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传播（共12篇）
学术传播 篇1
1 学术期刊所处的网络环境
1.1 网络环境下的学术获取
目前, 越来越多的传统订阅式期刊的内容可以通过诸如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直接获取, 说明基于搜索服务系统的数据获得已经被认可。通常有3种方式: (1) 使用者在不付费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搜索引擎获得文献的题名、摘要和页码。 (2) 使用者在支付费用的情况下, 可从数据库获得文献全文。 (3) 可以从某些成熟期刊的网站上免费直接获取。
1.2 网络环境下的作者与期刊互动
(1) 由于网络的高度普及性和快捷性, 作者在投稿时可以获得更多信息, 并以此决定投稿的期刊。通常作者考虑的是: (1) 学术性。 (2) 出版周期。 (3) 被检索系统收录的情况。 (4) 合适的读者群体与读者定位, 是否有足够的同行研究人员阅读该期刊以及评议的速度。
(2) 期刊服务主要有对当前作者的服务与对优秀作者的追踪。 (1) 对当前作者的服务。作者在投稿后会不断联系期刊, 以确定版面的多少、校样发送的时间、具体的出版日期等, 而一个成熟的期刊可以利用网络解决这些问题。 (2) 对潜在作者的追踪。任何领域的专家都是逐步成长起来的, 期刊对优秀作者的追踪将有利于未来的发展。在研究人员成长过程中最有效的联系方式是电子邮件, 因就学、就业的缘故, 作者很容易更换电话、手机和通讯地址, 而其电子邮件地址基本保持了稳定。
2 农业期刊对网络的利用现状
2.1 在线系统
(1) 在线投稿。在线投稿模式的推出, 已成为大部分期刊的规范, 其优势在于投稿数量增加, 审稿时间缩短, 以及需要付出的管理工作的减少。据调查, 2004年使用在线系统的期刊仅占调查总数的38%, 而2007年已经达到83%[1]。
(2) 在线审稿。该系统给审稿人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在纸质稿件上写意见的习惯无法在PDF格式的文件上继续。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稿件、图和其他附件格式众多, 审稿人不得不需要寻找合适的软件来打开它们, 这就增加了工作量。但比较著名的农业期刊中, 如《中国农学通报》已经采用了在线审稿系统[2]。
(3) 在线编辑。期刊编辑在使用在线系统时会面临比作者更多的问题, 因此需要经过良好的培训和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但编辑更愿意使用在线系统, 因为他们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办公, 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里。
2.2 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1) 开放获取的执行现状。2007年《开放获取期刊目录》收录了1 300多种开放获取期刊, 其中86%的期刊得到了政府、科研机构和其他实体的资助, 这些期刊因为其他来源的资金资助而没有融入现有的经济模式, 其执行OA是为了保存学术成果, 而剩余的14%的作者付费型期刊执行OA, 更多的是为了提升期刊的影响和方便读者。2008年底开放获取期刊的数目已经达到8 459种。
(2) 开放获取对文献的影响。 (1) 由于OA期刊所刊出的文章全部可以免费获得, 作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可以随时浏览OA期刊的文章, 这就潜在地影响到了该期刊文献的存贮、分布和传递。OA期刊的论文更具有影响力, 这点可以从被引频次上体现出来。 (2) 由于任何使用者都可以浏览和下载OA期刊的内容, 这就使得文献作者的知识产权受到更多的保护。 (3) 有很多作者的实验论文是再三精简后发表的, 其中的一些研究背景和实验步骤已经被省略, 这些部分其实可以在期刊网站上进行补充。网络信息的超链接方式可以让使用者更好的整合这些文献。
2.3 电子期刊
电子期刊的优势在于通用性好、综合性强以及检阅方便。近年电子期刊整体发展迅速, 虽然国内已经有很多学术期刊实现了电子化或半电子化, 但其发展仍有待提高。
(1) 普通电子期刊。即在传统期刊的基础上赋予其网络传播的意义。这类电子期刊更多的是纸质期刊的延伸。
(2) 半电子期刊。不仅拥有纸质的和电子的载体, 同时拥有声像资料。
(3) 纯电子期刊。该类期刊的载体不再是传统的纸页, 而是直接发行于网络。因载体不同而导致形式更加活泼, 可以在文章中添加超链接和视频, 以达到直观的效果。
3 建议
(1) 在网络化高度发展的大环境下, 学术期刊要顺应形势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加快学术传播速度和扩大期刊载量。
(2) 利用网络与传统技术必须紧密结合。当前学术期刊的主流仍是纸质载体, 受我国国情影响, 这种情况依然会长期存在。传统期刊的易携带、低成本的特点决定了其长久的生命力, 即便在网络环境下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数字环境下的学术出版[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2]边全乐.发展中期刊办刊道路之探索——《中国农学通报》的办刊实践[J].安徽农业科学, 2008, 36 (5) :2149-2151, 2158.
学术传播 篇2
学术级教学与中文国际传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大学生选修中文课的越来越多,教学水平及学生的中文程度均有大幅度提高.
作 者：李恺 刘芳 作者单位：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东亚系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年，卷(期)：6(2)分类号：H1关键词：
学术传播 篇3
【关键词】学术期刊；The Public Historian；办刊策略；传播路径
【作者单位】苏文慧，凯里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TQ038）的阶段性成果。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发表与交流的重要媒介，是现代化学术体制的标志之一。美国的学术期刊不仅在美国本土具有影响力，而且也主导了全球学术的发展趋势与研究范式，其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本文以美国公共史学界的专业刊物The Public Historian（下文简称TPH）为例，对其办刊策略及传播路径进行分析，希望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能有所启示。
一、The Public Historian概况
TPH是美国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简称NCPH）主办的著名学术期刊，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作为美国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史学界举足轻重的学科，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共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1]。1978年，美国史学界开始创办有关公共史学的专业期刊TPH。公共史学运动发起人之一韦斯利·约翰逊（Wesley Johnson）在TPH创刊号的“编者语”中首次对公共史学的本质和定义做了解释，并列举了公共史学的8个主要研究领域[2]。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公共史学项目负责人舒尔茨（Constance Schulz）在其文章《作为一名公共历史学家》中，总结了美国公共史学在教学目的、主题和内容方面已经初步达成的共识[3]。1980年5月，NCPH成立，它成为来自美国不同领域从事公共史学研究和实践的公共史学家专业学术团体，与此同时，TPH成为该学会的代表性专业刊物，也是美国公共史学研究的前沿观察哨。
TPH创刊初始目标是为人们交流思想、方法、研究成果、职业道德等提供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2]。后来TPH与美国国内的历史学界专业期刊合作，面向全国的公共史学家。TPH为季刊，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刊发行。
二、The Public Historian的办刊策略
TPH的成功与其办刊策略密切相关。学术期刊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采取合适的办刊策略是提升期刊影响力与办刊水平的基础。作为美国历史学界的标志性刊物，TPH的办刊策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特色化
TPH采取特色化的办刊策略，在创刊伊始就阐明了公共史学的宗旨和理念。在30多年的办刊实践中，TPH坚持以“公共史学”为理论视角，刊载公共史学研究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商业、研究机构、媒体、历史遗址保护、档案和历史资料的管理、公共历史教学等8个领域 [4]。多年来，TPH的定位非常准确。作为公共史学家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TPH围绕公共史学研究领域，采取了特色化、差异化的办刊策略，以传播公共史学研究理念为中心，成为公共史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阵地与传播媒介，其认知度与影响力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2.国际化
TPH虽然诞生在美国，刊载文章的研究领域也以美国历史为主，但并没有局限在美国本土，而是积极进行国际化交流。TPH的具体做法是，积极与外国公共史学家进行合作，扩大研究课题，研究领域表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例如加拿大的公共史学发展、日本的文化遗产旅游、英国公共史学家的实践等，都取得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5]。
3.社会化
过去的学术期刊因为其专业性太强远离普通民众，社会影响微弱。TPH创刊初始，就秉持社会化的办刊宗旨，注重与社会需求结合，以现实需要为目标，以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公司和个人提出的问题作为考察对象，根据客户的要求、公众的兴趣、作者的喜好等因素共同决定研究课题[6]。例如对博物馆、档案馆的研究以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等。TPH完美地继承了公共史学的发展理念，扩大期刊的受众群体，避免学术研究走入学院化的胡同，力求走出一条专业与大众相结合的新路，取得了明显成效。
总之，TPH作为美国公共史学流派的会刊，采取了特色化、国际化、社会化的办刊策略，成功推动了公共史学理念的传播。美国公共史学家通过TPH这一传播媒介，重塑了史学研究范式，引领了世界学术研究潮流，传播了美国文化理念，同时也使TPH成为一本有着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三、《公共历史学家》的传播路径
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是传播学中重要的理论范式，是研究媒介传播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采用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对TPH的传播路径进行分析。
1.传播者主要为公共历史学家
传播者是传播过程的起点，也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自罗伯特·凯利、韦斯利·约翰逊等学者于1978年创办TPH以来，到1980年成为NCPH会刊，TPH一直是公共史学家发表学术观点的主阵地，其编辑群体和作者群体也以公共历史学家为主。对公共史学家的定义，即使在公共史学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据学者统计，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的会员背景复杂多样，包括博物馆专业人士、历史学顾问、政府部门中的历史学家、档案馆专业人员、历史组织管理人员、大公司和商业界的历史学家、文化资源管理者、图书馆和博物馆馆藏负责人、电影和媒体制片人、口述历史学家、政策咨询顾问以及对公共史学感兴趣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中小学教师等。该组织欢迎任何“在公共领域中从事历史实践”和对此有兴趣的人士成为其会员[1]。可见，公共史学家是以公共史学理念为纽带组成的一个较为宽泛的学术共同体，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构成了TPH的传播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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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播内容为公共历史学研究理念与研究成果
在1978年TPH的创刊号上，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作为公共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其文章《公共史学：它的起源、性质和前景》中首次公开使用了public history （公共史学）的概念，并做了如下定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公共史学指的是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和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使用的史学方法。公共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成为公共进程 （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当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一项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资源的使用或行动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规划时，历史学家会应召而来，这就是公共历史学家。”[7]
这个定义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公共史学的研究领域。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TPH刊载文章内容以公共史学为中心，在最初8个主要研究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研究对象上，公共历史学家越来越重视对普通人的研究，公共历史学家一反传统史学家重视政治、军事重大事件的潮流，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很少被人们关注的领域，比如黑人史、妇女史、儿童史、劳工史、少数民族史等。公共史学家通过TPH成功地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传播到学术界以及全社会，可以说，TPH是公共史学家传播学术理念与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平台。
3.受众范围面向全社会
传统史学期刊由于追求学术化，刊载论文较为深奥，不易被大众接受。刊物的预设读者群非常狭窄，放弃了与普通民众互动的机会。从文化分层结构视野考察，我们发现，TPH的传播受众包括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两个阶层，其传播对象不仅包括学术界的专业学者，也包括学术界之外的社会群体，诸如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电影、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都是公共史学合作的对象。可见，TPH的受众是面向全社会的，这与传统的专业学术期刊有着明显不同。普通民众也是TPH的预设读者，公共史学赋予他们解释历史的机会，例如在口述史、家族史等研究领域，普通民众书写的历史也得以发表。可见，在TPH的发展过程中，公共史学学者作为传播主体，打破了以往美国史学界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研究视角，将公共史学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及社会各阶层，受众范围广。
4.传播效果显著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传播媒介，基本功能就是传播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有效传播是其功能实现的基础。TPH作为美国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的会刊，不断拓展公共史学研究领域，传播最新学术成果。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成功地传播了公共史学理念，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使公共史学成为美国与传统史学、新史学并立的三大流派之一，并将其成果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例如，随着公共史学的发展，美国的史学教育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据2010年NCPH网站公布的信息，目前开设公共史学硕士点的美国高校有近90所，至少有7所大学开设了公共史学博士点[1]。同时，社会公众对公共史学的认同感也逐步加强。2002 年秋，美国历史学会（AHA）下属的研究生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on Graduate Education）和公共史学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Public History）共同对雇佣公共史学家的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4的机构雇佣公共史学家的数量或保持增长（29%）或持续稳定（48%）[8]。这表明公共史学家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公共史学也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高校都有健全的公众史学教育体系。
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来看，公共历史学家以TPH为传播媒介，成功地传播了公共历史研究理念，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重塑了美国历史学研究范式与史学教育模式，TPH也因此成为美国史学界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
四、《公共历史学家》对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启示
1.强化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意识
TPH是随着公共史学的出现而诞生的，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传播公共史学理念，两者相辅相成，成功地在美国历史学界及全社会推销了公共史学。可以说，TPH的创办者在创刊伊始就试图变革传统史学学院化的研究范式，倡导传播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取得了良好效果。对我国学术期刊来说，在这一方面还略有不足。与学术专著相比，学术期刊出版周期较短，传播最新学术成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学术期刊不仅是传播学术成果的平台和媒介，也应该成为引领学术潮流的主阵地。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学术期刊应强化引领学术潮流的意识，准确把握学术动态与学术热点，有意识地推进学术创新，为各种学术思潮提供传播媒介与平台，推动学术走向繁荣。
2.拥有国际化的办刊理念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已经认识到国际化的重要性，也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但是也有一些误区需要注意：学术期刊国际化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不只是简单的英文化，TPH能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一方面与美国在全球学术体系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TPH全球化的研究视野密不可分。对我国学术期刊来说，在今后的发展中，在提高期刊质量的基础上，还应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共同推进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形式上，要争取创办一批高质量的英文学术期刊，与此同时，做好中国优秀学术期刊的对外译介工作；内容上，要继续提升编辑队伍的国际化视野，为编辑队伍广泛参与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保障，积极刊载国外优秀学术论文， 具备国际化视野，有意识地推动我国学术论文与世界主流学界进行对话。
3.扩大受众范围，注重传播效果
TPH作为公共史学理念的宣传阵地，吸收了公共史学的相关理念，注重学术成果的社会效应。长期以来，学术研究内部分工日益细微、研究成果精细琐碎、写作深奥艰涩，研究成果与当代社会的文化和知识需求越来越脱节。学术期刊作为专业学术论文发表的平台，公众的参与度也非常低，致使学术刊物的影响大打折扣，这与学术期刊传播媒介的功能定位背道而驰。TPH在办刊过程中，与社会各界紧密联系，扩大受众范围，在不同机构与群体中传播公共史学理念，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我国学术期刊也存在受众狭窄、传播效果不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有所改善，比如一些学术期刊主动利用微博、微信及时推送学术成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可以说，与新媒体融合，利用新媒体强有力的媒介优势进行学术传播，是当前学术期刊扩大受众范围，提升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方向。
[1]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J]. 历史研究，2010（3）：34-47.
