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意识

学术意识（精选7篇）

学术意识 篇1

编辑意识决定期刊质量，编辑的逻辑意识决定了期刊的逻辑质量。时下一些学术期刊缺乏应有的逻辑性，尤其表现在文章标题和栏目编排上。笔者认为：应加强期刊编辑的逻辑意识，注重标题审读和栏目编排。只有这样，才能从基本层面有效地提高期刊的编辑质量。

一、加强文稿审读的逻辑意识

文章编校中有许多逻辑问题需要注意，如概念用语的准确性，文章标题的逻辑性，段落之间逻辑衔接，论证是否充实等等，其中标题是最明显和最基本的问题，这里仅以此为例加以说明。标题是文章的“眼目”。好的标题清楚明白，符合文章要求，准确反映文章主旨。而一些欠缺的标题，则缺乏这样的属性，常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逻辑错误。这就要求期刊编辑从标题的逻辑结构、标题与内容的逻辑关系入手，严格把关，看其是否明确、正确、准确，堵住可能存在的逻辑漏洞。

审读中常见的逻辑疏漏之一：标题不明确，包括缺乏断定、不当并列、空泛无物等情形。例如，《液晶显示》。该标题只给出一个主语，本身并无任何断定(肯定或否定)，不知作者传达的是什么意思。再如，《编辑与标题》。此标题中的“编辑”与“标题”本无关系可言，将两个不同系列的概念加以并列，令人费解。又如，《PPM辩》。标题中的“辩”令人迷惑，“辩”的内容可以很多，这里却没有明确给定。

审读中常见的逻辑疏漏之二：标题不正确，包括题旨偏颇、题不对文、体例不符等情形。例如，《当代编辑应具备良好的思维方式》。按照这一标题，文章应集中探讨当代编辑之所以要有良好思维方式的理由，但文章实际讨论的却是“良好的思维方式何以体现”，即什么是良好思维方式的问题。再如，《谈科技编辑的务实与求真》。按此标题的要求，文章应探讨与“科技编辑务实求真”有关的问题，诸如科技编辑务真求实的意义、务真求实的内涵、怎样务实求真等。但该文实际谈的却是：就一段英汉对照短文的译文处理问题，“与×××同志及编辑同仁共同商榷”。标题背离文章主旨，属文章写作之大忌，编辑审题时尤当注意。又如，《酚妥拉明与小剂量肝素联用治疗肺心病心衰34例》。从该标题类型看，属回顾性经验总结类论文;但文中交代了随机、对照、可比性等研究内容，因而实属前瞻性研究论文。

审读中常见的逻辑疏漏之三：标题不准确，包括题旨过宽、题旨过窄等情形。例如，《分娩资料统计分析》。该文内容仅涉及分娩时间的统计分析，而标题中的“分娩资料”却不限于此，它还同时包括产妇年龄、职业、顺(难)产、新生儿性别等其他内容。再如，《论三种固体酸催化材料》。文中论述了三方面内容：a.介绍了三种固体酸材料：分子筛、杂多酸及其层柱材料、固体超强酸;b.指出了固体酸研究中存在的问题;c.探讨了开发固体酸催化剂的途径。而该文标题却仅涉及内容a，并未涵盖内容b和c。

标题应清楚明白，使人知其所言;应符合文章要求，使人知晓文章特殊内容和特定体例。标题更应紧扣文章内容，准确反映文章主旨。编辑审题时尤其应当注意这一点。

二、加强栏目编排的逻辑意识

栏目设置的目的在于体现办刊宗旨，反映学科特点，发挥导引功能。这就要求：每一个栏目概念必须明确，并且栏目之间相互排斥。

栏目概念明确，即栏目的内涵与外延明确。栏目自身若不明确，内涵似是而非，外延模棱两可，文章就归属不定，从而失去栏目的意义。不少医学期刊所设“短篇报道”、“论著”等栏目，即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短篇报道”内涵不明确。多大篇幅谓之短，十分模糊，何况还有小题大做、大题小做的情况。“论著”是指研究某一方面问题的论文或著述，凡具备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的文章均可归属，其外延所指究竟包括哪些对象，不甚明确。

栏目之间相互排斥，是指栏目外延之间没有重合之处，不存在彼此包含、相互交叉的情况。一篇文章若既可置于这个栏目，又可放在另一栏目，栏目就失去了独立意义，起不到归类导引作用。因此，栏目设置应避免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两个栏目内涵有所差异，外延完全相同。例如，“学术探讨”与“理论长廊”。尽管二者在语词或内涵上有所差异，但其所归属的文章范围却大体相同。第二，两个栏目一大一小，一个包含另一个。例如，“图书情报工作”与“国外图书情报工作”。很明显，前者完全包含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第三，两个栏目有且只有一部分外延重合。例如，“理论探讨”与“教育论坛”。“理论探讨”中包含教育方面的论题，“教育论坛”中也包含具有理论探讨价值的文章。

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是编辑人员逻辑思维的过程。只有增强编辑的逻辑意识，严把逻辑关，才能确保期刊的编辑质量，从而提高期刊的整体质量。

摘要：编辑意识决定期刊质量, 编辑的逻辑意识决定期刊的逻辑质量。时下一些学术期刊缺乏应有的逻辑性, 尤其是文章标题和栏目编排的逻辑性。这自有工作态度、责任心诸方面的因素, 但编辑的逻辑素养不能不说是基本因素之一。只有加强学术期刊编辑的逻辑意识, 包括强化标题的逻辑审读, 注重栏目的逻辑编排, 才能从基本层面上有效地提高期刊的编辑质量。

关键词：期刊编辑,编辑质量,文章标题,栏目编排,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沈敏.学术期刊栏目的三个基本属性[M].北京: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1, 12 (2) :87～89.

[2]马永祥, 等.学术期刊审稿及编辑加工应把握的要点[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1, 12 (3) :222-223.

[3]张惠民.医学论文命题六忌[J].编辑学报, 2001, 13 (5) :304-305.

[4]徐柏容.审稿:判断与评价[J].中国出版, 2002, 134 (2) :41-42.

数字时代学术期刊服务意识的转型 篇2

关键词：数字出版；学术期刊；作者服务意识

数字出版作为一种新型出版将成为未来出版业发展的方向，但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内容质量永远是第一位，作者永远是最重要的资源。在作者—编辑—读者这个流程中，作者为满足文化知识消费的需要进行创作探索，作者的思想、学识和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刊物的质量和价值，没有作者的文稿，再现代化的出版方式都无法可持续发展。①数字出版时代，信息的传递方便、快捷，对优质稿源的争夺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使得对作者的争夺变得更为直接和激烈。基于此，本文将以投稿的自动回复邮件为分析视角，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学术期刊作者服务意识做一透视。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词频分析是源于情报学的一种定量分析法，词频的波动与社会现象有着内在的关系，一定的情报现象和社会现象会引起一定的词频波动，②词汇的词频能够有效反映语义环境所隐含的信息。本文运用自动回复邮件的词频分析数字时代学术期刊的作者服务意识，其具体方法是：随机收集85家2014年～2015年出版的CSSCI学术期刊和85家非核心学术期刊，用空文档的形式向各期刊投稿，以收取自动回复邮件。用“无回复”“有回复”“系统满”等统计自动回复邮件的情况，结果发现，170家学术期刊中，自动回复的有123家，提示“系统满”的2家，无自动回复的45家。本文将123家自动回复邮件的内容整理为一个样本文档，借助武汉大学沈阳教授开发的ROST CM内容分析软件，对样本文档进行内容分析，尝试从研究对象的关系图中，分析数字时代学术期刊的作者服务情况。

