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行为（共9篇）
逻辑行为 篇1
1 引言
在取证调查时,调查者的主要难题就是证明入侵者行为是否蓄意而为,这可以用系统状态的性质来刻画,即这些状态是否是入侵者的伪装,这使得对它们的计算更加难以执行。对入侵者来说,调查者作为第三方仅有有限的关于它们攻击行为的观测记录,即所能收集到的不完备的证据集。举例来说,一个入侵检测系统的报警文件仅仅给出了有关远程执行命令集的信息,并不能向展示系统是如何被攻击的。从这一考虑出发,有必要对文献[1]提出的形式化方法进行补充,使之能够证明源于入侵活动不完全观测的数字证据。
2 多方协作取证的理论基础
不同的观察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个事务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观察结果,瞎子摸象的故事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安全事件的取证调查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即不同的调查者依据各自的知识和技术,对收集到的不同证据集进行分析,这必然会产生相互间的合作问题。而这种协作也必然会给取证调查工作带来新的性质。
为了更好地处理多方协作取证,提出了一种片面性理论。这种理论来源于文献[2]中提出的不透明性(Opacity)概念。近十几年来,有许多关于安全性描述问题的研究,也提出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方法,其中有一些就是基于不透明性的,它已被证明是描述安全性的一种很有前途的技术。为了使之更适于取证调查任务,对其进行扩展,使之支持多方观察和协作,并称之为片面性理论。
2.1 不透明性简介
一般来讲,一个给定性质的不透明性[2]就是指:一个第三方仅能访问整个系统运行情况的一部分(称之为可观察部分),而不能推断出系统性质的全部真相。不透明性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应用开发、系统验证和可判定性证明等领域被认为前景广阔。文献[3]用通信顺序进程(CSP)的表达法给出了不透明性的形式定义,其在某种程度上为表达匿名安全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它采用模型检测技术在有限状态模型下判定这一性质。文献[4]提出了一种更一般的描述不透明性,但不处理可判定性问题的框架。这一框架在文献[2]中得到了应用,并使用抽象技术对不透明性质进行验证。近来,不透明性概念已逐步被扩展到一般性系统,不再仅限于密码协议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扩展是在PETRI网和标号转移系统(Labeled Transition Systems)中处理不透明性证明的可判定性。
2.2 系统状态和运转的可见性
依赖于观察者所使用的技术和手段,有些系统的状态变量可以观察到,而另一些可能观察不到,这就是要说的可见性。使用TLHA规约对调查者对系统的观察进行建模,当然要考虑这一性质,提出状态标签的概念来表示这一性质。用ls表示状态s的标签,用ls(v)表示状态s中的一个变量v的标签。根据变量的可见程度,变量的标签有如下三种形式:
变量值:当对观察者来讲一个变量可见且其值也可解释时,它的值当然就是他在状态s中的变量值,即ls(v)=s(v)。
假设值:当一个变量可见但其值不能被观察者理解,也就是说它的改变不能给观察者带来更多的信息时,比如加密或压缩的数据,则给它指派一个静态标签,即一个假设值,ls(v)=x,x∈Vh。这里Vh表示假设变量值的集合。这一假设值在运转中任何状态都不会改变。
空值:当变量完全不可见,当然也没有可确定其值的任何信息时,则在运转中的所有状态都给它指定一个空值,即。
状态s的可观察部分可以用obs(s)来表示,而obs(s)是通过计算状态s中的每个假设变量和非假设变量的标签来获取。在观测模型中,每一个状态都可以表示为变量标签的序列:obs(s)=[ls(v1)ls(v2)…ls(vn)],其中(v1,…,vn)表示状态s中的所有变量,包括假设变量和非假设变量。那么,一个系统运转δ=(δ0,δ1,…,δn)在观察者看来自然就可以表示为obs(δ)=(obs(δ0),obs(δ1),…,obs(δn))。
2.3 单方片面性
给定一个TLHA[1]规约Φ,系统所有可能到达的状态集S,以及一个允许观察者观察到有限的系统执行情况的函数obs()。称定义在S上的一个谓词性质Ψ为片面性,如果它在系统运转δ上的一个状态成立,但一个第三方总是无法通过它的观察函数obs()以及他所能做出的推论来独立地确定它。类似于[5]对不透明性的分类,也将片面性分为四种类型:
初始片面性:如果一个性质Ψ对每一个运转δ=(δ0,δ1,…,δn),都有:对,都存在一个运转δ'=(δ'0,δ'1,…,δ'n)使得
最终片面性:如果一个性质Ψ对每一个运转δ=(δ0,δ1,…,δn),都有:对,都存在一个运转δ'=(δ'0,δ'1,…,δ'n)使得
总是片面性:如果一个性质Ψ对每一个运转δ=(δ0,δ1,…,δn)和一些i(∈[0..n]),都有:对:,都存在一个运转δ'=(δ'0,δ'1,…,δ'n)使得。则称性质Ψ为总是片面的。
完全片面性:如果一个性质Ψ对每一个运转δ=(δ0,δ1,…,δn),都有:,则存在一个运转δ'=(δ'0,δ'1,…,δ'n)使得
3 支持片面性的假设行为时序逻辑
将对描述语言TLHA+[1]和验证工具TLHC[1]进行改进,修改TLHA行为的语义,使之支持全局片面性,以便在多个观察者的情况下(或者说多方参与的情况下)更好地生成攻击场景。
3.1 TLHA+的改进
下面将对TLHA的规约语言TLHA+进行改进,使之能够支持片面性和调查者观察的描述。当然这里只着重介绍增加和修改的部分。
构造语句:增加两个构造语句,OBSERVATIONS obs1,…,obsn和NOVAL noval1,…,novaln。他们分别用来声明观察函数和虚构的假设值。
观察到的状态描述:每个观察obsx(s)(s是一个状态)都是由一些表达式ei的析取构成。这里的每个ei都是一个非假设变量vi在观察函数obsx下的一个观察结果,它具有以下三种形式之一。
ls(v)=s(v),当变量v在观察函数obsx下可见且可以解释。其标签等依赖于被观察的状态,且等于在此状态的实际值;
l(v)=novalx,当变量v在观察函数obsx下可见但不可解释。其标签在整个运转过程中都等于一个虚构的值。
l(v)=Φ,当变量v在观察函数obsx下不可见。其值被设置为空值。
片面性描述:以下语句以谓词的形式描述各类片面性:All Obs One Sid_Init(P)、All Obs One Sid_fin(P)、All Obs One Sid_allways(P)、All Obs One Sid_total(P)和All Obs One Sid_semi(P)分别表示初始全局片面性、最终全局片面性、总是全局片面性、完全全局片面性和半全局片面性。
3.2 自动验证工具TLHC的改进
给定一个可达的系统状态t,用表示图G从系统初始状态直到状态t的部分。另外,用表示图G的一条路径g(即系统的一个运转)从初始状态到状态t这一段。给定个可达状态s,改进的TLHC算法会生成满足如下条件的下一状态集T=∪{ti}:1)所有攻击场景片段的析取A,在状态对(s,t)的值为true;2)t满足约束谓词Constraint;3)第i个调查者使用它的观察函数obsi观察所得到的结果,用表示,作为他所收集到的证据OBSi;4)表示行为证据谓词集C对每一个都为真;以及5)如果谓词证据Pr的值为假,那么,从初始状态到状态ti,它的值也必须都为假。
在后向推理阶段也未使用同样的方法,这里不再赘述。
在生成表示可能攻击场景集的图G后,算法会验证额外的谓词证据的片面性,比如半全局片面性可通过检查下面的公式是否为真来进行验证:
4 案例分析
考虑一个针对Web服务器的拒绝服务攻击。用4个变量来为其建模,分别是表示用户权限的变量pr、运行在80端口的服务srv80、HTTP服务器日志文件weblog、运行在81端口的服务srv81。假设对系统的多方观察获得几个结果。
(1)第一个调查者通过服务监听程序搜集到一个证据,并可根据它对变量srv80进行监测和解释。第一个调查者的观察的形式定义如下:
并且其收集到的历史证据为OBS1=(Φ"http"ΦΦ,Φ"noservice"ΦΦ)。
(2)第二个调查者已经进行了服务器的文件系统调查并发现了一个针对日志文件的攻击,入侵者将元数据中的日志文件条目指向了一个空块。此调查者可以监听并解释变量weblog。第一个调查者的观察的形式定义如下:
且它所收集到的历史证据为OBS2=(ΦΦ"_"Φ,ΦΦ"mfurl"Φ,ΦΦ"_"Φ),其中“_”表示内容为空,“mfurl”表示一个诱使服务器拒绝服务的畸形URL。
(3)第三个调查者检查了一个网络入侵检测系统(IDS),并从其日志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作为缓冲区溢出攻击的行为证据,这一证据在形式上可转化为“同时”约束。实际上,缓冲区溢出漏洞在拒绝相关应用时可提供一个授权外壳程序。此行为证据可形式地描述为:
最后,当安全管理员发现Web服务器已经停止了HTTP服务,并意识到受到攻击时,可为调查者提供一个谓词证据。其形式定义为:
系统的初始状态为:没有向用户提供授权、一个HTTP服务正运行在80端口、日志文件为空、且81端口没有运行任何服务。其形式定义如下:
现在,若一个调查者想要形式地证明入侵者在81端口安装了后门外壳程序。把这一想证明的结果描述为一个谓词证据Pr2 srv81=“/bin/sh”,此问题就转化为证明Pr2是否是半全局片面性。
在运行改进后的TLHC算法后,获得如图1所示的两个攻击场景:一用户使用较低的权限向HTTP服务器提交一个探查Web服务版本请求“get/?”,随后通过向服务器发送特定的溢出数据,利用该版本的缓冲区溢出漏洞,在服务被终止的同时入侵服务器并获取最高用户权限,然后攻击文件系统,隐藏HTTP服务日志的真实内容,使它的元数据条目指向一个空的数据块。这样,入侵者就可以在81端口安装后门程序或立即退出服务器。
容易看出,这些攻击与历史证据、行为证据和谓词证据Pr1相符合。至于Pr2,它属于半全局片面性,即在第一个攻击场景,它的值开始为假,而后来变为真;而在第二个攻击场景,它的值在所有状态都为假。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片面性理论的适于多方协作的入侵取证调查方法,这种方法利用提出的片面性理论建立取证性质并证明已完成的攻击场景。把这一理论整合进了前文提出的假设行为时序逻辑TLHA及其自动验证工具TLHC。另外,为了处理多方观察,还提出了“全局片面性”和比较特殊的“半全局片面性”,用来验证不可证明的证据。最后用实例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李均涛,唐郑熠,李祥.基于行为时序逻辑的入侵取证研究[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1,28(7):2742-2745.
[2]Jeremy W.Bryans,Maciej Koutny,and Peter Y.A.Ryan.Modelling Opacity Using Petri Nets.Electronic Notes in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121:101-115,2005.
[3]Steve Schneider and Abraham Sidiropoulos.Csp and anonymity.In ESORICS’96:Proceedings of the 4th European Symposium on Research in Computer Security,pages 198-218,London,UK,1996.Springer-Verlag.
[4]Dominic Hughes and Vitaly Shmatikov.Information Hiding,Anonymity and Privacy:a Modular Approach.Journal of Computer Security,12(1):3-36,2004.
