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逻辑（精选4篇）
内涵逻辑 篇1
一、引言
有关财权内涵及结构的论述,可划分为以下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从财力与权力相结合角度界定财权,认为财权是“财力”与“权力”的结合。从单一权能角度界定财权。如认为财权就是财务治理权;财权就是财务控制权;财权相当于财产权或物权;财权是企业所有权在企业财务方面的体现。从权能束角度界定财权。如认为财权由财务控制权和财务收益权组成;财权包括对财务资源的获取权、控制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分享收益权;财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财权由筹资权、投资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成本费用开支权、定价权与分配权共七项权能组成等。笔者认为,概念要客观、准确地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首先必须对所要定义的对象的性质及其与其他相关事务的关系进行辨识,这是形成概念的基础与前提。具体到财权的概念,包括对财权本质的思考和对财权与其相关概念(如所有权、产权等)之间关系的辨识。其次,应明确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内涵与外延是概念在逻辑学角度的两个最基本的逻辑特征,内涵反映了对象质的规定性;而外延规定着对象所涵盖的具体范畴与边界,即量的规定性。财权概念的内涵应准确反映财权区别于其它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其外延是由具体的财权权能所组成的财权权能结构。
二、财权、产权、所有权关系辨识
( 一)财权、产权、所有权的区分汤谷良(1994)认为财权是派生于原始产权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它与法人制度结合后构成法人主体的财权。财权作为法人财产权的主体是受约束最强的法人财产权。伍中信(1999)将财产权(或物权,是个法学概念,在经济学中称为产权)与财权做了区分,认为财权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对于产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企业而言,随着产权的分离,财权的部分职能随着原始产权主体和法人产权主体的分离而让渡和分离,财权随产权分解而分解。李心合(2001)从契约角度考察企业所有权,签约人对自己投入企业的要素(包括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等)拥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这种产权交易的结果形成企业所有权。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性质与内容看,企业剩余索取权与企业控制权安排的核心部分都在财务方面。“剩余”的表现形式是财务收益,控制权的核心是财务控制权。杨淑娥(2003)认为,产权是财产权利的简称,作为一个种概念,它包括“物权”与“债权”两个属概念,“物权”又包括“自物权”(即所有权)和“他物权”“。自物权”具有“占用”“、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杨淑娥将纪坡民于2001年在《产权与法》一文中的有关论述总结如下“:所有权”的四项权能不是独立的权利,不能与“所有权”、“经营权”、“产权”等概念并列起来。“所有权”的权能的分割和转让,形成“他物权”,“所有权”的权属的转移则形成“债权”,由此形成了“产权”范畴的逻辑框架和全部体系。杨淑娥由此得出结论:“法人财产权”是一种“他物权”,它只有与“自物权”———所有权一起,才共同构成了财产权(产权)的全部内容“。他物权”作为在他人所有物上设定的权利,又包括“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两个属概念。“用益物权”是为使用与收益目的而在他人所有物上设定的权利,“公司财产权”、“法人财产权”等均属此类;“担保物权”是为确保债权的安全而在他人所有物上设定的权利,如“抵押权———对不动产”、“质押权———对动产”、“留置权———对货物”等。财权在自物权和他物权上均有分布与配置,即所谓所有权财务、经营者财务、财务经理财务中涵盖的全部财权。伍中信(2006)认为财务控制权是一个与剩余控制权类似的概念,它与剩余财务收益权相对应。贺正强、伍中信(2008)认为用“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定义财权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财权概念,而财务治理权、财务控制权是在相关环境与相关理论出现后的一个衍生概念”。产权与财权虽然关系密切,但不能等同,属于两个不同层次。“产权是交易的前提,是形成企业契约的基础,而企业所有权是交易的结果,是企业契约的内容。企业财权属于后一个层次,是财务交易的结果以及财务契约的内容”,即财权属于企业所有权范畴,并且构成了企业所有权的核心。财务治理权是随着产权的分解而从财权中分离出来的类似于法人财产权的一组独立的“法人财权”,它包括以经营者为主的财务决策权,以财务经理为主的财务执行权以及以股东大会、监事会为主的财务监督权。上述观点分别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法学理论以及财务学理论视角对财权、公司法人产权、所有权的关联性进行了阐述,但尚未形成令人信服的、权威性的解读,梳理各概念间的相互关系是正确界定财权概念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从财权形成基础及渊源考察,财权是源于所有权还是产权?所有权与产权的关系是什么?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德姆塞茨,1967);产权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存在的合法权利,而不是所有者拥有的合法权利”(科斯,1990);产权是资源的个人使用权(阿曼.阿尔奇安);产权是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与使用,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盛洪,2005)。由此可见,产权是一种限制性权利,是一种在使自己受益的同时不使他人受损的状况下受到制度保护的排他性占有与使用财产的权利。总结阿曼.阿尔奇安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产权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产权受到法律或道德的约束与保护;第二,产权本质上是一种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具有排他性;第三,产权可以分配与分割。对使用权的分配与分割可以是临时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以上经典论述表明西方产权理论中所讨论的产权与所有权、财产权等概念存在本质区别。西方产权理论中的产权是一种对财权占有与使用的权利,它只是所有权涵盖的权能束中的一种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可以分配与分割,可以自用也可以将分割的各使用权分配与让渡给一个或多个其他主体,这种分配与让渡可以是临时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关于财产所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见,产权源于所有权又相对独立于所有权,产权主体可能是拥有所有权的财产所有者;也可能不是,如产权主体可能是受托人、承租人或特许权人。认为产权等同于所有权的观点并不严谨,产权是受到时间限制的所有权或所有权受到限制的实现等说法也值得商榷。原始产权主体将产权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给具有法人性质的公司形成具有“公共所有权”性质的法人财产所有权,受让人即公司为法人财产所有权(公司所有权)主体。用法人财产权或法人产权的提法替代法人财产所有权是不科学的,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和误解。原始产权主体在出让前可以排他性地使用该财产,若是财产所有者,还可以出借、出卖或处置该资源。而法人财产所有权主体即公司依法享有对法人财产占有、使用、收益与处置的完整权利,参与缔结契约的原始产权主体丧失了对投入公司的财产的独立产权或所有权,而是所有股东共享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阿曼.阿尔奇安认为公司制企业的所有者没有他作为唯一的所有者才具有的那种控制权。现代公司的联合所有制意味着承担风险与管理的分离。