二、学术期刊自动回复邮件的基本情况

将上述界定的样本文档导入分析软件ROST CM，选择“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点击“快速分析”，得到自动回复邮件内容的词频分布情况，发现“稿件”“本刊”“编辑部”“学报”“收到”“联系”“来稿”“邮箱”“您好”“处理”“审稿”“感谢”“周期”等是自动回复邮件内容中出现的高频词。最后，对样本自动回复邮件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分析，归纳出当前学术期刊自动回复邮件的基本情况。

1. 少数学术期刊漠视自动回复邮件的设置

从上述数据可知，虽然大部分的学术期刊已设置了自动回复邮件，但170家学术期刊中仍有45家没有设置自动回复邮件。数字时代，期刊质量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作者资源的竞争。盛大文学、中文在线、九九图书公司、超星图书馆等都签下了一大批在国内外负有盛名的实力派学者、作家，为今后的内容资源竞争储备好“富矿”。③投稿邮箱没有设置自动回复邮件，作者投稿后得不到编辑部的任何信息，全然不知稿件是否成功投递，作者与期刊编辑部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一稿多投。在抽样调查的170家学术期刊中还有2家由于“邮箱容量满”而“系统退信”。此类情形无法判断是否设置自动回复邮件，不过可以肯定，这类期刊编辑部很少管理投稿邮箱，“邮箱容量满”而造成的稿件减少根本无法引起编辑的警觉或关注，在稿件无法成功投递时，作者只能另辟蹊径，这会直接造成优质稿源的流失。

2. 相当部分邮件的内容体现期刊的强势地位

自动回复邮件的主要功能是告知作者稿件已收到或邮箱有变动等，这从自动回复邮件的高词频中可以得到体现。深入分析123份自动回复邮件的其他功能，发现其“自我中心”现象严重。比如：部分邮件要求作者必须对稿件重新分类投稿，以便编辑部按相应专业送审；部分邮件要求作者查阅该刊的编排格式，按该刊的体例规范排版，否则，不对稿件进行进一步的审阅。有份自动回复邮件近1，000字，其“来稿须知”告诉作者，该刊所用的论文由14部分组成，包括题目、副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题注、正文、附注、参考文献、题目摘要关键词等的英文、投稿日期、作者简介、作者联系方式，这14项内容的字号和格式各不同，作者必须细对每项要求，按规定编排；而且还规定，如果稿件拟被录物，还必须以电子版一样的格式重寄一份纸质版稿件。更有甚者，有些编辑部明确说明“本刊不接受稿件查询”，字里行间明显透出期刊的强势地位，作者没有任何自主空间。

3. 大部分学术期刊的稿件审稿周期偏长

在123份自动回复邮件中，有标明稿件处理期限的仅48家。其中，审稿时间最长的为半年，有1家；审稿期限为4个月的1家；3个月的最多，有23家；2个月的位居其次，有13家；45天的1家；40天的1家；1个月的4家；20天的1家；半个月的2家；审稿期限最短的是一周，有1家。48家学术期刊的审稿平均日期为71.04天。《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15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目前学术期刊的审稿时间明显长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时间。数字时代，信息瞬息万变，漫长的审稿周期往往会损耗稿件的信息价值，挫伤作者的投稿热情，容易产生一稿多投的尴尬局面。

4. 部分期刊接受稿件的方式落伍

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收稿，但仍有少数期刊只接受纸质稿；或先接收电子稿，稿件拟采用时，再通知作者邮寄纸质稿；或接收电子稿的同时，要求作者再寄上一份纸质稿。在123份自动回复中，有6家期刊明确规定只接受纸质稿；有2家期刊先接收电子稿，稿件拟采用时，再通知作者邮寄纸质稿；有5家接收电子稿的同时，要求作者再寄上一份纸质稿。互联网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少数期刊接受稿件的方式与信息时代存在巨大的非同步性，这种传统的投稿方式费时费力，也可能造成稿件丢失，给作者带来投稿的麻烦，阻碍了数字出版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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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权力：数字时代学术期刊服务意识的转型

我国学术期刊大部分设置了自动回复邮件，作者服务意识也逐渐增强，但仍有不少自动回复邮件的内容居“卖方市场”的口吻，甚至有“霸王条款”之嫌。我国出版实行的是审批制，刊号是稀缺资源，掌握了稀缺资源就意味着拥有“财富”。④但是，大多数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存在机构建制不全、投入力度不足、人员配备不够等现象，致使编辑工作任务繁重，在作者服务方面往往力不从心。在数字时代，编辑工作流程即将发生颠覆性的变革，在争取得到主办单位政策扶持的前提下，各期刊应超越权力，加强服务意识，以适应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形势。

1. 设置自动回复邮件并及时下载稿件

数字出版下，学术期刊应走出自主性较大的强势地位，设置自动回复邮件，同时还应该及时下载稿件，以解决作者与期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当笔者以抄送的形式同时将空白邮件投送多个邮箱后，第二天就收到《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的人工回复，反映没有看到稿件，《近代史研究》还提醒勿一稿多投。可见，这些期刊能及时收发邮件，有效避免了“自动回复邮件”形同虚设的现象。另外，在向《编辑学报》投稿时，很快就收到该期刊的人工回复，告知来稿不符合该刊的报道范围，建议另投他刊。由此看出，该期刊能及时审读稿件内容，作者能及时了解稿件的审稿信息，避免漫长的审稿期。

2. 增加自动回复邮件的信息含量

在投稿中，作者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作者了解刊物的途径一般是通过百度或中国知网等查阅，耗时较长，查阅到的信息也不完整。所以，应多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增加自动回复邮件的信息量，向作者传递更多的信息。比如《编辑之友》经常更换自动回复邮件的内容，告知作者刊物的近期用稿方向，使作者投稿更有针对性。另外，为方便作者查阅咨询，应在自动回复邮件中告知编辑部的电话。在123家自动回复邮件中，有38家期刊留有电话号码，其中《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版》《南方论刊》还留有具体的联系人与手机号码，为作者提供更细微和全面的服务。

3. 采用分段式稿件录用答复期限

目前，学术期刊普遍采用“三审制”，因为“三审制”的分级审读能实现对稿件的客观判断和评价，在最大限度内避免由于某级审稿者的知识不足或责任心不强或工作疏漏而导致的失误。⑤另外，由于学术期刊稿件的专业性较强，各学科交叉现象经常存在，编辑往往较难准确评价和恰当判断稿件内容，于是便请同行专家审读稿件（目前通用的是“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双向匿名审稿中，有时专家的审稿时间较长，加上“三审制”的程序性，期刊很难做到30天内答复作者终审结果。为此，建议采用分段式录用答复期限，即将稿件的审稿情况分阶段及时告诉作者。遗憾的是，在123份自动回复邮件中，只有《河南社会科学》一家写明“凡通过初审的稿件我们都会主动联系作者”。在数字出版时代，审稿期限的延长会使作者的利益受到制度性合法侵蚀，而分段式录用答复期限能充分发挥编辑部的能动作用，使作者及时了解审稿进程，从而实现作者和期刊的利益平衡。

4. 告别纸质投稿模式、完善在线投稿系统

学术期刊离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出版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很多期刊早已实行无纸化办公，作者投稿、专家审稿、对外联络等都借助计算机网络来实现。数字出版时代，学术期刊要转变出版理念，克服强势和优越的办刊心理，告别传统的纸质投稿模式，为作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完善的在线投稿系统集投稿、审稿、查询、修改和定稿于一体，它方便作者，也能提高编辑部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将成为作者未来投稿的平台。但是，目前不少在线投稿系统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用在线系统的方式投稿，投稿未成功时，询问无人应答；编辑部没有及时更新审稿情况；系统或网络出故障，延误稿件的审理等。建议开通在线投稿系统的同时，配合使用电子邮件和电话，以方便作者咨询与查询。目前，在24家开通在线投稿系统的期刊中，只有5家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为此，应不断完善和发展在线投稿系统，提高投稿的便捷性，实现作者与编辑之间的互动交流，真正实现编辑流程的数字化。

（林丽芳，《福建行政学院学报》副编审）

注释：

① 林丽芳. 试论学术期刊编辑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J].福建行政学院 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S1）：22.

