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地位（通用4篇）
学术地位 篇1
摘要：吕祖谦是南宋初期著名的理学家,其家传甚厚,又博采众长的治学态度,故使自己成为江南浙东学派的领袖人物,并使自己所创的吕学成为一门显学,与朱学和心学齐名。其思想体系博而杂但却自成一体,成就自己的一家之言。
关键词：吕祖谦,博采众长,浙东学派,学术领袖
吕祖谦(1137———1181),生活在宋高宗与宋孝宗之际,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与张栻、朱熹合称东南三贤,与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三家理学呈三足鼎立之势。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以后,儒家学派理学一分为三,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的吕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三派。三派发展各有其特点,朱学以格物致知见长,心学是讲求从人的内心出发,而吕学则是主要是家传,在家传的基础上兼取各家之长,因此吕学的学问也比较杂。吕祖谦个人在经学、史学、哲学、文献学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吕祖谦在诗经学方面的成就既注重传统又重视创新,他解诗的手法和方式与朱熹形成强烈的鲜明对比。同时吕祖谦也是一个以史学见长的理学家,他具有高超的历史考辨能力,特别是对秦汉五原郡设置时间问题的考辨,充分体现他对某个历史问题独特的考辨方法和方式,对后来的史学考辨和清代的考据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吕祖谦主张“平时持养之功”和“随时体察之功”,诚然是对心学的一种纠正,更具人格神的意涵和有着变幻莫测的灵明、觉知与能力等。吕祖谦之所以在经学、史学、哲学上有着很高的学术成就,来源于他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吕氏的中原文献学博洽文史,精通中原历代所流传下来的文献,也能汇集四方名家所持的学术观点,融会贯通、独具一格,充分体现儒家“和而不同”的精神追求。
一、吕祖谦生活的时代背景
吕祖谦生活在南宋的初年,即宋高宗与宋孝宗之际。两宋之际的靖康之难,北宋恰好被金人所灭,反映出当时社会严重的民族矛盾,刚刚建立的南宋朝廷处在一种内忧外患的艰苦环境下。外有游牧异族的军事侵略,内不断有难民、贫苦农民等对朝廷的反抗。刚建立的南宋朝廷不但没有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相反北宋末年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军事危机和人道德上的精神危机非但没有被消除,在南宋初年都有所加重。政治上南宋朝廷的屈辱求和,朝廷内部互相倾轧,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替出现,南宋整个社会在整体上给人一种政治、军事颓废与学问文化蓬勃发展的鲜明对比。
两宋之际,当时的学术界正值洛学与新学互为争长,适逢当时政治上参与而加剧,同时两派也面临着自身分化的问题。二程的洛学包含了程颐、程颢之学,二程虽同归于理学,但二程对于儒学探究的方法与手段上面有着明显的不同,程颢重视对于人本心的探究,程颐重视对于理的探究。洛学的崛起和发展逐渐表现在当时南宋朝廷的政治参与上,特别针对金人的态度问题上面,传承二程理学的道学派与当时的主战派站在一起,高举抗金大旗,但学派也因此随着主战派的升降而起伏。同时,伴随着南宋朝廷深刻的政治危机和文化上的学术争端还有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南宋时期的“东南三贤”等一批南宋学者从导学方面入手,希望通过道德方面的改善来影响当时的朝廷,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以此挽救日益沉重的各种危机,这是南宋初年学术动向上的表现。
南宋严峻的社会形势造就了一批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学者,浙东学派就是当时的代表,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吕祖谦。南宋的浙东学派力主发愤图强,一方面学习军事技巧,研究战略、战术,向主战派提出了不少军事方面的抗金主张,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深入分析国势衰微、政治军事出现颓废的深层原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浙东学派的众多理论与思想皆是围绕救国救民的思想道路而来的,不少学者甚至直接投身于抗金的实践当中[1]115。
二、吕祖谦的学术渊源及其学术领袖地位形成
当时浙东学派分为三派,即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从学术成就和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来看,吕祖谦是其他三人当之无愧的学术导师。不可否认的是,浙东学派永嘉与永康学者继承并发扬先秦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陈亮倡导“道在事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叶适也在五行八卦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认为世界上的物质是独立存在的,然而吕祖谦的世界观是唯心的,但其具有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世界上的万物是相对矛盾存在的,矛盾双方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并认为世间万物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只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就能探索出其中隐含的规律。浙东学派反复强调道德可以与人欲、功利相统一,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陈亮认为人欲是客观存在的,它是道德的基础,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只会使道德成为一种空谈。叶适也认为性与欲皆为人的本性,义与利也是相辅相成的,统治者应该推行仁义道德。吕祖谦本人认为纯粹的义与利是不存在的,求利不能弃义,行义不能斥利。在政治方面,吕祖谦对千百年来实行的封建君主专制提出某种怀疑,并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各种弊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是浙东学派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否定君权,他们的确有了新的思想萌芽,推动了封建社会末期反专制思潮的发展。