( 二)财权、产权、所有权三者间的关系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随着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人地位的确立,公司拥有了完整的法人财产作为财力支撑,也就相应拥有了对法人财产实施控制与支配的权力,即财权。公司作为虚拟法人主体是基于法律、合同的规定以合法途径取得了对产权主体投入的财产享有独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力,公司制企业是产权分享的实现形式之一。进入公司前,产权主体对私有产权拥有的使用权是直接的与确定的;但一旦进入公司,私有产权转变为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组成部分,产权主体对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控制变得间接而模糊,股东以其出资比例为依据共同分享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由于人们对公司前景预期的不同以及风险承担能力与风险态度的差异,股东还可以通过协议转让或证券交易市场出售的方式选择退出公司。第二,公司财权是产权主体的自物权转化为公司法人的自物权的产物。若将公司财权视为从产权主体所独享的财权中分离出来的他物权,则从根本上否认了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公司财权及公司财权主体身份的确立源于公司法人地位及依法拥有的完整的法人财产所有权。第三,公司所有权是一种法理层面的权利,是不可分割的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四项权利中的任意一项或几项被分割或分离,均不再构成法律意义上完整的所有权概念。公司正是拥有了独立完整的所有权,才相应拥有了财权、人事权、业务管理权等管理权限,公司所有权是公司财权的基础和来源,公司财权是公司所有权的一种伴生权利,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和具体体现,是可以分割与配置的。
三、公司财权权能结构
( 一)多维视角的公司财权结构公司财权结构指由财权各权能有序搭配与排列组成的财权权能体系,财权结构可以从多维视角进行考察。从权利的基本结构视角,将公司财权划分为财务控制权和财务收益权“。权利以权能和权益为其基本结构”(李开国、张玉敏,2002)。财务收益权是财权主体依法享有的对公司“合作剩余”的要求权,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的性质是什么?科斯(Coase,1937)开创了现代契约理论,其基本观点是把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a nexus of contracts),企业功能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詹森和麦克林(1976)将企业视为生产要素间的一组契约,这里的生产要素包括了资本、技术等;雷新途等认为企业的性质是“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缔结和履行的过程”。企业性质表面上是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实质上是各产权主体(要素所有权人或要素使用权人)为取得合作剩余而以财务契约的形式缔结而成的市场微观经济组织。公司作为财权主体对合作剩余依法享有不可争辩的要求权。如何实现和保障财务收益权呢?通过拥有排他性的对公司法人财产的财务控制权。财务控制权既是公司拥有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必然结果,也是确保财务收益权实现的必要前提和充分条件。从公司财权权能性质的明细划分视角,可将财务控制权进一步细分为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财务监督权、财务知情权、财务参与权、财务表达权、财务处罚权等七项。前三项属于核心权能;后四项是附加的次要权能。财权的明细权能划分是财权配置的基础和前提,是确保各权能间相互制衡和高效运转、实现“互动”而不是“互侵”的先决条件。从财务管理视角,公司财权划分为融资权、投资权、收益的实现与分配权。财务管理作为一种价值管理,按照价值的投入、流转、增值与分配等各个价值运动流程,财务管理的内容划分为融资管理、投资管理、收益的实现与分配管理,相应地,公司财权也应涵盖价值运动与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该视角的各项权能构成了财务控制权中决策、执行、监督三大核心权能的子权能,即具体的权能内容与项目。财权是开展财务管理活动的依据,财权主体行使财权的过程构成了财务学意义上的财务管理活动;财权大小决定了财权主体开展财务活动的内容、性质与行为边界。从重要性程度划分,可将公司财务决策权细分为特别财务决策权、重大财务决策权和日常财务决策权。特别财务决策权是与股东产权保护直接相关的财务决策权,包括公司财务预决算的审批权、利润分配及弥补亏损方案的批准权、资本变动与重大资产转让及处置权、公司合并与解散的决定权等。重大财务决策权是指财务决策主体在分析理财环境的基础上,服从与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的前提下,对公司未来较长时期(至少3年,一般为5年以上)财务活动的发展方向、目标、实现路径与策略以及日常财务管理活动中的重要财务事项的审批与决定权。由此可见,重大财务决策权包括战略财务决策权和日常重要财务事项的审批权。战略财务决策权涵盖的决策事项有:(1)筹资战略:重点是明确企业筹资的指导思想;制定筹资战略目标;确立筹资总规模、渠道和方式的战略选择;优化资本结构的战略方案;以及制定为实现筹资战略目标所应采取的相应对策。(2)投资战略:主要应明确投资的总规模、总方向、结构搭配、制定战略投资效益评价标准以及明确实现战略投资目标的主要途径。(3)收益分配战略:重点研究知识、技术、专利、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办法,制定有利于留住人才和人尽其才的收益分配政策。
( 二)财务控制权和财务收益权的权能区分在财权结构中,财务控制权和财务收益权作为财权的两大权能有必要进一步区分出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收益权并遵循对称安排原则予以配置吗?对剩余控制权的理解,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杨立岩(2001)将其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第一,剩余控制权指对剩余权益的控制权;第二,“剩余控制权是对合同产生的剩余进行分配的决策权,但这种决策权并不代表剩余就归其所有”;第三,“剩余控制权即剩余索取权,控制者既控制剩余也占有剩余”;第四,剩余控制权即企业所有权。格罗斯曼和哈特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企业所有权,并把剩余控制权理解为契约中未特别规定的决策权。笔者认为,过分强调因契约不完备产生的剩余控制权并不合适,甚至会产生误导。原因在于:首先,剩余控制权是针对初始合同中的“或然事件及其对策”(杨其静,2002)而言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及客观环境的复杂多变,初始合同中对于应然事件及其对策的规定及安排也存在极大的变动性与不确定性,合同中明确规定及安排的控制权也可能转化为剩余控制权。正如哈罗德.德姆塞茨(2006)所言:“合同中总有很多未尽事宜,因此几乎所有的合同都是‘不封口’的”;金融合同本质上是不完全的,未来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事项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在初始金融契约中加以描述与规范(Philippe Aghion & Patrick Bolton,1992)。既然所有的控制权都具有剩余控制权的性质,那么引入剩余控制权概念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反而会造成剩余控制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难以确认而产生理解上的模糊与操作上的迷惑。其次,控制权并非全部产生于契约,还可能来源于公司内部授权与转授权,授权与转授权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契约性质。仅从契约不完备角度阐述剩余控制权,从根本上否定了财权的初始配置和再配置的两阶段划分及财权再配置的功能。Philippe Aghion & Jean Tirole(1997)划分控制权的方法值得借鉴,他们基于不对称信息视角将财权划分为名义财权与实际财权。名义财权是由财务契约或授权形成的理论上的财务控制权与收益权,实际财权是财权主体实际拥有的财务控制权与收益权。上级因拥有太多名义权力而超负荷运转,其了解每项行动的相关信息的精力与时间有限,从而失去了有效控制,并非自愿地认可了许多下属的提案和建议。除信息不对称外,其它因素,如控制跨度、决策的紧迫性、声誉、业绩评价、多重委托等也会推动名义权力的下移。由此可见,从名义权力与实际权力视角分析财权配置更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四、公司财权配置逻辑