[2] Wesley Johnson， Editor’s Preface，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 No. 1 （Autumn 1978）， pp. 4-10.
[3]Constance B. Schulz， “Becoming a Public Historian，” in James B. Gardner and Peter S. LaPaglia， eds.， PublicHistory： Essays from the Field （revised edition）， Malabar；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4]Wesley Johnson， Editor’s Preface，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 No. 1 （Autumn 1978）， pp. 6-7.
[5] The Public Historian [J]， 2008（Volume 30）、2009（Volume 31） 、2010（Volume 32） .
[6]韩俐彦. 美国公共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方法[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7]Robert Kelley， 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No. 1， （Autumn 1978）：16-28.
[8]Philip M. Katz，Public History Employers—What Do They Want？ Airport on the Survey[J]. Perspectives，Vol. 41 No. 6，September 2003.
《音乐传播》期刊学术编辑团队 篇4
音乐学家, 作曲家。音乐社会学与音乐传播学学科带头人, 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傅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传媒音乐研究所所长、南京艺术学院音乐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的主要论著有《音乐社会学概论》、《音乐社会学教程》、《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消逝的乐音:中国古代乐器鉴思录》、《中国乐器志·气鸣卷》、《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从艺术的窗口看世界》等16部发表音乐论著、论文、译文、评论等文论共约500万字已完成国家社会科学课题2项, 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2项, 国家社会科学课题在研项目1项。三篇音乐学术论文曾以俄、英、德、法、西班牙文在国外权威杂志上、.^发表与转载。主编胃为国内广播媒体、境内外音像媒体以及影视故事片和专题片制片人、厂矿企业、城市、中直文艺表演团体、地方文化节日的主办方作曲、编曲、配器或音乐制作大量作品, 已公开发表于各电视媒体、唱片载体、舞台表演和印刷报刊二2004年在台湾亚洲唱片公司出版电子音乐专辑CD《梦寻楼兰》和《云门七彩》。多年来, 其中声乐作品多首分别被著名歌手如关贵敏、刘欢、范琳琳、董文华、蔡国庆、董华、阎维文、吕继宏、张明敏、杨洪基、刘维维、宋袓英、张迈、袁冬、万山红、韩延文、李丹阳、苏都阿罗等首唱或演唱., 论文作品与音乐作品多次获奖, 包括国家奖3项, 省部级奖2项, 专家奖5项音乐学家, 音乐声学与乐器学专业教授、学科带头人, 博士、硕士生导师,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主任,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0年美国斯坦福�Stanford) 大学计算机音乐与声学研究中心�CCRMA) 作高级访问学者。1995年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Osnabrued O大学音乐系作高级访问学者。先后研制《通用音乐分析系统》、《通用编钟检测系统》、《乐器声音品质检测系统》等计算机软件。主持并完成文化部《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改良》、《中国民族乐器音响标准库》等10余项科研项目, 并主持研究课题i数字音频检索系统》 (北京科委) 、《乐器声音品质检测系统》 (文化部) 、《乐律学教学系统》 (中央音乐学院) 、《中华传统音乐音响数据库》 (香港中文大学) 、《中华和钟音质分析》 (中科院) 、《中西歌唱发声体系的形态比较研究》 (中华社科青年基金会) 、中国乐器音色库》 (国家科委) 、《温州师范学院音乐厅音响环境设计》等目前正在主持课题研究《木材生物改性与提琴音质改良》 (文化部〉r.出版《音的历程——现代音乐声学导论》、《音乐与自然》、《音乐理论:请注明你的有效性》等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音乐传播》副主编韩宝强教授《音乐传播》副主编秦序研究员音乐学家, 专业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学科带头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曾任中国音乐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南京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客座教授.两校傅士、硕士生导师:多次任国家艺术科研项目评审专家、中国音乐家协会“金钟奖”评委参与或主持国家艺术科研重大项目中华艺术通史 (执行副主编) 、国家项目《六朝音乐文化研究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古代云南与内地音乐文化交流》、试论笙属乐器的起源》、《民族乐器口弦初探》1《锣属乐器使用及其历史》、《我国南方佤、苗、高山等族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唐玄宗是 (霓裳羽衣曲) 的作者吗?》、〈霓裳羽衣曲的段数及变迁》、《唐李寿墓石刻壁画与坐立部伎的成立年代》、先秦编钟双音"规律的发现与研究、《音乐考古澜音研究的误区》、《琴乐"话法"之我见》、《刘贶与〈太乐令壁>、、《唐代音乐传说考校献疑二则》、《关于〈乐苑〉及〈乐府诗集的几个问题》等多篇。专著有《中国音乐史》、中华文化通志·乐舞志》及译著日本岸边成雄:·.唐俗乐二十八调的成立年代》、《唐代的乐器》等,
《音乐传播》期刊学术编辑团队编辑部在中国音乐学院采访赵塔里木院长编辑部采访沖呈祥教授在主编团队的带领和编委会指导下, 《音乐传播》期刊已经建立起一支年富力强的高层次学术编辑团队。团队的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博士学位, 且都在音乐社会学与音乐传播研究方向中经过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创刊以来, 这批青年学人积极参与期刊建设的各项事务, 在编辑业务上全心投入、锐意进取, 在学界不断获得好评, 并在与音乐传播密切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中日益取得新的成果。《音乐传播》期刊秉承学界、业界的希望和重托, 坚持正确的文艺导向, 以开拓进取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 在组稿、采访、审稿、编排、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不断努力, 服务于文艺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审美引领。期刊以音乐传媒方向的教学、科研、实践与社会服务为立足点, 是广大传媒音乐学者和学子们发表学术创见、交流学术思想的独特平台, 同时也是连接广大音乐、艺术、传_.A^^媒及相关领域的从业者、研究者的纽带。编辑部在中央音尔学院组柄与米访主编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组稿座谈会编辑部在学术会议上采访齐岛教授
学术传播 篇5
2008中国传播学论坛
“中华文化与传播学的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12月13日－14日
主办： 中国传播学会（CAC）
中华传播学会（CCS）
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
暨南大学
承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如有变动，以会议当日公布的议程为准。
开幕式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上午8:30—12:00
地点：暨南大学科学馆
8:30-9：00 开幕式
主持人：董天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致辞（每人5分钟）
校领导 暨南大学校领导，教授
胡正荣 中国传播学会会长，教授
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陈韬文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特聘长江学者
9:00－9:15 合影
9:15－10:45 主题发言（每人15分钟）
主持人：林如鹏 暨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李瞻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Fritz Cropp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副教授
张国良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董天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10：45－11：00 茶歇
11:00－12:00 主题讨论“中华传播研究的国际化”
郝晓鸣（引言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陈韬文 香港中文大学
洪浚浩 纽约州立大学
吴枚 澳门大学
刘幼琍 台湾政治大学
专场讨论一：传媒制度与传媒政策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一（暨南大学行政楼323室）
主持人：申启武
评议人：刘幼琍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陈韬文
冯应谦
陈怀林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
《When the Invisible Hand Fails: The Economic Basis of an
Emergent Supportive Film Policy in Hong Kong》
庄春发
柯舜智 景文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
玄奘大学大众传播系
《有线电视产业竞争政策研究——台湾经验分析》
陈纯纯
Cinzia Colapinto 瑞士卢加诺大学
《Ownership Changes of Chinese Newspapers Listed? The Case of Beijing Media Corporation》
田秋生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市场背景下制约党报新闻生产的三重逻辑》
张品良 江西财经大学传播学院
《我国传媒产业发展政策创新的思考》
陈洪波 中国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媒转型迷思》
陆高峰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体制为王：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制度瓶颈分析》
专场讨论二：新闻史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二（暨南大学行政楼629室）
主持人：蒋建国
评议人：黄 旦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张 焮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从《观察》周刊看储安平的公共意识》
路鹏程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万国公报》与洋务运动》
王贵斌 长安大学新闻传播系
《全球新闻史：研究本体与内容新探》
张 杰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时评应然功能及当代时评症结——兼论三次时评热社会背景》
沈松华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试论中国传统沉默观》
专场讨论三：危机事件与大众传媒——以“5•12汶川地震”为核心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三（暨南大学行政楼725室）
主持人：白贵
评议人：曾建雄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张 宁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国家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议题设置功能和效果分析--以CCTV抗震救灾新闻直播节目为例》
郭建良 青岛农业大学传媒学院
《川震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良知——由海外报纸汶川地震新闻摄影说起》
曾海芳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突发性公共危机中信息预警和公开的重要性——以三鹿集团“问题奶粉”事件为例》
邓利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重大自然灾害中新闻传播的正向功能效应——从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说起》
李 景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政府与民间组织场内博弈中的媒体角色——以《南方周末》
“5•12地震”时期ＮＧＯ报道为例》
朱春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央视汶川地震直播的新闻框架选择之动因分析》
杨状振 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
《论突发事件电视新闻报道的修辞敏感——兼谈四川汶川地震灾情报道的修辞策略》
专场讨论四：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13号下午）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四（暨南大学行政楼826室）
主持人： 张新华
评议人： 戴元光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Wenrui Chen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
Database, Narrative and the Self: A Cultural Study of Taobao.com
李 苓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西部出版事业——关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个案调查》
杜圣聪 玄奘大学大众传播学系
《唤起群众：孙中山说故事的力量》
叶 虎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规训与控制：大众文化中的身体再现》
刘 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试论中国印的信息媒介身份》
梁广寒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当现代传媒遇上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传播模式探析》
曾一果 苏州大学
《大众传媒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
任雅仙
蒋晓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传媒文化的瞭望者——论新闻在传媒文化建构中的特殊功能》
卜巧莹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两性身份在广告中的建构与流变——兼及对传统女性主义广告批判的反思》
专场讨论五：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13号下午）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五（暨南大学行政楼929室）
主持人：关世杰
评议人：陈嬿如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辛 欣 英国西敏寺大学中国媒介中心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与中国的软实力》
关世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美新闻导语写作教育比较:差异及原因初探——以两本畅销新闻写作教材为例》
安 然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华裔学生的身份认同与沟通模式》
谭 天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策略创新》
许 燕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异质空间镶嵌：网络时代的海外华文报纸新景观》
肖云帆 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
《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
尉天骄 河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系
《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播——以网络传播为例》
何其亮 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院
《对外传播视野下地方台电视英语节目的建设》
孙晓青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留学生眼中的北京奥运文化——以奥运会徽、吉祥物为例的跨文化传播效果调研》
周根红 南京大学文学院
《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电影的民族文化境遇》
专场讨论六：传播学史与传播理论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一（暨南大学行政楼323室）
主持人：冯应谦
评议人：张国良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隋 岩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符号传播意义的机制——对自然化和普遍化的深度阐释》
赵建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物质产品实物信息传播的特征》
刘 燕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后现代宗教认同的蜕变：媒介技术层面的反思与质疑》
陈沛芹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媒介即讯息？——论技术的使用之于媒介内容影响》
石力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传播学视域中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王君超、秦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科技批评与网络时代——源流、理论及进展》
李洁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技术民族主义”的悖论——加拿大传播技术思想传统》
郑越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从格拉斯哥学派看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转向》
韩丛耀 南京大学传媒实验教学中心
《视觉信息传播的三种形态组构研究》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科的兴起：一段重新阐释的历史》
张 卓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从“效果”到“影响”—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专场讨论七：传播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二（暨南大学行政楼629室）
主持人：马秋枫
评议人：段京肃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陈怀林
张延 澳门大学
《接触多元信息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比较分析上海和广州奥运前后的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
朱 军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
《网络民族主义的传播病理学》
赵 菁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大陆现当代民族主义话语分析——基于历史情境的现象学视角》
谢 毅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马来西亚广告女性形象分析》
张文瑜 澳门大学传播学院
《购买行为中的沟通形式和语言正确性使用研究--观察澳门传统市集》
薛 可
梁 海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学系
《基于刻板思维的符号认知——以《纽约时报》的“西藏事件”报道为例》
贺建平、吕夺印
常 烨、刘 娟
何露露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城中村”中“农转非”居民身份认同与人际传播分析——以重庆渝北回兴“城中村”为个案》
禹卫华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第三人效果的本土化研究初探——以大陆涉案影视剧为例》
姚 慧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系
《媒介、第三人受到影响的认知与女性瘦身态度和行为倾向之关联研究》
朱 杰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甘肃蒙古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调查与思考——以甘肃省肃北县为例》
陈婷玉 南华大学传播管理学系
《媒体素养V.S.媒体迷思：艾滋病新闻的阅听人解读研究》
王 静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学院
