”的影响力迅速蹿升, 已成为了影响市场价格、客户需求及公共评价的重要元素。
市场理论创新的引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及其绿色供应链、绿色生产、绿色GDP评价体系齐头并进, 引领水泥企业告别野蛮生产的粗放式增长方式, 关注水泥产品环境性能, 提升产业“绿色颜值度”, 彻底洗刷水泥产业与生俱来的黝黑底色。
绿色发展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体现为与生产相配套的体制机制、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转变, 否则将无法实现市场有效传导, 无法改变绿色供给不足, 依然只能是“非绿色”的增长。
关照现实, 水泥产业的现状足以验证了上述市场理论是一付对症药方, 必然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何时甩掉污染排放大户的头衔。水泥工业年排放CO2约12.5亿~14亿吨, 约占全国总排放量12%, 约占全国工业企业碳排放的25%左右。水泥工业颗粒物排放占全国排放量的20%, NOx、汞排放均位列第三大排放源。单位水泥碳及NOx、SO2、Hg排放比例远高于国外同行水平。
———何时不被称为矿石能源消耗的老虎。水泥耗煤约占国内耗煤总量6.5%, 可燃废弃物替代燃煤率还不到0.1%。
———何时不再是环境谤怨事件的多发区。目前, 我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雾霾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 水泥污染肯定是逃不掉的被声讨对象。
国际产业经验给我们明确的指向, 水泥窑协同处置可燃废弃物的燃煤替代率, 是当今工艺技术环境下最能反映水泥产业“绿色颜值度”的重要指标。它一是反映了矿石能源消耗量的多少, 二是自然矿石资源消耗量的多少, 三是废固物处理对生态环保贡献率的多少;前两点体现了产业内部“去黑”的力度, 后一点是跨产业外部“添绿”的程度。
发达国家水泥窑协同处置可燃废弃物与本国水泥工业耗煤总量的替代率, 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荷兰95%, 法国42%, 日本31%, 美国26%。考虑水泥行业规模因素, 把全球水泥工业应用替代燃料比例最高国家的桂冠戴在德国头上, 乃名副其实。据VDZ最新数据显示, 2014年德国该比例达到63.4%。之所以如此, 这些国家除了拥有全球现代化程度最高、高效及环保意识最高的水泥工业、较早地重视研发推广应用替代燃料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 都普遍采用了一种系统地评价企业环保水准的方法, 即从产品生命周期、绿色供应链、绿色生产等方面进行的环境绩效评价 (EPE) , 有效地管理和改善企业的污染管控和生态保护系统, 大力改善了产业观感及企业声誉, 不再是社会上利益相关者们死死盯着的靶向目标。
尽管从数字上看, 我国工业废渣废物利用的绝对数量逐年提高, 相对稳定在22%以上, 但与德国、日本等国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 尤其是鲜见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 环境绩效评价规范还是空白。
水泥产品环境性能正在成为市场价值的核心元素, 逼迫水泥产业秉持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的新逻辑, 不但要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更要提高水泥产业“绿色颜值度”, 创造利润, 担当起社会责任。
国家行动里程碑立起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拉动绿色消费、引导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到2018年, 绿色建材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提高到20%;与2015年相比, 建材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8%, 氮氧化物和粉尘排放总量削减8%;绿色建材应用占比稳步提高。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30%, 绿色建筑应用比例达到50%, 试点示范工程应用比例达到70%, 既有建筑改造应用比例提高到80%。
产业集结号吹响了———中国建材联合会提出绿色建筑材料定义及特征;绿色建筑材料是指在原料的选用、开采加工、产品制造、产品应用过程中, 能够有效利用废弃物, 少用天然资源和能源, 资源可循环再利用, 不仅性能功能符合建筑物等配置的要求, 而且全生命期内与生态环境和谐, 对人类健康无害的建筑材料。绿色建筑材料具有五个特征:节能、环保、低碳、安全、可循环、长寿命的特征;生产工艺和生产使用过程中贯彻清洁文明、净化环境的特征;充分利用废弃物, 减少天然资源和能源消耗, 具有可循环再利用的特征;具有低排放、无污染、无毒害、与生态和谐的特征;满足绿色建筑和其它应用领域配置要求, 有利于改善和提升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发展进步特征。
为此, 全面推行水泥企业清洁生产, 二代窑烧技术攻关, 推广应用窑炉烟气脱硫脱硝除尘, 引导错峰生产, 利用城市周边现有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污泥、危险废物及尾矿、产业固体废弃物等。
企业行动脚步加快了———海螺、华新水泥等几大家领头羊企业率先发力, 众多中小企业在去产能的压力下, 转型环保产业的呼声越来越高, 拓展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的规模化、高值化的产业链, 为区域内生态环保作贡献。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互联网”的口号叫响了———水泥制造链环在产业中的地位固然重要, 但在与渐成气候的网络资讯的博弈中, 网络资讯对产品制造方式、运营模式及产业发展的影响力迅速蹿升, 已经成为了促进产业裂变、进化的催化剂。
传统规模化生产的市场理论长期占主导地位, 形成了“先生产后推销”的固有逻辑, 潜意识里“我生产什么就等于市场需要什么”, “销量规模经济”始终贯穿于整个商业模式之中。到头来又怎么样哪?一次又一次的产能过剩, 一次又一次的产业重创, 乃至成了割不掉又蔓延扩散的毒瘤, 把整个产业折磨得死去活来。
“最了解产品的人一定不是雇员, 而是用户”, 凯文·凯利 (KK) 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点中了传统型水泥商业模式的死穴, 别以为制造链环可以呼风唤雨主宰一切, 关键还有上下游市场, 以及国家建筑设计标准和施工规范的改变。
乍一看, 大规模生产, 提高产能, 增加产量, 没有错哇!
这样做可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 多抢市场份额, 利润倍增。当走到一定阶段后, 它无法自我连接形成的一个又一个孤岛式市场死角, 穿不透那一层又一层固若金汤的信息屏障, 只能任其发展到供给侧衰老, 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块短板。
何路神仙能助企业走出传统商业模式的噩梦?“+互联网”为水泥企业转变制造方式和运营模式, 撞开阻隔在制造商与终端用户之间的篱笆, 开起了直通车, 提供了一个大机会和新手段。为此, “水泥产业+互联网”既是产业变革的催化剂, 又是创新制造方式、运营模式的引擎, 驱动水泥产业走出“红海”, 祛除供给侧老化的病灶, 提高市场快速反应的能力, 增强企业的效率、效能。
尤其处在去产能、去杠杆的阶段, 没有新制造方式、新运营模式有效运行, 彻底将原有旧模式取而代之, 去产能不但去不成还会添新病, 转型转不好还会就地转磨磨, 升级不上去也会跌个倒栽葱。然而, 制造方式、新运营模式不会凭空产生的, 需要大数据透析市场, 需要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 满足市场的多样化、个性化、部件化、自动化的新需求, 企业除了“+互联网”还能指望得上谁哪?
循着国际同业先行一步留下的足迹信息, 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化, 已经成为当今市场的普惠工具。“+互联网”提高了水泥生产企业信息化、自动化水平, 广泛应用电子商务, 利用二维码、云计算等技术, 建立绿色水泥产品可追溯信息系统, 提高绿色水泥产品物流信息化和供应链协同水平, 其间是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推进智能制造, 重新进行基因再造, 完成制造方式的变革;二是实现运营模式的创新, 重新定义渠道, 改造业务流程, 重塑产品价值链;用一句话挑明了, 就是以互联网为纽带的水泥产业融合新模式, 从制造环节前端向后端的服务延伸, 实现制造业服务化。
可以预知, “+互联网”创新企业智能制造与运营模式, 绝不会只局限于企业个体的变化, 呼啸而来的必将是, 推动了整个产业的大裂变、大融合和大进化。
对于水泥生产制造企业应用网络销售的电子商务, 视角各有不同, 有的主张自办, 有的倾向外包。依我看来, 应该依据企业的资源条件和战略选择而定。那些致力于实现智能制造的大集团, 完全可以依托已有条件直接“触网”, 一步到位也无妨;中小型企业基于资源条件所限, 可与优势专业企业“外包”, 构建价值链“生态圈”型企业。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高附加值”的旗帜飘起来了———水泥原料产品的制造规模固然重要, 但在绿色装配式建筑方式及外部成本倒逼下的博弈中, 水泥产品使用减量化推进产业链高附加值已成大趋势, 正在改变企业靠低端产品规模获取利润的方式。
从市场理论的维度上看, 那种低端制胜、低成本优势制胜的逻辑过时了, “水泥消费量不该越用越多、更不是产能规模越多越好”, 套在头上那二十多年世界第一的光环, 一方面难以遮盖给产业造成的创伤, 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代价。仅从微观而言, 2016年上半年, 水泥行业实现销售收入同比下降4.7%, 亏损面达40%, 利润同比下滑26.6%, 跌至近几年的最低点。这是在煤炭价格奇低的条件下出现的全行业大面积亏损, 老板们心里都清楚这说明了什么。
聊到此, 老板们咂咂嘴该琢磨一下, 之前《纽约时报》对中国水泥使用量的评价, 尤其是局外大伽比尔·盖茨说过的那一番发人深省的话语, 一定会悟出更多的道道来。
又是哪一条新逻辑正在摧毁旧逻辑呢?当然是高附加值。这个逻辑又从哪冒出来的呀?强大的绿色环保潮流与新型建筑方式的市场需求, 共同孕育诞生的“宝贝”———高附加值。然而, 高附加值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它依托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离不开科技等知识信息的支撑;二是离不开全产业链发展。试想, 水泥产品部件化没有科技支撑怎么成型, 没有产业链怎么装配呀?水泥产品绿色化, 失去了科技含量与产业链, 节能减排就步履维艰呀!当下水泥产业客观现实与国际产业经验, 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
日前, 住建部从缩短建造工期、提升工程品质、提升供给侧效率、减少建筑垃圾和扬尘污染出发, 提出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 制定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和验收规范, 完善部品部件标准, 实现建筑部品部件工厂化。鼓励水泥及混凝土企业、建筑企业, 转变成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大力发展水泥制品和建筑部件, 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 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30%, 而目前的这个数字还不足2%。
如上述所言, 绿色装配式建筑方式推动了水泥产业链发展, 为水泥企业高附加值部件化产品规模化提供了条件。一是提高增值率。以发展混凝土、水泥基复合材料为例, 一吨水泥可生产3立方米商品混凝土, 而单位水泥与商品混凝土价格相差不多, 可使吨水泥产生三倍附加值。二是推进减量化与自用率。由于部件化产品的需要, 大量水泥原料被企业内部消化使用, 不再单纯依靠水泥原料销售规模大小定输赢;这必然刺激企业根据部件化产品市场需要, 生产建筑功能强、环保价值高的水泥原料, 提高产品部件化的科技含量, 强化高附加值优势, 目的是降低成本, 增加利润, 赢得客户,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低端产量规模。水泥产品部件化大趋势, 势必在一定意义上会抑制水泥原料消费总量, 直接销售水泥原料量会大幅降低, 客观上起到了水泥用量的减量化。欧美发达国家水泥企业实行产业链运营, 自用率高, 促进了供给侧结构优化, 也是市场运营有序之锚。
环境外部费用制造者, 一直是水泥产业心照不宣的硬伤。从水泥制造到终端项目现场的污染排放, 转嫁给消费者支付的一大块额外损失费用, 诸如居民健康的损失费、环境舒适价值的损失费、农作物减产损失费和建筑物“短命”而增加维护损失费等等。这块看不见的外部费用直接表现了水泥产业运行的外部不经济性, 一个不经济的产业怎么可能长久维持运营哪!怎么办?这自然又回到了本节开头点题的高附加值逻辑上来。
难道水泥原料产品就不能达成高附加值了吗?老板们一定会回敬这样一句话。我认为, 当然可以, 但很有限。这缘于现有水泥制造工艺技术的局限, 难以克服“两磨一烧”过程中的成本及污染短板;还有高附加值原料产品市场的规模的局限, 大多属于个别项目“格路”的小众化品种。
总之, 水泥产业以产品部件化的全产业链为依托, 以科技和知识信息作支撑, 高附加值凝结在产品应用功能上, 凝结在生态环保效应上, 凝结在后续服务的优化上, 凝结在产业跨界融合上, 凝结在外部费用的内部消化水平上。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跨界突围”的战役打响了———水泥企业内部制造能力资源管理固然重要, 但在与产品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再利用化需求的博弈中, 重塑跨界核心主业创新价值的战略地位迅速蹿升, 水泥产业链跨界发展是必由之路。
对照今日, 长久奉行大规模制造逻辑下的低端生产、产销分离, 导致市场供需结构错配, 终于使产业深陷红海中难以自拔, 粗放式产业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遭遇到了顶不开、撞不破的天花板。有分析师坦言, 水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根源就是企业过于依赖扩大产能规模的发展路径。
触及这个问题, 时而会听到老板们这样的反驳, 美其名曰:“坚守建筑材料主业”。坚持主业发展, 从来没有错, 但要看是什么样的主业, 关键是否符合市场环境、有利产业发展的主业。
这种理由似乎理直气壮, 冠冕堂皇, 但需要提醒老板们要先厘清:现代水泥产业的主业是不是等同于旧体制下的原料生产?现代水泥产业主业的真实样貌到底是什么?与传统水泥产业死守原料规模化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跨界是不是就等于说放弃水泥产业的核心主业?产业现实状况与国际产业经验都表明, 主业的形态和内容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应成束缚产业跨界发展的羁绊。
死守水泥原料制造偏狭主业的结局就摆在眼皮子底下, 有目共睹;正犹如一股从山顶滚落下来的泥石流, 一下子把原本独具优势的长产业链触角, 砸了个稀巴烂, 产业呈现七零八落的低端碎片化, 企业自己把自己置于孤岛之上, 成了孤家寡人;更像一条割不断理还乱的绳索, 把产业捆绑在狭小逼仄的原料生产的圈圈内, 给自己画地为牢不说, 还以为是世外桃源。
复杂的历史及现实原因导致于此, 一是基于低端产品+销量规模的简单逻辑, 水泥企业主动自残手脚, 任性地把上下游都丢给别人, 一门心思扩大熟料规模, 以为龟缩威虎厅我就是占山为王的座山雕!二是基于现行商业模式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 迫于资金应收占款拖欠的无可奈何, 索性把这块业务拱手相让, 就连业界数一数二的海螺也不敢“破壳”, 唯恐现金流阻滞被“小蚂蚁”蚕食掉。三是基于现有理念、设备能力、营销方式、管理机制、人才团队等企业资源, 清一色按照水泥原料生产量身定做, 延伸产业链重新配置资源难上加难, 对跨界发展望而却步。
跨界不会冲击或削弱核心主业, 更不是左道旁门, 相反是依托水泥制造优势构建现代产业意义上的正牌主业, 围绕水泥产业链做好一篇大文章。跨界也不是好高骛远, 异想天开, 一个本是同族堂兄堂弟的终端建筑产业, 开辟水泥产品为施工项目服务的纵深市场;另一个本是邻家小妹的绿色环保产业, 围绕着水泥原料循环利用、燃料替代率的协同处理固体废物。可见, 我们双脚跨入的哪个界, 不过只有一步之遥或是一墙之隔, 且市场关联度极高, 一点也不陌生, 极易同企业的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客户关系、节能减排相对接, 担忧可能发生一步踏空跌落悬崖的危机, 本在可控之中。做梦都想着跨界突围, 哎, 就怕成本吃不消!这是老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此稍作展开。
资料显示, 工业固废和城市垃圾蕴含丰富的水泥制造可利用资源。截止2014年底, 全国大宗工业固废累计堆存量已超240亿吨, 加上金属矿山废石, 累计堆存量近600亿吨。据估算, 2015年我国城市垃圾总产量已达到1.6亿吨, 且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
陈洪章教授研究成果表明, 一条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 日耗煤量为433.3吨, 若配套日处理300吨城市生活垃圾处置项目, 每天可替代60吨煤炭, 补充84吨水泥原料, 同时产出50吨建筑用木塑模板, 实现年处理生活垃圾总量10万吨。每吨垃圾处理成本在130元, 而每吨建筑用木塑模板可获利200元。
当下, 水泥产业正倍受供给老化的煎烤, 跨界发展为过剩产能找到了新市场, 产业开辟出了新分支板块。通过协同处理固废物再利用循环模式, 以及服务绿色建筑终端市场的需求, 能够以最小的市场出清带来的成本和代价, 把原本供给老化、供给过剩的资源要素, 最大限度地转移到新兴产业上来, 开启产业增长新周期。这才是跨界发展最具价值的重要性。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优先市场创新”的旋律奏响了———水泥窑烧核心工艺技术突破固然重要, 但在与区域产品、物流制约、市场运营的市场特性的博弈中, 创新商业模式与组织变革的迫切性迅速蹿升, 这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成长的动力源。
侧身大市场, 谁都巴不得有那么一天水泥窑烧核心工艺技术实现绿色化大突破, 可产业现实状况和国际产业经验提醒我们, 尽管水泥制造过程中大量应用信息智能化技术, 流程再造技术, 水泥使用的减量化技术, 水泥深加工制造技术, 高效综合利用技术, 高效节能减排技术等, 但欲突破水泥行业共性的、关键性的“两磨一烧”技术难关, 打通横亘在绿色之路上的“瓶颈”, 还有待时日。
这并不等于说水泥产业发展山穷水尽、无所作为了, 更不能抱着“重制造轻市场、重硬件轻软件”的旧逻辑跑到黑!谁都知道, 永远不应停下“两磨一烧”技术攻关的脚步, 然而, 滞后的商业模式, 落后的企业组织形态, 仍然面目依旧, 原地踏步哪!我们新型干法技术水平不输给国际同行, 时不时还会成为骄傲一把的资本, 但在商业模式与组织变革创新上, “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还是一块撂荒待垦的处女地。
产业上下早该认这个账, 新法技术工艺的广泛普及与承袭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商业模式之间的扭曲与脱节, 是造成当前水泥产业供给侧老化症———产能过剩、全行业陷落的重要原因, 也是水泥产业大而不强的“肥胖”症结所在。
事实上, 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 任何先进的技术工艺可能成为单体企业、局部市场的竞争手段, 但却很难转化为整个产业发展的持续性优势。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水泥产业, 在坚持减排节能核心技术研发的基础上, 着眼于提升全产业链价值, 重视在创新商业模式、变革企业组织形式上有所作为。哪怕是某种单项技术的推广应用, 譬如水泥使用减量化技术, 替代燃、原料与协同处置技术, 低碳长寿命水泥产品技术, 碳捕获及储存技术的产业化, 统统作为市场运营中的一组结构件, 巧妙地嵌入新商业模式之中, 随之变革企业的组织模式。
举例来说, 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垃圾方面, 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起了贯穿于废物产生、分选、收集、运输、储存、预处理和处置、污染物排放、水泥和混凝土质量安全等规范化流程和标准, 融入水泥产业链运行中。水泥原料在产业链的最终用途上, 美国有大约75%的水泥被企业用来制作预拌混凝土, 近15%用来生产混凝土砌块和预制混凝土, 而德国在这两项的比例约为55%和30%。
国际同业的经验向我们诠释了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的变革创新, 对于产业发展的战略价值, 并不意味着产业空心化。不能简单地把商业模式同营销方式划等号, 企业组织形式也不等同于兼并重组。一个企业的最大竞争力是什么?不单单是拥有某项技术或产品, 还必须有与其相配套的新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 才能在产业价值链中拥有统治力和话语权。
强调优先市场创新逻辑, 其含义是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创新, 能给水泥制造链环注入新动力, 首先是用高附加值摆脱成本定价依赖, “+互联网”打破旧有的渠道模式, 供应链激活业务结构效率, 在组织、营销、管理三大节点上寻找突破口, 优化现有业务布局和价值点, 从串联流程颠覆成并联生态圈, 最后通过产业联盟等组织形式打造共创共赢平台, 跨界提升全产业链价值。
依据波特竞争力理论, 产业价值链是企业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的辅助作用的各项活动的集合,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微笑曲线”的高端, 是影响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基因。企业将依靠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创新所释放的结构效率, 完成对原有单一性发展渠道的转型升级。
新逻辑PK旧逻辑的博弈较量, “坑爹游戏”该快些收场了———水泥市场占有份额固然重要, 但在与现实的产能严重过剩、高负债、低效率的博弈中, 野蛮成长的后遗症带来的震荡和风险迅速蹿升, 谁能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先者。
沃伦·巴菲特曾发出惊世之语:“鼓胀的钱包就像鼓胀的膀胱, 你总是会有想尽快清空的冲动。”近些年来, 水泥产业江湖之上, 老板们揣着“我扩张, 我英雄, 有买单兜底的, 不捞白不捞”的逻辑, 过去曾经厌恶至极的高杠杆、高负债, 如今却成了家常便饭, 整个产业玩起了“坑爹游戏”, 其热度近乎疯狂。
问起是否考虑过如何收场, 反正有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银行有钱, 先拿到手跑马占荒再说, 至于说怎么还, 那怕啥呀, 不是有连片土地的厂区、矗立的厂房和设备烂摊子在那儿吗!丝毫不掩饰“坑爹”的动机和企图!
社会上“坑爹”的爹, 人家是血缘意义上的亲爹, 有DNA作证, 可是水泥产业野蛮成长的这个“爹”是谁呀?如按照基因图谱追踪下去, 这个爹首先是银行, 产能过剩出清、资不抵债破产, “坑爹”等于坑银行, 恭恭敬敬地送上一堆坏账;再看银行又是谁的呀, 当然是国有的, “坑爹”那不是坑国家吗, 可国家又是全民所有的, 追来追去, “坑爹”就是坑咱老百姓。
不合理的规制不仅有违克服市场的某种局限性和不完善的初衷, 甚至进一步助长了粗放的生产方式, 也把供给侧老化推向了极端。面对此情此景, 企业老板们心里也一肚子不服气呀!谁让国家出台那么多鼓励“坑爹”的产业政策, 又有银行放贷做靠山, 鼓励产能扩张大发展, 如果没有这些好处在, 我想蛮干也干不起来, 即便有那个心, 兜里边没有几个铜板, 想“坑爹”还不知“爹”在哪儿, 不是吗?
反思这些年来不适当的产业激励政策, 确实鼓励了“坑爹”, 怂恿扩张, 这绝不只是水泥产业独有的现象, 从传统产业到高科技产业, 从房地产行业到光伏产品, 哪一项不是如此的结局。适者生存的市场机制, 造就了企业家们最为敏感的商业嗅觉, 又怎能舍掉“坑爹游戏”中碰到唇边的那碗羹哪?
其实, 精明的老板们比谁都清楚, “坑爹游戏”不过是一场规模扩张大旗下的套利把戏, 把疯狂扩张当增长, 肆无忌惮地套政府、套银行、套补贴、最终也套牢了自己。
终于, 去产能、去杠杆的大戏已经开唱了, “坑爹游戏”也到了鸣锣收场的时候了。这次会怎么样?人们仍然依据旧逻辑心生奢望, 最好是国家政策兜底, 那咱就赚了!次之是推给债权人买单,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最糟糕的是企业自己吞食苦果, 反正是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矬子!
“坑爹游戏”还会复制上几次的路径吗?权威人士给出的答案倒有些刺耳, 当前的去产能、去杠杆, 绝不能是每个企业去掉10%, 而是一个破产淘汰出清的过程。只有这样, 泡沫破灭才能使探索新技术的成本更低, 新订单完成起来更有效率, 从而推动新一轮产业的繁荣。
需特别指出的是, 对于产业扶持政策不可一概而论, 比如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固体废物的产业项目, 当属于大力扶持之列。何出此言哪?与水泥产能相比, 首先是它的环保公益性;其次是它能消化利用原有过剩产能包袱;再次是可持续性绿色循环经济模式。到2014年底, 全国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投运的线仅有20条, 加上在建项目, 总消纳能力仅仅400多万吨。这种早已在国际上操作可行的循环经济模式, 为啥发展的速度不如水泥产能扩张那么迅猛, 根子在于产业政策补贴力度小, 单靠企业自身运营维持难以为继。
经济学家米塞斯说, 观念决定历史。旧逻辑定义之下的水泥企业的运营惯例、程序和规则, 仍在原有组织中如幽灵一般阴魂不散;新商业逻辑的萌芽也开始在大变革中拱破产业现实的冻土层, 渴望着阳光和雨露。此刻正走到一个歧路丛生的地段, 迫切需要有远见、有胆识的企业家们站出来, 领衔主演一个又一个新的传奇故事, 因为在你们的手上, 托着未来水泥产业的分量和质量。