②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CMDI）”课题组. 跨界、整 合与改制：社会视野下2011年中国传媒业发展关键词——基于传媒业 相关文本的词频分析[J].编辑之友，2012（6）：6.

③ 陈超英.传统出版社向数字出版跨越的三条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 2010（7）：60.

④ 赖一郎.从自动回复邮件透视学术期刊应对数字出版的心态与对策[J]. 编辑之友，2011（4）：44～45.

⑤ 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 海辞书出版社，2003：93.

学术论文的创新性与现代意识 篇3

(一)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处于转折、发现和革命的时期, 创新是一种科学发现, 它必将开创一个新的学科领域, 对人类的认识在哲学高度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请先看一下《Nature》与《Science》。

《Nature》认为创新是科研成果新颖, 引人注意 (出人意料或令人吃惊) , 而且该项研究看来在该领域之外具有广泛的意义。无论是报道一项突出的发现, 还是某一重要问题的实质性进展的第一手报告, 均应使其他领域的科学家 (研究者) 感兴趣。《Science》则认为, 创新是指对自然或理论提出新见解, 而不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再次论证, 内容激动人心并富有启发性, 具有广泛的科学兴趣。具体而言, 就是说在已沉寂的研究领域提出创新思想, 在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提出创新思想;在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或是将原先彼此分离的研究领域融合在一起。

我们再看看《科学通报》、《中国科学》和《自然科学进程》这三种全国性综合期刊对创新性的要求, 它们的要求是共同的, 即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和有重要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

大家应该注意到, 不论是国际科学期刊还是国内期刊, 都十分强调论文的创新性。一篇论文或一项研究课题规模不一定很大, 但研究一定要深入, 结论一定要深刻, 要有独到的见解, 这样的论文列入高水平论文就不会有疑问了。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至关重要。

学术研究是人的活动,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 人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没有学术规范, 就很难有学术的发展。所以, 学术研究的创新、论文写作的创新也要遵循相关的学术规范。创新在学术规范中可以分为逻辑、方法、形式三个层面, 其中逻辑层面的创新作为思想观点上的创造性思维的体现, 既是学术规范的要求, 也是学术研究本身的内在要求, 在规范层面它反映着研究成果是否符合研究的目的, 在内容层面它体现着研究活动有无达到研究的深度。完全没有创新, 只是平庸之作, 甚至算不上研究;仅仅只是方法、形式上的创新, 没有逻辑创新, 可以称为满意的作品;只有在逻辑方法形式三方面都实现了创新, 才算得上杰出的研究。[1]树立创新本位, 才是学术研究、论文创新的第一任务。

要创新, 就要具备现代性, 就要培养学术论文写作的现代意识, 必须努力把握当代科学研究的这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要探索新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二)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 要以时代特征审视学科研究。思维、观念、方法等都要与时俱进, 不断进行变革与创新。

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 在从事某一学科、领域问题研究的过程中, 引进了新的、别人没有用过或很少用过的方法。譬如, 将自然科学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 将现代计算机技术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等等, 只要是这些方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而别人又没有用过, 都可视为研究方法的创新。例如胡适、顾颉刚等人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 将文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胡适将这种方法概括为: (1) 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 依先后出现的次序, 排列起来。 (2) 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哈佛大学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教授认为无论一个人所受的是哪一种学科方法的训练, 他本人的文化修养越广博深厚, 则越能在那种方法上发挥他一切的智能。无论这些智能是不是由那种特殊学科训练上得来的, 它 (指由文化修养而得来的智能) 都可以使一个人的说话有份量, 有价值。反之, 由一个修养浅薄、目光短狭的人机械地应用一种孤立的学科方法, 常常会产生浅陋的、甚至荒谬的结果。[2]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 除了本学科内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外, 还必须关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现状与趋势, 积极引入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或方法, 努力借鉴与学习他人之长, 以促进本学科的持续发展。因此, 有识之士指出, 学科的创新方法之一, 就是将其他学科领域中方法或理论引入本学科, 以此解决本学科中有意义的问题, 并有实际价值。

再如我国古代普遍采用治经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这就限制了《诗经》的研究水平, 而闻一多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从而使《诗经》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今人史念海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 采用文献调查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谭其骧在为其所著《河山集》第四集写的序中说:《河山集》初集所收论文, 基本上还和包括我在内的一般老历史地理工作者一样, 都是利用历史文献写成的。从第二集起, 就一变而为一部全是用历史资料 (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 与实际调查考察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意义的重大, 不言而喻。第二集的论文, 主要是论述黄河流域地貌和植被的变迁那几篇, 篇篇都取得惊人的成就。在第二集《自序》中举了若干文献考证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而一经实地考察便迎刃而解的例子中, 就有永乐城、仙人关、萧关、祁山、函谷关、潼关, 以及战国与秦代长城遗址等军事上极关重要的条目。史念海采用社会调查与文献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地理学也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他本人就谈到过这一点:“在禹贡学会成立之前, 研究舆地之学的学人就已有重在目验的传统, 所谓目验, 就是实地考察, 甚至正当考据工作最为盛行的乾嘉时期, 有的学人也不以仅翻检征引旧籍为然。禹贡学会成立之后, 颉刚先生就感到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 不能不实地考察, 并以之为解决问题的必要的基础。这样的创见使多少世代以来, 一直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历史地理, 更接近于地理学。”[3]

再则人们已注意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分析文学作品。如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 首二句云:“江陵城西二月尾, 花不见桃惟见李。”杨万里有《读退之李花诗》序云:“桃、李岁岁同时并开, 而退之有‘花不见桃惟见李’之句, 殊不可解。因晚登碧落堂, 望隔江桃、李, 桃皆暗而李独明, 乃悟其妙。”诗云:“近红暮看失燕支, 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 一生不晓退之诗。”此外, 他在《东园晴步二首》之二中还提到:“浅暖疏寒十日晴, 桃花红暗李花明。”程千帆特撰《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 用光学原理解释了“花不见桃惟见李”的现象, 文章最后还说:“夫科学所以格物, 文学所以状物, 二者若不相谋。然必格物之术愈工, 则状物之精愈显, 是又足以相成。故近世言批评者, 往往借助于自然社会诸科学, 未尝暖昧于一家之言而自画也。”[4]

近年来, 我国的人文学科研究, 正因为不断地引入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因而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以文学与语言研究为例, 一方面引入与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如心理批评、原型批评 (神话批评、神话仪式批评) 、形式主义理论 (本体批评、文字批评、美学批评) 、结构主义理论 (以叙事作品的内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叙述学) 、比较方法、接受美学 (关注读者、受众的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又大胆吸收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数学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法 (如模糊方法、生态学、模型) 等, 使学科面貌焕然一新, 出现了不少论文佳作。如《“鸳鸯蝴蝶派”与大众接受》、《生态学视野中的当代美学》等等。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先生认为, 文学研究中的多学科发展, 实质上是一个学术视野转换的问题, 它会扩充我们文学研究的空间, 由于从多个侧面关注文学本身, 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讨文学自身, 看清文学自身的方方面面。如他所提倡的文化诗学研究, 就是避免单一的政治、社会和文学批评, 而是把文化视野和文学自身的诗情画意、文学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研究。跨学科研究是把文学放到文化大视野中去关照, 避免了学术研究中盲人摸象的后果, 提高了对文学的整体关照意识, 扩展了自身的学术视野。

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将多种学科结合与交叉起来进行研究, 都需要注意各学科自身的特点, 注意各自间的相通与相融之处, 不要硬要套帽子或硬装榫头, 为新而新, 贪图虚名, 追求时髦, 弄得名词、新概念满天飞, 反而使读者如坠云雾。

参考文献

[1]杨玉圣, 张保生.学术规范读本[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157.