[5]Peter Y.A.Ryan Jeremy W.Bryans,Maciej Koutny.Modelling Dynamic Opacity using Petri Nets with Silent Actions.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Formal Aspects in Security and Trust(FAST),Toulouse,France,August 2004.Kluwer Academic Press.
逻辑行为 篇2
作者：赵晓峰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大私”的分析观念，将乡土社会里的宗族或自然村赋之以“大私”的属性，以此重构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研究发现，宗族、自然村是农民认同的一个重 要的“自己人单位”。受此影响，传统农民的行为逻辑是“以群为重，以己为轻”的群我主义，以农民认同的“大私”单位为界限，其内遵循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整体主义行为逻辑，其 外则遵循截然相反的特殊主义的陌生化的人际交往逻辑。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崇公抑私”等公与私的价值性术语的实践效能就会有新的发现。
关键词：公私观念
传统农民
特殊主义
群我主义
差序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
探讨中国人公私观念的属性，一个理想的起点即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分析概念：
“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 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力时，他也是为了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1]
从中可以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人的公私观念从理论上来讲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多层次性，在天下之“大公”与个人之“小私”之间有若干个类如家、族、党、国的中间地带的圈、层；二是规定性，“私”是人的本能，“私”先定而“公”后随；三是伸缩性，在中间地带的圈、层上，公与私都是相对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可以根据自身 需要给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四是价值性，中国人为了任一圈层的“公”的利益，不会牺牲内圈层的私利，却会言之凿凿地牺牲外圈层的公利。
公与私的价值性，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长期存在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是“崇公抑私”等褒公贬私的思想观点盛行于世，另一方面是追求私欲而无公德的现象充斥在民众生活实践的各个角落。然而，公与私问题在价值性和实践性之间存在着的认识论上的张力，可能更多是由公与私界限的笼统、模糊，由“公”的向内扩张性和“私”的向外扩张性叠加带来的，也就是说是由公与私 的伸缩性引发的认知上的悖论，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实践中的悖论。因为由公与私的多层次性所决定，一旦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被打破，公与私的另外两个特征也就必然需要重新认识[①]。
笔者认为，认知上的公私悖论现象的产生更多是由于脱离了实践的场域，抽离了时空，过于期待能够在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层面上寻找到一个普遍性的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的认识论范式造 成的。一旦，将农民公私观念的讨论放到村庄这个特定的场域中，放到对农民日常行为逻辑的考察中，就可以发现，在“以己为中心”的家庭之外的若干层级上可能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大 私”。因为在“多层次”的公与私中有一个“事先规定”的农民认同的结构性的“大私”的存在，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和价值性特征就有了重构的可能性。
为此，本文将把公与私的讨论安放到村庄里，从公与私的层次性、规则性两个层面着手，试图建构理解传统社会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深化理解农民的公私观及由其型构的地方社会 秩序的内在逻辑。
二、中国农民“私”观念的起点及其行为逻辑
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这是学界的共识。金耀基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家的过度发达，压制了个人的独立性，使中国没有能够产生类如西方的“个人主义”[2]，由个体组 成的家庭构成划分群己、人我界限的基点。贺雪峰还进一步提出与认同有关的文化边界而不是自然边界构成人我、群己界限的边界。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中，团体和个人是对立的两端。而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最基本的权利与行动单位，构成群己界限的边界，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家庭与西方的个人一样，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3]
费孝通认为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个人的行为取向是以己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费孝通说中国人不是个人主义者的判断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4]，但是 说中国人是自我主义者却与他自己关于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的判断相冲突，引发了后辈学人的质疑。[5]个人主义建立在宪法和权利观念之上，是权利本位的，而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没有产生个人观念和权利观念，更多是依照义务的原则与他人进行交往的，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他人的伦理义务。[6]
按照自我主义的逻辑，在“己、家、族„„”由内向外推的序列谱上，一个中国人可以依据自身的需要为了某一个圈层的私利而牺牲之外所有圈层的更大的“公”的利益，而不会为了这个特 定圈层的“公”的公利而放弃其内任何一个圈层的私利，比如说中国人可以为了族的利益而牺牲国之公利，而不会为了族的利益甘愿去牺牲一己一家之私利。这显然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具有 不相符的一面，如果将自我主义逻辑的讨论放到村庄这个特定场域中则更加明显，一旦单个村民可以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而牺牲一族一村之公利，村落社会的秩序就无以形成，村庄也就不能 成为村庄了。
由此，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自我主义的，更不是杨朱学说所渲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为我主义，从表面上看更像是梁漱溟阐述的遵循伦理本位原则的“互以 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不过，从中国人的实践行为逻辑来看，“以对方为重，以自己为轻”的利他主义是有边界的，更适用于家人和熟人之间，适用于熟人社会亲密社群内部的人际交往行 为。所以，在廉如鉴、张玲泉看来，“‘自我主义’有低度社会化之嫌，‘互以对方为重’则有过度社会化之嫌”[7]，都不能概括中国人行为逻辑的特点。鉴于此，笔者认为传统中国农民的 行为逻辑是群我主义的，“以‘群’为重，以自己为轻”。因为有“群”的存在，就有“群”的规范，就有“群”内所有人都认同的地方性知识，有了一己一家必须遵循的规矩。群我主义相 对于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来说，关键是存在着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站在这个边界上向内看，为了这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既可以牺牲边界之内一己一家之私利，也可以牺 牲边界之外的一国乃至天下的公利；在边界之内，人际交往的逻辑是“以对方为重，以自己为轻”，而到了边界之外则完全可以采取截然相反的陌生化的人际交往逻辑。
三、农民“私”观念的拓展：“自己人”及其行为逻辑
虽然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对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推崇备至，但是大家庭并没有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8]家庭的规模限制了单个家庭提供水利、安全等公共品的能力，当传统国家也无力为分散的小 农家庭提供种类繁多的公共品的时候，就需要在单个家庭的基础之上构建诸多家庭联合供给公共品的合作机制，因此也就需要一个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能够承担这一功能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 位。
孙中山认为：“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 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价性命。”“至于说到对国家，从没有一次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至，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9]
杨国枢则更进一步将中国人这种家族重于个人的倾向称之为家族集体主义，“在家族主义的取向下，„„个人不得不屈从或融入家族，其个性或独特性自然不受重视”。[10]对此，林语堂认 为“他们（中国人）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则为扩大的自私心理”。[11]
“扩大的私心”是家族集体主义意识的来源，是“自己人”认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杨宜音提出中国人是通过先赋性关系和交往性关系来建立“我们”概念的心理联系，“关系化”是形成 “自己人”意识的重要机制，而“类别化”则是判别与区分内外群体心理联系的重要机制。[12]以此来看，以自然村落为中心的地方社会无疑是形成农民“自己人”观念的最佳场域。在这里，依血缘而来的先赋性关系和依地缘优先性而来的面对面的交往性关系是可以充分地发挥作用的，宗族是最有利于建立“自己人”认同的先天性组织载体。宗族与宗族之间则会因为“类别化 ”机制的发酵而形成内外群体的区分。但是在自然村落里，高频度的面对面的交往关系也有可能弥补先赋性关系不足的缺陷，使杂姓村落也有可能成为以自然村为认同边界的“自己人”群体，而对于那些没有或很少有互动交往关系的外宗族、外村落来说，自然也就成了陌生的“外人”群体。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差序格局”的农民公私观。“差序格局”的伸缩性特征，在村庄视域中更形象的描绘来自于王铭铭。王铭铭在福建溪村考察时发现，全家族作为独立的整体与异 族或村外人对照，被称为“自家人”，即“私”的一部分；对于聚落房支和个别农户而言，则转化为“公”的单位。聚落房支于家族而言，称为“私房”，是“私”的单位；而对于亚房和家 户却被称为“公”的单位。亚房对于家族、异族、聚落房支而言，都成为“私”一级的单位；但对于家户和个人，成为“公家”，也与它们一同称为“家人”。家和个人的分别极小，家即自 己，自己即家。[13]
在费孝通和王铭铭看来，建立在家以上的“家、亚房、聚落房支、家族—村落、村外”四级公与私的认同较多的呈现出均质化特征，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贺雪峰对农民行动单位的研究无 疑打破了这种认识。他提出，在超越家庭之上的差序四级中，往往有一级构成超出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农民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且因为这一级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存在，而压抑了其它各级 的认同水平和行动能力。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宗族、自然村就是凸显的超越农民单个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14]
相比于费和王的论述，贺雪峰提出的双层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观点可能更切合于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以解放前的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日本学者平野认为中国的村落 具有共同体层面的意义。[15]暂且搁置中国农村是否是一个共同体的讨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宗族、自然村确实有可能是农民“自己人”心理认同的一个重要单位，是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因为有了“自己人”的认同，它对内就能够在不破坏群体团结的基础上遏制介于家庭与宗族之间的诸如亚房、聚落房支的“私”的利益单位的挑 战，使宗族“对内虽然从来难有一致的时候，对外却从来没有不一致的时候”的集体行动逻辑成为可能，从而使宗族、自然村成为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最为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公”的单位。宗族、自然村的“公”相对于个人、家庭来说是“公”，而相对于“国家”之“大公”来说，又退回到“私”的领域当中，实则是农民认同的“大私”。
接着，我们再来看“大私”的规范性。乡土社会是一个依靠礼治形成秩序的社会。[16]礼治就是以地方性共识、以公共规则为内在秩序机制的习惯法、民间法来治理。由于其极度强调“公共 性”，对个人而言，“礼治秩序”所蕴涵的就是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行为逻辑。整体不是单个的我，是由诸多的“小我”聚集而成的“大我”。整体主义强调 的是以“小我”为中心向往外推的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机制具有“公共性”，“自我”必须“克己”以按照地方性共识、公共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动。这也是传统中国农民“群我主义”行 为逻辑的根源所在，而其群就是“自己人”群体，即宗族、自然村。
然而，农民行为逻辑的整体主义一旦超越了宗族、自然村等“自己人”的范围，自外向内、自上向下看则会发现其很快就回归到特殊主义行为逻辑中去了。说到底，礼是规范熟人社会里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并不能推广到宗族、村落以外的陌生人社会。与规范礼治社会秩序的人情、面子等习惯法、民间法相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法才具有普遍性。法是靠权力和暴 力来推行的，礼则是靠教化来习得的，在“民不告，官不究”的传统社会里，法和礼以宗族、自然村为界限是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所以，许烺光才会认为：“中国人决非一盘散沙，尤其在亲属关系和地方组织中，中国人彼此在一起的力量比粘土还紧。至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性格，只有在主要亲属以外的团体关系中才会 出现”。[②]以宗族为界，宗族内为“粘土”，宗族外为“沙”的论断无疑是对“自己人”内外整体主义逻辑和特殊主义逻辑分属转换机制的最形象的说明。
超越家庭之上的“自己人”、“大私”的存在，一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公共品供给问题，为村落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却也阻隔了国家与农民之 间直接关联机制的建立，致使传统中国的农民只知道有宗族而不知道有国家，只愿意为宗族做义务本位的付出，而不愿意为国家做轻摇赋税、有限兵役等之外的更多付出，以致在农民的心里 出现了“有宗族而无国族”的认同窘况。正因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前辈先贤才会说中国农民一盘散沙，也更能体会到这里的“一盘散沙”实则更多指的是以宗族等阻隔农民建立起对国家认 同的“自己人”、“大私”为单位的粒粒“沙子”的“散”，而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个人层面的“散”。
四、村庄视域中农民的行为逻辑：“小私”和“大私”何以“通了家”
村庄社会性质是理解单个农民群我主义行为逻辑和“自己人”整体主义行为逻辑是如何交汇融通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关键。谈起乡村社区的社会性质，仍不得不提费孝通“熟人社会”的 理论模型。“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7]熟悉而非陌生构成传统农村社区的底色。然而，仅仅是“熟悉”远远不足以理解传统村落的性质，“熟悉”并不足以使世 代延续的宗族性村落得以长存，由“熟悉”而生发出的“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成本”问题难以构成理解传统农民行为逻辑的根本原因。那么，在熟人社会里，由“熟悉”到“信任”、“规 矩”等秩序生产机制，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呢？陈柏峰认为是“亲密”，支撑机制则是人情。[18]但是，仅从“亲密”出发来理解乡土社会的本质，理解宗族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显然还不够。归根到底，“亲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情、感觉，“人情”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交流的一种方式和规则，从微观的个体到中观的宗族、村落存在着“惊险的一跳”。换句话说，个人和 社会、“小私”与“大私”在哪里“通了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费孝通说：“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19]这里的“习”字很 关键，正是一个“习”字建立起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习”就是人的社会化，其本质是建立起个人对规矩、对社会、对地方性共识的“认同”。在一个长期实行自治性管理的社区 中，熟人社会的秩序生成关键靠农民在不断“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同”。“认同”就是将宗族、村落在长达数百年的人类历史上所沉淀下来的地方性共识“内化”为个人的行为规范，其本质是一个“私化”的过程，将宗族、村落“私化”为个人，使之成为农民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