数字出版:文化逻辑与产业规制 篇2
[关键词] 数字出版 媒介融合 文化逻辑 产业规制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18-04
[Abstract] On the view of media converge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two trends of industri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ing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alyzed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cultural change with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logic be yard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u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culture and regulation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s core driving force. Given this point：monopoly force and competition force to be balance，that means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on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regulation is the coexistence of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Media convergence Cultural logic Industry regulation
我国的传统出版正处在急剧变革当中，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技术、内容、服务、资本的融合，形成一系列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合作、联营、并购、重组的传媒形态，出现了全新的融合媒体组织；媒体机构的兼并重组、体制机制的改革、传媒与其他行业的渗透兼容，打破了以往出版产业的格局和产业模式，促使传统出版实现数字化升级和产业化转型的变迁。随着主流媒体的国际化拓展和媒体集团化趋势，各传媒集团将主导我国传媒产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并力争在国际上争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话语权。
然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正朝着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出现产业扩散和媒体延展的趋势。数字技术的渗透和新媒体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扩展了现有的分销渠道和市场空间，使得消费者能够在体验新技术的同时使用功能强大的新的内容产品，可以对内容进行诸如存档、注释、循环利用之类的操作，享受良好而快捷的消费服务；出现了纸媒、电子书、手机读物、听书等各类数字内容产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传统出版社、内容集成商、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等多元化的内容生产和提供方式；出现了手机移动阅读、手机音乐、当当书城、电子书网站、游戏动漫等平台化的营销和服务；移动运营商、大型网站、硬件生产商、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也纷纷介入出版领域。这表明我国的出版业务主体正向传统出版以外行业拓展，呈现产业扩散的趋势；可以说全民参与出版、多行业参与出版的数字出版时代已经到来。
另一方面，呈现产业集聚和媒体融合的态势。在资本与制度的推动下，出版行业与其他行业在技术、机构、资本、市场等方面产生融合，出现了融合媒体或机构；出版产业的边界正在拓展，逐渐向其他行业渗透与融合。具体表现在介质融合、渠道融合、内容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资本融合和机构融合等现象，并重新组建新的出版集团和媒体组织，具有跨行业、跨区域、多元化竞争的优势。可以说媒介融合已经在数字出版行业得到印证。
似乎很少有媒介批评家能同时把握这个媒体扩散和媒体融合的矛盾天平的两端。有人担忧传统主流媒体会在新媒体的生长中被淘汰出局；有人庆幸传媒行业的淘金时代已经来临；还有人担忧内容碎片化将会导致共同价值和大众文化的丧失。有人看到了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和自由，对媒体的失控表示恐惧；另一些人又说媒介被控制过度。一些人看到了一个没有把关人的世界，另外一些人又看到了把关人具有前所未有的权利。这种种现象和问题，都集中于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国际大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产业之中。笔者以媒介融合和制度经济学视角，尝试分析数字出版的文化逻辑和产业规制之关系，求教方家。
1 技术推动之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是在技术推动之下不断演变发展，媒介融合改变了传媒行业的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媒介融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转变，本质上是在制度经济框架下的产业转型；融合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
随着新媒体便携性的增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介来了解世界，并且多种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同一种媒介工具之中，出现了融合媒体的终端设备。以手机为例，在今天手机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通讯工具，它们能够让我们从互联网上下载数字内容、接收发送图片和音乐、收看电视、玩游戏、定位和搜索地理信息，甚至可以取代身份证和银行卡，多种其他媒介的功能被整合在手机这一个媒体之中，手机可以说是融合媒介的典型代表。如今数字内容产品的激增给人们带来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和市场，人们可以通过DVD播放器、车载收音机、IPod、随身听、MP3播放工具、网络广播电台、音乐有线频道或音乐网站，甚至是SD芯片卡来收听音频节目；可以采用有线电视、IPTV、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社区终端视屏等设备，甚至是手机来收看视频节目；三网融合技术下，可以通过数据线来查阅社区生活信息、电视、广播、电子书刊等多种数字内容，享受便捷的信息服务。凡此种种都是媒介融合趋势下产生的融合媒体，并由此生产了融合媒介的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无所不在、技术无所不能，数字技术看似主导了数字出版的产业发展，但是，真正推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是技术，而是制度规制模式下的产业嬗变。主要体现在传媒所有权模式和产业利益链模式；技术融合只是媒介所有权模式和利益链模式的具象方式和表现。当古老的好莱坞还致力于传统的电影制作时，而一些新媒体集团，比如说美国著名的维亚康姆公司在所有权模式和数字技术支撑下，已经开始打造和控制整个娱乐产业的利益链条，它生产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电脑游戏、做网站、做玩具、主题公园、图书、报纸、杂志和漫画等，实施融合媒体的战略。可见数字技术促使了媒体的变革，加速了新的融合媒体组织的诞生。
融合媒体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的重组和兼容，反过来，媒介融合又影响了媒介市场，影响了我们对媒体的使用和消费。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年轻人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可以同时留连于四五个窗口，浏览网页、听音乐、下载音乐、和朋友聊天、完成文字处理的文件、回复邮件等；流行电视剧迷们也可以模仿对白，概括剧情，对电视剧内容进行讨论，创造原创流行的小说剧本，创作音乐，谱写乐章、制作自己的视频电影——然后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球传播。这种融合现象发生在同一种设备里，存在于具有相同经营权的企业里，存在于消费者的大脑里，存在于“群迷”里，甚至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中，人们使用融合媒体的现象也越来越普及，这种融合媒体造就了新的传媒文化。
2 数字出版之文化逻辑
对文化而言，媒介融合将是一个“杂糅”的文化现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构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和价值链，从而形成新的传媒文化，媒介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可以看到，文化变迁、传媒规制和媒介经济三者的合力加速了媒介融合，并促使技术设施和媒介设备发生变化。
媒介融合的速度在不同的文化阶层和消费阶层里具有不同的表现：那些最富有的、最懂技术的少数精英将变成最早的融合媒介产品的适应者，并被其他阶层的人追捧为时尚，而努力模仿和追赶。媒介融合的速度在国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媒介融合将形成强大的传媒帝国，直接导致权利和财富在发达和富有的国家高度集中，同时也将改变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格局。融合不仅是企业品牌扩张的机会，它也意味着媒体力量的重新配置和媒体美学、媒体经济学的重塑。法国网络信息理论家皮埃尔·利维（Pierre Levy）用“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这个术语来表述在某些网站社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他认为，人们利用互联网把个人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加以传播分享以实现共同目标。而UGC模式目前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新媒体业态之中；如维基百科、YouTube、MySpace等网站都是UGC的成功案例，社区网络、视频分享、博客、播客和微博等都是UGC的主要应用形式，这就是“集体智慧”的体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传媒理论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认为“集体智慧”的出现可以归因于媒体融合以及共享文化。
新知识新文化层出不穷，人和人之间的传统联系方式已经开始支离破碎；新技术支持下，人们的联系方式更加多样、更加快捷。网络社区的新结构正在形成，这些新社区往往通过自愿的形式，即时的方式，通过情感投资的形式加以确认并形成，有些还通过企业的产品推广营销、互赠知识、互换信息的活动方式组合，形成了人们自己的社交圈和网络社区。
知识文化将会逐渐地转变商业文化，甚至会转变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新技术带来了许多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流程和销售模式。例如，点对点技术不断被推广，越来越多的新生销售和传播方式如在线阅读、跳转链接、分章节销售、碎片化的知识检索等，已经无需再经过传统的“整本复制”环节，这种新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严重地挑战着旧有的分销和所有权系统。
媒介融合的发展，最终势必会造成商业传媒和“集体智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想象，传媒领域将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权力：一种来自于媒介融合，以网络电视这种融合媒体为例，任何需要播放的信息，都需要获得授权；另外一种就是“集体智慧”，信息传播是面向不同公众组成的松散网络人群，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而不需要付费。由此造成了“传播权被高度集中”和“传播权被彻底粉碎”的媒体生存博弈。
此外，传统主流媒体是处于国家议程的核心位置，将主导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草根媒体或新媒体往往会以维护公民的知晓权、参与权的面貌出现，构造出与那些主流媒体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观点，严重地挑战着主流媒体的权威与核心地位。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合不断演进，技术、产业、市场、体制和受众这五者也永远处于博弈之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旁门左道的价值观在媒介传播中不断碰撞、不断博弈，商业传媒与“集体智慧”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不断斗争，这就是媒介融合下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背景与文化逻辑。应该看到，传媒创新往往出现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这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把握好边缘地带往往就能巩固主流媒体的导向，这要求文化研究必须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传媒文化和核心价值，探索其内在的文化逻辑。
3 数字出版之产业规制
数字出版产业是内容产业，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因此，产业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国情和文化环境，受到宏观社会发展的制约，更主要地受到制度经济模式的制约，具有多种规制方式和特征。
规制是一种普遍现象。传媒规制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可以说大凡有传媒产业的地方就有规制的存在。不同国家对传媒规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产业体制各异，但规制恒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传媒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有专门的传媒规制机构对传媒产业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并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策和规制系统，以激励产业或者制衡行业。
垄断与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主要内容。媒介融合的内生逻辑及终极指向是通过规模化和差异性来满足人们即时即地的信息需求，一方面需要垄断经营以提高数字出版产业规模效益和产业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又需要竞争，以提高效能。数字出版垄断巨头和新兴媒体企业并存是数字技术条件下数字出版产业的现实；垄断和竞争并存是数字出版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
制衡是规制的天平支点。媒介融合过程和传媒形态是在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之间的博弈中不断发展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当两者力量呈现均衡状态时，所产生的产业效益是最大的。因此，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核心就是要让具有调适垄断作用力和竞争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的能力——“制衡”，以“制衡”作为平衡数字出版产业内部作用力的原则。在规模经济驱动下的垄断经营的空间中调适垄断性作用力，扩大产业边际效益、提高产业效能；同时也要最大可能地激励竞争，通过放松管制、不对称管制和反垄断等手段来调适竞争性作用力。这两股力量达到均衡就是数字出版产业规制的“支点”，也是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核心原动力。
发挥数字出版规制的“公器”作用。以政府为代表的规制主体，基于法制和科学管理，采用有效而稳健的渐进式制度改革和规制措施，激励和制约数字出版企业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数字出版企业在开拓市场，使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社会化的同时,也往往可能为追逐最大利润而牺牲社会效益或给公共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运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种规制手段来引导产业竞争和发展。传媒规制是传媒社会的“公器”，因此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要牢牢把握“规制公器”，发挥规制的“公器”作用，引导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环境下，对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我国传媒体制的改革和产业转型，应该把握媒介融合的发展特征，认清媒介融合背景下新的文化发展逻辑和产业特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握规制的平衡点，从文化新形态和传媒新业态特征入手，根据媒介融合的变化来调整传媒规制，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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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awson Borders.G.Media Organizations and Convergence： Case Studies of Media Convergence Pioneers[M]．Lawrence Associaties，Publisher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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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云香.集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1）
[6]郑晓华.我国媒介融合的内外动因解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收稿日期：2012-01-29）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1年度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1692191100）“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数字出版规制创新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浅析桑产业发展逻辑的演变 篇3
据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包括较完整农业与蚕桑生产技术的官修农书———《农桑辑要》记载, 元代推行“农桑并举, 耕织并重”, 显示蚕桑生产经济运作的显要地位。据考古发现, 目前发现的最早家蚕纺织品属龙山文化时代, 大约距今4700年左右。传统桑产业发展主要为养家蚕提供饲料, 桑树的人工种植应该与家蚕饲养属同一时期, 因蚕兴桑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
种桑为了养蚕, 养蚕为了结茧, 结茧为了缫丝, 缫丝为了纺绸, 环环相扣的蚕桑产业曾创造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当前蚕桑产业却正在以加速度挣脱“一根丝”的束缚, 从桑果汁到桑叶茶, 从食蚕蛹到桑枝菌, 从丝绸产品到蚕沙有机肥, 从桑园鸡到文化游, 多元化利用令蚕桑产业从各个环节、不同产业融入了大农业。目前传统的蚕桑产业正在向以桑为中心转变, “立桑为业拓展提升”引领蚕桑产业融入多元化、生态型发展理念[2]。桑的自然逻辑渐显特性, 经济逻辑向综合利用拓展, 社会逻辑由辅助型向主体型转变。
1 桑的自然逻辑演变
1.1 桑的栽培方式演变
北宋时, 北方蚕业虽有所恢复和发展, 但已落后于江南。当时长江中、下游及四川盆地向朝廷缴纳的丝织品占全国60%以上。宋室南渡, 大批统治阶级的官僚、宦室南下, 丝绸的需要和贸易日增。同时北方蚕业的先进生产技术经验也向南方传播, 如湖州地区早在北宋时已盛行的桑树嫁接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已有青桑、白桑、拳桑、红鸡爪、睦州青等优良品种, 形成著名的湖桑类型。
元代中叶开始奖励农桑。至元十年 (1273年) 由司农司编刊的《农桑辑要》以及皇庆二年 (1313年) 成书的《王祯农书》等农桑著述, 对推动农桑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当时为提高桑叶的产量和质量, 已普遍采用插接、劈接、芽接、搭接等嫁接技术, 并用压条无性繁殖法快速育成地桑, 基本形成成熟的种植技术[3]。近年江浙地区育苗基地采用根部嫁接方式提高了良种育苗效率, 广东等区域杂交桑草本化栽培, 为快速建园、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叶用桑向果叶兼用桑多元发展
目前全省已建成6500公顷优质果叶兼用桑园, 其中投产果桑园2500公顷, 桑果面积占全国70%左右。2015年全省桑果产量达到4万吨, 销售收入达到2.8亿元, 果桑已成为助推蚕农增收和蚕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我市以果桑基地为依托, 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餐饮娱乐等为一体的休闲桑业已成为城郊蚕桑产业转型的成功模式。
1.3 四边桑向“6225”桑经模式转变
在很长一个时期, 桑围着田坎地边栽, 充分利用空间优势, 对粮食等作物的产量不构成大的影响, 形成以粮为纲、桑蚕业为辅的生产模式。随着蚕桑规模化的发展, 连块整片建桑园正在成为主流, 采用“6225”桑经模式, 大行中间套作经济作物, 形成为以桑为主, 立体种养为一体的种植模式。
2 桑的经济逻辑延伸
2.1 桑蚕专用饲料向畜禽饲料转变
近20多年来, 桑叶逐渐应用于各种畜禽生产中, 拓展桑叶的饲料用途, 是解决畜禽业规模化快速发展对蛋白质饲料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随着近年畜禽业规模化工厂化生产, 另一方面人民对安全健康生活的追求, 通过添加植物源改善产品品质的新需求, 催生出饲料桑产业。桑叶中粗蛋白和粗脂肪的质量分数分别为29.8%和5.6%, 仅次于大豆, 优于苜蓿草粉。目前应用在肉牛、肉羊、蛋鸡、肉兔、鱼类、生猪等方面取得初步效果。
2.2 经济型向生态型延伸
桑树具有极强的生态适应能力, 对各种不良立地环境也有很强的抗逆性。桑树既是很好的经济林木, 也是可用于生态治理的优良树种。新疆形成了桑树资源在蚕丝产业、民俗文化、维医药和生态防护中独特经济、生态、文化价值[4]。将桑树用于治理土地的石漠化、沙化、盐碱化和土壤重金属污染等, 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桑树的生态治理功能, 开拓了立桑为业的广阔空间, 融入了新的国家需求, 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2.3 一片叶向一颗树综合利用
桑树是国人熟悉的植物, 大都知道养蚕是离不开桑叶的, 桑叶入药也略有耳闻, 可作为食品的桑叶就很少有人熟悉了。桑枝条富含有机质, 可用于栽培食用菌。桑椹是优质水果, 可制作果汁、果酒。国家将桑叶提取物作为新食品原料的意见已公开征求意见。桑叶提取物本身具有很好的降血糖效果, 主要功效成分1-脱氧野尻霉素 (DNJ) , 是优质的保健食品天然功效原料。桑树还有许多活性物质,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 可以认为会带来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 为立桑为业拓展利用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3 桑的社会逻辑外延
3.1 特种经济作物向大农业植物转型
在传统农耕文化时代, 桑主要为蚕业生产服务, 桑和蚕是一个共同体, 蚕桑有过辉煌的历史, 丝绸曾与黄金等价, 几千年来丝绸价值很高。三国时期蜀锦制造业十分发达, 成为蜀国主要的财政来源, 农桑成为经济基础的代表。我国的蚕桑产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国家创汇的重要产业, 备受各级政府重视, 至1970年蚕茧产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但到九十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蚕业也开始日渐衰颓。蚕桑产业融入大农业的时代开启。