《人际传播对个体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专场讨论八：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研究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三（暨南大学行政楼725室）
主持人：刘卫东
评议人：吴予敏
发言人
戴元光
邱宝林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文化传播:关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
杨 魁
高海霞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西方消费文化观念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取向》
蒋建国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消费文化：学科视野与研究进路》
李 丽 中国传媒大学
《消费社会背景下的电视社会新闻研究——以央视新闻频道为例》
耿 璐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
《试论成人绘本现象的视觉文化逻辑》
郭 晴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
《贝克汉姆现象：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偶像崇拜与媒介制造》
郭小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消费主义视野下的阅读分层与高端杂志的中产阶层定位》
曾 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消费者自主媒体（CGM）崛起与消费者强势》
鲍 金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消费主义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现代消费文化的商业化传播方式研究》
专场讨论九：中华传播研究的反思及其国际化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四（暨南大学行政楼826室）
主持人：吴文虎
评议人：陈韬文
发言人
陈嬿如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研究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
黄国富 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
《「人」在哪里?中华传播学的基础反思》
张 健 苏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真问题”的积淀与堆积：中国传播学30年的“路径依赖”现象简析》
许 建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
《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学术旨趣分析——研究选题、学群及其存在的问题》
董天策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于“传播交叉领域”的研究——对新闻、公关、广告之互动的思考》
专场讨论十：传媒法规与媒介伦理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5:50—17:20
地点：分会场五（暨南大学行政楼929室）
主持人：林爱珺
评议人：洪浚浩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牛 静 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
《媒体采访权及其可行性法律规定探讨》
李苗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传播中的媒体责任》
刘俭云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对数字时代下著作权法和版权产业边界的讨论》
陶 楠 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试析知识产权基础上美国音像产业的发展》
胡菡菡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媒介、“受众权利沟”与媒介社会责任》
唐建英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与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初探》
郑贵月
朱秋萍 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传播研究所
《探讨台湾网络著作权之合理使用》
专场讨论十一：新媒体与社会1
时间：2008年12月13日下午14:00—15:30
地点：分会场一（暨南大学行政楼323室）
主持人：章于炎
评议人：熊澄宇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曹 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传播新技术、社会性别与阶级：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
赵长雁 昆明理工大学文学院文化传播系
《反思：RSS服务的尴尬处境与原因分析》
梁炎鑫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人肉搜索——网络暴民的“新闻”事件调查》
孙 燕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传播系
《关于网络拍客群体的解读与思考》
陈燕玲 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
《探讨网络沟通的语言符号混杂现象：网络语言的产生情境与特性》
张建军 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
《虚拟空间的赋权与集体行动——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影响》
许超众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公民主体性的大众化建构——“草英社区”的文化传播分析》
叶慧珏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网络公益新的可能性：个体参与和历史建构——以“易助网”为出发点看网络公益传播方式的发展》
汤浔芳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媒介情境论下的手机传播》
专场讨论十二：广告研究、媒介市场营销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8:30—10:00
地点：分会场二（暨南大学行政楼629室）
主持人：商娜红
评议人：杨先顺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张殿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失衡的权力：国际广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吴俐瑶 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
《广告表现与品牌长期管理之关系-黑松沙士电视广告内容分析》
顾 亮 澳门大学传播系
《大陆学术期刊中的广告研究形势》
朱磊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
《新媒体环境下的广告效果研究——以“邀约指数”为中心》
阳翼
万木春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
《两岸三地广告教育之比较》
黄奇玮 上海体育学院新闻系
《解析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传媒的整合营销传播》
潘俐婷 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
《整合营销传播(IMC)在台湾歌唱选秀节目之应用研究－以中视《超级星光大道》节目为例》
夏名慧 国立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
《纸娃娃商品需求动机、游戏忠诚度及愿付价格研究－以休闲舞蹈型在线游戏为例》
罗 漪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An Analysis of Disney’s Marketing of Animated Feature Films In China》
黄耀纬 台北市中华软件协会
《功能性认知与网络使用行为之关联：科技接受模型(TAM)之验证》
王天权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国内有线数字电视推广困境管窥》
陈桂琴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
《从文化的角度看二战后日本电视广告的历史》
专场讨论十三：传媒产业与组织管理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8:30—10:00
地点：分会场三（暨南大学行政楼725室）
主持人：林如鹏
评议人：李本乾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吴赟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传媒经济学的理论支撑点在哪里？——经济学说史上的相关理论寻踪与延伸思考》
谢 静
徐小鸽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
《媒介的组织传播模式及其与新闻生产的关系——上海与新加坡报纸的比较研究》
巫喜玲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项目，网络，关系――传媒产业基于项目的生产组织网络化的研究梳理》
王文锋 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
《论报刊发行经营的信息不对称性》
曾凡斌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国外传媒集团核心竞争力研究--以新闻集团、纽约时报集团、甘奈特公司三家为例》
金雪涛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产业融合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侯迎忠
姚 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吉卜力工作室的运营模式及其给中国动画产业的启示》
齐 济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论Web2.0阶段的互联网对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
专场讨论十四：传媒教育与媒介素养（安排在14号）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8:30—10:00
地点：分会场四（暨南大学行政楼826室）
主持人：刘家林
评议人：吴枚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Panel：
沈慧声
周庆祥
王毓莉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暨传播所
《服务学习导入传播专业课程之研究：以中国文化大学新传学院推动服务学习课程为例》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当代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话语分析》
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理性认知、频繁接触、适度参与——知识精英的媒介素养现状初探》
彭伟步 广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未来新闻工作者敬业精神下滑令人忧虑--以2008年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学生问卷调查为例》
周庆祥 文化大学新传学院新闻系
《数字多媒体教材设计与教学策略研究——以采访写作课程为例》
赵芷莹 台湾南华大学传播管理所
《巧连智幼儿视听教材的语艺视野分析》
郑智斌
许依寒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系
《大学生媒介近用与媒介认知状况分析――以互联网为例兼谈传媒素养教育》
曹 丹
杨 清 福建工程学院文化传播系
《大学生与手机互联网－福州市大学生手机上网行为与素养调查报告》
专场讨论十五：政府传播（14号）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8:30—10:00
地点：分会场五（暨南大学行政楼929室）
主持人：沈慧声
评议人：陈怀林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吴 垠
史晓慧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基于熵值法的公共危机事件政府行政传播管理评价》
李异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论媒介与政治的研究范畴》
林爱珺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信息公开中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陈 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奥运传播中的话语缺失现象分析——以央视北京奥运报道为例》
汤敏慧、劳彦儿、刘 娜、王健美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2008年广州火车站春运雪灾危机政府信息传播分析》
贾奎林 廊坊师范学院新闻系
《国家软实力建构与传媒使命》
骆正林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官员媒介素养的提高与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
专场讨论十六：广播电视研究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10:20—11:50
地点：分会场一（暨南大学行政楼323室）
主持人：石义彬
评议人：谭 天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曾志华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角色冲突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价值取向》
陈婷玉
林静君,唐志豪 南华大学传播学系暨研究所
《真人版v.s.卡通版：女性A片解读与文本偏好研究》
申启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08广播发展面面观》
吕 鹏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话语转变与广播电视编辑理念》
王玉玮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城市形象传播与当代中国电视剧》
刘红梅 中国传媒大学
《问题与对策——我国电视媒体自律研究》
徐 帆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中国文献纪录片的解读与被解读：〈大国崛起〉再思》
陈 婷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政论片﹑影像书写与国家意识形态——从《河殇》到《大国崛起》看政论片的演进》
曾 致 湖南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论孔孟思想对播音主持理念的启示》
张 斌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
《《广播业务》与中国早期电视研究》
专场讨论十七：新媒体与社会2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10:20—11:50
地点：分会场二（暨南大学行政楼629室）
主持人：余瑞祥
评议人：杨尚鸿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纪 莉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两极权力中冲撞与协商―――论媒介融合中的融合文化》
冯恩大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传播系
《实名博客：个人崛起与社会变迁——以“范美忠争议”为例》
吴忠勋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所
《虚拟社区意识与社群线下互动之关联性研究─ 以信息分享类虚拟社区为例》
雷蔚真
王天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新媒体消费与散居者（Diaspora）的身份建构》
严功军 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新媒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构建再思考》
张蕾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网络信息传播中的身份话语强权》
陈长松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信息传播与技术系
《论网络空间中主体的自由切换及其影响》
吴璟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公共知识分子博客环境分析》
周 怡
王 俊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
《浅析网络传播对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作用和影响》
邹 军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协商民主视野中的网络参与——以2007中国公众假期调整的网络协商为例》
张予 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研究所
《谈台湾新兴另类在线社会支持——「集气」初探》
专场讨论十八：新闻传播实践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10:20—11:50
地点：分会场三（暨南大学行政楼725室）
主持人：喻季欣
评议人：郝晓鸣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汪明慧
赵靳秋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漫画与负面社会现实的建构：以《中国日报》为例》
章于炎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美国奥运新闻报道经验的“创新扩散”:对中国记者报道北京奥运是否有用？》
周萱 前香港《東方日報》集團採訪主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席教授
《香港报业现状及异象》
颜道靖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
《数字技术时代的影像文化特征——兼论新闻摄影的真实性》
李 义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
《试论医患形象的媒体建构——对一份都市报医疗纠纷报道的新闻分析》
刘 兢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
《199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传媒研究--以李金铨主编的“中国传播研究系列”(1990-2003)为视角》
黄 榕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
《《时代》建构的中国国族景观：2005-2008近三年来《时代》对华报道分析》
陈 娟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媒体时代新闻业务的转变》
褚悦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
刘利群
张敬婕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
《报纸报道涉老新闻的社会性别分析——以《人民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的数据为例》
张 杰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时评应然功能及当代时评症结——兼论三次时评热社会背景》
专场讨论十九：大众传播与公共领域
时间：2008年12月14日上午10:20—11:50
地点：分会场四（暨南大学行政楼826室）
主持人：项国雄
评议人：董天策
发言人（每人发言10分钟）
徐桂权
王锦东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社会生产”语境下传媒的公共呈现与意见表达——基于两个经验研究的思考》
侯东阳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评论对公民社会的构建》
毛 勇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传播核心的转换)伦理以及社会价值观的新世界——新兴公共领域在互联网的崛起》
谭汪洋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试论网络媒介对公共领域的重构——以华南虎事件为例》
吴献举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公民新闻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贺建平
常 烨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检视2008年舆论监督研究—兼与2006年研究比较》
张晓静 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网络与新闻传播系统的互动研究》
孙 莉 四川大学广播影视文艺专业
《和谐社会与传媒“公共领域”构建———从政治哲学角度反思“新闻自由”》
章 彦 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学术传播 篇6
有学者曾经认为，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立，起码还要实现和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从基本学术概念到整体理论框架的独立创造；第二是全面吸收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第三是传播学理论的哲学化提升；第四是中国化的传播学学派的建设（参见郝雨《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上海大学学报2001.5.）。而在这四个方面的条件中，从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吸取营养，又是极其重要的一条。那么，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传播学思想，以寻找最坚实的学术土壤和理论支撑，就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