群己界限的划分是“习”的主要任务，建立起以“自己人”为界限的“认同”是“习”的关键内容，宗族、自然村内部是“自己人认同”，之外则是“陌生人认同”，以宗族、村落等“自己 人”群体为界限，规矩、法律成为人们内外有别的行为依据。因此，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积众人之“小私”成社会之“大私”，使宗族、村落成为自治的共同体，关键还在一个“习”字，在 “认同”二字，没有“自己人认同”和“自己人行动逻辑”，宗族、自然村落的秩序就无以生成。
那么，农民“认同”的是什么，“小私”和“大私”凭借什么“通了家”呢？杨宜音认为：“自己人结构虽然带有先赋性的特征，但是最为核心的还在于结构边界具有的心理动力特性。隐藏 在‘自己人圈子’背后，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自我’，它掌握了人对环境的适应和创造，打通了‘我’与‘我们’的边界”。[20]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可以通过先赋性关系自动成为一个“ 自己人圈子”的成员，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交往性关系融入这个圈子从而成为“自己人”。在这个结构性“自己人圈子”中，内核是依血缘关系而来的宗族，非宗族的人必须通过通婚、过继等 各种拟血缘的手段或者是通过交往才能被接纳为“自己人”。在传统村落社会里，“自己人”的信任建构是在“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熟人社会的场域中完成的，得益于先天的血 缘性关系和后天的交往性关系的叠加效应。但是不管是在南方单姓主导型的宗族性村落，还是在北方多姓杂居的村落，“关系”都是打通“我”与“我们”，“小私”与“大私”之间隔阂的 重要的实践机制。
黄光国在研究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时分析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形式，并分别有不同的适用法则：一是情感性关系。在传统社会里，以家庭为单位，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 个类别。它的社会交易和资源分配法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二是工具性关系。它是个人与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建立的以获得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关系，适用的是“公平法 则”；三是混合性关系。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包含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等不同的角色关系，适用的是“人情法则”。在黄光国看来，混合性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 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21]
黄光国的分析比较契合梁漱溟的判断，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的实质是关系本位。而关系的建立往往要依赖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机制。黄光国对中国人行为逻辑的研究 超越了村庄，旨在提出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模式，更重视的是以人情、面子为权力游戏规则的混合性关系的分析，难以清晰地揭示出传统中国农民在村庄里的行为逻辑。
将黄光国的研究成果用之于村庄则会发现，情感性关系在传统社会里不仅适用于一己之家，而且还通行于“自己人圈子”，但其所讲的需求法则就不一定适用于以宗族等为存在形式的“自己 人圈子”。也就是说，黄光国的情感性关系既适用于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宗族。并且，混合性关系同样也适用于宗族、自然村落这样的“大私”单位。因此，在家庭之外，宗族、自然村落之内，人情和面子都是重要的关系资源。人情是以礼物的互惠等形式建立起来的，面子也是通过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馈赠与接受”的互惠关系建立起来的。
由“伦理本位→关系本位→人情、面子”倒推过去，就是费孝通的“伦理路线”。费孝通认为孔儒学说一统天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路线就和伦理路线就分野了，学者们的职责是去 维持伦理路线。[22]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里，乡村社会的日常治理主要不是依赖国家法的治理，而是依赖人情、面子等关系资源的治理。伦理路线的治理依托的主体是将义务本位的 价值取向内化到日常行为中的个人，也就是遵循群我主义行为逻辑的个人。因为人情和面子都蕴藏着人际交往的规范，个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习得了这些规范，也就会认同这些规范，将之作 为日常行为的标准，从而这些规范也就成了地方性知识，具有了“公共性”。正是在这里，“小私”和“大私”之间“通了家”。
当然，为了维持“大私”社群内部的秩序仅仅依靠这些软的规范还不够，毕竟它们所针对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关系，因此还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硬的规范，这就是族规家法、村规 民约。族规家法、村规民约虽然也有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倡导性、预防性规定，但其主要的功效应该是防止和打击越轨者对“大私”秩序机制的挑战和破坏，使“大私”社区的秩序得以保持 稳定。在清朝末年，在满清政府的支持下，宗族组织甚至可以将不法族人处死。[23]因为有血淋淋的事实和相关故事的传承，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里，农民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对之耳 熟能详，从而将族规家法、村规民约在无意识中就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
正是人情、面子、族规家法、村规民约等“自己人圈子”里的公共性规范，为个人“正心、修身”提供了“习”的知识性资源，使“小私”和“大私”可以凭借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建立 起的“自己人认同”意识而“通了家”。
五、农民的国家观：“大公”与普遍主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公与私问题得以萌芽、成长、成型的第一个关键期。在中国走向大一统帝国的过程中，“立公灭私”成为先哲们尊崇的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并最终导致了封建君主专制王权的建立。但那个时候的国家是君主一人、一家、一族之国家，代表国家的法律实则是一人、一家、一族之法律，统治者将私家的法律凌驾于一国之上用之于 规范社会。
到宋明两朝的时候，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公”的意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直接代表“善”或世界的根本原理——如义、正、天理等，出现了高度抽象化的现象。明清之际，“公”的大 致含义虽然仍是普遍，全体，但其新特点在于承认了“私”的正当性，甚至认为理想的“公”，就是全天下的“私”都得到合理实现的境界。[24]进入近代以来，“在较抽象的层次‘公’代 表一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超越理想，亦即是正道或正义；在一个具体的层面，‘公’代表近代国族主义下人们对新群体的想象与认同”，人们逐步经历了一个“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的现 代性转变。[25]
“公”的抽象含义的变迁一般都是先在知识精英分子那里酝酿成熟，逐步走进民间，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的渗透影响农民的观念和生活的。现代意义上国家的观念是从清末新政开始逐步形成的，到民国年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普遍主义的法律、制度、政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实践，成为农民在村庄生活中可以借用的外界资源，国家的话语 日益成为农民（主要是精英分子）生活话语的一部分。[26]
六、结语
结合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构建一个理解传统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如下表：
由于传统中国农民是终老于乡的，宗族、自然村不仅是农民日常的一个生产、生活、娱乐单位，而且还是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实践场，是农民魂牵梦绕可以安置灵魂的地方。而高高在 上的国家，远离了农民的生活，超越了农民的想象，不能承载普通大众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不能为农民提供宗教般的信仰来源。所有这些，农民都是在宗族和自然村里得以实现的，传宗 接代的生育观念和光宗耀祖、叶落归根的桑梓之情也是在这里久经酝酿生成的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因此，为国争光、报效国家等将人生价值直接指向国家的观念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才 出现的，并且更多还只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才会有的实践行动。所以，在传统社会里，宗族和自然村阻断了国家和个体的有效对接，使“有宗族而无国族”的农民政治社会认同模式成为可能。[③]
进一步地讲，在传统社会里，崇公抑私的重点在宗族层面，“抑”的是宗族之“大私”的力量，以防备其发展成威胁国家之“大公”利益的力量，至于个人和家庭等微观主体的力量往往并不 是“抑”的重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杨朱学说关注的重点也不是个体、家庭层面的“小己”，而是宗族层面的“大己”。在宗族内部，为了“大私”整体的利益，个人是不能过于彰 显“小私”利益的。而到了宗族的外部，“小私”就有着极大的冲动为“大私”谋取能够“光宗耀祖”的利益，以致“诛九族”常常成为皇帝处罚臣子的最严厉的刑法。如此一来，公与私的 价值性术语才有更强的实践解释力。
参考文献：
[1][16][17][19]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4-25，43，5，8.[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5.[3][14]贺雪峰。村治的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4，51.[4]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48.[5] [7]廉如鉴、张玲泉。“自我主义”抑或“互以对方为重”[J].开放时代，2009，（11）。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8]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家庭结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9]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17.[10]杨国枢等。华人社会心理学（上册）[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1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12][20]杨宜音。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8，（4）。
[13]王铭铭。溪村家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74.[15]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J].社会学研究，2005，（6）。
[18]陈柏峰。乡村江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33.[21]黄光国。面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8.[23]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1.[24]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J].公共性与公民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5]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J].国学论衡，2004，（3）。
[26]李怀印。华北村治[J].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①] 笔者认为这也是建构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理想图式的关键点所在。本研究即着力于从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出发，寻求理论创新的起点。
[②]转引自：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61-262。
[③]正是基于此认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认为要以宗族为基础，一级一级的改造、联合，直到成就一个国族（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与之相反，毛泽东则将族权看作是“束缚 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必须要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以解放农民（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逻辑行为 篇3
关键词：先秦时期；知识分子；思维逻辑；行为模式；现实启示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一文中曾经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从阶级社会发展的整体历程来看，作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其独特的思维逻辑模式。美国学者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曾经指出：“新阶级被视为历史精英们长期持续的循环中的另一个阶段，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世界带来的新东西很少，并且继续像旧阶级那样剥削社会其他阶层。”[2]思维逻辑，是理论发展的内在前提，是规范、引导思想观念发展的重要参照，也是实践行动的必要前提。正如像有的学者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社会过滤器。只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经验才得以通过。”[3]笔者以为，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思维逻辑，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天人合一”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模式
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心的思维逻辑，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儒家强调“亲亲、尊尊”等道德理性，其后形成的“三纲五常”思想则更加明显的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统一秩序。正如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学》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在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道”作为最高的理性范畴，其主要表达的是本性的、必然的、规律的、决定性的、不变的核心理念。法家则是以“法制”来强调“法”、“律”、“令”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一般性。先秦时期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维逻辑，作为贯穿于其后的整个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一条逻辑主线，将圣人、神的社会功能与治理天下的王权密切联系在一起。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思维逻辑，在行为模式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与神的统一。强调人先于神，正如《论语·先进》中所指出的：“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第二，人与自然的统一。注重人的存在与发展应当“法天”、“法地”、“法四时”，人受自然的束缚、影响和制约。正如《易·序卦》中所指出的那样：“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第三，人与社会的统一。儒家强调以“礼”的社会秩序，规范、引导、制衡道德的发展。例如，《礼记·乐记》中也有“礼与天地同节”的记载。因此，只有坚持“礼”的伦理标准，才能让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寻求到自身定位。正如《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那样：“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二、基于实践的理性逻辑与行为模式