3.2 兼业型向专业型转变
蚕桑一度作为农村副业经济的形式存在, 在八九十年代江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齐养蚕, 在解决温饱阶段, 农民利用闲暇时间养蚕补贴家用。在国家东桑西移政策后, 蚕桑产业向西部地区等优势区域聚集, 以养蚕为主业的专业大户逐渐形成新的群体。养蚕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 随着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养蚕专业化成为必然发展趋势, 专业化发展是蚕桑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3.3 以桑育蚕向以桑养人转变
曾经蚕农的日常生产生活形式和生产工具, 在一些区域作为宝贝进入展览馆, 供大家参观欣赏。桑树全身都是宝, 有些传统养蚕区域不再忙碌养蚕, 而是将桑叶采撷来烹制一道道美味佳肴, 还有专门供食用的菜桑品种, 类似叶菜等作鲜食或桑叶粉。桑叶茶、桑果酒、桑果醋、桑食品等桑系列产品正在丰富市场。
我国桑资源丰富, 蕴藏着巨大的利用潜能。2013年桑树基因组测序完成, 不仅能促进桑树改良, 也能调控蚕的基因表达, 对蚕桑产业的创新变革以及现代桑树学的建立都有巨大作用。应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加强对桑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将会使传统的蚕桑种养殖业向以桑为中心综合产业体系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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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仲怀.立桑为业拓展提升《蚕业科学》[J].2015, 41 (1) :0001-0002.
[3]周匡明, 刘挺.《农桑辑要》中凸出的蚕桑科技成就《蚕业科学》[J].2014, 40 (2) :0307-0316.
产业逻辑 篇4
关键词：出版产业；政策；演变；逻辑
中国出版业转企改制和市场化过程一直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引导，难免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从出版业目前的整体层面看，其发展方式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选择，这些选择都需要出版管理部门通过产业政策的方式来加以引导和支持。此外，通过出版产业政策来审视出版业的改革，还可以探索全新的出版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调动社会各级力量和各部门的资源，加速出版产业的全面升级、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出版业发展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四因素对其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四大因素的变化发展，中国出版产业政策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一、由计划型政策向市场型政策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党和政府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以及当时客观存在的出版格局，国营和私有出版业共存了一段时间。在这个阶段，政府出台出版政策，既要考虑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又要兼顾出版业的经济属性。等到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党和政府迅速实现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型出版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从图书内容审读、纸张供给到图书发行的诸多环节，都完全由国家机器控制，那个时候的出版机构被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管理，其人事、财务、出版业务等各方面皆由政府部门（宣传部、出版局等）进行指挥和管理，完全不用、不必考虑盈利问题。这样，出版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基本被否定，其主体性基本被抹杀。这个时期，我国出版业泛政治化色彩十分浓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较快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出版业的经济属性很快凸现出来。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出版社、杂志社要实行自负盈亏的文件——《1979年中宣部21号文件》，提出“所有出版社、杂志社都要提高书刊质量，加强经营管理，除个别情况外，都要实行经济核算，切实做到自负盈亏，不得由国家补贴。如果长期亏损，办不下去，就应该停办。”①这是我国开始重视出版业经济属性的明确信号。自此，出版业开始启动商业化步伐，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业改革便以出版物的商品化和培育出版发行市场为主要特征。
在1992年12月举行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作了题为《贯彻十四大精神，把新闻出版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报告，提出要按步骤建立和发展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1994年3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在一份关于直属企业改革的文件中提出，“最主要的是根据出版产业的特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充分运用和发挥市场对生产经营的激励或约束作用，增强在市场经济中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②此文件正式提出了“出版产业”的口号。但是，由于出版业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缘故，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仍然比较缓慢。直到2002年的十六大，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概念才得以明确界定，这就为经营性文化单位和出版机构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出版业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自此开始加快。2007年的十七大开始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宏观文化政策，更加明确和坚定了出版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改革方向。其后，政府开始着手推动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组建出版集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出版业产业链内部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重组频繁，出版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跨行业发展亦成燎原之势。③在多管齐下的出版政策的推动下，出版业成为文化体制改革步伐较快、成效较大的领域，其发展速度、总体规模和市场化程度都上了一个台阶。
二、由管理政策向治理政策转变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出版单位的主体意识日益高涨，其对出版业改革发展的目的、方向及自身利益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中国出版业逐渐形成了行政管理机构和出版单位两个主体，二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中国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路径。但总体而言，由于出版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党和政府一直坚持对出版业的可管可控。因此，在二者的博弈中，前者毫无疑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甚至可以说出版单位的许多权力都是行政管理机构主动让渡的。
具体而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出版业的经济属性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但其意识形态属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我国出版体制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转移、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转移，出版业需要高效发挥出版的产业功能和经济功能。这个阶段的升级型产业政策具有明显行政强制的计划色彩，如用行政手段控制出版社和书号、强力推行集团化改革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通过对出版社数量和书号数量的控制进而实现对出版总量的控制。1995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要求对出版书号实行配额制，此举的实质是将此前下放给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又集中收回，具有明显的复归计划管理体制的倾向。④
真正有意义的转变发生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长期以来，出版业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改革步伐远远滞后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2003年开始，我国出版业以“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管办分离”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在出版业转企改制、企事分开的过程中，政府自身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国有企业在实践中形成的一套有效的具有制度性特征的路径规则可以供经营性出版单位直接借鉴。未来出版产业和一般国企将可能进一步沿着制度趋同的进程发展。当然，由于出版物的公共产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其规制将会更加复杂一些。在彻底实现政府职能由硬性管制向软性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出版业政府规制变革应采取放松与加强相结合的策略。除了从政府主导型控制走向法律主导型治理，由直接决策为主走向间接决策为主，由全面直接管理走向间接宏观引导，建立一个独立、高效、自治的出版行业协会体系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一环。政府部门要通过引导、培育、扶持出版行业协会职能转变，让出版行业协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原有政府的部分职能，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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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制化方面，政府出台的比较重要的出版法律法规有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2006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许多重要的出版法律法规在这期间也进行了再次或多次修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为主的出版法律框架初步形成，围绕“一法七条例”颁布实施的相关配套法规、规章达到32件，使中国出版业做到了有法可依。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事件。2011年7月13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正式启动。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3月31日发出通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向社会各界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包括出版业在内的版权产业从行业管理走向公共治理的标志性事件，国家版权局与出版界、专家、媒体、公众就其中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互动，公开让全民参与到《著作权法》修订事务中来，依靠多元主体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三、由封闭半封闭型政策向开放型政策转变
改革开放前，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出版业与国外仅有一些零星的、断断续续的交流。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出版业经营模式逐步从主要面向国内的封闭半封闭型市场经营模式转型为既面向国内、又面向国际的开放型经营模式。
首先是逐步清除各种体制性壁垒，积极促进全国出版市场的统一。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一，政府努力打破地域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出版市场。在1979年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原国家出版局制定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新出版方针。地方出版社经营方针的调整，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出版市场的地区封锁壁垒。近年来，在出版体制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版业跨地区的重组已开始破冰。第二，政府逐渐打破所有制壁垒，允许不同所有制的出版力量参与到出版业中来。这首先体现在与出版意识形态属性相去甚远的发行领域。原国家出版局于1980年12月2日发布了《<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图书零售业务领域。1985年，文化部先后颁发了《关于开展协作出版业务的补充通知》和《关于出版社兼办自费出版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批准了协作出版和自费出版作为国有出版的补充，这极大地释放了公有制以外的出版生产力，为我国出版业增添了一支生力军。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体制改革有了质的飞跃的条件下，政府对出版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也有了重大突破。2005年4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支持并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出版物的印刷、发行和广告经营等领域，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资质认定、项目审批和融资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同样待遇。这一系列政策在充分肯定国有出版企业主导作用的同时，也支持、引导和规范民营出版机构参与到出版产业中来，这有利于增强出版业的整体实力和推动国有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第三，积极打破出版行业内部和其他行业间的壁垒，允许出版业和其他行业的相互准入。1991年8月12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发了《关于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的暂行规定》，出版业内部出版、印刷、发行专业化分工的局面开始被打破。2012年2月27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推动跨地域联合重组，打破行业壁垒和地区封锁，实现出版传媒集团的“五跨”式发展——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同时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实现跨行业发展，可以兼并重组新闻出版领域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而在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原新闻出版总署和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合并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两个管理机构的合并为出版业和其他媒介行业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其次，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扩大出版业对外开放的程度。改革开放前，中外出版交流活动以出版物贸易为主，国家对出版物的进出口都是从严掌握的。在出版物进口政策方面，1951年国务院曾经制定《国外印刷品进口暂行办法》，规定了国外印刷品进口的主要渠道和审批方式，其目的是限制国外的反动宣传物的进口。在出版物出口政策方面，1952年原出版总署制定了《对书籍国外发行的指示》，其中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限制较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限制则比较多。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宽了各种限制条件，大大拓展了中外出版交流活动的渠道和方式。如果说之前的出版交流侧重于“引进来”，那么在2002年十六大之后，“引进来”与“走出去”开始并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为改变当时的版权贸易逆差局面，出版业确立了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这一原则。此后，政府在推动“走出去”方面每年都会出台重大的利好政策。2003年，新闻出版“走出去”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上被确定为行业改革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一起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开始对入选图书进行翻译费用的资助。之后，《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等配套政策相继出台。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10年年底又开始实施另一新闻出版“走出去”的重点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该工程计划构建包括国际网络书店和国际主流营销渠道在内的立体化、国际化的营销渠道和网络，以推动更多优秀的中外文出版物走向世界。201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新闻出版“走出去”进行规划。2012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归纳梳理和新制定了50条扶持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把国际化确立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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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单一媒体政策向全媒体政策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出版一直在追求机械化发展，出版总量一直在稳步上升，但却并无“质”的突破。出版技术的落后严重影响了文化和信息的传播，制约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当时的出版政策也主要以印刷出版为指导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逐渐兴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相结合诞生了数字出版这一出版新业态。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来支持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其中不乏一些比较重大的关于数字出版发展的产业政策。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指出要积极发展电子书、手机报刊、网络出版物等新兴业态。2009年，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加大对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发展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业态。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发展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性新兴出版产业的任务。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还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前者指出了发展数字出版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后者则希望用发展电子书产业来带动数字出版业的发展，促使传统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转型。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11年发布了《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发展数字出版业的战略重点、主要目标和保障措施。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出版集团实施数字化的战略性指导意见。之后，仍旧不断有新的鼓励发展数字出版业的政策出台。当然，全媒体出版环境下的政府政策供给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全媒体出版的发展离不开出版体制变革。只有进行出版体制的变革，政府的一系列引导性、扶持性政策的绩效才能通过出版主体的不断创新显现出来。
中国出版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已经蔚然大观，但仍处于产业化的初级阶段，出版业市场化、产业化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出版管理体制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出版行政部门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以直接的行政管理为主向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的逐步过渡，最终完成从硬性管制向软性治理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我国出版业做大做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刘大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编审）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中国出版产业政策研究：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建构”（项目批准号：CUC13A26）、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课题重点研究项目“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A-2014-1-1）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26.