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从事很多教育活动,他进行官方教育的同时又广收门徒,进行私学教育。最为著名的是他发起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为盛名的哲学辩论会———鹅湖之会,鹅湖寺处于湘、浙、赣三省交界,与会的学者除朱熹和二陆两兄弟外,还有三省的学者和吕祖谦的好友,会上朱氏精于析理,二陆长于口才,会议的时间之长,辩论之激烈,气氛之热烈,盛况空前。会上吕祖谦端坐主席台,倾耳以听,并做了会议的总结,表现了吕祖谦独具的学术魅力。朱、陆两家表面上是围绕“教人之法”的问题展开的,实质上则是两家的本体论、世界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差异所致。朱熹一直强调“天理”是万物的本源,是恒古亘今永世不灭之物;而陆氏则坚持“心外无物”的观点,应该从人的本心去致良知。虽然吕祖谦比较赞同朱熹的观点,但他也肯定了陆氏的心学之说,并诚恳地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因此他发起并组织了鹅湖之会,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两家化解分歧,化归为一。最后,在吕祖谦的努力排解之下,陆九龄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而陆九渊虽然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对吕祖谦为两家排解矛盾所做的努力表示感激。吕祖谦虽然最终未能使两家会归为一,但是在他自己的学术体系中,他却做到了这一点,比如他坚持“心”“、理”的二元论,并且在他的其他学术思想中吸纳融合了朱熹和陆氏的许多观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反理学的浙东学派思想和主流理学思想结合起来,推动了理学的持续发展[2]83。
吕祖谦的治学特点是兼容并蓄,始终坚持不偏向一家学说,博采众长为己用的态度,在与他人学术交往时也不会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断绝与他人交流,自觉摒弃狭隘的门户之见,辩证地看待各家学术观点,吸取他们各家之所长,诚恳地指出各家的不足,为各派学者所崇敬。在当时,吕祖谦和朱熹是各成一派的学术思想家,彼此在学术见解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经、史问题上,两者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朱熹的观点认为经史之间的关系是本末的关系,经是本,对史不必过于看重。而吕祖谦则认为应当经史结合,并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儒家的经典。虽然他们在学术的见解上是相左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朱熹几乎所有的文字在问世之前都要征询一下吕祖谦的意见和建议,每次吕祖谦也是接到手稿后认真阅读,坦陈己见。而吕祖谦也能平和地对待他人对于自己的学术批评,比如朱熹批评他“驳杂不纯”,吕祖谦并不以此为难堪,相反他能和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平和相处,保持融洽的人际关系。他认为学术上要防止自高自大、自得自满,要做到学无止境、教学相长。大凡学问上自以为是的人基本都是没有真才实学之人,真正博学的人他连弥补自身的不足、解决自身的困惑尚且自顾不暇,哪还敢自以为是地到处炫耀呢?故有真才实学者是内敛而不露,而无才学者相反要通过炫耀自己的学问而掩盖自身的不足。因此吕祖谦在治学上不敢自满自足,而是虚心地接纳四方之士,认真听取他们的不同见解,并把他们的不同见解融会贯通汇整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3]179。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和而不同”精神同样适用于学术追求,允许存在不同流派和不同声音,要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去容纳和接受不同学者的不同意见,做到看理不看人,倡导多元化的学术发展。在中国的南宋初期,当时的思想界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繁盛的学术氛围,特别是鹅湖之会之后,中国孕育了良好的学术作风并使学术追求上走向了自由化。而吕祖谦本人也是秉承了这种博采众长的治学态度和和而不同的学术交流思想,成就了他在南宋时期学术的领袖地位和崇高的学术地位。
学术地位 篇2
〔关键词〕读者；学术引征服务；主体地位；识别
〔中图分类号〕G252.7；G3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10-0108-03
所谓学术引征服务，是指以SCI、Ei等检索工具为依托，对读者的学术成果被其收录、引用等情况进行综合性检索，并出具引征报告的信息服务活动。
在学术引征服务中，读者（引征需求者）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学术引征服务围绕着读者的学术成果展开；读者既是学术引征服务的需求者，也是学术引征活动的参与和主导者，更是引征报告的最终使用和受益者。因此，对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进行识别，不仅可以明晰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有利于读者在图书馆服务中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立足于图书馆学术引征服务的工作实践，从读者的民事主体身份入手，对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主体地位进行较深入的识别研究。
1 关于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主体地位
在文艺学家看来，所谓主体，是指人类含目的性指向的活动的载体，人类活动是主体性的活动，主体则是活动性的主体，“没有无主体的活动，也没有无活动的主体”[1]。
学术引征服务作为一种普通的民事关系，参与这一民事关系的各方主体地位的确立远没有这么复杂。按照民法的基本理论，在学术引征服务这项基本的民事关系中，读者是作为民事关系的一方而存在的，其主体地位的取得始于他使用了学术引征服务。作为民事关系的主体之一，读者贯穿于学术引征活动的一切步骤，他既是民事权利的拥有者也是民事义务的承担者。读者与民事关系中的其它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成为学术引征服务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决定力量。