英国著名学者休谟在《人性论》第一卷第四部中曾经强调指出：“确实，在构造体系、提出假设方面，迷信要比哲学大胆得多。哲学满足于把新的原因和原则归给出现在可见世界的各种现象，迷信则开辟一个自己的世界，给我们送来一些全新的景象、事物和对象。”[4]春秋战国时期的格局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形成了三种与“天人合一”思维逻辑相呼应的行为模式倾向，以法家为突出代表。第一，历史观。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坚持“天人合一”的思维逻辑，坚持复古主义，而法家却提出了“与时变、与俗化”的思想，强调从实践出发，改革与调整应当涉及到社会利益的深层次结构。例如，《商君书·更法》中曾经强调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在《管子·正世》中也有“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记载。第二，利益觀。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对商业发展的分析与理解。不同于儒家的“善”、“恶”标准，法家用商业的“利害”关系来解释人与人之间交往并以此为重要参照标准，法家学派根据当时的客观现实，从利益出发诠释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第三，实践观。不同于儒家的“仁义”的宣扬，法家学说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正如《韩非子·八经》中所指出的那样：“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2][美]古德纳著，顾晓辉、菜嵘译.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8页
[3][德]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页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32页
作者简介：
梁君思，山东泰安人，赣南医学院思政部讲师，法学硕士；林园媛，江西赣州人，赣南医学院康复学院教师。
逻辑行为 篇4
关键词：社会转型,中小企业,逻辑关联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界说
社会转型是社会学的一个特定概念, 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 其英文为“Social Transformation”[1]。本文将从社会转型概念的基本含义出发, 结合社会发展形势, 提炼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内涵。
(一) 社会转型的含义
“转型”一般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 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学中的“转型”一词是在借鉴生物学概念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 西方社会学家借喻移植此概念用来描述社会结构或形态发生变化、演进的过程[2]。根据“转型”的含义, 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过渡过程, 主要凸显社会发展发生的重大深刻变化。“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被人们认识的, 当时最为普遍的观点就是将社会转型理解为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后众多相关学者对社会转型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学者们逐渐发现实际上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 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决不仅是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变化, 而且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复杂社会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人均GDP进入1 000美元至3 000美元时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的数据,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 283美元 (如图1所示) 。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更加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转型无论在速度、深度、广度、难度、向度上的变化都是空前的。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车道, 我国也进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风险高发期, 这些变化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模式、生产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模式及认知模式,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都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和变化。
近几年来, 尽管科学技术与经济都得到了持续性的高速发展, 但是人们却发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受到了社会方面消极因素的阻碍, 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方面的影响, 为社会转型带来了更多的障碍。由此可见, 当前的社会转型不仅包括社会系统各方面的变化, 还涉及到社会与自然生态相互关系的整体性变化, 受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双重影响。
(二) 社会转型时期界定
目前, 中国社会转型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多变、更加快速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种社会转型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各个维度, 并且受到所有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 本文将社会转型时期界定为:社会转型是构成社会发展的诸要素在社会形态之间发生的量变与质变过程, 也是社会整体性进步的重要发展时期。这里的社会转型时期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分期, 而是对社会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 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一步阐释社会转型时期的涵义:
1.社会转型时期涉及诸要素变化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的变化体现在构成社会发展的诸多要素上, 这些要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都会所有变化, 尽管变化的时间、形式、程度有所不一样;这些要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尽管它们在地位和作用上有主次或轻重之分。
2.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矛盾或风险。
由于诸多要素变化的原因, 社会转型时期会产生很多矛盾或风险, 包括社会方面和自然方面, 这些矛盾或风险既可以是已经暴露出来的, 也可以是隐性的, 但是它们都会影响社会转型的进程, 阻碍社会整体性进步的速度。因此, 社会转型时期消除矛盾或风险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3.社会转型时期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社会转型时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时期, 体现着当今社会发展的特征, 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是社会整体性进步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是, 在社会转型时期需要更加关注社会发展要素的变化, 解决处理好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或风险, 促进社会稳步向前发展。
(三) 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表征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升, 这些发展也推动着社会转型的加快, 使社会转型时期的表现更加突出。
1.生态污染。
在社会转型时期, 我国在着力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 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门的统计数据, 中国地表水污染非常严重, 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 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空气污染状况令人担忧。对全国612个城市开展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显示, 达到一级标准的城市仅为26个 (占4.2%) ;在针对酸雨进行监测的488个城市 (县) 中, 出现酸雨的城市258个, 高达52.9%[4]。这些数据显示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效, 很可能会被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所抵消。
2.贫富差距扩大。
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趋势, 我国目前存在着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3.3倍, 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5]。贫富差距扩大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 既有制度性原因也有地区差异性原因。由于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两极分化的局面越来越严重, 而且促使造成社会利益格局失衡。
3.道德行为失范。
人们的精神层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受到了来自市场经济的负面冲击, 致使道德行为失范的状况愈加严重。例如经济利益滋长了一些人对于物欲的追求, 引发了他们对于物质、金钱的巧取豪夺、物欲熏心、中饱私囊、不择手段的行为;一部分社会公民对于社会责任和义务的缺乏, 他们对于社会及他人表现出自私、冷漠的态度。此外, 人们之间感情淡化、思想蜕变、信仰缺失, 社会交往功利化较为明显, 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社会现象经常发生。这些道德行为失范的发生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紧张, 人与社会环境关系恶化, 并由此可能会造成社会行为层面的混乱无序。
4.社会矛盾凸显。
社会转型时期涉及到的社会矛盾比较广泛、种类较多, 主要集中在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和与群众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如劳动就业问题、贪污腐败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等等, 在这些问题解决方式不当、失衡的情况下, 群众就容易提出质疑、形成不满, 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甚至激化为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 2004年之前, 群众信访量连续12年不断攀升, 2005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信访总量达到1 265.6万件[6]。截至2009年, 虽然每年连续保持小幅下降的态势, 但是群众信访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如果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就会引发大量社会纠纷和社会冲突, 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发展就可能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5.社会风险加剧。
在社会转型时期, 由于社会系统发生剧烈的社会变化, 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整体控制机制, 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失序,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各种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和社会冲突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便会形成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呈现出高发性、普遍性、变异性、交叉性的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 由于社会价值、规范和利益的冲突, 社会关系失调、破坏社会正常活动、阻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现象屡有发生, 这些问题是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 社会风险一旦爆发就会给社会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和影响, 威胁社会的进步发展。
二、中小企业的特点
(一) 中小企业的涵义
企业规模是指企业有效或潜在经济活动的规模, 企业规模反应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规模是“量”的体现, 另一方面企业规模也反映了企业内在的“质”。中小企业是针对企业规模形态层面的概念, 一般根据企业规模来区分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对于中小企业分划分通常是结合行业特点, 侧重于企业规模的“量”, 而划分“量”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企业“质”的不同。世界上很多国家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将发展中小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为了给予中小企业政策上和法律上的支持, 一些国家对中小企业也都进行了不同的界定, 有的国家还对中小企业的“质”进行了描述 (见表1) 。我国对中小企业界定标准也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划分, 现在获得广泛应用的是2003年颁布的。为了更好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而制定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 对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认定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 (见表2) 。
(二) 中小企业的特点
在介绍了中小企业的涵义之后需要分析一下中小企业的特点, 这些特点与后续问题的研究具有内在联系。
1.数量众多, 比重较大。
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大。截至2009年9月底, 全国工商登记企业达1 030万户 (不含3 130万个体工商户) , 按现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进行测算, 中小企业数量达1 023.1万户, 超过企业总数的99%。在当前阶段, 中小企业生产总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 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8]。
2.资金有限, 竞争力弱。
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资金十分缺乏, 融资困难、资金周转不灵的现象经常发生。由于资金的限制, 中小企业往往不能够投入过多的资金在设备、管理、营销等方面, 致使很多中小企业竞争力薄弱, 在市场冲击较大的情况下, 容易被竞争对手所淘汰。
3.技术落后, 缺乏创新。
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和资金的影响, 其生产技术水平落后, 科研创新能力匮乏。生产技术决定着企业产品的品质和销售, 而中小企业的技术陈旧、生产设备简陋、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加工深度低。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支撑和关键, 中小企业很多不具备自主创新和研发的能力。
4.管理松散, 泛家族化。
中小企业的管理组织结构较为松散, 管理制度较不完善, 管理水平较低, 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管理模式, 管理效率低, 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低, 造成这种情况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小企业的泛家族化, 以血缘之间的人情管理代替科学的规范管理, 给一些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障碍。
5.劳动密集, 素质较低。
中小企业中很多都是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 虽然整体性就业容量和就业投资弹性都高于大企业, 但是中小企业的员工总体素质较低, 甚至有很多的中小企业管理者素质也并不高。由于规模小、资金少, 中小企业很少会对员工进行培训和学习, 这也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弊病。
6.规模较小, 容易转向。
中小企业规模较小, 投资转向比较容易。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所从事的行业都是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 可以选择的项目比较广泛, 市场进入较为容易。但是, 这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那就是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相对于大企业一般都很短, 这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小企业的不良行为。