② 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28.
③ 陈金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政策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J].出版广角，2012（6）：60-61.
④ 周正兵.我国出版产业政策演变及其趋势——兼及对出版产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J].中国出版，2010（21）：31-34.
⑤ 朱丽琴.出版产业发展需以政府规制变革为保障[J].出版参考，2012（28）：12-13.
⑥ 柳斌杰.高举旗帜 改革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业大发展[M]//中国出版业变革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⑦ 王玉梅.中国出版走出去十年：世界在这里读懂中国[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0-17.
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路径与逻辑 篇5
一、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发展简介
1. 传统农业产业化的形式
在传统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技术不成熟, 实力不够强, 所以还需要企业与农户的合作, 这也是传统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常见形式。在公司与农户的组织形式中, 企业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农户需要在公司的要求下进行产品的生产。公司为了确保产品的顺利销售, 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等级, 例如加强对农户的技术支持和指导等, 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管理。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比较初级的组织形式,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逐渐地出现了大户, 大户能够起到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联结作用, 能够更好地加强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互动。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龙头企业等组织形式逐渐地出现。
2. 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出现
在传统农业产业化组织不断地发展的基础上, 逐渐地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 例如公司与家庭农场等模式。在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中, 农户逐渐地消失了, 生产规模逐渐地增大, 有效地发挥了农业产业的规模效应, 因此近年来得到了人们的欢迎。在新型农业产业组织中, 由于农场的规模比较大, 能够适合机械化操作, 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从而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二、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创新路径及逻辑研究
1. 加强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商业模式创新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不断探索, 在农业产业化组织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创新, 首先应当加强商业模式的创新, 准确地定位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功能和价值。商业模式的创新改变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例如目前在一些地区出现的农业合作社, 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农户的土地进行托管, 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打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这样企业和农户都获得了专业化分工的优势, 不仅能够促进农产品的增产、增值, 同时也实现了农业发展模式的创新, 为农业产业化组织提供了新的途径。
2. 农业产业化组织之间的合作
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不断发展, 其规模也越来越大, 出现了不同农业产业化组织之间的联合和合作, 实现了优势互补, 对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类型或者同类型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合作, 主要表现在收购、重组或者控股等方式上, 能够进一步地扩大农业产业化的规模, 实现农业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有利于发挥农业产业化的规模效应, 实现农业产业化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目前这种农业产业化组织在各个地方逐渐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合作社可以邀请一些技术先进的企业来提供技术指导, 逐渐地实现品牌统一化, 包装统一化, 通过统一销售有利于建立当地的品牌, 对于确保农产品的品质, 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信誉具有重要的帮助。例如2016年成功打入美国市场的山西万荣苹果, 在苹果生产的过程中, 技术要求统一化, 并且由政府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 不仅提高了品牌的响亮度, 而且也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3. 建立产业联盟
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农业产业化组织开始出现了协会和联盟的形式, 对同类和相近的农产品进行统一的加工和销售, 这种组织形式能够进一步地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改变传统农业产业化组织在市场中单打独斗的局面。产业联盟对于内部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遵循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原则, 能够实现对组织内部的协调、监督等作用, 这种产业联盟的模式在面对市场的过程中具有共同的利益, 所以在联盟内部具有比较高的自觉性, 对于维护当地农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越来越多的行业协会和联盟在各地逐渐地建立, 这些协会不仅能够促进了农产品的销售, 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的创新, 实现了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 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发展。目前这种农业产业化协会和联盟的形式非常丰富, 常常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建立相应的形式, 例如出现了产品销售联盟、技术创新联盟等, 这些联盟的形式能够实现共同营销, 更好地接近市场, 分散风险等, 减少了组织和交易过程中的成本, 而且还能够实现优势互补, 最终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发展。
三、结束语
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 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创新途径将会越来越多元化, 越来越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过程中, 需要严格地遵循经济规律, 发挥市场的作用, 促进各个经济要素的有效结合, 充分发挥规模优势, 减少组织和交易过程中的各种成本, 结合农产品的特点和市场的要求, 实现农产品产业链的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相关性逻辑下传媒产业发展新思维 篇6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注意力,影响力,相关性,传媒产业
一、互联网时代的丰饶经济学
(一)传媒经济领域“稀缺资源”的界定
互联网时代传播渠道得到极大丰富和畅通,海量的信息资源将我们置于一个面对无限选择的“丰饶经济”时代,有时太多选择也让人不堪重负。戈德海伯在1997年正式提出了 “注意力经济”的概念,认为互联网时代信息是过剩的,真正稀缺的是人们的注意力。[1]喻国明在“注意力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影响力经济”:传媒之于市场的价值大小关键在于它通过其受众所产生的对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2]
“注意力”和“影响力”仍是现今传媒产业价值实现的核心要素,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相关性”成为传媒获得注意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由此而来的“相关性经济”成为一个需要加以认识和界定的重要概念。
(二)现阶段传媒竞争的新趋势
互联网时代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传授关系,通达市场和受众的传播渠道更多、更便捷、 更廉价,传播生态呈现“去中心化”、“碎片化”格局,有着各种特殊需求的受众分割成一个个专门市场,受众呈现出碎化和极化的特征。正如《长尾理论》所提出的:技术正将大规模市场转化成无数的利基市场。[3]人们更愿意也有条件去关注那些在时空、兴趣点等方面与自身相关的个性化内容。这也正是在新媒体冲击下,在传统报业整体式微的大趋势中,自身内容与特定受众息息相关的社区报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好的原因,社区报内在的“相关性”思维值得各个领域企业去思考和借鉴。
如今,我国传媒市场的分割基本完成,传媒发展应实现从追求市场占有率到追求个人占有率的转变,提升个人占有率的关键在于媒体能否准确把握受众需求。以往对于传媒受众的定位仅仅是单一的业缘或地缘,而在“兴趣”、“需求”、 “地域”和“专业性”等多方面建立与受众的关联才能有效切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中,进而在有限用户中实现全方位的商业价值。
(三)互联网强化了“相关性”
大数据时代易于找到“相关性”。麦肯锡公司最早提出的 “大数据”概念是指互联网公司在日常运营中生成、累积的用户网络行为数据。[4]庞大的用户数据能够帮助企业分析用户行为,发现或以此为依据建立与消费者的关联,从而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找到相应的商业模式。
传播技术的发展利于塑造参与感,建立“相关性”。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信息传播模式的重大转变,媒介渠道功能的优化使得“全民DIY”的内容生产方式成为可能,信息从不对称转变为对称,互联网去中心化的传播让每个人都能成为信息的节点,由受众参与制作的产品也更易获得关注和认同。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新的传播技术,让用户参与到内容或产品生产中,又或者通过众筹等方式在多方面建立与用户的联系, 从而增强自身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进而实现自身的商业价值。
互联网作用下的“裂变”与“重聚合”强化了相关性。互联网作用下,企业聚集的与自身高度关联的粉丝的最大价值就是“裂变”,当这个群体足够大时,就会产生强大的消费能力和影响力。[5]互联网强化相关性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当人们共同消费时,消费者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便捷交流使他们迅速找到归属感,并从碎片重新聚合成因共同“喜好”等构成的圈子或社群,共同的“喜好”又会反过来强化个体的忠诚度,而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企业,社群与企业的关系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密切,他们的深度交互释放出来的商业价值是巨大的。
二、“相关性经济”概述
(一)“相关性经济”的起源
“相关性”一词所涵盖的范围和领域极为广泛,在不同学科里的定义也有很大差异。[6]传媒经济领域的研究者张伟最早开始关注“相关性经济”的概念,他指出“相关性经济源于新闻学教授杰夫加瓦斯对谷歌广告模式的分析”(此处为张伟教授的课堂讲授)。Google搜索引擎从广告客户处得到广告业务并参与广告制作优化,同时通过搜索引擎收集检索用户的反馈信息并进行用户行为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调整广告投放、提供个性化服务。
相关性创造了谷歌广告模式的商业价值:基于搜索引擎和用户的大数据分析,谷歌承诺广告主的每一份广告支出都能用在刀刃上。综合来看,正如杰夫加瓦斯所指出的那样:线上广告真正的价值并不在时间的耗费上,而应将目标聚焦在运用数据技术的广告上,正如谷歌做的这样(智能化的广告程序与产品)。也就是说,真正的价值并不在注意力,而是通过数据关系构成的相关性,这正是谷歌模式之所在。
(二)“相关性经济”的动力系统
在这样一个选择丰富,交互频繁的大数据时代,只有当某个企业、产品、服务在内容或其他方面与用户产生关联,才能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并在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和市场消费等社会行为方面对用户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进而实现自身的商业价值。“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和“相关性经济”三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只有具备了相关性才能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并增强影响力;另一方面,当有了足够的注意力和影响力时,反过来又能够进一步强化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产品、产品与产品间的相关性,如此往复循环,构成了“相关性经济”的动力机制。
如果说过去的“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都是以内容为王思维为导向的生产者中心理论,那么“相关性经济”与它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从受众需求出发进行内容生产与制度安排的用户中心理论。“相关性经济”关注受众分析,强调满足受众需求,并不是说内容生产不重要,而是说产品和服务应当在时空、兴趣、需求、专业等多方面建立与受众的关联才能有效切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中,进而在有限用户中实现全方位的商业价值。
(三)“相关性经济”的界定
“相关性经济”在某些方面与“社群经济”和“粉丝经济” 有共同点,但在范畴上又比它们更大,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进行内容/ 产品生产和制度安排的“用户本位”的互联网思维。也就是说,相关性经济是依托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以用户需求为核心,从产品、服务或企业文化本身等方面建立与用户的相关性,吸引目标用户的关注,并通过用户社群的运营加强用户之间、用户与企业间的联系, 进而对特定群体用户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尤其是市场消费等社会行为产生强大影响力,最终实现在多个相关的业务层面全方位挖掘用户价值的经济模式。
(四)“相关性经济”的经济学解读
从本质上说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稀缺资源在可供选择的用途中如何进行配置的科学。[7]这句话包含的核心涵义就是任何个人和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稀缺性。
从消费者行为理论看,有关消费者行为最基本的假定是消费者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媒体通过筛选出与目标受众相关的内容并用其易于理解的语言和形式进行内容表达来降低其获取信息的时间、金钱成本;用目标受众偏好的风格、形态、 立场来定制相关内容并与其达到价值观上的认同和共振,则可以提升消费者消费媒介产品所得到的现时和预期回报。为消费者提供他所需要的相关内容可以增加其获得的效用,同时降低其消费代价“,相关性”为消费者创造了更多价值。
从生产者理论看,厂商的行为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相关性经济”思维要求从客户需求出发,并与这些需求相切合的产品和服务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链。开拓彼此关联的新业务带来的范围经济效应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相关性”为企业创造了更多收益。
从市场均衡角度看,通过提供与特定目标受众息息相关的媒介内容、产品或服务,并通过媒介内容聚集起一定的用户“圈子”,可以增强传媒企业在市场中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市场环境。
(五)“相关性经济”仍符合传媒产业“二元模式”特征
从经济学角度看,媒介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二元市场,在产品市场中,传媒生产者把内容卖给受众,并获得注意力资源,在服务市场中,传媒生产者将受众的注意力资源卖给广告主,获得广告收入。传统的“二元模式”中,产品与服务分离,媒体需要通过两次售卖完成一个循环,两次售卖交叉于受众,它得以实现的原因是受众与消费者两种身份的重合。互联网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传播环境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传媒企业除了通过传统的二元模式实现盈利外,还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很多自媒体和专业媒体不登广告同样可以赚钱,越来越多的广告客户也不再选择直接在媒体上刊登广告,甚至有人提出未来广告会消失的推断。