戴元光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不仅全面总结了二十世纪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而且还把其学术眼光一直扩展到我国有史以来的文化的源头，完整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传播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因而，这是我国的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传播思想与理论的学术专著，无疑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学术基础。
戴元光教授是最早把西方传播学理论引进到中国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传播学专著兼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的作者。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进一步潜心研究和广大传播学同道努力寻求着中国化传播学体系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其中200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通论》（与金冠军合著）一书，就已经在有意识地摸索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理论模式，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这部最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则又是从最基础的一步开始做起，对于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来说，又大大强化了最基础的环节。
这部29万言的学术专著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从“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命运”和“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与波折”三个发展段落和学术视角上，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因为传播学的真正的产生和在中国大陆的迅速发展基本上都是在二十世纪，所以，专著的基本学术立足点和研究重心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面貌及走势。中国最早的传播学理论显然是从西方引进的。这在该著中有更详细的描述。但是，关于人的传播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设，却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全面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也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西方传播学是如何被引进到中国以及又如何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传播学思想源远流长。而且，要想在二十一世纪完成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就不能割裂和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学思想的土壤，所以，该著在第一编中就首先全面研究了“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作者从对于“秦汉及之前中国人的传播思想”的研究入手，找寻中国人传播思想及理念的最早的源头。著者在第二节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把春秋战国和先秦两汉作为我国古代传播理论大为发展、传播活动最为频繁的鼎盛时期是毫不过分的。这时期不仅有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同时有一批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他们的形成活动不仅为建立我国的传播学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同时对于建立闻名于世的中华文化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时期是不容忽视的时期，并且是以宣传活动为主的传播活动”（《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P9）。这样的评价显然是准确而深刻的。而书中对诸子的传播活动尤其是他们的传播思想的系统研究，和其后各个朝代传播活动以及传播思想的研究，也有许多重要发现。
戴元光教授对于我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不仅为现代传播学的许多理论观点找到了最早的思想之“根”，尤其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传播学体系的建立找到了最可靠的文化根基。书中对于许多古代传播家的传播思想的论述，都是极为精彩的。如关于庄子的传播思想，以往的许多学者认为庄子和老子一样是否定传播的，戴元光却从庄子的许多言论中发现了他的“贵言”的传播思想，并且认为，庄子的思想“贵在‘贵言’”。而到了荀子，又与老庄不同，他十分重视文字的传播，因为文字传播易传远，不易误传和失传。至于传播规范和传播道德方面，诸子中的论述更是对于当今的传播伦理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如荀子认为传播要“至诚”，韩非则主张传播要遵“法”。且荀子把“诚”理解为做人之根本，以及他所提倡的“诚”的关键是“直言”；而韩非则特别强调“以法为教”等等。这些思想在新的世纪的文化环境中，也都是不可丢弃的传播规范。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系列专著之一，该著的研究重点当然还是在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与建设上。戴元光教授对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可以说，这部专著是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次总结算。而且在总结算当中，他不仅能够对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每一个重要现象和事实进行入木三分地微观透视，还能够宏观把握整个二十世纪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在该著第三章的一开始，他就这样阐述道：“可以说，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但这种发展成就并没有延续下来，明清已经开始衰败，到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国不得不引进西方的传播观念。虽从十九世纪起，西方传播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现代传播思想仍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一些现代传播思想启蒙者屡遭磨难。在二十世纪的一些年代里，中国不仅拒绝现代传播思想，甚至拒绝我们的先贤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传播哲学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学者们才又开始新的跋涉。”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传播学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这样的描述充分顾及到时间、空间上的方方面面，对中国传播学整体的历史命运洞若观火。当然这只是就书中的概括性而言，至于其中对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传播学者甚至每一部传播学专著以及每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的综合评析，那就更是让人感到如入学术宝库之中了。
学术专著当然不是简单的“结算清单”，其中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描述，而且有大量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的重新评价和学术观点。甚至对于影响中国传播学的一些西方重要的传播理论，都进行了新的严格思辨。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就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又特别提出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最后他这样归结：“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它的统治之下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比封建专制国家统治之下要多一些或多得多，这也是一般的客观事实。但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历史和报刊历史证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所保护和保障的自由——这里集中讲新闻出版自由——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６５页）。
该著还把“二十一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作为最后的一个专章来讨论。在全面概括和总结“二十世纪的问题遗产”的基础上，提出“新千年的视点”。著者对于互联网对我国的影响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其中有这样的一大段精辟而透彻的论述：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和新闻媒体的冲击是空前的。中国大陆新闻传媒面临整合和调整。如果对此认识不足，或过于自信，拒绝接受和改造旧媒体，就可能失去新闻传播市场，甚至失去在国内的主流地位，而不用说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因此有些专家认为，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自由性和平等性，网络传媒为中国平添了一次超西方国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继续走旧媒体的老路，我们的传媒市场和舆论市场将被西方媒体巨头轻而易举地占领。面对西方新媒体的大整合，中国的媒体将面临严峻的形势。这无疑是正确的认识。互联网给中国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带来了冲击，但也给了中国大陆新闻媒体迎头赶上的机遇。
互联网一半是馅饼，一半是陷阱。互联网一方面在信息速度和自由交流上称得上是空前的，另一方面也带来许多负面效果。互联网对中国大陆的信息安全构成威胁，互联网创造的虚拟文化色情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危害极大。人伦、人性、理性在互联网面前失去了重量。
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是二十一世纪的根本目标而新世纪的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又必须牢牢扎根在二十世纪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戴元光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
朱熹在浙江的活动及其学术传播 篇7
一、南宋时期朱熹在浙江的活动
就朱熹在浙江的活动而言, 一是任官, 二是交游。现分别论述如下。朱熹出任浙江官职共计三次。其中两次是主管台州崇道观, 第一次是在淳熙元年 (1174) 六月, 第二次是在淳熙十年 (1183) 正月, 均是两年后秩满。另外一次出任官职是在淳熙八年 (1181) 十二月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于次年八月去任。关于朱熹的这三段为官经历, 史传及年谱记载详细, 此处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特别辨明的是, 这三次浙江为官的经历表面上看有四年零九个月, 特别是有两次主持台州崇道观, 故而有研究者认为“朱熹提举祟道观时, 历游台州各县山, 每到一地, 受当地文士所请, 开学授阐讲理学”[1]。然而实际情况恐非如此, 在两次主持台州崇道观期间, 朱熹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台州。“奉祠”乃是名义官职, 是为了安置年老体衰或与朝廷意见不合的高级官员, 祠禄官有禄无事, 住地听便“, 虽曰提举、主管某宫观, 实不往供职也”[2]卷5, 所以, 尽管崇道观地处台州天台, 但不意味着朱熹任职期间人在台州。
在“奉祠”的四年当中, 朱熹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根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考证, 朱熹在淳熙元年六月拜命受职后, 并未赴天台。这一年, 朱熹游百丈山、往建宁, 次年吕祖谦来五夫潭, 二人修订《近思录》, 后送吕祖谦至信州, 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相遇于铅山鹅湖。至少在当年七月时, 朱熹已经返回福建。淳熙三年 (1176) 三月, 朱熹如婺源展墓, 自浦城过衢州, 经常山“, 二十八日, 与吕祖谦会于开化, 讲论学问九日”[3]558, 直到此时, 朱熹才入浙江。朱熹第二次主管台州崇道观的情况类似, 大部分时间实际上留在福建讲学。因此, 朱熹真正身在浙江任官当只限于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公事期间, 前后仅九月。
朱熹在浙江交游的时间要长一些。现仍以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为依据总结其在浙江的交游经历共有6段时期, 现列举如下: (1) 绍兴十八年 (1148) , 朱熹赴临安参加省试, 六月南归, 经兰溪访范浚, 过衢州访紫微张嵲, 游江山见诗人李处权。 (2) 绍兴二十一年 (1151) 三月, 朱熹赴临安铨官, 两个月之后北上湖州“, 见三叔朱槔, 往弁山谒尹焞门人徐度”[3]143。七月, 经台州黄岩访谢伋后南归。 (3) 孝宗隆兴元年 (1163) 九月, 朱熹赴行在奏事, 十二月离临安归, 途径婺州“与吕祖谦见, 讲论学问”[3]314。 (4) 淳熙九年 (1182) 朱熹弹劾唐仲友并上状乞罢黜后, 八月十八日, 离开台州巡历仙居、缙云、处州、松阳、遂昌、常山等地, 于九月经玉山南归。 (5) 淳熙十五年 (1188) 三月, 朱熹启程入都奏事, 五月“, 至兰溪, 金华学者吕祖俭来会”, 五月下旬, “至临安, 与入都上恢复书之陈亮相见”[3]893。是月十二日离开临安南归, 途径桐庐、兰溪“, 杜斿、任希夷来问学”[3]903, 六月至玉山。 (6) 绍熙五年 (1194) , 被召赴行在奏事, 九月中旬抵达衢州, 下旬至钱塘, 十月入临安, 闰十月离开, 经桐庐, 过三衢。十一月进入江西。
综上所述, 朱熹在浙江的活动时间, 总共不超过两年半, 他在浙江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交游过程当中进行的, 其学说和思想随之在浙江传播开来。朱熹在浙江的时间虽然并不很长, 但是在浙江留下众多门人, 这为日后朱子学在浙江进一步扩大影响提供有利条件。
二、南宋时期朱子学在浙江的传播
北宋时期浙江学术的发展, 为南宋朱子学在浙江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庆历年间, 安定之学传入浙江, 浙江因此有不少胡瑗的门人。与此同时, 浙江本土学术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 以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九先生为代表。《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中录庆历时期浙江本土学者共计25人, 学术兴起之态势由此可见一斑。两宋之际, 理学已经传入浙江, 影响不断扩大, 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来自程学。以上述永嘉九先生为例, 其中六人及程门而三人则为私淑。另据笔者统计, 该卷所录浙江籍程氏门人多达42人, 另外《刘李诸儒学案》中录程氏弟子5人。而程门高弟中, 也有不少是浙江籍, 如《龟山学案》录杨时门人17人, 《和靖学案》录尹焞门人4人, 《汉上学案》录谢良佐门人2人。这些都为南宋时期朱子学在浙江的传播奠定了学术基础。
除了在浙江游历时的直接交流外, 朱熹与许多浙江学者都保持了长时期的书信联系, 这是他们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朱熹的现存文集中保留了大量的书信材料, 通过对陈来先生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一书的统计我们发现, 与朱熹有直接书信来往的浙江学者至少在30人以上。其中, 和朱熹联系最密切的是金华学者吕祖谦。朱熹写给吕祖谦最早的书信可追溯到隆兴元年 (1163) , 与初会吕大器、吕祖谦父子于福州之时相隔近八年。此后二人学术交流日益密切, 吕氏门人亦多有入朱门者。此外, 浙江学者中与朱熹较早交往者, 还有台州的石墪。台州临海人石墪 (1128—1182) 长朱熹两岁, 早年曾跟随陈良翰, 后与朱熹交好。嘉定《赤城志》载“墪从朱文公游, 自是里人知有洛学”[4]卷33。这些都成为日后朱子学传播的有利条件。
通过对朱熹书信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推断他招收浙江门人的大概时间。根据《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进行统计, 朱熹写给浙江籍门人的书信中最早的是写给金华潘友恭的《答潘恭叔》, 陈来先生“疑此书作于乙未”[5]139, 即淳熙二年 (1175) 。另据束景南先生考证, 此前一年, 即淳熙元年 (1174) 秋, 潘友恭曾前往建宁问学“, 自九月在建宁一见后, 潘友端端叔、潘友恭恭叔以书来问学”[3]519“, 以书来问学”之书, 当为次年朱熹所答复者, 所谈内容也正是为学方法与次第。由此大致可以推知, 朱熹招收浙江籍门人不会太早于此时, 朱熹是在淳熙之后即1174年前后才接收浙江籍弟子的。
朱熹的浙江门人, 慕名而来投于其门下者居多, 也有与朱熹不期而遇进而拜其门下者, 有师友或兄弟相互引荐而入朱门者, 还有一些是在朱子晚年到福建求学拜入考亭门下的。据陈荣捷统计, 朱熹的门人中“里居可知者”共计378人, 就地域而言福建最多, 计164人;浙江次之, 80人;江西再次, 79人[6]11。杨金鑫认为朱门弟子可考者有442人, 其中福建184人, 浙江63人, 江西76人[7]。高令印、高秀华在《朱子学通论》中的统计为福建籍175人, 浙江籍75人, 江西籍81人[8]98。
相比较而言, 陈荣捷的研究较为权威, 笔者现以《朱子门人》一书为准, 对浙江籍朱子门人按所在州 (府) 分类进行统计。其中祖籍或世居浙江且无疑的及门弟子有70人, 按照地域 (州府) 详列于下。
浙江籍的私淑弟子有6人, 分别是:陈宗仁、楼钥、孙枝, 庆元府人;李道传, 湖州人;谢梦生, 温州人;李大有, 婺州人。迁徙或定居浙江者4人:赵善待 (居四明) , 郭友仁 (寓居临安) , 王介 (徙居婺州金华) , 吴雄 (客居临安) 。以上共计80人, 另外还有籍贯存疑者有2人。 一为包定, 一为陈芝。因其籍贯不可详考, 故暂不作为浙江门人计入。
朱熹在浙江的众多门人, 是朱熹学术在浙江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同时又促进了朱子学在浙江的传播, 其再传、三传及后学则进一步将朱子学发扬光大, 其影响也不仅限于浙江域内。门人中成就较高影响较大者有辅广、杜煜、叶味道和徐侨等人。叶味道与陈植为最早从学晦翁的永嘉学者, 《木钟学案》中所举绝大部分为永嘉后学, 可见朱子学在温州之影响。杜煜及其弟杜知仁均入朱子之门, 杜氏之学在台州很有影响, 《宋元学案》中专门为之列一《南湖学案》, 也可说明其在南宋学术史中的地位。此外, 浙江朱子学也有经福建而传入者, 与浙江所传之朱子学合流。朱子后学之间也相互交流和影响, 推进了朱子学的发展。以台州为例, 其学术教育的发展既得益于朱熹和台州本地学者之努力, 也与金华王柏的贡献分不开“, 晦翁传道江南, 而台特盛也, 考亭既逝, 鲁斋 (即王柏) 继来, 上蔡讲席, 从游甚欢”[9]《序》。辅广著述颇多, 弟子为数亦为不少, 除了浙东传人外“, 所传之学, 蜀则有魏鹤山了翁, 闽则有熊勿轩禾、陈石堂普”[10]卷65, 则又将朱子学的影响扩大到全国。
综上所述, 南宋时期在浙江的游历和为官经历, 使得朱熹与众多浙江学者结识, 并招纳了众多门人, 这也使朱子学术在浙江传播开来。在其门人及后学的不断努力之下, 朱子学在浙江终于出现了繁荣局面。不过, 南宋时期浙江朱子学的传播和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这既有来源于朝廷内部对朱熹“伪学”的排挤和打击, 也包括来自同为浙学的陈亮、叶适等人的挑战。此外, 东莱之学对婺州学者影响很深, 而陆学在浙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从朱子门人的学术背景上看, 既从学朱子, 又师承有自者达23人, 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这也使得南宋时期朱子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特点。囿于篇幅, 这一问题不在本文展开。
摘要：朱熹在浙江的为官和交游经历, 使得其学术思想在浙江传播开来。在朱熹门人及后学的不断努力之下, 朱子学在浙江终于出现了繁荣局面。朱熹为南宋浙江学术教育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子学成为南宋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南宋,浙江,朱子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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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棻.台学统[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重视我国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建设 篇8
关键词：学术期刊,传播能力,建设
出版作为承担着人类文明传递与传播等重要功能的产业, “载体”和“交流”的作用体现了期刊的价值, 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内容产业, 其发展具有自身的轨迹与特征, “编辑-出版-市场”构成了整个学术期刊的产业链架构。信息传播能力是衡量一本学术期刊发展程度的标尺之一, 是实现其自身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只有通过有效的传播, 才有可能实现知识效能的最大化, 增强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 是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1、坚定立场, 扩大视野, 实现“走出去”的战略