[2]陈启云.跨学科与超领域的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32-34.

[3]徐有福.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23-24.

试论学术期刊编辑的政治把关意识 篇4

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认为,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对信息、知识的选择、过滤和优化功能进一步增强,成为引导、控制文化传播的“守门人”。守门人的作用和功能主要表现为检查功能、加工功能、评价功能、导向功能和桥梁功能。“守门人”理论同样适用于学术期刊编辑活动。学术期刊编辑在学术文章的选择、优化、再创造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其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意识是把关意识。把关主要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内容方面包括: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独创性等;形式方面包括:结构框架、行文格式、表述形式等。

编辑活动从微观方面讲,是对文稿进行收集、选择、加工、整理,经过审理、鉴别、核定、重组、编序和排列,使文化信息借助一定的载体得以复制并向社会传播,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文化传播是作者和编辑共同劳动的结果。编辑以作者的文化生产为基础,在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等方面,都与作者在文化创造与传播过程中促成了文化增殖。编辑与作者、作品的关系中通常处于主导地位。就学术论文来说,编辑进行策划、选择、优化与加工,这是在作者原创性的作品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编辑与作者是不可分开的,没有编辑的劳动和扶持,作者的稿件,不可能得到发表;同样如果没有作者来稿,编辑的工作也无从谈起。编辑这种中介性的属性决定了编辑主体是人类文化信息的承接者、创造者和输出者,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信息内容进行加工,并使之传播出去。编辑活动虽然是中介,但传播什么样的信息(知识),如何传播这些信息(知识)就体现了编辑的劳动是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再创造。编辑的创造意识贯穿于编辑工作的全过程。作为行为主体的编辑,根据社会文化需要,对学术论文进行组织、采集、鉴审、选择和编辑加工,其主要功能就是选择与把关。

编辑活动对来稿的选择与加工,还具有导向作用,能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编辑在稿件生产过程中主导地位还体现为编辑的选择、优化、传播与积累的功能。从处理稿件的角度看,编辑工作贯穿于选题、组稿、审稿、改稿、发稿等各个环节,是作品进入社会的中介和枢纽。无论是从信息生产、传播的中介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都具有导向性。在甄别、选择和整合的工作中,编辑通过对文稿的选题价值、文稿内容的科学价值和创新价值的鉴识判断以及对文稿提出修改意见,都体现了对作者的导向。虽然每一位编辑的能力不同,专长各异,但从编辑的特殊地位来说,编辑是“决策人”。编辑在已有的文化框架内选择依据已有的主导文化背景,进行理智的、自觉的、积极的探索和选择,从而完成选题策划、联络沟通作者、编辑加工稿件等行为。对于受传者,编辑提供与精神文化产品相联系的新信息,对受传者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规范等起到一种引导作用。编辑活动的方针、宗旨、规范和运作方式,在尊重原文、保留原意的基础上给作者提出明确合理的建设性意见,使文章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也具有了导向作用。编辑作为文稿质量的鉴定者、保证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直接决定文稿的刊发与否。期刊编辑把关意识的强弱, 将直接影响到学术文章乃至期刊的质量。

就学术期刊而言,编辑从整体出发,对期刊编辑活动作综合研究,同时把学术期刊编辑活动分解为选题策划、稿件组织、文稿审读、加工整理、校读校对、印刷发行等工作,发表具有前沿性、新颖性的文章,引领与推动知识创新。学术期刊从组稿、初审、加工整理、校对、清样到最后出刊的整个过程,编辑都处于这一系列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活动不仅是选择和优化文化成果的活动,而更应该是一种文化传播。编辑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职业特性,在文化传播中发挥引导社会舆论导向、提升社会文化品位、构建符合一定社会要求和价值评判标准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作用。

二、学术期刊也要坚守正确的政治原则

学术期刊传播的是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性是其根本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期刊只注重学术性,而忽略政治思想性。对任何稿件,首先必须保证其正确的政治思想性。学术期刊倡导平等自由的探讨,为学术创新创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同样要求学术期刊编辑把正确的政治导向贯穿于编辑出版的各环节之中。编辑对文稿进行政治质量把关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学术文稿深刻的思想性与原创的学术性,这是由学术期刊的特色决定的。

学术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学术探讨涉及的政治问题的范围很广,覆盖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方方面面,如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外交政策、保密制度,等等。学术文稿政治性的内容包括正确的政治观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机密、涉外关系和有关国界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学术期刊的来稿中不会出现明显违背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言论,但由于作者对相关政策了解不深或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片面性,或者语言文字表达上的失误或不严谨,往往会造成学术期刊的政治险情。要确保学术期刊的政治质量,刊登的文章必须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相关的法律规定。编辑要在社会主义的编辑出版方针的指导下,根据党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的发展需要,在审读、鉴识稿件的过程中,以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来取舍稿件。学术文稿的自由探讨,更是要求编辑必须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政治坚定性,熟悉、理解并善于运用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在处理涉及政治问题文稿的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认真严肃地把好政治关口,做到守土有责。

学术期刊具备各种期刊的共性,但又具备其他性质、种类的期刊不具有的个性。创新是学术刊物的灵魂,是学术论文的本质内涵和内在诉求。学术文稿往往体现出求新求异的思维、批判怀疑的精神、理论创新的追求。对于学术思想观点,编辑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思想观点的学术性是一个很弹性的东西,学术水平的高低也很难有具体的标准,况且,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有时也难以截然分开。对学术刊物来说,学术质量是其生命线。这就要求编辑坚持学术标准,大胆支持学术理论的探索创新和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自由争鸣,在一种民主平等、自由宽松、相互切磋、共同进步的学术氛围中,促进原创性成果的产生。学术探讨越活跃,期刊编辑的守门人功能并没有弱化,反而对编辑的把关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在学术争鸣中的再创造作用的体现就是在浩如烟海的来稿和资料中洞察具有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和文化信息,要求编辑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要经常查阅、收集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编辑取舍来稿的前提应当是担当庄重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也恰恰是把关过程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一环,因为政治方向的对错,将直接导致学术观点的正误。学术期刊编辑不能只注意稿件观点是否新颖、文字是否通畅、格式是否正确、语法是否规范等细节问题,而忽视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编辑不仅要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掌握学科发展的相关情况,熟悉并了解学术研究的动向,更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和历史使命感,逐步提高自身素质与思想修养,扩大政治视野,本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具备严把稿件政治思想关的能力,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及时发现并排除政治“险情”。编辑如果没有过硬的政治把关素养,很容易出现政治错误和纰漏。

三、政治责任对学术期刊编辑的要求

编辑工作质量的政治标准是衡量编辑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编辑组织和编辑人员都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学术期刊编辑首先当然是审查来稿的政治倾向,剔除有政治问题的文章。对涉及政治问题的文稿,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对待含有政治问题的内容或不完善的文稿一定要进行慎重的认真加工处理,如要作较大的删改,比如观点的修正、章节的增删、数据与公式的校正等,必须征得作者的同意。编辑如果责任心不够,随心所欲、以个人好恶作为取舍稿件的标准,就会致使某些不健康甚至有政治问题的文章得以发表。在编辑加工中,要防止借口“把关”,随意删改原稿,更要防止以“文责自负”为由推脱把关责任。一些学术期刊编辑政治把关意识不强,政治理念淡薄,只对文稿做文字加工和版面技术加工,在审稿、改稿时,只对一些有关语言、文字的具体问题,如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用词不当、语句不合乎语法与逻辑、时间概念不清等等语言表达与技术的问题进行纠正。一提到把关,往往认为那是主编、总编等领导的事,与负责文字加工校对的编辑人员关系不大,对存在政治性错误和纰漏的原稿内容也视而不见,其编辑工作如同校雠方式中的“死校”,而没有意识到很多错误甚至是政治方向的错误,都是编辑应该首先发现并加以纠正的。