国内外关于读者在图书馆服务中主体地位的研究，不但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历史渊源流长。在国外，早在1913年，列宁就提出，图书馆服务的目标是“迅速满足读者对图书馆的一切要求”。图书馆史学专家D.E.约翰逊在其著作《西方图书馆史》中则这样写道“在书籍和图书馆的历史中，人的因素始终是重要的。”[2]美国的情报学家C.H.戴维斯在《情报科学导论》一书的序言中天才的论述道：“不管使用的设备和信息系统有多么复杂，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助人。”[3]著名情报学家C.N.莫尔斯的表述就更加直接，他说“在情报检索中，接收者（而非发送者）才是活跃的一方。”在国内，关于这一论题的研究既有较早的程焕文教授的“用户永远是正确的”[4]定理，王桂艳的“读者主体论”[5]，彭跃宏的“读者三论”[6]等，也有近期张月英等的“读者主体地位探析”[7]等。
这些研究对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重要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研究者的笔下，读者是图书馆信息服务不可替代的，最富生命力的因素。因为读者的存在，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才具有了更高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这种带有浓厚理性色彩和价值判断的描述，偏重于强调读者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重要性，非常利于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利益的保护。
不过，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重要性，与读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并无直接关系。重要性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主观的，而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主体地位的取得，却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即只与读者是否参与学术引征服务这种民事关系有关。换而言之，当读者选择图书馆作为学术引征服务的提供者，双方就形成了学术引征服务的民事关系。这种民事关系一旦确认，读者就会成为这种民事关系的当然主体和必然的参与者。
2 学术引征服务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
读者的参与是学术引征“交流行为的根本原因”[8]。读者参与到学术引征服务中，他就成为了民事关系的一方，他的主体性地位就得以确定，具体体现就是他在学术引征民事关系中享受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2.1 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享有的权利
目前是个个人权利极大化的时代，正如美国法学家米歇尔·费雷登在《权利》一书中感叹的那样：“权利已成为一个最受人尊重而又确实模糊不清的概念。”[9]在这个时代，更多信息服务研究者的目光会偏重于读者权利的激情呼唤，而缺少些客观理性。但是，如果就此转手从格老秀斯“权利乃一种道德性质，隶属于人，使人得以正当地占有某一特殊的权利，或可以做某一特殊的行为”[10]的法哲学观出发，来研究学术引征服务中读者的主体权利“应该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也不是一种英明的选择，因为这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简而言之，学术引征服务中的读者权利同其它任何民事关系的权利一样，不可能凭空产生，而只可能源于已经存在的民事关系，或者读者参与到学术引征服务中的事实。一般而言，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应该享有以下几种主体权利：
2.1.1 知情权
读者享有了解学术引征服务的相关内容与常识的权利，有权请求图书馆公开学术引征服务的内容、标准、报告格式等信息，并可要求图书馆就引征报告的质量和水平做出公开承诺。
2.1.2 接受“最好服务权”
一般来说，最好的引征服务需要两方面的保障：一是引征硬件，如较全面的引征工具等；二是引征软件，如引征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等。因此，读者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当的引征工具和项目，以及选择信任的图书馆员为自己提供服务。
2.1.3 公平对待的权利
读者在接受学术引征服务过程中，应受到平等对待，不能因“专家”、“学生”等身份而受到差别待遇。在学术引征服务中，读者如果不能被一视同仁，读者有权拒绝接受服务，并可向有关部门投诉。
2.1.4 学术隐私权
学术隐私权是读者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法律赋予读者的作为民事主体的固有权利。读者在使用学术引征服务时，以民事主体的身份与图书馆订立服务合同，同时取得学术引征报告的隐私权。读者的学术隐私权是一项绝对权，并不随着学术引征服务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在一个较合理的时间内，读者仍有权利要求图书馆保守读者学术引征报告秘密的权利。
2.1.5 其它权利
读者在使用图书馆学术引征服务时所应享有的其它权利。
2.2 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应尽的义务
2.2.1 准确、全面的提供需要引征的学术成果的信息
准确、全面的学术成果信息是学术引征工作展开的基础，也是取得客观、全面、权威学术引征报告的前提。读者不能怠于履行这项义务，否则高质量学术引征报告的企求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2.2.2 尊重图书馆学术引征服务的工作程序和规范
读者在使用学术引征服务时，既要按引征人员的要求提供相关的学术成果信息，还要遵守图书馆关于引征活动的具体程序和规范，尊重引征服务人员，不提有违学术常识和学术伦理的无理要求。
2.2.3 其它义务
读者作为学术引征服务民事关系主体应尽的其它义务。
3 学术引征服务中读者主体地位的保障
保障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主体地位，是图书馆的一项基本义务。在学术引征服务中，图书馆既要竭尽全力，保障读者引征权利的实现，也要创造条件，帮助读者完成应尽的学术引征义务。
3.1 读者知情权的保障
要实现读者的知情权，图书馆要按时、完整和全面地公开学术引征服务信息。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学术引征服务的咨询服务。凡读者咨询的合理信息，图书馆都应想办法给予满足。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依靠先进的网络技术，例如可以在现有的在线咨询系统下成立一个专门的引征咨询窗口，突破时空局限为读者提供引征咨询服务，使读者的知情权更容易实现。
3.2 认真对待读者的不满