立场决定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 也左右人们对事实的价值判断。随着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 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升, 海外对中国科技期刊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国国内科技期刊文献的海外下载量以平均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快速增长, 其中2009年超过了500万次。海外各类机构用户700多家, 最终用户300多万人, 覆盖世界38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世界前500强大学的34.2%。这些变化都标志着中外科技期刊对接与国际化传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需要在国际科学技术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国际科学技术界也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可喜的是, 由新闻出版总署制订的报刊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十二五”时期, 我国报刊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报刊需求;坚持提升主流报刊的舆论引导能力, 把握话语主动权[1]。基于这个方针, 新闻出版总署提出, “十二五”时期, 要加强提升中国报刊传播能力。绝大部分的科技刊物都应该立足国内, 面向世界, 开发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种出版制度安排是学术期刊良性、可持续国际化发展的保障, 也是学术期刊持续引领国际学术市场的动力来源。
2、加强期刊自建与信息资源开发
2.1 质量是生命线, 把内容质量和出版质量统一起来
要做好学术期刊的传播, 质量是生命线, 效益是生命力。期刊的质量主要来自于承载内容的质量和出版质量, 而生产质量和传播质量则是出版质量的两个重要方面。刊物的定位不同, 对质量的要求也不一样, 其知识集成、挖掘的程度也不一样。对学术期刊工作者来说, 登载具有原创的学术信息至关重要。报道哪些成果、选择怎样的消息源、强调学术内容的哪些创新点、延伸报道哪些背景情况, 很大程度都取决于我们期刊工作者的立场和视角。有的学术期刊走设立专题、专辑、专论、专栏的信息策略, 有的期刊走新闻、述评、论坛的多样化道路, 有的期刊根据学科和学术内容推出精品、特色的栏目, 但是面对市场, 学术期刊作为内容产业, 有一流的内容, 才有一流的产业效益。只有保证高质量的稿源和编辑水平, 匹配好的传播策略, 关注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的平衡, 才能更好实现学术期刊的价值。转企改制后, 对质量和效益的匹配效果要求更应提高, 要在内容质量和出版质量建设上花更多的力气, 才能实现期刊效益的最大化。
2.2 利用新兴媒体和技术, 实现多种传播形式, 加强数字化传播
出版活动所依赖的技术手段和载体是不断变化的,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这些不断变化的传播技术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出版内涵、概念、流程、模式等的一系列变化。社会通讯事业的极大发展, 出版技术的逐渐改进, 情报工作的日益加强, 为文献知识数量的增长提供了很大便利。就技术方面而言, 人们不时地需要掌握新的东西, 学会使用它们以生产信息。一些学术团体和传播机构日益壮大, 拥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受众, 获得了越来越先进的传播技术和设施, 从而为增强传播能力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和物质条件。比如中华医学会创办的光盘版和网络版的医学电子版期刊已初具规模, 它们采用文字、图表、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动画、软件等多媒体形式, 撰写多媒体论文, 争抢内容表现能力和可欣赏性, 将一本学术期刊转化为数字化学习研究工具, 更方便医学领域研究人员和读者的学习、阅读, 找准新形势下医学科技电子期刊在市场中的特有定位, 引领了医学学术期刊领域由传统纸质版向信息电子化、网络化转变的先河[2]。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的统计, 2010年国内包括高校、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机构、政府等10种用户类型的期刊数字化传播数量达到19585种, 海外包括研究、教学、国家级等机构的期刊数字化传播数量达711种。在国内从出版意义上讲, 我国学术期刊已经整体实现了纸刊的数字出版;而从传播意义上讲, 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在国内基本上覆盖了学术研究、政策理论研究、大型技术产业领域;在海外已基本覆盖了高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领域。国内外中小机构市场、个人市场成为未来数字出版主要增长空间, 我国的学术期刊也逐步形成面向国际的数字化传播的学术期刊。
特别是现代数字出版技术对出版产生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 它将深刻改变出版产业的内涵与外延, 克服传统出版缺乏时效性、互动机制的缺点, 促使出版发展的方向从知识生产向信息服务发展, 同时国际化出版的学术期刊都要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和销售, 包括纸本实物形态的学术期刊面向国际的销售和买卖, 也包括数字形态的学术期刊面向全球的网络发行和交易, 这种传播方式具有受众多、传播快、覆盖面广、无国界性等特征, 有利于我国学术期刊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增大影响力。因此, 推进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建设, 需要实现多态性策略, 利用现代数字出版、数据集成、多媒体、多终端的技术方法, 加强电子信息的传播。
2.3 建立自主门户网站, 参与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交流的主要工具, 网络信息的海量性、查找检索的便捷性、低成本高效率、互动性等特点, 使得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调查结果显示:在报刊等各类媒体, 以及利用交流会、自办会议等各种形式发布信息的渠道中, 网络渠道发布成为企业利用最多的方式。同时, 读者信息需求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 传统纸版受到版面限制, 内容量有限, 并且必须通过印刷和发行才能实现传播, 而网络发布信息能力很强, 生产的完成就是发布传播的开始, 传播效果更好。此外, 期刊建立自己的数字网站, 打造有影响力的期刊出版平台, 或参与学科门户、地区重大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 不仅可以突出整体形象, 而且通过这种信息交流平台以及衍生的推广服务 (如网刊、组织活动、产品推介、读者调查、知识竞赛等) , 可以为科技期刊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3]。拿《中华临床医师杂志 (电子版) 》杂志举例, 自建立网站以来该刊两年内的业务量明显增加, 2009年全年收稿近4000篇, 其中由网站直接收稿近1000篇, 单2010年3月份就收稿200篇, 比2009年同期增长一倍。2009年网站综合点击量在1600~2000次, 且2010年比2009年同期相比上升了66.64%。同时, 该网站还有一些特色功能, 比如期刊全文按照年、卷、期、栏目分类进行全文在线发布, 并支持PDF、html等多种文件格式, 具备在线投稿查稿功能, 实现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管理;设置文献阅读权限和在线订阅, 实现支付功能管理;通过动态的广告发布、动态网站地图RSS订阅、邮件收集群发、网站自动互链等进行网站经营推广管理。
随着科技期刊数量的急剧增长 (1987年为2800种, 1996年已达4386种) , 科技期刊资源已不再稀缺, 期刊种类增加总体上呈现出发行量的下降和经济效益的下滑, 市场竞争逐渐激烈, 期刊网站凭借其“信息交流平台”和“推广服务平台”的优势成为信息聚集、信息流通、信息反馈、信息服务的重要手段, 也成为提高学术期刊国内外影响力的必争之地。
2.4 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从业人员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传媒业人才队伍建设, 主要应大力培养三类人才, 即高级采编人才、管理经营策划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并从传播角度把学术素养能力与学术编辑工作联系起来。从很大程度上说, 这三类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如何, 将直接决定我国学术期刊有效传播能力的强弱。而良好的素养和能力, 尤其从事学术传播的能力、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最为紧要。现代期刊编辑应该是复合型人才, 不应只是编校稿子的编辑, 而应同时具备经营管理意识和能力[4]。若只是埋头加工、编写文稿, 以最快的速度将文稿编辑成刊并予以发行, 但由于未对市场需求进行充分调查, 因而期刊的内容可能会不符合市场需求, 以至于刊物积压, 发行量降低, 人力资源浪费等现象。期刊积压越多, 人力资源浪费就越严重。因此, 从业编辑应多研究读者对象和受众, 改进传播手段, 要及时收集和处理市场信息、读者的反馈信息, 建立读者、编辑和作者之间良好的互信、互动关系。以敏锐的眼光和服务意识, 挖掘那些潜在的市场需求和读者需求, 在选题策划、编校等工作中应根据读者需求和市场信息进行调整改进, 增强对外传播的吸引力、影响力。市场环境始终在变, 我们不能指望闭门办刊可以赢得市场, 必须从“单纯编辑型”转变为“编辑-策划-经营型”, 从“被动坐等销售服务”转变为“主动销售服务”[2]。为了推进国内外学术影响力, 已经有相关的外语版本出版和网络发布, 这也需要期刊从业人员中重视多语种人才的培养, 具备良好的母语和外语能力。
3、逐步推进集团化建设及行业期刊联盟运作
中国期刊业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离不开中国近些年来在文化出版, 当然也包括期刊出版方面所开展的国际国内合作。2009年改制后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同时代出版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相互参股方式, 择机开展资本合作, 创建“中国数字出版网”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还在出版、开拓海外市场、印刷、培训等方面展开合作。这种出版集团与出版集团之间的战略合作, 加快了双方出版产业发展速度, 提高出版产业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 有利于推进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进程。
2010年整个出版业发展的主题是发展方式转变, 集团化建设是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 出版集团在整个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出版业内部资源的重组和最优化配置过程。朱晓文等[5]提出应逐步整合类似学科的期刊, 实现集团化办刊, 加快期刊网络化进程, 鼓励由学会牵头, 同类型的专业学术期刊共同组建同行专业权威数据库。比如中华医学会不同于时下流行的综合性权威数据库“一网打尽”式的泛横向联合方式, 同类型的专业学术期刊共同组建专业的权威数据库, 是一种窄众化的、有一定专业深度的横向联合。它将专有出版权、版权、作者群和读者群、信息、专门技术、发行渠道、声誉与品牌等进行整合, 实现该学术集团内部的出版资源、人力资源和品牌资源等整合重组, 有利于发挥在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而我们医院的期刊中心将管理的7本医学学术期刊进行整合, 形成彼此协同作战的出版联合体, 对出版、印刷、广告发行等进行资源共享, 为品牌的巩固成长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持。联合重组, 是出版企业加快发展、出版资源进一步从分散走向集约化经营的重要手段, 是打造中国出版发行业“航空母舰”的主要实现路径之一。出版集团和期刊联盟通过资源整合可以形成产品生产、物资供应、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一体化管理, 形成彼此协同作战的出版联合体, 从而减少内耗, 降低成本, 提高协同效应[6]。
4、扩大国际合作, 通过引进与输出加快传播能力建设
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 其目的仍然是促进中国学术研究, 向世界展示科研成果的窗口, 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和市场竞争力。由于中国学术市场的良好潜力, 大型国外、境外出版商和媒体近年来纷纷看好中国市场, 不断通过版权合作、渠道合作、资本合作等方式进入我国期刊市场。一方面, 国内学术期刊与外国出版商合作意愿强烈。毫无疑问, 与外国出版商合作, 可以促进国外销售渠道的拓宽、国际发行量的显著上升, 也有助于期刊被知名检索系统收录。但另一方面, 扩大国际传播的初衷往往受到经济利益的限制, 多数期刊从中获取的经济利益相较销量的提升略显逊色, 外国出版商又在数据库销售上抢占中国学术消费市场, 一些法律制度不规范完善, 中国学术期刊业的发展权益保障不足。因此而从整个中国出版业的长远发展来看, 中国学术期刊走自主发展的道理才是硬道理。就现阶段来说, 和外国出版商合作可以借鉴其办刊经验, 提高办刊水平, 提升办刊理念, 扩大国际发行量。
期刊的影响力仍然是吸引稿件的最重要因素。编委队伍, 尤其是拥有一支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强影响力的学者型编委队伍, 对于我国的学术期刊来说, 意义显著。这个可以在刊物的编辑流程上得以体现, 比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办的Cell Research在选择审稿人时候, 要根据作者文章的具体内容和研究方向, 查找相关专业的专家并发出邀请, 选择的专家以国外为多, 大致比例在90%以上。并且, 他们请研究领域中的知名专家撰写评论, 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研究论文。这样在判断文章学术质量的时候, 具有了国际视野, 和国际上的最新研究进展相比较, 而不是满足于“国内最好”。同时, 他们也积极与国际著名出版集团合作, 与国际许多同行编辑合作交流, 参与国际上主要的学术会议, 因此在国际推广上获得了很大成功和传播效力[7]。
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应立足于我国科技发展和进步需要, 根据自己身的文化背景、发展状态或某一阶段的需求, 其实现路径可以是多样、多元的。如何推进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建设, 办好期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事科技期刊工作的同志肩上的这个任务非常艰巨、非常繁重, 需要我们想办法, 需要持之以恒, 需要有决心和耐心, 一步一步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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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传播 篇9
由于历史及社会条件等因素, 两岸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一直有着同中有异的轨迹特点。同样以重视“宣传”为起点 (这也是为何台湾最初及最好的新闻传播教育院校会出现在原型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的政治大学的主要原因) , 到后来以经济动力为主导, 再到现在的市场与媒体技术的双重引导时期。但是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以及课程设置的差异等, 两岸在新闻传播教育方面也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 这些差异可从两岸学界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关系的态度窥得一斑。
一、两岸如何看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也是以“新闻学”为主要冠名, 如台湾最早也是至今最重要的一本高等新闻传播学的学刊也是以《新闻学研究》为名。但是, 实际情况是新闻与传播的分野在台湾一直不是那么明确。从台湾的传播研究萌芽开始, 不管是“实证研究”当红的时代还是以“批判”为主的理论思辩时代, 台湾似乎从未觉得有必要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两门学科进行区分, 甚至对其学科独立性进行特别强调。二者更多的时候是属于一种和平共处、水乳交融的状态。尤其是近年, 新闻学更多的呈现一种被融合入传播学研究的状态。
而大陆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大陆, 对新闻学的研究要远远早于传播学的研究, 且一方面, 相对于传播学, 大陆的新闻学一直处于更为强势的一方;另一方面相对于完全是“舶来品”的传播学, 大陆的新闻学更像是土生土长的学科。这样的学科发展当然与大陆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分不开, 大陆的新闻学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喉舌论”的浓重色彩。新闻学方面的研究由于有着政府部门的支持, 其发展的蓬勃程度是传播学一直难以望其项背的, 也正是因此, 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也一直受着新闻学的很大影响。这一点也可从当今舆论研究的火热程度得到部分的验证。
总而言之, 台湾是“新闻”博士很不“新闻”, 关心“新闻”性的议题并不太多, 而更多的是围绕一些新兴的理论, 探讨传播问题。而大陆则恰好相反, 传播学几乎在照着新闻学研究的路子走, 并出现了大多数的“传播学”研究充满了“新闻学”的味道。
二、博士生的培养机制与研究:“融为一体”还是“壁垒分明”?
2012年, 作为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引领者”的政治大学将它原有的“新闻学”博士班划归传播学院名下管理, 其目标是为了整合全学院各系所的人力物力对博士生进行更具综合性视野的培育, 希望以兼重各个传播次领域中的研究内涵培养出能够在日新月异的媒体发展时代拥有整合趋势、展望未来的能力的博士生。因此, 除传播理论、方法论及学术志业导论三门必修课之外, 政大传播学院涉及了各种进阶的研究专题课程, 如:新闻媒介与社会专题、传播与社会专题、传播哲学专题、经典选读专题等。以政大传播学院为代表, 在台湾新闻传播的最高等教育中, 新闻渐渐融合于大传播学科的倾向十分明显。
而且, 政大传播学院有非常严格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制度, 博士生入学之初并不能马上选择导师和确定论文题目, 这些都是要在其拿到博士候选人资格后 (即通过资格考和著作审查之后) 才可以开始进行的事。由此可以发现, 传播学院的老师期待博士生们通过资格考的准备能尽量掌握传播学知识的广度, 而就过去三十年的博士生毕业情况统计来看, 博士生通过资格考后, 一般还会再花三年左右的时间去强化其特定研究领域的深度理解。这虽然能够使得培养出博士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 但是也会因为博士修业年限过长而使博士生毕业后的就业受到一些不利影响。也由于这些原因, 政大在2013年新一届博士生入学时, 开始实行新的博士生修业制度, 将资格考提前 (必须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通过) , 也将论文导师的选择及博士论文的准备提前, 著作审查可与这两项动作同时进行, 以期缩短博士生的修业年限, 提高其毕业后的竞争力。
而众所周知, 大陆的博士生在准备入学考试的阶段已然确定自己的指导老师是谁, 所以考博士的一半几乎是在考导师。所以大陆的新闻传播博士生在入学后, 接收到的更多的是类似于师徒制的培训, 平时做研究的内容以及最后写论文的选题都和导师的研究息息相关。这两种培养方式自然是各有利弊, 双方也不断的在吸取各方面的经验得失, 使自己培养出的博士能在以后的教育界或研究界更有竞争力。
接下来, 再看一下博士生课程设置方面的差异。在2013年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博士生修业制度作出调整后, 传播学院研究部将对博士生培养结果的愿景列出了以下这个表格:
其对博士生课程设置的安排主要以三种能力 (核心能力、学术对话能力和整合展望的能力) 的培养为主, 分别开设各种培养相关能力选修课:
博士生需具有的核心能力又包括:
1.创新, 独立思辨与探析问题的能力;2.传播教学与研究的能力;3.精研, 判读与充分掌握传播专业知识的能力 (括号内数字为学分数) 。
这部分旨在培养博士生的独立研究分析及教学能力, 主要开设了以下课程:方法论 (3) ;批判传播理论 (3) ;理论建构 (3) ;传播政策专题 (3) ;传播专题研讨 (3) ;传播理论研究 (3) ;传播理论专题 (2) ;内容分析 (3) ;批判传播理论 (3) ;传播统计概论 (3) 。
博士生同时被要求具有参与学术社群与对话的能力, 此部分开设课程有:文化产业劳动 (3) ;政治传播 (3) ;传播研究专题:欧洲中心主义与传播研究本土化 (3) ;新闻史专题 (3) ;学术志业导论 (3) 。
除此之外, 博士生也被寄望拥有整合趋势展望未来能力:大众文化研究 (3) ;文化产业劳动 (3) ;媒介社会学 (3) ;传播心理学 (3) ;传播政治经济学 (3) ;传播研究专题:欧洲中心主义与传播研究本土化 (3) ;传播与法律 (3) ;当代大众传播问题 (3) ;环境与健康风险传播 (3) 。
政大传院对博士生的修业规则也进行了调整和再设计, 原本要求的毕业学分32学分未发生变化, 但其包含内容则被划为必修、核心、主体、方法四大类别。学生除必修课之外的每次选课, 都需经过行政导师或学业导师及研究部主任同意之后, 才能列入毕业学分。且要求博士生在前两个学年的每学期修习学分数不得少于6学分, 以此敦促学生尽早毕业。
政大传院还要求其博士生每一个学年的后半学期都必须提出评鉴申请, 以确保其在修课过程之余有积极参加相关学术活动并进行学术创作。博士生毕业要求中还包括需参加或负责两项研究计划以及通过资格考试及著作审查。
三、对于“大小题目”的偏爱———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博士生的培养结果, 很大一部分显示于其最后的一篇博士论文, 而这篇博士论文的选题以及切入角度, 也在很大程度可作为当时新闻传播研究的风向标来看。因为, 一方面, 博士生的论文从选题到写作都离不开与其导师的探讨交流, 消化吸收导师所给予的意见和建议。这些不可避免会体现在其论文当中的意见和建议也代表着当前传播学者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 作为正式迈入学界成为职业学者的敲门砖, 博士论文选题分析从某种程度上也能看到该学界未来几年的发展路数。概观海峡两岸的新闻传播博士论文, 大多数人都会得出这样的对比性结论:大陆热衷宏观研究, 而台湾则偏爱微观研究。
(一) 大陆为何爱宏观?