( 一)财务契约实现了财权的初始配置公司所有权是公司财权的基础和来源,公司财权作为公司所有权的一种伴生权利,在公司内部如何分割与配置呢?可以说,财务契约实现了财权的初始配置;公司内部授权与转授权实现了财权的再配置。既然原始产权主体放弃要素直接使用权而参与缔结企业契约,其基本目标有两个,一是控制风险,二是最大化合作盈余分享份额;第二个目标是终极目标。在平等自愿协商基础上各缔约方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契约中被明确下来,包括对财权的配置,否则,缔约方可以拒绝签约而选择退出。即使是员工,也可能因持有股份而成为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分享者。企业契约的性质是属于会计契约、财务契约还是其它类型的经济契约呢?雷光勇(2004)以是否运用会计数据、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为主要标志,将企业契约分解为会计契约(包括股权契约、债权契约、报酬契约、税收契约以及分成契约)和非会计契约,并强调了会计契约的中心地位。雷新途(2007)则认为“:与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缔结与履行相对应的一个完整的企业财务(资金)交易循环过程,即融资、投资和收益分配,这反映了企业契约的财务性”。笔者赞同雷新途的观点,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及结果确实需要运用会计数据、程序与方法将其记录在案;但从契约的目标、内容、形式多维视角考察,企业契约都具有典型而显著的财务特征,无论是融资性质的股权契约和债权契约、资金运用性质的投资契约和收益分配性质的报酬契约、税收契约等。契约的财务性更符合企业契约的本质属性,财务契约在企业契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财务契约决定着财权的初始配置状态,这就是财权初始配置的“财务契约”论。当然,决定缔约方谈判力大小的因素包括其投入公司生产要素的价值大小与战略地位、专用性程度、风险抵押性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财务契约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着公司财权初始配置状态,财务契约谈判过程就是缔约方确定各自享有公司法人财产权份额的过程。对资源或资本拥有产权是缔约方参与缔约的基本约束条件,自愿与公平是各缔约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各缔约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的财务契约所界定的各缔约方所享有的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份额是最合理的。比如股权契约,当投资者愿意成为股东并履行了出资义务,股权契约关系和投资者的股东地位得以确立。我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作为财权主体在法律上具有明确规定。股权契约中有关财权主体的责权利的具体内容最终以《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外在形式予以约定并明确记载。公司股东以其持股比例享有财务决策权,并以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参与决定公司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又比如债权契约,无论是借款还是发行企业债权,债权人的责权利在债务合同中予以明确规定,包括采取约定参与、法定介入、对经理人约束等方式和途径参与公司财权配置。还比如劳动合同(即劳动契约),公司与经理或员工以劳动合同的形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随着经理人市场运作的不断规范以及人力资本定价机制的完善,人力资本所有者可能实现以人力资本作价入股,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一样以股东身份参与分享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及相应财权。正如Rajan & Zingales(1998)所说的那样:在公司内部,拥有对物质资本的所有权并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公司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集合。股东大会层面的财权主体是股东,股东财务控制权的实现形式是在股东大会中按持股比例分享公司财权,股东财务收益权的分享标准是按《公司法》规定的以实缴出资比例获取红利。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应保留重要的、尤其是与产权保护有关的特别财务决策权。我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股东大会保留的财权有: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决定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做出决议;对发行公司债券做出决议等。对于我国公司股东大会应拥有的财权,原则上除保留与产权有关的特别财务决策权外,其它财权应交由董事会行使。股东大会将财务执行权和监督权按照权力制衡原则横向配置给董事会和监事会。我国《公司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股东与职工依法履行财务监督权。董事会作为公司重大财务决策机构和特别财务执行机构,其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主要包括股东和职工。另外,国家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依法享有公司财务收益权份额—税收,也是公司财权主体。
( 二)授权与转授权配置实现了财权的再配置财权的初始配置决定着再配置的走向与结果,在财权配置中居于主体地位;财权配置的最终结果是各财权主体博弈后的一种均衡状态。该部分对策优化的重点应放在如何通过完善财务契约制度规定及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与保障机制来实现财权各明细权能的科学合理分割与配置。法律制度层面对财权配置规范的完善程度是保护原始产权主体合法权益、规避与化解财权主体作为经济行为人对稀缺财务资源的争夺所引起的利益冲突以及提高财务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司业绩的基本前提与保证。财权再配置包括授权配置和转授权配置两个环节:财权授权配置对象是经理层,财权主体是经理,配置的财权包括重大财务执行权和日常财务决策权;财权转授权配置对象是公司科层,财权主体是公司中层及职工,配置的财权是日常财务执行权。本文构建的公司财权主体及作为财权核心构件的财务控制权配置框架如图(1)所示。
财务契约实现了财权的初始配置,财权的初始配置决定着再配置的走向与结果,在财权配置中居于主体地位;公司内部的授权与转授权实现了财权的再配置。由财务契约和公司内部授权与转授权形成的公司主要财权主体包括:公司法人、股东、债权人、经理、员工、国家等。其他公司利益相关者如公司供应商、消费者、潜在公司收购者等由于不具有财权来源基础而不宜享有公司财权主体身份,不能参与公司财权配置。从这点看,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范畴不应过于泛化,否则公司目标的一般性减少了,决策成本却大幅上升。陈宏辉(2004)首次提出股东、管理者和员工是企业的三类核心利益相关者。从利益关联性角度,公司财权主体均应属于公司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阿尔奇安和伍德沃德(1988)认为当公司的专用性延伸至公司传统边界以外的消费者时,作为公司专用资源的未来所有者的公司产品消费者由于与公司之间相互超强的依赖性,将会要求在公司董事会中有代表或影响董事会。但从对公司可能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来看,对此是应该持谨慎态度的。
摘要：本文在对公司财权内涵基本观点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梳理公司财权形成基础及渊源并从多维视角考察公司财权结构,采用形式逻辑分析方法对公司财权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将财权配置划分为初始配置和再配置两个层面,财务契约实现了财权的初始配置,财权的初始配置决定着再配置的走向与结果,在财权配置中居于主体地位。公司内部的授权与转授权实现了财权的再配置。
关键词：财权配置,内涵,结构,配置逻辑
试析“党媒姓党”的逻辑与内涵 篇2
一、“党媒姓党”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的视野考察,“党媒姓党”思想是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历史延伸。梳理“党媒姓党”理念发展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2·19”讲话的深刻内涵,意义重大。
(一)“党媒姓党”主张的历史源头