三、社会转型时期与中小企业行为的内在关联
(一) 社会转型时期: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环境
1.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加剧。
在社会转型时期,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环境保护成为社会特别关注的焦点。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现象异常突出, 甚至已经达到了危险的临界点。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对人类的危害程度也越来越大,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而,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速, 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节能减排、减少污染的控制也并没有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环境似乎变得越来越脆弱。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和全社会都开始下大力气、大决心来解决环境问题, 这无疑也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小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众多主要生产初级产品和原料产品的中小企业, 其传统型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对中小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攀高。
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体制转变的速度不断加快, 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 市场经济得到了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市场化水平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数量聚增, 涉及所有行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市场竞争激励程度不断提高。这些变化给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 中小企业自身的规模和弱点为其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了很多阻碍。
3.要素资源成本不断增加。
在社会转型时期, 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 各种资源的消耗逐渐增大。资源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 尤其是对于自身资源禀赋较为贫弱的中小企业, 资源供给与资源成本价格就显得更加重要, 作为企业生产要素的土地资源、资金资源、原材料资源、劳动力资源的成本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 再加之通货膨胀的影响, 企业生产要素成本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也非常明显。这无疑是对竞争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的雪上加霜, 使得中小企业的经营氛围显得更加紧张。
4.相关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在社会转型时期, 随着各种问题与矛盾的显现, 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逐渐完善, 对企业的相关管理制度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与企业有关的政策和法规, 这些政策和法规对于规范市场、净化企业经营环境、缩小企业违规空间、减少企业违法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对更容易出现问题的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对于中小企业参与正常秩序的市场竞争大有好处。然而, 在社会转型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 很多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出来, 相关法律法规难免存在着个别的盲点, 加之有些行业的监管力度不够, 这就为很多中小企业的不端行为提供了可能,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的自我约束就显得非常重要。
5.社会责任承担呼声四起。
在社会转型时期, 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 各种问题的存在、矛盾的凸显或风险的发生都难以避免, 特别是在我国保持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转型时期, 必然会存在着很多待以解决的问题。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问题不仅需要来自政府、公民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力量的参与, 企业自然不能例外。中小企业占到我国企业总数的很大比重, 它们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不容忽视, 伴随着全社会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呼声的不断增强, 中小企业也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目光。在这种背景下, 中小企业的经营绝不能够肆意地践踏社会利益, 而必须开始关注社会责任。
(二) 中小企业:社会转型时期的双面作用
中小企业在社会转型时期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也可以起到消极作用, 可以说是两方面的双效作用,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小企业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
1.中小企业良好行为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正作用。
如果能够选择良好的企业经营行为, 中小企业就会对社会转型时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而且有利于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
(1) 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利推手。
中小企业如果能够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下, 选择绿色生产经营行为, 节约使用能源, 减少污染排放, 从自身做起注重节能环保, 那么就会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力推手, 从而有利于社会转型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的解决。
(2)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单元, 如果能够守法经营、有序竞争, 就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于进一步搞活市场经济、提高国家税收具有积极作用, 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
(3) 社会矛盾化解的积极因子。
中小企业数量众多, 是就业市场的重要支柱, 如果中小企业能够良性发展、稳步扩大, 就会对解决就业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同时提高就业率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对于化解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起到积极影响。
(4) 社会责任承担的良好示范。
中小企业如果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做出更多的对社会有益的贡献, 在社会需要它们的时候做出表率, 就会不仅对企业自身发展赢得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认同, 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起到深远的影响。
因此, 在社会转型时期, 中小企业良好的经营行为和正确的价值取向, 对于降低社会转型的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 保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保持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稳定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中小企业失范行为对社会转型时期的负作用。
中小企业如果选择失范的企业经营行为, 那么就会对社会转型时期起到非常消极的作用, 为社会发展增添更多的阻碍,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消极因素。
(1) 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凶手。
中小企业如果为了节省资金、降低成本, 盲目追求经济利润, 而不注重生产技术的更新和改造, 在减少排污方面不仅没有作为反而愈演愈烈, 肆意污染环境, 就会给当前的生态环境破坏雪上加霜, 成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凶手。
(2) 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阻力。
中小企业如果为了占领市场而采取不正当竞争、为了骗取消费者而仿造假冒、为了取得支持而进行商业贿赂、为了减少纳税而偷税、漏税等等, 就会对市场经济环境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阻力。
(3) 社会矛盾激化的消极因子。
中小企业如果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 就会使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更加激化。例如一些中小企业经营者者利欲熏心, 非法用工、克扣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自己聚集更多的财富而不择手段, 不仅没有利用自己的财富推动社会进步, 反而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不利因素。
(4) 社会责任缺失的冷漠无视。
中小企业如果对社会责任熟视无睹、麻木不仁, 为了吝惜财富而无视社会公众的诉求, 对除了企业自身以外的事情都漠不关心的话, 那么其结果也一定是无法取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可, 企业的发展的道路也会越走越窄。这些企业失范行为并不是中小企业所独有, 在其他企业中也有存在, 只是由于受到中小企业自身特点的影响而更容易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 中小企业失范的经营行为和错误的价值取向不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其负效应甚至会与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贡献相抵消, 还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 成为社会转型中的不良因素。
四、社会转型与中小企业行为的相互影响
逻辑行为 篇5
关键词：人员密集场所,统计分析,应急疏散
通过对国内外学生群体安全疏散现状的分析可知, 多数调查研究的开展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对小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研究甚少, 而众多事故又多出现在中小学。鉴于此, 笔者对小学生疏散心理与行为特征展开调查, 有望建立适合我国学生群体安全疏散的基础数据库, 对有效预防及减少校园拥挤踩踏事故的发生和改进教学楼等建筑物的安全疏散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调查问卷设计
针对突发情况时学生可能的行为特征, 设计了如表1所示的安全疏散调查问卷。
通过假设火灾时的逃生情景, 调查学生针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情况。问卷分为人员特征和疏散行为两个部分。人员特征为性别、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经历过消防疏散演练3个方面。疏散行为分为火灾时人员心理和行为取向两个方面。
2 逻辑斯谛回归分析
2.1 二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二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可用于预测具有二分特点的因变量的概率, 因变量的取值分别用0和1表示。设P为某事件发生的概率, b0, b1, …, bk是逻辑斯谛回归系数, 有k个自变量x1, x2, …, xk影响因变量的取值, 则逻辑斯谛线性回归方程如式 (1) 所示。
由此可得式 (2) 。
其中, P/ (1-P) 称为该事件的优势比。则概率P如式 (3) 所示。
2.2 多分变量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如果因变量具有j类可能性, 第i类的模型如式 (4) 所示。
其中, bi0, bi1, …, bip是待估的参数。这样, 对于每一个Logit模型将获得一组系数。例如, 如果因变量具有三类分子, 将会获得两组非零参数。
3 心理行为分析
3.1 性别因素影响
基于388组调查问卷样本, 以性别 (X1) 为因变量, 当变量 (X4~X15) 为自变量时, 采用二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研究火灾发生时的学生疏散心理行为特征, 得出二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 如表2所示。包括最终引入模型的变量及常数项的系数值 (B) 、标准误差 (S.E.) 、Wald卡方值 (Wald) 和P值 (Sig.) 。当自变量为X16时, 采用多分变量的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拟合结果如表3所示。设置显著性水平0.05。
若P>0.05, 接受原假设, 两属性相互独立;若P<0.05, 拒绝原假设, 两属性相关。通过表2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自变量X5、X6、X7、X9、X10、X13、X15的Wald检验结果P值均小于0.05, 具有统计意义。结合实际意义, 可以得出火灾发生时学生的心理行为规律。
在逃生前, 多数女生选择了先看或者找人打听是否发生了火灾, 这表明突发事件时, 女生更倾向于先确认事故的真实性, 后做判断;遇到火灾时, 多数男生存在侥幸心理, 说明了男生逃生时的懒惰性;多数男生愿意向消防队报警, 这表现了男生面对火灾时的积极主动性;遇到浓烟时, 选择直立行走的男生较多, 说明男生对火灾危险意识没有女生高;选择熟悉路线逃生的男生比女生多, 说明逃生时, 小学男生的惯性思维比女生重。对于有人跌倒项, 男生选择上前扶助较多, 说明男生帮助他人的主动性比女生强。逃生过程中, 女生更多地选择了返回现场找物件, 表明在危险环境中, 要多留意女生对物品的选择行为, 不能让其因此误入险境。
学生对前方出口拥堵状况的选择概率, 如表4所示。这表明, 火灾时, 男生更能够理性地选择疏散行为, 女生的恐慌心理较为严重, 理性思维相对男生表现得较弱。
3.2 学生干部因素影响
为研究学生干部因素对学生疏散心理行为的影响, 以干部因素 (X2) 为因变量, 建立逻辑斯谛回归模型。依据条件参数估计的似然比统计量的概率值将变量剔除出模型, 然后进行模型估计并给出分析结论。二项逻辑斯谛回归及多分变量的逻辑斯谛回归分别对X4~X15和X16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是否为学生干部对火灾反应差异分析如下:对是否能够先看或者打听是否发生火灾项, 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更多选择了“是”, 表明学生干部对信息的确认性高于非学生干部;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对火灾发生更多地存在侥幸心理, 说明灾害发生前, 学生干部更倾向于相信无危险信息;发生火灾时, 学生干部更多地选择了愿意向消防队报警、愿意采取灭火行为、愿意上前扶助跌倒学生, 表现了学生干部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更多地选择了利用熟悉路线逃生, 这表现了人员的趋熟心理, 不愿意尝试陌生渠道;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选择返回现场取物的概率较小, 表现了学生干部对火灾的危险性意识比非学生干部较强;前方出口拥堵时, 非学生干部在出口拥堵时更愿意选择耐心等待, 而学生干部更倾向于选择寻找其他疏散出口, 这表明灾害发生时, 学生干部的正确有效引导对疏散行为的选择有重要作用。
3.3 消防演练因素影响
利用二项逻辑斯谛回归和多分变量的逻辑斯谛回归分别对X4~X15和X16进行分析, P值小于0.05, 显示该自变量对模型的作用有统计意义, 如表7和表8所示。
经过消防演练的学生更多地选择了愿意参加消防安全知识方面的培训、逃生前先看或是找人打听是否发生了火灾、存在侥幸心理、自己逃出建筑物、返回现场找回物品;没经过消防演习的学生更多地选择了在火灾时采取灭火行为、选择熟悉路线逃生、发现有人跌倒时上前扶助;对于前方出口出现拥堵状况, 经历过消防演练的学生选择向前拥挤、耐心等待、选择其他疏散出口疏散的概率分别28.8%、43.8%、27.4%, 没经历过消防演练的学生的选择概率依次相应为20.5%、26.1%、53.4%。
4 结论
经过对小学生紧急情况下的疏散心理和行为分析发现, 加强学生的消防知识学习和增加消防演练的实习次数很有必要。面对紧急情况, 对于笔者分析的三种情况, 存在侥幸心理的学生都较多, 这增加了真正紧急情况下的疏散时间, 对提高安全疏散效率是不利的。
参考文献
[1]冯国生, 吕振通, 胡博.SPSS统计分析与应用[M].北京:机械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106-114.
[2]张文彤.世界优秀统计工具SPSS 11.0统计分析教程 (高级篇) [M].北京: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2002:91-100.
[3]卢纹岱.SPSS统计分析 (第4版) [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337-341.