如前所述，读者享有接受最好学术引征服务和接受公平对待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引发读者不满。这种不满有时会有一种假像，表面上看是读者向某个引征人员发出来的，它的本质却是，这是读者在表达对图书馆引征服务的不满。
在遇到读者表达不满时，图书馆工作人员一定要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服务态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平和服务水平的问题，但良好的服务态度能够安抚读者的浮躁情绪，引起读者的同理心，使其能够更加理智和客观地看待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待读者态度平和后也许就会发现，有些“不公平”可能并不存在，而最优秀的服务正在通过引征人员的积极努力来实现。
另外，图书馆最好建立一个学术引征服务危机处理和沟通机制。当有读者投诉学术引征服务时，由富有工作经验的危机处理人员积极和读者沟通，解决双方的分岐。当学术引征服务规范要发生事涉读者利益的较大变动时，如收费项目增加或服务价格调整等等，最好能事先通过公开听证等方式与读者沟通，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
3.3 注重对学术引征报告的保护
目前，在信息服务领域，“保护读者隐私权可以说已经发展成为图书馆服务中的一个国际性观念、是一种国际惯例”[11]。《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第4条也明确规定：“维护读者权益，保守读者秘密”。因此，在学术引征服务中，图书馆要注意保护读者的学术隐私权，尤其要加强对学术引征报告的保护。
学术引征报告是读者的学术成果被国际检索工具收录和引用的信息汇总，这些信息会“接触到读者的研究兴趣、研究倾向甚至研究结论”[12]，并事关读者的晋升、评优等活动，具有较高的保密价值，读者理应“有权不予公开，不为他人所知”[13]。
在学术引征报告的保护上，图书馆可以采用的有效手段很多，如加强针对引征服务人员的知识产权常识的培训，与引征服务人员订立保密协议等。只要认真对待，一般都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综上所述，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主体地位，是由其参加的学术引征服务民事关系所确定，并通过学术引征服务民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体现出来的。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学术引征机构有责任和义务，保障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主体地位的实现。惟有如此，读者才能真正成为图书馆学术引征服务发展的促进力量，并促使图书馆的学术引征服务向着健康、持续、快速的目标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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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大学教师独立的学术地位 篇3
大学教师作为人类知识重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具有从事学术研究从而成为学者的一切要素和责任。大学教师作为学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基于教师个人对科学的探讨与求真, 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思考与分析, 对良知和责任的追求, 对思想、理论、学说的创新与发展的企望, 对社会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期待, 而绝非应来自于外在的行政性命令式、量化功利式的规定和考核。这是与学者独立的学术地位和要求背道而驰的。
大学教师作为学者的学术地位应该是独立的和自由的。这种独立和自由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最为基本的内容和要求:
一是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内容的选择应是独立和自由的;二是研究成果和形式的选择应是独立和自由的;三是研究时间的安排和控制应是独立和自由的;四是研究成果的数量应是独立和自由的。
不仅作为学者的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地位应该是独立自由的, 就学术研究本身的特点来讲, 也体现出相同的要求性。从学术研究的特点来看, 学术研究是以学者个人的个体性的存在和活动为基础, 它是学者个人的偏好、选择和努力的结果, 而非外在强迫命令的结果;一些学术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的产生、变化、完善和发展有着其自身的过程性和规律性, 而非主观随意性就能定时定量的像工业品一样被“制造”和“生产”出来;对自然现象, 特别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分析、判断、总结和概括, 除了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外, 一方面依赖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依赖于所能掌握的资料及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则依赖于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成熟的状况, 依赖于其本质和矛盾的展现程度及表现出来的内容和方式。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能用学术研究以外的手段和方式所能任意改变的。不尊重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独立地位, 不尊重学术研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 如何还能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呢?
目前, 大学教师学术地位的不独立集中体现在存在着三种异化了的依附:
第一, 依附于学校的科研任务指标及量化考核的要求。现在许多大学对教师都有科研任务量化考核的指标要求, 如一般都以三年为一考核周期, 规定不同职称及学术岗位的教师在三年内所应承担课题的级别, 经费数量, 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及等级, 出版教材或学术著作的数量或字数的要求等等。这些定“产品”、定时间、定数量的“生产”要求和“制造”要求完全摧跨了大学教师学术地位的独立自由性, 把大学教师用外在的强迫性的力量变成能够“生产”学术成果的机器和工厂。这又如何谈得上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呢?