“党媒姓党”的主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源远流长。“党媒姓党”的最初表述是“党性”“党派”或者指报纸的“党性原则”。1845年年底,恩格斯首次使用“党性”概念,提出了理论的“党性”问题。当时,恩格斯在批判“绝对的社会主义”时犀利地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2]1849年1月11日,在另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写道:“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3]这是革命导师有关“党媒姓党”主张的最早文献记载。
(二)“党媒姓党”理论的成熟
列宁是“党媒姓党”理论的集大成者。1901年5月,列宁发表了著名文章《从何着手?》,提出了“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是建设的脚手架”[4]的著名论断。针对少数报刊编辑同党闹独立的情况,他在1905年11月13日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明确指出,党报党刊应是党的工作机构,应成为党组织的机关报,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对于如何区分“党的观点”还是“反党的观点”,他提出三个标准,即是否按照“党纲”要求,是否符合“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是否遵循“党的全部工作经验”。这就避免了某些人依靠地位和权力任意给别人扣“反党”帽子,造成组织处理上的错误。列宁同时指出,这种“站在党性立场的报刊也将是自由的报刊”,因为它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5]。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指导党和党的报刊完成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要求报刊少谈政治,多谈经济;改进经济宣传方式,提高经济宣传效率。至此,“党媒姓党”理论走向成熟。
(三)我党党报思想的成功实践与发展
无论是井冈山时期的《红星报》,还是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和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直至后来的《人民日报》、各省省报,一直都是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由党组织派出优秀干部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形成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1942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党与党报》的社论,社论提出,党的“报纸是党的喉舌,这是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6]。自此,“报纸是党的言论机关和代言人”有了理论化的表述,并成了党办报刊的原则和传统。1954年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议:“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7]此后,不同时期虽有不同提法和说法,但“党媒姓党”从来就不容置疑。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再次明确:“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党的舆论机关。”[8]可以说,把新闻媒体当作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是从我们党成立之初一直沿袭到今天的认识或提法,也是对我国新闻媒体长期稳定的角色定位。习近平再次提出“党媒姓党”这一主张,既是历史必然,也是现实需要。
二、“党媒姓党”的现实逻辑
强调“党媒姓党”的现实逻辑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的中国梦。这一逻辑在当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解放日报》(图片来自百度)
(一)宣示执政理念
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及时向全党和全国明确宣示了其基本价值观念和执政理念。通过广东深圳行,“释放继续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通过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映新领导集体的法治思想和宪法意识;通过制定“八项规定”,引领执政党与国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一些举措和思路直指顽疾与病根:“铁腕反腐,拍蝇打虎”“力推改革,百折不回”“外交布局,凸显‘大国范’”,赢得国内外广泛好评。特别是铁腕反腐,深得民心,“被认为是习近平掌控中国这艘大船后向人民交出的一份成绩单”。[9]“党媒姓党”作为其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被鲜明地提出,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二)应对复杂局面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同志坦言,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10]这是新一届党的领导人对腐败的首次“宣战”,更是向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
但反腐不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唯一的工作。梳理中央领导的工作思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深层次问题已经进入高层视野,并在着手进行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经济转型问题,消费与民生问题,美元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中国周边国家形势问题,科技创新与转型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国企改革问题,政令畅通问题,资本过剩问题,债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问题,干部队伍问题等。[11]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全局,每一个决定都事关民生,每一步棋路都要小心谨慎、精心布局。只有走好这些攸关全局的步骤,稳步推进各项改革,给民众带来希望、信心和实惠,才能赢得老百姓对于改革的坚定支持。而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必定会作为党的重要工作要素来加以充分的利用。
(三)实行舆论引导
一个时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直到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的思想认识才开始得到澄清。201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引导党员干部明辨理论是非,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今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如何做到这些要求,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做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心无旁骛,百折不回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大众传媒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必须给出合格的答案。
(四)回归媒体职能
毫无疑问,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大众媒体从来就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都市报,也是党报所属的子媒。但是,近年来一些媒体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一些西方错误的新闻理念逐渐影响到日常的新闻业务,有些媒体甚至公开发出与中央不一致的声音。比如在习总书记强调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时候,有媒体竟发表社论说,“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12]。这就混淆了是非标准,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媒体要服务人民大众,助推社会进步;要做社会雷达,监控时局变化;要对公权掌握者加以监督,防止公权私用;要秉公持正,防止恃强凌弱等。这些是媒体的基本职能,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