逻辑行为 篇6
一、推己及人、由家而国的思想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在个人修养上,儒家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社会关怀上,怀有同理心,“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身、家、国高度统一,从而“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从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这是儒家从政的根本原则。人治的最高目标追求最大程度的善,往往是从本心出发,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目睹百姓的深重苦难,唐朝大诗人杜甫不自觉地呼唤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心声。唐朝时王方翼为肃州刺史,“河西蝗,独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馁死,皆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钱作水磨,簿其赢,以济饥瘵,构舍数十百楹居之,全活甚众”,虽然王方翼所辖区域没有发生蝗灾,但他却拿出自己的钱去救济灾民,并建造房屋安置流民,救济了大量穷苦百姓。
二、仁政、德政思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封建思想认为天下为君主所有,但为了维护统治,统治阶级必须考虑人民的感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其中民贵君轻的思想,颠覆了君主高高在上的形象,要求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施行减轻赋税徭役、制民恒产、救济穷人的仁政。这其中有稳定统治的现实考虑,但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不自觉地将之作为政治管理原则,融入到实践过程中。管子提出厚其生、输以财、遗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德有六兴”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养长老、慈幼孤、利坛宅、修墙屋。《周礼》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西周以来即有官府借贷钱物给百姓的赈贷制度,百姓受官府赈贷种食而没有归还或者没有完全归还的,还可以赦免。《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汉代朝廷专门在长安辟出地方,建立住宅安置贫民。明代对于回到原籍的流民提供草屋四间。“成化元年,令流民愿归原籍者,有司给与印信文凭,沿途军卫有司,每口粮三升,其原籍无房屋者,有司设法起盖草屋四间,仍不分男女,每大口给口粮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每口给牛二只”(《大明会典》卷之十九)。到了清朝,对于灾后救助的做法更加多样、制度化,在《清世宗实录》《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中均有对流民给予临时住房安置、向灾民发入住房补助的记载。《户部则例》对于水灾冲毁房屋的补助作了细致规定,各地根据坍塌房屋的档次、受损程度、灾民困难程度等实行不同种类的补助。
三、民生、民主思想
基于尊重民众和互助救济的理念,反对统治阶级的无效干预和有害干预,最典型的是老庄的无为思想。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看透了统治阶级出于私利,对百姓生活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从而要求无为而治,“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道德经》)。孟子从反对自利、自爱出发,要求“兼相爱、交相利”,倡导“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互助兼爱社会。当然,民生这个概念真正提出要到近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他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思想。老庄无为而治的观点正是对管理者不顾管理对象需求和感受,想当然提供生活干预的一种警示。从现代观点来看,住房保障工作必须从保障对象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发挥保障对象的能动性,使保障工作全程暴露在“阳光”之下,才能让民生工程真正落到实处。
四、平等和大同思想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追求的是公平适度,在《礼记·礼运》中进一步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理想一直是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样板,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美好家园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大同思想虽然对于终极目标有了模糊的认识,但对于社会资源如何分配、如何监督等没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公平、平等等概念作为操作层面的指导原则,是现代住房保障政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
五、宗族救助和慈善思想
宗族、家族在中国儒家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光宗耀祖被视为莫大的荣幸,诛九族是最重的惩罚,宗族不仅是荣誉上和名义上的归属,也是家族成员经济救助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保障来源。宋朝仁宗时,范仲淹开创了义庄的救济方式,他在苏州吴县捐良田千亩设立义庄,用以赡族人、固宗族,并制定义庄管理章程,使范氏族人可免费居住安居房而不致流离失所,还可领取粮食、棉布以免饥寒。士绅、地主从顾念桑梓、积阴功、留善名等观念出发,在地方发生灾荒时,往往倡议捐钱捐物,设粥厂、社仓赈贷,维护一方秩序,保证穷苦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北宋滕达道在发生饥荒时,“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并及汝等矣。吾城外废营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锅炊器用皆具”(《东坡集·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庆历八年,河北、京东西大水,大饥,人相食……。知青州富弼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择公私庐舍十馀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国用考四》)。这是另一位宋朝官员富弼在发洪灾时,积极救助流民,解决居住问题的做法,并且富弼创造了被称为“富公安流法”的安置流民措施。这些官员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开展民间救助,除了预防瘟疫扩散、维护地方秩序的现实考虑,传统的慈善助人的信仰和价值观也起了重要作用。
古代的保障和救济思想,不管是公平平等、互助救济,还是大同、民主民生等,都对现在的住房保障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儒家独特的基于“推己及人”出发的爱民思想,为理解住房保障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面对民众的苦难,通过感同身受,从情理上为住房解困工作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但是,中国古代并未发展出现代意义上专门的住房保障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狭义的住房保障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的产物,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对于大规模的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还缺乏必要性和紧迫性。道教典籍《太平经》认为人类的生存有“两大急”和“一小急”,两大急是饮食和男女之情,一小急也叫半急,即穿衣。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吃饭、穿衣。只要稀缺的田地资源得到分配,人们可以从田地上解决衣、食、住等主要问题,住房通过因地取材、因陋就简就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因此住房问题尚未单独出来,受到专门的重点关注。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克斯·蒂奥(Alex Thio)指出,促进城市激增的主要因素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引发了一系列相关活动,人口爆炸、人口激增、技术爆发,导致产品增长,农产品剩余,仅需很少的农民就可以供养比之前更多的人口,多余的农业人口从农场转移到城市。这样人们从农村到城市发生了位移(人口激增),而且在有限的区域里人口更加集中(人口内爆)。英国是最早实施住房保障的国家之一,现代意义上的住房保障始于20世纪初,在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圈地运动之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直到1919 年英国才颁布《住房与城镇计划法》,第一次将为劳动阶段提供住房作为地方政府的法定责任。法国也是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基础上,于1894年出台了《施格弗莱德法》,建立了“廉租住房委员会”,逐步健全社会住房体系。
二是儒家的宗法制度和家庭观念相较于西方的城邦社会更强,人们遇到困难首先会从家族内部想办法。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家冯桂芬力主“复宗法”,仿照宋代范仲淹设立义庄的做法,提倡家庭内设立义庄,内设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等,专门救济本族的鳏寡孤独者。在救济顺序上,人们往往优先考虑同宗同族家庭成员,宗族是维护家庭成员生存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保障网。“在儒家社会,政府不应当为贫困者提供住房补贴,因为这些贫困者会受到其家庭的照顾。如果家庭没有办法提供帮助,这些贫困者会转向同时的社会关系网寻求帮助,寻求政府帮助是最后的办法”。传统文化倡导人们行善以得到好的报应,后代子孙能因自己的德行受到长久的善报,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能荫及子孙。儒家社会的家文化,甚至在现行住房保障实践中也应予考虑,香港为鼓励较年青的家庭照顾年长父母或亲属,促进家庭和谐共融,提出了家有长者优先配屋计划和新市乐天伦优先配屋计划。目前,这两个计划已经合并为天伦乐优先配屋计划。
三是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与分析思维有较大不同。古人天一合一、明理见性的思维方式,往往从宏观、整体或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与西方讲究分析、解剖的方式有很大区别。老子所谓“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已经表达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近代太平天国提出的“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保暖、无处不均匀”,同样包含人人有房住的意义。康有为提出了一切归公的公有化主张,所有社会福利事业均由公共机构来承担,包括公教、公养、公恤、设立公立医院等,对于大同理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但未精细到对住房问题作长篇大论的解释。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长于定性分析还是量化分析也不是判定思维成果的关键因素,从社会发展和专业分工来看,住房保障的问题和解决成果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所以只有在住房保障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分析思维才更容易获得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美)亚历克斯·蒂奥(Alex Thio)著丛霞译.大众社会学(第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5
逻辑行为 篇7
一、地方政府的理性特征
经济主体的理性特征决定了其行为特征与逻辑。布坎南对"仁慈的政府"的假设产生了质疑,他认为政府是自利的,偏好租金收入,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组织。Anthony Downs(1965)认为,政府就是其产出不能通过市场途径来衡量的组织或个人,政府只依赖其上级的考核标准来晋升。因此,通常可以认为,政府有强烈的寻租动机,是具有晋升偏好的经济主体。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加大征地力度,招商引资,竞相发展本地经济以获得土地、资本和晋升机会。
二、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特征与逻辑
我国现阶段制度环境的不成熟使得地方政府寻租行为普遍发生,而赶超型发展战略及其内生的过分侧重GDP水平的政绩考评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表现出过分掠夺的行为特征。
(一)寻租导致地方政府在征地中的过分掠夺
"公共领域里全部资源的价格叫做租"(巴泽尔,1997)。Jean-Marie Baland(et al.,2000)指出在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政府行为的最大特点有两点,即利用垄断权力大幅度参与经济活动以及利用法律不完善、司法体制不完善进行寻租活动。Okuguchi(et al.,1997)指出,寻租成立有一个条件,即寻租方预期的净收益即净租值大于零。也就是说,寻租要付出一定成本,也会得到一定收益,但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寻租方才有积极性去寻租。另外,寻租活动还有一个特点,即寻租活动的生产函数是凸函数,这意味着随着寻租活动的深入,每获得一单位租值的成本是递增的。寻租收益是关于寻租努力程度的凹函数,而成本是其凸函数,因此,寻租的净收益仍然是凹函数,故寻租行为达到某一点时,净租金最大,此时,该寻租努力程度即是一个均衡点。
由于我国城市化处于转轨阶段以及特殊的经济体制时期,地方政府的寻租活动有着自身的特点。《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或者征收并给予补偿";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被征土地的原用途予以补偿"。然而,农地的非农用途使用权的转让权属于国家,但却在地方政府的控制范围内。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使得地方政府有获取租金收入的动机,土地管理法赋予地方政府代理国家按照农业用途地价征地的权力。只要地方政府将所征土地按照市场价格公开招标、拍卖便能获得高于征地成本的收益,即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能获得净租金收入,地方政府必将大肆征地。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农地的非农用途属性处在公共领域,这种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内部化这种公共领域属性的收益与成本之差值。由此可知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由于是按原用途补偿,故补偿金额几乎是不变的,即寻租成本是比较稳定的。而在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土地使用者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行政划拨、协议转让、入股、租赁以及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2002年10月,国土资源部明确规定,经营建设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的良好势头,土地使用的价格将会继续上升,通过市场机制取得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收益是巨大的,且呈递增趋势。因此,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获取的净租值是巨大的且是递增的,这使得寻租努力程度的均衡点难以实现,地方政府的过分掠夺行为成为可能。