大陆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宏观课题的热爱笔者认为大抵脱离不了以下三个外在因素:经费的支持、政府的倡导以及整体的学术风气。
首先, 大陆的大学老师日常的研究经费大都来自于其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即教育部申请的研究课题。而每年教育部都会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的定出数个课题范畴提供给各高校申请, 这就不可避免的左右着这一阶段整个学界的重大选题走向。大陆的教育及研究体制决定了整个学界仍处于由上至下的引导关系中。
其次, 就算撇开政治或体制性因素, 就市场角度来看, 政府的需求乃至倡导是引导学科发展走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文人自古以来最大的理想莫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若自己的研究能够为政府部门所重视, 不论就自己的学术生涯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影响, 都可成为一种双赢的局面, 学者自然乐见其成。尤其近年来, 政府部门对网络媒体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的影响日渐重视, 开始主动要求新闻传播学界为其从事相关研究, 如舆论学的再度兴起。当政府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听众”之一时, 学科发展的走向自然会随之发生改变。
最后, 政府部门为主要引导所偏好的课题, 自然是宏观处着眼, 以实用为主, 注重及主张能为政府部门、社会形成一定意义及影响 (如为其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等) 的研究。这样一来, 为何大陆普遍重视宏观课题的研究, 自然可以理解了。
(二) 台湾因何偏微观?
相对大陆来讲, 台湾对微观研究的偏爱实在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性因素, 那就是社会环境因素———地区范围的大小、独特历史因素对当今的影响等。
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崇尚“以小见大”, 这么说似乎也有点不太确切, 应该说, 他们希望能从任何一个小问题都能看出其背后隐藏的庞大且复杂的脉络———一切简单的问题其实都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同样, 其高等教育的培养, 尤其是对博士生的培养, 分外强调应学着如何思考及问问题, 强调“魔鬼藏在细节里”, 希望学术研究要由具体内容, 要能从一个具体的点看出其背后支撑的结构。同时, 通过思考穿透表象, 并且贯穿成一个主轴, 从而看到其本质, 看到抽象的理论。所以, 我们也可以说, 台湾学界对微观的偏爱, 是由于他们重视理性思辨及深度批判的缘故。
且相对于大陆的科研课题申报制度, 台湾学者的“课题组”———即研究群———更像是一个读书会, 每一个星期或隔个星期, 读一篇论文或某本书的其中某个章节, 然后由研究群的同学报告, 由同学和老师一起延伸讨论。这也是对学生研究习惯和研究视角的培养———从细节入手, 找出结构。
也有人说, 台湾之所以喜欢微观研究, 与日本的文化影响不无关系。日本从殖民台湾的时期所进行的文化教育以及其“后殖民”时期对台湾整体文化的影响, 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台湾人的思考习惯和做事态度, 这在学术方面的体现也很是明显。但这种说法, 延伸来说, 也可以理解成为因台湾的地理环境与日本多有相似, 所以会造成两者之间类似的情结和观念。
四、两岸传播界惯用研究方法的比较———学术本土化与西化的纠缠
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面向英美的, 不论是日常研究和教学所阅读的文献还是其研究所主要秉持的问题意识, 基本上是承袭着英美新闻传播学界的传统和主流。近年来, 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界也越来越强调国际化, 越来越强调培养学生的英文发表能力。而大陆对英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了解多属于“间接”了解———即通过已翻译成中文的英美学术书籍来了解其学术情况。但这一方面会造成了解时间上的大段延滞;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理解上的二度曲解, 毕竟很多翻译学术专著的并非该专业出身, 翻译本来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何况经过非专业性的转译过程。
而具体就研究方法而言, 台湾的量化研究 (实证方法) 已经十分成熟, 而大陆仍处在学习和规范化的阶段。这一点与台湾早年大部分的新闻传播学者乃至当今学界中生代的学者皆负笈美国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 台湾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镇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教师的最高毕业院校总结就很能说明问题。
以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老师取得最高学历的院校统计为例, 组成情况如下:全学院44位现任教师中, 毕业自美国高校的有33位, 占整体的75% (这其中尤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德州大学的毕业人数为最, 各占6名) ;毕业自英国高校的为6位;而只有5位老师是台湾本土院校培养出的博士, 且这五位老师中除了一位政大传院元老级人物之外, 其他四位皆是在其他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若干年后才被政大聘用的。这种美国新闻传播院校系统下培养出的毕业生以压倒性的优势组成了当今台湾新闻传播研究及教学领域的中流砥柱。
美国的传播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起源于量化研究 (民意调查) , 因此其在量化研究方法这一部分早就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规范而成熟的模式。至今, 美国的各大重点新闻传播院校在博士生培养阶段仍将研究方法 (尤其是实证研究) 作为重点必修课, 可以轻而易举的开出七八种研究方法课程。那么, 在美国接受系统高等教育的台湾学者们, 当他们作为最早的一批新闻传播学者回到台湾开始开创本土的研究时, 自然会向美国看齐, 承袭一系列的研究传统和主流趋势。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台湾学者甚至是博士生开始反思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模式, 基本就是欧美的概念, 通过搜集台湾的各种数据来加工出各种量化产品。感觉就是欧美理论的台湾验证, 但核心的概念和技术还是在欧美手中。
但即使是量化研究已臻成熟的台湾, 传媒业界仍认为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脱离现实”, 只是一味聚焦于寻找“研究”的题目, 更多的关怀“理论”的面向, 而非新闻传播的实务。简而言之, 就是认为其研究与现实脱节。
这也一直是近年来台湾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学术的西化和本土化应如何调和?学术界言必欧美的作风是否值得商榷?欧美所指定出的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又是否适合台湾新闻传播的现实情况, 是否真正能帮助研究和解决其本土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如果答案并不是肯定的, 那么学术界又该如何应对?大力发展出源于本土、适于本土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式?这是否可能?在本土制定“标准”及当今学科的中坚力量都是脱胎于英美新闻传播教育体制,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是否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可能, 又会对台湾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国际接轨的进程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台湾学术界在近些年不断在讨论的问题, 至今也未有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答案为众人接受。
五、“新媒体”到底新在哪里?———两岸学界对新媒体的研究面向比较
大陆和台湾在近年都开始重视起新媒体这一块内容, 但偏重则各有不同。大陆对其研究的更多的侧重研究网络舆情, 而台湾的新媒体研究范畴则更为多元丰富、更延展至数位汇流方面的研究。这不仅反映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 (如大量以Facebook、line等社交媒体为探讨核心的选题层出不穷) , 也表现在学者们组建的研究群的研究主题选择上。
以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为例, 政治大学的研究群 (因其补助资金来源的不同)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类型:顶尖大学计划前瞻议题研究 (简称顶大计划) 、向传播学院本院研究暨发展中心提交申请登记的研究群以及教师依个人研究兴趣自足的研究群 (经费可向学校申请) 。粗略统计, 政大传播学院的研究群约有十五六个, 而这其中与新媒体相关的研究群就有以下12个之多。具体情况如表2。
这些研究群, 基本上都是由两到三个老师带队, 人员主力则大多数来自传播学院的硕士生及博士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这些研究群中有一些开始尝试着与资讯科技或资讯工程系展开战略合作, 共同开展课题研究, 但是研究群本身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却仍不是重点。就算有大量和文化创意及文化产业相关的研究主题, 但其立意还是在于对这些课题所复函的深层含义及意义结构进行深入研究, 并未和传媒业界有太大的联系。
六、结语
不论是眼睛只望向欧美的台湾, 还是本土化意味浓厚的大陆, 相同的一点是, 二者对于对方的学术了解仍是十分欠缺。虽然现在两岸很多学校之间不断建立起了姐妹院校的联谊关系, 互相派送学生进行交换学习, 但仍是处于走马观花、游山玩水意味更浓的活动, 双方仍是缺乏相互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这无疑是个很大的遗憾。
两岸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从课程设置到课外的研究能力培养机制其实都有着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 而学者们的研究风格及研究理念若能更多的交流碰撞, 也一定能激起更明亮的火花。
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海峡两岸在培养新闻传播博士生方面的各种差异, 并以台湾新闻传播研究及高等教育的代表院校政治大学为例, 展示了台湾在培养新闻传播博士研究生的基本机制方面与大陆的不同及其产生差异的原因。简而言之, 台湾的新闻传播研究及相关高等教育体制与大陆相关研究及教育机制相比是在不同社会及学术脉络下生长出的不同系统。本文着重从学科基础、研究特征、博士生培养机制及学术现状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并在此基础上, 总结两岸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方面的异同之处。
学术传播 篇10
董天策教授从1989 年开始致力于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研究, 先后出版8 部专著、 发表200 余篇论文, 就理论和实务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做过深入探讨, 同时又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媒介批评等方面做了不少卓有建树的工作……可以说, 他的学术生涯与最近20 多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与学术之发展历程, 互相伴生、互为参照。 然而, 这样一位领域内“专家”却起步于唐宋文学, 复又取得文艺学博士, 因而其新闻传播专业著述不时透露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底蕴。 他的专业思考总能在宏阔的思想史背景与纷杂的生活世界前景之间自由穿梭, 因而独具深广的看视维度和凌厉的批判锐度, 这在当代新闻传播学者中并不多见。
2012 年底, 董天策教授的新著 《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 (以下简称《论稿》)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收录了他从2004 年至2011 年的73篇论文、访谈, 涉及新闻传播学术多个面向, 极具代表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该书“引论”部分, 董教授就新闻传播学术的基本困局、致思路向、学理规范和新闻传播学者的身份认同等都做了透彻论述。 在此种反思下, 书中各单篇文章便相互生发为一种内在的体系性, 借此体系性, 我们可以摸寻其学术思考的基本理路, 亦可沿此理路透视新闻传播学术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困局
《论稿》开篇即点出我国新闻传播学术面临的诸多问题:学术水平不高、学理规范失据、创新能力有限、人才培养乏力……具体到理论研究上, 则充斥着大量评论化、阐释化、经验化、感性化的低层次、重复性“成果”, 学术精品与学术名家鲜见。 而这些病象下更为深层的病因又是什么呢? 要想廓清这一问题, 须在更大的语境中考量。
董天策与许多学者都注意到, 自传播学引介到国内以来, 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关系就被断续讨论至今, 有些争论甚至十分激烈。 仔细审视, 论者多纠缠于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对象、重点、方法, 而少有人系统辨析各自背后的精神质地。 以语用学角度观之, 学科之“名”与“实”都必然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1], 其分域和归属既有赖于背后的知识分类标准, 也受制于学术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与偶发因素。 更何况, 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景观中, 随着主体性的“物化”以及消费逻辑对一切“物”的重新编码, 现代性社会分化出的“每个领域都扩张到尽其所能的领域中去”[2], 各自独立的专门领域之间出现解分化现象。 这意味着, 在信息社会, “传播”与诸学科、领域间的渗透、交叉、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更新、重建将不可避免;复意味着, 除少数传统悠久的学科 (如文学) 和研究对象极为严格的学科 (如逻辑学) 外, 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多数社会科学将不可能以其研究对象、 方法而为自己划出一块安身的 “自留地”;还意味着, 对新闻传播学术困局的诊视与回应, 必须具有跨学科的视野———用董天策的话说, 就是“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 而应着眼于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3]。
其实在传播学的起源地美国, 这门学科自身的范式危机也从未间断。 早在20 世纪40 年代, 拉扎斯菲尔德就看出当时传播学中实证性的行政研究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与反思性的批判研究 (criticalresearch) 之间存在分殊, 此一分殊后经罗杰斯、沃尔纳等学者的书写得到进一步强化。 批判学者常批评实证学者将物理科学的方法用于人类和社会, 忽视了媒介背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重要性; 而实证学者也指责批判学者没有提出证据就做出结论, 用争论代替学问而难以产生新知识。[4]1983 年、1993 年两年, 美国《传播学季刊》先后发起“领域的骚动” (Fer-ment in the Field) 和 “领域的未来” (The Futureof the Field) 两场争论, 传播学的范式危机更加凸显。[5]随着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 范式危机不仅“横移”到汉语传播学界, 更外化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持久争吵。 在董天策看来, “范式”的义涵不能局限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技术, 而要深入到研究立场和主体视域。 他认同哈贝马斯在 《认识与兴趣》中关于“社会科学三类型”的划分, 即按照技术旨趣、 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 将科学分为经验分析科学、历史阐释科学和批判的科学。[3]传播学经验学派近于以技术旨趣为导向的经验分析科学, 而批判学派则近于以实践和解放旨趣为导向的阐释科学和批判的科学:经验学派“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 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 只求工具理性, 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 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而批判学派则着眼于从不同视角打量传播与社会的关系, “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 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 追求的是价值理性”。[6]
应当看到, 传统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二分法, 对来源于不同学科、地域的传播学各支流无法做全面细腻的展现, 故而对传播学范式是二分、三分抑或四分, 以及据何来分, 国内学者有不同的意见。[7]不过, 二分法却基本彰显了传播学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甚至, 董天策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两种旨趣的分殊, 置于新闻学中也仍然有效:新闻学中的实务主义、工具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专业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 亦复如此 (只是传播学中的经验学派比新闻学中的实务化的“经验之谈”更具现代科学研究的典范性和严谨性) 。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 其症结正是两种不同立场和视域的冲突、拉锯、调和及其难以调和之困境, 而这又生发出研究重心是“信息”还是“意义”、研究方法是实证调研还是质性分析、研究目标是“经世致用”还是“反思批判”、研究者定位是技术专家还是独立学者等种种具体问题。
在批判性视野下重建规范性
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 董天策教授对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与学术一直充满忧虑:一方面, 实务性、实证性研究越发成为领域内的主流;另一方面, 在极为特殊的传媒生态下, 思辨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的思辨研究又难以真正展开。 这势必会削弱研究本身的思想分量和批判力量。[3]因为不满于现状, 他将许多精力投入到媒介批评和文化研究上来,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实发展新闻传播学术中的批判主义路径。 2008 年, 他创办并主编《中外媒介批评》集刊;2011 年, 他出版了 《消费时代与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同时, 他又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论文, 并在多个公开场合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媒介批评与文化研究切陈己见。