三、“党媒姓党”的法理逻辑
“党媒姓党”的法理依据是什么?它是否有充足的法理逻辑?这需要给予正面回应。本文认为,“党媒姓党”的法理依据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章程》
“党媒姓党”的第一个法理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章确定的党的纲领和党的宗旨。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3]同年7月,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14]1843年1月上旬,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一文中,马克思指出:方兴未艾的人民报刊就是真正的报刊,这种报刊是有声的,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15]1843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他写道:“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上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并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而是作为公民———已经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批评。”他进一步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萎靡不振”。[16]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新闻一般规律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把它归纳为八个方面:(1)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2)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3)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4)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5)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6)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7)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8)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17]
(二)对党报思想的理论阐述
1844年《德法年鉴》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两个转变[18]这则旗帜鲜明的启事标志着马克思党报思想最终形成,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报思想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1)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2)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3)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4)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5)党报党刊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6)党组织要加强对党报党刊工作的领导和监督。[19]列宁把这些思想归纳为党报的“党性的立场”,毛泽东要求党报必须贯彻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和策略性,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
(三)对党媒姓党理论的新探索
坚持“四个全”习近平今年2月19日的讲话,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他强调,各类大众媒体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20]习近平对新闻传播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可以归纳为“四个全”,即“全媒体”(所有形态的媒体)、“全覆盖”(国内与国际)、“全领域”(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全过程”(社会运行的各个阶段),不能有任何的忽略和遗漏,不能有任何理由放松对媒体的管理。这就为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对管理新闻传播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贯彻“党媒姓党”原则贵在落实
坚持党媒的党性,必须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党媒姓党”的科学内涵,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心中装着人民,事事为了人民,时刻“勿忘人民”[21]
(二)理顺各种关系,确保上下一致
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面向全社会、影响全社会的工作,因此必然受到各个方面的关注。党委要牢牢掌握对新闻传播工作的领导权,做到科学决策,有效利用,就必须处理好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主要包括:地方党委的决定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中央已有政策规定的关系,个别领导意见和组织集体决定的关系,会议决议与书面文件的关系,维护组织威望与实施有效监督的关系,当前利益与党的最终目标的关系等,做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始终保证媒体运行与全国大局相协调,与中央精神相统一,确保宣传口径上下一致,政令畅通。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与社会化媒体之间的关系,使党的媒体和社会化媒体有机配合,良性互动,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三)尊重新闻规律,防止出现偏差
尊重新闻规律,是党媒姓党的内在要求。既要强调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又必须防止将党媒姓党的思想概念化、简单化和绝对化。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一条,就是要创造条件,让媒体按自身规律运行。党和政府主办媒体,根本目的是要为人民服务。习近平同志说,“民有所想所求,就要为他们服务”[22]。媒体服务社会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违背了这些规律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加强党对媒体的领导,主要是方向、路线的领导,是对媒体和从业者的宏观管理。尊重媒体的规律,就不要介入媒体日常事务,不能事无巨细,统统由党委来决定。特别是要防止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由,直接干预媒体的具体业务工作,直接指挥甚至包揽媒体的采写编评,或者阻止媒体开展正常的新闻报道,进行正常的舆论监督。
(四)提供必要条件,解决实际问题
内涵逻辑 篇3
一、人文激励孕育的激励层林
激励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 已成为现代激励层林, 对激励的理解更是蔚为大观, 只能就其本质进行粗线条的评析。
(一) 中国传统激励理论
激励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在治国治军等方面在实践基础上对激励思想的论述非常丰富。更多的集中于古代的兵书与儒家思想中。在运用情感激励、惩罚激励、目标激励等激励方法上有着一定的经验。这些激励思想今天仍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价值。但是中国几千年处在宗法和官本位统治的社会中, 激励的实施具有明显的功利性, 隐藏背后的“民本观”中的激励虽然含有爱民、惜民的人文色彩, 但更多的是维护王权代表下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真正实现人的发展, 得到人之为人的尊重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切实际。