学术文章的政治问题,概念较为宽泛,它既包含政治路线、党性原则、宗旨信念等,也包括法律、政策、道德等问题。这些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其界限比较容易分清。而学术期刊中的政治错误在很多情况下并非作者怀有不良的政治动机,而是因为语言表达水平不足或粗心大意而造成客观上出现政治性纰漏,这就更需要编辑不可掉以轻心,通过其敏锐的专业眼光审视文稿,排除各种可能造成政治错误的危险因素。为此,编辑人员必须具备与把关意识相配套的较高的政治责任心、政策水平与理论水平、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敏锐的洞察能力。

学术文稿中微观上的政治错误的内容,比较容易出现在涉及民族政策、对外政策以及宗教信仰三个方面的问题上。这些都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当稿件涉及到民族感情、宗教习俗、复杂的国际关系等政治问题时,编辑一定要慎重,处理、加工、整理这类文稿内容的原则是符合党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保守国家机密,严格地同党和政府的公开提法保持一致。加工整理文稿时,要逐字、逐句、逐个标点地看,务必认真、仔细、耐心。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要精读或重读,遇到有疑问之处、自己不理解的地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拿不准的问题,不要轻易放过,也不要轻易改动,要查问,通过查证文献、与有经验的同事商讨、请示领导等方式,力求弄准确。编辑必须认真对待稿件中的这些细节问题,从微观上杜绝稿件中的错误。编辑加工是在审稿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审稿工作的继续。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编辑的选择加工劳动由原来的单向传播朝着双向、多向交互式交流互动转化,使得编辑不仅能够耐心地发现和纠正文稿中的错误,对稿件进行规范加工,还可以让编辑有机会跟作者、印刷发行商和读者进行交流,充分发挥好编辑守门人的重要作用,将错误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并消除政治性的疏漏。

学术意识 篇5

当今时代, 一方面, 数字出版方兴未艾, 传统出版举步维艰;另一方面,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结合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出版的主体,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学术期刊作为国家科研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10000多种期刊中, 学术期刊一直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如专业性、理论性、科学性、强大的学术背景, 等等。然而, 经营乏术却是其长期无法突破的发展瓶颈。2014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第一批认定的学术期刊名单, 一共有5700多种期刊入选, 然而在这个学术期刊方阵中, 部分学术期刊的每期平均发行量不到2000册, 发行盈利不足以支持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挑战与压力, 现代学术期刊编辑应进一步强化哪些意识, 才能从容应对挑战, 抓住机会, 提升自己, 推进期刊的改革与发展呢?在此, 本文着重探讨学术期刊编辑应强化的三种意识。

一学术期刊编辑应强化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不仅为学术研究所必需, 它也是学术期刊编辑在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素质。学术研究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有问题意识, 即文章是基于对问题的认识、理解、分析、解决而写成的。作者对相关学科和研究领域问题认识的深度、广度, 理解得正确与否、分析得是否透彻、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得当, 都需要学术期刊编辑具备比作者更强烈的问题意识。只有这样, 编辑在拿到作者的文章后, 才能够第一时间看出文章的学术价值, 是否具有学术性、科学性, 探讨的问题是否具有意义, 研究是否具有可行性与针对性, 理论上是否有创新见解, 实践中是否有创新应用, 是否具有文化积累价值。从更深的层次来说, 问题意识能使学术期刊编辑在办刊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编辑导向, 能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 倡导学术争鸣, 开创新的学术风气, 形成新的学术研究风格, 与学者共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如此, 学术期刊所刊发文章的专业性、学术性才能达到相应的高度, 及时反映某专业领域的新发展、新理论、新成果, 提出新见解、新问题。此外, 所刊发文章的学术研究视野才会更加宽广, 更具有前瞻性、权威性, 应用价值高、学术性强和信息量大。所以, 学术期刊编辑应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学术问题意识、选题问题意识、规范问题意识, 等等。强化问题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积极参与到学术研究中, 置身于学科发展的前沿阵地, 发展自己的科研能力, 毕竟问题意识的产生、不断强化源于对学术前沿课题的关注、探讨和动态的考察中。同时, 提高对科研前沿热点话题的关注度, 练就见微知著的识别力、精准把握的判断力。

二学术期刊编辑应强化危机意识

传统学术期刊在长期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积聚了厚重的学术资源, 其专业性、严谨性和权威性已获得业界的广泛认可。这与其出身不无关联, 我国的学术期刊多依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等, 生存于比较安逸的环境, 几乎不存在生存的压力问题。因这些单位优越的学术环境、较高的学术层次, 自然促进了高水平的自然来稿。这些不可替代的优势也使得处于其中的学术期刊编辑极度缺乏危机意识。然而, 在出版界发生深刻变革之际, 学术期刊的发展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 期刊改革进入一种常态, 学术期刊也将面临新一轮的改革, 如《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的, 积极开展学术期刊质量评估工作, 运用评估结果, 对评估不达标的学术期刊限期整改, 整改不合格的, 予以退出;对出版质量高、学术影响力强的学术期刊予以政策扶持, 提升学术期刊的整体质量。此外, 在“互联网+”背景下, 媒体分众化、受众原子化的趋势愈演愈烈, 使得对核心受众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

学术期刊编辑只有强化危机意识, 对自己服务的期刊做好更深层次的准备, 建构自身开放型、复合型、动态型的知识构架, 及时更新理念, 提高选题策划能力, 关注重大理论与前沿问题, 开展深度的讨论, 才可能使学术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只有对学术期刊的发展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 才能对自身的出版资源进行优化组合, 并整合相关学术资源, 以永葆学术“慧眼”, 发挥资源的集聚效能。对于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 是继续坚持综合性办刊, 还是走专业化道路, 探索“专、精、特、新”的发展路径?更要立足自身优势进行深入思考, 抓住改革契机, 研究国内外学术期刊专业化发展的特点与优势, 适应符合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文化需求。

三学术期刊编辑应强化大数据意识

大数据, 即大小超出常规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大数据具有4个重要的特点, 即大量、高速、多样、价值。大数据能够将原本分散存储在不同渠道的数据进行整合, 并作为整体加以利用, 实现统一管理, 为信息的分析、提取、利用、开放、共享提供基础。同时, 大数据的信息平台, 使数据资料更加全面、完整, 如某个作者或读者喜欢浏览哪些学术网站、下载哪些学科的App、查看哪些学术研究内容等, 都能聚合在一起, 数据信息的使用变得更加方便快捷高效, 可以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大数据处理模式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能够使决策更具科学性、权威性。数据承载着信息, 在大数据的实际应用中, 最终目的在于利用大数据进行更好的决策。在大数据业态下, 学术期刊编辑要积极主动地提升信息素养, 掌握熟练的网络技术, 在使用国内外学术研究网站、数据库等时能熟练查找自己所需要的学术新闻信息和学术研究成果, 进而形成自己熟知的专业领域。利用大数据可以对作者群体、读者群体进行细分, 然后对每个群体量体裁衣般地采取独特的行动, 为作者群体提供其所需的学术研究资料, 为其进行研究提供独特、富有成效的帮助;对于读者群体, 可利用大数据分析得出的读者信息消费特点, 为其定制独一无二的学术期刊。

虽然, 学术期刊目前就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 尚缺少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 但积极探索和利用作者数据、读者数据的价值, 已是大势所趋。从理论到实践, 大数据的发展为出版行业的改革、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大数据的本质是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 这就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尽快适应大数据这一时代背景, 培养并强化大数据意识, 借助于大数据的海量信息源和整合能力, 在无限的信息流中甄别、筛选、分析、整合、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 以全新的理念来承担数据信息加工和传播的职能, 为作者群体、读者群体提供精准化的服务。