第二, 依附于政府和社会非合理性的评价体系。现在社会和政府建立了一套与独立的学术研究存在相当距离的课题的申报及学术评价的体系。往往大多把那些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或政府所关注的重大课题, 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南, 在立项、选题、经费的拨付、学术研究成果的申报鉴定和评价中给予种种的支持, 而对独立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却往往予以忽视、漠视, 甚至是排斥。这样, 社会的、官方的需求和评价就成为大学教师不得不依附的对象, 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在放弃或减少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受到现实状况的挑战。如果不依附这种社会的需求、政府的导向, 许多的学术研究很难开展。即使开展, 其研究的经费, 成果的发表和出版, 成果学术水平的评价等都难以被社会和政府所支持和承认。
第三, 依附于大学教师自己对名利的追求和束缚。大学教师也非圣人。也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的人, 他的生存也必须依赖于物质的生活并顺应社会对人们的评价。在大学中, 职称是最为重要的名利指标, 无论职称的晋升还是保持续聘, 都与一定的学术成果相连。因而完成这种获得职称和保住职称的任务就成为引导和约束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价值坐标和生命线。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能够容易出成果, 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就成为教师进行学术研究最核心的选择和首要考虑的问题。至于这些学术研究的思想性如何, 创新程度如何, 价值水平如何, 则都成为次要的问题。功利性、实用性成为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动机和方向指标。
大学教师学术地位的这种非独立性, 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导致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缺乏或丧失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导致整个社会学术研究越来越被引向功利性, 却越来越缺乏科学性、创新性;导致学术研究自由度的弱化、学术繁荣和学术进步的丧失;导致社会价值观评价体系的混乱和扭曲;导致整个社会良知和责任的缺失或弱化;导致人类思想文明和社会进步进程的受阻或放缓。在人类思想文明史中, 许多思想家、学者及其研究的成果之所以能延传几千年, 上百年, 他们的思想、理论、观点之所能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起到如此之大的推动作用, 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学术研究思想。而我们现在的学者, 包括大学的教师, 独立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少, 社会所能给予的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空间和评价都出现越来越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趋向。
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 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问世。1883年马克思去世, 另外两卷还没有写完。《资本论》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和努力, 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和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性;孔子的《论语》只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 主要是孔子的谈话和答第子问, 仅二十篇, 一万二千七百余字。但其却蕴涵了丰富的儒家思想和文化;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不到六千的文字, 却给世界提供了道家哲学广博而深刻的哲学思想。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思想家, 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哥白尼、伽利略、卢梭、黑格尔、亚当·斯密、洛克、爱因斯坦等许许多多的个人都是具有鲜明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的思想家和独立自由的学者。试问:我们能用外在的定“产品”、定时间、定数量的工业生产模式的方式, 来培养和考核他们吗?能够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的思维吗?能够用功利性、实用性的导向来诱使他们和约束他们吗?能够用现在社会、政府、学校的评价机制去激励他们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大学的教师仅仅是普通的学者, 而非人人都是或将要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但学者独立的人格和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则是一切学者学术研究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带有普遍性的共同要求。
大学教师作为社会学者群体中的一部分, 应重塑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维, 以独立自由的思维去分析、判断、思考学术问题, 从事探索知识和真理的科学活动。
为了真正有效地消除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异化了的依附, 以下路径的选择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1.要消除大学教师作为教师与作为学者两者之间由外在行政约束性评价机制所引发的对立和矛盾。对教师的考核应回归到对教学工作本身的考量, 即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上面来。
2.学术研究应回归为大学教师自我个体的自由选择。学术研究的内容、方向、成果、形式、研究的时间及完成成果的数量都应成为教师自己独立选择和支配的权利。改变现有的用行政科研任务的量化指标来硬性规定教师学术研究的现状。
3.改变政府、社会、学校对学术研究的激励、评价的机制, 消除对学术研究过分硬性的导向及学术研究数量上的要求。鼓励学术研究的内容、形式、评价指标的多样化, 鼓励学术研究实现真正的创新。学术研究不能只围绕着政府和学校的要求和意图来作选择, 回归学术研究自由的空间和固有的生命力。自由独立的学术研究和选择是一切学术研究、思想创新和变革的灵魂, 这已被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所证明。学术研究应向注重学术研究的质量, 注重学术研究的思想性、创造性而非数量性和等级性的目标的回归。
4.全社会要创造出宽容、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把大学教师对学术研究的执著追求, 从行政性要求、功利性的依附中解放出来, 使大学教师从社会思想文化宽松自由的空间中获取动力、养分、支持和理解, 回归学术研究所固有的求真、求实、责任、良知、独立、理性的本质。