(二) 西方现代激励理论
来自西方的激励理论, 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奥德赛的ERG理论、麦克利兰的成绩激励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弗洛姆的期望激励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洛克的目标设置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勒温的场动力论、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式等。这些激励思想的发展, 体现着不同的人性假设, 有的关于自然人假设的激励理论, 有的关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激励理论, 有的关于自我实现人假设的激励理论, 有的关于复杂人假设的激励理论等。这些激励理论虽然有其一定的时代价值和现代参考价值, 但其离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 用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终归会因对人的假设条件的“单向度”根基不稳而逐渐暴露固有的弊端, 受到挑战。由于其局限性, 决定了不可能从根本上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 我国现代激励理论
有很多学者在运用西方激励理论时, 多注重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工作需要, 并融合了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 探索出具有一定实践价值的激励理论。有的从个人激励、团队激励和组织激励的角度研究激励理论与方法;有的从工作设计、薪酬福利、员工待股、目标设置、绩效考评、员工授权、培训开发、组织环境等方面研究激励理论与方法;有的从激励技术角度研究激励理论与方法等。[1]如俞文钊的同步激励论和全方位激励模式, 骆云霞的“态度改变理论和价值激励论”, 赵振宇的“自我激励论”, 郑国铎的动态激励论, 苏东水的“人为激励论”。这些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为支撑, 凸显出激励全过程中对人的关注和重视, 但是在具体应用中缺乏深厚的人文支撑, 从其实践看不免又回到重工具理性的困境。
二、人文激励生成的推动力
激励理论的现状为现代激励理论的发展, 或者说一种基于人的科学理解且体现时代精神并充满人文元素的人文激励的出场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一种推动力。任何一种事物要想保持生命力都必须在它所处的那个时代中找到现实的生长点, 否则, 就难逃被时代所遗弃的命运, 同样, 激励要想维护其当前条件下的有效性, 保持其自身的应用价值, 也必须时刻关注社会现实, 获得与时代一致的品格和意蕴。
(一) 现代性的时代反思
当今时代是日新月异的时代, 现代科技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等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 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促进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的不断完善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规范, 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让人们置身于全球共享人类的文明成果。人们在沉浸于各种喜悦的同时, 又感到了丝丝隐忧, 社会的负面影响开始震颤着人们的心灵, 现代性的阴影笼罩着一部分人们, 精神空虚、精神失落腐蚀着人的意志、人的追求, 受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 追求物化、金钱和享受的生活已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神圣的东西很容易遭到亵渎。现代性中的认同危机, 如方向感的丧失和定位的偏差, 核心价值的丧失和道德框架的四分五裂, 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格格不入等导致了对人的需要的头脚颠倒, 合理的需要变成不合理的需要, 错误的需要自认为正确的需要, 主流的需要也与非主流的需要发生次序颠倒。激励者和被激励者的心智模式发生新的变化, 变化后的心智模式所形成的思维定势, 影响其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过去不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 今天要么默许, 要么成为一种时尚。为调动人的一时积极性, 迎合人的低级需要, 迁就庸俗的需求思潮, 造成了激励行为的严重扭曲。激励者人格魅力的下降, 减少激励的诚信度。对被激励者而言, 不仅要听扣人心弦的激励言辞, 更要看激励者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激励场也经受多维挑战, 激励场处在开放的状态下扩大新鲜激励源的来源渠道的同时对屏蔽各种负面信息也面临着失效、失范、失真的危险。面对严峻的现实情况, 激励理论从满足人的单级需求向多极需求转变, 低端需要向高端需要转变, 从一般性物质需要转向精神性需要, 是否就能改变这一尴尬的境况呢?情况固然有一些好转, 一些学者也是这样撰文论述的, 但是在缺乏人文底蕴的激励下, 往往适得其反, 除非激励者也进行价值观颠倒下的实施。
(二) 人文关怀的现实诉求
人文关怀是一个复杂的发展性概念, 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人文关怀有层次性, 取决于人的需要, 既是情感的关怀, 又是物质的关怀;既是宽泛的, 又是具体的;既是现实的, 又是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作为哲学的重要命题, 就是指对人的主体地位、对符合人性的需求、生存状态、生活条件以及保障的关注, 对人的尊严、人格、诚信、善与爱等品质的肯定, 是对人类的幸福与自由的追求, 其核心表现为对人的精神的重视以及对人性的根本关怀, 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文关怀的现实诉求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人文关怀所处的历史方位得到一种很好的解答。时空坐标, 我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 是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思想坐标,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也是当代时代的思想坐标;文化坐标, 党的十七大把人文关怀列在建设和谐文化和培养文明风尚之中。[2]从千呼万唤始出来到形成一种执政理念, 达成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思想而逐渐深入人心, 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激励的实施也在所难免, 也必然坚持这种本质要求, 要求激励实施中从过程到目标渗透人文精神的培育, 在人文关怀的土壤中赋予激励以新时代的人文内涵, 即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 着眼于培养人们树立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 庄严崇高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鲜明的个性意识与集体主义风格, 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与精神风貌来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激励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实施方式, 也将不断拓展人文关怀的外延, 促使人文关怀的更好实施。
三、人文激励的内涵
人文激励具有深刻理论内涵, 是对生活世界中人的激励。
(一) 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思想是人文激励的最直接理论基础之一