总而言之, 新时期学术期刊编辑的意识很关键, 应修好内功, 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问题意识、大数据意识、危机意识, 认清自己在期刊改革浪潮中的位置, 从而在工作中有担当, 善作为。无论时代如何风云变幻, 坚守学术理想, 增强文化忧患和担当意识, 承担起文化传播和建设的神圣使命, 始终是学术期刊编辑责无旁贷的职责。

摘要：随着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结合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 学术期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影响学术期刊的质量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学术期刊编辑的意识是重中之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学术期刊编辑只有强化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大数据意识, 才能保持与时俱进的步伐, 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 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促进学术期刊的有序发展和质量提升, 最大限度地拓展学术期刊的生存空间。

关键词：学术期刊编辑,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大数据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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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娟榕.危机意识　协作意识　信息意识——学术期刊编辑的现代意识探析[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10 (1)

[3]王绍林.浅谈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精准”意识[J].文教资料, 2015 (36)

[4]彭国庆.论学术期刊编辑的问题意识[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 (3)

学术意识 篇6

朱春阳: 走上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道路其实是偶然的选择。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尤其是对现当代诗歌特别喜欢。 打算考研后,也是想读新诗研究方面的专业方向, 甚至当时已经锁定了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的一位导师作为自己追随的对象。 可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两件事情改变了我的志向: 一件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一件是《河南日报》旗下 《大河报》的创刊。 我当时想,研究诗歌大概属于个人爱好, 而新闻报道却可以将个人写作能力转化为改变社会现状的力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何其快哉? 我当时的理想就是进入媒体,为民请命,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社会。 就这样,我心怀憧憬、满腹理想地走上了新闻传播学的道路, 并选择了新闻业务作为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向。

曾培伦:那您后来为何没有到媒体工作呢?

朱春阳: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我在读研期间一直在媒体实习, 并把人物专访和深度报道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很多同学进入实习单位时总感觉无事可做或者缺乏目标。 我当时也遇到过这些问题, 后来想,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写稿子,倒不如规划出自己的主线,这样就可以突出自己的特色了。 人物专访就是我当时给自己确定的主线, 包括后来到 《人民日报 》实习 ,我也有意在选题上突出人物专访的特色。 等到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拿着一本厚厚的剪报,一篇篇都是人物专访,我想效果会很不错吧。 但是,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尤其是舆论监督的稿件。 总体来看,新闻的话语空间还是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制约,收获更多的不是写作的畅快,而是欲言又止的抑郁。 为什么会这样呢? 日常的吐槽不等于专业的剖析。 我在实习的时候也一直希望能够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就一直查阅文献,想一探究竟。 也正是对理论回应的兴趣和好奇, 让我在研究生阶段大量阅读文献,并试着写作论文,阐释自己关注的问题。 我当时想, 如果连本专业的核心文献都没有读过,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新闻学的研究生呢? 这一点自律还是需要的, 尤其是外专业转入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

但是,到媒体工作还是做研究工作,这个选择一直伴随我到读博阶段。 博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报考人民日报社。 可天有不测风云,离考试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我坐火车的时候手被车门夹了, 右手食指的指甲都被夹掉了。 我当时就一声叹息,这可如何参加笔试?! 看来是上天替我在做选择吧。 几乎是同一时间,我的第一本专著《传媒营销管理》 在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我当时博士还没有毕业,出版社还支付了一笔那时对我来说不小的稿酬, 让我看到之前的学术积累受到了尊重。 后来,考虑再三,我决定留在高校工作。

曾培伦:那您为何选择媒介管理学作为您最初的研究方向呢?

朱春阳:我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新闻业务,就是奔着毕业后到媒体工作去的。 但阴差阳错,我还是读了媒介管理学的博士。 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媒介产业化”和“新闻自由”是敏感话题,要求大家尽可能不要涉及。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恰恰是 “内部新闻自由探析 ”,最后只好加了个 “西方”,只讨论这一问题的西方案例。 而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的黄升民教授在《现代传播》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重提媒介产业化》,当时该杂志的主编是朱光烈教授。 我一口气读完黄老师的文章,对他的胆略与勇气钦佩不已。 同时,我也注意到,如果针对同一问题进行讨论,新闻传播学的话语空间相对逼仄,而经济学、法学甚至文学的话语空间都要开阔得多。 我当时对法学和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这两个专业的不少文献,甚至想考律师资格证书。 不过,我比较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媒介管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出台新闻法的呼声一直不断,但至今还看不到具体的日程表。 就国内研究新闻传播法的几位教授的话语空间来看, 似乎也并没有因为引入了法学框架而有所扩展。 作为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我一直认为,我所研究的问题都没有超出新闻传播学的范畴, 只是借用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关话语体系来扩展可能的话语空间。 而一旦进入到媒介经济学与媒介管理学的研究框架,就要保证自己的研究和经济学、管理学已有的研究能够共享核心话语体系,以方便对话,汲取养分; 否则,媒介经济学真的就成了经济学的弃儿了。

当然, 除了我自身寻找适合自己的话语体系的个体体验因素,传媒业作为产业的属性日益突出、产业发展 突飞猛进 的现实也 是一个很 重要的原 因 。 2000年前后,传媒业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大量资本介入传媒业的扩张活动中,传媒业也从以采编为核心的生产者为主导开始转向以用户为核心的市场需求为主导,对用户的关注、对商业模式的探索与改造都成为研究的一时之热点。 当时传媒产业研究有多热? 可以去查一查当时的研究文献,目前新闻传播学的教授几乎都在那个时候写过讨论传媒产业发展的文章。 但是,很显然,媒介经济学与媒介管理学毕竟是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 当所要探讨的问题复杂到对专业化有更高要求的时候,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成了过客,只有少部分的学者还坚持这一领域的研究。 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喻国明教授发起成立了 “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凝聚起一批致力于该领域的学者。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曾培伦: 拜读您的文章, 感觉您从读博士到现在,研究的旨趣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您能谈一谈你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吗?

朱春阳:刚刚进入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多新鲜的思考, 但是一查文献就泄气了, 因为探讨同一问题的文章老早就已经汗牛充栋。我和同学们开玩笑感叹我们来晚了,不然也可以写出好多论文。 其实,这是无知的说法,说明当时的积累很不够,还提不出新问题。 新闻传播学专业近年来发展很快,我读硕士的时候全国大概只有几十家院系开设这一专业,现在据说已经有800多家。 新进入这个专业的同行或许都会遇到我当年的问题,如果不读文献开始写文章就很容易重复前人的研究。现在打开一些专业期刊,看看里面的文章,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一些文章还在讨论30多年前的老问题。 这也是我对学生做研究一再强调阅读文献、做研究综述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如果在某一领域读过几篇文章或几本书就开始写文章,是有些太着急了。

我自己的研究有迹可循始于读博士阶段, 最早是对市场营销问题的关注。 这与当时报业发行大战、 省级卫视收视率大战的产业发展现实有关系。 了解一些现实,阅读一些文献,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些理论与现实不一致的地方,分析一下、写成文章很快就能发表。 我当时喜欢买书,往往是稿费来了基本上都买了书;然后看书后再写文章,稿费就又来了。 发表文章对于每一个读书人来说都是一个大的诱惑, 我也不例外。 我读硕士阶段发表了8篇文章,读博士阶段发表了40多篇文章。 可是,这些文章真的有意义吗?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基于书本理论框架而给出解决方案的文章有意义的话, 那么这些文章对于我来说只是发表了论文、挣到了稿费,进而拿到了奖学金、评到了职称等;而对于媒体来说, 多看几本书,明白这些道理,就能够增加数以亿计的收益,为何他们不去做? 难道他们都是傻子不成? 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媒体按照我们论著中所谓的 “正确的解决方法”去运营媒体? 或许后者才是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例如,一提到中国动画,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问题在于未能拓展产业链, 收入过于集中于动画片本身的销售。 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如果扩展上下游产业链可以增加收益, 对于动画商来说恐怕是挡也挡不住的诱惑; 如果不能探明当下中国动画片产业链拓展的真正阻碍因素所在, 简单建议去拓展产业链, 好像假设业界连产业链常识都不知晓,这恐怕是脱离现实的研究。 如果说,我现在的研究和15年前相比有何进步,或许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了。 不再去急着开药方,而是集中于探究问题生成的症结所在。 对于应用研究来说,这或许让人沮丧,但却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做法。