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担心:如果不对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上作出行政性量化考核的科研指标要求, 会不会导致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主动性、积极性下降?会不会导致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水平的下降?会不会导致大学教师学术研究上的懒惰、消沉和放任自流?并最终导致大学科研学术水平和能力的丧失?如果我们对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独立自由的选择在本质上有清晰的认识, 对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也有充分的认识, 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人类几千年来思想、科学、文明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思想或者文明、文化都是客观存在。每个人面对人生、面对世界都将有全新的经验[1]。而这些经验的产生、提炼和形成必须建立在独立的思想认识和思考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学术研究不会因为外在强迫的要求而繁荣和发展, 也不会因为让学术研究获得自由独立的发展空间而凋零和萎缩。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否定自我、战胜自我从而逐渐完善自我的过程[2]。而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 推动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动力之一就是独立创新的思想文化带给人们的启迪和指引。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 大学教师独立自由学术地位的重塑将唤起和激发更多的人重新树立起学术研究的良知、责任、求真、求实、非功利性的内在追求, 带给社会更多的思想创新和变革, 并推动和促进整个国家及社会学术研究永恒性的繁荣和发展。大学是社会独立的学术思想文化创新和传播的主要源地之一。大学教师独立自由学术地位的重塑能够促进大学教育真正获得质量和水平上的提升, 使大学生获得坚实宽厚的科学知识的同时, 更能获得思想文化上的创新和变革的启迪, 并使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获得持久的活力, 并引导和推动整个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摘要：大学教师目前在学术研究上受制于行政、科研、社会评价等多方面量化考核的约束, 正在丧失作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应有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在这种状况下, 作为学者的大学教师从对学术研究的求真、求实、良知、责任转向于对功利性、评价性、实用性的依附。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繁荣发展的条件上还是从学术研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性上, 都应重塑大学教师独立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大学教师,学术地位,独立
参考文献
[1][美]莫蒂默·艾德勒.西方思想宝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学术地位 篇4
《新闻爱好者》得知我获奖的消息, 立刻打电话让我写点感想或对本书的创作与内容作个简介, 感谢他们的重视和对学术的尊重, 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也趁机整理一下头绪, 写一写过去那些无法写进书稿和论文却已融入生命的苦乐与思考, 不然, 时过境迁, 它们都快烂在肚子里了。
一、选题思路
从2004年开始, 我就把知情权作为博士论文写作, 到毕业后的无数次修订和2010年的出版, 这本书凝聚了众多师长和朋友的帮助。
刚接到复旦大学博士生录取通知书, 导师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的学位论文确定在知情权研究的范围内。导师凭他多年的政治敏感和学术睿智, 给我准备了一个学术富矿。然后, 他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并为自己储备了足够的耐心, 等我自己慢慢地去揣摩、去发现它的价值。同时, 导师没有为我限定太多的条条框框, 而是充分尊重我的研究兴趣, 让我去寻找研究的路径, 并在关键时候为我指点迷津,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和不断探寻的学术乐趣。
知情权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 怎样选择一个切入点开始我的研究, 一直是我很苦恼的一个问题。同时, 还有很多问题令我困惑, 比如说, 为什么知情权定义众说纷纭、各执其词?为什么知情权在民主政治生活中这么重要, 却在二战后才被提出来?从学理上如何溯源?知情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利?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权利却一直被政府和人民所忽视?如何在信息传播层面上, 更大地发挥媒体的作用?如何在法律层面上, 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现当代的知情权研究, 缺乏专题性的深入, 要么是比较微观层面的研究, 如讨论知情权的概念, 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区别, 知情权是不是宪法权利, 知情权是积极权利还是消极权利, 突发事件报道如何保障知情权等;要么是比较笼统的研究, 如研究知情权的重要意义、知情权与信息公开, 知情权与隐私权。所以, 我选择了从一个比较中观的层面, 研究知情权的法律保障。这样的选题, (1) 既能包含我对知情权基本理论的思考, 厘清一些理论上的争议; (2) 也能让我从新闻传播的视角, 分析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主渠道地位, 探讨媒体如何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 (3) 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样的选题能够发挥我的学术专长, 我本科和硕士都是法律专业, 近年来一直从事新闻法研究, 所以, 我力争论文能把新闻与法律的知识结合起来; (4)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当前知情权在立法层面的缺失、公众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时的无奈, 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案件, 让我深感知情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才是最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研究困难
知情权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很强, 专业性也很强。
它既是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也是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还关系到政治学的大量问题, 如责任政府、市民社会的建构等。