马克思主义是充满了人文关怀, 以其整体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 出发点是人, 过程服务人, 目标指向人, “从社会历史与人的发展来看, 这才是一种具有伟大历史感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深刻的人文关怀。”[3]我们认为其实质“就是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 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 尤其是一切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 都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4]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体现了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这种特性赋予了人文激励的价值取向、现实的行为准则和具体的评价标准。
(二) 马克思主义激励思想是人文激励的最直接理论基础之二
马克思主义激励认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是重要手段, 促进人的发展是激励的终极目标, 而需要是激励的最根本基点。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 而区别于一切动物。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呈现出内在必然性。人的需要的内在必然性表现为, 人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衡量一切, 改造一切。这种作为内在必然性的需要本身又是在各种外部条件的严格制约下形成的, 如自然条件的制约、历史条件的制约、生产条件的制约和交往条件的制约等, 而不是自由地产生的。人作为需要的矛盾体, 内在必然性注定了要为自己的需要而奋斗, 但其外部制约性又导致了人永远不能如内在所期望的那样。仅仅认识这一点还不够, 还必须对人的需要实施真正的人文关怀, 这种激励的基点才是我们所期望的。激励的实质就是通过影响人的需求和动机达到引导人的行为的目的。我们要在人文关怀中调节需要、诱发需要、发展需要, 追求首位需要、创造主导需要、对待真实需要、满足合理需要。人文激励在满足符合社会发展的主导需要和符合个人发展的合理需要的内在统一中, 寻求一种符合时代需求的超越性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和激励思想又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 以人的科学认识为出发点, 是思想上的逻辑延伸
跟历史唯心主义相反,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诸如此类的概念为出发点, 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去谈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等, 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去谋求人文关怀和激励。在对人的本质认识上, 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 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 需要即人的本性, 体现出对人的认识的全面性和具体性, 有别于传统和西方对人认识的片面性和抽象性。正是由于坚持了唯物史观和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完整性, 所以, 必然决定了人文激励具有科学的内涵。
人文激励是激励理论对人的理解沿着从工具、要素、资源、资本的历史认识路线转向到人是目的, 是一种批判性、超越性的转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人文激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和激励思想的激励, 是以人为本的激励,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激励, 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激励。人文激励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文精神培育的过程。在人文精神培育中, 提高激励者和被激励者的人文素养和思想认识, 筑牢情感之源、思想之源、精神之源, 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一片精神的湿地。这就要求注重引导改变不正确的心智模式、思维方式, 使之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及集体需要, 从而实现被激励者对激励的自我认同, 达到从他激励到自激励的转变, 形成良好的自激励养成。整个激励过程强制性因素减少, 整个人文激励体现出服务性特色, 减少了功利性色彩。由于更加重视对被激励者的个人发展与激励场的共同发展的和谐, 被激励者也从一般能力向创新能力转变, 潜能向显能转变, 阶段性向终身转变, 激励场处于人文关怀之中, 抵制外界多种干扰和侵蚀的能力得到有效加强。
四、人文激励的现实着力点
人文激励作为新的激励样式, 虽然体现出发展的必然逻辑, 但在新的时空境遇下应然价值并不直接决定着实然价值, 促进人文激励从应然态转到实然态至少要求做到以下两点。
(一) 坚持实践思维
人文激励的实施需要坚持正确的思维方式。从其理论基石和本质内涵看, 人文激励坚持实践思维方式, 有助于克服主客二分的思维倾向, 克服向内求的经验体悟思维方式与向外求的理性思维的各执一端。思维方式是思维主体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借助于思维形式来认识和把握对象本质的某种手段、途径和思路, 一旦形成, 就会内化在人的头脑中, 积淀为思维模式, 符合规律就会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否则就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 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人的思维“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5]人文激励思维同样要遵循这一规律。中国传统激励思维注重人的伦理纲常, 以人伦为中心, 刻意追求天道与人道的结合, 注重内心体验。西方传统激励思维重视科学理性, 大胆质疑, 富有探索精神。两种思维既有其积极的作用, 但是消极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暴露, 对一些问题解释缺乏科学的应答。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 思维的创新固然可以在短时见效, 终归会像黑格尔那样无论辩证法怎样变也一定落入历史的窠臼。实践思维克服了单纯主体性思维和单纯客体性思维的不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 人的生活方式也要发生变化, 而人的生活方式是人文激励的重要视阈。实践思维提供了正确认识人文激励的密码, 有助于认识人文激励的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愈加丰富内涵、拓展外延。因此, 要随着时代的变化为人文激励注入新的基因, 增添新的活力。
(二) 坚持人文评价
人文评价促进人文激励坚持正确的实践价值取向。人文评价是基于人文关怀, 体现人文精神的综合性评价, 是工具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的结合。人文激励注重对人激励的长久效应, 而不是短暂效应, 决定了评价标准的视界不同于一般激励理论。一是人文评价要突出激励场的人文环境建设指标。人文环境是人文激励场的重要场域。健全的人文环境是和谐和健康向上的, 能够形成强大的正向磁场效应, 使激励行为聚焦于激励目标, 而不健全的人文环境充斥着与激励行为不相符的因素, 内耗降低了合力效应。人文环境评价的核心在于激励场是否体现人文精神的培育氛围。二是人文评价要凸显人文机制建构指标。公平机制、民主机制、心理疏导机制是人文机制的重要评价指标。激励双方的平等地位, 主体性发挥程度, 民主意识的培育, 对于提高人文激励的透明度和营造人文激励激励者和被激励者相处的和谐氛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人文评价要注重人文咨询指标。人文咨询的全程跟踪, 实行导航式全程制导, 而不是一次性投掷, 能够全时段的提供建议和咨询保障, 以此对整个激励过程围绕激励目标不断得到调试和优化。人文咨询的服务性、全程性、便捷性是重要的参考因子。总之, 人文指标的设定, 关涉着人文评价的质量, 从而影响着人文激励的实施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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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邱伟光.人文关怀的历史方位与育人效应[J].思想理论教育, 2008, (1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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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551, 465.