曾培伦:您说的“伪问题”的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比较困惑的地方, 那么媒介经营管理的研究价值在哪里? 大多数的国内研究都是提策略讲应对,或者发明一些概念和提法, 这些都缺乏和业界真正可以对话的框架。 这几年参加了几次会议,整体的感觉是 “业界和学界都觉得对方很奇怪 ”,学界觉得 “你怎么不这么想”,而业界觉得“你怎么知道我没这么想过”。

朱春阳:对的,能够对话是很重要的,要建立起对话的可能性框架才有助于研究“真问题”。 黄旦教授曾经说过,如果存在一个新闻传播学“复旦学派” 的话,其特点大致可能是“国际视野、经验出发、落脚中国问题”。 我十分认同这一观点。 按我的理解,所谓国际视野,就是考察问题的时候要视野开阔,同样的问题并非只有我国才发生, 国际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要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空间坐标;经验出发,即从问题发生的实际场景与现实出发,而非理论移植; 中国问题是研究的出发点,也应该是研究的归宿点, 问题意识是决定研究有无价值的关键。 对于研究生而言,我常常在上述三点之外增加一个“理论框架” 的要素。 在我看来,研究生刚刚进入研究领域,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意识, 即自己的研究要基于前人的研究开展, 理论框架的要求根本上是希望同学自己的研究要能够和前人的研究在一个共同的话语框架内展开,成为整个研究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而非自说自话,经验式的总结与概括。 黄旦老师的要求是更高的要求,能够立足经验来检验理论,进而修正理论是研究的重大突破,当然也是研究者渴望的研究成果, 但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完成。

问题意识,是我自己做研究时最为关注的。 能否提出一个好问题,决定了研究质量的高下。 学会提问题,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可是,好问题是学术积累的结果,同时也带有运气的成分,因为它往往来自理论与现实的碰撞,时机不对,问题也很可能擦肩而过。 例如,2005年韩剧在中国的流行引起了我的关注, 而之前我一直关注中国电视剧的产制问题。 当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大国,年产电视剧14000集左右,可是每年电视台能够播出的新电视剧大致在7000集。 这就意味着有7000集电视剧生产出来是无缘播出的, 中国电视剧市场已经进入到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市场发展阶段。 但是, 考察韩剧从2001年到2005年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却是5年增长了15倍, 而且2005年配额800集也被抢购一空。 这是为什么? 我当时找到的相关理论框架是霍斯金斯等人基于美国经验而得出的。 该理论认为, 国内市场规模与文化折扣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共同消费品(含影视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即那些国内市场规模大、 文化折扣小的影视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优势。 按照这一框架来观察中韩之间影视产品贸易完全不得要领, 中韩之间当时文化产品贸易表现为严重的逆差,而且一度达到1∶10。 韩国人口4800万,中国13亿多,中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内市场规模。 同时,文化折扣理论认为,同样的影视产品在他国销售时, 一定是低于该国同类产品价格才能够获得市场接受, 而当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单集价格最高的 《汉武大帝》 的价格为7万元人民币,湖南卫视播出的韩剧《大长今》单集价格1.1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已经高过《汉武大帝》的价格。 为何主流的影视产业国际竞争力阐释框架遇到中韩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现实缺乏解释力了? 是理论出现了问题,还是产业现实出现了问题? 对这一理论与现实严重冲突的思考让我耗时近两年才写出一篇论文 《权益分割的技巧与市场延展的边界———电视剧产制模式的国际比较》,并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年第4期。 在这一文章中,我认为,生产者权益的优先保护是美国与韩国电视剧获得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而我国现有体制保护的却是国有资本垄断的播出平台, 以民营力量主导的电视剧生产商的利益却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同时, 区域分割所形成的 “诸侯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消解了我国超大国内市场规模这一天然优势。 这篇文章是我的研究从微观营销策略转向中观产业政策的一个代表。 后面十年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内容产业政策与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来展开的。 不过,如果上面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做,恐怕后来也不会做了。 因为很快我国电视剧的价格就一路飙升,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 和2005年之前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否意味着电视剧生产商的利益已经得到了优先保护呢? 这是近年来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内容产业的国际贸易中,除了动画是顺差,其他都是逆差。 是否动画产业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培育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本呢? 我们考察下来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此外,电影产业也是我们近年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中国电影产业票房收入结构非常不均衡,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票房的一路飙升,国际票房不仅没有相应增长,反而出现了急剧的下滑与波动; 而美国电影票房结构中国内票房占比低于国际票房, 而且国际票房的增幅远高于国内票房。 我国从2001年开始启动“走出去”工程,其中电影产业的国际票房一直表现尚可,近年来为何在国内票房快速增长的时候, 国际票房却出现了反方向的波动? 这些问题很有意思,也是我们目前重点研究的一些问题。

目前, 我们团队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我国文化走出去工程政策体系优化研究”正是我们从2005年以来进入该领域后发现的问题的集中研究。 我们主要致力于对动画、电视剧、电影与出版这四个位居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内容产业政策开展研究,通过行业之间的比较、国际间的比较,希望能够挖掘出有价值的问题和结论, 也欢迎对上述问题感兴趣的同行加盟我们的研究团队。

曾培伦:您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朱大哥”。 您是怎么带研究生的? 能对研究生在校期间如何学习提些建议吗?

朱春阳:首先,我最主要的建议是希望同学们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多读书、读好书,尤其是本专业本领域的核心文献,一定要读得进去。 我上课的时候对学生交的课程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用百度百科词条中的内容,或者通篇文献全部来自“中国知网”,而没有专著类文献。 百度百科提供的只是碎片化的知识, 缺乏系统性与连续性,属于“肢解”的知识碎片。 知识何时才有意义? 知识只有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才有价值,而这个转化过程仅仅靠百度百科的词条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回溯到知识生产的现实场景和生态体系。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存在非常核心的系统文献, 脱离了这些文献, 就无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和解决问题,也无法融入到知识生产的主流群体中对话、反思与进步。

其次,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参与到导师负责的课题中,我称之为“干中学”效应。 研究生阶段需要养成良好的问题意识和合作精神, 在发现和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养成好的学术思维习惯。 如果读书期间不能参加导师的课题组, 游离于团队之外, 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就浪费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不过,习惯了团队思考也会出现新的问题。 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同学希望我给一个毕业论文的题目, 然后自己去找资料完成。 这样做的好处是会少走弯路,节省时间;但坏处也显而易见,同学自己无法享受积累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快乐, 而且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也会因为要和导师保持一致而小心翼翼, 无法形成创新性的见解。 我希望给一个大致的研究对象,具体结论则由同学自己来完成论证。 这样就要求同学在和我讨论的时候有一定的前期积累,否则对话无法进行, 论文完成的质量也难以保证。

再次,既然要读研,就要有基本的学术诚意。 学术诚意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你愿意为写论文读多少书、付出多少时间和多大的劳动量。 每年毕业论文答辩季, 都会遇到那种一看就是熬几个通宵炮制出来的所谓“毕业论文”,大家还要很配合地“答辩”一通。 我常常告诫自己和我的学生, 当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论文还留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对自己生产论文这件事情保持敬畏。 媒介管理学是面向业界与学界探讨问题, 我的文章也因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面向业界焦点问题的探讨,以问题分析为主;一部分是理论层面的探讨,以学理分析为主。 前者往往数量多一些,严格来说不能算是论文; 而后者作为学术论文如果每年有1—2篇能够让自己满意,也就很不错了。