在传统的传媒经济活动中,媒体的商业价值靠广告来实现,广告主出于商业利益,在传媒上登广告,向传媒生产者付费,购买受众时间。互联网时代,同样有广告主,或称企业主, 为商业利益,向传媒生产者付费,购买受众资源,可能以广告形式,更可能不登广告,而是通过多种多样的营销手段,获得传媒受众注意,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二元模式仍然存在,只是第二元市场———服务市场中原本的广告服务一项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广告可能不以显性的广告形式存在,而是以隐性的方式成为营销的一部分,所以广告并没有消失,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与营销重叠在一起;另外传统的广告主一项的范畴更为广泛,只要是出钱人都可以理解为广告客户,它可以是普通的物质产品生产企业,可以是发布内容的媒体生产者自身,也可以是其他社会媒体,其指向对象涵盖了所有在价值链上可能与之合作的利益相关者;而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此时称为“用户”更为准确。正如张伟教授所说“信息时代的传媒经济确实呈现出复杂特异的情况,但总的商业模式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本质上仍然符合传媒产业二元模式的特征:受众仍居于二元或二次的重合处,仍需通过媒体内容获得受众或称用户,聚焦足够多用户后,价值才能得到实现,这个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受众这一核心”。
三、“相关性经济”:传媒产业发展新思维
“相关性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传媒产业发展的全新思维方式,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被包括报纸、图书、杂志、网站、电影、电视剧等各个领域的传媒行业所探索和实践着,虽操作方式上千差万别,但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塑造用户的参与感, 归结起来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内容或产品与用户相关
建立内容或产品与用户的关联,首先要根据目标受众的需求进行相关的内容生产。例如Business Insider以“专业需求”为切入点与特定受众建立关联,专注于IT和创业方面的报道,吸引商界和IT界精英人士的关注;美国知名的社区报 《斯塔滕前进报》则从“地域”这一维度与特定受众建立关联, 在大部分传统报纸业务下滑明显的情况下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万万没想到》这部网络自制剧则精准找到了它的目标受众“20-25岁青年男性”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共鸣点,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剧集创作,在情感体验上建立与受众的关联,使得点击量迅速上升,广告收益也不断增加;自媒体《罗辑思维》 则从“价值理念”、“兴趣爱好”等维度与它的受众紧密相连, 聚集起了一批崇拜罗胖、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忠实受众,并且在他们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成功实现一个自媒体平台会员付费半天入账160万,同名刊物《罗辑思维》三天内预售超过3000本。
其次通过“众包”或“众筹”等方式塑造用户的参与感,建立内容或产品与用户的关联。在“众包”方面:《赫芬顿邮报》 充分发动公民记者参与到新闻内容的生产中;上线不久的精品商业新闻网站《界面》也在探索通过“选题会”这样的形式让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中;钛媒体的作者群体已超过1000人,新闻内容的“众包”降低了内容生产成本,提高了内容供应量,更重要的是参与感让受众建立了与媒体及其内容的关联,这些受众会更多地关注这些媒体,同时也会义务进行宣传。在“众筹方面”:阿里巴巴推出的娱乐宝平台是个典型,用户通过娱乐宝出资100元就能投资《小时代3》等热门影视作品,它的逻辑在于通过降低资金募集的门槛,圈定了一群因自己的投资而支持某部作品的潜在观影人群,众筹的过程就是圈定粉丝,建立相关性的过程。[8]
(二)用户与用户间相关
社交时代人们通过关系、兴趣而集结成各种社群,逐渐找到心理上的归属感,每个个体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9]社群中每个个体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与身份,这种身份的转变激活了群体的经济价值:当感情成为附加值时,乌合之众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可以将“相关性经济”的商业价值无限放大,例如自媒体《罗辑思维》可以轻易在用户中筹得百万的资金。
现代公司越来越重视利用用户社区与客户/ 潜在客户建立更为深入的联系,并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在分众传播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内容生产十分重要,因为它是聚集特定用户群的关键纽带,但内容生产绝不是最终目的,它可以成为建设由具有特定兴趣爱好或职业、专业背景的人所组成的“圈子”的一种手段。能否建立并维系好与用户社区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社群运作增加成员互动,并将线上社区延展到线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媒体内容能否实现增值以及企业能否拓展业务类型并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
具体的社群运作方式可以是组织线下俱乐部,通过定期举办论坛、沙龙、公益活动等为社区成员提供良好的互动平台,从而增加他们进行交流和商业合作的机会,媒体可以从中收取服务费或培训费等;还可以依托专业社区做企业招聘或高级猎头服务等;又或者通过高端用户社区来进行特定行业评奖或者举办行业年度活动;当然保持好与用户社区的关系也可以帮助媒体售卖一些针对他们的增值服务或产品。 “圈子”或“用户社区”的建设、维系与运作是拓展媒体盈利空间的重要一环。
(三)产品/ 业务与产品/ 业务相关
互联网时代,在聚集了一定用户之后,产业链的裂变带来的商业价值更加不可估量,企业可通过开拓由用户广泛参与的彼此关联的新业务来完善自身的价值链。《天天酷跑》作为腾讯旗下的全新跑酷手游,自2013年推出以来便吸引了众多玩家关注,其在后期发展中并没有局限于游戏本身,而是不断探索与其他品牌的关联,与顶级游戏外设品牌雷蛇合作推出了Nabu智能手环酷跑定制版,玩家可将Nabu记录的步行数、热量消耗以及睡眠时间转换为游戏内的奖励,与珠宝品牌周大福合作推出了天天酷跑定制黄金饰品,举办酷跑黄金联赛。腾讯的另外一款儿童社区网页游戏《洛克王国》 则不断延展原来游戏领域单一的IP,走出了一条从游戏→图书→电影→话剧→动画→衍生品,再回到电影的发展路径, 最大程度释放了其版权价值。[10]腾讯游戏通过寻找与其他品牌的关联并进行合理嫁接,不断推出新产品、发展新业务,最终实现了玩家与品牌的双赢,形成极大的扩散效应,延伸了自身的价值链。
四、结语
(一)泛媒体化背景下的“相关性经济”
传媒产业之所以区别于非传媒产业,在于它是以生产和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产品及增值服务为主体的注意力产业, 互联网时代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的边界日渐模糊,泛媒体化趋势不断凸显。笔者认为泛媒体化现象主要指越来越多的传统非传媒企业开始具备传媒意识,善于运用媒体进行营销宣传或直接自建媒体,商业模式开始趋于向传媒产业的二次售卖模式转变,即从用户规模积累的角度(注意力和影响力), 在“相关性经济”思维的指导下连接“人与人”、“人与产品”、 “产品与产品”,探索流量变现,实现和拓展商业价值。“饿了么”和“美团外卖”的烧钱大战就是从用户积累的角度,争夺与之相关的O2O入口(例如地产、餐饮等),带动服务的延伸。[11]互联网时代,在“相关性经济”发展思维下,越来越多的产业开始寻找业务/ 产品间、用户间、用户与业务/ 产品间的关联点并进行连接。
(二)“相关性经济”思维下的发展策略
如图所示,互联网时代传媒企业运用“相关性经济”思维进行产业布局与调整可以遵循以上方式与步骤(如下图所示):
1.找到相关性:以受众需求为导向,以技术为驱动,进行数字化客户管理,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分析用户需求,找到自身与用户的相关性。
2.建立并强化相关性:可以通过“C2B”等以需定产的方式在时空、兴趣、专业、经济等方面与用户/ 潜在用户建立关联,通过迎合消费者偏好并降低其媒介内容获取成本,吸引用户关注并形成影响力;还可以通过“众包”或“众筹”等方式塑造参与感,建立并强化与用户的关联,自然也会获得更多关注,形成更强的影响力。
3.重视用户圈子的建设与维护:在聚集了一定数量的用户之后,还需要通过用户社区的建设与维护(例如定期举办论坛、沙龙、公益活动等)与客户/ 潜在客户建立更为深入的联系,并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
4.全方位挖掘用户价值:对聚集起来的用户进行全方位的价值挖掘,通过开拓满足客户需求的彼此关联的产品和服务构建并完善自身的价值链。
注释
1[1]Goldhaber M H.Attention Shoppers[J].Wired,1997,5(12):1.
2[2]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J].现代传播,2003(1):1.
3[3]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2.0[M].乔江涛,石晓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
4[4]引自百度百科“大数据时代”词条[EB/OL].
5[5]张勤.大数据时代从传统经济向粉丝经济转变[N].郑州晚报,2014-01-13.
6[6]引自百度百科“相关性分析”词条[EB/OL].
7[7]厉以宁.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
8[8]梁应杰,邬愉波.众筹投资是圈钱还是圈人?[N].都市快报,2014-03-27.
9[9][10]刘琼.看腾讯如何玩转粉丝经济[EB/OL].http://ww w.techweb.com.cn/news/.
产业逻辑 篇7
关键词：数据红利,信息数据,法律属性,类型化
作为大数据产业的逻辑起点, 大数据权属一直在学界、商界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探讨中, 直至2015 年4 月贵阳大数据交易平台第一笔交易完成, 接踵而来的上千笔交易陆续达成, 大数据权属归属这个问题仍是未决问题。承载着交易价值的大数据被赋予了产权, 而产权归谁还未知, 带着逻辑起点问题还模糊不清的产权运作,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 会是“也许他们很晚才发现, 他们侵了很多权、浪费了很多钱”。
数据采集开发方和买受方都紧锣密鼓地吸取着权属未定的大数据红利, 红利建立在大数据产权法律未醒之时, 而这种“未醒”, 不是未觉察, 而是在民事立法体系的上位法框架未定、政策产业推进导向激进及国外立法各取所需的纷繁状况中还未厘清思路, 还未达成共识并定格下来。
2015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吴晓灵强调, “明晰产权是建立数据流通规则和秩序的前提条件。”大数据时代, 数据的确权成为产业关注的核心问题。2016 年1 月15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 (草案) 》正式出炉, 这是中国首部大数据地方法规, 但对大数据权属仍未能明确。为突破大数据交易和商业化的瓶颈, 使数据红利交易成本早日清晰化, 也从而促使交易规则更严谨制衡, 笔者立足于法律视角, 兼顾当下国情及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 对大数据权属力图作一梳理。
一、与无关因素的剥离
(一) 无关于产业政策、市场、交易
尽管数据权属的讨论, 因数据产业、数据交易而起, 并日益成为不可绕开的核心问题, 但对数据权属的确认, 应无关于市场和交易。对数据权属归属的分析和认定, 既不应受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开发、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影响, 也不应受互联网大型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力的利益遮蔽, 从而失去其应有的内在机理。
(二) 无关于大数据收集、处理、运用等规则设计
大数据权属是产业天然内生的, 只是需要我们拨开复杂现象去找到它, 而不是为了现有和未来一定时期的大数据收集、运用、交易而去定位大数据属于谁, 也不能因为其中的利益博弈驱使我们去创设一个数据权属的特别安排。尽管数据抓取、收集、交易是数据价值实现的重要和生动环节, 但都是数据权属起点问题的后续逻辑。
(三) 无关于数据的巨量与脱敏
产业意义上的数据, 本质上是信息, 是关于社会特定主体的有价值的信息。当然这种特定, 在海量大数据中显得不特定, 同时这种价值在不同的开发商眼里, 会有不同呈现, 但作为有价值的产业数据, 一定是针对有某类特征的群体, 或是年龄上, 或是性别上, 或是职业上, 或是履历、兴趣爱好或活动区域、行为习惯及模式等, 在信息产生时其本身就天生附有特定主体的标签, 与人格权相连。数据量再大, 也无法否认信息最初采集环节是数据产业的第一环, 无法否认最初被记录人的人格特性。通常说的数据清洗 (Data cleansing) 不能实现数据与人格的分离功能, 数据清洗的任务是过滤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数据, 它是数据进行重新审查和校验的过程, 目的在于删除重复信息、纠正存在的错误, 并提供数据一致性。那么, 数据脱敏呢?对某些敏感信息通过脱敏规则进行数据的变形, 这样就可以在开发、测试和其他非生产环境以及外包环境中安全地使用脱敏后的真实数据集。但是, 在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阶段, 企业一直致力于身份识别, 匿名化技术与大数据身份识别技术在相互较量中不断发展。例如, 美国在线曾公布了3 个月间65.7 万用户的2000 万条搜索记录, 整个数据库做过精心的匿名化处理, 将用户名称和地址等个人信息代之以数字符号。但《纽约时报》还是在几天内通过几个关键词准确定位到了某个人。美国白宫大数据研究报告《大数据:抓住机遇、坚守价值》中也提出, “数据的模糊化处理作为保护个人隐私的一种手段, 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事实上, 收集数据并进行模糊化处理是基于相关公司不回复数据的承诺与相对应安保措施之上的解决方案。但有目的的模糊化处理可能使数据丧失其实用性并确保其出处及相应责任的能力, 此外, 也很难预测再识别技术将如何演变以应对看似匿名的数据。”譹) 笔者认为, 大数据企业目前规避风险的底线, 是“不触碰和销售底层数据”, 但后期结果的风险规避不应对前期的侵权行为风险产生豁免效应。
(四) 与国家主权、公共安全无关
大数据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资源高度, 直至成为国家商贸、能源、环境、国防等领域的直接竞争力, 我们对大数据主权的呼声日益强烈。但这是一个信息主权问题, 而非国内法视野中的数据信息权。信息主权指一个国家对其政权管辖地域范围内任何信息的制造、传播和交易活动以及相关的组织和制度拥有的最高权力, 是国家主权的一方面表现。大数据权属于国家主权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 个人、企业和相关组织拥有数据权利的前提下, 当牵涉到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时, 国家是否拥有保护和处理这些数据的权力?至于公共安全, 也如同此理。当数据信息权涉及公共安全或秩序时, 数据权利人的权利是否有必要让位于公共安全与公共利益, 这是大数据权属行使中的延伸问题。我们不能以国际交易、国防安全中的国家利益保护意图移换所讨论的大数据权益归属焦点。至多属于压力下的倒逼机制而已, 不能影响大数据权属原本应有的判认。个人数据权属的法律认定, 应在权源上私法先行, 在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等公法情境下考虑许可 (主动或被动) 使用, 却不先前相关所有权。
二、大数据的法律属性
(一) 数据的信息属性
数据是世界客观事物性质、状态的反映, 是客观信息的记录, 不是物。数据的价值也是其记录的内容, 所以数据应首先是归属于被记录方。被记录方可以是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出于公共行政管理需要而纳入公权力系统的政务、法务等相关信息, 是有条件的无偿采集和共享, 并非数据所有权就属于政府。政府也不应成为无偿采集数据的代言人。政府采集信息的附条件是指不侵犯个人隐私、不侵犯商业秘密和国家机密, 无偿采集但应是经被记录人同意, 程序上应完备明示或默示方式, 至于共享是否无偿还不能一概而论, 目前政府开放共享数据的政策和规则仍在探索阶段。我们不能认为, 数据客观存在, 就是“谁收集就属于谁”。因为, 以任何形式收集数据, 都只是信息的载体, 如同无形的知识产权, 载体可以多样和变换, 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如果多个公司都来对同一信息作采集, 都有享有数据所有权, 就丧失了所有权的唯一性, 在行使当中, 丧失了独占性的所有权, 有也等于没有, 因为没有丝毫权属对抗力。因此, 数据所有权归收集人是没有大格局上的产权意义的。
(二) 个人数据的人格权属性
个人信息权应属于独立的人格权, 这与隐私权有所不同。一直有观点认为, 个人信息大数据, 一旦隐私脱敏, 就不存在侵权问题, 但我们可以且不谈隐私标准的把控是在权利人手中而非采集交易人手中, 仅就不侵犯隐私就不侵权来看, 就不能成立。个人信息权是存在的, 它是一种积极的权利, 它的行使方式应在事前, 在未经许可收集、利用其个人信息时, 权利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更改或者删除, 以排除他人非法利用行为或者使其个人信息恢复到正确的状态。 (2) 当然, 如果允许使用, 信息权人也还有事后的撤回权。
当然有个非常微妙的前提, 是对于个人信息权, 尽管目前民法并没有给予设立。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目前已形成多部门监管状态, 如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工商总局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等。此外, 公安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都有相应个人信息监管及保护的法律规范。不少地方基于本地实际情况还出台了相关地方性法律条例, 如《深圳经济特区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条例》等。我国已出台了《民法典草案》, 其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已有具体规定, 在未来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确定个人信息权将更有利于尽快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个人信息不仅仅关系到个人利益, 还有可能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 与更多地涉及个人的隐私相比,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势必超越私法保护。
(三) 大数据的创作行为
数据的分析挖掘服务是大数据产业的核心, 是最具商业价值的部分, 是大数据产业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是在原生态数据上附加了创作性知识产权的。因为从数据的生命周期来看, 可以将大数据产业分为数据的采集、整理、存储、分析挖掘和数据应用这几个部分, 应用中还包括数据的可视化。在这样的生命周期里, 每个方面都会涉及相应拥有著作权或专利权的软件、硬件开发和创新服务。所以, 大数据产业在原始信息记录的基础上还有创作行为, 也正是这些创作行为使数据信息具有了产业价值。在数据财产利益链条上, 首先是信息被记录者的所有权利益, 然后才是大数据企业创作性利益, 这种利益建立在原始数据权利人的所有权之上。
三、大数据权属的类型化分析
数据根据信息内容参与方不同, 可以分为单方数据和交互性数据, 有些情形下, 数据抓取平台作为交互的一方, 有时作为第三方。根据大数据企业抓取平台参与信息的角色不同, 我们可以把大数据所有权权属分为两类作考察。
(一) 被记录方单方信息数据, 所有权归数据被记录者