然而, 随着批判研究的深入, 董天策遇到了更为深刻的问题。 批判主义的实现一般贯穿着两种策略。一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学还原: 它通过廓清资本主义系统 (理念、制度、习俗) 在发生、流变、“合法化”背后的权力操纵和意识形态因由, 揭示出这一理念、制度、习俗在“血缘”上的不洁。 二是乌托邦的审美化洗赎:通过将肉身快感、神秘沉思、解放实践“提升”为具有高阶价值的美学设定, 对资本主义系统的法理性、规范性做“居高临下”的俯瞰。 前一种策略将现状贬“低”, 后一种策略将自己所持守的价值拔“高”, 而在此高低势差间, 一切规范 (包括社会制度规范和知识场域规范) 的合法性根据都被拒绝、消解。 这种批判无疑具有反思的力量, 但也潜藏着解构一切的危险:当它变成一种绝对、抽象的否定性时, 它对于一切范式以及借此范式所作的学术评价, 都只能保持僵化的“造反”姿态。 更有甚者, 若这种变形的“批判”被一些学者滥用、误用, 就可能成为主观化、浅薄化、空疏化研究的“辩护状”。 董天策反思道:很多研究由于缺乏标准, 轻视范式, 常常沦为“缺乏文献基础的‘主观想象 ’”“缺乏知识积累的 ‘自说自话 ’”“缺乏逻辑分析的‘含混表述’”, 这都显示出“研究逻辑的‘自治性不足’”[8]。
董天策走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 在他的右边是经验主义的大军, 他们奉马克斯·韦伯“价值无涉”的告诫为最高宗旨, 只过问由问卷、数据堆砌而成的所谓“事实”, 而克制地拒绝一切反思和价值判断;在他的左边是批判主义的骑队, 他们高举 “批判的武器”, 以阶级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权力分析的尖刀挑破一切“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的虚伪面纱, 但在他们的前方, 很可能又是虚无主义的深渊。 对于董天策来说, 如果放弃批判态度, 新闻传播学术将复又沦为一种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 但如果对现有的批判策略不能进行规范, 批判研究潜藏的解构性和随意性不仅对学术规范和社会法理的建构无所建树, 甚至还会使自身在学科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如何在批判性视野下重建规范性? 这是走出新闻传播学术困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对董天策来说, 答案仍潜藏在批判本身所具有的反思力量。
《论稿》 特别援引乔纳森·卡勒的观点:“理论具有自反性, 是关于思想的思想, 是对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 ”[9]作为反思的批判只有将这种质疑精神推进到自身, 意识到自身面对复杂经验的不同层次、不同面向时之“可为”与“不可为”, 才能保持批判本身的开放性。 具体到董教授的新闻传播研究而言, 这种批判的“自我意识”又可展开为三点。第一, 将历史社会学分析“扬弃”为历史主义分析。 历史社会学分析采用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 将知识的发生轨迹进行社会学还原, 在此还原下, 许多范式、理念、文化背后隐藏的权力操控、派别 (阶级、集团) 利益即展露无遗, 其合法性也就被消解。 但是, 这种批判思路将“发生”与“规范”做了混淆:虽然某一价值观念从发生角度看存在局限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当下就不具有“规范”要素的潜力。 正如董天策所言, “对某种文化形态或意识形态的分析与评价, 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肯定”, 而须“将其放在历史进程中来分析其进步意义与消极影响, 以及二者在特定语境下的转化”[10]。 董无疑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历史主义眼光, 容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批判精神, 同时纠正了其还原化思维和消解化立场。 第二, 批判范式的语境化。 西方批判学派进入中国以来, 不少学者不加反思地站在这些理论创始者的原初立场, 对彼时、彼地的不少概念生搬硬套, 造成批判理路在特殊的国情社情前屡屡“错位”。 董天策认识到, 文化“都是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即特定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西方批判学派的一些基本理论范式必须实现语境化, 即在历史和区域维度下的充分当下化。[10]第三, 有鉴于前二者, 批判主义对实证主义不是简单拒斥, 而是辩证吸收。 价值理性主导下的批判研究, 完全可以吸纳科学谨严的实证“方法”而拒斥狭隘、僵化的实证“主义”。 在对中美传播学论文的对比研究中董天策发现, 定量研究、实证调查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程序和技术, 而这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却都严重不足。[11]在《论稿》收录的不少论文中, 我们也看到不失批判立场的实证研究。
作为范式整合机制的问题意识
如果说以上梳理展示了董教授对“困局”反思的基本路径和立场, 那么, 这种路径、立场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以何种方法论为保证, 又如何让不同范式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融合呢?
一直以来, 新闻传播学术传统中有两种范式融合方式。 一是以学派为依据, 这以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最为典型。 学派是基于地缘学缘而自发形成的知识共同体, 其成员间在许多方面具有互通性和传承性, 以之为依据比较接近学术史产生、发展、流变的真实原貌。 但此种书写更强调对某一学派的历时性描述以及不同学派间的天然差异, 无法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有效融合。 另一种则以大全体系为依据, 这以中国近年来各种 “导论”“概论”“通论”“教程” 为代表。 董天策赞誉此类书写在学科初创、引介阶段有筚路蓝缕之功, 但也看到, “一旦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建立, 学术研究又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 此种体系化书写就多是外在“组合”而非内在的“融合”, 甚至是重复性、机械化的拼凑, 无法真正实现范式的融合与拓新。[3]他认识到:“从学术策略上, 新闻传播研究要建构那种‘统一理论’ (‘总体理论’/‘理论体系’) 是不太现实的。 ”[3]但零敲细打的碎片化、细节化描述, 则又与其“深化学理内涵”的追求相异。
鉴于此, 他认为 “可行的路径应当是建构罗伯特·默顿所倡导的‘中层理论’”[3]。 在默顿看来, “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 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 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 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12]。 而能将“高层”理论与“低层”经验勾连起来的, 恰恰是一系列问题, 因此, 董天策提出以问题意识作为范式整合与学理建构的切入点。 他说:“学术研究应当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即以问题意识为导向, 才符合科学进步或知识增长的内在规律。 ”[3]如果联系《论稿》中的论文, 对董的问题意识做更清晰的梳理, 我们又可以得到三层含义:一是要“提出真问题”“关注大问题”。 所谓真问题, 就是对新闻传播实践有所总结、指导、反思的“战术”问题;而所谓大问题, 则是能够影响整个学术格局和传媒发展格局的“战略”问题。[3]二是要将问题“中心化”“主题化”, 以一个问题为中心, 将各种割裂甚至对立的流派、路径、材料进行重新清理、检讨、去存、整合, 而使得所问之题与所作之答都在学术承续中有极强的针对性。 三是将问题置入整个学科体系中来考量, 这样对于某一“点”的研究很可能牵动整个“面”, 以促进理论体系的调整、转换甚至解构、重构。
不妨举《论稿》收录的论文《新闻的真实性是什么? ———兼论新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13]为例。 一般学者对新闻 “真实性” 概念的界定及其作为新闻之“基本特征”“价值”与 “工作准则”, 都没有什么实质的争议, 但董天策恰恰针对这一“老生常谈”提出自己的质疑。 他通过对“真实性”概念考古和辨析, 得出结论:“真实性”不属于新闻的特征和价值。 但他的论述其实又不止于此, 而是以“真实性”之一点, 对新闻价值、新闻特征之内涵也有重新调整, 进而对整个新闻理论体系做了修正。 从《关于“传播交叉领域”的研究》《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等论文中都可看到, 他总是从某一具体现象、具体领域出发, 但却将之上升、 提炼为一个具有一定解释力和概括力的阐释框架或中层理论模型。
余论: 现代性危机下的新闻传播学术与新闻传播学人
其实, 新闻传播学术的根本困局, 只有置于现代性危机的总体背景下进行审视, 才能击中其要害。 笔者较为欣赏列奥·施特劳斯对此危机的判断:现代性的危机在于人们已无法分清好坏对错;或者说, 人们只能谈论事实, 而无法就价值冲突达成和解。[14]如果说这还只是现代人的普遍精神境遇, 那么对于现代知识人来说, 其对危机的卷入就更为复杂。 作为哲人、教士、士大夫余续的现代知识人, 天然地秉具穷问学理、上下求索的精神, 自然地要以学术为据审理和解决“最高价值自行罢黜” (尼采语) 后的意义真空问题。 然而, 审理和解决现代性难题的知识框架及其主体, 本身恰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现代性难题。[15]“审理”的根据何在? “解决”的乐观又何凭?
康德曾寄希望于理性。 但在碰触到一系列“二律背反”后, 他不得不坚持知性与理性、现象界与物自体、事实与价值、知情意三域等一系列的分立。 面对此分立, 席勒、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马克思、前期法兰克福学派等以不同路径 (审美教育、绝对精神、实践) 希求整合, 但均因囿于主体性视野而告失效;而后现代主义、 后结构主义对此种主体哲学弃之如敝屣, 并将批判理解为一种不断的逾越、分延、出神, 但却面临虚无主义的危险[16]:这即是新闻传播学术中批判主义的思想来路与困境。 也是面对这一分立, 韦伯谨守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性, 取消学术在政治、人生、文化、审美上建构意义的可能性, 但此种实证主义却将自身与认识主体割裂开来[17], 无视自身的界限和奠基[18], 陷入了自相矛盾[19]:这即是新闻传播学术中实证主义的思想来路与困境。 此一危机如投石落水, 层波叠起, 复又展开为新闻传播学术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新闻传播学人之批判型知识分子与技术型专家的分野。 然而, 现代性危机还将持久存续, 这意味着新闻传播学术的两种导向与其学人的两重身份也将持续。
由是观之, 以《论稿》为分析对象对董天策新闻传播学术理路的梳理, 就不止于个人学术履历的经验描画和学术成果的生硬堆砌, 而具有展示现代知识格局之理路分殊的一般意义, 这不仅因为作为现代知识样板的新闻传播学术本来就与整个知识谱系相表里, 也因为董天策教授本人所具有的跨学科背景和眼光。 因此, 他对新闻传播学术困局的诊视, 以及在此诊视下所持的立场、所辟的论域、所选择的理论策略、 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或许也都有更为深远的学理意义。
摘要：新闻传播学术困局内含两种知识旨趣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的矛盾, 这也是现代知识的基本矛盾。董天策教授由于具有跨学科的基础和视野, 其切问致思常能将微观的个人学术思考、中观的专业学术格局、宏观的思想知识谱系三者穿透勾连, 极具启发性。以其新著《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为分析对象, 对其新闻传播学术理路做简要的梳理和透视。
学术传播 篇11
[关键词] 教育类学术期刊 微信公众平台 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 G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3-0092-04
The Analysis of Spread Effect of Academic Journal Wechat Public Platform and Operation Strategies
Zhao Wenqing Zong Minggang Zhang Xiangfeng
（Periodical Press of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03）
（School of Finance & Economic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Abstract] To study the spread effects of academic journal Wechat public plat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10 educational CSSCI journals who released on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 September 2015. By comparing the average daily reading per paper， it is found： the current Wechat public platform of academic journals has low rate of high quality original paper； paper number issued in one cycle and its spread effect is not a linear relationship； the Wechat platform has very small spread effect on disseminating traditional editing forms of academic papers； users read-intensive behavior occurs in the afternoon and in the evening time. When academic journals operate in specific Wechat public platforms， they should promote high quality academic papers， adhere to publishing academic hot comments， insist on analyzing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they should make various editing forms， enhance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focus on data analysis and develop advertis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Educ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Wechat public platform Spread effect
微信公众平台自推出以来，其随时精准地向特定群体推送文字、图片、语音信息，进行一对多的自媒体活动的特性，颇受传统媒体的青睐，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媒介融合实践中来。微信这种新媒体传播模式的传播效果究竟如何，它是否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对学术期刊的品牌塑造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目前，关于学术期刊微信平台的调查多集中于个案分析以及未分类的整体分析[1-3]，研究结论推广性不显著。鉴于此，本研究调研教育类CSSCI（含扩展版）学术期刊2015年9月1日—2015年9月30日这一个月的微信发布情况，从定量角度分析同类同层次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发布数据，以微信发布内容的单篇文章日均阅读量情况评估其传播效果。文章虽是仅对教育类CSSCI学术期刊进行分析，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教育类学术期刊的传播现状也即大多数学术期刊的传播现状，文章中提出的运营策略可为其他类学术期刊参考。
1 调研方法与指标选取
本文通过新媒体指数平台（inm.xuetang.cn）调查采集教育类CSSCI（含扩展版）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一个月内的发布情况，调查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7日上午9：24，调查发现这一个月内共有10个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有内容发布，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力大小，即推送内容的图文阅读量。王海燕在对出版社微信公众平台传播力的调查中将总阅读数作为判断微信公众平台传播效果的关键指标[4]。笔者认为该指标选取有待商榷，由于总阅读量受发布时间长短的影响较大，发布时间长的内容总阅读量相对较高。为了保证指标更能代表所衡量的因素，本次调查选取单篇文章日均阅读量作为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传播效果的评估指标。之所以将数据截取周期设定为一个月，是因为如果周期太短，样本太少，反映不出问题的本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期太长又会使得某些文章的单篇文章关注度降低，综合考虑，本研究认为以一个月为考查周期较为合理。
2 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传播效果对比分析
2.1 发布内容类型分析
根据发布情况，将该时间段内发布的337条信息分别按单篇日均阅读量从高到低进行排列，选取单篇日均阅读量前50强（单篇日均阅读量在120—3500之间）和单篇日均阅读量后50位（单篇日均阅读量低于5）进行对比分析，分别将这两组数据按原创、转载、其他类别进行划分（见图1）。其中原创内容主要指母刊已发表内容（在本次调研中，除《人民教育》有不多的几篇微信首发内容外，其他期刊微信平台原创部分均以推广母刊已发表内容为主，故本文讨论的原创内容均指母刊已发表内容）；转载内容主要是与学术期刊专业领域相关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内容来源于除其母刊外的其他媒体；其他内容则包括期刊信息、行业信息、会议信息以及活动信息等。
从图1可以看出，单篇日均阅读量前50强发布信息的主要构成为原创内容和转载内容，分别占比46%和40%，其他类占比较低，仅为14%；而在单篇日均阅读量后50位中，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他类信息以占比46%居于首位，其次为占比30%的转载内容，本该是发布主力的原创内容却居于后位，仅为24%。转载内容和其他类信息虽然有时也能带来较高的阅读量，但由于这些转载内容和其他类信息（如行业会议信息）分享渠道较多，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若再频繁地盲目推送，势必会给受众带来信息负担，导致阅读量和用户关注度下降，对学术期刊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布过程中应坚持发布高质量原创内容，控制转载比率、大幅减少其他类信息发布。
2.2 发布数量分析
通过数据采集，发现在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这一个月内，共有10家教育类CSSCI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有内容发布，具体情况见表1。是不是发布篇数越多，传播效果越好呢？依思维惯性，应是发文最多的《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传播能力最强。但是，表1数据却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结果，发文总量最多的《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仅有2篇文章位列单篇日均阅读量前50强之列，占该公众号这一个月发文总量的2.2%，另外有占该月发布总数29.3%的文章处于单篇日均阅读量后50位之列；而发文总数为39篇的《人民教育》却以30篇进入前50强的好成绩名列前茅；《中国大学教学》虽然月发文量仅为7篇，但也有占该微信号发布总数28.6%的文章进入前50强。从以上分析可知，并不是发文量越多的学术期刊传播效果越好，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周期内的发布数量与传播效果不呈线性关系。