内涵逻辑 篇4
《逻辑哲学》英文原书的主编是来自美国宾州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的戴尔·杰凯特(Dale Jacquatte)教授,是当今最为著名的逻辑学家之一,其学术研究涉及逻辑、内涵性、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及哲学史等诸多领域,对逻辑和哲学都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对当前的逻辑哲学研究有着全面的把握;由其主编的这两本《逻辑哲学》,收录了29篇论文,几乎囊括了当代最著名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和集合论学家在逻辑哲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这些论文包括目前符号逻辑某些最重要子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围绕逻辑的新理论发现和应用的哲学本质及其影响,涉及形而上学基本概念、知识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价值观,几乎涵盖了与逻辑哲学相关的所有领域,反映了以逻辑系统构造和评价哲学概念的基本方式;这些成果运用典范性的逻辑专业技术,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体现了当代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现状,具有相当深刻的学术价值,不仅可以为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解逻辑哲学的基本背景,而且可以作为当前逻辑实践的典范和未来逻辑发展的风向标。
本分册的每一章都是一篇独立的论文,都具有特定的主题选择,既深入浅出地讲清了问题来源,又提供了精妙的解决方法(至少会有方法论的说明),全面深入地体现了逻辑哲学这一领域的交叉特性,既激起了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哲学本质的关注,又培养了读者对数理逻辑专业技术的兴趣。在每篇论文的结尾处,还附有大量的英文参考文献,为读者深入理解相关逻辑哲学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1篇论文为戴尔·杰凯特(Dale Jacquatte)的《引言:当代逻辑哲学》。作者在对逻辑与哲学、数学关系探讨的基础上认为,对逻辑(系统)应秉持多元性的观点,而逻辑哲学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思这些丰富多样的逻辑(系统)的发展以澄清逻辑这一概念本身。未来逻辑哲学的发展也应受澄清逻辑概念这一逻辑学研究最为“质朴”动机的驱使,本书收录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就回应了这一诉求,不仅如此,在作者看来本分册的编纂还应当为当代的逻辑研究提供一个十分全面的概述。显然该论文在本分册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2-4篇论文分别为雅各·辛迪卡(Jaakko Hintikka)、加布里埃尔·三都(Gabriel Sandu)的《逻辑是什么》,威尔弗里德·霍奇斯(Wilfrid Hodges)的《逻辑的范围和限制》,约翰·范本瑟姆(Johan van Benthem)的《哲学中的逻辑》,主要用以澄清逻辑这一概念以及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等问题;第5-7篇论文分别为大卫·希区柯克(David Hitchcock)的《非形式逻辑与论证概念》,戴尔·杰凯特(Dale Jacquatte)的《论非形式与符号逻辑的关系》,主要用以阐释非形式逻辑如何依赖逻辑乃至形式逻辑的问题。这些论文对于逻辑学和逻辑哲学入门的学生而言无疑具有良好的启发作用。
第8-10篇论文分别为罗伊·A.索伦森(Roy A.Sorrensen)的《模糊性与日常语言的逻辑》,欧内斯特·莱波雷(Ernest Lepore)、马修·斯通(Matthew Stone)的《逻辑与语义分析》,查尔斯·F.基尔科夫(Charles F.Kielkpf)的《形式语义学的辩护无关问题》,主要用以探讨逻辑在语言学中的作用,尤其是为用逻辑手段解决语言中的哲学问题提供了精妙尝试。
第11-13篇论文分别为《真之简史》《真与悖论:哲学概览》《希尔伯特纲领的过去与现在》,三篇论文在对逻辑学中最基本的真概念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引出了导致第三次数学危机的(与真概念相关的)悖论,进而对作为应对第三次数学危机的希尔伯特纲领(Hilbert’s program)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希尔伯特纲领虽然失败了,但却并非一无是处,它所提出的“所有的数学都应当被形式化”的思想继续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而第14-15篇论文,即赫伯特·霍赫贝格(Herbert Hochberg)的《逻辑主义及其在当代的遗产》,小约翰·W.道森(Johan W.Dawson,Jr.)的《经典逻辑时代的来临》,不仅说明了这一思想对逻辑学发展的影响,更回顾了经典的一阶逻辑的产生过程;第16-18篇论文,即彼得·弗莱彻(Peter Fletcher)的《无穷》,H.D.艾宾浩斯(Heinz-Dieter Ebbinghaus)的《勒文海姆———司寇仑定理》,蒂莫西·贝斯(Timothy Bays)的《司寇仑悖论的哲学》,迈克·汉德(Michael Hand)的《量词的对象与替换的解释》,则对一阶逻辑产生之初所涉及的一些争议问题给出了一些哲学的阐释。
第19-26篇论文分别为西格弗里德·哥特瓦尔德(Siegfried Gottwald)的《多值逻辑》,卡塔林·宾博(Katalin Bimbó)的《相干逻辑》,牛顿·C.A.达斯科塔(Newton CA da costa)、德肖·克劳斯(Décio Krause)、欧达沃·布埃诺(Otávio Bueno)的《弗协调逻辑与弗协调性》,亚罗斯拉夫·佩雷格林(Jaroslav Peregrin)的《外延与内涵逻辑》,马库斯·克拉赫特(Marcus Kracht)、奥利弗·库茨(Oliver Kutz)的《逻辑可能世界和模态逻辑的对应语义学》,查尔斯·S.茅原实里(Charles S.Chihara)的《模态实在论及其在数学实在论中的根源》,约翰·诺尔特(John Nolt)的《自由逻辑》,约翰·伍兹(John Woods)的《虚构及其逻辑》,分别对多值逻辑、相干逻辑、弗协调逻辑、外延逻辑、内涵逻辑、模态逻辑、自由逻辑、虚构逻辑等诸多非标准、非经典逻辑及其哲学意义进行了精要的论述。这些论文都展现了逻辑与哲学之间符号化的内在关联,给出了逻辑,尤其是符号逻辑,对于解决哲学问题的有益尝试,展现了符号逻辑的强大功能,不仅反映了当前哲学逻辑和数理逻辑的最新研究状态,而且对未来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有着示范和引导的作用。这些论文对逻辑学和逻辑哲学专业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最后三篇论文,即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的《反事实语句、因果关系以及抢先占有》,尼尔·坦南特(Neil Tennant)的《逻辑、数学与自然科学》,尼古拉斯·雷斯彻(Nicholas Rescher)的《缺省推理》,则分别对应于逻辑学中反事实语句、直觉相干逻辑和缺省推理三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反事实语句、因果关系以及抢先占有》主要概述了因果反事实理论的研究现状,并指出了抢占优先是反事实理论的主要障碍;《逻辑、数学与自然科学》站在“极少主义”的立场论证了直觉相干逻辑(IR)的正当性,并对IR论证的自反稳定性给出了一种反驳;《缺省推理》则为人们如何在信息不够充分的条件下进行令人信服、负责任的最好推理提供了充分的讨论。
该分册翻译者刘杰副教授研究兴趣涉及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博士论文以“真与意义的融合与分离之争的逻辑探究”为题,聚焦最基本的逻辑哲学问题,而郭建萍博士也具备一定的逻辑和哲学基础,两人对逻辑哲学相关方面的问题都有较好的把握,这在本分册的翻译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总的说来,本分册的翻译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学过逻辑学的人应当知道,学好逻辑学需要学者不仅具有一定的哲学悟性,而且具备一定的数学功底,能把这两个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两位译者敢于尝试翻译本书除了自身具备一定的功底之外,还怀有不畏艰难的科研精神。译文中也许会有些许不妥之处,但我想这都是在所难免的,对此我们不必过于严苛,因为更为值得肯定的乃是本书翻译所带来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