个人数据兼有人身权与财产权属性, 是大数据价值的基础和素材。个人信息未经权利人同意, 不允许非法交易。信息产业部于2000 年发布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中提及“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 未经上网用户同意, 不得向他人泄露”, 给上网用户造成损害或者损失的,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项规定将有偿交易包括其中。2009 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 也明确规定, 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违反国家规定, 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 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单处罚金。单位也可以成立犯罪主体。
可见, 个人信息权属于个人, 不允许窃取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 但目前我国法律环境下, 并不禁止个人售卖自己的信息。在美国, 有个人将自己信息在网站成功拍卖的实例。个人信息的市场价值可以货币化, 那么, 建立在个人信息抓取上的大数据, 势必是应为抓取这类素材支付成本, 而且这种支付应是指向被记录者的。至于支付成本的方式, 可以在意思表示和对价两个层面进一步探索。
个人数据抓取的方式有很多, 除人工收集外, 大量数据是通过互联网使用平台抓取的。如个人身份信息、住址、医疗记录、个人日程安排、电子邮件内容、社交网络上交流的信息等, 以及我们使用AWS、阿里云、百度云盘、手机助手等来储存和备份自己的数据, 也不能避免这些信息在互联网中被检测到, 进而被采集、利用。随着测量设备和软件的改善, 信息还可以通过生物识别和生理测量抓取, 如可以利用眼球追踪技术获取及生成有用的诊断信息, 以帮助理解一个项目、网站或广告有没有成功引起用户注意或注册某些消息或图像。用皮肤电反应、眼睛的瞳孔扩张、心脏率、脑电波测量、面部情绪识别等记录人们的反应和情绪, 如有趣或令人兴奋等, 这些都可能成为进入人的灵魂的门户, 并发挥干预效能. (3) 那么, 被记录方对之应有知悉和同意权。
在欧美, “通知+ 同意”规则是数据保护立法的核心性规则, 是对所有权归属于数据信息被记录者的社会认可及法律认同, 是指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在收集、处理数据时须事先告知用户, 并得到用户的明示或者默示的许可。在我国, 个人隐私保护呼声日益高涨, 采“通知+同意”模式, 是权利人行使隐私权的有效操作, 因为只有权利人才有权利决定信息使用是否涉及个案隐私, 同时也是其他与数据相关的人格权被允许商业使用的有效形式。当然, 通知的内容需真实和全面, 否则视为欺诈或未通知。同意可以视具体情形选择明示或默示, 但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之前, 必须是双方认可的形式。只是需要避免“用户同意”与“平台使用权”捆绑条款。
(二) 数据抓取平台参与的合同行为信息数据, 所有权归参与方共享
人们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用户使用网络服务产生的行为数据, 属于用户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用户使用网络服务, 这种使用行为是以用户与网络平台缔结服务合同关系为基础, 网络购物、移动支付、邮件使用、点击流量、智慧医疗、网络教育、互联网保险等用户与网络服务平台交互作用产生的数据, 都是合同履行行为的记录, 合同参与方有时是双方, 有时是多方, 这类行为信息数据应属于合同参与方共同共有。作为合同一方的数据平台, 为提升自身业务管理和拓展市场潜力, 抓取用户的消费行为数据, 进而作后期整合、建模、处理, 这种信息使用意图和路径应告知并经用户同意, 用户作为信息共有人, 可以同意, 也可以拒绝, 但目前会存在隐私数据 (身份信息、指纹等) 及隐私信息使用与平台消费方式捆绑的常态, 其性质应属消费格式条款, 作有利于用户一方利益的解释和效力认定。至于数据服务平台收集交易数据, 加以分析处理, 以便向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或用以提高公司内部管理, 都是数据应用效益层面的问题, 并不能改变信息取得环节的所有权归属。
随着大数据市场的发展, 出现专业第三方大数据平台, 纯粹处于互联网消费服务合同当事人之外, 为专业数据分析者和数据经纪人。他们收集多处信息源数据, 将数据汇总、建模、分析, 并共享这些信息以及派生出来的信息。这样的第三方平台, 不享有数据所有权, 只拥有在数据信息源基础上再创的数据作品的所有权, 亦即数据产品的所有权, 但对数据源权利的取得和使用, 还是需要作出合法性解释, 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
四、结语
无论是数据信息用于商业、公益或政府管理, 信息被记录人都拥有最原始信息的所有权。数据所有权的行使形式, 应包括提供、处理 (整合与脱敏、撤回) 、利用, 涵盖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几项权能。程序上, 首先是应由权利人知悉, 经权利人同意, 收益问题, 笔者倾向的方案是, 除了有书面协议约定收益外, 可参照著作权使用费的模式, 由平台主办方简单地按固定比例或固定金额, 把使用费划拨政府指定的部门或基金, 这部分经费用于政府公共服务项目及数据侵权赔偿基金。
注释
11) 李海英.大数据发展的立法挑战[EB/OL].http://www.infseclaw.net/news/html/1171.html/2015-08-30。
产业逻辑 篇8
宏观视角下的“产业结构优化”, 不仅需要去考察行业内部的要素比例问题, 也需要去考察行业之间的要素比例问题, 其根本着眼点在于提升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而提高“产出/投入”的比值。为了使本文的讨论更为具体, 以下将选择我国物流产业为代表来展开论述。
一、宏观视角下对产业结构动态演进的认识
物流产业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 其也是支撑我国电子商务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 因当前在物流产业中存在着市场进入门槛低 (政策门槛低) , 且退出门槛高 (存在着资产专用性损失所导致的沉淀成本) 的局面, 使得物流产业内部的竞争环境呈现出无序和过度两个特点。由此, 改观这一现状获得更高的市场绩效, 便构成了产业结构动态演进的动因。
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认识:
(一) 市场机制的自发行为使然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十分重视市场的自发作用, 且其中蕴含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思想。不难理解, 在市场竞争环境的作用下, 每一位理性的物流厂商都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自身的经营目标, 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必然存在着资本集中的过程, 以及失败者退出市场的结果。这样一来, 物流资产的重新配置便客观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这一演进过程充满着达尔文式的生物学隐喻, 然而作为理性厂商在面对物流市场环境使也将遵循拉马克的逻辑进路实施产业结构优化。
(二) 政府导向下的公权力使然
市场机制所蕴含的自发性, 固然能推动物流微观主体不断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工作, 但这一工作的展开具有间断性和被动性两大特征, 且物流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演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 从而就更别说时间表了。因此, 政府导向下的公权力将有助于建立起宏观面的有序性和规制性。诸如, 我国物流产业内部的重复建设, 以及供应链结构的不稳定性等, 这些都需要依赖政府公权力的作用来使之规避和完善。
(三) 资本供给的稳定性使然
梳理现阶段的相关文本资料发现, 诸多作者大都承认市场和政府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两大因素。但问题是, 产业结构的优化还含有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过程, 因此, 在技术改造和资本重置中需要大量的外源性资金供给。这就表明, 稳定和精准的资金供给是实现产业结构动态演进的内生解释变量。
二、认识引导下的内在逻辑分析
在以上认识引导下, 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逻辑可分析如下:
(一) 市场自发行为作为推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系统论述了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逻辑:即厂商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目标导向下, 各自做出了提升资本有机构成的决策, 从而在提高了单位时间内使用价值生产数量的基础上, 来实现数量更大的剩余价值。另外,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家摆脱经济危机的措施时也提到, 通过实施大规模的资本重置来提升单位生产效率, 在此基础上首先走出剩余价值获取的低水平陷阱。所有这些不仅符合产业结构动态演进的路线, 也构成了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逻辑。
(二) 政府引导行为作为拉动力
市场逻辑一定是追求效率的, 而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又因产权的封闭性而主要存在于厂商集团内部, 却无法延伸致市场中来。然而, 全社会按比例进行生产的经济规律不可违背, 因此政府引导行为的作用机制便成为了另一个内在逻辑。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般从中观层面发生效应, 并从区域范围逐渐辐射开来。因此, 政府引导下的行为特征更体现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了。
(三) 资本供给因素作为支撑力
面对物流产业内部即将到来的重新洗牌局面, 以及国外物流企业从高端服务向低端服务的侵蚀。我国物流产业需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两大目标:首先从组织规模上应涌现出更多的大型物流企业 (固定资产规模决定企业组织规模) ;再者, 从业务经营上由常规服务走向国际物流服务市场和其它高端市场。因此, 资本供给作为内在逻辑之一便不言而喻了。
三、分析基础上优化产业结构的路径实践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分析基础上, 优化产业结构的路径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构建。
(一) 重视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了应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且顶层设计中的诸多关于取消审批事项的决策, 也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因此, 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 需要肃清相关产业的市场竞争环境, 使竞争真正成为倒逼企业完成转型升级的外在压力。从现阶段中央的反腐败斗争中可以看到, 随着官商勾结黑恶势力的逐一瓦解, 则为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提供了重要的信心。当然, 由于我国缺乏企业家精神, 因此也需要客观看待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小。
(二) 完善政府引导的调节作用
前面在内在逻辑中也分析到, 应完善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引导、调节作用。这里笔者需要指出, 尽管地方政府在优化产业结构中的目标函数具有多元性, 但政府官员首先应站在物流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即如何使他们在产业结构优化中获得实质性的利益。为此, 地方政府部门不仅需要出台一系列的规制产业结构优化方向的制度安排, 还需要提供激励物流厂商实施产业结构优化的红利, 如提供政策性贷款、给予特许经营权等。
(三) 鼓励金融机构的服务转向
现阶段随着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状态, 大量的热钱在寻找新的投资渠道。从目前所反馈的信息来看, 投资股票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市场成为了热点。然而, 这些基于虚拟经济范畴下的投资, 仍无法对推动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直接动力。因此, 地方政府应着力鼓励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服务转向, 鼓励它们立足区域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财政账户可以设立在中小商业银行内, 从而为资金支持提供力量。
(四) 积极开拓两大市场的份额
产业结构的优化必然导向两大事实:第一, 物流产业单位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提升;第二, 服务产品的品质不断升级, 从而服务产品的投放市场也随之升级。可见, 没有承接因产业结构优化所形成产品的市场, 将无法使产业结构优化走向深入和持续。因此, 各级政府部门、产业协会、物流厂商应协力来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 实现供求平衡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健康态势。
四、实证讨论
就鼓励物流厂商集团实施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做法, 以下从两个方面进行实证讨论。
以笔者所在城市为例, 笔者将根据上述措施给出具体的鼓励措施:
(一) 物流的标准及设施设备租赁方面
市政府应通过产业扶持政策, 鼓励有条件的本市大中性3PL, 开展物流设施设备的租赁业务。并且, 可以通过市政府、物流行业协会出面, 整合本市各类中小型单一物流商, 使之形成类似于“卡特尔”模式的互助组织, 进行物流设施设备的短期租赁, 这样也可以降低3PL的退出门槛。
(二) 给予行政及经济租金方面
该市正在大力构建区域性的物流平台 (物流园区已在建设中) , 配合自身较好的区位优势, 预期将成为联动区域范围内经济圈的又一经济增长极。对于引进物流园区的3PL, 应根据它的“绿色”程度给予区别对待。如, 应向“绿色”程度较高 (标准待定) 的3PL开放同城配送业务;同时, 给其发放特许通行证, 可在上述的时间、道路管制条件下享受一定的通行特权。
五、小结
本文通过对物流产业结构动态演进的认识, 其内在逻辑包括市场的推动力、政府的推动力、资本的支撑力。在此基础上的实践途径包括:重视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完善政府引导的调节作用、鼓励金融机构的服务转向、积极开拓两大市场的份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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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春雷.企业物流成本控制措施研究[]].知识经济, 2013 (19) .
[3]赵奕凌.物流成本管理与控制[M].城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一版.
产业逻辑 篇9
收件人:新常态格局中竞争博弈的中国水泥企业管理团队
寄件人:本栏版主/商务策划及战略管理专家
版主做为“老散博客”专栏撰稿人, 一直把探究水泥产业市场特性及其内在逻辑, 列为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深度思考的大课题;只是由于水泥产业在波澜壮阔的宏观经济浪潮中新事迭出, 新话题接连不断, 早就预想搞一个“邮件”系列的想法, 也一次又一次地被搁置下来;即便是本期“老散博客”发出了第一封邮件, 尔后也可能时常穿插一些非本系列话题的稿件, 或许会给读者朋友带来少许的不便, 敬请谅解!
在宏观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水泥产业自身也展现出一派新常态, 那么, 水泥产业市场特性及其内在逻辑, 又将以何种面貌呈现出来?其强大的内在机制之手, 又将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新格局?水泥产业中的各类主体尤其是企业主体, 又将经历一场原本熟悉的旧逻辑与新逻辑的冲突与碰撞?在版主看来, 这些远比解析水泥市场中每天都在演绎的五花八门的微观现象, 更事关水泥产业发展的未来。
与深谙市场之道的水泥企业管理者谈这样的话题, 未免会有班门弄斧之嫌!然而, 版主的着眼点并不是象教科书那样面面俱到地定义什么, 而是试图把中国水泥产业最鲜明的几个市场特性及其内在逻辑, 直接投放到当下水泥产业新常态的漩涡之中, 并且将其与旧体制时期、改革开放前一阶段及眼下开始的新常态, 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比较, 旨在厘清认知误区, 参透内在机制, 憧憬产业未来。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顺应市场规律乃属智者, 莽撞触碰法则红线者必吃大亏!
藉此, 这组邮件是基于宏观经济增放缓、水泥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的宏大叙事下展开的, 一是在水泥制造技术创新难以短期内颠覆性突破的条件下, 市场同质化特征日益膨胀, 水泥产业该怎么办?二是在知识型商业形态的环境下, 市场分散化特征日益严重, 水泥产业出路在哪?三是在传统理念惯性的抗拒力作用下, 产业碎片化日益突显, 水泥产业该如何应对?四是在水泥产业政策变迁反思中, 多重利益博弈日益激化, 水泥产业如何挖掘发展的正能量之源?其实, 版主与水泥产业从业者一样, 心里便渴望着看到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令读者们满意的答案, 但市场现实却又是那样的风诡云谲朦胧不清, 所以, 这一抛砖引玉之举是否见到收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版主完成了一份担当。
中国水泥产业开始了一个新常态阶段, 水泥业界人士正里一脚外一脚地骑在转型升级的门槛上, 一脚门里勾连着过往的经验型理念的“遗产”, 一脚门外踏向值得憧憬又充满变数的未来之路;拨开萦绕在眼前的非理性迷雾, 校正产业战略的罗盘, 割断来自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的羁绊, 迈开大步向着现代产业的宏伟目标进发。
年复一年的季节性, 是中国水泥市场特性及内在逻辑的常态表现, 业内人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季节性不仅表现在水泥生产制造上, 如能源消耗、生产成本、物流仓储、环境代价、产品保质及安全生产等等;更突出的表现为, 建筑市场受到气候条件影响, 给终端市场水泥需求带来了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所以, 季节性的作用机制, 影响着整个水泥产业链条, 而不是想象中的与严冬作斗争那么简单。
然而, 季节性的周而复始, 兼有着魔鬼与天使的双重面孔, 在不同的市场环境格局下, 即会有天使的阳光灿烂的时刻, 也会表现出魔鬼的丑恶狰狞, 其二者都会被毫无保留地放大到淋漓尽致, 甚至因走到极端而凭添了几分厌恶感。
一个充满竞争性的水泥市场, 从来不会推崇、也不会喜欢对季节性影响表现出几分愚钝的企业家, 嗅觉敏感的、最富创造力的他们, 总是能先于他人闻到季节性市场变化的味道, 便果断采取应对行动, 从而使得水泥市场呈现出非同以往的一番景象。如果企业家们不能参透中国水泥市场特色符号及其内在逻辑, 也就谈不上引领自己的企业, 闯过激流暗礁抵达理想的彼岸了。
为此, 一年四季饱受季节性折腾的水泥市场中的从业者们, 那颗脆弱的心里早就刻下了顺应与抗争的双重烙印, 肯定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以上就是版主为什么把这个被水泥业界看成是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 作为认识新常态下水泥产业市场特性及其内在逻辑之一, 况且先于其他问题进行解析的理由, 你赞同吗?