能够进入复旦学习的同学都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学术很多时候需要“笨精神”。 小聪明可以写出本科阶段的课程论文, 但却很难写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 这是因为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而问题意识、逻辑论证能力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 而非小聪明可以做到的。 而且,越是读书,越是感觉学海无涯,研究越是胆小,对问题的论证则更加谨慎。 不过,遇到好的论文也是一种享受,读起来为同学们的努力付出感到很高兴。

朱春阳简 介

朱春阳,男,1972年7月出生,河南平舆人。 先后就读于河南教育学院、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得传播学(媒介管理学专业)博士学位,师从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张国良教授。

2004年至今,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 现为媒介管理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CSSCI期刊《新闻大学》栏目主编,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项目学术主任, 教育部传播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哲学社科创新平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同时兼任中国新闻奖评委, 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东方早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等媒体特约评论员,中央电视台、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等多家媒体特聘专家等。 先后入选复旦大学“世纪之星”、上海市 “曙光学者”。

目前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 (项目执行人),先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2项、上海社科基金项目4项、其他省部级项目5项,与媒体、政府部门合作项目20余项。 先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爱好者》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60余篇。 论文《权益分割的技巧与市场延展的边界———电视剧产制模式与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比较研究》《基于钻石模型视角的区域动漫产业扶持政策比较研究———以杭州、 长沙为例》《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何困难重重———以文化产业国际贸易政策为视角的考察》 分别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 出版著作有《传媒营销管理》《现代传媒产品创新理论与策略》《现代传媒集团成长理论与策略》《现代传媒集团产业链发展战略研究》《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传播》等。

学术意识 篇7

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是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关键环节,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观念上层建筑,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即意识形态性。正是意识形态性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一般教育区别开来。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的学生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所传播的政治法律思想、宗教与道德观念、艺术与哲学思想等等,总是体现一定阶级的阶级意识,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

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上层建筑,是为在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传播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资产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和思潮。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政治生命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引导青年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正确看待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丰富多彩,差异很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国内的各种思想观念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的局面。[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为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又要倡导、包容多样并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片面强调多元化是危险的。苏东剧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同时,对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经过辩证否定后使之为我所用,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格局,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三)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处在绝对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我们,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弄清楚坚持什么和发展什么的问题,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在一个地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今天,那些所谓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有害的;根据自身需要去裁剪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也是有害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明了“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4]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但并不是所有形式新奇时髦的观点都是理论创新。在当代中国,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就是要坚持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

有些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容易做,只要跟着形势走,适时讲一讲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学术含量,用不着搞科研。特别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些教师把精力放在课件制作、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上,课堂上讲一些正确而没用的大道理,缺乏严密的理论论证和强有力的学术支撑。结果是,教师讲得精疲力竭,学生听得昏昏欲睡。有些教师专业知识不够扎实,存在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有误、含糊不清现象,理论阐述缺乏论据、理论的内在逻辑混乱就成必然的了,更不用说关注学术前沿,观照社会现实,关心学生遇到的疑难困惑问题。可以说,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无效的,而且会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学术支撑

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复杂斗争的形势下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就要想办法让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进教材、进课堂,最终进学生头脑。在当代中国,要引导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秉承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知荣明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人认为,阶级性与科学性是不相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可能是科学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近170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必须由学术理论来承载。如果没有学科的学术理论支撑,教师靠低级媚俗的笑话、喊口号式的宣讲、花里胡哨的形式、枯燥乏味的内容,根本不可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目的。大学生反感的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色彩,而是缺乏学术性的空洞政治说教[5]。教师一次两次的哗众取宠或许能暂时赢得学生的掌声,时间久了,终将显现其浅薄和粗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注重理论学习,坚持学科的科学理论研究,积极拓展学术视野,了解学术前沿,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学识素养,在课堂教学中讲出学术性,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让学生获得真知灼见,感悟到思想政治理论的博大精深和理性思维的无穷魅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才能得到提高。

(二)大学生的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

大学阶段,正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经过中学阶段的学习教育,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些内容,大部分学生有了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常识。假如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线教师不能在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等有所深化和有所提高,学生就会丧失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此外,网络信息时代决定了当今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移动网络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教师不再具有掌控信息的绝对优势。调查发现,地处西南边陲的昆明学院在校大学生,无论是来自贫困山区还是富裕家庭,差不多人人都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借助国际互联网,他们可以轻松快捷地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他们比较缺乏对鱼龙混杂信息辩证分析、判断和综合的能力。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停留在收集各种信息资料的基础上,讲授只是浮光掠影般地触及事物表象而无法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本质,势必会大大降低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吸引力、感染力。

当前大学生的以上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要认真搞好科研,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清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讲授时才能做到胸中有底,心中有数。不以教学带动科研,教学水平难以提高;不以科研促进教学,科研价值无从谈起。教师只有以学术科研支撑教学,才能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理论意识的自觉性。

(三)理论创新的要求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

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科学性的必然要求。随着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整。如果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固步自封、思想僵化,不能体现时代性,不能富于创造性,没有相应的学术水平,仅凭着自己的经验或是盲目地进行教育,其地位怎能得到巩固,其价值怎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马克思在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面对当代大学生一定程度上是非观念的混淆、理想信念的动摇、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等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从学理上讲清什么是真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真理从哪里来;讲清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精神生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物质生活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讲清中国共产党人把“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一切思想和行为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的理论依据;讲清中国共产党人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和“两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哲学基础;讲清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历史趋势的科学分析,那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有可能实现从“科学理论掌握学生”到“学生掌握科学理论”的转变,达到冯契教授所讲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目的。

三、找准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结合点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最主要实施者,其思想立场、价值观念、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如果教师自身的政治信念不坚定,学术研究匮乏,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含糊其辞或者一味迎合学生,甚至放弃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课堂上向学生传递和散布不良信息,这种消极示范效应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觑。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真学真懂真信真教真马克思主义;自觉用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践,帮助学生筑梦、追梦、圆梦,让一代代年轻人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正能量。作为学校,应坚定不移地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抓紧抓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从整体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水平。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责任,学校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一支由各级党政干部和团学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心理咨询教师等人员组成的党性强、作风良、业务精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齐心协力做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发挥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外的其他哲学社会课科学课程内容丰富、量大面广,除了语言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少数课程外,如马克思主义美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艺术学等绝大多数学科也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所以,这类课程中的绝大部分也起着直接或间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培养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全面知识与能力、健全心理人格和健康体魄的全面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所承担的重要使命。全面素质包括了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两个方面。如果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主渠道,那么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不仅是科学文化素质的主要承担者,同时还起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展开、深化、呼应的重要作用[7]。如果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教学中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教书育人的原则,就能起到很好的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通过文史知识、艺术欣赏的教学,可以不仅唤醒学生的历史使命感、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审美情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三)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有效机制

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还需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水平和科研成果转化率。这不是依靠教师个人努力就完全可以做到的,而是要相关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各院系携手共抓,从学科建设、课题申报、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方面为教师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创造有利条件和政策保障,力争建立省际、校际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体制,形成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的良性互动。加大科研奖励力度、鼓励教师访学进修、鼓励教学科研交流等都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重要举措。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离不开扎实的学科学术研究。淡化意识形态性是危险的,轻视学术性是错误的,必须坚持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教师既要在政治原则和立场上自觉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坚持向学生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反对“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又要加强学术研究,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反对利用反动言论、负面新闻、庸俗观点来误导学生。

摘要：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淡化意识形态性和轻视学术性两种错误倾向,一定程度上消解和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要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体现学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目标,应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关系。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学术性

参考文献

[1]蒋旭东.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9):65.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52.

[3]聂立清.论我国当代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J].理论月刊,2015(3):38.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18.

[5]陈文泽.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统一[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67.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