更有甚者,许多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低价征得土地后,并没有将所征土地用于公共利益,而是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企业用于经营性建设,如发展房地产、餐饮业和娱乐业等,这样地方政府就能获得更大的租金收入。这种行为的普遍发生反映了转轨阶段我国法律执行的不规范。
(二)为晋升竞相发展经济导致征地过程中的过分掠夺
我国现阶段的赶超性战略是通过制定并实现赶超目标来实现的。中央政府将信息和权威分权给地方政府往往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Qian et al.,1997),殊不知,赶超目标和赶超思想也被"分权"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试图获取晋升的前提是GDP增长快于其它地区,因此,对赶超战略的"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赶超型发展战略是成功的,这种成功离不开地方政府对该战略的认可、支持和执行。地方政府在执行赶超型发展战略过程中的经济行为有如下两个特点。
1.大力吸引外资
由于我国侧重于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而我国资源禀赋优势是拥有劳动力比较优势,因此,获取资本,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为了能吸引外资,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压低投资的成本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进而吸引外地资本的进入。在吸引外资的残酷竞争中,各地并没有形成内生性的竞争优势如产业集聚,而是以外生的政策优惠吸引外来企业的进入,如降低劳动力成本、大力压低土地租赁的成本。在这种竞争中,一个地区只有提供更优惠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和其它优惠措施,才能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因此,许多地方政府以极低的土地价格甚至免费将土地租赁给外资企业,以吸引外资进入。考虑到吸引外资也是政绩考核指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地方政府会全力以赴吸引外资。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毫无顾忌地以极低的价格向农民征地。这样,地方政府对被征地农民产生过分掠夺行为的后果是后者承担了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成本。
2.地方政府恶性竞争
周黎安(2004)通过对Lazear-Rosen Tourment model的改进证明,现阶段的政绩考评体系主要依赖于各地区政绩的排名,这使得地方政府相互攀比,恶性竞争,实行地方保护,防止本地区对其它地区产生正溢出效应。这种恶性竞争使市场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现象非常普遍,进而导致专业化分工难以提高,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难以提高,同时,这种恶性竞争还抑制了市场化的改革进程。这样,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过分的依赖于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而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等非竞争性生产要素由于太过于稀缺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难以起主导作用。在竞争性生产要素中,土地总量尽管是不变的,但用于经营性用途的土地是可以改变的。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地经济,以便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压低土地租赁价格成为一种可能的经济的选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同样会采取极低的价格向农民征地,从而压低土地租赁价格成为可行的选择。这样,地方政府对被征地农民产生过分掠夺行为的后果是后者承担了地方政府恶性竞争的成本。
(三)二元农地产权导致地方政府征地中过分掠夺得以实现
1999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2003年3月1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意味着,村集体有农地的所有权,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将农村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有承包经营权,国家保护这两种权利。
尽管《土地承包法》规定农业用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但《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该遵循的原则……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第六十条规定:"承包方违法将承包土地用于非农建设的,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因此,尽管农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有承包权,但前提是农民将土地用于农业用途,流转也仅限于农业用途。如果用于非农建设,则视为非法,当然也无所谓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权》尽管在第九条中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但国家对土地承包方权益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农业用途。在农业用途范围内,农村土地产权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承包经营权都属于农民。
但是,涉及到非农用途时,必须要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或征收为国有,国家再将其使用权转让给土地使用者。《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或者征收并给予补偿"。因此,涉及到非农用途时,农地的产权实际上并不属于村集体,只要国家有农地非农用途的使用权,农民对农地的收益权也就没有,更谈不上转让权了。此时,农地的产权实际上属于国家。
根据Grossman和Hart(1986)对所有权的定义,他们认为,企业或一项资产的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权,表现为对剩余权利的控制,即剩余控制权,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剩余收益权。尽管某些地区农民失地后,被允许分得部分土地增值收益,但村集体对该土地的非农用途并没有多大决策权。既然所有权表现为一项控制权,而农民对农地的非农用途并没有任何控制权利,因此,涉及非农用途的农地的所有权并不属于农村集体。
非农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而国有土地包括城市土地和集体农业用地变为国有土地的部分。随着外资的引进和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农建设大幅增加,进而国家对农村集体用地的征用或征收也开始大幅增加。在征地过程中,征多少地、征哪块地、多大价格征地,农民并没有话语权,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说了算。国家征用原集体土地后,再将使用权转让给土地使用者,不管是通过公开协议出让,还是招标拍卖、入股、租赁等,都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在运作。因此,涉及农地的非农用途时,国家实际上享有所有权。
由于农业用途和非农用途二者是竞争性的,不能共存。如果农地在农业用途转化为非农用途时的价格协商是市场化的,农业用途和非农用途将不存在矛盾。问题的关键是二者的转化并不是市场协商与谈判,而是法律强制规定一个价格,这为非农用途侵犯农业用途埋下了伏笔。而农地的二元产权特征和《土地管理法》中按照农业用途价格征地的规定使得地方政府从征地中获得巨大的收益成为现实,进而助涨了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过分掠夺行为。
三、简短结论
由于我国处于转轨阶段,地方政府寻租动机十分强烈;而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内生的政绩考评体系使得地方政府为晋升竞相发展经济。这两个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有强烈的过分掠夺动机,而二元的农地产权则使得这种过分掠夺行为成为现实。要减弱地方政府在征地中的过分掠夺行为,必须改变我国赶超型发展战略,稳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合理的政绩考评体系。在此基础上,允许农民和企业直接对话,即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如果国家因公益用途征地,同样也按市场价格执行。
摘要：我国农地产权的实质是其二元属性;即涉及到农业用途时,农民享有所有权;而涉及到非农用途时,国家享有所有权,地方政府代替国家行使这种权利。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有两个特点:一是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寻租动机;二是我国在既定的发展战略及由此内生的政绩考评体系导致地方政府大力吸引外资和竞相发展本地经济。这两点使得地方政府在征地中有强烈的过分掠夺动机,而二元农地产权则使得过分掠夺成为现实。要解决此问题,关键是改变我国赶超型发展战略,稳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合理的政绩考评体系。
关键词：寻租,晋升,二元农地产权,地方政府,征地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刘明兴.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J].经济研究,2004(7):48-58.
[2]Y.巴泽尔著,费方域,段毅才译.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89-97.
[3]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34-40.
[4]Anthony Downs.ATheory of Bureaucra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65,55:439-446.
[5]Koji Okuguchi,Ferenc Szidarovszky.On the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Pure Nash Equilibrium inRent-seeking Game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97,18:135-140.
逻辑行为 篇8
水库建设造成的大量移民搬迁活动,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水库移民已繁衍增长至1 700万[1], 水库移民搬迁活动使得移民群众被迫远离家乡, 迁往他地。移民迁移、安置补偿等活动对移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精神产生巨大的影响。
水库移民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水库移民利益表达的效果, 除了跟利益表达制度安排的利益表达渠道是否畅通有关之外, 利益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方式不同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利益表达的效果。保证水库移民利益表达的充分性, 是减少水库移民社会问题, 保证移民社会稳定的关键。本文从个案材料入手, 借鉴“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 对G市水库移民的利益表达方式进行描述与分析, 并探究其利益行为背后的原因及意义, 为利益表达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性建议。
1 水库移民利益表达相关研究
早在2003年中国改革报就对河北省桃林口水库的移民上访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报道, 指出因补偿款不到位, 移民享受不到任何优惠政策在安置区与原住地居民矛盾重重而上访和返迁的事实[2]。面临水库移民的种种遗留问题和水库移民群体性事件, 国内专家和学者对水库移民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分类, 并进行了成因分析。但是, 没有提出解决水库移民群体性事件问题的对策。有部分学者认为要想解决水库移民遗留的问题, 就应该为建立完善的水库移民公众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作出努力。施国庆 (2003年) 认为, 在水库移民村级后扶中保证村民的充分参与与利益表达有利于减少移民贫困和其他移民问题的解决[3]。陈绍军 (2011年) 认为, 在水库移民后扶项目中应用参与式发展理论对解决水库移民后扶项目中的问题有很大作用, 并认为在农村发展中, 让人们自主参与项目决策、实施、利益分配及监督评估保证移民利益的必要手段[4]。但是, 移民对后期项目扶持和参与制度大多是被动接受, 自身主动性较差, 后扶项目太多也会造成移民依赖性增强, 很难促进移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胡白如、余文学 (2012年) 在水库移民能力建设路径方面就指出移民在外迁安置过程中存在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受损的现象, 应该挖掘移民潜力, 实现外源“输血”和内源“造血”并进, 才能促进移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5]。
已有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水库移民安置各阶段的问题, 以及对水库移民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 研究者们试图去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参与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来对水库移民的正当权益进行保障。笔者认为, 水库移民不是被动的表达主体, 其行为是在制度结构下特有的行动, 利益表达的抗争不仅是行为的抗争, 更是意识的抗争, 移民对其利益表达行为赋予了意义。
2 移民利益表达的行为策略
2.1 事件回放
G市水库是以供水为主的中型水库工程项目, 工程主要任务是供给G市城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 水库影响G市W、N区及L县3个区县, 5个乡镇, 10个村, 项目直接影响人口1 620人, 永久征地156.33 hm2, 拆迁居民房屋26 889.92 m2。
根据《G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地统一年产值和征地片区价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 G市按土地资源状况及经济发展状况实行区片价标准, 分为耕地及非耕地补偿标准, 但L县仍按不同地类实行年产值补偿。项目征收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见表1。
数据来源:G市水库项目的业主单位。
由表1可以看出虽然是受同一个水库影响的耕地, 耕地的补偿价格却存在着差异, 这跟耕地的产值及耕地等级有关。
水库移民征地在国家强制行使征收权的情况下, 以非市场交易方式进行[6]。根据耕地产值、耕地等级及耕地年产值确定的补偿标准在W区P乡与L县S镇引起了移民群众的不满。受影响的W区P乡A村与L县S镇B村地理位置仅隔了一条公路, W区P乡A村的被征耕地按照征地片区价进行补偿, 补偿标准为79.8万元/hm2, L县S镇B村的被征耕地按照同一年产值的16倍进行补偿, 补偿标准是51.75万元/hm2, 相差28.05万元/hm2。两个组的受影响移民纷纷表示不愿意在征地补偿协议上签字, 并在“拒签”后不久, 两个组部分移民群众联合到G市移民局上访, 将事态扩大, 另一部分则在家“干耗” 着, 等着移民干部找上门来, 再理论。
2.2 利益表达的行为分析
“拒签”、联合上访与“干耗”均是移民的利益表达行为, 笔者对G市水库移民利益表达行为进行了观察, 对其行为背后的逻辑进行了探究。
(1) 寻找漏洞将政策问题化:
拒签。“同是一个水库征地, W区是区片价, L县是年产值, 但是我们W区P乡A村与L县S镇B村同是一个寨子 (少数民族村寨) , 我们从来都是一家人, 田挨着田, 土挨着土的, 都是农用耕地, 种植作物和收成都差不多, 一个是79.8万元/hm2, 一个就是51.75万元/hm2, 相差这么多, 我们接受不了。要是按区片价都按区片价, 要是按年产值都按年产值, 或者两者一平均, 都按这个平均价来补也行。虽然跟地产开发商的补偿价格没法比, 但是我们知道水库不是营利性的工程, 就不比较它们的补偿差异了, 但是同一水库为什么补偿价格就不一样呢?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们是不会签字的。”