季节性———魔鬼与天使的两面性:在传统产业系统格局下, 季节性与趋势性、周期性和不规则性的相互作用机制, 构成了水泥市场不同阶段的特色符号, 助涨助跌的季节性在产业快速成长与萧条困局中, 任性地画出一道反映市场本质的市场逻辑曲线;在新常态的综合机制作用下, 水泥市场季节性又将露出一副什么样的脸谱哪?
产业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 导致产业时间序列变动的来源, 大致可以分为四大因素, 包括趋势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季节性因素和不规则性因素。这四大因素中的季节性变动, 属于常规变动, 周期行业的变动往往是周期性和季节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稳定成长行业主要体现为季节性变动。从这一点上看来, 水泥市场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是不可避免的、周而复始的, 较比别的行业表现得更充分、更突出一些。
每当水泥产业市场遭遇到趋势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不规则性因素的影响, 导致产业发展萧条低迷时, 季节性因素便毫不犹豫地会伸出来一只助推的大手, 把原本不景气的产业搅和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 立刻呈现出一片混沌的无序状态, 其间的变化更加风诡云谲, 令人迷蒙不清、难以捉摸, 甚至不寒而栗。诚然, 经历了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虹出现, 某种不同于以往的耳目一新的市场现象, 便会出乎人们意料地蹦了出来, 引领产业发展环境步入一个新境地。
对照当今产业之现状, 每年都不会缺席的水泥市场季节性, 如期粉墨登场, 产业内一些不解之谜也随着市场的汹涌波涛浮出水面。比如, 为什么决策层力推水泥产业去产能的收效, 总是与预期相去甚远?为什么提高产业集中度反倒演变成产能规模扩张的冲锋号?为什么行业内抱团联手提价的美好设想, 总是一张又一张空头支票?为什么水泥产量超过国际人均消费“双红线”后, 老板们仍然抱有继续冲高的心理预期?为什么水泥市场江湖之上, 时不时表现出相互厮杀的乱象?为什么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却没有像钢铁业遭遇“裸奔”的悲惨状况?季节性特定因素是否强化了中国水泥市场区域性产品特征?等等。当然, “为什么”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 但都与中国水泥市场禀赋条件之一的季节性, 能扯上若明若暗的牵连关系!
“无风不起浪”。任何市场现象都是综合机制作用的结果, 水泥产业中的各类主体, 如市场主体企业、行政主体政府、行业主体协会及其消费主体等, 都会依据自身在市场格局中的地位及利益诉求, 且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 随时随地做出预判和行动, 这样一来, 水泥产业特有市场现象便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形态, 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些市场信号相互作用叠加, 有的相互制约, 机制十分复杂, 种种“猫腻”隐藏在水泥产业中深而不露, 令局外人很难发现蛛丝马迹。
可见, 中国水泥市场特征信号之玄奥、之复杂, 可能是世界上同业市场所不可比拟的;有一些市场信号虽是与发达国家水泥市场共有的, 但有很多则是中国水泥市场“蝎子尾巴———独 (毒) 一份”。
不管产业市场的河水会先往那个方向流淌, 也无论多少个沟沟汊汊又绕过了九曲十八弯, 最终都定会猛然掉头朝着浩瀚的大海奔去, 万变归一。基于此, 我们深入探寻季节性特色符号, 捕捉与季节性密切关联的市场变化, 窥见中国水泥产业的细枝末节, 更精准地把脉水泥市场的本质、内涵、环境及机制, 面对朦胧的市场迷雾, 不放弃寻找迷雾中真实图景的努力, 目的是及时做出基于事实的理性判断。
为了使业内外人士能更深刻认识水泥市场季节性这一市场特性及内在逻辑, 版主采用了站在现实的高地上, 将过去与未来进行对比的分析方式, 很有点小品中“昨天、今天、明天”的意思, 不妨请看下文:
掌管北方水泥在吉林省五个分公司的李兴海总经理曾表示, 错峰对于冬季漫长的东北来说, 企业冬季生产, 需求不足, 与旺季相比, 效益低8%~12%;冬季煤价高, 错峰生产正好绕开高价期;最直接的利好就是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通过停产节约能源、减少煤耗电耗、降低碳排放量、延长设备寿命, 以及节省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 能给企业带来最实在的好处。
单说降低生产成本, 业内人士细算了一笔油水蛮多的企业大账, 以一户冬季生产700万吨熟料的企业为例: (1) 水泥熟料存放大半年, 强度平均降低4个兆帕, 一方面严重影响水泥熟料质量, 另一方面是每个兆帕平均成本3元, 每吨掉号损失大约12元, 错峰生产企业可直接减少产品质量掉号损失8400万元。 (2) 每吨熟料的保管费用在7元以上, 还可减少保管费用4900万元。 (3) 冬季熟料烧制过程中, 每吨熟料的煤耗成本较比夏季要增加成本4元, 电耗成本增加3元, 假如这户企业冬天4个月生产六七十万吨, 那么冬季生产成本就要净增加500万元以上。 (4) 企业冬季生产需要占用流动资金21亿元, 且资金占用期长达半年, 错峰后可以减少财务费用7350万元。
吉林水泥行业权威人士测算, 仅仅实行错峰生产这一招, 全行业就将节约成本费用达到3亿元以上。那么, 既然错峰生产既能节约费用, 还能避免了熟料质量下降, 为啥以往企业明知是好事而不为之哪?除了陈旧的市场理念作祟之外, 现实不完善的水泥市场秩序和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 企业视同区域企业为敌, 宁愿头破血流、两败俱伤也不能丢掉市场份额, 那不就等于丢了饭碗又丢人嘛, 谁会去当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带头大哥!
好在企业经理们还没忘了算节能减排这笔环保账。李兴海总经理做如下分析, 冬季水泥生产能源消耗大, 二氧化碳、烟尘等排放量增多, 加上北方地区冬季统一供暖燃煤造成的大气污染, “两污叠加”致使雾霾天增多, 环境不堪重负。据统计, 每烧一吨熟料就要排放烟气6500立方米。那么, 一个企业冬天至少生产60万吨熟料, 向大气排放约39亿立方米的烟气。何况, 从每年11月冬季开始到翌年4月, 市场需求微乎其微, 企业至少储存30万吨熟料, 占用大量资金支付巨额利息不说, 露天存放导致水泥品质掉号, 细算起来损失很大, 得不偿失。
中国水泥协会秘书长孔祥忠用一组数字预测了冬季错峰生产对于宏观及其微观上的现实意义, 原文如下:按冬季采暖期平均停窑3个月估算 (东北地区可停窑4个月以上) , 全国将至少减少1.8亿吨水泥熟料的生产和冬储, 这将减少煤炭燃烧2800万吨, 减少CO2排放1.56亿吨 (865kg/t熟料) , 减少SO2排放5400吨 (0.03kg/t熟料) ,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19.98万吨 (1.11kg/t熟料, 考虑尚有50%未上脱硫设施) 。企业少动用约380亿熟料生产流动资金, 减少财务费用7.2亿元, 减少熟料冬储管理成本29亿元, 减少冬季煅烧煤耗成本32亿元;为此, 对于这项于市场于环保多重受益的大举措, 政府乃至全社会应该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那么, 历经一年的冬季错峰生产又交出怎么样的一份答卷哪?中国水泥协会数据显示, 率先在7省1区2市试行的水泥错峰生产, 成效显著值得点赞, 累计减少熟料产量8556万吨, 有效压减了熟料产能;减少煤炭消耗1075万吨, 减少直接二氧化碳排放6330万吨,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9.2万吨, 减少粉尘排放3.3万吨, 节能减排效果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 季节性在重新调整水泥市场供给侧总量和结构上有着重要意义, 同样, 在水泥产业绿色发展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内涵。利用好水泥市场季节性, 有利于推进低碳循环和减量化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削减过度供给, 消化过剩产能;有利于调整供给结构;有利于纠正生态环境资源的扭曲配置;有利于提高资本、劳动等要素的配置效率。
季节性———魔鬼与天使的两面性:在传统产业系统格局下, 它毫无顾忌的怂恿优势区域对弱势区域的游击战蚕食, 企业成本高低之争最终酿成市场上从未停息的价格战, 以邻为壑, 左劈右砍, 使得身陷红海中的水泥企业之间的竞争恶俗化, 久而久之形成了南强北弱、东强西弱的市场格局;新常态下的区域市场争夺又爆发出新场面, 单一的价格拼杀将逐渐演变为资本渗透或虚拟联盟的企业合作, 强化了水泥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
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专业分工细化, 市场现象透露出一个基本规律:市场竞争的实质不是价格高低的竞争, 而实质上是市场规模的竞争, 价格不过是一种量化衡量的表现形式, 几乎所有企业都有着先争夺市场份额而后涨价的实例。尤其是一些超大型水泥龙头企业, 更是作为获取超额利润的竞争策略, 用价格战、专利战、兼并战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 其间季节性成了当然不能错过的天赐良机, 借机拓展市场规模, 进一步掌控市场的定价权、话语权。事实证明, 包括海螺在内的一些具备区域性垄断能力的大型水泥集团, 每每都会使出淡季拼杀价格的狠招数, 视市场走势甚至会不惜抛出250元/吨以下吐血价, 令同业叫苦连天、难以招架。此时的季节性, 恰恰为业界强势企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博弈机会, 也成了深受季节性局限的劣势地区的企业的噩梦。
广袤的北方地区地处高寒气候带, 首先, 由于建筑项目施工的季节性特点, 决定了建材之主要产品需求的水泥市场的季节性;其次, 水泥制造生产本身的成本也受到气候条件的制约, 成了暴露于大家眼皮底下的薄弱地带, 使得水泥市场周而复始的季节性休眠, 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好在水泥市场的另一个特性———区域性产品, 在明里暗里给了休眠期市场中的企业一点点温暖。对于水泥市场的区域性产品特性, 按下暂且不表, 以后将作为专题进行阐释。
水泥季节性的市场差异必然产生三种现象:一是南北方同为旺季生产集中期的大倾销, 企业目的很简单也很直接, 无疑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市场份额;二是南方淡季闲置产能输出向北方休眠期市场倾销产品, 企业追求持续开工的产能利用率;三是南北不同区域间水泥成本、价格的比拼, 企业为了扩大品牌影响和势力范围。据中国建材联合会周鸿锦对2012年全国水泥行业统计数据分析, 吨水泥单位成本最低的广西为250元, 吨水泥单位成本最高的黑龙江380元, 吨水泥单位成本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相差52%。由于各地区水泥企业技术和资本投入的差异, 因而水泥工业技术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吨水泥实物劳动生产率地区之间高低相差4.3倍, 吨水泥实物煤耗地区之间最低与最高相差1.7倍, 吨水泥综合电耗最低与最高相差1.3倍, 粉磨企业吨水泥综合电耗最低与最高相差2.1倍。
再加之水泥作为低值易受潮变质的产品, 又逢南方市场中的两节淡季产能闲置率高, 潮湿环境导致企业无法大量储存, 基建及房地产项目进度的季节性不平衡, 决定了不同季节的需求是不均衡等项因素, 一般来说南方地区一季度的市场需求量往往不到四季度的50%, 所以, 必然大大增加了以上三种现象发生的概率, 直白点说, 强化了对北方休眠期市场冲击的强度。
而受季节性局限休眠的劣势地区的水泥企业, 出于生存与竞争的需要, 不惧沟满壕平的库存也要搭上血本搞冬季生产, 为的是旺季来临时依据外来入侵者的单位产品物流成本定价, 千方百计不让窝边草被别人吃掉, 那么参与博弈的优势的一方, 为了在淡季多占市场份额, 宁可走杀价出货倾销的这条路, 即便不赚钱起码能摊薄平均成本, 算总账还是有利可图, 由此一来, 在季节性的作用下, 多年来演绎出了业界的一条明规则———倾销与反倾销之战。
季节性之手在老天爷的操控下, 把北方寒区水泥企业置于了市场的劣势地位, 况且还随时随地要防备秃鹫的窥伺。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北方地区建筑市场需求明显小于东南沿海一带, 加上生产期短, 设备利用率低, 成本又高, 哪里还有什么能力抵抗外来冲击呀, 几乎就是四门洞开、任凭人家钝刀子割肉, 而无还手之力, 充其量借机会发一番近乎于求人放过一马的慨叹: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这也是北方寒区尤其是交通发达的东北地区, 为什么没有出现与南方大水泥集团抗衡的企业的原因之一, 水浅怎能养出大鱼哪!
你还别说, 水泥物流成本较高则是一道不高不矮的市场屏障, 尽管东北地区水泥企业在这一点上沾不上什么光, 同样地处遥远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施工特性的新疆, 冬季也是水泥产销淡季, 水泥企业一直沿用冬季储备大量半成品———水泥熟料的运营方式, 以便春季建筑施工开始之时能够抢占市场。相对而言, 比起东北水泥市场要封闭的多、安静得多, 算得上一块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 远距离输送商品物流成本太高, 挡住了那些虎视眈眈的外来竞争者的脚步。难怪吉林省水泥协会会长徐德复对新疆这一区域优势羡慕不已, “新疆所处的地理位置, 外省的水泥基本上进不来, 新疆本地的水泥也很难出得去, 这是新疆水泥实现错峰生产最好的天然保障。”言外之意, 人们看到了徐德复会长心中最忌惮的是什么了, 难怪水泥市场中总是出现东北市场价格起不来, 或者是最先高喊出协同联手控价的主张, 原本是情理中的无奈之举。
然而, 就连新疆水泥市场这块世外桃源, 依然没有逃过宏观经济大气候的打压, 从新疆建材行办获悉, 全疆出现了产能过剩, 产销量今年以来大幅下降, 呈现近十年来最低价, 设备开开停停运转率低, 能源单耗不达标, 时又被迫不断停产, 加重了环境污染。至于原因在哪里, 这是后话了。
人们或许寄希望于新常态能医治水泥市场季节性特征带来的“坏”处, 能给本来就无序的水泥市场带来些正能量。季节性在新常态下的市场作用机制正在形成, 但所谓的“坏处”正在放大, 比如季节性使得区域竞争越演越烈。据悉, 北方地区水泥需求同比大幅下滑, 价格更是跌至历年的最低点, 击穿成本的价格屡见不鲜。2015年前三季度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大区域水泥产量同比下滑16%、21%和8%, 均远超全国4.7%的下降幅度;水泥价格同比下降超过20%, 导致利润被挤压殆尽。中国水泥协会会长乔龙德尖锐剖析了其中原因:目前, 水泥行业市场不稳, 价格波动效益下滑的状态, 是什么原因?在煤炭继续下跌的情况下, 应该利润有所提高, 但却是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市场更加供大于求。一些企业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 所谓为了竟争, 为了占有市场, 不惜降价, 甚至拼血本也要保住市场而跌价。事实上, 在恶性竞争僵局中, 从来只有遍体鳞伤的幸存者, 没有真正的赢家。
前面留下一个关子:解析新常态下的季节性, 不一定非得聚焦到所谓“坏处”上, 那么, 可圈可点的“好处”又表现在那些方面呢?尽管市场竞争逻辑本身并没有变, 变化了的只不过是竞争方式和表现形态。以版主分析, 季节性在新常态下的作用机制得以进一步深化, 可能不仅仅限于区域市场之间的单一的价格拼杀, 会逐渐演变成为资本渗透或虚拟联盟的企业合作, 企业出现分化, 各路山头被招安, 北方高寒地区水泥市场被动挨打的状况, 或许不会表现得像过去那样野蛮生猛了, 一个适应新常态的产业秩序正在酝酿形成。
季节性———魔鬼与天使的两面性:在传统产业系统格局下, 客观上掩饰了水泥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 也助长了企业老板们产能扩张的心理冲动, 久而久之酿成了全面严重过剩的困局, 期待着水泥企业挥刀自宫、自废武功可能不太现实;新常态下逼出来的冬季错峰生产新招数, 意想不到地起到了压缩产能规模的作用, 也增添了水泥产业去产能的艰巨性。
“无意插柳柳成荫”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发生, 据说那个颇有名气的蓝色药丸“伟哥”, 初来本想是用于心脏病治疗的, 后来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神奇的壮阳功效。北方寒区水泥企业正在大张旗鼓推行的冬季错峰生产, 可与那蓝色药丸有一比。
在传统的产业系统格局下, 长期固化了业界应对季节性的惯例, 便是寒季停产检修, 如一家水泥企业负责人所言, 即便是国家不出台错峰生产政策, 企业也要经常停窑, 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市场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水泥。这样一来, 季节性被视为调节产能压力及市场供求关系的机制, 于是乎, 一些企业老板也找到了盲目扩大产能规模的依据。客观上, 季节性的毯子蒙蔽住了产能过剩的真实面貌, 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 只要市场价格尚可, 企业能追求到规模效益, 又何乐而不为之呀;由此看来, 季节性被当成了天然的产能利用率调节器, 也成了产能扩张的借口, 同时也放大了规模决定一切的误读;季节性的壮阳功效立马显现, 轰轰烈烈的扩张蔓延到了全行业, 水泥企业便更加有恃无恐, 谁不扩张是傻瓜, 大不了玉石俱焚又能怎样!根本就顾不过来冷静想一想:不可持续的超速增长后出现大失速该怎么办, 水泥产业将向何处去?