2.3 内容编辑形式分析
为找出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内容的编辑形式是否受用户阅读习惯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导致单篇日均阅读量的上升或下降，本研究对单篇日均阅读量前50强和单篇日均阅读量后50位这两组信息的原创内容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发布情况，分别将这两组数据原创信息按编辑形式划分为传统编辑形式和新媒体编辑形式两类（见表2）。其中，传统形式内容指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呆板的论文模式，常存在于纸质刊物中。版式清新、活泼，语言生动形象，观点简洁明了的微信发布内容作者暂时将它称之为新媒体编辑形式的内容。
表2中，新媒体编辑形式的论文在单篇日均阅读数前50强原创中的占比为87%；后50位发布信息中，新媒体编辑形式的论文在原创中的占比为0，传统编辑形式论文却占100%。说明受众对微信环境下阅读传统编辑形式学术论文的热情并不高，适当改变学术论文的编辑形式，使之适应新媒体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展之道。
2.4 内容发布时间分析
既然学术期刊微信用户的单篇文章日均阅读量是评判微信平台传播效果的主要依据，那么微信用户的阅读时间是否有规律可循呢？由于无法获知每篇文章每次被阅读的具体阅读时间，而正常情况下在一定时间内发布的文章被阅读量高，说明在这个时间段内用户有较为密集的阅读行为，所以本研究以分析单篇日均阅读量前50强的微信发布时间来近似代替分析用户的阅读时间。如图2所示。
本研究将发布时间划分为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四个时间段，从图2中可以清晰看出微信发布较为密集的两个时间段为14∶00—18∶00和18∶00—21∶00之间，也即下午和晚上时间。这个结论也比较符合上班一族的作息规律，一般到每天的下午时间，在紧张工作大半天之后，每日的工作接近尾声且人也较为疲惫，作为工作之余的调节，大多数用户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阅读微信内容。晚上下班后的时间相对较为自由，是微信用户阅读的又一高峰。
3 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策略
3.1 坚持发布内容的准确定位
学术期刊是为科研工作者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传播先进文化之所。而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平台则是学术期刊向外界展示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窗口，理应发布学术价值较高的内容，以引导学术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学术期刊应坚持做好以下三个方向的内容发布。第一，坚持推广学术“含金量”较高的文章。这里所说的高“含金量”论文指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不应拘泥于母刊已发表论文，还应包括其他机构的论文。第二，坚持发布学术热点评论。有效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功能，对本微信平台发布的学术热点问题组织开展讨论，代表性的评论应在母刊和微信平台上予以发表，提高用户参与积极性。第三，坚持分享优秀的学术经验，如学术论文的写作技巧等。在马勇等学者的一项关于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用户期待服务调查中发现，有14.8%的用户（为第三位，前两位数值分别为19.2%和17.8%）希望通过期刊的微信公众平台获取关于学术论文写作方面的信息[5]。
3.2 丰富编辑形式，适应新媒体时代阅读需求
尽管有些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原创率不低，但并未带来更多的阅读量，究其原因，这与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的内容发布形式过于严肃，缺乏趣味性和阅读性有关。大多数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原创内容仅是一个“移植”过程，即将母刊上的发表内容照搬照抄到微信上。也有一些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者认识到微信的“浅阅读”和“碎片性”，而对微信内容进行“微”编辑，也即对发布的文章进行了“掐头去尾”处理，掐掉摘要、引言，去掉参考文献，事实证明这样的缩编也激发不了受众的强烈阅读兴趣。在新媒体时代，为适应手机阅读，应改变传统编辑形式，有效利用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不同的传播形式，将研究论文科普化，体现编辑含金量。新媒体时代的编辑必须在以往传统的编辑思维中注入新媒体思维，改变学术论文的呈现形式，让高大上的学术论文更接地气。
3.3 转变传播理念，增强与受众互动
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交流是单向度的，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者既定的规则，这种单向度的“我发你看”的信息传播方式将受众置于从属关系，无法真正了解用户需求。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为保持高度的用户黏性，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必须坚持以互动传播为核心。如《人民教育》在微信上征稿的《阅悟》栏目，即是刊发读者在阅读了《人民教育》刊发文章后的感悟、想法、思考，甚至是牢骚，500字左右，文字可以不流畅，但是要求思想新、深，欢迎争鸣观点。再如《中国教育学刊》专门开设《微论微信》栏目，向社会读者征集每篇800字左右的有关“教育经历、教学故事、教学经验、教学感悟”等方面的读者文章，通过该刊微信公众平台的“微米”移动阅读平台进行刊发[6]。以上刊物有效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功能，改变传统上“你说什么，他只能看什么”的传播理念，提高受众参与的积极主动性，增强用户黏性，扩大学术期刊品牌影响力。
3.4 勤做数据分析，把握发布规律
目前，微信后台不仅能对自运营微信号的用户数量增减、用户身份属性、单篇文章阅读数量、信息被分享次数等详细数据轻易获取，而且通过新媒体指数平台（inm.xuetang.cn）还能获取其他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发布、阅读、点赞情况。对这些数据进行专业化分析，能快速了解微信发布规律及受众需求，从而及时调整运营策略。如，前文通过对这一个月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信息的传播效果与推送的数量并无直接关系，而与推送时间存在一定关系；微信对于传统形式的论文推广效果不显著，而对新媒体编辑形式的论文推广效果较为显著。根据这些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在今后的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可以注重提高发布内容质量，有意识地选择发布时间，增加微信编辑含金量，争取每发一篇都是精品，篇篇都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3.5 拓展推广渠道
优质的学术成果一定要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正在努力实践各形式的宣传推广，如将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印在编辑名片上、印在期刊上、印在会议传单上分发；将二维码置于官方网站、置于官方微博上显眼位置引起用户关注；也有通过开展互动活动来吸引用户关注。除此之外，学术期刊还可以结成微信公众平台联盟，对联盟成员发布的有价值微信内容互相转载推送，学术期刊也可向其他纸媒、官方微博以及网站主动推荐文章，扩大推送渠道。
注 释
[1]余溢文，陈爱萍，白林雪.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策略及案例研究：《以同济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平台为例[J].编辑学报，2015（4）：388-391
[2]余朝晖.微信公众平台在学术期刊中的传播模式研究 [J].科技与出版，2015（6）：112-114
[3]程琴娟，闫琼.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策略 [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4）：380-383
[4]王海燕.出版社微信公众平台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J].科技与出版，2015（1）：52-55
[5]马勇，赵文义，孙守增.学术期刊对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选择分析[J].科技与出版，2014（9）：77-81
[6]彭广林.论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思维构建[J].出版发行研究，2015（9）：62-65
学术传播 篇12
近年来, 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社会公众强烈关注, 从茅台酒等酒类塑化剂事件为代表的白酒安全问题, 到之前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的奶粉安全问题, 到以山西疫苗事件为代表的疫苗安全问题……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使得社会公众和学者专家都在思考:如何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与商务传播关系密切, 如何在监管部门、行业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就热点问题进行交流传播, 并通过食品追溯体系及时监控, 以达到预警的目的, 无疑也是食品安全保障的重要一环。食品企业等的商务活动在新技术、新媒体的推动下, 呈现出全新的业态与格局, 也改变着传统的商务传播环境。
为进一步推动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入探讨, 推动商务传播的发展, 加强商务传播学科在国内的建设, 由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上海商业经济学会于2012年12月21日在上海共同主办了“首届食品安全与商务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市酿酒专业协会、上海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上海市食品研究所等行业专家, 美国康州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商学院等高校的学者, 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青年报等部分媒体记者代表展开了为期一天的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当前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涉及到食品企业的自身建设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 也与大众传媒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密切相关。有关政府部门、企业、媒体之间如何良性互动的问题, 与会专家各抒己见。
中国饭店协会顾问何义钊先生在其《媒体与食品安全》的主题演讲中认为, 要从国家管理层面加强对食品餐饮企业源头、加工、废弃物处理三个环节的监督。他同时指出, 上海市餐饮企业现场管理 (6T实务) 规范在上海已经实施了八年, 在上海6万多家餐饮企业中也已涌现出很多示范店, 他建议大众媒体要引导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 同时多关注餐饮企业的现场管理, 向消费者展示介绍餐饮企业的厨房现场, 引导更多的餐饮企业向示范店学习。
上海市酿酒行业协会秘书长吴建华首先介绍了上海市的酒业现状, 上海市民消费白酒概率很低, 黄酒较多。但年轻人现在较少, 主要喝啤酒和葡萄酒。塑化剂风波发生的时候, 上海市质监局检查了上海市的18家酒类企业, 只有1家是白酒企业, 都没有塑化剂问题。上海市场的白酒大部分是外地的。就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对问题, 吴建华认为, 新闻媒体与行业企业之间应该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大众媒体是企业和公众的中间人, 作为企业来说,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不打无准备的仗, 在应对准备做好之前, 可以暂缓接受媒体采访。面对媒体和公众, 企业首先不能说假话, 作为媒体, 在报道热点新闻时, 不要为了第一时间的发布而忽视其准确性。
上海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志英在其《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的主题演讲就如何发挥权威独立部门信息发布的主动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际上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双向的, 中国却是单向的, 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只能由国家做, 任何个人和其他组织不能发布。马志英先生介绍了由他主持的一个上海市食品安全的预警系统, 但是如何发挥这个预警系统的作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教授顾潜和上海商学院东方财富传媒与管理学院教授吕继红的报告《食品安全危机中媒体监督正能量的蓄积》提出, 应该给予新闻媒体食品安全问题的充分的报道空间。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对于食品企业来说是一个个企业危机公关的历练, 这不仅包括主要市场在中国大陆的食品企业, 也包括主要市场在国外的出口食品企业。与会专家普遍认为, 中国企业在处理危机公关的技巧和艺术上与国外企业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财经新闻特聘教授阳歌 (Douglas Young) 在其《危机公关:食品丑闻期间如何传播》 (Crisis Public Relation:How to Communicate During a Food Scandal) 的主题演讲中指出:中国企业遇到食品危机事件第一反应是“防守”, 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而应该保持开放、公开的姿态。他重点从企业危机公关的实务角度提出:首先在态度上保持友好和建设性, 在信息披露上保持诚实和透明, 不要担心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一般公众和媒体记者多数不了解你的行业特性, 因此要有耐心地提供易于公众理解的信息, 以避免引发公众困扰。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好处是保持面向公众的反应的一致性, 以避免来自企业内部的不同说法。如果事件比较复杂且公众有持续的关注, 最好设置一个公关热线, 以保证及时和持续的反应。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罗拉 (Lara Farrar) 在题为《中国的公司传播与西方媒体-“尚至鞋业”和“万博宣伟”案例分析》 (Chinese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and Western Media-A case study of Suntech and Weber Shandwick) 的报告中重点交流了中国的企业传播与西方媒体的关系的看法。她以中国的出口企业“尚至鞋业” (Suntech) 和“万博宣伟”介绍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也面临着跨洲际、多文化和多语言的机遇与挑战, 在对外投资的同时如何制定面向海外市场的全方位的传播策略从而因地制宜地加强企业在国际舞台的交流能力并优化企业品牌和国际化形象?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出口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中国的企业不了解企业传播的追求与西方媒体新闻报道的追求之间的差异, 因而常常造成对于中国的出口企业的报道的误解。因此, 中国的出口企业在开展对外公关传播的时候应当先行了解西方新闻媒体的运作规律, 顺其势而为之。
美国中央康州大学传播系教授居延安从公共关系的角度, 提出建立企业、市场的诚信体系。他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发展到今天, 已不再仅仅是食品安全问题了。我们面临着企业与市场的信誉危机。政府有重建公信的任务, 有目标公众要面对。企业有自己的目标公众, 媒体有自己的目标公众。商务传播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有三大任务:信息交流, 意义沟通, 价值劝说。商务传播学, 应该以关系管理为导向, 以信誉信用为最高境界, 是个充满生机的应用性学科。
上海商学院东方财富传媒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金福以其在香港工作期间亲身体验的香港东亚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危机公关事件为例, 介绍并总结了企业成功危机公关的关键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商务传播能力培养问题。上海商学院东方财富传媒与管理学院倪琳博士专题介绍了国外商务传播学的发展, 并提出了新型商务传播人才的四种素养:文字素养、信息素养、技术素养、视觉素养。
食品安全问题是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的凸显以及在社会上所引发的恐慌与担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食品企业的商务传播能力的局限。本次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办, 不仅从食品安全问题的探讨, 增进了企业商务传播业界的国际性交流, 也为“商务传播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可贵的国际交流空间;不仅在商务传播的实务领域开展了案例研讨, 还在商务传播的理论建设上进行了研讨。“商务传播学”虽然在西方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在中国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在这块"处女地"上, 上海商学院东方财富传媒与管理学院捷足先登, 在2008年获得上海市教委批准作为重点学科建设之后, 开展了一系列的建设, 该重点学科建设的项目负责人吕继红认为: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无疑是“商务传播学”建设又一重大成果。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丰富, 作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学科建设之成果展示, 在上海商学院东方财富传媒与管理学院张建华副院长、吕继红副院长的策划指导下, 本刊将嘉宾精彩演讲整理成专稿, 先经上海商学院部分学生录音整理, 经演讲嘉宾的修改审定, 由上海商学院东方财富传媒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金福统稿, 在本刊《商务传播》专栏中, 全文刊出, 以飨读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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