知情权制度的涉及面如此之广, 那么多的线索、那么多的制度, 论文结构和篇幅的掌控非常困难。
刚开始的时候, 每一章写下来都有七八万字, 但为了不偏离逻辑主线, 不得不忍痛割爱, 比如, “知情权的法律价值”一万多字, 已经在法学核心期刊《太平洋学报》发表, 但因放在书中文气不顺, 就舍弃了;颇觉得意的“传媒与公众知情权”也在孙旭培老师的建议下删掉了, 孙老幽默地说:“这一章写得虽好, 但有点像在一件很珍贵的皮衣上补了块花布。”
国外的第一手资料比较缺乏, 国内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这给论文的写作带来很多困难。
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 知情权的研究历史都很短。知情权概念是在二战后提出的, 政府信息公开的普遍立法, 在世界上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中国有关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立法探索, 也是近几年刚刚开始, 基本理论的认知还存在很多分歧, 论著几乎没有。
在国内研究中, 当时直接与知情权相关的论著只有三本:刘杰著《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主要对美、日、中三国信息公开立法的背景和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苏成雪编的《传媒与公众知情权》主要讨论在新闻报道中,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问题;曲直著《知情权:阳光下的觉醒》, 更像一种普法类的知情权小百科, 这本书通过大量案例, 以简洁明快的语言, 围绕购物知情、就医知情、媒体责任、政府义务等七个方面, 与公众讨论了维护知情权的途径, 内容丰富而生动。
选题比较敏感, 一些体制性的问题较难深入。
比如, 如何界定新闻自由, 如何顺着新闻自由的政治逻辑, 围绕政府、媒体、公众三者间的关系, 展开新闻传播理论中的媒体体制研究与媒体政策与法律研究, 并将思维的目标指向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如何平衡党管媒体与媒体权利的实现?媒体如何处置政府信息流量, 妥善报道公共信息, 以满足公众知情权?这些问题, 在论文中有所述及, 但没有太多的展延。
三、研究路径
一旦确立了权利保障的视角, 我的研究框架就基本明确了。
权利保障, 一般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权利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的帮助, 国家不仅要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各种物质条件, 还要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社会保障。二是指救济性保障, 不仅包括司法审判保障, 还包括行政救济保障。可见, “权利保障制度不是孤立的制度, 而是由多项制度组合而成”。[1]对权利进行保障, 就应该建立完整、系统、有效的权利保障体系。
我发现, 构建知情权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很多国家除了在宪法中确立知情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外, 更注重通过制定具体的制度来保障知情权的实现, 并规定知情权的行使程序以及权利边界。这些制度主要有政府信息公开法、保密法、档案开放法、隐私权法、信息传播法、权利救济法等。
在以上法律制度中, 政府信息公开法、保密法、权利救济法, 是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最主要的内容, 所以在本书第三、四、五章中, 我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知情权制度的设计与完善, 并将有关开放档案、保护隐私权、传媒在信息公开中的作用等内容, 穿插在所有章节中进行讨论。
在写作过程中, 我努力追求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 尽量汇集世界各国知情权制度的文明成果, 在各章节中, 都是既有中国问题的讨论, 又有国外立法例的介绍或对比, 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只是我做得还不够好, 因为, 困难确实不少。
四、主要创新点
(一) 概念创新
从收集的100多个知情权的定义看, 大家各有说辞, 可以说, 知情权成了一个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 正如“权利”这样一个魅力四射的词一样被过度使用着。 (1)
很多学者从信息的内容和范围出发, 定义知情权;也有很多学者从信息的获取方法出发, 定义知情权。由于“信息”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渠道也多种多样, 以致知情权定义复杂多样, 分歧很大, 知情权变成了一个极其广泛、复杂的概念, 有人说它是公法方面的政治权利, 有人说它是私法方面的人格权, 还有人说知情权包括国家权力的问题。[2]
经过综合分析与研究, 我认为, 知情权一词难以界定, 主要的原因是下定义的逻辑起点存在偏差。所以, 我尝试从权利的性质出发, 重新定义知情权的内涵与外延, 将知情权分为公法领域的知情权和私法领域的知情权。从而, 我把自己的研究界定在“公法领域的知情权”并将它界定为:基于对公权力运行的了解与监督, 知情权是任何人依法获取国家机关及其他管理机构公共信息的权利。本书所研究的公法领域的知情权, 主要是公众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在这里, 知情权的权利主体是任何与请求事项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知情权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他管理机构拥有和应该拥有的公共信息;知情权的性质是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属性的民主政治权利, 是一项具有宪法地位的基本人权。
知情权一词, 至今没有进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也许正像日本当年制定信息公开法一样, 因为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还不够清晰, 立法部门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 (2) 所以, 我认为, 在本书中花些篇幅廓清知情权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含义是很有意义的。
(二) 发现规律
在梳理和界定了知情权概念之后, 本书在第二章, 从知情权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出发, 纵向与横向地综合考察了世界信息发达国家的知情权制度的构成, 并详细分析其特点, 以便找出其规律性和普适性的东西。
考察世界主要国家的知情权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我发现, 知情权制度几乎不可能由国家权力机关主动构建, 而只能自下而上、并主要通过民间组织和团体的力量推动国家立法。