问题化, 寻找漏洞, 将对水库补偿标准政策的疑问提出来, 使之彰显为一个问题。虽然G市政府专门就补偿标准下发了统一文件, 根据土地的土地的综合产值及保障标准制定不同区县的补偿标准, 但是同一家族、肥力相同、产值一致的耕地补偿标准却不一致, 移民群众有一种相对剥夺感, 这种剥夺感不是水库征地与其他项目征地补偿价格差异比较得来, 而是由同一水库, 相邻地块的不同补偿价格产生。正是这种相对剥夺感, 使得移民群众感觉到征地补偿过程中的不公平存在, 他们也深知在征地补偿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就意味“定了案”, “自己就会变得很被动”, 因此, 他们不愿意在补偿协议上签字, 要求政府对此给予可以信服的说法, 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2) 依法抗争将问题暴露化:
联合上访。“跟村里反映情况, 村里说他们就只是配合工作, 不能解决补偿标准差异问题, 镇上和乡里说是按照省里下发的政策在做工作, 区里和县里也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我们两个组写了一份<移民征地补偿标准意见书>, 并逐一签名, 由7名移民代表带着意见书去省移民局上访, 我们一帮人去省移民局, 声势挺大的, 乡里也知道了, 省移民局领导专门给了接见, 看了我们的意见书, 说让们回来等消息, 会给我们一个说法……”
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作为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 指的是以政策为依据进行抗争 (policy-based resistance) , 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7]。“依法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上访。两村移民群众联合上访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 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者半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方式。之所以说是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 是因为群众按照我国《信访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上访的即为制度化合法的正常的利益表达, 既然制度规定了群众可以通过上访表达利益, 那么G市移民群众上访就是制度允许的, 但是他们的上访是把省移民局作为他们诉求的对象, 而不是把区和县里的移民局作为诉求对象, 并且人数超过《信访条例》规定的5人及 5人以下, 则有越级上访与集体上访的性质。但是, 两个村7位移民群众联合上访, 使得移民补偿标准差异问题更加暴露化和扩大化, 无疑引起了省移民部门的重视, 给予了接见, 并承诺给出合理解释。
(3) 暂退一步将行动理性化:
干耗。“上次上访是8月初到现在 (10月27日) , 三个月了, 省移民局说给予答复, 让我们回来等消息, 但是一直没有信儿, 我们就耗着, 没有再次上访。去省里上访不仅要花钱, 更要担风险, 我们总得考虑成本吧。反正政府要征我们的地, 他们早晚要来的, 我们就等着他们找上门来好了, 不解决问题 (补偿标准差异问题) , 我们是不会签协议的, 就在这耗着, 反正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损失的是工程。”在波普金“理性小农”逻辑中, 认为“小农无论在市场活动还是在政治活动中, 都更是理性的投资者”[8], 两村移民拒签以后的“干耗”正体现了农村移民理性投资的一面。到省移民局上访“就去了一次, ……也要考虑成本, 一个来回花三四百块钱”都要考虑成本。在不确定能否争取更多的补偿安置款的情况下, 上访是一种风险投资, 若问题解决则最好, 问题不解决, 花费的成本就没有任何效益, 因此两个村的移民在三个月内只有一次上访, 干耗则是移民群众理性选择下的韧武器, 在结果难以预料的情况下彻底的理性投资, 尽量减少利益申诉的成本。
3 拒签、联合上访、干耗何以产生
在水库移民利益表达过程中, 移民群众的行为即为争利——尽可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拒签等行为虽是因补偿标准差异直接引起, 但是笔者对行为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行了探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 行动是结构中的行动, 行动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着结构, 行动者的行动改变着自身的社会位置, 从而使得结构重新发生变化。移民群众作为行动者, 他们的行动也是社会结构中的行动。那么G市水库移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行为实践也不例外的是结构中的行动。左右G市移民群众行为的关键制度结构有两个:水库移民的征地补偿制度与水库移民的利益表达制度。
3.1 水库移民征地补偿制度
目前, 国内大中型水利水电项目征地补偿按照国务院颁布的471号令《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规定的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6倍进行, 但是, 这种行政手段干预下的产值倍数补偿, 无疑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此种补偿标准弊端日益突出。将市场引入定价机制的征地区片价作为新的补偿标准被提出来以后, 耕地的补偿价格的测算就变得丰富起来, 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均耕地量、产值、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均纳入价格测算的范围之内, 这样一来, 区片价下的耕地价格就比产值倍数高出许多, 但是政府行为下的水库征地又倾向于按照产值倍数进行。在G市水库就出现了两种补偿标准的现象, 一个按区片价, 一个按产值倍数进行。移民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因此产生, 区片价反而引起了社会纠纷, 与其目的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3.2 水库移民利益表达制度
水库移民的利益表达制度除了正式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司法制度、信访制度等也包括具体项目中允许的向业主单位、移民部门、监测部门、村干部等表达意见和建议。但是正式规定的制度程序较复杂、刻板, 面对强势政府, 移民群众很少会选择这些方式, 具体允许的表达渠道在G市水库移民利益表达中被验证的结果显然是不理想的, 村干部两层包夹, 一边是乡里乡亲, 一边是上级领导命令, 维护一方稳定的责任很大, 但是权利却有限。移民群众掌握的资源有限, 为了减少成本,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拒绝在征地补偿协议上签字, 没有负责人给出合理解释, 于是联合上访把声势扩大, 引起领导重视, 希望以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 但是上访三个月以来, 政府并没有对一个水库两个补偿标准做出合理答复, 就耗着等他们找上门来, 以减少成本投入。
水库移民征地补偿制度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 地方可以按照区片价亦可以按照产值倍数进行补偿, 出现同一个水库两种耕地补偿标准并行就显得容易理解。在现有的利益表达制度结构下, 实践中制度规范远远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标, 移民群众不能“照本宣科”就只能“就地取材”的表达利益。
4 结 语
“拒签”是水库移民众多利益表达方式中具有阶段性特征的一个利益表达方式, 在现有的移民法律政策框架下, 原则上是只有移民在征地拆迁协议上签字以后, 征地搬迁才能实施, 进而有水库工程施工的进行。因此, 协议的达成是前期阶段的核心任务, 也是整个水库移民项目进展的关键。
因征地拆迁补偿价格的差异, G市水库移民群众拒绝在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 当受影响的区县、乡镇以及村干部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时, 两个村的群众就联合起来到省移民局上访, 采取干耗着的方式, 等着移民干部找上门来再理论, 尽量减少对利益诉求的投入, 从而维护着自身利益。
但是也应该看到移民群众“拒签”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水库工程项目施工的正常开展, 延长了项目建设的时间, 无形中增加了项目成本投入, 带来项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损失。针对这种情况, 只有做到征地补偿标准实施的公平、规范, 征地拆迁补偿政策的公开、透明, 同时, 完善利益表达制度, 移民干部真正对群众的利益负责, 面对移民群众的利益申诉困惑不逃避、不欺瞒,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摘要：通过对G市水库移民在水库征地拆迁中“拒签”事件及“拒签”后两村移民联合上访与“干耗”利益表达行为的分析, 探究水库移民利益表达行为背后的逻辑与意义。指出G市水库移民的利益表达行为是现有水库移民征地补偿制度与利益表达制度结构下产物, 应该从这两者入手, 为移民群众提供公开公平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 从而保证其充分的利益表达。
关键词：水库移民,利益表达行动,拒签,联合上访,干耗
参考文献
[1]赵姚阳, 蒋琳琳.现阶段我国水库移民的法定权利评析[J].水利经济, 2011, (6) :53-56.
[2]李敬.移民上访路——河北省桃林口水库移民群体性事件报道[J].中国改革.农村版, 2003, (2) .
[3]施国庆, 余文学, 陈绍军, 等.水库移民参与式村级后期扶持规划探讨, 中国会议水库经济论文集, 2003, (6) :59.
[4]陈绍军, 张春亮.参与式发展理论在水库移民后扶项目中的应用[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11, (6) :165.
[5]胡白如, 余文学.水库移民能力建设路径——以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移民为例[J].水利经济, 2012, (1) :51.
[6]赵姚阳.我国水库移民群众权利保障发展评析[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11, (2) :152-158.
[7]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 2004, (2) :49-55.
逻辑行为 篇9
活动举办了两年多来, 鼓舞了大量的大学生参与进来。参加晨读晨练的同学纷纷表示, 通过长期的坚持, 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并且确实享受到了其中的“福利”, 感觉一天的精神状态要比以前更加饱满, 对学习对生活也比之前充满了激情。可是我们发现, 参加晨读晨练的大学生群体相对固定, 依然有一定数量的学生没有参加进来。通过问卷调查以及采访学生等方式, 我们发现不参加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1.对晨练晨读的意义和重要性主观认识不足, 并不觉得这样的活动对自己有多么重要, 更谈不上形成良好习惯的作用;
2.因为个人比较懒散, 没有毅力, 心血来潮的去参加一天之后, 就再也没有参加过, 没有坚持下去的决心;
3.因为没有晨练晨读的同伴, 缺乏锻炼氛围。很多大学生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 总是喜欢依赖同学, 尤其室友。调查中发现, 只要宿舍有室友参加, 大多数学生愿意陪同一起参加。但都不愿意做宿舍第一个出门的人。
4.因为场地器材等条件限制, 觉得活动缺乏趣味性, 不能引起自身的参加以及学习兴趣。
但从调查反馈的数量上来分析, 大学生对晨练晨读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不足, 缺乏主观锻炼的强烈动机是造成大学生不愿参加晨读晨练活动的主要原因。同时, 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 年龄上正处于青年时期, 独立自主性较差, 陪伴效应显得尤为明显。所以应该利用群体行为的逻辑去引导他们。而本质上, 还是需要向这一群体说明所参加活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1.从生命科学角度分析:晨练晨读既可以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 提高运动能力, 激活大脑皮层, 使大脑皮质的兴奋与抑制的转换能力不断提高, 避免神经系统过度紧张, 可以消除疲劳, 使头脑清醒思想敏捷, 这样便能更好的学习知识, 思考问题。晨练还能改善运动系统的功能, 使肌肉、骨骼变得结实而有力, 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这对于集体生活中的大学生群体尤为重要。
2.从大学生在意的智慧与体形角度分析:晨练可以通过消耗肌糖原和脂肪, 可以有效控制体重, 塑造完美体形。晨读可以更好的开发大脑皮层, 巩固所学知识, 是成为学霸的第一个台阶。拥有健康、匀称、优美的体形是每个大学生的愿望, 无论那女。但随着课程难度的加大, 尤其是电脑和手机的如影随形, 使得大学生们的锻炼时间越来越少。同时, 由于膳食结构不合理, 大量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使得大学生的肥胖群体逐年增加。真正安全而有效的减肥方法还在于增加运动量同时适当控制饮食。这已经是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和事实验证过的, 毋庸置疑。
3.从心理健康角度分析:晨练晨读可以培养自信, 促进心理健康, 改善人的不良情绪。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已经变成高校非常热门的话题了。随着90后大学生的入校, 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 因为心理问题产生的隐患也逐渐增多。许多研究表明, 运动对于调节人的心理活动, 改善不良情绪, 消除心理障碍, 促进心理健康, 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大学生晨练晨读还能增进同学间的交流和沟通, 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人际关系。这有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4.从生活习惯角度分析:晨练晨读有助于大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持续下去, 受用终身。晨练晨读不仅有强身健体, 提高学习效率的功效,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人养成有规律的起居习惯, 还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力, 这些都是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相对来说, 大学生更容易通过晨练晨读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校园生活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规律性, 而且学习的压力并不大, 有充分的时间, 而且最重要的是也更易找到锻炼伙伴, 所以大学生相对于上班一族更容易养成晨练晨读的习惯, 也是养成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最佳时期。而具有独立自主意识是形成终身观念的必要条件。
利用多种手段, 不局限于说教式, 可以采取实验式、名人教学式、朋辈效应等等多种手段和方式, 这样引导大学生群体的效果或许会更好。相信大学生这一群体若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性, 以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和探索性, 能够接受这样的引导方法, 从而自主独立的选择参加晨读晨练的活动。相约晨光, 遇见更好的自己。
摘要：如何保证或者提高课堂出勤率, 振奋学生精神, 使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大学学习生活中, 一直是各个高校的关注重点。高校也纷纷组织晨读、晨练等活动, 希望从生理和心理双方面把握青年人的规律, 激励同学们参与到早晨的活动中来。而为了激励同学们积极参与进来, 各高校也纷纷想出各种激励办法, 效果各异。此项研究报告旨在以北方工业大学晨练晨读活动为例, 从集体行为逻辑角度分析其中的数据和同学们的表现, 进而对晨读晨练活动提出一些激励性的建议。
关键词：晨读,晨练,大学生,行为逻辑
参考文献
[1]王军.大学生晨练的意义及保健措施略论[J].科技咨询, 2009 (22) .
[2]盛加利.普通高校大学生晨练健身情况调查与分析[J].湖北体育科技, 2005 (7) .
[3]张艺.大学生英语早读习惯的培养与研究[J].学园, 2013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