该来的一定会来的, 水泥产业还是没有躲过今天这样全面过剩的危机, 过去能赚钱的产能现在不赚钱了, 过去保本微利的产能开始亏损了, 区位优势不佳的更是天天“流血”, 行业平均毛利率如下坡滑雪的雪橇一样打出溜滑, 目前整个水泥行业的效率比较低, 受需求疲弱以及产能过剩的影响, 整个行业的景气度下降;总之, 过剩产能不化解, 白纸黑字的自律在区域性冲击与被冲击面前, 又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 乃至成为自欺欺人的宽慰剂。
环顾新常态下, 产能严重过剩与生态环保压力的双刀架到了脖颈上, 人们又一次渴望找到解决好总量有效需求和重大要素供给的可持续增长之法, 其解决方案离不开———化解巨大的产能过剩矛盾, 激活本来被闲置潜能, 全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几十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水泥行业治理雾霾的提案, 建议促进北方四省一区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 水泥企业, 在冬季采暖开始时统一停窑, 春季采暖结束后开窑生产, 与采暖期形成错峰生产协调机制, 大家称之为错峰生产。
吉林省水泥协会信息反映, 全省现有58户水泥企业, 熟料产能3500万吨, 熟料产能利用率只能发挥到54%;水泥产能6000万吨, 实际水泥产能利用率48%。可见有足够大的储备系数, 与施工期保持同步供应完全没有问题, 根本没有必要进行“害民伤财”的冬季生产。无论是从去产能还是治理污染的视角上看, 错峰生产都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连减法题。
从黑龙江省工信委了解到, 目前, 全省水泥年产能达6300万吨, 而实际需求仅为3400万吨, 产能过剩比高达46%。七成以上企业在微利和保本经营边缘挣扎。为了生存只能竞相压价, 很多企业只能算赔本赚吆喝。
揭开捂在行业上的那层窗户纸, 全国水泥产能过剩率普遍超过35%的“冰山”便暴露无遗。业内人士较为普遍的观点是, 全面实行北方冬季错峰生产后, 仅华北和东北地区统一停窑4至5个月, 就能将水泥产能过剩由目前该区域的51%, 立马减少到16%至21%之间, 有望达到趋于合理水平, 提高行业景气度。
2014年, 北方参与冬季错峰停窑企业410家, 熟料生产线506条, 熟料总产能57 650万吨, 涉及从业人员15.3万人。初次冬季错峰周期内, 减少熟料产量8556万吨, 减少燃煤消耗1076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37万吨,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9.23万吨, 减少粉尘排放3.29万吨, 减少熟料库存6105万吨, 减少流动资金占用89.63亿元。以河南省为例, 水泥企业停窑43天, 总共少生产熟料1521.31万吨, 化解过剩产能13.87%。
参加吉林研讨会的代表一致认为, 首个冬季错峰生产周期, 不能局限于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 应该延伸至天津、北京、河北、山西等雾霾严重的环京津地区, 乃至覆盖整个北方采暖区。日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决定北方地区在2015~2016年采暖期全面试行水泥错峰生产,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山东、河南;今冬实行错峰停窑的区域由10个省市自治区增加到15个, 涵盖了中国北方的全部区域, 实现整体联动。
不容忽视的有一点, 首个冬季错峰生产周期内黑吉辽内蒙等地的水泥企业, 为什么对扩大北方冬季错峰生产的覆盖区域范围, 竟然如此的敏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 扯破嗓子毫不保留地亮明了观点, 且这当然与冬季错峰能否继续关系极大, 与错峰生产的区域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 集中表现为对于国家出台政策的强烈预期。
有业内人士更是直戳要害之处, 错峰能否继续或夭折, 关键看政府能否明确且尽早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首先是如何抑制实行冬季错峰之外区域的水泥产品长驱直入, 致使错峰区域内企业受损。其次是可以先考虑不将水泥窑协同处置PVC电石渣区域纳入“错峰”, 合理解决错峰生产与固废处置的矛盾。三是国家应着手建立冬季水泥错峰生产的长效机制, 如建议对实行错峰生产的企业给予减免增值税和错峰停产期间免收土地使用税的政策, 减轻企业错峰停产期间的经营压力;对不执行冬季错峰生产的企业, 取消减免增值税等相关优惠政策;将冬季错峰生产也列入差别电价的适用范围, 对不参加错峰生产的企业加收差别电价, 等等。
水泥冬季错峰生产从沸沸扬扬的坐而论道到落地运行, 已经超过了一个完整周期, 从市场屏障较高的新疆率先推行, 到面临市场冲击最大的东北, 再到泛华北地区乃至涵盖了整个北方地区, 基本可以说是首战小捷。这是一次遵循自然规律与市场规律的理性回归, 本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可喜可贺。
市场竟是如此的吊诡, 当我们为水泥制造产业冬季错峰生产落地开花而击鼓相庆欢呼雀跃之时, 心里泛起的一股隐忧久久不能退去——冬季错峰生产秩序形成了, 是否在客观上会增加了去产能的艰巨性?那些僵尸企业还能够尽快退出市场吗?, 如果真的出现了去产能“隐身”和僵尸企业“诈尸”的局面, 水泥产业又该怎样应对哪?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几率极高, 还真是有一点让人放心不下。奉劝水泥企业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千万别再把市场季节性再一次当做那神力无比的“蓝色药丸”, 自以为水泥市场季节性特征可以自动割除产能严重过剩的毒瘤, 甚至打起乘市场之乱抢占地盘就能挽救败局的如意算盘, 最终定会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遗憾。
季节性———魔鬼与天使的两面性:在传统产业系统格局下, 为高污染、低效率的“小弱散”水泥企业撑起了保护伞, 露出些许缝隙来容忍间歇性生产的企业命不该绝, 久而久之形成了3000家企业遍地开花的竞争格局, 指望这类企业自消自灭肯定心有不甘呀!新常态终于敲响了僵尸企业的丧钟, 使得季节性之手不再温暖而变得冰冷强硬, 开始大力挤压僵尸企业有限的生存空间, 碎片化的优势资源将得到整合。
诸神的博弈走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 水泥产业以廉价劳动力投资、能源资源高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高速增长时期, 已经走到黄昏开启的夜幕中。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水泥行业进入一个产业大裂变、大进化、大升级的新周期, 意味着水泥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即便是一个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 也不可能所有企业都倒闭, 更何况像水泥这样的建筑基础材料产业哪!淘汰出局的一定是管理和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产能利用率低、营销模式滞后的僵尸企业, 而那些为数众多、分布较广的高污染、低效率的“小弱散”水泥企业, 大都具有上述特质。尽管它们不甘心脱下黄金战袍, 但其未来命运如何可想而知。
与其相反, 那些企业管理和技术水平比较高、产品符合市场需求、产能利用率高、资源整合能力强、具有创新型营销模式的大型企业, 必将在新常态下市场竞争的洗礼后, 浴火重生, 显现出勃勃生机。
优胜劣汰, 生生灭灭, 皆显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运行轨迹。一个健康而有序的市场, 怎么能容忍多如牛毛的同质化的水泥企业恣意泛滥呀, 随着这些僵尸企业的寿终正寝, 当然也不乏表面上看来强大但核心竞争力弱的企业会轰然倒塌。总之, 市场会把更多的优势稀缺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中, 进而推动产业滚滚向前。
隐约记得兰斯顿·休斯曾说过一句令人心头一颤但又不乏深邃的话:墓场是最便宜的夜宿之地。为什么“小散弱”的僵尸水泥企业会遭此厄运, 一定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哪?这不是咀咒, 而是市场铁律使然。
其实, 在前面的某些段落中, 已经提到了僵尸企业的命运堪忧, 现在有必要做一点简单的企业微观运营分析。通常水泥企业财务报表上体现的利润, 不过是简单的成本核算科目下的利润, 这里仅仅包括原材料、燃料、人工、财务费用等项当期发生的成本, 很多企业并没有把多少年来技术创新、技术含量、技术投入等摊进成本中去。假设水泥企业按照全口径把技术进步作为投入提取回报, 假若将无形资产和管理效果也计入成本的话, 进而提取新的科技研发费用额, 试想利润还会有多少了呀, 后续发展能力又会有多大呀!可见, 那种业界曾为之骄傲的“行业利润率高于其他制造业”的说法, 本钱并不大, 底气也显不足。再者说, “小散弱”的僵尸水泥企业根本就不具备把技术进步全口径列入投入、将无形资产和管理效果计入成本的能力, 这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早已丧失了发展原动力, 又有什么后劲可言, 甩掉包袱也不足为惜。
辽宁水泥协会会长王友春不无焦虑地表示, 现阶段全省熟料产能已达到了6500万吨, 水泥产能大大超过了1亿吨, 产能过剩可能会达到60%, 整个辽宁水泥又怎能摆脱全行业亏损的现状!
话说回来, 市场季节性又网开一面, 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小散弱”僵尸水泥企业喘息的机会, 致使与其毗邻的大企业采取价格冲击策略, 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 嘴里咬到了一块肉, 身上也得被撕掉一大块皮。尤其是新常态下推动的冬季错峰生产, 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又给了“小散弱”僵尸水泥企业一丝丝光亮, 但愿水泥产业内不要掀起一场喂食僵尸企业或借尸还魂的拙劣游戏。
担忧又从何谈起哪?以吉林省水泥行业提供数据为例, 一是因为冬季错峰生产, 正逢僵尸企业的冬眠期, 进入它们通常来说最喜欢的运营节奏;二是因为相对减少了企业存货, 缓解了现金流的压力, 2015年全省熟料库存同比下降560万吨, 一下子减少流动资金14亿元, 节约财务费用4900万元;三是因为节约了冬季储运费用和质量损失, 2015年水泥行业冬季错峰期内, 直接减少倒运费用3800多万元, 减少熟料强度损失约为6400多万元;四是因为冬季错峰生产避开了高耗能时段, 利用东北地区冬夏温差达50多度, 大约可节约煤炭12万吨, 降低燃料成本5800万元;五是因为规避开冬季生产安全风险大的阶段, 相对可控特殊性不可预测的支出额。以上几项总计, 吉林省水泥行业实行冬季错峰生产, 起码能减少各项支出2亿元以上。难怪吉林省水泥业界权威人士坦陈, 在水泥需求大幅度下滑的窘境下, 如果没有冬季错峰生产, 仅熟料库存成本这一块巨石, 也能够把“小散弱”僵尸水泥企业彻底压垮。
可是, 新常态并不总是温情脉脉的, 挣扎在市场泥沼中的水泥产业, 迫切需要一场既轰轰烈烈又脚踏实地的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 来催生下一个产业增长周期, 那么, 谁是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的中坚力量?优秀大型集团企业与落后的“小散弱”僵尸企业相比较, 你一定知道应该在谁的选项括号中打上“?”。
比较优势从来都取决于企业在市场中具有什么样的要素禀赋条件, 关键是最好的交易成本、低生产要素成本, 以及激活创新能力与营商禀赋。所以, 我们在市场中常常看到, 企业老总们对市场价格渴望简直都到了发狂的程度, 上下十几元的价格波动, 不过是像水塘里翻起来的小小涟漪, 都能撩拨起业内人士争相斗法的情绪, 相互撕咬的搅作一团。
而在早被恶俗化了的竞争中, “小散弱”水泥企业本来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哪还有力气担起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的重担, 少数日子过得去的企业充其量扮演个敲一敲边鼓的角色。可是, 未来水泥市场肯定不需要如此众多的、占用相当一部分优势资源而效率低下的“小散弱”僵尸企业, 一场裸奔后被挤出市场, 完全符合“格雷欣法则”, 良币驱除劣币, 顺理成章, 天经地义!那挑起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大梁的重任, 毫无疑问要落在了优秀大型集团企业的肩上, 它们自然也是市场竞争的胜出者。
季节性———魔鬼与天使的两面性:在传统产业系统格局下, 遮掩了水泥产业生态环境污染的严重性, 外部环境成本的黑尾巴藏起来了, 加之水泥企业多数地处偏僻, 久而久之形成了水泥产业功过相抵、得过且过的糊涂局面, 寄托于水泥企业自己的刀去削自己的把, 难于上青天哇!新常态举起了生态环境治理新标准的柳叶刀, 向雾霾宣战, 大声呼唤现代绿色水泥产业早日到来。
冬季错峰生产是水泥市场季节性送给人们降低“双霾叠加”压力的礼物。冬季雾霾敏感期熬过去了, 水泥生产总量减少后的污染排放总量也随之下降了, 这是不是等于说水泥企业节能减排的压力可以松一口气了, 是不是说明水泥企业全年生态环保就可以过关了, 是不是意味着漫长的绿色生态产业之路可以歇歇脚了, 当然不是!奉劝水泥企业们万万不可利用市场季节性, 再鼓捣出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幺蛾子来, 那样有悖于冬季错峰生产的初衷。
好在严苛的环保新标准已经是利剑高悬, 还有取消低标号水泥的歼灭战即将打响, 这些新政策机制都会对顺利推进冬季错峰生产起到保障作用;如果再加上守规矩的行业自律, 不至于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 挥舞大板斧把错峰停产区域市场搅得天昏地暗, 错峰停产区域的企业悬着的心也许会安静许多。当然, 江湖之上, 没有构建起长效机制的水泥产业冬季错峰生产, 还能演绎出什么情节悬疑的故事桥段来, 谁也说不准。
产业全面沦陷的凛冬已至, 瑟瑟发抖的老板们振臂喊出了错峰常态化与增加新内涵的口号, 譬如说减霾错峰、限碳错峰、春节淡季错峰、高温雨季错峰等等, 并呼吁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推广。可见, 季节性不再是人见人厌的东西了, 而摇身一变成了一块香饽饽。
当然, 良性循环的冬季错峰生产长效机制, 任何形式的“篱笆”及其各种补贴性的“输血”, 不过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最终要靠水泥市场自身发育去解决。以版主之见, 解决之道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区域集中度 (并非全行业集中度数值) 的提高, 资本联结发挥作用;二是现代水泥大物流的运营, 延伸了水泥区域产品的服务半径;三是跨界产业链运营新商业模式的诞生, 对区域内企业形成虹吸或挤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