知情权制度在各国的确立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政府往往成为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最大阻力。政府不愿公开信息的原因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1.保密有利于掌握信息控制权, 为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更多便利, 使政府有更多的控制力和寻租机会;2.不公开信息, 方便政府推卸责任或逃避问责。知情权的核心是政府信息的公开, 其效力主要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国家机关总想更多地占有信息, 而不让人民充分了解信息, 所以知情权立法不可能由国家权力机关主动构建, 它必然是由下而上的, 由民间组织和团体的力量推动, 或者先在地方立法再经国家立法。例如, 美国知情权制度的构建源于新闻界的努力, 英国、日本知情权制度的构建主要由非政府组织推动, 韩国知情权制度的构建由学术界和司法界推动, 德国知情权制度的构建源于欧共体的压力及国内环境团体的努力, 新西兰的知情权制度构建源于外来思想的影响, 泰国的新闻封锁促成知情权制度的构建。
(三) 理论创新
本书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知情权的权利救济上。探讨权利保障问题, 最终必须落在权利救济上。
中国的知情权救济几乎寸步难行:2005年的董铭案, 2006年初的咪表案, 2006年5月的马聘案, 都被法院以各种理由驳回诉讼;或者刚立案, 当事人就不得不撤诉。由此出发, 本书大胆设想“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中国民事和行政侵权领域, 探讨公益诉讼救济的研究刚刚开始, 国外却早有理论, 如法国的行政越权之诉。
中国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侵害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 主要原因是立法上没有提起知情权救济的合法依据。且不说目前知情权争议不属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即使法院受理了, 依照这些法律, 与请求事项没有直接利害的人不是适格的救济主体, 对政府抽象行政行为有争议的, 不能要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光这两点, 就卡死了大部分有关知情权的纠纷。即使依据刚刚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从2008年5月1日起, 公民对政府机关不公开信息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但这种救济, 仍然仅限于对政府侵害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
我认为, 要解决上述问题, 就必须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首先, 要明确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成为知情权救济的适格诉讼主体;其次, 要规定限制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都具有可诉性, 扩大知情权的救济范围;再次, 法院审理知情权案例应有别于一般民事或行政侵权案件, 比如, 可以采用非当事人主张的理由支持知情权请求人;最后, 要确立知情权救济的基本原则, 即利益衡量原则和及时原则。
五、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 它标志着中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该条例以“考核评议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举报调查制度、行政复议和司法救济制度”五大制度, 防止行政机关以保密审查机制为托词, 或者以第三方不同意为由, 不履行公开政府信息义务。条例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基本要求和公开的内容, 也规定了各级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重点, 还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公开的信息, 并明确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之外, 所有政府信息都可以公开。这一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建立“阳光政府”奠定了基础, 便于从制度上和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该条例的实施, 也促成了《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4月29日的修订, 修订后的保密法大大缩小了国家秘密范围, 促使政府信息更加公开。
但是, 该条例毕竟不在基本法层面上, 与国外的信息公开法还有一定的距离, 通读下来, 仍有不少遗憾。比如, 在立法目的上, 它强调“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促进依法行政,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立法没有体现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为本位, 其出发点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改善政府形象;强调政府信息对“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而回避了政府信息对公民“民主政治活动的服务作用”;在立法原则的设置上, 仅仅规定了“公开、公正、便民”的一般原则, 回避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 又是一个权利时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法律对于权利来讲是一种稳定器, 而对于失控的权力来讲则是一种抑制器。颁布自由与平等的宪章的目的, 就在于确保今天所赋予的权利不会在明天被剥夺。”[3]在这样一个信息、权利的时代里, 知情权正是公民获取各类信息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 也是公民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民主权利的必要条件。贯穿全书的法律理念, 是以权利制约公权力, 建立服务型的责任政府, 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充分实现。让我们共同走进权利的时代!让我们在信息的海洋上, 乘着民主法治的东风, 驾着权利的巨轮, 以公共利益为航标, 驶向全人类自由、和谐发展的彼岸!
尾记
此书的出版和获奖, 对知情权的研究似乎是一个比较满意的收笔, 其实不然。笔者一直对忍痛割舍的“传媒与知情权”一章耿耿于怀, 媒介权利体系的构建仍是当前新闻法研究中的当务之急, 采访权、报道权、舆论监督权、信息传播权等还需要立法保障。毕业前导师关于“四权研究” (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 的嘱咐与期望还时时萦绕在耳旁, 一直潜心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杨保军师兄又以“十论封笔、四权树立”鞭策小师妹 (师兄要写新闻十论, 已经完成七论) 。自叹任重而道远。
最后, 再次感谢为本书付出努力的所有师长和朋友, 感谢吴玉章基金会的评审专家, 你们的提携和友谊是我一生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杨春福.权利法哲学研究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63-164.
[2]杨立新.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M].//王利明, 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148.